纪实与虚构：中国当代社会转型语境下的电视剧生产(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涛甫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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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与虚构：中国当代社会转型语境下的电视剧生产试读：

导言　电视剧：被忽视的社会文本

本书研究两大文本之间的关系：一是社会文本，二是电视剧文本。表面上看，把社会与电视剧扭合在一起，有点牵强附会，甚至可能感觉到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伪问题，没有什么研究的必要。实际上，电视剧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在如今的媒体主宰的世界中，社会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当代社会，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1]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媒体文化’。”社会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受制于媒体，电视媒体赋予人“看见”社会、“发现”社会的空前机遇，但这种“看见”与“发现”，并不是人们经验层面的真切体验，而是替代性的“看见”与“发现”。电视在给予人们社会知识的同时，也将电视的“洞见”与“偏见”给了观众。丹津说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科学家们诋毁或干脆不理会媒体娱乐成了一件时髦的事情。以否定的眼光看待媒体工业产品的社会科学家们称这些产品为大众文化，并且预言它们在总体上对受众和一般社会关系将产生可怕的影响。大多数社会学理论一般都将文化降低为一个从属的、无足轻重的角色，当作结构上的可变因素产生的后果或结果。近年来，媒体文化逐渐受到比较年轻一代的社会科学家的青睐。在一些新近的社会学理论中，文化，尤其是媒体文化，已经成为一个[2]重要角色，影响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曾经有很多人把媒介文化视为可有可无的事物，仅仅作为“余数”来看待。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媒介文化的重要性，有不少成果证明，媒介文化并不是像我们往常理解的那样简单。人们对媒介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来自媒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影响，特别是电视媒介无处不在的深刻影响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它的显性存在。电视媒介已经成为当代人生活中的关键性角色，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尤为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恰恰是中国电视媒介发展最迅速的时期，社会转型与大众媒介之间交互影响，在人们眼前展现了一个生动多彩的世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被马克思称为“世界交往”的时代深刻影响着当今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借助媒介，人们可以获知外面复杂世界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汲取新的信息，继而将这些信息纳入自己的意识结构中，形成关于世界和社会的印象与判断。也就是说，通过媒介，人们在自己的大脑中塑造了外部世界的景象。媒介每天不断地从外面的世界泵入信息，又把这些信息泵出去，但是经过媒介泵进泵出的信息在媒介系统内部是经过了一番复杂程序加工、处理的，经过媒体系统的加减乘除之后，媒体传播给人们的信息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关于周遭世界的“真实”形象了。其实，了解媒介生产流程的人都知道，由于主观、客观原因，媒介对外面世界的反映不可能是纯客观的。李普曼说过，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了，人们没有做好准备去应付如此奥妙、如此多样、频繁变化的环境。因为我们不得不在这个环境中活动，所以必须在能够驾驭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对它进行重[3]构。有了职业媒体的辅佐，人们就把自己的“耳目”托付给了它们，有很多事情不必也不可能事必躬亲，借助职业媒体的专业化工作，人们可以实现对日益复杂世界的间接感知。随着媒体行业的迅速发展，媒体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它们越来越有效地将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重要信息迅速传递到受众面前。而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凭借一己之力，根本就无法真正了解变化无常的世界，于是，他们对媒体的依赖就越来越大，他们得靠媒体来观照世界，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即是媒体所传输的世界，借助媒体这个专业化管道，人们来确定自己与世界的联系。在长期的媒介化过程中，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也渐渐地发生了改变。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媒体告诉他们世界是什么样的，他们对世界的印象就是什么样的。媒体的眼光定义了世界，规定了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媒体，我们现在将如何应对身外的世界，假如没有媒体，我们又将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因为我们的社会经验是由媒体给定的，一旦离开了媒体，就如同高度近视者离开了眼镜一样，立即失去了对于这个世界的方位感。

电视媒体的问世，提高了媒体建构世界真相的能力，视觉上的直观效果大大满足了人们对直接经验的幻觉。多里斯·格拉博尔认为，电视与其他媒体比较起来，它能够更有效地促使大脑有条理地工作。电视给我们以文字、声音和图像来处理信息，这样就使得我们的理解[4]更加丰富，对媒体展示的情形就了解得更加全面。电视媒介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接受习惯和认知习惯，给观众带来切切实实的现场感，人们可以跨越空间障碍，直接面对事件“现场”，真实的“幻象”扑面而来，直逼受众的感官，人们的间接经验就在绘声绘色的画面面前置换成直接经验。媒介作为人的延伸，在电视媒体时代，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意义。在电视媒体之前，媒介作为人们感知世界的触角，只具有抽象层面上的含义，媒介传递给人们的信息并没有有机地融入人们的自身感觉之中，彼此之间还不甚融洽。电视的出现有助于人们更直观地把握世界，特别是当电视进入普通家庭之后，电视就更加成为人们日常经验的主要来源。电视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它的技术优势渐渐演变为社会文化层面的优势，电视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电视具有真正的日常性：它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抚慰者，这是它的情感意义；它既告诉我们信息，也会误传信息，这是它的认知意义；它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轨道中，这是它在空间与时间上的意义；它对人造成了冲击，被记住也被遗忘；它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核心机制；电视彻底地融入日常生活中，构成了日常生[5]活的基础。电视已经有机地介入到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介入到人们生活的深处，生活已经被电视化了。正因为电视是如此深入地嵌入生活中，正因为政治、经济、社会因素自身是如此强烈地融入电视中，我们必须把现代社会中的媒介看作是一种多种因素决定的[6]复杂权力——更好或者更坏。因此可以说，电视已经本质化地进入了当代人的生活。“在今天，电视已经是纪传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7]个部分了——它差不多已经是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了。”没有电视的家庭，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另类”，如果没有电视来帮助你、愉悦你、烦你，你的生活是很不正常的。缺少了电视，意味着你被甩出了现代媒介化的社会轨道，电视已客观地成为塑造人们生活习性的一个特殊媒介。电视在隐喻意义上成为家庭中的一员，在实际意义上它也进入了家庭关系的日常模式之中，成为人们情感与认知能力的中心。例如，它能缓解或者安抚人们的生活压力，给人带来安全感或舒适感。电视媒介对于家庭的介入性表现在：它呈现了家庭内在关系的动态性，呈现了在家庭中以性别、年龄为基础的个体以及个体之间联系的动态，也呈现了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随着情况不断改变而变化的动态。家庭的内在结构不只是家这个私人空间的产物，而且还是媒介[8]的产物。

本书选取电视剧来考察电视媒介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电视剧与社会语境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纠结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社会转型构成巨大的外在力量，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当代电视剧的生产。中国当代的社会语境给电视剧生产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实在性场域，这一丰富而又坚硬的社会场域决定了象征性资源的生产与再生产。喧嚣、粗粝的社会场域不断地刺激电视剧生产，源源不断地给电视剧输送原材料，形成了电视剧消费的居高不下，每年1万集左右的电视剧生产规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消费市场中是一个天文数字。同时，中国当代的社会场域生产了大量的电视剧消费者，这些电视剧消费者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消费导向拉动了象征资本的生产。但是，作为象征资本，电视剧又不纯粹是消费性的，人们在消费这些电视剧符号的同时，也将生产新的东西。由于电视剧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价值元素和文化因子，因此人们在消费电视剧的时候，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电视剧中蕴含的意义的影响。电视剧中的意义渐渐地进入到人们的观念世界，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的态度，改变着社会场域的内容和结构。

我们认为，中国社会与电视剧构成了正相关的关系。社会对文化的影响是显性的，而文化对社会以及社会成员的影响则是隐性的。不能简单地认为，电视剧只是镜子式地反映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只是对变化的社会作机械模拟，仅仅满足于古典写实主义的把握。这里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与影像之间的直接对接不重要，而是说，仅仅有了这种机械的对接还是不够的，即便是影像以纪实的方式忠实地记录了现实社会的真实状况，也不足以说明两者之间仅仅是机械对应的关系。在本书的叙述中，主要兴趣不在于电视剧象征系统与社会实体之间是否一一对应，我们的兴趣是关注两者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在电视剧所提供的象征资源并不是镜子式地反映现实世界的表象真实，电视剧的反映往往是多面镜式的，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情态。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停留在简单索引式地寻求影像和现实之间的直接对应，不能将两者之间的表面呼应理解为两者的深刻关联，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两者究竟是怎样的关联？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是如何渗透到电视剧中去的？而电视剧又以怎样的方式来反映社会转型，又如何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现实社会？

本书把研究背景置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20多年的历史语境里，我们把这个独特的社会、历史场域称为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众所周知，这20多年正是当代中国发生整体性深刻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期间，中国由高度单一化的“总体性”社会逐步向一个多元化、市场化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时间上，还体现在空间上；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同时也体现在价值层面；不仅体现在社会层面，还体现在符号意义层面。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包括社会大系统内的多个层面的变迁，涉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而且这些子系统的变化并不是在各自单独的轨道行进的，而是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交叉，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复杂轨迹。而各个领域的转型轨迹和内在理路又是不尽相同的，即使同一个领域的转型，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态也是不尽相同的。社会场域的转变渐渐影响到象征资本。电视剧这一类型的象征资本原本并不具有太大的社会关切度，在众多文化资源中，它的文化含金量是比较小的。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性产品，社会场域中的优质资源并没有聚集在它的身上，精英文化对它还有点不屑一顾。但是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深入，大众消费引来了中国文化场域的一场革命，精英文化风吹云散，大众文化则迅速繁荣蔓延开来，电视剧成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主打产品，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主食”。大众文化席卷整个中国社会，成为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文化场域中的历史奇观。近年来，学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开始热闹起来，但只是无序的热闹。我国研究者的学术资源最初多是西方的，中国社会、文化跟西方的差异决定了不能直接拿异域学术资源越俎代庖，有限度、有条件地参照是必要的，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还存在消化不良的问题。再者，研究者喜欢从精英主义立场出发，对大众文化进行居高临下的批评，这种批评是需要的，但如果是一边倒的远距离轰炸，缺乏近距离的深入体察，很容易产生精英主义的傲慢与偏见。

