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乙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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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老舍(父辈丛书.文化名人系列)试读：
关于父亲（代序）
他自己较满意的作品——《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微神》、《月牙儿》、《龙须沟》、《正红旗下》。
作品中反复关注的问题——中国背上的沉重的文化病。
运用过的文体类别——小说（长、中、短篇）、戏剧（话剧、歌剧、京剧、曲剧）、诗歌（旧诗、新诗、歌词、儿歌）、散文、曲艺（大鼓、单弦、相声、快板、河南坠子）、童话、理论和评论文章。
写作习惯——安静、热茶、香烟在手、桌上一枝小花，上午不可侵犯、按时吃饭、天天动笔、没有假日、当众朗诵、反复修改、一经发表不再改动，少不了再写一篇《我怎么写》剖析自己。
剖析自己时最显著的特点——自己打倒自己。
喜欢用的自我称呼——写家（不说作家）、文牛、痴人。
自认最大的长处——勤快和认真。
最大的本事——用最少的字，最通俗、最生动的话描写复杂的心态、事物、风景。
最喜欢的作家——但丁、康拉德。
最喜欢的诗人——杜甫、陆游和曼殊。
最经常的休息方式——养花、看画、玩骨牌、逗猫、念英文、写字。
最喜欢的娱乐——听戏。
经常锻炼身体的方式——剑术、拳术、棍术、气功。
最怕的事——没有朋友。
最喜欢干的事——打扫房间，请人下小馆。
最擅长的事——说笑话，自己绝对不乐。
最怕看见的事——摧残儿童的天真，把小孩打扮成老头儿。
最同情的人——穷人、女人、孩子。
对他影响最大的几个因素——出身贫苦、生长在北京、满族人、在英美先后呆过十年。
给他影响最大的人——不识字的给了他生命教育的母亲。
最崇敬的品格——谦虚，关心他人。
最讨厌的品格——狂妄自大、自私。
生死观——为正义而活，宁死不屈。
教育观——自学能成才，认认真真吸收一切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但不必门门都得一百。
恋爱观——纯洁的、高尚的、心心相印的爱情。
家庭生活原则——勤俭持家、健康是福。
喜欢的格言——“四世传经是为通德，一门训善惟以养年。”（崇尚行善，宽厚待人。）
人生准则——“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
生前最后的话——对三岁的孙女说：“和爷爷说再——见——……”舒乙第一章童年，母亲的影响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从1926年8月开始使用笔名老舍。
父亲生于1899年2月3日，祖父叫舒永寿，是一名护军，祖母姓马，他们都是满族人。父亲是他们最小的儿子。
在北京的西城，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胡同，叫“小杨家胡同”，以前叫“小羊圈”，它在护国寺后面，由平安里往北走，过了护国寺大街，如果不注意，很容易把这个“小羊圈”忽略过去。“小羊圈”的最大特点就是小，非常狭，最宽的地方不过一米半，而且曲折，父亲就生在这个胡同里，他在“小羊圈”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老舍降生在北京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
在胡同的中段有一块豁然开朗的场地，父亲把它叫做胡同的“胸”。“胸”的东侧有两个门，靠南的一个，现在的门牌是八号，里面是个细而长的小院，有三间北房、两间耳房、两间东房，这就是父亲的家。▲ 小杨家胡同窄小，西口外是新街口大街，老舍说：过往行人“一不留神，就迈过去了”。
如果说城外姥姥家那些父亲的同辈兄弟们多半是耍手艺的，当木匠，当泥水匠，当油漆匠，那么城里这个小胡同的居民则三教九流都有。他们当中有糊棚的，有当兵的，有卖艺的，有做小买卖的，有当伙计的，有卖苦力的，有当仆人的……这是一个贫苦人和下等人聚居的地方。
论住的条件，这里的房有稍微整齐一点的，而多数则是每逢刮风下雨就叫人提心吊胆，漏雨是常事，就是可怕的塌墙倒壁也并不罕见。每到伏天下暴雨时，全家都要坐到天明，以免屋棚突然塌下来同归于尽。冬天则八面透风，就连白天缸里的水都会结冰。
论吃的，这个胡同的居民多数是一天只吃两顿饭。“每餐只有一个菜——冬天是白菜、萝卜，夏天是茄子、扁豆，饺子和打卤面是节日的饭食，在老京戏里，丑角往往以打卤面逗笑，足证并不常吃，至于更贫苦的人家”，父亲在《勤俭持家》一文中提道：“像我家，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最便宜的东西，一两个铜板可以买很多，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从旧社会过来的卖苦力的朋友们都能证明，我说的一点不假。”
论环境，胡同窄得连一辆轿车都进不来，扫街的从来不为这样的小胡同服务，所以它老是那么又脏又破。胡同“胸”是孩子们惟一能跑跑蹦蹦的地方，那里栽着两棵槐树，夏天常有“吊死鬼”槐虫吐丝垂下，它们成了孩子们的玩意儿——活的、不要钱的、取之不尽的玩意儿。
父亲住的小院后面，有一个大坑，那是倒垃圾和脏水的地方。无论冬夏，小院里总是臭气熏人，那个大坑还承收死猫腐鼠，同时又是蚊蝇的大本营。
论财产，这个胡同里最值钱的东西也不过是结婚戒指（也许是白铜的）或者一根银头簪。
人们的收入是那么少，以致不得不经常靠赊账过日子，形成了寅吃卯粮的传统。这就是说，领到了银饷便去还债，还了债，已经所剩无几，就再去赊。
这条小胡同的家家户户的门垛子上，当时差不多都被画上了许多白道道，五道儿一组，颇像鸡爪子。这是赊账的标记，领到钱粮之后，按照鸡爪子的多少还钱。
父亲便诞生在这家家门口都点缀着鸡爪子图案的“小羊圈”里。“小羊圈”是穷人的世界。“小羊圈”使父亲和北京这个古老城市的下层居民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理解他们的心和语言。小胡同和它里面的人成了他的作品的描写对象。人们在他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和《正红旗下》里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出一些影儿来，这些影儿的真实的蓝本就是他儿时的故里——那个哺育了他的顶小顶小的胡同。
父亲降生的时候，他母亲昏死过去了，多亏已经出嫁的大姐及时赶到，把刚出世的小弟弟揣在怀里免于冻死。事过之后，左邻右舍，特别是老太太们，都说这个孩子“命大”。
