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之满,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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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尘不染的历代廉吏（下）试读：
《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
主 编：林之满 萧 枫
副 主 编：魏茂峰 李亚辉 竭宝峰
编 委 会：（排名不分先后）
何 莎 刘连旺 常志强 刘 俊 王 蓓
刘海生 王艳芳 周艳云 李丽丽 刘 洋
陈时雨 吴良克 刘一石 刘 永 宋春正
崔文君 邵 军 石 怡 贺小刚 樊景良
赵明明 于 洋 姚 志 严 鹏 王 军
陈 凤 李 忠 陈 莹 付中天 杨坦然
单而辉 孙德民 于 武 赵 明 童恩中
杨迪穆 郝 纯 胡 凯 邓俊华 夏正言
鲁正华 罗致平 王洪源 于 斌 曹成章
黄 铸 白红艳 钟 涛 韩 磊 罗晓宇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仆后继，绵延百代。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曾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了无数的文明奇迹。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生动的、博大精深的启迪心智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是独树一帜的东方文明史。承载中华文明的中国历史，在她形成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从未中断过。她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却始终以昂首挺立的不屈姿态，耸立在亚洲的东方。即使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中华文明一个多世纪的强烈冲击和重重劫难，也没有使曾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沉沦，反而更勃发了新的生机。《话说中国》丛书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挫折、统一与分裂、前进与倒退、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放在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中，逐一展现。《话说中国》丛书是一幅历史长卷，共分50卷10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第1卷 文明开放的天朝大国（上、下册）；
第2卷 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上、下册）；
第3卷 分分合合的朝代更替（上、下册）；
第4卷 改变时局的历史事件（上、下册）；
第5卷 独掌乾坤的历代帝王（上、下册）；
第6卷 宠辱一身的历代皇后（上、下册）；
第7卷 治国安邦的历代名臣（上、下册）；
第8卷 一尘不染的历代廉吏（上、下册）；
第9卷 尔虞我诈的宫廷政治（上、下册）；
第10卷 源远流长的远古文明（上、下册）；
第11卷 稳步发展的社会经济（上、下册）；
第12卷 日趋活跃的商业贸易（上、下册）；
第13卷 刀耕火种的古代农业（上、下册）；
第14卷 穿越时空的天文历法（上、下册）；
第15卷 独领风骚的古代医学（上、下册）；
第16卷 独具一格的古代数学（上、下册）；
第17卷 日新月异的古代物理（上、下册）；
第18卷 领先世界的古代化学（上、下册）；
第19卷 独树一帜的中国地理（上、下册）；
第20卷 震惊世界的科技发明（上、下册）；
第21卷 光耀世界的科技名家（上、下册）；
第22卷 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上、下册）；
第23卷 智虑谋深的军事名家（上、下册）；
第24卷 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上、下册）；
第25卷 精华荟萃的中国兵书（上、下册）；
第26卷 严密精深的军事制度（上、下册）；
第27卷 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上、下册）；
第28卷 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上、下册）；
第29卷 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上、下册）；
第30卷 绝唱天宇的中国诗歌（上、下册）；
第31卷 脍炙人口的中国词赋（上、下册）；
第32卷 千古流传的民间文学（上、下册）；
第33卷 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上、下册）；
第34卷 绚丽多彩的中国绘画（上、下册）；
第35卷 凝固不朽的中国雕塑（上、下册）；
第36卷 蜚声中外的中国建筑（上、下册）；
第37卷 低徊狂放的中国音乐（上、下册）；
第38卷 摇曳多姿的中国舞蹈（上、下册）；
第39卷 异彩纷呈的民间艺术（上、下册）；
第40卷 美轮美奂的中国戏剧（上、下册）；
第41卷 妙趣横生的艺坛典故（上、下册）；
第42卷 彪炳史册的古代典籍（上、下册）；
第43卷 震聋发聩的思想文化（上、下册）；
第44卷 浑厚深沉的中国哲学（上、下册）；
第45卷 定格历史的史学名著（上、下册）；
第46卷 百花齐放的古代教育（上、下册）；
第47卷 风格迥异的古代民族（上、下册）；
第48卷 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上、下册）；
第49卷 传诵千古的历史掌故（上、下册）；
第50卷 扑朔迷离的千古奇案（上、下册）。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人的素质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人文素质。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由他所属的民族几千年文化创造的基因，积淀在他的血液和灵魂中形成的。人文教育以文史哲为主体，对人的素质提高具有特别的价值，而中国历史恰恰正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糅合和载体。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才能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话说中国》丛书把传统的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注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2008年2月
