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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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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者试读：

书名：创造者

作者：(美)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

译者：胡晓姣,金鑫,陈秀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8-01

ISBN：9787508644967

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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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至爱，凯茜和贝齐

引言 我眼中的写作生活

我曾被邀请为《华盛顿邮报》写一篇名为“写作生活”的文章，这让我颇为犹豫。像我这样的纪实文学作家都有一个小秘密，那就是，我们不认为自己是名副其实的作家，至少不是那种适合反思“写作生活”的人，记者出身的作家尤其如此认为。我那13岁便成为人气作家的女儿，以她的见识和文学自信一语中的地指出，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记者加传记作者。对此我“供认不讳”。

1974年，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致力于在中东穿梭外交。在一次执行外交使命时，他在专机上和同行人议论起时任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和时任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Golda Meir）等领导人时说道：“作为一个教授，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历史是由很多客观因素推动的。”贝题但他又说：“不过从现实状况看，你会发现很多名人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也一直认为客观因素和人为力量对历史的塑造作用是平分秋色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当记者，同时也是一名传记作家。因此，本书的各个章节都与人物相关，将讲述这些人物如何思考，他们为什么极具创造力，他们又是如何影响历史的。

我曾在《时代周刊》供职多年。该周刊的创始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有一条简洁的工作指令：让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物来讲述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他总是以某个人（而不是某个话题或某个事件）的肖像照作为杂志的封面。成为编辑之后，我也尝试模仿他的做法。即使有人让我推倒重来，我也不会放弃这种做法，甚至还会更加郑重其事。有些自以为是的批评家指摘《时代周刊》过分突出人物，每逢此时，卢斯都会回应道，《时代周刊》这样做并非首创，《圣经》才是这一做法的鼻祖。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通过人物故事传递思想、普及价值观和讲述历史的。

我对富于创造力的人物尤为感兴趣。我说的富于创造力不仅指聪明。作为新闻记者，我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聪明人。事实上，聪明人比比皆是，但他们无足轻重。一个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富有想象力或者创造力，那是一种跳跃性的思维，是一种能以全新的视角看问题的能力。比如，1905年，欧洲那些最有学问的物理学家试图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无论人们以何种相对速度运动，光波总是匀速传播。瑞典伯尔尼专利局的一名普通职员凭借自己在脑海中设想的实验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光保持匀速运动，但随着人们运动状态的不同，运动时间并不相等。正如爱因斯坦后来指出的那样，“想象比知识更重要。”

我见到的第一位真正作家是来自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沃克·珀西（Walker Percy）。他的两部作品《看电影的人》（The Moviegoer）和《最后的绅士》（The Last Gentleman）都快被我翻烂了，但每次重读时，作者高深的哲思和昔日的风采总会使我肃然起敬。他住在伯格湾边上，那是一条像河湾的河流，河水缓缓流经我的家乡新奥尔良的庞恰特雷恩湖。我的朋友托马斯是沃克的侄子，于是他就成了我们这群小孩的“沃克叔叔”。我们常去他那儿钓鱼，去抓正在晒太阳的海龟，用水橇滑行，或者与他的女儿安打趣玩闹。当时我们还不清楚沃克叔叔究竟是做什么的。他曾经学过医，但从未给人看过病。其实他每天都宅在家里工作。安说他是一名作家，但直到他的第一本书《看电影的人》得到认可后，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来写作也可以是一种谋生手段，和当医生、渔民或者工程师没什么两样。

沃克是一位非常温和的绅士，他面色平静，仿佛看破红尘，眼睛却总是在微笑。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和他待在一起，追问他当作家是什么感觉。他给我看他自己尚未出版的文章，我全神贯注地读着那些文章，而他则在一旁小口饮着波旁酒，似乎对我一本正经的样子感到很开心。后来我注意到他的小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更确切地说，那些小说传达了许多玄妙的宗教信息。不过，当我要他阐释个中含义时，他却总是笑着拒绝。他说，路易斯安那州出两种人，一种是传教士，另一种是作家，还是当作家比较好。

这句话也成了我当作家的准则。我生来就不是什么评论家或者传教士。虽然我有很多想法，但我自己从不确定那些想法是否正确。《圣经》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假借人物之手说教的力量，它还告诉我们讲述（即按时间顺序讲故事）的魅力。不管怎样，毕竟《圣经》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开头：“起初……”与那些乏味的说教章节相比，《圣经》里面的寓言、叙事和故事有意思多了。

20世纪50年代，人们有一点知识便会志得意满，中产阶级生活之风劲吹，我的父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真算得是有学问之人了。他们不仅订阅了《时代周刊》和《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还是“每月读书会”的成员。他们阅读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和约翰·冈瑟（John Gunther）的书。后来当他们觉得我和弟弟的年纪足够大，能够从《大英百科全书》中获益之时，就毫不犹豫地给我们买了一套。我们住在新奥尔良的中心地段，那个地方充满了异国情调，古往今来，一直鱼龙混杂，很多人颇具艺术天分，至少也是个伪艺术家。镇上各团体之间往来熙攘，碰撞出了火花，偶尔也有些摩擦，但更多是惬意地交流。这些都是创造性文化不可或缺的成分。我喜欢爵士乐，曾学过单簧管，还曾经供职于几个俱乐部，这几个俱乐部都因簧乐器乐师乔治·刘易斯（George Lewis）和威利·汉弗莱（Willie Humphrey）这样的人闻名。在发现一个人也可以靠写作谋生之后，我便开始频繁出入新奥尔良老城“法国区”中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从前造访的地方，或坐在沙特尔街的拿破仑剧院的一个角落里写上一篇札记。

这些都是虚荣做作的表现。幸运的是，后来的新闻工作让我摒弃了其中某些做法。上高中的时候，我在新奥尔良的《国家新闻报》（States-Item）谋得一份暑期工作，这份下午报的影响力堪比当地最大的日报《皮卡尤恩时报》（Times-Picayune，又称“时代花絮报”）。当时我负责警局司令部清晨5点巡逻区的新闻报道工作，结果第一天上班，我就发现自己得报道一则最可怕的新闻——一起幼童谋杀案。当我给编辑室主任比利·雷尼（Billy Rainey）打电话报告这则新闻的时候，他近乎咆哮地抛给我几个问题：遇害孩子的父母是怎么描述自己孩子的？你向他们索要孩子的照片了吗？当时我吓蒙了，向他解释道，因为当时遇害孩子的父母正伤心，我不想打扰他们。雷尼命令道，回去敲门，和他们谈谈。

让我惊讶的是，孩子的父母居然让我进门聊。他们翻出了孩子的相册，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给我讲这个孩子的故事，因为他们希望人们知道这些事情。他们有倾诉的需要。于是我又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新闻工作的关键之处在于，要懂得人们需要倾诉。交流过程中，孩子的母亲拍了拍我的膝盖，说：“希望你不介意我跟你讲这些。”

大约25年后，我在一个最不可能出现的情景下重温了当年那一幕。知名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被曝与前女友米娅·法罗（Mia Farrow）的养女宋宜·普列文（Soon-Yi Previn）有染，引发众怒。伍迪·艾伦邀请我去他的公寓，这样便可以解释自己的行为。公寓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一翻开笔记本，他倾诉的欲望便立刻显现出来。谈话过程中，我曾问过他是否想过这样的情感关系有些不妥。他的回答注定被载入名人语录。他说：“心性使然。”聊了一个多小时后，伍迪·艾伦把身子靠过来，说：“说了这么多，希望你别介意啊。”我心想，不，我不介意，我靠这个吃饭呢。做这件事我是有报酬的，而且报酬还相当可观啊。我想他的心理咨询师大概也会这样想吧。

驾车北上哈佛的时候，我带了好多箱迪克西牌啤酒，这些酒全都整整齐齐码放在我那辆破旧的雪佛兰老爷车里，这下我就可以像南方小伙子一样畅饮了；我重读了威廉·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Absalom）和《喧嚣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因而我可以假扮书中人物昆丁·康普生（Quentin Compson）却不至于重蹈他的覆辙。我写过的文章中最令人难堪的一篇，要数写给哈佛校报（Harvard Crimson）的那篇有关福克纳的传记了。在那篇文章里，我极力模仿福克纳的写作风格，却没想到自己的文章竟那般冗长唆。（哦，对，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被录用。）毫不奇怪，我一辈子都没有受邀加入哈佛校报，却加盟了幽默杂志《哈佛讽刺文社》（Lampoon）。当时这家杂志社主要以恶搞名人为内容，曾经戏仿世界销量最大的年轻女性杂志《大都会》（Cosmopolitan），插页上赫然印着亨利·基辛格的裸体画。于是，我又学到了一条黄金法则（尽管在实际运用中不很熟练），那就是，拿名人的装腔作势取乐比模仿他们更有教益。后来，我又开始搜集材料，讲述一个默默无闻的种植园主的生平，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这个人叫威克斯·霍尔（Weeks Hall），已经过世了。在20世纪初，霍尔曾邀请多位文学名人和艺术家到家中做客，他把这样的聚会称作“庭园小聚”。这种做法让我知悉挖掘有趣或者有创造力的人的故事带来的乐趣。

那几年的暑假，我都喜欢回到新奥尔良的家，为哈佛讽刺文社工作。我喜欢开着车随意驶进某个小镇，一天内就会遇到很多新面孔，写出很不错的报道。我时常要求自己这样做，有时也会如愿。假如现在我正在面试年轻的新闻记者，很有可能会这么做：摊开一张地图，任意指定一个小镇，要他们去那里挖掘新闻，并在48小时后发给我一篇好文稿。

有一次去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我写了一系列文章，都与拉福什湾沿岸甘蔗种植园佃农的生活有关。我的文章体现出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的文风对我的深刻影响，他的书我读了太多遍了，那些书总是着意煽情，刻意追求文采，但这些小文却助我在下个暑期找到了一份更有意思的工作。哈里·伊万斯（Harry Evans）现在是声名赫赫的作家和史学家，但在当时，他还只是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炙手可热而又富有革新精神的年轻编辑。在一次演说中，他哀叹美国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造就那么多艾吉式的作家了。我不假谦虚，把自己所写的有关佃户生活的文章简单整理后，寄到伦敦给他，向其谋求一份暑期工作。我没有得到回音，很快就忘记了这个无礼的请求。可几个月后居然有一封电报寄到了我的住处，当时我颇感诧异（即便在今天，这种事情也是不寻常的）。电报上写着：“愿提供短期实习和汤姆森奖学金。”后面的署名我闻所未闻。不过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来自《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工作邀请函。之所以设立汤姆森奖学金，是因为哈里希望在美国雇到更多像我这样的人，于是便创立了这样一个奖学金项目，并以报社当时的老板汤姆森男爵（Lord Thomson）命名。我凑齐路费，买了一张冰岛航空的打折机票飞到了伦敦。

那是1973年的夏天，正值水门事件刚刚曝光之时。哈里创立了一个名为“洞察小组”的调查团队，他把我安排在这个小组，并且误以为既然我是一个美国人，肯定和196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伍德沃德（Robert Woodward）以及卓越的前美林银行策略师伯恩斯坦（Bernstein）有些相似之处。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去苏格兰的敦提市调查。该市市长也是苏格兰“大城市市长”中的一位，被怀疑是亲尼克松派。到机场后，我大摇大摆地向租车前台出示了《星期日泰晤士报》报社实习证明，却被告知由于年纪太小，租不了车。我感到十分难堪，又不敢把这件事告诉编辑们，只好搭便车到旅馆。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有幸见到了很多当地名人，还与他们沟通。随后，我胡乱拼凑了一篇杂乱无章的文章，内容涉及多桩土地秘密购买行为以及其根据各分区法律所做的恶意调整等情况。我这篇文章颇令人摸不着头脑，几位编辑有些抓狂，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向戴维·布伦蒂（David Blundy）求助。这位先生是我见过的最另类的记者了。他的双眼透着狂野，精力充沛，好像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刺激，让人觉得他总是在暗暗谋划着什么；他瘦得皮包骨头，看起来就像个动画角色。一天晚上当我们回到旅馆的时候，前台说我们房间里有人。戴维马上警觉起来，认为那人肯定是市长雇佣的杀手，于是他摆好架势准备开战，还大声喊着让我去乘电梯，他自己要爬楼梯上去。我感到十分不解，但还是按照他说的做了。我们同时到达六楼。戴维猛地撞开了门，但他向来嗜烟如命，加上刚刚一口气爬了六层楼，这会儿早已累趴在地上了。那位不速之客原来是电视修理工。一看此情此景，那位修理工东西都来不及收拾就匆忙离开了房间。

后来我和戴维合作，报道了北爱尔兰问题、摩洛哥与西班牙的荒岛之争以及1966年12月一帮商人公然违反联合国对罗得西亚的经济制裁一事。危险的任务总会让戴维精神振奋。有一次在贝尔法斯特，他一再坚持去报道一次游行活动，但我宁愿留在欧洲酒店的酒吧里。他说街头冲突在电视里看似暴力血腥，但隔着半条街观看其实相当平静安全，还说当记者就要有一种到现场去的冲动。我们一出门就有一颗炸弹击中欧洲酒店。戴维说这是给我的一个教训，当时我对这一点深表赞同。他曾经希望我能从这个教训中领会真意，但几年后这位老兄却在萨尔瓦多被狙击手的流弹射死，我便随之放弃竭力探寻这份真意的做法了。

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供职的那些日子里，我意识到自己生来就不是伍德沃德或伯恩斯坦那样的人。我生性待人真诚，所以不愿以探人内心的想法为乐。也许反而正是这个性格使我可以很快结识陌生人并让他们对我敞开心扉。有一次，我奉命去马恩岛一个名为“夏日胜地”的娱乐中心报道一起失火案。在那次事故中，50人命丧黄泉，原因是紧急出口关闭，还有其他几个疏忽之处。最终我见到了这个娱乐中心的股权公司总裁查尔斯·福特先生（Charles Forte）。在谈到酿成这起悲剧的过错时，他非常坦诚，也很无助。那篇报道很成功，但我刻意将他说过的一些话做了轻描淡写的处理，否则报道还会更精彩。我生来就有的同情心战胜了我身为一名记者的职业本能。

我从哈里·伊万斯的例子中领悟到，一个记者是有可能做到既勇于革新、善于调查，又能走进调查对象内心世界的。哈里风度翩翩，好奇心强，具有质疑精神，可以说他既做得“市外人”（他是曼彻斯特人），又做得“局内人”（他曾被王室封爵）。总有些事会不时令我对这个道理加深印象。1980年，里根参加总统大选。在为《时代周刊》报道此次大选的第一周内，我写了一篇文章，该文关注了里根在政治演说中所举的例子，从税收水平到树木如何污染环境等，不一而足。我在文中宣称里根的演说有很多令人生疑之处。我本以为自己在接下来的一周会被里根竞选团的工作人员挡在里根的专机之外，却未料到自己竟然受邀到飞机上和这位候选人并排而坐。在社会生活中，有一种现象对许多人而言很平常。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母亲曾生动地描述过这一现象：如果她的儿子克林顿走进一间屋子，里面有100个人，其中99人拥戴他，剩下那个人与他意见相左，克林顿就会走向那个反对他的人并试图去改变那个人的看法。我发现亨利·基辛格也是如此。他如同飞蛾扑火，向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飞去，总会情不自禁地要扭转他们的看法。

