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本尼迪克特

出版社：煤炭工业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菊与刀试读：

译者序

这本书之所以取名为《菊与刀》正确切地反映出了日本民族性格上的矛盾特征。菊是秋天的象征，是秋天所有花草的代表，是日本天皇的家徽；刀则是日本武士身份的象征，是拼杀的利器。日本人既好斗又温和、既尚武又爱美、既粗暴又讲礼貌、既克板又善变通、既温顺又叛逆、既粗俗又显高贵，这种矛盾的特性结合在一起不正象菊与刀吗？

那么，《菊与刀》对于了解日本人有什么样的帮助呢？作者下面的这段话可能就是最好的答案：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日本人将采取什么行动？我们不进攻日本本土，日本会投降吗？我们应该轰炸皇宫吗？我们应如何处置战犯？我们该如何劝说日本的军队、日本国民真诚地丢掉敌对情绪以挽救美国人的性命？又该如何教化那些一意顽抗到底的日本人？当和平到来之时，日本还需要永远的军事管制来维持秩序吗？《菊与刀》通过对日本民族传统习俗的剖析和解读，为很好地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人们知道，当1945年9月14日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时，许多的日本人心里是不服气的，他们都决心一战到底。在日本的武士家庭里，男子从5岁起就训练杀狗，15岁训练杀死罪者，14、15岁实习斩杀，就是说他们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别人而不在乎的习性。

应该说，日本人的这种好斗的个性正是“刀”的象征，而他们的服从意念、爱美的意念也正体现了菊的特性。今天，面对新的中日关系，我们将这本《菊与刀》重新翻译并介绍给广大读者，目的还是只有一个：通过了解日本文化传统，以便更好地了解日本人。第一章使命——解读日本

到现在，美国人突然感觉到，在同自己对决过的所有对手中，日本人是最难以解读的。在所经历过的战争中我们从没遇到过这样的劲敌，他们的行为与思维方式与我们相差到不得不加以认真分析研究的地步。我们现在好比1905年的沙俄，面对着一个具有不同文化传统、但却拥有强大武装且训练有素的民族。日本人显然不遵守西方世界所公认的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这样的话，太平洋上的战斗就不再是简单的岛屿登陆和后勤保障工作，而面临着一个更主要的问题——了解对手。保证最终能战胜对手，了解他当是首要任务。

了解日本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在日本相对封闭的75年间，我们习惯于用“就这样，但又能怎样”这样令人费解的含糊表达来描述日本人，这是我们在描述其他民族时所未曾遇到的情况。一个负责的观察者在谈论到日本以外其他民族时，不会在说他们彬彬有礼后又添上一句“但是他们又倨傲不恭”。同样他也不会做出下面这样自相矛盾的结论：“这个民族冥顽不化，但是他们很善于适应形势变化；他们性情温和，但又常常不服从管制；他们忠诚、宽厚，但又有逆反心理，满怀怨恨；他们生性勇敢，但行动上又谨小慎微；他们依赖于别人的评价而行事，但又说他们具有很强的道德准则；他们在军队中的训练严格刻苦，但又经常的犯上不服管理；他们既热衷于西方文化，但又极端保守、固执，等等。相信一位观察者不会在一本书中一方面描述一个民族具有很高的审美情趣、并给予艺术家以极高的地位和评价、且热衷于菊花栽培，而另一方面大肆渲染他们崇尚刀剑和武士的荣誉。

而且，对日本人矛盾性格的表述常见于日本的许多论著中，也是事实。刀与菊正是日本人的双面性格。日本人有好战的一面，但又有温和的一面；穷兵黩武但又具有深厚的审美情操；傲慢不恭但又彬彬有礼；冥顽不灵但又灵活善变；忠诚但又叛逆；勇敢但又怯弱。他们在意别人的目光，但即使别人的目光并没有触及自己的劣迹，自己也会陷入罪恶感。他们的军队受到严格训练，但士兵们却具有反抗精神。

既然我们现在要了解日本，那么了解这些矛盾就是不可回避的。我们面临的困惑一个接一个。日本人的下一步打算会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不进攻他们的本土就迫使他们投降？要不要去轰炸他们的皇宫？通过日军战俘我们能得到哪些有用信息？对战场上的日军及日本国民进行宣传时，我们怎样才能减弱他们拼死一搏的意志？这些问题即使在日本通中也意见不一。当和平来到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我们是否要对日本实行永久的军事管制？有无必要还与在日本还未放下武器的顽固分子继续战斗？伴随着世界的安定，日本是否会发生一场法国或俄国那样的革命？谁将成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日本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将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结果。

1944年6月，我接受委托，专题作日本研究。我受命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掌握的一切研究手段，对日本民族是怎样的民族这个问题做出解读。这年的初夏，美国开始对日本进行大规模反攻。在国内，很多人认为对日作战还将持续三年、十年，甚至更久才能结束。在日本，人们则认为这将是一次百年战争。他们认为，美军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这里距日本本土尚有几千英里。而日本的官方则不承认日本海军已经失败，日本的国民依然相信他们将是胜利者。

然而下半年，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欧洲已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盟军最高司令部制定决策时重点已不是欧洲战场了。在太平洋上，美军已登陆塞班岛。日军的失败已不可避免。此后我们的士兵将与可怕的日军短兵相接。在新几内亚、瓜达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等战役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敌人是顽固可怕的。

因此，到了1944年6月，掌握关于日本的种种疑问和情况就显得十分迫切。对于这些疑问和情况，我们必须做出详实可信的解答，不管这些见解是准备用于军事还是用于外交，也不管它是为最高决策服务还是会为战场前线的宣传工作服务。对于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我们所要了解的，包括东京当局的动机和意图、日本悠久的历史，也包括经济或军事上的统计数据、日本政府能从它的国民中获得多大的支持。同时我们还必须弄清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以及形成这些习惯的模式。我们还必须弄清楚支撑这些行动和意志的内在动力。我们不能直接套用美国人行动的前提条件，应尽量回避做出这样轻率的结论：在某种情况下，我们会这样做，日本人同样会这样做。