四、宋元廉吏
寇准
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圭阝（今陕西渭南）人。据说，他自幼天分极好，又勤苦攻读，十来岁便写出了不少好诗。有一次，他随几位长者去登山，大家一一开怀畅吟后，也要他即兴来一首。他稍加思索，便脱口而出：“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众老者听罢大惊，不但齐称他的文才，更为其超常的气魄所折服，公认他将来必定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仅19岁的寇准进京赶考，一举得中进士甲科。宋太宗赵光义殿试之后，十分高兴，授任他为大理寺评事，并任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随后，官职迅速升迁，31岁时竟担任了参知政事（副宰相），成为北宋王朝的栋梁。
体恤百姓
寇准在任成安县知县期间，严格遵照国家的规定征收赋税和徭役，禁止各种乱摊派。为避免衙役从中作梗，他还增加办公透明度，如收税和征役时，先在县衙前张贴布告，上面写清所交赋税的名目、数量、截止日期，应征对象的姓名、年龄及家庭住址。如此一来，县衙们再也不敢弄虚作假、为所欲为，老百姓也心悦诚服，主动地前来缴税、服役了。
寇准还奖勉耕织，鼓励垦荒，并专此制订了一些规章，公诸于众。这一举措，又大大调动了百姓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起到了重大作用。
至道年间（995～997），寇准已升为副宰相。当时，在渭水南北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时人称之为“番民”，经常骚乱。太宗委派大臣温仲舒为秦州知府，前去处理。温仲舒莅任后，采取的政策是：将渭南的番民统统赶到渭北，再在渭北修筑栅栏、堡垒，不许他们南下。但是，这些人大都是些穷苦百姓，一旦离开自己多年赖以生存的空间，生活也就更加艰难，反抗情绪也日益高涨。
宋太宗得知此情，忙找寇准商议。寇准认为：这不但涉及百姓的安居乐业，还关系到民族团结问题，绝不能采取驱赶的政策。太宗听取了他的意见，遂将温仲舒调往凤翔府（今陕西宝鸡中部），改派寇准前去安抚。寇准一上任，马上将番民首领们召集在一起，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经过多次协商，拆除了所有的栅栏和堡垒，恢复了番民惯用的帐篷和庐舍，并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各民族和睦相处的重大意义。从此，秦州境内又重新出现了安定和谐的局面。
忠正廉直
早在寇准进京考取进士前，有人鉴于宋太宗喜欢录用中年人的特点，劝他多报几岁年龄。他却郑重地表示：“我正思进取，岂可欺蒙国君！”初次显示出了他那忠正廉直的品德。后来，随着他官职的升高，这一性格也愈加明显。
寇准担任枢密院直学士（掌管最高军事机关中的机要文书）时，宋太宗常常就一些重大问题征询他的意见。有一次，太宗在朝堂上听寇准奏事，对他的某些话颇感刺耳，一怒之下要退朝。寇准却走上前扯住了他的衣角，让他坐下，继续听自己劝谏，直到事决之后才算完。太宗息怒后，仔细回味刚才发生的一切，无限感慨地对人说：“朕得寇准，犹如唐太宗得魏征！”这，便是流传千古的“寇莱公挽衣直谏”的故事。
在历史上，寇准的直谏不胜枚举。
淳化二年（991）春，天下大旱，又闹蝗灾。宋太宗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很多大臣都表示：这是“天意”。寇准却借机奏道：“《尚书·洪范》有言，天与人之间的关系，犹如形与影、音和响一样。大旱的征兆，似为刑罚不当。”“刑罚不当”自然有损于皇上的圣明，于是，太宗很不高兴，又起身退朝。但是，没过半个时辰，他又传命召见寇准，问：“卿言刑罚不当可有根据？”寇准表示：请您把中书省、枢密院二府的长官召来，我当面评议得失。宋太宗立即宣王沔等二府要员上殿。寇准当着他们的面，厉声奏道：“此前不久，祖吉、王淮枉法受贿。祖吉赃少，竟被判处了死刑；而王淮监守自盗，侵吞国库多达千万，仅仅因为他是王沔之弟，竟受杖刑后依旧为官。这公道么？”太宗当即问王沔有无此事，王沔马上叩头谢罪。
事后，朝中忠正之臣无不对寇谁由衷地敬佩，奸佞之臣却对他又怕又恨，而宋太宗更将他当成了自己的“魏征”，不但先后授任他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还将用通天犀做成的两条珍贵玉带赐给了他一条。
促驾北征
寇准的促驾北征，算得上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之一。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辽国萧太后和圣宗耶律隆绪亲统大将萧达览，领兵20万南侵，包围了瀛州（今河北河间），直指澶州（今河南濮阳）。消息传到汴京，朝野一片混乱。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建议皇帝避金陵；重臣陈尧叟是四川人，请求皇帝躲往成都。宋真宗赵恒本来就不知所措，这时更没了主意。寇准却挺身而出，厉声喝道：“谁为陛下提出南迁之策，就有杀头之罪。皇上神武非凡，武将文臣又同心协力，若圣驾亲征，必能旗开得胜……为什么偏要抛弃祖宗社稷，去流亡偏远的楚、蜀二地呢？”还说：若流亡楚、蜀，将会导致人心动摇，辽兵乘虚而入，难保大宋江山！为避免王钦若再从中作祟，他又“举荐”王钦若出镇河北大名府。宋真宗认为寇准言之有理，才决定御驾亲征。
不料，宋真宗率军行至中途，又有人向他提及南避金陵的事。他思来想去，再度犹豫起来。寇准遂相机奏道：“目前，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军民日夜盼望銮驾的到来，士气空前高涨。若中途而退，将会瓦解士气，大长敌军威风，恐怕连金陵也难保全。机不可失，宜速起驾！”接着，他又动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将领前来促进，从而坚定了宋真宗北上的决心。
当宋军到达黄河南岸的澶州南城，不少人劝真宗暂住于此，以察敌情，再决定进退。寇准力排众议，执意对真宗说：若陛下不过河，军心将不稳，也就难以取胜。况且杨延昭等部已排开大阵，稳操胜券，确保陛下万无一失。一番话，又进一步促使真宗下决心渡河北进。
在前线，宋真宗将军事大权全都交给了寇准。而寇准不负重托，充分发挥出他那杰出的指挥才干。在一场重大战役中，辽军大将萧达览被射死，其部下也伤亡无数，从而使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萧太后不敢久陷于中原战场，秘密派使臣前去议和。宋真宗也巴不得尽快停战，于是，双方签署了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身后廉荣
澶州订盟之后，寇准的功德传遍四海，宋真宗也对他更加敬重。但是，王钦若等佞臣对他的嫉恨也与日俱增。他们在皇上面前造谣诬蔑，挑拨离间，终于使宋真宗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任为户部尚书。从此，寇准在宦海几度浮沉，最后出任雷州司户参军。在偏远的雷州（今广东海康），寇准忧病交加，63岁时与世长辞。
