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大事辑览(增订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锦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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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大事辑览(增订本)试读：

前言

前言《中日关系大事辑览》于201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人民日报》报道称：“《中日关系大事辑览》认真梳理了两千年来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分四个部分细致地展开了不同历史时期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脉络。全书主题鲜明、资料丰富、叙述完整，对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中日关系及其存在的挑战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1998年11月26日，《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申明：“双方确认中日关系对两国均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认为：“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

中日关系及其历史如此重要，应当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周恩来总理在祝贺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欢迎日本田中首相宴会上的讲话指出：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取”。周恩来的讲话，客观、公正地评价了中日两国交往历史，体现了科学的唯物史观。本此要义，特就中日关系的有关大事辑为以下四题，以供研究。

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

二、半个世纪的侵略与反侵略

三、新中国缔造中日新关系

四、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中日关系新变化

中日关系及其重要历史告诉我们： “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基础是两国人民增进了解、相互信赖、和平共处和互惠发展。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尊敬强者、崇尚实力的民族。在两国关系史上，凡是中国国力强盛的年代，中日关系的主流必定是友好往来，相安无事。相反，凡是中国处于国运式微的时期，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外患不断时期，日本必定对华虎视眈眈，不断谋划侵吞中国，并刻意制造事端，择机入侵。日本右翼势力有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基因，一旦遇到适宜的政治气候，就会滋生事端，破坏中日友好大局。

中国必须顺应世界潮流，励精图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坚持改革开放，实现富国强兵，不断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使中日和平友好有必需的实力保障，确保交往合作健康发展，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中日两国人民对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活动，都应当保持高度警惕，绝不让他们破坏中日关系与地区和平稳定的阴谋得逞。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看到，日本广大人民是主张中日友好的，是爱好和平的，是中日关系中的积极因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就是要让历史的友好之光和惨痛教训指引后人的前进道路，弘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让“一衣带水”的两个重要国家，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注释

*《中日关系大事辑览》于２０１２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人民日报》报道称：“《中日关系大事辑览》认真梳理了两千年来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分四个部分细致地展开了不同历史时期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脉络。全书主题鲜明、资料丰富、叙述完整，对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中日关系及其存在的挑战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中日关系的相关背景数据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与中国隔黄海、东海相望，被喻为“一衣带水”。

2010年，两国交往有以下若干重要数据：

两国结为友好的城市共有245对（2012年增至249对），约占中国与世界各国1786个友好城市总数的1/7，接近中国同欧洲40个国家全部友好城市（625个）的2/5；

中国有25个城市与日本15个城市开通了直飞航线，每周的商务航班达540个，平均每天77个（2006年数据）

中国同日本之间的海上航线有130条，分别连通中国的十多个港口和日本的几十个港口（2006年数据）；

中国在日本工作和居住的人数有68万之多，日本在中国工作和居住的有近6万人；

中国在日本留学的大学生有9万多名（包括台湾地区的5000名），占日本全部外国留学生的3/5，日本在中国的留学生有1.5万多名（2009年数据）；

2003年以前，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0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977.7亿美元，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1年上半年被东盟超过，降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2012年自民党安倍晋三执政以后，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多方否定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及其种种暴行，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恶化了中日关系，由此波及经济交流，中日经贸合作连续两年负增长。2013年双边贸易额为3130亿美元，比上年减少5.1%。

2014年，两国人员往来近560万人次。

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中日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两国交往源远流长。

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

日本的考古资料证实，在日本的“绳纹文化”距今1万年前后至公元前3世纪，为日本新石器时期。因当时使用的陶器上普遍饰有[2]似花纹的绳纹而称绳纹（文）文化。及其向“弥生文化”弥生文化，由发现弥生式陶器的东京都弥生町（在今文京区）而得名。时期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农耕的产生与发展是此时期最重要的进步。在日本形成弥生文化的诸因素中，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不可忽略。过渡的时期，中国的农耕文明和水稻栽培，以及铁器、青铜器的冶炼锻造等技术开始传入日本，是中国和日本早期的经济技术与文化交流。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历史》的前言中指出：公元前3世纪前后，“先是与朝鲜，随后又与中国文明接触，在其绝对影响下，公元5世纪时，遂结束了蒙昧阶段，进入文明阶段”。“日本社会就如同婴儿寻求母乳般地、如饥似渴地吸取朝鲜与中国先进文明。”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把居住在日本群岛上的人称为倭人，称日本为倭国。这个称呼当时并无禁忌，亦是日本人的自称。倭五王时代就曾主动要求中国南朝宋文帝册封其为倭国王。倭国正式更名为日本，约在公元670年(唐咸亨元年、倭天智九年)。中国早期记载中日间交往的史籍有《山海经》、《史记》、《汉书》和《论衡》。《汉书·地理志》明确记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3]王充的《论衡》3次提及“倭人贡鬯”的史实。

