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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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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秘闻（下）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惊天秘闻

令人惊骇：蒋介石给广西留下50万政治土匪

1949年10月1日，刚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毛泽东主席，随即向林彪、叶剑英、陈赓、张云逸、李天佑等解放军将帅发出一次又一次严厉的电令，限期平息广西匪患。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动正规作战部队两个兵团、4个军、17个师又1个团，其中10个师为主力师，加上地方部队和数十万武装民兵，开展了历时3年的广西剿匪作战行动。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的剿匪战报，3年剿匪作战共歼灭广西境内的土匪51.2917万人（1949年12月至1952年12月）。

这个数字，实在令人惊骇！广西剿匪作战时间之长，相当于全国解放战争的时间，消灭的土匪，则相当于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战役歼灭的国民党军队的总数。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又经历了一次不同形式的解放战争和相当于淮海战役的大决战？

这个数字，实在令人惊骇！广西土匪之多，多到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

根据1948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的公布，全广西人口总数为1463.6337万人，1949年底至1950年初，全广西人口也不过1500万左右，如果按1500万人口这个数字除以50万土匪，则大约每30个广西人中，便有1人当过土匪，如再扣除尚在襁褓中的婴幼儿和老病不能活动者，那么比例数还要高！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1949年12月31日做的《敌土杂武装情况调查》和1950年1-3月份的《匪特综合材料》统计，当时广西境内只有土匪24股共约3550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的土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土匪呢？

这50余万土匪又是怎么突然冒出来的呢？

既然是乌合之众的土匪，为何能抗拒把几百万国民党正规军打得丢盔弃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达3年之久？

答案始终被历史的落尘厚厚地封压着。

有关历史著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广西土匪分为三类。

广西匪患相当严重。据解放初期不完全统计，公开活动的土匪就有218股，共计9万多人。主要由3种成分组成：（一）国民党溃退前夕有计划有组织留下来的正规武装、行政人员和特务。主要有：桂北军政区司令周祖晃，副司令霍冠南所部5000多人，活动于桂北的百寿地区；桂北纵队司令莫敌所部1000多人，活动于桂北的永福地区；桂西军政区司令莫树杰所部2500多人，活动于桂西北的南丹地区；桂东军政区司令甘丽初所部1000多人；桂中军政区司令王景宋所部700多人，活动于平乐、瑶山地区；桂南军政区司令罗活所部1000多人，活动于大容山区；滇桂边区司令张光玮所部2000多人，活动于百色西北地区；“龙州对讯督办”姚槐所部1000多人，活动于中越边境固边、九特一带，以及桂绥游击第二支队司令林秀山，第八专区专员罗绍辉，靖西专员赖慧鹏等部共10000多人在边沿地区活动。上述正规武装共3万多人，是广西土匪的骨干力量。（二）反动的地主武装。广西的地主阶级是一支真正拥有反动武装力量的封建统治阶级队伍，他们是广西土匪的基础力量。（三）惯匪（即经济性、职业性的）。惯匪是广西土匪的急先锋。

上述三种土匪，以恶霸地主为社会基础，伪军官为指挥，特务为军师，伪军为骨干，蒋介石集团为后台，是一伙经过训练的政治土匪，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别动队。（引自广西军区政治部、广西区党史办编《广西剿匪》之《概述》第2-3页。1991年9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上述引文中，读者不难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土匪是一种政治土匪。什么是“政治土匪”呢？即“以恶霸地主为社会基础，伪军官为指挥，特务为军师，伪军为骨干，蒋介石集团为后台，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别动队”。《辞海》对“土匪”一词的释义是：以抢劫为生、残害人民或者一贯窝藏盗匪、坐地分赃的分子。“政治土匪”的定义，《辞海》上没有解释。“政治土匪”的含意，我们必须到历史中去寻找，然而，它被更深更厚的历史落尘掩埋着。

在中国有一句流传悠久的俗语：“胜者王侯败者贼”。“贼”即“匪”。

从陈胜、吴广到黄巢，到李自成，到洪、杨为首的太平天国，再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翻开有关历史，不难找到被执政者称为“贼”、“寇”、“匪”的代名词。特别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国民党统治者的官书、报纸上，“赤匪”、“共匪”、“朱毛匪”更比比皆是。

蒋介石给他的将军们下的“剿匪”手令不知有多少。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蒋介石在全国成立了“东北剿总”、“华北剿总”、“华中剿总”等等一批专事对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剿匪”指挥机构。蒋介石多年来把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污蔑为“土匪”，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污蔑为“匪区”。“政治土匪”一词，蒋介石把它的内涵表达得淋漓尽致，比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1965年7月26日上午，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休息室里，接见了从海外归来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刚坐定，毛泽东便操着他的湖南口音诙谐幽默地对李宗仁说：“嚇！嚇！德邻先生（李宗仁字德邻），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李宗仁早年在广西剿过土匪，虽然客观上也对人民有利，但主观上是为维护桂系集团的统治。李宗仁也剿过“共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广西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刊有《广西惩治匪共暂行条例》、《通缉大批共匪名单》、《省保安司令部枪决共匪一批》、《两年来共匪罪行一斑》等等之类“剿匪”消息，真是举不胜举。然而，晚年的李宗仁却毅然回到被蒋介石先生口口声声称为“匪区”的大陆来了。毛泽东诙谐幽默的话语，当然不是要和李宗仁算历史的旧账。正当李宗仁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的时候，陪同李宗仁回大陆、机敏过人的程思远先生忙替李宗仁回答：“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是的，登了彼岸。”在座的彭真副委员长点头跟着说。

毛泽东、李宗仁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政治家的胸怀！

还有一个同样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小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一次世界性的体育大赛中，台湾运动员被某国运动员击败，而中国运动员恰在决赛中和击败台湾运动员的某国运动员争夺冠军。

这天，台湾运动员在看台上观看比赛，当比赛进行到白热化的程度时，坐在看台上的台湾运动员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拍手呐喊高呼，为中国运动员充当啦啦队，他们呼喊的既不是“中国队加油”，也不是“大陆队加油”，而是：“共匪加油！共匪加油！共匪加油……”

比赛结果，中国队获得冠军。两岸运动员在接触中，大陆运动员问台湾运动员：“既然为我们鼓舞加油，为何称我们为‘共匪’？”台湾运动员先是有点尴尬，随后却大方地回答：“这不怪我们啊，我们从上小学时，教科书上就称大陆为‘匪区’，你们……自然就是‘共匪’了，‘共匪’当冠军，我们高兴啊！”

随即大家爆发了一阵友好的哈哈大笑。

这是运动员的胸怀！

李宗仁先生晚年在美国，不断发表有赞扬当年他称之为“共匪”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的伟大成就。后来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回归仍被台湾当局称为“匪区”的中国大陆；台湾运动员为“共匪”加油，为给中国人争光的大陆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而由衷地高兴。

不论是曾任代总统的李宗仁，还是从教科书上认识“共匪”的台湾运动员，都衷心地希望中国人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都希望中华民族能繁荣富强。

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待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关于“匪”的问题有段精彩的谈话：

尼克松：主席的文章震撼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能改变的只是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咱们的共同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赞成这个（说法）。他骂我们是“土匪”。他最近还发表了篇演说。你看了吗？

尼克松：蒋介石骂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骂蒋介石呢？

周恩来：一般来说，我们称他们“蒋介石集团”。我们的报纸有时叫他“蒋匪”，我们也被回骂成“匪”，反正我们是骂来骂去。

毛泽东：其实，我们跟他的友谊比你们跟他的友谊历史还长。

尼克松：是的，我知道。

周恩来非常高明地用一句“反正我们是骂来骂去”告诉尼克松：大陆和台湾的“共匪”与“蒋匪”问题，都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不应干涉。“胜者王侯败者贼”这一被中国人画定又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怪圈，即将被中国人自己冲破。

然而，真正冲破这个历史怪圈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伟大设计师邓小平。他以雄才大略的襟怀，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从此，在海峡两岸的新闻媒介中，“政治土匪”这个特殊的怪名词，在国共斗争的充满腥风血雨的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寿终正寝了。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环境下，笔者才有可能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深入采访的笔录，从宏观和微观把握上较为实事求是地创作出这一部反映国民党中央政权退出大陆后，发生在广西的这场国共双方历时3年之久惊心动魄的大决战的作品。

纳粹女恶魔：集中营里的T4护士组

数以百计的德国、奥地利女护士，直接投身于T4行动，把注射器、灌肠器变成杀害女囚的凶器。她们直接开枪杀害无辜的犹太居民，成为臭名昭著的特别行动队的一员。此时，德国妇女的美貌已黯然失色，她们已成为穷凶极恶的女战犯。

伊尔玛·格蕾泽，1945年被美国占领当局组织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格蕾泽凭着虐待、折磨、杀害犹太女囚的异乎寻常的热情，20岁之前就破格晋升为女囚集中营的看守长。从相貌上看，她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美女，但若从心灵上看，她所具备的无疑是蛇蝎般的心肠。

凶狠恶毒、罪行累累的纳粹女战犯

自古以来，德国就是盛产美女的地方。德国人的主体——日耳曼民族自远古时代从斯堪地那维亚半岛南下，定居在欧洲大陆中部。在这里，他们又吸纳了来自东部的哥特人、马扎尔人、斯拉夫人，吸纳了从西部迁人的高卢人、色尔特人，吸纳了从南部到来的罗马人、伦巴地人。萨宾人等种种民族成分，造就了具备众多人种优势的特征，孕育出一代又一代举世闻名的美女。

大多数德国妇女身材修长而丰满，却又不显赘肉；淡粉色的皮肤与一头浓密的金发相得益彰；较长的蛋型脸线条分明，鼻梁高挑，碧蓝色的长眼睛好似秋波荡漾，两片红唇构成的嘴较大，但又没超出得体的范围。再配上丰乳圆臀，即使最强调禁欲的清教徒，也难免要多看上两眼。

难怪当年叱咤风云、不可一世，而又令欧洲各地居民无不谈虎色变的匈奴首领阿提拉，经历了几十年戎马生涯后，英雄气短，不禁拜倒在一位日耳曼少女的石榴裙下，乐极无悔地在她的怀抱中阖然长逝。数十代人以后，又是一位来自德国黑森公国的小公主索菲娅，孤身一人来到异国他乡，凭借美貌与计谋，征服了俄罗斯帝国的君君臣臣，摇身一变而成为令整个欧洲刮目相看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

然而另一面，远在中世纪就有这样的传闻：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是男人比女人残忍；只有德国相反，那里的女人比男人还要凶残。

在纳粹当道的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妇女为希特勒蛊惑人心的说教所迷惑，大约有230多万名德国妇女加入了纳粹党及其所属的希特勒主义青年团、德国少女联盟等各种各样的法西斯团体，数万多名中青年妇女穿上了褐色的党卫军制服，戴上了主体为万字符号的袖章，狂呼：“哈伊，希特勒”，6000多名女青年充当了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看守，抡起皮鞭和棒，对无辜的犹太囚犯大打出手，直至把他们赶进毒气室。

纳粹女兵

数以百计的德国、奥地利女护士，直接投身于T-4行动，把注射器、灌肠器变成杀害重病人的凶器2还有近百名凶悍的德国、奥地利少女，直接开枪杀害无辜的犹太居民，成为臭名昭著的特别行动队的一员。此时，德国妇女的美貌已黯然失色，她们的负面因素却无以复加地恶性膨胀，演变出来一大批穷凶极恶的女战犯。下面则是几个突出的典型：

伊尔玛·格蕾泽——酷好杀害美女

伊尔玛·格蕾泽，生于1923年，1945年被美国占领当局组织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时，只有22岁。她并非出身名门，却以小小年纪就成了一名狂热的纳粹党徒。

格蕾泽所学专业是护士，却选择了集中营女看守的行当。凭着虐待、折磨、杀害犹太女囚的异乎寻常的热情，她十八九岁时就获得了令众多女看守羡慕不已的铁十字勋章，在20岁之前又被破格晋升为女囚集中营的看守长。

从相貌上看，格蕾泽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美女，不仅她所任职的拉芬斯布吕克、奥斯维辛、贝尔森三个集中营的男女看守这样评价，就连被她毒刑拷打的女囚，也众口一词地承认这一点。但若从心灵上看，她所具备的无疑是蛇蝎一般的心肠，就是在以凶狠成性的纳粹女看守当中，也是相当突出的。

格蕾泽出言粗鄙，姑娘本不该说的淫秽话语常常脱口而出；她放荡成癖，先是在男性看守中物色过几个小白脸，以后相当长时间内同风度翩翩的门格尔医生作了露水夫妻；以后发现门氏用情不专，甚至同犹太、茨冈女囚私通，她气得要命，同他一刀两断。最终，她追随粗壮如牛的比克瑙男囚营长官克拉莫来到贝尔森集中营，成了他的情妇。

被判处绞刑的纳粹战犯

但是，这些劣迹并不构成罪行。格蕾泽之所以被推上断头台，还在于她极其残酷地杀害了成百上千的女囚。

在比克瑙分营的女囚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美女见到门格尔可以起死回生；美女见到格蕾泽，却要出生入死。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出于好色，门格尔把不少美貌的犹太女囚，从毒气室前拉到自己的诊室，使她们至少是暂时逃离了死亡；而更多的犹太女囚，仅仅因为自己的美貌，被嫉妒成性的格蕾泽无端杀害。

据传，门格尔和格蕾泽断绝露水夫妻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让一个绝色犹太女因是生还是死的分歧上。

那是194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门格尔照例在执行“挑选”的公务，3000多名刚刚走下火车的荷兰犹太人挨个从他面前走过，并按照他的手势分别走到左边或者右边。忽然，一个身材高挑、留着棕红色披肩长发的姑娘，猛然一下于跪在门格尔面前，抱住他的皮靴，苦苦哀求道：“救救我吧，仁慈的医生，我才23岁呀”。

门格尔低头一看，不禁心花怒放，他感觉今日总算找到了“倾城倾国”一词的真实写照。这个姑娘，粗看很像自己曾经朝思慕想的党卫军女医生赫尔塔·欧勃霍泽；细看起来，却比后者更年轻，更白嫩，一双大眼睛也更加深邃动人，乳房则更加高耸丰满……

在众人面前，门格尔不得不压抑一下满腔的欲火，用力将她拉起来，和颜悦色而又庄重地说：“放心吧，姑娘，你一定会得到一个乘心如意的工作”。“真的吗，医生？”姑娘还是有些不放心。当然，我门格尔医生向来一言九鼎。等我一把这些人安排好，马上带你去报到。

现在，你先站在我身后等一等“他用力握了握姑娘的手，”只管放心，我是绝对可以信赖的。这一幕，被十几米开外的格蕾泽看得一清二楚，她顿时醋意大发，一个箭步奔了过去。

被判处绞刑的纳粹战犯

格蕾泽从天而降，使门格尔不仅大吃一惊。他深深知道，格蕾泽对其他美女的嫉妒简直到了病态的地步。一旦发现集中营里出现了跟自己相差不多甚至胜似自己的美貌女囚，她就要歇斯底里大发作，千方百计地把她们折磨死。想到这里，他本能地感到，他的好事要吹。“格蕾泽，你好呀。好几天没见了……”。“好个屁，你心里还有我，今晚上等着金屋藏娇吧”。

话锋一转，格蕾泽冲着那个心魂甫定的犹太姑娘吼起来：“好一个美女，居然连医生也要勾引。”说着，一个箭步蹿到姑娘面前，抡圆了皮鞭向她的脸上猛抽，姑娘脸上顿时出现了一大条紫痕。门格尔连忙上来劝解：“她哪里得罪了你，我罚她关刑罚室还不行。”

格蕾泽怒火万丈，一把推开门格尔，挥舞皮鞭向姑娘脸上不停地抽来抽去。没有多一会，姑娘的脸已经肿成一个紫茄子，血珠不停地往下滴。格蕾泽的火并没有消去，鞭子倒是停下来了，一个更恶毒的念头又映人脑海。“来人，把她的上衣扒下来。两个女看守立刻跑过来，迅速地执行命令。”你这对大奶子不能留下，省得你又去找那些不要脸的德国男人卖弄风骚。

格蕾泽用手一指姑娘的胸部，吩咐那两个女看守，“给我使劲地抽，什么时候我叫你们停，你们才能住手。”女看守上下扬鞭，很快招致姑娘声嘶力竭的哭嚎。不知抽打的时间持续了多久，但见姑娘的胸部血肉模糊，两只高耸的乳房早已不知去向。“住手吧，怎么样，小姐，今天夜里去敲门格尔医生的房门吧，你知道你现在有多么美。快去拿镜子给她照一照。哈哈……”格蕾泽觉得总算出了满腹的怒气。“滚吧，看你也没有几天蹦头了。”

