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赫曦滢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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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城市批判与当代价值试读：
引言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起着主导作用，因此生产的逻辑依然是追逐利润，阶级和阶级不平等依然存在，财富分布亦至关重要，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雷·赫德森（Ray Hudson）《生产的地方》（Producing Places，2001）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它不仅是一系列物质形态的空间分布，还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综合体，包含着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它像血液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流淌穿行，有时似涓涓细流，有时则波涛汹涌，并逐渐蔓延，不放过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与空隙，对阶级关系、社会关系的性质具有特殊影响。正因为如此，当今的社会学科有必要加深对城市现象的理解。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指导城市发展则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城市是充分表达人类创造力和创新理念的载体，既是一个经济与社会存在，也是人类活动的载体。城市的主体是人，城市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实现人的发展。21世纪是一个“城市时代”，发展城市就是发展世界，世界的命运由城市的命运主宰。关注城市发展，就是关注国家命运，关注国家兴衰。因此，必须重视对城市问题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中轻视“人的发展”，过分重视“物的积累”，久而久之忽略了城市的非物质属性，忽略了“人”的关键作用。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更好地处理城市与人、城市与城市、城市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人”应当被提到战略高度加以考量。目前，中国尚无一部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方面的研究专著，相关论述分散在不同的书籍中。从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吸收养分，使其“为我所用”，既是发展中国特色城市理论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研究城市哲学，研讨城市转型模式的重要基础。本书试图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参与这方面研究的兴趣。
一、寻求空间的逻辑与城市的生命力
毫无疑问，用笼统的社会理论来分析城市问题是不会成功的。几乎所有的社会理论都没有关注过空间问题。在学界的研究中，对历史的维度始终保持着热情，而对空间一直持冷漠的态度，时至今日，这种态度仍旧占据着现代社会理论研究的中心。大多数的社会研究都没有关注到社会进程发生在何种基础之上，好像这样的研究没有意义和价值。对于城市，普遍的理解是城市社会进程发生的“容器”，或一种外部条件。这种理解城市的方式，将城市的概念置于社会进程之外，阻碍了人们对社会和空间关系的辩证理解。在笔者看来，当前席卷全球的空间转向标志着所有哲学领域和思想意识的一次有着非凡意义的大转型，它将会对人类世界的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颠覆以往知识生产的方式，从存在论与认识论的争论到理论形成的抽象领域，再到经验分析与实践应用的具象方面都将受其影响。空间转向的跨时代意义在于它结束了空间思维从属于历史思维的时代，空间与历史的重要性被同等看待，空间与历史视野的再平衡成为城市实践的前沿领域。
目前，学术界有七种研究城市的方法，从主流角度看，城市生态学、地理学和经济学构成了西方社会压倒多数的传统城市分析方法。其余的视角相对而言追随者会少一些，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韦伯学派、城市政治经济学和空间角度的生产。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充分显示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密集的城市反思和研究是广泛存在的，同时也暴露出主流城市科学的不足。受意识形态和现有认知的束缚，后面的四种城市构想是作为所谓的替代性构想而存在的，是对主流倾向的一种否定和对新的可能性的尝试。随着学界对替代性选择研究的深入，这些所谓的替代性选择已经从一种独特视角的学术争辩向一种广泛的学术批判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并对主流观点构成挑战。其中，大卫·哈维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认为受到顽固的技术决定论的影响，城市去中心化被广泛认为是交通和通信模式的变革带来的重要后果。其实，这种以偏概全的认识正是城市生态学和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缺陷之一。
当前，城市的政治经济学家正在探索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阐释城市进程，用一种特有的功能主义取代生态学的意识形态。城市生态学家嘲笑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而他们反过来把生态学家视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仆人。从本质上看，这两种观点都是实用主义范式的，通过共享一种对经济学因素的过分强调解释城市发展的缘由，都有同样的过失。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构建替代性选择的方法来探索城市本质，但是在实践中，研究的展开非常缓慢，它们不得不与制度的束缚相抗争，因为它们都是来自域外的“他者”。
尽管处于理论研究上的劣势，但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发挥了理论特长，给城市和资本以完美的解释，完成了对选择性替代的合理化构想。在最初，马克思主义处理空间的方法和其他社会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对空间保持了长时间的沉默，直至恩格斯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空间问题域的存在。毫无疑问，恩格斯开创了空间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先河，但是他并未始终坚持这一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的研究转向了其他领域，当他们提及空间时，只是将其当作一种临时的方法加以使用。对于马克思而言，城市的空间问题不是一个直接的关切。空间只是作为劳动分工问题的一部分被提及，比如城乡对立问题和城市起源于从原始到封建社会的过渡等。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城乡对立只是社会进程的某种附带现象，并没有某种力量塑造城市空间本身。后来，马克思对于社会关系组成中的空间动力采取了沉默的处理方式。但是，在马克思之后，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关注到了空间维度。但是，他们做出了武断和草率的结论而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直到20世纪60年代。