本书将从意义、产品的生产角度观察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与电视剧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社会共同体中，意义的生产是必不可少的，现代媒体为意义的生产提供了一条庞大的生产流水线，通过这条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意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社会中，影响了千千万万的社会成员。作为当代社会热媒介的电视媒体，在意义生产方面，扮演着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在电视的诸多内容产品中，新闻和电视剧是其中的核心内容。新闻对人们的影响往往比较直接，因为新闻所反映的是现实世界的信息，了解这些信息有助于人们把握现实世界。电视剧所反映的内容就比较复杂，远远没有新闻那么明确、直接，电视剧不要求对实体世界进行忠实的记录，它与实体世界的关系比较暧昧，是一种想象性的现实关系。电视剧以什么对现实社会发生关系？我们认为，电视剧通过它所包含的意义以及电视剧本身的物性（产品）进入现实社会，参与到现实世界的种种关系之中。电视剧建构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这个世界具有丰富的意义，正是这些意义源源不断地流入社会，与社会发生化学反应，衍化成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本书将重点放在电视剧的意义层面上，我们将考察当代社会语境下的电视剧的意义是一个怎样的构成形态，并进一步地追问，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意义，它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与人的关系又如何？这些意义的生产背后有什么力量在其中推动？我们认为，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有多种力量参与意义的生产，并在背后进行微妙的博弈，构成了比较复杂的权力关系形态。另外，我们还关注电视剧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表现以及其背后的关系结构。依靠电视剧来开拓市场，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电视媒介社会化生存的核心法则，即便再强调电视媒介的意识形态属性，电视剧的市场效应也已经成为各个电视媒介组织无法回避的生存现实，很多电视台都或明或暗地打出“电视剧立台”的口号。而与国外的比较纯粹的商业化机制比较起来，中国的电视剧生产具有更加复杂的内涵和运行机制，这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特别留心的问题。[1]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2]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3]李普曼：《公共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2页。[4]W·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5]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6]同上书，第6页。[7]Gunter, Barry and Svennevig, Michael（1987），Behind and in Front of the Small Screen牶Television Involvement with Family Life, London, John Libbey.[8]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第一章　中国当代社会转型

第一节　“总体性社会”

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形态。在这一社会语境下，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包揽一切，将其威力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统统被网罗在国家政治权威的控制之下，就连个人的日常生活也受到巨大影响。有研究者将这种社会形态命名为“总体性社会”。“总体性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呢？孙立平等人认为，“这是一个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集中，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这个社会结构具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国家对大部分社会资源的直接垄断。这里的资源不仅指生产资料，也包括如城市中的住房等生活资料、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以及就业机会等机会资源。也就是说，国家不仅成为生产资料的垄断者，而且也是生活资料的发放者，同时也是社会权利和名誉的配置者；第二，社会政治结构的横向分化程度很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第三，从纵向角度看，过去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家—民众”的二层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的社会动员能力很强，可以利用全国性的严密组织系统，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实现某一目标，特别是在经济建设、争光项目和应对危机方面，其社会动员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但由于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中间缺少缓冲，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国家控制的力度，当国家控制受到削弱时，社会具有一种自发的无政府、无秩序倾向。社会生活呈政治化、行政化趋势，社会各个子系统缺乏独立运作的条件，支配不同功能系统的是同一运行原则，任何局部性的矛盾或紧张都有可能引发[1]全局性危机。这种社会结构具有高风险性，往往是难以持续的。表面上看，它坚固、强大，但实际上十分脆弱，因为它缺乏多元、柔性的调节机制，缺乏安全性。

总之，“总体性社会”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社会，整个社会生活几乎完全依赖于国家权力驱动。这种社会体制对于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当时新政权根基未稳，面临着敌对势力颠覆、破坏之虞的情况下，加强国家政权对全社会的控制力量，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也有利于国家集中全国性资源从事重点或者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比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初步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建设，都充分体现了国家政权在宏观调度和全局控制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新政权根基的日益巩固，国家政权全面干预的社会控制方式渐渐地暴露其负面影响，这种全国一盘棋，不分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片面一刀切的“总体性”社会结构窒息了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创造性及活力。这种以政治逻辑统摄一切社会领域的状况必然会扭曲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态，“文革”就是这种状况引发的历史灾难，这说明这种“总体性”社会结构走到了历史的尽头。[1]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第二节　经济改革推动社会转型

一、经济体制改革

为什么优先从经济改革突破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的这一经典性论述，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经济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但是我们知道，在政治逻辑统摄一切领域的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十分缓慢。1978年，中国城镇人均存款余额只有89.8元，农村仅有7.0元。为什么中国当年的农村“大包干”改革是从经济不发达的地方破土的？正是由于经济原因。安徽小岗村的农民等不及姗姗来迟的改革春雷，他们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自发改革，率先打破旧体制的坚冰，在全国范围内引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大限度解放了被束缚多年的农村社会的生产力，农民收入明显提高，生活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但问题在于，农民的土地改革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不是没有限度的。人多地少，作为分母的农村人口与作为分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渐渐地随着农村改革的延续凸显出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村劳动力富余的问题就显得比较严重了。但是，当时的劳动力要素还不能进入市场，身份制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徙、流动。那么，这个时期的农民是怎么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的呢？农民的策略是：就地消化。有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就在这个背景下破土而出了。

乡镇企业其实是要解决农村向工业化转轨的问题。如果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仅仅是初步解决农民的生活自给问题，那么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则意味着农民开始转换身份，他们要突破传统社会体制束缚，自发进入新的社会领域，参与市场建设。在中国乡镇企业的实践中，农民的务实和聪敏使他们不自觉地充当了中国改革的探水者，他们无师自通地捕捉到了市场的春讯。一时间，乡镇企业发展得如火如荼，成为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一道亮丽风景线。1984年，整个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农村经济总量的43.9%，乡镇企业成为国家税收增量的主要来源，成为中国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领域和就业结构转换的主要渠道，成为农村和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我们不难发现，乡镇企业是在城市国有企业不景气、民营企业还没有真正兴起、外资企业还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实行的初级工业化无论在技术、资本、人才等方面都先天不足，它的主要优势体现在体制和机制方面，但只是暂时性的优势，等到城市中的竞争者开始发力的时候，乡镇企业的劣势也就显现出来。乡镇企业之路一旦坎坷起来，农民的出路自然就延伸到了城市。

1984年以后，经济领域的改革才在城市渐次展开，可见，城市改革起步明显晚于农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局部展开的，比如放权让利、价格改革、双轨制、局部承包制、工资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等，这些改革与农村改革的一步到位不同，城市改革是非常审慎的。城市改革没有推倒原来的体制实行整体性的翻新，而是进行内部调整，改革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先进行最见成效也较容易的改革，把难度大的改革放在后头。这种小步快走的策略在城市经济改革中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这种改革思路后来被学界概括为“渐进式改革”或曰“增量改革”。经过近20年的改革，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经济增长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初步形成，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年至199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接近10%，大大高于该时期年均增长率3%的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化过程不同，西方是直接从自然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中国则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市场化不能直接照搬西方的模式。有研究者认为，“1992是个转折年。1992年以前的改革可称为‘感性发展阶段’，或破坏旧体制阶段，主要的特征是实验性、分散性、利益引导和破坏旧体制，在要不要改革和怎样改革、如何改革、方向如何等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共识。其中，1984年前是以农村改革为重点的阶段，1984年后是以城镇改革为重心的阶段。1992年以后的改革相对应地可称为‘理性推进阶段’，或建立新体制阶段，因为改革是有目的的目标明确的推进，其主要特征是系统性、主动性、制度创新和建立市场经济的框架，改革成为全体人民的共识”[2]。中国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感性实验改革之后，即在1992年以后，采取了比较明确的市场化改革思路，通过渐进改革逐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由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化。那么，究竟发展到哪一步才算是市场化呢？陈宗胜认为，市场化的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行为主体的独立化；（2）经济决策的分散化；（3）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多元化；（4）产品价格的市场化；（5）要素价格的市场化；（6）市场行为的规范化、法制化、秩序化、信誉[3]化。

中国经过20年的市场化改革，究竟在市场机制建设方面取得哪些成绩，还存在哪些不足呢？首先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改革也是卓有成效的，中国的市场化水平由改革初期的5%提高到20世纪末的60%，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改变。但是，由于走的是经济优先发展的路径，而且在走这条路的时候，采取的是先易后难的改革策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很多体制性的矛盾就变得越来越突出。国企改革、“三农”问题、金融体制问题、环境污染、社会贫富差距等问题成为制约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双重压力给这个时期的改革带来很大影响。