公元57年(东汉建武中元二年)日本遣使来中国东汉都城洛阳修好，光武帝刘秀“赐以印绶”。公元1784年在北九州的志贺岛，当地农民勘兵卫发现一枚金印，后经日本考古学家冈山奇敬、金石学家井上光贞等鉴定，这枚汉字阴刻篆体“汉委奴国王”金印，即为汉光武帝所赐“印绶”，现已作为日本国宝陈列在福冈市博物馆。东汉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伊都国国王师升遣使入贡，献生口(奴隶)百六十人，愿请见”。中国史书对倭奴国和伊都国的使节先后到达京都洛阳，都有正式记载。

公元2世纪以后，在中国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倭国、倭王不断派出使臣到中国朝献、朝贡和请求册封。据中国史书《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仅在公元239—248年间，当时统治日本的邪马台国就4次派使者到魏国。公元239年，邪马台国“卑弥呼”女王遣使至中国，晋见魏明帝，明帝称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紫绶。公元248年，新国王“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珠，异文杂锦二十匹”。

从公元3世纪到6世纪，中国大陆处于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动乱不断。为逃避灾祸，受害地区的居民纷纷向外迁移，其中有些人远走海外，辗转到达日本列岛。

到了公元4世纪，大和政权统一日本后，不断派使节向中国朝贡，陆续从中国引进文字、制度、工艺、技术等，开始创立治理国家的基础。据中国史书记载，从公元413年到公元502年，大和政权先后13次遣使到东晋和南朝的宋、梁各朝，要求给予册封。与此同期，中国大陆居民亦有人移居日本列岛，带去中国先进生产技术及建筑艺术，推进了两国经济文化交流。

公元417年，南朝宋时，中国江南地区的织锦工、缝工随日本使者东渡，带去中国织造工艺，促进了日本丝织工艺和手工缝纫技术的发展。

佛教传入日本，始于中国大陆东渡日本的“渡来人”。公元522[4]年，中国南梁人司马达等到达大和国，安置佛像，进行礼拜。公元538年，百济明王派遣使臣向钦明天皇进献金铜释迦佛像一尊及经文数卷。这些都是佛教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源头。其后，诸天皇均大力扶持佛教，以期成为王权的支柱。俄罗斯学者谢·亚·托卡列夫的《人类与宗教》记述：“公元6世纪中叶，一批佛教信徒和传布者自朝鲜渡海抵日，佛教在日本传布之40年，为日本飞鸟时代之肇始。”公元9世纪初，日本在中国的留学僧空海，将中国唐朝高僧、代宗和德宗两朝皇帝的国师惠景亲自面授的密宗带回日本，创立真言密宗，又称东密，成为平安时代和镰仓时代最为流行的佛教宗派之一，对日本整个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与天台宗同被誉为“日本文化之母”。

在中日交往的历史长河中，隋朝和唐朝，特别是唐朝，是中日友好来往的黄金岁月，谱写过一系列光辉篇章，对两国后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5]

公元600年(日本推古八年、隋开皇二十年)，摄政圣德太子首次向中国隋朝派出使节，开始了国家间的正式交往。《隋书·倭国传》记载有：“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隋文帝曾向使者询问风俗。公元607年(日本推古十五年，隋大业三年)，以大礼小野妹子为正使，携带倭王国书，第二次派遣使节团访隋。日本《经籍后传》记述：“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商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天子。”在这次使节团携带的国书中，正式写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词句，招致隋炀帝对国书内倭王自称“天子”不满，表示“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但仍派文林郎裴世清率使节团12人回访，与小野妹子一起到日本。小野妹子送裴世清回国，又使隋，同时有高向玄理、僧旻、南渊请安等8个留学生同行。公元610年仍有遣使记载。公元614年派犬[6]上御田锹使隋。在隋朝统治的30多年内，日本先后共5次派出遣隋团，除主修佛教和儒学外，还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技术、医药以及政府机构设置、法制律令等进行了考察学习，带回日本借鉴运用。

公元618年，中国唐朝建立后，迅速发展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法制完备的封建大帝国。日本正处于社会制度新发展的时期。唐朝的先进文化成为日本学习的目标。自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日本舒明朝二年)日本第一次派出由犬上御田锹、惠日率领的遣唐使，至公元[7]894年(唐朝乾宁元年、日本宽平六年)菅原道真被任命为遣唐使，前后共派遣19批遣唐使(实际到唐者为15批，其中作为外交使节是13批)。此后，因为日本经济困难和唐朝发生战乱，菅原道真上书天皇，建议停派。经历了260多年的遣唐使制度至此终止。日本历次派出的遣唐使虽有不同的目的和任务，但在总体上对于两国的文化交往和友好合作，对于两国的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尤以大化革新最为显著和重要。

公元631年(唐朝贞观五年)和公元640年，在中国留学多年的高向玄理和留学僧南渊请安先后归国，并带回唐朝的封建统治制度与思想文化典籍，传授给皇室贵族，为日本建立封建统治制度提供借鉴。公元645年(唐朝贞观十九年)，孝德天皇决定采用中国纪年，定年号为大化。从这年开始的改革，史称大化革新。天皇任命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顾问)，以唐朝政府的律令为蓝本，参酌日本习俗，制定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

