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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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文选(1965～2015)(全2册)试读：
前言
政治篇
苏联落后于时代的教训和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
关于苏联74年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剧变的历史思考
对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若干问题探讨
苏共失败的历史教训[1]
俄罗斯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关系浅析
十月革命：必然性、历史意义和启迪
斯大林模式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东欧国家政治体制比较研究
转型九问 ——写在东欧剧变20年之际[1]
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与发展
析俄罗斯社会的内在冲突性
论苏联剧变的思想政治根源
俄罗斯宪法制度的演变与时代特征
俄罗斯已结束制度转型
中亚国家的民族政策：论与实践
俄罗斯共产党：发展历程及其势衰原因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的两度政变与政治发展前景
对中东欧国家发展道路的再思考
俄罗斯保守主义与当代政治发展
民族心理与民族联邦制国家的解体 ——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为例
经济篇
理解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 ——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新型链接范式[1]
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造区域合作新模式
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与中俄合作
苏联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理论和实践
俄罗斯经济转轨评析[1]
后苏联空间一体化前景暗淡
论俄罗斯混合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及特点返回总目录前言李永全
今年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文集，精选了我所五十年来几代学人研究苏联以及后来俄罗斯和东欧中亚地区的学术成果。虽然就研究范围、规模和数量来说，这部论文集远远不能涵盖我所的研究成果，但它基本反映了我所对该地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就。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我所是国内最大的研究俄罗斯和东欧中亚地区的综合性学术机构。它始建于1965年6月，最初名为苏联东欧研究所。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研究对象的变动，它先后采用过苏联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东欧中亚研究所的名称，最后在2002年10月改为现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我所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它的建立是为了适应当时国际形势，特别是中苏关系变化的需要。1964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我国应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并指示成立包括苏联东欧研究所在内的十四个研究所。我所就是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开始筹建的。当时研究所在行政关系上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业务上则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领导。成立后不久，我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1968年，研究所行政隶属关系转至中联部，1969年，全所研究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1973年，中央决定加强对苏联和美国的研究，指示中联部负责对苏联的研究，中联部随即将研究所下放的人员调回中联部苏联组工作，同时又从其他单位陆续调进了一批科研人员。1976年年初，中联部为加强对苏联的研究，决定恢复苏联研究所的建制。
为了加强对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的统一领导和集中管理，便于对外进行学术交流，从1981年1月起，苏联研究所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所的学术生命力焕发出来，面貌为之一新。它从一个中央机关附设的封闭性的研究单位逐步演变为开放性的学术研究机构，不仅服务中央，也面向社会；在加强对策性研究的同时，注重学科建设，开始强化基础研究、系统研究和理论研究。研究所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五年发展规划的要求，制定了自己的五年科研计划。第一个五年科研计划规定学术研究的指导方针是：“在研究工作中，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做到实际情况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现状研究与系统历史研究相结合，国别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分科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为我所研究方向的调整和学科建设规划提出了新的任务。在20世纪90年代，对苏东剧变的原因，国际格局和地区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制度转型、对外战略的确立和调整以及与我国关系的开展等诸多问题的研究，成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科研工作的重心。
进入21世纪，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总体发展战略，我所规划了跨世纪发展目标：经过五年至十年的努力，把我所办成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俄罗斯东欧中亚问题研究机构。根据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三个定位，即将社会科学院打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我所也在着力实现四个“国内一流”的具体目标：将俄罗斯东欧中亚学科建设成为一流学科，培养一批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一流学术专家乃至大家，推出一批对学科建设和国家决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一流科研成果，办好一流期刊。
经过几代学人的持续努力，我所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我所已经发展成为学科体系比较完整、主要学科居于国内领先地位、科研队伍整体素质较强的国内一流研究机构。我们欣喜地看到，研究所的科研队伍不断壮大，学者们潜心研究，成果迭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茁壮成长起来，逐渐成为科研工作的主力军；前辈学者仍笔耕不辍，老而弥坚，继续在学术事业和提携后进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部文集共收录54篇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文章，作者包括了我所的几代学人，研究的对象涉及苏联以及俄罗斯东欧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各个领域，研究的时期主要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当时发表于学术期刊的论文，一部分是研究报告，还有一小部分是从学术专著中抽取的章节独立成篇的。在编选的过程中，我们为了避免因为学科细分和研究对象划分而引起的琐碎，将所有的文章归入四个大类：政治篇、经济篇、外交篇和综合篇。“政治篇”收录20篇文章，包括对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反思，以及有关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社会转型、政治制度、政治发展和民族政策等方面的内容。这一部分，历史与现实并举，不仅有纵向的梳理分析，也有横向的比较研究。“经济篇”收录15篇文章，不仅有诸如市场经济、市场模式、经济转轨、区域经济合作等理论问题的研究，也有如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一体化等现实问题的探讨，还有关于水资源、公司治理、城市发展等具体问题和微观问题的研究。“外交篇”收录11篇文章，研究内容包括俄罗斯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中俄关系、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上海合作组织、欧亚联盟一体化等。“综合篇”收录8篇文章，涉及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内容，既有对重要理论、观念和实践的历史分析，也有对历史事件的梳理，还有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等。