格蕾泽转念暗想，“门格尔是个挺高明的医生，他会不会给她治愈呢？”想到这里，格蕾泽不禁打了寒战，“这太可怕了，看来斩草还得除根。”她向刚刚离去的姑娘大喊一声，“你回来，犹太婊子，事情还没完。我要叫你彻底死了这条心”，“现在躺在地上，两条腿叉开。”姑娘使劲瞪了她一眼，极不情愿地落实她的指令。格蕾泽上来又是一脚，把被折磨得混身虚软的姑娘踢倒在地。姑娘的两条腿刚刚分开，格蕾泽端起手枪对着她的阴部就是三枪。血呼呼地浸红姑娘的裤子，她尖叫了一声，再也不动了。

不仅俊俏的女子会被格蕾泽无端害死，即使长相一般但拥有一双丰满的乳房的囚犯，也会被格蕾泽视做大逆不道而狠下毒手，千方百计把她们的这个优势毁掉。有时，她亲自动手，把女囚的乳房抽烂；有时，她把这个任务交给女看守；有时，她还会请来一个绰号叫“神鞭”的党卫军恶棍。他的绝技是在几米之外，用一根极长的牛鞭，把女囚的奶头抽断；而且迄今为止保持百发百中的记录。在比克瑙分营，至少五六十个女国的乳房被她无情地毁掉，而且其中大多数人仍没有逃脱被杀死的命运。

怀孕的女囚也是格蕾泽打击的重点，她的逻辑是：说不定这个犹太娘们会生出一个长大后比我还美的小崽子。她一旦发现某个女囚有怀孕的迹象，马上就打发她进毒气室；有时还要朝孕妇的腹部一阵猛踢，直到把她踢得流产或者被折磨死。

至于挑选出已不适合劳动的女囚进毒气室这个主要业务，格蕾泽反倒不是很热心，因为那些衰老、于瘦、拖儿带女的女囚，无论哪一个也不会在相貌上对她构成威胁。她不止一次把这项工作交给对此津津乐道的女营副看守长哈斯女士。但是，有一点她决不含糊，那就是，无论哈斯准备把多少名女囚送进毒气室，她都会毫不犹豫地签字表示同意。

直到被押上贝尔森集中营审判案的被告席，格蕾泽才领会到惊恐和忧愁的滋味。她曾经大喊冤枉，因为所有一切的罪行都是按上峰的指令执行的，她作为一个小女子怎能抗命不遵。

格蕾泽也曾效法那个曾被她鄙夷不屑的犹太姑娘的做法，在死神降临之前自报“我才22岁呀”的妙龄，企图引起人们的怜悯；她也曾破釜沉舟，悄悄地拉着一个英国老法官的衣袖，用不流利的英语说，我愿意当你的女仆，伺候你一辈子，包括陪你上床。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甚至连强调应用德国的法律对纳粹战犯进行定罪和量刑的英国法官，也认为格蕾泽十恶不赦。那位上了年纪的法官，望着格蕾泽如花似玉的美貌，未尝没有一丝心动。然而，按照哪一国的法律，格蕾泽的罪恶都只能判处死刑。他万般无奈地对格蕾泽说：“姑娘，我实在无法帮助你，你的罪孽实在太大了。在你心中，到底还有没有上帝呀？”

二战时的纳粹女兵生活照

薇拉·莎尔弗夸特——为虎作伥，害命取乐

从她被人们亲呢地称做“维罗尼卡”（意即“小薇拉”）时起，左邻右舍就不约而同地喜欢上了这个漂亮出众的小姑娘。不过，由于父母过分的溺爱，她长大后变得相当自私，薄情寡义。

那一年大学毕业，薇拉·莎尔弗夸特最要好的一个女友邀她见见自己的男友。薇拉一见到那位英俊的、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就为他的相貌与才华所倾倒。

第二天，薇拉就给自己的心上人（其实是别人的心上人）寄去一封毫不掩饰地袒露自己爱情的信。而且，自此一发不可收拾，隔三差五地给那位英俊少年写情书，而丝毫不考虑女友的利益。薇拉如此厚颜无耻地充当第三者，导致了女友同她绝交。

后来，薇拉也得到了心仪已久的白马王子。他是一位律师，耶拿大学的高材生；相貌比起前女友的那一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况且，小伙子很是体贴人，对薇拉关照得无微不至。但是，1933年1月以后，薇拉的丈夫开始运交华盖，因为他是犹太人。

起初，薇拉认为，这可能同欧洲各国早就存在的排犹运动一样，闹上一阵就会缓和下来。孰料，自1938年以来，犹太人的命运每况愈下，就连同犹太人结婚的雅利安妇女的日子也是日益艰难。

这一天，医院院长满脸严肃地对她宣布：莎尔弗夸特女士，鉴于你是犹太人的妻子，不能晋升为主治医生。这是上级的规定，抱歉。聪明、能于又极富上进心的薇拉顿时如同五雷贯顶，痛哭失声。不过，她不是憎恨纳粹制度，而是憎恨自己的丈夫，是他拖累了自己。从此，她不再为他做饭，也很少同他谈话，后来干脆回了娘家。T4行动开始不久，薇拉就获知到其中的奥秘。

薇拉假意带着患有轻微精神病的小姑去看病。眼看着医生把小姑送进“淋浴室”消灭掉，她心里感到出了一口恶气。

1943年1月，4000多名同犹太男子结婚的日耳曼妇女，为了保护自己的丈夫免遭进集中营的厄运，勇敢地在柏林的大街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迫使希特勒放回了她们的丈夫。

与此同时，薇拉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却冷漠无情地宣布同犹太丈夫离婚，听任他被关进集中营。然而，由于有人诬告她暗中接济犹太人，她还是被开除公职，并送进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进行思想改造。

作为日耳曼人，薇拉在集中营的生活条件比其他民族的女国优越得多，劳动也轻得多，她和所有的德国女囚一样，可以保留长发，每天有充分的水供她洗浴和洗衣服，24小时内可以随时去厕所，不从事累活、脏活，干活可以戴上手套，来月经即可免于出工，餐餐都可以吃到肉食或香肠……

非日耳曼女囚简直羡慕死了，但薇拉还是感觉不可容忍，无法承受。她提出要去当营妓，因为干这个行当就完全摆脱了体力劳动，吃穿也会加倍地改善。可是女舍长没等她说完，就给了她一个耳光，并大骂她无耻；因为在那里，甚至立功受奖的非犹太人卡波，都有权获得性服务。

最后，薇拉想到了告密。此后，她随时留意女囚们的一言一行，稍微沾边的，她便悄悄地密报给看守长，并且添油加醋。这些被告密的女囚，不是遭到公开鞭答，就是被送进刑罚室。于是，她受到看守长多萝塞亚·宾兹的赏识。“莎尔弗夸特女士”，看守长第一次称呼她的姓氏，而不是喊她第36508号囚犯，“看来你的思想大有转变，为了表示对你的奖励，我决定调你去青年集中营卫生所当护士。如果你工作称职，我还要进一步重用你。”薇拉千恩万谢，当天就上任去了。

上班的第一天，党卫军护士长玛赛尔吩咐薇拉，去给那三个犹太母狗静脉注射，随后两手叉腰，冷眼看她如何操作。

注射后也就是过了五六分钟，那三个犹太妇女很快摔倒在地，嘴角、鼻孔、眼睛都淌出鲜血，几声急促的呼吸后，全部断了气。薇拉没有露出任何惊恐的神色，她用力踢了踢尸体，冷冷地说，“你们早就该死了。”

此时，玛赛尔女士发话了：“看来你还有点种族觉悟。你这里的病人基本上都是犹太人。头疼脑热的，还可以给她们一点药；病情严重的，你就送她们回老家。喏，这个灰色纸盒里面的针剂，就是你刚才用过的催命灵丹。今后你要是干得出色，我就发给你党卫军的制服；到那时，你的待遇就同我们一样了。”

薇拉听完这番训示，乐得心花怒放：这可真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既可以受到重视，提高待遇；又能合理合法地杀死犹太人，解自己心中郁闷多年的恶气。她连忙向护士长深深鞠躬，表示一定照她的指示办理。

没多久，薇拉又进一步展示了她的种族觉悟：一天旁晚，230名斯洛伐克犹太妇女被送到诊所附近的一个临时性帐篷中。薇拉发现她们绝大多数是老太太、女孩、孕妇和残疾妇女，知道她们属于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头脑中迅速生成。

一经请示，玛赛尔女士连连点头，称赞道：“想不到你还真有两下子。”次日清晨，薇拉和几个党卫军护士来到帐篷中：“营里现在正流行霍乱，为了你们的健康，长官命令我们给你们发预防药，请尽快服用。”

说着命令她们10人一组，排队到诊所去服药。当薇拉把一包包掺上氰化钾的粉末发到每个女囚手里，并看着她们口服下去后，她得意地笑了。

只有半天工夫，230名犹太妇女的尸体，已经出现在送往焚尸场的路上。薇拉的心计没有白费，玛赛尔已确信薇拉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同伙，她成了诊所的负责人，甚至党卫军女护士希勒也要听她调遣。她也有了决定犹太妇女生死的大权，现在该淋漓尽致地运用了。

从这天起，患病犹太妇女的死亡率更高了。对于来诊病的犹太女囚，除去极少数身高马大、步履强健的少女，薇拉大都把她们带到注射室。她亲自从灰色纸盒内取出针剂，监视几个女囚护士给她们注射；有时觉得女囚护士手脚太不利索，就夺过注射器，自己给犹太人女囚打针。

有一次，一个比较年轻的女囚，经过注射后，居然倒地后没有很快死去，而是喊叫起来，骂薇拉是杀人犯。薇拉急了，硬是把一块抹布塞进她嘴里，使她窒息而死。

工作得时间越长，薇拉也就越像一个党卫军刽子手。这大，她接待了一对前来就诊的犹太母女。薇拉感觉那位少女体质尚佳，就给了她一些药，打发她赶快走，留下老太太单独收拾。不料少女已经听到不少集中营医院秘密地注射杀人的传闻，又当过医务人员，非要问清母亲的病情，并且要陪着母亲接受治疗。

这样一以来，老太太也从注射室里走出来，不肯接受注射了。“简直是没有王法了”，薇拉大吼起来。她喊来两名党卫军士兵，把少女毒打一顿后按在地板上，勒她的脖子，迫使她张开嘴，然后把一瓶贴着骷髅标记的毒液全部灌了进去。

看着少女不再喘气，薇拉又转向由于悲愤而不能走动的母亲，“现在该打针了吧，老太婆”，说着她把老人连拖带搡地拉进注射室。“给她点颜色看看，往心脏部位扎”，她气呼呼地拿过一个针头超长的注射器，猛地一下子扎了进去。“刽子手”，老太大喊了一声就闭上了眼睛。

那几个女囚护士，看着藏拉的残忍行径，都惊呆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一传十，十传百，闻知薇拉如此残暴，犹太女囚们于是鲜少光临医院。

薇拉自有她的办法，她模仿着希特劳斯基、欧勃霍泽、容塔克、霍夫曼等纳粹医生、护士的做法，到女四们的囚舍里面寻找目标，并由党卫军士兵押送到诊所进行死亡注射。

在两年左右的时间，经薇拉亲手杀害或由她监督着被杀害的犹太女囚，竟超过500人。她对犹太人横加报复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正当玛赛尔女士将晋升薇拉·莎尔夫夸特为党卫军下士的报告呈送上峰之时，苏联红军解放了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来不及逃走的薇拉，被愤怒的女因打得鼻青脸肿，若非苏军官兵苦苦相劝，为的是将来审判她，她当时就会见阎王。许多女因对她的憎恶，甚至已经超过对玛赛尔的憎恶。

只是当薇拉出现在汉堡审判纳粹战犯法庭的被告席上的时候，她才反复强调自己的女囚身份，强调自己是犹太人的妻子，为的是让法官承认她的受害者身份。

然而，没有一个女囚给薇拉做证，承认她是被迫担任护士的普通女囚；相反，人们接连不断地控诉她的一件件令人发指的罪行，证明她并非什么受害者，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战犯，同穿制服的党卫军罪犯并无二致；并一致要求将她处以死刑。

法庭经过认真调查取证，接受了众多受害者的强烈要求：1946年，在波兰举行的玛伊达奈克集中营审判案中，薇拉和爱尔萨·埃利希作为该案的第三号主犯被法庭宣判了死刑，并在不久以后执行绞决，终年不满35岁。

不少当年玛伊达奈克集中营幸存的囚犯，闻此消息笑逐言开，纷纷端起满杯的香摈酒开怀畅饮；并且奔走相告，欢庆上帝惩罚了那个戴着美女面具的魔鬼。

“美女战俘”怎么叫“坏人”给毁了？

熟悉历史的人，很容易描述战争囚犯的痛苦生活，却很难勾勒著名“女战俘”的精神世界。说心里话，每位战俘都像生活在黑暗的地狱里，尤其是曾经地位显赫、生活荣耀的美女们，她们一天一天地熬着没有尽头的被俘岁月。举个例子吧，隋炀帝的老婆遭擒之后，同样过着乱七八糟的痛苦生活。

大隋开皇二年，也就是公元582年。由双方父母做主，13岁的“晋王”杨广娶了12岁的萧氏。他们共同生活到杨广被杀。618年春天，隋炀帝被勒死。作为“战俘”，萧皇后落在了权臣宇文化及手里。（下图：隋炀帝——杨广，多情而荒淫。）《隋书·列传》交代得非常艺术：“化及于是入据六宫，其自奉养，一如炀帝故事。”胜利者霸占六宫，和隋炀帝生前一模一样。萧氏的处境可想而知，俘虏还能怎么样？甭耍娘娘脾气了，休说什么尊严、高贵；想活，就得逆来顺受。这个仪态万方的女人定然成了宇文化及的囊中之物。

常说，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到这个岁数，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从“二八妙龄”起，十年就能消耗了她们一大半青春。只有非常奇特的女性例外，比如，埃及艳后——克莉奥佩特拉，她生完孩子之后，仍叫恺撒和安东尼两位罗马英雄神魂颠倒。萧氏就是这种奇女子，步入中年，仍旧端庄、俊美。宇文化及从这位大美人身上，获取了帝王的幻觉。619年，他居然跑到魏县，关起门来当皇帝。（下图：隋炀帝和萧皇后的夫妇“泥塑”。）

皇帝，永远是天下的“头彩”，除非足够强大，否则谁觊觎，谁挨揍。宇文化及的狂妄行为，马上招来灭顶之灾——争头彩的窦建德杀上门来。窦建德是农民义军的领袖，如今兵强马壮，腰杆儿粗得很呢。他自称“大夏王”，口口声声为死去的杨广报仇。聊城一仗，窦建德动用抛石头的“撞车”，四面攻城。这种原始“土炮”，杀伤力强大，聊城随即失陷。

萧氏再次面临当俘虏的额噩运。这回，她想死了。既不哆嗦，也不哭闹，面无表情地等待死亡。所幸，抢救及时，而且碰上了“忠于大隋”的窦建德。萧氏用不着投井上吊抹脖子了，战胜者居然对她非常“礼遇”，《旧唐书·列传》里说：“建德入城，先谒隋萧皇后，与语称臣。”尽管没上绳索，未遭关押，窦建德还毕恭毕敬地给她施君臣大礼，萧氏依然未获自由。与其说她被解救，还不如说被“接管”。一个徒有虚名的前朝皇后，有什么资格在义军营寨里养尊处优呢？

传闻，窦建德霸占了萧氏，惜乎尚未见到过硬的文献。单凭《旧唐书》这段记载，就能猜个大概：“建德每平城破阵，所得资财，并散赏诸将，一无所取。又不啖肉，常食唯有菜蔬、脱粟之饭。其妻曹氏不衣纨绮，所使婢妾才十数人。至此，得宫人以千数，并有容色，应时放散。”有理由相信，在窦建德那儿，萧氏似未受辱。这是义军的政治需要，也受周围条件的制约。其一，窦建德人品正派，还堕落不到霸占女俘的地步；其二，窦建德身边蹲着一只“母老虎”，老婆曹氏几乎寸步不离，看得很紧；其三，萧氏留驻时间并不长，约摸两三个月后，就被突厥人接走了。

突厥，野蛮的“胡俗”令中原人心惊肉跳。在没有血缘的前提下，儿子可以继承父辈的女人，弟弟能够再娶兄长的妻妾。胡俗当头，女性就更像牲口了。（下图：后人描绘萧皇后的花容月貌。）

突厥的义成公主，从窦建德手上要走了萧氏。20年前，杨坚把这位宗室之女，嫁给启明可汗。后来，丈夫死了，便改嫁“儿子辈”的始毕可汗、处罗可汗和颉利可汗。从杨广那儿论，义成公主得叫萧氏一声“嫂子”。姑嫂重逢，也算有了依靠。《隋书》一笔带过：“突厥处罗可汗遣使迎后于洺州，建德不敢留，遂入于虏庭。”不管情愿不情愿，萧氏就这么身不由己地走了。一个孤苦伶仃的落难寡妇，没有挑拣的权利，命把你推到哪儿，就落到哪儿。谁都能猜到，可汗身边的女人必须无条件地“从其胡俗”，萧氏和义成公主共同纳入了处罗可汗的寝帐。后来，处罗可汗死了，姑嫂两个又顺理成章地嫁给他的弟弟——颉利可汗……