二、社会结构转型

在这20年的改革过程中，社会结构的转型完全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由于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推动了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原先“总体性社会”的社会结构单一，城乡之间，社会身份、社会财富之间的流动是很小的，社会结构是一个静态化的结构，当这种僵化的结构延续到一定的极限之后，就会出现大的断裂。从80年代开始，自上而下式的渐进改革慢慢松动了处于崩溃状态的社会结构。孙立平等人认为，“1979年以后，中国总体性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分化，即它同时发生了社会群体的分化、阶级的分化、地域的分化等等。分化使中国从一致性社会变为多元社会。与此同时，在行政领域中也发生了从集权向分权的过渡，决策权从过去的只集中在最高部门和少数人手中，变成基层部门也广泛地享有了决定自身事务的权力”。“这导致中国总体性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成无[4]数的片断和原子，也可称之为社会碎片化。”这一观念是对2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准确概括，这种结构分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社会结构的松动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率先打破了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之上的低效体制，农民收入有了明显增长，收入差距也开始出现。但是，由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起点公平基础上的，农民主要依靠粮食生产所引起的收入差距毕竟还不太大。后来，农业之外的产业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市场经济渐渐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乡镇企业即是中国农民就近发展和寻求产业结构突破的天才创造。通过这一制度创新，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民身份发生了蜕变。市场经济加剧了资源的积累，同时也加剧了资源分配差距的扩大。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了以绝对公平牺牲效率的传统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农村的社会阶层也悄然发生了变化。相当一部分农民依靠诚实劳动和聪明才智成为农村的富裕阶层，不少农民开始摆脱几千年来土里刨食的命运，成为乡镇企业的工人，成为城镇化或者工业化的受益者。但是，形势发展并不乐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在城市工业和外资企业的双重挤压之下，处境十分艰难。农民的出路在哪里呢？

进城成为农民的无奈选择，但是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身份还是很尴尬的。按照西方工业化历史的经验，农民进城正好适应了工业化急剧扩张而造成的劳动力需求，但是中国面临的情况要远比西方国家的早期工业化历史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成为社会“死结”，在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一旦放开城乡之间的阀门，农民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市，会使得本来负荷沉重的城市就业雪上加霜。城市中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再就业已经成为城市和政府的沉重负担，加之农民的涌入，会导致城市极度消化不良；二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它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承受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阵痛，另一方面还得承担全球化加在发展中国家头上的代价，现实迫使其只能负重前进；三是中国各地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大量的劳动力涌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这反过来会使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农民进城，即使身体进去了，身份还是进不去，他们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无法和城市居民平等享用城市资源。而且，农民的“根”还牢牢地拖着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让他们大大受益的土地，现在却成了进城农民的沉重负担，即使他们不再在土地上耕种，他们还得照样交纳农业税和其他费用，因此，土地和农民身份成了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

2.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总体性社会”里，城市结构非常简单，城市经济主要依赖公有制企业，城市居民主体是公有制企业职工。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国有企业职工是经济和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阶层，属于那个时代的中间阶层，也是中坚力量。从1984年开始，城镇改革起步。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非国有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国有企业职工的经济地位渐渐下降，社会地位也同步下降，尤其是下岗国企职工的处境十分困难。据199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69.7%的失业下岗人[5]员来自国企。与国有企业职工地位处境的转变形成对照的是城市富人阶层的崛起，这一新崛起的富人阶层的构成和发迹背景比较复杂。多数人是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和聪明才智获得财富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富人，他们的发迹背景是比较暧昧的，其中有不少人是依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获得的政策、权力资源迅速暴富起家的，比如依靠钻“双轨制”改革政策的缝隙，一夜之间暴富。另外，灰色经济也使得一部分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经济改革打破了原先单一、稳定的经济增长模式，改革的巨大力量迅速改变了城市格局，那种板结的城市结构在改革力量的有力撬动之下，开始慢慢地松动起来。改革彻底打破了原来由国家干部和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等几大阶层构成的城市结构，城市版图经过重新洗牌之后，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富有活力的城市结构。原先处于中心的社会阶层渐渐地边缘化，一些新生阶层迅速成长起来，城市舞台除了原先的社会角色之外，出现了很多新的面孔，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下岗无业人员阶层等。不同城市角色生活的环境和方式也各不相同，我们从城市建筑设施、居住环境以及居民消费可以看出城市结构分化的剧烈程度，在经济发达的城市，这种阶层差别和结构分化更加显著。极尽豪华的高级住宅群和简陋阴暗的棚户区已经成为城市地形图中最常见的风景；高级私家车出入于戒备森严的豪华娱乐场所，而城市下岗工人还在排队领社会保障金；贵族学校动辄几万元、十几万元的学费对于工薪阶层家庭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可见在城市结构多元化的同时，阶层分化也愈加明显。

三、社会结构转型面临的新问题

1.社会身份重新洗牌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改革与80年代的改革显著不同：80年代的改革基本上能够使全社会各阶层普遍受益，虽然各个阶层获得的利益也会不同，有人分的蛋糕份额大，有人的份额小，但是社会各个阶层对改革基本是持欢迎态度的，因此，这个时期的改革阻力较小，推动起来比较容易。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改革进入深水区，即要伤筋动骨，涉及体制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改革进程变得十分复杂。90年代以后的改革让一部分人受益，也使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出现了不均衡发展的态势：城乡差距加大，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差距也日益拉大。各阶层对于改革的态度和预期出现很大差异，孙立平等人对社会转型中的利益主体进行了分类：一是特殊受益阶层，即新富阶层或者暴富阶层，他们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这个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拥有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企业承包人、一部分暴富起来的干部、涉外企业经营管理者以及各类明星、经纪人等；二是普通受益阶层。这个阶层人数众多，成分也比较复杂。传统身份的群体，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等，多是普通受益者。普通受益者阶层构成了中国改革最主要的社会基础，但是从9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情况看，这个群体本身也出现了分化；三是相对被剥夺阶层，这里主要指农民和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四是绝对被剥夺阶层，指的是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中国的绝对被剥夺阶层，主要是集中在西南、西北[6]以及一些山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苦农民。陆学艺等研究者以职业分化和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为标准，对现今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划分，他们认为，处于社会上层的有：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大私营企业主、高级专业人员；处于社会中上层的有：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等企业主及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处于社会中层的有：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有：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民；处于社会底层的有：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7]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催生了社会身份的大洗牌。从积极的角度看，这种重新洗牌是在社会资源总量迅速扩张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社会生产力被激活的结果，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而且，它仍然以进行时的方式继续演变。但是，从消极的角度看，这种社会身份的分化很容易产生新的社会矛盾，那些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阶层会产生受挫感，容易产生反改革乃至反社会的情绪。如果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处理好这些矛盾，将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结构的良性发展。

2.贫富差距拉大

一是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呈加大趋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据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和有关专家的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在0.35至0.48之间，说明中国已经进入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行列。各阶层对社会的满意度在改革的不同时期也存在差异。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等人1996年所做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大约86%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比10年前更好，仅有4%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变差了。这表明，最初十几年的经济改革确实使绝大部分中国人获得了益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因而人们广泛支持经济改革和党的政策。但是，在2000年和2001年，陆学艺等人组织的社会调查结果与几年前有了不少的变化。认为自己生活水平比1995年更好的人所占比例下降，而认为生活变差或者没有什么变化的人所占比例则有所上升。在深圳市，大约14%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在镇宁县，大约20%的人有同样的感觉；在合肥市，这一比率则高达24%。这种变化表明，近五六年来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虽然使超过半数的人明显受益，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受益不多或者利益相对受损。在城市中，大约1/6至1/4的人感觉生活水平下降；在农村，这个问题更为突出，近1/3的人认为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另有1/5的人认为生活水平不如以前。感到明显受益的阶层有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对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持积极态度；而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则较多感到自身利益受损，这些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对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如共同富裕等）感到怀疑，还有不少人对某些相关政策感到不满，对未来缺乏信心。由于这些阶层的总体规模庞大，所以，他们的这种态度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不利的[8]。这应引起整个社会高度重视，改革必须要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承受力，尤其要考虑社会底层的利益“吃水线”，如果超负荷航行，改革抗风浪的能力会大大削弱，很容易引发社会危机。

二是目前的社会结构不是现代社会中应该具备的“菱形”结构，而是“金字塔形”的结构。在比较成熟、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中，中产阶层应该是社会的主体，这个阶层占据主体地位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因为它是社会高层和底层之间的缓冲层，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中产阶层在社会上代表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激进思想和冲突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中产阶层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导群体，在中产阶层占社会较大比重的情况下，他们的消费方式保证[9]了社会拥有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改革以来，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利益分化，据近年的一些调查表明，中国的高收入阶层在总收入中占有的比重过大。由于中国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过程中，起点公平和过程公正问题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造成市场竞争不充分，垄断则成了改革的伴生物，这是一部分富人阶层迅速成长并占据社会显赫位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居民收入的“金字塔形”结构中，作为现代社会的主体性力量——中间阶层占了很小的比例，而中、下层则占整个社会“金字塔”底部的绝大比重，从表1.1中可以看出中国居民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数据来源：《199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3.地区发展不平衡

农村和城市差异越来越突出。根据有关数据说明，截至2003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6:1，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10]收入之比为1.5:1。地区间的差异也相当突出。由于中国的改革不是在全国均衡铺开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度也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呈梯级递减，地缘优势使得东部地区成为优先发展的地带，而中西部则相对滞后。而沿海地区的农村和中西部的农村发展水平差异更大，1999年东部地区农民平均收入一般在3000元以上，中部地区农民平均收入一般在2000元左右，而西部地区农民平均收入[11]只有1500元左右。而且，这种差距还在逐年扩大。近年来，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倾斜政策，给予中西部地区以很大的优惠，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西部地区的造血机制问题。[1]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2]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3]同上书，第9、10页。[4]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5]李强：《市场转型与中国中间阶层的代际更替》，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6]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7]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8]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9]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10]中经网（www.cei.gov.cn）2003年3月11日消息。[11]《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第332页。