瓜瓞绵绵，于斯为盛。回顾我所半个世纪所走过的风雨之路，我们在总结成绩和经验的同时，更应该放眼研究所的未来发展。学术永无止境，需要一代又一代学人发挥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敬业精神，持续不懈地努力。“长江后浪推前浪”，相信后辈学者会在前辈学者五十年来奠定的基石上不断超越，开拓进取，为研究所今后进一步的发展和成长做出自己的贡献。政治篇苏联落后于时代的教训和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1]刘克明
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时代。这个论点是邓小平同志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对现时代特征做出的新的理论概括。这一新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时代观的重大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当前这个时代，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世纪末叶，社会主义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苏联发生剧变，一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兴起，这两者都同是否正确认识和对待现时代有密切关系。苏联由盛转衰以致最后解体，有多种原因，而背离时代要求、落后于时代，则是苏联衰败没落的总的根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宏伟成就，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深刻反映时代要求、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不断推动时代前进的时代精神。
本文拟就现时代的若干特点、苏联落后于时代的主要历史教训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精神三个方面，分别加以论述。一 和平与发展新时代来临的历史条件和新时代的若干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为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的来临准备了条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同，因而结果也大不一样。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战争结果是引发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一系列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从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的、民主的解放战争的性质，因而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战争没有引发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推动了世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高涨，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为争取民主、维护和平和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苏联和中国都是战胜国，对于加强世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地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
第一，在亚洲、非洲国家中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一大批殖民地、附属国成为独立国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这些独立的民族国家，从它们的切身利益出发，力图发展民族经济、维护世界和平。
第二，在二战中，苏联红军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苏联胜利的影响和支持下，在东欧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另一个重要结果。这些国家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三，苏联在打败德、日法西斯之后，很快掌握了核武器，取得了可同最先掌握了核武器、力图充当世界霸权的美国相抗衡的核大国地位。苏联经济实力的增长和成功地掌握核武器，成为制约世界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
第四，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反动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中国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进世界进步事业的巨大力量。
第五，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如：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的确立；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西欧共同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缔结；西方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控制的加强以及福利国家政策的推行等。这些措施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外矛盾，维持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促进了经济较为迅速的发展。
第六，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人造卫星为开端的战后新的科技革命开始兴起。这场科技革命根本改变了世界面貌。新科技革命对于世界和平得以维护和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七，朝鲜战争经过战场上的反复较量，最终停战言和。这表明世界力量对比已达到了某种稳定和均衡状态，企图以武力来改变战后形成的格局再也行不通了。
经过这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新的时代的基本特征，即和平与发展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以和平与发展为基本特征的现时代实际上已经来临。
纵观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现时代的一些基本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战后时期出现了一场新的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使所有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飞跃性的变化。人类在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航天等新兴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一批新的产业迅速崛起。其中，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信息革命的发展最为突出。信息革命在发达国家从20世纪50～60年代实际上已经开始，70年代以后，有了更迅猛的发展。90年代初美国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并开始实施以来，信息革命更形成了新的热潮，而且也扩展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某些发展中国家。