公元646年，日本天皇颁布诏书，按照中国儒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将原为臣、连、伴造所领有的土地和人民，一律收回公有，成为公土与公民。接着，仿效唐朝的“租、庸、调”制，对土地实行班田收授法，规定农民在得到班田的同时，承担相应的田赋和兵役义务。在政治制度方面，仿效唐制确立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区划与组织，中央设京师和畿内国，地方设国、郡、里。同时整顿军事、交通制度。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最早的印刷术为雕刻木板印刷，其发明不晚于隋朝。印刷术于公元7世纪，即中国隋朝、唐朝时期传入日本，比13世纪传到西方的印刷术要早500多年。

公元701年日本当时最完备的法典《大宝律令》编成，建立了以中国唐朝为楷模的天皇制国家。大化革新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是日本进入封建国家的起点。所有这些，正如英国著名学者阿·汤因比所评述的：“从理论上讲，整个日本帝国都是按照中国的模式管理和征税的。”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字。日本古代没有自己的文字。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史学家太安万侣著《古事记》，全部用汉字写成，为日本第一部史籍。大化革新前后，日本的《十七条宪法》、《大宝律令》、《养老律令》、《弘仁式》中的诏、敕、税则、法制等，都是用汉字写成的。唐德宗时在长安青龙寺学佛经的日本和尚空海，编纂了日本第一部汉字字典《篆隶万象名义》(30卷)，推进了汉字在日本的传播。汉字有楷书体和草书体，日本人在应用时，男子多爱用正楷体及字头、偏旁，并逐渐代替繁体汉字，形成了片假名。与此相反，女子多爱用汉字草体，并形成平假名，当时又叫“女子体”。片假名和平假名的出现，使日本文字发生了根本变化，逐步脱离汉字而独立发展，最终形成了日本民族的文字。现在，日本使用的有汉字、平假名、片假名3种文字，有时也使用罗马字。在书写时，凡是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大都使用汉字书写。一般通用汉字约[8]3000个，其中常用汉字为2131个。

公元6世纪初，中国儒家经典传入日本，后来也被称为儒教，是两国源远流长的重要文化交流，对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风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日本确立君权和君臣秩序、建立封建制度等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经史是当时日本朝野学习的主要典籍。例如《续日本纪》记载，公元769年(神户景云三年)10月即记有：“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传习管内，以兴学业。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9][10]

在镰仓时代传入的朱熹学说，到了江户时代江户时代，更是被奉为“官学”。儒学从江户时代以后，对日本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越趋明显。江户幕府时代，大力提倡武士道精神，使兴于镰仓幕府时代的武士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利用儒家思想，确立武士以绝对忠于主君为核心，包括武勇、廉耻、刚健、清廉、朴素为内容的思想体系。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阶级被废除，但武士道精神仍在学校、军队中传播。

明治维新时期的涩泽荣一(1840—1931)，被誉为“日本现代企业之父”，他于1916年出版的《论语与算盘》认为：“致富的根源是仁义道德，没有正确原由的富裕不可能持久。”主张一手拿算盘，一手举《论语》，强调“《论语》和算盘，二者应该相伴随、相一致”，企业家要见利思义，义利结合。直至现代，在日本中学的语文课本《国语综合》中仍有汉语篇，节选《论语》、《史记》的部分章节。德育课《伦理》教材中有“人的自觉”一章，主要介绍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老庄学说。高中必修课“世界历史”，也介绍中国唐朝文化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奈良，古称平城京，是日本古代文化的发祥地。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公元710年(中国唐朝景龙四年)，归国的遣唐史仿照中国唐都长安，按1/4比例修建平城京，元明[11]天皇迁都于此，日本始有固定首都，历史上著名的奈良时代从此拉开序幕。位于奈良五条町的唐招提寺，根据圣武天皇敕命，由鉴真大师于公元759年创建，是日本“天平文化”的明珠，寺内金堂、讲堂等五处被定为日本国宝。“唐招提寺”匾额，由日本孝谦女皇仿王羲之、王献之字体书写。据日本《高野圣》记载，唐朝皇宫殿壁上王羲之的墨迹遭到损坏后，由日本在长安的留学僧、书法家空海补写，几乎和原字一样。这些佳话，成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的美好象征。

在中日两国历代人员的频繁交往中，移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留在日本的中国移民，被称作“归化人”(现在学术界称其为“渡来人”)，在早期史书《大事记》、《日本书纪》中都有记载。日本的史学家冈晃在《归化人》中写道，“我们不论谁的血液中，都含有百分之十或二十古代归化人的血液”。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弓物君、东汉直、西文首等。这些移民喜欢自称是秦始皇或汉高祖的后裔。秦氏一族的活动主要在农业技术和民居有关的土木工程方面，养蚕业和制丝业也是主要的产业。在现今的京都岚山一带，他们修筑堤坝，开渠灌溉，使旱地水田化。日本学者称赞秦氏一族开发京都盆地，“不仅把农耕技术，也把养蚕和绢丝法移植于此”。日本工匠把中国传入的冶炼和锻造技术，与自己的智慧和劳动相结合，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日本刀。