第三节　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转型

经济改革为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提供了主动力，但是由此引发的变化已经超越了经济的范畴，经济的先发效应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辐射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出于本论题研究的需要，在这里，我们将梳理一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当下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演变轨迹，考察中国近20余年思想文化演化的基本底色。把握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状况，为我们考察电视剧提供了一幅粗线条的思想文化地图，便于我们在研究时有一个相对准确的方位感。

一、20世纪80年代：现代思想文化的“二次革命”

20世纪的一头一尾，中国都被现代性的启蒙所困。一头是在20世纪初的“五四”时期，一尾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两次启蒙有一个相似点：都是以激烈的方式对既往及既存社会、文化秩序加以否定，而启蒙者所用的思想文化资源都是西方的现代思想文化。虽然两次启蒙的具体内容和行动策略存在不少差异，但是两者在历史语境的内在理路上是比较接近的。“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是对传统的断然拒绝。中国知识精英在经历了多次的政治失败之后，开始转向思想文化战场，这说明，这次思想文化启蒙的出发点并不仅仅在于思想文化的内部革命，而在于借助思想文化启蒙来带动社会变革。从实质上看，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启蒙还是功利主义的，造成了激进主义的高热。有研究者认为是激进主义造成了“五四”时期思想文化启蒙的半路流产，实际上并非如此。在“五四”时期，来自域外的各种思潮非常丰富、驳杂，其中有自由主义思潮，也有激进主义思潮。为什么中国选择了激进主义？主要的根源不在于思潮本身，而在于启蒙主体的社会及价值选择。启蒙者在选择这些来自域外的多元思潮的时候，不是本着纯粹的理性态度，而是怀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动机，他们倾向于那些可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思想文化资源。启蒙者在选择激进主义思潮时，会凭借自己的了解和现实诉求，为我所用地对这些理论、思想进行阐释和改造。所以，“五四”之后，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是中国思想文化演变的自然逻辑使然，不存在启蒙传统突然间中断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当时的思想文化解放的背后，启蒙者同样怀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最初，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思潮主要是针对“文革”政治的，直接的现实指向是否定“文革”，由此出发，引发了一系列的思想文化运动。整个80年代的历史舞台一直很热闹，一幕连一幕的话剧你方唱罢我登场，社会心态被急切的现代梦和强国梦折腾得骚动不宁。透过惊涛拍岸的历史浪花，我们可以发现，在80年代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精英分子（主要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是那场启蒙运动的主要角色，其中，知识精英在80年代的思想文化舞台上的表现特别活跃。

1.“人”的启蒙：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张扬“人”的启蒙曾经在“五四”时期盛极一时，当时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启蒙主义思潮在这一轰轰烈烈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五四”时期启蒙思潮的核心主题是反封建，反封建是启蒙的反题，而其正题则是“科学”和“民主”，即当时盛行一时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启蒙者认为，封建专制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把人民从思想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觉，实现鲁迅所说的“立人”的目标，才能使“沙聚之国”成为“人”的世界。一时间，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启蒙者队伍用他们声嘶力竭的呐喊，为国人“招魂”。但是，这一运动相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而言显得过于匆促，启蒙的深度和广度都明显不足。后来，急切的救亡压倒了启蒙，启蒙成为一种比较微弱的声音时隐时现于历史风潮之中。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有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像丁玲、王实味等曾作过一点努力，试图重新拾起启蒙主题，但是，在共产党政权还面临着生存危险的历史情境中，启蒙被迅速挤到了幕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在抗战胜利以及国民党政权倒台的前夜，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出现了一时短暂的高潮。这时期，有人重提启蒙，但是，在民族危机和政治斗争最激烈的历史关头，启蒙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发挥。1949年以后，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新政权，对各种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整肃、清理，在这种社会语境下，启蒙主义不可能有多大的存在空间。“文革”结束后，沉寂多年的启蒙主义在地下憋足了冲天的力量，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喷口。人们常常把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运动并提，认为前者很大程度上是后者的回归，被中国人丢掉半个多世纪的启蒙主义在历经磨难之后，又被找了回来。

在80年代初期，启蒙主义思潮中的时代主题首先表现为“人”的启蒙，即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张扬。启蒙的过程就是“祛昧”的过程，启蒙者用现代启蒙主义思想消除人们的愚昧观念，把他们从专制和奴役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意识到做人的权利和尊严。在这个时期的启蒙运动中，知识精英承担了一个十分活跃的社会角色。他们不甘心守着一份职业，成为在书斋里寻找乐趣的知识者，或者沉溺于艺术想象的艺术家，他们更痴迷于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广场启蒙者。在他们的心中，有一个很深的启蒙情结，有研究者把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传统的回归。“这一传统的意义归结起来，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半个多世纪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一种紧张地批判社会弊病、针砭现实、热忱干预当代生活的战斗态度。”“‘文革’以后，知识分子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的身份重新确立起来，从最年长到最年轻的几代作家都以复活的政治激情和极大的勇气来直面人生，重新凝聚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力量。”“他们最初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省、否定，揭发它的罪恶性，进而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病给予大胆的暴露，他们把满腔的政治热情和审视现实的批判目光结合起来，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投向社会上与人民群众的[1]意愿所不相容的阴暗面。”“文革”后的启蒙就是从对现实的批判开始起步的，作家们最重要的启蒙目标就是把人重新唤回到人的起点上，他们的作品在社会中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像刘心武的《班主任》、戴厚英的《人啊，人》、卢新华的《伤痕》等小说，无不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从这个时期的电视剧所表现的主题看，电视剧在对社会问题介入的深度和广度上远远滞后于时代脉搏。当时，电视还不是整个社会文化的聚焦点，电视的敏感度远不及文学、历史和哲学等学科领域，电视的影响力也远在文学之下。人文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文、史、哲领域，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主要依靠思想文字的力量，而电视作为赶潮者，紧紧跟在人文思潮的后面。可以这么说，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电视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话语，它只是文学思潮的影子或尾巴，它所反映的主题其实在文学领域很早以前就有了，比如上海电视台制作的《永不凋谢的红花》以纪实的手法讲述了“文革”期间民主斗士张志新与“四人帮”反动势力作不屈斗争的英雄事迹，电视剧的内容是典型的启蒙主题，而这一流行主题其实是当时风行一时的文学主题的电视翻版。

2.社会启蒙：“改革”意识形态的勃兴

20世纪80年代初的启蒙和“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当它还没有来得及走向深入，就被急切的主题所替代，社会危机将人的意识拖到了社会功利的偏斜轨道。80年代的思想文化启蒙并没有沿着单纯的思想文化思路继续前行，而是转向现实社会里最迫切的问题，即要解决民生问题。如何解决？在当时，社会各界形成共识：中国要发展、腾飞，必须走被我们一再耽搁的现代化之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改革。80年代中后期，改革就成为时代思潮中最响亮的主旋律。

在当时的现代化想象中，人们认为改革是最优的发展策略。普遍的社会心态是，只要改革，社会就有希望，人们的生活就有奔头。很多人对改革怀有理想主义的幻想，甚至出现了改革崇拜、改革迷信，不切实际地认为，改革是万能的。人们把解决历史危机的一切希望全托付于改革，这就使得改革被赋予了过多的人文想象，而显得热情有余，理性不足。

在改革的目标和改革路径上，知识分子与保守派政治精英的预想存在很大分歧。前者的思路是以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作为发展样板，打破原有的体制和观念束缚，一步一步地向西方模式的现代化目标迈进；后者出于意识形态禁忌，不愿意将当代中国演化成为西方制度的另一个版本，他们要在保持正统的意识形态持续稳定的前提下，渐进地走中国的改革之路。到了80年代后期，两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走向了共谋关系的破裂。这标志着启蒙主义的政治努力的终结，此后开启了另一个时代。

二、20世纪90年代：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图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人们习惯于用“多元化”来描述那个年代的历史文化图景。多种文化思潮起伏消长，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多元共生的局面，其中形成规模的主导性思潮有以下几种：

1.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关键词的思潮

市场化导向在90年代以后变得更加明确，发展经济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凝聚社会多方力量的核心目标。在这种背景下，经济上高调，政治上低调。经济单兵突进，优先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经济改革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主导性思路，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政治、社会或者其他的问题暂时不放在优先考虑之列。王晓明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似乎仅仅意味着创造了一个以利润为唯一准则的新的经济秩序，它要的只是效率、财富和经济的竞争力，它应许的也只是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改善，至于其他的那些事情：政治民主、环境保护、伦理建设、文化教育……都不在[2]它的视野之内。”那是一个经济挂帅的时代，是GDP至上的时代，衡量一个人或组织的价值标准是刚性的经济标准。在这样的社会导向之下，社会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管你曾是一文不名的乞丐，还是身世显赫的贵族，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只要你是市场上的赢家，你就是社会的主人，你就会享受到被尊重的感觉。我们的媒体是制造“发展”和“市场经济”舆论的大功率鼓风机，在我们的媒体上是连篇累牍的成功人士的神话，这些成功神话不断地塑造着社会公众的成功想象，在社会上渲染了极端功利性的思想文化观念，这些观念经过社会舆论的渲染造势，形成了一股汹涌浪潮，这就是新意识形态的威力。这些像空气一样充斥着整个社会空间的新意识形态因为正好迎合了社会各界“发展”和渴望“好日子”的心理，最终形成了一个威力无比的巨型磁场。其实，这种以“经济”、“发展”、“市场”为关键词的意识形态系统遮蔽了90年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

需要说明的是，新意识形态占据了当代中国社会相当的舆论空间，这与80年代的现代化的民族想象有着内在关联。应该说，这种甚嚣尘上的功利主义意识形态是80年代现代化梦想的逻辑延伸。现代化的目标本来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维等方面，但是，后来的发展思路强调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经济这一层面，不断升级后就衍生了90年代后的新意识形态。