生父亲的时候，他母亲已经四十一岁。父亲上面有四个姐姐和三个哥哥，算上他这个“老”儿子，一共八名。后来长大成人的只有八分之五——大姐、二姐、三姐、三哥和他自己。由于岁数大，孩子多，家境平平，长年操劳，加上家中无人帮忙，他母亲在临产时失去了知觉。
那一年是戊戌年，清朝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9年），按阴历算，是狗年，父亲是年底生的，他的姑母给他起了一个很不中听的外号：小狗尾巴。属狗，和属猪、属鸡、属兔一样，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可是“狗尾巴”，而且是“小狗尾巴”，实在令人接受不了。所以父亲小时候总是说他是糖瓜祭灶的那一天生的，在灶王爷升天的时候光荣落地不比“小狗尾巴”光彩得多、神气得多？▼老舍父亲舒永寿是清朝末年时保卫皇城的护军，每月饷银三两。这套服装是清朝大典时正红旗护军所穿的礼服。
老年间，腊月二十三这个日子，又叫过小年，好像是过年的序曲。一般的人家都要给灶王爷上供礼，买些麦芽糖做的糖瓜去贿赂这位灶王爷，请他上天之后，多说几句好话，保佑全家平平安安，多多发财。孩子们对大人们这番苦心多半还不能领会，他们所关心的是放鞭炮和吃糖果。这么一来，灶王爷自然而然地理直气壮地把“小狗尾巴”取代了。
祖父是个旗人，属于正红旗。他的职业是当兵，以保卫皇宫为职务，每月领三两银子，加上春秋两季领的老米（当时叫“钱粮”），便是他的全部收入。父亲降生的时候，祖父正在皇城的什么地方值班。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个世代只出武士的家族会添了一个日后以文学家著名于世的小儿子。不过，当时，这位未来的文学家正赤身裸体地躺在炕上被冻得奄奄一息，大人们正在为挽救母亲的生命而奔忙。清晨这位护军返回家来的时候，大女儿含着眼泪告诉了父亲两个消息，一个好一个坏：又添了一个小弟弟，可是，妈妈昏过去了，半夜才醒过来。▲ 老舍大姐舒静守。▲ 老舍三姐赵舒氏。
不管怎么说，分娩的危机总算过去了，母子二人都活了下来。
不过，没过多久，一个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到他们母子的头上。
父亲一岁半的时候，祖父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战斗中负伤阵亡。
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吓破了胆，扔下北京的百姓不管，逃跑到西安，使北京遭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浩劫。
祖父既是保卫皇城的护军，他可没有弃城逃跑的自由，何况他并不知道皇太后和皇帝早就溜出皇宫逃跑了。他的职责叫他应该和这座皇城共存亡。他和他的伙伴面临着被敌人全部歼灭的结局。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搏斗，一场壮烈的但是毫无希望的搏斗。
当时，中国士兵使用的武器比八国联军落后了许多。祖父身上挎着生了锈的腰刀，背着抬枪和许多黑色火药做的弹药。
正阳门是通往皇宫的正门，护城的中国士兵在这里和攻城的实力雄厚的八国联军相遇了。
八国联军向正阳门发射了烧夷弹，这种燃烧弹在当时是一种新式武器。正阳门的箭楼被炸掉了半个城门楼，着起了大火。火星落在了护军的周围，引燃了他们随身携带的黑色弹药。
祖父被火包围了。
不知道经过了多长的时间，他在一座粮店里被人发现了。他是自己爬到那里去的，他的烧伤严重。这家粮店叫南恒裕粮店，坐落在南长街上。当时街上静悄悄，一个行人都没有，全北京好像空了一样。能逃到乡下的都逃走了，不能逃的就堵上门在家里躲着，把命运交给了巷战中的士兵，盼望着他们和在城外抵抗的义和团团员们能保住北京。
但是，士兵们已经溃退下来了。一名败下阵来的士兵，路过南恒裕粮店，见店门半敞着，想进去找点水喝。一低头，瞧见了受伤的祖父。▲ 北京城在八国联军炮火下燃烧。▲ 遭八国联军炮火破坏的北京正阳门。
他们互相认识，都是旗人，都当兵，而且是亲戚。进来的士兵是祖母的表侄。
祖父已经不能讲话了，他费了很大的劲，举起了一双布袜子和一双裤脚带，交给了来者，托他带回家去，报个信。
祖父的腿和脚已经肿得很粗了。布袜子和裤脚带早就穿戴不住了。
表侄要背表姑父走，祖父执意不肯。到家还有好大一段路，而敌军很快就会破城而入。他不愿意连累第二个人。
表侄抱着布袜子和裤脚带，哭着跑回了家。到了家，他说不出话来，只剩下哆嗦，他的勇气只够把袜子勉强托在手里。他怨恨自己一辈子。一个男子汉，愣没把受伤的亲人背回来，他感到没脸见人。可是，难道这一切都是他的过错吗？谁也不肯这么想。“鬼子”紧接着进了城。要车没车，要人没人，甭想再寻找祖父了。祖父再也没有回来。他经过漫长而又痛苦的折磨之后凄惨地离开了人世。
给祖父做了一个小木盒子。盒子里放了那双布袜子、那副裤脚带和一张纸，纸上写着他的姓名和生辰八字。就这样，全家人哭成一团，埋葬了一家之主。
就在祖父离开人世的时候，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城，一场震撼世界的大浩劫开始了。
八国联军攻进城后，大肆烧杀掠夺，他们见了勇于反抗的男人就杀，见了年轻的女人就污辱，见了鸡就捉，见了狗就捅死，见了财产，只要稍有点价值，不管是什么，统统拿走。他们成群结队，不管多小的胡同，不管多穷的住宅，他们都去。第一批刚走，第二批又来，一遍又一遍，像篦头发那么细致，搜刮得一干二净。▲ 《庚子京师褒恤录》第4卷第7页记载着舒永寿7月21日（公历1900年8月15日）阵亡；第21页记载其抚恤待遇。
第一批洋兵进了院。家里的大黄狗叫着扑了上去，“鬼子”一刺刀下去，大黄狗咽了气。
第一批“鬼子”走了之后，祖母带着三女儿索性不再关街门，因为知道街门再也关不住了，她们蹲在墙根里，等着第二批、第三批。
第二批“鬼子”比第一批搜得更仔细，他们进了每个屋，祖母的炕上放着两只大木箱，是两只用了多年的旧木箱，里面放着些破衣服。一岁半的父亲就睡在这两只箱子的旁边。“鬼子”发现了这两只箱子，翻了个底朝天。
等到这场搜刮结束之后，祖母进屋才发现一只大木箱扣在了娃娃的身上。
祖母搬开箱子，娃娃还在熟睡之中，幸亏他睡熟了，只要他一出声，十之八九也得先挨一刺刀，和那个大黄狗一样。捅死个小娃娃，在庚子那个年头，比捅死个活蹦乱跳的大狗还容易，何况这个娃娃是那么瘦弱和不体面。
这段往事，以后祖母经常讲给年幼的父亲听。八国联军的凶狠残暴的形象，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刻画得很深很深，以至于不管他走到哪里，这些往事都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到他的脑海里。也许，这就叫不可磨灭的印象吧。
父亲的童年既不美，也不甜。
祖父去世之后，寡妇钱饷每月只有一两五钱银子，加上大儿子还可以领一两五，一共三两银子，可是银子的分量越来越少了，发得越来越不准时了，于是，门上的鸡爪子图案就越来越丰富了。不过，祖母只让倒水的、卖炭的、卖烧饼的在自己的小院门外画道道，而不愿撒开了赊。
祖母不得不拼命地洗衣裳和做活。