这项使命非常艰巨。且美国和日本正处于战争状态。要把一切责任推给敌方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但要弄清楚对手的人生价值取向就不容易了。而这件事又必须去做好。了解日本人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就成了重点，而不是我们在他们那种情况下将采取怎样的行动。我必须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当作有价值的资料来加以利用，而不是相反。我还得从文化的角度而不是军事的角度来考察他们参与战争的行为动机。和平时一样，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表现也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他们在战争中采取了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以什么样的思维模式看待战争？他们的决策者调动国民的战争激情、消弭不安情绪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我们从他们的这些行为中能窥察出哪些是他们自恃拥有并可支撑的力量？我不能放过我所观察到的每一个细节，希望从中一点一点地挖掘出日本人所具有的独立特质。

然而，我所进行的工作受到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影响是不言可喻的。这就意味着我不能利用专业人员所具有的独特方式来实地考察。我不能去日本，不能直接观察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而得出哪些具有关键意义，而哪些不具有的结论。我不能亲眼目睹他们作出决定时的复杂过程。也不能够观察他们如何教育下一代。约翰·恩布利的《须惠村》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惟一一部关于日本村落的著作，非常有价值。但很遗憾，该书却没有涉及我们在1944年所要了解的关于日本有关联的问题。

尽管困难很大，但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者，我坚信我仍有可资利用的研究方法和条件。至少在我面前可以找到研究对象。因为在美国有很多日本侨民，我可以通过了解他们来了解其他日本人的思维模式，通过他们的叙述来弥补我们所不知道的盲点。我相信这样的了解对一个人类学家解读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必要的。当时，对日本进行研究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依靠的是书籍文献，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统计数据的分析，以及日本本国的书面宣传和口头宣传的内容来总结出规律。我却相信，他们所寻找的答案很多都隐藏在日本的固有文化当中。因此，我认为对有这样生活背景的日本人进行解读能够达到解读更多日本人的目的。

这并不是说我研究日本不需要看书，不用去求证于日本人。我从日本的文献中及很熟悉日本生活的西方人那儿得到了很大的帮助，而这是研究生活在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的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者们所无法得到的。那些民族没有文字，无法记述自己的历史。而西方人的表述又只停留在表面层次。他们的过去无从知道。这意味着实地考察的学者们是以对对方一无所知的状态下去探索他们的经济生活、社会阶层以及宗教、信仰等。幸运的是我在研究日本之前已积累了一定的可以利用的资料。在充满猎奇趣味的文献中到处都是关于生活细节的描写。西方人详细记录下了他们的生活细节，而日本人自己也作了很多生动的自我描述。日本人和其他东方民族有一点不同，他们具有强烈的自我描述的欲望，既描述个人生活片段，也描述政府海外扩张计划，其表白程度让人惊讶。当然，对于描述的内容他们也是有所保留的，没有一个民族能在字面穷尽他们的全部内心。日本人在描述他们自己时会略去很多重要的事实与细节，就像美国人描述美国时一样。总而言之，日本民族是一个相对喜欢暴露自我的民族。《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在读书时就特别留意那些无法理解的细节。我在阅读上述文献时也采用了达尔文式的读书方法。我会特别注意国会议员演说的那一堆抽象概念化了主旨内容，他们为什么对小事小题大作，而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却置若罔闻？这种反差反映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对此，我不断地提出疑问：“这幅画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了理解这幅画，要注意些什么？”

为了加深了解我还看日本人摄制的电影，包括一切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和农村的现代题材的影片。我和一些看过这些影片的日本人讨论过。他们都是从和我截然相反的视角来看影片中的男女主要人物的。有些反映出的情节让我非常费解，而他们的反映却很自然。他们是从整部影片的展示来理解具体情节的。这和看小说一样，我的感觉和这些日本人的感觉大不相同。在这些日本人中，有的习惯性地为日本的本土文化叫好，而有的则对日本的一切都加以否定。很难说哪种人给了我更多的启示。我所能说的是，对自己的风俗习惯无论是接受还是排斥，他们对日本生活的描述方式却是一致的。

如果一个人类学者仅仅是从对方的个别人身上找出研究对象的整体特征来，那么他的可信度与只是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所得出结论相比是半斤对八两，一个人类学者完全有必要利用其所掌握的专业技能，花费一些精力为这个拥有众多的专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添砖加瓦。

我们已经了解了许多亚洲和大洋洲的文化。日本的许多风俗习惯和太平洋岛屿上的某些原始部落非常相似。比如，马来诸岛，新几内亚，波利尼西亚。根据这些相似的习惯来了解古代民族如何迁移与交流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工作，但我的兴趣不在于此。对我来说，这些研究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们揭示了这种历史相关性，而是因为它们有助我解读日本生活方式。我坚信这一点。我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关于亚洲大陆的泰国、缅甸和中国的知识，正是这些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亚洲整体的伟大文化。这种比较文化研究的价值已经在很多关于原始民族，这在把日本文化与其他亚洲各民族文化进行的比较中得到了印证。一个部落的风俗习惯也许与周边部落几近相同，但正是仅仅一点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是此民族，而非彼民族。在这10％的差异之中，某些基本习俗会被排斥。但不管被排斥的这些在其习俗整体中占有多大的比例，都足以使这个民族朝着独特的方向发展下去。对于一个人类学者来说，对这些有许多共性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但要使研究能取得实效，人类学者还需要通过改进其研究方法来消除这种文化间的差距带来的障碍。经验告诉人类学家，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中的人在对某些情况进行阐释时，其方式存在着很大差异。他们会在北极的一些乡村或热带沙漠中发现建立在血缘关系或经济交往关系上的部落习俗，这些习俗的离奇程度简直可以超过任何想象。人类学家不仅要考查亲属关系或交换关系的细节，还要弄明白习俗对部落行为方式的影响，以及每一代人从小就要养成，像其祖辈一样行事的习惯。