2.民族主义

在90年代的主导意识形态中，民族主义话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民族主义一直是凝聚政治、社会、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但是，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民族主义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比如，在20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一直是凝聚中华民族意志、增强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资源。在近现代中国面临迫切的民族危机的时候，民族主义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整合的力量，抗日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新中国建立后，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话语实现成功嫁接。但是，后来不断升级的政治运动使民族主义一度处于低潮。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显现。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民族主义往往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标识。同时在国内，民族主义也成为社会转轨时期填充意识形态断层的重要补充资源。

3.知识分子精英文化

在80年代的整体语境中，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在启蒙立场上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在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等方向性问题上达成了很多的共识。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1992年之后，改革节奏在加速推进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各种矛盾也随之出现，原先结盟的社会共同体开始解体，不同社会力量的分歧也渐渐加大。知识分子阵营内部的力量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原先目标一致的知识精英开始产生多种声音。（1）保守主义文化。

进入90年代以后，曾经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传统文化，像“儒家文化”以及“国学”又重新进入当代文化的视野，一时间成为舆论和海内外知识分子热炒的话题。“儒家文化”在“五四”时期被新文化知识分子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之后，一直被钉在文化的耻辱柱上，但是，儒学研究却意外地在海外悄然升温。那些新儒家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虔诚，在反省西方现代文化偏见的基础上，重新检视儒家文化经典的精义，追寻历史上的儒家精神，尤其是它对于现代人人生和生命的意义。新儒家知识分子把东亚的经济繁荣一相情愿地简化为儒家文化的作用，说明儒家文化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障碍，反而还是经济发展背后的强大推动力，从而为儒家文化优胜论找到了实证性的理由。这些对于正走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中国，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激励。原先人们习惯于一致往外看，认为现代化的文化，西方才是正宗，而新儒家让人们发现，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照样可以发掘出现代化的文化资源。于是，在文化领域产生了中国传统文化回潮的现象，“国学热”也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把知识界的兴趣引向传统文化，固然是对以前对于传统绝对化的偏见的一次大批判，但是，这次的“国学热”还与主导意识形态的默许甚至大力鼓励存在着某种联系。保守主义文化和主导意识形态在面对各种激进、自由、开放的思想文化时，面临着共同的对手，于是，它们彼此联手，共同对付其他文化力量。（2）自由主义和新左派。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80年代同属于启蒙知识分子阵营。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一系列新的社会文化问题上，他们的分歧大于共识，后来演变为面对面的争鸣甚至争吵。

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中国国情的判断上，即中国是否已经变成一个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被卷进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中国主要的抵制对象应该是外来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入侵，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市场社会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也已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历史语境中，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器的行为和权力运作也已经与市场和资本[3]活动密切相关，从而也不能简单地从政治角度来分析。”在新左派看来，近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丑恶描绘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知识分子应该发挥其社会批判的功能，批判这一现实，可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在90年代已经丧失了社会诊断能力，放弃了批判的责任。而自由主义则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更没有卷进全球化。“时至今日，宪法条文中只说到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尚未在宪法中得到确[4]认。”意在说明新左派对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是没有依据的。

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的优先性”，由个人自由为出发点，派生出自由主义的一系列重要主张：“对个人财产的保护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政府，因此提出权力机构的制衡。”“倡导多元文化观，主张人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5]仰，认同不同的道德文化价值，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自由。”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社会可以自然产生社会民主和公正，“市场逻辑，就是个人权利的自由交易”，而“国家观念，就是公共权力的强制实施”，“前者以个人自由权利的确立和保障为基础，后者以公共选择的结果为前提”，因此，市场本身的发展将保障个人充分的自由权利[6]。而新左派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由市场而自然达致国内和国际领[7]域中的公正、正义和民主不过是另一种乌托邦而已。”新左派更强调社会公正，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公正问题。新左派指责自由主义“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权利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认为中国知识界最大的谬误就是把自由归结为市场的自由，认为自由经济能自动地实现最大的自由。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8]主义的第一原则”。

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虽然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仔细分析，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暗合之处。首先，它们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一根藤上结出的果实，思想源头都来自8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其次，双方在自由/民主、市场/国家、民族/全球化等方面的争论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次，它们在论证方法上都存在拿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而且存在为了证明理论的说服力，不惜割裂中国现实的偏向。所以有人认为，90年代知识界的论争是“代理人之间的论争”，此话不无道理。各方分别拿一套西方的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在中国的舞台上演出“关公战秦琼”的戏剧。（3）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自从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兴起之后，很快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风暴。这一文化思潮的勃兴主要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它以反叛的姿态标新立异，代表人物有德里达、福科、杰姆逊等，其理论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都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从总体上看，它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反叛权威，嘲弄传统。有研究者认为，“它不相信任何庞大和具有综括覆盖性的意识形态，也不相信艺术和理论、高级和通俗、艺术形式[9]和艺术形式之间存在什么绝对界限”。尤其反对启蒙主义时代以来所形成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不相信真理和终极价值；二是与大众文化存在着很强的亲和力。后现代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日益发达的消费社会的反映，消费社会发育得日益成熟的特征是“物”的极大丰富化以及人们生活的镜像化，在支离破碎的镜像文化背景下，原先的现代主义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越来越繁复的社会文化，后现代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产生的；三是后现代文化也对新的历史语境下的社会、政治、文化、性别关系做出新的阐释，这种阐释开辟了另一个思考和考察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认识自然、社会、人类的可能性；四是拒绝宏大叙事，不屑于英雄传奇。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里，一切都是孤立、破碎的，历史不是被我们虚构成按照一定逻辑演绎开来的，而是由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历史碎片缝合成的巨大文本。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各种思潮风云激荡，旧的还没有谢幕，新的已经出场，文化失序与价值失范导致各种文化思潮纷纷在中国舞台上匆匆路演，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后现代主义”也在这个时候鸣锣登场。中国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来源主要是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第三世界理论。后现代主义鼓吹者把西方语境下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不分青红皂白地拿过来，解释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中国的一些发达地区才刚刚显现进入消费社会的特征，后现代主义者就不无兴奋地鼓噪消费社会的汹涌大潮已经在中国四处蔓延。后现代主义充当的是现代消费社会的吹鼓手和辩护者的角色，这就造成了知识界对消费社会本身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尤其是遮蔽了知识界对现实背后权力关系的深入考察，弱化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批判力量。后现代主义在文化进化论的逻辑支撑之下，认为启蒙主义和现代主义已经过时，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再拿原来老套的理论解释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合时宜。问题是，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并不是中国的社会真实，而是为西方理论寻找中国注脚，而这种解释是以扭曲问题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代价的。另外，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拒绝真理的价值，产生了巨大的颠覆性后果，因为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在清理了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同时，也把启蒙时期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一股脑儿地泼了出去。后现代主义颠覆权威、亵渎崇高、解构一切价值和精神的终极归依的做法，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精神空心化，其负面影响十分巨大。

我们对上述几种文化思潮的梳理并不能说明这些分门别类的思潮相互之间的界限是截然分明的，实际上，它们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汪晖对此有过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在90年代的历史情境中，中国的消费主义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互相渗透并占据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被排斥和喜剧化的则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意识形态。在有些后现代主义者所采用的学院政治式的批评方式中，隐含的是他们的文化政治策略：用拥抱大众文化（虚构的人民欲望和文化的市场化形态）、拒斥精英文化的姿态重返中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的一[10]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独特的市场意识形态建构的有效部分。”此言切中要害，揭示了90年代中国大陆思想文化关系的内在逻辑。[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2]王晓明：《半张脸的神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3]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的问题》，载《天涯》1997年第5期。[4]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载《开放时代》1999年第5期。[5]同上文。[6]张曙光：《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载《公共论丛》1995年第1期。[7]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的问题》，载《天涯》1997年第5期。[8]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9]〔英〕安吉拉·默克罗比著、田晓菲译：《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译者前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10]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的问题》，载《天涯》1997年第5期。

第四节　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

一、消费社会的来临

何谓“消费社会”？约翰·沙斯克认为，消费社会就是“经常进行[1]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物质生产和销售的社会”。这个定义简洁而透彻。过去，我们的生产是为了必需而生产，但是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的目标和意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为了消费而生产，有时候表现为必需品的生产，有时候表现为非必需品，即奢侈品的生产。西方在“二战”以后，大批非必需性的商品拥挤到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商品过剩，而在利润的驱动之下，资本主义的高速商品生产很难刹车减速。于是，资本主义就采取鼓励消费的政策，形成了盛极一时的消费主义文化。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入消费社会是在1990年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财富迅速扩张，市场复苏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中国社会从“短缺经济”走向“过剩生产”，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变成“买方市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告别温饱，市场上的商品出现了相对过剩，但是，生产企业并不会因为市场的供给过剩就减少生产，它们依旧会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商品。技术的更新换代不断地刺激商品的差异化和成本的低廉化，这又反过来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在消费社会里，很多人的购买欲望是被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刺激起来的，人们在购物的时候，并不是一定很理性地考虑购物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多是在享受“消费”的快乐，追求购物过程的心理满足感。

