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南联大《除夕副刊》 主编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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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八年试读：
序言 我们的道路（代序）
抗战几年来，联大在学术工作上，在民主运动中，总算尽了它的一部份力量。
联大能有今天的表现，也并不是偶然的事。
首先，我们得承认：青年总应该算是社会各阶层中最富于正义感，最热情，最纯洁，生活力最充沛的一部份中坚。只要他们看清了事实，他们总是“见义勇为”，见不义敢于反抗。
抗战初起，全民族都感到兴奋。全国的学生，尤其是大学同学，紧接着“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高潮，大部份参加了抗日的阵营。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时，已有一部份同学留在北方游击区与敌人周旋。
联大的前身——长沙临大时代，正是抗战中最热烈的武汉时期。那时学校里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同学们要求学校实施战时教育，他们觉得这种平时的教育已经不太适合战时的需要，学生应该随时准备以身报国，一旦国家危急，总不能还抱着庄子楚辞或是莎士比亚上前线。同学们的想法是对的：他们爱自己的国家，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国家。他们并不像某些人专门让别人多“反省”，他们不仅仅求诸政府，求诸社会，而且实实在在的“求诸己”。然而因为政府没有坚定的抗战政策，同时缺乏灵活的机构，同学们的要求落空了。这件事不成功，后来又有一次“从军运动”。有一部分同学知道实施战时教育决无可能，而自己又决不甘心“隔岸观火”，仅止于呐喊而已，于是只有忍痛抛开了经典，毅然加入实际的斗争。在临大结束的时候，同学还有两千多人，然而到了昆明，联大正式开学，就只有六百多同学了。这大部分同学到那里去了？有的上了前线，有的到了陕北，有的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推动救亡工作。
留在学校里的，对于自己的本位工作并没有半点松懈。第一，大家看见国内各党派有了空前的合作，上下一心，合力抗战，穷乡僻壤，都知道要打日本。大家对于抗战是没有什么可以焦虑的。第二，那时通货膨胀还没有影响到物价，囤积居奇买空卖空这一套把戏，都还没有猖獗到后来的地步。所以同学们在心理上生活上都没有受到威胁，学习的情绪当然可以维持。
到昆明以后，一部份同学经过了三千五百里的徒步集体旅行，同时，“一二·九”给予青年们各方面的解放，也带到了昆明。所以那时同学们的生活是热烈，痛快而鲜明的。讲演会，讨论会，戏剧，歌咏，壁报，集体旅行，集体学习都蓬勃一时，就是男女同学两性间的关系，也是正常而明朗，大家都是朋友，开诚布公，用不着鬼鬼祟祟。
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二十九年春天。
皖南事变在抗战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这时，政府封闭了除开重庆以外所有各地的新华报馆和生活书店，公开大批逮捕所谓“奸党份子”以及他们认为有嫌疑的人士。看一本大众哲学之类的书籍就可能受到盘查，学校里稍稍前进的活动都被认为“危险”而遭受监视。于是从这时起，联大沉默了，壁报没有了，讨论会没有了，一切团体活动都没有了。同学们见面不敢说一句真话，大家敷敷衍衍，彼此都存着戒心。学校像死一般的沉寂。
在沉默时期刚开始的时候，同学们的活力曾一时转到书本里面，图书馆抢书抢座位的风气盛行一时。排队预约常常到四五十米之长。然而情绪上的沉郁，和已经压在同学们肩头上的生活负担，不是死读书所能解决的。而当时，能认清当前大局不甘心沉沦于现实环境的同学，大部均已离去。留在学校里的一小部份自然无能为力。大家似乎还摸不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大东西把自己死死的压住，想来想去，基本问题总得不到解答。于是生活力找不到正当的出路：赌博、不正当的恋爱当然跟踪而来。生活上的负担，不能不寻求投机危险以牟利的途径来解决，跑仰光当然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当时，也有人看出这现象确是问题，首先，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子坚先生指出这种现象不应当存在，应该改正，然而不知道是他不能指出，抑或是不敢指出发生这现象的原因，他只贡献了一个解决方案：钻到书本里去。找不出问题的症结，当然就不能解决问题。黄先生的建议，在同学们就只好“不予受理”了。社会上似乎也因此引起了一些小论战，记得那时王芸生先生就有一篇颇为有名的“为青年人忧，为国家惧”。文中还叙述了青年们“一肚皮公仇私仇，满腔儿国忧家忧”。他何尝没有看出问题，然而他不敢正面地提出，仅仅是一方面让青年们“反求诸己”，一方面轻轻带出：这是国民党争取领导空前的好时机。可惜的是国民党政府诸公对于王先生的话竟充耳不闻。要青年们“求诸己”当然还是求不出底细来。
同学们也未始不注意这问题。有心人知道环境局势的恶劣，只敢在现实的边缘下一点尝试的功夫。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学校里就有过交友与恋爱，婚姻问题，青年的苦闷等等座谈会。大家已经接触到现实问题，讨论到政治经济对于生活的影响，然而不敢走得更深，问题只有让它搁置在那里。
问题没有解决，心上的疙瘩没有去掉。同学们的生活自然不会明朗，依然是踌躇，游移，徬徨和窒息。钻在书堆里还能支持那股劲的越来越少，整天在茶馆里闲聊玩桥牌的已经算是比较“高级”；更可怕的是文林街，文化巷一带竟有联大同学聚赌：“雀戏”还嫌不大刺激，Show hand倒更新颖而刺激——这是党老爷们的赐予。