萧氏早就断了重返长安的念头。既已国破家亡，江南春雨、中原杏花对自己还有什么意义呢？不如在这荒蛮的塞外，了此残生吧。所幸，还有个小孙子杨正道做伴儿哩。杨门骨血，是她最后的一点安慰了。公元630年，年届花甲的萧氏，含泪回长安。此时，突厥大败，义成公主死了，颉利可汗遭擒。按理说，萧氏仍属“战俘”。她特殊的身份，居然赢得大唐礼遇。长安城里的萧氏，深居简出，又孤独地生活了18年。“贞观二十一年）庚子，隋萧后卒。诏复其位号，谥曰愍；使三品护葬，备卤簿仪卫，送至江都，与炀帝合葬。”《资治通鉴·唐纪》里说，萧皇后死后，还是回到了丈夫身边，她当了半辈子“战俘”，心里装的还是杨广。倘若隋炀帝泉下有知，也该满足了。

第二章　古代社会

民国妓院“黑话”盘点：越是上等的妓女就越悲哀

我在这里住了很多年，经历过民国时期的混乱，对这里的事情还是有些了解的，比如这里人经常说的一些土话，可能现代人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在那个年代有一个说法叫“捧上车”、“捧下车”。当年几乎所有的妓院里都有唱大鼓的，这些话全部都是从大鼓艺人那里听来的。到了大年二十六七的时候，唱大鼓的就开始回家过年了，这就叫“下车”。唱大鼓的回家了，这里就会安静好多，但人还是非常多。过年的前后，很多人兜里都有点钱了，逛妓院的人也就相对多了。像三等妓院这种地方，安静不了几天，一般正月初二就又开始唱了，这就叫“上车”。当年有钱人捧唱大鼓的，可是非常有讲究的。解放后很多著名演员，以前就是在妓院里面唱大鼓的。我听说唱《杨乃武和小白菜》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戏班，最早就是在妓院里唱大鼓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弄一个桌子，弄两盏灯，点上蜡，又打鼓又敲锣的，等到这些功夫做足了，也差不多凌晨了。

记得那时候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打茶围。所谓“打茶围”，就是嫖客亲自或派人到妓院去点名叫妓女，或者与妓女一起喝茶聊天，或者是听善唱的妓女弹唱一曲。嫖客进门，照例由老鸨或妓女亲自端茶，由妓女亲自端出干鲜果品来，行话叫做“装干湿”，说俗点也叫“敬瓜子”，临走的时候，就把一块钱茶资放在果盘中，给妓女一块钱，这叫“盘子钱”。当然，愿意多给，更显得嫖客有气派。实际上这是嫖客与妓女“联络感情”的手段，也是嫖客选择妓女的过程。

当时的一二等妓院里，很多妓女是非常讲究情调的，聊聊才艺、唱唱小曲、喝喝茶后，才会与嫖客一起到房间里“行事儿”。更讲究一点的，甚至安排的是嫖客与妓女可以讲点情调的地方，让双方增进些感情。当然，并不是让他们恋爱，这样的话，老鸨就亏了，她才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到这样档次的妓院来的人，有钱也讲究点情调，只有抓住这些人的心了，才能挣回更多的钱，老鸨们并不傻。如果有嫖客与妓女产生了感情，想让妓女从良的话，那老鸨可就不干了。按照常理来看，嫖客能够下决心为妓女赎身，证明这个妓女本身就有价值，如果给赎走了，那老鸨还得下力气去重新培养一个新的，对她来说，不划算。在这样高等级的妓院里，并不是嫖客一进门就与妓女上床，是必须经过多次打茶围、叫局、吃花酒，所谓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础之后，才可以开口提留宿的。

然后说说“出局”，所谓出局就是嫖客把妓女叫到家里或饭店去陪酒，价格每次一至三块，不过，也有很多有钱人家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力，会多给妓女点钱。当然，出局不是随便就把人带走的，要有凭据的，否则妓女跑了，老鸨找谁要人去啊？所以还有一种东西叫“局票”，也就是叫妓女的条子，类似现在的收据，或者白条，总之是让嫖客留个证据性的东西给妓院。我见过局票，觉得还挺正规的，都是印刷的条子，不是人自己写上去的。好像一张局票一般只能叫一个妓女，如果是一帮少爷聚会的话，就出的多了，但如果在一家妓院中叫两个妓女，也可以只写一张局票。如果所叫妓女正在别处出局或因病不能出局，妓院老板会叫人去催，要求“转局”，或者另派一名妓女代为出局，称为“代局”。熟客叫局，不必当时付钱，而是由妓院的账房根据局票写在账上，称为“局账”，每年端午、中秋、年关之前结算，叫做“清局账”。如果到了结账的时候，嫖客以出门或者其他借口赖账不给钱的，叫“漂局账”。在嫖客圈子里，如果漂局账，那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妓女出局，除了事先约定的之外，一般都是先由嫖客到饭店定好了酒席，然后填写饭店提供的局票，派人送去各家妓院。妓院接到局票，如果所点的妓女在家，就立刻派轿子把人送过去，档次高的妓女还带着伺候她的人，手里拿着琵琶和水烟筒之类的跟着，这也有一个说法，叫做“跟局”。身价越高的妓女跟局的人越多，而且有自己的专用轿子和轿夫，这也是这个圈子里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但如果点的是清倌人，通常就不这么办了。一般清倌人的年纪比较小，没多少分量，就叫一个捞毛的用肩膀“扛”着去出局。我在我们单位的图书馆就见过一张扛妓女出局的照片。我虽然从小就住这里，但这么出局的还是第一次见，很新鲜，所以印象很深。据说这种出局的情况在南方比较多。清倌人最小八九岁就出局。当时忙于应酬的非生意中人，往往喜欢叫清倌人的局，一是资费低，二来表示自己并不贪恋女色，只不过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或者应付场面，三者清倌人刚刚开始学唱，往往唱得认真，不像红倌人那样应付了事。

还有“金叉”、“银叉”的说法。金叉就是有钱的，像逛妓院的大商铺的少老板，人家有钱啊，坐着包月车，想什么时候用车就什么时候走，这是金叉。当年金叉可不多，只要哪家妓院里出现金叉，那这妓院就有了资本，因为只要有钱的人到那里去逛，肯定是那里有漂亮的妓女，或者这妓女有什么绝活儿，比如会唱小曲什么的。有人就骂：“谁给你抗的这管叉啊？”就是冲着这种人来的。那时候只有做买卖的才有钱，但做买卖的虽然有钱，也属于下九流，没什么势力。银叉就是有势力的，像什么警察局长、宪兵队长或者他们的哥们儿这类人，人们就管他们叫银叉。这些人逛窑子，可是一分钱都不花的。他们这样可以，但如果别人想这样，马上侦缉队的就给你抓走。还有铜叉，就是地痞流氓，不但穷横还不讲理，敢玩命的。还有一个词叫“抗叉”，一般就是指铜叉这些人逛窑子不给钱，还特别不讲理，这就是抗叉。

还有“喝汁儿”。那个时候在八大胡同经常听到一句话：“嘿，哥们儿，最近发财了吧？请我喝汁儿。”就是别人花钱请去妓院消费的意思。还有一个词叫“出堂差”，就是妓女应召到私家堂会上应酬或献艺。开头以唱为主，发展到后来，由于许多妓女唱得不好甚至根本不会唱，于是演变成以陪酒为主，与嫖客之间的距离，也不讲究“相距一尺”的规矩了，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开始“零距离”了。当然，一等妓院的妓女通常来讲都是会说会唱的，如果不能说唱，那么这个妓院的“名声”就会坏掉，妓女也就不那么值钱了。所以，一等妓院的老鸨是不会让她的姑娘们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还有一种对妓女的称呼，叫“小清倌”。一二等妓院的妓女，通常也被称为“倌人”，你总不能见面就叫人家妓女吧？人们干脆以倌人称呼她们。倌人又分为两大类：正式留客过夜以前叫做“小清倌”。小清倌第一次留客，叫做“开包”或“开宝”，比较隆重，跟大户人家少爷结婚是一样的排场，一样披红挂彩拜天地，称为“点大蜡烛”。色艺较好的清倌人破身，除了高昂的“开包钱”，还要做四季衣服、家具、被褥衾枕以及金银翡翠等首饰，动辄好几千两银子。一般说来，有档次的妓院里的清倌人破身并不太早，等到把小曲啊、歌赋啊学会了，一般也过了十六七岁，基本成人了。老鸨们是很会经营的，只有这个时候给妓女“开包”，才不会亏本。否则女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价钱也就不会太高。但如果客人发现妓院弄虚作假，清倌并不是处女，那么妓院是要包赔客人损失的。清倌人破身以后，就开始真正过上妓女的生活了。当然，被开包后妓女还是按照自身的价值分等级的，长得漂亮的，等级自然会高，如果长相不好，则会被卖到低一级的妓院里去。另一类倌人就是已经被客人“开包”的，被俗称为“姑娘”。

高级妓院里妓女的房间布置也比较豪华，并且穿戴也讲究，一支银水烟筒就镶金嵌玉，价值一千多两银子。当年的很多社会潮流其实都是由妓女引领的，因为妓女们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思想也比较开放，穿戴也自然不一样。但还是别忘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妓女挣不来钱，老鸨是不会给她好脸色的，更别提穿金戴银了。其实嫖客自己都明白。这样除了比较受客人的欢迎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妓女之间也是互相攀比的。即使是生意不好的妓女，也要讲究排场。因为这个，她们往往外强中干，负债累累，加上有的妓女吸大烟，就更加穷困潦倒，只有不断地接客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

妓院中人对嫖客也有专门的称呼，这些称呼往往是根据客人的年龄和身份叫的，一般都叫“某老爷”和“某大少”，如果是官家子弟，则根据排行叫“张大公子”、“李二公子”。这种叫法，我们在电影电视中经常可以看到。如果是经常在妓院过夜的熟客，妓院里的说法就是叫“姐夫”，有的在前面还加上姓氏。不但妓女、大姐、杂工可以这样叫，连老鸨子也可以这样叫。

上等妓女有她们的悲哀，野鸡或者暗娼过的日子就更悲惨了。野鸡是连妓院都没有的最下等的妓女，民间有“野鸡没窝儿，栖无定所”的说法，因此把这种没有妓院的妓女称为“野鸡”。她们一部分是被典卖或被拐卖的良家女子，有的还只有十三四岁，没有人身自由；一部分是因天灾人祸流落他乡，走投无路后不得已而操皮肉生涯，虽然有人身自由，但同样处境悲惨。其中也包括一部分为生活所迫而出卖色相的暗娼。她们一般都是晚间在马路上拉客，拉到客人以后，或住小旅馆，或到野鸡的住处将就一夜。只要看见马路上有单身客人特别是外地的客人，她们就搭讪问是不是愿意找个姑娘陪，如果不答应，就动手拉。野鸡是民国娼妓中的末流，但是人数众多。

很多人都知道妓女从良这种说法。妓女从良，也是让老鸨们头疼的事情，因为吃不准到底这个妓女从良是能给自己带来钱财，还是让自己赔本。能为妓女从良，说明客人对这个妓女已经有了感情，而这个阶段的妓女，一般都是妓院里的摇钱树，或者叫顶梁柱。遇到大方、肯花钱的客人，老鸨们通常还是比较高兴的，妓女岁数大了在妓院里是不吃香的，老鸨们也希望能尽早有人为她们赎身，好借此大大发一笔“卖人”财，何乐而不为呢？

遇到手头紧不肯多花钱，但又非常有势力的客人，是老鸨最头疼的时候，因为想挣钱也挣不到了，而且又要失去一个可以为自己带来钱财的妓女。这时候，老鸨们要看妓女的岁数，如果岁数比较大了，就狠狠心把她嫁了了事；如果妓女岁数还小，那老鸨死活也要想办法多捞点钱，能捞多少算多少，反正妓女大都来路不明，无非诈骗拐带、诱惑私逃而来。

元首各怀鬼胎：二次世界大战都“糊弄”了谁

各国元首各怀鬼胎

1942年8月12日，英国首相丘吉尔来到了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丘吉尔首相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元帅进行了一次决定英国战略的对话，严格地说，那是一次为了英国利益与苏联摊牌的对话。“据我理解，你们是不能用大量兵力来开辟第二战场，甚至也不愿意用6个师登陆了？”斯大林说的这6个师，是根据丘吉尔的说法推算出来的。因为丘吉尔告诉斯大林说，在英美计划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军队中，巴顿少将指挥的美军第7集团军和蒙哥马利元帅指挥的英军第8集团军，都有6个师。在和丘吉尔谈判之前，斯大林已经知道，英美盟军的这6个师将不在欧洲登陆，而是选择在北非登陆。在1942年的早些时候，罗斯福总统曾经轻率地答应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苏联可以指望美英军队在1943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以减轻苏联与希特勒单打独斗的压力。“的确如此，”丘吉尔回答说：“我们能够用6个师登陆，但这样的登陆有害无益。”

斯大林近乎不屑地笑了笑，反驳说：“我不能理解你的‘有害无益’。对于战争，我和你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不准备冒险，就不能获得胜利。”顿了顿之后，斯大林带着嘲笑的口吻说：“为什么你们这样害怕德军呢？军队必须在战斗中流血。假如不使军队流血，你就不了解军队的力量。”

被斯大林驳得体无完肤的丘吉尔咽了口唾沫，打开了一幅南欧、地中海和北非的地图。“欧洲第二战场并不是唯一的第二战场，”丘吉尔有几分神秘地对斯大林解释说：美英两国已经决定进行代号为“火炬”的登陆战役。该战役的目的就是以7个美国师和5个英国师的兵力占领法属北非。至于把战场放到远离欧洲的北非而不是直接在欧洲登陆的原因，丘吉尔解释说，这样做可以迅速肃清地中海的敌人，获得轰炸意大利的基地，从而威胁希特勒在欧洲的腹部。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丘吉尔边说边画了一张鳄鱼图，对斯大林说：“我们在打鳄鱼的硬鼻子时，也要攻击它柔软的腹部。”而希特勒“柔软的腹部”在哪里呢，从丘吉尔的地图上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地中海。

丘吉尔关于“柔软的腹部”的描述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它却包藏了英国秘而不宣的国家战略。按照丘吉尔的设计，美英盟军首先要解放北非大陆，而那里是英国传统的殖民地。稳定非洲局面后，英美盟军再控制地中海，取得进攻欧洲大陆的跳板。在此基础上向德国本土发动进攻，盟军将最大限度地压缩苏联在德国的战略空间。盟军在战胜德国的同时，把苏联对欧洲的扩张局限于苏联现在的领土。如果按照斯大林的意图，美英盟军从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话，一方面美英盟军不得不在法国的北部港口与德军硬碰硬，加大美英盟军的伤亡。另一方面，盟军将不得不和苏联夹击德国，这样，整个东欧将完全沦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当然是丘吉尔要努力避免的，而罗斯福当然支持丘吉尔。伦敦和华盛顿想让苏联尽可能多地消灭纳粹的力量，却不想让莫斯科在欧洲捞到便宜，丘吉尔只好用“柔软的腹部”的鳄鱼理论，来糊弄斯大林。

斯大林当然也看出了丘吉尔的司马昭之心，他坚持在法国北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一方面这是战胜希特勒最快速和最便捷的途径，另一方面，如果美英军队从法国登陆，苏军就可以从东面协同进攻德国，从而在德国的周围培植亲莫斯科势力。

在共同的敌人纳粹面前，美英盟军和苏联军队理应同仇敌忾。但是没有办法，源于意识形态的斗争早在战胜希特勒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与其说是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狡诈，不如说是人类的劣根性。这样的劣根性培植了“实力决定话语权”的伦理观，也给人类自我戕害找到了根源。

在这样的劣根性面前，斯大林其实没有更多选择。德军在6000公里的苏联国境线上陈兵百万，莫斯科已经被德军60个师层层围困，美英的算盘纵然自私自利，但至少能牵制一部分德军的力量。如果盟军在北非登陆的战斗足够激烈，甚至有可能把希特勒的注意力从苏联引开。一言以蔽之，美英军队无论在哪里登陆，有总比没有要好。再说，斯大林也没有更多的牌可以打，毕竟希特勒还在苏联的国土上耀武扬威，他的确需要美英军队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只好退而求其次，同意美英盟军把第二战场转移到北非。

斯大林同意了美英在北非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罗斯福也同意美军尽快开赴战场，巴顿将军的6个师已经枕戈待旦，只要艾森豪威尔一声令下，即可万船齐发，浩瀚的大西洋就将成为美国军队的点兵场。英国的战略部署已经完成，丘吉尔这下如愿以偿了。现在，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就要粉墨登场，执行首相的战略意图了。

