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德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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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发展试读：
前言
青少年发展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未来，每个社会都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与教育，中华民族也不例外。虽然青少年发展是整个社会的责任，但父母在青少年教养方面往往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孩子的性格和思想在这个阶段逐渐成熟，学习和生活习惯也快速养成；同时，青春期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学习的压力开始增大，人际关系也变得复杂，自尊心和自我意识更容易受到伤害，这些都可能导致心理和行为问题。因此，青少年更需要父母的引导和帮助。但正是在这个时期，很多父母开始放松对孩子的监督和教育，觉得孩子已经长大，不再需要他们细致的关心和照顾。另有些父母，虽然想继续帮助孩子，但不知道如何有效地管教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孩子，随着孩子叛逆心理的增强，父母会觉得教育孩子的难度越来越大，自己的能力不足。因此，在青少年教育方面，有很多误区，也缺乏能够帮助父母选择正确教养方式的科学知识，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青少年家庭教养的进步与发展，间接影响了中国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近几十年来，很多研究一致表明父母的家庭教养方式和青少年的发展息息相关。但这类研究成果主要源自西方，中国国内关于家庭教养方式及其成效的研究仍然很少。其中，严谨的、富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关于家庭教养的意见和建议一般都是基于西方的研究成果，即使是一些众所周知的观点也缺乏本土数据的支持。过分依赖西方的研究成果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子女教养方式是文化的产物。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养儿育女的传统，与西方的传统存在差异，因此，西方的模式未必能与中国的传统模式相融合。第二，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而且逐渐走向多元化。受中西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很多新型教养方式开始出现并渐成模式，西方理论未必能够解释这些新的变化与发展。
为了弥补现存知识的不足，本研究以实证科学为主导，系统地鉴定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教养方式，并且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尽可能全面地评估各种教养方式在青少年发展方面的效益。本书的贡献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设计严谨，抽样规模大，在全国同类研究中居前。研究团队花了5年的时间，从中国内地某大都市圈中抽取了两个超过3000人的代表性样本，从中收集了大量关于青少年教养及结果的定性和定量数据，并对其中一个样本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跟踪调查。然后，团队采用科学的分析和统计方法，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以探究当代中国青少年教养的主要模式。其次，本研究借鉴了多种青少年教养及发展的理论，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探讨当代中国青少年教养模式与世界其他地区教养模式的相似性和独特性，并深入考察中国教养方式的民族性和多元性。通过对东西方理论的验证，本研究确定了当代中国社会最有效的家庭教养方式，并对其他方式的不足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提出了改进的建议。最后，本研究系统地评估了家庭教养方式在诸多方面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包括心理健康、价值观念、学习成绩、日常活动、文化适应、同伴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偏差行为以及欺凌受害经历等，其涵盖的领域之广是以前的研究所无法比拟的。从这个角度讲，本研究注重的是家庭教养方式的总体影响，而不只是片面的分析，对于父母对孩子教养方式的选择更具有参考价值。
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象牙之塔，其最终目的还是服务社会。基于这个考虑，本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就改善中国家庭教养方式及效果进行探索。“宏观”指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比如城镇化的加速、生育观念的变化，以及农民工子女返回原省参加高考的规定等。政府可以通过改善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促进有效的教养实践和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微观”指的是个人特征及人际互动，比如青少年的心理特征与思想观念、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家长对子女的监督与鼓励等。在中国，很多父母仍然不能充分认识养育的重要性或者不知道如何有效地教养子女，本书综合考虑宏观和微观因素，对改善中国父母的教养方式及效果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本研究由澳门大学研究及发展事务办公室资助，研究团队包括澳门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和国内的专家及学者，李德教授担任首席调查员（Principal Investigator）。我们在此对参加研究的所有单位和个人，尤其是接受调查和访谈的学校、老师、家长和学生，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也十分感谢黄开诚教授提供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奉献和帮助，我们无法完成这项长达五年的实证研究。
