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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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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旧闻试读：

亲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曾有幸多次见到毛主席，听取他的讲话。印象最深的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不仅直接聆听了他的重要讲话，而且同他一起过年，站在他的身后照了相。

七千人大会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包括重要厂矿）的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七千人大会。这是我党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有全国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大会，是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左”的错误、克服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会议。

这次会议之前，先在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召开了有各中央局和省委书记及中央各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我作为东北局的工作人员，从这次会议开始就来京参加。外地来的同志都住在北京饭店。要过新年了，会议还没有结束。毛主席说，接着就要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大家不要回去了，咱们在北京一起过年。除夕晚上，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连同一部分家属都来到北京饭店，欢聚一堂，一起吃年饭，气氛很热烈，很亲切。毛主席很高兴，王光美、张茜等女同志都去给毛主席敬酒。东北局来开会的一位同志有个小女儿当时正在北京上学，小姑娘长得很可爱，除夕来看爸爸，同我们一起参加了这次除夕晚餐。我们怂恿她也去给毛主席敬酒。她很勇敢地端起一杯酒走到毛主席身边，不料毛主席竟然站起来郑重其事地和她喝了一杯酒。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开始的，一直开到2月7日。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我们原以为会议会直接提出和讨论如何克服困难的问题。不料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会议的主题是民主集中制。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报告，也不像往常那样光报告后讨论，而是先把报告稿发给大家提意见修改，然后作为书面报告发给到会同志，刘少奇同志则另外作了一篇口头讲话。报告中原来很强调反对分散主义，也改为强调民主集中制。

在讨论完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报告以后，毛主席在1月29日提议开“出气会”，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即后来所说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第二天，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大厅作了长篇讲话。他没有讲稿，看上去只有个简单的提纲，一共讲了六个问题，主要的是民主集中制和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我体会，前者是如何对待所犯的错误和调动全党的积极性来克服错误所带来的困难，后者则从认识论的高度分析了产生错误的根源，都讲得非常开阔，非常深刻。对民主集中制则着重讲了发扬民主的问题。他广征博引，紧密联系实际，抓住要害，鞭辟入里，从各个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了极为透彻的分析，强调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他说：“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他在讲话中，还作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并指出：“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承担责任。”他并且尖锐地批评了那些个人说了算、“一人称霸”的第一书记，说他们“应该叫作霸王”，如果不改，“总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批评那些“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用他那高亢的、有些尖利的湖南乡音很动感情地高声说道：“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1957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曾经说过：“经济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了筋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很显然，这是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到的真理。这次，经过大跃进以来的实践，毛主席的这一认识更加深刻了，更加展开了。他在讲话中关于认识客观世界这一部分，详细地从认识民主革命规律的过程讲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就干过许多蠢事。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论点，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

听到毛主席这篇讲话，我的心中顿时产生了一种豁然开朗之感。没来开会之前，看到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心情非常压抑，原想到会上能得到一些克服困难的办法。开始听说会议的主题是民主集中制，还摸不着头脑，不理解；对毛主席号召大家“出气”，要把这个会开成“出气会”也不太明白。听到毛主席这篇大开脑筋的讲话，开始理解了。果然，在毛主席极其开阔深刻的开导和带头作自我批评的引导之下，地方的负责同志都作了自我批评，大家也心平气和地出了气，把会议形成了一个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共同去战胜困难的会议。气顺而后心齐，心齐而后劲足。严重的困难，终于在全党全民万众一心的努力下，经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很快被克服了。毛主席过人的马列主义智慧，一下子就能抓住本质和要害，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环节。他解决重大难题的非凡本领，又一次令人折服地展现出来。

会议最后一天，与会全体同志齐集中南海怀仁堂外的大院子里，以大区为单位，分别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合影。周总理接触的人多，记忆力强，到我们的队伍前面一望就和毛主席说，这是东北的同志。毛主席在落座之前同站在他身后的3个同志握手，我恰好是3人中间的一个。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同毛主席合影、同毛主席握手。这张照片虽然已经发黄和折裂，但我始终珍藏着。

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给了我极大的教育和极深的印象。“文革”中我挨批斗，被打倒，心情极度沮丧时，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引述司马迁所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和他随后讲的一大段极富启发教育意义的话，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舞，使我经受住了那段炼狱般的考验。

在七千人大会上，除了毛主席的讲话，刘少奇同志和林彪的讲话，也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刘少奇同志在讲话中对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有些地方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有些地方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林彪讲话的调子则全然不同。他说：“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上做。”

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的七位常委，除陈云同志外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别人讲话的时候，毛主席都没有说什么，唯独林彪讲话以后，毛主席立即高兴地说：“林彪同志，你讲得好啊！把它整理出来。你身体不好，给你一个礼拜时间；一个礼拜不够，给你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不够，给你三个礼拜；三个礼拜不够，给你四个礼拜。”赞赏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今天回想起来，刘少奇同志和林彪两人调子完全不同的讲话，肯定在毛主席心中引起了强烈的不同反应。两人后来截然相反的命运，无疑与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及其所反映的思想分歧有很大的关系。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特别点到“1962年的右倾”，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毛泽东对我说：『社会主义需要数学』

我常常在想，我们国家能有今天这样繁荣，并逐步走向富强，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艰苦卓绝奋斗的结果。毛泽东主席几次接见我的情景，常在脑海浮现，现将这久远的回忆记录下来，作为对主席的深切怀念。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认识经历了害怕—怀疑—信任的漫长历程。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帮助下，这种认识过程逐步得到缩短。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在浙江大学任数学教授，国民党散布共产党“共产共妻”等谣言，在知识界产生过一些影响。我起初对于共产党是一无所知的，再加上这些谣传，说实在的对共产党心里有点害怕。1947年10月，国民党分子杀害了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引起广大师生的震惊，我在收到特务恐吓信之后，仍与竺可桢校长一起参加于子三的丧礼；1948年，浙大有5名进步学生被投入监狱，我的学生谷超豪，把学生会的策略悄悄地告诉我，希望凭我的声誉营救那些被捕学生。我利用国民党口头谈和的机会，在保释书上签字画押，把几位进步学生救了出来。他们出狱后，有的加入游击队，有的投奔解放区。现在想起来，我当时之所以能这样做，并不是对共产党有所认识，只不过出于一种正义感而已。

