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自己的人格魅力来(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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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自己的人格魅力来试读：

内容提要

生命在于运动。无论是生理的需要还是精神上的要求，人只有在不停地运动变化之中才能感受到生命的存在。人也只有在不断地学习之中，才能获得前进的动力。人类社会总是向前运行的，人也因此只有不停地前进、求索，方可在社会上生存下去。好学，多学，不断地汲取知识的力量，会帮助你走向美好的生活。

第一章　不停地学习、求实

■人生范本：赵元任

赵元任（1892-1982），著名语言学家。1910年7月，为清华学校的前身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款”留美生，入康乃尔大学，1914年得学士学位。1915年考入哈佛在学，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受聘康乃尔大学，任物理学讲师。1920年回国，到清华学校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教师。1921年，再赴美国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1925年8月，回国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一起被称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结束，赵元任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1931年任清华留美监督处监督，一年后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1938年后，定居美国，入美国籍。此后历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美国哈佛燕京社汉英大辞典编辑、美国海外语言培训班中文主任、美国密执安大学语言研究所教授等，1965年退休。

赵元任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1981年，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重要著作有《现代英语的研究》、《中国语的文法》、《国语字典》、《中国社会语言学论文集》等。

黄延复在他的《一代学人赵元任》中写到：

民初以来，在我国学界的群星中，有些显得格外耀眼夺目。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音乐家、美籍华裔学者赵元任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赵元任是一位从“榜眼”到哲学博士。

赵元任祖籍江苏常州府阳湖县（现并人武进县），一八九二年出生于天津。曾用名宣重，后即废去，一直名号一致，亦未曾用过笔名。一九一〇年七月，清廷“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招考第二批庚款游美生，十八岁的赵元任在四百多名来自全国的“举子”中，以第二名高中。这在当时实不亚于一次“榜眼及第”。这次招考共取正榜七十名，副榜一百四十三名。正榜中包括杨锡仁（第一名）、张彭春（第十名）、钱崇澍（第十六名）、竺可桢（第二十八名）、胡适（第五十七名）。关于这次考试，赵元任至今还保留着这样的记述：“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考语文，题目选自Mencius（孟子）《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Without Rules and Campasses One Can not Forms Squares and Circles）。下午英文作文三小时（笔者按：题目是《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然后等五天，以上两门合格再考。（复考时）第一天考平面几何、希腊历史、罗马史、德语或法语；第二天考物理、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化学、三角；第三天（因雨很多人迟到，再推迟一天）考立体几何、英国史、世界地理、拉丁文……”可见，那时的留学生考试是很不轻松的。

这批学子于同年八月由胡敦复（民初著名教育家之一，时任游美学务处教务长）亲送赴美。赵元任入康乃尔大学习数学。一九一四年获学士位，再入该校哲学院研究一年，一九一五年转入哈佛大学，一九一八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

在他六十年教学生涯中，不停地学习，求知，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

人们都说赵元任是语言奇才。赵元任具有非凡的语言方面的天赋。但这也是与他不停地学习分不开的。任何方言在一星期以内，他都可以学会，并且能听、能说，而且说得很好。一九二〇年，哲学家罗素（英）和杜威（美）先后来清华学校参观、讲学，均由赵元任翻译。并陪同罗素周游全国各地，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用那个地方的方言翻译。于是他于年底辞去清华教席，准备到国外去专攻语言学（那时，语言学在中国尚属空白）。赵先觅定哈佛大学哲学讲师的职位，于一九二二年又去法国莎娜学院专门研究语文学一年。一九二四年，他应聘回清华国学院任教前，又去法、德、英等国考察语言学一年。至此，他已初步奠定了“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基础。他先后去江浙、江西、湖北、广东等地考察方言。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四八年，他共发表语言学专著约十四种，论文约二十一篇；一九四八年以后，他在国外任教期间，又用英文写了《中国语字典》、《粤语入门》、《中国语语法之研究》、《湖北方言调查》等专著。赵元任可以称得上是精通汉语，但却绝不单是一位汉语学家。在外国语方面，据他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丁、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这样，到了三十年代末期，他就成为一位名驰中外的语言学者了。

赵元任的名字，在中国近代音乐家的行列里，占有重要的位置。当然，语言学（特别是音韵学）与音乐艺术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姐妹。但赵元任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与他在这方面所投下的心力分不开。他曾有过一个爱好音乐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江南昆曲名票，使得他自幼就受到音乐环境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一直没有间断过对音乐的钻研。回国任教或任职期间，音乐活动占去他大部分业余时间。据有人回忆，他经常一个人躲在室内埋头作歌。他室内除各种乐器外，还有一套特制的木鱼，可以奏出乐曲；他曾发起组织过琴韵歌声会。一九三六年，他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制的（自作自唱）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至今仍为人喜爱。

□人需要真正的学识

这个世上的东西，无论感情、人格，还是学知、气度以及做事的方式，都需要一个“真”字。没有真正的东西，就不会有真正的回报，尤其是做学问，你没有真正的学识，只能迷惑别人一时，最终还是会被现实所抛弃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真正地追求学问，真正有学识才能保持真正本色，才会博得他人的敬仰和尊重。做起事来，才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只有真的学问，才会为人所敬仰，如果没有博大的学识，文凭决有博大的学识，文凭是不能代表一个人真正的学识水平的。

陈寅恪（1890-1969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兼书第门第。祖父陈宝箴（字右铭），官至湖南巡抚，支持“戊戌变法”，因主持湖南维新失败被革职。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清末著名诗人，与谭嗣同、陶谦、吴保初一起被称为清末“四大公子”，著有《散原精舍诗》，曾是“新江西派”首领，亦为“戊戌变法”维新党人。

真正的学识可以为你赢得声誉和机会。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推荐陈作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尚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提出了柏林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才决定聘他来校任导师。

真学问，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为人所尊敬。当时清华学校还聘了另一位著名学者赵元任做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其时赵正在哈佛大学任教，哈佛要赵找人替代，指名最好是陈寅恪，并许以高薪。赵元任写信征求陈的意见，陈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陈寅恪一到清华园，便显示出一代文史大家的才学风范。他的学生许世臻在《敬悼陈寅恪老师》一文中作如下描述：

……民国十九年……寅恪师为中文系与历史系合聘的教授，在中文研究所、史学研究所、中文系和历史学系开课。他在史学研究所所开的课程是魏、晋、南北朝史专题和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这两课是隔一年开一次。中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文学系开的课就多了，计有：佛经文学、禅宗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元白诗研究、欧阳修研究等。……寅恪师身体一向衰弱，学校当局特别尊敬他，他的课永远排在上午二、三两节（9时至11时，所以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有资格去选修。……寅恪师讲课的教室都在三院一间小教室，除了清华的同学以外，北大的同学也从城里坐四五十分钟的汽车赶到清华园课。因为陈寅恪不肯接受北大的礼聘去兼教几个钟头，北大的学生不愿失去名师的教诲，只有不惜跋涉的辛劳来学了。寅恪师学问渊博而精湛，有许多的教授也经常来旁听，清华园中的人凡有疑难不能解的问题（属于文学和史学的），都向他请教，他一定会给质疑的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大家都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