本书由研究团队的主要成员执笔撰写，具体分工如下：序言：李德；前言：李德；第一章：张小华（第一节至第三节）、马岩（第四节）、夏一巍（第四节）；第二章：唐伟、梁敏；第三章：马岩（第一节）、张小华（第一节和第三节）、刘子瑄（第二节和第四节）；第四章：夏一巍（第一节）、张小华（第二节）、唐伟（第三节）；第五章：梁敏（第一节）、夏一巍（第一节和第二节）；第六章：唐伟（第一节）、夏一巍（第二节）；第七章：梁敏；第八章：夏一巍（第一节至第四节），马岩（第五节）；第九章：李德；全书由李德统稿和定稿。
最后，我们诚挚地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提供的支持与帮助。第一章 研究设计
本章包含四个部分，分别是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家庭教育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话题，经久不息。但不同时代的家庭教育总会保留它所属时代的印记。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腾飞，不但家庭教育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意义，家庭运作机制（family process）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如家庭结构更复杂、子女数量更少、父母教养方式更多元等）。这些变化让中国家庭的教养方式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如今，我国当代家庭教育经历了由传统家庭教育向现代家庭教育转型的一个过程，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传统家庭教养方式难以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相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西方现代家庭教养方式涌入中国，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父母接受。可是，基于文化背景滋生的不同家庭教养方式是否可以被中国父母所借鉴？借鉴的成效如何？这些变化对中国青少年的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的发展有何影响？这些都是当前国人们关注的重点。但是，纵观我国学术界，关于家庭教育和青少年发展的研究还比较少，也不够全面和系统，尚未能深入地理解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内外在成长的作用及影响，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亟待补充和完善。
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步，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舒适的生活，从农村涌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据统计，截至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约为2.47亿人，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流动人口仍将高达2亿人以上（魏佳羽、汪欢、陈梓曦、王会，2014）。截至2010年11月1日，全国流动儿童数量达3581万人，且城镇儿童中有四分之一是流动儿童（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2011）。诚然，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但是也给城市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难解决的城市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预防和控制流动青少年的偏差及犯罪行为。有研究表明：流动青少年已经成为我国违法犯罪的高危人群，尤其是在家庭成员众多的流动家庭里成长的青少年（Xu，2013；吴鹏森、邓俊，2011）。
尽管影响青少年内在心理健康和外在行为发展的因素众多，但犯罪学家们普遍认为：家庭运作机制以及相关的青少年个体内在发展才是最能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与偏差行为的作用机制。但因为缺乏实证研究，人们对中国家庭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如父母教养行为、父母婚姻冲突等）与青少年的个体内在发展（如心理健康、自控力等）和外在行为发展（如偏差、犯罪等）方面的作用机制缺乏科学认知。本研究将通过对中国普通青少年家庭和流动青少年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弥补我国学术界在此类问题研究上的缺陷。这对探讨预防中国青少年的偏差或犯罪行为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同时，本研究将进一步确认哪些家庭和个人因素是导致青少年外在行为表现问题的决定性因素，这对改进父母的教养行为、预防青少年出现内在心理问题和外在行为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
