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永升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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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医学术流派试读：
序一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且至今仍在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强调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专门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建设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制和中医药在新时期新阶段的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各地方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医药工作的领导，为中医药事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广大人民群众信中医、用中药，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医药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民众的欢迎，走向世界的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随着健康观念的变化和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药越来越显示出独特优势和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如今中医药事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浙江是中医药大省。浙江中医药历史源远流长，历代名医辈出，流派纷呈，在中医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范永升教授主编的《浙江中医学术流派》一书，从源起与发展、学术主张、诊疗特色、制方用药特色、学术影响与薪传、验案选编、医论医话选7方面条分缕析地阐述了浙江的医经学派、伤寒学派、永嘉医派、丹溪学派、温补学派、钱塘学派、温病学派、绍派伤寒、针灸学派、本草学派。该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实用性强，对于促进浙江中医药文化建设和中医药学术发展将会起到积极作用。《浙江中医学术流派》出版之时正值伟大祖国60周年华诞和浙江中医药大学50周年校庆。面对蓬勃发展的中医药事业，抚今追昔，感慨系之。愿浙江中医药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铸辉煌，是为序。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2009年10月
浙江为著名文物之邦，自古以来，孕育出许多卓越人物，在中医药领域内，更是学派众多，世医林立，人才辈出，代有名流，像一幅纷繁绚丽的医药史画卷，展示着浙江中医药学的发展及其对中医药事业的贡献。
民国以前，浙江名医有史可考者，计有1700多位；中医药著作有案可稽者，有1800多种。医灯续焰，学术创新与传承千百年的浙江中医药学术流派，约有医经学派、伤寒学派、永嘉医派、丹溪学派、温补学派、钱塘学派、温病学派、绍派伤寒。此外，在针灸方面，高武、杨继洲、滑寿相继对经络、腧穴、临证治疗、针药并用的研究阐发，代表了明清时期的针灸学发展水平。陈藏器、赵学敏先后对本草的整理研究和拾遗补缺，是本草学发展史上的两大亮点，为后世所称颂。这些学派蕴含着丰富的学术思想、独特的诊断、治疗方法以及具有浙江地域特色的制方用药规律。挖掘整理和研究浙江医家的学术思想及其临床经验，对于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跨入新世纪以来，浙江省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工作，2006年，浙江省政府将“中医药攀登工程”列为卫生强省建设的六大工程之一。2008年，浙江省政府专门召开全省中医药工作会议，开展了新一轮省级名中医的评选，并出台了《浙江省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意见》。这些工作旨在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提高中医药的防病治病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扩大中医药服务领域，更好地发挥中医药在卫生事业中的作用。
浙江中医药大学范永升教授主编的《浙江中医学术流派》一书，汇集了宋元明清产生在浙江的10大医学流派，着重剖析其学术主张，阐述其诊疗特色，分析其创制新方及习用药物，理论联系实际。该书所选用医案多能反映医家的临床经验，尤其是学术影响与薪传的论述，更是纵横开阖，将医学流派产生的渊源、发展及对后世的影响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这对于繁荣浙江中医药学术研究、提高临床医生诊治疾病的能力，无疑会有推动作用。《浙江中医学术流派》出版之时正值浙江中医药大学建校50周年，追溯浙江中医药的源流，展望浙江中医药的发展，不胜感慨，欣然命笔，是为序。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2009年10月
浙江地处长江中下游，东海之滨，雨量充沛，气候宜人，生物繁茂，人杰地灵。有史可稽，其地春秋时吴越争霸，战国时属楚。考古发现，浙江有河姆渡、马家浜、菘泽、良渚与跨湖桥等新、旧石器时代遗址。
在中医药领域，上古时期药学家桐君采药于桐庐城东桐君山，识草木金石性味，定三品药物，著《桐君采药录》。东汉时上虞人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将硫化汞制剂喻为“河上姹女”、“黄芽为根”诗样仙境般的描述，首记化学及制药。晋代葛洪炼丹于杭州葛岭、丽水括苍。金元以下，医分门户，义乌朱丹溪创“相火论”树滋阴大旗，学术相传，成丹溪学派。高等中医院校5版《中医各家学说》规划教材言学术流派，计有伤寒、河间、易水、丹溪、攻邪、温补、温病七个学派，浙江七居其四。除丹溪学派外，伤寒有朱肱《南阳活人书》、柯琴《伤寒来苏集》；温补有赵献可主命门，张景岳创“真阴真阳均不足论”制左归、右归方剂；尤其是海宁王孟英，为温病四大家之一，彪炳史册。细细统计，深入探究，浙江之医派赫然可表的，还有以清乾隆时绍兴人俞根初为鼻祖的“绍派伤寒”以聚众讲学于杭州侣山堂，开医疗、教学、研经于一体的钱塘学派，有以探究三因、易简务实的永嘉医派。明以后，浙江的针灸领先全国，高武的《针灸聚英》、杨继洲《针灸大成》、滑寿《十四经发挥》，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医经研究，张景岳尽40年之功，著《类经》及《类经附翼》，马莳著《素问注证发微》、《灵枢注证发微》，张志聪著《素问集注》、《灵枢集注》，高世縂著《素问直解》，是继唐·王冰后医经研究整理的又一丰碑；宁波陈藏器、杭州赵学敏两次本草拾遗，一拾唐《新修本草》之遗，一拾李时珍《本草纲目》之遗，为世人称道。因此，粗略梳理浙江的中医药学术，约有10大学派。