祖母除了洗衣裳和缝补之外，开始揽大批的衣裳回来做。当时，在北京做买卖的有许多是外省人，譬如说，干果商就大多是山西人，他们整年不回家，甚至三年也不回去一趟，他们要在北京做粗布袜子和衣裳穿，祖母的活就是给他们做的。
父亲长得很瘦弱，祖母没有足够的奶水来养他，他是吃米汤和糨糊长大的。
父亲三岁还不会讲话和走路。
祖父去世之后，小院里只住着祖母及子女和一个守寡的姑奶奶，没有街坊。
父亲的哥哥比父亲大九岁，很少和小弟弟玩。小弟弟整天坐在炕上，他很寡言，也很少动。
是啊，又有什么使他高兴的呢？母亲和三姐忙着赶活，没有多少时间逗他、哄他。她们常常把一块棉花扔给他，叫他自己捏个小鸡或小鸟。一块棉花，一根做活的小线，一片布头就占去他的半天时间。这些小棉花、小线、小布头就是他的儿时伙伴。他的小手把它们按照自己小心灵中的幻想变成种种可爱的玩意儿，这是一种儿童的创作，这创作补偿了清苦、单调和孤独，给他带来了自己特殊的欢乐，他就这样消磨了自己幼年的大部分时光。
沉默寡言而富于幻想，安稳沉静而内心奔放，这和他日后走出“小羊圈”胡同成为一个思路敏捷的作家也许多少有点关系。
在父亲的童年生活中，真正给他留下终生烙印的是祖母的影响。
祖母是个办事认真的人。白天，她要洗上一两个绿瓦大盆的衣裳，就是屠夫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洗得白如雪。祖母的手终年是鲜红的和微肿的。晚上，她和三女儿围着一盏小油灯，缝缝补补，每天操劳到半夜，而且终年不休息。
父亲的小说《月牙儿》里有这么几段描写：“妈妈整天的给人家洗衣裳。”“有时月牙儿已经上来，她还哼哧哼哧的洗，那些臭袜子，硬牛皮似的，都是买卖地的伙计们送来的。妈妈洗完这些牛皮就吃不下饭去。”“妈妈的手起了层鳞，叫她给搓搓背顶解痒痒了。可是我不敢常劳动她，她的手是洗粗了的。她瘦，被臭袜子熏得常不吃饭。”
这几段文字实际上就是父亲自己母亲的真实写照。他小的时候，母亲就是这个样子。
祖母属于正黄旗。她的娘家在北京城外，在德胜门外土城的最西北角上。那里的土城上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蓟门烟树”四个大字，碑下有一条西通大钟寺、南通西直门、北通清河的土大车道，土城外侧的道旁有一个小村，叫十间房村，就在如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南墙外边。这个小村一共住了四五户人家，有姓王姓马姓潘的，祖母就诞生在这里的马家。她的父母去世得早，祖母从小长在隔壁的姑姑家。
马家的历史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感兴趣，穷人要为眼前的吃喝奔忙啊，没有工夫去研究家史。
村里的地并不十分肥美，也养不起大牲口，农忙的时候，妇女也须下地干活。祖母出生在这样的农家，养成了勤劳的习惯和诚实的品格，而且身体也相当结实。她一直活到八十四岁，于1940年去世。
父亲爱花，爱清洁，爱整齐，守秩序，这些习惯都是从他母亲那里学来的。
祖父活着的时候，喜爱养菊花。小院里种着两棵枣树，还有几盆石榴和夹竹桃。祖父去世之后，不养菊花了，但是石榴和夹竹桃仍旧会得到应有的灌溉和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祖母老是把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天扫院子是她的必修课。她的手使破桌面不留尘土，使破柜门上的铜环发着光，虽然这些铜环早已缺胳膊短腿。
祖母浇花的时候，和她相依为命的父亲就帮着她取水；祖母扫地的时候，父亲就帮着撮土；祖母和三女儿做活的时候，父亲帮着打下手，递烙铁，添火，送热水和凉水。
父亲直到成名和晚年，一直坚持自己动手收拾屋子，取水浇花。像他母亲一样，老把那些小瓶小罐、茶壶茶碗、桌子椅子，擦得干干净净。衣服不求讲究，只求整洁，包括稿子，也总是那么清清楚楚，规规矩矩。爱整齐、守秩序是一种美德，是他那出身农家的老妈妈留给他的美德。
父亲好客、豪放，待人极端热忱，有求必应，这些性格，也是他母亲传给他的。在重庆的时候，他的生活相当清贫，但是老友相逢，卖了大褂，也要上一趟小馆，盛情款待，便是一例。
祖母会给婴儿洗三，会刮痧，会给孩子剃头，会给小媳妇们绞脸，用丝线轻轻地勒去脸上的细毛儿，为的是化妆后，脸上显得特别光润。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客人来了，不管手中多么紧，也要设法弄点东西去款待。遇见亲友家有红白喜事，她必亲自出马，份礼虽轻——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可是情谊很深，很真挚。谁家有事要帮忙，她总是跑在最前头。
祖母要强、豪爽、硬朗，在兵荒马乱之中，在刺刀下，在饥荒里，她挺身而出，为保护自己的儿女而承受一切大悲大难，但祖母也最肯吃亏，从不跟别人吵架，有眼泪往心里流。从外表上看，她是一个最柔和、最温顺的人。
她的这种又软又硬的秉性也传给了父亲。
父亲在纪念自己母亲的时候，说过这么一段感人的话：“我对一切人和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和基本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老舍：《我的母亲》, 《半月文萃》第1卷，第9、10合刊（1943年4月）]
在老北京，过年是最热闹的，讲究多，玩意儿多，光是那些规矩、那些玩意儿、那些特别的食物，就足足可以写很厚一本书。可是，在穷人家，过年是过关，过不去这一关的，不知会有多少人上吊。年关从来不是穷人所喜欢的。
为了过年，祖母和三女儿要加紧地干活，以便增加收入。穷人也想在年节吃一顿有肉的饺子，虽然菜多肉少。
每当不大懂事的小儿子向母亲报告：开当铺的刘家宰了两口大猪，放债的孙家请了两座供佛的“蜜供”像小塔那么高，祖母总会说：“咱们的饺子肉少菜多，但是最好吃！”▼1905年起，老舍到正觉寺上私塾近三年，在这里他读了《三字经》、《百家姓》、《论语》等书。
祖母的话里包含着很深的道理：我们的饺子是自己劳动挣来的；我们的饺子是自己亲手包的，亲手煮的，怎能不最好吃呢？
到了年底，把活计都交了出去，家里也该忙着过年了。别看过不起肥年，却也有不少的事要做：总得扫扫房，灶王龛上总得换上副新对联，总得把平时不知藏到哪儿的一张“王羲之爱鹅”图找出来挂上，还得把破桌子、破柜门上的已不齐全的铜环再擦上几遍。这几片金属闪着光，摆在那儿，给小屋添了不少神采，仿佛在说：别看不起咱们，咱们穷，可是活得硬朗！
大家忙，忙而兴奋，为什么不呢？一年劳动挣来的费用，来得硬正！祖母要儿女相信：只要手脚不闲着，就不会走到绝路，而且会走得噔噔地响。
祖母自己的确是这么做的，她给大儿子娶了媳妇，她把第三个女儿嫁了出去，她送小儿子去念私塾，她自己咬着牙去给阔人家当了女仆，以后又到西直门大街高井胡同口上的第四女子小学做了工友。