寇准死前，京师官民憎恶当时的宰相丁谓，怀念寇准，编了个歌谣：“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寇准死后，其夫人请求将他归葬于西京洛阳，时为皇帝的宋仁宗赵祯准奏。当其灵车经过公安（今湖北公安县）等县，沿途官民主动设祭哭拜，还在道路两旁遍插竹枝，上面挂满了纸钱等祭品。
据民间传说：那些插在路边的枯竹枝竟在一个月后生出了嫩笋。人们纷纷议论，说这是它们被寇准的高风亮节所感化的缘故。
在寇准生前担任官职的地方，也竞相为他修祠立庙，定期祭奠。在道州，人们为他建了座寇公楼；而在雷州，则建了座庙宇，名为“竹林寇公祀”。
明道二年（1033），宋仁宗赵祯下旨恢复了寇准“太子太傅”和“莱国公”的官爵，还赠宫中书令，谥号为“忠愍”。皇礻右四年（1052），他又令翰林学士孙扌卞为寇准撰写了一篇碑文，名为《莱国公忠愍公旌忠之碑》；而他自己，则亲自为该碑碑首篆书“旌忠”二字，以示褒扬。
时至今日，我国许多地方还都上演着歌颂寇准的戏，诸如《潘杨讼》、《寇准背靴》以及《十二寡妇征西》等等。
张俭
张俭（962～1053），辽宛平（今北京宛平）人。他在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十四年（996）举进士第一，即状元。随后，担任云州（今山西大同市）幕官。
按照当时的惯例，皇帝出巡时每到一地，当地长官都必须有所贡献。有一次，圣宗到云中打猎，云州节度使向他奏道：“臣境无他产，惟幕僚张俭，一代之宝，愿以为献。”圣宗召来张俭一看，只见他容貌举动质朴；问其治世之道，却口若悬河，当即奏对了30余事。圣宗非常高兴，遂将他带回朝中予以重用。
张俭于开泰（1012～1021）年间累迁同知枢密院事，太平三年（1023）为武定军节度使，太平六年（1026）为南院枢密使、左丞相兼政事令，封韩王。兴宗耶律宗真即位后，又赐他“贞亮弘靖保义守节耆德”功臣，拜太师中书令，加尚文，改封陈王。
虽然张俭仕途顺利，官居高位，但他一直关心下情，体恤百姓。
有一次，某地发生了一桩特大抢劫案，官府在破案时捕获了8个嫌疑人，并立即将他们全部处死。然而，为时不久，真正的强盗落入了法网。于是，被杀的那8个人的家属一哄而起，纷纷到官府诉冤。官府无计可施，致使此事越闹越大。张俭听说后，接连三次上奏兴宗，请求为死者洗雪冤屈。兴宗勃然大怒，斥责道：“你难道要朕去抵命吗！”张俭仍据理力争，说：被杀的这8家，既然有冤，自然要申诉。他们中并无一人提出偿命要求的，只是期盼陛下对他们稍加慰问抚恤，使尸体能够收葬，使生者和死者得到安慰。兴宗这才消了火，并听从了他的意见。
后来，宋辽边境发生冲突，兴宗打算亲率大军同宋军开战。张俭认为，如此一来，必然会给百姓带来战争之苦，不知又有多少人死于非命，遂竭力陈述出兵的利害，建议他派一使臣前去交涉，而不要远劳征讨。兴宗感悟，没有发兵，而是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了宋辽的争端，从而免除了双方生灵涂炭。
张俭为相20年，一直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作风。他食不重味，穿的也只是粗布衣服。每领到俸禄，除留下生活必须之外，全都周济给了那些贫困的亲朋故友。
有一年冬天，张俭在便殿议事，兴宗见他身上的衣袍破旧不堪，就秘密指令侍从用火夹子将他的袍子烧了几个小洞，促使他快换件新长袍。不料，兴宗在此后数次召见他时，见他依旧穿着它。兴宗不解，问他为什么老是穿着这件旧袍？他答道：“臣穿这件袍子，已经三十年了。多年来，人们都崇尚奢糜。臣为了矫正时弊，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开导！”
事后，兴宗可怜张俭的清贫，特下旨让他到内库随意选取他所需要的东西。他接旨谢恩，但结果却“持布三端而出”。当时的“三端”，相当于现在的18丈。兴宗见他放着金银财宝都不拿，仅仅拿了18丈布，对他更加敬重起来。
张俭有5位弟弟。兴宗“欲俱进士第”，即打算赐给每个人进士出身，但张俭却始终没答应。
张俭晚年退休在家，兴宗有时候还亲自到他家中去看望。有一次，掌管御膳的官吏得知皇上要在张家用餐，特地先行一步，供设下各种珍味佳肴。而张俭为了勉励皇帝节俭，却让人撤去了那些御膳。当他们君臣二人谈到吃饭时间，张俭让家人奉上清淡的蔬菜和干饭，双方都吃得很香甜。
张俭享年92岁，敕葬宛平县。《辽史》上称赞他“服敝袍不易，志敦薄俗，功著两朝，世称贤相”。
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祖籍分阝州（今陕西彬县），后迁居江苏吴县。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军事家，曾一度官至宰相，并实施“庆历新政”，是中国历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据史载，范仲淹两岁丧父，从此家境急转直下，无法维持生计。其母为将他抚养成人，不得不带着他改嫁到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县）姓朱的人家里。数年后，他开始读书识字，并长期就读于淄州长白山麓醴悄寺，每天以粥和咸菜度日。在多年的磨难中，他洞悉民间疾苦，理解民众心声，和百姓产生了感情上的共鸣。也正因此，他的理想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以便“能及大小生民者”。后来，当他应老友滕子京的要求而作《岳阳楼记》时，写下了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为民请愿
大中祥符八年（1015），26岁的范仲淹以其渊博的学识考中了进士，被授广德军司理参军。从此，他步入仕途，开始了除弊兴利、报国济民的新生活。
天圣二年（1024），范仲淹官任泰州兴化（今属江苏）县令。他见附近沿海一带经常遭受潮水侵袭，严重威胁着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便专门求见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并取得了他的大力支持，于是，他调集泰州、通州（今江苏南通市）、楚州（今江苏淮安）和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四州民工4万多人，在近4年的时间内修筑了一道长达180里的捍海堰。从此，这一带消除了海潮的危害，使流亡在外的2600多户人家重返家园。当地人十分感念他的恩德，主动为他建立祠堂，并把那道捍海堰称为“范公堤”。
明道二年（1033），蝗灾、旱灾蔓延全国，淮河两岸最为严重。时任谏官的范仲淹奏请朝廷视察灾情，赈济灾民。但几日过后，竟杳然无音。他义愤填膺，冒着杀身的危险质问皇帝：“宫中的人如果半天不吃饭，将会怎么样？而江淮百姓一连许久没饭吃，哪能熟视无睹呢？”皇帝无言以对，只好派他前去赈灾。他日夜兼程，一口气赶到了灾区，马上“开仓廪赈乏绝”，还调拨江南稻米、豌豆50万石北运沂、密、济、徐、兖等重灾区，发放官钱及地主富商的钱谷于民，并率领灾区百姓开展生产自救。与此同时，他还针对“瘟疫流行，死者相枕藉”的状况遍设医疗诊所，为病者免费提供医药、治疗，对死者及时收葬。待完成使命回京时，又特意将饥民所吃的一种名叫“乌味草”的野草带回京，献给皇帝，请他传示六宫贵戚，以规劝他们体察民情，力戒侈奢。