到了1949年3月，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企图将我和其他著名学者、教授带到台湾去。这时，我在周围朋友的帮助下，才开始认识国民党的这一阴谋，拒绝了他们要带我的子女去台湾的劝告。随着杭州的解放，我对共产党不再感到害怕，但是对能否领导经济建设，特别是能否领导教育、科学，疑多于信。杭州刚解放那一天，我问过谷超豪，共产党来了又会怎样呢？我每个月能不能领到3担米的薪水呢？谷超豪笑着告诉我说：“共产党需要知识分子，你的收入绝不止3担米。”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前谷超豪早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我是不可能知道这个秘密的。

杭州解放不久，浙江省军管会主席谭震林派了一位处长来探望我，与我谈心里话，介绍党的政策，了解我的家庭生活情况，并特地派保卫人员送我们5位科学工作者去北京参加全国自然科学筹备会。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亲自打开葡萄酒，给会议代表斟上。共产党如此“礼贤下士”，使我顿时感到一股暖流充溢心中。

1954年，我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此时，全场响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不一会儿，话筒里传来毛主席那浑厚、亲切的湖南口音：“同志们万岁！”我听后无比激动。我这个在旧社会教了近20年书的教书匠，今天也能在大会上聆听毛主席的讲话，简直是不敢想象的啊！毛主席在会上说，党的统一战线是一个伟大的法宝，统战工作意义重大，一定要尽力做好。我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可以说是在那次会上开始的，而且一直牢记心中。

1956年1月9日晚，大约7时半，我（已在上海复旦大学工作）接到电话通知，赶到坐落在南京西路的上海展览馆（当时叫“中苏友好大厦”）大厅，陈毅市长带我去见毛泽东主席，有生以来第一次握住主席那巨大、厚实的手，使我非常感动。

在会见之前，我曾参加一次外事访问活动。那是1955年12月，作为一个代表团的团员，我参加了由郭沫若副总理任团长的科学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当时中日尚未建交，访问活动进行得非常艰巨，原先拟乘飞机回国，后来因故改乘轮船迂回曲折回到上海。这个代表团共9人，回来时已是年底31日了。除了冯德培和我，其他7位都到杭州去，在那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月初，毛主席来到上海，提起要补行接见我们两人。

那天晚上，在陈毅市长介绍之后，毛主席就伸出大手握住我的手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听到毛主席这样重视数学，看重数学工作者，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激动。毛主席接见后，我们在一个圆桌旁就座。当时周谷城先生坐在我旁边，更靠近毛主席。毛主席和周先生用湖南乡音交谈着。“在长沙游泳时的照片还有吗？”毛主席问周先生。多年前，毛主席和周谷老在长沙一起游泳，周谷老就站在毛主席身边，有人给他们拍了张照片。

接着，毛主席兴趣很浓，讲了近一小时的话。他边说话边抽烟，我有心数了一下，大约抽了三四根香烟。同桌的还有著名医学教授黄家驷先生。他劝毛主席少抽点香烟。毛主席风趣地说：“有没有八九十岁的老人还在抽香烟？”

之后，服务员上酒上菜忙个不停。这时我才注意到罗瑞卿、陈伯达也同桌就座。许多同志纷纷向毛主席敬酒。毛主席举杯一饮而尽，突然脱口而出：“这是水嘛！”原来，当时的工作人员担心主席喝酒太多，会影响身体，悄悄地将酒换成白开水，没想到被毛主席道破了。

在毛主席身边聆听教导，他的一言一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感到十分亲切。那天毛主席和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毫无拘束，这对我的教育意义实在太大了。虽然接见时间不太长，但对我的后半生影响极大，明确了为党为人民服务的前进方向，也在各种风浪中起到了辨别是非、永远跟党走的作用。

一只硕大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每当想起毛主席的那次接见，我就有一股用不完的劲。此后几年间，我加快步伐，向微分几何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我的专著《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现代微分几何概论》、《射影曲面概论》相继出版。1956年，我又参加周总理主持召开的我国“十二年科学规划会议”长达半年之久。我从自己的经历中领悟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党组织的帮助和教育下，我逐步提高了对党的认识，并提出了入党申请，终于在1959年3月，被党组织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下定决心，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那是1961年五一节前夕，我在上海有幸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次范围较小，只有周谷城、谈家桢、周信芳等人。

一见到谈先生，毛主席就问他：“你还搞不搞摩尔根遗传学？”谈先生说：“不搞了。”毛主席认真地说：“搞嘛！为什么不搞啊？”

原来，在“双百”方针制订之前，由于受苏联的影响，错误地把从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遗传学，说成是“资产阶级遗传学”，把基因学说说成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捏造”，是“反动的”，而把苏联人李森科的遗传学理论，封为“无产阶级遗传学”，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从而压制和禁止摩尔根学说的遗传学。有一阵子，大学里无法开设遗传学课程。后来，毛主席亲自制订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在1957年3月的一次接见中，进一步扫除了遗传学研究工作中的障碍。

就在这次接见之前，上海市委一位负责科教工作的领导向毛主席汇报说，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继续发展遗传学，并提出一些具体措施。主席听了很高兴，频频点头：“这样才好啊，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毛主席的支持，对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这次接见，使我进一步了解到毛主席胸怀宽广，善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特别是把学术研究和政治问题分开来对待，这就有力地支持了学术讨论的开展。虽然这里讲的是遗传学，但对其他科学的研究，“双百”方针当然也是适用的。