父亲的哥哥娶媳妇的时候，父亲已经上小学了。他表舅找了他去，对他说，已经和他母亲说好了，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舒家，给他的哥哥做媳妇，不图别的，只图这家人名声好。舒家穷确实穷，但是名声顶好，这最主要。
他表舅在城外土城黄亭子开了个小茶馆，也不富裕。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人给舒家出了主意：为办好这桩亲事，暂时先把舒家的坟地典出去。
如果舒家同意，父亲就应该写个文书，立据为凭，因为全家只有他会写字，而且他是除哥哥之外的惟一的男人。那个时候，似乎只有男人才主事，虽然这个男人才十一二岁，可是，谁叫他会读书识字呢？“钱无利息，地无租价”八个大字，六十块钱，一手交钱，一手交地，把祖坟典了出去，把嫂子娶了过来。
他三姐出嫁的时候，祖母几乎晕过去。她偏爱三女儿，因为三女儿是她的右手，家中的一切事情都是她和三女儿共同操办的，三女儿支撑着半个家。祖母舍不得三女儿，不忍割去这个右手。可是必须割，她不能为了自己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花轿来的时候，是阴历四月，天已很暖，祖母的手冰凉，脸极白——一点血色都没有，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着花轿抬走了她的右手。
后来，同住的姑奶奶也去世了，家里就只剩下了祖母，她的孤单是可以想象的。
那是头一次改用阳历，学校规定旧历的除夕必须回校去，不准请假。父亲四点多钟回到家，祖母正在家里发呆，并没有把“王羲之爱鹅”图取出来。吃过晚饭之后，父亲不得不说自己今天必须回校。祖母愣了半天，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把儿子送出了破街门，到了门口，从兜里掏出了几个铜子儿，说了四个字：“小子，拿着！”▲ 小学毕业时亲友们一致认为他应去学手艺挣钱，好减轻家庭的负担。老舍也意识到他理应这样做时，却毅然作出了继续升学的决定，1913年2月考入公立第三中学。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周围穷人家孩子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但因交不起学费，半年后退学。
父亲摸着口袋里的铜子儿，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才到了学校。街上的繁华景象和节日吵闹，他什么也没看见，也没有听见。他的眼里装满了泪水，他的耳朵失去了知觉，他心痛，心痛他那可爱可敬而又可怜的妈妈。
到了学校，学监先生正在门口等他，告诉他：“你还回去吧！”
父亲好像没有走就又到了家。祖母仍是呆呆地坐在屋里，对着一支点燃了的红蜡烛，看见小儿子进了屋，她脸上有了笑容。
祖母拿出了一个细草纸包：“给你买的杂拌儿，刚才一忙，也忘了给你。”
母子这一夜，早早地躺下了，可是谁也睡不着，听着别人家放的鞭炮，送走了除夕。
从此之后，父亲对过年变得最冷淡。每逢过年，他哪儿也不去，自己早早地关上了门，什么也不想吃，连酒也不喝。在床上，他把耳朵用被子蒙上，连别人的鞭炮也不愿意听，他老看见过去的苦境和自己的母亲。
父亲的一家，祖祖辈辈都是文盲，到他这一辈，哥哥姐姐也从没念过书。一个偶然的机会，祖母把父亲送进了私塾，但并不指望他能念多少书。私塾念了近三年，转入西直门大街市立第二初等小学校，插入三年级。三年之后，这个小学改为第四女子小学，父亲转入了南草厂第十三小学，并在那里念了近一年至小学毕业，成为舒家乃至姥姥家的头一个识字的孩子。
父亲喜欢念书，但对所有的功课，他并不一视同仁，算术、绘画他就不大喜欢，语文是他的偏爱，他能背诵许多古文和诗词，擅长作文和演说。在同学中，他在这方面的成绩是拔尖的，常常得到老师的夸奖。
他上的那个小学当时实行的是复式班，高年级的学生和低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老师给低年级上课时，另一半高年级生就上自习。遇到老师有事的时候，父亲常常在高年级生中被指定为代课的小老师，领着低年级生念课文或者上体育。他举止庄重，但谈话幽默，往往说得别人哈哈大笑，而自己一点也不乐。低年级生很欢迎这位含蓄而又妙趣横生的小哥哥。他的讲解平易近人、生动活泼，对低年级生的吸引力往往胜于成人。
父亲知道自己能念书不容易，所以他从来不在衣着、饮食、娱乐上有什么要求，相反，他懂得克制自己。别人的白眼和蔑视并没有使他自卑，他的愤愤不平，使他对世俗的一切荣华富贵躲得远远的。他宁肯钻到书里去，书是他的乐园，他像他的母亲一样，有眼泪往肚里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咬着牙发奋念书。
大姐给小弟弟做了一双新布袜子，他舍不得穿，他用不着和别人比阔气，仍然穿着他那双补了许多补丁的旧袜子。
他中午放学回家，进门便问：“有吃的没有？”待到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他扭头就走，走回学校去，饿着肚子，带着穷孩子的尊严和刚强，若无其事地去上下午的课。▲ 1917年北京师范学校校友会成立时师生合影，第4排右起第7人为老舍。
他三姐出嫁的时候，他执意不肯请假，祖母又派人到学校去叫他，得到的回答是：“赶这种热闹，去一天，脑子回来要乱十天，不去！”
他不愿意去玩一般旗人所热衷的那些玩意儿。玩鸟、养鸽子、养鱼、放风筝、斗蛐蛐儿都没有他的身影，轰他去，他也不去。他爱看书、爱幻想、爱听故事。有点钱的小伙伴常邀请他一块儿去小茶馆听说书，这是他的惟一的业余享受。这享受使他终生对通俗民间文艺都有一种特殊的爱好。
父亲的一位小学同学，后来成为著名的语言学专家的罗常培教授，在一篇回忆录里曾经概括地描写了儿时的老舍：“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眼泪或讨半句饶。”“由于幼年境遇的艰苦，情感上受了摧伤，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嫉恶如仇的愤激，正像替善人可以舍命的热情同样发达。这种相反相成的交错情绪，后来随时在他的作品里流露着。”（罗常培：《我与老舍》,1944年4月19日昆明《扫荡报》副刊）▲ 1918年6月北京师范学校第一部本科第四次毕业班师生合影，第2排左起第8人为老舍。
小学毕业后，1913年1月23日，父亲考入了北京市第三中学，只上了半年，他又偷偷地考上了北京师范学校。在师范学校里，一切费用，包括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在考上师范之后，他才把自己愿意升学的打算告诉祖母。因为他知道，小学毕业之后他应该去学手艺，正像亲友们希望他做的那样，好帮祖母忙，减轻祖母的辛劳困苦。
入学，要交十元钱的保证金，这对父亲家来说也是一笔巨款。祖母忙了半个月，她把结婚时陪嫁的两口木箱子交给了打小鼓的。
就这样，父亲告别了童年，走上了人生的大学。