本书对每一学派，从简介（源起与发展、重要医家医著）、学术主张、诊疗特色、制方用药特色、学术影响与薪传、验案选编和医论医话选7个方面予以研究阐述。其中简略论述每一学派医家学术思想产生的外环境（如社会、政法、经济、文化等），突出医家的学术主张，尤其对诊断治疗和制方用药特色给予重点阐述，俾对当今临床提供参考。如朱丹溪擅用知母、黄柏，称其有坚阴之效，绍派伤寒治四时感证多芳香宣透，温补学派张景岳之擅用熟地，温病学派之重视轻清透解与益养阴津等，各具特色，均有指导价值。
1995年我曾选择由宋代至清代的浙江临床名医25家，组织部分教师编写并出版了《浙江名医诊疗特色》一书，约18万字，虽实用，但总觉得不够完整。适逢今年我校建校50周年，遂提出编写《浙江中医学术流派》，得到学校领导班子认同。在副校长连建伟教授以及叶新苗教授、刘时觉教授、温成平教授、徐珊教授、李如辉教授、徐小玉副教授、王樟连教授、俞欣玮教授等同道的努力下，历时8个月，终于完稿。本书的出版既是对繁荣浙江中医学术传承所做的努力，也是对我校建校50周年的由衷祝贺。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浙江省卫生厅、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关心、支持，研究生杨寅、张全爱、段玉新、尤晓娟、王静波、朱飞叶等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时间仓促，本书难免会有疏漏和不妥之处，祈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正！范永升于浙江中医药大学2009年10月
上篇
医经学派第一章 医经学派
第一节 医经学派简介一、医经学派的源起与发展医经学派是指致力于医经研究的医学流派。《汉书·艺文志》记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并针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汉代曾有医经七家，其代表著作有：《黄帝内经》18卷，《黄帝外经》37卷，《扁鹊内经》9卷，《扁鹊外经》12卷，《白氏内经》38卷，《白氏外经》36卷，《白氏旁篇》25卷。后世仅有《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传承下来，由《素问》、《灵枢》两个部分各81篇组成。该书从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针灸、制方等方面对人体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以及诊断治疗等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从而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因此，所谓医经学派，就是研究《黄帝内经》的一个学派。
历代均有研究和发挥《内经》的医学家及其著作，古之学医者亦必先从医经入手，故学者颇着力于《内经》的注释、训诂等工作。浙江人杰地灵，历代文人从医者众，尤其是明清时期，儒学盛行，尊经复古和考据之风浓厚，更是将注释、阐发、辑佚古代经典医著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涌现了诸多儒医名家，所以就自然地形成了“医经学派”。据文献考证，宋元时沈裕生著《素问集解》，滑寿著《读素问钞》等；明代马莳著《素问注证发微》、《灵枢注证发微》，许兆祯著《素问评林》，张景岳著《类经》、《类经图翼》（含《类经附翼》）等；清代张志聪著《素问集注》、《灵枢集注》，高世縂著《素问直解》，沈又彭著《医经读》，俞樾著《内经辨言》，莫枚士著《研经言》等。其中尤以马莳、张景岳、张志聪三者最为著名。二、重要医家医著
1.马莳
马莳，字仲化，号玄台子，后人为避康熙讳，避“玄”而改为“元”故其著作清代刻本均以“元台”称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活在嘉靖、万历、天启年间，约15～16世纪。马莳幼年从儒，因身弱患疾，遂弃儒更医，穷研经典，精于临床，后任职于太医院。世人评价其“善针灸，对《内经》颇有研究”。
马莳的著作以《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和《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最为著名。《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素问》一书，明代以前已有多种注本，但马莳认为，唐代王冰、元代滑寿、北宋林亿等医家所注的《素问》在卷数、章节的编次及注释内容等方面均有错误；而《灵枢》文字古奥，前人少有校注。于是，马莳对《素问》、《灵枢》重新分卷、注解，编著成《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和《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各9卷。马莳像
马莳开全注《灵枢》之先河。他以南宋史崧收藏的《灵枢》家传本为基础，撰著了《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一书。该书分为9卷81篇，其体例仿照《素问》注释，是《灵枢》的第一部全注本。由于马莳擅长针灸学，故注解水平较高，对经络腧穴注释详明，并附有经络腧穴图解，其注文在剖析医理及申明字义方面有所发挥，对后人学习研究《灵枢》很有参考价值。汪昂在其《内经约注》里曾评价说：“《灵枢》从前无注，其文字古奥，名数繁多，观者蹙额颦眉，医率废而不读，至明始有马玄台之注，其疏经络穴道，颇为详明，可谓有功于后学。”《黄帝内经注证发微》《素问注证发微》最早由天宝堂刊行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简称天宝堂刻本。现存《素问注证发微》的版本不下10余种，其主要版本除天宝堂本外，尚有清嘉庆十年（1805年）古歙鲍氏慎余堂刻本（简称嘉庆本），清光绪五年（1879年）善成堂据太医院藏版刻本（简称善成堂本），清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邱氏文富堂刻本（简称文富堂本），清宣统二年（1910年）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简称锦章书局本）。另外，《医部全录·医经注释（上）》亦引用了马玄台、张隐庵《黄帝内经素问》合纂本（简称张马合注本）。《灵枢注证发微》最早刊行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简称宝命堂刻本。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有潘之恒刻黄海本，清嘉庆十年（1805年）有古歙鲍氏慎余堂刻本，清光绪五年（1879年），有善成堂据太医院藏版刻本，另有张马合注本等。
