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总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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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阶教史 一个佛教史上湮灭的教派试读：
楔引
距今1419年前的隋代开皇十四年，即公元594年，54岁的信行禅师示寂于长安城真寂寺中。四天后，他的门徒弟子三百余人，护送他的遗骸到长安城南约60里处的终南山脚下楩梓谷口鸱鸣埠的尸陀林中，依林葬法，施舍其尸身血肉给鸟兽。俟其血肉尽后，弟子们又收取他的骸骨，为之起塔供养，并作塔铭碑。此后的许多年中，信行禅师的很多僧俗弟子，或依林葬之俗，舍身血肉；或以火葬荼毗，都起塔附于信行之塔的四周。至唐中期之时，终南山北麓楩梓谷口的这一片林埠之地，已成一处特别而著名的塔林，具“百塔寺”之称。
信行禅师寂后所依的林葬之法，是古老的印度葬俗之一。他生前所倡的头陀苦行、乞食守斋等等，也具有向天竺佛教原状回归的“原教旨主义”倾向。但信行一生最主要的主张和践行，却是“对根起行”——以“对症下药”之方式来施行佛法。这里“根”是众生的根机，“行”是第三阶佛法的实行。基于佛教的末法观，信行认定隋代当“时”已在末法，“处”于秽土，“人”皆为破戒破见的下等根机。因而末法浊世众生，须行第三阶佛法，无论大乘小乘，皆应尊普佛普法，不守一佛一法。那么何谓普法呢？即普敬普信，普佛中甚至包括众生在内。依如来藏说，所有众生身中都蕴有真如法性、佛性真身，将来都可能成佛，所以见面要礼拜致敬，《法华经》说常不轻菩萨就是如此，即使遭骂被斥也不停止。信行自己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强调视人尽为善，视己尽为恶，即“普敬认恶”，这样在僧俗信众中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此礼敬又度佛法僧尽，断恶修善求尽，是为普法。信行倡导普法普佛观，从大量经论，主要是《十轮》《法华》《胜鬘》《维摩》《大萨遮尼乾子》等经之中，摘引取录，编成了《三阶佛法》，于末法观基础上分别阐述了第一、第二、第三阶佛法，其重点更在于“对根起行”的第三阶佛法，并与同样基于末法观的净土宗之专尊弥陀佛、念净土经形成鲜明的对比。行三阶佛法的经济基础，是依无尽藏法请求施舍。此法从隋至盛唐达到极高的规模，国家经济或受一定的影响，由此等原因，所以三阶教在佛教内与国中，屡遭攻驳与禁止。
奇怪的是，三阶佛法虽然屡遭禁查，却不能被禁止，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兴起。如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武周圣历二年（699）、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及十三年（725）的敕断。当然，数次朝廷的敕断，与历次帝王中三武一宗之灭法，性质可谓完全不同，只是将其作为正统佛教的异端而加以匡正。敕令中有些是划其专有经典为疑伪、禁止流行不许入藏；有些是毁除无尽藏分散其财（开元九年），再禁其乞食绝谷以外等行为；最后是去除诸寺中的三阶院墙，使这些三阶僧人回归到一般正统僧人活动中。总体而言，三阶教确实是湮灭了，但真正衰落是在会昌灭法和唐代以后。其实，会昌灭法以后，隋唐八大宗派中的多数已一蹶不振，唐以后只有禅宗与净土发达，其余诸宗典籍仍存，而三阶教因教典无存，迄至宋初终至湮灭无闻。
因而，就中国佛教宗派史的意义、八大宗派与三阶教的关系等等而言，仍有很多问题令人深思。三阶教是否佛教史上一个宗派或支派？三阶教虽然没有跻身八大宗派之一，但是实际影响却不在八宗中某些宗派之下，如三论宗等；三阶教与净土宗就其末法观的理论基础而言，甚为一致，但为什么后来净土在中国佛教中居为主流，而三阶则近同湮灭无闻？在今天三阶教的史实揭橥愈益多见之时，如何看待其在历史原境的作用与地位，如何评价与论说？隋唐时的佛教内部与国家对三阶的驳斥禁断，究竟允当与否？如此种种，都是笔者在写作本著、探求其历史事实之时予以思考，并力图有所回答的。第一章迷雾现身——研究史与本著缘旨第一节 日本文著一 诸家论说
日本学者对三阶教领域进行研究的相当多，约有论文、专著、资料整理三类。但主要资料整理多附于专著之中。其论文发表数量近80篇，年代已近百年，难以全加详述，所以在此就研究者类别大略[1]指明，个别成果加以评说，论文详目可参见相关整理。
日本学者自20世纪初就开始了此项研究。河野法云于1909年发表的《信行禅师与三阶佛法》约为滥觞，此后有佐佐木月樵1913年《三阶教与净土教》、今津洪岳1915年《信行禅师的事迹及其教义》、岩崎敲玄1917年《信行禅师的三阶教》，包括1925年伊藤裕晃之《信行禅师的三阶佛法》等文；这一时段资料不足虽然很明显，但已可见学者眼光并主要涉及方面。而矢吹庆辉已至欧洲考察敦煌写经，其资料摄影于1917年，并在东京的宗教大学展出，展览的解说目录中已述及三阶教残卷，并于次年在《宗教研究》发表。而且矢吹已利用其来讨论教理，撰述《三阶教的普法思想》（1917）。随之的研讨中神田喜一郎特别注意了金石铭刻，1922年发表《化度寺之塔铭》[2]及《再论》，1922至1923年发表《三阶教有关的隋唐古碑》，而大[3]屋德城整理了日本所藏《三阶佛法》资料。至1927年，矢吹庆辉利用敦煌资料的大著使此一研究面目全新。
研究三阶教的缘起，来自对净土宗的注重。因为净土宗曾对三阶教有过激烈的批驳，若梳理净土宗的思想脉络，很容易引起对三阶教的注目与重视。众所周知，中国佛教的净土宗十分显赫，而且对日本佛教有重大影响。净土宗对日本民众佛教影响最大，与密宗流行于日本贵族上层形成对比，讫为定论。净土宗师之一怀感曾著《释净土群疑论》，批评十五家异说，重点为抨击三阶教。13世纪日本僧人道忠（？—1281）所作《释净土群疑论探要记》，广引信行的《三阶佛法》，并载《贞元录》中三阶教籍四十四卷。据奈良正仓院藏天平年代（710—794）三阶写经，日本学者判定三阶教典其实早在9世纪时已传入日本。对佛教史上教派纷争之探源，必会构成对三阶教研讨的旨趣。佐佐木月樵的专论实为《支那净土教史》中的一节，伊藤裕晃的三阶论文亦是《净土宗史之研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三阶教”这个名称，就是起自佐佐木月樵的《三阶教与净土教》，古名“三阶”只是称为三阶宗或三阶佛法而已。三阶其实并非一教，只是近世研究才称为教，并相沿用而已。