毛泽东主席在上海的两次接见，使我受到很大教育。当时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我也认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开始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正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在“文革”中，我虽然和许多专家、学者一样受到严重迫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想到毛主席接见时的情景，就来了勇气，不为“四人帮”所屈服。

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了解到与我同样遭遇的8位学者、教授的情况，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解放”了我们，其中有翦伯赞、冯友兰、周谷城、谈家桢、刘大杰等，毛主席一时记不起我的名字，说还有一个搞数学的，周总理马上接着说：“叫苏步青。”“对，苏步青，七斗八斗，没有命了。”毛主席一句话传到上海，当时我还在宝山县罗店镇“劳动改造”。一个工宣队的头头来说：“苏步青，毛主席解放你了！”

翌日，我便从被关押的楼房回到家里，我心里很明白，“四人帮”迫害我，毛主席救了我的生命。余生之年，一定要为党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更受到党和国家的重用，1978年任复旦大学校长。在工作上，我加快拨乱反正的步伐，使复旦走上正轨；在思想行动上，我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用正确的思想严格要求自己，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数学和科研工作。

在毛主席多次接见中，我受到教育最深的一点，是经过长期的锻炼和学习，逐步把毛主席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融化在行动之中。

我认为，世界观的转变是最根本的转变。我在旧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受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新中国，要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思想，这是要经过尖锐激烈的思想斗争的。共产党员应该有远大的理想和胸怀，要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这些是在争取加入共产党的过程中，以及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逐渐树立起来的。“文革”期间，我有幸与工人相处3年之久，在江南造船厂进行船体放样的革新中获得成功，科研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这件事也引发我把数学科学运用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之中，计算几何成功的应用就是一例。

在我退居二线之后，毛泽东思想继续指引我前进。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激励下，我觉得应把自己的余力为教育事业服务。之后我三次主动要求为上海市中学数学教师举办培训班，教导他们用高等数学的观点，去对待初等数学，以便在教学中达到高屋建瓴的效果。那时我已经83岁了。近几年来，精力比以往更差，但我仍关心大中学生的健康成长，有时跟大学生座谈理想，有时与中学生通信，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之所以不肯做享清福的“爷爷”，是由于心中树立起一个观念：只要一息尚存，就得为国家、为人民做奉献。

毛泽东两年中三次会见胡志明

毛泽东与胡志明之间有着极其深厚的战友情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位主席经常就越南的建设、革命和战争等全局问题交换意见，或是通过频繁的文电往来，或是通过各种形式的会见，共同商讨战略性的重大决策，毛主席坦诚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供胡主席参考并作出决定。两位主席交谈的话题有时是轻松和随意的，从历史掌故、哲学观点、形势动态到个人的生活、思想、活动，等等。我作为翻译或记录人员，有幸参加了其中的三次会见。

第一次会见：最终确定了中国抗美援越过程中最大的行动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归来，途中患病，在长沙休息。这时，已是古稀之年的胡志明，从紧张的战斗生活中抽空到我国休假一个月。此前，他在河内观看了我国的纪录片《黄山》，特别喜欢那里的高峰峻岭、奇松峭石、清洌山泉，觉得到此地既能漫步登山，又可疗养腿疾，便选中黄山作为这次度假的目的地。

自从毛泽东明确提出不给领导人祝寿，胡志明心有灵犀。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每逢自己的生辰——5月19日，他都离开越南到我国休假，借以避开祝寿。那时，我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自1961年到1967年，胡志明每次到我国度假或治病，都由我陪同做翻译和联络。当时中苏严重对立，而越南公开表示在中苏之间保持平衡，他每年来华休假都是“既不公开，又不秘密”，实际上是在感情上对华友好的特殊表示，并借此机会与我国领导人接触，商讨和解决重大问题。他此次准备好一项有关援越的重大问题文本，相机向我国领导人提出。但途经长沙时他还不知道毛泽东已在那里。

毛泽东得知胡志明到了长沙，虽然病体尚未恢复，仍决定立即会见。陪同去黄山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伍修权转达了毛主席的邀约，胡志明特别高兴。

我陪同胡老驱车到达毛主席的寓所，主席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已在楼道迎候，胡老一见到毛主席，立即快步上前同他拥抱并互相问好。他发现，毛泽东嗓音沙哑。“毛同志，你病了吗？”“我患重感冒，还没有完全好。”“请你少讲话。”“没关系，我能讲。”“那么我多讲，你少讲，多听。”

毛主席携着胡志明的手走进小会客厅，请他在自己的右侧就座。会客厅很小，只摆了几张沙发和茶几，气氛亲切、自然。“先谈一谈越南抗美斗争的形势。”胡志明深知毛泽东对越南抗美斗争的形势了如指掌，介绍的情况简明扼要，重点在于当面向毛主席提出有关中国派遣武装部队入越的请求。说完，他把一张预定修建从越南腹地通向中国边境的几条公路的略图交给了毛泽东。

毛主席仔细观看略图。其实，越南要求中国出动工程部队帮助越南修建道路、机场和工事的事，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和国防部长武元甲等受胡志明主席的委托，在4月份已到北京向中国提出过，中国方面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总参谋长罗瑞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同武元甲就一些问题进行过会谈，双方还作了一些安排。对胡老提出的要求，毛主席已胸有成竹。“我看可以。”毛泽东当即回答：“你们可以派人来同我们有关方面商讨具体解决。”“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中国的援助。”“我们尽点后方的义务嘛。”

中国援越抗美过程中最大的行动，就这样最后确定了。

毛主席邀请胡志明到小饭厅共用午餐，陶铸陪同。入席后，胡老问毛主席是否还在继续用药。“我就不爱吃药。”毛主席用筷子指着饭菜说：“胡志明同志，这就是最好的药。我对医生说过，我不找你，就是你的工作做好了。不发高烧，我是不找医生的。这次是找了。”“我也不爱吃药。我同意你的看法，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

