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强恩
出版社：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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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第二十卷试读：
难缠难惹难下手
1945年8月9日，广州法政路30号豪华别墅里，汪伪第一夫人陈璧君显得坐卧不安。屋外，正值三伏盛夏，暑气逼人。室内，那些随从和佣人都呆在自己的住处，一个个显得惊慌不安。
陈璧君尽管在家人和随从面前显得镇静，但她的心里像倒海翻江一般，多少年来她也没碰上这种翻天覆地的形势变化。
桌上的电话铃骤然响了起来，把刚刚坐下的陈璧君吓了一跳，她身子颤了一颤，定了定神，伸手拿起了话筒。
电话是褚民谊打来的：“汪夫人！我是民谊，有极重要的事跟你说，我马上赶过来！”
说完，褚民谊那头放下了电话。
陈璧君听了褚民谊这没头没脑的话，心中又怦怦地乱跳起来，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非得当面来讲？
过了大约十几分钟，一辆小轿车悄然驶入30号别墅，褚民谊不等警卫开车门，自己跳下车来，直奔陈璧君的会客厅。
陈璧君已在屋内等候着，她见褚民谊急得满头大汗，便开启了电风扇，然后问道：“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褚民谊显得十分沮丧，连声说着：“大势已去，大势已去！”然后说，“日本天皇召开了御前会议，决定投降了！”
陈璧君“啊”了一声，嘴巴一时没合拢，她虽然料到日本败局已定，但又认为日本主战军人操纵政权，不会轻易宣布投降。
她轻轻地冒出一句：“太快了！”
褚民谊接着说：“陈公博打来电话了，说和平政府任务业已完成，只好自行解体了！”
陈璧君的眼发直，好一会儿没有表情，南京伪政府是由她的丈夫一手组建起来的，如今要解散了，九泉之下的汪精卫如知道了，还不得大哭一场？
褚民谊见陈璧君发呆，知道她心里一时别不过劲来，便提醒道：“国琦等人都已经去了香港，准备转赴南洋，我的意思是，早走为好，夫人以为如何？”
陈璧君这才转回神来。前些日子，伪政府里一些人见局势不妙，偷偷地溜了，有的去南洋，有的去日本，还有的则躲到乡下去了，陈璧君的侄子陈国琦就去了香港。陈璧君对手下人的举动已是听之任之，但她自己尚没考虑“逃”的问题。
她显得镇静地对褚民谊说：“慌什么？我们的目的是求和平，又不是汉奸，若去了外洋，反而给人以畏罪潜逃的口实。再说，日本人投降了，香港也好，南洋也好，都是盟军的天下，你能逃到那里去呢？我不走，我要看看蒋介石怎样处置我？”
见陈璧君这般说，褚民谊只好说道：“那就随夫人的意愿办吧，民谊决意追随到底。”话虽豪壮，实则出于无奈。
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欣喜若狂，到处张灯结彩，鸣放鞭炮，庆祝胜利。而那些大小汉奸们则惶惶然不可终日。
陈璧君表面上仍装着若无其事，内心却在思索着出路。这时，在她的身边可以依靠的只有她的妹婿褚民谊了，她几乎每日都要与褚民谊联系，商讨对策，找寻生路。
日本宣布投降后，远在西南的蒋介石政府一时派不出更多的军队抢占地盘，只好任命一批汉奸头目为所谓“先遣军”司令，就地驻防，维持治安，等候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众多汉奸伪职尚未解除，摇身一变又成为抗日功臣、接收大员。
在当时的广州，汪伪的海军部次长招桂章被蒋介石任命为广州先遣军司令，一时得意忘形发号施令。褚民谊觉得招桂章原是同伙，可以依靠，一天，便对陈璧君说：“招桂章已经被蒋介石任命为先遣军司令，可否请他设法疏通，本是自家人，话好讲些。”
不提不要紧，一提招桂章，陈璧君反而火了，说：“他是什么东西？我不去求他！”
原来，陈璧君与招桂章早有矛盾。当年，陈曾把任广东省海军司令的招桂章驱出了广东，现在她怎么会低三下四再去求他呢？
褚民谊一见此路不通，想了想说：“那只有直接和重庆方面联系了。”
说完这话，褚民谊紧张不安地看着陈璧君，怕陈璧君又因此而恼火，因为陈璧君恨蒋介石甚于所有的人。
没想到陈璧君竟然点了点头，说：“恐怕现在只有这条路可走了！”
陈璧君接着又说：“听说老蒋已任命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丁默村为浙江省军事专员，广东方面该你出面了！你设法与重庆联络联络，说明我们的诚意！”
褚民谊点头称是，说：“夫人，我看此事能行，老蒋反共最切，目前需要地盘和大人物，我们表示力保一方治安，严防共党侵入，老蒋会重视我们的！”
当晚，褚民谊就给重庆国民党方面发去一封电报。
最先收到褚民谊电报的是重庆的国民党军统局，凡是交送蒋介石的电报均先由军统局译出，由戴笠过目后再呈送上去。当戴笠看了褚民谊的电报后，大喜过望。原来，戴笠此时正在琢磨如何捕获陈璧君和褚民谊呢！戴笠了解陈璧君的脾性，知其是当时中国第一难缠难惹难下手的汉奸女人，并非是一枪毙了完事的事情，既要抓，又不能让其死，还不能硬抓，还不能跑了。只能是先稳住，然后再诱捕，戴笠正愁不知道陈璧君的心态呢，褚民谊这时候把表明心迹的电报发来了。
戴笠决定就在电报上做文章。
8月20日，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出现在褚民谊家中了。
他和褚民谊寒暄几句后，说道：“蒋委员长已收到了褚先生的电报，深为赞赏，特指令戴局长回函电一份，由我转送。”
说完，他出示了戴笠的转达电报。
褚民谊接过电报一看，不由喜上眉梢。“介民兄：奉委座手令，日本无条件投降，褚民谊兄过去附敌，罪有应得。姑念其追随国父，奔走革命多年，此次敌宣布投降后，即能移心移志，准备移交，维持治安，当可从轻议处。惟我大军入城在即，诚恐人民激于义愤，横加杀害，须饬属妥为保护，送至安全地带，候令安置。此令。戴笠手启。铣末渝。”
郑介民走后，褚民谊拿着戴笠的电报去了陈璧君处，与其商议。
陈璧君看完电报后并没显出高兴，脸上依旧阴云不散，说道：“日本已经放下了武器，还说要我们去安全地区，什么叫安全地区？”
褚民谊也有点疑窦了，说：“不会是在骗我们吧？那咱们赶快走吧！”
陈璧君却又摇摇头，说：“如果贸然迁移，就会有逃避的嫌疑了！”“那夫人说怎么办？”
陈璧君想了想，说道：“再给老蒋发封电报摸摸底，就说我们愿意留在广州，等候中央安置！如果仍然是戴笠回的电报，那说明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仿佛摸透了陈璧君的猜疑和幻想，过了两天，郑介民又来了，这回带来的是“蒋中正”署名的电报。
电文是这样写的：民谊兄：兄于举国抗战之时附逆通敌，罪有应得。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议处，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弟蒋中正叩。
看完电报，陈璧君仍是拿不定主意，去重庆吧，只怕是自投罗网；不去吧，万一蒋介石出于真心解难，岂不是错失良机？