亨利·列斐伏尔（Heri Lefebrve）是第一个打破这种沉默并探讨空间马克思主义的人。列斐伏尔并没有过分纠结于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发生危机并最终解体，反而维持了长期发展的问题，相反他另辟蹊径，回答了空间在经济和政治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不能仅仅被归为一种区位或者财产所有者的社会关系，它还表达了多方面的社会问题。空间不但是一个物理位置，而且也是一种存在自由和精神的表达，有着结构层面的多重属性。空间是社会生产力，也是一种生产方式，同时还是消费对象、政治工具和阶级斗争的因素。城市不能被归类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三个领域，城市行为和区位叠加在一起，可以构成第四个领域的社会关系——财富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换言之，城市自身必须被思考为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因素。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只承认作为生产方式的土地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重要性，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城市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也与技术、知识和劳动力一样是对我们“生产潜力”有重要贡献的组成。在列斐伏尔看来，针对城市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的主要贡献是由恩格斯创造的，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地租、利润、价值、资本有机构成等概念，这些概念都被列斐伏尔用于针对城市的动态分析上，但他认为这种动态学不能独立地反映工业化生产的逻辑。资本的二次循环处于大都会环境变化的前沿，其必然产生的原因是来自初级生产的逻辑中的相对自主性。其结果是，资本的二次循环投资的流入和流出加深并恶化了第一次循环的危机周期。同时，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关系就是阶级关系，马克思主义不是被废除了，而是通过城市的占有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空间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因为空间是一种建成环境而非自然环境，包括空间的生产和消费，对日常生活的变化来说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不是因为它包含了某些新的生活形式。社会空间一词是列斐伏尔使用价值理论的源泉，而交换价值则源于日常生活的空间。因此，城市在列斐伏尔看来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既是经济的、政治的，也是符号学的。它具有双重的特征，不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社会关系的生产者。关于空间与城市的思考一直是相互构建的。这种新现实主义的理解方式，被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和研究，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研究的理论起点。
曼纽尔·卡斯特（Mannel Castell）是新韦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摒弃了那种落后于时代的城市社会学研究，用一种新韦伯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方法是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局限性的回应。“他一直试图把社会生产历史过程的空间联系起来，并贯彻以国家权力（政府干预）。他创造性地把列斐伏尔关于空间与革命的写作，阿兰·杜兰的社会运动理论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综合到自己的理论中，其中列斐伏尔对他的影响最为深远。他把基本社会进程关系的定义进行了空间化，生产等同于‘生产手段的空间表达’（住房、公共娱乐）；交换起源于‘生产和消费之间转换的空间化’（交通、商业）；管理是‘政治和制度系统与空间的结合’（市政管理、城市规划）。”他还把意识形态加了进来，意识形态是“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符号的意义由空间形式组成，它所指的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卡斯特紧紧围绕‘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这个主题，沿着‘消费—集体消费—政府干预’的模式进行分析，只是附带地提到了空间因素的运动和政治。他敏锐地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提供的公共消费品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集体消费’广泛地适用于居住于一定区域的人，因此具有了城市的意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社会运动往往是由集体消费不足所导致的劳资斗争，所以消费问题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城市的核心问题，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必需消费品供给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基本的结构性矛盾。卡斯特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强调劳资斗争的焦点并不在于工作场所之中，而是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和集体消费资料的提供。这表明当年马克思所关注的起源于劳动过程的阶级斗争已经让位于围绕‘集体消费’所展开的各种社会运动”。对于卡斯特来说，城市空间的特殊性体现在集体消费的过程中。卡斯特对城市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分析。他的研究呈现了对主流城市科学的批判态度，用一种明确定义的方式陈述了对城市的不满。第二，卡斯特为城市政治和社会运动的研究提供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在他之前，这些领域中只有一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大行其道。第三，他详细阐述了“城市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之间的理论联系。通过研究集体消费理论与国家和城市之间的特殊性关系，他将城市社会运动和城市社会学批判纳入研究的框架，梳理了城市与主要社会进程的关系。
