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故事11：拿破仑时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

出版社：理想国|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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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故事11：拿破仑时代试读：

总目录

拿破仑时代（上）

目录

致读者

第一部 法国大革命

第一章 革命的背景（1774—1789）

法国人民

政府

第二章 国民会议（1789.5.4—1791.9.30）

三级会议

巴士底监狱

马拉（1789）

舍弃（1789.8.4—8.5）

赴凡尔赛（1789.10.5）

革命的宪政（1790）

米拉波偿还债务（1791.4.2）

赴瓦雷纳（1791.6.20）

第三章 立法会议（1791.10.1—1792.9.20）

戏剧中的角色

战争（1792）

丹东

大屠杀（1792.9.2—9.6）

第四章 国民公会（1792.9.21—1795.10.26）

新共和国

第二次革命（1793）

马拉之死（1793.7.13）

“伟大的公安委员会”（1793）

恐怖时代（1793.9.17—1794.7.28）

温和派（1794.7.29—1795.10.26）

第五章 督政府（1795.11.2—1799.11.9）

新政府

年轻的拿破仑（1769—1795）

约瑟芬

意大利的旋风（1796.3.27—1797.12.5）

共和历12月18日的政变（1797.9.4）

东方的幻想（1798.5.19—1799.10.8）

督政府的没落（1797.9.4—1799.11.9）

拿破仑的崛起（1799.11.9）

第六章 大革命下的人生（1789—1799）

新的阶级

新道德

风俗

音乐与戏剧

艺术家

科学与哲学

书籍与作者

斯塔尔夫人与大革命

回顾

第二部 法国大革命与英国

第一章 英格兰在忙碌

另一种形式的革命

底层

忧郁的科学

罗伯特·欧文（1771—1858）

第二章 英国的生活

阶级

政府

宗教

教育

道德

礼仪

英国的剧场

总结

第三章 英国的艺术

艺术家

建筑

从漫画到康斯太布尔

特纳（1775—1851）

第四章 英国的科学

进步的通衢

物理学：拉姆福德与扬

化学：道尔顿与德维

生物学：伊拉斯谟·达尔文

医学：詹纳

第五章 英国的哲学

托马斯·潘恩论基督教

葛德文论正义

马尔萨斯论人口

边沁论法律

第六章 文学的转变

报纸

书

简·奥斯汀（1775—1817）

威廉·布莱克（1757—1827）

第七章 湖畔诗人（1770—1850）

环境

华兹华斯（1770—1797）

柯勒律治（1772—1794）

骚塞（1774—1803）

柯勒律治（1794—1797）

三人组合（1797—1798）

抒情民谣集（1798）

流浪的学者（1798—1799）

格拉斯米尔的田园生活（1800—1803）

爱情、劳动、鸦片（1800—1810）

哲学家柯勒律治（1808—1817）

华兹华斯的巅峰期（1804—1814）

高门圣哲（1816—1834）

论遗世独立派

骚塞（1803—1843）

华兹华斯的独白（1815—1850）

第八章 反叛的诗人（1788—1824）

褪色的污点（1066—1809）

欧陆大旅行时期的拜伦（1809—1811）

伦敦之狮时期的拜伦（1811—1814）

婚姻试验时期的拜伦（1815—1816）

雪莱的青年时期（1792—1811）

雪莱的私奔（1811—1812）

雪莱的私奔（1812—1816）

拜伦和雪莱的瑞士假期（1816）

拜伦在威尼斯衰朽（1816—1818）

雪莱家长（1816—1818）

雪莱的巅峰时期（1819—1821）

拜伦的爱情与革命（1818—1821）

对照

比萨诗篇（1821—1822）

雪莱的祭物（1822）

拜伦的转变（1822—1824）

生存者

第九章 英格兰的邻邦（1789—1815）

苏格兰人

爱尔兰人

第十章 皮特、纳尔逊和拿破仑（1789—1812）

皮特与大革命

纳尔逊（1758—1804）

特拉法尔加角（1805）

英国的世纪（1806—1812）

第三部 拿破仑与欧陆

第一章 伊比利亚半岛

葡萄牙（1789—1808）

西班牙（1808）

亚瑟·韦尔斯利（1769—1807）

半岛之战（1808—1812）

结果

第二章 意大利及其征服者（1789—1813）

意大利与法国大革命

拿破仑治理下的意大利（1800—1812）

国王与教皇

战争之后

卡诺瓦（1757—1822）

再见吧！意大利！

第三章 奥地利（1780—1812）

开明的专制君主（1780—1792）

弗兰茨二世

梅特涅

维也纳

艺术

第四章 贝多芬（1770—1827）

在波恩度过的少年时代（1770—1792）

进步与悲剧（1792—1802）

英雄的岁月（1803—1809）

情人

贝多芬与歌德（1809—1812）

最后的胜利（1811—1824）

剧终（1824—1827）

插图

因此，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卷，是耗一生时间，经5年辛苦经营而成的。这本书就整个篇幅来看嫌长，而就各部分来看又嫌简短，因为唯恐死神随时会叫我们歇手。我们出版这卷，不是为专家学者出的——他们从本书中所获无多——而是为我们的朋友出的。这些朋友，不管他们在何处，多年来他们一直耐心地关怀着我们，他们或者也可从中发现一点瞬间的光芒或欢愉的幻景。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第一部法国大革命《刺杀马拉之后的科黛》（波德里，1858年）。马拉会见科黛时，他正在洗澡间。会谈中，她提到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马拉记了下来，并对她说：这些人将被送上断头台。于是，她从衣服下拔出匕首，刺穿了马拉的心脏。第一章革命的背景（1774—1789）法国人民

在18世纪的欧洲，法国是人口最稠密、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1780年，俄国有居民2400万人，意大利1700万人，西班牙1000万人，大不列颠900万人，普鲁士860万人，奥地利790万人，爱尔兰400万人，比利时220万人，葡萄牙210万人，瑞典200万人，荷兰190万人，瑞士140万人，丹麦80万人，挪威70万人，而法国人口为2500万人。巴黎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是欧洲教育程度最高而且意趣盎然的城市，居民约650万人。

法国人民分为三个等级或阶级（身份）：教士，约13万人；贵族，约40万人；余下的皆为平民。经济方面不断好转、政治上却处于不利地位的第三阶级，尝试取得与他们增长中的财富相称的政治力量与社会地位，由此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每一阶级又分为子群或层，以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归属人群。