在移居日本的中国人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是中国高僧鉴真和尚。公元742年(唐朝天宝元年)，鉴真应日本高僧普照的邀请，东渡日本。历时11年，前5次均以失败告终，直至第6次，方以66岁高龄，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冲破惊涛骇浪，东渡成功。伴随鉴真赴日的僧人先后有36人死去，因遭遇挫折失去信心而离开的有200多人，最后只有法进等14名僧人弟子、智首等3名女尼、潘仙童等佛使共24人随鉴真到达日本。翌年，在奈良东大寺建筑戒坛，传授戒法，改革积弊，使律宗终成独立教派。日本圣武太上皇和孝谦女皇诏敕命：“大德远涉沧波而来，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德。”鉴真还带去了新译的《华严经》，以及中国盛唐时期的建筑、雕塑、医药等先进文化、技术，主持修建了唐招提寺，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鉴真塑像是公元763年鉴真圆寂后，由他的赴日弟子忍基塑成，被后世尊为日本国宝。1980年4月，由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等护送，鉴真塑像回中国巡回展览，历时40天，先后在扬州大明寺、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法源寺展出。邓小平为《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纪念集》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在中日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鉴真是一位作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

阿倍仲麻吕(中文名晁衡，又叫朝衡)，19岁时被选为留学唐朝的学生，到长安入太学，后考取进士。日本人在中国学习，通过科举途径取得官职的，阿倍仲麻吕是第一人。他的诗文很好，深得唐玄宗赏识，曾被任命为秘书省秘书兼卫尉寺的卫尉卿(从三品)。公元766年(永泰二年)，代宗升他为安南节度使(正三品)。大历五年，晁衡以73岁高龄卒于长安。唐代宗为表彰他的功绩，追赠为潞州大都督(从二品)。晁衡与中国著名诗人王维、李白、储光羲等往来赋诗酬答，交往甚密。王维曾写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诗前序文称：“海东国，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晁司马结发游圣，负笈辞亲，问礼于老聃，学诗于子夏。”

公元753年，晁衡乘日本的遣唐使船回国，途中突遇风暴，同行100多人遇难，晁衡与藤原等10人漂至南海驩州(即安南)获救。李白不知情，误以为晁衡遇难，特作诗《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全诗感情洋溢，意境优美，成为传颂千古的中日文化交流名作。

公元806年，日本空海和尚从中国带回茶子，献给嵯峨天皇。在天皇倡导下，唐朝饼茶煮饮法在弘仁年间得到推广，形成“弘仁茶风”。1987年，中国在陕西扶风县的法门寺考古发现，唐代吃茶的习俗为：先将茶叶碾碎，再用罗子筛入水中，然后从斗中取出细末用水冲，饮用时连茶叶末一道吃下。现在流行的日本饮茶方法，仍然可以看到中国唐朝的影响。到了中国南宋时期，日本荣西和尚又带回南宋制茶法和饮茶法，使南宋青散茶得到普及，荣西被推为日本茶祖。历经千年，茶道已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唐朝以后，中国进入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王朝，更替频繁，自顾不暇。南方十国各自为政，无力顾及对日关系，唯独吴越国例外。隶属吴越国的扬州和明州(今扬州、宁波)，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对日交往从未中断。吴越王钱弘俶崇信佛教，多方搜求佛经，曾派人赴日请购教典。日本向中国返授佛教典籍，由此发端。

宋朝对日虽未建立交聘关系，但贸易及宗教交流从未中断。北宋九帝，除太祖、钦宗等三帝外，其余六帝均与日本来华重要人士有过交往。《宋史》记载：公元984年(雍熙元年)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来华，获宋太宗赵光义召见，问及日本政体，得知“乃世祚遐尔，其臣亦继袭不绝”。对比中国唐朝以后的“五代十国”分裂状况，赵光义赞叹说“此盖古之道也”。奝然善隶书，但不通汉语，遂以写代讲，介绍日本“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史籍这些记载表明，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硕果已经传世流芳。

公元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前后，《宋史》记载：日本来华者“皆僧也”。在文学艺术方面传为佳话的，以大文学家欧阳修作的《日本刀歌》最享盛名：“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公元1192年，中国宋朝朱熹的《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传入日本，至江户时代成为“官学”。日本学者藤原惺窝曾给德川家康讲授朱子学，其弟子林罗山把中国的儒学和日本的现实政治相结合，强调以名分论为基础的君臣关系和身份差别，为幕府强化封建统治提供理论根据，备受德川家康器重。