褚民谊看出了陈璧君的心思，说：“夫人如果认为现在去重庆不合适，我先去探探情况，万一有诈你可以赶快走！”
陈璧君犹豫不定地回答：“怎么能难为你呢？再说，如果老蒋出于真心，我不去岂不是误解了他？反倒成了我缺乏诚意了！”“那……”褚民谊也不知如何确定好了。
陈璧君拿着电报左看右看，似乎想从电报中找出什么破绽。终于，她放下电报，说：“去！我应该去重庆！那里有不少朋友嘛，许多人对汪先生的和平运动有误解，有必要跟他们说说明白！如果老蒋真的派飞机来，我们去！”
褚民谊这时脸上顿露光彩，说：“蒋介石与汪先生共事多年，应该会念及旧情的！”
陈璧君点点头，又说：“民谊，你帮我去买两筐刚上市的洋桃，去重庆时带上。”
褚民谊不明白陈璧君的用意，问道：“买这么多干什么？带上几斤就行了！”
陈璧君神秘地一笑，说道：“送人嘛！送一筐给蒋夫人，让她帮我们在蒋介石面前说两句话；再送一筐给吴稚晖，他的话老蒋能听。”
8月25日，郑介民通知褚民谊：“重庆专机已至广州，请褚先生和汪夫人今日午后在省政府等候，3日出发。”
陈璧君与褚民谊及其随员，提前1小时至省政府大门外等候。将近3点钟，郑介民乘车到达，载着他们疾驶而去。“等一等，郑先生，这是去哪里？怎么不去白云机场？”
陈璧君忽然发现方向不对，惊异地问。
郑介民平静地说：“噢，刚才忘记告诉汪夫人，重庆来的是美制水上飞机，须先至船上，再过渡登机。”
不一会儿，车至珠江大桥附近停住，岸边果然停着一艘汽船。郑介民待陈璧君等人上船后说了声：“兄弟还有公务在身，由何先生陪你们去重庆。”他指了指一个佩戴中校军衔的军官，随后跳上岸，钻进汽车去了。
船离码头后，中校军官即向众人宣布：为了保证旅途安全，将随身携带的武器统统交出。
陈璧君说道：“我们谁也没带武器。”
那中校军官道：“抱歉得很，都要进行检查！”话音刚落，其它军统特务即强行对每一个人搜身。陈璧君气得脸都扭曲了，无奈，只有接受一位女特工的检查。
检查完毕，那中校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电报稿，宣读道：“蒋委员长现因公赴西安，四五日内不能回渝，陈璧君一行此时来渝诸多不便，应先在穗移送安全地带，以待后命。”
陈璧君一听，知道上了圈套，大发雷霆，怒吼道：“既然老蒋不在重庆，我就没有去的必要，若论安全，我家里最安全！赶快靠岸，把我们送回去！”
那军统局中校也不管陈璧君如何吵闹，只管指挥汽船朝前驶去。
船到“安全地带”后，陈璧君撒起泼来。死也不肯上岸，说道：“我决不上小船，除非你们用枪把我打死！”
军统特务们将她团团围住，却不敢上前动粗。陈璧君知道他们不敢把她怎么样，更是破口大骂道：“你们是什么东西，敢来动我，告诉你们，老蒋都知道我的脾气！”
僵持了好一会儿，陈璧君就是不上岸，褚民谊怕闹得太僵了不好收场，只得上前好言相劝。劝了一阵，陈璧君见与特务们争执也无用，反正他们要完成任务，自己已经落入他们手中只有听天由命了，在褚民谊搀扶下，总算上了岸。
随后，陈璧君、褚民谊被带进一所两层楼房，这是伪军军长李辅群的住宅，已被军统局接收了。陈璧君和褚民谊被软禁在二楼。
在这幢小楼里，陈璧君可以在二楼自由走动，却不能下楼，她每日只有翻翻书、下下棋消磨时光。
陈璧君在被软禁了一段时间后，又被押回广州，关在法政路附近一幢原日本军官的寓所。又过了一段时间，军统局派人通知她：将送她去南京。
陈璧君知道到南京后等待她的是什么，一想到被送上法庭交付公众审判，她就极度沮丧，对来人不停地说：“我有受死的勇气，却没有坐牢的耐性！”
但说到死，她又没勇气自杀，所以就度日如年地愁熬着。
11月14日，陈璧君、褚民谊被押上一架军用飞机，解往南京，与她同行的还有她的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恂、外孙女何冰冰。到达南京后，被送入宁海路25号军统局看守所。从此开始其铁窗生涯。
法庭上旁若无人
1946年4月16日，苏州城内又一次在街头站满民众，这一天，是陈璧君出庭受审的日子。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涌入法院，是要看看这位第一汉奸夫人今日的景状。
陈璧君也是从南京押至苏州的。3月25日江苏省高等法院高检处对陈璧君侦讯终结，向刑事庭提起公诉。
起诉书上列举了陈璧君种种罪行：凡伪政府所有背叛中央、献媚敌寇诡计，被告无不从旁赞助。即至汪逆已死，陈逆公博继任伪主席时，被告以一未亡人之身，尤复往来京、沪、粤、汉等地，谬倡全面和平之说，以欺骗民众，献媚敌人，更密布特工之机构，惨害地下工作同志，使我国数千年文化古国，沦为倭夷，而不知耻，卖国求荣，至死不悟。其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实属无可宥恕。
陈璧君接到起诉书后，反复研究了法院对她的指控。她是一个顽固到底的人，决心要在法庭上闹腾一番。
开庭时间是下午2点25分，开庭前，苏州高等法院审判庭内已是人山人海，连被告席也为旁听者占据。
审判长还是孙鸿霖，首席推事仍是石美瑜，只是检察官是韦维清。他们升庭入座后，即传令带被告。
身穿蓝布旗袍、戴着金丝边眼镜的陈璧君，由女法警及宪兵挟护，从人群中挤入。陈璧君的面色红里透黑，她神态显得傲慢，面对审判庭里拥挤的观众，她故意装得微露笑容，还朝众人挥了一下手。那架势仿佛不是来受审的，而是来演讲的。
审判长孙鸿霖按贯例询问被告的年龄、籍贯，然后问她有多少财产？
陈璧君尖刻地回答：“财产统统给政府没收了，你们应当比本人查得更清楚，还问什么？”
接着，检察官韦维清站起宣读起诉书。
读完起诉书后，庭长命陈璧君自己辩护。陈早已横下一条心，坚决反驳对她的指控。只见她站了起来，扫视一眼台上的法官们，手持着事先写好的辩护词，声音高朗地念起来。
她对起诉书逐条进行反驳：
汪伪政权的性质问题。陈璧君说是个政治问题，绝非法律问题。
把持粤政问题。陈璧君大肆宣扬她主持粤政的“政绩”，说经过她的努力，广东的米价从12200元跌至5200元。
汪精卫的卖国问题。陈璧君道：“怎么可能出卖中国呢？他显然不可能出卖重庆所控制下的地区吧！”
由于陈璧君对抗战前及抗战初期蒋介石暗中勾结日寇的细节了如指掌，她连讽刺带挖苦，把蒋介石的底牌通通翻了出来。
她说：“汪政权统治下的地区是中国的沦陷区，也是日本的占领区，并无一寸土地是汪先生断送的，请问是谁让出来的？汪先生所作的一切，是为了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是要收复那些叛国的、只顾自己逃命的高级军官所丢失的领土。”
陈璧君的一些话，引起旁听席上一片窃窃私语。
在国民党政府的法庭上，有人竟敢攻击政府，攻击最高领袖蒋介石，并且说得有鼻子有眼，这还了得？首席推事石美瑜急了，忙摇铃喝斥制止。
陈璧君毫不理睬，指手划脚，滔滔不绝，继续说道：“若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东北三省由不得汪先生卖，还不都是蒋委员长拱手让给日本人的？拿广东来说，日军进攻时，省府高级长官闻风而逃，何曾尽过守土之责？这是蒋委员长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