这时国家由专制独裁而引起的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的危机，一天天的严重。说政治，则因人设事，无官不贪，机构重叠，丝毫无效率可言。说经济，则通货膨胀，物价跳涨，官僚资本泛滥横行，工商业凋敝，因而人民生活日渐低落，社会道德无法维持。说教育，则因党化教育所引起的后果，内容逐渐枯窳；物价跳涨的结果，师生生活异常不安，教授教员终日忙于兼差和烧柴煮饭，学生也都四处钻营，总希望能有一个糊口的工作，这样，谁还能有心于学术？社会上因为言论，出版等等自由的剥夺，民气表现异常消沉。受了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影响，更形成“一面是荒淫与无耻，一面是严肃的工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合理现象。其他更如军事，兵役，暴政等等腐败的情形，都呈现在青年们的眼前。他们之间谁能不感觉愤恨，谁又忍心让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
看见了不合理的现象，年青人是忍不住不喊的。就两次倒孔事件来说，只是一个前奏。同学批评政府，并不如当政诸公所想像的完全是“恶意攻击”，他们只是想说出病根，让政府自己来改善，是对政府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同时，只要有机会，他们总是希望能为国家尽点力；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总还对自己的政府寄予一份信心。关于前者，从三十三年春天联大征调译员和是年底同学从军的情形来看，两次的人数与全校人数的比率在全国各学校中都是最高的，而从同学平时的布告言论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爱国的热情，溢于言表。谁又能说联大同学的行动是“过于偏激”；谁又能说联大同学的行动都是受了“表面的宣传”的影响；谁又敢说我们老是和政府作对，“别有居心”？他们没有听见联大从军同学回到学校时声泪俱下的控诉，他们不想想“党团”诸公是用了如何样的手段在对付他们友善的主人——全国的民众，是用了如何样的手段在对付有血性的青年，也从不想想这些手段产生了如何样的后果，这些后果对于青年人的思想，心理又起了如何样的作用。关于后者，当联大同学在昆明听到美国兵源源到中国来同我们并肩作战，史迪威将军将要整编中国的军队，缅甸打了胜战，中印公路通车，政府局部改组——等等消息的时候，他们是一次又一次的兴奋，然而接着而来的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们知道炮弹壳里可以带口红，“卡滨”枪可以用来做武装“走私”运毒的工具。中原，湘桂一退可以几省，每次政府改组又总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的姿态，……这些事又是谁干出来的？这又是谁在给他们失望？这又是谁在损毁自己的信誉？
于是联大同学不再沉默，不再徬徨，他们站起来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喊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要自由，他们要生活，他们更要全国的人民都走上和平，安定，繁荣的大道。看看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的五四，同学们悲壮热烈的情绪：他们游行，他们歌唱，他们怒吼。全国各地谁又不为这种英勇的行动所震动，谁又不向他们寄予同情的热情。
同时，他们也没有放弃本位的工作，上课和其他的习作还是在学校严格的规律下照常的进行着。他们知道这些东西在一个和平安定繁荣的社会里还是需要的。
然而无论如何喊，你听不见有半声回响。敌人终于在别人的原子弹和进攻下屈服了。我们呢，跟着胜利而来的却是内战和劫搜。这是同学们绝对忍受不住的，他们绝不肯让胜利的果实，如此的就被反动派污损掉。伟大的“一二·一”运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
在“一二·一”运动中，不仅是同学中很多觉醒了，昆明的一部份军民，也因此而认清了我们国家的处境。“一二·一”在同学生活上起了变化，热烈，活泼的气氛又重复渗进昆明每一个学校。大家为了工作，不再分彼此，小圈子打开了。男女之间的隔膜打开了，其他各种隔膜也都打开了。“一二·一”丰富的内容，我们在此地无法介绍。简略地说，经过了“一二·一”，同学们变得更坚强。一方面他们知道如何团结自己，在工作的实践中，我们更体验出民主作风的重要，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包打天下一切要不得的习气，对于工作阻碍的严重性。一方面他们更看清了反动派狰狞的面目，和他们不可轻估的反动势力，然而他们知道这是反动派维护自己利益垂死的挣扎，只要人民的队伍壮大了，人民的力量增强了，胜利终于是我们的。
今天，“一二·一”虽然已经过去，联大已经结束。然而联大同学的精神是不可磨灭的。在目的未达到之前，我们争民主的工作是不会有结束的。
历史回顾
人们喜欢说：“联大造运动。”运动虽然不是联大造的，但是因为环境的特殊，联大往往走在运动的前面。
运动是怎样“造”起来的呢？“历史回顾”就是想解答这个问题。这里面，除了冯友兰先生的“联大校史”给我们一个概略的介绍联大，“长征日记”告诉我们联大是怎样来昆明的之外，其余的文章都是报道各个运动的情形。八年来的团体活动，壁报活动，文艺活动等，则是推动运动的主力。此外闻一多先生的“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以及“八年来的联大与民主运动”（疑为“胜利以后联大的民主运动”一文——编注）算是一个总结性的报道。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
冯友兰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前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竟收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