日本现代研究此一领域中成就最突出者，亦是具有净土宗僧人背景之学人，矢吹庆辉（1879—1936）与西本照真（1962— ）两氏都是如此。两学者皆撰成关于三阶教研究之专门巨作，然两著出版相隔之久，竟达70余年。矢吹庆辉《三阶教研究》1927年5月于东京岩波书店出版（1973年再版）。而西本照真《三阶教之研究》1998年2月由东京春秋社出版。这两本专著不仅是日本两代学者的成就，也是迄今为止三阶教专题方面最为全面深入的著作，几乎代表了三阶教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
两大专著外，日本参与探讨整理的学者有很多。这从西本著作附[4]录，以及朱生云等整理的论著目录即可一目了然。矢吹于专著以外[5]自1917至1935年仍有多篇论文发表；继有道端良秀、山本佛骨、籴原勇慈、金子宽哉、西本照真等人论文；研究三阶教状况的有矢吹庆辉、大野法道、八木昊惠、兼子秀利、桥本芳契、田岛德音、早川道雄、冈部和雄、东光琢宗、伊藤丈等论文；结城令闻说及三阶立宗、真野正顺讨论宗派观念；就信行思想行迹的讨论有木村清孝、山本佛骨等；就三阶教资料有塚本善隆、大谷胜真、高雄义坚、小笠原宣秀、西本照真等人论文，侧重于金石书法的有中田勇次郎论文，以拓本出[6]版图册还有《宋拓墨宝二种》；由野上俊静专写《信行与僧邕》介绍两碑颂主；侧重于考古调查的有常盘大定；探讨经济关系的有早川道雄、迁井清吾；探讨与华严思想交涉的有木村清孝与石井公成；考察与家族信仰关系的有爱宕元；广川尧敏集中考察了敦煌礼忏文献；吉田靖雄则考察三阶教在日本的一些影响等。镰田茂雄在中国佛教史的大框架中亦曾加以论说。当然，用力最勤的是西本照真，他发表的论文有20余篇（包括5篇中文及2篇英文），其涉及的范围也最广，从教义、事迹、敦煌遗书及石刻资料，到对中国遗址的查访及中国考古成果的介绍皆具，确为矢吹以后在此方面成果最著的学者。
当然，以上归纳是非常粗略的，由于条件所限，很多论文笔者未能研读。不过仅由论题所讨论的关注点来看，这些成果远超过三阶教史的范围，是就三阶教整体，包括思想、经籍、教主、教派、行事、史迹都在内的。但是对三阶教这个湮灭于历史上的佛教宗教而言，种种方面、蛛丝马迹都很重要，唯有如此，才能勾画把握这个教派的始末源流。
近年日本学者在此专题方面的文著，除上述西本所著外，还有木村清孝《华严思想史》中指出智俨《五十要义问答》中对三阶思想的[7]赞许吸纳。还有石井公成先生所著讨论三阶教与华严宗思想的关系[8]之论，主要体现在其《华严思想的研究》著作及连续论文，如《华[9]严经问答的拜自体佛说——地论宗的三阶教之影响与意义》。此文认为义相与弟子智圆的《华严经问答》中拜自体佛的学说中，认凡夫为佛并加以礼拜的观念与三阶教相通，但对三阶教核心的普敬认恶之说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华严宗观行文献的真伪及其产生年代》对三阶相关也有涉及，提到智俨认为三阶教徒基于“如来藏”思想而独[10]特践行。又爱宕元亦有一文，题为《唐代河东闻喜裴氏的佛教信[11]仰——中眷裴氏的三阶教信仰》，确实别开生面。这是从中国社会中家族信仰入手来讨论与佛教宗派的渊源关系。此文从世家大族中的河东（今山西闻喜县）裴氏，选出一些著名人物，特别是隋代裴玄证、唐代裴玄智等三阶教徒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研究裴家与三阶教的特别关系。确实，三阶教与一些家族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如推荐信行的宰相高烱之外孙即《冥报记》作者唐临。长安管氏一门中，管真、管均、管俊均葬信行塔旁，管均子息为弘福寺僧嗣泰。不过裴氏中中唐名相裴休，于华严及禅宗都深有兴趣，并在会昌灭法前后大力护持，使佛教得以复兴。论者以为裴家信向渐由三阶而转向禅宗，所以可通过此例写家族信仰史、宗教信仰向度，从另一角度反映出佛教[12]宗派的兴衰变化，“是很有趣味的一篇长论”。但是严格说来，裴氏世代信佛确凿无疑，但在奉三阶佛法方面并没有严密的证据，所以其探讨中除个例外，仍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之上。辻井清吾以三阶教经济伦理意义方面为题进行了探讨，其文扼要归纳了三阶教史，对无尽藏法与无尽藏院的主要情况进行梳理介绍，还着重说及了新罗留学僧[13]神昉、圆光与日本留学僧道昭。二 矢吹庆辉与专著1.矢吹庆辉其人
在了解矢吹庆辉《三阶教研究》成果之前，有必要对矢吹其人及其学术研究的状况，略作了解。这样可以更好地掌握此著的学术背景。
矢吹庆辉1879年生于日本福岛。幼名浅吉，号隈溪。七岁就师事无能寺的矢吹良庆，获选为法嗣，出家后易名庆辉，终成净土宗一代学僧。青年时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专攻宗教学，1909年（明治四十一年）毕业。以后曾任天台宗大学讲师、宗教大学、大正大学教授。
他是最早调查研究敦煌遗书的学者之一。1913年（大正二年）随姊崎正治赴美，其后入哈佛、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就读。矢吹庆辉通过考察研究，充分认识到敦煌佛教典籍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即在其中未见于传世佛典的珍稀部分。因而他将主要考察方向，置于敦煌遗书中未见于正、续《大藏经》的古佚部分。1916年赴英国博物馆调查藏经洞出土文献，并至法国、俄国及美国走访调查。此行共查得九件三阶经籍，1917年（大正六年）回国，于5月公布调查成果，举办[14]“敦煌古写佛典照片展”，并附有《解说目录》。以后历任日本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等校讲师。