文中提到的那些听课教授，像吴宓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其他如朱自清、浦江清、北京大学的外籍教授钢和泰，皆是一有机会亦必赶来听讲。故陈寅恪有“教授之教授”之誉。

吴宓回忆说：“1919年1月底至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由俞大维君介见，以琢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述说至为说切。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吴宓者，更多不胜记也。”又据吴宓的日记记载：“陈（寅恪）群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之极。古人‘闻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

无论空间如何扩展，真正的学问永远是无价之宝。陈寅恪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很高的声望。他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特聘的第一位华藉汉学讲座教授。抗战胜利后，他应英牛津大学之聘，前去主讲东方学与汉学，欧洲各国汉学家云集牛津，以亲聆陈讲学为快。但据当时有人记述：“欧美许多大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少数几个人外，能听得懂陈先生讲演者实寥寥无几。”因为“陈的讲演广征博引，只语言这一关，那些一般的专家就闯不过。”

陈寅恪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之高，不是因为别人所说的几句话，而是出自真正的“东西”的。还因为他常常可以解决外国著名学者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一次，前苏联学者在蒙古境内发掘到3个突厥碑文，纷纷研究，均不懂不通，后请陈寅恪翻译解释，各国学者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叶番之《唐番会盟碑》，许多学者，著名的如法国之沙蜿、伯希和等人均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后经陈寅恪解释，也使国际学者很是满意。这样的不被人敬仰，还有谁可以被人敬仰呢？

□掌握求知的方法

人要不停地学习才会进步，要不断地进取才会发展。但诺大一个世界，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怎样才能又快又好地掌握新的知识，为我所用，不断地超越现在的自我而迈向更高的目标呢？当然是学习，但学习又是需要有一定的方法的。

对于一名学生来说，学习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即将参加考试的同学更是如此。第28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得主、被保送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连乔指出：

只有方法才是真正最实用的东西。试想，我们学的解析几何，有机化学等等，有几个人在将来会用到它们的？现在的大学生，只要不是热门专业的，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是与专业不符的。方法是最重要的，要学会学习，就像学会打猎一样。话又说回来，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可以说没有不会学习的，拿着书慢慢看，慢慢研究，总能学下来的。但各人的学习速度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你时间紧，显然需要找到一个速成法。但如果成天无所事事，那也无所6谓什么好学习方法了。但我想这种情况在准备高考的人当中是不会有的。之所以万事开头难，对于学习，说实话，没哪门课是先难后易的。它之所以难，在于我们对一门新课必须先研究一下学它的具体方法。

首次，要认真听讲。

老师传授知识是通过“讲”来实现的。获取和消化课上内容是高考复习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故而上课要全力以赴，每分每秒都要聚精会神，争取一字不落地听进去，争取当堂理解、记住。同时，高考复习课的听讲，又绝非被动记录，而必须与老师同步思考，形成共鸣，创造积极主动热烈的课堂气氛，这样才是真正地会听讲，会事半功倍。不但要听，而且还要会听，要跟紧老师的思路来听。教毕业班的老师经验丰富，水平高超且责任心强，是足以信赖的帮你考上大学的前进阶梯。因此千万不要在这关键时刻自己单搞一套，脱离老师的教学计划甚至鄙视和抛弃老师的辅导。只有师生协调，齐心努力，才能创出佳绩。相信老师、尊重老师，总有一天你会由衷地感激老师。这一切，平凡的你，一定能做好。

其次，做好课堂记录。

黑板上老师写的内容，不一定都要记在笔记里，而老师的一些精彩的、关键的和启发性的话却不可漏掉。这些宝贵的“只言片语”，实在应该被及时地捕捉到，保存在笔记上。至于黑板上的定义、律文和简单例题之类，只要书本上有，就大可不必占用笔记的空间。同时，笔记不仅应该记下老师的妙语、老师的思路，更应有自己的感受、总结和质疑。当你灵感突发的时候，当你苦思冥想之后恍然大悟的时候，当你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请立刻、毫不迟疑地把这些思想的火花或疑惑写在笔记上（或其它可以永久保留的地方）。它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东西。也许不久之后翻看它时，你会别有一番感觉，那时，你对知识的把握就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记笔记的真正意义是启发你的灵感，帮助你思考，使你自己上升一个层次。而不是给别人看的，是写给自己的，唯一目的就是辅助你学习。千万不要走进记笔记的误区。

第三，要及时地做练习。

做题，并不只是做题，而是在做学问，要有思考。每天你做多少题？这些题第二天你还记得清吧？一周之后还记得清吗？高考前能记得起来吗？做完一道题，会你怎么做呢？对答案？继续做下一道？还是停下来想一想？你知道出题人的意图吗？你还有其他解法吗？你从这一道题联想到了什么呢？有没有做过与之类似的题目呢？你的收获何在？那么，要把每道题做透。做完题，别撒手，问问自己上述那些问题。每道题都以一当十，学习的效率提高了，练习的目的达到了，你也从题海里纵身跃出了。每过一阶段，又要在更高的层次上统观这些题，做到一题多解，多题一解（找共同方法），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是练习的真谛。“题海无边，总结是岸”。而且，做题要有选择性、针对性。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对症下药，真正在练习中得到提高。所以说练习是质、量的统一，有选择地多做题，贵在总结，旨在提高。

第四，要重视教材。

一本好参考书，会令你受益无穷；倘是庸书，则误人子弟甚深。不要误以为参考书都是“宝”，因此选择参考书务必审慎，最好请教老师或同学。同时参考书只是辅助工具，绝不能代替教科书和老师的讲课。

不少高三同学到了复习的后期和高考的前夕，早已一头扎进了成堆的参考书和练习中，极少再去翻翻课本了。也许教科书在许多同学眼中，早就成了迟早要卖掉的废纸，考前根本不去理它。因为同学位的确已经把书翻得很旧了，里面的知识学过一遍又复习过几遍，可能早已倒背如流了。因此，教科书就像一座金矿，已被采掘过数次了，留下的自然只有矿渣。其实这是和种误区。

第五，要学会利用时间。

考前看书，实际上是自学，它能帮助你再次理清头脑，找到“知识的感觉”。它能为你树立信心，更能帮你找出漏洞。如果你能从书的前言、后记、目录、备注、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段、每一行、每个注解、每道习题、每个标点、每个方字甚至从每一笔划中发现点新东西，你就长进了讲多。看书，还要不同的时间看不同的书，充分利用好你的时间。举个例子：

宋朝初年大名人钱惟演，生长于富贵之家，后来又做了大官。他曾经对下属说：“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读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读书手不释卷，当然是好习惯，值得学习。古往今来，这样的书迷书痴，为数不少。

这个故事特别之处，在于钱惟演以不同的书籍配合他生活的不同片段，读经史正襟危从，因为要端正心怀，说不定还要做札记呢。这也透露了经史非消遣之书这一事实。相对来说，小说便是消遣书了，所以便可以用闲适的姿态——例如躺卧着——来翻阅。“小辞”不知是滞指诗词的“词”，反正是篇幅短小的读物，因为如厕时间不长，读不完大部著作。这则故事启示了我们一项充分利用时间读书学习的方法：利用零散的时间要因地制宜。