服务员端上一盆红烧肘子，毛主席夹了一大块放到胡老的盘子里，又给自己夹了同样的一块，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吃肉，就要有肥有瘦。猪身上长的肉本来就有肥有瘦嘛，他们只让吃瘦的，不让吃肥的，我也有个办法，就是放着不吃。”毛主席风趣而严肃地说。

胡老点头称是，却吃得不多，原来他喜食清淡，食量也不大。平常用饭时，他常对同桌的工作人员说：“以前能吃，是因没有吃的。现在有了吃的却吃不下了。”

毛主席很殷勤，不停地把大块香酥鸡、红焖鸭和烧鲤鱼送到胡老的盘子里，胡老接下后又转送到我的盘子里，小声说：“老弟，你代劳吧，不吃就浪费了。”

胡老的汉语水平是很高的，但不大听得准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嗓音沙哑就更难分辨。为了使两位主席谈笑自如，我努力把双方每句话包括语气都尽量翻译出来，除非胡老说他听清了才略停一停，陪同吃饭就显得更加紧张。毛主席见我不下箸，便说：“你怎么不吃啊？”于是我乘谈话的空隙加速执行为胡老代劳的任务。

毛主席胃口很好，兴致也高，虽嗓音不济，仍谈古论今。在讲到我国国内情况时，他多少流露出对现状并不满意的情绪。讲到稿酬，他说：“他们给我那么多稿费，我不用，存起来。有需要帮助的，给一点。”

胡老接上去：“在越南，他们也给我不少稿费。同你一样，也是存起来，帮助有困难的家庭。”

席间，胡老谈了一些越南南方人民采用巧妙的土办法打击美伪军的事例，如用陷阱、钉板、毒蜂等等。毛主席听了说：“你们打得好。有人害怕哟。”

毛主席见胡老停箸，请他再吃一点。胡老说：“已经很饱了。”

回到小客厅稍事休息，胡老便起身告辞，再次希望毛主席保重身体，请他休息，不要送出去。握别后，毛主席仍坚持送到楼道口。

在回程的车上，胡老对我说：“毛同志的食量比我大得多。”以后在杭州的两次会见，都是谈话后各自回住地吃饭。胡老说：“毛同志喜欢吃辣的、咸的，我喜欢吃清淡的，我们还是各吃各的方便。”

第二次会见：哲学问题成了开场白

与毛主席在长沙会见后，胡志明主席即去黄山，在董必武的陪同下休假18天，然后到杭州。毛主席正好也在那里，他们再次会见。这次，分别不久的两位主席一见面仍如久别重逢。胡老上前同毛主席拥抱后就问：“毛同志，你的病全好了吗？”“完全好了。”毛主席声音洪亮，精神也与上次见面大不相同。这时，原先所商谈的重大问题已经解决，于是进行无主题交谈。

毛主席谈锋很健，主要谈哲学问题。他说：“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是矛盾统一，我们叫做‘一分为二’。不能说有三个基本规律，为什么会有质量互变，还不是矛盾斗争的结果！为什么会有否定之否定，也是由于矛盾统一嘛。斯大林加了一条各种事物互相联系，也不是最基本的。只能有一个最基本的规律，这就是矛盾统一，或‘一分为二’。要是把两个、三个、四个规律并列，都是最基本的，那就成了二元论或几元论，不是辩证唯物论。否定之否定这个提法也不完整，应当是否定之否定，同时又是新的肯定。这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谈到这里，他突然说：“胡志明同志，你是主张‘合二而一’的吧？”“我也是赞成‘一分为二’，矛盾统一。”胡志明感到有些突然，但他完全理解毛主席问话的含义，并从正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越南正在抗美救国，主张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实现国家的统一。“我们就在杭州开个万人大会，两三万人，欢迎你，声援越南。我们两人都参加。有西方报纸说，我已经死了。病了，是真的。可没有死。露一露面，对我也有必要。”毛泽东说。“我对我们党中央说过，我到中国度假，不是公开访问，不便出席群众大会。”“胡志明同志不同意，会就开不成了。”接着毛主席问道：“胡志明同志，听说你也反对个人崇拜？”“我不赞成个人崇拜。”胡志明十分爽快地回答。“在你们越南南方，要是人们不崇拜你一点，能这样听你的话起来斗争吗？”“越南南方有位画家，刺破了自己的指头，用血画了一幅我的素描，从敌后送出来给我。”“美国飞机天天在你们那里狂轰滥炸，你们打下来很多飞机。我想到越南去看看美国飞机的轰炸。怎么样？胡志明同志。”“美国飞机轰炸的地方，你不能去。连我，他们也不让去呢。”“不要紧，我秘密去好了，不公开。在越南不是有很多中国专家吗？我化装成中国专家就是了。”“不行啊，不管你到哪里，每个越南人都认得出你来的。等我们胜利了，就请你去。”“胡志明同志不让去，我就没办法了。”

毛主席一直记得，1961年胡志明专程访问过韶山冲，他说：“胡志明同志，你去过我的老家，可我还没去过你的老家呢。”“现在，越南正处于战争时期，等将来胜利后，一定要请你到我的老家去。”“其实，韶山没有什么看头。不过到乡下去走走也好。”

胡志明说：“在黄山休息得不错，黄山风景好，可惜没有登上山顶，听说那里风景更好。”“黄山，我没有去过，但我不相信就那么好。”

当时，有些亚非国家正在酝酿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胡志明询问有关情况和中国对此有何意见。毛主席回答：“这事是恩来他们在管，请他们来同你谈。”

第二天，周总理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来到杭州，同胡志明主席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毛主席送胡主席走出客厅，手里拄着一根齐肩的竹竿。他用竹竿在地上捅了捅，风趣地说：“胡志明同志，这是我讨饭用的打狗棍。”“我也有一根棍子，是方竹手杖，韦国清同志送的。一般竹子是圆的，广西却有方的竹子。”胡志明说。“哦！”