最富有的阶级是教会的教阶组织——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与修道院院长，而地方上的牧师与副牧师最穷。经济因素超越教义界限，在法国大革命中，阶级较低的教士与民众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上级。修道院生活已失去其吸引力，在法国，圣本笃教团的僧侣人数，由1770年的6434人减至1790年的4300人。几个不太重要的修道会，在1780年以前被解散，耶稣会则早已于1773年解散。一般说来，宗教在法国城市中衰退了，许多城市的教堂一半是空的。在农村，异教徒习惯和古老迷信积极地与教会的教义和仪式展开竞争。不过，修女仍然积极献身于教育与看护，并受到富人和穷人的一致赞誉。即使存在对基督教的怀疑，仍有成千上万的女人、小孩与男人，以敬神求其生活免受命运的打击而获得安逸，借圣人的传说来满足他们的想象，用宗教节日来缓解连续工作的劳苦，而且想从宗教中寻找一种打破困惑与拯救绝望的镇痛剂。

政府之所以支持教会，是因为政治家承认：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牧师能给予他们不可缺少的帮助。依他们的看法，人类禀赋的不同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财富分配不均。因此，为了资产阶级的安全，必须维持温和而谦恭的公议，用以补偿穷人对天堂的向往。这对法国意义甚大，因为以宗教为支撑的家庭仍然是政府兴衰、国家安危的基础。此外，牧师谆谆教诲信徒信仰国王的神圣权力，鼓励他们服从这个地位与权力的天定旨意，而国王也觉得这种神话对维护统治秩序很有助益。因此，他们几乎将各种公共教育都留给天主教教士。新教在法国的成长威胁到国家教会的权威与利益时，胡格诺派便被无情地驱逐了。

为感谢天主教士们的服务，政府允许教会从每个教区收取什一税及其他所得，允许他们从事遗嘱的制作——催促将死的“罪人”购买可去天堂的赎罪券——作为交换，罪人们把自己俗世的财产遗留给教会。政府免除教士的赋税，因此时常从教会收到丰富的“自由捐赠”。被赋予如此众多的特权，教会在法国积聚了大量的土地——总计为1/5的国土，并将这些当作封建财产来管理，征收封建税。教会将信徒的捐献转换为金银装饰品，比如镶在皇冠上的珠宝，那是历来对抗通货膨胀的方法，也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樊篱。

由于教会盘剥什一税，许多教区的教士竟失去了教区的收入，只能在虔诚的贫穷中工作，许多主教却生活得舒适优裕。高贵的大主教还可以远离他们的教区，出入王宫。法国政府濒临破产之际，按照塔列朗的估计，法国教会享有1.5亿利维尔的年收入。负担纳税的第三阶级，对政府没有迫使教会将它的财富拿出来分享而深感诧异。“不信仰”的文艺作品散布开来时，数以千计的中阶层市民与数以百计的贵族放弃了对基督的信仰，而且用哲学上的冷静态度旁观大革命侵袭那些神圣的阶级堡垒。

贵族阶级隐约发觉自己失去了许多一直赖以为生的特权：他们作为佩带剑的贵族，曾代表了军队的防卫力量、经济的“指挥者”与农业社会的“司法首领”。但是这些权益大多数被黎塞留与路易十四统治下的中央集权权力的实施取代。许多领主居于王宫，并不在意他们的领地。1789年，他们服饰华贵，风度优雅，而他们的平易亲切，让人很难想象他们拥有全国的1/4土地，并有丰足的封建税收收入。

他们中较古老的家庭自称为贵族阶级，他们的血统可追溯至5世纪征服并重新命名高卢的日耳曼法兰克人（Germanic Franks）。1789年，德穆兰称大革命为迟延已久的种族报复时，他利用这种自豪来对抗外来的侵略者。实际上，约95％的法国贵族是渐增的中产阶级与凯尔特人，他们的土地和头衔与中产阶级新的财富和伶俐的头脑合为一体了。

新兴贵族——大礼服贵族——约包括4000个家族，其家长由于被指派了司法或行政的职位，因而自动地享有贵族身份。大多数这种职位被国王或他的大臣们出售而为国家增加收益时，许多购买者认为以温和的索贿手段重新收回他们的支出已有了保证。“当政者贪财”，“在法国十分猖獗”，这样的言语，只是濒临灭亡政权的成百抱怨中的一种。这些官衔与阶级有些是世袭的，持有者加倍，特别在最高法院或各地区的法院中他们的自傲与权力增加至1787年的顶点时——巴黎的最高法院要求对国王的敕令有否决权力，以时间而言大革命开始逼近了。

在《何为第三阶级》（一本小册子，出版于1789年1月）中，作者西哀士提出并解答了三个问题：什么是第三阶级——一切东西；直到现在它是什么情形——一无所有；什么是它想要推出的——一些东西。在尚福尔的修正中，最主要者包括：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及它的10万户家庭与它的许多阶层——银行家、代理商、企业家、商人、经理、医生、科学家、教师、艺术家、作家、新闻记者、新闻界（第四“阶级”，或力量）和小民（有时称“人民”）——包括城镇的贫民与商人，在陆上或海上的运输工人和农人。

中上阶层掌握、支配正在增大并扩张中的势力：可流动货币与其他资本的力量，与静态的地产或衰微的宗教信条展开积极的竞争。他们投机于巴黎、伦敦与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而且依照内克的估计，中上阶层已经控制了欧洲一半的货币。他们以贷款来资助法国政府，如果贷款与费用不能偿付，则以推翻政府作为威胁手段。他们拥有或经营着法国北部迅速成长的矿业与冶矿业，里昂、特鲁瓦、阿布维尔、里尔与鲁昂的纺织业，洛林的铁工厂与盐厂，马赛的肥皂工厂，巴黎的制革业。他们经营着正在取代过去手工艺作坊与同业公会的资本主义工业。他们欢迎重农主义者的理论，因为自由企业较传统的工业规约与国家的贸易更加刺激而有生命力。他们资助并筹划由原料到制成品的转换，并将这些成品由生产者运至消费者，使双方均获得利润。他们得益于欧洲最好的3万英里道路，但是他们公然抨击法国对道路与运河征收的通行税，及由各省不遗余力地维持的度量制度。他们控制商业，使波尔多、马赛与南特富足；他们组织如英德斯与伊沃克斯这类庞大的股份公司；他们将市场由城市拓展到世界，进而通过这种贸易使法国发展为仅次于英国的海外帝国。发觉到他们——而非贵族——是法国渐增财富的创造者时，他们决定与贵族和教士均等地分享政府的利益与职位，竞争在法律上与王宫内的地位，涉足所有法国社会上的特权与恩赐的途径。罗兰夫人——高尚而有教养但属于中产阶级——应邀造访一位有爵位的夫人，却被要求在那里与仆人共餐而不得与贵族宾客同座时，她发出抗议的呼喊，得到中产阶级发自内心的共鸣。他们结合“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箴言时，愤慨与热望已经固植于他们的思想中了。这并不意味着其向下或向上，但可作为行动宗旨直到陋习得以变革。于是，中产阶级成为支持大革命最主要的力量。

