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事实与历史事实(《世界历史评论》第3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恒洪,庆明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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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事实与历史事实(《世界历史评论》第3辑)试读：

专论

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文本、前沿和现代意义

一

马克思一生都在研究世界历史，他留下的《历史学笔记》，约合中文165万字。在这里，我想谈《历史学笔记》的文本、前沿和现代意义，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历史学笔记”？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在国际学术界有两种说法，除标题是《历史学笔记》的著作外，还有一个广义的“历史学笔记”，其内容除《历史学笔记》外，还包括《古代社会史笔记》（也被称作《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马克思两部历史学笔记的内容是什么？主要特点是什么？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问题。第二，围绕着历史学笔记，不管是广义的历史学笔记，还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学笔记，国内外学术界都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这些问题？我以为，这些问题的价值不在于回答了什么，而在于它提出了什么？因为提出的那些问题，对于丰富、完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有一定的启迪意义；至于它回答的具体内容，都可视为一家之言。我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我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或者说我们只吸取其中的一部分，这都无妨。第三，思考我们学习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现代意义，我想，这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对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了解相对还比较少，我们应该了解它，因为它不仅是我们了解人类历史过程的一部重要的作品，而且也是我们今天思考、回答世界和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一部作品。它是历史著作，但具有现代的启迪意义，具有现代的价值。

众所周知，马克思一生的伟大贡献：一是剩余价值理论，另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的原理、它的内容、它的价值，我们从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我们都在不同程度地来深化、拓展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停留在这样一个认识的阶段：唯物史观是一个逻辑思维的产物，是一种概念、范畴、理论的描述，是通过逻辑的思维来表现出来的。我们的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今天谈马克思《历史学笔记》时，我们首先想强调的，唯物史观既是逻辑思维的产物，同时，也是实证的产物。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由两个方面来构成：一个是逻辑思维，一个是实证研究；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在逻辑思维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的，《历史学笔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并非马克思所做的唯一编年史，而是马克思一系列历史学笔记里的一种。马克思一生在历史学研究中，一共做了7个编年史摘录，分别是：克罗茨那纳赫笔记中关于法国和德国的2个编年史；巴黎笔记中关于古罗马的简短编年；1857年1月关于俄国的编年史；1860年6月关于欧洲历史的编年史；1879年《印度史编年稿》；1881-1882年《历史学笔记》。从前6个编年史的写作情况看，马克思都是为了使自己熟悉所研究问题的历史背景而做的。可以说，就像“读书就作摘录”的习惯一样，通过做编年史，以熟悉所研究问题的历史史实，是马克思的研究习惯。这是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所做的基础性工作。相对于前6个编年史来说，《历史学笔记》篇幅比较大，与马克思晚年的土地所有制研究有直接关系。这一研究，是他经济学写作计划的重要内容。但是也不尽如此，例如，在《印度史编年稿》中，马克思十分关注印度人民抵抗英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针对殖民主义者所宣扬的印度人在入侵者面前随时准备屈服的谰言，马克思用事实进行了驳斥，认为这是反对英国恶棍和吸血鬼的战斗，使人们看到，印度人民如何前赴后继保卫自己的家园。对历史上动摇欧洲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如扎克雷运动（法国）、瓦特·泰勒起义（英国）、胡斯战争（捷克）等，马克思认为这是欧洲封建社会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在《历史学笔记》中都有记述。