胡志明再三劝阻，毛主席才停步在连接客厅和门口的过廊上。

第三次会见：毛泽东提醒胡志明关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一年过去了。1966年5月，胡志明又到我国度假，仍是我陪同。他自己选定这次度假旅行的最后目的地是延安。途经杭州时，正是《五·一六通知》公布后几天，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毛主席正在杭州，两位主席再次在杭州会晤。

胡志明在伍修权的陪同下，来到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已站在楼道里迎接，由康生陪同。胡志明同毛主席拥抱后同康生打招呼，毛主席携着胡志明的手进入会客厅。客厅相当大，没有任何陈设，在靠内窗和外沿的犄角，放着几把旧式沙发，呈马蹄形，留下的空间占大半间房。宾主就座寒暄。

胡志明扼要介绍了一年来越南抗美斗争的情况：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和对北方的轰炸进一步升级，南方军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有了新的发展，北方军民击落了1000多架美机。中国工程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出色地完成了施工任务，还打下了许多敌机，并且努力帮助驻地群众，增进了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

毛主席插话：“这就好。”

胡志明强调了他在1965年12月8日文告中所说的话：“我国人民决心坚持战斗，忍受牺牲，不管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直到取得完全胜利。”

毛主席说：“好！好！好！”

接着，毛主席把话题转到文化大革命。他从春秋时期孔夫子杀少正卯谈起。他说：“孔子讲学，少正卯也讲学，孔子的学生都跑到少正卯那里去了。孔子当了大司寇，就把少正卯杀了。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说‘山沟沟里哪里会出马克思主义’？夺了我的权，说我当个师长还可以，连我自己的部队都反对我，倒是林彪带来的部队支持了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几任总书记都不好。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向忠发，叛变了。国际上出了修正主义，说帝国主义本性变了。胡志明同志，变了没有，你很清楚嘛。”“当然没有变。我们党的态度很明确，既反对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

毛主席接着说：“中国国内有的当权派就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文化教育界问题大。所以中共中央5月16日发了一个通知，要放手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杭州已经开始了。胡志明同志也可以到浙江大学看看大字报。”“我一定去。”胡志明说。“越南不是没有问题，但目前不能搞文化大革命。我们还要搞‘武化’大革命。”“是的，越南不能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严肃地说。

毛主席的谈话涉及面很广，谈得也很多。我感到，他的话中常常带着论辩和批判的语调。胡志明听得认真，似乎是在努力捕捉对方谈话的脉搏，考虑适当地应对。

谈了两个小时左右，胡志明建议休息一下，吃点点心。休息时，胡志明方便去了，我留在客厅里。只见毛主席一直在客厅里踱来踱去，抬起双臂做扩胸运动。这时，我真想问问他对我们在越南的工作有何指示，但又感到他仿佛正在思考问题，终于没有开口打扰。等大家回来坐下，服务员送上点心。毛主席请大家随意，但自己只喝茶。胡志明喝牛奶，吃点心，反过来让毛主席。

毛主席端起茶杯说：“我吃这个。一天两餐饭，除此之外，我不吃东西。”

胡志明问江青可好。毛主席说：“她也在这里。”随即回头向服务员示意。不一会儿，江青从客厅另一头的房间里出来，穿着一身旧干部服。胡老起身同她打招呼，问好，她只坐下同客人寒暄几句就告退了。

闲谈中，胡老说，他看了几部中国新拍的影片，如《舞台姐妹》。

毛主席说：“我就不看电影。”

胡老似乎没有理解他这句话是针对当时文艺界的。

这次会见，有外交部的梁枫担任翻译，我只管记录。谈话开始不久，伍修权向毛主席介绍我在越南工作了许多年，顾问团到越南以前就在那里，以后到顾问团，再到大使馆。毛主席叫我把名字写下来给他，我把名字写得大大的递过去。看后，他风趣而认真地对我说：“我看，你就留在越南当越南干部得了。好不好？”

这问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突然感到一阵紧张，以很不肯定的语气低声说：“好。”

他转过头去：“胡志明同志，你要不要？”“就是现在这样好。他在我们的中间。”胡老用汉语回答。我松了一口气。

在回程的车上，胡老对我说：“今天，毛同志谈得很多，没有固定的主题。”“我感到，在两位伯伯之间是无话不说的。”我回答。

第二天，天蒙蒙亮，胡老就乘车到浙江大学看大字报。由于时间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人，满院挂着大字报，内容都是批判文化、教育、文艺界的一些负责人、本校负责人和某几位教师的。胡老浏览了一阵，校园里开始有人活动，他就上车离开了。在车上，他沉默了许久才对我说：“受到公开点名批评的人，肯定会很难过。”

毛主席同胡志明见面，除了在公开访问的场合保持一定的外交礼节外，在内部接触时，完全没有那种两国、两党领导人会见的正规气氛，而是像两位老战友，说得更准确些，像两位老朋友相聚那么亲切、 自然。胡志明对毛泽东同志十分尊重，他特别赞赏毛主席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曾亲自把毛泽东的《实践论》译成越文在党报上全文发表，还依据《整风文献》的精神写了《改进工作作风》一书。

毛主席十分尊重胡志明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在为中国驻越南顾问团制定的顾问团守则的第一条中亲笔加上了“尊重越南民族独立及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拥护越南劳动党及越南党与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一段。向胡志明和越劳中央提出有关越南革命和建设的意见时，他总要说：“越南的情况你们比我们了解，你们自己做出决定，我们的意见只供参考。”

1967年到1968年，胡志明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这两年中，他前后有9个月在中国治疗和休养。在毛主席的关怀和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我国派出最好的医生为他精心治疗，他每次都是病情稳定后才返回越南。