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工作经历帮我赢得了罗兹奖学金，其中部分原因是该奖学金评选委员会的成员多有崇英情结，这一点倒也不足为奇。或许这些人是因为看到某份英国报纸上出现过我的文章才对我有了深刻印象吧。面试定在新奥尔良法国区的一家宾馆里。当时我正在享受圣诞假期，在附近一家牡蛎店里剥牡蛎吃，幸好那里的人并不清楚罗兹奖学金是什么。当时我的梦想仍然是当一名“真正的作家”，因此当看到威利·莫里斯（Willie Morris）就坐在评审团席位上时，我感到诚惶诚恐，丝毫没注意到其他评审员中有一位有何不凡。他是来自阿肯色州的法律教授，当时正准备竞选国会议员，但没有成功。多年以后，这位比尔·克林顿先生竟然还记得当时他问我的问题以及我的回答，这让我颇为吃惊。他还对时任美国白宫传播室主任乔治·斯蒂芬诺伯罗斯（George Stephanopoulos）说，如今身为记者的我既然已经知道他是当年的评审员之一，就一定不会让他好过的。他肯定知道这句话会传到我的耳朵里，也许他是在利用人的逆反心理吧。不管怎样，我最后还是得审查《时代周刊》对他第二个任期糟糕表现的报道。但我为他的自传所写的书评则反映了我自己对他的看法，那篇书评也收录在本书里。

1974年，动身去牛津读书之前，我收到了《华盛顿邮报》暑假实习的邀请函。按理说这个邀请应该算作一个令人难以拒绝的安排了，因为当时水门事件正愈演愈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报业人大有新闻可做。然而当时我仍对“真正的作家”梦痴心不改，于是决定在新奥尔良港口的一艘起重船上当一名搬运工。我异想天开地认为这样的工作可以为我计划的《大美国河流小说》（Great American Novel About the River）提供足够的人物素材，就像当年的马克·吐温的经历一样。事实上，若我是马克·吐温，这个愿望就会实现，抑或早就实现了吧。从那时起，我用过的每一张桌子的左边抽屉里总是放着我这本未竟的小说手稿。小说以起重船特伦斯号为背景，书中人物包括库恩船长以及形形色色的船员。每隔十年左右，我就会把稿子拿出来，稍作润色，再重读一遍，然后提醒自己，我确实当不了一个“真正的作家”。这个世界有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就够了。

在牛津，我选修了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加上在哈佛主攻的历史和文学，我已经能胜任记者和传记作家的工作了，但除此之外，别的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在牛津的导师是兹比格涅夫·皮蔡因斯基（Zbigniew Pelczynski），一个充满活力而又睿智的人。他是一名黑格尔学者，“二战”时曾是波兰地下运动的活跃分子。在这里，我再次笼罩在比尔·克林顿的阴影下。皮蔡因斯基给我布置了一项作业，题目是“民主的潜在力量如何在独裁政权中得到体现”。我很快就把论文写完并交给了他，但他读完之后觉得我写得并不好。原来几年前他的一名尖子生写过一篇更好的论文，他还复印了一份给我。他说，你也许认识论文作者。我瞥了一眼作者的名字“比尔·克林顿”，我说不认识。皮蔡因斯基又说，他是阿肯色州人，而我是路易斯安那州人，两个州可是相邻州啊。而我认为并非所有路易斯安那州的人都认识所有阿肯色州的人。如今想来，当时我宣称一个阿肯色州人都不认识其实是耐不住性子的表现。

比尔·克林顿的文章讨论了苏联民主问题，写得确实比我的好多了，于是导师这只产自阿肯色州的“宠物”在我眼里也分外招人烦了起来。大约20年后的1992年，那时我已经是《时代周刊》国内事务版块的编辑了。有一天，我接到了皮蔡因斯基的电话。他说很多记者都在问他克林顿学生时代的为人，还说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把那篇论文的副本给他们。当时我愣了一下。什么论文？我早就忘了那篇文章了。但当我回想起来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那将是一条爆炸性新闻。毫无疑问，那篇论文里有些话如果被断章取义，会给克林顿带来大麻烦，即使全文照登，他也很可能会麻烦缠身，因为当时共和党人已经在借他的赴苏留学经历抨击他了。这是新闻人的两难处境：我要不要告诉那位善意的老师把那篇可能剥夺克林顿候选人资格的论文交给记者？考虑片刻之后，我说我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做，但如果那是我的论文，我希望他在公之于众之前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于是，皮蔡因斯基说他会问问克林顿的意见。

另一方面，如果我能拿到那篇论文，《时代周刊》将获得一个最大的独家新闻。但我应该这样做吗？我拿起电话打给住在新奥尔良的父亲，说：“到家里地下室的工作间，在推台锯后面的白色抽屉箱里找找，看有没有一篇比尔·克林顿关于苏联的论文。”几分钟以后，我父亲走回电话机旁，话音里透着失望。原来在飓风卡特里娜之前新奥尔良就发过多次洪水，淹没了我家的地下室。那个箱子以及里面的东西在其中一次水灾中遭到了破坏，我母亲已经把它们扔了。我感到有点失望，但另一个我，那个不忍成为一个铁血无情的新闻人的我，却舒了一口气。新闻人的两难处境解除了。

几年之前，就在克林顿卸任后，我到牛津郡的一间村舍里拜访了已经退休的皮蔡因斯基。他翻出了一个剪贴本，里面有克林顿的论文，还有一封1992年贝齐·赖特（Betsey Wright）发给他的电报。贝齐是为克林顿处理负面事件的小组的一员，总是忙碌不已。信中感谢他问了该不该公布那篇论文一事，并极力恳请他不要公布。我重读了那篇论文，这回发现它真的不错。于是，我建议皮蔡因斯基复印一份，寄到克林顿图书馆。史学家们应当得到当年那些记者始终没有拿到手的资料。

在皮蔡因斯基的影响下，我开始考虑当一个哲学家。我要当的哲学家当然不是那种手捋长须的哲学家，但至少要在这个领域做点学问。我的牛津毕业论文讨论的是约翰·洛克的财产观，所以我想把它寄给我在哈佛的两位哲学教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之所以选择这两位教授，是因为他们对洛克财产观的看法刚好相反，因而他们中或许有一人会觉得我的分析很有意思。从牛津毕业后，我回到美国，分别拜访了他们，看看谁愿意录取我为博士研究生。在读完我的牛津毕业论文之后，他们都表示哲学界没我也能照常运转（虽然罗尔斯说话比诺齐克客气些）。于是我只好回到新奥尔良《国家新闻报》，当时这家报社即将被《皮卡尤恩时报》收购。

我奉命去市政厅做新闻报道，这份工作比较简单。时任新奥尔良市市长穆恩·兰德里欧（Moon Landrieu）决心整合这座城市的权力结构，于是聘用唐娜·布拉泽尔（Donna Brazile）担任他的助手兼保镖。大多数老政客都很反感这个阻止他们接近市长的年轻黑人妇女，但我发觉她不拘小节的举止反而让人眼前一亮。我常常从她那打探绯闻和消息，当记者的关键就是要发掘像唐娜这样了解内幕的人。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那样的金牌记者就从不透露自己的新闻线人。我支持诉讼时效30年的规定，当时做过一些相关报道，最精彩的报道中就有几条来自唐娜给我提供的信息。

多亏这份工作，我才能租下斜对着杰克逊广场的庞塔尔巴大楼的公寓。这座大楼是国有的，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等候入住的名单上。有一天，市议会主席告诉我他已经把我的名字移到名单的最前面了，还要给我一盏蓝灯。刚开始我不知道蓝灯是什么东西，他解释道，蓝灯就是警灯，我可以把它放在车子的中控台上，这样就能在法国区内非法停车。当时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还谈不上有多高尚，于是我便欣然接受了他的慷慨相助。

我最终忍痛割爱放弃我的写作梦，是因为接到一个名叫柯德·迈耶（Cord Meyer）的人的电话。柯德曾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个秘密部门工作过。他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在牛津读书的美国学生。后来我才知道他与中情局有瓜葛。他安排他的一个同事在新奥尔良机场希尔顿饭店的游泳池边对我进行了面试。一开始，面试似乎围绕着谍报工作展开，后来面试官才强调他们当然不是要让我成为间谍，而是在总部当分析师。如果一开始他就把话说清楚，也许我会当场答应，这样的话，这本书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就在同一个星期，我还碰到了一位《时代周刊》的编辑。他奉命从曼哈顿来到新奥尔良挖掘“那边”年轻的新闻人。当时新奥尔良正在举行市长候选人选举。共有12名候选人，每个人的经历都十分离奇有趣（其中一人与露丝克里斯牛排馆的创始人结了婚，竞选时身穿大猩猩套装，还当场买下了一头大猩猩送给奥杜邦公园的动物园）。我走访了所有选区领导，请他们填一张问卷，看看每个候选人在各个选区能得到多少选票。有了这些数据，再加上一点运气，我准确预测出了12位候选人每人的得票比例和名次。当《时代周刊》的编辑赶到镇上的时候，《国家新闻报》正在报纸宣传栏里大肆宣扬我的伟绩呢。于是，这位编辑便极力邀我加盟《时代周刊》，我接受了这个邀请，也就拒绝了中情局的工作。我在《国家新闻报》的最后一个任务是写一篇专栏，预测选举最终结果。这一次，我没有挨个拜访那些选区领导，因为我自以为对小镇的情况已经很熟悉了。而那次我错了，又是一个教训。

我是那位在外游荡的编辑在“那边”招募到的唯一一名记者。到达《时代周刊》大厦的时候，我像一匹骄傲的千里马被领到了大厦的34楼去见该报的老总赫德雷·多诺万（Hedley Donovan）。多诺万说因为现在《时代周刊》有太多人去哈佛或牛津读书，所以他非常高兴他们在“那边”找到了人。“对了，”他说，“你在哪上的学？”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便只是笑了笑，没有作答。于是他又重复了这个问题。那位把我带到这儿来的编辑紧张地看了我一眼。我咕哝道：“哈佛。”并且故意拉长调子，希望他们把这个词听成“奥本”。多诺万看起来有点糊涂，而后我就被支走了，而且好像再也没有被这位老总召唤过。

后来我发现自己多年来在《时代周刊》结识或共事过的人背景迥异：有出身贫寒的，也有身世显赫的；有来自乡下的，也有来自城里的。进入国家级杂志社的我们必须努力忘记自己的出身，我们出席外交关系的会议要比去吃扶轮社（Rotary Club，服务性慈善社团组织）午餐的频率高得多，这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所以，在我当上《时代周刊》编辑后，组织了一次灰狗长途汽车代步游，沿着旧50国道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横贯美国的旅行。50国道是美国中部几十个小镇附近的主干道。同行的同事中有来自俄亥俄州列车工程师的几个孩子、一个来自阿肯色州专向穷人租房的房东、一个施托伊弗桑特小镇住房计划少年俱乐部的经理、一个密西西比河码头工人的儿子、一个来自哈勒姆的家政员，还有一个来自长岛的汽车司机。我们去了鸡肉加工厂、保龄球馆、基瓦尼俱乐部和家长会、圣灵降临教堂以及几家实惠的酒吧——这些酒吧平时可以赊账，发薪日再用现金还账即可。几年后，我们又组织了一次类似的旅行。我们从密苏里的汉尼拔出发，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最后到达新奥尔良。正如《奥德赛》、《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66路》等历险作品所描述的，如果一个人不停地行走，以陌生人的身份游历某地，再重新上路或者返回船上，同时把所有的问题抛在脑后，那么他就会产生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这种感觉会令人神魂颠倒。我想，很多记者和作家都会为那种若即若离的感觉所吸引。

在《时代周刊》工作的最初几年，我被安排在国内事务编辑奥托·弗里德里希（Otto Friedrich）手下干活。他很聪明，一脸络腮胡子，总是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他先是教给我一条有关新闻的真知灼见，后来又向我展示了传记文学的真传，这条灼见和真传就是，模糊的事实和精彩的细节即使看似微不足道，却正是一个精彩故事的基本框架和生动逼真的描写所在。就像普鲁塔克（Plutarch）在他的《传记集》开篇中提到的那样：“有时候一件小事、一个表情或一句玩笑话，会比几场最著名的战役更能向我们清楚地传递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喜好。”弗里德里希在其一篇名为“俄罗斯有00棵树”（There Are 00 Trees in Russia）的论文里阐释了这个观点。“00”指的是新闻杂志作者用“00”或者“TK”作为某一事实的占位符，等着某研究人员填补该空白。

弗里德里希在工作之余也写书。从他身上，我懂得了写传记和历史著作可以作为新闻人工作之余一个不错的副业。1980年，我在报道里根大选之时，一帮人突然冲到集会民众的前面。他们瞪大眼睛，发着传单，说是要揭露美国东海岸对外政策体制中不可告人的本质。这让我大为震惊。传单上画满图表和箭头，有美欧日三边合作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美国最富有的洛克菲勒家族、暗中玩转地球的彼尔德伯格集团、美国耶鲁大学秘密精英社团骷髅会以及各种金融秘密集团。于是，我请教了一位名叫伊文·托马斯（Evan Thomas）的同事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想他向来对美国东海岸的情况比较了解，应该能解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吧。最后我们决定合著一本书，探讨一下这个“体制”，一窥究竟。

我们在长岛萨格港一间避暑小屋里写下了书的大纲。我是一个夜猫子，打算点灯熬夜到凌晨5点，这样就能在第二天把手稿交给伊文，那时他也差不多起床了，然后下午在海边碰面。我们一致同意遵循《时代周刊》的核心工作准则，即以时间为顺序，通过人物讲述故事。我们挑选了6个人，他们都是这个所谓的“体制”的核心人物，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罗伯特·洛威特（Robert Lovett）、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奇普·波伦（Chip Bohlen）和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我们从大学预科学校、大学俱乐部、华尔街、驻外事务处、冷战权术和越战等方面，按时间顺序追踪他们错综复杂的生活历程。

我们带着那本书的大纲来到萨格港的麦迪逊大街尽头，想把它交给刚成为文稿代理人的阿曼达·厄本（Amanda Urban）。她让我们再往前走，去找美国最大的图书出版公司之一西蒙&舒斯特公司的编辑爱丽丝·梅修（Alice Mayhew）。听了我们几分钟的陈述后，爱丽丝马上就明白了书的大意，并说她一直想要出版一本这样的书，而且书名可以定为“智者”（The Wise Men）。于是书名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们当时担心学术界会以这本书太具（或者“仅有”）新闻性而不予理会，于是就开始研究总统档案，大量参考了被真正的史学家敬称为“史料”的东西。我们的努力在最初一次采访里被证明没有白费。当时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对我们的书多有贬损，说所谓的“权势集团”纯属子虚乌有。后来，伊文在林登·约翰逊档案馆里找到了邦迪自己所写的一篇名为“从体制归来”（Backing from the Establishment）的回忆录。邦迪在回忆录里详细记录了我们所调查的人物的幕后角色，他还催促约翰逊总统在他们中间创立顾问小组，以便为“越战”服务。

不过，我也越发确信，不仅史料研究对撰写当代史作用极大，新闻采访工作对此也是大有裨益的。比如，虽然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洛威特每日写给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信件是宝贵的史料，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长途电话交流已经很普遍了，因而这些材料马上就被诸如“请来电讨论老挝问题”这样的电话“暗号”取代。电话沟通有助于记者一边采访当事人，一边做笔记。