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还是其他的编年史笔记，并不是简单地、更不是随心所欲地摘录。在摘录的过程中，马克思有针对性地补充了很多内容，同时对欧洲历史学家的作品，还有一些订正。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阅读的过程中，写有一些很重要的评语。这些补充、订正，以及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批语、评价等，具体地反映了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特别是欧洲历史的认识，是马克思历史观的重要内容。《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大量研究后的成果，集中地反映了公元前1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宏观问题的认识，这些问题，尽管是以实证的形式提出和展开，但其实质，却涉及欧洲或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19世纪中叶到后半期，欧洲和整个西方的历史学发展，体现了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欧洲以外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多被忽视，或极其简略，或多被歪曲。要对人类历史矛盾运动过程，能真正有所了解，仅仅靠欧洲的历史文献，实际上是不够的。马克思在可能的条件下，想尽办法来寻找亚洲、非洲、北美等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文献和历史作品。这些资料虽然十分缺少，但马克思在他的《历史学笔记》和其他的历史编年笔记中，还是有所反映，有些内容甚至还是比较丰富的，如有关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花刺子模人的历史等。此外，对北欧、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历史，他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学习和研究《历史学笔记》中所摘录的文献资料，有助于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思想。中文本《历史学笔记》系根据苏联1938年、1939年、1940年和194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Ⅴ、Ⅵ、Ⅶ、Ⅷ卷翻译，1992年9月由红旗出版社出版。2004年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建议重印此书，译校者（中央编译局马列著作编译部）借此机会对译文做了修订，2005年11月出版。《历史学笔记》写有四个笔记本。马克思在《笔记》写下后不久逝世。恩格斯在整理这部手稿时，为其加上《编年摘录》（Chronologiche Auszuge）的标题，并为每个笔记本加上了编号。因此，后来也有人将这部《历史学笔记》称为《编年摘录》、《世界史编年摘录》，或《编年大事记》。世界历史研究是马克思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当时使用的主要文献资料是：德国历史学家施洛塞尔的《世界史》（18卷），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赛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格林的《英国人民史》等。尽管时代的和社会的局限，使得这些作品中有一些马克思所不能接受的内容，他在《历史学笔记》中对其进行纠正，甚至有很严厉的批判，但这些著作毕竟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世界史研究中一些优秀的、重要的作品，有一定的代表性，马克思的这些选择反映了他自己的学识，也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他的《历史学笔记》的价值。《历史学笔记》内容丰富，但并不是面面俱到。马克思对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7世纪欧洲的历史做了批判性的评述，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封建制度瓦解。历史事实表明，是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部孕育出来使其瓦解的条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在欧洲之所以能够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得到发展，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而不是外因，不是人为强加给它的。

二是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一般认为，民族国家的起源，要追溯到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是和资本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学笔记》中，这不仅是一个基本理论，更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在欧洲，从16世纪以来的几百年间，民族国家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以单一或多元民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国家。欲深入了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不能不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这是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是资产阶级为确立自己的统治所进行的斗争。了解资产阶级为确立自己的统治所进行的斗争，同样是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的需要。这些斗争的表现形式不一，从不曾停止。历史矛盾运动过程中的进步趋势不可逆转，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曲折，或者是一些暂时的停顿，甚至是倒退，也不必大惊小怪，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统治的过程，是一个激烈、复杂的斗争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些内容不仅有助于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且有助于认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四是与这一时期欧洲历史有关联的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历史。马克思高度关注与之关联的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历史，其原因与内容，前已述及，不再重复。需要补充的是，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仅从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的内容即可看出，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这四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不是随意来选择的。为什么呢？因为把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和马克思的一些最重要的作品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选择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历史学笔记》，是通过实证研究，通过历史过程中确凿的历史事实，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观点。

二

一开始我们讲了，《历史学笔记》的内容，是以公元前1世纪初开始到17世纪中叶的历史，而公元前1世纪以前的历史，则记述在另外的一本笔记里面，这就是《古代社会史笔记》。该书是马克思在1879-1882年间，就公元前1世纪以前欧洲历史所做的详细的摘录。1996年，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单行本。公元前1世纪以前，欧洲历史的主要内容是古代希腊从原始氏族制度向奴隶制度演变的历史。所以《古代社会史笔记》，在国外多被称《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和《古代社会史笔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晚年的历史研究，所以研究者多将两部笔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常合称为马克思的“两部历史学笔记”。《古代社会史笔记》的内容是：《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1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1880年版）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伦敦版）一书摘要》，《纳·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1985年，中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曾发表其中《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纳·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1987年，《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1期发表了《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

对这部笔记的称谓，大体有以下三种：一是“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人类学”和“民族学”这两个概念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有相通之处，时常混用。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唐纳德·凯利、诺曼·莱文，以及布洛赫等人多这样使用。