五年之后，十九岁的父亲以品学兼优的成绩在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国民小学校（今方家胡同小学前身）当校长。那一天，母子两人一夜没合眼，父亲只对祖母说了一句话：“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
祖母的回答是一串串的眼泪。第二章青年，阅历社会大课堂
方家胡同小学当时叫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国民小学校，这里离著名的雍和宫很近，夜深人静时可以隐隐约约地听见宫里的号筒声。学校的后面是孔庙和国子监。和父亲一起到这个小学教书的还有五位他的同班同学——南钝芷、肖子帆、程恢仁、张文廉、周宝敬。这就构成了一次地道的大换班。以前把持小学的，大部分是由第一中学出来的人。他们已经在第十七小学经营了多年，什么事都有了一定之规。新校长舒庆春（父亲）和他的年轻同伴们的到来，给第十七小学带来了生气和改革。这位新校长，梳着分头，穿着合身的长袍马褂，就住在学校的东屋，门口放着花，还养着大盆龙井鱼，由人到环境都透着精神。新来的青年人，毕竟是“洋学堂”出身，是正规初级师范的科班生，而且是穷小子，血气方刚，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正要找个地方施展他们的学识和才能。▼现北京方家胡同小学校门。
那时正值1918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它正好是个大动荡、大变化的年代，是个真正翻天覆地的年代。时代把父亲卷进了大改革的旋涡。
1919年冬，京师学务局派舒庆春、刘耀曾、荣英、王峰四位小学校长到江苏去考察小学教育，他们到过南京、无锡、上海，参观访问了二十九所学校，转了一个多月。这次南访，实际上是对父亲工作的一次奖励；当然，对他的办学和改革也是一次极好的借鉴和推动。他们回来之后，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公开发表，把有用的和一时还用不上的，都写上了，所以篇幅很长。
转过年来，马叙伦等教授发起成立北京教职员公会。所有的小学以上的教员都可以申请入会，显得大家一律平等。领导机构是委员会，分大、中、小学三部，每部设委员十一人。在成立大会上，舒庆春以二百一十六票当选为小学部委员，名列第五。应该说，这次选举是对父亲在小学教育界工作成绩的一次民意测验。虽然他初出茅庐，毫无名气，像一棵春天的无名小草，由社会的最底层刚刚冒出头来。他是靠自己的勤奋、认真、热心和顽强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在小学工作两年之后，父亲在1920年9月30日被提升为北郊劝学员。
在这段时间里，学校墙外发生了一起震撼整个中国大地的事件。这件大事也决定了父亲个人的日后命运，给他成为作家提供了条件。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
父亲并没有参加五四运动，他已不是学生，他过早地做事了，他是校长，有许多分不开身的事，他没能像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走上街头，他只是个旁观者；但是，偏偏是这个他没有参加进去的运动，对父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父亲后来说过：“没有‘五四’，我不可能变成个作家。‘五四’给我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 到日本广岛高等师范留学的北师同学关实之等，约老舍为他们编的刊物写稿。他应约写了最早的一篇白话文短篇小说《她的失败》与这首新诗（1921年2月日本广岛师范中华留广新声社《海外新声》第1卷第2号）。
五四运动对自幼就缺吃少穿的父亲来说，是一次巨大的令人兴奋的震动，它使父亲一向守着的“命该如此”的看法崩溃了。“五四”给了父亲一双新眼睛，它使父亲想起了每天给孔圣人的木牌位作揖的私塾岁月，想起了八国联军的暴行和祖父的惨死。这些苦汁使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他天然地接受了五四运动给他的新眼睛。
这双批判的眼睛使他体会到人的尊严和中国人的尊严；人不该做礼教的奴隶，中国人也不该再做洋奴。这些新观点给了父亲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和情感。
最使父亲狂喜的是白话文的兴起。在师范学校里，父亲写散文是学桐城派，写诗是学陆游和吴梅村，而且学得不错。他有两位好老师——方还和宗子威，前者是北京师范学校校长，有江南文坛巨匠的美称，后者是国文教员，诗词造诣很高。他们，尤其是方校长，对父亲爱如亲子，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费尽心血的教育。到师范毕业时，父亲的文言体散文和旧体诗词都已经有了结实的底子。在父亲诗集里，人们不难找到一些感人至深的小诗，韵味很像唐诗。不过，这只是他的小花小草，父亲笔下的参天大树是白话文。五四运动使他得到了这个宝贝。
父亲开始偷偷地用白话文写小说，不过，这些习作绝大部分没有发表过，他也没想去投稿。把其中的佳句抄在扇面上，悄悄地拿给学生们看看，算是最大胆的外露了。他觉着，用白话文写，字句中间再放些新标点符号，是件痛快有趣的事。父亲说过：“这文字解放的狂悦，在当时，使我与千千万万的青年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消耗了多少纸笔。”
他练，他发了疯似的练，着了魔似的练。他用白话文练着写北京话。
北京话，传到父亲这辈旗人嘴里，已经成为“京腔”，轻脆快当，俏皮生动，漂亮活泼。不知道是在汉文词儿之外收纳了满文词儿的缘故，还是有轻脆快当的便利，北京话说出口来，永远丰富多彩，活灵活现，极有表现力。父亲来自底层，在言语上，得天独厚，因为他长在这种语言的创造者之中。他用不着走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他已经“化”在其中了。白话文的兴起，使父亲的北京话有了用武之地，而且驾轻就熟，就欠写在纸上。“五四”之后，西方的“幽默”传入中国。西方的幽默，章回小说的讽世，民间文学的情趣，加上北京话的俏皮，使父亲的白话文能别具一格，一出场就得了“碰头好儿”。▲ 1922年的德胜门。老舍从北郊进出城必经德胜门。
父亲同时又是一个严肃、冷静的人，他有很强的自控力，他每写一个字都力求精练和准确，力戒拖泥带水和平摆浮搁。他的目标是：争取用两三句话就把一个人的性格交代清楚；争取能用洋车夫的或者糊棚匠的最俗浅的语言描写晚霞或者刮风，读了使人能身临其境。他决心练出一笔结实、漂亮、简练的白话文。本事是练出来的，父亲相信这个。他要求不加任何酱油、味精，诸如专用名词、比喻、典故、诗句，就能把白话文的真正香味烧出来，而且永远可以流畅地朗诵出声来。