第六、注重劳逸结合。

对于高中生来说，时间是相当宝贵的，对于有限的时间如何合理地利用是值得大家仔细探讨的问题。不应该不以学习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学习的投入程度，而是应该注重质量。重视休息，只有休息好了，才能保证第二天上课时精力充沛，而上课与课下自习相比是重要得多了，而且精力充沛的时候做起题来质量高。有些同学很看中晚上学习的时间，经常熬夜，休息不好，以至于白天精力不足，我要说，这样做，其实并没有延长学习的时间，而是在浪费时间。因为如果休息不好，学习的时候必然不可能全心地投入，思考迟钝，做题速度减慢、质量降低。精力充沛时一小时能做完的题目，在这时恐怕需要两小时，且效果不佳。虽然表面上学习的时间长了，但实际上效果定不如休息好之后全力以赴学习的效果。找到适合自己的作息时间，尽可能最佳地利用时间，如果你掌握了利用时间的窍门，你就会学得轻松些，而效果也会更好些。这不只是对学习，我想对你一生也许都是有意义的。

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学习起来才会事半而功倍。

□计划你的学业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一个计划，这样，才能够有条不紊，才能踏踏实实达到目的地。学习也是如此。你的学业如何建立？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怎样完成你的愿望？你应该何时何地付出何种努力？……这些，惟有一个统筹规划，才会井井有条，从而助你走向成功。

目标对人来说很重要，但计划怎样实现你的目标更重要。1996年以湖北省理工科前10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的张启迪在介绍自己的经验时指出：

高考，对个人来说是如此重要，而考试范围又如此之广，必须做长远规划。什么事只有长远打算，才能稳中求胜。

首先制定一个长远规划，比如一年规划（目标××大学，各科内容学习目标等等），进而做出本月规划，本周计划乃至本日计划，某某时刻该做什么。要时刻提醒你自己，你才能知道要学什么，要怎么学，只有这样，你的学习动机才会强烈，学习效果才会显著，这是第一步。

第二要注意使自己的学习系统化。有的提出这样的步骤，预习+听讲+复习+做题+温习（小结），这也不失为平时学习的好程序。要使学习系统，因高考时间为上午和下午，为形成那个时间的兴奋点，最好使自己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段定在那个时间。而不是浪费很多的时间做无用功。

积极主动的态度对于你成功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要倾向于成功，试想此科学好后的美滋滋的感觉，要勇敢挑战自己的弱项。在难以集中精力学习的弱科面前，你要鼓励自己一定要赢得此次挑战。要把大量的学习任务分开，分成苦干部分，以便使你在每段学习中看到自己的进步：一要制定学习时间计划，二要理解各科的差别，不同的学科，要用不同的复习方法。对于数学物理这类科目，要系统地有步骤地学习，而对于历史、地理这种重内容、思想的科目，应注意学习思想观点以及有关细节。彻底改变你的学习，为你进入考场做好准备。对个人来说，各科之间必有强弱之分，强科自然要让出些许时间给弱科，以求学科平衡。学科平衡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标准分计分法的实行与推广。

第三，要提高学习效率，珍惜学习时间，希望与祈祷考试延期，倒不如把日常生活中经常浪费的时间找出来，然后把这段时间充分、高效地利用起来。

第四、切记学习需专心致志。

全身心地投入，依靠自身能力能够控制自己的大脑，使其高效地工作，无论在什么问题的事件中，无论在什么科目的学习过程中，只要注意力集中，就会很容易发现这些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你要集中全力去拼搏，去学习。因为只要努力，学习“本可专心”。

要时刻培养注意力高度集中这种十分有益的习惯，要时刻每天为自己全神贯注地学习制定一个时间。

第五，学会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突破中学时代正是一生中可塑性最大的时期，要懂得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突破。不但要有充分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知道自己将来适合干什么，不大适合干什么，知道如何扬长避短以长补短。而且要努力自我实现，就是要把自我设计定下来的目标，通过艰苦的努力变成现实。但自我突破不是必须的，就是要更上一层楼，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不要满是于现在的好成绩，要知道，学习是没有止境的。只要有可能，就不仅要争取在班级、在学校名列前茅，还要争取在县、市乃至更高层次也能排个名次。这样，你给自己提供了成就感，给自己增添了自信心。这种成就感和自信心不仅可以使你在特长的科目上保持已有的优势，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你弥补其它科目的不足，并且可以使你成为学有特色、学有专长的有用之才。

计划好你的学习并努力为之奋斗吧，你会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

□好求学，多求知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古训，也是真理。一个人，只有好学、多学，勇于求知，才是一个聪明人，才是一个能被社会的发展变化所容纳的人。在清华，学习，求知不仅仅是学生们的事，而是每一个人的事。

学习是一生的事。一个人一生都要不停地学习，好学而且多学，这才不旺费一生的时间。

陈寅恪从1902年春东渡日本留学开始，断断续续在海外留学18年，在欧洲，他就读于柏林大学，并先后游娜威、瑞士等国，“游迹所至，颇有题咏”。后到瑞士苏黎世大学就读，再到巴黎大学求学。1910年起入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学习梵文、巴利文2年。1921年再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学，又4年。

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期间，刻意求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对在多数所重视的学位之类，他却淡然视之，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10多所大学读过书，做过研究，不曾听说他得过什么“博士”、“硕士”学位，甚至连大学的文凭也未曾听说他拿过。一代学界泰斗，学问之大，却没什么学位文凭，这便是陈寅恪的一在奇特之处。但他广博学识，也是举世闻名的奇特之处。而这些，又是由学而来的。

陈寅恪于1926年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任职。当时的清华校刊曾忖门登载消息报导：“闻教授在欧美多年，购买书籍极丰，每年翻转送数箱回国，将来悉度置吾校研究室中，则同学诸君大可饱览也。”可见其所学之多、之广。

学习是没有局限的，古今中外，只要是精华，就要学习。陈寅恪学识精深博大，深悉中国学术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对西方的新观点、近现代科学方法及工具，他同样有极深的造诣。以语言为例，他通晓的总共有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等国文学自不必说，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印度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存或已死亡的文字，他都精通。这些语言帮助他能解决别人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发现别人所未能发现的历史真相。对于国学，陈寅恪同时代的读书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可以了，而陈寅恪却背诵十三经、二十四史也是滚瓜烂熟，如数家珍。这些如果没有苦学做基础，怎么会如此呢？

赵元任曾讲过司马迁的例子，鼓励青年人学习。我国历史巨著《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从幼年起开始漫游，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流域。汇集了大量的社会素材和历史素材，为《史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德国伟大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歌德，前后花了60年的时间，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写出了对世界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诗剧《浮士德》。

陈景润说：“我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难题之前，曾经历了将近10年的准备时间，在这10年中，我夜以继日地学习，有时一连运算几天几夜，连吃饭、睡觉也都忘了。”他还说：“攀登科学高峰，就像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懦夫和懒汉是不可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和幸福的。”他能取得震惊世界的成就正是勤奋努力的结果。