我们研究日本是在做着人类学家们所做的同样的工作。这对于对日本已有了解的人来说都深切地感到了美国和日本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来表述日本：凡是我们做的事，他们一定不做。显然，凡是一位严谨研究者都不能根据这一差异就轻率地得出结论说我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个民族！人类学者的经验证明：任何差异也都不是理解这个民族的障碍。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者相比，人类学家能更好地利用差异。制度和民族间的差异程度越大，就越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关注。他还会把他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中的任何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实，这就使他不是把目光放在少数事例上，而是让他更关注带有普遍性的事物方面。在有关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如果缺乏文化比较的目光，研究者往往会看不到它们许多的内在逻辑。而将其看做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生活细节以及对过于熟悉的事实的定论的质疑。然而，正是这类习惯或定论放大到整个民族的层面，就会造成对这个民族的误读，以致会影响到这个民族的未来。

人类学者必须培养出善于研究日常生活细节的专业技能，因为这些细节与其他民族的相应细节迥然不同。如果想知道某一部落的最恶劣的行径表现在哪方面或什么是他们最怯懦的行径，或者如果想知道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这些部落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断然措施和行动，对此，就不得不注意对细节的研究，而这些细节在我们对文明民族的研究中往往被忽略。人类学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细节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也应该学会如何从这些细节中挖掘真相。

我们在对日本进行研究时有必要借鉴人类学者所采用的方法。人类学者的结论是：不管最原始的部落还是最文明的民族，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实践中学来的。只有对一个民族生活细节进行深刻透析，才能体会到这一结论所诠释的意义。一个人无论行为或见解多么不可思议，其感性与理性都受他的经验的影响和左右。我认为，如果说日本人的某种行为古怪，那就一定存在使他们古怪的原因。我的研究如果能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去，无疑将有助于我的研究，人类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都证实了这一点。

作为一名人类学者，我相信这样一个事实：无论看起来多么孤立的事件，但实际上它们彼此之间也都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我主张所有的个别行为都应汇聚到一个统一模式之中。任何社会也都会制定某种机制以规范其中的人们的生活行为。这一机制必须对某些行为方式作出正面的价值判断，当人们对这种规范完成接受和认同之后，人们就会把这些判断做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机制来推广。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不会改变他们把这些判断纳入一个统一体中的倾向。如果人们接受了一种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又利用另一价值体系来制定其他的机制，否则就会陷入混乱与无序。他们努力追求和谐。为了使整个社会体系不至崩溃，一定程度的和谐是必须的。

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的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和政治理念就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果其中一个领域发生的变动比其他领域更大、更快，那么其他领域迫于形势的需要势必面临着与之适应的压力。在权利欲张显、但还无法用文字表现的社会中，权力意志不仅表现在经济交往以及和其他部落的相互关系中，也表现在宗教中。在一些文明民族中，教会一般都保留了大量的史料。而没有文字的部落则没有。但是，随着经济和政治话语权在公众中扩张，当彼此间发生冲突时，教会则选择放弃自己的权力。字句得到了保留，但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学者越能扩大他的研究范围，就越能对其所研究的种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而更有资格在任何领域提出假说并寻找资料求证。这样他就能将任何民族的民族性诉求理解为这是它的民众的思维模式或行为惯性的表现。因此，本书不是专门讨论日本宗教、经济、政治或家庭的，目的只是为了解读日本民族何以具有如此特性。

进入20世纪以来，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困惑是，我们常常会局限于某些偏见，不仅难以认识日本民族的特质，同样难以认识美国何以成为美国、法国何以成为法国、俄国何以成为俄国。这方面知识的欠缺使得国与国之间意识间的矛盾很尖锐。有时分歧可能很小，但我们却在自己的臆想中将其主观地放大。每个民族都建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其思维与行动的模式因此而有别于其他民族。而在这样一种状况下，高喊建立共同理想是没有前提基础的。我们要做的是着力地去了解对方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如果我们去了解，就会发现，在我们看来他们某些不好的行为并不一定就不好，只是因为这些行动不符合我们的习惯而已。

我们不能轻信现有的每个民族关于自己思维和行动模式的表述。每个民族自己的作家也都努力做这一工作，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民族都会用自己独特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在这一观察过程中，人们自身也很难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偏见。任何民族都把自己看到和认同的事当做是理所当然的。

这项工作要求我们既要严格又要宽容。我们有时会被指责过于严格了。而指责我们的人多是些世界主义者。他们竭力说服全世界的人相信，东方人和西方人、黑人和白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是些表面差异，而在深层次的人性上是共通的。这种观点有时被认为是“手足情谊”。这种说法却难以让我信服：为什么相信“手足情谊”就不能相信日本人有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些心胸过于博大前瞻的人们可能认为世界各个民族都产生于同一母体，否则他们怎么会相信世界能大同呢？但是如果将这种一致性看做是尊重其他民族的话，这和要求自己的妻儿子女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像克隆出来的有什么区别？理性要求我们要正视差异的存在。我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和平的多元世界，它能够包容各种差异。美国可以是一个美国式的国度，但这对世界和平并不构成威胁。法国、日本也一样。一个学者只要不像惧怕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惧怕差异，那么他就会发现以外部压力来干涉民族内部的独立性是一件多么愚蠢和不理智的事。担心持这种态度会阻碍世界的发展是多余的。承认文化上的差异并不会破坏世界的和谐。经历了伊丽莎白时代、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不还是保留着她自己的特色吗？这体现的就是特色差异。

对民族差异性进行研究时，要求我们既要坚持严格的态度，同时又不失宽容。只有信仰坚定的人，才能异乎寻常的宽容。唯此宗教的比较研究方能有所发展，研究者可以是基督教徒，可以是阿拉伯学者，也可以是无神论者，但决不能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如果我们总是强调自己的生活方式，坚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才具有普遍意义，那么就没有必要做文化比较研究了。持这种态度的人并不懂得对别的民族的了解对自身文化是一种有益补充。他们因此他们不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如此固步自封，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中他们就自然会选择自以为是，以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美国人就喜欢将自己的信念强加到其他民族身上。然而，其他民族都选择了排斥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美国人不能用十二进制代替十进制，或是不能像东非土著居民那样用一条腿站着休息一样。