相比之下，大卫·哈维更加认同列斐伏尔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存依赖于城市空间的使用策略。像列斐伏尔一样，哈维关注到了发生在资本积累领域的各种变化，经过哈维的加工，列斐伏尔抽象和哲学的城市观获得了更多的阐述和发展，并且通过插入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空间的特征从枯燥的理论中得到了活化和升华。但从另一角度看，如果单纯地追随列斐伏尔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事实上哈维规避了列斐伏尔的理论缺陷，将空间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一部分。笔者关注大卫·哈维这个人，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依托传统马克思主义，并将其理论化为社会和空间关系最成功的人物，相比之下列斐伏尔和卡斯特则不值得一提。但是哈维在分析中到底支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呢？这还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在一次采访中，哈维坚定地表示，他的目的不只是构建空间马克思主义，而是创造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如上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有众多分支，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但区别又十分明显，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内在的核心凝聚力可以使不同的方法论得以统一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在本书中，笔者首先分析了大卫·哈维城市研究的理论渊源，并且集中于论述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在笔者看来，哈维的主要分析框架都得益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比其他任何概念和论述都更加开放。在此基础上，本书深入研究了大卫·哈维城市思想的诞生脉络、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基本逻辑，寄希望于完整地反映其城市理论的轮廓与灵魂。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两条主线对城市本质的遮蔽
哈维将自己的方法描述为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为了理解相关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轮廓和特殊性，有必要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上层建筑相联系。马克·戈特迪纳（Mark Gottdiener）“两个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起点。戈特迪纳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两个选择，“科学的马克思主义”（scientific marxism）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critical marxism）。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以社会决定论为特征，经济结构是对社会起决定意义的元素，但在社会变迁中起的作用并不大。从斯大林（Stalin）到阿尔都塞（Althusser）都对这种马克思主义冠以很多名称和方法。另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以结构元素为基础的人类力量。在这种方法论中，机械论的上层建筑模式被放置一旁，而更倾向于以具体情况和动态的方式理解社会的不同构成元素。葛兰西（Gramsci）、卢卡奇（Lukacs）和汤普森（Thompson）都是这一阵营的代表人物。笔者认为当戈特迪纳指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两条主线时，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他关于每个阵营的说明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分裂的途径，这反映了一种真实的趋势，有一个方向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潮流，而另一个线索则指向了唯意志论。马克思主义未能解决的紧张关系导致了这种二元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可选择的传统不断融合，如多元主义和韦伯主义，在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之间不断游走，并且在结构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博弈中不断发展。
哈维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路径遮蔽了城市的本质，因此他另辟蹊径，选择了不同于以上两种中的任何一种，并成功地绕开了唯意志论和决定论之间的持久斗争。通过追随奥尔曼（Ollman）的研究方法，哈维克服了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传统，开辟了第三条道路，成功地找到了他者，从而超越了二元论的限制。在这种研究方法的形成过程中，哈维的灵感来自奥尔曼。奥尔曼研究的基础是总体性的概念。要辩证理解部分与整体的构成，我们认为部分的改变影响了整体，反之亦然。但哈维不是将整体和部分看成某种东西、元素或结构，他强调进程、流动关系和连续改变的元素、结构和物体。对于哈维而言，资本也不能被看作一种物品，而应该被理解为社会关系，与国家和其他社会关系应一视同仁。所谓的整体是流、进程和关系的整合，运行于结构系统或整体的各个领域。在这个概念中，简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最终崩塌并引发出新的辩证理解。空间本身成为社会关系组成要素的一部分，这种分析方法在哈维看来就是将空间视为一种相关性的存在，空间不再是社会关系之外的实体，而是社会进程和关系的一部分。没有这些关系，空间就不复存在，但是一旦这些关系形成，空间就不能够再被简约为仅仅是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
笔者认为，哈维的这种分析方法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卡斯特和列斐伏尔有很大差别。本书中，笔者通过探讨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的问题，回答了其他马克思主义城市学家的疑问，之所以以这种方式开头，是因为希望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分析框架，理解哈维对城市的研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巨大贡献。
三、城市研究的统一与分裂
这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大卫·哈维的城市社会理论，通过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价，探讨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卓越贡献。笔者选择哈维的城市社会理论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是哈维的著作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最全面和成熟的分析模式。另外，他提出的相关性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去认识社会和空间两种方法论之外的第三种可能性。当笔者深思20世纪50～60年代城市领域种类繁多的著作时，感触最深的是它们大多基于统一概念的统一观点，城市领域——社会学、政治学和地理学这些分类的学科——有很多共性，这种统一性使得城市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有统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显学。但是，城市社会学受到有机体的隐喻表述这一保守意识形态的局限，既忽视了阶级关系，也忽视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因此，这种研究是意识形态的，而哈维却拒绝了这种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这正是其与传统城市研究的分裂之处。对于哈维而言，城市可能成为一种基于空间、文化、民族、新的城市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关系的研究，而这正是其吸引笔者的地方。