蒋善国在回忆梁启超的文章中写道：

在静安先生自沉时，任公先生患溺血症，初入德国医院治疗，继又入协和医院，施用手术。迄未愈而座。时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九日也。当时清华毕业各研究生全体素服，虔哀祭悼。于逝世前一日，余曾赴协和医院视疾，医生嘱勿见人，遂留名刺书数语而归，乃次日即闻讣音，伤哉！盖任公先生性好动，所谓自强不息者，其在研究室草《中国文化史》讲义，每日约三千言，并指导研究生一切功课。此外每日为松坡图书馆鬻书捐助基金，挥毫不辍，而每晚又必与家人弄麻雀牌，以资消遣，其病纯由于劳累过度。当时名医萧龙友为之诊治，曾谓余曰：梁先生不能静养，病中犹执卷不辍；如能百日内不看书，余定保其痊愈也。次后安葬，余亲为执绋，送葬于西山茔地，其墓近卧佛寺，即民国十四年任公先生为其夫人营葬处也，至此与夫人合葬焉。

静安先生之学深邃湛远；任公先生之学伟大宏博，尤富组织力，不仅其文汪洋浩瀚，娓娓动人已也。静安先生年五十一岁自沉及任公先生五十六岁病殁，先后相距只一年之久，研究院竟丧二大师。如天假之年，则二先生对于国学，当更有发扬也。

清华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也给了我们启示：好学、多学、广学，要有一颗求知的心，你才会不断进步。

□耕耘与收获

没有付出，就不会有回报。这是每个人都懂得的道理。如果春天的时候没有耕耘的辛苦，那么秋天的时候就不会有丰收的喜悦。学习如此，做事如此，如果要成功，你就要为成功做好准备，不停地前进，直向成功的目标。

一位清华学生这样说他自己：我在初中时也很普通，只不过有一次华罗庚金杯赛上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时老师和父母的朋友都夸奖我，我觉得我不该混日子，我可以成为一各好学生，不能让别人说笑我。就这样我逐渐成为了一名好学生。仔细回想这段经历，我并没有什么比别人强的，不过是竞赛上的考试题在画报上看过一些。因此比一般同学考得高并没有什么。而它却成了我的转折点。开始了我另一种人生。

中考的成绩并不足以使我进入省重点学校，但金杯赛的成绩使我进入了省重点高中。由于担心跟不上会被开除，高一上学期我疯狂地学习，即使其他人玩的时候我也在学习。除了一些课外兴趣活动，我几乎都在学习。那段时间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我的成绩迅速升到年级前几名。从此以后，我学习起来便轻松了一些。我个人认为，高一第一学期是万分重要的。这是因为在高中和初中，学习的内容和方法差异很大，而且大多数人中考后玩了一个暑假，即使到了高一也无法进入学习状态，而少数人的努力使成绩一跃居上。而且成绩好了以后，无论是自己的要求，还是周围的目光也都不允许你有明显的退步，正像大家看到的，过了高一第一学期，成绩已经相对稳定了。我劝刚入高中的同学不要放松，让自己一入校便停留在很好的位置上。如果没有以前的基础，也许就不会有这样一个转折。

高二后，我投入到物理竞赛的准备中去。因为保持高一的那种学习的刻苦精神，在竞赛中付出了更多的汗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在全国物理竞赛中取得了第六名的成绩，并进入国家集训队，进而保送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做什么事，都是要以许多为代价的。有一个同学，她的成绩是让人望尘莫及的，我也不明白她何以如此高的成绩。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她书桌上放着3本做完的物理精编时，我才感受到什么是付出。其实，古训说得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我们实力还不够，独自苦学时也正是人“穷”之时，而有朝一日学业有成便能用自己的学识和实力去证实自己，去实现理想了。辛勤地付出则是你达到目标的方法。

梅贻琦的父亲梅臣（字伯忱）只中过秀才，后来沦为盐店职员。梅臣生子女各五人，贻琦为长子，一九〇〇年（琦十一岁）随父母至保定避庚子之乱。秋后返津，家当又被洗劫一空，父亲失业，生活困难。一九〇四年，梅贻琦以世交关系入天津南开学堂读书，成为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得意门生。在校期间一直是高材生，一九〇八年毕业时名列榜首，他的名字一直被铭刻在南开校门前的纪念碑上。毕业后，被保送至保定“直隶高等学堂”。

一九〇九年夏，清政府“游美学务处”招考第一批庚款留学生。梅贻琦以优异成绩中取。十月赴美，成为清华“史前期”的第一批学生。抵美后，入吴士脱工业大学（Worsec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习电机专业。在校期间勤苦攻读，且省吃俭用，常把撙节下来的余钱积少成多寄回贴补家用。一九一四年夏，梅贻琦毕业，获工学士学位并被选入“Sigma Xi”（美国一种专为奖励优秀大学生的组织）。在美期间，他曾担任过留美学生会书记、吴士脱世界会会长、《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职。一九一五年春回国，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九月，即应母校清华之聘来校任教。一九二一年，他利用休假机会再度赴美，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物理一年，一九二二年秋，“遍游欧洲大陆”后返国，继续在清华任教。

一九二五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梅贻琦担任物理系的“首席教授”。翌年春，教务长张彭春辞职，师生群起挽留，发展成一场“校务改进运动”，成果之一是从这以后教务长一职不再由校长指定，而是由全体教授公选。四月，梅贻琦被公选为改制后的第一任教务长。

从梅贻琦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清华人的优良传统令人敬仰；从那位学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清华的希望而令人欣慰。

求知的心是最有生命力的，只有抱定这样一种心态，奔向成功，路上才会多出几道耀眼的风景。

第二章　平和待人，真诚做事

冯友兰（1895-1990）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研哲学，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哲学教授。1928至1952年，执教清华大学，其间，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代理校务会议主席；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文学院院长；1946年应邀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2月回国；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及评议会委员；1948年12月在校长梅贻琦离校出走后，被推举为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临时主席。1952年院系调整后，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兼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他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六、七届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代表及主席团成员；中国民主同盟第二、三届中央委员。一生著述极丰，中、英文著作近500万言。从事教育工作60多年，致力于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晚年，不顾年迈，用十年时间写成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

这是冯友兰的一位学生对冯先生的印象描写

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学者态度”的话，冯芝生先生的态度可说是十足的学者的了。我向来迷信学者。我常以为凡是号称学者的，一定都是具有虚心、和蔼、浑厚、严肃等德性的人物。可是自从北来后，眼中所见的、耳中所闻的一些所谓学者的，却多半与此相反。他们依然同我们不学无养的青年人一样的轻浮、躁急、尖刻、儇荡；有时且较我们为甚。其能完全合乎我的理想的，芝生先生要算是第一人了。