消费社会不仅表现为“物”的大量生产和消费，同时还表现为文化符号、文化意义的生产和消费。进入消费社会里的文化符号、意义的生产不再是孤立、狭隘的意义系统，大众文化在市场这只无形的巨手的推动之下，已经产生出弥散性的文化磁场。大众媒介使这一意义、符号的生产、传播如虎添翼，这些符号价值通过广告、流行时尚、媒介影像等不断地刺激人们的感官意识，使人们产生一种虚幻的需要和冲动。消费主义的消费目的，并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服务价值，而是它的符号象征意义。人们的消费需要和消费欲望不断地被创造、刺激和再生产出来，特别是当它与风格、地位、品位、身份以及有关的“美好生活”的影像相联系时，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类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在观念高消费与实际高消费之间产生经常性的矛盾、焦虑和紧张，驱使人们永远处在“欲购情结”之中。

另外，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语境中，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所裹挟的消费主义文化也进入了中国的版图。“这种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推动者和受益者是那些跨国商业集团，由于跨国商业集团在全球经济上的影响力，它们在引导和控制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上也表现为一种话语权，一种文化支配权，而这种生活方式对于保证全球市场[2]经济体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不可或缺的。”不过，我们对中国消费社会的来临不能过于乐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近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性，消费社会已经开始发育，可它离西方成熟的消费社会形态还相距甚远。

二、大众文化的勃兴

提及“大众文化”，人们自然会想到当前流行的电视剧、畅销书、流行歌曲、时尚杂志、时装广告、霓虹灯下流光溢彩的广告、VCD、肥皂剧、戏剧小品、互联网、各类报刊等等。对于中国人来说，大众文化已经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了，生活在当下社会的人们，尤其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完全能够凭借其最直观的生活体验把握到一些大众文化的特征。但是，要给大众文化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众文化这个概念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比较有权威性的定义有以下几种：约翰·菲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下层文化”。这是一种“冲突的文化”，它是底层社会的人创造出来的反叛上层社会文化权力统治的文化，它与社会层面的政治、经济斗争密切相关，因[3]此，大众文化主要是为下层社会服务的。麦克唐纳的看法与约翰·菲斯克接近。他认为，大众文化是为了市场而成批制作出来的，包括广播、电影、卡通、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和电视等，这些都是严肃的艺术家很少涉猎的。但是，麦克唐纳是把大众文化产生的社会语境放在市场社会的，同时他是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考察大众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大众文化是借助大众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4]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

1.西方大众文化的演变

西方大众文化的出现和繁荣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化表现。英国社会学学者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把这种社会命名为“大众社会”，他认为，当社会发展进入“大众社会”的时候，大众文化就成为填充这一社会形态的重要内容。生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人们虽然处在社会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里，但是，他们已经变成孤独无依的“原子”，“只能像物理或化学复合物中的原子一样相互联系。大众社会由原子化的人们组成，他们相互之间缺乏任何有意义的或者在道德上的密切联系。这些人显然不是单纯地被设想为孤立的原子，他们之间的联系据说是纯粹契约性的、疏远的和个别的，而不是紧密团结和结合得很好的。大众社会中的个体越来越多地自行其是，他们拥有的、在其中能找到赖以为生的同一性或价值标准的社群或者公共机构越来越少，他们越来越少地想到在道德上生存的适当方

[5]式”。社会结构的变化催生了人们感觉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以往那些文化价值很难赢得新的社会语境下的人们的认同，从中他们找不到什么归属感，造成这种原子化过程的原因是“工业化和都市化所造成的社会调节机构的衰落”。“正是这样一些机构如乡村、家庭和教会，曾经为个体提供了一种心理认同感、社会引导和道德上的肯定。而相比之下，它们的现代对应物，如常识或科学，并没有在同样的方面起作用；它们不可能培育认同感、确定行为指导、形成道德规范。”现代大众社会中的人们“在社会和道德两个方面都被原子化了。人们之间的接触不仅是形式上的和契约性的，而且他们对道德完善也缺乏更深的感受，因为道德秩序在大众社会里处于衰落之中”。“如果没有适当的道德秩序的框架出现，如果人们不具备一种可靠的道德价值感，那么一种欺骗性的、无效的秩序就将取而代之，人们将转向替代的和虚假的道德。”因此，大众文化成为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鸦片，它容易把那些缺乏批判精神的普通大众拖到虚假的幻景之中。

在西方社会，大众文化的疯狂蔓延引起了精英知识分子的警觉和忧虑，尤其是批判学派的批判是十分无情的。在他们看来，这种大众文化“既回避深刻的现实（性、死亡、失败、悲剧），也回避单纯的快乐，因为现实过分实在，快乐过分充满生气……对大众文化和它所销售商品的麻木接受，这种是令人不安和无法预言（因而不稳定）的现实生活的欢乐、悲剧、智慧、变化、原则性和美的替代物。这种东西的接连产生使大众堕落，大众反过来又要求浅薄的、轻松自在的文[6]化产品”。大众文化是这样的一种文化：缺乏智力的挑战和刺激，偏爱一无所求的幻想和逃避现实的舒适；否定思考的努力，不是要求其受众运用自己的头脑进行努力，作出他们自己的反应，它通常是通过提出圆滑和虚假的解决办法而在表面上进行应付；它同样鼓励商业精神，赞美消费主义以及利润和市场的好处，正像它否定智力的挑战一样；它有意压制其他反对声音，因为它是一种使人显得愚蠢和驯服的文化。精英文化学者对大众文化的批评是十分尖锐的，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威胁很大，大众文化会产生一种“向下拉平”、“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果，如果一任大众文化甚嚣尘上，它就会侵蚀精英文化。所以，精英文化学者就跳出来呼吁，坚守精英文化这片绿洲，守住高雅文化和严肃艺术的地盘。

但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待大众文化，它是社会民主化的产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促进了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比如大众媒体素有“社会公器”之誉，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它的发展有助于公共领域的发育，公共领域的发育成熟是社会自主性力量成长、强大的表现，它会对扩张的权力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在一个专制社会里，大众文化是很难有比较大的成长空间的，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的功能。

2.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

从宏观社会、文化语境看，西方的大众文化语境和东方的大众文化语境存在着很大差异，即使是同属于东方大众文化语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大众文化语境也各不相同。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国度，近百年的曲折现代化之路，使得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

大众文化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启程，也开始了缓慢的起步。清末民初，特别是“五四”时期，大众文化发展的势头很猛，但是好景不长，“五四”时期也是大众文化遭到精英文化阻击最为激烈的时期。后来，大众文化只有在上海、北京这样商业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才有可能得到有限的发展，甚至是畸形的发展，如上海的大众文化的发展是与其特殊的租界城市身份密不可分的。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体系高度单一，在这种社会语境下，没有大众文化产生发育的土壤。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陆大众文化的起步阶段。80年代大陆的大众文化是从港台地区的流行文化那里开始学步的，港台地区的流行音乐、影视剧、武侠小说等在开放后不断升温，很快在大陆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旋风。邓丽君的情歌、台湾校园歌曲等人性化的抒情歌曲，就像一缕温煦的春风，慢慢融化了人们在长期的革命意识形态教化中麻木、僵化的心灵。大陆大众文化的“领头雁”王朔是这么描述当年他听到港台流行歌曲的感受的：“听到邓丽君的歌，毫不夸张地说，感到人性的一面在苏醒，一种结了壳的东西被软化和溶解。后来是侯德健、罗大佑，他们给我耳朵定了一个标准，就是好歌不仅仅是悦耳，也有自己的文学性，即对人内心深处清脆的打击。我得说他们丰富了[7]我的情感。”这些歌曲很难用惯常的斗争哲学的思维模式来分析，也很难用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简单定性，不管人们在政治上怎样拒绝它，但是，在内心的真切感觉上，人们无法摆脱它的诱惑。可以说，以港台流行音乐为先锋的大众文化是大陆流行文化的启蒙老师。

香港的影视剧对大陆观众的冲击也很大。以风靡全国的《上海滩》和《霍元甲》为例，大陆观众看这两部电视剧完全可以用“疯狂”、“万人空巷”来形容。《上海滩》和《霍元甲》所讲述的故事给那些习惯于阶级斗争视听经验的大陆受众以极大的冲击和震撼，电视剧中所展示的“江湖”、“武林”这样的新奇世界大大拓宽了大陆观众的文化视野。《上海滩》中的主人公许文强是个江湖英雄，他英俊的外形、干练潇洒的举态、超凡的江湖本领以及光明磊落的义胆侠骨令大陆观众为之倾倒，许文强的形象很快就成为新时期大陆观众心中的偶像。《霍元甲》的风行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密切关系，迫切希望中华民族强盛的社会心态使得人们在观看该剧时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剧中激烈的打斗场面也把传统武侠文化的魅力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

此外，日本、美国等国的大众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刺激也很大，比如美国的《加里森敢死队》，日本的《血疑》、《阿信》等电视剧都曾在我国风行一时，这些都大大拓展了我国观众的收视视野，也为我国大众文化的起飞起到了助推作用。但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大众文化的发展客观上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个时期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还处于混沌懵懂状态，国内的文化生产，尤其是适合大众文化口味的文化生产能力也很弱，精英文化主宰着整个文化版图，大众文化生产缺少大力张扬的空间。

中国大众文化的真正发展是在90年代。电视剧、通俗小说、畅销书、流行歌曲、商业广告、时装秀、消遣性小报、电子游戏等，在市场魔力的驱动之下，无孔不入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大众文化掀起的滚滚红尘席卷了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尤其是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城市中，大众文化更显得生机勃勃。大众文化充斥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使得原先处于舆论和话语权力中心的精英文化被挤到了边缘的位置。为什么90年代的大众文化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市场化改革的思路进一步清晰。80年代的改革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领域曾经出现过游移和彷徨，这是改革实验阶段在所难免的事情，等到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之后，改革的思路就更加明晰，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步伐更加坚定，策略、措施也比较到位。以市场型社会为导向的社会经济改革是大众文化发育、生长的必要的社会条件。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原先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逐步地下放到社会，使得社会这个原先高度萎缩的肌体慢慢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而社会的主体就是普通民众，大多数民众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是受益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更多权益得到了保障，自我价值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认同。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普通民众的文化诉求越来越强烈，他们希望有一种文化为其提供精神支撑，大众文化就在大众的这种精神文化需要下得到了快速发展。