精湛的语言技巧是父亲文学作品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也是他拥有大量读者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五四运动之后五年，父亲方成为一个作家，在这之前，他只是一边工作，一边练习写白话文。这一时期不妨看作是他走向写作的思想上和文字上的准备阶段。
五四运动后的第二年秋天，父亲到北京北郊德胜门外就任北郊劝学员。
德胜门外是北京最穷的地方之一。出德胜门不远，大路东面，有一座破庙，叫华严寺，里面常停着些灵柩。起初，郊外北区劝学事务所——父亲办公的地方，就设在这座庙里。后来搬到了它的对面，并加设了阅书报处，兼作讲演所。
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按教育行政区域划分为八区，城外四区各设一名劝学员。北郊劝学员的管辖地段包括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郊外的四大片。父亲的管理对象是散布在这四大片地面上的小学和私塾。他同时还兼着两个职务：教育部京师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公立北郊通俗教育讲演所所长。这两个职务也都是上级正式选派的。
劝学员是一个没有多少事的职务，或者更准确地说，忙或不忙全凭当事人的干劲，自己要找事做呢，兴许多得做不过来；自己要懒一点呢，也没人来找你的麻烦，任命父亲当劝学员毕竟是提升。父亲得到了鼓舞，马上就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一上手就打了三个报告，点着了他的“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是申请解散十七个私塾；二是请求支持北郊马甸清真教在村内办一所公立国民学校；三是请求学务局和地方行政出面维持被奸商破坏的东镇国民学校。对头两个报告，学务局同意办理，第三个报告遇到了麻烦，学务局接到报告之后，犹豫再三，和父亲的想法有很大差距，他们并不敢谴责奸商。学务局在批复中说：学校已经和商团和解，学校撤销了起诉，以后不必再提此事。学校虽然可以接着往下办，父亲却碰了个软钉子，父亲和地方劣绅的关系高度紧张。这一炮实际上只是一次小引爆，它后面藏着好多个响雷。父亲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要么同流合污，要么离开。父亲明白：要在这块污浊的泥塘里办点正事，实在艰难。他实际上没有取得前进的通行证。他看见了自己的困境和比困境更可怕的无力，他陷入了苦闷。
他开始喝酒。发了薪水，便回家给母亲送一点钱去。出了家门，立刻觉得非常空虚和寂寞，于是便去逛公园，听戏，学戏，找二三知己下小馆，要上几斤酒，图的是说个爽快，喊个痛快。酒醉归来，常常把手绢和钱包一齐交给洋车夫保管。早上起来，在豪放不羁之中有些若有所失的伤心。父亲对打牌本没有什么特殊喜爱，但还是那点舍命陪君子的豪放和好胜心理使他常常熬夜。一来二去，他的痰中往往带着点血，父亲得了肺病。
正在这时，祖母给父亲订了婚，可是完全没有和他商量。祖母要把一位佐领的小姐，自己拜把子姐妹的女儿娶过来当儿媳。这位姑娘长得胖胖乎乎的，挺讨老人喜欢，大家都叫她“俊妞儿”。父亲偏偏不要。他觉得自己虽算不上什么新式人物，可是也不愿意轻而易举地让旧世俗给捆上。他不能放弃时代给他的那点值得珍惜的自由。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和祖母开了仗。
祖母向他保证：姑娘确实不错，而且已经放了定礼，还是娶了吧。父亲不肯，他对祖母下了最后通牒：“您要再提这件事，我就不再养活您了！”可是话音说得很轻。
放了定礼，再收回来，这叫人家姑娘如何见人？祖母为了难，她哭了三天。
父亲把大姐、三姐搬来当救兵，苦苦央求，好说歹说，祖母点了头，同意取消这门亲事；不过，她自己绝不出面收拾残局。大姐、三姐只好带领大队人马到姑娘家赔礼道歉。进门先跪下，说全怪自己的那位又死又硬、一丁点儿人情都不懂的小弟弟不好。
定礼总算是退了。父亲心里却结了个不小的疙瘩，他把祖母的心伤了，伤透了。老太太从那以后，不大说话，常常一个人发愣，茫然地似看非看地盯着一件什么东西，一愣就是半天，连她那半坐半躺的姿势都说明她的内心充满了孤独和痛苦。她的身量显得更矮了一些，一天机械地应付着三顿饭，眼圈常常是红的。
娘儿俩不常见面，见了面不知说些什么。父亲心里明白：祖母的衰老和委顿完全是由于自己。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子不大敢正脸看母亲。母亲憔悴的神态使他心酸。他不敢多回家。他住在翊教寺胡同的公寓里。
父亲觉着身上发紧，在大街上转，不出汗，他知道要坏事，上澡堂子，还不出汗，大量吞食成药，也还不成。两天之后，他跌跌撞撞地摸回了家，进了屋门，一头栽在土炕上。
儿子的昏迷不醒，消除了两代人之间的隔阂。祖母的手冰凉，可是眼睛又有了神，她请来了过去太医院的大夫，抓药、熬药、灌药，她把儿子由死神那儿抢了回来。
父亲能下炕之后，满头的黑发脱落得精光，也不知是病的过错，还是药的过错，反正害得他半年之内见了人不敢脱帽。
病初愈，父亲一个人到西山卧佛寺静养了个把月。在静养之中，他深刻地检讨自己，发现是清闲和报酬优厚毁了自己。
他决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不过，“三把火”的事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了写小说的好题材。四年之后，父亲的处女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这么开始的：
……一座北郊德胜门外的私塾，屋里墙上挂着孔子像和历书，办学的老张顶着夏天的烈日正忙着迎接学务大人的视察，地方绅士孙八帮他支应着。老张头戴军帽，布置学生立刻撤下《三字经》，换上《国文》，没带《国文》的，有《修身》也成。自己赶快查字典认《国文》上的生字。急中生智，派大个学生去买冰，放入洋炉内，把铁炉变成凉快的冰箱。学务大人驾到之后，一边随便往地下吐痰，一边下达指示，不该把讲台砌在西墙下，那是“白虎台”，克学生家长，教育乃慈善事业，怎能这么办呢！……
书中的老张就是被父亲解散了的十七个私塾的塾师们的化身，孙八就是和父亲势不两立的土豪劣绅们的化身，学务大人就是昏庸腐朽的上司们的化身。正是这三个人物在父亲写的第一部书的第一章的第一页里首先登场。
在当劝学员的头半年里，父亲和他们之间的没有完结的斗争，终于在小说里找到了结尾。
不管怎么说，劝学员的生活使父亲积攒了一批好素材，虽然那生活本身是沉重的和不愉快的。
1921年春夏之际，父亲由西山养病回来，决定不再回翊教寺公寓去住。