她甚至朝法官席投去轻蔑的眼光，说道：“美其名曰要我答辩，还说是被告的权利，我才讲了几句，却不许我讲了，身为高等法院官吏，连基本的法律知识都不懂，这不是贻笑大方？战场上蒋介石用的都是常败将军，后方又都是些行尸走肉的瘟官，你们几位也在此列！”
陈璧君话毕，旁听席竟有人鼓起掌来，显然，这个女人的如簧之舌煽动人们把对汉奸的愤怒转向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
孙鸿霖气得连拍惊堂木，法警们匆忙上前喝斥那些拍巴掌的人。
检察官韦维清出来驳斥陈璧君，说道：“被告称汪逆精卫是爱国的，是值得钦佩的人，其实汪之观念既是错误的，学问亦无用处。古时杨雄、秦桧皆有学问，而品格极低。”
陈璧君听到检察官贬斥汪精卫，马上神情激愤起来，说道：“检察官的话，十句中我只听懂了两句。汪先生言论及行为好不好，尽人皆知，所谓‘言率好，行为不好’，这样说法是没有下文的，不可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因其已死，而横加诬蔑。”
检察官被激怒了，突然说出这么一句：“你说不懂，你是懂的！杨雄、秦桧你不懂？他们都有学问，秦桧是状元！”
陈璧君马上抓住了韦维清这句话，驳斥道：“状元不过会起承转合做做文章，就算有学问吗？”
韦维清还要往里钻，说：“他学问很好！”
陈璧君说：“我看你是连什么叫学问都不懂！”
两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一个说是，一个说非，争辩起“学问”来了。听众们对这种纠缠古人死人、离题很远的辩论深为不满，议论纷纷。
审判长见陈璧君振振有词，旁听席秩序越来越乱，便宣布停止辩论，由那个曾为陈公博辩护过的指定律师高溶，为陈璧君辨护。高溶操着一口吴侬软语说了一阵，当地人听懂了，外地人只听懂一半。
陈璧君回到了苏州狮子口监狱，狱卒很快送来了饭菜和开水，一口一个“汪夫人请用餐”。看到狱卒这种谦恭的模样，不知内情的人还会以为狱卒与陈璧君是一路人呢！
其实，狱卒与监狱看守官员对陈璧君的礼让，是让她给骂出来的。
刚从南京押至苏州监狱，此地的狱卒不了解陈璧君的脾性，因她是犯人，也没把她放在眼里，每逢提审她，照例直呼其名。“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中山不曾这样叫过我，你们蒋委员长也不敢这样叫我，你一个雇佣的人，配这样叫我？”
又是“国父孙中山”、又是“蒋委员长”，直把那些见官害怕的小小狱卒及看守镇住了。从此，对陈璧君不敢怠慢。
陈璧君的傲慢、专横、凌厉的脾性，在国民党内是有名的。
凡与她接触过的人，几乎都有愤愤不平之气，不管你是何等高贵的身份，凡要造访汪精卫，常常被她挡驾。脸上无一丝笑容，道：“今天汪先生不见客。”她一句话，就把人随便打发了。
有时，某人与汪精卫正热烈淋漓地谈话，陈璧君会突然闯入，瞪着眼说：“汪先生疲倦了，有话改日再说。”毫不留情地下逐客令。
陈璧君的傲岸凶悍，使得许多亲热汪精卫的人最后与之疏离。国民党里资格老些的人，无不对此摇头叹息。即便是蒋介石也对陈璧君退让三分。
偏偏有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新官要触一触霉头。
陈璧君从广州被押解南京的第一天，就给了看守一个“下马威”。
几乎和苏州监狱发生的情景一样，看守点名检收时，高喊一声：“陈璧君——”
无人应答。
看守加大嗓门，又喊了一声“陈璧君！”
还是没有回音。
看守瞪起了眼珠，往人堆里扫视，那模样能把找出来的陈璧君吃了。
可是当他终于寻到陈璧君时，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陈璧君的眼珠子瞪得更鼓，怒斥道：“你这个被人雇佣的下等之人，你这个被人看不起的小牢子，你配喊老娘名字吗？国父孙中山也不曾叫过我名字，你们蒋委员长也不敢直呼老娘姓名，你胆大妄为透顶！”
劈头盖脸这一顿，唬得看守晕头转向，不知朝那里躲是好。
后来，监狱长徐文祺出来，一口一个“汪夫人”，才将事情缓解。
陈璧君在南京监狱里，受到了特殊照顾。她和儿子、女儿、女婿、外孙女住在一起。监狱里破例只锁进出的楼梯口大门，各个房间均不上锁，陈璧君和亲人可以在楼道内自由活动。
在监狱里，陈璧君丝毫不改其骄横态度，和她同囚在一个监狱的汪伪其他要员，见到她的面，仍然称她为“汪夫人”。
她稍不如意，便对别人大声呵斥，没有人敢顶撞她。她仍命令那些过去的随从们遵守看守所内的规章制度。对自己家人，陈还分配他们轮流打扫房间和楼道的卫生。
1946年4月22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璧君正式宣判。
从下午1时起，高等法院内外已挤满观众，并且女性较多，这让捕捉新闻的记者们感到意外和兴奋。2时20分，法院发出提单，法警前往看守所提陈璧君。
下午3时正式开庭，陈璧君仍着蓝布旗袍出现在众人面前。
审判长孙鸿霖手捧着判决书，大声念道：“被告因汉奸案件，经本院检察官起诉，本院判决如下：陈璧君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民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
宣判后，审判长问她服不服？如果不服，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
陈璧君刚才在审判长宣读判决结论前还有点身子颤抖，这时候已经从惶恐中镇静下来，毕竟没有判她死刑，她鼻子轻轻哼了一声，说道：“我对判决绝对不服，但也绝对不提出上诉！”
她这话一道出，让在场旁听的群众感到惊讶，一些人悄声嘀咕起来。
陈璧君继续说道：“因为上诉的结果，肯定还是与初审一样。所谓开庭审判，允许上诉，形同演戏，只能欺骗三岁小孩。判我无期徒刑，是当局早作决定的，高等法院也好，最高法院也好，必须遵守。对于这一点，你们自己清楚！”
审判长也不再与陈璧君罗嗦，宣布退庭。
陈璧君不上诉，其女儿汪文恂却要求申请复判，她聘请了律师，呈状最高法院，说汪精卫和陈璧君“俱系抱党人以身为薪的决心，不忍天下人民疾苦无告”。呈状还列举了汪陈的“八大政德”，为其歌功颂德。
5月21日，南京最高法院刑事第二庭，作出了两份判决：第一份，核准江苏高等法院4月22日所作的判决。
第二份，驳回汪文恂的申请复判书。理由是“违背法律上之程式”，“从程序上予以驳回”。
欲交换国父灵肝
大汉奸褚民谊也是在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接受审判的。
褚民谊是陈璧君的妹婿，或许是法院有意安排，褚民谊的案子审判与陈璧君的判决安排在同一天——4月22日。
那天下午一点半，法警去看守所向陈璧君和褚民谊出示提票，两人同时被带上囚车，陈璧君先上，褚民谊在后护着，嘴里还连连叮嘱“当心”。
褚民谊出庭时身穿褐色花纹绸夹长衫、黑皮鞋，他当时已64岁，头发花白，面容显得憔悴。
在一周前，江苏省高等法院已完成对褚民谊的罪行的侦查，对其提起公诉。
褚民谊当时对自己的罪行再三进行辩解，他也像陈公博、陈璧君那样自写了辩护词，不过他的辩护词繁冗琐屑，读了三个多钟头，到晚上7点钟才退庭。