景礻右元年（1034），范仲淹徙知苏州。他发现那儿水利失修，河道淤塞，经常“湖溢江壅”，“田多水患”，数万户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又立即奏请朝廷复修苏州水利工程。当皇帝准奏后，他亲临工地，植庐舍于野外，过家门而不入。经过近一年的苦干，开通了5条河，将积水疏导入海，从而使苏州成为当时旱涝保收的大粮仓。
康定元年（1040），自立称帝的西夏党项族首领元昊率兵进攻延州（今陕西延安），西北边陲的百姓深受其苦。范仲淹获悉宋军节节败退，又主动请求去前线抗击西夏。他上任后，首先修筑城寨，建立巩固的军事据点；继而促成汉羌和好，削弱和孤立了西夏；随后，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官兵素质。同时，在战术上也努力革除旧弊。此外，还实行了边寨屯田制和一系列惠及百姓的政策，迅速扭转了战局。从此，宋夏多次交战，无不以西夏惨败而告终。元昊无计可施，只好取消帝号，再度向大宋称臣。
慷慨济贫
范仲淹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遇到贫困者，总是慷慨相助。
在他任越州（今浙江绍兴）知州时，得知平民曹孙居中死于任所，留下了体弱多病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家贫如洗，无以为生，立即“以俸钱百缗贝周之”。接着，又派老吏用船送他们母子3人回家。他怕过关卡时遇到麻烦，又特地为他们写了一首诗。诗曰：一叶轻帆泛巨川，来时火爰热去凉天。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母船！
在范仲淹担任分阝州（今陕西彬县）太守时，有一天他约同僚登楼饮酒赋诗。宴会尚未正式开始，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哀哭声。他一了解，方知有位名叫吴遵路的小官，由于廉洁奉公，死后竟“家无衣物，无以葬”。他当即撤席，飞马回府，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助安葬了死者。
范仲淹在淮阳做官时，有一天，一位走投无路的穷秀才慕名前去求见他，希望他能够给予资助。范仲淹见他衣衫破旧却文质彬彬，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的身世。随后，不仅赠他钱财，还帮他谋职。那秀才从此解除了后顾之忧，学习更加刻苦，很快成长为著名学者。接着，他被朝廷起用，官职也不断升迁，一直升为国子监直讲，即最高学府的教官。他便是世称“泰山先生”的北宋大儒孙复。
范仲淹曾在苏州买了一块宅基地准备盖房，一位风水先生看过后，高兴地告诉他：这里是块风水宝地，“当世出卿相”。范仲淹听后，立刻将这块地无偿地捐献出来建学校。时人不解，问他，他表示：“诚有之，不敢以私一家！”
在施惠百姓的同时，范仲淹对贪官污吏、土豪恶绅毫不手软。在他担任宰相时，曾一次罢免了一大批不称职的官吏，有的还被绳之以法。当时，有位大官劝他说：“一笔勾掉一个人的名字很容易，可是被勾掉的一家人都得哭了！”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怎么能比得上一路哭啊！”（宋代的路相当于今日的省）。
宠辱皆忘
范仲淹在其《岳阳楼记》中，曾写有“宠辱皆忘”四个字。事实上，他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一直是将个人“宠辱”置之度外的。
乾兴元年（1022），宋真宗赵恒去世，年仅13岁的仁宗赵祯即位，刘太后垂帘听政。时至天圣七年（1029），仁宗本来可以亲政了，但刘太后仍然将他当成傀儡，还打算在自己61岁寿辰时让仁宗亲率文武百官为她上寿。范仲淹认为：若如此，则有损主威，有亏君体。于是，他毅然上疏反对，还奏请刘太后撤帘还政于仁宗。刘太后大怒，不久便贬他为河中府通判。他对此无怨无悔，还为自己的忠直而感到欣慰。临离京时，他的一些朋友到郊外为他饯行，一致说他“此行极其光荣”。
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担任了右司谏。但为时不久，仁宗因宠幸尚美人、杨美人而分外冷落郭皇后。宰相吕夷简因与郭皇后有过私怨，便也乘机怂恿仁宗废黜她。范仲淹得知后，先是上疏反对，继而率御史和谏官到垂拱殿门前，伏奏皇后不当废。然后，又同御史中丞孔道辅、谏官孔祖德等一起找到吕夷简，诘问他：大臣对待帝后，如同儿子对待父母；父母不和，理当劝谏，岂能顺着父亲把母亲赶走厂然而，仁宗并未因此而改变主意，不但废掉了郭皇后，而且将范仲淹贬为了睦州太守。当朋友们再次为他饯行时，都说他“此行更加光荣！”他也频频点头，愉快地接受了友人的赞许。
景礻右三年（1036），范仲淹任职国子监，权知开封府。他见宰相吕夷简大权独揽，任人唯亲，搞得吏治十分腐败，便绘制了一幅《百官图》，进献给了皇帝。图中还标明了京官晋升情况，指出哪些是按规定正当晋升的，哪些是凭个人关系爬上去的，奏请皇帝削弱吕夷简的权力。吕夷简闻讯大怒，反告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结果，皇帝又偏听了吕夷简的谗言，将范仲淹贬为饶州太守。此事引起了强烈反响，连朝中许多重臣都公开为范仲淹抱不平。当范仲淹的朋友们再次为他饯行时，又一致祝贺他“此行尤其光荣！”他也笑着答道：“仲淹前后已经光荣三次了！”
此后，范仲淹为了报国济民，还先后“光荣”过好几次。其间，诗人梅尧臣为表示对他的钦佩和关切，曾赠他一首《灵鸟赋》，将他喻为灵鸟，并劝灵鸟“结尔舌兮钤尔喙”。范仲淹感激诗人的好意，却没有接受诗人的劝告，还在自己所作的《灵鸟赋》中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不久，他又写了《和谢希深学士见寄》诗，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诗云：天地久开泰，过言防结括。谁怜多出处，自省有本末。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尽室得江行，君恩与全活。回头谏诤路，尚愿无壅遏。岂独世所非，千载成迂阔。
严于律己
范仲淹一向严于律己。史书上说：他“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
范仲淹年轻时，曾与一位术士交往甚厚，当术士病危时专门让人把他请来说：“我善炼水银为白金。吾儿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说罢，将其炼金的配方和炼好的白金1斤都交给了他。他正要谢辞，那术士已气绝身亡。10多年后，他见那术士的儿子已长大成人，便取出了炼金的配方和1斤白金，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术士的儿子。
范仲淹生活简朴，从不浪费一粟一钱。他每晚寝前，总是仔细查核一天收支账目，统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若支出与所为之事相吻合，则安然熟寐；否则，第二天一定严加究实，求其严衡。即使在他官居相位期间，他也要求全家只求温饱，决不奢华。