在信息革命推动下，发达国家已开始了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这场革命正在引起社会经济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以电子技术为主的高技术向其他工业领域广泛渗透，使传统技术发生质的变化，社会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提高；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正在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形式；就业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单纯体力劳动者愈益减少，脑力劳动者愈益成为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为适应信息革命要求，企业传统的庞大管理机构和集中管理方式也正在大大精简和非集中化；在信息技术革命中涌现的中小企业，地位日益重要；由于信息革命的发展，世界经济活动更趋于国际化、全球化；大国之间争夺高科技优势的竞争更为激烈；出于竞争的需要，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以至某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加强了发达国家在高技术竞争中的地位，同时又在客观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总之，战后时期这场以信息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科技革命，是人类社会继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的又一次空前的巨大变革。当代社会在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可以说，现时代的一切重大发展变化，都直接、间接同这场新的科技革命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个显著特点是，世界形势从总的方面说，维持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局面。虽然出现了冷战，出现过某种形式的军事对抗，有过时间持续相当长的军备竞赛，甚至在世界某一地方出现过局部战争，也出现过某一西方大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等敌对行为，但最后总是战争转为和谈，紧张转为缓和，对抗为对话所取代，干涉、封锁、制裁等则纷纷破产。和平在全世界是大势所趋，在主要大国之间并没有发生战争。这种相对和平的局面得以长期维持，有多方面原因。核武器的巨大威力和核战争毁灭性的后果，使苏美两个主要核大国都不敢动手；在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条件下，为了争夺市场，发达国家都把更大的力量转移到依靠高科技发展和经济方面，而不是依靠战争手段；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各国人民都不愿打仗，迫切要求和平，主要核大国的领导者对此不能不加以考虑；在冷战结束后，发展经济和争夺高科技优先地位，成为更迫切的任务，虽然在局部地区并不平静，但从世界总体角度来看，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变得更小了。战后持续几十年的相对和平局面，成为世界经济取得较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世界新科技革命得以迅速前进的重要条件。同时，经济和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更趋紧密，更趋于高度国际化，又成为世界和平局面得以继续维持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三个重要特点是，世界经济的高度国际化以至全球化。战后时期在世界经济的一切重要领域，诸如物质生产、商品贸易、资本流通、金融活动等方面，与战前相比，一个很大不同点是呈现出高度国际化的趋向。在物质生产领域，对一些技术密集型产品，以现代科技为基础，实行世界范围内的分工与协作，已成为现代化生产的重要趋势；在商品贸易方面，战后期间，世界贸易保持着高速增长，规模日益扩大，世界商品贸易额的增长速度一直超过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从而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在产业资本流通方面，战后时期，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有了大幅度增长，发达国家之间双向投资大量增加，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在最近几年也有了迅速增长，这些都促进了世界经济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和联系；此外，国际金融业、通信业、运输业、技术转让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在全球范围内也都有了更为迅速的发展。战后时期迅速发展起来并遍布全世界的几万家跨国公司，在推动世界经济高度国际化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事实上，前述的对外投资、对外贸易、物质生产的国际性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以及国际技术转让等，主要都是由跨国公司进行的。世界经济各个领域的这些新变化，表明世界经济活动的国际化趋向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全球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同过去各国仅进行一般的经济联系和交往不同，它的明显特点是，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空前紧密，都处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同时也相互竞争的状态，各国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合成为统一的世界经济整体。与此相适应，世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全世界出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一体化的共同趋势。
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经济体制一体化的这种形势，无论是发达国家为了扩大市场，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都必须走向国际市场，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国际化进程，这已成为一个国家增长和繁荣的关键因素。
第四个特点是，现代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和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战后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科技革命，经济有较迅速的发展。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工人生活有了比较大的改善，国家又普遍实行了社会保障制度，传统概念的“贫困化”实际上已不复存在。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工人文化水平也普遍提高，工人阶级的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人阶级队伍中脑力劳动和脑体双重劳动者，已大大超过体力劳动者；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人数量已超过工人阶级的半数。由于战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巨大的财政资源，拥有较多的手段去干预和调节经济，在必要时，还可由主要西方国家协同进行干预，资本主义自我调节能力已大为增强，因而比较容易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在各国经济互相渗透和交织，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虽有时矛盾尖锐，但不会诉诸武力。从而现代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新科技革命推动这些国家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缓和了这一矛盾的某些侧面，但这一矛盾往往又在其他方面以新的形式尖锐化起来。战后时期由基本矛盾引发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一再发生，没有停止过；发达国家最近才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衰退中走出来，而失业率还是居高不下；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金融危机；为了争夺市场，争夺经济、科技优势，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和冲突日趋激烈。
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向信息经济转变中，总的说来，同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的差距更为扩大，同时，为了争夺市场，发达国家不得不将一部分高技术产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客观上促进了这些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高级化，反过来又使它们成为发达国家自己的竞争对手。因而现代资本主义的稳定，只能是相对的。
第五个特点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由于未能改革开放，未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在总结传统社会主义遭到挫折的教训基础上，现代社会主义正在深入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兴起。