1943年10月间，蒙哥马利在北非地区秘密组织了11个师和4个独立旅，总数达到23万人的兵力，准备对德国在非洲的精锐师团展开反攻。此前，蒙哥马利已经被告知，对德国的反攻可以不必考虑代价，因为艾森豪威尔麾下的十万大军很快就会跨越大西洋在地中海沿岸登陆。而此时，纳粹德国在西非和北非的驻军有12个师，大约10万余人，主要部署在埃及北部濒临地中海、红海的边缘地带，防御着从地中海沿岸至卡塔拉盆地之间的狭长地带，司令部就设在埃及北部风景如画的小镇阿拉曼。

1942年10月23日，蒙哥马利的军队在德军阵地两翼同时发动进攻，拉开了阿拉曼战役的序幕。经过了12天浴血奋战，在付出了伤亡1.35万人的重大代价后，德军非洲统帅隆美尔被击溃，英军取得了阿拉曼战役的胜利。阿拉曼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非战场的转折点，是丘吉尔眼里“命运的关键”。用丘吉尔首相的话说：“在阿拉曼战役以前我们是战无不败；在阿拉曼战役以后，我们是战无不胜。”

但是阿拉曼战役只是英国表面上的胜利，德军的主力并没有被消灭，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不愧是机动作战的行家里手。在蒙哥马利的前后夹击下，隆美尔以主动撤退代替被动防御，将陷于被动作战的德军非洲军团从沙漠中撤出来，转移到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并在那里与德意军团会师，成为一支威胁盟军的有生力量。

巴顿“在北美海滩，我不成功，便成仁！”

在阿拉曼战役打响的同一时刻，美军坦克部队的指挥官小乔治·S。巴顿将军离开加利福尼亚的沙漠训练中心，提前结束了他对第二装甲师的训练。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命令，他将指挥美军第7集团军，执行在北非登陆的作战计划，盟军总部把这个计划称为“火炬”计划，寓意很清楚，美英盟军将点亮北非，从而给整个地中海地区带来新的希望。在“火炬”计划报给总统批复之前，巴顿将军以个人身份积极向艾森豪威尔请战。他的请战书很简单：“艾克，要是能投入战斗，我他妈的愿意当一名少尉。”

大军开拔前，巴顿来到了医院，向自己的老上司——美军唯一一位特级五星上将潘兴告别。这位一生戎马倥偬的将军已经老态龙钟，但是见到身着戎装的巴顿后，将军“仿佛年轻了25岁”。对于自己曾经的副官能够统帅美军最精锐的部队赴欧洲作战，潘兴将军很高兴。他抚摸着自己赠送给巴顿的那把手枪——枪柄上镶嵌着一颗巨大的蓝宝石，嘱咐巴顿说：“我希望你用他打死几个德国人。”

和老上司告别后，巴顿回家收拾了一下行李，给妻子留下一封遗书，要求妻子承诺“只有在确信我真的死了”之后，才能打开这封信。然后，他前往白宫，向罗斯福总统辞行。和总统告别时，巴顿敬了个军礼，庄重地说：“总统阁下，我只想对您说，在北非海滩，我不成功，便成仁。”

1942年10月23日夜，位于美国东海岸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军港笼罩在薄薄的雾霭中。凌晨2点30分，巴顿少将登上了由海军少将休伊特亲自指挥的“奥古斯塔”号驱逐舰，向舰队下达了“开拔”的命令。由36艘运输舰和油料船组成的特混舰队，在68艘军舰的护卫下，满载着第7军的全体将士，浩浩荡荡地驶入大西洋，开始了这次行程达5500海里的征程。

根据“火炬”计划的总体部署，巴顿率领的美军第7军是北非登陆的西线军团，他们将在摩洛哥北部海港卡萨布兰卡登陆。东部和中部特混舰队由16艘航空母舰、7艘战列舰、9艘巡洋舰以及其他各类650艘舰艇组成，分别由一位英国海军少将和一位英国海军准将指挥。他们的登陆点，则是阿尔及利亚濒临地中海的两个城市：西北部的海港城市奥兰、东北部的海港城市阿尔及尔。“万事皆备，该锁上办公室了。”当三支舰队从美、英两地分别前往北非预定登陆点时，坐镇伦敦的盟军最高长官艾森豪威尔也飞赴前线。在5架B-29空中堡垒轰炸机的护航下，艾森豪威尔飞抵了西班牙南部城市直布罗陀。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这里，艾森豪威尔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三支从大西洋驶来的庞大舰队，通过狭长的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然后完成在法属北非的登陆。虽然西班牙的统治者佛朗哥早已经投靠了希特勒，但是当艾森豪威尔把他的指挥部设置在直布罗陀时，马德里居然保持了罕有的沉默。

为了最大限度地迷惑希特勒，当艾森豪威尔已经在直布罗陀潮湿的地下指挥所排兵布阵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出马，导演了一个艾森豪威尔正在华盛顿访问的骗局。罗斯福的努力看起来煞费苦心，但实际上收效甚微。因为三支庞大的舰队早已进入大西洋，要把这样庞大的船队掩蔽起来其实是不可能的。柏林和罗马都得到了消息，都在猜测这三支船队开向哪里。

11月7日下午7时，离盟军预定的登陆时间不足12小时之际，希特勒走进了设在专列上的会议室，参加每晚照例举行的军情汇报会。会上，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作战部长约德尔上将报告了最新的情报。根据约德尔在8个小时前得到的情报，盟军至少有5个师正在前往直布罗陀的船上。看起来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已经不再是问题了，问题是进入地中海之后，这三支舰队将在哪里登陆呢？“看来，他们极有可能在昔兰尼加登陆，以加强蒙哥马利第8集团军的力量，”约德尔上将对希特勒说，“英国人显然是冲着隆美尔元帅去的，他们的目的是巩固阿拉曼的战果，加速陆军元帅隆美尔部队的彻底覆灭……当然，这次行动也可能还有一个平行的目的，即要收复克里特岛，为同盟国在东地中海建立一个强大的堡垒。”“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不能完全排除他们要在马耳他，或在的黎波里，甚至在西西里登陆的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似乎不大。”在对敌人的行动作了多种可能的推测后，约德尔上将最后得出了一个毫不含糊的结论：“进攻北非的法属领地，是根本不可能的。”

几个小时后，约德尔上将所说的“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

1942年11月8日凌晨3时，满载着美英士兵的登陆舰突然出现在阿尔及利亚的首都——号称白色山城的阿尔及尔，这正是约德尔上将所说的“法属北非”。4个小时后，巴顿将军率领的美军第7集团军也在摩洛哥滨海重镇卡萨布兰卡登陆，这也是约德尔所说的“法属北非”。由于约德尔上将根本不相信美英盟军会在“法属北非”登陆，所以登陆的部队，几乎没有遭到有效的抵抗。

当整个欧洲都为美英军队突然出现在法属北非目瞪口呆时，贝当元帅的维希政府被推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根据与希特勒达成的协定，纳粹德国承认维希政府可以领导法国的条件，就是维希政府事实上必须和希特勒坐在一条船上。根据这个逻辑，美英盟军就是法国的敌人。很显然，驻守在北非的法国士兵，就有义务履行政府与希特勒达成的协定，把登陆北非的美英士兵赶回到大海里去。

美英盟军的确遭到了一定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真是糟透了，因为没有人给法军下达抵抗的命令，是否抵抗，或者抵抗到什么程度，基本上都是由驻守阵地的低级军官自行决定。本来就不想与盟军为敌的法国士兵，纷纷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放下武器的借口，盟军很快就肃清了法军的抵抗。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颇具讽刺意义的一幕，而这一幕，正是艾森豪威尔的杰作。

在确定“火炬”计划的登陆地点之后，艾森豪威尔就已经决定分裂敌人。作为马歇尔眼里“卓越的统帅”，艾森豪威尔的洞察力相当惊人，他早就看出了法国维希政府与希特勒之间貌合神离，加之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抵抗运动如火如荼，艾森豪威尔大胆地判断，法国并不想真正与盟军为敌，法国只是在等待时机，等待向盟军和纳粹的决战中胜出的那一方靠拢。法国既然骑墙，盟军自然就可以在法国和希特勒之间砌上一堵墙。

于是在盟军登陆前，艾森豪威尔就写信给法军驻守卡萨布兰卡的军事长官基罗，要他跟盟军合作。基罗见有机会扩大权力，就向艾森豪威尔漫天要价，要求盟军登陆后全部军队归他指挥。艾森豪威尔软中带硬地拒绝了他，理由是盟军中没有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法国军官怎么可能指挥美英两国的军人呢？

这个夜晚，基罗将军辗转难眠，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和盟军合作，但是艾森豪威尔说得很清楚，他只能带着自己的军队接受盟军的指挥。二是抵抗美英盟军，如果准备做盟军的敌人，基罗有一个现成的优势，他的顶头上司达尔朗将军此刻就在卡萨布兰卡。达尔朗是法国著名的军事将领，而且还担任着维希政府的副元首，是仅次于贝当元帅的法国第二号人物。基罗将军只要向达尔朗将军报告美英盟军的登陆计划，他就可以和达尔朗将军一起，连夜组织抵抗，让艾森豪威尔付出沉重的代价。胜利了，他是基地司令，自然功不可没；若是失败，则把责任推到达尔朗将军身上。

经过反复思考后，基罗最终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与盟军合作。这个决定背离了普通的逻辑，但是符合法国人的性格。这个决定意味着基罗将军可以继续拥有对法国军队的指挥权，但是却不能让达尔朗将军知道盟军将要登陆的真相。于是，基罗将军派卫兵守卫在达尔朗将军卧室的门前，以免任何人影响他继续睡觉，等艾森豪威尔的军队来了再说。

凌晨4点，达尔朗将军被枪声惊醒，准备与盟军合作的基罗将军假装跌跌撞撞地跑过来报告说，美国人从大西洋那边打过来了。恼羞成怒的达尔朗气急败坏地要求组织抵抗。但为时已晚，守卫阵地的法军军官和士兵，此时已经和美军士兵打成一片，正在兴高采烈地分享美国人的罐头呢。

同一时刻，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在华盛顿郊区一个隐蔽的别墅里度周末。当陆军部部长的电话打过来时，罗斯福盯着电话机一阵子，好像是不敢接听这个电话，最后，他颤巍巍地拿起听筒，手还有点发抖。但是等他放下电话时，已经笑逐颜开了，他对一起度周末的总统助理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伤亡较轻——比估计的数字低得多。感谢上帝！”

罗斯福“感谢上帝”的同一时刻，卡萨布兰卡的广播电台里，响起了他的声音，那是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建议，由总统提前录制好的录音讲话。在讲话中，罗斯福对法属非洲人民说：“我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是帮助你们击退侵略者……永恒的法兰西万岁！”

没有和法国政府打任何招呼，9万名美军士兵就突然登陆了法国人在非洲的殖民地，而美国总统却在广播里大言不惭地称法国人民是“我的朋友们”，还煞有介事地呼喊“法兰西万岁”的口号，这可真是让维希政府的首脑贝当元帅感到难堪。他立即写信给罗斯福：“今晚获悉你军进犯，我深感震恐与不安。你采取的行动，竟如此残酷无情。”

三足不鼎力：英、美、德抢占先机

艾森豪威尔在北非的突然登陆，让希特勒恼羞成怒。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立即派出一位高级军官前往维希，和贝当政府组成最高统帅部，共同阻击盟军。但是就在他指定的将军准备动身前往法国的一刻，希特勒从震怒中清醒过来，他改变了主意。因为希特勒意识到与被自己打败的法国联合作战是不切实际的，在德国人的刺刀下，法国人会觉得自己的和平是靠不住的，必须迫使法国人进行自觉的抵抗。如果法国人拒绝与德国合作，德国别无选择，只能占领法国。

美英盟军在北非登陆的当天，希特勒立即照会法国维希政府，声称要给法国提供军事援助，以帮助在北非的法国军队抵抗艾森豪威尔的军事占领。正在与盟军眉来眼去的维希政府避而不答，这种保留态度更加引起希特勒的猜疑。11月10日，也就是盟军在北非登陆两天后，希特勒终于忍不住了，他致电维希政府，要求它的政府总理立即赶往东普鲁士的狼窟大本营，参加轴心国的军事会议。会上，希特勒命令法国向轴心国军队开放突尼斯的全部港口和机场。突尼斯是法国的殖民地，夹在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之间，从突尼斯的基地出发，是反攻盟军的最佳地点。

从法国的殖民地对盟军发动进攻，就意味着法国再也不能骑墙。法国政府总理含糊其辞，推脱说，法国对意大利有意见因为1940年意大利对法国不宣而战。法国不能允许意大利的军队进入法国领土，这其实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法国总理的东拉西扯让希特勒忍无可忍，轴心国军事会议刚一结束，希特勒就命令德军和意大利军队一道，占领了法国全境，同时武力夺取了突尼斯原法国的海空军基地。

希特勒对法国的防范性入侵，让本来就是傀儡政府的维希政权失去了立足之地，也让身在北非的法国军官大为震怒。本来，达尔朗和基罗这样的高级将领并不打算与盟军全面合作，至少达尔朗他们还不想与希特勒翻脸。但是希特勒占领了法国，德国就在一夜之间成了全法国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达尔朗、基罗等法国将领与盟军合作还有什么障碍呢？

洞悉这一切的艾森豪威尔趁热打铁，立即从直布罗陀来到卡萨布兰卡，亲自批准了盟军与法国军队的合作计划，委任达尔朗为盟军占领区的高级专员兼海军总司令，原驻军司令基罗将军则任地面和空军部队总司令。就这样，艾森豪威尔不费一枪一弹就解除了敌人的武装，还凭空得到了原本可能抵抗的法国军队的指挥权。刚刚登陆北非的盟军部队立足未稳，却意外地得到了和平，罗斯福和丘吉尔自然乐观其成。艾森豪威尔对达尔朗的任命报告一到华盛顿和伦敦，就立即得到了批准。

艾森豪威尔虽然顺利地完成了北非登陆，然而纳粹军队并不是外强中干的。“火炬”计划虽然使他们措手不及，但是德军的反攻行动之快，的确出乎艾森豪威尔的预料。轴心国军队占领突尼斯获得港口和机场的控制权之后，马不停蹄地从西西里岛运来了大批的部队和装备，向盟军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反扑。最新型的斯图加俯冲轰炸机从云端里突然冒出来，在盟军头顶上俯冲轰炸，而盟军的飞机在德军面前似乎无所作为。最令盟军士兵胆寒的，还是克虏伯88型大炮，用美军士兵的话来说，你都可以听见它的呼啸声，但是请上帝保佑你千万不要听到它的呼啸声，因为你一辈子只能听这一回，只要你听到炮弹的呼啸，就已经晚了。

到1943年2月，反攻的德军势如破竹，一路把美英盟军赶到了突尼斯西南部的卡塞林隘口。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突尼斯小镇，盟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卡塞林隘口，也因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常常被忽略的转折点。卡塞林隘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这里，同盟国军队的统帅艾森豪威尔上将和轴心国军队的统帅隆美尔元帅，真正遭遇了。

隆美尔拿下卡塞林隘口让希特勒昏了头

1943年2月4日，隆美尔元帅巡视了战场，他意外地发现艾森豪威尔的美军和蒙哥马利的英军之间，有一个相对开阔的中心地带。隆美尔敏锐地意识到，这就是所谓的“阵地真空”，也是联军作战中最容易出现的漏洞。隆美尔觉得机不可失，他迅速拟订了一个作战计划，那就是立即填补这个真空阵地，先是从背后包抄艾森豪威尔，然后突然掉头攻击蒙哥马利。

应该说，这是一个大胆而出色的作战计划，但是这个计划遭到了阿尼姆上将的冷落。阿尼姆是第10集团军群的指挥官，指挥着德意两国驻扎在突尼斯军队的主力。他出身于德国贵族，比隆美尔大三岁，军衔却比隆美尔要低，在军队的威望无法与隆美尔相提并论。但是他坚持自己的那一套，不去招惹隆美尔，他手下的参谋军官也被禁止与隆美尔的参谋们来往。阿尼姆上将想按照自己的打法指挥第10集团军与盟军作战，他不想为了隆美尔的计划而分散自己的兵力。隆美尔是非洲军团的指挥官，没有权利指挥阿尼姆的第10集团军，他只好将作战计划提交德国最高统帅部定夺。

在隆美尔请示作战计划的过程中，盟军情报部门获悉了隆美尔的这个计划，迅速采取措施填补了这个阵地真空。隆美尔的作战计划失去了战机，自然也就没有了意义，只好胎死腹中。

两星期后，隆美尔接到报告，被德军穷追猛打的美军已经走投无路，正在炸毁燃料和弹药库。“这是美军神经紧张的明证。”隆美尔知道反扑时机到了，他热血沸腾，要求阿尼姆的机械化部队和他的非洲装甲兵团一起，立即发起一场联合攻势，拿下卡塞林隘口，从而阻断盟军的后勤补给线。在给阿尼姆的电话中，隆美尔大声喊道：“只要这么干了，英美两军部队将不得不回阿尔及利亚。”——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意味着盟军北非登陆的全部战果付之东流，而这正是艾森豪威尔最为担心的前景，也是他下令死守卡塞林隘口的主要原因。