北宋时期对日贸易主要是民间贸易。史载北宋160年间，赴日贸易约70次，其中最多的一年有4次。当时运往日本的货物主要是丝织品、瓷器、药材、香料、书籍、文房四宝等。日本输华的货物为砂金、水银、硫黄、木材、日本刀等。[12]

中国南宋时期，日本先后进入平清盛执政和镰仓幕府时代，两国间贸易有了新的发展，镰仓幕府更是热衷对宋贸易，日本历史上[13]第一个武士政权的创建者源赖朝曾接见宋商陈和卿。另一个重要变化是，除了宋朝赴日的商船外，日本开始有商船驶入中国。《开国四明续志》记载：“倭人冒惊涛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集。”可为佐证。

公元12世纪八九十年代，元世祖忽必烈接受大臣赵彝的建议，对日遣使通好。忽必烈在致日本的国书中表示：“冀自今以往，通问接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同好，岂一家之理哉。”但此时的日本统治者对蒙古人多有疑忌，将通好之意未予接应，由此引起忽必烈不满，先后于1274年、1281年两次发兵攻打日本，均因台风袭击和将帅不和，加之日本抵抗，相继失败。《新元史》记载：公元1299年(大德三年)，元成宗没有接受江浙行省出兵讨日的建议，改为“派普陀寺僧一山戒行素学附商以行，期予必达”。“至于敦好息民之事，王其图之。”一山到达日本后，“被拘之于伊豆，不报命”。元日关系之冷淡，此记当属重要佐证。

公元13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将军北条实时，把遣唐使从中国带回日本的《群书治要》，找人抄写并收藏在“金译文库”中。到了德川幕府执政时期，德川家康对这部书的价值非常欣赏，立即命人刊刻，分赠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后来尾张藩主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这部书的重要而又未能流布，遂重新校刊，刻印出版，得以流传至今。《群书治要》是汇集中国先哲智慧的宝典，由唐太宗李世民敕命名臣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经、史、子类选择65部最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辑寻精华章句，编辑成书，历时五年编成。魏徵在序言中写道：“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唐太宗十分满意，用于治国安邦，手不释卷，成为“贞观之治”的经典借鉴。由于抄印数量极少，唐朝以后，这部书在宋、元、明各朝失传湮没。

20世纪90年代，原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在东京发现了这部书，遂带回国内，邀集专家学者，对本书被选的65部经典原著进行考证、点评、翻译，分篇标点、断句，编成《群书治要考译》出版。习仲勋为此书题词：“古镜今鉴。”2013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召开《群书治要》——“古镜今鉴为政以德”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作了高度评价。

一部古书在两国间历经千年交流，生命力不衰，成为中日两国文化交往史上的又一重要佳话。

公元1371年(明朝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宣布日本等15个邻国为“不征国”，希望与这些国家友好相处。但日本镰仓末期西部地方的没落封建主、破产武士等人，执行“异国讨伐令”，侵扰和抢劫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残害百姓，破坏生产。朱元璋为此曾多次派遣使节赴日，指责“肆海邻邦，纵民为盗”。但此时日本国内分裂，形成南北对峙，未能认真地对待中国提出的“倭寇问题”。朱元璋决心加强海防，切断中日间的政治、贸易关系。公元1387年(洪武二十年)，林贤因密约怀良外应左丞相胡惟庸谋反，被告发并遭夷族。朱元璋为此制定《祖训》，将日本列为“不庭之国”，永远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公元14世纪70年代为中国元朝末期，至17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明朝后期，前后历时近250年，日本在南北朝内战分裂时期的残兵败将、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集结为海盗，勾结中国不法商人，长期侵犯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掠夺财物，烧杀抢劫，严重侵害中国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招募、组织和领导义乌等地渔民和矿工，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历经多年围剿，终于荡平入侵倭寇，中日两国由此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在抗击倭寇期间，戚继光写了首著名的诗，记述其事：“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多年后，中日关系松动，1436年(明正统元年)，明英宗接见日本使节，并颁正统勘合，两国贸易得以恢复。至1547年(明嘉靖二十六年)，中日之间共组织了11次的勘合贸易团，进行多种贸易技术合作。日本船只进入中国港口，需持有朝廷颁发的勘合作为护照，史称勘合贸易。货物多为互补的物资、产品，日本的真正目的在于获取铜钱，用以解决财政困难。到了嘉靖后期，勘合贸易停止，由此引发私商贸易兴起，并成为官方贸易中断后的主要贸易形式。朝鲜《李朝明宗实录》记载：“商船往来日本，络绎不绝。”后受海盗侵扰和海禁政策影响，直接交易日趋衰减，贸易的相当部分变为转口贸易。《明史》称：“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言，甚以噤其小儿女云。”