较之以往的研究，本研究采用的是混合研究方法，这是我国家庭教养方式和青少年个体内外在发展研究领域的一大亮点和进步。我国过去有关父母教养方式和青少年个体成长发展的研究大多建立在单一的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基础之上。诚然，定性研究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更深入，但其结论的适用性却局限在研究背景之下。相反，定量研究通过采用有代表性的样本，能够很好地保障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但是它无法深入捕捉到研究对象的细节特点。因此，当前研究方法的最优选择是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让定性与定量研究形成优势互补，这极大地保障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具体到本研究而言，混合研究方法的研究结论既能反映家庭教育和青少年发展关系的普遍特征，也能有效地展示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特殊角色。第二节 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通过定性和定量研究的方法，收集有关我国当代青少年（包括流动青少年）在家庭基本特点、家庭教育、青少年个性特征（如心理健康、自控力等）和青少年外在行为表现（包括学校表现、结交朋友、偏差行为等）方面的实证数据，包括定量调查和定性访谈的双重数据，为科学探索我国家庭教育对青少年成长发展的影响奠定基础。
二是通过上述方法收集的数据，重点分析如下问题：（1）当代中国家庭教育的主要方式及特点；（2）当代家庭运作机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自控力、学校表现、社会适应和问题行为表现的直接作用效果；（3）中国祖父母隔代教养的主要方式及特点。
三是由于迁徙和流动，流动青少年家庭会经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化，本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探讨这些变化对流动青少年家庭结构和运作机制的影响，及其对流动青少年成长发展的作用。
四是试图通过整合犯罪学领域的社会控制理论、一般犯罪理论、学习理论和心理学领域的父母教养方式理论，发展一套能解释中国家庭运作机制和青少年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论。
五是基于本次研究发现，在社会、教育和刑事司法等方面为促进我国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和偏差行为的预防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第三节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是青少年。但综观学术界对“青少年”的定义，我们发现：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对“青少年”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和定义。如有学者从生理学的角度出发，将“青少年”定义为“介于青春期开始到骨骼发育完成之间的一段生命时刻”。此为大多数生物学家经常采用的观点，即将处于性器官开始发育到完全成熟这个时间段的人定义为青少年。社会学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青少年时期是处于儿童和青年之间的成长期，在这期间，大多数年轻人都会经历性特征趋向成熟的身体及生理发育过程，认知及思辨能力得以增强和巩固，并逐渐获得成人身份及与之相应的权利。但心理学家的观点又不一样，他们更关注的是青少年在心理上的变化，他们认为：青少年时期是指从性生理成熟到心理成熟的一段时间。其中，心理成熟包括智力的发展趋于巅峰，情绪上能够自我控制，在社会上能够承担成人角色，履行公民义务等（张青方，1998）。本研究认为，不论采取何种观点，青少年时期总是这样一个阶段，即一系列生理事件到来标志着青春期的开端，到进一步进入成人的世界，承担社会和心理的事件为止。由于“青少年”这一段时间比较长，有学者将其分为“青少年早期”（12～16岁）和“青少年后期”（17～27岁）（Schiamberg，1988），但也有学者依据受教育的层次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包括“青少年前期”（初中生阶段的12～14岁）、“青少年中期”（高中生阶段的15～17岁）和“青少年后期”（大学生阶段的18～22岁）（Archer和Lloyd，2002）。本次研究将采用这种三分法的概念，并将研究对象限定在12～19岁的初中生和高中生群体中。当然，个别学生有提前入学或留级的现象，故本次调查的学生年龄跨度为10～20岁。
本研究将结合当前我国青少年发展的身心特点以及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特色，以我国西部某大城市主城9区内12～18岁的中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为了更好地达到研究目的，本次研究的对象有来自该城市主城区内普通全日制中学的学生，也有来自该城市主城区内指定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全日制中学的学生；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有本地学生，也有来自其他城市或该城市非主城区的其他区、县的学生。这些学生在家庭教育、心理健康、偏差行为表现等方面差异颇多。