在我着手写亨利·基辛格传记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我知道档案馆里的文件更多是为了掩盖内情，而不是出于历史准确性的考虑。基辛格的助手温斯顿·罗德（Winston Lord）就曾透露，基辛格有时候就让他的几位助手写几个版本的会议记录：一个交给档案馆，一个交给尼克松，另外一个准确版则留给自己。所以，亲自询问当事人官方文件背后的真相是很有用的。正如基辛格自己曾经指出的那样：“写在外交文件上的东西向来就不符合事实。如果当时我对自己现在已经知晓的事情有所了解的话，就不会基于官方文件去写我那篇题为《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的博士论文了。”

事实证明，基辛格对我所写的东西并没有感到很兴奋，而且还让我了解到他的想法。在读那本书的两天里，他口述了好几封信，指出我有几个地方写得“太离谱”了。其中几封是他那位年轻和善的助理保罗·杰里·布雷默（L.Paul“Jerry”Bremer）从他在派克大街的办公室亲自送到《时代周刊》生活大厦的。（布雷默后来担任了美国驻伊拉克总督，但这份工作也轻松不到哪儿去。）基辛格曾就此事质问他的好友谁是《时代周刊》的主编，他的好友便是我的上司亨利·格伦沃（Henry Grunwald）。格伦沃对基辛格说他认为我的书写得不偏不倚、入木三分。基辛格沉默片刻，接着以他那幽默却不失嘲讽的口吻抱怨道（这种幽默感有时使他显得平易近人）：“那么你那位年轻记者又有什么权利把我写得不偏不倚、入木三分呢？”

或许是受到这次经历的触动，我在心里告诉自己，下一本书可不敢再写活人，一定要写一个去世两百年的人才行。于是我选中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原因是我觉得当今美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两极分化得越来越严重。身为一名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帮助其他人找到了共同的立场和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他意识到宽容和妥协是这个新国家的道德核心。我认为这些理念在当今美国值得提倡。我没有采用说教的写作手法，因为我再次感受到叙述故事的方式更能传情达意。

富兰克林身上有很多东西打动我，其中一点就是他居然是一个勤奋好学、治学严谨的科学家。有时我们会把他想成一个在雨中吃力奔跑着放风筝的老兄。但他的实验引出了电的单流体学说，那可是当时最重要的科学进步。还有避雷针，也是当时最有用的发明。不管是在画墨西哥暖流还是在记录植物体结构，富兰克林都深爱着科学，他认为对科学不感兴趣的人就是凡夫俗子。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所谓“受过教育”的人竟然对自己不懂科学或抵触数学的心态感到心安理得。他们从来都不承认自己不知道哈姆雷特和麦克白两者的区别，却会十分爽快地坦言自己不了解基因和染色体、不定性原理和相对论之间的差别。我想要说明的是科学（甚至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是科学家的人）是可以富有魅力、富于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而传递这一理念的最好方式仍然是人物叙述。就此而言，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便是很好的选择。

我们这些写历史著述的人手中掌握着各种资料。我们有极具价值的日记，比如美国陆军部前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二战”期间的日记。但由于年久失修、保存不善，或者当事人害怕战后受到法庭的传讯已经将其毁掉，所以许多日记已经找不到了。我们也有私人信件，比如富兰克林和爱因斯坦两人的信件合起来就有40多卷。但在这个电话和电子邮件盛行的时代，这些信件也大多消失了。秘密磁带录音在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时代曾一度盛行，但在成功拖垮尼克松以后，这种曾令人满意的方法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今天，决策者们对记笔记、写真实的备忘录和发电子邮件等都犹豫再三，因为任何东西都可能被国会委员会当作传审的证据。我希望我们有办法说服国会通过一部法律以保护电子邮件及其他类似材料不受侵犯，除非法庭确实需要这些材料去调查某起重刑案件。这样一来，这些材料就能成为档案记录，在25年后仍可为史学家们所用。但这一点不大可能实现。史学家唯一拥有的新资源就是记者们写的书，比如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大卫·桑格尔（David Sanger）、简·梅耶（Jane Mayer）、巴顿·杰尔曼（Barton Gellman）、拉吉夫·钱德拉塞克兰（Rajiv Chandrasekaran）、史蒂夫·科尔（Steve Coll）、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托马斯·里克斯（Thomas Ricks）、迈克尔·戈登（Michael Gordon）等人的作品。这些记者从这些强大的当局者身上发掘出背后的真相。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如果新闻印刷业和现代报纸运作方式突然崩溃，这些东西也将随之消失。

爱默生曾说过：“所有的传记都是自传。”我怀疑自己在写书的过程中也加进了一些个人的情感因素，写富兰克林的时候尤是如此。富兰克林是一位成功的出版人、记者和商人。此外，他还对科技感兴趣，又善于沟通。我敢说他在当今这个信息革命和英才教育时代一定会如鱼得水、激流勇进。我的女儿就曾明确指出我在写富兰克林的时候实际在写一个理想的自己。没错，我承认这一点，但对于爱因斯坦，又该做何解释呢？她说我那是在写自己的父亲。确实，我的父亲也是一个犹太人。他待人温和，却经常感到心烦意乱，是一位敬重科学的人文主义工程师。爱因斯坦是父亲的英雄，而父亲是我的英雄。我又问女儿在写基辛格的时候，我又是在做什么。“这个问题就更简单了，”她说，“你在写自己的阴暗面。”

在我的记者和写作生涯里，有一个主题总在吸引着我，即技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1989年，我到东欧报道苏联解体问题。当我抵达原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时，被安排住进福临大酒店。因为外国人常住于此，所以这家酒店是当地少数几个能接收到卫星信号的地方。有一天，一个女服务员问我介不介意学生下午到我的房间收看《音乐电视》和其他音乐节目。我说当然不介意，并强调自己会早点回来见见这些孩子。可当我进门的时候却发现他们不是在看《音乐电视》，而是在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时正在播放的是波兰的格丹斯克船坞骚乱事件。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个独裁政体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终将不能阻止数字时代信息的自由传播。

在看到科技对新闻和写作的积极作用时，我感到喜忧参半。来到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作之初，我看到那儿的记者仍然是先把文章打印出来，再交给排版工人。《星期日泰晤士报》大厦的另外一层楼里有一间屋子，里面有一台被称为“新技术”的机器，其实就是能进行自动排版的文字处理机。但排字工人工会阻止这种装备投入使用。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习惯使用电脑和文字处理机，所以当时我试用了一下这台闲置的机器。排字工人工会随即召开了一次“教堂会议”以示抗议和警告，并威胁说他们会在报纸印刷的最后期限临近时罢工。那是我第一次尝到报纸行业中反对机械化或自动化的勒德分子的厉害。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还没有万维网，那时我就为诸如Well论坛那样的网上社区所震撼了。《时代周刊》后来推出一篇名为《欢迎来到网络空间》的封面故事，很明显，我们正在见证媒体翻天覆地的变革。直到那时，信息仍然掌握在那些大公司手里，再由它们传递给普通观众。这就催生了另一种交流模式，即社交网络。在那里，参与者可以点对点地创造、分享信息。在我开始负责时代公司的新媒体项目时，我们的团队已经专注于创建网上社区和论坛，而不仅仅是利用互联网廉价发行电子杂志了。时代公司联合几个兄弟出版社，与CompuServe（原美国最大的在线信息服务机构之一）、非凡公司和当时刚刚起步的美国在线合作，创设了各种各样的电子布告栏和讨论杂志文章的专区。

万维网改变了很多事情。我们不再受限于互联网通过商业在线服务所设立的围城。我们可以越来越轻松（也太轻松了）地把整本杂志放到网上。网上社区的概念被降级为每页下方几个评论区。用户不再被视为网上社区的成员；相反，他们都成了浏览文章的网上冲浪者。

最初，我们还考虑要不要让用户为这种特权埋单，但在我们提出网上横幅广告这个想法时，麦迪逊大街上那些年轻的业务代表马上就提着巨额现金蜂拥而至，纷纷表示乐意根据我们吸引到的人数支付相应的广告费。于是我们相信了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魔咒，即“信息应该免费，因为当今社会信息复制和发行已变得轻而易举了”，却忽视了他的下一句话，“信息要收费，因为在信息时代，没有什么比时机适当的准确消息更值钱的了”。他这个概念的两个部分互为矛盾，我们还在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

新技术为这种所谓的写作生活提供了很多精彩的可能性。比如，我希望自己的下一本书可以将自己的所思所想用Kindle或索尼电子阅读器这样的电子阅读设备制作出来，我希望能把自己的文字与音乐、图像和声音整合在一起。我认为新闻业在这个数字国度里也能繁荣发展。公民记者和博客将极大丰富新闻内容，而传统意义上的记者则可以从各种新技术中受益。即便是旧式打印技术也可以惠及人类生活。不管怎样，纸张是一种很好的信息储存、提取、发行和阅读的方式。想象一下，如果400年来人类一直把所有信息储存在荧屏上，那么某一天，当一位现代古腾堡式的人把那些文字和图像导出来，并将之印刷在设计精美的纸张上时，我们就能在浴缸中、汽车里或者后院中随时随地阅读文字了，那时，我们就会宣称纸张是一种极好的技术发明，甚至将来会代替互联网。退一万步讲，我认为作为信息发布的电子形式的补充，纸张既讨人喜爱，又十分方便，因而有着持久的竞争优势。

但不管未来怎么发展，我们都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迫切的问题：那些作家（还有影视、音乐、应用程序和新闻等可数字化领域的创作人）将如何在这样一个数字信息免费复制的时代里生存下去呢？这就是我在考虑所谓的写作生涯时最大的顾虑；我希望继续我的写作生涯，也希望我的女儿和未来的几代人也能继续这种写作生活。

自从史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令》在英国创立以来，300多年来那些从事创作的人就一直处在一种制度的保护之下。在这种制度下，写书、作文、谱曲、摄影的人都有权从他们的作品传播中获利。基于这项版权制度，300多年来，我们鼓励和奖赏了各个领域的发明创造，使得人才的智慧财富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此外，这项制度还使各种各样的人——从沃克·珀西到我本人——可以靠这种所谓的写作生活谋生。但愿我们的下一代也有机会享受这种愉悦。

第一章 美国开国元勋

富兰克林及其领导艺术

在本杰明·富兰克林还是个在费城看店的年轻印刷工的时候，他就在同行之间创建了一个以自我提升为初衷的“皮围裙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建立旨在帮助其成员成为公民领袖。为此，他列出了12种品质，并且从这些方面不断进行自我完善，比如勤劳和节俭。每周他都会骄傲地向俱乐部的其他成员炫耀自己的进步。

俱乐部的一个成员注意到了富兰克林过于明显的骄傲心理，就“善意”地提醒他漏掉了一个他需要努力实践的品质。“是什么呢？”富兰克林问。“谦虚。”那个人回答。富兰克林后来坦言自己从未很好地掌握那个美德，但又狡黠地指出自己学会了怎么假装谦虚。他在《自传》里这样写道：“我不敢说自己对谦虚的真正含义领会有多深刻，但我知道怎么表现得很谦虚。”很快他就意识到假装谦虚可以和真正谦虚一样有用——这样做能让你听取身边人的意见，表现出对他们观点的尊重，而这便是基于互相宽容基础上的民主制度的本质，也正是他和他的朋友们竭力想要构筑的制度。

美利坚的每一位开国元勋都展现出不同的领导才能。乔治·华盛顿刚正不阿、道德高尚；约翰·亚当斯和他的堂兄塞缪尔·亚当斯讲究并坚持原则；托马斯·约翰逊和他的追随者詹姆斯·麦迪逊表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富兰克林则拥有很多和奥巴马相似的领导才华：有创造力，极其务实，懂得温暖而不是伤害身边人。但最重要的是，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他能很明智地把满怀热情的人组织在一起，通过倾听去领导他们。他能够以谦虚（即便是假装出来的谦虚）的态度去团结这些人。在一个超党派的年代，这种品质是如此缺乏，但它仍是自由和民主的本质。

富兰克林利用“皮围裙俱乐部”发起了一系列自我提升的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建立公共图书馆。他最初建议俱乐部成员把书集中放在俱乐部里，后来他拓展了图书馆的规模，提出通过筹集资金购买新书的想法，这样大众订阅者就能从图书馆借书了。至今尚存的费城公共图书馆在1731年成立，当时富兰克林27岁。他为这座图书馆所写的格言“为公众谋利是神圣的”反映了他以人为本的领导信条，即服务同胞就是服务上帝。

在为图书馆筹集资金的时候，富兰克林学到了第一条领导准则：如果不去计较功劳，事情就能轻松办成。当时他没有说建立图书馆是自己的想法，而是说“很多朋友共同的计划”。通过这种方式，他避免了别人的嫉妒，而且“这种方法使我的事情进行得更加顺利。如果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我还会这样做”。比如，在提议建立镇上第一个志愿者消防队的时候，他就故意假借一个老朋友之手写了一封信提议此事。当然，正如他承认的那样，他从未真正学会谦虚这种美德，富兰克林在谈到此事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即使刚开始其他人拿走了你的功劳，但最后人们总会知道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因而会更加尊重你。他说：“牺牲一时的虚荣心，会在日后获得丰厚的补偿。”

和奥巴马一样，富兰克林的领导天赋使他能够将众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他的另一个领导准则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他画了美利坚第一张社论漫画。画上一条蛇被切成了很多块，每一块上面分别写着美国最早的13个殖民地的名字，标题是“要么联合起来，要么分崩离析”。他以使者的身份在伦敦待了近17年，试图使大英帝国团结起来，但最终失败了。他将此事比作“精致高贵的陶瓷花瓶……一旦摔破了，独立的碎片再也无法保存它们当初在整体里的力量和价值”。

那些有团结他人天赋的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当分歧的鸿沟无法逾越的时候，要懂得选好自己的立场。对于富兰克林而言，那个挑战是在1775年他坐船回费城的时候不期而至的，当时美国独立战争的枪声已经打响。富兰克林一直没有对人透露个人想法，直到有一次他有机会和儿子威廉探讨此事时才说出自己的观点。威廉反对独立，曾被英王封为新泽西的皇家总督。富兰克林对儿子说自己决定站在独立派那边。威廉回答自己仍然反对独立；富兰克林当即冷冷地打断了他，有生之年再也没怎么与儿子说过话。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个人事务上，当发现无法达成共识，是时候做出选择的时候，富兰克林就会毅然决然做出选择。

大陆会议决定把富兰克林安排在一个委员会中，负责撰写一份宣言，阐明为什么那些殖民地一直在寻求独立。在那个时代，国会知道如何选定真正能做事的委员：富兰克林、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等人都在其中。他们知道领导者不仅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而且当这些观念发生冲突之时，还要懂得如何加以平衡。我们看到《独立宣言》第二段开头那几句著名的句子是这样措辞的：“我们认为以下真理神圣不可侵犯……”这句话是杰斐逊写的。但在国会图书馆里的杰斐逊手稿的副本上，我们看到富兰克林用斜线将这句话重重划掉并修改的痕迹：“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言自明。”他所强调的是，我们的权利来自理性和人民的同意，而不是由任何宗教教义所规定的。杰斐逊接着说：“凡人生而平等，拥有不可转让之权利。”我们看到亚当斯在“不可转让之权利”前又加了一句：“造物主赋予的。”所以，仅从他们对只言片语的修改，我们就可以看出富兰克林和他的同僚在确定建国意义之时，是如何在神的恩典眷顾和民主同意之间取得平衡的。与之相比，政治家和媒体用宗教话题（比如学校祈祷、公开宣传十诫或者耶稣降生的故事）作为分化人民的手段显得多么苍白无力。《独立宣言》的第一句话“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开宗明义，表明这份宣言实为公共外交法案。因此，当时已经70岁高龄且受着痛风折磨的富兰克林才秘密登上战船，不顾自身安全，穿越敌军控制的重洋到达法国，以争取法国对独立战争的支持。他的著作和科学发明使他享誉世界，在法国尤受爱戴。在那里，他关于电的理论首次得到验证。他知道领导的艺术需要灵活的秘密外交手段，需要懂得如何平衡权力。在写给法国外长的私人信件中，他巧妙地解释了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对法国有着什么样的战略意义，提醒法国其波旁协议的盟友们是如何反对英国的。但他也知道美国力量的大小取决于公共外交，以吸引人们认可这个新生国家的理念。因而在抵达巴黎之时，他创立了一家出版社，并开始出版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文件和宣言，借此解释美国的自由平等观，而这也是法国民众和知识分子一直拥护的价值观。