丰臣秀吉(1537—1598)原名羽柴秀吉，1593年统一全日本，推行“太阁检地”，为准备对朝出兵进行国力调查。1595年中国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明朝万历皇帝派出使臣赴日，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秀吉对此不满，称“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哉”。丰臣秀吉以修建“聚乐第”宫殿和奉献土地等手段邀宠天皇，实则“阳为尊重天子，实则挟天子以令诸侯”(江户时代的市民学者中井竹山评语)。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历史》中指出：“随着他(丰臣秀吉)平定全国事业的进展，还梦想征服琉球、中国台湾、菲律宾，也想使朝鲜与中国明朝归顺。”丰臣秀吉先后于1592年、1597年两度出兵攻打朝鲜。朝鲜在中国援助下，先后打败丰臣秀吉。丰臣秀吉两次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暴露了日本不自量力，错误估计形势，错误决策。战败的结果，遏制了日本的侵略势头，为以后300年的中日之间以及东亚和平奠定了基础。

公元17世纪，在日本德川家族建立幕府统治时期，先后于1633—1639年5次颁布“锁国令”。除了允许在长崎港“出岛”这个人工岛屿与荷兰、中国、朝鲜贸易外，中日之间的其他交往已日趋减少。这时中国正处在明朝末期(崇祯六年至十二年)，离郑和最后一次(公元1430年)下西洋已200年。明朝实行的“禁海”政策，历经反复后延续到清初，1656年(顺治十三年)，清政府更是明令“不许片帆入口”。康熙皇帝也在1665—1675年5次颁布禁海令。中国明清政府的对外封闭政策与日本德川幕府实行的长达220年的锁国期相互影响，中日之间的大规模友好交往和贸易合作日趋衰落。注释

[1]距今１万年前后至公元前３世纪，为日本新石器时期。因当时使用的陶器上普遍饰有似花纹的绳纹而称绳纹（文）文化。

[2]弥生文化，由发现弥生式陶器的东京都弥生町（在今文京区）而得名。时期为公元前３世纪至公元３世纪。农耕的产生与发展是此时期最重要的进步。在日本形成弥生文化的诸因素中，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不可忽略。

[3]鬯(chàng)是一种带香味的草，加入酒中可增加香味

[4]司马达（生卒年不详），中国南朝梁雕塑家。何时渡日说法不一，为日本佛教造像有力的奠基者。在他的造像影响下，形成日本雕塑史上主要的一派———鞍作派艺术。著名佛像工匠鞍作止利（亦称鞍作鸟）为其孙。

[5]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名厩户皇子，推古天皇的摄政，推古朝改革的推行者，有制定冠位十二阶制和《十七条宪法》以及派遣遣隋使等政绩，致力于佛教的推广，建立法隆寺等。

[6]犬上御田锹是第一位遣唐使。

[7]菅原道真(公元845—903)，日本平安中期的政治家、文人。

[8]为方便民众书写阅读，日本1923年首次出台收录1962个字的常用汉字表。此后经删减增加，1981年推出的常用汉字表收录了1945个字。2009年最新修订的常用汉字表共收录2131个常用汉字。这些常用汉字成为政府公文、法律文书、报纸等日常生活常用汉字的标准。

[9]镰仓时代(1192—1333)，日本在镰仓有幕府存在的时代，为建立在封建制度上最早的武家政治的时代。

[10]江户时代（1603-1867）,江户(今东京)成为日本政治中心的时代，因由德川幕府统治故亦称德川时代，为日本最后一个幕府政权。

[11]奈良时代(公元710—784)，以奈良为都城的时代，文化史上称天平时代。有时也包括定都长冈京的10年，即至延历十三年(公元794年)。这是日本律令制国家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佛教美术十分繁荣。

[12]平清盛(1118—1181)，日本平安末期武将、政治家。

[13]源赖朝(1147—1199)，日本镰仓幕府第一代将军，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士政权的创建者。二、半个世纪的侵略与反侵略

日本是个岛国(由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四大岛及6800多个小岛组成，其中四大岛占全国面积的95.4%)，生存空间狭窄，资源贫乏，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文明进步缓慢。在这种生存环境下滋生的民族性格，既有刻苦求生的正当一面，又有觊觎外部财富，羡慕以至侵吞占有的一面。从明治时期开始，统治者以拓展发展空间和殖民扩张为理念，制定和推行大陆政策，持续对外侵略，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和亚洲邻国多次入侵，直至挑起太平洋战争，结果使别国深受灾难，日本自己也受到严重损害。历史表明，当统治者实行正确的政策，如二战后奉行和平宪法时，日本完全可以和平发展，并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反之，若推行错误政策，必然害人害己，开历史倒车。日本民族对西方列强丛林规则的天然认同感，同中华民族的仁慈伦理和宽恕性格形成鲜明对照。研究中日关系，特别是在两国关系处于交恶、右翼势力抬头的时期，尤其要从思想、文化和民族性格上探究根源，对历史进行全面的、理性的解读，实行有效的应对举措。