22日，对褚民谊的宣判过程十分简单，前后仅用了10分钟，审判长孙鸿霖当庭宣布：“褚民谊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民权终身，所有产业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
褚民谊也许没想到会判自己死刑，他的脸色顿时发白。宣判完毕，他强作镇静地对法庭说道：“我有数言要说，方才听审判长依照惩治汉奸条例判我死刑，本人觉得满意，并且检察官亦可以满意，而一般高唱惩办汉奸者亦可满意，本人已判死刑，不求复判以减轻罪行，惟本人去死不远，将来无发言机会，请求一尽所言！”
审判官们一听褚民谊又要“一尽所言”，褚所言起来没完没了，急忙制止。
但褚民谊不肯罢休，竟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演说稿，铺到了面前的案板上。
审判长再度下令停止，叫道：“按照法令，你不能再行申辩，如有意见，可在10天内递呈本院由本院转至最高法院，现在不必多说。退庭！”
法警闻令上前拉扯褚民谊。褚大声叫嚷起来：“你们压制民声，专横！专横！”
褚民谊最初两天精神紧张，不思饮食，整天眼望着天花板发呆。可是大约过了三天，他的情绪稳定下来，居然在放风时打起了太极拳。饭量也大增。
难道褚民谊真有勇气面对死亡？恰恰不是，他怕死，他要尽最后的努力挽救自己的生命。在他的指使下，其妻陈舜贞匆匆返回南京，请了两位律师讨论如何在复判中挽救褚民谊性命。
想来想去，律师认为在法律上难以申诉，只有另辟蹊径，在政权最高层上下功夫，他们最后想出了一个“以功折罪”的办法来救褚民谊。
褚民谊是汉奸，他有什么功劳可以折罪呢？原来，在偶然机会中，褚民谊从日本侵略军手中得到了孙中山的遗肝脏和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的手迹，上述两件物品都是极其珍贵的，褚民谊得到后，将其收藏保管，后送至博物馆珍藏。孙中山是国父，保护国父的遗物自然是有功之人了！
褚民谊的妻子陈舜贞请律师拟好声请减刑的诉状，送交了江苏省高等法院，要求转呈最高法院。同时，她又以重金贿赂蒋介石面前的美国军事顾问巴特勒，请他在蒋介石面前替褚民谊说情。
巴特勒曾任过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参谋长，他有一位朋友曾经与褚民谊一同在法国留学，凭这层关系，陈舜贞最后找到了巴特勒。
美军顾问巴特勒看不懂陈舜贞所拟之诉状文绉绉的语言，他也知道这种诉状含有水分，就说：“你们能不能跟我说得明白一些，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
陈舜贞想了想，便向巴特勒透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1925年，孙中山在北平协和医院割治肝癌后，该院声称已将割除的肝脏火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院被日军接收，发现孙中山的肝脏泡有酒精保存着。
孙中山的肝脏不久落入日军师团长山路秀勇手中。褚民谊得知下落后，前去北平找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下村定，向他提出索回孙中山肝脏一事，下村定与褚民谊私交不错，结果把肝脏从山路秀勇手中要回来了。
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迹落在日军第一军司令官澄田崃四郎手里，褚民谊前去太原见澄田时，澄田已将手迹钉入一只木箱内，准备运回日本。褚民谊向他索取，他不肯，后来又要用物品交换，褚民谊给了澄田几十斤大烟膏，换回了孙中山的手迹。
巴特勒听完陈舜贞的细述，感到很精彩，说：“像我们美国的传奇影片，很刺激的！行！就凭着褚先生当时的勇气，我想蒋委员长也会受感动的。这样吧，我见到蒋委员长，一定把你们的诉状交给他！”
巴特勒还真把陈舜贞写的诉状及附带的照片材料很快地转交给蒋介石。他对蒋介石说：“请委员长阁下过目，褚民谊先生是好样的，我殷切希望委员长能够宽大处理他！”
蒋介石当时没有立即表态，说：“我要看一看这些东西，如果褚民谊果真做过这些事情，我会考虑从宽处理他的！”
数日后，南京最高法院收到以蒋介石个人名义发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褚民谊附敌乃罪有应得，但念其追随国父奔走革命多年，又设法保存国父灵肝和国父手迹，此次日本投降后能够移心转志，努力维持广东治安，便于中央接管，故对他的问题可从轻议处。”
蒋介石发了话，法院岂敢不听？很快，国民党最高法院以褚民谊保存珍贵文物为由，驳回江苏省高等法院的一审判决，要求重新审理。
陈舜贞得到这个消息，顿时喜出望外，认为蒋介石毕竟还是顾念老交情，下了这样一道手谕。褚民谊不会被枪决了，至多是无期徒刑，只要活着，日后可以想办法请求特赦。
陈舜贞忙与请来的律师商议，抓住蒋介石手令的精神，又设法弄到许多新的有利证据，由陈舜贞出面再度具状。
8月6日上午，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庭重新审理褚民谊一案，消息传出，到场的新闻记者和旁听比前两次审讯判决时人数还多，达八百多人，有三百多人无座位可坐，只好站着。8时55分，褚民谊由法警押解到庭。他剃了胡须，上身穿一件比较干净的深灰色长衫，下身着西装裤，脚穿棕色皮鞋，眉宇间洋溢着死里逃生的喜悦。
9时整，审判长孙鸿霖宣读复判书，他念道：“查褚民谊虽然叛国投敌而罪恶昭著，但纵览他的人生，从事革命是主要的，其设法保存国父灵肝及《建国大纲》手迹，为党国立了大功，日本投降后，对自己的犯罪深有悔悟，维持广东治安尚有功绩。鉴于此，本法庭决定将褚民谊的死刑改为有期徒刑20年。”
孙鸿霖念完复判书，问褚民谊：“褚逆民谊！你是否还有话要说？”
褚民谊答道：“有。我今年已经64岁了，还判我20年徒刑，我这多病的身躯能活到84岁吗？我势必死在监狱里。当局这样，等于变相判了我的死刑，只会增加我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不如立即处决我痛快！因此，请法院重新量刑。否则，我的家眷还会向最高法院专请复判。”
审判长此时不再与褚民谊多纠缠，高叫一声：“复判到此结束，退庭！”
蒋介石的干预和法院对褚民谊的减刑，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社会舆论给予尖锐的批评。如当时的香港报纸就发表这样的社评：“褚民谊叛国投敌，罪行昭彰，在人耳目。江苏高等法院宣判其死刑，经最高法院核准原判，已成定事。却不料这一桩千目所视的公案会变卦，江苏高等法院两次裁定再审，先后由死刑改为有期徒刑20年，再改为6年。尽管褚民谊仍然不服，但他却在狱中每天打拳练字，生趣盎然了。怪事年年有，无与今年多。谁能想到国父灵肝和手迹，竟会救起这个不肖的叛徒加汉奸呢？……褚民谊不过是汉奸队伍中一个丑角，死不死也没什么！偌大的中国，也不吝惜那几石大米。但为了保留一条汉奸生命，而丧失国法的尊严，鼓励道德的堕落，开恶例，活群奸，结果忠奸无界，是非混淆，中华民族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这篇社评措词激烈，当时全国许多报纸都转载了。