闻一多谈话 际戡笔记说到联大的历史和演变，我们应追溯到长沙临时大学的一段生活。最初，师生们陆续由北平跑出，到长沙聚齐，住在圣经学校里，大家的情绪只是兴奋而已。记得教授们每天晚上吃完饭，大家聚在一间房子里，一边吃着茶，抽着烟，一边看着报纸，研究着地图，谈论着战事和各种问题，有时一个同事新从北方来到，大家更是兴奋的听他的逃难的故事和沿途的消息。大体上说，那时教授们和一般人一样，只有着战事刚爆发时的紧张和愤慨，没有人想到战争是否可以胜利，既然我们被迫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说。人们只对于保卫某据点的时间的久暂，意见有些出入，然而即使是最悲观的也没有考虑到最后战事如何结局的问题。那时我们甚至今天还不大知道明天要做什么事，因为学校虽然天天在筹备开学，我们自己多数人心里却怀着另外一个幻想。我们脑子里装满了欧美现代国家的观念，以为这样的战争，一发生，全国都应该动员起来，自然我们自己也不是例外，于是我们有的人，等着政府的指示：或上前方参加工作，或在后方从事战时的生产，至少也可以在士兵或民众教育上尽点力。事实证明这个幻想终于只是幻想，于是我们的心里便渐渐回到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我们依然得准备教书，教我们过去所教的书了。
因为长沙圣经学校校舍的限制，我们文学院是指定在南岳上课的。在这里我们住的房子也是属于圣经学校的。这些房子是在山腰上，前面在我们脚下是南岳镇，后面往山里走，便是那探索不完的名胜了。
在南岳的生活，现在想起来，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那时物价还没有开始跳涨，只是在微微的波动着罢了。记得大前门纸烟涨到两毛钱一包的时候，大家曾考虑到戒烟的办法。南岳是个偏僻地方，报纸要两三天以后才能看到，世界注意不到我们，我们也渐渐不大注意世界了，于是在有规则性的上课与逛山的日程中，大家的生活又慢慢安定下来。半辈子的生活方式，究竟不容易改掉，暂时的扰动，只能使它表面上起点变化，机会一来，它还是要恢复常态的。
讲到同学们，我的印象是常有变动，仿佛随时走掉的并不比新来的少，走掉的自然多半是到前线参加实际战争去的。但留下的对于功课多数还是很专心的。
抗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时还不甚显著，人们对蒋委员长的祟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在没有读到史诺的《西行漫记》一类的书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抗战是怎样起来的，只觉得那真是由于一个英勇坚毅的领导，对于这样一个人，你除了钦佩，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有一次，我和一位先生谈到国共问题，大家都以为西安事变虽然业已过去，抗战却并不能把国共双方根本的矛盾彻底解决，只是把它暂时压下去罢了，这矛盾将来是可能又现出来的。然则应该如何永久彻底解决这矛盾呢？这位先生认为英明神圣的领袖，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最高智慧，时机来了，他一定会向左靠拢一点，整个国家民族也就会跟着他这样做，那时左右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现在想想，中国的“真命天子”的观念真是根深蒂固！可惜我当时没有反问这位先生一句：“如果领袖不向平安的方向靠，而是向黑暗的深渊里冲，整个国家民族是否也就跟着他那样做呢？”
但这在当时究竟是辽远的事情，当时大家争执得颇为热烈的倒是应否实施战时教育的问题。同学中一部分觉得应该有一种有别于平时的战时教育，包括打靶，下乡宣传之类。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为那时的中国军队确乎打得不坏。结果是两派人各行其是，愿意参加战争的上了前线，不愿意的依然留在学校里读书。这一来，学校里的教育便变得更单纯的为教育而教育，也就是完全与抗战脱节的教育。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并不是全体学生都主张战时教育，而全体教授都主张平时教育，前面说过，教授们也曾经等待过征调，只因征调没有消息，他们才回头来安心教书的。有些人还到南京或武汉去向政府投效过的，结果自然都败兴而返。至于在学校里，他们最多的人并不积极反对参加点配合抗战的课程，但一则教育部没有明确的指示，二则学校教育一向与现实生活脱节，要他们炮声一响马上就把教育和现实配合起来，又叫他们如何下手呢？
武汉情势日渐危急，长沙的轰炸日益加剧，学校决定西迁了。一部分男同学组织了步行团，打算从湖南经贵州走到云南。那一次参加步行团的教授除我之外，还有黄子坚，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等先生。我们沿途并没有遇到土匪，如外面所传说的。只有一次，走到一个离土匪很近的地方，一夜大家紧张戒备，然而也是一场虚惊而已。
那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抗日的紧张情绪中，穷乡僻壤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并没有作什么宣传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但多数人所注意的还是苗区的风俗习惯，服装，语言和名胜古迹等等。
在旅途中同学们的情绪很好，仿佛大家都觉得上面有一个英明的领袖，下面有五百万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战，反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希望到昆明后，有一个能给大家安心读书的环境。大家似乎都不大谈，甚至也不大想政治问题。有时跟辅导团团长为了食宿闹点别扭，也都是很小的事，一般说来，都是很融洽的。