1922年他撰成《三阶教之研究》博士论文。1922至1923年，为调查敦煌出土品，又再次巡历英、德、法国。从1922年年底到1923年7月，他再次赴英伦，又获得六件三阶文书，随即在巴黎又访得五件三阶遗书，同时并拍摄大量敦煌佛经的照片。
以后刊行的《三阶教之研究》就是此番考察回国后，在原有基础上据所得材料加工写成的。不过其中又有一番曲折。1923年9月1日矢吹回国当天发生的关东大地震，使其《三阶教之研究》旧稿本与[15]1916年所摄的珍贵三阶遗书照片一并损失。至1924年底，矢吹庆辉以极大的毅力，完成了新稿《三阶教之研究》。其中介绍十一件新发现的文献以及日本京都富冈家藏的敦煌遗书（第二十断片）。矢吹即以此著获文学博士学位。该著并于1925年（大正十四年）获日本学士院恩赐赏。其内容开拓了佛教中前人所未涉足的领域，取得很大成果，为学术界所推崇。
矢吹还将所获得的敦煌重要写经，详加解说，名《鸣沙余韵》影印出版。这200余种写经，就成为《大正藏》第85册——“古逸疑似部”的基础材料。古人写诵经典皆为功德，所以佛典重复的比率极大，在现计近六万号的敦煌遗书之中，多数都是重复的佛经，但其自十六[16]国直到北宋的跨度中，有一小部分经典不见于历代《大藏经》。由于三阶教湮灭无存，又因为经典之间相互关联，所以这些经典分外有价值。矢吹庆辉将研究旨趣放在敦煌珍稀佛典，不仅促成了疑伪经典的结集出版，且将此中反映湮没教派的三阶典籍价值充分发掘，使三阶教的基本面目大白于天下。矢吹氏作此《三阶教之研究》，果然得到极大成功。中国学者也给予了很高评价，同时也指明了不足之处。若汤用彤先生对此著之评价，于其成功优胜之处以及误失缺漏之点，均很精当。
矢吹后来任职于大正大学，1936年仅57岁就谢世了。他的研究成果还有《阿弥陀佛之研究》《近代思想之佛教》《净业慈训》（与笹本戒净合编）等，其佛教方面的著作被汇编成《隈溪丛书》刊行于世，而关于中古夷教之研究遗稿，则由其弟子整理后出版，题为《摩[17]尼教与东洋的诸宗教》。2.《三阶教之研究》
1927年5月由东京岩波书店所出版矢吹氏的《三阶教之研究》，系由正篇与附篇、别篇两大部分组成。其正篇之三部分中，第一部分“教史及教籍史”，首先研究三阶教本身与其文献的历史，又对三阶教祖信行禅师的传记作有专门论考。第二部分“教义及实修”，介绍了三阶教的教义，如末法观、教判、佛陀观、佛法观、无尽藏法、礼佛观念及所依经典，还有三阶教与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及地藏信仰的关系，为教义与实践修行方面的研讨。附篇包括《余录》《大云经与武周革命》《旧稿关于三阶教之研究》与《后记》，以及三阶教年谱。别篇则为资料性的《三阶教残卷》，收有出于敦煌的三阶教文献共计17部三十余卷，另有得之日本的四卷古本。其中最主要有《信行遗文》（实应题为《大乘无尽藏法》，详后）、《三阶佛法》、日本所传《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对根起行法》《无尽藏法略说》及《七阶佛名经》。这些文献即构成本著的资料基础。1935至1937年，曾赴日留学的僧人墨僧法师还将此著正篇译为汉文，在《海潮音》上[18]连载，共刊18篇，可惜没有全部完成。矢吹之著出版后将近一甲子时，即56年后的1973年9月再版，足见其研究成果具有深远的影响，学术价值至今仍存。[19]
汤用彤先生评论该著之《跋》语，指明三阶这一教派直至“有宋初叶，乞渐绝响”，并湮没不彰。“迨信行死后一千三百三十二年”，而日人矢吹所作此著“出世”。矢吹熟悉敦煌典籍中的三阶教残卷，两次赴欧洲抄集，又广搜中国典籍中史实，勒成此书。“除强半叙教史教义外，并附印敦煌残余及日本所存三阶教籍之全部，合订一巨册，都六百余纸，可谓美矣备矣”。汤用彤先生又指明其错失之处，在于将《开元录》中所说的“天授立邪三宝”与武则天受《大云经忏》、称帝时改元“天授”混同。其实智升所说“天授”是提婆达多——释迦牟尼的堂兄弟。此人也曾被译为“调达”等等，是佛教中破裂释迦僧团之人。因佛教内部斗争及三阶教屡受禁断，唐代时僧人已将其信行与之相比。但武则天年号“天授”之内涵——因得《大云经忏》，则天得帝位为“天授”之意，并无关系。因而矢吹著作中附录此节，论述虽然非常精彩，其出发点却是牵强附会所致。汤用彤先生又以深厚的中国典籍、金石著作方面的知识，指出三阶教僧俗中一些重要人物，及三阶教法中“无尽藏”，实有更早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如河南安阳地区慈润寺比丘灵琛，还有长安地区禅师慧欢、三阶教居士管均、管真，管均之子僧嗣泰等，均见载于中国金石著录中。又建无尽藏，实际自梁武帝就有，而且在隋唐时代，并非三阶教徒的诸大师如吉藏、玄琬、善遇等均有应用，可见“无尽藏”不止于三阶教。汤用彤先生精辟的评说，不仅阐明矢吹此著的得失，而且也为此后的三阶教研究，指明了问题及方向。三 西本照真与专著
矢吹庆辉之后日本学者对此专题用功最勤的就属西本照真。他亦是净土宗学僧，曾有同名的专著《三阶教之研究》发表。西本先生1962年出生在日本广岛。1986年东京大学文学部印度哲学文学专修毕业。1996年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去美国哈佛大学短期进修。他的专著《三阶教之研究》于1998年2月，由东京的春秋社出版。前后两本《三阶教之研究》，名称一样，前后相隔，已超过了一甲子。西本现任职于武藏野大学。
西本照真此著也是洋洋大观的巨作。其结构亦分为“研究篇”与“资料篇”两部。其资料篇也列出七种材料，较矢吹之著是减少很多了，不过也有一些较重要新材料，是极力搜罗敦煌文献所余的遗文等所得。
西本首先寻求写作动机并加以阐明。矢吹教授里程碑式的三阶教研考，是与对敦煌文献的考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专著在数十年后，也得到日本学者的总结与批评。木村清孝1984年发表《信行的时机观之意义》，对1980年以来又活跃的三阶教研究进行清理，对矢吹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及以后发展研讨的方向提出四点意见：
1.三阶教的资料应努力再搜集。
2.对资料进一步的整理。如日本所传《三阶佛法》与敦煌遗文《三阶佛法》之间的关系尚有暗昧未至明晰处。
3.《研究》之中有误解之处，对资料的准确掌握还很必要。