根据何瑜所著《百年国耻纪要》一书的不完全统计：从1841年5月中国同英国签订《广州和约》算起，到1949年3月同美国签订《关于修正一九四八年七月三日经济援助协定之换文》为止，在108年中，清朝政府与国民政府(包括北洋政府)同英、日、法、俄、美、德等20多国累计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和约、协定、条款、税则等“在900项至1000项之间”，其中与日本单独签订并列有具体名录的为177个，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多国共签的还有62个。与日本签订的条约在列强对华全部不平等条约、和约、税则中合计为239个，占列出名录的680个不平等约章总数的35.1%，即1/3多。日本侵略中国之广、之多、之深，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录，其中《马关条约》、[1]《辛丑条约》和《中日新约》九条(由原“二十一条”改成)，以及1931年后进行的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在“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实行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对中国造成的严重伤害和民族苦难，都是全局性、长期性的，在世界各国的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指出：历史上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过损害。从中国得利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

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即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以“自强新政”、“自强”、“求富”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应进行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改革，在走向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1868年日本国孝明天皇驾崩，16岁小皇子睦仁接位。朝臣查找典籍，从中国的《周易·说卦》中摘取“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之意，取国号为明治。登基后，又从中国的《诗经·大雅·文王之什》中，摘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用“维新”二字，表达治国理念。

同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恢复天皇亲政，废除幕府，成立新的中央政府，进行一系列改革，日本从此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明治政府还以天皇的名义发表施政纲领，宣告要“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宪法为此将“军权”与“君权”直接连接在一起，高于议会、内阁、司法机构，使天皇的决策成为对外进行扩张侵略的不受制约、监督的至高无上权力。

日本制定的大陆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长期推行的综合国策，始于幕府末期的“经世思想”、“富国强兵”及“海外雄飞论”。明治政府的五条誓文中“大振皇基”理念以及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等人鼓吹的开辟“利益线”，“向中国扩张国权”和“在大陆扩大所获得之势力”等侵略主张，都是大陆政策的理论根据。

1869年(明治二年)，天皇颁发《御笔信》，明确提出大陆政策，强调“皇国之兴起，首要目标是征服中国大陆”。在实际推行中有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征韩论为起点，主攻目标是朝鲜和台湾。明治初年，朝野两派的征韩论争，是推行大陆政策的最初尝试。以此为指导，1874年侵略中国台湾，1876年以武力迫使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朝鲜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第二阶段，以中国为主攻目标。这是大陆政策的重要阶段。1879年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1894年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使中国付出割地赔款的惨痛代价。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再次从中国获得巨大权益。

第三阶段，以俄国为主攻目标。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攫取了俄国在中国的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1907年，日俄订立瓜分中国东北权益密约。1910年公然吞并朝鲜。

第四阶段，以全面进攻、灭亡中国为目标。1911年辛亥革命后，日本当政者支持反动军阀，大隈重信内阁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寺内正毅内阁公开支持北洋军阀。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集的东方会议和会后的“田中奏折”，使日本的大陆政策更加具体化。在此期间，日本派兵占领中国山东，制造“济南事件”。1931年9月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1937年日本制造“七七事变”，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妄图速战速决，灭亡中国。

第五阶段，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目标。1941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企图以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代替欧美殖民主义，建立日本独自控制的势力范围。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大陆政策彻底破产。

1871年，日本仿照西方列强“一体均沾”的侵略政策，于同年9月与清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两个条约，援西方之例，“享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以及兵船可来往于口岸等，开始用不平等条约向中国攫取特权。《中日修好条规》被两国政府批准交换不过1年时间，日本即于1874年(中国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由明治维新的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主持拟订《台湾蕃地征伐要略》，组成侵略台湾军，由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任“台湾蕃地事务都督”，率军舰侵台，攻地杀人，侵扰半载，意欲占据台东。由于中国船政大臣沈葆桢在福建调兵遣将、积极备战，再加上英国公使的从中调解，由清政府赔偿日本50万两白银，日军被迫撤退。此为近代日本军事侵略中国的开端，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事后签订的《北京专约》中，写有“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的文句，为以后的日本蓄意制造事端、不断扩张侵略，开了恶劣的先例。英国侵华急先锋李欧尔卡克的传记对此评论说，台湾事件“为全世界登出广告，说这里有个愿意付款但不愿意战争的富有帝国”。

1885年3月1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被誉为“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他的头像印在现今面值1万元的日币上)，在他主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首次提出日本要“脱亚入欧”的主张，声言中国和朝鲜不出几年就会亡国，其国土将被列强瓜分，我们不必可怜这些“恶邻”，不如“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福泽谕吉自幼学习汉字，接受过中国儒家思想熏陶。后来学习近代科技知识，特别是出访欧洲、美国以后，思想发生变化，由倡导文明开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进而变为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思想，积极主张对外扩张、侵略、殖民，倡行日本同欧、美列强一起，瓜分、宰割中国与朝鲜。在发表《脱亚论》的前一年，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东洋的波兰》一文，声言15年后中国将被欧洲列强和日本瓜分，还刊载了一幅由他设想的《支那帝国分割之图》。中国在甲午战争战败以后，他更是大肆宣扬“第一大使命已经完成”，“脱亚称霸东方，应成为日本第二大使命”。在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建议日本政府趁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机，大举侵占中国领土。福泽的“脱亚入欧”论，在日本国内对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文明进步，产生过积极的正面影响。与此同时，在对外关系上，则表达了他鄙视中国，加快殖民、扩张，“称霸东方”的野心。福泽的主张，对后来日本发展军国主义，加快侵略中国和朝鲜，乃至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日本积极融入世界的治国理念不同，清朝政府仍然孤陋寡闻，背离世界潮流。