由于范仲淹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所以他无论到哪儿，都有许多人请他撰写铭文碑记。他一向有求必应，但从不收取任何人的馈赠。有一次，一位名叫范忠献的老先生病故，他的儿子也来请范仲淹代撰碑铭，并带来几本绢帛作为谢礼。他见范仲淹坚却不收，又从家中取来珍藏的稀世书画来酬谢。范仲淹见实在不好推辞，才收下了一本《道德经》作为传教子孙的经典。还有一个人，为替死者求得一篇墓志铭，竟给范仲淹送来了许多金银财宝。范仲淹震惊之后一打听，方知死者生前作恶多端，其子意在请他曲笔徇情，以隐其大恶，大其小功。他十分气愤，当即谢却了财物，实事求是地将死者一生功过昭然于世。
注重家教
范仲淹对子侄的管教也很严。在他挂帅征讨西夏时，为让儿子能在艰苦环境中得到锻炼，便将长子纯佑带在身边，让他与将士们同吃、同住、同战斗。当庆州修筑大顺城时，又派纯佑前去防守。在那儿，纯佑每遇西夏兵来进攻，边守城边出战，有力地阻击了来犯之敌。通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火线锻炼，纯佑深入具体地了解了军旅生活，很快成长为能文善武的全才。
范仲淹任分阝邯州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时，他的其他几个儿子还都居住在京师。他惟恐孩子们走错了路，曾多次写信教导他们。其中一封写道：京师不同于其他地方，要少讲怪话，少论曲直，万不可因得小名而招来大的后悔；与人交往要少些，凡有利可图时，一定要想到后果。还特别强调说：“只要勤学奉公，不必担忧前程。千万不要随便写信求人荐拔，只有切实提高，自己的才干才是最好的途径。”
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结婚时，女方父母为显示荣华，特为女儿陪送了一顶十分精美的丝罗帷幔做嫁妆。范仲淹获悉后很不高兴，专门找来纯仁训斥道：“罗绮非常珍贵，你们怎么可以用来做帷幔呢？我们家向来清简朴素，你们不可败坏家风。”还表示：“若将帷幔带人家门，吾将当众焚之于庭！”纯仁一听，即托人速商岳家。所以，其婚礼办得非常朴素。
范仲淹对其他亲属的教育也一向十分关心。有一次，范仲淹的一位侄子当了官。在他上任之前，范仲淹又专门写信嘱咐他：“你为官要小心谨慎，不得玩忽职守，与同事和睦相处，注重礼节，有事只和同事商议，不要同公差商量，不要纵容乡亲到属下来兴贩取利。”还说：“咱们家一向为官清廉，不要牟取私利。你看我的一贯表现，有没有为自己谋私利？自己做个好榜样，家中也都学着做好事，只有这样，才能光宗耀祖！”
对那些没有外出做官的侄儿们，范仲淹也常常通过弟弟仲温，叮嘱他们不要给当地州县添麻烦；如果哪个惹是生非，一定要严加追究！
在范仲淹的悉心教育、培养下，他的四个儿子也都先后做了官，二子纯仁还曾当了宰相。他们无不为政清廉，留下了好的名声。
晚节花香
范仲淹晚年时期，他的孩子和弟子们鉴于他始终没建造过一个像样的宅第，便联合出资，要为他在洛阳兴建一处宅院，作为他的养老之地。而他却说：人有精神上的快乐和形体上的享受，只要精神愉快，形体上的享受是次要的，住宅好坏更不值得一提。他还专此做了一首诗，其中写道：“身甘一枝巢”、“富贵非我望”。意思是说，他不期盼个人的享乐，能像小鸟那样有个窝就心满意足了。
与此同时，范仲淹却利用自己多年节省下来的俸禄在其家乡苏州吴县创办了义庄和义学。所谓义庄，就是他买田十余顷，雇人耕种，“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为使义庄的收入分配合理。他还亲自制定了包括管理、分配办法在内的《义庄规矩》十三条。所谓“义学”，是他以义庄中的部分收入为经费，为族人提供免费教育，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并造就一批新人。在立《义庄规矩》时，范仲淹还要求自他开始，以后族人中凡有做官者，一律捐献其薪水，资助义庄和义学，从而确保它经久而不衰。
范仲淹创办“义庄”、“义学”后，由于效果显著，朝野名士竞相效仿。如吴奎创办了“吴氏义庄”，韩挚创办了“韩氏义庄”，向子创办了“向氏义庄”。此后，宋、元、明、清各朝代，也都不乏效法者。但大多数义庄都过早夭折，惟范氏义庄任凭风云变幻，一直延续了近千年。究其原因，与范仲淹重视家族人才的培养大有关系。
范仲淹于皇礻右四年（1052）正月徙知颍州，于中途徐州病逝，终年64岁。他的去世，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哀痛，甚至羌族同胞也为之痛哭，并斋戒3日。宋仁宗悲伤不已，亲笔为他的墓碑撰额，并称之“褒贤之碑”。其后，谥“文正”；其著作被收入《范文正公集》。宋人钱公辅还总结他的一生，将他誉为“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陲，功名满天下”的“三满式”人物！
包拯
在中国历代清官中，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最富有传奇性色彩的人物，当属北宋名臣包拯。
包拯，字希仁。庐州（今安徽合肥）人。据史载，他生于真宗咸平二年（999），卒于仁宗嘉礻右7年（1062）；而据合肥的包公后裔介绍，他的具体生日是阴历二月二十五日，忌日为阴历八月二十五日。《宋史》卷三上说：包拯“始举进士，除大理平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大意是：他先是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大理平事，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县）知县。但鉴于父母都上了年纪，身边需要照应，也便辞而未就。于是，朝廷改任他到邻郡和州为官。他基于同样原因，也没去。几年过后，其父母相继去世，他又守丧期满，经乡里人劝勉，才赶赴京师参加吏部调选，并到扬州天长县做了知县。
从此，包拯开始了他那惊天动地、留芳千秋的政坛生涯。
勤政爱民
包拯一向认为：当官就应当做忠臣。他的忠臣标准是：“上以裨国是，下以恤民瘼，中以塞国蠹。”自他为官之日起，便一直照此行事。
在他刚刚出任天长知县时，曾有个农民向他告状，说是自家的耕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包公问：此情还有谁知道？那农民答道：我发现后，就慌忙跑到这儿，连左邻右舍都还不知道呢！包公基于当时为了保护农业而严禁屠宰耕牛的法令，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悄悄对那农民说：你回去偷偷把牛宰了，把肉卖出去。但一定要做得秘密。然后，我自会找到割牛舌的人。
农民回家后，即照包知县吩咐行事。三天后，有一个人跑到县衙，告发那个农民私宰耕牛，应当绳之以法。包拯顿时拉下脸来，厉声责问：“那么，你为何要割人家的牛舌头呢？”告状人一听，顿时呆若木鸡。随后，不得不从实招供：原来，他是牛主的仇人，为加害牛主，便偷偷割掉了牛舌头。牛没了舌头，便不能吃草，不能干活，牛主只能将它杀掉，从而犯下私宰耕牛之罪。包拯当即命那人签字画押后，根据有关法令惩处了他。
包公当了开封府尹，除“以恤民瘼”外，在“以塞国蠹”和“以裨国是”方面，也做得非常出色。