到昆明后，文法学院到蒙自呆了半年，蒙自又是一个世外桃源。到蒙自后，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有些被抗战打了强心针的人，现在，兴奋的情绪不能不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了。
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菜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
云南的生活当然不如北平舒服。有些人的家还在北平，上海或是香港，他们离家太久，每到暑假当然想回去看看，有的人便在这时一去不返了。
等到新校舍筑成，我们搬回昆明。这中间联大有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就是在皖南事变时期，同学们在思想上分成了两个壁垒。那年我正休假，在晋宁县住了一年，所以校内的情形，不大清楚，只听说有一部分同学离开了学校，但是后来又陆续回来了。
教授的生活在那时因为物价还没有很显著的变化，并没有大变动。交通也比较方便，有的教授还常常回北平去看看家里的人，如刘崇鋐先生就回去过几次。
一般说来，先生和同学那时都注重学术的研究和学习，并不像现在整天谈政治，谈时事。《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大学里的课程，甚至教材都要规定，这是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后才有的现象。这些花样引起了教授中普遍的反感。有一次教育部要重新“审定”教授们的“资格”，教授会中讨论到这问题，许多先生，发言非常愤激，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国民党的情绪。
联大风气开始改变，应该从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引起了教授和同学们一致的愤慨。抗战期中的青年是大大的进步了，这在“一二·一”运动中表现得尤其清楚。那几年同学中跑仰光赚钱的固然有，但那究竟是少数，并且这责任归根究底，还应该由政府来负。
这两年来，同学们对于学术研究比较冷淡，确是事实，但人们因此而悲观，却是过虑。政治问题诚然是暂时的事，而学术研究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有些人主张不应该为了暂时的工作而荒废了永久的事业，初听这说法很有道理，但是暂时的难关通不过，怎能达到那永久的阶段呢？而且政治上了轨道，局势一安定下来，大家自然会回到学术里来的。
这年头愈是年青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想到这里，我觉得在今天所有的不合理的现象之中，教育，尤其大学教育，是最不合理的。抗战以来八九年的教书生活的经验，使我整个的否定了我们的教育。我不知道我还能继续支持这样的生活多久，如果我真是有廉耻的话！
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
吴徵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长沙成为后防重镇，开始闻到更多的火药气。当时还叫长沙临时大学的联大从此上课不能安稳，尤其在小东门车站被炸之后。于是学校当局便请准了教育部作迁滇之计。酝酿复酝酿，大约一月底便决定了。随着就有一些教授先行赴滇。有一大批同学从了军，或去战地服务，也有到西北去学习的。剩下要继续念书的分做两群，一群是女生和体格不合格或不愿步行的，概经粤汉路至广州，转香港、海防，由滇越路入滇。其余约有二百余人则组织成为湘黔滇旅行团。团用军事管理，分二大队三中队，由黄子坚先生负责领导。湘省省主席张治中先生特派黄师岳中将担任团长，三位教官以毛鸿先生为首辅之，担任三个中队长，小队长概由同学担任，团部尚有同学一小队，事务员一人，医官徐行敏等三人。同行教师共十一人，为闻一多，许骏斋，李嘉言，李继侗，袁希渊，王锺山，曾昭抡，毛应斗，郭海峰，黄子坚先生和我，组织辅导团。
大队于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出发，由五条民船装载，夜间启程下湘江入洞庭。我同郭君因押运行李汽车，二十三日才起程直至益阳，一路行邱陵地中，松杉成林，又多油茶，这是湘中标准景色。过益阳二十余里遇李（继侗）师，便开始加入步行，晚宿军山铺，头一天只走了四十里。
二十四日，行五十里，宿太子庙。
次日入常德境，宿石门桥，全程五十里。本日为全程中最感疲乏与脚痛的一天，很多同学脚上都磨了泡，三日来所见乡农均极纯朴，抗日情绪高涨，衣饰渐多古气，言语近于湖北。
二十六日，行三十里渡沅水至常德，见到防共碉堡，宿县立中学。
二十七日，仍宿常德，市上见槟榔摊甚多。当是五溪蛮习俗的遗留。
二十八日，大队同学因第二次注射伤寒预防针多起反应，乃于空袭警报声中雇船去桃源。余同李师、毛应斗先生于晨曦中步行，红梅初放，绿柳产芽，菜花蚕豆亦满田灿烂。路旁多杉皮小屋。约五十里至桃源。附郭滨江风景极美，人家多有阁楼翘起。因到得较晚，街上纹石便宜的多已为人购去。夜借宿桃源女中。
三月一日，八时出发。四十里至桃花源，有桃花观，观内有古桃花潭，潭水甚浅，潭后为秦人古洞，洞深丈余，前后透亮。这无疑问是假托的；中国人好古往往如此。又三十里到郑家驿宿。
二日，雨中行，如在米南宫水墨画中。沅水渐急，梯田渐多，利用水力灌溉磨木浆造纸的，常可以看到。
三日，雨不止，过太平铺入沅陵境，杉林茶山渐盛。男女老幼皆以布包头。宿小村张山冲，阴雨地湿，人挤，宿营甚苦。
四日，渐入深山，山回路转，路间见煤银铁诸矿，杉林甚多，且多较大者，村女装束古旧，但甚美观，时有长大脖子的。晚宿黄公坪一小村，本日行八十里，疲甚。
五日，昨夜云有匪万余渡河来犯，同学多半未睡。今日李师押车，余等迟行。过文昌坪时人家多闭户，从小路上坡后并闻枪声一响。夜宿凉水井，正街均为步行西去之军校学生千余人所占，余等宿山经小村，行李车来得很迟，恐匪惊动，禁用手电，黑路走细田埂三里多，来回扛行李，甚苦。
六日，于连霄风雨中出发，二十里至沅陵，宿辰阳驿，见马伏渡祠。
七日，暴风雨后继之以雪，乃渡沅江游沅陵。橘柚甚多。妇女任劳苦，善负重，多以竹篮负物。急行山路，男子不及。