总之，这是一本阐明日本人生活习惯的书。它包括一个日本人想知道自己怎样做才能得到恭维，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却得不到？他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会羞愧，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愤怒？本书所力求了解的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最能印证书中结论的莫过于那些街头巷尾的闲谈，因为这些平民代表了最一般的日本人。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代表了全部，而是代表了一种普通性。我们的目的是要探究思想和行为深层的模式。或许本书并未做到，但这却是作者的理想目标。

当研究到已掌握了一些典型事例时，就不再需要更多的调查材料了。比如，当我们想知道一个日本人在同样的场合下会对谁鞠躬，我们并不需要对所有的日本人进行观察统计。只需选取一个典型就足够了，不需要逐个去求证。

另一方面，如果要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深层原因，就远不像统计实证那样简单了。这些习惯是如何根植于他们内心的，这对于一个专业研究人员来说有责任给予回答。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具说服力的并不一定是“田中”，即：普通的日本人。因为“田中”无法说清楚自己思维与行动的那些必然的联系。这些联系对他们来说太习以为常了，以至于他会觉得完全没有跟美国人解释的必要。

美国人在研究所谓文明民族的文化时，往往忽略这些文化的产生基础。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这些基础像公理一样不再需要证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擅长的是作统计，他们更关注观点和行为出现的频率。他们往往是通过查阅资料、问卷调查、访谈、心理测试等统计数据找出某些要素的独立性或相关性。而在作舆论调查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抽样调查。这种方法在美国已经相当普遍，人们可以很快地就了解到某一候选人或某一政策的支持率。人们还可以按照农村或城市、高收入人群或低收入人群、共和党或民主党来对这些支持者和反对者分类。这种方法在一个实行普选、立法权掌握在国民手中的国家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美国人可以很容易地在美国人之间进行民意调查，并且得到想要的调查的结果。这是因为有一个重要前提：美国人熟悉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是不容易改变的。民意调查不过是在验证已经存在的现实而已。但是如果我们要去了解另一个国家，就不得不首先对这个国家的国民习俗和思维方式做全面和系统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做投票这种量的统计。这样的统计结果可以告诉我们多少人支持政府、多少人反对政府。但是如果我们事先不知道国家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的统计结果将毫无意义？我们只有弄明白了他们的国家观念，才能够领会各个政党在街头或国会中所提出的主张。一个民族的国家观念远比表示各个政党势力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在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政府是限制个人自由的罪恶机器。在美国人眼中，除了战争时期外，公务员的社会地位比一个普通国民高不了多少。我们的这种国家观念不仅是日本人无法理解的，就是和欧洲的其他许多国家比起来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正是一个民族的这种差异。在他们的行为习惯中，在他们对成功的定义中，以及在他们关于历史起源的神话或节日里的祝词中，我们都能看到和听到这些差异的反映。这些个别的反映方式值得我们研究，而且需要有步骤地进行。

我们在进行选举时，往往能够精确地统计出赞成票和反对票各自的比例。也同样可以统计出一个民族的基本观念及其价值评价标准。日本就是这样一个需要我们精确把握其日常生活基本观念和价值评价标准的国家。我相信，只要我们注意到了我们西方人和日本人的人生观的差异，并掌握他们构建使用的范畴和符号，我们对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就不会感到困惑不解。我开始明白了为什么日本人对一些急剧变化的行为，会把它看作是一个连贯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我开始和日本人一起共享时，觉得他们的一些用语和观点很奇怪，现在才知道原来它们自有自己的特殊含义，当然，这是历史沉淀的结果。这些都和我们西方人的道德观存在着质的不同。他们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既不属于佛家，也不属于儒家。是一个纯粹日本式的体系，既包含了日本的长处也存在着不足。第二章处于战争中的日本人

每一种文化传统的体系中也毫无例外地包含着战争观。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战争观也不同，西方各国尽管各有各的特殊性，但还是有一些相同的战争观念，如怎样作战争动员、遭受局部失败时如何安抚民心、注重阵亡者与被俘者的比例、如何管理战俘等等。西方各国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范畴，因此对这些问题都有共同预期目标。

了解日本人和西方人在战争观念上的所有分歧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对人生和责任的看法。我们的目的是系统地研究日本的文化与行为，他们那些与我们的主体观念相悖的行为是否影响军事，不是我们关心的。他们的所有行为都很重要，都有助于我们对于日本国民性的诸多疑问的解答。

日本评判战争是否正义性的标准和美国正好相反。他们对国际形势的解读也和我们存在分歧。美国把战争的原因归为轴心国的野心膨胀。他们的侵略行径充分暴露了他们实行民族压迫的野心。他们公然违背了“自己生存的同时也让别人生存”的原则，违背了对自由企业“门户开放”的国际准则。但是日本对这种侵略却辩解说：各国都过分强调自己的绝对主权，就会导致世界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引发战争的主要原因，日本是在为在国际上建立一个等级秩序而奋斗。而且，这一秩序必须在日本的领导下才能建立，因为只有日本是真心实意为之奋斗的，也只有日本最能理解“各得其所”的深刻意义。在国内，日本统一了全国，镇压了叛乱，实现了和平，修筑了公路，发展了电力、钢铁等产业。根据官方统计，日本99.5％的青少年进过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因此，它有义务帮助它的落后弟弟——中国。“大东亚”的各国属于同一人种，日本应该把美国，英国、俄国逐出这一地区，从而使这一地区内的各国“各得其所”。各国都在国际等级秩序中占有一个位置，这样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世界。而日本所主张的等级制我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但可以肯定地说：等级制是日本民族炮制出来的自认为是一种理想的制度。然而很不幸，他们的这一理想制度却并没有得到它所占领的那些国家的认可。但即使如此，日本在战败后依然没有从观念上放下“大东亚”的理想。此外，在日本的战俘中，即使是最反战的人，都肯定日本对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占领的意义。可以想象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的这种观念依然不会改变。这一观念的核心就是对等级制的坚持。在这一点上，信奉平等的美国人与之截然不同。但是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是怎样看待等级制度的，对他们来说，这种制度究竟具有什么好处。