也有一些骨头硬的法官站出来主张正义。当时，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处检察官李曙东，组织其他检察官联名提出抗议，反对对褚民谊改判。
蒋介石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决定不再保护褚民谊，他让手下人通知巴特勒：褚民谊的事情到此为止，希望巴特勒不要再卷入。
1946年8月9日，南京司法行政部对新闻界发布消息：“最高法院维持对褚民谊死刑的原判。本部对此案一经核准，即将直接致电江苏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执行。”
褚民谊难逃惩罚，其妻陈舜贞奔走了两个多月，成了一场空欢喜，蒋介石的手令最终成了空头人情。
褚民谊被处决那一天是1946年8月23日，清晨，苏州狮子口监狱刚刚开门，褚民谊正在与囚犯们一起练太极拳，忽然见四名法警走过来，站立在他身旁不动了，褚民谊觉出死期将至，就问：“是不是提我去执行？”
法警摇了摇头，没有答话。
褚民谊呆了一会儿，又坦然地打完了太极拳。
过了一会儿，看守长出现，命令褚民谊去监刑室。在临时法庭里，典狱长对褚民谊说道：“核准判决书已经下达，你还有什么遗言要说吗？”
褚民谊回答：“遗言很多，说了也无用，不说了。”“那就请用早膳吧！”典狱长指了一下早已摆放在小案上的酒肉。褚民谊平日节制饮酒，这时拧开了酒瓶盖，一口气喝下去半瓶，又连吃几口菜，然后放下筷子，说声：“够了，多吃了浪费！”
与陈公博被处决时的场面有所不同的是，成群的记者这时已赶到刑场，实地记录褚被处决的情景。有些记者过去与褚民谊熟悉，便大声地呼喊褚的名字，褚这时尚能调侃，居然与摄影记者招呼，嘴里说：“胶卷很贵，节约！节约！”
褚民谊还未走到草地的中央，执行的法警乘其不备，突然在他的脑后开了一枪，子弹贯穿脑壳而出。
照一般情况，脑后中弹的人，一定是直扑倒地，而褚民谊却在中弹后突然来了一个鸽子翻身，面向法警，把开枪的法警吓了一跳，连退两步。褚挣扎了几下才仰跌在地，经过一阵抽搐，毙命。
酩酊大醉上法庭
1946年5月3日，南京朝天宫内人山人海，因无旁听证而聚于首都高等法院门前广场上的人达三千余人。这场面，就是在苏州公审汪伪政府头号人物陈公博时也未曾出现。
因为是南京市内首次公审汪伪政府要员，又因为此时国民党政府要将尚未审判的大汉奸们都转移至最高法院特别刑事庭审理，所以分外引人关注。
今日是何人出庭受审呢？是汪伪核心人员之一，历任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工商部长、粮食委员会委员长、实业部长、浙江省长、内政部长等要职的梅思平。
上午9时整，法庭鸣钟三下，然后法警高呼一声“开庭——”，审判长、检察官、书记官等人戴方帽着法衣鱼贯入庭升座。
又随着几声吆喝，四名法警押着梅思平入庭。
梅思平这一天身穿淡灰色花呢夹袍，脚穿黄皮鞋，模样倒也利索，但走起路来却有点摇晃，仿佛控制不住自己的身躯。
他被带到了审判庭右侧的被告人席旁。
人们皆欲一睹这位过去显赫一时的巨奸之相，站在旁听席后排的人竟站到凳子上引颈眺望。记者手中的照相闪光灯不停闪烁，中国电影公司的摄影师也在法庭内架上摄影机，拍摄纪录片。
奇怪的是梅思平对周围的热闹场面仿佛毫无觉察，脑袋随意转动着，似乎在寻找不断响起的照相快门按启声。
审判长高声询问被告的姓名、年龄、籍贯等例行公事时，梅思平居然无所反应，嘴里含糊不清嘟噜着。审判长有些恼火，再一次重复一遍问话。梅思平仍是支吾含糊。
人们这时才发现，梅思平已经醉了，显然他在审判前偷喝了不少酒！
望着这个当年红极一时的人物，如今竟靠酒精来麻醉自己的神经，审判官们相视苦笑。无奈，检察官只有按程序念起诉书。
1946年5月3日，梅思平晕晕糊糊地接受了审讯。他的辩护律师为他辩护时指出梅有六项可以解脱的事：一是与高宗武赴日是奉汪精卫之命；二是与日本人影佐谈判毫无结果；三是担任伪政府要职是由汪指派；四是在伪府任职五年没做什么坏事；五是虽在伪政府内却确信蒋委员长抗战必胜；六是任伪职时保存文物保存实力。
如此一辩护，梅思平成了一个被迫上贼船却又做好事的人了。
11点45分，辩论终结，梅思平被押回监狱。
5月9日，首都高等法院举行对梅思平的宣判，判处其死刑。
梅思平不服，申请复判。
7月6日，最高法院判决梅思平一案“原判决核准”。梅思平知道自己决无生望了，于是每晚都喝酒浇愁，迷迷糊糊后颓然就枕。这样，熬过了其人生的最后两个月。
孔祥熙的证明信
在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前，在长江下游地区已经有一个伪政权存在，这就是以梁鸿志为头目的“维新政府”。
这个“政府”控制的地盘小得可怜，只在南京、上海及苏、浙部分地区。这个政府也是极短命的，成立不到两年，随后被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吞并了。
梁鸿志只能寄人篱下，在汪伪政府里担任有名无实的“监察院长”。
1945年10月，梁鸿志被抓捕，因为当时东南地区抓捕的汉奸分子较多，他就一直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可以说是该监狱里最大的汉奸“官”。1946年6月5日，上海高等法院开庭审讯梁鸿志，梁在法庭上竭力为自己辩护，但他在任伪职时劣迹严重，法庭掌握的证据确凿，使梁鸿志的狡辩显得无力，处于困境。
退庭后，梁鸿志自感凶多吉少，惶惶不安。这时候，比他小44岁、年方20岁的姨太太白似玉获准来看他。两人一见不由抱头痛哭起来。
梁鸿志边哭边说：“我可能见不到你了，让我好好看看你！”
白似玉哭泣的原因有二：一是替梁鸿志的遭遇感到可怜，二是她为了能见梁鸿志一面，昨夜不惜出卖色相与典狱长睡了一夜，自感屈辱。听梁鸿志说难以再见面了，她不由一惊，止住哭泣，问：“为什么？你的案子还没有最后判啊！”
梁鸿志仍在抽泣，说：“我是难保性命了，陈日平都被判了无期徒刑，我呢？我是这个监狱里最高地位的人。”
陈日平是伪政权《新闻报》社副社长，在汪政权里地位不算高，也被关在提篮桥监狱里，对照陈日平，梁鸿志无论在地位、罪状上都要超过许多，他自然感到悲哀绝望。
白似玉傻了眼，问：“难道就没有法子想了吗？”
梁鸿志突然止住呜咽，目光渐渐变得凶狠，咬着牙说：“我不服，我不会主动去死，我要想办法！”
白似玉急迫地问：“有什么好办法你快说，我和姐姐一块去办！”
白似玉说的“姐姐”，是指梁鸿志的结发妻王怡珍。
梁鸿志眯起眼睛，说道：“你再去给我请几名有本事的律师，我现在用的这两个人不行。你让怡珍赶快去找一找孔祥熙，请他再帮我说说话！”
梁鸿志的姨太太离开监狱后即去寻找能救梁一命的旁证，她到那些未入狱的汉奸家中请其为梁出示有关证明，利于梁在法庭上辩护之用。如原伪军军长、后任国民党先遣军司令的任援道，就写了一份日寇投降后维持社会秩序的证明。
这样七求八讨，收集了一些。白似玉又去请律师，花大钱找来了三位，让他们认真研读有关辩护材料。