当今社会处于一个学科激烈竞争和专业分裂的时期，狭隘和新奇成为当代城市研究最显著的特征。为了保护学科的阵地，每一个领域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并围绕自己特定的内容组织讨论，城市科学的交流和互动被逐渐摒弃。而在哈维的研究中，笔者却看到了分裂的力量，一种“重生”的希望。他的研究方法致力于通过将当代社会问题作为一种空间的本质来进行观察，以寻求统一城市分析的领域。他试图回答一些别人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城市越来越重要，为什么会如此？社会中空间和领土的关系意味着什么？聚落空间的当代形式是如何产生的？我们怎样去理解当代城市的去中心化现象？空间和阶级斗争之间、经济和空间之间、国家和空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城市科学是如何失效的？城市是如何用一种意识形态来展现的？在何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有着同样的局限？我们如何具体描述社会、政治、经济行为与城市的相互关联？这些问题在本书的研究中将会得到一一解答。
最后，笔者希望至少提供一种试探性的回答，哈维著作中提出用辩证法框架将空间与城市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否可行，更重要的是探讨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可以像哈维所分析的那样将历史唯物主义转化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笔者相信，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全面的回答，我们就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理解和改造世界方面的说服力。
在接下来的各个章节中，笔者分析了大卫·哈维城市理论的主要问题，要将城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来看待，这是笔者分析的根本出发点和中心。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已经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仅仅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来理解，那样便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在历史上存在着无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法，大部分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意。它们为马克思主义冠以各种头衔，如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结构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等。所以，笔者经常思考当哈维提及空间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所采取的立场是哪种马克思主义。接下来的章节，笔者首先会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城市问题的关系，然后转而分析哈维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的基本立场。第一章大卫·哈维城市研究的理论基础追问
城市研究的范围广阔无边，从城市出现之初到现在，出现过一大批有关城市定义与类型、研究对象与分类的学说。城市仅仅是大范围的人口集结、凝聚于空间的特殊功能、司法的单元、有界限的地域，或者是这些东西甚至更多东西的集合体吗？回答是否定的。正如芒福德（Mumford）在《城市文明》（The Culture of Cities）中所说的，城市是“大地的产物”，是“时间的产物”，是“一个自然的事实，像一个洞穴，像一串鲭鱼，像一个蚁冢”，“一件有意识的艺术品”，是“人的社会需要的”表达。城市研究如同人类文明研究一样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因此，在这浩瀚无际的范围中寻找对这一主题有用的理解并非易事。哈维在这里遇到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吸收了卢森堡、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的精髓，以及当代西方主要的城市研究思潮的理论成果，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思想。第一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市阐释
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界，学者们广泛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正如大卫·哈维所指出的：“马克思经常在自己的作品里接受空间和位置的重要性，但是地理的变化被视为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而被排除在外。他未能在自己的思想里建立起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明显的具有地理和空间的观点。这因此破坏了他的政治视野和理论。”爱德华·索亚也认为：“社会行为的空间偶然性主要被简化为拜物教化和虚妄的意识。在马克思那里从未得到过一种有效的唯物主义解释。”“《资本论》中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一直被包裹于各种简单化的假定，一种封闭的民族经济和一种本质上是无空间的资本主义。”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对城市的认识是一个“空间空场”。但是，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是否真正存在“空间空场”之说还需要经过反复的学术论证，对马克思城市及空间思想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在研究哈维的著作之前，笔者将从城市的角度回顾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解读包括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城乡对立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地租理论在内的理论问题，寄希望于引发当代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对当代价值的讨论和关注，找到当代城市批判的理论基础。
但是，回顾马克思的经典理论的目的绝不仅仅是给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找到有关城市问题的直接论证基础。事实上，相对于有关城市问题的直接阐述，马克思主义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更在于其广博深厚的理论基础，犀利有力的批判武器，理性思辨的方法论以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正如马克思本人实际上没有撰写过任何关于城市的著作，但却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城市研究一样。