1969年，他的心脏病日趋严重。根据他本人的愿望和越南劳动党中央的请求，中国先后派遣四批医务人员到越南为他治疗和护理，直到他于9月2日逝世时一直守护在他身边。参与我国医护组的一位负责同志告知，弥留时，他曾清醒过来，要中国护士为他喝一支歌，两位护士为他唱了一支《社会主义好》，在颂歌声中，他露出了笑容。

亲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凡从“文革”时代过来的人，对红卫兵这个字眼都不会陌生。因为，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直接推动了它的发生和发展，从而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支持。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平均12天一次）在北京接见来自全国各地1300多万红卫兵大军。

我当时作为一名外地中学生，竟赶上了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共两次的接见机会，给我的人生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本来是去北京玩，却听到个意外的消息

于是停课闹革命，唱着“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批判“三家村”，到处破“四旧”。

折腾到8月份，一个要好的同学对我说，他姑姑在外交学院上学，咱们到北京去玩吧。我们就到了北京，住在外交学院。

在北京，一切消息来得很快，刚来就报道了毛泽东发表的最新指示：8月10日，毛泽东走出中南海，来到中央“文革”群众接待站，对红卫兵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有着无与伦比的巨大号召力，许多人抛弃“私心杂念”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他们还不十分理解的“文革”洪流。当天，外交学院和大街上的人们敲锣打鼓游行，热烈庆祝这一重要指示的发表。

我发现，北京的群众包括来北京的外地群众，大概是在毛主席身边的缘故吧，人们的革命觉悟都高得可以：在公众场合尤其是在公共汽车上，不管什么人，只要有人起个头，念一句毛主席语录或唱一句语录歌，全车互不认识的革命群众立马会豪情满怀地唱诵起来。有一次乘车，我也想表现一下对毛主席的忠心，就起了一个头：“世界是你们的……”人们朝我看看，就张开喉咙响亮地唱起来了。我顿时觉得陶冶在革命熔炉中。

那天晚上外交学院操场上放电视，有弹唱《老两口儿学毛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电视。同学姑姑悄悄告诉我们“明天在天安门广场开大会，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这个消息犹如石破天惊，把我们震得跳了老高。一个外地学生能赶上这样的机会，见到日夜思念的伟大领袖是多么幸福的事啊。但上面要求按单位组成方队。于是凌晨3点，我俩就混入外交学院队伍里一起摸黑朝天安门集结。

天蒙蒙亮时来到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等待接见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集聚在广场和长安街。天还早，人们就一支接一支地唱革命歌曲或朗诵毛主席语录。高音喇叭播放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大海航行靠舵手》乐曲。整个空气里都包裹着革命气氛。

没想到，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

7点半钟，伴随着初升的太阳，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响起，这是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毛主席万岁”的喊声、欢呼声立刻响了起来。山呼海啸。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宣布“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开始，接着林彪讲话，他特有的拉长的音调在空气中回荡。从这以后，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四个伟大”就成了毛主席这个称呼前面的固定词语。

本来毛泽东打算8月17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云集到北京的红卫兵代表，因为第二天要在广场举行“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但考虑到等待接见的人数太多，就决定干脆与群众合起来一起检阅。他老人家自己也没想到，8月18日顺理成章地完成了8次检阅红卫兵的第一次。

林彪讲话后，游行队伍开始向西移动。巨大的声浪淹没了一切，人人都在喊口号，但谁也听不清喊什么。“红旗如海歌如潮，胳膊如林冲九霄”。

最显眼的莫过于北京大学的方阵，他们站在毛泽东视野最能看到的地方。除了高举校牌外，他们还扛着一块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的巨大模型，木框上装饰着红绸绣球。这张抨击领导干部的大字报在北大校园出现后，学生们辩论激烈，中央看法也很不一致，是康生6月1日把大字报底稿送给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看的，看后当即决定第二天向全国广播。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20世纪的“北京宣言”。

透过密不透风的飞速挥动“红语录”的手臂，我看见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身穿绿军装，带着亲切的微笑，神采奕奕地朝下挥动军帽，并且走到东头，又从东头走到西头。而在东西观礼台上的几万名红卫兵，也随着巨手的挥动像潮水样地起伏。

平时都是在报纸上或电影里看这位伟人，现在却近距离地直接凝视他的容貌和动作，真像做梦一样，甚至想这是不是毛泽东真人。千万颗心飞向毛主席，千万双手高举红宝书，千万个喉咙同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时你才知道什么叫“惊天动地”和“震耳欲聋”。毛泽东对身旁的林彪说：“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就在这天，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了象征直接掌握军队的绿军装；更出人意料的是，还第一次戴上红卫兵袖章！大家顿时觉得毛主席和我们贴得是那样近，成了我们最高的红司令，欢呼声立刻达到了白热化。

这个有标志意义的红袖章，是有幸和毛泽东及众多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代表给他戴上的。她叫宋彬彬，是北师大女子附中的红卫兵领导人。这个当时穿着旧军装的女孩在天安门城楼上突发奇想：应该让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的红卫兵！于是她对大会工作人员说想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工作人员就痛快地把她带到领袖身边。当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时，毛泽东说：“要武嘛。”于是，她便改名为“宋要武”了。这位“宋要武”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讲述献袖章的经过，说：“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从‘彬’到‘武’，这反映了人们思想的一个大变动，反映了革命小将在成长。”

这张献袖章的照片和这篇文章迅速传遍全国，使红卫兵一下子名声大振，尤其是对女红卫兵鼓舞更大，不少女中改为“要武战校”了。从此，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成燎原之势。连年龄小的儿童们也不甘示弱，也戴着“红小兵”袖章遍地开花。激昂的《红卫兵之歌》也应运而生：“红卫兵，红卫兵，文化革命当尖兵，紧紧跟着毛主席，革命万里向前进……”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是非常辛苦的。这天，73岁的老人在城楼上站了6个小时。早晨5点多钟，老人家在登上天安门城楼前，还走到天安门下的金水桥和红卫兵见面，同大家热情握手。有个南方小姑娘正好上厕所，当她回来听说毛主席来过了而自己没赶上，当场晕了过去。