时任清朝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以“知日”闻名，他在1887年写成的《日本国志》的自序中写道：“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对日本“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日本国志》写成后，长期搁置，直至1895年末甲午战败后方得刊行。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得意门生文廷式与张骞，曾力劝翁同龢建议皇上对日开战，但他们都坦承，对日本的认识“约略知道在东方”。从道光皇帝询问英国在哪里以后，时间已过去几十年，大清帝国依然孤陋寡闻、不识世界大势。最高统治者及当政的知识精英尚且如此，广大民众更受蒙蔽，由此导致的落后挨打是必然的。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再次制定《清国征讨策案》，对中国的军事实力、防御部署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作了全面评估，提出以5年为期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以日本海军击败中国海军，并由海军掩护陆军8个师团远征中国，其中6个师团在中国北方直隶湾登陆，最终实现攻陷北京，擒拿清帝，使中国乞降于阵前。

1888年1月，时任监军的山县有朋参考小川的《清国征讨策案》，向内阁正式提交了长篇报告《军事意见》，明确对中国的开战决心，并据此加紧战备。

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帝国第一届议会施政报告中，明确指出日本的主权线为国界，利益线则是“与主权线之安危有紧密关系之区域”。日本把其利益线划至与日本隔海相望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即当时所说的“满蒙”。山县有朋在他监修的《陆军省沿革史》中还提出，日本扩张的对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他还说，日本对华“兵备之急，犹如渴饮饥食”。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894年(光绪二十年)，日本乘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之机，先是引诱清军入朝，继以清军入朝为借口，派遣大批的日军入朝，挑起战端，并从陆海两路向清军进攻，中日战争正式爆发。战争的第一阶段，从7月25日清军北洋舰队遭到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突然袭击开始，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清军守平壤，日军进攻，清军大败，退回国内。第二阶段，即1894年9月，清军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遭遇，进行了激烈的炮战。10月，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攻占九连城、安东、金州、大连、旅顺等地。第三阶段为1895年1月，日军2万余人，从山东荣成登陆，攻占威海卫。清军海军北海舰队遭到日军海陆夹击，全军覆没。中国战败。

1894年11月，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在夏威夷成立兴中会，提出推翻清朝政府的主张，第一次发出“振兴中华”的号召。严复在天津报纸上提出“救亡”口号。中国先进分子的觉醒，开始唤起民众，掀起前仆后继的壮烈斗争。

1895年4月17日，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与清政府头等全权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即《下关条约》，亦称《日清媾和条约》或《春帆楼条约》，内含：《讲和条约》 11款，附另约、议定专条及停战展期专条，主要内容有：确认朝鲜脱离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完全控制。相关背景是：1876年，日本与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目的是使朝鲜脱离中国的影响，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并以其为据点，作为入侵中国的桥头堡。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后加“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合计2.3亿两，相当于清政府3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增辟苏州、杭州、沙市、重庆4个通商口岸。日本以驻军威海卫为手段，监管清政府履约，每年支付驻军费白银50万两。此外，日本还从入侵中国各地中，掠夺价值1亿多两白银的战利品。《马关条约》造成的清朝政府对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甲午战败，唤醒了国人，其震撼之深、之广，远远超过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梁启超评论甲午战争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

1899年日本在枥木县举行陆军大演习，邀请清朝驻日使馆武官丁鸿臣参观。日军参谋长大山岩对丁鸿臣说：“唐以来，日本饮食、衣服、起居、学问之事，皆中国赐之。今日愿助力者，不惟辅唇齿之义，亦报往日之赐。”由此发端，中国官方(主要是地方政府)选派和民间自费的大批知识分子相继赴日留学。

据《日本帝国年鉴》统计，1900年中国留日学生为6890人，1905年突破1万人，直至1936年中日战争爆发，留学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下10万，其中留学军事的有1600多人。中国先后留日学习、考察的著名人士有：孙中山、黄兴、廖仲恺、何香凝、宋教仁、蒋百里、蔡锷、蒋介石、吴雅晖、汪精卫、张群、程潜、阎锡山、胡汉民、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董必武、李达、杨度、廖承志、澎湃、梁启超、陈天华、秋瑾、鲁迅、郭沫若、沈雁冰、田汉、陈寅恪等，他们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河上肇的著述中了解社会主义理论，学习近代西方科学和军事技术，寻求中国救亡图存的知识，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众多领域，都产生过广泛影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独立的伟大斗争中，都在不同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优秀分子成为杰出的领军人物。这页历史，正像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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