大卫·哈维的城市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延伸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基于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学说的认同，哈维广泛地吸收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价值、劳动、阶级斗争和国家等方面的精辟见解，将《资本论》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脉络，将马克思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关注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系，通过重现和再定义马克思的核心概念，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因此，马克思的经典理论是哈维城市批判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石。一、城市的内涵与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将历史性作为研究的基本脉络，因此并未专门出版过城市研究方面的著作，他们有关城市与社会的观点散见于一些经典著作中。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论住宅问题》、《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通过对马恩的城市思想进行解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萌芽、发展到完善的城市认识脉络，他们关于城市及城乡关系的认识总是在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进化”是马恩城市思想的重要特点。考察这个不断变迁的认识过程，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城市的本质，理解城市的精髓，并在实践中正确把握和运用城市理论。
对于城市的起源问题，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防御说，认为古代城市最早兴起于防御上的需要。在居民集中的村落、乡镇或氏族首领、统治者居住地修筑高墙和瞭望台，形成要塞，避免别的部落、氏族、国家的骚扰，保护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第二种是分工说，认为城市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大分工的形成，空间被分割为城市和乡村两个组成部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原始社会末期的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这一分工不仅产生了以农业为主的固定居民，而且出现了产品剩余，创造了交换的前提。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与金属工具制造和使用相伴而生，在这次分工中形成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产生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使农村的居民脱离了土地的束缚。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形成，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应运而生，从而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并形成城市和乡村的最终分离。第三种观点是私有制说。城市被看作私有制的产物，是奴隶制国家的附属产品。第四种观点是阶级说，认为城市本质上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由于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集市贸易渐成规模，促使了居民和商品交换活动的集中，从而出现了城市。城市是统治阶级，如奴隶主、封建主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第五种观点是集市说。第六种观点是地利说。“用自然地理条件解释城市的产生和发展。认为有些城市的兴起是由于地处商路交叉点、河川渡口或港湾，交通运输方便，自然资源丰富等优越条件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关注到了城市起源的问题，他们认为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核心力量，由此也认为城市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分工的加剧导致了城乡分离，进而出现了城市。这是典型的经济决定论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两个角度论证了城乡的分离和城市的产生。一是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角度；二是从近代工业的高速发展来看待资本主义城镇的出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明确阐述城市的本质，但是回顾他们对未来城市世界的展望，可以发现，他们对城市本质做了很好的规划与诠释。城市社会将是一个废除私有制、消灭剥削、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的社会。城市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城市社会的本质，是以“人”的发展需要为根本发展动力的社会。
城市的本质有三个重要的表现：首先，城市的建立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城市是财富和人口高度聚集的场所，城市的首要功能就是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在此基础之上，城市还要满足人精神上的需要和追求，给人带来愉悦和精神享受。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满足物质需要以后，人们开始追求精神需要，诸如对科学的向往、知识的渴望、道德的提升和对自身发展不倦的要求等。这些都是城市本质的应有之义。其次，城市为了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处理好人与城市的关系。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创造了城市，城市作为一种建成环境，对人的发展起到了制约的作用。城市与人的发展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发展的统一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改造城市的能力越来越强，同时城市为人类提供的便利也越来越多，但是结果是城市危机一触即发，人地矛盾空前尖锐。因此，城市的本质，应该体现人与城市的和谐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实现人更好的发展。最后，城乡和谐是城市本质的重要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注城乡关系问题，他们在肯定城市重要性的同时，也提出了城乡二元对立的重大危害，指出城乡协调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因此，城市社会的本质是城乡均衡发展的社会，是克服城市异化的社会。二、马克思恩格斯城市理论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城市批判