第一件事是搬家，走，离开乌烟瘴气的公寓，不再熬夜，不再摸牌，不再瞎聊，一句话，不再无谓地消耗时间。父亲搬到京师儿童图书馆去住。他当时兼管着这个学务局开办的小图书馆。图书馆的业务负责人是卢松庵，他也是父亲的师范同学，一个永远热心助人的人。卢松庵帮父亲收拾出里院的西屋，让父亲安顿下来。里院的南屋就是儿童阅览室。住在这儿，挨着那些出来进去的孩子，父亲心里踏实了许多。孩子们的天真纯洁仿佛也传染了他，除了兼管劝学员、讲演所长和儿童图书馆的事之外，他开始往自己身上揽事，免得闲中出错，就是白尽义务也情愿。
儿童图书馆在离新街口不远的西直门大街上，路南。路北是慈善家刘寿绵的住宅。儿童图书馆的原址是刘宅的马厩。在父亲搬到儿童图书馆住的时候，恰好刘寿绵在自己大宅子的西跨院里办了一个贫儿学校，没有可靠的人去经办，就找到了父亲，父亲爽快地答应了。刘寿绵还聘请罗常培、卢松庵、童布当义务教员。于是，白天，父亲办公、教书；清晨，请人教形意拳、六合拳和剑术；晚上，他决定去学英文。缸瓦市基督教堂正在办英文夜校，一星期五次，每次两小时，每月交一块钱学费。他报了名。1921年夏，父亲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办了国语补习会，他自任经理，找两个同学帮忙教课，招收五十名私立小学的教员当学生，专门推广国语拼音和普及国语文法。学务局办全市小学联合运动会，他参加新闻部，和画家颜伯龙一起自编自绘《舞剑图》，印出来白送。▼刘寿绵，1925年出家，法号宗月大师；老舍小时称他为刘大叔。老舍靠他的资助才入私塾、上小学。老舍师范毕业后曾帮他调查、施舍粮米，在他开办的贫儿学校做义务教师。老舍在悼念他的文章《宗月大师》中写道：“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和意义。”
就这样，大病之后，父亲的生活节拍加快了。忙，可是痛快。
父亲从小就认识刘寿绵。刘寿绵的祖辈当过粤海道道台，那是最肥的外任官差之一，捞足了金银元宝、珍珠玛瑙，在西直门一带购买了大量房产，在城外购买了大量地产。到了刘寿绵这一辈，哥儿仨才有他这么一个后代，全部家财都由他一人继承。父亲的祖辈曾为刘家效过力，常得到刘家的赏谢和酬礼。这种情谊，到了儿孙这辈，还淡淡地维持着。刘寿绵高兴的时候，很偶然地光顾祖母的小院，用洪亮的嗓子哈哈一阵，一阵风似的又走了，使全胡同的人都好奇地探讨好几天。
祖母比刘寿绵大二十一岁，他们彼此客气地以姐弟相称。父亲比刘寿绵小二十岁，父亲便叫他刘大叔。父亲长到七岁的时候，是这位刘大叔想起来要让他上学，因为刘寿绵本人也有一位女娃娃，比父亲小一岁，也该上学了。刘大叔给父亲送来了书本、笔墨和一块够做裤褂的蓝布。刘大叔拉着父亲的小手送他进了私塾。
祖母给刘寿绵家做过临时帮工，年幼的父亲有机会随着祖母常常到刘家来。父亲知道刘家宅院有多么大，刘家的后花园有多么深、多么阔气。四十多年之后，父亲在创作他最后一部小说《正红旗下》时，书中定大爷的后花园就是以这座大花园作原型的。后花园里，正如《正红旗下》中写的那样，有小土山，有池塘，山上有茅亭，走上亭子可以远远地看见北山和西山。
到父亲当劝学员的时候，刘寿绵家业已经衰败，除了后花园，什么财产也没有了。他的财产来得容易，去得也方便，多一半是被骗走，另一部分被他自己散了。他好善，好施舍，好赈济，把钱都办了慈善事业，每年变卖两所房子，以致自己也成了穷人。他热心地办粥厂，办贫儿学校。到这个时候，父亲和刘寿绵来往最密。刘寿绵施舍粮米，要父亲帮他调查和发放。放粮放钱只能延长受苦人的死亡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这个，父亲心里明白，但刘大叔的盛情难却，他的真诚和热心感动了父亲，不由得伸手帮忙，父亲没有和他多辩论，为他出了点力。
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偷偷地爱恋上了刘寿绵的女儿。这是父亲的初恋。从父亲方面看，单恋的成分大。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和刘家的兴衰骤变，这场恋爱注定是短命的。像父亲其他许多苦涩的生活经历一样，它后来只是在他的小说中才真正散发了耀眼的光辉。十多年后，父亲在写短篇小说《微神》时曾借用了自己这场初恋的某些情节。《微神》以它的写法细腻、感情纯洁、格调悲伤成为父亲的最受读者欢迎的抒情作品之一。
刘寿绵1925年出家当了和尚，法号宗月，夫人和女儿也削发为尼，全家一贫如洗。由于他的无私、善良、爱国和爱穷人的高尚品德，过了没有多久，宗月大师成了北平最有名望的大和尚之一。父亲和他的友谊始终没有中断。30年代初，父亲由英国回来后曾到大师住持的寺庙去讲过课，大师以盐水腌白菜帮子和窝窝头款待父亲，给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41年宗月坐化之后，父亲曾专门写文章悼念他，不忘他的好处。父亲是这么写的：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和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苦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入私塾那样！（老舍：《宗月大师》, 1942年1月23日《华西日报》）
刘寿绵传奇式的生活经历，自然又是父亲的写作好题材。青年时代的刘寿绵便成为父亲晚年未完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重要角色——大富豪定大爷的原型。
为刘寿绵帮忙了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后，父亲的兴趣转向了。
1921年在英文夜校，父亲认识了宝广林，他是英文夜校的主持人，是刚由英国回来的神学院毕业生，在缸瓦市基督教堂任职。宝广林一下子就把父亲吸引住了。宝广林除了办国民小学、办英文夜校之外，还在酝酿一件大事：他想把教会由外国人手中接管过来，全由中国人办。这件事顿时使父亲对宝广林另眼相看。一个英国留学生，硬要把英国教堂由英国牧师手中夺过来，宣布不再依靠英国，成，有思想！父亲加入了宝广林组织的“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 老舍曾在此讲课的教堂院内主日学教室。“率真会”是个小团体，一共十几个人，除了宝广林是个中年的职业宗教家之外，全是青年知识分子。有信教的，也有不信教的，有大学毕业生，也有正在念书的大学生，还有父亲那样的已经做事的中学毕业生。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教育、文学和宗教，更多的是讨论如何改造社会和为社会服务。
圣诞节之夜，他们蹦着、唱着，穿过大街小胡同，一直闹到宝广林家。大家比赛着说笑话，抢着讲故事，把各自的学习心得和研究方法都当成豪言壮语穿插在中间。大家为彼此成为真诚的知己而兴奋、痛快。
他们之中有许地山、白涤洲，这二位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也都是父亲最好的朋友。