在战后新科技革命浪潮冲击下，奉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强烈挑战：是服从一个中心，教条式地生搬硬套，固守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还是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结合世界新发展进行改革和对外开放，这成为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能否胜利发展的根本问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斗争时起时伏，成为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中的主要内容。奉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苏联与东欧国家，既不改革，又不开放，以致由盛转衰，最后遭到了失败。但这仅仅是僵化的计划经济和中央过分集权缺乏民主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是错误的改革政策的失败，而绝非社会主义的失败。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教条的束缚，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成果。它不仅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产物，同时也是总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的产物。
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兴起，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性的转折。这标志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多种途径走向社会主义，并实行多种模式的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
现代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发展和现代社会主义的兴起，表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共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发达国家为了寻求资本和商品的市场，需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一般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建立起来的，现在正在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以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其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这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上建立联系，进行合作和协调的可能。但是，在协调合作中，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大国，不尊重别国的独立主权和人民的选择，力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强加于人，或者依仗大国地位，损害别国利益，干涉别国内政。由于存在这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协调合作中，又常常出现摩擦，出现矛盾和斗争。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种既相互联系、协调合作，又有矛盾斗争的关系，是一种竞争共处的关系。这种竞争共处将是长期的。二 苏联落后于现时代的主要历史教训
苏联落后于现时代，是逐步演变而形成的一种历史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争中以至战后初期，苏联是个上升的国家，还不存在落后问题。如果回顾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从开始五年计划建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大约30多年的历史，就可看到，苏联当时不但没有落后于时代，而且总的说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当时曾经起过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作用。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经济比较落后的俄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给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先进人们以无限希望；在斯大林执政期间，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建立起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备战型的社会主义模式，短期内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初步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同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形成强烈对比，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成为主力军，做出了巨大牺牲，最后取得打败法西斯的伟大胜利；在战后支持一批东欧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显示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当时战争与革命实际上成为国际局势主题的历史条件下，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推动了时代的前进。
苏联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欧亚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社会主义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战后初期，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威望和影响，达到最高峰。但不幸的是，这同时也是苏联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发展的最高峰，又是苏联教条主义发展的最高峰。光辉的胜利却同时带来了可能最后导致失败的阴影。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根据战后的新发展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并采取适应新情况的改革。然而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在对个人迷信的一浪高过一浪的颂扬声中，苏联领导人骄傲起来，不清醒了，认为苏联过去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战前已滋长的教条主义倾向更加发展起来，许多战前为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所采取的具体做法、措施，诸如指令性计划经济、生产资料的普遍国有化、权力过分集中的中央集权体制等，都被上升为理论教条，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再加上战后斯大林补充和发挥的一些理论，如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框架就更加完备，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僵化的理论体系。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推动时代前进的趋向逐渐衰退，而随着新时代到来的征象日益明显，苏联这种趋于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落后于新时代的倾向就越来越突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和落后于新时代，实际成为苏联由盛转衰的起点。这种衰落表现在：由于理论的僵化，苏联不能容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异端”，导致了苏联与南斯拉夫随后又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矛盾和冲突，最后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分裂；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广泛的批判运动，简单粗暴，对苏联理论界与领导看法不同但有价值的见解横加压制，以致苏联理论界死气沉沉，对西方学者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发现也滥加批判，扣上“伪科学”帽子，以致苏联在这些学科领域停滞不前，成为苏联落后于战后新科技革命的重要原因；由于理论僵化、体制僵化，苏联没有进行像样的体制改革，以致经济在不同时期不断出现明显的停滞、衰退的景象。这里有斯大林逝世前后苏联经济状况的恶化；有赫鲁晓夫后期改革失败，出现了严重经济困难，最后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也有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经济的衰落，出现了所谓“停滞时期”。