梁鸿志和家人也知道，仅仅靠这些努力，作用还不太大，最具有影响力的还是国民党内大人物。以梁和国民党政府现任要员的关系看，还是与行政院长孔祥熙最熟，于是，梁的发妻王怡珍去了孔祥熙家。
王怡珍是否也像周佛海老婆杨淑慧见蒋介石那样，见到孔祥熙时也下跪痛哭，人们不得而知，但是，身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为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出具证明，却是确有其事。
孔祥熙的证明内容主要讲两点：
一是说梁鸿志在任伪职时曾经通过地下人员向重庆提供过日军的情报。
二是说梁鸿志在组织维新政府时，未设置主席，乃权宜之计，表明梁仍奉中枢为尊。
6月14日，高等法院再度开庭审讯梁鸿志。这一次他显得胆气足了，在法庭上出示了所有能搞到的证明书，包括孔祥熙的亲笔信，一并呈给检察官，并站出来为自己辩护，说“历任伪南京政府监察、立法两院院长兼伪中政会委员，则一再声明尸位素餐之实况，往往缺席，即列席，亦不发一言”。
梁鸿志最后道：“若以此而坐实汉奸之罪，则冤屈实梁。”
检察官们自己手中也掌握了一些新材料，用以驳斥梁的狡辩，但是，当梁鸿志使出其杀手锏——孔祥熙的证明信时，检察官一时无话可说了。
旁观席上顿时人声喧哗。
一个现任堂堂行政院长都出具证明了，法院还判个什么鸟罪？
梁鸿志站在被告席上有些得意，有了孔院长的亲笔信，你们法院判我时不得不掂量掂量！
审判长一见这场面，只得宣布退庭。
孔祥熙为大汉奸梁鸿志出具证明，并派报界旧人薛可大到上海等法院为梁作证，很快在全国掀起波澜，自然是一片抨击声。
高等法院的检察官也知道，靠舆论也不能定罪，量刑标准还得靠证据。于是他们广泛调查，终于从浩繁的敌伪档案中，找到了南京维新政府编印《维新政府之现状》及维新政府出的特刊。
在这些资料中，查明梁鸿志在维新政府存在的两年里，与日寇签订了许多卖国协定。
这其中有：《中日合营华中铁路和航运之协定》；《中日合营华中电气、通讯和盐业之协定》；《中日合营上海华兴银行之协定》；《日华合营开发长江水利资源之协定》；
……
检察官们根据这些事实及梁鸿志的其他重要罪行，如：组织伪政府、禁唱中华民国国歌、禁挂孙中山像而挂日本天皇像等等事实，写出了新的起诉书，分别呈交有关方面，也专门送交给孔祥熙一份。
对于舆论界的抨击，孔祥熙已经感到惊慌，他没想到自己一纸证明会掀起那么大的波澜。现在又见到高等法院送来的梁鸿志的罪证材料，他心里更不是个滋味，他跟梁鸿志虽熟悉，但无更深的政治瓜葛，他不必为梁的命运而损害自己的“名声”。于是，他吩咐秘书：“告诉法院，梁鸿志的事情随他们处理；把我那个证明信要回来！”
1946年6月21日，上海高等法院开庭判决梁鸿志。
因为梁鸿志的审讯几度波折，所以前来旁听宣判的记者和群众甚多，挤满了法庭。
下午2时30分，审判长、推事、检察官准时入庭升座，然后下令法警押解梁鸿志。只见梁鸿志身穿长袍，足蹬黑皮鞋走进来，站到被告席前。
审判长站了起来，他手执判决书，双目炯炯，却久久无声，全法庭内的人都注视着他，气氛显得很紧张。突然，审判长高声宣读起来：“梁鸿志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民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宣读完判决书后，审判长对梁鸿志说：“因为你犯罪事实重大，无可宽恕，故判处死刑，以张国法，你如有不服，可于接到判决书后20日内，向最高法院申请复判。”
站立在被告席内的梁鸿志，当听到判处死刑时，立即脸色发白，他原是两手交叉背于身后，禁不住松开来，一会儿，用手去抹额上流出的冷汗。
等审判长说完话，梁鸿志问道：“能否现在与我家属说几句话？”
审判长回答：“在监狱里会见好了！”
说完，令法警将梁鸿志押下。
这时候，只听到梁鸿志的妻子王怡珍和姨太太白似玉在法庭门外失声哭叫起来，她俩跟随在梁鸿志身后，一直送他上了囚车。
提篮桥监狱内原无刑场，犯人执行枪决，都由警方提押出狱，解往上海荒野之处行刑。
1946年10月底，提篮桥监狱长徐崇文突然接到上级密令，速在监狱内布置刑场，有要犯在此处决。
犯人在监狱内枪决，这在提篮桥监狱史上尚属首次，监狱长徐崇文知道命令的紧迫，不敢怠慢，迅速在狱中选择行刑地。选来选去，最后选定了监狱东侧围墙下的一块空地。
当准备工作完成后，徐崇文向上峰作了报告。很快，密令下达，通知他将在此地处决大汉奸梁鸿志。
当时在南京、苏州等地，已陆续处决了一批大汉奸，但是在上海，除了由军统局直接枪毙的汉奸外，按法律程序由法院宣判执行死刑的，梁鸿志为第一人。
梁鸿志自从被判死刑后，狱中对他加强了警戒，在夜间还增设了看守力量。上海高等法院接到梁鸿志执行死刑的密令后，于11月9日中午11点钟，派主办检察官戴荣铎去提篮桥监狱负责行刑。
当法警进入“忠”字监，通知梁鸿志外出时，梁还误认为是亲属来探监。于是他把衣裤换得整整齐齐，外穿黑条哔叽夹袍，灰绸扎里长裤，脚穿浅色麻纱丝袜，外登黑色布底缎鞋。走过走廊时，梁鸿志脸带笑容不时地向左右囚室里的熟人点头示意。
一走出“忠”字监大门，梁鸿志凭着直觉感到情况异常，狱中突然出现了不少荷枪的法警，他想退已经没有退路了，在法警的引导下，他走进了临时法庭。
室内，检察官戴荣铎已经升座，左席为监狱长徐崇文，右席为书记官长王容海。戴荣铎按惯例问过姓名、年岁、籍贯等问题后，遂将最高法院的判决执行书交给梁鸿志。
梁鸿志身子哆嗦一下，沉默片刻，说：“我需回监室整理一下遗物。”戴荣铎回答：“不行。”
停顿一下，戴荣铎又说：“你可以当庭书写遗言。”
梁鸿志苦笑了一下，走到公案右侧前的书案旁，从身上摸出精美的“茂娜”挂表一只，置于桌上，戴上了老花眼镜，提笔凝思，他似乎一时想起许多往事，心中有许多话要说。
如果汪伪南京政府不出现，他梁鸿志的维新政府还会长久存在下去，或许他的名气还会更大一些。
和汪精卫同流合污是从1939年6月开始的。当时，汪精卫在上海的愚园路原国民党交通部长的私宅里与梁鸿志举行数次会谈。初次会谈，双方都在玩弄心术，汪、梁都避免提及华中问题，汪精卫强调华北及蒙疆的特殊性，暗示反对在华中成立特殊机构，欲吞并维新政府。而梁鸿志则竭力否认华北及蒙疆的特殊性，暗示他的维新政府应同华北同样地位。
后来，梁鸿志又邀请汪精卫去南京继续会谈。梁当时明确地对汪提出新的中央政府应以维新政府为基础，梁本人应任行政院长。
梁鸿志的这些要求自然不会得到汪精卫的认可。
到了1939年9月，汪精卫再次把梁鸿志及华北的大汉奸王克敏请到一起。进行“合作”谈判。对于汪精卫来说，把企图独占的中央权力，分给王克敏、梁鸿志这样一批人，是不愿意又不得不办的事情，但是为了使他的“南京国民政府”顺利成立，他还必须取得梁鸿志等老牌汉奸的支持。
怀着这种矛盾的心理，汪精卫到了南京，在日本宪兵队的护送下，住进傅厚岗一幢花园洋房里。
第二天，汪、梁、王三人坐在了一起，汪精卫直截了当地说出请梁、王二人参加“中央政府”、取消临时与维新两政府的打算。
对于汪精卫这一要求，梁鸿志和王克敏早有预料，他们知道这也是日本人的旨意。因此，梁鸿志和王克敏既不愿意痛痛快快地交出自己的权力，受制于汪精卫，从儿皇帝的地位降为儿皇帝的臣仆，但又不敢公开违抗日本人，于是就在表面上与汪精卫敷衍，暗地里实施讨价还价。