但是，手握重兵的阿尼姆没有隆美尔那样的魄力，他无意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眼看战机又要被错过，隆美尔无计可施，最后他只好把自己的建议电告意大利最高统帅部，隆美尔以为向墨索里尼求援能够见效。可是两天过去了，罗马没有回复隆美尔的电报。但是隆美尔已经不能再等了，他不想第二次失去战机。

2月20日早上7点，隆美尔向自己率领的非洲军团下达作战命令，要求他们猛攻卡塞林隘口。德军第10和第21装甲师从隘口两侧突然出击，袭击美军第1装甲师。从天而降的德军让第1装甲师猝不及防，损失惨重。但是令隆美尔不解的是，盟军发现隆美尔占领卡塞林隘口的企图后，并没有按照隆美尔预想的那样派大部队前来争夺阵地，而是继续有条不紊地调兵遣将。实际上，艾森豪威尔不相信攻击卡塞林隘口的就是德军主力，这一方面是隆美尔进攻前的隐蔽工作做得太过出色，盟军不相信攻击卡塞林隘口部队居然有两个重型装甲师之多。另一方面，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在卡塞林隘口攻击前进的两个装甲师是佯动，真正的主力是阿尼姆的第10军团。

的确，当隆美尔的装甲师猛攻卡塞林隘口的时候，阿尼姆的第10军团真的对盟军形成了另外的包围。阿尼姆本来只是不想按照隆美尔的意见行事，刻意调走了第10军团，但艾森豪威尔并不知道他和隆美尔之间的摩擦，注意力始终放在阿尼姆身上。就是说，阿尼姆的内耗和艾森豪威尔的谨慎，给隆美尔带来了意外的收获。

当天下午，已经攻入卡塞林隘口的隆美尔见抵抗的敌军数量有限，决定主动扩大战果，他命令第10装甲师冲上公路，直接进攻英军第26装甲旅——那是盟军可能救援卡塞林隘口的最近的部队。猝不及防的英军26装甲旅在连绵的山脊上边打边退。傍晚时分，第26装甲旅退入自己的阵地，准备等待救援。但是尾随而至的德军紧追不舍，他们使用一辆缴获的英制坦克打头阵，在苍茫的暮色下，已经被打得昏了头的英军以为是自己的增援部队赶到，立即前去接应，越战越勇的德军抓住机会冲入英军阵地，又击毁了不少英军车辆。

根据事后的统计，卡塞林隘口争夺战中，德军打死美英盟军3000人，俘虏盟军4000人，击毁击伤盟军坦克200辆，缴获60余辆，而德军的全部伤亡，不超过1000人。值得一提的是，隆美尔的这一战果，是在他没有得到意大利军队指挥权的前提下取得的。卡塞林隘口的突击战，是隆美尔军事生涯中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亮点，但却是美英盟军的一个黑色记忆。正如艾森豪威尔的副官所描述的那样，“骄横一世、不可一世的美国人今天蒙受了耻辱，这是历史上我们最惨的败仗之一。”

2月21日，已经占足了便宜的隆美尔见好就收，他决定趁艾森豪威尔还没有组织有效反击时全身而退。被隆美尔打得晕头转向的美军，此刻真的昏了头，防守阵地的美军第2军军长，完全没有察觉隆美尔的撤退意图。更加不可思议的是，23日凌晨，美军发现了正在撤退的隆美尔军团后，第2军军长还是拒绝下达追击德军的命令。直到25日深夜，恍然大悟的美军第2军军长才下达了反攻的命令。这时，隆美尔大军早已越过卡塞林隘口，安全撤退。

更加讽刺的是，在撤退途中，隆美尔收到了罗马的电报，这份以正式命令的形式发给隆美尔的电报说，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授权隆美尔元帅，全权指挥轴心国在突尼斯的集团军群。隆美尔苦涩地笑了笑，把这个迟到的电报揉成一团。可以预见，如果隆美尔在三天前就得到这个命令，那么卡塞林隘口的战果，将带给艾森豪威尔更大的震撼。

从卡塞林隘口撤离后，隆美尔乘飞机到达罗马和柏林。他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报告说，卡塞林隘口的战争已经结束，部队必须立即撤出这一地区。隆美尔的理由是，艾森豪威尔的主力部队已经集结在地中海沿岸，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又在突尼斯的大陆腹地和艾森豪威尔遥相呼应，德军在战略上处于劣势。最重要的是，驻扎在这里的德军军团每月至少需要14万吨物资供应，但是地中海的出海口已经被盟军控制，德军的补给将产生严重问题。但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时却出奇地一致，他们说隆美尔是个悲观派。墨索里尼还得意洋洋地对隆美尔说，你看看卡塞林隘口之战吧，那些混血杂种的美军碰上轴心国军队，结果就是那样。

或许是苏联战场的僵持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安，这两位纳粹头子看起来真的被卡塞林隘口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不仅不接受隆美尔关于撤军的建议，反倒继续向这个阵地大规模增兵，这让隆美尔吃惊不小，但是他却无法改变元首的决定。

在希特勒向卡塞林隘口增兵的同时，艾森豪威尔及时检讨了卡塞林隘口失败的教训。第2军军长被要求卷起铺盖回家，巴顿将军接任了第2军军长。不久，第2军就夺回了卡塞林隘口。此时，被希特勒调来增援的轴心国军队加上阿尼姆的第10军团，总兵力已经达到25万之众。但是正如隆美尔预料的那样，他们根本就没有战斗力，因为他们基本上要饿着肚子打仗。这个军团原本每月至少要有14万吨的物资供应，但是随着盟军对地中海控制的加强，负责给这个兵团运送物资的意大利军队遭遇了越来越多的困难。隆美尔飞到罗马向墨索里尼建议撤军时，部队的后勤补给就从14万吨下降到2.9万吨了，这本来已经微如涓滴，但是到了4月份，这个数据又降为2.3万吨。5月份，25万大军的后勤补给竟然只有2000吨了。

轴心国的25万大军眼巴巴地等待补给时，美军第2军完全占领了卡塞林隘口，彻底封锁了德军的补给线，25万走投无路的德军只好举手投降。如果包括战场上的伤亡数字，卡塞林隘口一战，轴心国军队总共损失了将近35万人。而美英盟军在这场战役中伤亡的人数，不过1.85万人而已。

盟军的胜利固然值得庆贺，但回首往事，如果不是希特勒性格中那些所谓的“元首特质”占了上风，如果不是墨索里尼这个奴才对希特勒太过唯唯诺诺，哪怕是隆美尔元帅更加执著一些，也许笑到最后的并不是艾森豪威尔，更不会是巴顿。说不定巴顿将军的遗书，真的要被拆开。

事实上，自从接替第2军军长以来，一直被隆美尔压着打的巴顿的心情就糟透了。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巴顿，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被动挨打的战术，所以在那个时候，巴顿将军的脾气很是暴躁，以至于英军士兵对巴顿颇有微词。英军士兵对巴顿的意见又被巴顿的部下拿来做文章，本来是联盟作战的英美盟军之间就龃龉不断。巴顿手下的一名美军军官甚至骂一名英国军官是“狗杂种”。结果，这位英国军官把他告到了艾森豪威尔那里。艾森豪威尔勃然大怒，他一直都把联盟之间的团结视为胜利的保证，巴顿的手下公然破坏团结，必须严惩。所以艾森豪威尔叫人把巴顿将军和那位骂“狗杂种”的军官一起叫到自己的司令部，严厉训斥了那位军官。艾森豪威尔说：“你叫谁‘狗杂种’都没关系，但我绝不允许你叫‘美国狗杂种’和‘英国狗杂种’。可是你现在却叫了。为此，我准备把你送回国——乘一艘慢船回国，并且没人护送你。”

叹曰：

自相水火　隆美尔受制于人坐失战机

刚愎自用　希特勒我行我素自废武功

对越还击战117名越南女俘：未婚女俘怕什么？

我军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共俘虏越南女战俘117人，是我军历史上俘虏外国女战俘最多的。管理、教育和改造越南女俘，是俘管所的一项新任务，也是艰巨的任务。

越南女俘10%是越南人民军，其余是越南民军和其它武装人员。她们受越南当局的欺骗宣传，政治上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对中国怀有敌对情绪，少数人仇华思想严重。越南女俘有4个特点：一是多愁善感，家庭观念重。大部分女俘很少远离家乡，刚到俘管所没几天就想家，每逢节假日思乡情绪更重，有时一人动情，全班都跟着哭起来。

越南女俘平时爱与男俘亲近，个别人公开向男俘调情。二是能言善辩，爱说假话。越南女俘开始胆子小，了解到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后，就很随便。我方管理人员与她们谈话时，有的编造一些假话掩盖自己的思想，有的拐弯抹角地回避问题或进行狡辩，有些女俘只怕我方女工作人员，对男管理人员无所谓，嬉皮笑脸。三是斤斤计较，爱贪小便宜。对俘管所发给的物品和零用钱十分珍惜，甚至分文计较。四是看重名誉，对出嫁有疑虑。未婚的女俘，担心当了俘虏被人误解，名声不好，回国后嫁不出去。

针对女俘的特点，我军俘管所有的放矢地开展管理和教育、改造工作：

根据女俘的生理和生活特点，给予特殊照顾。女俘进所后，除按上级规定发给被服等生活用品和零用钱外，还发给她们梳子、镜子、发卡、卫生纸、内衣、内裤等妇女生活用品。平时在时间安排上，也适当多给她们一定时间梳头、洗澡、洗衣服。同时，针对她们年轻好玩的特点，组织她们开展文娱活动，尽量消除她们的敌对情绪，女俘普遍表示满意。一个女俘甚至说：“如果有人问我做什么人最好，我就回答当中国俘虏最好。”

挑选比较正派的女俘当班长，以俘管俘。越南的习惯是年长的女性在社会上普遍受到尊敬，因此俘管所选年龄大、比较正派的女俘当班长，管理女俘的日常事物和纠正不良现象。个别女俘与男俘公开调情，俘管所就利用女俘班长在班务会上批评教育，效果不错。

将男女俘分开管理，防止串联。开始俘管所经验不足，未将男、女俘分开管理，结果男、女俘接触频繁，有的慌称是“夫妻”，要求同居。有的男俘鼓动女俘绝食、闹事，男、女俘分所管理后，有效地杜绝了这方面的问题。

主动关心，用行动感化女俘。女俘比男俘感情脆弱，易于感化。

俘管所从生活入手，攻心感化。俘管干部经常问寒问暖，与她们拉家常，女俘有病，无论真假，都及时请医生看病，做病号饭。女俘赵氏梅到俘管所后就小产，俘管人员及时把她送到医院，并为她购买了鸡、蛋、奶粉等营养品，使她深受感动。其她女俘知道后，也感动地说：“中国兄弟姐妹对我们比兄弟姐妹还要亲。”

在自卫还击战时，有个刚抓到的女俘左脚露着血淋淋的伤口，我军某部通讯员张杰立即上前为她包扎，并拿出一块干粮，连同水壶送给她。起初她很害怕，后来看到张杰一片诚心，便打开水壶盖，让张杰先喝。张杰把水壶又推过去，她便大口大口地又喝又吃。当时，我军没有女战士，为了防止误会，我军士兵没有搜她的身，而是打手势叫她交出武器。开始以为要她的手表，很快把手表摘下来递了过来。张杰马上摇摇手，并找来翻译，告诉她：我们只没收武器，不没收俘虏私人的东西，手表你自己保管好。她这才笑着点点头，马上主动掀开上衣和裤子口袋，表示没有枪，对我方十分配合。

有些女俘刚从战场上押到俘管所时，由于受越南当局的欺骗宣传，害怕被打毒针、杀头，沉默寡言，举止谨慎。我方人员找她们谈话，吓得不敢抬头，浑身发抖，给她们打预防针，又哭又叫，死也不打，后来俘管人员带头打了针，她们才敢打。

我军官兵和俘管人员用行动感化越军女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对女俘教育改造中，俘管所还加强对我方工作人员的防腐蚀、抗引诱教育。由于条件限制，俘管所的管理人员大都是男性，女俘基本上是18至25岁，她们在俘管所生活一段后，与我方管理人员关系日益密切，感情也逐步加深。特别是一些行为不检点的女俘把目标集中在我方男性工作人员上，有的公开调情，有的用甜言蜜语腐蚀我方人员。因此，俘管所在加强防引诱教育的同时，规定俘管人员不单独进入女俘宿舍，不单独找女俘谈话；对女俘的挑逗，讲清俘管所的规定，进行批评教育，但不伤害其自尊心；对顽固分子，公布于众，使其在女俘中孤立，但一般不采取关禁闭的管教手段。由于措施得力，没有发生过我方管教人员被腐蚀的现象。

精心的教育和真情的感化，使越南女俘发生了巨大变化，涌现出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

女俘丁氏梅是在1979年2月我军攻破一个越军死守的山洞时被俘的。

当时丁氏梅怀孕在身，本来是不抓的，后来得知，她和她丈夫在我军战士清洞时，还举枪企图伤害我军官兵，最后，决定和其丈夫一起抓走，但没有对她捆绑。

时间不长，丁氏梅被提前释放回越南，释放她时俘管所送给她许多物品，同时为了她的安全，还派武装人员送她过河。她进入越南边境不远，便被越军扣留，对她手提袋里的东西进行了登记。随后，交民兵押送她回家乡广和县。在路过家乡所在村时，被在田里干活的村民看见，有人跑到村里报信，丁的父母、兄弟和村民一涌而来。人们见到丁氏梅身体很好，肤色比在家时红润，丁的父母、兄弟尤为高兴。母亲和她紧紧抱在一起，哭了起来。随后，丁氏梅打开手提袋，拿出饼干、糖果，流着泪说：“这些都是中国部队送的，路上吃不完，带点回去给弟妹吃。”又拿出手电筒，转向父亲说：“这支手电留给阿爸用。”后来，丁氏梅还是被民兵押到县里。一个月后，丁氏梅被县里释放回来。村民们把她家挤得满满的，向她询问在中国的情况。

丁氏梅高兴地说：这些天在中国吃不忧、住不忧，穿不愁。一日三餐有米饭，也有面食，餐餐有余，每餐都有肉，还有鱼吃，有时还有蛋。我比别人得到特别照顾，还吃了几次鸡肉。没有挨打受骂，遭虐待。中国人对我们和和气气，很讲道理。可能因为我怀孕，中国工作人员和医生对我更关心。后来我想家，中国人就放我回来了。

在丁氏梅家的听众中有一名叫丁国王越军士兵，他听了丁在中国的经历，半信半疑。后来，他也成为战俘，在中国俘管所真正体会到丁氏梅说的都是实话。

越南人民军女俘阮氏发经过教育，看清了越南当局的霸权主义嘴脸，她尖锐地指出：“我们都希望过和平的生活，人民也想安居乐业，建设自己的家园，但我们的领导跟着苏联走，推行扩张政策，搞霸权主义不顾人民死活，中国还击战打得好，给我们当局是一个教训。”

越军女伤俘阮氏柳在释放回国时，泣不成声，她挣扎着从担架上坐起来，拿出她在医院里连夜赶做的彩色纸花赠给我方翻译，流着泪说：愿越中友谊之花永开不败！

第三章　历史秘闻

鲁迅手稿曾引发解放军最高层人事大地震

鲁迅手稿当然是珍贵异常的文物，但曾经却是解放军最高层人事突然变动的由头之一：代总参谋长、空军政委、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三人一夜之间全部被免被抓，确如有人所形容那样：云谲波诡，惊天动地。

对此事，数位当事人或知情者都有详细回忆和论述，其中重要者为：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将军的《傅崇碧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江青原秘书阎长贵的《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真相》和当事人之一王广宇的《三种监狱生活扫描》（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陈伯达原秘书王保春、王文耀的《陈伯达错捕王广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史主管：《百年潮》2005年第12期）。四文对照，旧事还原，既匪夷所思，又使人感到，在荒谬绝伦的年代，难免会有如此荒谬之事。

一

这批鲁迅手稿原藏北京鲁迅博物馆，共有1500多页，大部分没有印行公开。“文革”开始，红卫兵起来“造反”，打、砸、抢风行一时。博物馆是“大破四旧”的重点，馆中“革命群众”的行为也越来越激烈。这时文化部尚未瘫痪，有关负责人担心鲁迅手稿遭遇不测，于是将这些手稿调走，存文化部档案室，与“毛选”四、五卷的手稿放在一起，以保证安全。然而几个月后，运动发展迅猛，文化部也已瘫痪，档案室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1967年1月14日奉江青之命来到文化部，从文化部档案室取走了鲁迅手稿。戚在文化部大门口向几派“革命群众”发表讲话，除了批判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外，还提到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要他把鲁迅手稿带走，交中央文革保管，他今天就是为此任务而来。江青为何要取走鲁迅手稿，一说是想从中找到批周扬等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材料，一说确实是为了手稿安全。或者，二者兼有。