他们塞满戏院，为博马舍讽刺贵族社会而喝彩。他们加入互助会分会，为生活与思想的自由而工作，其努力竟甚于贵族。他们阅读伏尔泰的作品，领略到他的腐蚀性的才智。他们赞同吉本关于“所有宗教对哲学家同样虚假，而对政治家却同样有用”的看法。他们秘密地崇拜霍尔巴赫与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认为它可能不完全是生活与思想中的指导原则，但要对抗控制大多数人心与一半法国财富的教会，它的确是便于使用的武器。他们同意狄德罗关于现存政体的一切几乎都是荒谬的看法。他们不喜欢卢梭，因为他有社会主义气味。但是他们比起法国社会任何其他等级的人们，更能感受并扩大文学和哲学的影响。

通常，哲学家在政治上是稳健的，他们接受君主政体，而且不憎恶王室的礼物。他们指望“开明的君主”像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甚至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而不将粗鄙与冲动的劳动阶级当作改革的政客。他们确信理性，即使他们知道它的极限与适应性。他们推翻由教会和国家控制的思想禁锢，开放与扩大了成百万人的心智。他们为科学在19世纪的胜利做准备，甚至——拉瓦锡、拉普拉斯与拉马克这样的科学家，也加入大革命和战争的大动乱中。

卢梭使自己脱离哲学。他尊重理性，但是他高度地屈服于情感与一种令人鼓舞、使痛苦缓和的信仰。他的《萨伏依人教区牧师的宗教职业》为罗伯斯庇尔提供了一个宗教的立场。他的坚决主张统一的国家教条，让公共安全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宣布政治邪说——起码在战时——为死罪。大革命的雅各宾派接受《社会契约论》的主张：人类是天生善良的，但受腐败制度与不公平法律的支配而变坏了；人类是天生自由的，却变成了人为的文明的奴隶。在权力方面，大革命的领袖们采取了卢梭的观念，即“公民”应接受政府的保障，发誓绝对服从政府。马莱·迪庞写道：“1788年，我在街上听到马拉朗读并评论《社会契约论》，热心的听众为之喝彩。”卢梭的人民主权在大革命时先变成国家的主权，继而变成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主权，最后竟变成一人的主权。“人民”在大革命的词汇中，意指农人与市镇工人。即便工人占人口较少的市镇，那里没有连绵不断的工厂，而是有着哼着好听调子的屠户、面包师傅、酿造者、杂货商、厨子、小贩、理发师、零售商、旅馆老板、葡萄酒商、木匠、泥水匠、油漆匠、玻璃工人、石膏师、农夫、鞋匠、女裁缝、染匠、清洁工人、成衣匠、铁匠、用人、家具师、马具师、车匠、金匠、刀匠、织工、制革匠、印刷工人、书商、妓女与小偷的地方。这些劳动者穿着长及足踝的窄裤而非上流社会的及膝短裤（裙裤）与长袜，因此被称为“无套裤汉”（sans culottes），他们在大革命中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从新大陆流入的金银与不断发行的纸币，使欧洲各地物价上升。在法国，1741年至1789年，物价上升了65％，而工资仅上升了22％。在里昂有3万人于1787年接受救济，在巴黎有10万户家庭于1791年被列为贫困户。劳工联盟支持的经济行为受到禁止，罢工虽被禁止，仍不断发生。大革命快到来时，劳动者处在不断递增的沮丧与反叛中。只要给他们枪支与一位领袖，他们就会攻下巴士底监狱，侵入土伊勒里宫，而且废除国王。

1789年法国农民的生活境况也许较优于一个世纪以前，当时拉布吕耶尔夸张地指出一篇论文误认他们为野兽。也许除意大利北部的农民以外，大部分法国农民的境况较优裕于欧洲大陆其他各地的农民。约1/3的可耕地由自耕农占有，1/3则被贵族、教会或资产阶级所有者出租给佃户或佃农，其余则由农场雇工在所有者或管事人的监督下经营。越来越多的所有者关注以前让农民自由放牧家畜或采集木材的“公共用地”（common lands），在为成本增加及剧烈的竞争烦恼——为了耕种或畜牧之故。

除少数拥有“自由地的”（无义务的）农民外，一切土地都受制于封建税。他们受契约特许状约束，每年给领主——贵族的采邑——几天无报酬的劳务（强迫劳役），帮助领主耕作土地与修复道路。不论何时，他们在使用那些道路时，还得向领主付通行税。他们每年应付给领主一定的产品或现金，作为免役税。如果他们出售他们的土地，领主有权得到10％或15％的收益。如果在领主的河流捕鱼或在领主的农场放牧时，他们要付费用给领主。每次使用领主的磨坊、面包厂、葡萄榨汁器或榨油器时，他们都需要支付费用，因为这些费用是受特许状保护的。通货膨胀时，土地持有人因价格上升而以日渐严厉的手段来课征，从而使自己的收入有所保障。

因为教会保佑收成，并以圣礼使农民的生命尊荣，农民每年献什一税给教会——通常不及年收入的1/10。比什一税或封建税更重的是政府向他们征的税：人头税——每年收入的1/20；销售税——他们每次购买金或银器具，金属产品、酒、纸、淀粉等商品要交纳；盐税——每年必须以政府规定的价格向政府认购一定量的盐。因为贵族与教士发现很多合法与不合法的方法可以逃避许多税收——战时的征集，富有的年轻人可购买替身赴死，于是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支持政府与教会的重担均落在农民身上。

这些税收，包括什一税和封建税，收成好时可能还交得起。但是，因战争破坏或自然灾害使收成变差，一年的辛苦工作眼看着白费时，这些税赋就带来不幸了。于是，许多地主将他们的土地和劳工，出售给土地投机者。

1788年是以冷酷的天灾为特色的。一次严重的旱灾阻碍了农作物的生长；一场大冰雹，从诺曼底袭击到香槟地区，蹂躏了180英里平素肥沃的地带。1788年的冬季是18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寒的一个冬天，成千的果树冻死。1789年，水灾损失惨重，夏季发生的饥荒几乎波及每个省。政府、教会与私人慈善机构努力供给食物以抵抗饥馑，虽然只有少数人饿死，但数百万的人生活资源匮乏。从卡昂、鲁昂、南锡、奥尔良、里昂，可看到为玉米而激烈争斗的景象；在马赛可看到8000个饥饿的人，在城门口威胁着要进占与抢夺城市；在巴黎圣安托万的工人阶级区内，有3万名贫民需要照顾。同时，一项放宽与大不列颠的贸易条约（1786年），造成法国工业产品的过剩，以致本国货物跌价，并促使无数法国工人失业——里昂2.5万人，亚眠4.6万人，巴黎8万人。1789年3月，农民拒绝缴税，这加速了国家破产的厄运。