此外，马莳还著有《难经正义》9卷，《脉诀正义》3卷，可惜均已佚。
2.张景岳
张景岳，名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明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卒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景岳出身官宦之家，祖籍四川省绵竹县，其先祖在明朝初期以军功授以绍兴卫指挥，遂定居浙江。他才思敏捷，自幼好学，遍览诸子百家、经史典籍，幼时即从父学医，研习《内经》。13岁时，他随父亲到北京，师从京畿名医金英（字梦石），尽得其传。张氏57岁时返回乡里，全力研究岐黄之术，专心从事临床诊疗，著书立说。张景岳像
张景岳著有《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景岳全书》、《质疑录》等。其所著《类经》综合百家，剖析微义，凡数十万言，历40年而后成。衢县叶秉敬谓之“海内奇书”。《类经》32卷、《类经图翼》15卷（内含《附翼》4卷）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刊行。张景岳将《内经》（包括《素问》、《灵枢》）的内容按摄生、阴阳、藏象等32类“从类分门”并加以注释，所以称为《类经》。该书条理井然，易于浏览研读，深为后世研读《内经》者称便。对于其中意义深奥，言而不能尽意者，景岳另详以图，再加翼说，故有《图翼》的续篇。在《图翼》的《附翼》中，又有“求正录”诸篇，畅谈了景岳的研究心得和独特见解。《质疑录》1卷刊行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其中文字复见于《类经》，可能系后人从《类经》中摘录，但也有补充。观其题词，又似自集。有人谓其为景岳晚年著作，乃颇悔其少时立言未有善处，故撰此以补充之。或谓篇中论前人医学之得失，以理辨之，以为质疑之一助，故名《质疑录》。
3.张志聪
张志聪，字隐庵，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生活于清顺治、康熙（1610～1680年）年间。张志聪幼年失怙，因而弃儒学医，师从伤寒大家张遂辰（卿子），并得其真传。他广览前贤诸书，对《素问》、《灵枢》、《伤寒论》等典籍均有深入研究，先后著有《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黄帝内经灵枢集注》、《伤寒论宗印》、《金匮要略集注》、《本草崇原》、《侣山堂类辩》、《伤寒论集注》、《针灸秘传》等。除《金匮要略集注》和《针灸秘传》遗佚外，其他著作均存留于世。《黄帝内经素问集注》，简称《素问集注》，系张志聪与其同学及门人数十人共同注释《素问》的著作，共9卷，81篇。本书特点有二：一是以经解经，用《内经》解释原文，不拘于字解，不尚训诂，正如其在序中所云：“前人咳唾，概所勿袭，古论糟粕，悉所勿存。”二是注重临床，论理详尽，强调从临床实际来阐发医理。各篇的论点《黄帝内经灵枢集注》，简称《灵枢集注》，系张志聪与其同学及门人数十人注释《素问》之后的又一著作。其注释特点与《素问集注》类似，同样注重以经解经与理论联系临床，并注重《素问》、《灵枢》医理的相互印证。《黄帝内经素问集注》
4.高世縂
高世縂（1636～1700年），字士宗，钱塘人，因科举不中，遂在倪冲之门下学医，于23岁时悬壶。时闻张隐庵在侣山堂开讲论经，遂往从学，如是者十年，而后医术大进。《清史稿》称其“乃从张志聪讲论轩岐、仲景之学，历十年，悉窥精奥”。高氏对老师崇拜至极，并一生追随。其著除与隐庵合撰《本草崇原》、《伤寒论集注》外，有《素问直解》9卷，《医学真传》1卷。第二节 学术主张一、马莳的学术主张
1.恢复《素问》、《灵枢》各九卷的篇目《汉书·艺文志·医经家》记载，《黄帝内经》共18卷，内容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王冰注的《素问》中提到，“《伤寒论·序》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经》”这里《九卷》指的是《灵枢》。《汉书·艺文志》说的《黄帝内经》18卷，包括《素问》和《灵枢》各9卷。全元起的《素问训解》本也是9卷，虽其书已轶，然9卷81篇的目录仍在。虽然马莳当时看到的《素问》还是王冰的24卷本，但他对此持有异议，坚持恢复《素问》、《灵枢》9卷的原貌，因此他的两本《发微》都是9卷。后来张志聪尊崇马莳，也改成9卷，而不是24卷。我们现在看到的9卷本《素问》是从马莳开始的，以前的9卷本已经看不到了。
2.同注《素问》、《灵枢》，首注《灵枢》
马莳可谓第一位同时注释《素问》、《灵枢》的医家，尤其首注《灵枢》，是很不容易的。在当时，《素问》已经有几家注解本可以看到，而《灵枢》则没有，唯有以南宋史崧收藏的《灵枢》家传本为底本来进行注释。虽如此，《灵枢注证发微》的注解水平仍很高，尤其在经络、腧穴的注解方面高于其他医家。这和他长期从事针灸临床，对针灸研究特别深入有关。因为《灵枢》是以针灸内容为主的古籍文献，故又有《针经》之称。
或谓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简称《太素》）不是比《灵枢注证发微》早得多吗？确实，《太素》是隋唐时期的作品，而且亦是同时注解《素问》、《灵枢》的，但马莳当时没有见过《太素》，因为自宋以后，《太素》就从我国消失了。明清的医家知道有一本《太素》，但从来没有见到过。现存的《太素》是从日本抄回来的，日本人藏有我国唐代人手抄本的《太素》。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马注的《灵枢注证发微》是最早的《灵枢》注本。当然，从医史角度来看，注《灵枢》的第一人还是杨上善。
3.首创注解篇名，擅长以经解经
马莳对《素问》篇名进行注释，发前人之未发，言前人之未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对《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马莳注曰：“此篇应是岐伯所言，发前篇修道未尽之意，篇内以春夏秋冬四时异气，当有善养生长收藏之道，及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皆调神之要道也，故名篇。”其言简意赅，提纲挈领，点出了本篇主旨。张志聪亦仿其在《素问集注》中注曰：“神藏于五脏，故宜四气调之。脾不主时，旺于四季月。”再如，马莳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此篇以天地之阴阳、万物之阴阳合于人身之阴阳，其象相应，故名篇。”他明确指出，此篇讨论的内容是天地、万物、人身，其象相应，均合阴阳之道。张志聪注曰：“此篇言天地水火，四时五行，寒热气味，合人于脏腑身形。清浊气血，表里上下，成象成形，莫不合乎阴阳之道。至于诊脉察色，治疗针砭，亦皆取法于阴阳，故曰阴阳应象大论。”其注篇名之义亦遵马莳。