宝广林请父亲帮他翻译文章，就手练习英文，还委托他起草改组教会的章程。为了便于商量事情，父亲由儿童图书馆搬到教堂来住。许地山也常到教会来，而且有时就住在那里，父亲和他一起去吃八个铜子儿十只的饺子，一边吃，一边聊，由古钱、考古到民俗学、文学，许地山说的时候多，父亲听的时候多。父亲试着问许地山一些学问上的事，许地山愿意把他所知道的全告诉父亲，就像他愿意讲故事一样。▲ 1922年夏，老舍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加入基督教，担任教堂内“西城地方服务团附设铭贤高等小学及国民学校”的教务主任，起草《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现行规约》草案，后又写成《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1924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7期）。
1921年夏，父亲担任西城地方服务团董事，同时受聘兼任该团附设的高等国民小学的校务。
1922年父亲正式领洗，加入了基督教。同年7月，父亲以教徒的身份起草了《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现行规约》草案，经过讨论，这个章程被正式采纳。大家约定两年之内，教堂不再要英国的钱，经济上实行完全自给，一切财产归中国所有，彻底剥夺了洋人实际操纵教会的权力。
在教会，父亲认识了英国牧师埃文斯，此人对父亲后来到英国去教书起了作用。父亲的好学、正直、热情给埃文斯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1924年初，父亲用舒舍予的名字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上发表一篇长文，题目叫《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把这一切记载得详详细细。到这篇文章正式出版的时候，父亲已经到了英国。好像作了一个阶段小结似的，这篇文章结束了父亲和教会的交往，以后也就很少再提它。
父亲成为作家之后，对他早年和教会的来往，除了一两处轻描淡写之外，也很少触及。在他回忆和许地山之间的友谊时，算是说得最多和最深的了。
1941年，许地山在香港病故，父亲在重庆写了两篇文章悼念这位老友。父亲说：我认识地山，是在二十年前了。那时候，我的工作不多，所以常到一个教会去帮忙，做些“社会服务”的事情。
仅此而已，关于父亲和教会的关系，父亲就这么说了几句，一带而过，别无其他。
许地山早年也是基督教徒，对这一点，父亲说了几句非常令人深思的话：“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宗教的信仰，虽然他对宗教有深刻的研究，可是，我也不敢说宗教对他完全没有影响。”
父亲对宗教的研究，当然不如许地山深刻，但是，其他的两句——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宗教的信仰，我也不敢说宗教对他完全没有影响——拿来放在父亲身上，倒是也同样地恰如其分。
说许地山，实际上，是说他自己。
不过，父亲在自己写的小说和话剧里，倒是一再地返回到对洋教的批判上来，间接地证明着他和宗教有过相当的交往，最激烈的，要算《二马》、《柳屯的》、《神拳》、《茶馆》和《正红旗下》。他的批判是针对两种人来的：首当其冲的是洋牧师，其次便是吃洋教的。
伊牧师在《二马》里是个顶“爱”中国的英国牧师，提到他对中国的爱时，父亲是这么写的：
伊牧师，和别的英国人一样，爱中国的老人，因为中国的老人一向不说“国家”两个字。他不爱，或者说是恨中国的青年，因为中国的青年们虽然也和老人一样的糊涂，可是“国家”、“中国”这些字眼老挂在嘴边上。自然空说是没用的，可是老这么说就可恨！他真没想到老马会说：“给中国人丢脸！”
这就是父亲笔下洋牧师的嘴脸。一位对中国最友好的最有感情的洋牧师对中国的看法就是如此！
短篇小说《柳屯的》的主角是一个女土流氓，她靠传教的洋人势力，狐假虎威，内外勾结，一跃而成地主恶霸，在乡下横行霸道，对乡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话剧《神拳》中的外国神甫盼望事情越闹越大，他的逻辑是：外国兵来得越多，就越好早早瓜分中国。建教堂用五万两银子，你们得赔三十万两！原来占地五顷，你们得再给我十五顷！《茶馆》里的马五爷是个信洋教、吃洋饭、说洋话的假洋鬼子，有什么事可以一直找到宛平县县太爷那儿去。在戏里父亲只给了他两句话：头一句，“二德子，你威风啊！”制止了一场二德子和常四爷之间的武斗；再一句，“我还有事，再见！”根本不理常四爷的牢骚，戴上礼帽，扬长而去。话不多，仅此两句，“连官面上也不敢惹他”的威风便昭然若揭。
马五爷是父亲笔下三言两语就把人写活了的典型之一。
父亲的《正红旗下》是在第十一章之后中断的，恰好中断在一位美国牧师身上。父亲和这位洋牧师开了个大玩笑，作者用了整整一章，六千字，把牛牧师当成小丑来嘲弄，把他的愚昧而贪婪的嘴脸，无知而野蛮的举止，阴险而卑鄙的心灵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位父亲笔下的最后一个人物的形象，可以说，是集一切洋牧师形象之大成。
实际上，父亲的爱国心使他和洋牧师们打了一辈子仗，由改造缸瓦市教堂开始，到写《正红旗下》的牛牧师止，整整一辈子。他用自己的行为，用自己的作品，坚决地反抗和无情地鞭挞了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洋教和洋牧师。
这样干，他总算是吐了一口气，为中国人民吐了积压了几十年的那口气。
由父亲前期对宗教的社会服务的热衷，到父亲后期对宗教的彻底否定，人们看到一个不断探索的高尚的勇敢的灵魂，它使人们明白不断否定不断进步在人生道路中的伟大意义。
父亲在1922年双十节纪念会上说过：我们要负起两个十字架，而耶稣只负起一个。我们既要为破坏和铲除旧世界的恶习、积弊和有毒的文化而牺牲，也要为创立新的社会民主和新的文化而牺牲！
当时，父亲的全部社会服务工作，包括在教会、在地方服务团、在小学，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他的正式工作越来越成了他的包袱，终于到了下决心的时刻。
当了两年北郊劝学员之后，1922年8月父亲正式辞职不干了，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教书。
父亲和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水火不容，和上司们经常闹矛盾，和吃饱了混天黑的同事们没有共同语言。当官不是好事，两年的体会使他心里这么想。一不想发财，二犯不上整天和鬼魅们周旋，他决定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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