当时，开封是北宋首都。在那里，不仅有朝廷大员，还有众多皇室贵戚；官僚贵戚间姻亲相联，几乎每个家族都有后台。作为地方官的开封知府，既要造福于民，又要保障官僚贵族的享受，还要维护国家纲纪。稍有疏忽，小则丢去乌纱帽，大则掉脑袋，此即世人所常说的“京官难做”。
但是，包拯“心底无私天地宽”。他上任不久，便赢得了一片喝彩声。
依照旧制，老百姓告状不得直入开封府大门，而须通过看守大门的府吏，先收状牒，尔后转达，谓之“牌司”。府吏们往往乘机敲诈勒索，看钱说话，不但严重影响办案时效，还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包拯洞悉其弊，下令撤销了“牌司”，大开正门，允许百姓直接到他面前投递状纸，有理无钱也能申冤雪恨。从此，旧开封府那些“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积弊扫除一空，官吏徇私舞弊的恶风也被煞住，新的案件无不得到公正的判决，以往的冤假错案也都得到了纠正。
在京城之内，有条横贯东西的惠民河。它是连接东南漕运的通道，作用十分重要。在河道两侧有些空地，原先一直立着标志，不许私人占用。不知何时开始，一些官宦富豪依仗权势，在那儿霸地筑堤，大造豪宅园林，甚至圈占水面，搞得河床狭窄，河水淤塞，泛滥成灾，严重威胁着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惠民河也从而变成了“害民河”。包拯曾为此专门上疏，奏请朝廷尽毁这些违章建筑，但那些权贵们却声称有地契，拒绝拆除。包拯并未就此甘休，他当面让那些人交出了地契，一一审验，结果发现许多冒牌货。于是，又上章弹劾，迫使权贵们俯首认罪。接着，他广泛发动百姓，群策群力，先是疏通了河道，继而在河边广种花木，使惠民河焕然一新。
从此，京城开始流传起这么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穷苦小民打官司没钱没人给通关节也不怕，自有铁面无私的活阎王包公为你做主；而那些高官富豪尽管有钱有人通关节，却通不到包大人那儿。
嫉贪如仇
在《孝肃包公奏议》中，有一篇《乞不用赃吏疏》。其中，第一句便是：“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包拯认为，为官的贪污受贿，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由于宋朝集权中央，守内虚外，重文轻武，所以官繁吏冗的现象更突出，再加上朝廷没能及时采取有效的肃贪措施，所以贪污之风更甚。为此，他请皇上对贪官污吏加以严惩。而他自己，一旦发现同僚中犯有贪污罪，也总是翻脸不认人。
嘉礻右四年（1059）春，开封富民刘保衡因开酒作坊赔了本，欠了100多万官曲钱。三司（主管全国财政赋税的机关）派人催还，他只好变卖家产去还债。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趁火打劫，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他的房产。包拯得知此情，立即上疏，弹劾张方平说：“方平身主大计，而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宋仁宗赵桢遂罢免了张方平，改任宋祁为三司使。
不久，包拯又获悉宋祁在四川任职期间，也有贪污行为，还利用公款到处游宴玩乐。于是，又上疏仁宗，请求罢免宋祁的三司使之职。仁宗也采纳了他的意见。
后来，包拯又惊悉原荆湖南路转运使王逵贪得无厌，鱼肉百姓，逼得许多人纷纷逃入山中，联合起来反抗他。他调任江南西路转运使后，仍我行我素，盘剥百姓。包拯十分气愤，接连上了两道奏疏弹劾他。其中写道：“王逵迫害百姓，造成大害。朝廷决不能任用这样的坏人，危害国家！”然而，朝廷并没有罢免王逵的官，而只是将他换了个地方，改任了淮南转运使。包拯不服，再次上奏弹劾。不久，他又得知王逵在任江南西路转运使时怀疑洪州地方官卞咸告发他，曾暗中指使他人诬告卞咸，并由此而株连了500人之多。一怒之下，又接连上了4篇奏疏，弹劾王逵。还斥责朝廷：“难道竟忍心让一个地区的老百姓，任凭王逵去残害么？”宋仁宗见他义正辞严，铁证如山，不得不将王逵革职查办。
包拯的嫉贪如仇震惊朝廷内外，百姓无不高呼他为“包青天”，而贪官污吏却在私下痛骂他是“包黑子”。
铁面无私
包拯在任地方官时，曾写有一首律诗，诗曰：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从诗中的“清心”、“直道”、“秀干”和“精钢”等等，也足以显现出他那铁面无私的性格和无所畏惧的精神。可以说，这正是他本人从政、处世的真实写照。
皇礻右年间（1049～1054），包拯曾出任庐州知府。庐州是他的家乡。其亲戚朋友一听说他来主政，无不笑逐颜开，纷纷前去拜结。但他却提前立了个规矩：所有熟人来访，一律谢绝，概不接见；处之公事，绳之以法。史书上说，那时的他的确是“故人、亲党皆绝之”。
其间，包拯的一位堂舅自恃有了靠山，乘机胡作非为，横行乡里。受害人忍无可忍，跑到府衙去告状。包拯一听，怒不可遏，立即将那舅父捉来。这时，许多亲戚都赶来说情。包拯却一概不听，只是冷冷地说：“不是我没有情义，谁让他犯了法呢？”说罢，升堂审讯，还命差役将舅父重重打了七十大板。赶来求情的亲戚们看到这情形，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再不敢仗势欺人了。
即使对皇亲国戚，包拯也不给他们留情面。轰动朝野的“三弹张尧佐”，便是最典型的实例。
张尧佐是宋仁宗爱妃张贵妃的伯父。他虽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却很会投机钻营，竟同时担任了三司使、节度使等四个重要官职。满朝文武尽管心中不服，却谁也不敢得罪这么一个有权有势有靠山的大人物。然而，包拯却不然。他向宋仁宗上疏说：凭张尧佐的德才，不适合担任三司使之职。过了几天，他见皇上对他的奏疏没理睬，又连上四道奏疏，说：“张尧佐是个凡庸之辈，只是靠贵妃得宠才一步登天。这不知遭到多少人背后讥骂，可陛下为什么非要护着他而违天意，逆人心，自酿危乱呢？！”还说：“历代外戚，即使有才者！明君也不肯轻易给他实权，何况无才者！……请陛下撤掉他，另求贤才！”仁宗无奈，只好按照他的意思办。
但为时不久，张贵妃又向仁宗吹起了枕头风，鼓动仁宗授予张尧佐宣徽使之职。宣徽使，是皇帝近侍高官，级别相当于副宰相。显然，让张尧佐任此职务更不合适。但是，仁宗经不起贵妃撒娇折腾，最终还是答应下来。
待仁宗宣布张尧佐就任宣徽使时，包拯不禁怒发冲冠。竟当着众臣的面在金殿上和仁宗争论起来。他大声说：“张尧佐是什么人，哪能任此要职？请陛下不要让天下人说你宠爱贵妃而有私心，这会损害陛下的尊严和威望的。望陛下以天下为重！”他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竟溅到了仁宗的脸上。在场的张尧佐怕众怒难犯，慌忙声明辞去此职。宋仁宗也怕为此而丧失人心，才顺水推舟以示“虚心纳谏”，接受了张尧佐的“辞呈”。
宋朝朱弁在其《曲湖旧闻》中记载了上述史实。其中写道：包拯“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还写道：那天，眼巴巴盼望佳音的张贵妃，一见仁宗回宫便急着问：“宣徽使……”仁宗没等她说完，便没好气地说：“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为御使乎？！”
清正廉洁