4.《研究》之中，已有百科全书式的方法，但方法论的严密透彻还有欠缺。从文献学的谨严缜密与思想史学方法方面还有深入再检讨的必要。
西本对此四点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循此进行工作。因而在所著之中，首先确立此课题的研究方法，以利有所推进。西本此著充分体现出学术的发展与潮流变化，充分注意到课题的重要意义，密切析解学术发展及动态。其“研究篇”有序言与五章内容。序言讲了研究史，充分论解了以前的各种论文与著作的成功与疏失之处。五章依次为：三阶教的成立、展开、诸文献、思想的基本构造、教团规制。很明显，前两章是依次列出三阶教本身的史实状况。此后则有分析研考，分别侧重于文献、思想内涵，以及实践方面教团的修行戒律等情况。资料[20]篇部分主要分析了《对根起行法》、P.2849号制法、乞食法、受八戒法、发菩提心法、及《穷诈辨惑论》卷共七种资料。
西本著作所附参考文献部分，是一相当详尽的资料汇集，对日本学者论著随先后时序，列出近世与矢吹的研究、战前与战后的研究几个小节，详细清理了发展研究过程（本节相关部分即参考其著）。对中国、西方学者的论文著作，也收罗了一些文章及著作中相关部分，但或因时间关系等原因，依然有些中国大陆学者的论文（有些还很重要）未收入其著中。
西本在此著以外还发表了许多论文。将矢吹以后陆续发表的敦煌写经之中有关三阶教文献收集、整理并加以研究。对西方、中国大陆等方面的成果有所归纳，也注意到了陕西淳化的金川湾石窟，据中国[21]书刊中简要文字，写过小文介绍此窟。
西本对此课题的注目，是从净土与三阶教的关系开始的。他有净土真宗僧侣的背景，因而从这个角度切入很自然。其硕士论文研究怀感的《释净土群疑论》，而且侧重其对三阶教的批判。众所周知，佛教史上诸宗派与三阶教的冲突之中，怀感最有代表性，对三阶的批判最为强烈。涉此研究就必须了解信行与三阶教，自然引起对此项研考的浓厚兴趣。但矢吹巨著以后是否有工作可做？西本自己也有疑虑。木村清孝教授指导与分析，促使他定下博士论文的主攻方向。具体工作实际上就是从翻检《敦煌宝藏》开始，将矢吹所用编号与《宝藏》的编号对照比定。在此期间渐渐地发现一些新材料，成为这项研究的突破口。矢吹以后敦煌的三阶遗书，多是伯希和收藏品，其中一些已有学者指出。而西本发现的数件之中，不仅有法国、英国所藏，还有北京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及俄罗斯藏品。
西本发现品的数量并不太多（P.2849R1与R2，S.1004与6344、北8725与8386、台湾九九、ДХ 92），但性质却与前此发现有不同。矢吹发现的三阶教基本典籍如《三阶佛法》，可以说明三阶教的基本观点、教祖信行的思想。但是P.2849背面却有《制法》《乞食法》与《受八戒法》。这是有关三阶教团实践方面的重要材料。《制法》就是三阶寺院僧团的规制，能反映其修行方面的情况。循此考察有关僧团寺院规制与僧人修行，探讨深入且为新角度，可与对宗派思想的研讨相辅相成。僧制是戒律以外约束规定僧尼修行生活的规制，自东晋道安已有初定，北魏诸帝、南齐萧子良、北朝慧光、南朝法云均有僧制。隋唐时代寺院规制正是从印度式向中国化转移的阶段，因而从实践方面探求很有意义。但历来僧团规制很少留存，只有智者大师的《立制法》（灌顶纂集）存世，国清寺《天台小止观》可见一些天台禅法规制，以后才有怀海的《禅林清规》。然而由此《制法》就可以知道三阶教团的实践，并可以与天台规制做些比较。三阶教团的修行，有23条，如点检法、礼佛法、乞食法、总制等，最主要的是坐禅观佛。天台宗亦是坐禅礼佛，但两者之蕴涵并不相同。三阶教实践之中以普敬认恶为宗旨，可与其基本观念相印证。其中讲在恶世界、恶时、恶众生、凡夫出世行法，须要坐禅。观法据根机不同，有无相三昧观、静坐观现在形象佛、“葡开眼目”立观现在形象佛。矢吹确实明确了三阶教团普敬认恶的思想，但不知道实践的情况。西本深知此文献的重要，所以专辟第五章用以分析。《佛性观修善法》[22]也是最重要文献。佛性观亦是三阶教观法的核心。如来藏、佛性是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最重要的概念。地论派、华严、天台宗的观法也都以佛性为中心，三阶教观法亦以佛性为核心，各派可谓相同。但至于具体观法、佛性的体现又有不同。天台宗从自身观佛性，而三阶教从别人身上观佛性，不从己身观佛性。视己为一阐提，“既自认[23]恶、观他为佛”。甚至视己为死人，有恶无佛性；视别人为活人，没有缺点，因而西本称之为“死人佛法”。这些方面已不仅是僧制、不止于三阶，而是可以探求隋唐佛教整体发展的演化状况，很有意义。
其著作的第一、二章是三阶教的历史，首先讲信行，再讲三阶教之展开。这是综合前人如矢吹、塚本善隆的成果，再加金石墓志碑刻的新发现综合而成。墓铭所增就有崇义寺思言禅师、宣化寺故比丘尼坚行禅师、化度寺道感法师等。这些研究使三阶教的面貌更为清楚全面。如三阶教徒中，信行直传弟子所知已有10人，而明确的三阶教徒已达40人以上。此著还列出信行与三阶教徒传承体系之示意图，可使读者一目了然。第四章则是论三阶教的基本思想。对信行所用三阶典籍之每个主要概念的出处，都予说明，将其与佛典对应一一指出详加介绍，确为很细致的工作。[24]
第二部资料篇列出七种材料，除上述P.2849号《制法》外，另几种也很有价值。即：S.5841加S.2446《对根起行法》、P.2283《发菩提心法》、S.5668加S.6344《第三阶佛法广释（拟题）》、P.2268《三阶观法略释》、台湾中央图书馆99号《佛性观》、P.2115号《穷诈辨惑论》。这些精心搜罗之文献，均加缀合整理，有录文、选校本对勘与译注。西本著作所附参考文献部分，是十分详尽的资料汇集。此与绪论的研究史结合起来，可对日本学者的论著及随先后时序的发展研究过程，对中国、西方学者的论文著作有很好的了解。
西本认为，学术工作仿如添砖加瓦，在矢吹著作的大厦上增加石砖，正是后来学者应为之事。至于此著的不足，则主要是未将各个学派、宗派与三阶关系作深入比较研究。例如石井公成已有这个方向的努力与成果，即地论派、华严、禅宗与三阶的关联、汲收及同异之处。
又西本著作对三阶之阶有详细分析，将数种三阶文献内“阶”的含义一一道来。第四章中“三阶的时与处”小节解析三阶所对的情势、佛法与实践者。其后又引诸经中末法所对应的佛灭后年序，列出16种经，分为佛灭后数百年、一千年、一千五百年三种。但佛灭千年后的数经均是“取意”，此处略显粗糙。如依《大集经月藏分》五个五百年说，末法至少应在两千年以后了。