第二，社会结构转型使得原先单一的社会结构走向多元化，人们的价值选择也趋向多元化。原先社会的价值取向主要由精英文化来控制，社会走向多元化以后，不同的社会群体会产生出不同的价值诉求。可以这么说，大众文化的产生是社会民主化的一种体现，这说明社会不再是由一元化的文化来统治，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群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价值观，普通民众也不再是一元化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开始主动寻求自己的文化，从而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发展。

第三，经济迅速发展的直接结果是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商业化浪潮直接推动了大众文化的发生、发展。随着我国告别短缺经济时代，我国很快就进入了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生活的符号化和文化的商品化，商业化大潮席卷整个中国，不论是闭塞的边陲小镇，还是繁华的沿海都市，无不深深地受到商业化浪潮的影响。商业化已经成为市场繁荣和经济腾飞的代名词，商业神话成为城市人生活中乐此不疲的话题，商人，尤其是成功商人成为大大小小的媒体追逐和崇拜的“当代英雄”。“财富”这曾蒙怨受辱几十年的禁忌，从所罗门的瓶子中被重新放出来之后，顿时释放出惊人的魔力，它不仅体现在巨商大贾的豪华写字楼里及天价的休闲消费上，而且体现在中国老、少、边、穷地区人们面对黑白电视机中的商业广告时那种好奇、艳羡的眼神里，还体现在城乡结合部简陋的民工工棚中胡乱张贴的明星广告里。可见，大众文化的出现与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转型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离开了商业社会这一广阔的土壤，大众文化也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

第四，大众文化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和更新换代是大众文化赖以批量生产和广泛传播的必要条件。中国近20年的大众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这一硬件，可以说，大众文化是装在技术轮子上奔跑的。同时，大众传播媒介是新技术的产物，但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东西。有目共睹的是，90年代以来以大众媒介为载体的大众文化已经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人们休闲生活的主要寄托，大众媒介对于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影响是现代社会中其他任何活动都无法比拟的。

第五，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人们的生活质量在提高，休闲生活日益成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把人们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休闲生活并不仅仅是身体机能的放松，它更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发育，一种崭新生活方式的诞生。

总之，大众文化应该是这样的概念：它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照市场需要大量生产的满足广大受众文化消费需要的日常文化形态。在这个概念中，“大众传播媒介”、“大量”、“市场”、“文化消费”、“日常”这几个关键词构成了大众文化的要件和特征。大众传播媒介和文化市场是大众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大众文化就无法进行及时而便利的传播。同样，没有市场寻求，尤其是发育成熟的市场机制，大众文化也就失去了生产的强大驱动力。大批生产、文化消费和日常性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特征。大众文化以大批量生产即通过规模效应来实现文化商品利润的最大化；文化消费是相对于“物”的消费而言的，社会成员在物质消费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他们的文化消费就成为日常生活中比较强劲的消费需要，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依赖还在于这种文化消费可以为他们提供暂时性的精神寄托；大众文化的日常性表现为大众文化已经成为现代消费社会中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可见，大众文化是现代人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它实质上是一种消费文化和商业文化。[1]转引自〔日〕堤清二著、朱绍文译：《消费社会批判》，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2]《2000年社会学在中国》，载《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3]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4]徐崇温：《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84—289页。[5]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页。[6]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7]王朔：《我看大众文化》，载《天涯》2001年第5期。

第二章　休闲生活与电视媒介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闲暇时间

闲暇与劳动相对。人类较早地认识到劳动是一种强制性的、奴役式的活动（从早期人类面临的自然强制到社会状态下的社会关系的强制），而闲暇则是一种自由，是对强制、不自由的解放。对自由、轻松的渴望不仅是人生理的需要，也是人精神的需要。从本能上讲，人都有好逸恶劳的内在渴望，但是由于种种限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还很难实现自由、安逸的生活。为了生计，受制于外在种种世俗的羁绊，人们不得不进行劳动，这劳动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渴望，而是屈从于外在的压力。但是，人们还是可以通过种种办法尽可能少地受限于这种无奈的约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的整体性进步和技术发展，可以渐渐解放人们的奴役式劳动，人们可以获得比较多的闲暇时间，在闲暇时间里，人们可以自由地安排个人的生活。

在中国经历过的“总体性社会”中，整个社会是高度政治化的，城市和农村两大板块都被组织在国家政权的巨大网络之中。在广大农村，农民的身份被紧紧地固定在土地上，他们基本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以低效为代价，牺牲了农民的大量闲暇时间，加之农村家庭的多子女负担，使得农村家庭的闲暇时间多被抚养孩子的义务所占有，因此，农村家庭的闲暇时间几乎少得可怜。而城市家庭的闲暇时间也是这样。虽然城市居民对工作之外的时间有较大的自主权，但是由于休闲条件的匮乏、简陋，导致城市居民即使拥有了休闲时间，休闲生活的质量也相当差，更何况这休闲时间常常被政治化。当时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敌视休闲生活，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腐化堕落的表现。如果一个人沉醉于休闲，往往被认为是玩物丧志，丧失革命理想。即使有时间放松，人们在心理上也不敢放松，因此，这个时期的休闲生活是少而又少的，并遭到了扭曲。

20世纪80年代以后，“总体性社会”开始松动，中国开始走现代化发展之路，社会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和开放空前解放了压抑多年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最大限度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也为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首先，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使人们的劳动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这就大大压缩了人们的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也就相应延长了休闲时间；其次，人们的生活观念也开始解放。过去，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常常存在这样的念头，即劳动是神圣的，而休闲是可耻、有罪的。对休闲产生过度恐惧是不正常的，合理的休闲不仅是很必要的，而且是提高生活质量必不可少的条件。80年代以后的改革不仅最大限度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也大大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讲究生活的质量；其三，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休闲的条件和手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80年代以前，人们休闲娱乐的条件十分简单，劳动和工作之外的活动就是看书、下棋、听广播、打牌等，而且书籍、广播多带有很浓的政治意味，其娱乐功能遭到了挤压和扭曲。80年代以后，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迅速丰富起来，娱乐形式变得丰富多彩。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生活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生活形态。1994年5月，我国由48小时工作制改成44小时工作制，1995年，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这一制度安排，从整体上拓展了中国人的休闲空间，为人们的休闲生活提供了很重要的制度支持。据有研究者调查，城市居民的休闲活动时间已经超过工作时间，成为仅次于满足生理需要时间的生活活动，平均每周一天为336.99分钟，占一天时间的23.39%。男性拥有的休闲时间要比女性高，工作日男女分别为314.38分钟和288.41分钟，休息日分别为471.69分钟和387.87分钟。不同年龄群体的休闲时间状况表现为：在工作日，老年和青年人休闲时间要多于中年人，依次为老年人415.40分钟，青年人为372.32分钟，中年人272.39分钟；休息日则青年人的休闲时间大大高于其他年龄者达571.75分钟。居民的文化程度与休闲时间的关系表现为：在工作日，文化程度低者拥有的休闲时间高于其他文化程度者；在休息日，文化程度愈高拥有的休闲时间愈长。不同婚姻状况者中，在工作日，分居者的休闲时间最长，为355分钟；未婚者次之，为387.82分钟；丧偶者为332.82分钟；离婚者为301.62分钟；已婚者的休闲时间最短，为284.04分钟。在工作日，非在业群体拥有的休闲时间远远高于在业群体，休息日则差别较小。休闲时间已经成为衡量生[1]活质量的主要依据之一。[1]王雅林主编：《城市休闲——上海、天津、哈尔滨城市居民时间分配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8页。

第二节　电视：家庭休闲生活的伴侣

休闲并不意味着空闲，在这一自由时间状态下，人们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一些活动来打发这些富裕的时光。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可以选择的休闲活动有很多，如旅游、运动、上网、逛街、看电影、看电视等等，其中，看电视是一个最普遍、最常规而又很经济的休闲手段，从表2.1中可以看出，看电视在各类休闲活动中得分最高。资料来源：1997年中国电视观众调查报告。

研究者对上海、天津、哈尔滨三个城市所做的调查显示，看电视是城市居民最主要的休闲活动，平均每周一天看电视的时间为111.70分钟，占一天全部休闲时间的33.15%，休息日高于工作日，两者分别为130.40分钟和104.22分钟。在工作日，男性和女性看电视的时间基本持平，分别为104.63分钟和103.86分钟；休息日男性看电视的时间高于女性，分别为138.23分钟和123.36分钟。不同年龄群体看电视的时间存在很大差异，老年人工作日看电视时间最长，为128.14分钟，休息日则青年人和老年人看电视时间略高，分别为140.04分钟和138.85分钟，而在工作日和休息日，中年人看电视时间最少，分别为93.27分钟和122.37分钟。在工作日，不同文化程度者看电视时间表现为，文化程度愈高，耗时愈少。在不同职业群体中，工作日文化、卫生、体育工作者看电视时间略长，为101.38分钟，三资、私营、民营企业管理人员较短，为77.55分钟；休息日则党政干部看电视时间最长，为161.53分钟，个体劳动者的时间最少，为89.60分钟，其余[1]各职业差别不是很大。纵向地看，几十年来，中国人看电视的时间呈快速上升趋势，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见表2.2）。资料来源：奥地利新闻社，转引自《光明日报》1999年2月15日。