史书上还说：包拯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宦时”。意思是，他虽然为官数十年，俸禄又相当可观，但吃的仍是粗茶淡饭，穿的是布衣芒鞋，家用器皿也全是竹木陶瓷所制，和当官之初并无两样。
几乎所有的史书上，还都记载着包拯和端砚的故事。
庆历元年（1041），包拯调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府。一天，他和几位前来拜见的老先生谈起端州名产端砚时，一位名叫徐乐天的老秀才哼了一声，说：“幸亏这种名产还不多！”包拯觉得他话里有话，便于此日特地到他家登门拜访。徐乐天这才告诉他：自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起，端州每年向朝廷进贡8块端砚。大宋开国后，仍照老规矩进贡。但是，没过几年，进贡数额却猛增4倍，老百姓负担不起，实在苦不堪言。包拯说：数日前自己刚刚查阅过有关卷宗，那上面明明写着8块，为什么说是增加了4倍呢？徐乐天解释道：进贡的砚台一直是8块没有变；但历任州官见它石质坚实细润，雕刻精美，不仅是极好的文具，也是非常名贵的工艺品，就变着法儿多搜罗，去用它奉承权贵大臣。包拯这才如梦初醒，并表示大煞这股不正之风。
回衙后，包拯立即发出了一份布告，明文规定：所有官员，无论以何种名义和方式侵吞端砚者，一律将端砚交回州府；现存州库的贡砚，将作为今后数年进贡之用，任何人不得擅自取用。自此，端州官绅贪污端砚的陋规被革除了。
当包拯离任时，全州官绅无一人敢给他送礼。待行至接官亭，仆人包兴禀报他：徐乐天托人送来了一个小盒。包拯打开一看，原来是块端砚。附信中说：这是他祖传的端砚，明公一定收下。包公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我好不容易花了一年工夫，总算革除了贪污端砚之陋规。而今若自己带块端砚进京，岂不令人耻笑！”随之找那送砚人，那人早已离去。包拯左思右想，最终悄悄地把那块端砚掷进了一条河里。
对其家人，包拯也要求甚严。他的长子包纟意在其影响和教育下，官居通判，政声亦好，可惜英年早逝。幼子在他去世时年仅5岁，包拯为他留下的家训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即是说：“后世包家子孙在外做官，如果有违反家法规定而贪污受贿者，生不得让他回到包氏宗族来，死不得葬在包氏祖坟中。否则，便不是我的后代！”
留芳百世
嘉礻右七年，包拯病逝于枢密副使之任上。
据史载，宋仁宗闻讯十分悲痛，专门派人护送他的灵柩回到庐州原籍，安葬于现今的合肥城东50里大兴集。各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也都纷纷建造起了包公祠。直到现在，合肥包公祠仍保存完好，还挂有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理冤狱，关节不能，自是阎罗现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高度概括了他铁面无私、清正爱民的高尚品德。
在后人编写的《甲申杂记》一书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宋神宗在位时，西羌名将于龙呵归顺大宋后，提出的惟一要求是：“平生闻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归汉，乞赐姓包。”神宗答应了他的请求，还赐名为“顺”。
在宋人话本中，有许多是写包拯的，诸如《合同文字纪》、《三现身包龙图断案》等等。此后，歌颂他的各种传说越来越多。经过南宋说书艺人的加工塑造，包拯的形象更加鲜明和丰满。再后来，又有人编演了一些包公戏，更使包拯的大名远扬天下。
包拯一生共留下了奏议171篇，家训1则和五言律诗一首，后人将它们辑为《包拯集》一书。其家训言简意赅，颇负盛名；其奏文《乞不用赃吏疏》，也曾引起历代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至于他那首五言律诗，自从电视连续剧《少年包青天》将它作为主题歌以来，也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目前，在开封仍保存着一块名臣碑，上面刻有100来人的名字。只有包拯的名字，竟被南来北往的游人用手摸得看不清了。
在1987年出版的《大千世界》合订本第4辑，还转载了一篇短文，其中写道：合肥的包公后裔曾珍藏着一幅包拯画像，这是他的一位学生在他60大寿时，照其容貌、个头、身材如实画下来的。画像全长2.6米，宽1.2米，用麻宣纸精心装裱。从画中看，包公身高1.70米；脸色和常人一样，并不黑。他头戴乌纱帽，身着大红官服，脚穿大红云头朝靴，银须垂在胸前，双手捧着朝笏，端庄站立，十分威风。在画像右下方，盖有约8公分见方的宋仁宗的大印。画像两边，还盖满了历朝庐州府官员的印章。
文中说：900多年来，包公的世代子孙都视这幅画像为“老祖宗真像”精心保管。包拯第37代后裔包训芝女士还披露，她父亲保管画像时极为细心，平时总是将它放在一个特制的木盒里，只有在包公生日、忌日这两天，合肥的包氏后人都集中在她家里，才把画像高高挂在堂屋中央，供大家瞻仰。解放前，白崇禧、张治中、蒋介石都曾先后来合肥看过这幅画像。1952年春，包家后人又将画像送到北京，请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看。
非常可惜的是，这幅作于1059年的包拯画像，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被红卫兵“破四旧”给破掉了！知情者每议及此事，无不对林彪、江青一伙更加愤恨！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5），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属江西）人。他不但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的创始人，而且是刚正不阿、廉洁奉公的清官之一。
欧阳修4岁丧父，从此家境困难。幸亏得到叔父欧阳晔抚养、教育，才得以继续求学。他21岁时考入北宋最高学府国子监，24岁中进士，从此走上仕途道路。
此后，欧阳修曾先后担任过40个官职。其间，随着宦海风云的变幻而多次起落。他曾一度任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堪称地方大员；也曾任龙图阁大学士且权知开封府，因此而成为包拯的前任：曾代表礼部主持过科举考试，也曾担任过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但无论公务多忙，他从未放弃他所热爱的文学事业，并在诗、赋、文多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从而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
举荐贤能
欧阳修曾一度担任谏官，有权评论时政和朝臣的功过；代理过吏部流内铨，直接决定地方官员的升降赏罚；负责过三班院，主管武官三班使臣的注拟、升移和酬赏；还曾官至参知政事，进封开国公，成为当朝执政，获得了爵禄最高等级。其间，他广揽人才，培养、提拔了一大批新人，如包拯、张王襄、苏轼、苏辙、曾巩、程颖、张载、俊彦、章望之、王回等等。还有人一一核实后说：在“唐宋八大家”中，唐代2人，宋代6人；而在这6人中，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5位，都是欧阳修推荐提拔而成名的。