我和芝生先生初次见面是在考入清华那年。那时，我因为很羡慕他的学问，所以大一外国语文系选修课程中大家所最喜欢选的中国文学史，我却不选，而选他的中国哲学史。但那时我的理想中的芝生先生，却还不是后来见到的芝生先生。我的理想中的芝生先生，是一位穿西服革履，态度很活泼，说话很流利的“摩登”先生；因为那时我所能梦想的芝生先生学不过是出过洋，得过哲学博士的人物啊。然而我后来所见到的芝生先生，却大大的与此不同了。记得那日——我和芝生先生初次见面的一日——哲学史班快要上课的时候，我坐在三院五号教室里，目光时常往外望，静候着和我多年渴慕的学术界名流冯芝生先生一睹丰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我所料想不到的人物。他，冯先生——四十上下年纪——穿的是褪了色的自由布大褂，蓝布，破而且旧的青布鞋——毫无笑容的登上了讲台——坐下——一对架着玳瑁边眼镜的眼睛无表情地呆望着我们约有一二分钟（案：此系冯先生的习惯，每次上课皆如此）——开始说话了。他一这时略带笑容——教我们先把选课学程单交给他，然后满口河南腔的告诉我们：这学期用的课本是他自己编的《中国哲学史》，堂上并无讲演，大家可先把指定参考书看好，如有不明白的，可以在班中讨论。不像别的教授立即宣布下课了，他却翻开他的大著——《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后面，把金岳霖先生所做的“审查报告”念了一遍，又解释了一遍（案：此文前面尚有“审查报告”一篇，系陈寅恪先生做的，其中多赞冯书之语，冯先生从未对我们念过），然后随着铃声下课了。

这一次的见面，芝生先生所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具有俭朴、静穆、和蔼等德性的学者的印象……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冯先生的为人，那就是虚心、和蔼、俭朴，让人倍感其高尚。尤其是他那种为追求学术的更高境界，而不惜献身和为培育下一代而鞠躬尽瘁的精神，很值得我们这一代学习。

□真诚做事，俭朴生活

真诚、俭朴，这是中华的传统美德。这些美德在清华人的身上得以继承和发扬，也是清华特色的做事方式，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优秀品质。

这是张荫麟先生的一位清华校友写的一篇忆文，回忆张先生生前的一些事。

荫麟生活的俭朴，在朋友中也是知名的。从美国回来，有春冬两套衣服，结婚时也没有添置新的。不能喝酒，可是偏爱吹烟，烟不论好坏，只讲究越便宜越好，因为横直是吹，不吸的。在昆明住在我家里的时候，在护国路桥头买百寿纸烟数百包，一包值洋三分。房间里满地板全是纸烟头。有好几次吧，忽然看见有好烟，居然吸了半支，一会儿便撑不住了，说是醉了，一而再，再而三，也满不在乎。胃量极大，一顿能吃半斤肉，时常吹牛，在留美时学会了烹调，在我的北平寓所，自己买了两只子鸡。亲自下厨，弄得满头大汗、半身油腻，到吃饭时，却咬不动，嚼不烂，毫无滋味，大家笑了半天。买了一顶新呢帽，出去作客丢了，下次再买一顶鸭舌帽还是丢了，从此只好不戴帽子。结婚后的第二天出去拜客，回来走到隔壁人家，看见主人，连忙说对不起，累你久候了，主人莫明其妙，过了好一会，才明白他自己是客人。下午我去看他，正满手是泥，蹲在地上抟土做假山，说是把朋友所送的花圈的花来布置花园，好极妙极。我更正说是花篮，他也觉得不对，可是口头还是倔强，掉口文说：“圈与篮虽不同，而其为花则一也。”朋友闹他给起一外号，叫张文昏公，他无法赖，也一一给朋友起外号，文迂公、文迷公之类，把人家书桌上窗纸上全写满了。他还挖苦我，如你不幸早逝的话，我一定会编印遗文、墓志、行状、传记之类，一概负责到底；当然，我也照样还他一嘴。到今天想来，真不禁热泪盈眶，谁又能料到十几年前的恶谑竟然会成为语，这四年来我几次为他写哀悼追忆文字呢？

荫麟死后的一个月，大公报替他发表一篇遗文，大意是对现实政治的控诉，天下为公恰恰是反面，选贤与能呢，选的是不贤和无能，举出实证，文笔很犀利。王靶生先生似乎还加了一点按语，大意说是因为是死者的文字才能发表吧。

荫麟早年即患心脏病，一登高就心悸，同游华山时，攀登铁索，那闭目摇头的情形，惹得游侣齐声哄笑。死，不料偏死于肾脏病。平时营养坏，离婚后心境坏，穷乡僻壤医药设备坏，病一发就非倒下不可，非死不可。假使没有这战争，假使这战争不能避免，而有一个好政府，或者是不太坏的政府，能稍稍尊重学者的地位和生活的时候，荫麟那样胖胖茁壮的身体，是可以再工作二十年以至三十年的。

中国的学者如此的希罕，已有成就的学者如此的被糟蹋，被淘汰，荫麟就如此寂寞地死去，寂寞地被人遗忘了。

但是，我仔细想想，从荫麟身后发表的文字来看，假如这一年他不死于穷病，再多活三四年，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已。

先生的死是不幸的，面对现实，先生无能为力，但先生是诚实的，不愿为现实而改变什么，先生的精神是可贵的，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只要心是诚实的，我们就不惧怕什么。

不管做什么事，都要用一颗诚实的心去对待，因为诚实是立身之本。“在创业的时候，诚实宋信要胜过词藻华丽的广告。把你的事业建立在诚实信用的基础之上，你最终会取得成功。”

在很久以前，一个买主问一年年轻的黑奴：“如果我买了你，你会诚实地为我劳动吗？”这个奴隶回答说：“不管你会不会买我，我都是诚实的。”

我们不止一次地听人讲过诚实的益处。有些人说，他们曾经因为不诚实得到教训，也曾因为诚实而受到奖励，所以应该诚实。对于那些讲究商业道德的人来说，诚实是第一要义。

清华大学的王君向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学生在学科测试时，用了他在家里提前写好的东西。他私下里告诉了同学们，但他的骗行为不小心被揭穿了。商业数学系的张教授立刻停止了那一堂商业数学课。先生脸色芬白地告诉我们，一定要诚实，声音里充满正气。他告诉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真理，虽然这条道路困难重重，但最终有人会幸运地发现真理。而这个学生却在弄虚作假。在真理的殿堂里弄虚作假，以假乱真！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我们每个人一生一世也不会忘记先生那怒斥虚假的话语。

你曾经想过所谓无伤大雅的谎言的害处吗？这个世界上没有无关紧要的谎言。所有的谎言者是不可原谅的。“真理、正直、公平和高贵是永远分不开的”，一个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给他的儿子写信说，“谎言来自卑鄙、虚荣、懦弱和道德的败坏。谎言最终会被揭穿，说谎者令人鄙视。没有正直、公平和高尚，就没有人能够取得真正的成功，能赢得他人的尊敬。说谎的人迟早都会被发现，甚至比他自己想象地还要快。你真正的品格一定会为人所知晓，一定会受到公正的评价。”

有个人给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人在火车上坐下后，把自己的包裹和行李放在了旁边的座位上。后来，车上人越来越多，车厢越来越拥挤。这时，有一位先生问他旁边的座位是否有人。他说：“有人。那人刚刚去了吸烟车厢，他一会儿就回来。你看，这些东西就是他的。”但这位先生怀疑他所说的话，就说：“好吧，我坐在这儿等他回来。”于是，这位先生把行李和包裹拿下来，放在了地板上和行李架上。这个人怒目而视，付出什么说也说不出来。因为那位在吸烟车厢的人是他编造出来的。不久，这个人到站了，他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但那位先生说：“对不起，你说过这些行李是一个在吸烟车厢的人的。我有义务保护这些行李不被你拿走，因为你说这些行李不是你的。”这个人发怒了，他开始骂人，却不敢去碰那些行李。乘务员被叫来了，他听了这两个人的话后说：那好吧。我来掌管这些行李，我会把它放到这一站。如果没有人认领，那就是你的。乘务员对着那个为了占座位而否认自己行李的人说。在乘客们的哄笑声和鼓掌声中，这个人没带行李就灰溜溜地下了车。他刚下车，火车就开动了。第二天，他拿到了自己的行李。为了霸占一个不属于他的座位，他撒谎了，为此他受到了惩罚。