回到费城的富兰克林已是81岁高龄，是制宪会议中最年长的政治家。1787年那个炎热的夏季，大小州之间的敌对关系几乎要把制宪会议撕裂开来。他们的分歧在于，立法机构是要根据人口决定各州选票，还是按州平均分配选票。最后，富兰克林站起来，提议双方各退一步，设立一个以人口分配各州选票的众议院和一个各州选票数量相等的参议院。“制作一张大长桌的时候，如果木头的两端不合适，工匠就会把两头都削掉一点，这样就能无缝对接了，”他接着说，“此事同理。双方都要舍弃自己的一些要求才行。”他的观点对于理解政治领导艺术的真谛至关重要，即妥协之人可能成不了大英雄，他们却可以成就伟大的民主。

但政治领导艺术最难领会的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妥协，什么时候该坚持立场。而这一点无章可循，即使是富兰克林，有时也会犯错。在制宪会议上，他做出了一个事后困扰他自己的妥协：同意保留奴隶制。但他很明智，事后曾努力纠正这个错误。制宪会议后，他成了一个废除奴隶制协会的主席。他意识到谦虚就要能容忍不同的价值观，而这有时需要妥协；但对于那些拒绝宽容别人的人，不妥协则更为重要。

富兰克林一生中曾为费城的每一处教堂捐过建设基金。有一次，费城正在建设一座会堂以收留巡回传教士。富兰克林写了一纸公文以募集资金，并号召市民们要宽容些，因为“即便是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司派出教士给我们传教，他也能在这里找到一个布道坛”。临死之前，他已经是费城首个犹太教会会堂“以色列圣会”的最大捐赠者。所以，当他去世时，两万民众在不同教派的牧师、传教士、神父以及犹太拉比的带领下为他送行。

国父们眼中的神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谈及有关宗教在人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比如效忠誓言里的“上帝庇佑下”或阿拉巴马州法庭上悬挂的《十诫》，那么，任何有关开国元勋们信仰的断言必然引发争议。这是十分有益的辩论，因为它会促使普通民众和元勋们博弈，而这个过程也展现了元勋们和宗教的博弈。

在《独立宣言》中，直接谈到上帝的唯一一处是第一段。托马斯·杰斐逊和其他起草者（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援引了“自然法则和自然神之法”（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ure's god）。（与上帝有关的四个英文实词没有大写的是杰斐逊的初稿，在羊皮纸终稿里这四个词都大写了。）“自然神”这一词组反映了杰斐逊的自然神论，那是他和富兰克林共有的但尚自模糊的启蒙思想，即造物主的鬼斧神工体现在自然奇迹里。像杰斐逊那样的自然神论者，不相信有直接干预人类事务的上帝的存在。“自然和自然神”这个词组首次出现的地方有些匪夷所思，它出现在富兰克林在1747年所写的一部闹剧里。剧中一位名叫波利·贝克（Polly Baker）的女子因生下5个私生子而受到法庭的审问。在法庭上，那个女人为自己辩护，宣称自己仅仅遵循“自然和自然神的首要神谕，即增长和繁衍”。（最终她不仅被无罪释放，其中一名陪审员还在第二天跟她结了婚。）

在《独立宣言》的初稿里，杰斐逊写下了著名的第二段话：“我们认为以下真理神圣不可否认……”从这份草稿可以看出，富兰克林曾用斜线重重地划掉了这句话，并将之改成“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言自明”。富兰克林觉得人的权利来源于自然，因“被管辖者的同意”而得到保障。他尤其喜欢“不言自明”这个想法，那是他的密友、苏格兰启蒙运动巨擘大卫·休谟提出的。休谟认为，不言自明的真理指的是那些我们仅根据理性分析就能获得的真理，不同于我们依靠实验或者经验数据得到综合结论的做法。

然而，就在同一句话的后半部分中，我们看到了约翰·亚当斯的影子。约翰·亚当斯是马萨诸塞州清教教条主义者。在草稿中，杰斐逊指出“凡人生而平等，拥有不可转让之权利”。但在《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结束工作、紧接着国会闭会之际，这些话已被改成“造物主赋予的不可转让之权利”。对我们这些为编辑工作所累的人来说，看到编辑过程可以这样平衡和突出思想，就会感到十分欣慰（同样，在看到这些伟人为“不可转让”是采用inalienable还是unalienable而犹豫不决时，我们也觉得很欣慰）。这个句子的最终版本把对无所不能的主的敬仰和对理性的信仰融合在一起。《独立宣言》提及宗教的另外一处地方是最后一句话，即“我们坚定地信赖神明上帝的保佑”。大多数开国元勋都支持上帝观，但每个人对此的理解不尽相同。杰斐逊相信一种模糊不清的“普遍主恩”（general providence），即造物主爱人的原则；其他人则信条明确，有时也称之为“特殊主恩”（special providence），即认为上帝根据个人祈祷的情况直接干预人类生活。

不管怎样，这句话都不是杰斐逊的原创，也不是富兰克林或者亚当斯修改过的版本。它其实是国会在最后几分钟加上去的。正如效忠誓言里的“上帝庇佑下”一样，这句话掷地有声、一鸣惊人：“我们坚定地信赖神明上帝的保佑，同时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来支持这一宣言”。

美国宪法中除了一处指出该宪法写于“主的年份——1787年”之外，几乎没有出现上帝这个字眼。（杰斐逊当时担任美国驻法大使，因而错过了制宪会议。）在罗恩·彻诺（Ron Chernow）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著的传记或其他文件里有这样一个故事，虽然很可能是杜撰的。故事讲的是一位普林斯顿的教授指责汉密尔顿没有在宪法中祈求上帝或者基督教的保佑，据说当时汉密尔顿回答道：“我们忘记了。”

在制宪会议上，有一次很有意思的辩论。当人们正讨论得难解难分之际，富兰克林走了进来。他提议每次召开国会之前代表们都要先祷告。在他注定流芳百世的一段话里，这位81岁高龄的智者富兰克林争辩道：“我活得越久，就看见越多关于这个真理的有力证据，即上帝管理着人类事务。一只燕子没有上帝的指示就不能着陆，那么一个帝国在没有他帮助的情况下可能崛起吗？”——这也是美国前副总统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某一年在圣诞贺卡上所写的警句。

虽然富兰克林相信上帝，但自然神论的学习经历使他并不靠个人祷告求得神助。相反，他总是依赖善举以取得自我救赎。在法国—印第安人的十年战争中（1754～1763），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新英格兰大约有4 500万人在祷告，他们希望一支驻守在加拿大的法国戍卫部队被打败。“如果你的祷告没有应验，那么恐怕我此生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也会对长老会的祷告无动于衷。事实上，要攻取重镇，我会更依赖实战，而不是信仰。”

于是问题出现了：富兰克林当初在制宪会议上有关祷告使人冷静的提议到底是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还是一种务实的政治信仰？或许两者兼有，但后者更多一点。他认为应该提醒一下费城的这群神人：如有神助，他们将更加强大；另外，历史也在注视着他们。要想成功，他们必须对自己的任务心怀敬畏，谦逊对待。

汉密尔顿告诫道，突然聘请一个牧师可能引起公众恐慌，他们会猜想“是因为制宪会议的难堪和分歧，人们才提出这个对策”。富兰克林回答，会议厅外的冷静对厅内的协商事宜是有利而非有害的。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制宪会议没钱雇请牧师。因而这个想法被否决了。在一篇演讲稿的结尾部分，富兰克林附上了一句妙语：“除了三四个人之外，制宪会议的其他人都认为祷告没有必要！”

建国文档里明确提出宗教问题的当然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该法案禁止建立国教，禁止政府有任何干涉宗教信仰自由的做法。杰斐逊强调该修正案就相当于一堵墙，隔绝了两个领域。他曾是促成《弗吉尼亚宗教信仰自由法案》设立的灵魂人物。成为美国总统后，杰斐逊曾说：“怀着对国家主权的崇敬之情，我仔细考虑了全美人民的这一举动，即宣布自己的立法机构‘不该制定任何有关建立教派或禁止宗教活动的法律’，这一做法无异于在宗教和国家之间竖起了一堵墙。”

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已经认识到其自身在宗教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如有关唯信仰伦（即认为基督教徒既蒙上帝救恩，即无须遵守摩西律法的学说）之类的玄妙神学争议，就曾导致清教徒们被驱逐出马萨诸塞州，来到罗德岛。他们还经历了一次狂热的信仰复苏运动，即大觉醒运动。在那次运动中，诸如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那样的牧师猛烈抨击了“愤怒的上帝手里的罪人”的观点。

不过，开国元勋们在辩论中或者重要的文件里总是小心避免把“上帝”一词当作引起政治分裂或公民纠纷的手段。事实上，那种想法会使他们惊骇不已。相反，他们欢迎一种十分模糊的世俗宗教观，欢迎一位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客观神明。

所以，虽然我们很难明确知道国父们对诸如效忠誓言里的“上帝庇佑下”或者联邦法庭里悬挂《十诫》等行为的看法，但是，他们应该不会赞同任何一方以上帝之名或《十诫》为由去分裂而非团结这个国家。

对人类舆论的尊重

美国人在吃热狗、看烟花的时候，自己应该反思一下，7月4日这一天我们到底在庆祝什么。是的，我们知道这一天是我们战胜万恶的殖民主义者、赢得美利坚独立的一天，但那张有着“开国之父”们郑重签字的神圣羊皮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在今天依旧意义重大呢？

1776年7月，大陆会议曾总结道，英属美国殖民地不仅要独立，还要有一份文件解释独立的原因。于是，会议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起草宪法。这可能是国会最后一次设立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委员会，其成员有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

杰斐逊有幸撰写初稿。他在第一句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文件的写作目的。“对人类舆论的尊重”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因而《独立宣言》实际上是一份伟大的宣传文件，说得更具体一些，它其实是寻求他国对美国事业的支持的外交文件。

假设你有三种方法说服别人和你合作：你可以强迫威逼他们，也可以通过指出他们将得到的好处利诱他们，还可以用他们的理想吸引他们。那些从商的或有着十几岁孩子的人，知道如何运用这三种方法。

可以想象1776年开国元勋们是如何用第一种办法对付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他们可能会说：我们要脱离英国，你们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如果反对我们，那你们的船只在我们的港口将不再安全，你们未来的贸易将岌岌可危。而且，如果我们赢了的话，你们还是把毛皮贸易和密西西比河航行的事儿忘了为好。

或者他们可以用第二种办法。他们可以这样说：400多年来，波旁协议的盟友们一直坚持对英国作战。平衡世界力量的最好办法就是帮助殖民地脱离英国的统治，并与美国结盟。

但是，国父们选择了第三种办法，即以价值观和理想吸引潜在盟友。《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们都经过启蒙精神的洗礼，尤其是杰斐逊和富兰克林。所以，他们先摆出了大前提，这便反映出约翰·洛克的哲学方法和牛顿的科学方法。他们主张人生而平等，有着不可剥夺的权利。从这个前提中，他们得出了政府的角色和合法性。“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概念。

为了将这份独立宣言付诸实践，美国必须赢得法国对独立战争的支持才行，尽管当时的法国并不好说话。所以，国会派出了当时已经70多岁的富兰克林去说服法国。他本来准备了一些冠冕堂皇、有关法国利益的权利平衡之说，但后来他又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即开始以法国人的理想吸引他们。他在巴黎市郊的住所创办了一家出版社，并开始出版《独立宣言》和其他来自美国的鼓舞人心的文章，用以向法国人展示美国人是在为法国人民引以为傲的保卫自由、反对独裁的理想而战。这个办法果真奏效了。法国终于加入了美国的事业，帮助美国赢得了这场战争。

保卫自由、反对独裁，直到今天也是美国和法国以及其他天然盟友共有的价值观。但和国父们不同的是，我们越来越不愿意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了。小布什并不关心舆论；当有人援引国际法反对他的行为时，小布什笑道：“给我律师打电话吧。”美国国防部前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也觉得没有必要给看管犯人的美国士兵分发论及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469～1527）曾向他的王子建议道：与其让人们感受到爱，不如使他们心存畏惧。若以此为标准的话，美国确实做得挺好的。但是，畏惧不是赢得反恐战争或反对危险武器扩张的准则。我们也需要志同道合的盟友的帮助。这需要领导者表现出对人类舆论的尊重。

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还有诸如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等愿意参与到保卫理想的战争中的政治家们的眼界——帮助我们赢得了独立。同样，仍是美国的价值观的魅力，还有那些愿意参与到保卫理想的战争中的政治家们的领导力，确保了我们在冷战时对苏联的胜利。这两代人都意识到理想可以释放力量，而美国这种理想拥有的力量比我们的武器更强，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

而今，我们正在世界范围内输掉思想和理想之战。那样的失败会使国父们感到沮丧，因为他们知道228年前自己曾经宣扬过的那条不言自明的真理的价值，即人被赋予自由的权利，他们的权利应该受到政府的保护，而政府的合法地位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些都是当时激动人心的理想，至今仍是如此。国父们对自己能吸引千军万马加入这项高尚的事业感到骄傲不已，但他们仍能谦虚地意识到这需要“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

最佳配角

约翰·亚当斯最近成了热门人物。首先是与布什家族类似的传奇经历：一位能力很强但不招人喜爱的副总统接任了有着超凡魅力的总统的位子，但只任职一届，就被一名南方的自由党人击败，不过有幸活着看到和自己名字相近的儿子赢得大选（虽然票数曾少于来自田纳西州的一名平民主义者），从而恢复了家族荣誉。关于约翰·亚当斯，现在又有了一桩更令人兴奋的事情：美国最受喜爱的传记作家大卫·麦卡洛把约翰·亚当斯从历史的迷雾里拽了出来（正如他当年写哈里·杜鲁门那样），写出了一本叙述精彩、见解深刻的大作。

对于约翰·亚当斯来说，虽然他和哈里·杜鲁门一样脾气暴躁，但可惜的是，他不如杜鲁门招人喜爱，生活轨迹也没杜鲁门那么波澜壮阔。约翰·亚当斯来自一个清教家庭，他诚实坚定，但也喜欢争辩、虚荣固执、脾气暴躁、容易绝望。尽管他聪明博学，但还是缺乏富兰克林的创造力，也没有杰斐逊的英明神武，更没有华盛顿的雍容大度。在传记里，麦卡洛做到了既没有刻意拔高也没有美化约翰·亚当斯。事实上，麦卡洛展示了亚当斯明智独立的一面，这种品质使他成为众多开国元勋里重要的一员。

1776年齐聚在费城的人里面，亚当斯是首个倡导国家独立的人。身为一名能言善辩的律师，亚当斯在这样的辩论中自然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他也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看到此事的历史意义，尽管在投票决定选7月4日还是7月2日作为独立日的时候，他的得票稍微落后其他人。那一周他给妻子写信，说：“人们应当在7月的第二天举行热烈的庆祝活动，游行、表演、游戏、运动、鸣炮、钟声、篝火和灯光无所不用。”