马克思认为，城市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密切联系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地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城市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场所，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的胚胎出现在中世纪的城市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形态》中重点考察了城市的发展对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影响。中世纪的城乡分离和对立使以乡村庄园制经济关系为中心的封建制度逐步瓦解，资本主义在欧洲孕育出来。“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换的分离，使商人这一特殊阶级形成。这种分离在随历史保存下来的城市（其中有住有犹太人的城市）里被继承下来，并很快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商人的出现，使远距离建立贸易联系成为可能，由于交通工具不断发展，社会治安状况有所改善，全世界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贸易成为当时城市的显著特征。“随着交换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换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换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城市的分工使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产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场手工业得以出现。初次繁荣的工场手工业使世界市场近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也不断扩大。“随着摆脱了行会束缚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所有制关系也立即发生了变化。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受商人的出现所制约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第二步是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而迈出的，工场手工业又运用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并且同自然形成的资本的数量比较起来，一般是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资本的增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同时，各国间的商业斗争也愈演愈烈，这种斗争从原来的平等交易演化为战争和各种禁令，商业也随之显现出政治意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资本关系成为驾驭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灵魂。“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
马克思认为近代城市的各种景象都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寻找根源。这一命题被恩格斯完美地诠释了。恩格斯指出，是大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工业城市的产生与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每一个工厂的出现就是一个工厂城市的萌芽。各种机器的不断使用，犹如给工业的发展插上了翅膀，大量的工厂不断集中，且工业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人口由于工业的聚集而聚集，大工业要求许多工人在一起共同劳动，他们必须集中居住，逐渐形成一个村镇。他们的各种需求，会吸引其他手工业者如裁缝、鞋匠、面包师等集聚于此。于是村镇变成小城市，小城市变成大城市。工业城市就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这就是工业化的根本，它使各种要素集中于城市。城市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双重结果。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的腾飞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盲目扩张也给城市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城市化对现代性空间以及日常生活进行战略性的规划，为了使资本主义得以延续，得以成功地再生产其生产关系，空间被抽象地赋予生产资料和控制手段的二重性，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资产阶级的地理“使命”便是在逐步扩大的地理规模上再生产阶级和生产关系。也就是说，空间沿着有利于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轨迹被创造。正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借助霸权，追逐自身利益一样。很多学者也认为空间的组织形式同样是牺牲劳动者利益，有利于资本家的个人利益，城市中建筑空间格局的形成是以增强统治阶级权力为前提的。城市中心区位提供给最富有的资本家控制社会其他部门的机会，在这个简单的事实中体现着中心位置与权力的集聚。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业城市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批判，城市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扩张反映了城市的本性。在资本主义初期，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将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强行分离，这不仅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地资源，而且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提供了一无所有的劳动者。破产的农民被迫进入城市，成为城市的建设者。佛希特（Britisn）曾经叙述了1921年英国城市的基本状况和城市化运动的具体过程。他说：“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上较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发展增加的一个最重要、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出现了一批巨大的城市聚集体，这类城市较之过去任何历史时代出现的城市，规模大、数量多。这种现象往往是由于若干个邻近的城镇同时发展、相距越来越近，最终连成一片广大的城镇地区。这样的城市群，每个内部仍然包含许多较为密集的城镇发展核心。这些核心又大多是城市群所赖以发展形成的原有城镇的中心地带；这些核心地带现在又与人口较为稀疏的城郊地区相毗连。这类城郊地区（现在是不太密集的城市化地区）中，建筑物比较少，且有较多的开发空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和城市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在其著作中并不少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如果说水力必然存在于乡村，那么蒸汽力却绝不是必然存在于城市。只有蒸汽力的资本主义的应用才使它主要地集中于城市，并把工厂乡村转变为工厂城市。……因此，虽然向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必然景观，也体现了城乡对立的社会本质。美国社会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说：“现代化的发展是以城市的发展来衡量的。新的经济活动、新的社会阶级以及新型的文化和教育都集中在城市，这使得城市从根本上不同于更受传统束缚的农村。与此同时，现代化还可能会将一些新的要求强加给农村，从而加深农村对城市的敌意。”