二

中央文革的办公处在钓鱼台，江青等人也长期住在钓鱼台。傅崇碧接受任务后立即给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委周树青打电话，要他们来钓鱼台。刘、周很快赶到，江青说请陈伯达向你们具体交待。陈伯达还亲笔画了图，指出两个应查找的地方。接受任务后，他们几人废寝忘食，紧张查找。

3月4日，傅崇碧首先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戚交待说是受江青之命去文化部调取这批鲁迅手稿的，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员韩某，现应就存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傅立即向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汇报有关情况，但江青却矢口否认，要空军派专机将已调回成都军区的韩某拉回北京。

戚本禹还交待，他曾与以前担任过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的王广宇到文化部取过一封信。这样，王广宇也成重要嫌疑人。3月4日晚上，陈伯达和杨成武突然带着现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肖力（即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秘书王保春和卫戍区一些人到已调回“马列研究院”的王广宇处，要他交代鲁迅手稿问题。为写此文，笔者专门采访了现在已近80岁的当事人王广宇先生。他回忆说：我当时就想，应该是戚本禹记错了，我从未与戚去过文化部。但无论怎样解释，陈伯达等人就是不信。王根本不知怎么回事，听说鲁迅手稿，想来想去，想起戚本禹倒台前曾指派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拿取一批红卫兵从该社总编辑韦君宜家中抄出的一批材料，其中有本裱糊得很好的名人手迹，以中央领导人的手迹居多，但有一页鲁迅手稿。他以为现在要找的即此手稿，连忙交代，并说取回就交戚本禹，现存中央文革。王广宇的说明与要追查的手稿明显对不上。陈说王不老实，还硬说他和戚本禹把鲁迅手稿“卖掉了、私分了、烧毁了”。

说起来，王广宇还算是陈伯达的“老部下”，陈伯达任“马列研究院”院长时，王长期在该院工作，直到“文革”开始才因能写文章、政治可靠被调到中央文革工作。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回忆说：问了半个多小时，实在问不出所以然来，“陈伯达等出来以后就要走，这时卫戍区有个参谋，不知是谁带去的，也可能事先通知他们去的，卫戍区还有两辆吉普车在那儿等着。这个参谋截住王保春：‘咳，王秘书，对他采取什么规格？’这时王保春心想王广宇反正走不了啦，问那个参谋：都有什么规格？他说：有监护、拘留、逮捕，说了三四种。他们都快下楼梯了，王保春追上去，在下楼梯处截住陈伯达说：‘伯达同志，卫戍区的同志问对他采取什么规格？’陈伯达愣了一下后问：‘都有什么规格？’王保春照说了一遍。陈听了以后也拿不准，便转身和杨成武、肖力嘀咕了几句，过来对王保春说：‘逮捕！逮捕！’王保春当即给卫戍区那个同志说，就按逮捕的规格吧。就这样把王广宇弄上吉普车给拉走了。”“从研究院回来以后，陈伯达有点犯愁，琢磨自己是不是说的‘逮捕’，便问王保春，王保春说是的，并且说这是不是重了些？陈伯达有点不安了，为了证明他的话，立即给杨成武打电话，但他又不好直接问，就先在电话里再三关照杨成武，一定要把鲁迅手稿找回来，这很重要，别让人给毁了等。最后顺便问杨‘我们在研究院是说的将王广宇逮捕吧？’杨肯定地说是‘逮捕’。陈伯达挂上电话很不安地说：‘是逮捕，这怎么办哪，能不能改一下？’后来在文革小组开会时，陈伯达提到这事，说自己说重了。江青马上站起来，脸一沉，回他一句：‘怎么！抓你的人就不行吗？’由于事情还没搞清楚，手稿还没找到，陈再不敢说话了。”（《陈伯达错捕王广宇》）

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员韩某被空军专机接回北京就被软禁，他交代说确实收到这批手稿。最后，傅崇碧终于查明手稿确在钓鱼台中央文革保密室，中央文革小组现任保密员卜信荣知道具体存放何处。傅崇碧十分高兴，马不停蹄，在3月8日中午带着刘光甫、周树青和秘书冯正午乘两辆车赶往钓鱼台，向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副组长江青报告。钓鱼台的警卫由卫戍区担任，警卫见是司令员的车，便示意进去。傅崇碧毕竟经验丰富，知道还是谨慎为好，遂在钓鱼台东门停车，在传达室给陈伯达办公室打电话请示。不巧陈伯达外出，值班秘书王保春接电话，他认为卫戍区司令员进来无妨，何况本就常来，于是同意他们进来。傅崇碧当然认为是经请示陈伯达允许，便来到院内，姚文元将他们接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他们刚坐下，姚文元正请他们喝水时，江青走了进来。江青一见到他们四人就大发其火：“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是不是来抓人啊？”傅崇碧忙说我们是来汇报的，事先打了电话。这时，站在傅崇碧等人身后的秘书冯正午由于几个晚上没有睡觉，本有低血糖的毛病，疲劳加紧张，突然晕倒在沙发上，口吐白沫。他的皮包掉在地上，滑到江青脚跟前。江青跳起来，说包里有手枪。其实，包里只有信纸和笔记本。

大家手忙脚乱把冯正午送走后，江青态度突又变好，对傅崇碧说：“你们说鲁迅手稿在这里，把保密员叫来。”保密员卜信荣被叫来后，江青问他：“鲁迅手稿是在你那里吗？”卜回答说：“是在这里，整整有四大箱。”江青一听就发火说：“你不是毛主席的兵，你是坏人，你不讲老实话。”卜仍要分辩，但江青不让他说话，让小卫队把他的嘴堵起来，把他抓起来了。江青又要人把箱子打开，对他们说：“当着你们的面，打开。”但找不到钥匙，只好撬开箱子。打开一看，里面都是鲁迅手稿。江青脸色又陡然一变，生气地说，“不看了，当着你们的面把它封起来。”封起来后，仍存放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这时江青态度又“阴转晴”，说你们很辛苦，留他们一起吃饭。吃饭时，江青对他说，你和杨成武马上到秦城监狱去找戚本禹，戚本禹是个坏人，毛主席的手稿让他偷走了。从钓鱼台出来，傅崇碧立即来到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处，向他报告了江青的话。杨成武与他、刘光甫立即驱车走赶往秦城监狱，再次提审戚本禹，由刘光甫作记录。他们问戚把毛主席手稿弄到哪里去了？戚说没拿毛主席的手稿，只是为了写文章，用过一些清样，还是汪东兴给的。傅崇碧恐戚言不实，就打电话问汪东兴，汪回答说确实如此。傅崇碧回来后，还专门就此事给江青写了报告。（《傅崇碧回忆录》，第215-218页）

三

没想到，第二天谢富治、吴法宪等人就找傅崇碧谈话，说他“冲击中央文革小组”，要他向江青写检讨报告。傅崇碧实在想不通，拒不检查，但在谢、吴二人的再三劝说下，不得已向江青写了检讨报告，承认未经江青同意就进钓鱼台是错误的。

3月16日，他到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江青一见他就说：“你这个傅崇碧同志，我批评你是为了爱护你嘛，写什么检讨报告呢！好了，传到我这里就不要再传了。”江青还说：“那天你来，一个人来就行了，带了那么多人来，会引起惊慌的嘛。你不知道我正在整理内部嘛。”（《傅崇碧回忆录》，第219页）他以为此事就此了结，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风暴已经开始。

3月22日晚上，身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傅崇碧正在北京市革委与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谢富治等人一起开会。8点多钟，谢富治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快半夜时，傅崇碧突然接到谢富治电话，说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要接见北京卫戍区团以上干部。他紧急通知团以上干部23日凌晨2时到人民大会堂开会，自己在凌晨1时赶到人民大会堂。但是，他马上被安排到另一间房，周恩来劝他千万不要激动，一定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起考验。林彪对他宣布解除他的卫戍区司令员职务的决定。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开始了为时七年的监禁生活。

3月24日凌晨，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团以上干部、各军区参加在京“学习班”和开会的干部以及在北京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一万余人的大会。会上，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等多人发言。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记载，林彪在讲话中说：“最近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的事件。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逮捕余立金，撤销傅崇碧的职务。”（第226页）林彪在长篇讲话中历数杨成武的罪状时有一条是：“他做了事情不承认。例如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3月27日下午，北京召开“首都十万军民”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3月22日就做出的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江青在讲话中又大谈“傅崇碧带武装，没有经过中央文革负责同志的允许，开了两部汽车，擅自闯入中央文革所在地”的“罪状”。“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是杨成武、傅崇碧的主要罪状之一。（《傅崇碧回忆录》，第227页）一时间，“打倒杨、余、傅”口号响遍全国。“杨、余、傅”事件引起了军队高层“大洗牌”，“林彪系”力量进一步扩张。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监禁数年，与“鲁迅手稿案”有关的一些人也受到迫害。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治委员周树青等先后分别被拘留、逮捕、隔离反省、离职检查。被“错捕”的王广宇在狱中被关七年，多次受到严刑拷打，曾自杀未遂，在1975年5月被放出后又被送到湖南一农场劳动。中央文革小组普通工作人员王道明、周占凯曾受戚本禹指派到过许广平家，告诉她不要与某些人来往。江青这时斥责他们：“胆大包天，竟敢接受戚本禹的旨意，背着中央文革去威胁许广平！”结果他们也被抓到监狱关了七年多，于1975年5月才出狱。同意傅崇碧一行进入钓鱼台的陈伯达秘书王保春也受到薄惩：江青通过陈伯达要他两次做检讨，并将检讨在政治局常委中传阅，还对陈伯达说：“照顾你的面子不逮捕他，但他不能在钓鱼台工作了！”王保春因此被逐出钓鱼台（《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真相》）。“林教头误闯白虎堂”是《水浒传》中家喻户晓的故事，有人惦记上了“八十万禁军教头”的妻子，于是设计让他带刀误入白虎堂，不管怎样，他还真带刀了。“傅司令冲击钓鱼台”事件中，有人惦记上了这位京城卫戍司令的权力，明明没有带枪，却非说他“武装冲击”。为“权力”可以如此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当时政治的混乱和残酷，由此可见一斑。上至代总参谋长、司令员，下至普通工作人员，一夜之间被“打翻在地”，锒铛入狱，完全不容分辩。再次说明了法治的重要，没有法治，任何人的生命、安全等基本权利都不获保障。无权者固然需要法律的保护，掌权者其实也需要法律的保护。即便像戚本禹这样靠“无法无天”一夜之间直上青云者，也可在一夜之间被打入地下。

一个弹夹和两个日军女俘虏的故事

1940年秋天，彭德怀、左权指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在一次战役中，太行二分区十旅三十团八路军，俘虏了两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如何处置？曾引发不少争议。当时有位班长想当场枪毙她们被营特派员制止，冲锋枪上的弹夹被远远地扔了出去。战士康俊玉迅速地从地上找到那个弹夹，擦去尘土，装进了自己携带的挎包，把它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来，这一保存就是半个多世纪。日前记者来到济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干休所，采访了当年的八路军战士康俊玉，他向记者独家披露了这段逝去的往事。

七月的古城济南，泉水汩汩，群山披绿。一个细雨霏霏的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燕子山脚下的济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干休所，拜访了事前约好的八路军老战士康俊玉。

端坐在记者面前的是一位有着84岁高龄的老人。老人虽已头发花白，但眼睛炯炯有神，格外健谈。落座后，老人先给记者拿出了一个木盒，然后从木盒里慢慢地取出了一个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冲锋枪弹夹。抚摸着上面的斑斑铁锈，老人对我们娓娓道来，讲述了这个弹夹背后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战争年代。

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俘虏了两个日本女人

1940年秋天，彭德怀、左权指挥的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康老说，当时他在太行二分区十旅三十团，是一营卫生班班长，那年才刚满19周岁。

为了给日寇以致命打击，我太行、太岳两区部队分别向当时的山西省榆社、辽县等地日寇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一直持续了几天几夜。狡猾的日军，为接应榆社、辽县两县守敌，立即从阳泉、昔阳调集部分日军和给养，乘二十多辆汽车，经和顺县沿公路南下。康老讲到这显得有些兴奋，他说，部队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后，连夜召集干部骨干开会，研究此次战斗方案，准备将敌人一举歼灭。会议最后决定，由一、二营设伏于日军南下必经之路和顺县寒王镇以北九华里处的龚家沟一带，抢占有利地形，实施伪装隐蔽，并由三营负责打援，要干净利落地歼灭这支运输队，坚决切断日军兵力和给养补充。战士们当时的情绪异常高涨，纷纷准备好枪炮弹药，恨不得立即把鬼子消灭掉。

8月21日上午8时许，日军二十四辆运输车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缓缓向我团埋伏圈驶来。康老讲到这里笑了一下，接着说：“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日军做梦也没想到，在途经公路两侧齐腰高的玉米地里，早已埋伏着我团数百名官兵。300米、200米、100米……“打！”我们的团长胡震一声高喊，各营、连官兵轻重火器一起开火，枪声、杀声、手榴弹爆炸声顿时响彻山谷。日军的第三辆运输车被手榴弹击中起火爆炸，瘫痪在路中央，后面的车被堵住，动弹不得。霎时，日军一片混乱，不少鬼子趁机仓皇而逃。只见我团官兵，如离弦之箭，“嗖、嗖、嗖”跃出掩体，冲向敌人。一阵猛冲猛打，把鬼子运输队打得晕头转向，溃不成军。

康老向记者讲到这停了一下，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弹夹，接着说，他当时虽是营里卫生班班长，但打仗从不惧怕退缩，也跟着营特派员冲了上去。没想到，一个躺在地上装死的日本鬼子，突然爬起来挥舞着刺刀向他捅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他灵机一闪躲了过去，然后一记重拳狠狠地打在鬼子的脸上。康老说，看到鬼子被打倒在地，他马上又补了一枪，这次鬼子是真的死了。伏击战打得干净利索，除最前面的两辆汽车逃跑外，其余二十二辆汽车全都成了我军的战利品。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消灭掉日军一个中队一百来号人，还缴获掷弹筒二门、轻机枪两挺、步枪数十支，战果辉煌。可就在部队清理战利品的时候，突然发现一篷布车厢里畏缩着两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约20出头，面容蜡黄，目光呆滞，看样俩人都受了伤。俩人手里攥着带拉链的帆布袋子，浑身不停地颤抖。这时，战士们都跑了过来。营里的军医对他讲，帆布袋子里面装的可能是金表。同志们都很高兴，这下可好了，缴获了这么多金表，大家有手表戴了。谁知，当我们拉开拉链一看，哪是什么金表，分明是金票。我们这才明白过来，这位军医是四川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把“金票”说成了“金表”。

这两个日本女人原来是日军管理财务的后勤保障人员。

有位班长想当场枪毙她们被营特派员上前阻拦住了

就在战士们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从远处方向传来阵阵激烈的枪炮声，战士们都猜得出来，肯定是打援连队同敌增援部队接上火了。

康老说，不到5分钟，团长传来命令，要求迅速清扫战场，烧毁汽车，转移阵地！就在这危急时刻，一连一班长持着冲锋枪命令两个日本女人赶紧下车。可她俩非但不下，反而相互抱得更紧了。一班长就命令两个战士把她俩拖下车。只见她俩拼命挣扎，死活不肯下来。“再不下来就开枪了！”一班长火了，端起冲锋枪吼道。两个日本女人似乎听懂了一班长的话，绝望地叫着。就在这时，“哒、哒”两发子弹从她俩的头顶掠过，大伙都被惊呆了。“一班长，你怎么向俘虏开枪？”康老说，当时他厉声喊道。“谁让她们不下车！”一班长申辩。“不下车也不能开枪，这是我们八路军的政策。”营特派员见状，迅步走过来制止。“只许他们杀我们的人，就不允许我们杀他们？今天我就要开枪。”满脸怒气的一班长又提起枪。说时迟，那时快，营特派员一个箭步冲上前，夺下了一班长手中的枪，卸下弹夹，使劲地甩了出去，又把空枪扔给了一班长。

康老说，这时，他和几个战士一跃跳上了车，想把两个失魂落魄的日本女人抬下来，包扎一下伤口，可她俩双手紧紧拽住车护栏架，硬是不下车。战士们都知道，由于语言不通，让这两个日本女人误解了我军。为了克服语言障碍，他走向前，不停地向这两个日本女人做着代表友好的手势，进行肢体语言交流，最后俩人终于心领神会，让担架队的人抬走了。看到这，一班长一赌气弹夹也没捡，气呼呼地走了。康老说，他迅速地从地上找到那个弹夹，擦去尘土，装进了自己携带的挎包，把它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来。没想到的是，这一保存就是半个多世纪。