这天人们还注意到，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林彪、周恩来等都戴上了红袖章，而首先介入“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邓小平却没有。他们在城楼上偶尔露一下面，也没有像别人那样挥手。此时的他们正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因为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直指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承担了派工作组的责任。他们的地位形同虚设，岌岌可危。直到11月3日，他们硬着头皮参加完毛泽东这天的第六次接见红卫兵后才不再露面。权威报纸登载了这天的一张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五人走在一起的意味深长的巨幅照片。

串联到了上海，又传来毛泽东接见的消息

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短短几天，便把学校的“斗、批、改”引向社会，大家都“杀”到各地“煽风点火”。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于是很快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报道了大连海运学院15个学生历时1个月、行程2万里从大连徒步到北京的事迹，指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红卫兵“要做高山上的劲松，勇于迎接暴风雨的挑战”，把人们激荡得热血沸腾。

这期间，毛泽东又几次检阅了红卫兵。北京的大检阅与全国的大串联，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两股汹涌澎湃的红卫兵大潮。

那时串联，除了到高校看大字报，到革命圣地参观，就是游山玩水。集体活动较少，大部分“单溜”，闯到哪算哪。一个同学竟跑到西双版纳边界，在澜沧江里漂流，差点到了老挝，让边防军给截了回来。在乡间的小路上，常可以看到几个打着小红旗、背着背包的红卫兵“长征队”，他们艰难地向着遥远的心中的圣地跋涉，嘴里喃喃嘟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不想这样的体验，我从家乡坐火车蒙头到了徐州。车站一片混乱，也不知道哪趟火车去哪个地方，反正见车就上。车门根本不开，都是从窗户往里爬。车厢里根本不能走动，座位底下、行李架上全都是人。

就这样又从徐州到了南京。南京大学的造反派起劲儿地“炮轰”校长匡亚明和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把学校的档案室也砸了，还在门口贴出一诗——《大斧赞》。

几天后的半夜三更，又到了武汉。我们便下了车，被引领到一处地方，大通铺，倒头便睡。第二天却发现和不认识的女生挨着。但大家忙于串联，便各奔东西。后来才知道，我住的地方是湖北大学的教室。那时串联全部是免费。我们到武汉大学看大字报，当时武大斗争的对象是校长李达和湖北省长张体学。中午吃饭的时候，每人供应一碗砂锅米饭，没有第二碗。大家哪怕饿着肚子也不会再要。

过了几天我又去了上海。赶上北京来的聂元梓等人在人民广场召开批斗市长曹荻秋、书记陈丕显大会。我们住在精明的上海人打理得干干净净的街道接待站，但我仅有的一双尼龙袜子洗好后晒在外边却不翼而飞。此时传来消息，毛泽东将要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环城接见，难忘匆匆一瞥

我记得我是连滚带爬上了火车。我出来的时候是9月，穿的单衣，而眼下已是11月底的隆冬。我坐在北去的火车上，外面的雪花在飞舞，没穿袜子的脚冻得瑟瑟发抖。

解放军把我们安排在朝阳区的一座小学校里。睡的稻草，吃的馒头白菜汤。每天军训，走队列，等待接见。那几天北京天气出奇地冷。没办法，老百姓和百货公司捐献冬衣。我领了一套绒衣绒裤和一件黑色老羊皮袄，还被嘱咐穿回家后寄回。

11月25日一早，解放军带着大家进入天安门广场附近的长安街。

这次接见的红卫兵有250万人。

毛泽东11月11日第七次接见完后，曾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毛泽东又问：“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周恩来回答说：“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所以，大家特别庆幸能够赶上这最后一次。

长安街已是人山人海。不过，这次接见和以往有些不同——乘车环城接见。几乎北京城的老百姓全都出来了，各单位都有通知，只是没说具体时间，人们在街上唱着歌儿，念着语录，冒着零度左右的严寒。25日的接见车队从天安门出发，走东直门。26日的接见安排在西郊机场。

好不容易，车队才开来。只见最前面有摩托车开道，穿着军大衣的毛泽东站在敞篷吉普车上，双手扶着护栏。

车开得很快，直觉得一阵风呼地过去。

但排山倒海般的学生和市民呼啦站起来，没命地朝前挤，人们喊破嗓子，有的还泪流满面。

此刻，你觉得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片树叶，身体飘飘的，头脑晕晕的，荡来荡去，拼命挣扎。既紧张又兴奋，因为没有什么能比见到心中的红太阳更幸福，更具有吸引力了。喇叭里使劲播着：“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在剧烈的喧闹和拥挤中，我身上那件本来就破旧的老羊皮袄眼瞅着被撕掉半边，于是，就干脆全扔了。事后，我见到环卫工人打扫大街，被挤掉的鞋子、衣服、手表、钱包、语录本等东西堆成了几座小山。

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后，转为依靠工人阶级，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接着兴起。

当记述这段经历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我必须以当时所具有的真实思想和感情再现当时真实的场景，把所见所闻记录在案；另一方面在回忆这些场景的时候，我又感到那个年代的所作所为是那么不可思议，那么滑稽可笑——我怎么会那样？

如今，泥沙俱下的大潮早已退去。当年血气方刚的红卫兵大多年过半百。当他们站在湿漉漉的沙滩上，回望如海的烟尘，只能一声叹息。因为，他们曾经为之骄傲自豪的东西已被彻底否定，曾经满腔热情推波助澜的那场浩劫也使自己在劫难逃，并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

但叹息之余，又似乎有些自我安慰。不管怎么说，在他们青春的岁月里毕竟曾经听从召唤，真诚地付出过。简单的思维，幼稚的冲动，狂热的崇拜，火热的理想……形成了那个年代的集体无意识，构成一个时代的悲剧。