对于哪些条件和因素能增加日本取胜的砝码，日本也有不同于美国的看法。他们始终鼓噪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美国是一个军事强国，他们清楚日本人的看法，但丝毫不觉得这算什么限碍的力量。日本的一家全国性报纸上登载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顾忌数据资料，就不会发动这场战争了。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场战争带来的。”

即使是在日本取得有限胜利时，日本的政府官员、大本营和军人们也都反复强调：“这场战争不是军事实力的较量，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美国人赖以生存的物质之间的较量。”而在我们取得胜利时，他们同样重复这样的话：“在这场战争中，依靠物质力量必定失败。”这一信念在塞班岛、硫磺岛溃败时，毫无疑问成了很自然的辩解，但它确定不是为了开脱事先准备的。在战争初期，日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也是靠着这样的信念鼓舞士气的。而在偷袭珍珠港以前，它已经深入人心了。在三十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一本名为《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手册中说道：“日本的真正使命就在于在全世界兴皇道，我们无需在意实力的悬殊，物质有什么好担心的？”

当然，正如其他所有备战的国家一样，他们所宣扬的也只是一种精神力量。在三十年代的日本，军费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得比例非常高，而且这一比例一直在提高。偷袭珍珠港那一年，日本用于陆海军的军费占了将近国民总收入的50%。而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仅占政府总支出的17%。日本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地方并不是他们不重视物质的贮备，只不过军舰大炮只是“日本精神”的外在“资本”而已，就好比佩刀是武士道德的外在表现一样。

美国重视物质上的强大，而日本则自重精神力量的张扬。日本虽然也进行我们那样的增产运动，但他们的增产运动所依赖的基础前提却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认为，精神决定一切，永恒不变。物质固然重要，但只起次要作用，而且并不长久。日本的广播电台大肆宣传：“物质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永不枯竭。”这种对精神的崇尚被直接用到了战争上。日军的战斗手册中有一句口号：“用我们所接受的严格的训练战胜敌军数量上的优势，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战胜敌军的钢铁。”这句口号反映了他们秉持的理念的真情反映，而并不是专为这场战争杜撰出来的。他们的军事手册上的首句就是黑体的“阅读必胜”。精神战胜物质的最好案例就是他们驾驶着小型攻击机以自杀的方式猛冲向我们的军舰。他们把以这种自杀方式进攻的人叫做“神风特攻队”。所谓“神风”，指的是公元13世纪阻止了成吉思汗入侵的那场飓风。这场飓风倾覆了成吉思汗的船队，拯救了日本。

在国民的日常生活中日本的统治集团甚至也不失灌输精神战胜物质的信条。比如工人已经工作了十几个小时，还遭到了空袭，但早已经身心疲惫的他们还要面对“身体越疲惫，意志就越坚强”、“疲劳能磨炼一个人的意志”的警示。冬天老百姓经常躲在寒冷的防空洞里挨冻，而日本体育协会却在广播里说做保暖体操，这种体操不但胜过取暖设备和被褥，还可以代替不足的食物。对此，他们说：“你们也许会说，没有吃的，哪还有力气做体操啊。但正是这样，食物越匮乏，我们就越要考虑以其他方法来代替它。”也就是说，为了增强体力还得额外消耗体力。美国人在评估体力时，主要是看头天晚上睡了8个小时还是5个小时、饮食是否正常、身体是否舒适。而日本人却全然不顾这些前提因素。他们认为那是重视物质的表现。

战时日本的广播更为夸张精神的作用，甚至夸张到了精神能战胜死亡的程度。某家广播电台就曾播放过这样的神话：“一次空战结束后，飞机按编队返回机场。在最先着陆的一架飞机中走下一个大尉。他用望远镜望着远方。一架一架地数着返回的飞机。他的脸色苍白，但神情异常镇定。看再也没有飞机着陆后，他写好了一个报告，然后走向司令部去汇报。汇报一完了，他突然倒在了地上。在军官们围上去的时候，发现他的身体冰凉，面无表情，已经死去多时了。经过检查，胸口有一处致命的弹伤。按此推断他已死去多时了，是他的精神及强烈的责任感创造了这一奇迹。”

在美国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编造出来了的神话，大可听了一笑了之。但深受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过教育的日本人却不这样看。他们对此笃信不疑，他们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并不是奇迹。这个大尉就是创造这样奇迹的典型。如果“崇高的精神延续千年”，那么，这种精神为什么就不能在大尉身上延续短短的几个小时呢？日本人相信，通过某种修炼，精神可以创造奇迹，就像那位大尉一样。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日本人的这些极端行为斥为是隐藏自己贫穷民族的托词。但我们越是持这样的观点，就越难与日本人打交道。日本的统治集团通过设立禁忌、排斥外来观念，反复训练将这些信念牢牢地灌输进日本国民的心理。美国人只有认识到这些信念并非一个民族另类的特性，才能理解日本人在战败时为什么会承认“光有精神是不行的”，企图用竹刀来守住阵地就是一种幻想的真正内涵。更重要的是也让我们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会承认他们的精神都败给了美国人的精神。正如他们战败后所说的，在战争中他们全凭“主观臆想”。

处于战争时期的日本人，关于等级制和精神至上在内的种种立场和观念都为比较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他们认为安全、士气等都是涉及的问题。遭到空袭、塞班岛溃败、菲律宾失守……无论遭到什么样的失败，政府总是这样向国民讲：这是预料中的事，不必害怕。电台依然重复着以往的广播，以期使日本人继续相信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尽在他们的掌控中。他们把这当作一种稳定民心的手段。他们说：“基斯加岛的失守让自己暴露在了敌军的空袭之下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们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对于“敌军的三军协同向自己发起进攻。也已给予了充分考虑。”就是认为战争已经没有希望、应该早日结束的战俘都不相信轰炸会完全摧毁日本。他们解释说：“本土的人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就在美军开始轰炸日本本土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还在广播中自欺欺人地说：“敌军飞机终于飞临了我们头上，但我们这些从事飞机制造业的人早就料到了这一切，已经做好了一切应对的准备，大家无需任何担忧。”日本人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才坚信他们永远处于主动，即使最糟糕的事强加到头上也是主动的。他们相信：“我们并不是被动地遭受进攻，是我们的诱敌之计。”他们不会说：“不可避免的事终于来临了。”而会说：“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它真的来了。”海军大臣曾在国会演说中引用了19世纪70年代著名的叛乱军首领西乡隆盛的遗言：“有两种机会，一种是偶然降临到自己身上的，一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面对困难，我们要自己创造机会。”当山下将军在电台中听说：美军攻入马尼拉城中时，微微一笑，并得意地说：敌人已经中了我的圈套了。……敌人刚一登陆仁牙因湾，就夺下了马尼拉。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我的计划正在不折不扣地执行着。”这等于说，越是惨败，才越是成功。