苏联由盛转衰，为它的最后瓦解准备了条件；而苏联模式在战后时期落后于现时代，则是苏联发生剧变的总根源。
苏联落后于现时代，首先是理论思想落后于时代，即理论思想僵化，“左”的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这是苏联由盛转衰以致最后瓦解的思想根源。
在战后时期，苏联“左”的教条主义理论中消极影响极大、危害极大的，是超越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建成并向共产主义过渡论；是固守关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代论；是把苏联战前备战型的社会主义模式固定化为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论；是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已陷入总危机，并且在不断深化的总危机论。
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肇始于斯大林在战前提出的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直到勃列日涅夫提出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在苏联统治达50年之久。从这种理论出发，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只抓生产关系的变革，追逐“一大、二公、三纯”，扼制了苏联工农业和整个经济发展的生机，给苏联生产力发展造成严重损害。所谓建设共产主义、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虚幻的空中楼阁式的论证，美化了苏联现实，掩盖了苏联社会实际存在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阻碍了体制改革，更谈不上对外开放。
关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是斯大林1924年在《论列宁主义的基础》的讲演中提出的。当时还强调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到战后时期，尽管新时代的变化征象已有显露，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依然坚持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也仍然存在”的论点。后来苏联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纲领中提出，当前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虽然加了些描绘用语，其实质与斯大林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是相同的。对时代如何看，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规定当前任务的问题，是维护和平与发展经济，还是准备战争和进行世界革命的问题。苏联对时代看法有失误，固守已过时的看法，以致长期备战，并以支持革命为名，到处伸手，争夺势力范围，最后弄得民穷财尽，落得个最终瓦解的下场，是一个重要教训。
把战前备战型社会主义模式从理论上凝固化，来源于1946年2月斯大林对选民的讲话。在讲话中，斯大林全面肯定了战前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为主要内容的备战型社会主义模式，后来又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和肯定。此后，苏联领导人一直固守这些论点，对传统的体制拒绝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最多搞点改良，从而使苏联模式日趋僵化，日益落后于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经济社会生活已发生日新月异变化的新时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经济停滞现象，首先就是因循守旧、不搞改革的恶果。
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是斯大林战前提出的，战后又做了新的发挥，强调两个世界体系的对立，强调资本主义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在内的全面危机，而且不断深化。用这个理论来估计战前资本主义形势，已属夸大，用这个理论来估计战后时期的资本主义，更是完全脱离实际。苏联领导人由于长期固守这个教条，看不到战后资本主义自我调整能力已大为增强，资本主义既没有什么“总危机”，也谈不上不断深化，而是实际上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比较和平发展的新时期。新科技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和蓬勃发展，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然能够容纳生产力的新发展，仍然有较强的生命力。苏联领导人看不到这些，因此他们只一味重复资本主义陷于各种危机的老调。一直到苏共二十五大，勃列日涅夫在大会报告中还认为现在“正处于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并把希望寄托于他们企望的“世界革命进程”。基于这种认识，自然谈不上借鉴、学习、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对这一系列“左”的教条主义理论，长期不改，坚持发展，从而形成一套理论体系，而且与党的权力相结合，成为官方理论，这种依靠权力来推行教条主义理论的做法，危害更为严重。由于教条主义理论并不能解答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长期依靠权力来推行，其结果就是同人民需要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在人民不满的基础上，戈尔巴乔夫的一套右的理论、政策，得以乘隙而入，易于被人接受。从思想阵地瓦解开始，最后导致整个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和组织的瓦解，教训是极为严重的。
苏联落后于现时代，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主要是苏联经济发展愈来愈同战后时期由于科技革命蓬勃发展而出现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背道而驰。
第一，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备战经济，在战后时期，愈来愈落后于国际竞争已转向以科技、经济为重点的新发展。当世界大战实际上难以爆发时，苏联仍然加紧进行军备竞赛。这种政策导致其国民经济长期处于严重比例失调状态。生产资料生产在工业中的比重长期占75%以上，其中很大部分又是军工生产。消费资料比重过低，轻工业、食品工业产量不到工业产量的10%；农业受备战经济体制严格控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这种备战经济虽然让苏联在军备竞赛中取得可与美国相抗衡的地位，但在经济和科技的竞争中，却无能为力。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转向以科技、经济竞争为重点，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时，苏联则因备战经济的拖累，表面上经济有增长，但主要是重工业、军事工业的增长，轻工业、农业则发展很差，人民生活改善很少。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民经济陷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为拉大了。
第二，高度集中的对外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落后于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广泛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联系。对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没有认真进行改革，仅仅是对企业权力放放收收，没有触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实质。后来又大批“市场社会主义”，为遏止经济改革走向市场的趋势，竟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出兵。由于固守封闭政策，苏联对外贸易50%以上是在苏联控制的圈子里，即同经互会国家进行的。苏联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由于在70年代搞了一些补偿贸易项目，贸易额有些增长，但最多也只占苏联对外贸易1/4强，谈不上对外开放。这种僵化的、封闭性的经济计划体制，日益同广泛发展的国际经济联系相背离，同广泛发展的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相背离，因而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其不能不呈现萎缩趋势。以苏联对外贸易来说，1960年苏联对外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3%，到1975年降为3.8%，1989年更降为3.6%，就说明了这种趋势。