阿瑟·扬（Arthur Young）于1789年7月到法国首都以外各地旅行，遇见一名农村妇女，她抱怨税收和封建税使农民永远生活在贫困边缘。但是，她接着说，她知道“有一些伟人愿为这样贫穷的国家做一些事……因为税收与封建税正压榨着我们”。他们听说路易十六（下文简称为路易）是一位好人，他渴望改革弊病与保护穷人。他们满怀希望地遥望着凡尔赛宫，为国王的长寿祈祷。政府

路易是一个好人，但称不上一位好国王。他不想统治国家，但他父亲的过早去世（1765年）使他成为法国王太子，接下来他的祖父路易十五的驾崩（1774年）使他在20岁时就成为法国统治者。他不愿管理人民，却有使用工具的特长，而且是一位优秀的锁匠。他宁愿打猎也不愿统治法国，在他看来，未射中一头雄鹿是最大的损失。1774年至1789年，他打倒了1274头猎物，射杀了189251头猎物。他总是不愿下令处死人，也许是由于他命令他的瑞士御林军于1792年8月10日停止射击，他才失去了王位。每次打猎回来，他都食量大增。他胖却很强壮，拥有一位巨人的力量，轻轻一抱几乎要把人压扁。安托瓦内特认为她的丈夫很好：“国王不是一个懦夫，他拥有极大的勇气，但他过分羞怯与缺乏自信……他害怕指挥……在路易十五眼里，直到21岁，他仍像一个小孩，而且总是心神不宁。这种束缚造成了他的胆怯。”

路易对王后的爱情是他失败的部分原因。王后美丽端庄，她以她的魅力与欢笑使他的宫廷生色。她宽恕他迟延他们婚礼的举动。他的包皮太紧使他对性生活没有兴趣。有7年之久，他不断尝试，逃避解决他困难的简单手术。1777年，王后的哥哥、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说服他动手术。不久，一切都很完美了。也许因夜间经常惊醒并使他的配偶失望而有负罪感，他过分地容忍她的积习：赌博，拥有奢侈的衣柜，经常为那些使他烦厌的歌剧到巴黎游玩，与费尔桑伯爵的柏拉图式或者与朗巴尔公爵夫人萨福式的友谊。他消遣他的朝臣，而且羞辱他们的祖先，以取悦他的妻子。他给她名贵的珠宝，但她和国家想要的是一个孩子。孩子来到时，她用事实证明自己是一个好母亲，她照料疾病中的孩子，并几乎弥补了她的骄傲与不断干预政府事务造成的所有过失。她获得一些谅解，因为路易很少选择或坚持行动的目标，而且经常等待王后为他做决定，一些朝臣希望他能拥有王后迅速判断与敏捷的指挥能力。

国王尽其所能来处理加诸他的种种危机——因气候、饥荒而带来的面包危机、税收的骚动、贵族与国会的需索，朝廷与行政部门的支出和财政部增加的赤字等。有两年的时间（1774—1776年），他允许杜尔哥应用重农主义理论：自由的企业与竞争，市场的无阻碍垄断，依供求关系决定劳动者的工资与商品的价格，使法国经济复苏并增加了政府收益。巴黎市民习惯将政府当作他们的唯一保障，反对市场贪心的操纵者，反对杜尔哥的措施，发动暴动，并乐于见到他的失势。

几个月的踌躇与混乱之后，国王任命内克，一位居住在巴黎的瑞士新教徒金融家，为财政部部长（1777—1781年）。在这位外国异教徒的领导下，路易实施了一次有意义的小范围改革计划。他允许地方省成立民选的“议会”，作为选民意见的表达机构及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他抨击徭役，并公开声明（1780年）：“对我们臣民中最穷的那部分人的税收，在比例上，已远超过所有其他部分人。”这震惊了贵族。他表示：“富人们必须支付那些他们早应与其他人共同负担的费用时，不要认为自己受到损害。”他自己田地上的最后一批农奴获得自由，但是他拒绝内克向贵族与教士采取相同的措施。他设立当铺，以3％的利息贷款给穷人。他禁止使用严刑来审问证人或罪犯。他建议废止在樊尚的地牢，摧毁巴士底监狱，以作为监狱改革计划的一部分。他允许异教徒与犹太人享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此举并未顾及自己的虔敬与正教的信仰。他不愿惩罚自由思想，并任由巴黎无情的小册子作者讽刺他为一只乌龟、他的妻子为一名妓女、他的孩子为私生子。他还禁止他的政府侦查人民的私人通讯。

因为博马舍与法国革命哲学家的热心支持，路易不顾内克的反对（内克预测此冒险行为将造成法国的破产），从经济上援助美国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援助总额达2.4亿。一支法国舰队及拉法耶特侯爵与罗尚博的大军，帮助华盛顿在约克镇击败英国的科恩·沃利斯，逼迫他投降而导致战争结束。但是民主的观念已经横越大西洋进入法国，财政部在新债之下被拖垮，内克被撤职（1781年），而资产阶级的债券持有者们极力要求控制政府的财政。

同时，巴黎的最高法院坚持要以国王敕令的否决权阻止君主政体，路易·菲利浦·约瑟——奥尔良公爵——他的堂兄（来自路易十四弟弟的直系血统），几乎公开策划夺取王位。奥尔良公爵利用拉克洛与其他工作人员，在政治家、小册子作者、演说家与妓女之中散布金钱与承诺。奥尔良公爵还开放他在巴黎的宫殿、庭院与花园给他的属下。于是，在这些地方，餐馆、酒店、书店与赌博俱乐部崛起，以容纳日夜聚集在那里的群众。来自凡尔赛的新闻由特别信差迅速送达那里。小册子几乎每小时都在那里产生，到处在议论纷纷，罢黜国王的阴谋筹议完成了。

被折磨到了绝望之际，路易重新召回内克为法国财政部部长。在内克的极力主张下，1788年8月8日，路易向全法国发布一道命令，令各地区选举有领导地位的贵族、牧师与平民到凡尔赛，组成三级会议，为解决王国难题，提供给他意见与支持。这也许是保全或推翻王位唯一而危险的手段。

政府向国民作这种历史性的命令，有一些著名特征。因为几乎两个世纪以来，民众被确认为粮食供应者、纳税者与对战神的定期朝贡者。第一，国王两度在内克的敦促下，排斥贵族抗议，宣布第三阶级在三级会议中的代表应为人数之和且拥有选举权。第二，选举用目前实行于法国的成人普遍直接投票的方法：任何一个年龄在27岁以上的男子，过去一年缴付过任何一种政府税收，就有资格参加地方会议的投票，由地方会议再选出巴黎的代表。第三，国王在他的命令中增加一项请求，要所有选举的会议向他提呈报告，并载明每一区域的每一阶层的需要与困难，须附有补救与改革的建议。在法国人的记忆中，从未有任何国王曾询及人民的意见。