同时，为了多渠道地了解当代青少年在家庭教育等方面的信息，更全面地探索家庭、社会等因素对青少年成长发展的影响，本研究还将以部分被研究学生的家长为次要研究对象。与被调查或访谈的中学生相对应，这些被选择参与研究的家长有初中生家长，也有高中生家长；有本地学生的家长，也有外地学生（来自其他城市和本城市非主城区县）的家长；有农民工子女的家长，也有非农民工子女的家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拥有不同职业、年龄和文化背景的父母。第四节 研究方法
为了保证结论的科学性及可靠性，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式研究方式，通过科学的访谈提纲和调查问卷以及实地数据收集等方法来实现这个目标。本书涉及的研究共由三部分构成。
首先，2013年首次调查中，由于资料和文献缺乏，我们首先对青少年、青少年的父母及班主任老师进行了深度访谈。在此基础上，我们制作了问卷并对该市所有学校名单中随机选取的12所学校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其次，为了了解流动儿童的状况，我们在2015年重新定义抽样总体为该市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使用与2013年类似的抽样方式，随机选取了12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并对其学生进行问卷访谈。为了弥补定量研究的局限性，我们在每个班抽取了一名学生进行深度访谈。此外，我们也成功联系到部分学生的家长，并通过深入访谈补充学生单方面信息的不足。
最后，为了弥补截面数据对因果关系推论的局限性，我们对2015年的样本进行了追访，由于高三和初三年级已经毕业，我们仅能对2015年的非毕业年级进行追访。不仅如此，2016年我们还对一所学校进行了全校普查，通过这一资料，我们可以对学生的社交网络特征进行描述。
由于每次调研的样本均有其独特的抽样方式和研究设计，下文将一一进行介绍。一 2013年首次调研（一）研究工具与特点
研究伊始，在相关研究文献较为匮乏的情况下，为初步了解我国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我们在大量回顾西方家庭教养方式理论及相关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先设计了一份与父母家庭教育有关的、包含数个开放性问题的访谈提纲。接着，我们在中国西南某特大城市的主城区内选取了30名中学生及其家长和班主任老师作为访谈对象，并以采访提纲为基础，分别对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入访谈。具体而言，我们先在该市主城区选取了3所中学，然后分别在每所学校内选定10名学生、这10名学生的1名家长代表和班主任老师，共计30名学生、30名学生家长代表和9名班主任老师。为了避免让受访者感到紧张，我们在较为安静的环境中（如空旷的操场或无人的教室里）对上述受访者进行一对一的深入访谈，确保受访者可以在轻松的氛围中自由回答相关问题。同时，为了打消受访者担心访谈内容泄露的顾虑，我们还在访谈之前对受访者做了保密承诺。此外，为了避免受访者对访谈问题产生歧义，我们对全部访谈员进行了统一培训，并对每个访谈问题给予了详细、统一的解释。因调查地区的人们普遍使用当地方言进行日常交流，我们专门聘请了若干名熟知当地语言的访谈员，以便对那些不善于使用普通话进行沟通的中学生、家长代表和班主任老师进行访谈和访谈后的录音整理工作。
访谈提纲的一个重要用途，是作为后期大规模调查问卷设计的基础。因此，访谈问卷的结构也与后期问卷调查的内容类似，主要包括针对中学生、中学生家长代表及班主任老师分别设计的三种访谈提纲。具体而言，中学生访谈提纲主要包括人口学信息、社区环境、社会正面价值依附、人生哲学考量、人生目标考量、学校情况、时间管理、同伴情况、共同居住人教养方式、家庭关系、父母偏差行为、中学生被害与偏差行为共计12项内容、113道开放性问题。中学生家长代表的访谈提纲除了包含中学生访谈提纲中的内容外，还涉及家庭关系、夫妻关系的内容。班主任老师的访谈提纲包括个人信息、中学生的性格与家庭背景、学习情况、人际交往情况、偏差行为共计5项内容、28道问题。
访谈结束后，我们对这些访谈录音进行了系统整理，形成了书面的整理记录。在对访谈录音进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了中国父母的家庭教养方式与西方国家家庭教养方式的异同之处。为了进一步探索中国父母的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成长发展的影响，我们根据访谈中发现的内容，结合西方的父母教养方式理论和涉及青少年成长发展的相关理论，制定了一份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调查问卷。问卷调查由经过系统培训的调查员到教室里发放问卷，监督学生们完成并全部回收。为了保证学生们的回答质量，调查员被要求在发放问卷之前必须完成三件事：一是向学生们强调本次调查系匿名调查，所有调查内容都会被保密；二是劝离在场的班主任老师或其他任课老师，排除他们对学生真实作答的干扰；三是宣读作答规则，方便学生们正确、规范地填答问卷。当然，在问卷作答过程中，调查员还需对学生们提出的各种疑问给予详细解释，尤其是对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人口学信息、生理特征、心理特征、自我控制、社区环境、家庭状况、社会正面价值依附、人生哲学考量、人生目标考量、学校情况、时间管理、教养方式、家庭关系、同伴情况、班级关系、流行度（名望）、处事能力、心理健康、学校表现、儿童行为量表、被害与偏差行为情况共计20项内容、113道问题，平均作答时间45分钟。
与以往相关调查研究所不同的是，我们的调查研究在设计上具有以下特点：首先，问卷内容中纳入详细的父母教养方式的问题，我们将父亲和母亲的教育行为分别进行了提问，从而发现父亲和母亲教育的差异。其次，我们的问卷调查对象是中学生，通过中学生对父母教养方式的主观感受去了解父母的家庭教育行为。作为教育行为的受体，中学生对家庭教育行为的主观感受才是影响其后来行为表现的关键，这与传统家庭教育研究中针对父母进行家庭教养方式调查有所不同。再次，我们的研究采用的是混合研究方法，能有力保障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最后，本次研究建立在定性研究之上，增添了一些中国特色的父母教育行为，而非对西方家庭教养方式理论的生硬复制，具有对西方家庭教养方式理论进行本土化处理的优势。（二）抽样情况