第三，苏联以重工业为主的缺乏高科技支持的高能耗、高物耗的工业经济愈来愈落后于发达国家低耗高效的信息化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由于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等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运用，大大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消耗与能源消耗。这就出现了在其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的同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与原材料下降的现象。如1977～1988年，每单位国内总产值的能耗，美国下降了240%，日本下降了260%。1978～1986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6.5%，而同期进口能源却减少了30.6%。当西方发达国家已转入信息经济时，苏联仍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前几年，苏联在重工业许多部门，如钢、水泥、石油、机床等的产量都占据世界首位，但另一方面，电子工业等高技术部门，则非常落后。由于传统的产业部门得不到高技术的支持，因而耗量高，浪费严重。如1976年，苏联每亿度电所消耗的标准燃料比日本高46.4%，每吨钢所消耗的标准燃料高140.3%，每吨铁高[2]164.6%。主要原因是，苏联的产业结构落后，高技术产业不发达。苏联《经济问题》杂志承认：“苏联的国民经济结构是典型的不发达国家经济结构。”“除去宇航和军工部门外，苏联的高技术和技术密集部门大大落后于世界标准。”以电子计算机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计算机的技术与水平比西方国家落后7～10年，苏联大型和中型电子计算机总数比美国少9/10，而个人电脑拥有数量仅为西方国家的1/1000。日本一家报纸说：“在苏联，作为科学技术基础的电子计算机技术非常落后，苏联着手开发的节约资源和能源的技术比发达[3]国家晚15年之多。”正是由于缺乏节约能源和资源的技术手段，苏联长期为资源不足问题所困扰，而这实际上又成为苏联经济增长不断减慢最后陷于停滞的重要原因。这里最深刻的根源，就是苏联的工业经济的产业结构，已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在新技术革命中形成的信息经济的产业结构。戈尔巴乔夫曾公开承认这一点，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技术时代，而西方国家已进入了另一个[4]时代，就是高科技时代。”
戈尔巴乔夫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但由于他的改革方向错误，并未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在改革初期提出“加速战略”，这在当时积累率已很高、人民消费品很缺乏的情况下，是一个主观主义的冒险口号。而当经济改革收效不大时，他又转而搞政治改革，把西方一套民主制度搬到苏联来，搞得天下大乱，经济更是越搞越糟。党丧失了威信，也终于丧失了领导地位，苏联解体终于不可避免。
苏联落后于现时代，在政治方面主要表现在战后苏联奉行了一条实质上是“左”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导致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对立，苏联则长期自我封闭，日益脱离现代世界的发展。
这条路线的对内方面，是把超越历史阶段的所谓建设共产主义作为“主要经济任务”。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虽有全面开展共产主义社会建设和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不同提法，但他们都把“建设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实质上也就是把“建设共产主义”作为主要经济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主要任务，苏联领导人长期追求生产关系的高级化、单一化，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因此，这条路线本身就决定了苏联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因为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苏联，按照官方理论，绝不应该通过改革和开放使那些与共产主义绝不相容的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苏联出现。建设共产主义这一口号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藩篱，把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隔绝开来；为了实现这个主要任务，苏联领导人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搞成对外封闭的体系，自成一统，还同经互会国家搞所谓“经济一体化”，也是自成体系，实际上是与蓬勃发展的世界市场经济相隔绝，自我孤立于国际经济日益发展的密切联系之外；为了实现这个主要任务，苏联领导人仍然把主要力量用于发展传统工业，以钢铁、石油、煤等重工业产品占据世界首位而自满自足，对首先在西方国家发生的科技革命，由于长期隔绝，加上意识形态偏见，实际上并不重视。他们只对与军事有关的方面感兴趣，他们宣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难以容纳科技革命，空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革命并利用其成果，但谈论多，有效措施少，使苏联除在某些军事领域外，总体科技水平大大落后于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
这条路线的对外方面，主要是以反帝、支援革命为旗号推行大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苏联领导不顾国力，一直同另一个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不时制造紧张，不仅军备开支成为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而且把苏联置于长期同西方国家完全对立的地位；同其他经互会国家搞自给自足式的自我封闭的经济集团，由于脱离了国际市场竞争，相互供货往往低于国际市场水平，结果是，苏联及其盟国都落后于世界的发展；对亚非国家借助经援、军援手段来争夺势力范围，不仅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而且在苏联超越历史阶段理论影响下，凡是接受援助，搞所谓计划经济或社会主义的许多亚非国家，最后经济都陷于困境。这些表明，苏联这条对外路线，完全背离了和平与发展的现时代的要求。
在战前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早就存在超越历史阶段的倾向。不过那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特殊历史条件之下，又确实存在着战争的威胁，当时为了备战，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为支援世界革命，主要依靠自身的资源，依靠严格的指令性计划，依靠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在国家工业化方面，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但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恢复时期，当战后新时代逐渐来临时，历史条件完全不同了，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苏联领导人并没有研究当代世界和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什么新变化，新时代给社会主义提供了什么样的新机遇，而是仍然奉行超越历史阶段的政治路线，关起门来，搞所谓共产主义建设，把自己孤立于世界发展之外，实际是走上了一条主观臆想成分愈益严重的经济发展道路，这就不能不遭到失败。应该说，这是苏联落后于时代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之一。
但是，这条实质是“左”的政治路线，在战后却长时间延续下来，中间虽有调整，但基本没有改变。其根本原因是，这条路线在苏联国内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就是战后在苏联中央过分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下，由蜕化的高级党政官员形成的高居于人民之上、只顾以权谋私的苏联官僚阶层。