第二年，亚当斯被国会任命为驻法大使，与富兰克林还有后来的杰斐逊共事。他与两人都过从甚密，这种紧密关系可谓敬仰和鄙视之情皆有。富兰克林和杰斐逊比亚当斯更具有绅士风范，也更受欢迎，在和法国人打交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清教徒遗风。独立战争之后，亚当斯成为首位驻英大使。在那里，他再次表现得办事可靠但方式生硬，缺乏朝臣式的风范，而这点在欧洲外交上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亚当斯的刻板和好辩使他成了一个平庸的外交家，那这种性格也使他无法胜任副总统的职位。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就乔治·华盛顿的头衔问题与参议院僵持了一个月。这件事使亚当斯被视为一个亲君主主义者，他也因此成为人们用来嘲讽那些不敢直呼华盛顿名字之人的代名词。他最终对华盛顿总统和国务卿杰斐逊的头衔一事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亚当斯的远大目标是使美国一直做一个无党派的国家，避免党派分歧恶化至时称“内讧”的局面出现。但他还是失败了。在华盛顿两届任期结束退休后，1796年大选便是两大派别纷争的开始：杰斐逊领导着当时的共和党人，亚当斯则是联邦党人勉强推选的代表。事实上，正是由于当时政党政治的到来，联邦党人只有这最后一次机会共同争取更多选民，亚当斯这才赢得了他的一届任期。

尽管如此，亚当斯还是以一种负责的、不偏不倚的方式领导着这个国家。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要不要与法国开战。法国当时侵扰着美国的船只，官员们还强收贿赂。共和党人是法国大革命的崇拜者，因而要求和平解决此事；联邦党人在汉密尔顿和华盛顿的鼓动下，则要求开战。亚当斯违背了本党的意愿，对法国采取软硬兼施的外交手段，不仅避免了战争，还帮助雄心勃勃的汉密尔顿当上了军事领袖。

麦卡洛的成功在于，他利用亚当斯的故事展现了开国元勋们凡人的一面：他们有朋友，有敌人；既具有真知灼见，又难免小肚鸡场。或许和他的同僚相比，亚当斯稍逊风骚，但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使大理石基座上那些国父的形象变得更加真实饱满。亚当斯以一种敬畏、厌恶、愤怒最后是勉强的敬佩眼光看待“老巫师”富兰克林。杰斐逊刚开始赢得了亚当斯的喜爱，后来却背叛了他。不过两人在老年时给对方写了很多信，而且都逝于同一个特殊的日子，1826年7月4日：他们决心撑到50周年国庆。亚当斯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喘着大气说道：“杰斐逊活下来了。”

和他挚爱的家人比起来，亚当斯相形见绌。这本书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心直口快、笔锋锐利的妻子爱比盖尔（Abigail）。她对丈夫深沉直率的爱，对奴隶制和妇女权力的支持，还有她在信中对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一针见血的评论，都值得麦卡洛为她立传。

同样，和他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一比，约翰·亚当斯也会变得苍白无力。为了避免布什家族和亚当斯家族的对比言过其实（传言老布什称自己儿子为Q，即昆西的首字母），麦卡洛指出小亚当斯是多么睿智英明。他特写了昆西在父亲担任外国使节之时，十几岁便只身游历俄罗斯、芬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事。昆西17岁时，他的父亲已经让他翻译了维吉尔、塔西佗、西塞罗、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等人的作品，还学习了几何、代数以及牛顿的新微积分理论。

从所选的这些人物可以看出，麦卡洛采用了一种有趣的文学手段：以一出怪诞的大合演形式书写一部优秀有趣的话剧。这个故事的启示在于，通过描写约翰·亚当斯，开国元勋们的形象变得更加真实，他们的历史成就也变得更加微妙。这样一部作品不仅仅是一部关于亚当斯的传记。这是一本描写开国伟人的合集，主要是他们和另一个伟人的关系——那个人正直、聪明，但有点刻板，深爱着他的家人、农场以及其参与建立的国家。

微妙的平衡

我们习惯于把国父们想象成对崇高理想抱有坚定信念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确实如此。但1787年夏天齐聚费城起草宪法之时，他们显示了自己伟大但更多时候是两难的一面，即妥协。在这方面，他们不仅表现出了诸如诚实正直的传统美德，还有启蒙运动倡导的价值观，比如平衡、秩序、宽容、科学的调整以及对他人信仰的尊重。在他们所面临的问题面前，除了一个特例之外，妥协艺术帮了他们大忙。那位最伟大的启蒙圣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制宪会议上的言行就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妥协之人也许成不了大英雄，但他们能成就伟大的民主。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理查德·比曼40年来一直致力于美国建国史的教学研究。在《平凡的老实人》（Plain，Honest Men）一书中，他从学术的角度生动地对制宪会议做了一番解释，强调了制宪会议上每次妥协所体现的智慧和艺术。这个传奇故事最近出现在戴维·O·斯图沃特（David O，Stewart）的纪实文学作品《1787年之夏——缔造美国宪法的人们》中。但是，比曼的书笔调温和、分析合情合理，使读者能够欣赏热情洋溢的费城“熔炉”里产生的微妙的平衡之举，并从中获益。

那些美国的蓝图设计者要实现的第一个重要平衡是，13个州是要保留自主权，还是组建一个新的国家政府，抑或把两者巧妙结合起来。从一开始，弗吉尼亚州的埃德蒙德·兰道夫（Edmund Randolph）就提出这样一个计划，用比曼的话形容就是：“新生美国政府的一条全新理念，是使州政府的地位低于‘国家政府’的革命性一步。”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制宪会议限制了国家政府的一些权力，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了州政府权力的制约。尽管如此，国家政府的权力并非来自州的同意，而是——正如宪法里那简单而意味深长的开头所指出的那样——来自“我们人民”。

这个平衡之举使与会代表们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在新的国家立法中，各州的选票数量是相等，还是根据人口决定。比曼写道：“詹姆斯·麦迪逊从一开始就相信，创建一个最终主权在民而不是在州的代表政府体系，取决于设立一个基于比例代表制原则的国家立法制度。”这又引起了大小州之间的权力纷争。最后这个问题通过妥协得以解决，即设立一个各州选票相等的参议院和一个根据人口决定选票数量的众议院。

这又引起了第三个重大妥协，而这个妥协在接下来的70年里一直折磨着这个国家。南方人争辩道，如果选票数基于人口，那么奴隶也该算进去。没有人提议奴隶（还有妇女）应该被允许享有投票权；争论的焦点是奴隶属不属于一个州的人口。麦迪逊本身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奴隶主，他提议奴隶应该计算在人口内，这用比曼的话讲主要是因为“他想向南方军事实力比他强大的奴隶主们清楚地传递这样的信号，即新的国家政府不需要威胁他们的利益”。北方的反对者说这样的规定会刺激奴隶进口贸易。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提出了纯粹的数学妥协方案：在统计代表人数时，一个奴隶算3/5个人。在一份设计目的为“保障我们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自由”的文件里，这是一次赤裸裸的背离原则的妥协。

比曼在学术上的贡献之一就是，他提高了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的声望。平克尼虚荣心很强，又爱夸大自己的功绩，这个性格使得他同时代的人和后来的史学家们并未对他的功绩做出中肯评价。大多数研究美国宪法的史学家十分依赖麦迪逊留下的笔记，但很明显，麦迪逊忍受不了平克尼这个人，还尽量避免记录这个南卡罗莱纳州人所说过的话。在兰道夫提议平衡中央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之时，平克尼就提出了另外一个备选方案。对此，麦迪逊只是一语带过，未进行详细描述。但事实证明，平克尼的不少观点最后都写进了宪法，其中就包括奴隶以3/5的人口计算。他甚至还帮忙促成宪法中有关各州（甚至是那些禁止奴隶制的州）把逃跑的奴隶归还给奴隶主的规定。

宪法制定者们虽然完成了此事，但一直竭力避免使用“奴隶”一词。很明显，他们对这种原则与务实主义脱节的做法感到很不自在。在这里，比曼似乎表现得太过理智了。一方面，他提醒读者要避免现代主义，即错误地根据今日的标准评判历史人物；另一方面，他又说“我们无法把目光从这个明晃晃的罪恶之举移开”。当论及如果没有这个可憎的妥协之举是否能实现联邦统一这个核心问题的时候，比曼有意回避回答，只是说：“或许我们不该高估南方代表对联邦的忠诚，因为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没错，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但是，由于比曼站在一个比我们更好的位置去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了解他的信念对我们也是有益的。

不过，比曼的明智通常对其还是大有帮助的。一些史学家过分强调宪法制定者们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但如果受狭隘的个人情感驱使，他们仍然会关注经济利益，而比曼能够避免这一做法。比如，和其他南方人一样，弗吉尼亚的代表们也希望保护奴隶制，但与来自佐治亚和南卡罗莱纳的代表相比（那里的大米和靛蓝种植需要更多的奴隶），他们更愿意阻止贸易进口（因为这样就能提高他们已经拥有的奴隶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比曼抓住了宪法制定者们妥协行为里的微妙和复杂之处。懂得何时站稳立场，何时与人民取得共识，这是民主活动中最重要也最难做到的事情。这种做法并没有简单的公式可用。这也是为什么叙述故事具有价值，像比曼那样既可信又易读的文章尤其难得。他展示了1787年夏天齐聚费城的人是如此努力地——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如此明智地促成了各方平衡。

第二章 治国者

聪明绝顶的麦克乔治·邦迪

他那激光束般的智慧从镶着透明镜框的眼镜后面折射出来，笑容可掬，目光冷峻。哪怕他的智商只有聪明人的一半，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伟人。事实上，邦迪诠释了骄傲自负的美国知识分子精英的形象，他们带领着美国趾高气扬地踏进了“越战”这片泥潭。

20世纪60年代早期是一个知识分子精英和贵族精英平起平坐的特殊时代，邦迪的经历正是这个兴衰交替的时代的标志。某个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势集团成员，恬不知耻地把美国的领袖角色（还有他们自己的领袖身份）视为神圣的使命。作为这个权势集团的传人，邦迪化身为大卫·哈伯斯塔姆在《出类拔萃之辈》一书中的特写人物，满怀好意却骄傲自负。邦迪生于波士顿，是美国著名的洛厄尔家族后人，在格罗顿学校读书时就表现出既圆滑又犀利的个性。在大学委员会入学考试时，他拒不回答有关暑期生活或最喜爱的宠物这类论述题，而是论证了这些话题是多么愚蠢。尽管一开始评分人给了他不及格，但是监分人后来却给了他满分。其他入学考试的科目的情形也都如此。

在耶鲁大学（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骷髅会），邦迪写了一篇著名文章《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吗》；在《耶鲁日报》上发表了呼吁撤销足球队的社论；撰写了一篇支持美国参加“二战”的学术论文，称“我相信人有尊严，政府有法可依，我尊重事实，相信伟大的上帝。这些信仰值得我用生命和更多的东西去追求，而阿道夫·希特勒没有这些信念”。

邦迪以哈佛知名学者团体学者协会成员的身份进入哈佛大学。在因视力不佳被拒后，他通过熟记视力表加入海军，后来又回到哈佛任美国外交政策课程的讲师。每年在慕尼黑讲课时，他都会对课堂中谈及的人物进行模仿。他的课总是满座，甚至还有不少人站着听课。他高调地表达自己在绥靖形势下的现实主义态度，肯定了军事力量在外交中的作用。

1960年大选后，约翰·肯尼迪在飞往位于佛罗里达州东南部的棕榈滩途中，思索着如何让邦迪成为他的国务卿，但是邦迪太“年轻”了。最后，邦迪成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且史无前例地扩大了这个职务的权力。当时正是邦迪和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等人积极酝酿有限核战争方式和反叛乱理论的高潮时期。尽管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山姆·雷博恩（Sam Rayburn）向令人敬畏的总统林登·约翰逊抱怨过：“（这几个人都没有从政经验，）他们中间哪怕只有一个人竞选过一次警长，我对他们也会放心多了。”但他们的智力战最终还是弄晕了大半个华盛顿。

肯尼迪总统在任期间，邦迪对越南问题持公正、中立的态度。约翰逊总统虽然骄傲地称邦迪为“我的智库”，却总是在自己如厕时听邦迪汇报工作，以此来羞辱邦迪。1965年年初，约翰逊派他去越南做了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地考察。邦迪抵达越南时，正值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对美国在越南的军事阵地波来古镇发动直攻。邦迪与白宫通话请求反击，然后亲自前往波来古镇督战。在其冷峻理性的一生中，这是他唯一一次感性反应。

他的报告成了美国升级“越战”的首次声明：“越南的状况日趋恶化，如果美国不采取进一步行动，失败将不可避免……现在仍有回转的余地，但是希望并不大……美国的国际威望和巨大影响力正面临直接的挑战。”因此，一个被邦迪命名为“持久的反击”的新政策诞生了。约翰逊对邦迪说：“是他们将你塑造成了一个令人信任的人，不是吗？”

在1966年辞职后不久，邦迪依旧支持“越战”。他曾在1967年的一个资深政要会议上对约翰逊说：“撤出越南不得人心，因而也是行不通的。”但是在第二年3月份的又一次资深政要会议上，邦迪却告诉约翰逊他们的想法发生了巨变。这次会议标志着冷战以来美国独断骑士精神的瓦解，美国霸权主义也随之破产。

接下来的几年里，邦迪化身为一位颇具魅力的人物，成了众多怀才不遇的治国奇才的代表人物，这些奇才中就包括邦迪的兄弟比尔·邦迪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们接受审判，游走在炼狱中，竭力为自己在“越战”问题上的错误赎罪，试图抹去那段在车内遭到大声疾呼的反战者们围攻的记忆。邦迪的挚友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在评论邦迪时说道：“邦迪将用余生为自己在越南问题上的错误行为辩护。”（金曼·布鲁斯特在肯尼迪劝说邦迪不要接受耶鲁校长一职后，于1963年被任命为耶鲁校长。）当上福特基金会的会长后（本应在国务卿卸任后再上任的一个全新职位），邦迪写了一本厚厚的书来研究原子弹与外交关系（书中几乎没怎么提及“越战”一事），并发起了一个研究核扩散的卡内基基金会项目。

1986年，我和《新闻周刊》编辑伊万·托马斯在撰写有关美国冷战外交的历史《智者》一书时，邦迪告诉我们根本就没有权势集团这回事。如果真如邦迪所说，那么就是邦迪这样的人终结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外交政策是由一帮观点相同、互相信任的贵族绅士决定的。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是邦迪的继任者，他说1968年由邦迪主持的资深政要会议临近闭会时，“美国权势集团就已经死亡了”。

基辛格及其现实主义的由来

基辛格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直在掐架，但在一件事上双方长久以来已有共识：基辛格擅长分析关于国家利益和力量平衡的形势。大家都认为如果他能从公司咨询事务和盛装社交活动中抽出身来的话，没准可以留下巨作，也可能在当代优秀外交思想家行列争得一席之地，与“遏制”政策始创人乔治·凯南平起平坐。