西本近年在此题目上仍有持续不断地努力。他曾于近年来中国访问参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进修，且仍旧不停地查寻相关的敦煌遗书，以及金石刻铭的墓志等材料，续有收获与论文。如[25]《〈三阶佛法〉诸本的成立与传播》，《佛性观修善法的基础研
[26]究》，《三阶教写本研究の现状——新资料の绍介を中心として》[27][28]，《三阶教成立的基盘——地论宗》及《三阶教写本研究临界点今后的课题》等文，并关心《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中有关三阶教[29]的文献，对三阶教写本的整体做出研考总结与展望。
结合考古调查，西本先有《西安近郊的三阶教史迹——百塔寺[30]金川湾的唐刻石窟石经》，此虽仅简单报道，后于2002年9月与笔者、德国海德堡大学雷德侯教授一行共同考察了淳化金川湾石窟，把握此中学术动态情况，并加撰写《金川湾刻经的历史空间》，对与此石窟相应的唐高宗时期三阶教发展相关情况有所探讨。四 韩国文论
韩国学者之中，也有数人数篇论述三阶教。时间主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李相铉《隋代有关信行思想的研究》，为1983年发表的东国大学校大学院的硕士论文。方荣善《三阶教的无尽藏院之考察》，为1987年同校发表的硕士论文。李平来《三阶教运动的现代照明》，于《韩国佛教学》1995年发表。由于笔者不懂韩文，也没有适宜的参考评论，所以对韩国学者的具体论述不明，因而仅将情况列此。
洪在成于《印度学佛教学研究》上发表的一组文章，《三阶教的影响——圆光、神昉、道昭的考察》《三阶教与〈冥报记〉〈日本灵验记〉》《三阶教的影响——元晓之行迹考之一》、洪法空（洪在成）《三阶教与占察善恶业报经之影响》及《三阶教与地藏信仰及地藏教学中心》，从刊发情况来看，可能是韩国学者在日本学习并发表的成果。
石吉岩《“华严经”信行与华严宗的形成——以三阶教与华严宗的关系为中心》充分注重前此日本学者等对华严与三阶关系的探讨。前此木村清孝已经论说智俨所著《华严五十要义》之中对三阶教教义抱有好感与理解。石井公成指出《华严经问答》的拜自体说批判了三阶教的认恶普敬。其文认为华严宗的基盘是杜顺的普贤行，主要考察了华严宗形成过程中，一些实践者与三阶教关联的史实等。智俨与义[31]相对三阶教的态度相左，不过重要内涵多与日本学者讨论有关。在礼佛与信行问题上，针对石井提出《华严孔目章》中礼佛法是假托勒那摩提借由慧光传承体系而展开，提出考虑到至相寺地论南道系与三阶教的关联，是从统一的“七种礼法”礼佛法开始，先分化出三阶教普敬认恶，然后由此反省出义相系“华严问答”拜自体佛说，此种可能性更大。即受三阶教影响的同时，形成与三阶教的差异，华严宗走上了自己的道路。第二节 欧美书著一 美国专著
在西方学者中，贾梅·哈伯（Jamie Hubbard）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可以说他是西方学术界有关这一领域的权威。因为西方学者做此专题者极少，其博士论文即选三阶教。2001年出版所著《绝迷深误与完善成佛——中国异教之兴衰》（Absolute delusion，perfect [32]Buddhahood，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Heresy），其章节如下：
第一章 佛教异端的起源
1.信行——佛教的异端Hsin-Hsing——A Buddhist Heretic
第二章 巧言的教说The Rhetoric of Doctrine
2.末法争议之开端The Beginning：Decline as Polemic
3.中国体系的末法说Chinese Systematization：decline as Doctrine
4.信行：人性下根Hsin-Hsing：Decline as Human Nature
第三章 绝迷深误 完善成佛 Absolute Delusion，Perfect Buddhahood
5.普佛的庇护The Refuge of the Universal Buddha
6.普佛与普僧的庇护The Refuge of the Universal Dharma and Universal Sangha
第四章 拯救之经济The Economy of Salvation
7.为末法的实践：无尽藏practice of the Degenerate：The Inexhausible Storehouse
8.三阶教的禁断The Suppressions of the Three Levels Movement
9.时代 超然与异端 Time，Transcendence，and Heresy
第五章 虔信的经本
A.《普法四佛》 B.《无尽藏法略说》 C.《大乘法界无尽藏法释》 D.敦煌文献原文图版
此书是西方学界唯一的三阶教专著。矢吹著作以后，多数学者似有一个误解，似乎三阶教的材料已挖掘殆尽，不易再做文章；或有零星材料可做文章，但不好出专著。而西本与哈伯的两本专著，引起大家的注目并改变观点。两书都有出色处，哈伯所著尤因以西文研考三阶教而受重视。全书分为四章九节，附录译出一些重要三阶经文。第一章仅一节，通过信行讲三阶教的起源。由介绍信行生平进而扩展至其理论与实践：他的普敬说教以及僧俗徒众、六时礼忏、禅行、十二头陀行等等，详尽的细节可证实他是当时僧侣生活中极不寻常的典范。第二章“巧言的教说”展开论述信行学说及背景。这一部分以佛教末法学说为中心；第二节首先论述其印度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种种歧义，再以第三节叙说中国形成的末法说体系，继而再以第四节进一步阐明信行的人性堕坏的三阶根机论。第三章“绝迷深误、完善成佛”是三阶教思想理论特色，即普佛、普法等学说。此中论说亦如剥笋，层层道来。第五节是信行的普佛思想，叙说信行独特的“普法四佛——如来藏佛、佛性佛、佛想佛、当来佛”。第六节叙说信行的普法与普僧说，第三阶时僧伽应行“普敬认恶”。第四章“拯救的经济”是以三阶教的经济实践、慈善事业“无尽藏”为中心，进而论述其成败。第七节针对退化时代的救助“无尽藏”，第八节叙述了三阶运动为朝廷多次禁断的过程，而第九节以“时代、超然与异端”为题总结性地归纳三阶运动与信行在当时历史中的沉浮。