清华毕业的李女士说：“一个人讲了一个谎言，就不得不接着讲更多的谎言。在他悔悟以前，情况会变得很糟糕。然而，这并不是全部的恶果。一个人如果讲过一个小小的谎言，就会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一个斑点，就像水果刚刚开始变质时的小斑点。一旦你允许自己讲一次谎话，那么你会发现你很容易说第二次谎话。”

如果一个年轻人一开始就有坚定的意志，保证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完全真实的，他的每一个诺言都要兑现，如果他把自己的声誉看作无价之宝，觉得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注视着他一样，他不能说一丝一毫的谎话；如果他在人生之初就有这样的立场，那么他会最终获得无上的声誉，获得所有人的信任，成为一个高贵的人。

在南北战争中，当罗伯特·李将军在和一个军官讨论进军方向时，一个农民的儿子不经意间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原来他们军队要向葛底斯堡进军，而不是向哈里斯堡进军。这个孩子通过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总督阿廷。总督说：“如果我能知道这个男孩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我愿意拿我的右手来交换。”一个下士说：“总督，我认识这个男孩，他不可能撒谎。他是个正直的人。”15分钟后，联邦军队行进到了葛底斯堡，获得了大捷。品格就是力量。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高贵的品格和认真的态度，要渴望真理。

如果人们在商业交易中都很真诚，讲真话，那么双方的合作就不会破裂。商业交易需要双方都做到正直诚实。当人们不再互相信任的时候，就永远不会达成交易了。

□平和待人，充满爱心

这个世界因为充满爱而存在，因为爱而生机勃勃。一个满是爱心的人，会是个快乐的人；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会是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谁都希望自己每天生活在平静和平的空间里，谁都愿意与一个平和的有爱心的人打交道。那么，你自己在做事的时候，是否注意重叠这两点呢？如果没有，就向清华人学习吧。

冯芝生：严正的师者

这是冯芝生先生的一位清华学生写的一篇回忆他的文章：

吴讷孙（笔名鹿樵，六十年代在台湾发表小说《未央歌》，反映抗战时期昆明西南联大学生生活）曾对我说他在联大上二年级时，有一个时期感到生命空虚，毫无意义，准备自己结束生命。忽然想到要去拜访冯友兰先生，请教人生的真谛。经过冯先生的劝导，吴讷孙改变了他的消极太世的人生观，从此积极努力，发愤读书，后来成为美术史专家。由此可见，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对青年人所起的巨大感化和教育作用。

抗战八年，在这期间，文科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没有任何出国深造和研究的机会。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清华大学分到两名赴美留学机会。芝生院长为文科各系争到了这两个名额。经过口、笔头考试，哲学系王浩学长（数理逻辑专家）和我考取了。芝生先生对我们寄以厚望，勉励我们勤奋钻研，学成后回清华服务，把清华的文科办得更好。

一九四六年敉，我有幸与芝生先生同船赴美。那条般本是二战时期的运输船，战后改为民用。芝生先生赴宾州大学讲学，并与人合作译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为英文。我则随留学生团赴美留学。九月二日自上海启航，九月十四日抵旧金山。有一晚，在甲板上，芝生先生和我畅谈办外语系之方针。他重视培养中西文学之通才，特别强调要跟上时代的步伐，熟悉当代学术研究的方向和成果。他不赞成复古主义和抱残守缺，主张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芝生先生这一办系方针今后将会逐步实现。

在祖国解放前夕，我曾和芝生先生通过数封信。他总是鼓励我学成后回清华教书。我于一九五〇年夏回到了清华。同年秋天，我在清华工字厅与徐述华女士结婚，芝生先生和任载坤师出席了我们的结婚仪式，我们深感荣幸。

我跟芝生先生上一年的课，敢十二分负责的说一句，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不大合理的话，也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很随便地话。他说话时，老是那样的审慎，那样的平心静气。他，我可以说，才算完全地理性的动物。——我平生看见过两个完全地理性的动物：其一是我的母亲，其他便是芝生先生了。芝生先生因为教的是中国哲学史，所以有时也批评胡适之先生。但他的批评胡适之先生和时下一班人的批评完全不一样。时下一班人的批评不是恶意的攻击，便是盲目的谩骂，很少会使我们旁观的人为之心折的。芝生先生不是这样，他是站在学术的立场来批评的。他说：“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常抬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共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那样的远啊！”（他的话大概如此，我不敢担保有无记错）这个批评对不对，不必我来断定；但我相信芝先生的态度是公正的。有一次，他竟替适之先生当起辩护来。他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来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十多年前说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我在学校内听到的批评适之先生的话，可算不少；但大概都带点酸性。其能完全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出之者，芝生先生真的要算是独一无二的了。

在芝生先生的晚年，当我每次探望他时，他总要问起他的老友、我的老师吴宓先生的近况。可见芝生先生对清华的同事和学生感情很深。芝生先生生前说他自己是北大毕业的，却担任清华的文学院院长，而胡适和汤用彤两位先生都是清华毕业的，却先后担任北大的文学院院长。正如芝生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所说的那样，西南联大继承和姨扬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优良传统和学风，作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和联大人文科学的最高学术带头人之一的冯友兰先生，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冯友兰先生作为一位教育家，对我国解放前文科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一位学者，冯友兰先生解放后不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写他的《中国哲学史》。冯先生的功绩不会被人忘记，将永远载入史册。

梅贻琦：仁爱的师者

在道德作风方面，梅贻琦几乎做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在台湾有人称他为“当代圣人”，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梅贻琦认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傅任敢先生在上面提到过的那篇文章中，比较概括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说：“做领袖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慑服，一种使人悦服。毫无疑问地，教育工作者应当使人悦服，而不在乎使人慑服。因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梅校长的品性中深深肯有这一点。他爱学校，所以把他一生献给了学校；他爱国家，所以在抗日时把他的儿子打发到远征军去；他爱同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从无疾言厉色。他尤其爱青年，所以在每次的学潮中，他都以自己的力量掩护着青年的安全。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以学校为幌子而达到了升官发财的目的，我们便知道真爱学校之不易；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经大声疾呼地叫人爱国救国，自己却无贡献，或且因而有所获得，便知默默无言地做着爱国工作之难能；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办学的人视办学如做官，视学校如衙门，趾高气扬，颐指气使，便知一个大学校长之有礼地对待一切人们之可贵；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经爱护青年其名，出卖青年其实，或者爱护其名，放纵其实，甚或利用其实，我们便不能不深深地感到我们要有根基深厚的爱，教育才有差落。”