615份由代表呈递给国王的怨懑公报中，有545份幸存，几乎全部表示他们对国王的忠心。从情感上，他们也是把国王当作一位善良的人。但是几乎全部建议都是关于如何弥补他的君主立宪政治的民选会议，以分担他的困难与权势，却无一提及国王的神圣权力。他们呼吁有陪审团的审判、信件的隐私权、税收的现代化、法律的改革。贵族的“陈情书”坚决要求在未来的三级会议中，每个阶级必须分别开会与投票，而且除非得到三个阶级的共同批准，否则任何措施不得成为法律。教士的“陈情书”要求终止信仰异教自由，而且要求教育由教会完全控制。第三阶级的“陈情书”以不同语式表达：农民需要减税，废除农奴与封建税，普及免费教育，保护农田不受君主狩猎与动物的破坏。中产阶级还希望事业开放给有才的人而不考虑其身世，终止过境费。有些建议提出国王应以没收并出售教会财产以消除财政赤字。大革命的第一阶段的轮廓已经显现于这些报告中了。

国王对子民们的谦逊，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巴黎以外任何缴过税的人都有投票资格，在巴黎仅那些缴过通行税6利维尔以上者才可投票。也许国王与其朝臣不愿让50万名无套裤汉选民代表出席三级会议。因此，无套裤汉干脆离开合法的政治舞台，而且受到引诱，认为只有通过暴力，他们才能够表现出他们完整的愿望。人们已经知道，他们将复仇：1789年他们占领巴士底监狱，1792年他们废除国王，1793年他们组织法国的政府。第二章国民会议（1789.5.4—1791.9.30）三级会议

1789年5月4日，第三阶级的621位代表穿着资产阶级的黑色礼服；后边跟着285位贵族，戴着羽饰的帽子，穿着金色镶边的礼服；接着是308位教士（职位高的教士着紫色袍子以区别他们的身份）；然后是国王的阁员与他的家属；最后是路易与王后，全部以旗帜与乐队开道，并由军队护随，走向指定的会议地点，距凡尔赛王宫不远处的小快乐大厦（Minor Diversions）的会堂。欢欣鼓舞的群众立于行列两侧。有些人因欣喜与希望而流泪了，他们从这些敌对阶层的融洽场面中，看到了在仁慈的国王领导下的和谐与公正的保证。

路易向集合的代表演讲有关国家濒临破产的情形，他归因于“耗费巨大而光荣的战争”。他要求他们设计并批准增加国家收入的新方案。内克继续做3个小时的统计说明，这甚至使革命蒙羞。次日，这种各个阶级的融洽消失了。教士聚集在毗邻的较小厅堂内，贵族则在另一处。他们认为，像在175年以前召开的最近一次三级会议一样，每一阶级应分开讨论与投票，而且未经所有阶级与国王同意，任何提案不应变成法律。让阶级来决定提案，结果是将所有一切权利让给了第三阶级。很明显，许多较穷的教士愿意袒护平民，有些贵族——拉法耶特、奥尔良与赖古德公爵——危险地怀有自由主义的情操。

一场长期的精神之战因此发生。第三阶级可以延缓须由他们核准才能实施的新税收，然而国王焦急地等待着新税收。人民具有的是年轻、活力、雄辩与决心。里克蒂·米拉波伯爵带给他们他的经验与勇气，及他的思想与声音的力量；内穆尔提供他的重农主义的经济学知识；穆尼耶与安东尼·巴纳夫带给他们法律知识与策略；巴伊，已经是一位成名的天文学家，他以冷静的判断来调和大家激烈的争论；罗伯斯庇尔用永续的热情表示一个人将不缄默，直到他随心所欲。

1758年出生在阿拉斯的罗伯斯庇尔并不知道，从1789年算起，他只有5年时间可活了。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事件中心点或附近活动。他的母亲在他7岁时去世，他的父亲在德国失踪，遗下的4个孤儿由亲戚抚养长大。罗伯斯庇尔赢得巴黎路易学院的奖学金，取得法律学位，在阿拉斯开始律师生涯。因为他鼓吹改革，博得美名，成为阿图瓦省的代表之一参加三级会议。

罗伯斯庇尔的容貌不利于他的演说。他仅有5英尺3英寸高，他唯一的优点是精干。他的面孔宽阔而扁平，并留有天花落下的麻子。他的眼睛视力差，戴着浅蓝色的眼镜，卡莱尔因此称他为“海绿色的罗伯斯庇尔”。他拥护民主政治，并保护男性投票权，虽然有人警告此举会使最底层的人成为统治者和一切的标准，他却不顾及。他的生活像底层社会的平民一样简单，但是他不模仿无套裤汉。他穿着整洁的深蓝色燕尾服，及膝的马裤或丝制的裤子。在盛装与擦发粉前，他很少外出。他与木匠迪普莱同住在圣誉街上。他在家中用膳，而且靠他18法郎一天的代表的报酬过活。不久他从那尘世最低处迁至巴黎最高级处，随后至法国最高级处。他多次谈论道德，当然他也遵守道德。公开场合的他严肃而冷酷，在私下里他却慷慨、热情，而且极愿为人服务。菲利普·邦纳罗蒂十分了解他。他似乎很能控制自己，不受女人的魅力诱惑，他将他的感情放在他的弟弟奥古斯丁与圣茹斯特身上。无人会指责他的性道德，金钱不能收买他。在1791年的巴黎沙龙画展中，一位艺术家展出一幅他的画像，简单地标上“不能收买的”几个字，似乎也无人批评过这个名词。罗伯斯庇尔认同孟德斯鸠的观念——视道德为一个成功的共和国不可缺少的基础，没有不能收买的投票者与官员的“民主政治”将是赝品。他赞同卢梭的观点——“人生而善良”的见解，及“民众的意愿应是国家的法律，任何人固执地反对大众的意志无疑应判死罪”。他赞同卢梭的看法——某些宗教信仰对心境的平和、社会秩序及国家的安全和生存，是不可缺少的。

一直到罗伯斯庇尔接近生命终点时，他似乎仍不怀疑他对民众意志判断的正确性。他的精神比他的意志薄弱，他的大多数想法来自阅读或充满革命气氛的标语。他死得太早了，因而未获得足够的人生经验或历史知识，未以耐心的观察或公正的见解遏止他抽象或凡俗的观念。他忍受着我们共同的失败——他不能将他的自大从自己眼中除去。他表现的热诚使他自己信服——他过分自信和虚荣。“那个人，”米拉波说道，“将来大有希望——他相信他所说的一切。”最终，他走向了断头台。