八日至十一日，阻雪沅陵。中间曾舟游酉水，山城雪霁，景色绝佳。
十二日，大队乘公路局汽车出发晃县。余所乘车中途抛锚，修理甚久，雪地足冷异常，修好后勉强开至辰谿。辰谿在两江合流处。渡口极美。在此候公路局车甚久，晚抵芷江，借宿车站内。
十三日，车坏，候车至十一时始启行，下午抵晃县，大队已先一晚抵此。晃县旧治毁于匪，新址移至溪口。有贵州街，为贵州飞地，实在是封建的乡土观念所造成的陋规。城跨江上，有两大旅舍亦为娼寮匪窟。禹王宫内尚有电影场正映放《荒江女侠》，内供他处不经见之巫神多尊，并有皇帝万岁牌。辰谿昨仍大雪，闻沅陵马底驿间雪深二尺。
十四日，闻团长车抛锚辰谿，我们便去耍旧城，晚有月色，游风林寺，内有小学校，实系私塾变相，小学生还念四书五经。
十五日，今日赶场，侗人甚多，晚在沙滩上举行营火会，闻先生为我们讲古神话。
十六日，袁先生等去参观汞矿，云系用土法炼朱砂。我们入山至神岗溪访侗家村落。
十七日，微雨中经酒店塘，由保安队护送出境，三十里至鲇鱼铺湘黔交界处。距长沙六三五点五公里，距贵阳三七二公里。沿途多平顶山，已入贵州之Dissected Plateau，河流均为小溪急流。又三十八里抵玉屏，县内备极欢迎，全体宿县衙门内，并开联欢大会，曾昭抡先生向小学生演讲。县内产石竹，以制玉屏箫及竹杖，团内几每人购一根，入黔后多荒山，草坡杂生毛栗，松林及柏林偶见。市上尚可见鸦片铺。
十八日，五十里至青溪，黔省最小县也。店门均有书字方灯一张。女子甚清秀。烟害颇深。
十九日，由小道行九十里至镇远，道路泞泥，行走维艰，有数病同学坐滑竿随行。溪边有自生桃、李、枇杷，南天竺尤多。枫林及常绿栎林亦甚常见。冒雨晚七时始抵宿两路口。
二十日，余勇可贾，折途公路登盘山，天已晴朗，升十二公里至拔海九五〇公尺，盘山跨三穗镇远间，为黔东险要，公路盘折甚险；岭上遇闻先生等自三穗来，乃共折返两路口，又二十里至镇远，宿府城县立第一女小。
二十一日，镇远背山临水，因为是湘黔孔道，所以屡遭兵灾。咸同苗乱之后，至今尚未恢复。今日有同学往访涌溪大土寨青苗。
二十二日，由镇远至施秉凡八十里。道经文德关、镇雄关，形势甚为险扼，鹅翅工程亦甚奇特。午后由岔路游诸葛洞，颇为幽邃奇丽。遇赶场，青苗甚多。
二十三日，沿路景色单调，童山甚多，常有哨兵，遇马帮数次，都是往来于贵阳镇远之间的。三十里至飞云岩，有飞云洞号称黔南第一洞天。黄平古苗杂处，青苗外尚有仡兜也称侗家。
二十四日，三十里至重安，经观音山拔海一千五百公尺，为湘黔线最高点。重安为大镇，跨江上有铁索桥。有多种苗人杂处。又四十里为云溪洞（大风洞），再十里为炉山，县境有苗人七种，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五。晚因行李未到，宿火铺，被子均“多年冷似铁”，且上下左右不能兼顾。
二十五日，访苗寨，苗民生活极简朴勤劳，均自耕自织。村中妇女见我们来，多远避，足见以前汉官之鱼肉苗民。
二十六日，开汉苗联欢会，因时间匆促，仅到仡兜族长一人率四少女七少年，表演节目有苗民吹芦笙跳舞，同学唱歌。又引起李先生和徐医官的舞兴，跳了一曲华尔滋。曾先生同苗民喝酒，被灌大醉，黄团长也舞了手杖。
二十七日，天高气畅，过井子哨，闻枭鸣空谷，经臬阳桥渡河至羊老，为驿路大站，多江西人。又十五里为甘巴哨新街，东南行为黔桂路。又十五里抵宿马场坪。今日为场期，着花布短裙之西苗甚多。
二十八日，昨夜大雨，路极泞泥。过黄丝上江西坡，凡行七十里入贵定。贵定濒清水江上流，南有云雾山，旧称苗岭主峰，为乌、沅、盘三江分水脊。
二十九日，二十里为牟珠洞。洞口石笋一株，高二丈，径二尺余，距底三分之一高处有裂痕。传是吴三桂要锯下运滇，触神怒未果留下的遗迹。洞顶亦当时被雷震开一穴，洞底甚深，水如匹练而出。逾沿山堡后又有青山洞，颇深大，苗乱时汉人曾避居其中，其一半为水帘洞。本日行五十里达龙里，县城极萧条，人民多食包谷。
三十日，麦已秀矣，观音山下坡以后，民家多以板岩代砖盖屋。附近有石油矿，但未开采。入贵阳县境至图云关，有模范林场，鹅耳枥、楸树成林，前此诸县，每县近公路边均有农场招牌，内则空无所有，这已经好得多了。又十五里入贵阳大南门，过大十字，宿大西门外，金锁桥边之三元宫中。阴雨中整队入城，草鞋带起泥巴不少，甚为狼狈，曾先生之半截泥巴破大褂尤引路人注目。
三十一日，游甲秀楼及公园，有周西成铜像。周，黔省军阀也。晚，清华老校长周诒春，现任黔省建设厅长，宴辅导团，领茅台。
三月一日晚，大夏大学邀宴。
二日，阴雨中游黔灵山及麒麟洞。一部同学游东山阳明先生祠，祠中有日人所立碑。
三日，雨阻家中。
四日，雨中离贵阳，路殊平坦，溪山交错，峦头悉是尖形，风景甚类桂林阳朔之间。此后多是石灰岩区的Karst地形。清镇南郊中山公园中有高大的“剿匪”阵亡将士纪念碑。十年内战的结果是一堆白骨。
五日，三十里过西成桥，此间荒旷异常，水流鸟鸣，异常悦耳，道左远嶂排列而来。又游洞三、四。凡二十公里到平坝，今日逢场，见苗夷甚多。苗有青苗、黑苗，包头有别。
六月，离平坝西南行三十余里，右侧有天台山，山形如印。峭壁间有五龙寺，寺内有吴三桂腰刀及朝笏各一。又二十余里有粮仓洞，传是孟获屯粮之处，洞内广深，有人家居住。八十五里至安顺。安顺为滇西重镇，有东西南北四大街，以鼓楼为中心，市面繁荣整洁。苗夷有七八种，占全县人口二十余万的四分之一，文化亦较发达。
七日，今日游南郊华严洞，甚宽大。
八日，六十二里平路抵镇宁，田中罂粟已开放。出东门外二里多有火牛洞，洞深仅六七丈，钟乳大异常，由狭可容身之新凿小门入内后，迂回百余步入一大室。室中有高大石柱多根，后有一大石壁，以烛照之，奇妙之极，钟乳上下直贯，纤细洁白，若冰帘之垂，若雪松之蟠，亦若璎珞，亦若冕旒，其中则有数丈数十级之老干数株，若浮屠，若旌节。绝壁下坡亦石乳所成。新生者若菌茁，若螺盘，均滑不留足。绕壁而行经其后，过一深潭，复下，达另一大厅，作歌其中，四壁共振。发种种微妙音如大合唱。我们首批十余人游后回城，大肆宣传，结果全团连伙夫都去了。甚至有去两三回或第二天早晨临走之前又去玩的。
九日，出镇宁，安庄坡以下桐树均盛开，又时见罂粟田于谷地。白水街有白水河大瀑布，高约二十公尺，宽约三十公尺，势如万马奔腾。自此下约六里，为黄果树大瀑布；崖若三折，瀑布高七十五公尺，宽约二十余，水自上下坠入潭，飞雾高起数丈，潭中大石罗列，白水纷流。过此后上山有奇峰特起，曰鸡公背，乃周西成与滇军交手负伤而死处。下坡又复上坡，便到了大坡顶。迎面一峰连绵数十里，气象雄伟，是为关索岭。右手对岸有飞泉三折下坠谷中，但见一水蜿蜒，梯田层起。公路于此作一大之字折，所传红岩碑、晒中巅均在附近。红岩碑传是殷高宗伐鬼方纪功所刻，本地人又呼诸葛碑，说是诸葛平蛮所建，看起来实是顺着石纹附会而成，也是岣嵝禹碑一类的伪装品。下七里为灞陵桥，桥上有很多苗女所摆的甘蔗摊，行人多在此解渴，同学尤多。上坡时遇赶场而回的夷家少女，长裙曳地，白地蓝花，头上盘大辫，辫下覆以包头数页，颇有风致。岭腰有双泉寺，一为跑马泉。传是关索刺枪而得。泉上的神树，高五丈，围三抱，乃乌杨也。另一泉为哑泉，今已不流。再上五里为关岭场，有关索洞，我们宿大觉寺。晚有月色，夜间大雨。