不管是严正，还是仁慈，深藏在他们心中的，还是对下一代的关爱。能有一颗爱心来面对生活，面对社会。面对所有人，面对一切生命，那我的心将是一颗圣洁的心，世界也将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在清华园，有一种浓重的自由平等的气氛。为人师者更有一个宽宏博大的情怀。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校园中，它无处不在。因为它是清华人的一种精神。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金岳霖先生，它是最能体现这种精神的一个人：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湖南长沙人。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4年毕业赴美留学，先生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2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1926年应清华学校大学问之聘，任哲学系教授，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创办人之一。抗战期间，执教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亦是清华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随清华大学回北平，仍为哲学系教授。

1949年后，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务。1952年院系调整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委员、中央常委，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六届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要著作有《逻辑》、《论道》、《知识论》等。

汪曾祺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去，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

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睛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肖珊，曾问过金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课逻辑，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不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大概是论金先生之学的，我没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大腿。——火腿是很少人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师者，张教授出解惑也。然舍先生之为师者，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学术上只有高低之分。没有辈份之分，自由平等的精神尤其需要提倡。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肖荻）。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鳏》，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重叠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界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英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我想像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初见马约翰先生，你未必能知道他是体育部教授；初见郑桐荪先生，你也未必敢断定他是教务长；可是，金岳霖先生，你却一望而知他是哲学大师。真怪，无他身上的哪一点，都有点儿哲学味儿似的。

眼镜厚厚的，帽子的边沿务求其低下，好遮他眼前的光。有时候西装外面套一件大褂，有时候大褂外面又套一件棉袍。这都有理，不是乱来的。光穿一套西装冷点，你说再穿点儿什么？冬天屋子里的温度比外面高那末许多，所以一进屋必脱掉外衣，可是脱下棉袍后难道光穿短衣不成？所以里面有件大褂预备着。

走起路来总是慢慢地，手中常常提着那个“教授皮包”，口中常含一支纸烟。是的，他很喜欢吸烟，最多忍一小时必须吸一支，所以遇有考试时，他不能监场至两小时，中间总会出去一次吸几口烟。

吸烟确实可以帮助人思考，听说他自己坐在屋子里时，拼命运用思想，想不出就吸烟。谁都知道，金先生的头脑清楚极了，那都是他自己训练出来的。

因为是怀疑派哲学家之故，遇事则以怀疑的态度对付：“靠不住吧？”

讲书时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所以听讲者有时感觉太深奥。其实，今天讲的功课，经过自己的思考，过一天或两天必非常清楚了。即使听讲时有不懂，可是兴趣总是浓厚的。金先生由课堂外面带来了兴趣，逼迫你高兴听他讲话。有时候他把你讲笑了，他都以怀疑的态度问：“笑什么？”

关于金先生，我无须多说，因为只要见过他一面，你立刻你得一个很深的印象，比看这个印象记要来得清楚。金先生生活俭朴待人和蔼，一生都投身于学术研究之中，不计较个人得失，不端架子，宽宏大度。真心真意地生活，他是清华教师群落中的一个代表。

真心待人，别人就会按纳你

将心比心，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别人，别人也就会用相应的态度来对待你。你用什么样的努力来做事，也就会有相应的结果来回报你。在做事情的时候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在待人的时候用真诚的心来付出，别人才会愿意与你共事，才会接纳你。

微笑的作用：

如果你遇到什么麻烦事，心中有着多大的怨恨，都能够保持着一颗真诚平静的心。并用轻松愉悦的心境都会使你保持快乐，与人友好相处，举止优雅，那么你就会为生活创造一个新气象。

我认识一位女士，在她所到之处，总能用自己的活力和热情景他人。她总为：微笑是无价之宝。于是，每个为她服务或提供方便的人，心中都很舒畅。正是这位女士甜美的微笑使别人心存感动，同样，她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在漫漫人生路上，如果每个人都能用一颗爱心对待别人，以希望代替失望，以踌躇满志代替灰心丧气，那该是多么快意的事啊！即使是报童、擦鞋工、汽车修理工、开电梯的人，我们也不应忘记施予一份热情。当你在买报纸时，让人擦皮鞋时，走出电梯时，或修理完汽车时，面带微笑向他们致意，你会使他们感到如沐春风，觉得你有一付好心肠，并给你最真诚的祝福。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事呢？它比那些所谓的要事要有意义得多，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的生活也会更加丰富多彩。

不管你拥有什么，都别忘了与他人分享，但要真诚，虚情假意地付出只会使人顿生反感。这个世界最稀缺的东西就是爱心。有一位伟人说过：“一路上播撒你爱心的种子吧，这条人生之路你无法再重走一回。”

我们不防想想：你平常最习惯面带着什么样的表情？是尖酸刻薄、怒气冲冲还是蔑视一切？是冷漠淡然还是不耐烦？是粗暴还是贪得无厌？在与自己的下级和同事相处时，是反复无常还是略带忧郁？或者，你总是面带微笑地乐于助人？其他人是以笑脸迎接你呢，还是一见你就回避而恐不及？如果有人一见你就浑身不自在，那简直太不幸了。

有们每天面带什么表情生活，是关乎自己与他人的大事，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

我曾在一个人的手下做事，他总是面带微笑，以笑脸应对生活和工作，这是他的一笔巨额财富。不管他遇到多么令人气愤的事，你从来不会从他的脸上看出怒容，即使心中的愤怒像即将喷发的火山一样，他的脸上仍然露出安说的神情和快乐的笑容。他的嘴角总是微微扬起，好像自己又听到了什么好消息，迫不急待要与你分享。

许多人都想知道他的成功秘诀。他们认为，他的能力一般，殊不知，正是他那始终挂在脸上的迷人微笑帮了他的大忙，为他赢得很多朋友，客户也很乐意与他打交道。

真诚而机智的与人合作

大凡有成就的人，差不多都是与人合作的高手——别小看合作这件事，想一想自己为什么在一些问题上没有成功？分析起来差不多都是因为在“合作”二字上出了毛病：一是压根没有人找你合作，可能因为你在别人心目中的能力、信誉和影响力尚且不足，别人想不到你；二是你自身的信誉可能确实有些问题，让别人产生了某些怀疑；三是因为缺乏合作意识和合作技巧，使你经历过几次失败的合作，这将对你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这样，你即便主动去找人合作，别人也可能心有疑窦，不敢轻易与你携手，你也可能因此而丧失成功的机会。

所以，成功的合作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似乎只有少数人有过愉快而成功的合作，大多数人都在合作过程中因为不能正确和技巧地处理彼此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而闹得分崩离析。也许这便是成功者只占少数的原因。

那么，你怎样才能使别人愉快地与你合作呢？

你相信自己的主意，胜于相信别人用“银托盘”奉献的主意。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还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呢？你首先提出建议，再让他人作出必要的结论是否更好些呢？

西奥多·罗斯福在纽约州当州长的时候，和那些政治活动家们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又成功地进行了不合他们心意的改革。他是这样获得成功的：每当任命一个人担任什么重要职务的时候，他总是邀一些政治活动家共同商讨。“首先”罗斯福说，“他们会推荐明显不适宜的候选人。我对他们讲，任命这个人政治上是不适宜的，因为社会舆论通不过。随后，他们又向我提出另一个人选，但对这个人既不说出他的长处，也找不到他的短处。通常我就说，舆论界不希望这种人占据这个位置。我请他们另举贤能。第三个候选人比较合适些，但仍不完全合适。最后我对他们表示感谢并请他们再考虑一下，于是他们就提出了我自己选中的那个人。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的同时，我宣布了对这个人的任命。我对政治活动家们说，为使他们满意我是尽和而为了。现在该轮到他们助我一臂之力了。他们也没有忘记我对他们的帮助。在需要的时候，他们支持了我提的候选人。”