马莳按原文次序，每篇分为若干节，逐句加以诠释。如注“四气调神大论”他按原文分为8节，前4节讨论春、夏、秋、冬四时养生之法，随后按顺序注释天地升降之妙、逆四时之病、圣人善养之道及治未病之理等余下4节。其条理非常清楚，便于读者阅读理解。在注释原文时，马莳先总结段落大意，然后进行详细注解，阐发医理。再如“金匮真言论”马莳按原文次序分为9节：首论八风能伤五脏，伤其所胜者；次论五脏随时为病，然必冬藏其精，而四时不为病也；再论天有阴阳，人身与病皆应之；余下五节依次从东、南、中央、西、北五个方面分别论述五脏应四时，而各有收受也；最后一节总结全文，并提出善脉者必察脏腑。又如“九针十二原”马莳共分16节，每节均有提要。如第一节“此帝欲立针经，而伯遂推而次之也。”第二节“此详言小针之要，而针道之所以毕也。”马莳对经文之分节，并非任意而为，而是经过反复推敲作出的，条理十分分明。如对“生气通天论”他指出：“此节分截，似当以寒、暑、湿各为一节，殊不知本篇所重在阳气，故凡本篇有阳气者，当提为各节起语。”马莳之分节十分精当，多为后人采用。
马莳善于运用以经解经之法。所谓以经解经，就是注文以正文的形式出现，是医经注释的早期形式，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存在。马莳或引《素问》他篇之义以证本文，或引《灵枢》佐证《素问》，或引《素问》以证《灵枢》，使原文之义得以阐明。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曰：“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类金，其畜马，其谷稻，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数九，其臭腥。”马莳在注文中引用了“阴阳应象大论”及《易经》的原文来阐述肺的五行属性，曰：“西方庚辛金，其色白，吾人之肺属金，故内入通于肺，而外则开窍于鼻。肺主气，鼻通气，故开窍于鼻，其精则仍藏之于肺耳。盖金精之气，其神魄，所谓精者魄也。肺在胸中，悬于背，背为胸中之腑，故病在背。“阴阳应象大论”曰金生辛，辛生肺，故其味辛。肺主声而坚劲，故其类金。《易》以乾为金，乾为马，故其畜马。稻之性坚而色白，故其谷稻。金之精气上为太白星，故上应四时之星，当为太白星也。太白星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肺主身之皮毛，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时至秋而肃杀，故在音则为商。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故其数九。凡气受金变则为腥，故其臭腥。肺之所收受者如此。”再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聚，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对于“和于术数”中“术数”一词，马莳注曰：“术数者，修养之法则也。上古之人为圣人而在上者，能知此大道而修之，法天地之阴阳，调人事之术数。”因意犹未尽，遂加注曰：“术数所该甚广，如呼吸按跷及《四气调神论》养生、养长、养收、养藏之道，《生气通天论》阴平阳秘，《阴阳应象大论》七损八益，《灵枢·本神》长生久视，本篇下文饮食起居之类。”其引文精准，说理透彻。
马莳素娴针灸，因此对《灵枢》研究颇深，故征引《灵枢》来阐释《素问》有关针灸腧穴的经文，尤为精当。如《素问·刺禁论》云：“刺舌下中脉太过，血出不止为喑。”马莳注曰：“此言刺舌下而失之太过者为喑也。舌下者，廉泉穴也，属任脉经。任脉属阴脉之海，今刺廉泉而中其脉气，至于太过，则必血出不止而为喑矣。盖人之音声必发于会厌，以会厌为音声之户。《灵枢·忧恚无言》云：会厌之脉上络任脉，取之天突，其厌乃发。今中脉太过，则廉泉与天突相通，天突与会厌相通，宜其为喑疾也。”又如《素问·气穴论》曰：“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马莳注曰：“大禁二十五者，即五里穴，肘上三寸行向里，大脉中央，属手阳明大肠经。按《灵枢·本输》篇云：尺动脉在五里，五腧之禁也。《灵枢·玉版论》云：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气尽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俞矣。盖言针之二十五次而俞气尽，其人必死，故大禁刺也，非穴有二十五也。”
除了《素问》、《灵枢》互证以外，马莳还引用各注家之说，广征博引，择善从之。据不完全统计，马莳的两本《发微》共引书30余种，包括《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脉经》、《针灸甲乙经》、《千金方》、《三因方》、《诸病源候论》、金元诸家著作、《袖珍方》、《医学纲目》等，经籍中的《易经》、《尚书》、《礼记》、《尔雅》、《山海经》、《诗经》等，史籍中的《史记》、《汉书》、《三国志》等。
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体若燔炭，汗出而散。”马莳注曰：“因于夏之暑气者，其体必有汗，或烦躁而动，则为喘喝，或不烦躁而静，则亦不免于多言。暑证者，热证也。故合动静而皆不能静者如此。一身之热如燔炭然，必从而汗之，则邪从汗散矣。”为进一步阐明经文，他又引用了张洁古、李东垣及《素问·玉机微义》、《素问·热论》对暑证之论，并驳斥了朱丹溪、滑伯仁之谬。再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冬伤于寒，春必温病。”马莳注曰：“冬伤于寒者，至春必为温病。盖冬时严寒中之即病者，谓之伤寒，其有伤于寒而不即病者，至春阳气发生，邪从内作，故为温病之证。夫曰温者，寒非纯寒而有热，热非纯热而有寒，正以前此而冬则为寒，后此而夏则为热，则此春时乃为温病也。”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马莳引用了《素问·热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两篇及《伤寒论》的原文，并驳斥了庞安常、杨玄操、谢复古之非。
4.联系临床，不尚空论
马莳医术高明，尤擅长针灸，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因而在注释《素问》、《灵枢》时，多能结合临床阐发医理，而且常常对治疗方法加以补充，这在注解针灸经络方面尤为突出。如《素问·刺志论》曰：“夫实者，气入也；虚者，气出也。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入实者，左手开针空也；入虚者，左手闭针空也。”马莳注曰：“此言泻实补虚之有法也。夫所谓实者，邪气之入而实也，非真实也。所谓虚者，正气之出而虚也，乃真虚也。邪实者，其体必热，气虚者，其体必寒，寒热之间，虚实括矣。故虽有气盛身寒，其寒为邪，然终必热也。大凡用针之法，右手持针，左手掐穴，方其入针泻实之时，则左手掐穴，开针空以泻之，及其去针补虚之时，则左手闭穴，闭针空以补之。先治伪实而后补真虚，此要法也。然则今之用药者，亦唯泻实补虚如针法耳，孰谓理之不可类推哉？”马莳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对针灸泻实补虚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再如《素问·骨空论》曰：“失枕在肩上横骨间。”马莳注曰：“此言失枕者有当刺之穴也。肩上横骨间，乃肩尖端上行两叉骨罅间陷中，名巨骨穴，系手阳明阳之会，针一寸半，灸三壮至七壮，治肩臂不得屈伸。王注以为缺盆穴者，恐缺盆难治失枕，盖因横骨间，遂误以为缺盆也。”经文中论及失枕的治疗，当取肩上横骨间针刺，何谓“横骨间”？马莳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指出，横骨间“乃肩尖端上行两叉骨罅间陷中，名巨骨穴”并详述了针灸之法，同时指出王冰之谬，其务实精神可见一斑。