这个官僚阶层是苏联长期实行中央过分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的产物。这种领导体制，是在战前时期，即20世纪20～30年代，经过党内尖锐斗争，斯大林取得胜利之后形成的。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党政不分，党包揽一切，集权于党，集权于个人。这种领导体制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结合，在战前备战时期和战争期间，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当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等问题。战后时期，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声中，这种中央和个人过分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依然被保留下来了。赫鲁晓夫时期，虽做了点改革，但并不彻底。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个人过分集权体制实际上又有加强。这样，这个中央和个人过分集权、缺乏民主的党政领导体制，在战后走向和平发展的形势下，前后延续达40年之久。领导干部拥有巨大权力，拥有特权，却缺乏有效监督，而且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监督就越差。它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广泛发生的各级领导的腐化现象、蜕化变质现象，从而形成了一个高居于人民之上的只关心自己权势地位、只关心自己私利的官僚阶层。这个阶层是中央过分集权、缺乏民主的党政领导体制的受益者，也是苏联长期奉行“左”的理论和政策的受益者，因而他们支持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和政策，热心维护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支持重工业、军事工业优先发展的路线；对首先发生在西方国家的科技革命，由于无知和成见，也由于这个阶层的权力、地位和利益，他们总体上采取了淡漠态度，坚持了实质上保守的立场。这样，这个官僚阶层成为战后苏联维护传统体制、阻碍改革和开放的最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
苏联这个长期从“左”的理论和政策中得到利益的官僚阶层，是一批蜕化分子。他们支持“左”的理论和政策，只是从私利出发，并非基于信念原则，因而当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右的路线政策，他们认为有利可图时，就很快转到右的立场上来，奉行新的政策。从否定过去一切造成的混乱局势中，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继续干那些利用特权、化公为私、盗窃公有财产的勾当。因而许多人发生了由“左”向右的转变，成为推动苏联发生剧变的社会政治力量。
由于这个官僚阶层处于党政领导地位，对经济和理论阵地都有控制权，因而他们的变化同苏联剧变的理论思想根源、经济根源相比，其影响更直接、更有决定意义。因此，党政领导过分集权、个人专权、缺乏民主、缺乏监督的体制长期不改革，最后造成了严重后果的这个最重要的严酷的历史教训，是特别值得记取的。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精神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作为整体，可说是无处不贯穿着时代精神。以下只是略述时代精神在这个理论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几个方面。
第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反映时代精神最为鲜明的，首先是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论述，关于知识、信息重要性的论述，以及知识分子地位和重要性的论述。
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70年代之后，以信息革命为中心的科技革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点，同时一再强调发展高科技的重要性：“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因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因为，“下一个世纪[5]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
小平同志的这些提法是对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增长决定因素这种新形势的科学概括；也为我国必须依靠高科技来加速现代化进程规定了明确方向。
面对世界经济正处于向信息化过渡的新形势，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信息的重要性，强调通过对外开放取得世界科技革命成果、取得知识、取得信息的重要性。
11年前，小平同志为《经济参考报》创刊10周年写了“发展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的题词，不仅明确指出信息作为一种资源的重要地位，而且为发展信息资源规定了战略方向。
他后来又多次强调了信息的重要意义，小平同志把不脱离世界，取得世界技术革命的信息视为“最大的经验”，他说：“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6]命却在蓬勃发展。”又说：“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7]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
办三资企业，取得信息也占有重要地位。小平同志指出：办三资企业“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8]在指出社会主义需要市场时，又说：“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9]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深入理解邓小平同志这些提法，对推进我国经济信息化，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平同志关于知识分子地位和重要性的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出于拨乱反正的需要，小平同志根据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小平同志根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点，进一步指出“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因为“科学技术[10]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嘛”。这个提法，指明了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随着信息资源、知识资源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识、知识分子的地位将愈来愈重要。这个提法，也更加明确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要依靠的社会力量。这些论述对于在我国四化建设中，更充分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专长，无疑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强调以较快速度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强调要抓住机会，依靠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加快速度，赶上世界的发展。
小平同志的这些提法，强烈反映出在当前发达国家已进入信息经济时代，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出了问题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竞争共处的迫切的时代要求。
首先是总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失败的经验教训问题。小平同志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小平同志强调，“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小平同志这段话，抓住了苏联东欧国家之所以发生问题的要害。小平同志把苏联东欧经济没有搞好，人民生活水平上不去这个问题提到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指出：“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发展……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11]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其次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赶在周边国家前面的问题。小平同志指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这里说的世界发生的“大转折”，实质上是指，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一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利用发达国家进入信息化时代产业升级换代，把一些产业转移国外之机，得到了较快发展；还有一批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大体按同样路子，正在取得较快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小平同志指出：“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小平同志称为“友好[12]的压力”。在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又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13]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因此，小平同志强调要抓住机会，加快发展。他说：“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14]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