在国民会议的两年半时中，罗伯斯庇尔做了约500次演讲，一般都太长而不能令人信服，而且过于诡辩而不够优雅。但是巴黎的群众了解他演讲的要旨，因为演讲而喜欢他。他反对宗教歧视或种族歧视，建议解放黑奴，并立志成为人民的护民官与保护者。他接受私有财产制度，但希望普及小规模企业，使之成为巩固民主政治之经济基石。他称财富不均等为“必然与无法医治的疾病”，根源于人类天赋的不平等。在这期间，他支持受一定约束的君主政治。他认为，企图推翻路易将导致混乱与流血，最终导致比国王更专横的独裁政治。

几乎所有的代表都不耐烦地听这位年轻的演讲家演讲，但米拉波是一个例外，他注意到罗伯斯庇尔论证的详细准备与说明。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米拉波生长在显赫而残酷的父亲阴影下的痛苦，他贪婪地吸取在旅行、冒险与罪恶中每一点有用的人生经验，了解人类的弱点及社会的不公平和贫穷，而且在十几个城市中遭到困苦。他诽谤的小册子或热烈的呼吁使他的政敌受辱，他的父亲要求国王将他关入监狱。最后，他以压倒性的胜利，被马赛与艾克斯省的第三阶层选入三级会议，来到巴黎成为最著名、最出色，也是颇受质疑的人物之一。在国家的危机中出现的智者，米拉波为历史上少有。所有巴黎知识分子都欢迎他，人们站在窗边目送他的马车通过。女人因他的桃色事件而兴奋，因他脸上的疤痕与变形而惊恐。代表们被他的演讲迷住了，虽然他们怀疑他的阶级、他的道德、他的理想。他们听说他生活越轨，喝酒无节制，而且负债累累，但是，他们了解他为保护老百姓而严责他的阶层。他们佩服他的勇气，而且怀疑他们在今后能否见到如此火山爆发般的激情。

在那些狂热的日子中，更多演讲充斥在杂志、小册子及俱乐部中。更多从事政治运动的人云集到首都，以至超过了巴黎小旅馆的容纳能力。一些来自布列塔尼的代表组成布列塔尼俱乐部（Club Breton），不久开放会员资格给其他代表，及口才好、有文笔的人。西哀士、罗伯斯庇尔与米拉波将俱乐部当成他们理想与计划的探测板与试验田。此处是那个强有力组织的第一种形态，其后被称为雅各宾派。共济会的分会是积极的，通常也袒护君主立宪政治，但是无秘密互助会阴谋的证据。

也许就是在布列塔尼俱乐部，西哀士与其他人士制定了一项策略——使贵族与教士参与第三阶级的联合行动。西哀士提醒民众，他们拥有法国2500万人口中的2400万人，为何还在犹豫该不该站出来为法国说话？6月16日，他建议在游艺厅的代表应该真诚地邀请其他阶级参加，如果他们拒绝，第三阶级的代表应宣布自己为法国的代表，而且着手制订法律。米拉波反对三级会议受国王召唤，反对三级会议在法律上受制于国王乃至被他随意而合法地解散。第一次他被大声喝倒彩。经过一晚的辩论与争斗，这个论题被提出表决：“会议将宣布自己为国民会议吗？”结果是490票赞成，90票反对。代表们自己宣誓完成立宪政体。政治上，大革命开始于1789年6月17日。

两天后，教士阶级单独集会，以149票对137票同意与第三阶级合并，较低层的教士与相识和服务过的平民共患难。高级教士们因这次背弃而震惊，联合贵族请求国王阻止阶级合并，同时提出，如有必要则解散三级会议。路易答应了他们的要求。6月19日晚上，国王即命令游艺厅立刻关闭，以容许它为三个阶级在6月22日举行的“王室会议”准备座位。第三阶级代表于20日到达时，他们发现门紧锁着，于是确认国王有意要解散他们。他们聚集在附近的一个网球场，穆尼耶建议集合在那里的577位代表，每一位应该签一项誓约：“永远不分散，而且在情况需要的任何地方集会，一直到宪法被牢固地建立。”除其中一位以外，代表们全部在这历史性场合宣誓。不久，雅克·路易·大卫将此描绘于一幅代表那个时代的重要绘画之中。从那时起，国民会议也是立宪会议。

延搁一天，王室会议于6月23日召开。国王命令一名助理代表他向联合会议宣读一项声明，表示他确信如无贵族与教会的保护，将陷于政治无能。他以不合法为由，拒绝第三阶级代表国家的声明。他答应终止徭役、逮捕令、内陆运输通行税与农奴制，但是他否决任何有损于“所有者……古代与宪法上的权力，或者前两个阶级的荣誉特权”的建议。如较高阶级同意，他保证税收公平。有关宗教或教会事务必须获得教士的批准，他以重申绝对君主政治作为结语：

如果，因为一个绝非我预料到的致命事件，你们将舍弃我于此伟大而艰难的工作，我将独自给予人民福利。我应独自视我自己为他们真正的代表……诸位先生，想想看，你们的任何计划没有我的特别许可，将不能获得法律效力……诸位先生，我命令你们立刻解散，而且明天早晨各按自己的阶级分开集会。

国王、大部分贵族与少数教士离开会堂。布雷泽侯爵宣布国王的命令，会议室必须清理。巴伊——三级会议的主席——回答道：集会的人民不能接受此项命令！米拉波责备布雷泽：“去告诉那些派你们来的人，我们依照着人民意愿来到这里，只有军队能迫使我们离开这里。”这并非实情，因他们受国王邀请而来。代表高喊“那是国民会议的意愿”，表示他们对此事的观点。凡尔赛守卫部队企图进入会堂时，一群自由主义贵族，包括拉法耶特，用他们的剑封住入口。国王询问应该做些什么，不耐烦地说：“让他们留下。”

6月25日，奥尔良公爵率领47位贵族加入国民会议，他们受到王宫内外狂热群众的欢迎，法国的卫兵在那里与革命群众友善地交流。同一天，首都发生了一次和平的革命。巴黎区域选出407人来作为巴黎选举代表，聚集在市政厅，而且任命了一个新的市政会议。王室的会议缺少军队支持，和平地退席。6月27日，国王要内克对现实让步，命令较高阶级与胜利的国民会议合并。贵族听从命令，但拒绝参加投票。不久，他们中许多人退出了会议。