在《素问·水热穴论》注中，马莳论及风水的治疗时指出，“后世止知水肿，不知有风水之义，但知利水，而并不用风药，此朱丹溪治水肿法，诚有未全，后世循法用之，致人夭枉者，不知几千万人也。如果审得周身浮肿，色黑或白不黄，目下瞳亮，肤如脂泽，信为风水证也，用羌活以入膀胱，独活以入肾，防风行四肢，苍术发表胜湿，干葛、白芷入阳明，柴胡和解表里，甚则用十二经引经药，无不应手而愈。”此处详细论述了风水的治法及用药，并痛斥前人曲解经文，遗祸世人。可见马莳不仅擅长针灸，而且用药如神。《灵枢·官针》篇论及脉有浅深而刺法不同时云：“脉浅者勿刺，按绝其脉乃刺之，无令精出，独出其邪气耳。”马氏注曰：“脉之所居浅者，初时勿即刺之，且以左手按绝其穴中之脉，然后以右手刺之。盖不使精气出，而独出其邪气耳。”该篇论及治心痹用偶刺法时曰：“偶刺者，以手直心若背，直痛所，一刺前，一刺后，以治血痹，刺此者旁针之也”。马氏注曰：“一曰偶刺，以一手直其前心，以一手直其后背，皆以直其痛所。直者当也。遂用一针以刺其胸前，用一针以刺其后背，正以治其心痹耳。然不可以正取，须斜针以旁刺之，恐中心者一日死也。前后各用一针，有阴阳配合之义，故曰偶刺也。”马莳对于偶刺的含义以及方法步骤论述非常详尽，使读者一目了然，体现了其深厚的《内经》功底及丰富的临床经验。我们现代临床沿用的前后配穴法、俞募配穴法，就是偶刺的发展。《灵枢·杂病》曰：“颔痛，刺足阳明曲周动脉……气逆上，刺膺中陷者与下胸动脉。腹痛，刺脐左右动脉。”经文未明言具体穴位，马氏注云：“颔痛者，当取足阳明胃经颊车穴以刺之。此穴在耳下曲颊端，动脉环绕一周，故曰曲周也。”同时他指出，治气逆上冲应选胃经膺窗穴和任脉膻中穴，治腹痛需取胃经天枢穴等。马莳以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经文进行阐发、充实，使后学者易于学习掌握。又如《灵枢·逆顺》论病有不可刺之义时云：“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与其形之盛者也，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马莳对“可刺不可刺”作了总结，谓：“上工方病之未生而刺之，其次则虽生而未盛亦刺之，其次则虽盛而已衰亦刺之，唯邪气方袭，或病形正盛，或病势脉气相逆，皆不可刺者也。不可刺而刺之，是之谓下工耳。”马莳认为，用针法如列阵用兵，而用药亦如此。“然则用药者，亦当用药于寒热未至之先。不分外感内伤之寒热，皆当如此。若邪气方盛而用药，则寒药反助其寒，热药反助其热，不能解病而适以增病矣……愚用药必于邪已衰未盛之时，每获效为甚速云。”
5.附以图表，阐发经旨
由于《内经》文义深奥，对于言不能尽意者，马莳多附图表以阐明经文。尤其是《灵枢注证发微》中附有完整的脏腑图及人体经脉腧穴图解，使医者便于领悟经文。而在《素问注证发微》中，马莳共绘制了76幅图表来阐释运气学说，归纳运气理论，直观明了，使后学者易于理解。马莳对运气学说深有研究，其谓“（运气）有定纪之年辰，与无定纪之胜复，相错常常，今独求年辰之常，不求胜复之变，岂得运气之真哉？”马莳将运气学说与临床实际结合起来，对运气学说的研究颇有启发。二、张景岳注解《内经》的学术主张
1.分类注经，融会贯通
张景岳研习《内经》近30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大而阴阳变化，小而草木昆虫，音律象数之肇端，脏腑经络之曲折，靡不缕指而胪列焉……其为德也，与天地同，与日月并”故学医者皆应学习。但当时一般人“目医为小道，并是书且弁髦置之者”视《内经》为无用之物，甚至“今之业医者亦置《灵》《素》为罔闻”可见当时人们对《内经》一书的轻视程度。张景岳认为，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发展下去势必导致“盛盛虚虚，而遗人夭殃，致邪失正，而绝人长命。”造成这种情况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经文奥衍，研阅诚难”。虽然自唐以来《内经》方面的注述甚丰，王冰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遗漏处也不少。例如，有避难不注的，有注释与原义不符的，有注释不便检阅的，何况《灵枢》尚未注释，尤令人遗憾。并且，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不少医家只是顺文敷衍，难懂之处不能明断，精要之处得不到阐发。张景岳认为，这样的注释没有什么益处。于是，他专心致志研究《素问》、《灵枢》两书。开始，他只是把《内经》中的重要章句摘录下来，作为个人学习之用。日子久了，摘录多了，反而觉得《内经》言言是金石，字字有珠玑，竟不知哪句可摘，哪句不可摘。因此他奋然鼓念，决定自己来整理、注释《内经》，以便发隐就明，转难为易，尽启其秘，使学者了然，见便得趣，从而真正熟悉《内经》本原，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经过长期的实践及摸索，张景岳发现《素问》、《灵枢》经文互有阐发之处，为求其便，“不容不类”故“遍索两经”“尽易旧制”从类分门，然后合二为一，加以注解，命曰《类经》。景岳以《灵枢》启《素问》之微，以《素问》发《灵枢》之秘，同时综合百家，剖析幽隐，把经文分成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12类，共390条，32卷，80万言。张景岳认为，这样类编可以“条理分，纲目举，晦者明，隐者见，一展卷而重门洞开，秋毫在目。”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对《类经》一书中意义较深而言之不尽意处加图详解，再附翼说。《类经图翼》11卷，对运气、阴阳五行、经络腧穴、针灸操作等作图解说，系统讨论。《类经附翼》4卷，探讨易理、古代音律与医理的关系，并阐述其温补的学术思想。“大宝论”、“真阴论”等篇章中也有部分针灸歌赋。《类经》《类经》集前贤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理论上有发明，注释上有创见，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的重要参考书。
2.阴阳观（1）阴阳互根，精气互生