十日，四五里至观音洞，洞口极大，佛殿据之。左侧另有一洞，均钻之。出洞后迷路，行果刺林中，丛林中见骷髅一个，阴雨之下森森逼人。全日行五十里，不见人烟，公路盘山渐上。晚宿永宁，见贵阳八日报载台儿庄大捷。
十一日，阴而不雨，路滑难行。荒坡草高如人。新烧之后时发焦香。陆续下行，十二时至盘江，铁索桥康熙时落成。京滇路通即用之。今春三月间断坏，汽车一辆坠江中，乘客四十余人中仅二十二人得救。今止能用小划渡江。小划狭长仅容五六人，头尖尾截。浆长柄铲形，两人前后划之。乘客都须单行蹲坐舟中，两手紧紧扶舷，不得起立乱动。舟先慢行沿岸上溯，近桥时突然一转，船顺流而下势如飞鸟。将到岸时，又拨转上溯。船在中流时，最险亦最有趣，胆小者多不敢抬头。二十五里至哈马庄，本拟宿营于此，但山顶小村，水菜无着，时已五点，临时议宿安南。于是又走了十八里，到了小城街上，卖炒米糖泡开水的小贩被抢购一空，后来的只好枵寝。晚间因铺盖、炊具多耽搁在盘江东岸，同学一大群如逃荒者，饥寒疲惫（本日行九十五里），在县政府大堂上挨坐了一夜。辅导团诸公曾、李、闻诸先生也陪坐了，并替两位黄团长挨了骂。半夜里，有人同黄子坚先生侄公子口头冲突，几乎动武，县太爷披衣起来拉架，旅行“乐”事“趣”事，于此乃叹为观止。
十二日，休息一日。晚举行庆祝台儿庄胜利游行大会，小县城全惊动了。
十三日，休息于安南，安南之穷与清溪相仿。
十四日，行五里为二十四湾，二十五里至沙子岭，产煤，渡小盘江上江西坡。坡顶正在赶场，传闻鸡蛋有麻疯病，水可引起肚胀，但我们都吃了，并且留下了照片。又二十里经芭蕉阁，风景可观。复十五里上坡到普安县。全日行五十三公里。午后二时便到了，路上同学大肆竞走。
十五日，休息。
十六日，西行经九峰山，红土层初见。并有罗汉松大树，即滇省油杉也。抵盘县，县内小学生齐来迎接。盘县称小安顺，尚属繁盛。
十七日，游碧云山下水洞，有两出口，可涉河而出。
十八日，行九十六里，宿亦资孔分县，渐多云南景色，山势平衍，偶见小海子。路上颇荒凉，仍有罂粟田。
十九日，晴。二十五里至平彝所，四五里上坡为胜境关，一路各色杜鹃盛开，气象与黔省迥然不同。又十五里抵平彝。此去距昆明尚有二三一公里，县境有大铁锁。
二十日，平彝街期，入滇以后不叫赶场，而叫赶街。患大脖子病的很多。中午古县长招待全团，下午游青溪洞。
二十一日，全日多行石灰岩小山间。路极平衍，果松林不断，凡六十五里至白水。
二十二日，晴而多风，入滇以后均如此。过公路里程碑一八二公里处有正在建筑的霑（益）宣（威）路。凡四十五里至霑益，豁然开朗，有一大平原，其中阡陌纵横，麦浪已黄。油菜蚕豆将熟。为常德以来所仅见。饭于霑益，地保敲锣，嘱店家勿高抬物价。又三十里至曲靖。
二十三日，曲靖城周六里，甚坚固。石子街道宽阔，铺面古老整齐，有北平风，唯屋矮小。出南门，沿曲（靖）陆（凉）路南行三十里有温泉，水温甚高。
二十四日，昨夜大风雨，气温大降。行七十五里至马龙，松林多毁于畜牧及纵火，西门外有象冢及忠勇异象牌坊。
二十五日，九十二里至易隆。过岳灵山，镇上有中阿小学。曲靖有伊斯兰礼拜堂，滇省回人，实元明二代陆续移来。
二十六日，七十里至杨林。快干了的杨林海盆地颇大，也肥。镇属嵩明大镇，产肥酒，绿色。
二十七日，由杨林经长坡入昆明境，遇大雨，全日行六十里抵宿大板桥。为昆明东乡大镇。下午游龙泉寺及花果山水帘洞。闻、李二老均已髯须留得很长。为共摄一影。二老相约抗战胜利后再剃掉。但李师“晚节”不终，到昆明不久就剃掉了。
二十八日，至板桥行四十里抵昆明。休息于状元楼外四公里之贤园，主人以茶点欢迎。午后整队出发，经拓东路，梅校长及校中首脑均来欢迎，并有人献花圈，曾夫子大为酬应。过金碧路入近日楼，军客甚整，前面正好碰上大出丧，只好慢行。雨中聆训，留有全体摄影。
此后数日，黄团长于海棠春大宴全团，当时数十桌酒将全团摆下，只费了五千元老滇票。醉者几乎有一半。后又在大观楼开了一次茶话会，闻、李二老均到场，在唐继尧铜像下话旧。全团各人所拍照片，全部展览了一下。
全行程计长沙至晃县六三五点五公里，晃县至贵阳三七二公里，贵阳至盘县四一二点三公里，盘县至昆明二四三点八公里，共一六六三点六公里，号称三千五百华里。然除去乘船乘车外，实在步行距离，无确切记录。大约二六〇〇华里而已。自二月二十日晨至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共行六十八天。中间乘船乘车或休息或阻滞外，实走了四十天，每天平均约六十五里，正合一个马站。曾昭抡先生走路一步不苟，每上下坡必沿公路走之字折，大约为全团走路最多的。其余辅导团诸先生亦多不比同学差，因同学每人必有担任宿营、购置、押运等职而坐一天或一天以上的汽车的。
团内记日记的甚多，各有着眼不同。团本部的专人记载，记得负责人为丁则良先生，可惜该项日记因为送香港预备印行，在港乱中毁去。据我所知，日记已发表者有钱能欣先生之《西南三千五百里》，商务印书馆二十八年六月初版。
倒孔运动
公唐孔祥熙与联大先后发生两次纠葛，联大同学名之曰倒孔运动。这是近年来学生运动的先声。
太平洋战事爆发后，香港危在旦夕，留居香港的党国要人和文化界名流被困无法脱身，孔祥熙竟以飞机抢运老妈子和洋狗，一时舆论喧哗，而沉闷已久的联大同学尤感愤恨。本来，这事如果是别的要人干的，或不至掀起轩然大波，然而发生在集贪污，腐败，反动和愚蠢于一身的孔祥熙身上，怎能不令人对数年来腐败政治的愤懑，来一次总发泄！
先是，有国民党党籍的两位同学在校门口贴出“喊”壁报，详述飞机运洋狗之事，全校为之喧嚷。接着有一“响应”壁报出现，继“响应”之后，各系会，学会，级会，同学会都有响应的启事，不到两小时，新舍里头尽是打倒孔祥熙的口号标语，和有关时局的报导，如此鼓噪了两天。到第三天上午，住在昆华中学的一年级同学在全体必修的中国通史班上提出游行的主张，而且立刻整队向新校舍出发。新舍同学随即全体自动在图书馆前集合，经过十几分钟的讨论，决定上街游行。事先没有游行的准备，在几分钟内，同学们拿了自己的白被单做旗帜，各人掏出钱来沿街买粉笔写标语。事情发展之快真是出乎意料之外，蒋梦麟和梅贻琦两校委闻讯，也跟着队伍上街。游行队伍到街上时，有中法大学和几个中学及小学的同学参加，游行以后，全体大会决定通电声讨孔祥熙，要求政府改良政治。同学们的热情一直维持下去，可是没有健全的组织，至第四天以后，三青团的同学受到长官的训斥，一反其原来态度，从中阻碍事情的进行；另一方面，康泽从重庆飞来，伸出一只阴暗的巨手，造成恐惧。而现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校长声色俱厉的从正面劝说同学停止活动。于是这一运动就无声的结束了。