康老特意告诉记者，缴获来的两大帆布袋子金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由于后勤保障跟不上，战场上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辛。战士们的衣服都裂了很多口子，破烂得不像样子；粮食早就断了，战士们已经几天没吃上饭了，饿了的时候，只能以野菜和树皮充饥。这个时候，有战士提议把这些金票拿到日军占据点换取衣服、粮食等，得到大伙的一致同意。待战役结束回到驻地后，一班的两名战士化装成当地老百姓，拿着隐藏好的这些金票去了日军占据的市场，换回了大量的衣服、粮食及其他战场生活物资，给战士们解决了许多困难。

中国军人的真诚宽待之举

深深感动了她们感动没有国界。

后来，得知那两个日本女人在根据地得到我军的优待，在后方医院里接受着最好的治疗。被遣送回国时，她俩都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连连向八路军鞠躬谢恩。而那位按响了扳机的一班长因违反战场纪律，在全团大会上作了深刻检讨。此事，在部队中影响很大，战士们对“宽待”两字认识得更深了。

康老说，时间不饶人，掐指一算，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但那人、那事、那情景依然铭刻在他的心里。十年前，在一次老战友聚会上，他还向一位当时在二分区任参谋的老乡问起这两个日本女军人的事。老乡对他说，当时由于是八路军第一次抓到两个日军女俘虏，考虑到中日两国之间正处在敌对僵持阶段，在如何处置这两个日本女人的问题上，上级领导非常慎重。彭德怀元帅还专门为此提了要求，对待日本女俘虏，一定要“宽待”，绝不能“虐待”，要用事实告诉她们：中国人是最友好、最和善的，是最讲人道主义的。所以，在救护治疗过程中，两个日本女人均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和最好的照顾。康老感慨地说，正是因为有了我党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使得千千万万敌对者成为友人乃至革命志士，为我军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以后的历史岁月里，康老虽然转战南北，搬家数次，但那个旧弹夹一直伴随至今。因为，他知道，那个弹夹不是一个普通的弹夹，它记录着中国军队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俘虏的良好品质。

在记者的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康老的老伴余志，一个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人，接过话茬对记者说，每每看到这个旧弹夹，老康都要闭上眼睛沉思半天，接着就向儿女讲述弹夹的故事。听得遍数最多的要数小女儿康小梅。老康平时对家人要求很严格，不许任何人碰他的弹夹。但有老战友来家里的时候，老康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出来，与战友一起回忆那段逝去的往事。坐在一旁的康老小女儿康小梅对记者说：“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我父亲在战场上打了七年半，对这段历史他记忆最深，所以每次提起那个旧弹夹，父亲都侃侃而谈，我也常常听得入了迷。从父亲的讲述中，我对抗日战争有了更深的了解与认识。八路军对待俘虏的宽大政策为世人所敬佩，日军惨绝人寰的侵略罪行令人愤慨。”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了，可记者的思绪依然沉浸在康老“一个弹夹和两个日本女军人”的故事当中。康老对记者说，这两位日本女军人回到国内后，一定还会常常想起在中国当“俘虏”的那段岁月吧！倘若这两位日本女军人还健在的话，她们一定不会忘记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民，一定会为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尽力！

周恩来一生无法释怀的对手

张冲生于1903年，1923年加入国民党。1929年，由同乡同学萧铮、郑亦同等引荐，始受知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先后担任国民党哈尔滨党部特派员、天津市党部委员、南京特别市党部书记长等职。张冲熟谙俄语，又通晓苏联事务和党务，深得陈氏兄弟器重。上世纪30年代初，他又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张冲利用特务机关的权势与金钱迫使这几家报纸一律登出了这则纯属子虚乌有的政治谣言，制造共产党内部矛盾。

出于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计，刊启事再次寻找“伍豪”

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又刊出一则醒目的寻找“伍豪”的启事，要求被寻者见报后务必于6月6日去上海北口川路新亚酒店某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这则“寻人启事”仍然出自张冲之手，但却不是故伎重演，而是出于民族大义，是为国共合作计，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

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为团结抗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首次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国共两党关系有所松动，秘密交往有所增多，而张冲本人思想也有所变化。《申报》的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员昼夜守候在这家酒店的房间里。鉴于几年前的教训，我党经慎重考察，几经曲折，终于由潘汉年出面与张冲联系上，商谈了有关国共合作的问题，取得了一定的谅解。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在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的斡旋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有了新的转机。张冲则日益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脱离了“调查统计”工作，这位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委奔走其间，穿针引线，成为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同延安及莫斯科秘密联络的专使。自1937年2月到1937年9月，国共共举行了6次正式谈判，历时7个月，其中周恩来与张冲进行过几十次会晤磋商与正式会谈，终于扫除了重重障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既不满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又必须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中共代表周旋

1939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已同意周恩来北返延安，但当周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借故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双方争执之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张冲眼见情况有异，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到蒋介石手令后，又亲自送往机场，直至周恩来上飞机才放心。事后，张冲愤愤地说：“这是顽固分子在捣乱，蓄意制造国共分裂！”

1941年1月初，国民党悍然发动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举世为之震惊。张冲闻讯，痛心疾首地对部下说：“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1月18日，《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涂国林被特务拘捕，周恩来当即通过张冲迫使当局将人放回。2月中旬的一天，《新华日报》发行部又遭破坏，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赴现场交涉。我党干部陈家康（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送张冲上车回家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日之事作何想法。陈家康说：“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张冲听后喟然长叹：“我死必在君先！”这一时期，张冲的处境艰难，他既不满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想极力弥合两党裂痕；却又必须不折不扣地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周旋。己所不欲者而为之，矛盾而又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终于，1941年8月，郁郁不乐的张冲病逝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的职位上。

英年早逝，第一代领导人挽淮南先生

张冲病逝后，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联名挽联：“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周恩来亲临吊唁，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周恩来还撰写了《悼张淮南先生》一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他回顾道：“我识淮南先生虽在西安事变之后，但淮南先生奔走两党团结却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周恩来撰此挽联意为：你英年早逝，今后革命事业的安和危，谁来与我共同操心呢？想想过去几年里，我们如同坐在同一条船上，与狂风暴雨搏斗，历经艰险和锻炼。在成语“安危与共”、“风雨同舟”中加入“谁”、“忆”二字，寥寥十字，确切恰当，更显感情真挚，寄意深沉。

邓小平访美只带8名安保人员　面对意外袭击神态镇定

凌云，1917年6月生，浙江嘉兴人；1939年冬到延安；1983年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访美时，我在公安部工作，奉命作为访美先遣组的负责人，先期赴美进行安排。随后又以特别助理（负责安全事务）的身份随邓小平访问了美国。在庄严隆重的外交活动和热烈友好的欢呼声里，部分反华势力也蠢蠢欲动，秘密进行暗害活动，妄图制造事端。中美双方安全警卫人员为保证邓小平的安全和访问的成功，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和艰辛的努力。这是一场紧张和尖锐的斗争。“蒋方人员”策划收买枪手

邓小平访美是历史性的。美国官方竭力宣传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强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国际舆论也认为，这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促进亚洲与世界和平的里程碑”。

然而，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对台湾国民党当局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美国国内一小撮反华势力也是不能容忍，不肯甘心的。据有关方面的情报：

——台湾一高级特务称要在邓小平访美时“给一点颜色看看”；

——在美国的“蒋方人员”正策划收买“意大利枪手”，企图暗害邓小平；

——美国一个极左组织扬言，“要做一些使邓小平永远难忘的事”；

——旅美的亲蒋组织和台独势力准备收买流氓打手，并胁迫一些台湾留学生和侨民在华盛顿等地组织“游行示威”，进行挑衅。

对于邓小平访美期间的安全问题，中共中央一开始就给以极大关注。根据中央的指示，国务院副总理耿飚、方毅、陈慕华和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黄华、韩会龙、伍修权、朱穆之、罗青长等以及中央警卫局的负责干部开了几次会，研究有关情况和应对措施。大家一致的看法是：敌情严重，切不可掉以轻心。

对于台湾特务机关的破坏活动，我们也曾有过血的教训。1955年万隆会议时，台湾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航机空中爆炸事件，就是他们收买香港启德机场场地工人安放的定时炸弹，企图杀害赴会的周恩来总理，幸亏周总理没有乘坐这架飞机，但我参加会议的部分工作人员和去万隆采访的新闻记者却不幸遇难，损失惨重。1964年，台湾特务机关又阴谋乘刘少奇访问柬埔寨，制造爆炸事件，谋杀刘少奇和西哈努克亲王。这是一起未遂事件，在中柬双方合作下，人证俱获。现在警报又来了。一种可能是故意放风恐吓，另一种是确有谋划和行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必须立足于第二种可能，采取万无一失的安全措施。这是当时的决断。

美国社会情况复杂，治安秩序不好，是人所共知的。美国有2亿人口，民间就有1.5亿支枪，每2分钟要响一枪，每24分钟就要打死一个人。美国暗杀政治人物案件之多，更是怵目惊心，历届总统中就有林肯、肯尼迪等四人遇刺身亡，罗斯福、杜鲁门和福特等五人遇刺幸免于难。暗杀重要政界人士的罪案也屡有发生，1968年4月，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遭枪杀身亡就是一起震动美国社会的突发事件。我们与美国隔绝多年，对于他们安全警卫工作的情况知之甚少，这些都增加了人们的焦虑和不安。

在一次会议上，耿飚开门见山提出了问题。他说：邓小平的安危就是国家的安危，遇有情况，别人遇难可以，万万不能有他，一定要绝对保证安全。访美的活动安排，不仅要考虑工作需要，还要考虑安全，不能发生任何意外事件。

在此情况下，中央常委决定派先遣组先期赴美进行安排。

1979年1月6日，外交部部长黄华将常委决定通知了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赵苍璧，由我负责安全事务随邓小平出访，并先期去美打前站。

先遣组的组成人员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和专员唐龙彬，新闻司专员姚伟，中央警卫局处长滕和松，连我6人。中央电视台也派出陈汉元等三人与先遣组一同赴美为摄制和播送电视节目作安排，到美后单独活动。

先遣组行前，对安全警卫有一个设想，要点是：第一，根据邓副总理的指示，在美访问期间的安全责任必须由美方承担；第二，近身的安全警卫不能借手他人，由我们随行的警卫人员严密部署，并争取美方的合作；第三，安全警卫工作要与外交礼宾活动安排紧密结合。

1月12日早晨，先遣组一行离开北京踏上了去美的旅途。途经东京、纽约，于当地时间1月12日晚到达华盛顿。先遣组受到我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等的热情接待。当晚就在柴的主持下，使馆党委和先遣组一起开会，传达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确保小平同志安全访问的重要指示，研究了有关情况。

据我驻美联络处的了解，在华盛顿和其他将去访问的城市，“蒋帮”和“台独”组织的“游行示威”已得到政府批准。美国内政部国家公园服务处已发给“蒋帮”和“台独”组织许可证，许可自1月29日10时至18时在拉斐特公园和我联络处前“游行示威”。“蒋帮”扬言参加者将有2万人，我们估计可能有3至4千人。另有消息说，“蒋帮”已拨发经费，收买流氓打手；不少“蒋帮”分子纷纷“南下”和“西行”（即南去亚特兰大和休斯敦，西去洛杉矶和西雅图，都是小平同志和方毅副总理将要访问的地方）纠集队伍；旅美亲蒋组织在纽约还成立了“联合支援中华民国行动委员会”。各派“台独”组织也在纷纷扰扰进行活动。

1月13日至17日，先遣组与美方进行了会谈，并考察了现场。

会谈中首先要解决的是要美方承诺负责安全保证的问题。联邦安全局负责国宾安全的官员泰勒表示美方将对邓副总理这次访美的安全完全负责。泰勒还透露：卡特总统已下令联邦安全局负责邓副总理的安全，整个安全工作将在安全局的统一计划和指挥下，组织警察、情报各方面力量来共同完成。

美方证实：台湾方面的人将于1月29日在华盛顿搞“游行示威”活动。泰勒说限于美国法律，他们无法制止，就连总统也不能制止，即使在白宫外面，只要不往里面冲，就无法干涉制止，但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使之不能接近邓小平副总理，这是可以做到的。泰勒说，根据美国的规定，游行队伍只能在距国宾馆500英尺以外的地方进行，到时你们可能会听到和看到，他不认为这会发生安全问题。我对泰勒说，“游行示威”是对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挑衅，但我相信美国朋友会负责处理好安全问题。我强调说，中国有一句话：“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们都是干的这个工作，都知道有时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危害安全的事情，我想提醒美国朋友注意到这一点。泰勒说，他们将会抓紧安全工作，发现什么可能发生的危险，会及时通知中方。

鲜为人知！蒋介石的孙媳妇曾充当两岸密使

蒋家人丁颇为兴旺，到蒋介石的孙辈时已成为一个拥有几十口人的大家庭。其中，蒋孝武是蒋介石颇为器重的孙子，就是这个孙子的第一任妻子，曾担任“改革开放后两岸第一位秘使”，为两岸关系解冻进行了一次鲜为人知的“破冰之旅”，她就是汪长诗。“孝武先生”曾经就是蒋经国的影子

蒋介石在垂暮之年，主观上将承接蒋家第三棒的顺位，推移到二孙蒋孝武的身上。1966年5月，蒋孝武以弱冠之年，离开台湾远道留学，蒋介石曾多次给孝武写家书，钟爱与想念跃然纸上。

从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留学归来之后，蒋孝武本心很希望能为父祖争光，然而，蒋孝武最大的问题，是他情绪不够稳重，这让蒋经国头疼不已。

蒋孝武回台湾的第一份工作担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参议。名为参议，年纪轻轻的孝武，完全不懂退辅会的实务工作，实际上根本无议可参。后来，蒋孝武又多了一项职务：在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担任专门委员，名为专门委员，实际上对党务工作也无从“专”起。

蒋孝武真正找到与自己性格契合的领域，是蒋经国早年迈向接班之路的情报组织。国民党当局撤退到台湾之后，情报部门几乎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有形无形资源，情报单位的一切，似乎最适合孝武这个西伯利亚式阴晴不定性格的男人，他有心在情报圈子里大干一场。这是蒋经国与蒋孝武父子关系最融洽的一个阶段，也是父亲对孝武期望最殷切的一段岁月。

那段时期蒋经国到若干情报机构开会视察，似乎都带著孝武，他仿佛就是蒋经国的影子，或是代言者。

蒋经国的儿媳汪长诗

所谓世事难料，蒋孝武的第一任妻子竟完成了“破冰之旅”。原来，汪长诗出身显贵。父亲汪德官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任中南九省长途电话局局长。1948年被派往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工作，后退休定居日内瓦。

汪长诗与蒋孝武的结合，本身就是一场悲剧。1968年8月，正在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留学的蒋孝武，不改纨绔子弟的一贯做派，学习无果，玩心甚浓。一天，他开著跑车，穿越隧道，花了四小时的时间，跑到日内瓦游山玩水。不料，与年仅17岁的瑞士籍华裔姑娘汪长诗邂逅相遇，蒋孝武随即发起猛烈的攻势，情窦初开的汪长诗哪见过这般情势？迅速坠入爱河。半年后，就传出喜讯。他们的婚礼在1969年，于美国蒋孝章（蒋孝武的姊姊）的家里举行，蒋方良前来参加。

对于这门亲事，原本蒋经国并不放心。后来，蒋孝武陪著汪德官亲自到士林官邸去探望，蒋介石亲自出面请他喝茶，这门亲事才终于敲定。

然而，蒋孝武与汪长诗的蜜月期，才维持短短的几个月。

蒋家侍卫记忆所及，“二少奶奶有一天夜里与孝武先生激烈争吵之后，第二天就拎著皮箱走了，从此之后，就没有再见她的身影。”

与孝武一块儿长大的黄任中认为，蒋孝武与汪长诗婚后不和谐，与两人都太年轻有关。“汪长诗从小在国外长大，惯说英语，嫁到蒋家以后，能陪她讲话、聊天、玩的朋友不多。”翁元说，汪长诗那么年轻，就嫁到蒋家来，不到两年就生了友兰、友松一对儿女；而且，婚后她父亲也退休了，在做生意。她与家人分隔三地，可说无所依靠，加上对婚后在台湾的日子并不适应，蒋孝武又无法给她充分的安全感，她的处境可想而知。

长诗最后终于恨别蒋家，外传是与孝武与女明星有所交游有关。汪长诗离开蒋家的那一天，除了留了一封信外，还把两个孩子一起带走。

翁元记得，那是个礼拜六的早上，蒋经国在慈湖守灵，清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一通电话打到了慈湖管理处。不久有人通报：“电话是从阳明山孝武的住处打来的，说是孝武的太太要来慈湖告状。”但是，没有人敢惊动还在熟睡中的蒋经国，于是只好请蒋孝武的弟弟蒋孝勇出面处理。蒋孝勇接到电话赶到慈湖，不过，汪长诗先一步。一进慈湖，就要求见经国先生。侍卫们回答她：“经国先生在后面厢房睡觉，不方便。”但汪长诗仍执意要见，即使孝勇来了，怎么劝也没有用。