曾巩是欧阳修的江西老乡，比欧阳修年少12岁。他22岁那年赶考，结果名落孙山。欧阳修为了鼓励他，特意为他写了篇《送曾巩秀才序》，并收他为门人。数年后，曾巩再次赶考，终于中了进士。欧阳修很高兴，遂向宰相杜衍推荐他，说“进士曾巩者，好古为文知道理，不类乡闾少年举子”，希望有所任用。不久，又写了《举章望之、曾巩、王回等充馆职状》的奏议，说“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自为进士，已有时名。其所为文章，流布远迩。志节高爽，自守不回……臣今保举，堪充馆阁职任，欲望圣慈特赐甄擢。”还表示：“如后不如举状，臣甘当同罪！”恳请皇上予以重用。结果，曾巩被晋升为实录检讨官，接着又不断升迁，从而成为朝廷名臣。
对于朝廷要员，欧阳修也择优推举他们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例如：他写有《论韩琦、范仲淹乞赐召对札子》，向皇帝举荐韩琦、范仲淹可重用掌国。他还写有《论乞主张范仲淹、富弼等行事札子》，请求皇帝坚信范仲淹、富弼等人。
欧阳修一直到告老还乡之前，还向宋神宗推荐了3位未来的宰相人选：
司马光
、王安石
、吕公著。当这一消息传出后，顿时在文武百官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因为这3个人都与欧阳修有着很深的矛盾。首先是司马光。欧阳修和司马光在不久前的“议濮”事件中，简直是势不两立。“议濮”是指讨论濮王的谥号问题。濮王赵允让是宋英宗赵曙的生父，而宋仁宗赵祯则是赵曙的继父。赵曙应如何尊奉生父濮王？是称之为“皇”、“皇父”？还是称之为“伯”、“皇伯”？大臣们意见分歧很大。欧阳修坚持尊濮王为皇。他的理由是：“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司马光坚决反对这一论调，并攻击欧阳修是“邪议”，是“以枉道说人主”。因此，他要求罢免欧阳修的官。
其次是吕公著。欧阳修与吕公著之间的关系也异常紧张。早在庆历年间，范仲淹当权，行“新政”，欧阳修是大力支持者。新政失败，朝野沸腾。许多人落井下石，把范仲淹说得一无是处，还联合上书仁宗皇帝，要求罢免范仲淹。值此关键时刻，欧阳修毅然站出来，舌战群儒，并上书仁宗，慷慨陈词，竭力为范仲淹辩解。而吕公著此刻也站了出来，针对欧阳修的说词逐条批驳，还列举欧阳修如何支持范仲淹，甚至把他说成“范党”，要求仁宗也罢他的官。其结果，由于寡不敌众，弱不胜强，范仲淹被贬出京都。欧阳修也随之一落千丈，被贬为小小的夷陵县令，在地方一干11年，待重返朝里时已经须发斑白了。
至于王安石，欧阳修与他也有过极不愉快的事。那是王安石初仕之时不认识欧阳修，而分外关心王安石的曾巩劝他结识欧阳修。王安石生就的倔脾气，并由此人称“拗相公”，说什么他也不去。而欧阳修也曾一度过于清高，只佩服韩琦一个人，还曾因事叹息说：“累百欧阳修，何敢望韩公”。后来王安石见到了欧阳修，想起他那句自谦并称誉韩琦的诗句，就故意吟道：“他日倘能窥孟子，此身安敢望韩公？”用以嘲戏欧阳修。这对自负而资格又老的欧阳修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但是，而今欧阳修一札荐三贤，而三贤又都是这些人。是欧阳修忘了司马光与他唇枪舌剑的“议濮”之争？是他忘了吕公著奏本致使他在外漂泊11年？是他忘了王安石作诗戏弄之辱？不少人百思不得其解。但了解欧阳修的人却认为：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把个人恩怨置之一边，而一心想的是宋王朝的利益。
纠劾佞臣
在竭力荐贤的同时，欧阳修也在坚决辟佞。
在欧阳修《论凌景阳三人不宜与馆职奏状》中，说凌景阳、夏有章、魏廷坚“皆有赃污，著有刑书”；在《论赵振不可将兵札子》中，说赵振“人品庸劣，全不知兵”；在《论苏绅奸邪不宜侍从札子》中，说苏绅“奸邪天下共恶”；等等。不但给对方定了性，而且列举了大量事实，使仁宗皇帝不得不相信，不得不准奏。
当然，欧阳修也有攻劾的主要目标：那就是多年担任宰相的吕夷简。他曾先后写过《论吕夷简札子》、《论吕夷简仆人受官札子》和《论止绝吕夷简暗入文字札子》等，说“以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裔外侵，百姓内困，贤愚失序，纲纪大隳。二十四年间，坏了天下”。还说：“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夷简恶贯满盈，劣迹彰著”，因此，他建议皇上不仅应当罢免吕夷简的官，还要断绝与他的一切往来。
数年后，陈执中担任了宰相。欧阳修鉴于他的所作所为，又将他作为众矢之的。在其《论台谏官言事未蒙听允书》中，怒斥陈执中“使陛下上不顾天灾，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学无识、陷邪狠愎之执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于陛下，而反损圣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不图至于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损也”。还说：“执中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学无识，憎爱挟情，除改差缪，取笑中外，字私秽恶，流闻道路，阿意顺旨，专事逢君，此乃谄上傲下愎戾之臣也！”
欧阳修的这封奏议呈上不到一个月，陈执中便被罢免了宰相，贬任为亳州通判。
施惠百姓
作为谏官，欧阳修不但荐贤、辟佞，批评朝政的阙失，而且在如何防治自然灾害、直接施惠百姓方面，也写有许多奏疏。
当时，黄河在中原一带已成悬河，洪水来时，灾害极大。大臣李仲昌为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建议朝廷在六塔镇开一条新河，把黄河之水引入黄河故道，再从故道直接出海。欧阳修认为：黄河为水势凶猛的大河，夏秋间一旦泛滥，流量极大。若照李仲昌的方案行事，不但劳民伤财，还会造成误导。一旦有决堤之险，简直不堪设想。为此，他多次向有关人员进行劝阻。
恰在这时，北方的辽国之王去世，新主即位，仁宗委派欧阳修出使辽国。临行前，欧阳修又连续写了《论修河第一状》、《论修河第二状》，直接上奏仁宗。半年后，欧阳修完成使命刚回京，一听说有关部门已动用民工30万，工料不可胜数，正按李仲昌的设想而施工，又急忙向仁宗呈送了《论修河第三状》，坚决反对这一冒险计划。他大声呼吁：“更审利害，速罢六塔河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选一二精干之臣，与河北转运副使，及恩、冀州官吏，相度堤防，并力修治，则今河之水不至为大患……不必求奇策立难之功，以为小人侥冀恩赏之资也。况功必不成，后悔无及者乎！”
然而，欧阳修这次一而再、再而三的谏阻却没有引起主政者应有的重视，六塔河工程仍在进行。待李仲昌决定把黄河水引至黄河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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