工业城市的巨大发展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恩格斯曾经感慨：资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财富，大工业将世界相互联系起来，把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一个世界市场，大工业使得整个城市的面貌发生巨大改变。同时，工业的发展，使城市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极端恶化的环境污染。马克思曾经描述了英国的河流污染情况，流经利兹的艾尔河，“这条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同时，由于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动力来源主要是煤炭，燃烧煤炭，使得空气污染严重，英国的许多城市都出现空气污染的问题。“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村地区那样清新，那样富含氧气。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形式本来就阻碍了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街道上，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曼彻斯特周围的一些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由于它们的建筑物本来是鲜红的，但时间一久就会变黑的砖”。水与空气的污染，加上工人阶级的居住环境恶劣，卫生条件差，使疾病极易在工人阶级的居住区大面积传播。这些描述真实地反映了工业城市的阴暗面，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的尖锐矛盾，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有力证据。三、马克思恩格斯城市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乡村城市化
城市的发展经历了从“城市乡村化”到“乡村城市化”的转变过程。马克思曾说：“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农村无差异的统一；中世纪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当代的城市化发展，从本质上看是乡村不断被城市吞噬的过程，人类的生产方式从农耕转向了工业大生产。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到乡村城市化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城市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土地城市化是工业城市的重要特点。在资本主义时代，农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取而代之的是工业生产和服务业主导了世界的发展方向，农村让位于城市，成为城市的附属品。第二，工业将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聚集，人口城镇化是城市化的重要特征，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求生，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城市化。
马克思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和资本全球扩张的分析是马克思的著述中跟乡村城市化最直接相关的部分。在资本逻辑推动下，资本运行逐渐从城市内部延伸到不同的城市之间，最终扩展到全球。从内部来说，大城市的兴起和快速的工业化使得城市统治了乡村。“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城乡之间的对立固然造成了社会大分工及资本和劳动、地产分离等众多异化状况，然而这一过程也被他认为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通向更高级社会的必然路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第二次城乡分离伴随着产业革命而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过程由此展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翻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城市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脱胎换骨，有了质的飞跃。城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取得了独立，在国家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城乡空间关系逐步清晰。这一时期，商业和工厂手工业在英国十分兴盛和集中，这种集中使英国成为相对意义上的世界市场，造成了英国对工场手工业产品的大量需求。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最快速的发展，随之产生了机器大工业生产，自然力被用于工业的目的，机器生产以及最广泛的分工逐渐产生。马克思对现代商业城市的形成、特征和结构进行了深刻的经济分析，指出：“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因此，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业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早期未发展形式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工业城市的出现，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彼此发生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随着生产和商业分工，产生了各城市间再生产上的新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部门占着优势。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同时，马克思也认识到城市的发展是社会历史的一大进步，城市可以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创造更大的惊喜。城市开创了新的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况”。