现在他已经做到了，他的《大外交》也将名垂青史。《大外交》一书以黎塞留（1624～1642年间任法国首相）开篇，以当今世界的种种挑战结尾，以一种开阔的视野展示了世界史上的种种力量。基辛格从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的所有政治家身上选取了最有力的案例来展现国际事务中的现实主义，也就是普鲁士语中所说的现实政治。正如乔治·凯南在冷战初期以他独特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塑造了美国人的观念一样，基辛格重视国家利益而轻视道德情操的态度也构建了一个应对正在崛起的多极世界的框架。基辛格的这本书读来让人兴奋，注定将成为同类作品里的经典。

应当指出，我对这本书越来越感兴趣。两年前，我给《时代周刊》写过一本《基辛格传》，他的很多批评者和一些所谓的朋友都说我太手下留情了，但是他的忠实维护者（包括他自己）却谴责我写得太犀利。我的结论是基辛格对各国利益的相互影响有着高于常人的见解，但是没有意识到美国可以从民主体制的开放性中汲取力量。他的绝妙战略战术使美国与中国恢复邦交变成可能，但他诡秘的风格和对能够加强美国使命感的道德主义的不屑使得美国左右翼都强烈抵制与苏联和解。《大外交》重申了我对基辛格作为一位卓越分析家的尊重，但对于他对曾使美国民主制度成为一股强大的国际力量的价值观的轻视做派，我则持保留意见。

基辛格写道，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多极化时代，在这里，那些势均力敌的国家根据自身变化的利益或竞争或合作。美国一直没有适应这种力量平衡的格局。基辛格认为，为了理解历史上这种新秩序的建立所带来的教训，我们应该研究350年前就在欧洲外交舞台上开演的外交事件。外交正是基辛格擅长的学术领域，这一点或许并非偶然。

黎塞留是当时法国的第一任宰相，在阻止神圣罗马帝国复兴的过程中创造了国家利益的概念。虽然神圣罗马帝国与法国都信奉天主教，但黎塞留认为它是法国安全的威胁。从此，国家利益再也不可等同于宗教或者道德目标了。在18世纪，英国把大国平衡外交发挥到极致，而当时英国还是一个在欧洲大陆寻求平衡以获得安全的岛国。

谈到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后世界的相对稳定状况时，基辛格借鉴了他已经发表的关于19世纪奥地利杰出外交家梅特涅（Metternich）和英国前外交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和一篇关于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学术论文。（基辛格像一位专业的教授，总是为自己的论述加注。）基辛格早期的作品与《大外交》的一个区别是，这一次他对正义和价值观的作用稍稍重视了一些。他写道，“欧洲大陆的国家由共同的价值观联结在一起。实力与正义是紧密相关的。”

基辛格指出，道德关切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议题。理想主义者相信普及美国价值观是国家发展的原动力，现实主义者则强调国家利益、公信力和权力。基辛格毫不掩饰地加入现实主义者的阵营。

基辛格把尼克松归为自罗斯福以来白宫第一个现实主义者。为证明该论断，基辛格引用了他自己编纂的尼克松年度外交政策报告。但是正如基辛格承认的那样，尼克松在内阁厅公然放置了一张理想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肖像，并且不断宣扬美国政策的利他主义。基辛格鄙弃地用“新奇”形容利他主义，但我认为这是典型的美国特质。

基辛格指出“到20世纪的最后10年伊始为止”（他不说“直至1990年”，而是用这样一个典型的夸张短语），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似乎是完胜的”。但他对此并不满足；他以称赞美国理想主义作为书的结尾，但每句话都以“但是”转折。最终，“但是”占了上风：“美国理想主义曾经是主流，甚至也许会越来越重要，但是在新型国际秩序下，理想主义的作用就是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提供一个面对各种模棱两可的选择时支撑美国的信念。”

基辛格认为，冷战的结束使威尔逊输出美国价值观的想法“可操作性降低”。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为了避免与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道德上决一雌雄，美国必须努力与欧洲、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维持平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比起冷战和“越战”时期（当时他有机会将自己的观点付诸实施），基辛格对国家利益和大国平衡的重视在当今时代显得更具有政治意义。

他回来了

让我们回到1975年，当时伊拉克最大的敌人是伊朗国王。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国会小组会议上承认了自己曾调查美国给予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反对派秘密援助的问题。在库尔德人败局已定之时，美国立即抛弃了他们，任由他们遭受迫害。被问及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基辛格回答：“秘密工作不应与传教活动混为一谈。”

这个回答揭示了很多层面的问题：它表现了基辛格的黑色幽默、对感情用事的厌恶以及对现实主义在混乱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还有他对道德在维护民主方面作用的短见。此外，这个回答还说明了基辛格对调查小组搜查美国政治权术秘密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不适感。就像他在抱怨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科尔比（Bill Colby）时所说的那样：“每次比尔·科尔比走进国会山，总统总是傻傻地不打自招。”

如今基辛格被派去管理这样一个调查小组，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公开性质的调查小组，任务是调查导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政策失误。新的调查小组要想弄清事实需要具备两种品质：理性严谨和开诚布公。前者对基辛格来说不成问题；至于后者，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他30年从政生涯里表现得一直不是很明显。这对基辛格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基辛格此前在白宫的亮相提醒了那些曾以评论他为乐的人们，他又要引起喧哗了——他回来了！这句话的背后是百感交集。基辛格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也被诋毁过是战犯。他是继乔治·凯南之后最受尊敬的一位杰出外交家。他饱受争议，但是只要提到与他的名字相关的两件外交大事——“越战”停战谈判和美苏关系的缓和——就会引起左右翼的一阵骚乱。他的选择虽然令人惊讶，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事实证明这些选择也是颇具创见的选择。

在早期政治生涯中，基辛格曾获得过许多有权势的政治家的青睐，但是这种优势对他当下的任务并没有什么帮助。首要的是，长久以来他一直是一名历史学者。79岁的他正在设法保全他在美国外交界的正当地位，于是他要维护自己行事的独立性和思想的完整性。在其1957年所著的《重建的世界》一本书中，基辛格引用了拿破仑评价奥地利政客梅特涅的一句话，“他用阴谋搅浑了政治”。现在他有机会避免自己留下同样的骂名。事实上，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沃夫·布里泽（Wolf Blitzer）问及《纽约时报》一篇质疑他的行事独立性和思想完整性的社论时，基辛格表明那是他的目标（并给自己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他承诺会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让《纽约时报》刮目相看并为此道歉。

基辛格能感知世界上某个角落发生的大事会对另一个地方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点可以帮助他实现上述目标。他明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对中国开放会影响美苏关系。鉴于此，他建立了一个“越战”后维持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政策框架。他在哈佛工作的时候练就的直觉，有利于他游走于根深蒂固的官僚体系之中。他有理由怀疑那些官僚非常抵制创造性思维，这种怀疑态度使他对一些政府部门提出了挑战，其中就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因为基辛格认为它们过于关注自身的特权。

基辛格的经历说明了一个公认的事实，即原始情报信息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能把它们整合到一个概念框架中。基辛格成为国务卿之前，国务院每年提交的外交政策报告都是些陈词滥调，观点不一。他上任后反复强调（有时甚至一怒之下把初稿砸到地板上）思考要更有洞察力（还要忠实于自己的思维），然后综合情报信息，做出缜密的国际形势判断。

小布什政府执政以来形成了一种“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的工作方式，即使在实践中不一定总是如此，至少在言辞上是有所体现的。与之相比，基辛格的世界观则要微妙得多。他工作时是一个不动感情的现实主义者，权力范围覆盖中东——从沙特阿拉伯到叙利亚。他也是一个务实的国际主义者，意识到了联盟和获得多边支持的重要性。2002年9月初，基辛格借一次非公开的机会批评了国防部的几个办事理念，还写了一篇专栏文章称美国必须要“有原则地制定政策”，这些原则是与其他国家商议得出的结论，而非来自单方所宣称的“不受约束的优先权”。但几天后当小布什总统赞同国防部的单边主义、公然挑战联合国之时，基辛格却修改了这篇专栏文章，称赞小布什总统“重视这一需要国际社会合作的‘挑战’”。

长期以来，基辛格与布什家族及其顾问有着颇为复杂的关系，其政治生涯也因此变得十分有趣。1971年中美建交后，基辛格访问中国，但他并没有与当时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老布什开诚布公地谈论此事，而老布什当时正竭力保全台湾不会被踢出联合国，结果他所有努力都因为基辛格访华泡汤了。因此，老布什在自传中把他为数不多的矛头指向了基辛格。

1974年，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成为福特总统的总统办公室主任后，他试图改变那种由国务卿基辛格而非总统决策外交的观念。（基辛格在这方面犯过一次错误。在媒体追问他为什么福特总统参加了苏联外交大臣关于秘密武器管制会议的时候，基辛格说：“我们觉得在讨论中有必要运用一些技术能力。”）拉姆斯菲尔德甚至主张应该是福特，而不是基辛格出席北约峰会的所有新闻发布会，基辛格因此以辞职威胁。第二年，福特任命拉姆斯菲尔德为国防部部长，迪克·切尼为总统办公室主任，基辛格更加相信是这两个人在背后使坏，逼他放弃除国务卿之外的另一个职位，即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于是基辛格又一次考虑辞职了。

1976年，当罗纳多·里根与福特总统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时，基辛格成了保守派和新保守派攻击的对象，他们认为基辛格在美苏关系缓和、中美建交以及“越战”停战协议方面丢弃了道德感。他们的初衷是发起一次名为“外交中的道德”政纲的投票，顾名思义，其实是在贬低美苏和解与“越战”停战中的“秘密协议”。基辛格希望福特总统反对这个纲领，但是切尼成功地说服总统默认了纲领。同时，拉姆斯菲尔德为了搁置这个争议，成功说服了福特不顾基辛格的反对放弃了与苏联的武器管制协议的商谈。

4年后，基辛格成了安排福特作为里根（而非乔治·布什）竞选伙伴的关键人物。福特做出了以任命基辛格为国务卿为前提的计划，但是里根不同意。基辛格在里根政府中扮演的唯一角色就是中美洲问题两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也为他当前的任务铺平了路。基辛格曾默默地抱怨说：“他们把‘好东西’都给我了。”尽管基辛格一心希望从保守党将他放逐的荒境中东山再起，他也批准了最后一次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将来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萨尔瓦多的援助，要根据当地控制践踏人权行为的情况而定。

基辛格接任新职时被问到的问题和1974年尼克松辞职后被问到的一样。时任美国驻菲律宾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当时问道：“基辛格会选择更公开的做事风格吗？还是他依旧会是那个多年来一直让人捉摸不透、喜欢操控的聪明外交家？”在其从政生涯中，基辛格最大的弱点就是抵触公开性，这使得美国外交工作变得更加不堪，但同时也为外交活动提供了国内民主的基础和国外的道德权威。从入侵柬埔寨到对中国开放，基辛格听从尼克松的建议，总习惯于暗箱操作。但他在自传中有时表现得很坦率，可以看出他是知道启迪民智是有必要的。

若想名垂青史，基辛格需要有两种品质：开诚布公和对公众负责的态度，这两点恰巧可以帮助他完成“9·11”恐怖袭击事件调查。他长于理性分析，相信理智的判断，甚至理智得有些残酷。他也能分清当下将严谨分析和大胆直率的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对国家有利，对自己也有利。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认同一个事实，即给予公众所需的真相可以使民主政治汲取力量，而非失去力量。

重新评价基辛格

在卸任后的30年里，基辛格始终没有淡出人们的视线，其见解也在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他的影响力和名声比当代任何政治家都要持久。如今他依然是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建议被政界和企业的领导采纳，他沙哑的声音是广播中的常客，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分析报道中。

这样持久的声望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理解力，就连他的反对者也承认这点。如今，政策讨论常常出现两极化观点，其中夹杂着党派倾向，电视节目里的论点更是为此推波助澜。反对基辛格的人也对他严谨细密、颇具深度和实事求是的论点印象深刻。他的作品和演讲结合了历史规律和对时代的理解，既有一种大开大合的开阔视野，又有入木三分的深度分析，因而才会出类拔萃。

既然全球政治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变得简单，基辛格对大国平衡的解读和重视就显得越来越中肯。同样，他敏锐地察觉到世界各国彼此互相依存的格局——世界某处发生的大事将在另一处得到回应——这一点在复杂的全球化时代会越来越重要。

尽管基辛格的影响力仍在，他却莫名其妙地与政府官职无缘。从他在福特任期末离职到小布什上任之间的32年中，有3位共和党总统在位近20年。然而基辛格（作为共和党人）却未得到重用，原因何在？

答案是，共和党的政策有了变化，同时基辛格本人也在改变。基辛格代表了植根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大国平衡和实用主义的保守国际主义。本书中，我讲述了伤害他最深的并非是鸽派左翼分子或是自由民主人，而是新保守派和激进意识形态主义的共产党人，这些人见证了美国在远征海外、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以及情感问题上的种种挣扎。

正如本书的读者将要看到的那样，罗纳德·里根已经不再是基辛格意识形态上最残酷的对手。尽管里根曾经多次打算和基辛格缓和关系，但基辛格最后还是被排除在政府门外。更严重的是，里根的外交策略——通过远征获取自由而非追求大国平衡——渐渐成了共和党的主流意识。

这一点在2001年9月11日以后更是成了事实，当时正值小布什任职期间。一些基辛格式的现实主义者——比如最知名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因质疑外侵政策而闻名。基辛格对此也有疑虑，但是他表达得委婉巧妙，不易察觉。

基辛格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方面，基辛格的见解总是细致入微，他认为伊拉克问题和大中东计划极其复杂敏感，充满不确定性。在这个错综复杂、危险四伏的世界里，基辛格善于分析的能力（在与比较理想化的保守者主义者打交道时，这是“弱点”）使其不会将事情过度简单化。除此之外，他本能地反感公开做法，不愿直接挑战当权者，对保守的共和党更是如此，因为他知道他们对自己意识形态的不信任是导致他仕途不畅的根源。

这一点与我在《基辛格传》中的一个核心论点相关，而且我认为这个看法如今更站得住脚。我觉得基辛格是少数影响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相对）中的一位。就此而言，他是大师。他对大国关系和权力平衡，尤其是势力范围和权力关系等问题有着独到的理解。他明智地构建了中美苏三边关系，从而使得美国在“越战”后仍能保持自身强大的国力和全球影响力。

另一方面，基辛格对理想主义价值观（他称之为“过于感性”）在民主制度执行的开放性以及赢得国内外民众持久信任方面的作用的感受并非一成不变。我认为他也并不完全赞同美国民主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对美国外交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观点。受尼克松暗中授意，基辛格十分热衷并高度依赖暗箱操作的做法。

基辛格在我写的《基辛格传》出版后并没有非常激动，虽然他之前曾接受过我多次采访。我认为他会对保守派和自由派给他同样多的批评而感到吃惊。基辛格素来爱面子，所以我想在重读那些差强人意的回忆录时，他极有可能会暴跳如雷吧。

那本传记刚出版的一段时间里，基辛格并没有对我说什么。在我成了《时代周刊》的编辑之后，基辛格应邀再次出席我们的封面人物周年会。那天电话铃声响起，我一拿起听筒，他那独一无二的嗓音就传了过来：“沃尔特，即便是‘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也有结束的时候，所以我原谅你了。”（当然他承认他的妻子南希对百年战争更感兴趣。）自那以后，我们合作完成了很多项目，其中就包括阿斯彭研究所的中东项目。

在我们最近的一次谈话中，基辛格称他早就意识到价值观在长期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国家利益与理想之间有一个平衡，而这一平衡最好是自然形成的。