在会谈中，汪精卫拿出了《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草案》等文件，梁鸿志和王克敏看过之后很不高兴。原来，汪精卫给梁、王两个伪政府留用的人员名额很少，尤其对王克敏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不再给予其行政权，政务委员均要由汪从中央派遣。
王克敏当场就跳了起来，说日本顾问喜多诚一到东京去了，喜多临行前叫他不得随意参加汪属集团，需由喜多回来再确定；梁鸿志也趁势借口没有从日本人那里接到具体通知，所以不能答复汪精卫。
这种争斗既反映了汪、梁、王三者之间大鱼吃小鱼的关系，又充分表明他们都是听命于日寇的傀儡。
过了几天，喜多诚一和影佐祯昭等日本顾问从东京赶来，参加了汪、王、梁的会谈。影佐当着三人的面宣布日本内阁支持由汪精卫来组建中央政府。汪精卫听了显得兴奋，认为有日本人这种明确表示，梁、王只能俯首称臣了。
谁知到了当晚9点钟，梁鸿志又去见汪精卫，对汪说：“我对中央政治会议的人事、人数分配和国旗这些议题，都不同意。”
汪精卫一听顿时愣住了，日本内阁都支持的事，梁鸿志居然敢反对？你吃了豹子胆了？
原来，梁鸿志是听了日本顾问原田的话才敢不买汪精卫的帐的。
梁的维新政府的太上皇是原田熊吉。日本侵略集团内部也是派系林立充满了矛盾。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军队之间，各军种之间，各驻屯军之间，军令不一各自为政。尤其在侵华日军里，各部队拥兵自重，形同割据。他们都想操纵其支持的傀儡政权，扩大自己的势力。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就是日本华北派遣军的私产；而梁鸿志的维新政府也是日本华中派遣军的禁脔。
汪精卫要建立“中央政府”，取消梁、王的政府，梁、王本人不愿意，日本主子也不愿意。
汪精卫是明白人，他见梁鸿志和王克敏敢拒绝，知道背后有日本人支持，感到心惊，于是准备返回上海。
汪的干将周佛海知此变化，急忙去找影佐祯昭，把梁、王的变故告诉了影佐。影佐一听，马上打圆场，说那是原田和喜多喝醉酒的胡言乱语，说话不能算数。周佛海马上回头报告汪精卫。汪即转忧为喜，取消了回沪的决定。
在日本人自己内部关系调整后，汪、梁、王三人还是要坐在一起，按照日本主子的旨意进行分赃谈判。
汪精卫的高参陶希圣曾作过这样的比喻：
三个中国人汪、梁、王在一起打麻将，三个日本人影佐、原田、喜多在身后当参谋，打了两圈后，三个日本人伸出手来去摸牌、出牌，互相算计，而坐在台前的三个中国人变成看客了。
经过了这番争斗，三个汉奸巨头勉强达成了协议。
说到底，梁鸿志的失势是日本人最终不再看重他了。
……
往事如烟，死到临头了，梁鸿志油然生出无限感叹，他居然在刑场上大写特写“遗言”，洋洋洒洒写了十大张纸。并标出每页的页数。
梁鸿志足足花费了1小时15分钟，才把这些话罗嗦完，他收起笔，把遗书交给检察官戴荣铎过目，说道：“执行时间未免太快了！”
戴荣铎冷淡地回了一句：“你用的时间够长的了！”
梁鸿志听说陈公博在临刑前在与场的法官一一握手告别，模样很从容，也想当陈公博，他向戴荣铎等人伸出手去。
不料上海的法官比之苏州的法官“架子大”，或是法官们不屑与梁这号人握手，没人去迎梁鸿志伸出的手。
梁鸿志尴尬了，自嘲地说声：“诸位泾渭分明，佩服，佩服！”
监狱里照例为临刑囚犯准备了酒菜，梁鸿志无心享用。他将挂表、眼镜、法币、小女儿的照片和一本袖珍弥陀经交给了看守长官。又从袋里取出一包饼干放在桌上，这才转身走向执行区。
刑场的草地上放了一把木椅，梁鸿志知道那是他最后的席位，就径直朝木椅走去，慢慢地坐了下来，面南坐北，仰天闭目。
警长李洪英、胡庭华走到梁鸿志的两边站立，法警王骏铧用驳壳枪对准梁鸿志的后脑开了一枪，子弹从口腔穿出，连带着将梁的两颗门牙带出来，他抽搐了几下，再也不动弹了。
两分钟后，法警将尸体翻转过来，由检察官检验气绝。尸体随后送到上海胶州路法院验尸所核准，最后还给了梁鸿志的家属。
革命兄长卖国弟
1946年11月16日晨，秋天的南京路上行人已逐渐稀少，残缺不全的路灯散射着惨淡的光亮。
在南京的东大街上，一辆警车呼啸而来。车内，押着一位中年囚犯，他身着西装，神色显得憔悴，目光呆滞地注视着车外飞驶而过的景物。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周作人。
突然，警车减速，随即刹车停住。周作人的身子不由地随着惯性朝前一扑，他急忙用手抵住车厢板，正在惊诧时，警车外传来了一阵阵口号声：“绞死汉奸周作人！”“严惩汉奸周作人！”
……
随着连续不断的口号声，周作人透过车窗玻璃看到几百名青年学生手举着标语，拦住了警车的去路。
周作人脸如死灰，身子不由得颤抖起来，蜷缩在车座上不敢动弹。
警车上的警笛不停地凄叫着，但挡路的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们仍不肯退去。直到警方又调来数辆警车和摩托车队，才将这些学生驱散。
周作人的堕落与受审，在当时的中国、在当时的文坛引起很大的震动。除周作人的哥哥鲁迅是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斗士这一亲属关系外，周作人本人复杂曲折的变化经历也引起人们深思。
周作人与其哥哥鲁迅一样，受过高等教育，其才华学识在当时的中国属一流行列。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冯雪峰曾这样评论他：“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
然而，哥哥鲁迅是世人称道的民族英雄；弟弟周作人却沦为人类不齿的汉奸！同胞兄弟为何会出现这样迥然不同的结局呢？
除思想不同外，还与周作人本人的气质与家室有关。
抗日战争爆发前，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联合大学，迁往云南昆明，后来称之“西南联大”。当时，多数不甘做亡国奴的教职员工随校离开北平。而周作人却以“赘累太多”为理由没有南下。
周作人的妻子是日本人，名叫羽太信子，这位受过日本高等教育的女子，对中国民族文化有深入的研究，性格也温顺，周作人是在日本留学时与她结识的。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身为日本人的羽太信子对此是反对的，为丈夫着想，她曾劝周作人离开北平。
但周作人却认为自己系一文弱之人，手无缚鸡之力，抗日能有何作为？妻子是日本人，留在沦陷后的北平，日本人总不会不给一点情面吧！由于学校迁移，他没有薪水，只得靠旧时的积蓄度日，每日埋头在他的“苦雨斋”里写小品，作起“隐士”了。
他想“隐”，日本人却不让他“隐”。1937年12月，日寇羽翼下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汤尔和任伪教育部长。汤与周作人是浙江同乡，为此竭力催促周作人出山。
周作人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内心疑虑重重，虽汤尔和再三敦劝，他仍没前往就职。