附录第五章译出三个关键的敦煌手卷：A为S.5668《普法四佛》，这是信行普救说的基础。B、C是两个关于无尽藏的手卷，即S.190《无尽藏法略说》、S.721《大乘法界无尽藏法释》。这些敦煌文献中重要的三阶典籍加以英译后，非常便利英语世界读者阅用。
由于此著选题与论述的成功，意大利著名汉学家富安敦评说：此著填补了西方汉学的一处空白，隋唐时代三阶运动的重要不仅仅在于佛教，而且延伸至经济等有关方面，哈伯的著作展示了他在各个方面的努力，是其十年严肃工作的反映。
比较上述日本学者与西方学者的这两部专著，仍有很大的不同。日本学者仍然体现出熟悉汉语文本，严谨细密，文献学与佛学功底深厚。其结构仍追前贤之作，似从纵的方向、从三阶教的历史入手，头头是道而深入其内核，特别是析解其宗教实践的规制，颇见精彩之处。哈伯著作的结构，似由横的层面入手，有哲学角度的思考，抓住三阶教思想中最鲜明突出的基本观念，环环相扣而又涉及其余方面。当然此书的读者均非汉语文化圈、文化背景显著不同。所以此著更为简明地凸显重点，并置入儒道等大文化背景来思考阐述，还有与西方宗教文化异同之比较，可使西方受众易于把握三阶运动的特点。因为“三阶教”在近代学术研究中出现，所以哈伯并不随意使用，而是谨慎地分采“运动”等词汇，由此即显示出其语言学角度、厘定概念方面的写作特点。当然有些看法仍可探讨，如中国佛教末法年序之说，实与弥勒来世说仍有密切结合，显示了循环论的特点，并非只是衰落下降之论。二 欧美文集
英文论著除上述著作外，由罗伯特·拜斯威尔（Robert E.Buswell）编集的《中国佛教中的疑伪经》论集之中有专文，即马克·莱维斯（Mark Edward Lewis）著的《三阶教的禁断——由政令钦[33]定的疑伪经》。
此文分四节，文本与权力、法灭、末法时代、三阶教的禁断，论述其观点。最后的结语中，他分析了中国皇帝以国家寺院名义编定的藏经，钦定为正式的经藏，成为以佛教治国的基础与工具。诸多皇帝复兴佛教的过程中希望成为转轮圣王，建立明确的佛教秩序，因而钦定佛经也就有了政治性质，具有了统治的“话语权”。三阶教徒开始了新的信仰转折，他们宣称要有新的信仰，但无明确的政治秩序。所以三阶教的经典成为问题，为国家政治所不容，因而钦定为伪经。
由国家政治角度来看三阶教的经典，虽不是完全新角度的看法，却仍有其重要性。三阶教经典确实并非自称佛经，不是自称“佛说”的。信行集诸经节文，明确区别经典与己说。其实《人集录》之意即非佛说为人集。讲种种“法门”，应属“论”的范畴。从佛教疑伪经的判定标准上，并不够“伪经”的资格，其实是政府钦定的伪经，虽然也有佛教内部斗争、高僧诤诟，但政治干预在这里起了关键的作用，这确是给三阶教经论定性的一个特点，应有足够的注意。
此论文集虽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意大利的富安敦教授（Antonino Forte）也有一篇研究三阶教典《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的文章——《中国佛教的正统观——智升对师利之揭露与〈法镜经〉[34]的禁断》，此文讨论了信行以后最有代表性的三阶典籍的情况及其佛教正统观下的遭际。富安敦教授治学领域很广，在中国宗教民族史等方面多有涉猎，中国疑伪佛典与三阶教也是其关心的课题之一，所以他的相关论文实有一组。如1975年就发表有《中国七世纪末的[35]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还作有《三阶教研究的进展——从矢吹[36]庆辉到汤用彤》（La Secte des Trois Stades et I’Hréséie de Devadatta），这篇论文充分注意了矢吹以来在此课题上的进展情况，是一篇很在行又有深度的述评。所列举日本学者有塚本善隆之三阶教的资料汇编、常盘大定《宝山寺为三阶之母胎》，等等。富安敦似受汤用彤书评的影响，对汤用彤评价矢吹情况很是清楚，如“天授”的真正含义等。他也充分注意到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对三阶教的论述，甚至包括了蓝吉富讨论这一问题的情况，是一篇亦叙亦评的好文章。三 欧洲文阐
上述专文专著之外，法国学者还有相关的成果。谢和耐（Jacques Gernet）论中国寺院经济的名著（译为《中国五至十世纪[37]的寺院经济》），也涉及三阶教，专为“无尽藏”设节论述。
7世纪下半期，三阶教奇迹般地发迹的基本史料，为韦述《两京新记》与李昉《太平广记》。但两者之间有些矛盾。《两京新记》说唐武德时信行创设无尽藏，显然在时代上有误，因为信行隋代已逝，不过无尽藏由教主信行创设是无疑的。《太平广记》则说武德时信义创设，虽解决了上述抵牾之处，但显然不可靠。因为信义并不见于唐人记载，此说已是宋代追溯。因而矢吹研究中并不承认这个人物。而谢和耐仍承认并认为信义是个次要人物。以后杨曾文与杨学勇均以为有信义其人，笔者则难以苟同此说。
敦煌文献目录整理也有相关成果。吴其昱《敦煌汉文写本概观》为《讲座敦煌》第五册中的专文。而谢和耐《巴黎国民图书馆的敦煌遗书Nos.2001—2500号目录》，苏远鸣（M.Soymiée）所作同馆《Nos.03001—3500号目录》，也都与三阶教文献有关联。
法国学者陈祚龙曾在台湾发表四文，均是资料整理汇辑。其一《新校重订隋信行受八戒法》，其二《新校重订敦煌古抄杨隋释信行[38]的著述小集》，其三论述三阶僧俗人士——《隋唐京师三阶教寺[39]院沿革暨某些与该教素有关系之缁素士女的行谊记述小集》。该文是将《续高僧传》中的昙延、智教、昙遂、慧藏、慧最、法彦、昙良、普旷、转明、法旷、昙藏、德美、道会、无极高、普济；塔幢铭中慧了、道安、湛□大师、无可、优婆姨段省常，史传中的杨素与高烱，共22人并万寿寺铭，略加校订汇集而成。其四《继行新发现、续作新发明——敦煌学散策之五》，法藏P.2489号率先将指为三阶教文献，认为其中“受八戒法”之前的三种文献虽未署信行名，但皆是[40]三阶教文献。
德国学者温狄娅（Clandia Wenzel）撰写了两文讨论三阶教。她的研究建立在实地考察基础之上，曾亲赴陕西省淳化县金川湾的三阶教刻经石窟、终南山百塔寺址进行实地考察，并以英文与德文分别撰[41]写发表，论述了三阶教石窟及百塔寺的实际情况及相关教义。《圣典、尊像与发菩提心——陕西淳化金川湾石窟寺的信行（540—594）刻经》宣读于首届中国佛教石经国际学术会（德国海德堡学术院，2004年7月），以净土宗与三阶教的经像对比为主线，充分依赖北朝至隋唐石窟刻经与造像的状况来进行讨论。其角度与思路颇有新意，详尽掌握中国佛教考古成果，见解富有探索精神。