在其1994年的著作《大外交》一书中，基辛格综述了外交政策上的平衡，包括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上至红衣主教黎塞留，下达现实主义者西奥多·罗斯福和理想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皆有提及。作为一个欧洲逃难者，基辛格比杰斐逊更加热忱地解读了梅特涅，旗帜鲜明地站到了现实主义阵营中。他在书中写道：“除了美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站在利他主义的高度上表现出国际领袖的气度。”其他美国人可能会把这种态度视为一种骄傲，而基辛格在说这话的时候，却像一个人类学家在探究一种非常让人不安的部落风俗。他指出，将政策建立在理想而非利益之上的做法会把一个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宣传美国独特价值观时曾在法国上演了一出权力平衡的好戏，而此后美国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相互交织的。从《门罗宣言》到认为对外扩张是美国天命的“命定扩张论”，再到“马歇尔计划”，美国总是把利益与理想联系在一起，在冷战期间尤为明显。这次战争不仅是一次安全侵犯，也是一次道德入侵。

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的现实主义权力平衡法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维稳框架，但是没有获得政界双方的支持。这样的方法与维持国际社会参与民主的情绪并不相容，因此滋生了不健康的隐秘作风。

然而今天，美国政体面临的问题可能来自相反的方面：我们是否在理想主义的路上渐行渐远？我们需要来点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和敏锐观察力吗？美国的全球战略极力推行自由主义，深受道德使命感和好战精神的驱动，因此现在是否需要谨慎小心、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冷静的利益权衡以及传统的保守主义等让人清醒的元素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正确认识基辛格在保守派权力政治的传统下扮演的角色。40年来，他一直在和热衷外侵的新保守派和道德自由主义者们感情用事的理想主义斗争。现在了解基辛格以及他对全球变动的看法与当时“越战”和冷战结束时了解这些一样关键。

詹姆斯·贝克是智者吗

詹姆斯·艾迪生·贝克三世在回顾其一生时，说自己还有一个大目标没有实现：努力确保在他去世后，报纸刊登的讣告中“美国政治家”这一称谓要写在“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事件”之前。这也是贝克想要在伊拉克研究小组里做出一番对两党都有利的业绩的原因，他希望以此为自己求得“智者”圣殿里的一席之地。所谓智者，是指那些在政治家活跃的年代里处事圆滑的人。对他们来说，明智与两党合作是同义词。

我称赞名人渴望成为“智者”的心理，不仅是因为我曾经与人合写过一本以此为题的书，在那本书里我赞扬了几名冷战专家，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曾任纽约州州长的苏联问题专家埃夫里尔·哈里曼、哈里·杜鲁门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洛威特和曾任世界银行行长和几任总统顾问的约翰·麦克洛伊。当他们步入老年后，又被林登·约翰逊总统召回，担任越南战争顾问。开始他们建议总统坚持到底，但是在1968年年初他们终于得出了一条务实的结论：美国必须撤出。纵观他们的事业及晚年的经历，他们讲究务实和现实主义，不受意识形态和党派偏见的限制，并从中获益。

贝克面临的问题是，他的结局是会像老一辈智者中最杰出的代表洛威特那样被人铭记，还是会轻易成为另一边的手段高明的政治家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面对“智者”荣誉只能望洋兴叹，因为他无法摆脱自己作为党派的投机家和操控者的臭名。

从出身和教养来看，贝克更像洛威特。洛威特是一个共和党银行家，曾出任哈里·杜鲁门的美国副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作为得克萨斯州贵族后裔，他们之间有着相似——实际上是相互交织——的背景。19世纪90年代，洛威特的父亲和贝克的祖父一起协助建立了休斯敦铁路律师事务所，事务所后来几经易名，曾使用过“贝克”、“博茨”及“贝克&洛威特”等名字；詹姆斯·贝克现在是该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和洛威特一样，贝克信守冷静但苛刻的实用主义。他处理问题时总是果断坚定，但允许协商讨论，绝不受个人情绪或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会感情用事。

但两人有一个显著的区别：洛威特对党派绝对忠诚。有一次，杜鲁门在他面前批评了共和党，洛威特马上回应道：“总统先生，别忘了我是共和党人。”杜鲁门回答说：“可恶，我又忘了。”但我们不能说贝克也是一个忠于党派的人。

同样，克拉克·克利福德也不是这样的人。他的政治生涯是从担任杜鲁门总统顾问和竞选策划人开始的。民主党人克利福德和共和党人贝克一样温和。和贝克一样，克利福德处事圆滑，富有远见，但又总是处心积虑。在总统林登·约翰逊解雇了饱受争议的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后，即将退休的克利福德召回接替这个职务，为越战出谋划策。尽管他努力地扮演一个聪明睿智、受人尊敬的政治家角色，却摆脱不了投机取巧地解决政治问题和染指党派阴谋、阿拉伯富商的钱财的阴影。

遗憾的是，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贝克——还有前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汉密尔顿（Lee Hamilton）、华盛顿州律师弗农·乔丹（Vernon Jordan）、美国首位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和研究组里其他几位值得称道的人——难以在当今时代获得类似洛威特的地位，其主要原因是，在博客、有线电视和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这样的事物大行其道的时代，外交政策和其他事情一样具有很强的党派特征。除此之外，当今政治家和媒体玩的捉迷藏游戏更有攻击性，这就意味着哪怕是洛威特这样品质高尚的人都会因为一些事陷入被动局面：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联合太平洋公司和泛美航空公司等都曾是洛威特的合作伙伴和客户，它们之间有过不少战时交易。

不过贝克和他的研究组成员在一个重要方面与老一辈的智者们一致。和新保守派、民主激进派不同，他们在本质上都不是改造家和极端的空想主义者。当一群功成名就的人聚集在一起抚摸着下巴商讨事宜最终达成共识之时，并不是所有平衡都有被打破的危险。他们都谨慎务实，当然也都非常明智。

体制是造就这群人的部分原因。一流的共识寻求者们一般不会持有极端或鲁莽的看法。当然也有个人原因，实用现实主义者贝克的例子尤具代表性。身为国务卿的他经常敦促老布什不要试图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占领巴格达；他也在小布什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前提出类似的警告。由于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贝克总会受到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排挤。因而他在回忆录的最后一卷提到这些人制定了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外交政策时，一直在努力抑制着自己幸灾乐祸的情绪。

如果贝克和他的团队想出一个办法弥补由伊拉克战争造成的国家利益损失，如果他能坚持下去帮助美国实现这个计划，那我们这些撰写历史书籍的人就能为他在智者圣殿中，在洛威特和迪安·艾奇逊旁边留一席之地作为奖励。小觑作为外交政策目标的稳定和牵制因素，并嘲笑一流的决策者很容易，但是在今天，渴望拥有政治家风度的抱负——即便是为了美化身后之名——也是一个值得鼓励的品质。为此，在外交政策上，我们需要拥有做事谨慎的勇气和放低姿态的自信。

在我们搜索当代智者的过程中，有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智者圣殿最初的建立者们应该早就注意到这件事了。那就是，最接近智者的人本该是总统最容易控制的人，但他反而是最难搞定的人，或许个中原因只有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或莎士比亚（或许是弗洛伊德）才能解释吧。这个人就是老布什。为了代替他，他的顾问詹姆斯·贝克必须充当代理人，幸运的是，他愿意戴这顶帽子。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战争

科索沃战争常常被奥尔布赖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说成是“马德琳的战争”。在她看来，欧洲的稳定直接关乎美国的利益，反对种族清洗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正因为植根于她内心的价值观在不断成熟，她才相信美国利益不能轻易与其价值观剥离开来。她说：“我们正在重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作为民主、稳定和欧洲大地上人民尊严的捍卫者的核心使命。”

她的反对者们称，这从来都不是北约的核心使命。50年来，北约一直是一个防御性联盟，无论民主、稳定和人民尊严有多匮乏，只要欧洲国家不受侵犯就不会发动战争。反对者们将“马德琳的战争”视为受道德冲动和感伤情绪驱动的外交政策的最新案例，这一案例威吓斥责其他国家遵守美国所谓的神圣训诫，一旦他们不遵守就会受到轰炸和制裁的威胁。

早在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内，奥尔布赖特就已经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了，当时正值美国与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的第一次决战，奥尔布赖特便显示了她的魄力。1993年，她会见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卢瑟·鲍威尔（Colin Powell）——后者信奉一条信念：军事要有一个设定好的清晰的政治目标，并要具备举足轻重的实力。当时奥尔布赖特质问鲍威尔：“如果我们根本就用不上你经常提及的顶级军队，那要它又有何用？”鲍威尔事后回忆此情此景时说：“当时我的血液都凝固了。”

从此以后就有了奥尔布赖特主义：以武力支撑的强势干涉主义——包括有限度使用武力，例如在没有其他更有威慑力的手段时使用空中精确打击——支持一系列战略和道义目标。克林顿政府的官员多是伴随着美国对“越战”教训的解读或者误读长大的，因此一提到战争便三思而后行；而马德琳本人却是《慕尼黑协定》的直接受害者，这种成长经历练就了她绝不妥协、强硬到底的性格。

1998年2月，时任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在科索沃自治省发动对阿尔巴尼亚族的袭击。对此，奥尔布赖特坚决不允许西方世界像在波斯尼亚内战问题上一样畏缩不前。1998年，她在伦敦外长会议上说：“历史正在注视着我们。”当年波斯尼亚问题也是在这个房间里探讨的。“在这里，我们的前任在波斯尼亚战火纷飞时贻误良机；如果我们重蹈覆辙，历史不会再对我们仁慈。”她根本没有妥协的意思。意大利和法国外长提议用他们的方法威胁塞族人以缓和局势，奥尔布赖特的亲密助手杰米·鲁宾（Jamie Rubin）悄悄告诉她也许可以接受该建议。但是她立马回绝：“你以为我们这是在哪，慕尼黑吗？”

一年多以后，虽然乌烟瘴气的轰炸行动持续了7个星期，但奥尔布赖特仍然视自己为强硬派，任务就是要阻止各种企图通过妥协之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过去一周，她在华盛顿和欧洲会见了俄罗斯外交官，与克林顿一起前往北约总部布鲁塞尔和德国军事基地，还在波恩主持召开了外长会议。她有许多问题要处理，其中之一便是上周外交斡旋的典型事例：努力拉拢俄罗斯，使其支持在科索沃部署国际维和力量。

1999年1月以来，奥尔布赖特一直在与时任俄罗斯外长伊格·伊万诺夫（Igor Ivanov）就该问题进行商讨，后来她飞往莫斯科告诉伊万诺夫“北约正在发出轰炸警告”，而当时后者正在波修瓦剧院观看《茶花女》，正逢幕间休息。4个星期以前，他们在挪威奥斯陆机场见过面，当时伊万诺夫从胸前口袋中掏出一张写有10条处理“原则”的纸条，奥尔布赖特注意到其中有几条原则与北约的一致。她提议用铅笔标出彼此都能接受的条款。3个小时后，伊万诺夫仍然没有接受美国的核心要求：在科索沃部署北约维和力量。但是两个人之间的共识足以支持他们发表共同声明。

上周一，时任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派俄罗斯前总理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切尔诺梅尔金（Viktor Chernomyrdin）前往华盛顿，重启了该议程。切尔诺梅尔金声明俄罗斯愿意（至少私下愿意）接受国际维和力量的介入，但是不一定是北约领导的维和力量。双方在时任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的官邸讨论了整个晚上，而当时奥尔布赖特正在参加国宴。

周二早餐时，切尔诺梅尔金与奥尔布赖特用俄语（她会说6种语言）聊了几分钟，主要是说她儿时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经历，当时她父亲是捷克斯洛伐克驻南斯拉夫大使。她还描述了见到时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并给他献花的场景。切尔诺梅尔金坚持俄罗斯人不会公开支持塞族人反对的任何事情，奥尔布赖特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这太荒谬了。因为俄罗斯的角色“应该”是敦促塞族人，而不是单单表达自己的立场。美国坚持要求北约出动维和力量并非是从宗教出发，而是从实际考虑，即每个人都同意科索沃人应该返乡，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力量保证他们的安全，安全返乡就无从谈起。会议结束的时候，奥尔布赖特致电在莫斯科的伊万诺夫，确保俄罗斯前总理和时任外长这两位俄国人得到的信息毫无二致。

当晚，奥尔布赖特与时任总统克林顿连夜飞往欧洲。检阅了北约军队之后，她就忙着打电话了。她先告知乌克兰外长，俄罗斯也参与了该计划；然后与法国和英国外长通话，希望能在8国集团峰会上得到他们的声援。

最重要的两通电话是打给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还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安南并不参与行动，他的建议是他派出一支谈判代表团去处理贝尔格莱德问题。安南从一开始就是北约立场的可靠支持者，这让奥尔布赖特十分满意。但是她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几个联合国外交官力促妥协的场景。她说：“科菲，我们不需要哪儿都有谈判代表。”

周四清晨，奥尔布赖特和她的随访团与总统“分道扬镳”，乘空军飞机抵达波恩，参加欧洲和俄罗斯外长的8国集团峰会。她膝盖上放着一个标有“情报”的文件夹。按照惯例，她在短暂的路途中召开了晨会。“斯洛博丹感觉到了压力。”她说道，看到备忘录上关于米洛舍维奇软禁高级士兵的行为时，她抬起头，双眼一亮。

她经常冷嘲热讽，有时也会开开玩笑，偶尔会焦躁不安，但办事向来干脆利落。“我们必须再和科菲谈谈，确保他不会再增加谈判代表，”但是她知道如何运用对她有利的主动性因素，“要是见到伊万诺夫，我会向他强调联合国也将参与。”

大功告成之后，她就会从一名首席执行官式的人物转型为教授。她在演讲时靠着椅背，把眼镜戴在头上，说道：“记住俄罗斯与塞尔维亚的复杂渊源是很重要的。”它们之间长期以来有着文化和宗教的纽带，但是后来铁托与斯大林断交了，甚至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一场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运动）爆发时，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主义者。她强调，我们与塞尔维亚的战争使得俄罗斯处于危险的边缘，让它们帮助我们对付塞尔维亚对双方都有利。

一抵达彼得堡会议中心，她就举行了与伊万诺夫的私人会面。计划是双方各有三名助手，但是两人后来决定一对一面谈，甚至不设译员（因为他们彼此语言相通）。他们商议宣言中伊万诺夫易于接受的措辞，这是俄罗斯第一次在科索沃问题上公开支持国际力量。奥尔布赖特建议称之为“军事力量”。伊万诺夫回应他只能接受“驻外部队”一词。“你必须认可‘安全’一词，”奥尔布赖特说，“伊格，你会同意这点来让我高兴吗？”“好吧，”他说，带着一丝笑意，“但是你什么时候让我高兴呢？我可等着呢。”

伊万诺夫拿出一张纸，勾勒出安全部署的可能构成，用圆圈代表不同部队扮演的角色。奥尔布赖特则用钢笔写出北约参与的必要性，但是伊万诺夫不同意她的观点。“这不是我们两个能决定的事，”她最后说，“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的专家去解决。”

在彼得堡中心的大型日光浴场内，8国集团外长峰会按计划进行。在餐桌上，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Robin Cook）和奥尔布赖特最后一次试图联合说服伊万诺夫接受比“驻外维和部队”更进一步的名称。库克建议在括号中添加“包括军事力量”的字样。伊万诺夫不愿意让步。“对不起，”他说，“我今天只能做到这么多了。”

对于奥尔布赖特而言，一个月之内促使俄罗斯公开支持将国际武装力量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已经足够了。俄罗斯的支持为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接受北约武装开辟了道路。