日伪当时没能拉到周作人，革命的正义力量也没能拉动他。1938年5月，日本的“报国文学会”和日寇刺刀监护下的“中日文化协会”在北平举办了“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周作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讲了话。他的讲话由日本的报纸登出，消息传回国内，引起全国震惊。
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立即通电全中国文化界，指出：“周作人及其他参加所谓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藉示精神制裁。”
而茅盾、老舍、郁达夫、胡适、丁玲、夏衍等著名作家则想再拉周作人一把，由老舍倡仪，楼适夷起草，共18位作家联合署名，发表了一封致周作人的公开信。辞意恳切，诚意灼人，信中说：“惊悉先生竟参加日寇在平召开的座谈会。先生此举，实系背叛屈膝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仁无一不为先生惋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的教授，复倍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昧却天良。”
周作人拿到信件，当晚和妻子羽太信子磋商。羽太信子出于正义感，对周作人说：“离开北平吧，不去昆明，先去西安居住也行！”
周作人凄然地说：“中日战争不会就此结束，西安怕也保不住！”
羽太信子想了想，仍是提醒丈夫：“你已经一脚下水，文化界议论哗然，如再不撤离，日本人请你出任职务，你就是最后丧失气节了！”
周作人听罢身子不由一震，垂下了头，一会儿，他声音缓缓地说道：“气节？中国历史上有多少重气节而轻生命的仁义君子，名声威而建树微，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也足以祸国殃民。”
羽太信子不再说话，她把老舍等18位作家的信收起来，锁进了书柜。周作人在一旁对羽太信子说：“留在北平吧，全家一19口老小，怎么能够长途流离颠沛呢？事到如今，我只有尽全力维持咱这一家人了！”
羽太信子见丈夫眼里已充满盈盈泪水，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这一夜，周作人久久不能入睡，他想起许多，他或许想到了未来的结局，妻子把18名知己的信件锁进了书柜，也把他周作人的灵魂锁进了书柜。
过了些日子，周作人在出门的路上突然遭到一个戴着口罩的男子的袭击，那人朝着周作人掏出手枪，第一颗子弹击中了周作人胸膛，却打在铜钮扣上，弹头改变方向擦胸而过，周作人仅皮肤被划伤；那人正要开第二枪时，周作人的车夫扑上前去，子弹击中了车夫。周作人见状高呼救命，那人慌乱中朝周作人又开一枪，随即逃窜了。
最后一枪没有打中，但周作人的车夫已倒地身亡了。
行刺事件发生后，日伪警察即来侦询，咬定是“抗日分子”谋害周作人。派了三名侦缉队员常住周作人家，连他外出时也有一人跟随，周作人基本失去了自由。
这次行刺，使周作人感到恐慌，他慢慢琢磨出是日本人一手策划的，终于，在事件发生十余天后，他接受了伪北平大学的任命，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
从此，他在伪政权的泥淖里越陷越深。
在敌伪期间，周作人作为各种伪刊的撰稿人，写下大量的散文，出过不少集子，发表了不少言论。他这时期的散文，除了少量回忆文章外，大量的是抄录旧书，不少是美化汉奸政权和侵略者，宣传“东亚共荣”的。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北平的伪临时政府解散。另设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该委员会的教育总署督办。11月，汤尔和病死，汤在临死前极力推荐周作人继任。到了1941年1月，周作人接任了这一职位。同时还兼任“剿共”委员会委员，新民总会会员。当年的4月，他以教育督办的身份出访日本。
1942年5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成立十周年，周作人竟同汪精卫一同赴“满洲国”访问，在长春拜会了溥仪。更严重的是他在出任伪华北新民青年团副统监时，曾身着日本式军服，戴着日本式战斗帽，陪同正统监王揖唐检阅了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分列式。一个文人如此蜕变，真是令人可悲可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从9月份起开始肃奸。周作人自然被列入大汉奸名单内。
周作人当时住在北平市内。日寇投降时，他也和其他汉奸一样，惶惶不可终日，但又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评论作家，又有点名气，在汉奸政府里担任的职务也非要职，或许蒋介石政府能网开一面，放自己一把。就这样，周作人在愁眉苦脸中度过了一日又一日。
1945年10月6日，周作人接到了一张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署名的请柬，上面写着：“敬备菲酌、恭请光临”几个大字。地点在兵马司胡同1号原华北政务委员会经济总督办汪明景的住宅。
6日下午5时许，周作人来到了汪宅，其他一些知名汉奸也陆续到达。晚8时，宴会正式开始，也就在这帮大汉奸们举起酒杯时，戴笠带手下的军统局特务们突然光临了。周作人与其他汉奸一同被铐了起来。当夜解往炮局监狱。
周作人在北平被关押了约半年，1946年5月26日被押解到南京。6月17日，国民党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以汉奸罪对周作人提起公诉，周作人从此站到了被告席上。
11月16日，首都高等法院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褫夺公民权10年。
判决书在认定周作人犯罪事实和判决理由后指出：“被告在各大学执教历有数年，国人受其熏陶者不知凡几；又有相当学识，过去著作不少，国人对其景慕者亦不知凡几。居领导民众之位，负最高学府教育之重任，宜存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全名节，以扶民族之正气。及意薄弱，一经遇刺，即变节附逆，只图个人偷生苟安，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能不负刑事上之责任。综合各种情状，应予减处有期徒刑14年，并褫夺公民权10年，以维法纪而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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