事后，康泽把昆明的特务阵容重新布置一番，还传出一张黑名单，据说因联大常委的力阻，才没有捕人。数日后，蒋夫人来昆，在云大召集两大学同学训话，首先说明她的姐姐如何廉洁，俭朴，从来不养狗，甚至看着狗就害怕云云。接着大大的训斥同学们一通。
一九四四年三月，联大一九四四级的同学已全部征调受译员训练，孔祥熙适于其时为调停蒋宋家的纠纷，继蒋夫人匆匆来昆。译训班当局向同学们宣称孔院长定于某日亲自来班慰劳，并令同学们忙着整理了一天内务。届时，忽接命令饬学生会同联大及云大全体同学往云大听训，所谓亲自慰劳云云已改为“听训”了！同学们在军事教官强迫下，整装赶到云大。不料，到云大以后，译训班的同学被摈弃在讲堂以外，站着等了半小时，还不见孔祥熙的影踪，及孔博士驾到，同学再也抑不住愤恨之情。“打倒贪官孔祥熙！”有人是这样吼了。“你看他胖得像猪一样！”有些人当面指着他说。
在讲堂内外一片喊叫和嘘声之中，孔祥熙还厚着面皮爬到台上大讲其祖宗孔子之道，说他是孔子的七十几代后辈，他们孔家从来不想做官，可以以他为证，他之所以在政府中任职，实在是不得已。他又说青年看事，常常只受到别人的宣传便乱说一顿，希望大家以后看明白了事实真相再下判断，要理智一点，不要受别人利用……同学们啼笑皆非，更有力的嘘起来。当时蒋梦麟氏幽默地说：“因为同学们都想瞻仰孔院长的风采，有些人看不到院长，所以秩序乱一点。”
事后，译训班同学受班主任训斥一顿，班务实际负责人吴泽霖教授泪眼双流地说：“你们叫我如何得了！”盖吴氏正当飞黄腾达时也。
纵观两次反孔运动，都是基于热情，而毫无组织，结果，孔固未倒，同学反吃了大亏。但同学们也得到了一个教训：学生运动是不能没有组织的。
三十三年五四在联大
资料室那天真可以说是联大学生精神复兴的一天，每一个人都那样精神勃勃的，仿佛他们在当时已经看出：在今后两年之内，他们要负责担起重大的责任。他们觉得从今天起，他们不必再沉溺于苦闷和消沉了，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年，但在回忆中，印象还是非常新鲜。
五月三日傍晚，天是阴暗暗的——三十三年的雨季来得特别早，五四的印象似乎与雨不可分离，记得五三晚会正下雨，五四下午听完曾昭抡先生讲演，站在昆北操场上看足球时也下过雨。——可是还不到开会的时间，南区十号教室里已经挤得满满的了。对面墙上贴着大幅布告：联大历史学会举办五四座谈会，请有周炳琳，张奚若，闻一多……诸先生讲演。
每一个到过联大的人都会这样想：南区十号在联大新舍，虽然是最大的一个教室，但是它终究至多只能容纳三四百人，用那样的教室来开这样盛大的会真是……可是在当时历史学会的主持人还只怕来听的人不多呢。现在我们已经看惯几千人的集会了，不过在两年之前，在联大开什么会，不但没有校外的人参加，就是校内同学也很少参加的。两三年消沉之后，我只记得一次，刘文典先生在联大师范学院讲《红楼梦》，人是挤得满满的。——不过那晚上历史学会主持人的担心却全是白费了，事实上到会的同学把教室早挤满了，被拥在后面的同学没法子只好站在凳子桌子上听讲，桌子还踏断了好多呢！到后来窗台上站满了人，窗外也挤满了人。会开到一半时，天公不作美，还下了很大一阵雨。窗外的同学虽然淋湿了，却还是照样的站在那里听，还惟恐这“位置”被人抢去呢。这真是一次热烈的晚会。
记得那天出席的教授有张奚若，周炳琳，闻一多，吴晗，雷海宗，沈有鼎等。第一位讲话的好像就是五四当时的领袖之一周炳琳先生，周先生有声有色的为我们报告当时的史实，他说明当时北大学生怎样开起会来，怎样出去请愿，又怎样去打了人，自己却被捕。学生被捕之后，蔡元培先生怎样处置，当时陈独秀先生又怎样说，他说五四运动有三个代表人物：第一是陈独秀，他办《新青年》鼓吹不遗余力。第二是蔡元培，他办北京大学，开中国近代大学自由风气之始，并竭力保护新文化的发展。第三是胡适，他提倡白话文学，主张重新估价中国文化。这三个人对于中国新文化的启蒙，厥功甚伟。接着周先生的是闻一多先生，他起来讲他参加五四运动的经过，说他当时在清华念书，五四运动起来的时候曾经抄了一首岳飞的《满江红》去贴在饭厅墙上。他是清华代表之一，不过担任的是文书工作，只留在校内，没有出去参加过。接着起来的是张奚若教授，张先生说他很抱歉没有参加到五四，因为那时他在国外。不过张先生却随即很精辟的为我们分析了五四运动的价值，张先生比较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说：辛亥革命所完成的工作只是表面的，如推翻皇帝，改换官吏制度名称，但实际上社会中许多思想习惯都未曾能加以改革，因此辛亥革命是一个不彻底的未完成的革命。但是五四运动就不同了，这是一个社会的革命。五四之后，我们的文化思想习惯才革新起来。所以张先生结论指出，五四运动的价值远在辛亥革命之上。吴晗先生继之起来分析比较五四时代与今天的情形，他指出五四运动是为的要打破一个牢笼，打破一重束缚，那重束缚是打破了。然而在今天我们又面对着一重新的牢笼与束缚。随即吴先生具体说明了我们在今天所受的思想与文化上的束缚，社会经济制度上的束缚，他认为今天的青年有责任要破这种束缚。闻一多先生再站起来补充说，他现在是在中文系教书，是以弄老古董的为目的，乃是为了要内应外合做“打倒孔家店”的工作，他以内行人的资格来指出：孔家店里的货色都是骗人的，都是要你做奴隶而又要你不知道反抗的。
各位先生的讲话时时博得听众热烈的掌声，说者与听者的情绪完全是共鸣的。所以在教授说话之后，许多同学纷纷发言，除了继续说明五四的价值之外，又都以为当前青年学生太消沉，太颓唐了，而一致要求行动起来。当时还有人提议要把我们的意思通电全国学生；要求以行动来担负起青年学生的任务来纪念五四；要求政府恢复五四为青年节……历史学会的负责人起来声明这是学术性的晚会，不便作这些举动，只能将这意思转给学生自治会。……那晚散会时候，已经十二点多了。