2013年研究定义的总体是该市主城区内所有中学生，为了尽可能地获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我们在保证随机抽样的前提下尽可能平衡不同类型的中学在样本中的比例。具体而言，我们在抽样的时候尽可能平衡了区域类型（城市区和混合区）和学校类型（初中学校、初高中混合学校，后者简称完中）。为了确定区域类型，我们首先收集了不同行政区内的中学学校数量和类型。表1-1罗列了该市每个行政区中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的数量与比例。基于此，我们对每个行政区的中学进行一个大致划分：如果该行政区内超过70%的学校是城市学校，我们则将该区域定义为城市区；否则就被定义为城市/农村混合区（以下简称混合区）。因此，根据表1-1，我们可以发现该市的9个主城区，有5个区为混合区：A区、B区、E区、G区和I区；有4个区为城市区：C区、D区、F区和H区。表1-1 2013年各区城市及农村学校数量及占比表1-1 2013年各区城市及农村学校数量及占比-续表1
不同学校类型在城市区和混合区的分布也大致持平。根据该市的中学统计数据，所有的完中里面，62%的学校坐落在混合区，38%的学校坐落在城市区。而对于初中学校而言，69%的学校在混合区，31%的学校在城市区。因此，总体而言，混合区的中学学校比例为65%，而城市区的中学学校比例为35%。所以，混合区与城市区中学学校数量的比例大致为2∶1。
因此，我们以此比例为准选取区域，在该市9个主城区中随机抽取了3个区，分别为2个混合区（A区和G区）和1个城市区（F区）。针对每个区而言，我们从中随机抽取4个学校，分别为1个农村中学（含初中和完中）、1个农村初中、1个城市中学（含初中和完中）和1个城市初中。这样一来，我们所选取的12所学校既能保证随机抽样的前提，又能尽量平衡学校和区域的特征。接着，我们联系被选中的12所学校，在了解它们的在校生人数、每个年级的班级数量和每个班级的大致人数之后，以班级为单位，按照每个年级的人数比例，确定每个年级要抽取的班级数量，再随机抽取对应数量的班级。最终，我们从这12所学校中共收集了3047份有效问卷。二 2015年农民工子弟学校调研（一）研究工具与特点
在2013年的调查项目中我们发现流动青少年在调查中存在一定的比例，而且这一群体表现出与非流动青少年不同的特征。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一群体，我们在2015年重新对该市的青少年进行抽样，但是为了尽可能地抽取到流动青少年，我们将总体定义为该市所有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
根据2013年问卷的反馈信息，我们对2013年的问卷内容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基本保留了2013年问卷的主要内容，但对于冗余的问题进行了删减。此外，对于流动儿童而言，我们增加了部分问题询问其流动状态，感受歧视状况和适应状况。因此，问题数量达到了153题。但由于优化了问卷排版，平均作答时间仍然控制在45分钟左右。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收取历时样本（longitudinal sampling）我们鼓励被访青少年留下可供识别的联系方式以便在今后几年对被访青少年进行追访。当然，对于青少年留下的个人信息，研究团队也严格保密。研究员也仅在匹配样本的时候使用这些信息，进行统计检验时任何能联系到青少年的个人信息都会被排除。
在问卷的收集上，我们也聘用了当地高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作为访员，这样一方面能保证访员语言的适应性，另一方面由于访员年龄与被访学生相差不大，容易取得被访者的信任。对所有访员，我们进行了统一的培训，以消除访员行为的不同对问卷信息收集的偏误。具体来说：我们规范了访员对问卷信息的理解，统一了访员对项目的介绍，并尽可能地标准化访员收集问卷的行为。
最终，每个访员负责一个班级的问卷收集。为了排除任课老师或班主任的干扰，在收集问卷时，所有老师回避。同时为了问卷的保密性，问卷当场打开、发放、收集和密封。并且，访员会在班级内维持纪律，以防止青少年之间相互窥视影响问卷作答。此外，访员也被要求不能窥视青少年填写的问卷，以保证其隐私。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数据录入的质量，我们在2015年引进了光学标记辨识系统（optical mark recognition，OMR），即在问卷设计之初将所有选项均编辑为OMR字体，有助于后期对文件信息进行录入，这样一方面大大提升了数据录入的效率，另一方面也能进一步保证数据录入的质量。最终收集样本数量为3402个。
除收集问卷外，每位访员还需要在每个班中抽取1位同学进行深度访谈。由于偏差行为在学生群体中出现可能比较罕见，我们让班主任老师推荐一位班上最调皮的学生进行访谈。所有问卷和访谈都基于自愿，如果被推荐学生拒绝访谈，访员将重新邀请另一位同学进行访谈。访谈内容主要有人口信息、父母教育、家庭关系、偏差行为及其原因。虽然我们有大致的访谈提纲，但在实际采访中访员应尽可能让被访者自由发挥，而不拘泥于访谈提纲。此外，我们还尝试联系被访学生的父母，并尽可能联系其中一位进行访谈。最后，我们将所有访谈进行转录并且输入Nvivo10中予以编码与分析。最终，我们收集到57名学生和11位父母的访谈数据。（二）抽样情况
2013年样本虽然具有代表性，但是由于每个学校的在校学生人数未知，我们无法计算出抽样概率，从而无法精确保证每个个体在总体中被抽中的概率相等。而2015年的抽样是该市所有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数量有限（共48所），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们一一询问了所有学校的注册处，了解了大致的学生人数，这一信息将被用于进一步计算样本人数。我们虽然尝试联系所有学校并了解其学校规模，但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学校的规模信息并不知晓。我们对信息缺失的学校进行了热点插补法（Hot Deck Imputation）（Andridge和Little，2010）以近似估计该学校的学生人数。