这场悲剧连同他们个人的经历，不仅化作了值得咀嚼一生的记忆，而且还以多方面的牺牲为代价，给社会提供了一份沉甸甸的财富——永记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周恩来对老舍的关怀和教诲

敬爱的周总理是老舍接触的共产党领导同志中认识最早、受益极多的一位。他那崇高的思想品德，使老舍崇拜得五体投地，敬佩万分，从心眼里把他当成自己的良师。

老舍和周总理的交往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的初期。老舍本来是小说作者，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在总理的倡导下，老舍开始学习写话剧了。他还尝试着写相声和大鼓词等民间曲艺形式的作品，为的是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抗日鼓动。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总理的直接帮助下，老舍还开始投身于抗日的社会工作，热心地为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而奔走，为团结广大爱国的作家做了一点点工作时，老舍就对总理的雄才大略感受很深。他觉得总理说话说服力很强，但并不强加于人；胸怀坦荡，公正无私，智力过人，才能非凡，工作起来勤奋得叫人看着心疼。他觉得总理在武汉，在重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包围之中，像一棵挺拔的参天大树，坚定自若。当时，虽然老舍还在迷雾中徘徊，但他凭着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深深地为结识了这样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自喜。

北京解放之后，总理向日夜思念祖国的老舍发出了盛情的邀请。经过党和政府的帮助，老舍终于在1949年底排除重重困难返回了祖国，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1950年5月28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总理亲自出席了成立大会。会上，老舍被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7月14日中午，总理宴请老舍，鼓励他多为人民创作，多写他自己熟悉的北京，写北京的变化。总理关心地问老舍有什么创作计划。老舍说他已基本写完话剧《方珍珠》，青年艺术剧院正在排演，打算马上动笔再写一部以龙须沟的变迁为题材的话剧，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歌颂毛主席、共产党和新政府。总理听了很高兴。当老舍说他已约好在第二天就上金鱼池、龙须沟去实地采访时，总理连声说：对，对，一定要去，等着看你的新戏。这次接见和这些热情洋溢的鼓励，像春风一样，使老舍感到无限温暖和喜悦。他兴奋，他感激，他感到毛主席创立的新中国为他发挥自己的才能提供了无限美好的前景，他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龙须沟》上演之后总理看了几次，他很喜欢这个戏，还向毛主席推荐。那是195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龙须沟》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我们一家都被邀请去看这场戏。为了让毛主席看好戏，在演出的前一天，总理亲自到剧团又从头到尾把戏审查了一遍。那天晚上，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很早就来到怀仁堂。毛主席入场后，总理拉着老舍走到毛主席面前，向毛主席介绍，主席很高兴地和他握了手。演出之后，总理先送走毛主席，然后上台和演员见面，代表毛主席向演员和导演道谢，祝贺演出成功。他和大家一一握手，很有兴致地观看了布景和道具。听说导演和演员为了把戏排好演好，不怕脏不怕臭，来到龙须沟体验生活，交了许多朋友，收获很大，总理满意地表示赞赏。总理站在布景中，高兴而风趣地说，今天我也来到了龙须沟。

老舍解放后给青年艺术剧院先后写了《方珍珠》、《西望长安》、《神拳》和《全家福》四个话剧；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先后写了《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茶馆》、《红大院》和《女店员》六个话剧。这十个话剧加上给儿童艺术剧院写的《宝船》，周总理都看过，而且不止一次做过重要指示。一出新剧刚刚上演不久，常常可以听到老舍对剧院的同志们说：“总理又给我出新题目了。”于是，下一个话剧就又在总理的关怀下动笔了。这里，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话剧《春华秋实》。《春华秋实》对老舍来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第一，对《春华秋实》的主人公，不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老舍都不熟悉；第二，《春华秋实》动笔写的时候，“五反”运动还刚刚开始，很难看清运动的全貌，也无法预计运动的全过程；第三，《春华秋实》是一出政策性很强的戏，光注意写政策，容易写成政治报告，或者像个活报剧，注意了故事性又容易忽视政策的完整性。尽管如此，总理看后还是给予鼓励，认为方向正确，可以改好。老舍自己的创作热情也很高，克服了许多困难，经过他和剧院同志们集体的努力，终于在舞台上正式和北京观众见面了。这个剧是老舍修改得最多的一个，大拆大改达十次之多，先后用了十个月。一部《春华秋实》的手稿堆在一起，足足相当于十部其他剧本的手稿量。总理在排演过程中多次到场指导。有一次，总理看完排演，专门把扮演资本家女儿的演员约去，询问所演的某一场戏是否舒服。这位演员回答说：“是有点别扭。”经过细心观察和调查，总理才委婉地告诉老舍，那一场戏恐怕有点毛病。这件事，使老舍感动极了：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老舍的戏遭到的往往是禁演和打击，而今天，却是总理这样伟大的人物给予他无微不至的鼓励和帮助，真是两个社会两重天！

总理还对《春华秋实》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还有两重性，不要因为强调了对它斗争和限制的一面，而忽略了民族资产阶级经过斗争还有接受改造的一面。为此总理专门约老舍和导演详谈了党在现阶段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经过这次长谈，老舍明白了：以违法的资本家被送进法院而告终，这样处理不能反映党的政策的全貌。正确的道路是：经过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打退资本家的猖狂进攻，使他们愿意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在遵守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团结、利用、改造他们。对剧的结尾，总理指出：也不能因为又斗争又团结而以一团和气来结束全剧。戏的结尾要给“五反”运动下个结论，要写出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来。老舍心悦诚服地接受总理这个意见，他把结尾又重写了六次。使《春华秋实》有了正确的政策性和圆满的结尾。

总理不仅对戏的思想性、政策性提出中肯、重要的意见，就连布景、道具、灯光、服装也不放过。总理反对自然主义的描写，他不主张把戏写成说理会、批判会或者查账、对材料的再现，提出要注意作品的艺术性。总理劝老舍放开胆子写，不要唯恐出毛病，连自己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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