第二天是五四，联大照例放一天假。一早墙上就挂满了壁报，许多在以后的民主运动中起相当作用的都是在那一天出刊的。例如《联大半月刊》《热风》《文艺》《耕耘》《潮汐》《生活》《新生代》《文摘》《社会》《民主》等。那一天真可以说是联大学生精神复兴的一天，每一个都那样精神勃勃的，仿佛他们在那时已经看出：在今后两年之内，他们要负担起重大的责任；也仿佛他们已经看到：从今天起，他们不必再沉溺于苦闷与消沉之中了。
在五四纪念会上，周炳琳教授除了再度报告五四经过外，还特别提出昨天晚会的事情来讲，他说青年人在这个时候要求行动担负起救国的责任是很好的现象，但是作为中年人，周先生认为是自己这辈人没有能好好的做，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所以他要求青年人暂时不要行动，让中年人来担当起他们的责任。
晚间，悠悠体育会在昆北举行营火会，文艺壁报社在南区十号教室开文艺晚会，讲演总题为“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分七小题：
一，五四运动的意义与影响（李广田先生）
二，五四前后新旧文学的辩争（罗常培先生）
三，新文艺中诗歌的收获（冯至先生）
四，新文艺中散文的收获（朱自清先生）
五，新文艺中小说的收获（沈从文先生）
六，新文艺与文学遗产（闻一多先生）
七，新文艺的前途（杨振声先生）
后来因为听众特多，南十容不下，临时宣布改在图书馆举行，但没有把前面的座位留给在南十等了很久的同学，因此南十的人不愿过去，僵持了很久，后经闻一多先生调解总算解决了。但是南十的人跑到图书馆，正值门口拥挤着几十个人在叫嚣捣乱，还有人夹杂在内向里投掷石子泥块，显然是有组织的破坏。又利用了群众的盲目冲动，结果使演讲流产。但是文艺社的人决心重开。终于在五月八日晚上，在罗常培，闻一多两先生主持下，终由中文学会主办，在图书馆前草坪举行，除保有原来的题目外，另请孙毓棠先生讲“戏剧的收获”，卞之琳先生讲“新文学与西洋文学”，闻家驷先生讲“新文学与法国文学”。到会的人特别多，这多半是因为这会虽然受了挫折，但主事者仍坚持下去的缘故。
三十四年五四在联大
资料室三十四年的五四显然是富有特殊的意义的，“五三”历史晚会上发言的人，一致要求行动，要求组织。第二天的大游行，和组织学联提议的通过，满足了人们的要求，并为后来的学生民主运动打下了基础。
五月二日，昆明市每一个学校里都得到一个密令：“昆明市政府密令教字第一二四号案准中国国民党云南省执行委员会调字第五十四号密函：查昆明奸党及民主政团同盟将于五月一日起至七日止煽动西南联大等校学生，举行‘五四’周，并于五月三日作大规模学生运动，扩大所谓民主座谈会，五月四日举行火炬竞走，作变相示威游行，其余各日皆有不轨言行发生可能，业经连同文件，签奉。”主任委员龙批示：“速与治安机关严密防止。”正办理间，后奉中央党部电饬严密防范西南联大等校学生反动游行各等因，“除遵办外，相应函请贵府查照转饬市私立中等学校，于五月三日起，务须严密防止学生参加非法活动如游行等，勿使发生意外，有碍社会秩序，并冀见复为荷等由，准此，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校严密防止为要，此令”。
这办法是坚壁清野，不许各校与联大接触。
五月二日下午，联大训导处出了布告：南屏，大光明，昆明等三个电影院，为纪念五四，招待学校师生，共赠戏票二千八百张，分三日九时四十分场，四日九时四十分场和正午场，全体同学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去训导处领票。
这是想化整为零，分散力量。穷学生有不花钱的电影看，想必不会再在学校里参加什么老生常谈的纪念座谈会，也就不会闹乱子，即使有人要闹，也闹不起来了。
往常，本地的报纸上，都抢着登载联大五四活动情形，有的还有一篇特写之类，这次却不透一丝风，好像联大不在昆明，或是联大睡觉，或是报馆睡觉似的。
这是新闻封锁。
为了压迫一个联大，当局费的脑筋也不算少了。从中央党部到昆明市政府，从新闻界到电影界，都动员或是被动员了。
但是看吧！“五一”的音乐晚会上，云大至公堂拥满了人，连高高的窗槛上都拥挤不堪。人民用歌唱纪念青年自己的节日，用歌舞歌唱出人民的要求，最先是沉郁而渴望发泄的《五月的鲜花》，接着是《民主胜利进行曲》《黎明快来临》道出了青年们的光辉，其后《大家唱》《凭良心，找原因》打动了每一个听众的热情，引起大家沉痛的深思，最后的《黄河大合唱》《怒吼吧黄河》为青年们指出了一条道路。“五二”的诗歌朗诵晚会，“五三”的“青年运动总检讨会”，联大的东会堂也是水泄不通。戏剧界、文化界的朋友们在台上朗诵，中学生、排字工人也对着□音机演说。五四大游行，参加的同学约一万人，提出了“组织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的要求，会后并且通过了“组织昆明学联”的提议，作为以后行动的基础。“五五”的文艺晚会，听众还是那么多，在会上闻家驷先生说：“文艺的中立，就是使文艺离开大众。文艺必须动员，文艺动员的先决条件是文艺工作者必须是革命的人。”李广田先生说：“文艺和政治是没法子分开的，不是为了人民的文艺，就一定是反人民的。”科学晚会上，华罗庚教授大声疾呼政治必须改革，民主必须实行。我怕有史以来的昆明，从来没有那几天那样热闹过。青年的学生，从业员，中年人甚至老年人，都赶到联大来过节，比他们过年都兴奋，都快乐。
党部和市政府的密令下文又如何呢？
五月三日，早晨九点钟光景，有好些同学排了队在训导处窗洞前领电影票。揭穿破坏五四的阴谋的文告一张，出现在布告栏里。工学院说，他们全部拒绝受票，并且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别人愈分化我们，我们愈团结。于是领票的长蛇一节节的断了，崩溃了。已经领到电影票的把它撕碎了贴在墙上，并忏悔自己一时的糊涂。大家都这么说，五四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们还有比庆祝和看电影更要紧的事。抗战七年多，吃苦的是老百姓，他们才应当看戏。学生自治会便在校门口设了办公桌，收集同学所不愿要的戏票去赠送给兵士，穷人。
报纸奉命不许发表联大的情形，但我们自己的报纸出来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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