此文由导言和四个部分组成，一即金川湾石窟，二为刻经与造像传统，三是金川湾三阶教窟像与净土宗大佛寺之对比，四为金川湾的圣典。其导言部分首先通过净土宗大师道绰的论述，指明净土宗与三阶教有着同样的理论基础，基于退化论的末法观，在根机、时代、教说三方面加以区分，设为成佛之路的基石。针对近于同样说法条件，两个佛教宗派提出、采取了不同的教说与实践。其第一部分介绍了淳化金川湾石窟再发现与考古工作的成果，窟中信行所撰经典的状况、内容与意义。第二部分仔细梳理了石窟刻经的历史，其文在李裕群对刻经石窟两种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解析归纳，具有独到的理路与逻辑。刻有部分经典的小南海石窟、南响堂石窟；刻有经典全文的北响堂南洞、涉县中皇山石窟；这些石窟均有尊像雕造与圣典镌刻，成为金川湾之源，而刻有部分经典亦具尊像的大住圣窟与八会寺刻经龛，却是与之不同没有三阶教背景的另型。在将同金川湾石窟同时的彬县大佛寺石窟进行对比时，净土宗与三阶教的教理背景成为两个相距不远，时代近同的石窟的区别之根源所在。几乎同时，大佛寺千佛洞中刻出两部小经，然而随之弃去而专意于造像，金川湾中的三阶教理近于全赖刻经表达。金川湾的佛像简而朴之，大佛寺造像则华丽巨大。温狄娅分析道，三阶教尊普佛如同拜路人常人，净土宗要依像雕表达天国净土世界，这种教理差别是二者形式差别的内在基石。最后部分则详解三阶教圣典，其中核心观念发菩提心的重要、集聚诸经加以条理的方式，与《冥报记》对信行的描述大同。窟中所刻全部经典，含有常不轻菩萨的《法华经》，强调普敬认恶观念的《十轮经》，体现佛智的《金刚经》，还有《如来示教胜军王经》，虽然三阶遭到隋文帝的禁令，而此时此地由此石窟的构成，则无不显示了三阶教的充沛活力。总之这篇文章条分缕析，层层入扣，既从石窟刻经的状况出发，又阐发出三阶与净土教理特点对其的影响，成为石窟形态的内在理路。体现出特殊的构想与思路。[42]
德文杂志《远东》（Oriens Extremus）刊其《法空之境：终南山百塔寺》（Von einem leeren Ort des Dharma und dem Wiederaufleben der Drei-Stufen-Lehre：Das Hundert Pagoden-Kloster Baitasi am Berg Zhongnan）。其文分五节：末法引说、信行归葬之所百塔寺、信行生平、寺庙状况、三阶教的遗迹。首先阐释源自印度的末法之说，在中国北周武帝灭法时得以流行广传，并及于隋代。刻经事业也由此大为发展。河北邯郸响堂石窟、北京房山云居寺无不如此。而古长安南25公里处终南山脚下百塔寺一带，于佛教史也很重要。唐代华严宗甚至韩国华严宗与此处至相寺密切相关。第二节追溯寺址形成。信行隋代入京，逝后林葬起塔，僧俗弟子追随，建塔多座。大历年间（766—779）成百塔之寺。第三节介绍信行创三阶说与根机论，真寂寺唐代更名化度与无尽藏发展的盛况。第四节叙三阶屡次遭禁及不断兴起等状况。最后三阶教遗迹不仅叙及百塔寺为金石学家、近代日本学者考察情况，还介绍了淳化县的金川湾刻经石窟之情况。总之，此文也密切结合考古成果与实地调查，联系史实进行追溯考察。
作者撰此两文不仅包含她亲赴论题所在之地，还扩及她在彬县大佛寺参加的考古经历。因所有涉及论题，都经过实地踏查，因而撰写过程得心应手，语出有据。无论看法如何，这种实践精神使其文基础扎实，言之有物。虽然个别地方对中国学者之论考有所依赖，或影响个别观点，但全文仍很出色。即使中国学者撰写相关论著时，也常常不经实地考察，外国学者能如此注重实地考察确属不易、难能可贵。第三节 台湾论作一 论文交涉
太虚大师对佛教史的论述非常宏阔，他曾讲述中国佛教、中国佛学，论说禅与净土关系、净土演变时讲到三阶教，于两者之交涉方面，特别指出了唐代飞锡《念佛三昧宝王论》上卷具三阶教观点，实为调[43]和三阶与净土宗之说。后人不察，列入净土宗著作。
台湾学者李玉珉、颜娟英对安阳地区石窟及反映的佛教思想，也[44]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与研究。李玉珉《宝山大住圣窟初探》，对隋开皇九年（589）由灵裕法师所凿造的宝山大住圣窟进行了深入探析。此文主要析解该窟在石窟史上的承前启后地位，指出该窟是目前可确认的最早一座与忏仪有关的石窟，保存不少北齐余韵，但窟中题刻大量佛经与佛名及日益写实的风格，又为隋代特色，而且其内刻二十四祖传法圣师像，又是龙门唐代看经寺祖师像的先导。全窟基调体现末法思想的特点，与僧传中灵裕造窟记载相符。
此文虽然未设专节讨论三阶教，但是有两节专门论述了末法观念与礼忏佛名，而为诵佛名、行礼忏所刻出的佛名与三阶教七阶佛名经关系特别密切。讨论开窟动机的一节，论及灵裕法师开凿此窟完全是出自末法思想与护法意识的指导。其“图像义理与石窟功能”一节之中，提出了此窟室具有配合礼忏功能的见解，是很有价值的学术创见。从具体分析大住圣窟所具有佛典内容入手，详解其文意、内涵，特别分析窟中佛名部分与信行所创三阶教中重要经典——《七阶佛名经》的关系，由此更确立此窟具有禅观功能之外，尚有礼忏功能的推定。此窟内外的镌刻，除经典节文外，偈颂与佛名也很重要，况且佛名占有很大比例。从佛名经与诸宗派关系来说，李文指出佛教史上信行法师所创三阶教与佛名经关系最为密切。敦煌藏经洞遗书所存《佛说七阶礼佛名经》（简称《七阶佛名经》）的内容之中，就有很多佛名，可谓是念诵佛名的专门经典。从残卷（矢吹183页）所具内容看，在《三宝偈》之后，要依次念诵很多佛名，具体是据《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先称念“东方须弥灯光明如来”等十方佛，接念“毗婆施佛”等过去七佛之名，再念普光如来等五十三佛，续念东方善德如来等十方佛，还要念拘那提如来等贤劫千佛以及释迦牟尼如来等三十五佛。因三十五佛名在《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中未现，所以信行以《佛说决定毗尼经》中佛名补齐。最后还要称念东方阿佛、一万五千佛以及出自《佛说佛名经》的宝集佛等二十五佛名号。李玉珉仔细核对了此大住圣窟中与七阶佛名经中所刻的佛名，发现其颇为相似。即窟内所刻七佛、三十五佛名，窟外所刻的二十五佛名以及五十三佛名、三十五佛名、十方佛名，与《七阶佛名经》中所列基本相同。李文还注意到河北曲阳八会寺的隋代刻经龛、房山云居寺静琬主持的隋代雷音[45]洞中，都有数种“佛名”的刻出，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些现象分别作有解释。具体而言，李文讲到灵裕法师的三种影响——对三阶教七阶佛名的影响；对曲阳八会寺的影响；以及对房山云居寺雷音洞的影响，均认为没有实据不能遂然同意。