张景岳在其阴阳理论中明确指出：“阴阳者，一分为二也”（《类经·阴阳应象》），这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他深入阐发阴阳互根的原理，谓“先天因气以化形，阳生阴也；后天因形以化气，阴生阳也”。（《类经附翼·求正录》）“道产阴阳，原同一气。火为水之主，水即火之源，水火原不相离也。何以见之？如水为阴，火为阳，象分冰炭，何谓同原？盖火性本热，使火中无水，其热必极，热极则亡阴而万物焦枯矣；水性本寒，使水中无火，其寒必极，寒极则亡阳而万物寂灭矣。此水火之气果可呼吸相离乎？”（《景岳全书·传忠录·阴阳》）以上说明，阴阳互根，彼此相须，缺一不可。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阴阳互根的原理应用于人体，可阐发阴阳、精气的互生互根。“故先天之气，气化为精；后天之气，精化为气。精之与气，本自互生。”（《类经·摄生类》）他指出，在病理上，阴阳亏损的证候表现虽在功能低下或形质受损方面各有侧重，但本质上又相互影响。所以，在治疗上，“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善治气者，能使气中生精。”此乃“阴阳相济之妙用也。”（《景岳全书·新方八略引·补略》）（2）阳非有余
金元时期，刘河间、朱丹溪等医家倡用寒凉，朱丹溪还提出了“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观点，风靡当时，对后世影响巨大。张景岳以《内经》理论为指导，纠偏补弊，倡导“阳非有余”、“阳常不足”、“气不足便是寒”等观点。
景岳认为，人体阴阳应该平衡，同时阳气比阴气更重要。他从形气、寒热、水火三个方面论证阳气的重要性。“一曰形气之辨，二曰寒热之辨，三曰水火之辨。夫形气者，阳化气，阴成形，是形本属阴，而凡通体之温者，阳气也；一生之活者，阳气也；五官五脏之神明不测者，阳气也。及其既死，则身冷如冰，灵觉尽灭，形固存而气则去，此以阳脱在前而阴留在后，是形气阴阳之辨也，非阴多于阳乎？二曰寒热者，热为阳，寒为阴，春夏之暖为阳，秋冬之冷为阴。当长夏之暑，万国如炉，其时也，凡草木昆虫咸苦煎炙，然愈热则愈繁，不热则不盛。及乎一夕风霜，即僵枯遍野。是热能生物，而过热者唯病；寒无生意，而过寒则伐尽。然则热无伤而寒可畏，此寒热阴阳之辨也，非寒强于热乎？三曰水火者，水为阴，火为阳也。造化之权，全在水火，而水火之象有四，则日为太阳，火为少阳，水为太阴，月为少阴，此四象之真形而人所未达也。”（《类经附翼·求证录·大宝论》）“形气之辨”认为，阳化气，阴成形。身形本属阴，而人通体之温煦，人体之活力，五脏、五官之气化，无不赖阳气。相反，若阳去则身冷如冰，知觉尽失，形存而气去。“寒热之辨”认为，春夏阳热则万物化生，秋冬阴寒则万物藏匿，“热无伤而寒可畏”亦说明阳气之重要。“水火之辨”认为，天地之造化固然全在水火，但水之所以产生，唯赖其含有阳气。因此，无论形与气、寒与热，还是水与火，阳气都是主要方面。“阳唯畏其衰，阴唯畏其盛。非阴能自盛也，阳衰则阴盛矣。凡万物之生由乎阳，万物之死亦由乎阳，非阳能死物也，阳来则生，阳去则死矣。”（《类经附翼·求证录·大宝论》）景岳重视阳气的思想，于此可见一斑。
景岳进一步将人之真阳比作太阳，并云：“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孰谓阳常有余，而欲以苦寒之物伐此阳气，欲保生者，可如是乎？”（《类经附翼·求证录·大宝论》）从天地而言，太阳是生命之源；对人体而言，阳气是生命之源。《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之要，阳密乃固。”景岳重视阳气的思想，可谓源于《内经》。景岳“阳非有余”、“阳常不足”的观点，表现在临床上就是重视温补，维护阳气而固有生之气。（3）命门学说
命门一词首见于《内经》，指眼睛或睛明穴。命门学说源于《难经》，“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后世医家对《难经》这一理论进一步发挥。尤其是明代，有关命门位置和功能的研究逐渐兴起。如薛立斋、孙一奎、赵献可等皆对命门理论进行了阐发。景岳对命门的发挥亦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太极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生命的本原。《类经图翼·太极图论》云：“太极者，天地万物之始也。”命门则起到了人身之太极的作用，成为人体生命的本原。其云：“道产阴阳，原同一气，火为水之主，水即火之源，水火原不相离也……其在人身，是即元阴元阳，所谓先天之元气也。欲得先天，当思根柢，命门为受生之窍，为水火之家，此即先天之北阙也。”张景岳认为，“命门居两肾之中，即人身之太极，以生两仪，而水火具焉，消长系焉，故为受身之初，为性命之本……命门之火谓之元气，命门之水谓之元精。”元精元气是十二脏之化源。
关于命门的形态位置，张景岳的观点既不同于《难经》“左肾右命门”说，又有别于孙一奎的肾间动气说。他认为，命门之位置在两肾之间，系“子宫”及“子宫之门户”。子宫之下有一门，即俗语之产门。其在男子，则于精泄之时自有知觉。“夫身形未生之初，父母交会之际，男之施由此门而出，女之摄由此门而入。及胎元既足，复由此出，其出其入皆由此门，谓非先天立命之门户乎？及乎既生，则三焦精气皆藏乎此。”张景岳此论虽有别于《难经》之“左肾右命门”说，但与《难经》中命门“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的观点相一致。（4）医易同源
张景岳的易学修养十分深厚，他是一名典型的儒医，认为要做合格的医生唯有“穷理尽性，格物致知，以求圣人之心斯可也。”（《类经图翼·序》）因此，张景岳研究儒家经典，尤精于周易，强调“医不可无易，易不可无医”。《类经图翼·运气上》讨论“太极”与《内经》的阴阳联系，谓“太极者，天地万物之始也……老子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邵子曰：若论先天一事无，后天方要着工夫。由是观之，则太虚之初，廓然无象，自无而有，生化肇焉。化生于一，是名太极。太极动静而阴阳分，故天地只此动静。动静便是阴阳，阴阳便是太极，此外更无余事。”其又云：“先天者，太极之一气。后天者，两仪之阴阳。”《类经附翼·医易义》对医易同源思想予以进一步发挥，曰：“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由于医易之理无外乎阴阳，故二者实相通。景岳认为，人身是一小宇宙，其生化之理不外乎易。人禀天地之气生，宇宙天地之理不外乎易，人体之生理病理亦不外乎易，故需借易以明其理。因此，通晓易理则有助于精通医道。由于《周易》的重点在于“变”医生的使命在于诊治得宜，故医生须把握“变”与“宜”的辩证关系，即掌握“变”与“宜”之间恰当的“度”而用药治病，亦即随机应变之谓。由于张景岳生于宋明理学、象数之学具有极大成就的时代，其著作《类经》自然要受到这些学术思潮的影响。张景岳所倡导的医易同源思想，不仅体现了他本人的学术特点，而且也是明代学术风气的反映。
3.针灸观（1）注重经典，阐发经旨
历代《内经》注家大多仅通晓方药，并不擅针灸，而《内经》中的针灸经络学内容约占其半，这就为注解经文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景岳针灸方药皆通，具备阐发经旨的有利条件。《类经》中，7～9卷为经络类，19～22卷为针刺类，其他各卷中亦多论及针灸经络之文，如30卷会通类有针灸一节，14卷疾病类也论及十二经疾病。其注文广征博引，且多发明，重视医理，尤重临床。