7月1日，路易召集10个军团，大多数为德国人和瑞士人，前来援助他。7月10日，布罗格利公爵率领6000人的军队占领凡尔赛，另外贝桑瓦尔男爵的1万人已在巴黎四周布控。在扰乱与恐怖中，国民会议继续研究7月9日提出的新宪政报告。米拉波恳求代表保留国王作为对抗社会混乱与暴动的屏障。他描述路易为一位好心而有高洁观念的人，只是有时被浅见的顾问迷惑，同时他问道：

这些人研究过历史上任何人物，知道革命是如何开始并如何实行的吗？他们发现怎样致命的环境束缚，使最聪明的人逾越温和的界限；发现什么恐怖的刺激，使一些愤怒的人因过分注意这种恐怖，而且一想到就战栗不安吗？

代表们遵照他的忠告，因为他们也感觉到来自巴黎街道上的群众力量。但是路易对第三阶级所做的实质上的让步，并未报以适度的忠贞，内克再度被免职（7月11日），替代他的是王后顽固的朋友布勒特伊男爵，军人布罗伊被任命为陆军部长（7月12日）。此举激怒了激进派与自由派。危机即将来临。巴士底监狱

7月12日，德穆兰，一位耶稣会的毕业生，跳上王宫附近富瓦咖啡馆外的桌子，公然批评内克的免职与召进外国军队。“今晚德国人将进入巴黎屠杀居民！”他高喊着，并要求他的听众武装自己。那些听众做到了，因为他们闯入并控制藏置武器的市政厅时，新市政会议几乎没有抵抗。武装的起义者现在举着内克与奥尔良公爵的半身像，并以绿色帽章装饰他们的帽子，游行在大街小巷。大家得知这是可恨的阿图瓦伯爵（国王的弟弟）的仆人与卫队所穿制服的颜色时，绿色的帽章旋即被红、白、蓝——国家的颜色——取代。

因为畏惧混乱的暴动、财产的破坏及对财政的冲击，银行家关闭了证券交易所。中产阶级组成他们自己的义勇军，成为拉法耶特国民卫队的核心。然而一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为保护目前受害的中产阶级议会，以金钱资助民众反对君主政体，并促成法国卫队的感情天平向民主政治倾斜。7月13日，群众改组，因新加入社会底层贫民而扩大，他们攻入荣军院，而且缴获了2.8万支步枪与一些大炮。贝桑瓦尔担心他的军队会向人民射击，遂使他们闲散在郊区。武装的民众现在控制了首都。

武装的民众应该做些什么？许多人建议攻击巴士底监狱。这座古老的城堡位于巴黎东面，建于1370年，每年监禁令王室或贵族愤怒的重要受害者，通常由逮捕令——国王的秘密命令——收监。在路易时极少数的罪犯被关在那里，现在仅剩7名。路易自己很少发布逮捕令，1784年他还要求一名建筑师提供毁掉此座阴暗城堡的计划。但是百姓们不了解这些，他们将它当作残忍专制政治扣留受难者的地牢。

很明显，起义者无意在那时摧毁它。经过一晚的休息后，他们在将成为法国国庆日的7月14日向它集中。他们的目的是向典狱长要求准许他们进入，并占用传说堆集在那些城墙后的弹药与武器。到现在为止，他们仅有少量弹药，但是如果没有更多的军火供应，他们的步枪与少数大炮就无法保护他们免受贝桑瓦尔军队的攻击。然而，那些围墙——30英尺厚，100英尺高，塔内隐藏着大炮，并由80英尺宽的城壕环绕——严密警戒着。加入群众的新市政会议，向要塞司令官提供寻求和平的处理方案。

洛奈侯爵，我们敢说他是一位个性温和且受过高尚教育的人。他有礼貌地接见代表。代表们提出起义者和平行动的保证，前提是他能将大炮移离射击位置并命令他的114位士兵停止射击。他同意了，并用午餐款待他的访客。另一名委员收到相同的请求，但是包围者高喊他们要军火，而非言词。

双方谈判时，一些聪明的工人爬进控制塔，放下两座吊桥。急切的进攻者越过那些吊桥冲入庭院。洛奈命令他们后退，他们拒绝，于是洛奈的军队向他们射击。法国卫队推出5门大炮开始摧毁城墙时，入侵者死伤惨重。在此掩护下群众涌入监狱，并与军队展开肉搏战。98名进攻者与1名卫兵被射死，但是群众的愤怒与数目俱增。洛奈试图投降，如果他的部下被准许携带他们的武器安全离开的话。群众领袖予以拒绝，他只好屈服。胜利者又多杀了6名士兵，释放7名罪犯，夺取弹药与武器，俘虏洛奈，而且胜利地游行至市政厅。在途中，一些群众恼怒于遭受的意外灾害，将洛奈打死，割下他的头，并以长矛高举着。雅克·弗莱斯勒，一位商人，带领代表们至错误的武器所在地，被杀于德格莱沃广场，他的头被割下，并被游行队伍高举示众。

7月15日，各地区代表选巴伊为巴黎市长，选拉法耶特率领新的国民卫队，与兴高采烈的无套裤汉一起开始彻底摧毁巴士底监狱。国王既害怕又震惊，到国民会议宣布他已解散侵入凡尔赛与巴黎的军队。7月16日，贵族的会议劝告他由正离境的军队保护下离去，并向若干省的省会或外国宫廷寻求庇护。安托瓦内特热烈地支持这项建议，并为旅行收拾她的珠宝与其他可携带的财物。路易则在17日重新召回内克，使金融界与民众均为之喜悦。18日，国王抵达巴黎，在市政厅做短暂逗留，而且以大革命红—白—蓝的帽章加在他的帽上，表示他接受新市政会议与政治系统。回凡尔赛后，他拥抱他的妻子、他的妹妹与孩子们，并告诉诸位：“很高兴，可以不（再）流血了，我发誓绝不由我的命令再流一滴法国人的血。”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带着自己的妻妾，率领第一批移民离开法国。马拉（1789）

巴士底狱的占领不只是打击专制主义的象征性行动，它使国民会议不隶属于国王在凡尔赛的军队，而且使新的巴黎政府不受敌军的支配，它很不愿意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但它给予首都人民军火与武器，允许无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发展。

杂志进一步鼓舞巴黎市民。《法国公报》、《信使报》与《巴黎日报》是旧有的报纸，具有同样的水准。目前又出现卢斯塔洛（Loustalot）的《巴黎大革命》（Les Révolutions de Paris，1789年7月17日）、布里索的《法国爱国者》（Le Patriote Français，7月28日）、马拉的《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9月12日）、德穆兰的《法国大革命》（Révolutions de France，11月28日）……除了这些，每天还有成打小册子出版。这些小册子利用出版自由，增添新偶像，损毁旧名望。从毁谤（libel）这个字出自这些小册子的名称上（Libelles），我们可想象出它们的内容。