最后是，在发达国家已进入信息化经济的时代，为了在竞争共处中不致落后，就要依靠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小平同志强调要依靠高科技来赶上世界的发展。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15]产业的发展。”“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16]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这里所说的“线不能断”，“赶上世界的发展”，其实质就是要我们紧抓高科技不放，实现高科技的产业化，不是老跟在发达国家后面，走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老路，而是依靠高科技，主要是信息技术，使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以信息化促进和带动四个现代化，这样才能赶上世界的发展，实现信息时代的现代化。
第三，为了加快发展，要实行对外开放，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反映时代要求的又一鲜明表现。
打破闭关自守，坚决实行对外开放，首先是在总结中国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是对战后时期流行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也就是社会主义自我封闭的理论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自我封闭的理论来源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时代观；而对外开放，则来源于当代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既有矛盾斗争又可以协调合作的新的时代观。
小平同志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17]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18]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这是对中国长期闭关自守导致落后的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同时也指明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对外开放中必须处理好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这个时代的要求。
其次，实行对外开放，是为了顺应全世界开放的时代潮流。[19]
小平同志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20]的。”小平同志这段话指出了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趋向，也是对战后时期世界许多国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经验的总结。在战后时期，不论是西欧、日本以至一些东南亚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之所以比较快，都是依靠对世界的开放，依靠生产、资金、技术、商品、信息等的相互交流以及国际分工的协调与合作。对世界的开放，参加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过程，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再次，实行对外开放，是为了“吸收国际经验”，为了赶上“蓬勃发展的世界”，为了赶上“日新月异”的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句话，是为了“赶上时代”。
小平同志指出：“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我们从一九五七年以后，耽误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又是[21]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是非常可惜的。”又说：“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22]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最后，小平同志有关“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指示，更为对外开放的吸收、借鉴展开了极为广阔的境界。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23]营方式、管理方法。”这个指示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澄清了长期以来人们的混乱思想，使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可以大胆吸收和采用西方国家那些属于人类文明成果和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一切先进事物，加速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四，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也是现时代精神的突出表现。
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小平同志关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的谈话的思想为依据的。
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24]手段。”
小平同志这个精辟论断，是在深入观察当代资本主义战后以计划手段调节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越来越多地运用市场手段以补救计划经济缺陷这两方面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理论总结。正是以现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新经验为依据，小平同志明确断定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为在我国建立适应现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是为了适应世界市场经济体制一体化日益发展的要求。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随着世界经济日趋国际化、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体化，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趋向。为了参与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过程，推动我国经济的国际化，就必须建立适应这种要求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体制上与国际经济接轨。这是我国进入国际市场，通过国际竞争与合作，加速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借鉴国外现代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通行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在长期实践中，不论在微观的效率、活力的刺激方面，还是在市场规则和宏观调控方面，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合理的做法。可以说，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长期培育形成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和“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借鉴这些经验，可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我国市场运转机制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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