毫不夸张地说，电视的普及引发了现代家庭生活的一场革命，无论是在繁华的大都市，还是在偏僻的小山村，电视在家庭休闲娱乐中有明显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它使用方便，不需要多大的投资，电视内容丰富，可选择性强，几十个频道可以给观众带来无限的视听风景。曾有人专门对城市居民的收视行为做过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到家第一件事情干什么？”结果发现，有40%以上的人在第一答案中选择了“打开电视”，75%以上的人在前三个答案中选择了“打开电视”[2]。可见，看电视已经成为居民家庭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家庭本位已经成为电视最重要的特性，正如孙玉胜所说的：“家庭的结构、功能与这个小环境中的人际关系，家庭中特有的经济行为、情感交流、教育活动、休闲活动等不同的习惯，都与电视媒体密切相关。”[1]王雅林主编：《城市休闲——上海、天津、哈尔滨城市居民时间分配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9页。[2]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35页。

第三节　当代中国电视发展进行时

伴随着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中国的电视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经济社会的变革是中国电视事业改革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应该说，如果没有经济社会的强大动力支持，观念、符号系统很难通过内在力量进行有效变革。电视媒体作为庞大的符号系统里的一个重要部件，它的发展变化与整个意识形态系统或者说符号系统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电视媒体迅速成长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第一媒体。在近20多年的历史跨度里，中国电视业的发展有以下特点：

1.电视技术日新月异，电视机进入寻常百姓家

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于一般的中国家庭来说，电视机，哪怕是技术水平很普通的黑白电视机，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电视机在中国家庭中的普及率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见表2.3）。资料来源：黄升民、丁俊杰：《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截至2002年，中国城市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达到99%，电视机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4.54%；全国共有360座电视台，2058个电视频道，有线电视用户达到1亿户；全国电视全年播出量达1000万小时，平均[1]每周播出时间83373小时。95.8%的观众表示“经常”和“几乎每天”看电视，而观众表示“经常”和“几乎每天”接触其他媒介的情况依次是：报纸为28.1%，杂志为18.7%，广播为13%，互联网为2.8%，电视在国内已经确立了第一传媒的地位。

2.电视媒介功能多元化

电视从单一的政治宣传的工具，渐渐地转变成为负载多种功能的大众媒介，由单一的事业建制，转向事业、产业的混合建制。所谓媒介产业化，是指“从单纯的文化、技术生产事业的媒介单位沿着经营[2]合理性的轨迹向企业状态过渡的一种现象过程”，媒介经营模式开始从体制资源导向向市场资源导向过渡。体制资源导向的模式，是指“以一种‘准行政机关’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依赖国家（政府）赋予的媒介资源垄断加之各种财政和行政的支持进行经营，媒介被过度强调其政治宣传的喉舌和工具作用，经营上衡量的指标是媒介的发行量或覆盖率、媒介内容的数量，以及媒介内容获得奖项的数量等”。而过渡中的市场资源导向的经营模式，是指“媒介基于事业单位的企业管理的实质性操作，尤其是财政‘断奶’、行政脱钩的改革举措，使媒介真正走向市场。经营上重视广告营业额，以可以量化的收视率、收听率、阅读率等指标评价节目质量；更加重视受众，不仅追求受众数量的多少，而且强调受众群体的价值特征。在市场引导下，媒介逐渐浮现出经济性格，从生产性看，媒介更像一个在市场上生存的经济[3]组织，而追求市场绩效成为媒介经营的重要指向”。从我国媒体的实际演进路径来看，媒体目前的体制现状还不是完成时态的市场化建制，而是进行时态的混合建制。中国电视媒介的改革是要向着市场化的方向推进，这个时期是在完成了增量改革之后，逼近存量改革的要紧时期，属于真正的伤筋动骨的阵痛时期。

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一则1.5分钟的“参桂补酒”的广告，这是中国电视历史上的第一条广告，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意味着电视媒介开始打破“体制资源”的坚冰，冲破了坚固的事业建制马其诺防线，“意味着市场经济力量开始进入一直被看作‘党和政府喉舌’的电视运作之中，电视节目制作在政府资金以外获得了新的资金渠道，电视也开始受到政府以外的市场力量的[4]制约和影响”。同年底，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广告。此后，以广告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势不可当，迅速在中国媒介市场上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见表2.4）。资料来源：陆地：《中国电视产业的危机与转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有研究者调查表明，到1998年，除了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少数几个省区之外，绝大多数的省级电视台的财源结构中，政府补贴的比例都不超过5%，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不少电视台已经实现了自[5]收自支，地市级以上电视台的收入平均90%以上依赖广告。中央电视台1987年的广告收入已达2700万元，高出1300万元的国家拨款2倍以上，而1994年的广告收入则已达到12亿元，1998年是43.3亿元，1999年是48.4亿元，2000年是52.9亿元，2001年是56.5亿元，2002年[6]是63.8亿元，2003年是75.3亿元。正是由于广告收入的急剧增加，电视媒介在经济上主要是依靠市场来推动发展。虽然中国的电视台仍然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管理的国营电视台，属于国家所有制，但是，由于巨大的广告资金和社会资金的注入，电视在适应国家的基本政治要求的同时，必须尽可能地满足电视观众的需要。于是电视媒介的背后，就存在着两只手在同时推动它向前走，国家意志是一个刚性的力量从上面推动，需要它承担“喉舌”的角色，而市场这只无形的巨手也在前面牵引着媒体追逐市场利益。

3.电视内容多元化，节目形式多样化

在消费社会中，尤其在信息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受市场利益和观众期待的驱动，电视媒介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能量。电视就像一个神奇的魔盒，不断地释放出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各大电视台使出浑身解数，推出了形式各异的节目，以吸引观众的眼球。以中央电视台为例，它拥有中国电视媒体中最丰富的节目资源，目前已经推出16个频道，各个频道竞相发掘资源和市场潜力，精心设计了很多有特色的节目，如中央一套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中央二套的《对话》、《幸运52》，中央三套的《同一首歌》，中央五套的《足球之夜》，新闻频道的《新闻会客厅》等，都已成为颇受观众欢迎的品牌栏目。

在2001年中国政府没有对“四级”办台体制进行整合以前，大大小小的电视台有几千座，这么多的电视台每年制作、播出的节目量是相当惊人的。1998年全年制作节目72.6万小时，全年播出348.2万小时；1999年全年制作节目79.1万小时，播出397.6万小时；2000年制作节目87.1万小时，播出433.5万小时；2001年制作节目157.9万小[7]时，播出956.2万小时。即便2001年后，国家对电视媒体进行了改革整合，电视台的数量大大缩水，全国的电视台减至357座，但是电视频道的数量仍然是居高不下，这些电视台支撑着2194个电视频道，这样的数量是五年前的频道数量的好几倍。频道的大幅度扩张刺激了节目的需求，使得电视的内容呈几何级数地增长，即便在内容的质量方面还显得粗放有余，精致不足，但是海量的信息还是能够给怀着不同收视期待的观众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4.电视媒介在当代社会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

电视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马克思有一句经典的话：“如果把新闻出版仅仅看成一种行业，那么，它作为头脑的行业，应当比手脚的行业有更多的自由。正是由于头脑的解放，手脚的解放才对人具有更重大的意[8]义。”电视媒介作为“头脑的行业”，它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乃至世界联系的纽带，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它已经把触角延伸到社会以及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说人的社会存在在时间和空间上大大限制了彼此的交往，那么自从有了电视媒介这一既经济又便利的大众媒介，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够知晓天下事，从而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交往。电视媒介所释放的信息又会转化为一种观念的力量，影响人们的社会实践，影响社会转型。需要注意的是，电视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又是一种控制的力量。它通过“制造同意”把人们的注意力聚集到一个目标上，如果这个目标有悖于公共利益，如被主流意识形态控制、被利益集团威胁、被商业利益操纵，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消极的力量。[1]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0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131页。[2]黄升民、丁俊杰：《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3]黄升民、丁俊杰主编：《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年版。[4]尹鸿：《意义、生产、消费：电视剧的历史与现实》，载《尹鸿影视时评》，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5]陆地：《中国电视产业的危机与转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6]祁述裕主编：《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7]数据来源：《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2年。[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第三章　电视剧：社会转型的文化标本

第一节　电视剧与社会转型

一、电视剧与大众文化

本书选择电视剧来解读中国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文化生产问题。有人可能会产生疑问，在当代社会语境中，为什么要选择文化地位相对卑微的电视剧来解释社会转型问题？在一般的精英分子眼里，电视剧属于通俗文化的范畴，文化含金量比较低，是普通大众的精神鸦片，也是侵蚀精英文化的主要敌手。然而近年来，大众文化甚嚣尘上，就连孤芳自赏的精英文化以及高高在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不得不对这来势汹涌的大众文化加以正视。从近20多年来大众文化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大众文化已经改写了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方式，改变了当代社会的文化生产格局。但是，目前的大众文化研究多是从精英主义出发的批判性研究，研究者习惯于以精英主义为中心或价值准心，对大众文化进行远距离的扫射。这种研究固然可以显现精英主义的文化优越感和批评武器的精良，但却没有实质性地解决对大众文化进行准确解释的问题。大众文化并没有因文化精英们的睥睨傲慢而收敛其攻势，它像生命力、繁殖能力极强的灌木一样，在中国社会迅速蔓延、繁衍，直逼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阵营。

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要弄清楚大众文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并且要看到，大众文化是怎样全面地渗透到全社会的整个文化系统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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