后来，蒋孝武也赶来了。

蔣介石孫媳婦1987年充當兩岸密使（續）

在汪長詩離家出走以後，蔣家所有人都極力挽回這段婚姻，挽回汪長詩。他們分頭向汪長詩進行遊說。起初她沒答應，後來態度終於軟化，願意再給孝武一個機會。她開出一個條件：回來可以，不過要孝武親自到機場接她，如果孝武做得到，她馬上回頭。但是，孝武沒有。

汪長詩離開台灣之後，帶著兩個孩子回到瑞士的娘家。她原本打算把兩個孩子留在身邊，但後來蔣經國思孫心切，再加上台獨分子欲行綁架兩位幼子的傳言傳出，因此蔣經國派了當時駐維也納的觀光局代表虞為勸汪長詩把小孩送回台灣。汪長詩後結識一位畫家，也另行改嫁。

但人的情緣就是這樣奇妙，據蔣經國貼身侍衛副官翁元回憶，“蔣孝武與汪小姐離婚之後，兩人反而成了好朋友。汪小姐每年都會固定在寒暑假回台灣，看看她的兒女友松、友蘭。”

也恰恰因了這種淵源與關係，為日後汪小姐與父親汪德官牽線于兩岸關係埋下了“伏筆”。

蔣孝武與汪長詩的離異，卻使得蔣孝武在蔣經國心目中的地位跌落谷底。在蔣經國的想法裏，一個連家裏都擺不平的孩子，有什麼資格談接班？

蔣經國：“共產黨的情我領了”

1987年初，外界風傳時任台灣總統的蔣經國已病入膏肓，將不久於人世。消息傳到日內瓦，汪德官與汪長詩商量決定，馬上飛赴台灣看望蔣經國，與他做最後的訣別。

途經香港，汪長詩兄長汪長南夫婦早已在機場迎候父親和妹妹的到來。汪德官的老朋友、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台灣事務部部長的黃文放也到賓館探望汪德官父女倆。久別重逢，相談甚歡。交談中，黃文放得知汪德官父女此行目的，隨即託付父女二人可否幫忙攜一盤錄象帶當面交與蔣經國？汪德官父女二人沒多問一句，欣然表示同意。這一承諾，意味著父女倆此行將肩負特殊的“信使”使命，力拔千斤兮！

其實，此時的蔣經國，雖患有晚期糖尿病，但尚沒有像外界所傳的那麼嚴重，只是兩條腿浮腫，行走不便。汪德官父女不遠萬里專程來台灣探望他，令蔣經國非常感動，乃以“親家公”和“兒媳”待之，親情交融。汪德官瞅準一個最佳時機，將老友黃文放所托的錄象帶親手交與蔣經國。說：“這是那邊一位朋友托我帶給您的。”

蔣經國知道這位老親家與國內共兩邊都有交情，見是一盤錄象帶，馬上屏退左右，獨自與汪德官父女一起播放觀看。

臥室中央擺放的電視螢幕上出現了一個又一個既熟悉而又模糊的場景：浙江奉化溪口鎮，青山逶迤，碧水盪漾。溪口鎮東口，是武嶺門。門上“武嶺”二字，仍為當年為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所留筆墨，只是重新刷過漆，愈加清晰醒目。蔣家老宅子豐鎬房，其中，蔣介石出生的地方玉泰鹽鋪，成長時居住的地方風鎬房，以及武嶺學校，蔣氏宗祠等，還有蔣經國住過的小洋房，均原封不動保持得非常完好，並且修茸一新。尤其是離蔣家三里外白岩山上的蔣介石母親墓地，墓碑上孫中山親筆題寫的“蔣母之墓”，依然故我，沒有絲毫變化。溪口鎮北摩訶殿附近的蔣介石原配夫人、蔣經國生母毛福梅的墳墓，亦經過修茸，當年戴季陶提筆寫下的“蔣母毛太夫人之墓”八個大字，更是歷歷在目，肅穆蒼勁……

看到這一切，汪德官用余光悄悄地掃了蔣經國一眼。只見他雙目緊盯著螢幕，一動不動。當螢幕上出現奉化和溪口共產黨官員在其祖母和母親的墓前祭拜的鏡頭時，眼淚止不住流淌出來。

看完錄象帶，蔣經國對汪德官父女動情地說：“共產黨的情我領了！”

汪長南說，這盤磁帶究竟起到什麼作用不得而知。但父親從台灣回來不久，蔣經國就宣佈了兩岸開禁政策，允許台灣非黨、政、軍人員赴大陸探親、旅遊，為冰封近半個世紀的兩岸關係打開一個缺口。

第四章　历史真相

《色戒》原型：中统女谍诱杀汉奸真相

她一直活跃、爱交际，身边总围绕着一大群追求者，郑苹如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因为母亲的关系，结交了一群日本在华的高级官佐，借机刺探情报。她得到最有价值的一份情报是1938年汪精卫投敌，之前，她已经两次知会重庆方面汪有异动，可是国民政府未加重视。直到汪精卫发表“艳电”，重庆方面才意识到这个业余特工的价值。

张爱玲的《色戒》，被一致认为就取材于郑苹如刺杀丁默邨一案，她在刺丁案的外壳中放入了自己和胡兰成的爱恨纠葛。但是张爱玲本人并不承认这一点，她说，“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哪里轮得到我们这样的平常百姓知道底细？”

但是张爱玲这句撇清的话，难免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一来，上海滩名动一时的作家显然不是平头百姓；她周围人，有不少都与汪伪人物有来往。比如苏青，更不要说当时正和她相处甜蜜、“连朝语不息”的胡兰成，作为汪伪的宣传次长，兼与76号长相往来，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以他的名士趣味，少不得要向张爱玲提起。除此之外，张所来往的人中，金雄白日后就对刺丁案有过详尽的记叙。虽然金以办报纸出身，惯于吸引眼球，在记叙中，于细节处难免夸张演绎，但事件经过，当可确定。

中统女特务郑苹如，她是一个中日混血儿。她父亲郑钺，曾做过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首席检察官，因为曾经留学日本，便娶了一个日本老婆，所以郑苹如还能说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话。郑长得相当丰满，楚楚有致，加以爱好打扮，倒是一个十足的摩登女郎。我也有一段时期住过那里，每天傍晚，郑苹如常常骑了一辆脚踏车由学校返家，必然经过我的门口，一个鹅蛋脸，配上一双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确有动人丰韵。不知她怎样竟加入了军统任间谍工作？又不知怎样竟然会与汪方的特工首领丁默邨发生了暧昧关系？

丁默邨。郑由于她的父亲是个法官，觉得满胸神气，也想克绍箕裘，于中学毕业后，便在上海（法）政学院读书，与汪曼云是先后同学，不过她读的是夜校，这是在抗战前的事。她有一个哥哥叫南阳，是学医的，一个妹妹模样儿生得和她差不多，也爱好修饰，举止浪漫，有人便把她俩叫做郑家的一对姊妹花。她的父亲郑钺与陈果夫、陈立夫的堂弟，中统特务陈宝骅关系甚密，交往频繁。因之不仅郑钺做了陈宝骅工作上的帮手，即郑南阳与郑苹如姊妹，也做了陈宝骅的朋友。由于陈宝骅的关系，郑苹如成了中统的女情报员。日本首相的儿子近卫文隆见到郑苹如后，坠入情网。于是，郑苹如想通过绑架近卫文隆，迫使日本首相停战，这个想法显然有点幼稚。当郑苹如将近卫文隆骗出，打算付诸行动时，她的上级命令中止了这一危险举动。

丁默邨原系国民党中统局要员，在他当了汉奸成了汪伪特工总部头子之后，中统决定设计将其杀掉。丁默邨的好色，在中统局里是家喻户晓的，于是中统决定施展“美人计”，以郑苹如为鱼饵，去引诱丁默邨上钩。郑苹如曾混入日军报导部新闻检阅室任职，并在军部电台担任播音员。后进入日本上海特务机关工作，担任长片山大佐秘书。1939年春天，郑苹如试图策动日本反战分子花野吉平、早水亲重等人反对汪精卫政权成立，失败。也就是这一年夏天，她接受命令，刺杀汪精卫政权特务机关首脑丁默邨。于是她通过日本宪兵队队长藤野的介绍，与丁接触。

在沈醉的回忆录里，提到嵇希宗说郑苹如只是“中统”的“运用人员”——即连“中统”外围组织名册也上不了的，只是利用来完成任务的小人物。并作如此评价：“郑苹如虎穴锄奸，最重要原因是出于好奇心，她这个人生性喜欢冒风险。”抗战胜利后，文学家郑振铎曾在1945年10月6日出版的《周报》上以《一个女间谍》为题追悼郑苹如，他说：“为了祖国，她不止几次出生入死，为了祖国，她壮烈的死去！比死在沙场上还要壮烈！”

郑与丁默邨经过几个月的交往，取得了丁的信任。一天，郑要丁默邨陪她到静安寺路戈登路口上的一家西伯利亚皮货公司，去买一件皮大衣，丁觉得能向她献殷勤，正是求之不得的事，自然欣然从命，于是约好日期，丁再来陪她同去。丁默邨的好色，在中统局里是家喻户晓的。穿裘皮是当年上海滩的一种时尚。

当丁默邨陪同郑苹如去静安寺路西伯利亚皮货公司里，在选择皮张的时候，丁瞥见公司的大玻璃橱窗外面的人行道上，有几个可疑的人，正在向丁打量。丁是个老特务，自己是干惯这一行的，嗅觉自然比警犬还要敏感，一看苗头不对，突然从西装袋里，掏出一大叠钞票，向玻璃柜上一抛，把钞票抛得像天女散花一般，弄得满柜台满地都是，随即对郑说：“你拣吧，我先走了。”不待郑的答复，转身往外就跑。郑苹如被丁默邨这个出乎意外的突然行动，愣住了，眼看丁往外一跑，也想接踵跟将出来，可是走了两步，便戛然而止。这时丁的汽车，停在马路对面，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她想不能冒着生命危险拼命冲过马路。而徘徊在西伯利亚皮货店玻璃窗前。人行道上的两个特务人员，也没想到丁不待买好东西，拔脚就跑，同时又未见郑一起出来，因此犹豫了一下。在这间不容发的一刹那，居然给丁默邨冲过了马路。

当丁默邨奔出西伯利亚皮货公司门口时，丁的汽车夫，也早已推开车门，起动了马达，等待丁默邨上车。这时两个中统特工人员，为免功亏一篑，当即掏出手枪，可是待枪声响时，丁已拉上了车门，子弹正好打中在汽车门上。车壳虽着了几个枪洞，但这是保险汽车，里面护有钢板，这个汪伪特务大头子，便靠了这辆保险汽车，得以逃避一死。

这天晚上，正是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的机关长影佐祯昭，在虹口月乃家料理馆宴请汪伪76号的高级特务，丁默邨当然是一个被邀的主角，此外则为李士群、潘达、杨杰、苏成德，马啸天、王天木、林之江、万里浪、石林森、张劲庐（女）、裘君牧、傅也文、夏仲明、余百鲁、晋辉、沈凤岗，吴世宝、余玠，此外还有几个女的如叶吉卿、佘爱珍、冯燕君、陆琦、王敏、沈耕梅、潘黛莉等，这时宾主都已到了，独缺丁默邨与他的老婆赵慧敏尚未“光临”。不一会儿，与会人员得到了在静安寺路上，有人被阻击未中的消息，大家脑中都盘旋着一个问号：是否会是丁默邨？但谁也不好意思问出口，最后终于看到了失魂落魄的丁默邨姗姗而来。

搏浪一击，未能打死丁默邨，这对郑苹如来说，真是事出意外，但她并未因此停止暗杀丁的行动。为了试探丁是否已对她产生怀疑，她先打了一个电话给丁，把丁的被打，是由于丁做了汉奸，在外面走动，必然会遭到意外，与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并以慰问与歉疚的语气对丁说：“你那天受惊了吧？我吓煞哉，我深悔不该要你陪同去做大衣，万一出点岔儿叫我怎么能对得起你？你会怪我吗？”好像她的胆子比丁默邨还要小。

丁毕竟是个特务，他明知暗杀为郑苹如所为，但却故装糊涂，表示这事根本与郑无关。对她说：“这些在我是意中之事，我怎会怪你？我还因为我使你受惊担怕，正感到不安哩！”丁是个老特务，这些迷汤，肚子里有的是，也就随手掏出来了。郑还不敢相信，遂作进一步的试探，又对丁说：“你现在不能出来，我也不愿你出来，这种样子也叫我为你提心吊胆得吃不消，可是我的钱用完了怎么办？”丁说：“我虽不能出来看你，钱我会叫人送来给你的。”

事后，丁去和李士群商量，其实李早已知道了，因为郑给丁的这个电话，接线间的人，立刻就秘密地把它录送给了李士群。在丁、李商量下，就着人送了几百块去，郑收到了钱，以为丁默邨似乎确实没有怀疑到她，同时她又自恃自己过去的这一套，早已迷惑住了这个恶魔，觉得不能功亏一篑。为了将来仍能约丁出来，只有自己先去看他，既表示了自己的一往情深，也使他能更信任自己。郑虽然知道丁默邨对她确乎迷恋，即或发觉了她的阴谋，也不至于对她来记辣手，但要单身独马闯进76号去，总无异身入虎穴，毕竟有些汗毛凛凛，好在她能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话，日本朋友也不少，也知道76号的太上皇便是日本宪兵，于是，就找在76号附近开纳路口的日本沪西宪兵分队队长，陪她同去，作为保镖。她想76号即或对她怀疑也奈何她不得，且使丁默邨对她在今后更能寄以信任，为今后再引丁出来创造条件。

按照约定，郑苹如在日本宪兵分队长的陪同下到了76号。但李士群自丁默邨派人把钱送去后，在76号里早已作了布置：凡是有女人打电话或是来看丁默邨的，应先通知他，不要告诉丁默邨。所以，郑苹如与日本宪兵分队长到了那里，76号的传达室便报告了李士群。李一面叫人把郑苹如与日本沪西宪兵分队长引进高洋房的会客室，一面叫人与日本上海宪兵队本部派住在76号的日本宪兵准尉涩谷联系，并要他打电话给宪兵队本部联络后，由涩谷到会客室，把那宪兵分队长叫出来，告以郑，丁之间的一段经过，并说明要把她扣留。然后，李士群令林之江把郑苹如扣留下来，秘密关押在忆定盘路37号第一行动大队的队本部，亦即林之江的家里。这事是瞒过丁默邨的。

苹如被押在林之江的家里后，李士群曾派吴世宝的老婆佘爱珍与女翻译沈耕梅，去审讯过郑。郑虽承认打丁默邨的人是她邀来的，却坚决否认她是中统的女特务，她把邀人来打丁，纯粹说成是男女争风吃醋问题，以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郑苹如被押后，丁默邨对郑应如何处置，始终没表示过态度，他内心对郑确实迷恋，也想趁此来杀杀郑的气焰，再把她收服，继续作为他的玩物，甚至帮他搞特务，好在如何处置她，李总得先问过他，所以静以待时。而一批与这件案子毫无关系的女人，如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以及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等却一致主张非杀郑苹如不可。

在审讯中，郑苹如承认了为重庆工作，而且是奉军统之命行事。然默邨为追查有关线索，发交给原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林之江看守盘问。拘留的地点，也就是林之江的沪西家里。郑苹如真有本事，她对林之江（林于前数年，在香港病死）眉挑目语，献尽殷勤，一再诱林相偕私逃。林事后告诉我，以郑苹如的烟视媚行，弄得他荡气回肠，曾经几度为之意动。而丁默邨最初也余情未断，颇有怜香惜玉之心，并不一定欲置之死地。一天在佛海住宅中午饭，我也在座，许多汪系要人的太太们纷纷议论，事前都曾经到她羁押的地方看过，一致批评郑苹如生得满身妖气，谓此女不杀，无异让她们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胆胡为。默邨的太太当然是醋海兴波，而其余的贵妇人们尤极尽挑拨之能事，当时我看到这样的形势，早知郑苹如之将必难幸免。

果然，几天之后，枪杀的命令下来了。由林之江押著她到中山路旁的旷地上执行，上车时告诉她是解往南京，不久即可开释。车抵中山路，要她下来时，她才知道这已是她的毕命之地。但是她依然态度从容，下了车，仰著头，向碧空痴痴地望著，叹一口气，对之江说：“这样好的天气，这样好的地方！白日青天，红颜薄命，竟这样的撒手西归！之江！我们到底有数日相聚之情，现在要同走，还来得及。要是你真是忍心，那么，开枪吧！但是！我请求你，不要毁坏了我自己一向所十分珍惜的容颜！”说完，一步又一步地走向林之江，面上还露出一丝微笑。一向杀人不眨眼的林之江，对此一代红妆，而又表演戏剧化的一幕，竟至手颤心悸，下不了毒手。他背过脸，指挥他的卫兵上去，他急忙走远了几丈路，枪声起处，血溅荒郊，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就此为国殉身。到今天，还有谁想到她呢？似乎胜利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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