马拉是最极端、鲁莽、无情与有力的新人物。1743年5月24日，他出生在瑞士的纳沙泰尔。他的母亲是瑞士人，而父亲则为撒丁人。他从未停止崇拜卢梭。他在波尔多与巴黎攻读医学，并在伦敦行医时获得一定的成就（1765—1777年）。有关他在那里犯罪与荒唐的事，可能是他的敌人捏造出来提供给新闻业者的。他接受由圣安德鲁斯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而这个举动，如约翰逊所说的，是“借学位变得较为富有”。马拉以英文创作《奴隶的枷锁》（The Chains of Slavery），并在伦敦出版（1774年），激烈地指责欧洲政府与国王、贵族及教士共谋欺骗人民并使他们服从。1777年，他回到巴黎，在阿图瓦伯爵的马房做兽医，后升为伯爵卫队的内科医生。他赢得肺科与眼科专家的美名。他还发表了电、光与火方面的论文，其中有些被翻译成德文。马拉认为这些将带给他科学院会员的资格。但是他对牛顿的抨击使他受到了院士们的质疑。

马拉是一个极为骄傲的人，因受连续疾病的困累而敏感到了极端容易愤怒。他患上了难以治疗的皮肤炎，但他发现在温水浴盆中坐着或写字可暂时解除痛苦。就他5英尺的身高而言，他的头是太大了，两只眼睛也不平齐。一般人了解他喜欢独居。医生经常为他放血以减轻他的痛苦。在病情相对稳定时，他赚取他人的金钱。他做事具有强烈毁灭的野心。“我仅用24个小时中的2个小时睡眠……在3年中我未曾有过15分钟娱乐。”1793年，也许由于太多的室内生活，他罹患肺部疾病。后来那个刺杀了他的科黛，并不知道他不久将离开人世。

他的个性因他的疾病受到损害——他脾气的发作，他伟大的幻想，他对内克、拉法耶特与拉瓦锡的严厉批评，他发怒所招惹的群众暴动，掩盖了他很多的勇气、勤勉与奉献。他刊物的成功，不仅是由于他的风格过分夸张，而且他对无选举权的无产者仍有更多热心、坚毅与无报酬的支持。

马拉不高估民众的才智。他见到暴动升级，就加入它。但是至少在目前，他不考虑民主政治，而是商讨易遭罢免、暴动与暗杀的独裁政治。如同罗马共和时代一般，他暗示自己将成为一个好的独裁者。有时他认为政府应受有财产的人驾驭，因其与公共福利有最大的利害关系。他认为财富集中为自然，但他建议用倡导奢侈、罪恶、饥饿及需要的神权抵消它。“只要还有人缺乏民生必需品，无任何剩余可合法属于他们……大多数教会财富应分配给穷人，并在各地设立免费公共学校”，“社会亏欠那些没有财产者，工作简直没法满足他们所需的固定维持生活之物，没有供吃饭、住宿与穿衣所需的金钱，没有照料疾病及年老者与抚养孩童的设备。那些财富必须供给那些缺乏生活必需品者”，否则穷人有权以武力取得任何他们所需的。

大多数会议代表不信任且害怕马拉，但是与他共同生活的无套裤汉，因他的哲理而宽恕他的过失，他被警察搜捕时，他们冒险隐藏他。他必然有一些可爱的德行，以致他的情妇挚爱地伴随他，直至他去世。舍弃（1789.8.4—8.5）“这个国家，”莫里斯省长于1789年7月31日在法国表示，“目前接近无政府状态，正如其社会可能接近崩溃边缘。”控制市场的商人借提高谷物价格获得利润。携带粮食的船在运往城镇的途中遭到攻击与抢夺，无秩序与不安全造成运输混乱。巴黎犯罪猖獗。乡村受制于掠夺的强盗，以致几省的农民因他们“恐惧”这些不法的掠夺者而武装起来。惊惶的老百姓在6个月内获得40万支枪械。大恐惧平息后，农民决定使用他们的武器反抗收税者、独占者与封建地主。配备着毛瑟枪、草耙、大镰刀，他们攻击城堡，要求出示证明领主权利与税收的地契或契约书。如果出示给他们，他们就烧掉；如果被拒绝，他们就烧毁城堡，好几个地方的堡主被当场杀死。这套程序开始于1789年7月，蔓延至法国每个地方。有些地方暴徒持着标语牌，要求国王让他们有充分权益代表他们的区域。愤怒中的破坏经常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因此在莫巴赤修道院的田地上，农民烧掉房舍，带走餐具与亚麻布制品，拔开酒桶塞子尽情地喝，喝不了的就倒入沟中。有8个公社的居民侵入修道院，拿走地契，而且向修道士说明教士现在受制于老百姓。在弗朗什—孔泰省，一份给国民会议的报告说道：“将近40个城堡与领主的邸宅被抢掠或烧毁，3/5在朗格勒，2/5在多芬，所有维也诺斯区域的修道院受到冲击，无数贵族或富商被暗杀。”尝试阻止这些“农民暴动”的城镇官员被免职，有的被斩首。贵族放弃他们的家园，寻求其他安全处所，但是他们几乎到处遇到相似的“自发性叛乱”。第二次移民浪潮开始了。

1789年8月4日晚上，一位代表向在凡尔赛的国民会议报告：“来自各省的函件指出，各种财产竟是大多数罪恶暴乱的牺牲品。各处城堡被烧毁，修道院被摧毁，农场受到抢掠而荒废。税捐、封建税已不存在，法律没有权威，地方政府丧失权力。”剩下的贵族希望大革命能限制于巴黎并借少数派的退让得以平息，现在觉察出已是全国性的了，封建税已不能被维持。诺阿耶子爵建议：“所有的封建税是可赎回的……以货币支付或以公平价值补偿……徭役、奴隶制及其他私人形式的劳役将被废除而无补偿。”而且，终止阶级豁免，“税捐应由每个在王国的人按他所得的比例缴付”。

诺阿耶是贫穷的，而且受到这些极端痛苦措施的折磨，但是艾吉永公爵——最富有的爵爷之一——赞成这项建议，并做了一番惊人的自白：“人民终于摆脱束缚他们好几个世纪的枷锁了。我们必须承认，虽然这个暴乱一定要谴责……在此暴乱中受害的老百姓是值得原谅的。”自由主义的贵族报以热烈支持，他们相互聚集提议放弃他们有疑问的特权。在数小时的热心讨论后，国民会议于8月5日清晨2时宣布解放农民。若干慎重的条款随后被加上，要求农民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定额的封建税。但是，农民拒缴这些费用，使他们得不到募集之款，并真正影响了封建制度的结束。至于“伟大的舍弃者”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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