与2013年的研究类似，我们首先仿照2013年的抽样方法根据区内学校类型对“区”进行定义。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在每个区的分布比例并不一定相等，因此2015年定义的城市区和混合区与2013年的定义并不一致。但最终定义的城市区和混合区之比仍然为2∶1。表1-2 2015年农民工子弟学校分布表1-2 2015年农民工子弟学校分布-续表1
类似的，我们从9个城区中抽取2个城市区和1个混合区，分别为B区、E区和G区。由于我们知道所有学校的在校学生人数，在抽取这3个城区的时候使用了分层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Stratified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这种抽样技术能保证每个城区被选中的可能与其规模呈正比，而抽取3个区的概率分别为67.2%、56.5%和24.3%。每个城区被选中的概率记为P。1
与2013年类似，我们在选出的3个区进一步抽取一个城市初中、一个城市完中、一个农村初中和一个农村完中，但是由于有的区（如G区）仅有4所学校，我们不得不全部加以抽取，因此这些学校必然会被抽中（第二阶段抽样概率P为1）。而对于某些城区，满足条件2的学校多于1所，那么我们也将根据PPS技术将学校被抽取的概率调整到与其规模呈正比的大小。我们将第二个阶段中抽取学校的概率定义为P。由于抽取学校和抽取城区是两个独立事件，因此最终获得212个学校的概率为P和P的乘积。12P=P*P12
为了保证每个学生被抽中的概率一样，我们可以通过适当调整从学校中抽取学生的概率（记为P）来实现。换言之，我们为了保证3最终每个学生被抽中的概率（P*P*P）相等，我们需要通过调整每123个学校被抽取的人数来实现。通过计算，我们确定了每个学校被抽取的人数，根据每个学校大致的班级人数，确定了抽取的班级数目。表1-3中列举了最终抽样的结果，表中最后两列为最终每个学校抽取样本的估计人数和班级数。表1-3 2015年抽样结果
当然，在实际走访每个学校抽样过程中，我们往往以班级为群体进行整群抽样（clustering sampling），因此为了满足表1-3中对每个学校抽样数量的估计，我们抽取班级数量为计划样本量除以班级平均人数并向上取整，如根据样本量计算出抽取班级为3.2个，实际操作中将取整为4个。对于每个学校，在平衡年级的基础上，对每个班级也是随机抽样。例如，在ID为14的学校内我们计划抽取9个班级，由于我们只抽取高中年级，我们在高一、高二和高三年级中随机抽取3个班级。最终我们得到了3402个有效样本。
由于实际抽取的数量大于计划抽样的数量（3000），我们也进一步计算在当前抽样方案下每个个体被抽中的实际权重，在进行分析时尽量根据这个抽样权重调整抽样结果。三 2016年农民工子弟学校追访
由于2015年保留了被访青少年的联系方式，我们在2016年对2015年抽样的青少年进一步追访。具体而言，我们重新联系了被访学校并对2015年抽样进行追访。下面将介绍2016年调查的详细情况。（一）问卷类型
对于2016年的问卷而言，我们使用与2015年类似的问题，但进行了大量简化。此外，由于我们在前两年的研究中发现青少年汇报的打架行为发生率非常高。我们据此进一步增加了对青少年暴力行为的进一步调查，包括使用暴力的态度、主动型和被动型暴力倾向，以及自我控制。
此外，由于取得了学校的支持，我们得以对样本中某一学校进行全校普查。全校普查样本能让全校社交网络调查成为可能。具体而言，我们增加了两个新问题，一个是询问青少年本校内最好的5个男性朋友的名字（包括年级和班级），另一个是询问青少年本校内最好的5个女性朋友的名字（包括年级和班级）。由于我们鼓励每位青少年填写自己的名字，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青少年填写的朋友名字直接找到该被访者的问卷。（二）匹配情况
由于时隔一年，2016年我们在匹配时面临若干挑战。首先，我们没有2015年毕业年级的数据，由于这些学生已经毕业，我们无法继续跟踪到这些学生。其次，文理分班和毕业分班导致数据收集困难，根据表1-4，我们发现2015年的初一和初二年级匹配比例较高，这是因为初一和初二年级的构成相对稳定，这两个年级变为初二和初三年级时，班级构成变化不大。但2015年的高一和高二年级，仅有一半的样本能够匹配。据学校领导介绍，高一年级在升学为高二年级的时候，出现了文理分班，这种分班打乱了原有的班级构成，高二年级变为高三年级的时候，某些学校也采取了分班的策略，如将目标为大学和目标为职高的学生分班，从而分配不同的教育资源，此外由于地区政策，有些非本地户口的青少年不得不返回原籍参加升学考试，这也导致了样本缺失。表1-4 2015年与2016年数据匹配结果
当然，2016年样本学校由于完全来自2015年的抽样结果，因此，我们可以将2016年的调查当作一次独立的样本来分析。最终2016年一共收集了2942个样本。（三）普查情况
上文提到，我们对其中一个学校进行普查，并且询问了每个学生最好的10个朋友的名字。基于此，我们试图根据名字、性别和班级来匹配到青少年朋友的问卷。但匹配过程中存在若干挑战。例如，有的学生写错了朋友的名字，这导致了匹配的困难。如有的学生知道同学姓名的发音，却写错了同学名字。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使用概率算法计算了两者为一个人的概率（根据姓名的汉字和拼音等计算），匹配概率大于90%的个体予以保留，对小于90%的个体进行人工查对。以下章节将对青少年社交网络做详细介绍。第二章 在学青少年的家庭与个人特征
家庭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一切认知的第一来源，对青少年生活态度和学习习惯的养成、个人兴趣的培养以及对社会现象的认知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青少年的个人特征不仅来源于家族基因遗传因素，同时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后天家庭特征以及生活环境方面的影响，因此，家庭对青少年的启蒙成长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Acock和Bengtson，1978；Gallatin和Adelson，1970；Lerner、Sparks和McCubbin，2013；Witztum和Steinberg，1991）。每个孩子的成长都与父母的养育、教育息息相关，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行为养成至关重要。父母和孩子的沟通交流可以增加孩子在生活中对待不同人、事的同理心和爱心，父母与他人相处沟通的行为方式会培养孩子与人交往的能力，等等。可以说，家庭通过楷模以及社会和情感上的联系，创造出期望中的孩子，且通过培养其健全的人际关系、正向的社会行为和同理心，培育其行为能力和自我控制。可以说，家庭安宁则社会安宁，家庭和谐则社会和谐。第一节 家庭特征