周四深夜，奥尔布赖特和她的团队与访问德国难民归来的克林顿会合，同乘总统专机空军一号踏上回国的旅程。克林顿穿着宽松的雪兰毛线衣坐在他的空中办公室里，他认为美国的科索沃政策是美国的价值观与利益相互交织的结果。“欧洲的和平繁荣对我们是有利的。这次行动是一次引人注目的人道主义案例：如果美国对这种本可以对其施加影响的暴行置若罔闻的话，那么类似的情形就会扩散开来。世界上有很多种族冲突，从爱尔兰到中东，再到巴尔干半岛。如果能说服人民缓和这种紧张局势，那我们就实现了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

尽管克林顿欣赏奥尔布赖特，但他们并没有成为亲密的合作伙伴。直至今日，奥尔布赖特仍然对克林顿让她在莱温斯基丑闻事件暴露后面对媒体时称其无辜一事耿耿于怀。被问及是否欠奥尔布赖特一个公开的道歉时，克林顿目光冷冷地定了几秒钟，面无表情。“没有，”在沉默了很久之后，他说，“没有，对这个问题我无话可说。”但克林顿对奥尔布赖特在本职工作中体现出来的个人素养褒奖有加。“她不仅从《慕尼黑协定》中吸取了教训，也从捷克斯洛伐克学到了很多。”

的确，科索沃事件已经阐释了奥尔布赖特的个人经历是如何塑造了她的观点和风格的。她的父亲约瑟夫·科贝尔（Josef Korbel）是战时原捷克斯洛伐克驻南斯拉夫大使，既有智慧又善于社交，和她一样懂得求生的诀窍。马德琳儿时在贝尔格莱德度过了孤独的两年，那时她就形成了对暴徒本能的反感。正如《时代周刊》的安·布莱克曼（Ann Blackman）在其所著的奥尔布赖特传记《生命的季节》中阐述的那样，她太像她父亲了：有着过人的智力和才华，但有时似乎为了避免接触与自我形象冲突的事情宁愿一叶障目。比如，数年来她总是有意逃避自己，就像她的父亲曾经逃避她一样，因为有证据证明她是犹太裔，而且多数家庭成员在大屠杀中被迫害致死。

通常人们有两种方法可以走出这样的阴影。有些人像奥尔布赖特一样，形成了一种激进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承诺“下不为例”让世界对暴行视而不见。另外一些人——基辛格是一个例子，作为纳粹灾难后的流亡者——则成了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对权力的微妙含义有着准确理解，看得懂利益在世界范围内的碰撞，鄙视那些在其看来是感情冲动和头脑发热的举动。

奥尔布赖特没有基辛格的能力（或者欲望）将宏观的战略结构概念化，也不会分析世界某一处的行为如何像涟漪一样波及其他地方。她也不擅长制订周密的应急计划，这一点成就了——但有时也毁了——许多法律顾问，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塞鲁斯·万斯（Cyrus Vance）、詹姆斯·贝克和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等人。结果，奥尔布赖特极力干涉科索沃，却没有考虑地缘政治分歧（比如，这会给俄罗斯、中国、马其顿和希腊等国带来什么影响）或者设计应急计划（比如，如何解决大量难民，如果米洛舍维奇反抗，如何做好陆军出动的准备）。

周四晚从欧洲回美国的途中，奥尔布赖特待在总统办公室旁一间小小的情况室里，坐着旋转座椅。我问她，科索沃和其他以道义为理由的干涉行动是否代表冷战后美国寻求利益的新方向？她回答：“我认为威胁我们国家利益的问题各种各样，（包括）由种族清洗导致的混乱与不安定局面。”我又问，我们如何定位和选择这种斗争的目标？为什么是科索沃而不是卢旺达？她说：“我认为这个问题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模式来说明，必须视当时复杂的形势而定。我相信，而且曾经也这么说过，我们应该在卢旺达采取进一步行动。我们选择干预暴行严重且影响我们稳定的地区——欧洲的稳定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对美国一直意义重大，还会选择当地有某一组织能够应对暴行的地方。你不能在各个有需要的地方都有所作为，但这不等于你可以没有任何作为。我们正在完善相关条例。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切实指导我们开展行动，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

科林·鲍威尔：优秀的战士

科林·鲍威尔心中有很多英雄，其中之一便是乔治·马歇尔将军（General George Marshall），这位睿智的“二战”将军曾是哈里·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鲍威尔就在马歇尔的肖像注视下工作，在马歇尔曾经用过的桌子上办公。

鲍威尔偶尔会谈起1948年某天的故事，当时杜鲁门正在考虑美国是否应该承认刚宣布成立的所谓以色列国。马歇尔当时建议他反对以色列建国，但是杜鲁门还是决定承认以色列国。鲍威尔说，马歇尔的一些助手当时围在他现在坐的这张桌子旁劝马歇尔立马辞职，而马歇尔反问这群人怎么把他当成了总统呢。他指出，杜鲁门才是总统，才是做决定的那个人。国务卿的角色是为总统提供最好的建议，然后给予支持。

鲍威尔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伊拉克战争才刚开始。很显然，他是在自比马歇尔将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在这些事上的主要区别是鲍威尔针对伊拉克给出的建议多数被证明是正确的，而马歇尔在以色列问题上的建议却是错的。尽管如此——也可能正因为此，当今的评论家和未来的历史学家都不会给予鲍威尔如马歇尔当日获得的尊重，白宫也没有这样做。

鲍威尔的问题是小布什政府的拥护者和批评者都对他不满，前者是因为他不完全支持攻占伊拉克的战略战术，后者则是因为他没有公开承认自己属于该阵营。他注定要失败，因为他输掉了与迪克·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其他新保守派先驱的思想战。

然而，思想和直觉正确的政治家理应在历史中享有光荣的地位。我们暂且不去讨论鲍威尔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以占得上风，或是不那么失风头，我们先来定夺他在任期中有哪些教训应该被记录下来。

鲍威尔是一个可敬的人，我们应该通过他说的话来判断他的为人。和分属两个党派的多数美国人一样，他也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应被剥夺权力。因此他不会言不由衷，也不会赋予自己反对的政策以合法性。

然而他确实给出了警告和保留意见。任何军事干涉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任务，使用能恰好完成任务的武力，拥有一个清晰的成功或者撤退的战略——这是鲍威尔本人一直信奉的原则。他认为，在入侵他国之前需要更多时间来联合同盟国结成更广泛的同盟，需要更周密的计划来保障战后安全和生活。

从不同程度说，鲍威尔的所有观点都没有被五角大楼采纳。他对每件事几乎都有先见之明。而关于鲍威尔其人其事，我们应该谨记的不是他没有成功，而是他本应成功。

鲍威尔上任时也许是美国最受尊敬的政治家。他曾是英勇的战士，也是有着摇滚明星魅力的睿智政治家。但是他的国务卿之路最终被一个官僚政治上的成功所带来的意外结果毁掉了：他说服总统去联合国寻求对伊拉克决议的支持。结果一张照片污损了他的身后之名——他与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向联合国呈递情报证据以证明伊拉克正忙于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这种事情只有在事后发现才能令人信服。

外交政策权力集团的理想主义者——比如那些希望美国能帮助中东实现民主化的新保守主义者和主张谨慎行动、重视美国客观战略利益的现实主义者——中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意见分歧。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是位现实主义者，也是鲍威尔的良师益友，更是老布什总统成功外交政策的管理者。他将这种分歧称为改革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每一种方案都是持久外交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从门罗主义到马歇尔计划，二者结合形成了美国外交的巅峰时期。

鲍威尔40年从政生涯一直是在两种方案间取得平衡的模范。他在布什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就是推动现实主义前进一点——多一点考虑、计划和谦卑，将之作为当前平衡的一部分。这个角色不可或缺，亦不该丢弃。

乔治·特尼特：迎合他人

在读乔治·特尼特的新书《身处风暴中心》（At the Center of the Storm）时，我想起我在最近参加的一次晚宴上听到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讲话。他是一名剧作家，曾任捷克总统，做过囚犯，还是一位人权斗士。他说他这些年曾与两种人打过交道：有着合作精神的人，还有乐于对抗权威的人。他本人显然属于后者。所以他用鄙夷的口吻讲述了一件欧洲大主教与共产主义者合作的事情。

在我看来，乔治·特尼特的痛苦来源于他迎合他人的天性，而不是向当权者讲述令人不快的事实。在观看美国资深新闻人比尔·莫耶斯（Bill AmericAn SketcheS Moyers）对于媒体未对美军出征伊拉克提出质疑的做法的报道时，我对自己曾经的类似做法进行了反思，在美国有线电视网工作的时候，我也很乐意接受权威人士的告诫。读了鲍勃·达莱克（Bob Dallek）写的有关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新书，我想起我曾写过的基辛格应该也是一个乐意迎合尼克松，并协助他实现某些不可告人的冲动想法的人。

通常来说，无视权威是不可能的，而且也算不得什么好事，我有时也竭力向我女儿解释这个道理。然而当我目睹人们（比如乔治·特尼特）努力为自己辩解时，哈维尔的特立独行对我而言似乎日渐意义重大。我觉得可以拿前老布什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做一下对比。斯考克罗夫特时常具有理智的诚实，当他与自己的前任意见相左时就公开或者私下表达出来，哪怕付出被内部开除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在我看来，对抗权威的反叛意愿最典型的人要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了。我最近写作的一本书就是爱因斯坦的传记。从他的政治活动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是柏林学术精英中唯一一个反对德国在“一战”中的军国主义的人，他后来也反对纳粹，到美国后就反对麦卡锡主义者。在上述所有情形中，之所以持有异议，就是因为他相信人们不应该被迫迎合权威。在个人生活中他也是如此。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因为蔑视权威被学校开除；后来作为年轻的专利主考官，他又学着对遇到的所有假设进行质疑。在爱因斯坦的逻辑中，他的成功来自他对牛顿关于空间、时间和重力公理的质疑。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爱因斯坦一样，事实上，很多时常对抗权威的人并不是英雄，而是疯子。另一方面，哈维尔在爱因斯坦和那些为了追求权力而过分尊重权威的人之间划了一条有趣的分界线的做法是正确的。

第三章 美苏新纪元

我们又见面了

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曾对比过“乔叔叔”斯大林与美国堪萨斯城政首托马斯·彭德格斯特（Thomas Pendergast）：两个人都是狡猾的政客，善于操纵政治，还总是与其他政治家讨价还价。自那以后的所有美国总统都想用自己的方式与苏联较量一番，只是手段都不够高明，就连罗纳德·里根也未能免俗。这位美国影视演员协会前会长说，在日内瓦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触之前，他想起了与演艺界老牌大腕打交道的日子。上周，在恭候这位全世界最不可思议的新秀（戈尔巴乔夫）驾到时，里根做了一个更为恰当的自比。“我不嫉妒他的知名度，”里根对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的学生说，“好家伙，我要和明星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同台争辉了。”

视频时代的外交模式是：合演明星在地球村里举行峰会。本周，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将进行第三次视频会晤，这个节奏赶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美苏和解关键时期的会面频率了。不仅如此，两个人在1988年还要举行莫斯科会谈，这将刷新两国元首会晤频率的世界纪录。谁能想到这么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会见得如此频繁呢？

于是政治星象出现了罕见的一幕——两条毫不相干的轨道连成了直线：里根在位后期和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出现了时间交集。两个人在各自国内都面临着种种政治问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局面的混乱，不亚于美国国会的处境——因而他们意识到可以通过多次成功会晤来巩固权力。两国都处在经济低迷的旋涡中：苏联正在冒险进行经济改革，而美国经济的“晴雨表”道琼斯指数也跌到了谷底。

两位国家元首的几次会晤体现出一个高尚的人类想法，其实更像一个典型的美国式想法：世界冲突是由误会引起的，如果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谈，我们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和多数“高尚”的想法一样，这个想法听上去有点儿道理。会谈可以降低世界的“血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总是伴随着价值观的冲突和国家利益的矛盾，而世界上最权威的两位领导人互相示好似乎就能给历史的车轮加点润滑剂。同样，和多数“高尚”的想法一样，这个想法存在危险：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民众，都不应该受蒙蔽去相信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友好关系能一笑泯恩仇，将东西方40年的分歧一笔勾销。

电视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就重大问题表达个人观点的机会，不仅是那些总统，每个人都可以出镜：戈尔巴乔夫上周到美国演播室会客间接受了访谈，紧接着是12位美国总统候选人进行电视辩论，然后就是前总统里根接受访谈。全美国的人都有机会亲自打量每一个出镜的人。面带笑容的戈尔巴乔夫霸气外露——尽管美国人希望自己的领导人也拥有这样的气势——他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知名主持人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当成言辞犀利的学生对待。周二总统候选人辩论时，布罗考又把他们当作小学生对待。每个人都变成电视名人的情形让人有点担心：戈尔巴乔夫——美国的全球劲敌，苏联的领导人——在多次民意调查中以2:1的支持率完胜当周电视节目评选，支持率和总统优胜者相当，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里根。

电视时代常发生的事情是人物在电视内外表现不一，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中树立的形象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所言所行相去甚远，他说：柏林墙是民主德国建立的，目的是抵制外来干涉；莫斯科限制国人出境是为了挫败西方挖走人才的阴谋；苏联在阿富汗驻军是因为阿富汗屡次请求庇护以阻止外国颠覆；苏联正在开展“星球大战”计划等。

美国与苏联很少就两国之间的根本分歧讨价还价，会晤议程上出现更多的是人权、地区冲突和其他类似的话题，但也很少达成一致。因此，军备控制成了超级大国外交的核心议题。他们把并不适合作为实战武器的核导弹当作军备实力的象征并加以部署操控，几乎不考虑核导弹的潜在危险被激发的可能性。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轻松成交，至少比大国在其他方面的动作达成一致要容易。

批评里根的保守派指摘他近期的冲动行为源于令人毛骨悚然的南希主义——在他那爱夫心切的妻子南希·戴维斯的怂恿下，他想做出点历史成绩。如果每个年轻的参议员每日清晨在镜子里都能看见一个未来的总统，那么每个总统也会从镜子里看见一个有望成为和事佬的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向历史看齐总比迎合那些难以取悦的政治选民要强。

而大失所望的右派则犯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多年来都在犯的错误，即误以为里根不会言出必行。他上任后鼓吹以前的军备谈判存在“致命缺陷”，因为之前总是力图“限制”而非“减少”核武器。即便里根致力于加强军事力量，他也坚持认为谈判的目的是促使苏联商议“切实减核”。也许他从一开始就这么认为，也可能（里根在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是因为他重复的次数太多了，于是连自己都相信了。无论是哪种情况，里根现在让每个人都感到失望——从曾经的无核论者到曾在当前危险委员会为他效力的强硬派——他准备将自己的话付诸实践了。

里根显然沉浸在成为伟大的裁军支持者的美梦中，这使得保守派很不安。在过去整整一周的时间里，里根每天都在努力地挥舞他的反共文件以平复他们的情绪。在与传统基金会对话时，他猛烈抨击克里姆林宫的镇压行为，重申对世界范围内反苏联的自由斗士的支持。在接受网络节目采访时，里根宣称“从发表关于‘邪恶帝国’（指苏联）的演讲以来，我的立场就没有动摇过”。

然而，里根在电视节目里最惊人的论调是，他斥责指摘其军备控制协议的保守派。“一些反对我的人，”他说，“在他们思想深处，其实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里根自己却不这样想，他觉得自己如果能带戈尔巴乔夫一起乘直升机翱翔在泳池星罗棋布的美国居民区上空，那位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也会与他达成共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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