马克思还对资本的扩张性进行了精当的阐释。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明确指出：“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资本一方面要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也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詹姆逊指出：“正如马克思在《纲要》中所揭示的：资本必然倾向于一种全球范围的市场。这一学说今天对我们远不像在现代时期那么抽象，它指出了一种观念上的现实，不论是理论还是文化，都必须马上提到自己的日程上来。”从资本的逻辑出发，詹姆逊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分为“古典或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跨国或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三个阶段。哈维指出：“通过时间消灭空间，深深地嵌入资本积累的逻辑中，并伴随着空间关系中虽然常显粗糙但却持续地转型。”四、马克思恩格斯城市理论的目标是通过阶级斗争走向城乡融合
马克思指出，城市的聚集效应使得工人阶级有了共同的利益和追求，反抗的意识逐渐觉醒。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社会冲突不断激化、被压迫群众不断反抗的历史。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始终处于剑拔弩张的对立状态，无论是自由民和奴隶，还是贵族和平民，抑或领主和农奴都是冲突不断的，阶级间的斗争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隐蔽的，而每一次斗争的最终结果都是旧时代的终结和新阶级的出现。“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所不堪忍受的东西。”城市不仅是工人阶级工作和生活的聚集地，也是社会斗争的主要场所，城市中充斥着不断激化的各种矛盾，社会冲突一触即发。“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病的真实本质和治疗方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绝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
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认为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再生产谋取更多的利润企图将所有的民族都卷入工业化大生产中，迫使一切民族都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使农村屈从于城市，使一大部分农民脱离乡村生活，把他们变成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不断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建立巨大的城市，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无产者，于是现代工人便出现了。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愈加壮大。“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不仅如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于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更加明显。
由于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后备军。同时新机器的使用，也排挤了工人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整个社会的财富聚集在少数的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始终处于被掠夺、被剥削的劣势地位，生活状况每况愈下。面对资本家变本加厉的压榨，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团结起来进行反抗，才能使工作和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一开始，工人运动的响应者并不多，运动的形式也简单粗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发展，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逐渐觉醒，阶级的意识逐渐形成，于是他们通过组织工会，来维护合法权益，通过谈判、罢工等形式争取自身的利益，这种斗争在城市中更加普遍而且多样化，而克服这种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就是实现城乡融合，从根本上消灭阶级对立。
城乡融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伟大愿景。在他们看来，消灭城乡分离和对立是历史的必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把梦魇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渐消灭是历史的趋势。”他们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方式，才能使工人获得更多的社会权利，只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消除城乡对立，进而构建理想社会。对于构建未来城市的终极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描述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五、大卫·哈维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城市观的重新审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资本主义城市看作发生在不同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进程的说明或者缩影。另外，还将其看作社会中特定发展过程的重要表现，是资本主义进程中最清楚的形式。但是，对于他们而言，城市不仅仅是资本逻辑的反映，而且是社会革命的对象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态。城市的不断发展，创造了无产阶级。无论是资本主义理论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都不需要创造特殊的城市理论。城市化只是分析封建制度的有效概念，而且只有在封建社会，城市才是历史的主题。
这样的传统一直没有改变，直到列斐伏尔的著作问世，后来的哈维和卡斯特发扬了列斐伏尔的主要观点，在哈维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分析发端于劳动分工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城乡对立的概念作为对农业和工业生产劳动分工的表达，同时国家经济框架中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区分也是城乡区分的重要手段。随后，城市的概念扩展到了分析资本主义不同地区或国家的劳动分工方面，这种劳动分工的不同被视为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结果。在这方面研究中，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住房问题如何解决和19世纪英格兰城市中无产阶级居住状况的研究应该得到重视。但是，最重要和简洁的空间关注发生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对土地地租的分析中。笔者认为，马克思特别添加了对地租的分析，特别是对劳动价值理论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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