家庭是促进个体发展的主要机制，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单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转型，社会转型给家庭变迁带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本节主要讨论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化说明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轨和变革的重要时期，城乡二元体制向一元体制靠拢导致的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从劳动密集型逐渐向资本密集型发展，在市场经济越发占据主导地位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大中型城市正面临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务农家庭向私营业主和城市务工转变等现象。这一系列社会转型改变了我国的传统家庭结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独生子女增加。20世纪70年代前后，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大多数家庭都选择养育一个孩子。这种思想和行为的转变不仅是政策成功执行的表现，也是实践中家庭对机会成本的选择和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从家庭经济学来看，生育行为可以看作对下一代生命进行生产的行为，将孩子抚养长大需要投入一定的资本、时间和精力等。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当居民收入增加时，生育率也会随之增加；随后贝克尔的分析发现，决定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与家庭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不能忽视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即抚养孩子的成本。换言之，父母抚养一个孩子的机会成本会直接影响父母是否决定抚养第二个孩子。当父母的收入逐渐增加，特别是作为母亲角色的收入增加时，机会成本也会随之上升。
中国自1971年开始第一次提出将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展开从城市向农村发展的“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多的家庭从上一代的4～5个孩子逐渐向1个或2个孩子转变，这种变化和趋势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家庭遵守和接纳。与上一代相比，在子女数量减少后，父母对每个孩子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会随之增加，养育孩子的质量也逐渐提高。随着几十年间计划生育政策的普及和实施，父母的社会观念也在逐渐变化，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再强求一定要养育多个孩子，性别歧视也在减少，这使得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有了显著提升。
将上述理论与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结合起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放弃原有的务农工作，在城市中从事与第二产业相关的工作，父母投入工作的时间和精力以及生活成本的增加会提高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从而出现更多的独生子女家庭。为了提高经济收入，适当降低生活成本和抚养孩子的成本，父母一方外出务工而另一方在家的短期分开现象和父母均外出工作而孩子与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一起生活的现象逐渐增多。外出务工群体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户口政策的限制。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户口差异性使得很多进城务工的群体无法享受生活所在地的医疗保险福利等，同时其子女求学等问题也会受到较大阻碍。这些都是本章在家庭特征方面要重点分析的。
结合上述理论，以及中国社会转型、家庭结构变化的背景，本节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来介绍青少年成长的不同家庭特征和生活环境。具体来说主要包含青少年的共同居住人情况、当前生活所在地特征、在当前城市生活的时间、父母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同时了解在青少年当前成长阶段中承担较多教养责任和影响角色的人，若当前未与父亲（或者母亲）生活在一起，则会进一步分析没有共同居住的原因和分开时间，以及未生活在一起的沟通频率、见面次数等，对青少年的家庭特征进行全面的剖析和梳理。一 三代同堂家庭和单亲家庭等现象同时并存