由于《内经》文义深奥，对于言不能尽意者，景岳另详以图，再加翼说，编撰《类经图翼》15卷（含《附翼》4卷）。《类经图翼》中除运气之外，还附有经络针灸图表79幅，其图表数量之多、绘图水平之高为明代以前所少见。另外，《图翼》中计有歌、赋各42首。这些内容可以使初学者快速入门，学成之后也易于温习、巩固，便于临床应用。《类经图翼》中关于针灸经络的内容广采前贤文献，上自《内经》、《针灸甲乙经》，中到《千金方》、《外台秘要》，下至《乾坤生意》、《捷法》等，几乎全部包括。特别是其中十四经穴的主治，还收集了不少民间的针灸验方。这对于保存古代针灸文献，传播古代针灸医家的临床经验，阐述经义奥旨，为后世针灸学的继承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注重温补，推崇灸法
景岳“阳非有余”、“人体虚多实少”的学术思想，在临床上表现为注重温补，在针灸中就是推崇灸法。《类经图翼·卷十一·针灸要览·诸证灸法要穴》中辑录了明代以前数百首灸法验方，涉及内、外、妇、儿各科病症。《景岳全书·杂证谟》中有20类论及针灸疗法，除5类涉及针法外，其余15类为灸法内容，由此可见张氏对灸法的重视程度。对某些疾病的治疗，景岳认为灸胜于药，如“中风服药，只可扶助，要收全功，艾火为良。”关于艾灸的作用，他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行气活血，二是回阳益气，三是散风拔毒。他在《诸证灸法要穴》中说：“凡用灸者，所以散寒邪，除阴毒，开郁破滞，助气回阳。”在中风灸法中云：“不唯逐散风邪，宣通血脉，其于回阳益气之功，真有莫能尽述者。”又在非风灸法中谓：“凡用灸法，必其元阳暴脱及营卫气血不调。欲收速效，唯艾火为良。然用火之法，唯阳虚多寒，经络凝滞者为宜。”三、张志聪注视《内经》的学术主张
1.遵经崇古，以经注经《黄帝内经》一书，《汉书·艺文志》记载共有18卷。唐代王冰注《素问》，整理编次为81篇、24卷。《灵枢》经史崧整理为12卷，均与《汉书·艺文志》记载不相符合。明代医家马莳将二者各分为9卷，意在还《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黄帝内经》18卷旧观。张志聪宗马玄台之说，其《素问集注》、《灵枢集注》均以9卷本为基础，欲还《素问》、《灵枢》原貌。
张志聪不仅在体例上忠于原貌，而且在注释过程中尊重原文，不随意发挥，尤其注重以经解经。以经解经早在《黄帝内经》中即已存在，如《灵枢·小针解》中有一段文字就是用来注释《灵枢·九针十二原》相关内容的；《素问·离合真邪论》和《素问·针解》也有注释《灵枢·九针十二原》的内容。张志聪继承了以经注经的方法。其在使用这种方法时有两个特点。一是全用经文，不加己见。如《素问·宝命全形论》谓：“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志聪注曰：“《邪客》曰：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又引《素问·生气通天论》注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二是既引用经文，又阐述自己的观点。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张志聪首先对经文进行讲解，然后引《内经》来解释为何东方之民“皆黑色疏理”及“皆为痈疡”。其注曰：“地不满东南，故多傍水。海滨之地，利于鱼盐，傍水，故民多食鱼。近海，故嗜咸。得鱼盐之利，故居安食美也。鱼性属火，故使人热中。心主血脉，故咸胜血也。嗜咸，故色黑血弱，致肉理空疏也。《五藏生成》篇曰：多食咸则脉凝泣而色变。《灵枢经》曰：饮食不节，阴气不足，阳气有余，荣气不行，乃发为痈。”
2.集注《内经》，择善从之
张志聪研究《内经》的方法，没有沿袭既往医家以个人观点来注释的方法，而是采用发挥集体智慧，共同研究讨论的方法，因此其著作以“集注”命名。他在《素问集注·序》中云：“第经义渊微，圣词古简，苟非其人，鲜有通其义者，即如周之越人、汉之仓公、晋之皇甫谧、唐之王启玄以及宋元明诸名家，迭为论疏，莫不言人人殊。而经旨隐括者，或以一端求之；经言缕析者，或以偏见解之；经词有于彼见而于此若隐者，或以本文诠释而昧其大原；经文有前未言而今始及者，或以先说简脱而遗其弘论，是皆余所深悯也。”
张志聪构侣山堂，招同学讨论医学，集思广益，择善从之，开集体创作之先河。在每卷的开头，将参与整理此卷的同学及门人一一标明。经统计，共有同学16人，分别为：莫承艺仲超，杨象乾元如，朱长春永年，倪朱龙冲之，徐开先振公，仇时御汝霖，赵尔功庭霞，闵振儒士先，张文启开之，尚纲御公，沈晋元亮宸，吴嗣昌愗先，姚宗士因，余国锡伯荣，任充谦谷庵，高士縂士宗。另外，还有门人12人，子1人，分别为：门人王弘义子芳，朱景韩济公，朱输卫公，莫瑕子瑜，黄绍姚载华，金绍文西铭，莫善昌子晋，王庭桂芳侯，倪昌大仲宣，徐永时公遐，杨应选君立，倪昌世仲玉；子张兆璜玉师。因此可以说，《集注》极大地发挥了集体的智慧。正如其在《素问集注·序》中所云：“以昼夜之悟思，印黄岐之精义，前人咳唾，概所勿袭，古论糟粕，悉所勿存。唯与同学高良，共深参究之秘，及门诸弟，时任校正之严，剞劂告成。”他强调自己在研究中领悟经文，提出观点，同时对前人见解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在经文注释中，张志聪不仅收录个人的主张，同时博采众长，引用同学、门人的意见，体现了学术研究中的民主氛围，从而有助于发挥集体智慧。
张志聪每于自己的注释之后，收录同学、弟子的见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膏粱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张志聪注：“味厚伤形，气伤于味，形气伤则肌腠虚矣。膏粱所变之热毒逆于肉理，而多生大疔。盖肤腠虚而热毒乘之，有如持虚之器而受之也……膏粱之变，足生大疔者，言阳气之通会于腠理也。”其弟子朱济公谓：“经云：微者卫气疏，疏则其肤空。又曰：腠理者，三焦通会元真之处。夫形食味，形气虚，则膏粱之味毒乘之，故曰受如持虚。”师徒俩把形味关系提升到形气关系来论述，体现了天人一体的精神，从更深层次对医理作出了解释，可谓深得《内经》之要旨。两者注文亦可谓相得益彰。
再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志聪注曰：“因外淫之邪有伤于气，则为肿矣。《阴阳别论》曰：结阳者肿四肢。盖阳气伤而不能运行，则荣血泣而为肿矣。四维，四肢也。四肢为诸阳之本，气为邪伤，是以四肢之阳交相代谢，而阳气乃竭也。”志聪同时引用学生朱景韩的见解，“朱济公曰：四维，四时也。《至真要大论》曰：谨按四维，斥候皆归，其终可见，其始可知。盖手足三阳之气旺于四时，有盛有衰，如四时之代谢，故曰四维相代也。又问曰：六淫之邪，止言三气者何也？曰：六气生于五行，暑热总属于火，阳气与卫气各有分别。风伤卫而兼伤阳，故另提曰风客淫气。经曰燥胜则干，燥淫之邪，伤人血液而不伤气。”对于“四维”的解释，这里列举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志聪认为是四肢，而其学生朱氏认为是四时。师生看法相左而同时收录于册，从中体现了张志聪在学术上的民主和治学上的严谨。