美国人和日本人一样爱走极端，只不过极端的方向不同。美国人英勇奋战是因为战争是别人强加的。我们遭到了攻击，所以我们得反击。任何考虑到民心安定的政治家都不会说珍珠港、巴丹半岛的溃败是“我们计划中的事”。相反，他们会说：“敌人打到家门口了，我们必须予以回击了。”美国人总是使自己处于不断迎接挑战的紧张状态。而日本人则把生活想象成早就事先安排好了。多少有点让人感到是自欺欺人的味道，但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恐慌莫过于突然面临没有预料到的事。

在处于战争中的日本人所宣传的另一主题中也可以凸显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常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我们身上。”所以他们要发扬日本精神。美军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后，日军军官在其对部队训话时说，全世界的目光现在都聚集在了我们身上，这正是我们表现日本精神的时候。日本海军有一条条令，如果遭到鱼雷攻击、军舰沉没，官兵们必须从容不迫地到救生艇上去，不然就会遭到全世界的嗤笑，还可能会被美军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当笑话看。这会影响到日本海军在国际上的形象。重视国际上的形象这一点深深扎根于日本的传统文化中。

在日本人的各种操守中，我们最关心他们怎么看待他们的天皇。天皇在整个国民中拥有多大的影响力？一些美国的专家认为，在日本7个多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天皇所充当的都是一个傀儡角色。一般人只忠于各自的主人——大名，以及统领大名的军事领袖——将军，没人在意是否忠于天皇。天皇深居在与外界隔绝的皇宫中，其活动被严格限制在由将军制定的条条款款内，甚至一个大名若流露出对天皇的敬意都会被看作是对将军的不忠。在日本的平民百姓眼中似乎并没有天皇这个人。一些美国学者认为，我们应该通过日本的历史来解读日本，了解为什么保守的日本国民会突然会听命于一个曾很模糊的天皇呢。他们说，日本评论家反复强调了天皇对其臣民有永久的统治权，其实这些观点很浮夸；他们越是这样夸大，就越表明他们证据的脆弱。因此，美国的对日政策无须特别顾虑天皇。不但如此，我们还有必要抨击他们在近年所炮制出的这种邪恶的元首理念。天皇是现代日本国家神道的核心，人们只要拭去天皇的神圣光环，日本这个国家就会土崩瓦解。

而另有一些看过前线或日本国内的报道及文献的美国人则不这么认为。凡是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再也没有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或对天皇进行直接攻击更能刺痛日本人以激起民族斗志了。他们不认为我们批判天皇是在批判军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主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军国主义声名狼藉，军人甚至不敢身着军服行走在东京市区。但即使在这样的时代，日本人仍然狂热地崇拜着他们的天皇。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人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并非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崇拜。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崇拜取决于纳粹的兴衰，是纳粹党的罪恶蛊惑造成的。

关于这一点，也可从日军战俘的口供中得到证明。西方国家的军人受过培训，知道自己在被俘后能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而日本人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因此他们对某些问题不知如何应对，莫衷一是。他们没有接受这样训练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只要向天皇尽忠就足够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但只限于军队中的一部分。战俘的口供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日军多数士兵的心理。他们中除了少数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受伤失去知觉的状态下被俘的。

那些顽抗到底的日军战俘将自己的极端军国主义情结归咎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御旨”，为了“让天皇宽心”，自己要“为天皇献身”，因为“天皇领导国民进行圣战，自己必须服从”。而那些反战的战俘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于天皇。对所有日本军人来说，天皇代表了一切。反战者认为天皇“爱好和平”。他们坚持认为天皇是位开明的君主，一直都反对战争，是被东条骗了。“在满洲事变时，天皇反对过军部”。“战争是在天皇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反对战争根本不会让国民卷入其中。天皇不知道他的土兵生存环境有多恶劣。”这些战俘的口供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德国战俘无论对自己的上级有多不满，但都普遍认为希特勒才是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战争责任应由他来承担。日本战俘坚决认为忠于天皇与推行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是不同的两种行为。

对日本人来说，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不叫日本”，“日本天皇是日本民族的象征，是宗教文化的核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天皇不能为日本的战败负责。“战败的责任应该由政府和军部承担，而且，日本即使战败了，日本人也会一如既往地崇拜天皇”。

美国人认为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质疑和批判，而对日本人这样维护天皇的作法认为是不可理喻。但直到战败，日本的舆论主流仍持这种论调。即使是审讯战俘的专家，都会无奈地在每份审讯材料上写下“拒绝揭发天皇”的字样。因为即使是那些愿意和盟军合作、为我们作反向宣传的人，也都拒绝揭发天皇。从各地汇总的审讯口供中，只找到三份表示反对天皇的，其中一份表示的相对极端：“让天皇继续在位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份认为天皇“没有坚定的意志，沦为了一个傀儡”。第三份则仅仅猜测，天皇将让位于太子；日本如果废除了天皇制，日本妇女也许可以像美国妇女那样获得解放。