当代中学生的家庭结构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双亲家庭、重组家庭、单亲家庭、三代同堂家庭以及独居。老年社会的到来、社会养老体系的不健全，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有限的社会福利水平，再加上城市中高额房价的限制，使得隔代三代同堂家庭成为青年人在抚养子女和赡养父母问题上的主要解决方式。关于中国家庭结构变化的调查研究发现，不管是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核心家庭比例明显下降，单人户显著上升（Y.Wang，2014；童辉杰、宋丹，2016）。有关农村及流动人口家庭结构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快速城镇化的发展背景下，单人家庭、隔代家庭比重有所上升（张雪霖，2015；周福林，2016）。同时，中国女性就业率提高，但是很多家庭即使居住在城市地区，家庭经济情况也较为紧张，居住条件有限，请保姆照顾子女支出较大，幼儿教育支出较高，收效有限，基于这些原因，很多家庭中祖辈的角色都是年幼孙辈的照看者。
从2013年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中国青少年中独自居住的占1.06%（约32人），有超过41%（1245人）的共同居住人有两位（详见表2-1），这两位可能是亲生父母，也可能是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等。调查结果也发现，有超过50%的家庭共同居住人多于两位，即可能是有兄弟姐妹或者是与（外）祖父母共同居住，即父母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外）祖父母承担起照顾子孙的工作，使得他们有较多时间居住在一起，本节后面将会针对共同居住人的身份特征进行进一步分析。表2-1 共同居住人（2013年）
在上述推断和假设的前提下，我们进一步根据青少年工作日和周末共同居住人的调查结果将家庭结构进一步分类，即根据工作日以及周末共同居住人的身份角色将家庭分为双亲家庭（青少年与亲生父母或者养父母共同生活）、重组家庭（青少年与亲生父母或者养父母中的一位以及继父（母）共同生活）、单亲家庭（青少年与亲生父母或者养父母中的一位共同生活）、隔代家庭（青少年仅与（外）祖父母或者其中的一位共同生活）、三代家庭（青少年不仅与亲生父母、养父母或者继父母中的至少一位生活在一起，同时还有（外）祖父母或者其中的一位一起生活）、住校家庭（青少年未与自己亲属中的任何一位生活在一起，而是独自居住在学校），以及其他家庭（具体见表2-2和表2-3）。从表2-3中可以看出，单亲家庭的比例较高（2015年和2016年分别达到10.12%和10.32%），在离婚率逐渐增加的背景下，尚有一部分父母为了避免重组家庭给孩子带来生活上的不适和心理的抗拒，会选择独自照顾孩子而出现单亲家庭。从表2-3中还可以发现，三代同堂的家庭和隔代家庭均存在，但是前者比后者多出较多。三代同堂的家庭比例在三次调查结果中均超过10%，在2013年更是高达16.3%，再次说明在越来越多的母亲选择工作后，（外）祖父母成为照顾祖孙的重要角色。但是，与过去或者传统家庭有所不同，传统家庭中，父母为了降低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同时为了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工作中，会选择将孩子托付给自己或者配偶的父母，即（外）祖父母代为照顾，从而出现隔代家庭和隔代教育。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媒体、专家针对隔代教育给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具体将在本书第三章详细分析）。此外，父母对教育日渐深入的了解和认知促使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双方均工作的前提下，仍然选择自己教育孩子，当工作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紧张时，请孩子的（外）祖父母一起居住和生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家庭有所帮助。表2-2 工作日共同居住人类别表2-3 周末共同居住人类别
对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进行比较，从三年的调研数据来看，与祖父母居住在一起的青少年要多于与外祖父母同住的青少年，这和中国社会文化是一致的。其中，与祖母或者外祖母居住的比例均高于与祖父或者外祖父的共同居住比例。这种现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祖母或者外祖母在照顾孩子方面可以提供的力量多于祖父或者外祖父。从周末共同居住情况中还可以看到，有4%左右的青少年生活在重组家庭中，即与继父或者继母生活在一起（见表2-4）。表2-4 工作日及周末共同居住人二 独立双亲家庭的盛行以及兄弟姐妹的减少
从表2-4中可以看出，目前一半左右的青少年在工作日是和自己的亲生父亲或者母亲居住在一起的，但是这其中除了双亲家庭外，还包含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通过表2-3可以看出周末有27%～38%的青少年是和亲生父母或者养父母在一起的，远远高出中国传统模式下的三代同堂以及隔代家庭，说明越来越多的家庭逐渐脱离传统模式的束缚，逐渐建立起夫妻和孩子的三口之家。在这样的家庭模式下，夫妻对于孩子的教育将很少或者不再受到（外）祖父母的干涉和参与，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模式将更加统一。
此外，从表2-3中可以看出，有40%左右的青少年没有与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本书对青少年与父母分开的时间以及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表2-5中可以看出，没有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主要集中在0～6个月，占与父母分开生活群体的30%～60%；其次是6个月到1年的区间，为10%～17%的比例；仍有超过20%的受访青少年已经至少1年未与父亲或者母亲生活在一起（见表2-5）。表2-5 与父母分别时长表2-5 与父母分别时长-续表1表2-6 与父母分别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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