又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中有云：“夫盐之味咸者，其气令器津泄，弦绝者，其音嘶败；木敷者，其叶发；病深者，其声哕。人有此三者，是谓坏府，毒药无治，短针无取，此皆绝皮伤肉，血气争黑。”志聪注曰：“此言脏腑经络皆由胃气之所资生，如胃气已败，虽毒药无所用其功，针石无所施其力。欲宝命全形者，当先养其胃气焉。夫盐之味咸者，性本润下，如置之器中，其气上升，令津泄泽于器之上；如弦欲绝者，其音必先嘶败；如木气敷散，其叶蚤发生。此三者，以喻有诸内而形诸外，以比哕之府坏，而后发于音声。夫哕有三因，如因肺气逆而欲复出于胃者，橘皮竹茹汤主之，此哕之逆证也；如哕而腹满，当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而愈者，此哕之实证也；如有此三者之比，而其声哕者，哕之败证也。此因病深而胃腑已坏，虽毒药无可治其内，短针无可取其外。此皆皮毛焦绝，肌肉损伤，而气血争为腐败矣。黑者，腐之色也。”随后，他又引用同学及其子的看法。“朱永年曰：《金匮要略》云六腑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上气，脚缩，五脏气绝于内者，利不禁，手足不仁，此哕之坏证也。所谓坏府者，言病深而五脏六腑、血气皮肉俱已败坏。”又眉批：“张兆璜曰：气阳味阴，味下气升，气本于味，病本于根。《五变论》曰：木之蚤花先生叶者，遇春霜烈风则花落而叶坠。”
侣山堂在研经过程中，常常通过师生问答的方式来进行学术探讨，以集思广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谓“寒伤血”张志聪《素问集注》曰：“寒甚则血凝泣，故伤血。王子方问曰：风伤筋，湿伤肉，以本气而伤本体也。在心则曰热伤气，在肾则曰寒伤血者，何也？曰：气为阳，血为阴，火为阳，水为阴，心主火而为热，肾主水而为寒，是以热伤气而寒伤血者，同气相感也。下文曰：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水火者，阴阳之兆征也。心肾为水火阴阳之主宰，故所论虽与别藏不同，而亦是本气自伤之意。”风伤筋，湿伤肉，皆是本气伤本体，按照这一原则，当是热伤心，寒伤肾，却云“热伤气”、“寒伤血”故有疑问。注者从气血各自的阴阳属性找到它们与心肾的联系，故此说亦不违背本气伤本体的原则。再如《素问·热论》云：“诸生复问曰：是伤寒之邪，止病在足经，而不病手经耶？曰：五脏六腑配合十二经脉，十二经脉以应三阴三阳之气，然阴阳之气皆从下而生，自内而外，故《灵枢经》云：六腑皆出于足之三阳，上合于手者也。是以本经以三阴三阳之气始，应足之六经，足之六经复上与手经相合。”
3.引经据典，善于扬弃
除了善用《素问》、《灵枢》互证以外，张志聪在《集注》中旁征博引，体现了他勤求古训，博采众长的严谨治学风格。《集注》引书目20余种：计有《南华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灵枢》、《易经》、《尚书》、《汉书》、《礼记》、《尔雅》、《黄庭经》、《胎息经》、《道书》、《山海经》、《甲乙经》、《星书》、《孙子兵法》、《白虎通》、《宋史》、《遁甲经》、《史记》等。如《素问·脉要精微论》云：“肝与肾脉并至，其色苍赤，当病毁伤不见血。已见血，湿若中水也。”张志聪引用《金匮要略》原文来描述“肝与肾脉并至”的脉象特点及病因病机，注曰：“此言毁伤形身之暴病，而即见于色脉也。《金匮要略》云：寸口脉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为肾，弱即为肝，汗出入水中，如水伤心，历节黄汗出。此言毁伤筋骨，故肝与肾脉并至，而其色苍赤不见血者，谓筋骨伤而血不伤也。如已见血而血伤，则又若中水伤心，而心脉亦并至矣。盖言筋即为肝，骨即为肾，血即为心，毁伤筋骨而即见肝肾之脉，又非见肝肾之脉，而期病之必生于肝肾也。”《集注》中不仅引用了大量经典古籍，而且常常引用医家旧注。如《素问·疟论》曰：“帝曰：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发，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伯曰：其间日者，邪气与卫气客于六腑而有时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数日乃作也。”首先，张志聪认为间二日和间数日疟疾的产生是由于六腑之募原与卫气相距较远的缘故。其云：“六腑者，谓六腑之募原也，六腑之募原者，连于肠胃之脂膜也，相失者，不与卫气相遇也。盖六腑之募原，其道更远，气有所不到，故有时相失，不能相得其邪，故或间二日或数日乃作也。”然后他又引同学倪冲之及张介宾的观点来加以补充。“倪冲之曰：藏之募原而间日发者，乃胸中之隔膜，其道近六腑之募原，更下而远，故有间二日或至于数日也。张介宾曰：按《本经》言，疟之间二日及数日发者，以邪气深客于六腑之间，时与卫气相失，其理甚明。”接着他又批判了朱丹溪的观点，云：“丹溪以作于子午卯酉日者为少阴疟，作于寅申己亥日者为厥阴疟，作于辰戌丑未日者为太阴疟，此不过以六气司天之义为言。然子午虽曰少阴，而卯酉则阳明矣，己亥虽曰厥阴，而寅申则少阳矣，丑未虽曰太阴，而辰戌则太阳矣。如三日作者，犹可借此为言，若四五日者，又将何以辨之？殊属牵强，倘按此施治，未必无误，学者不可执以为训。”最后又引马玄台之论以佐证。“马玄台曰：本经言间日数日发者，邪与卫气不相值，何丹溪乃以为三日一发者，受病一年半，间日一发者，受病半年，一日一发者，受病一年，不知何据为然？”一段经文经过如此反复集注式地论证，说理不可谓不透彻。
有时，虽未直接引用旧注，但若旧注解释合理，志聪亦从善如流。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开阖不得，寒气从之，乃生大偻，陷脉为瘘。留连肉腠，俞气化薄，传为善畏，及为惊骇，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魄汗未尽，形弱而气烁，穴俞以闭，发为风疟。故风者，百病之始也。”王冰注：“汗出未止，形弱气消，风寒薄之，穴俞随闭，热藏不出，以至于秋，秋阳复收，两热相合，故令振眎，寒热相移，以所起为风，故名风疟也。”王冰虽揭示了“气机不畅，逆于肉理，乃生痈肿的病机，但对何谓“魄汗”未加解释。马莳注曰：“肺经内主藏魄，外主皮肤，故所出之汗，亦可谓之魄汗也。”马莳认为，肺主藏魄，外合皮毛，人体之汗与肺脏功能相关，故所出之汗谓之魄汗。张志聪对马莳的见解持赞同态度，故注云：“夫肺主皮毛，魄汗未尽，表邪未去也。”
若旧注有欠妥之处，张志聪往往一针见血，直斥其非。如《素问·阴阳别论》云：“凡持真脉之脏脉者，肝至悬绝急，十八日死，心至悬绝，九日死，肺至悬绝，十二日死，肾至悬绝，七日死，脾至悬绝，四日死。”张志聪注曰：“此审别真脏胃脘之阴阳也。悬绝者，真脏脉悬而绝，无胃气之阳和也。急者，肝死脉，来急益劲，如张弓弦也。《六节藏象论》曰：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计人亦有三百六十五节，以为天地久矣。此气之数也。木生于地，故死于九九之数，肺主天气，绝于六六之期。水火本于先天，故死于生成之数。脾土寄于四季，故绝于四日之周。五脏死期总合大衍之数。按：王氏皆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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