日本军部正是利用了所有日本人的这种对天皇的崇拜情结。把“天皇御赐”的香烟奖赏给部下；在天长节那天，带领部下朝着东方遥拜天皇，高呼万岁；在部队遭受接二连三的轰炸时，和部下一起日夜诵读天皇写在《军人敕谕》中的圣旨，“诵读声回荡在战地和营房”。他们极力地利用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号召全体官兵“奉召必谨”、“分担圣虑”、“以忠心回报圣恩”、“为天皇献身”。然而这种对天皇的忠诚也不完全是无理性的。很多日本战俘都表示：“只要天皇有令，我们就将拼死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同样，只要天皇下令停止战斗，我们马上就放下武器。”“即使最好战的关东军也会驯服地放下武器。”“要日本国民承认失败，除非天皇下旨。尽管是一百个的不情愿。”

无限忠于天皇并敢于批判天皇之外的任何其他人和组织，这两种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日本的许多报刊杂志或战俘的口里能经常可以看到和听到批判政府或军部上层的言论。战俘们痛斥那些把部下丢在前线抵抗而自己只身逃跑的指挥官。有的军官受到他们的称赞，有的受到他们的斥责，他们是明辨是非的。有些日本国内的报刊杂志也批评政府无能，军官要求政府提高效能。他们批评政府限制言论自由。比如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有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记录。其中记载了一个人的发言说：“我觉得鼓舞国民斗志的最好方法就是保障国民的言论自由。这几年日本国民都不敢说真话了。他们害怕由此给自己惹来麻烦，只敢做些表面上的应酬。这样下去会抑制全体国民力量的发挥。”另一与会者说：“我每天都和我们那个选区的选民彻夜长谈，征求他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但他们不敢完全说真情，这证明我们现在的言论自由遭到限制，这不利于激励国民的斗志。在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的管制下，国民变得越来越拘谨，就好像封建时代的臣民一样。我们现在的全部实力受到了抑制。”

这样看来，即使在战时，日本人仍然可以直接批判他们的政府、大本营以及他们的顶头上司。然而，只有天皇没有受到批判。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近代确立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呢？日本国民性中有什么神秘的信仰使得天皇如此神圣不可侵犯？只要天皇有令，日本人就会挥舞着竹枪浴血奋战到最后一人。同样，只要天皇下旨，日本人也会驯服地收起他们的武器，承认失败。日本战俘的这些说法可信吗？会不会是故意编造出来的？

从崇拜精神到对天皇的态度，日本人所持的这种态度不仅影响到前线，也同样影响国内的生活。而另一些观点则更多地影响到军队。比如对战场荣誉的看法。当美国授予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艾斯·麦凯恩将军海军勋章时，日本广播电台表现出了强烈的惊讶，这与美国人的反应完全相反。他们在广播中这样说：“授予指挥官约翰·艾斯·麦凯恩勋章不是因为他打了胜仗。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是这样的理由，既然尼米兹的官方报告中已经说了他击退了日军。……而授予麦凯恩勋章的理由居然是，他救出了两艘受损的美国军舰，并把他们安全地送回了基地。这件小报道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不是编出来的，而是确有其事。……我们并不是说他没有救两艘军舰，而是希望你们能认识到美国人的荒唐：救两艘军舰就能接受勋章。”

美国人对任何救援行动都会感动。所有救援行为都会因受难者的得救而显得感动而敬佩。而日本人则蔑视救援行动而只以直接的搏击来表现英勇。他们甚至把我们在B-29轰炸机上配备救生设施斥为怯懦。而且还通过报纸和广播翻来覆去渲染这一点，说这毫无价值。他们的这种价值取向可在他们对待伤员和疟疾患者的态度上得到印证。在他们眼中，负伤了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实际上，他们缺乏足够的医疗服务，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的战斗需要。而补给上的困难使得本来就很匮乏的医疗设备雪上加霜。但这并不是叙述重点。说明的是日本人对物质的鄙视可见一般。他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死亡是精神的胜利。像我们这样对待伤病员，就好像我们在轰炸机上配备救生设施一样，只会让英勇的行为褪色。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像美国人那样喜欢看医生。美国人对伤病员的关注远远高于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注，而且，这一点也得到了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的承认。而日本则完全没有这种意识。在战争中，日军没有一支受过训练、能够在战斗中救护伤病员的救护队，也没有前线救护所、野战医院、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等在内的系统医疗设施。与此相比，他们更重视医疗品的补给。在紧急情况下，他们会直接杀死伤病员。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本人常常被迫从有医院的地方撤离，但他们并不是先考虑转移伤病员。而当必须撤退转移或敌人已经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他们才考虑到处理伤病员。而处理的方法，就是将他们全部杀死，或是留给他们手榴弹让其自杀。

日本人对伤病员的这种态度也毫不例外地用到了美军战俘的身上。在这点上，日本人无论是对他们自己的同胞还是对我们的战俘都犯有虐待罪。原菲律宾上校军医哈拉尔德·W·格拉特里述说他在台湾的三年战俘经历时说：“日军的医疗护理甚至不如美军战俘。战俘营的盟军还有专门军医照料盟军战俘，而日本人却没有一个军医。日军曾一度让一个下士来照料自己的伤病员，后来这个下士升为了中士，就再也见不到他影了。”

日本人的这种虐待伤病员的结果就是死不投降。而西方各国的军队在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仍无获胜的希望或面对生命危险时就会选择投降。而这样的举动并不让他们认为是耻辱，还可按国际协议要求通知自己的家属，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活着。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家庭中的一员，他们都不会因此受到指责。而日本却完全相反——只有战死才光荣。在彻底丧失希望时，他们也不应该投降，而应该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或进行自杀式冲锋。如果不幸受伤失去知觉从而被俘，他将感到“回国后将受尽侮辱”。则会生不如死。