对于灵裕如此重视佛名，其功用何在的分析，李文主要根据道世《诸经要集·敬佛篇》中对见佛礼佛称名之消罪与佛前忏悔的提法，数种佛经《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佛说决定毗尼经》《佛说佛名经》的论述，特别是信行《七阶佛名经》之中忏悔内容与大住圣窟所刻“忏悔文”几乎完全一致，从而推断此忏悔仪式在隋代必应十分普遍。而且这种忏仪进行的方式，亦可从信行所撰《礼佛忏悔文》，也称《昼夜六时发愿法》得到清晰详密的参照。另在《七阶佛名》《六时礼忏》与大住圣窟外都刻出“无常偈”，或者都为礼忏而用。总之，李文在阐释大住圣窟佛名及忏悔文时，还是很倚重信行《昼夜六时发愿法》，以其五十三、三十五、二十五佛名及入塔观像之文，多可与此窟对应。总而言之，李玉珉不是一般泛说灵裕造窟刻经与三阶教的关系，而是从窟中内外所刻的佛名，与信行禅师所撰的《七阶佛名经》作具体对比，还从《六时礼忏》及仪轨的规制，析解其间的相同与联系。但其并未同意灵裕对三阶教之七阶佛名的影响在先，却倚重信行《六时发愿法》与该窟的对应。而信行此愿法与灵裕的对应亦无确证。所以究竟是谁影响谁，确有商榷及续探的余地。李文没有考察此窟外下方“略礼七阶佛名忏悔文”铭刻。[46]
颜娟英曾撰有《河北南响堂石窟初探》《北齐禅观窟的图像[47]考——从小南海石窟到响堂山石窟》等一组文章。这些论文从佛教义理与图像窟形等方面探讨了当时——即北齐至隋代佛教艺术与佛教思想发展的情况，很有深度与意义。从石窟所刻佛经与造像浮雕等方面，有精辟的考证与分析。其《禅观图像考》一文，联系小南海中窟壁面浮雕与刻经等，以“末法时代的弥勒信仰”为小标题，专门讨论。河南安阳善应山小南海有三个窟，以中窟雕刻最为精美。中窟的西壁浮雕有“弥勒为天众说法”图一幅，造型为结跏趺坐的弥勒菩萨，周围是天众听法。小南海东窟不但有相似的弥勒为天众说法，还有弥勒下生场面。这些窟中浮雕还有释迦在鹿野苑说法，阿弥陀净土及修观行的图景，皆以弘法度众为信仰宣教的重点。颜文联系北朝高僧对弥勒净土的发愿，申明了弥勒信仰在普遍相信法灭将至时代之状况。
颜文亦未专言三阶教，但对小南海与响堂石窟相关教史义理、高僧等方面反映的末法意识，特别是北朝晚期浓厚的末法思绪与弥勒信仰的种种事愿联系有精到分析。同时也注意到窟中经偈之中《大般涅槃经》反复说明法身不灭、《无常偈》“永断于生死”的大乘思想对当时教团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信念，也是末法思绪兴起时，处于“无佛”时代众生特别仰望往生净土之背景。当然，对法上末法意识中，预测年代在末法思想中的特别重要性，以及慧思末法观中的三时论与年代跨度，应有特别的重视，加以各种参照的研究。[48]
妙杰《再论三阶教之历史定位》，侧重于对三阶教的评价。文章从多方面进行概括性的总结，检讨在此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强力考虑，着眼点又有联系现实世界、近现代人间佛教之状况。其要点一为社会福利事业及其影响；二为帝王敕令禁教之探讨；三为三阶教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此外还提出几点总结：过于强调末法，不事经论，抵触各宗派与政权，普敬来自《大涅槃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楞伽经》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法华经》一切众生皆当成佛。主要从身体力行来普敬认恶，义理层面不够。三阶教典是类聚而成，由此探讨其伪经情况还有空间。三阶教有较浓教主崇拜色彩；相对而言三阶教有更强烈的人间社会性关怀，修行方式近于禅僧团体及天台，很难定为异端。三阶教是庶民佛教运动，具有独立的思想教义与组织，无尽藏院是其主要组织与活动作用所在。历朝禁断之原因皆与当政者主观意识有关。认为三阶教团组织活动自信行入京始，以信行生前殁后为弘法两阶段。信行生前重个人修行，殁后以无尽藏院在社会中大为发展，既遭严酷镇压，也达于活动巅峰。
其结论部分为：三阶教敢于冲破传统，在民间化导向善，带动社会人士投入布施、互助的人间性关怀等贡献来说，堪称中国佛教史上的思想革命先驱，历史及教界仍应予以积极的肯定。妙杰对三阶教的肯定，续自现代学者。因现代学者对其多有肯定。如汤用彤列信行与净土昙鸾、天台智者、华严智俨相同，是“开隋唐大宗派”之大家。蓝吉富更指出三阶为中国第一个具有宗派意义的宗派。矢吹庆辉更对信行赞誉有加，认为其“一度点燃普佛普法佛性之孤灯”，而三阶教为三百余年间的星霜，牵动了数千百人的灵性，岂是“异端邪说”一语得抹灭的呢？至于三阶教湮灭之原因，总结为：三阶教虽有别于与传统佛教，在佛教历史上，若非在中国君权主导一切的政治体系下，非主流的思想不易生存。三阶教团即为鲜明之例。三阶教团深入民间，为民间百姓提供信仰上的寄托，对社会的实质救济也多有贡献。然因形成组织、群众及经济力量，会对统治阶层及教内主流形成压力，此乃造成其一再受到打压之原因。
总之，妙杰此文对三阶教从正面肯定、给予积极评价较多。然而对佛教社会福利以及慈善事业，颇归之于无尽藏之创设。实际上隋代佛教之致力于社会事业者不少，近似于信行者大有人在。如僧渊（519—602）鉴于渡锦江而溺毙的人很多，在南路架设飞桥。法纯（519—603）微行市里，或代人佣作，或为僧俗洗补衣服，或清除市井的粪秽，或为僧徒劈柴担水，或填治道路。智通（543—611）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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