每当罗斯福任命谁担当重要职务时，他总是让政治活运家们感到这是他们自己推选出来的候选人，体现了他们的意图。

威尔逊当总统时，爱德华·豪斯上校对美国的内外政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威尔逊向上校征询意见多于自己的内阁成员。

这位上校运作何种手段使得他对总统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和总统关系密切后，”豪斯说，“若想要他相信某个想法是正确的，最好不过的办法就是向他顺便说出这种想法，这样能使他对此感兴趣，使他觉得这个主意是他想出来的。当我第一次这样做时我就发现此种办法意外地有成效。我曾到白宫极力劝导总统承认他所赞成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几天后竟听到总统把我的观点当作他自己的观点说了出来，真使我感到惊讶。”“这不是你的想法，而是我的想法。”豪斯是否会这样打断总统的讲话呢？当然没有。他很机智、灵活。他不需要夸奖，他要的是效果，他能使威尔逊总统把他的意见当作总统个人的意见，更有甚者，他竟然大声夸耀威尔逊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我们要牢记，每天同我们打交道的人都同样存在着威尔逊的这种弱点，因此我们要像豪斯那样为人处事。

交际就是要与人合作，所以在交际中需要掌握方法，不过不要失去一颗真诚的心，因为只有只有用真诚的心去对待别人。才能得到真诚的回报。

第三章　用行动战胜困难

■人生范本：华罗庚不怕挫折，迎难而上

华罗庚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父亲是个小小杂货店的店主。

他的学历，不过是初中毕业，另外加上在职业学校读过一年半，未毕业即因交不起学费，而被逼退学。而且他在20岁那年，还因一场伤寒病而变成瘸子！

一个初中毕业生，又是一个瘸了，如果他稍为少一点毅力，那就必将是庸庸碌碌过这一生了。

但他通过自学，却变成了大数学家，这还能说是“平凡”么？

华罗庚无疑是数学的天才，但他的“天才”也是经过磨炼，“锋芒”始显的。

你大概想不到，这大数学家也曾在数学这一科考试不合格吧？这是他读初中一年级时候的事情。香港作家梁羽生曾问他是不是因为他曾触犯那位老师，老师故意不给他合格，他说：“不是，我小时候是很贪玩的，常常逃学去看社戏。试卷又写得潦草，怪不得老师的。”

经过这次教训，从初中二年轻开始，他就知道用功了。初中毕业后，家中无力供他升学。1927年春天，华罗庚到了上海，考进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读职业学校的费用虽然较少，一个学期（半年）的膳费和杂费也得50块洋钱。华罗庚因是清贫学生，申请免交学费已得学校当局批准，但膳费是必须自己出的，他的父亲已经十分贫穷，这50元是再也筹不出来了，于是华罗庚虽然只差一个学期就可毕业，还是被迫退学，回乡帮父亲料理那间小小的杂货店。

一个数学天才难道就要在杂货店终其一生么？不会的，有志者事竟成。华罗庚借来一些数学书籍，开始他的自学了。

但阻力马上来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看不懂数学书上那些古怪符号，对儿子大发脾气：“你看这些天书做什么？书又不能当饭吃，还不赶快招呼顾客？”多年后西方一本数学杂志刊了一幅漫画，画中的华罗庚，抱着几本破书，被拿着烧火棍的父亲追得满屋子地团团转。父亲威胁儿子，要他把数学书扔到火炉里。

杂货店生意不好，他父亲帮人收购蚕丝，白天收购，晚上算帐。有一晚算错了1000多元，算不清明天就不能开工。华罗庚说：让我来帮你们算帐吧。父亲不相信儿子有这本领，但抱着姑且让他一试的心情，把两大本账簿交给他。结果华罗庚牛刀小试，没花多少时间就把账目算清了。父亲一看，学数学果然有点用，这才不再阴止他学数学。

之后，华罗庚的数学天才被王维克看中，推举他在金坛中学当了教师。他不过是初中毕业，竟然在中学当起教员，虽然只是教补习班，亦已有人看不顺眼了。王维克和当地士绅的关系又不好，于是一班士绅联名向县教育局控告王维克“十大罪状”。“任用私人不合格教员华罗庚”也成为王维克的十大罪状之一。那位教育局长似乎还颇明事理，他批下来说：“学生焉得为私人，受控各节，大致类此，不准。”

不过王维克虽然官司打赢，但他不堪排挤，又来一次指袖而去。华罗庚的补习教员也干不成了，不过学校仍然用他做会计。“运气”才好了不过一年，第二年又变坏了。19岁那年，华罗庚母亲因病逝世，他自己也染上极其可怕的伤寒病。这场大病，几乎毁了他的一生。

这场大病，从旧历腊月廿四日开始，足足病了半年。请来的老中医对他父亲说：“不用下药了，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点什么吧。”

但终于“奇迹”出现，他并没如医生断定那样夭亡，到了第二年端午节那天，他终于能够起床了。这“奇迹”或许正是由于他那顽强的求生意志，才能战胜死神吧。

但可惜“奇迹”的出现也未能使他恢复如初，而是造成了一个“终身缺憾”。他左腿胯关节骨膜粘连，变成僵硬的直角。从此，他是必须扶着拐杖走路了。金坛中学会计的职位当然也丢了。

对一个有残疾的人来说，谋生都有问题，还能够“梦想”攀登学术的高峰么？

他变成跛子，但并没有倒下去。他在数学书籍中发现了广阔的天地。

多年后有个记者问他，为何选中数学自修，他说：“我别无他选。学别的东西要到处跑，或者要有设备条件，我选中数学，因为它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道具简单。”

于是他就凭着一支笔，一张纸，和从王维克那里借来的几本书，后来又添上了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每天在杂货店关门后，在昏暗的油灯下，不管家人的埋怨，苦读、钻研。

他好学，又能深思。读过的书在他脑中由繁化简，真正做到了触类旁通。这种自学的锻炼，造成了他一种独特的本领，研究问题，一抓就抓到了问题的核心。

经过了5年的自修（从16岁那年开始算起），他开始写些数学论文投稿，他的投稿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往往收到退稿的信件，编者指出：这一个题目是法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那一个题目又是德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等等。这非但没有使他气馁，反而令他充满自信。因为他并没有看过那些数学家的文章，但同样可以解决那些难题。

终于他有一篇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了。《科学》杂志是当时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权威的杂志，经常在《科学》上学文章的有李四光、竺可桢、翁文灏等等名家。而苏家驹也是一位相当有名的大学教授。这篇文章惊动了清华大学的数学系主任熊庆来。

熊庆来坐在他的数学系主任办公室，打开《科学》杂志，看完这篇文章，他抬起头来，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没有能够回答。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同事们仍是面面相觑。

也是“无巧不成书”，恰好有江苏籍的教员在旁，忽然想起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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