尽管在日军中有这样的规定，但他们并不需要对士兵进行特别教育。日军会自觉地执行着这些规定，日军在缅甸北部的战役中，被俘与阵亡的比例为1：120。而被俘的人员被俘时都是处于昏迷状态，极少出现一个人或两三人结伙儿投降的情况。西方的军队如果阵亡率达到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就会选择投降。投降和阵亡的比例约为4：1。在荷兰迪亚，日军首次出现大规模投降，从而让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5。应该看到，和缅甸北部的1：120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因此，在日本人看来，美国人的投降行为是可耻的。即使他们没有丧失战斗力但也已经被认定为了废物。许多美国人都说，在战俘营里，没有比美国战俘笑出声来更危险、更不能让日本看守接受的了。在日本人眼中，被俘已经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了，竟然还有脸笑，这是不可忍受的。战俘必须服从的命令也是日本军官要求看守战俘的日本兵执行的。经常作急行军或被塞进极拥挤的运输船中转移，对日本看守来说是常事。有的美国人还提到，日本哨兵常常要求他们不要透露自己的违规行为，因为公然违抗规定被视为最不能忍受的罪行。在战俘营，战俘们白天出去干活，收工回来时禁止从外边带进食物。但这个规定往往不起实质性的作用。因为只要把蔬菜水果等包起来就可轻易带回来。但如果一旦被发现，就是一项很重的罪名，这意味着是挑衅哨兵的权威。对权威的挑衅，哪怕是一句顶嘴，也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严禁顶嘴，在军队中，顶嘴将遭到严厉惩罚。因而，在战俘营存在着虐待事件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在这里将这类文化习惯与虐待事件区分开来，并不意味着我们宽容虐待事件。

在战争初期，可能是受到了日本士兵相信敌军会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杀掉战俘，因此更不敢投降了。日本各地有很多这样的谣言，说美军在瓜达卡纳尔岛上用坦克轧日军战俘。也有一些日军打算投降，我们不敢相信，就把他们杀了。我们有理由不相信，因为被逼上绝路的日本兵总是以与敌人同归于尽为荣，甚至在被俘后也抱着这样的念头。一个日军战俘曾说：“既然已经下定决心为胜利献身，不能赴死就是莫大的耻辱。”这也是能很少俘获日军的原因。

投降是一种很严重的耻辱行径。这一观念在整个日军心中根深蒂固，并视为理所当然。这和我们所持的关于战争规则不同，我们的行为在他们眼中是坚决不能接受的。有的美国战俘要求将自己的情况通报给美国政府和在国内的家属，这让日本人很是惊讶，并遭到他们的鄙视。日军士兵根本没想到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他们以为美军会像他们一样血战到底。他们无法理解，美国人怎么会不以投降为耻。

还有一点，日本士兵和西方士兵不同，就是日本士兵被俘后会和盟军进行合作。日本人根本没有去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的准备。他们自认自己已经身败名裂，他作为日本人生命已经结束了。直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才有少数人说，不论战争最终结果如何，也要返回祖国。有些人则一直在要求杀了他们：“如果你们没有杀战俘的习惯，那我就按你们的要求去做吧。”他们确实按美军的要求做了，既告诉了美军弹药藏在什么地方，又告诉了日军的兵力配置，还为美军作宣传、与美军飞行员一起轰炸军事目标。其中甚至包括那些最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就好像他们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彻底地脱胎换骨了。而惟一不变的是，他们表现出了一贯的忠诚。

当然，这样的人不是战俘全部。也有少数人是死硬到底的。但是，要他们合作，首先得给出一些有利条件。对此，有的美军军官显得谨慎，不敢轻易接受日军战俘表面上的合作，以至于有些战俘营根本就没打算指望日军战俘帮忙。但在接受了日军战俘所在部队的合作时，美军所表现出来的就不是疑虑而是信赖了。

美国人没有料到日本战俘前后会有这样大的转变，因为这是与我们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有许多日本人似乎信奉这样一条准则：选择一条道路全力以赴，当道路被阻断时，就很自然地转到另一条路上去。那么，我们能否在战后的对日政策中利用他们的这种行为准则呢？或是说这些行为并不具有普遍性！就像战时的日本人的其他行为所具有的特殊性发人深思一样，因此，日本整个民族的生活模式及其制度、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等等的一系列问题都急需我们去解读。第三章各得其所

想要解读日本人，有必要从解读“各得其所”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开始。日本人信奉秩序和等级，而我们信仰的是自由和平等，因此，我们很难把与我们具有巨大差异的体制当作一个合理的社会机制来看待。但是日本人对于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关系的看法却都是建立在他们对等级制度的信奉基础上的。所以要解读他们的人生观首先就要了解他们在家庭、国家、宗教和经济生活等方面的习俗制度入手。

日本人考虑国际关系问题时和考虑国内问题一样，都离不开等级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他们自认为正在接近国际势力这座金字塔的顶端，而现在西方国家却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而他们接受这一事实也同样是源于信奉等级制的观念。而在他们的外交文件中也清楚地证明了他们对等级制度的重视程度。1940年日本与德、意结为“三国同盟”。同盟条约的序言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意志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认为世界各国各得其所才是世界持久和平的前提……”在该条约签订时颁布的天皇诏书也重申了这一点：

宣扬大义于八方，统一世界为一家，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之所念。而今世局动乱不知何止，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惟愿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轸念极切……兹三国间盟约既成，朕心甚悦。惟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业，此旷古大业，前途尚远。

就在他们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日本使节还向美国国务卿科代尔·赫尔递交了一份声明，非常明确地陈述了下面的内容：

各地区都能各得其所乃日本帝国不可改动之国策。……维持现状同各地区各得其所之帝国根本国策完全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

这一声明是针对国务卿赫尔几天前的所递的声明的回应。赫尔在他的声明里强调了美国所坚持的四条原则：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依赖国际合作与和解；平等的原则。这些都是美国所坚持的要点，不但是国际关系也是日常生活的基石。美国人向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平等则是这一向往的最崇高、最坚实的基础。对我们来说它意味着自由、摆脱干涉和苛捐杂税，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民主自由的权利。这是天赋人权的基础。即使我们在行动上有违平等的原则，我们依然维护它在道义上的权威，所以我们与等级制度是势不两立的。

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如此看待平等的问题。杰斐逊把它写进了《独立宣言》，宪法附加的《权利法案》也以此为基础。一个新诞生的国家能够在自己的公开文件中写下这样准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反映了这块大陆上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正慢慢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欧洲人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19世纪30年代早期，有一个叫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法国人在访问美国后就“平等”写了一本书，它成为了国际新闻报道中的一份重要文献。他是个既睿智又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