二是“古代史笔记”或“东方社会笔记”，这主要以苏联的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要问题，是要探索根据西欧材料建立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东方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

三是统称“马克思晚年笔记”。这种称谓不涉及笔记的具体内容，但意思模糊。

以上三种称谓中，“人类学笔记”称谓正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国内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这部笔记内容的误读：第一，将马克思关于“人的科学”同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混为一谈。在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中，“人类学”是个广义概念，往往是“人本学”的同义词，更多地是强调“人的本质”及其社会发展的含义。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的“人类学的本体论”（anthropological ontology）,也就是“人本学”（Anthropoontology）的意思。第二，忽略了对马克思理论革命性特征的关注。1880年，纽约《太阳报》记者约翰·斯温顿采访马克思时，曾问及“什么是存在”，马克思“严肃而郑重地回答说‘斗争’”，“为人类解放而斗争”，是马克思学说的核心。

马克思晚年摘录的两部历史学笔记，并非是受“不可饶恕的学究气”驱使，逃避现实进行所谓“纯粹学术性的人类学理论”的探讨，马克思从未停止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古代社会史笔记》也是如此。他摘录的虽是人类学著作，但其目的却是为了丰富和完善唯物史观，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角度，论证私有制和国家存在的历史暂时性，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这和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的本质内容，完全是一致的。《古代社会史笔记》的主要理论贡献，首先是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如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希腊和罗马的氏族，以往限于研究条件，不少问题都是个谜，如今可以用印第安人的氏族来说明了，因而也就为史前史、人类的原始历史找到了新的基础。此外，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也适用于说明氏族社会的社会结构。丰富了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经典作家第一次描述了如下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序列：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形式。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提出，“一般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1881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首先引用了自己在《资本论》中关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的论述，然后指出：“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2]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他（俄国社会学家、政治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著名代表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此外，关于从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的转化，经典作家也提出了新的观点。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曾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研究了古代社会史之后，对此进行了纠正。1847年前，人类的史前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无人知晓，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例外。后来随着哈克斯特豪森、毛勒，特别是摩尔根等学者史前史研究成果的问世，才充分证明了随着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才开始分裂出对立的阶级。这样，《共产党宣言》上面那句话，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加了一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4]而不再是“一切社会的历史”。

其次，对一些政治经济学的论断进行了修正。马克思在研究古代社会史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没有停止对《资本论》第一卷的修改，没有停止《资本论》其他内容的写作。例如，指出俄国的土地关系，具有不同于西欧的特殊形态；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依据印度村社土地所有制演变的实证资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前关于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论断。马克思十分重视各国土地制度及其演变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反对用西欧模式说明和概括一切。如印度不存在“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看不到西欧的土地庄园化、社会的农奴化、政治割据等。

最后，还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实证的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趋势，进一步论述了历史发展规律，使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理论更有说服力，其他诸如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理论，以及东方革命与西方革命的相互关系理论等等，也得到实证性的直接或间接的说明。1884年，恩格斯根据该笔记中的《路易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完成了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该书的副标题即为“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这是马克思生前已经开始而没有完成的工作，它科学地阐明了家庭、私有制、阶级的起源与国家产生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原始社会的一部系统的重要著作，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一样，是他历史理论的深化。如果说《古代社会史笔记》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第一次深化，那么，《历史学笔记》则是继“人类学笔记”之后的第二次深化。

三

1972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由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编纂、整理、注释，并写有长篇绪论，在荷兰出版发行，书名是《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笔记》，引起广泛反响，很快日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等多种文本面世。劳伦斯·克拉德最初整理的是《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纳·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庄〉一书摘要》四部著作的笔记，后又整理出版了马克思的另一部重要的笔记，即《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

在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时，仅仅研究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人类学笔记》），或将其与《历史学笔记》等其他笔记割裂、对立起来是不妥的。《历史学笔记》是一部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的马克思晚年的重要著述。认真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对于澄清一些错误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中，近年西方学者提出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鉴于马克思晚年的多种笔记中多涉及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和古代村社制度，他们就误以为马克思晚年在理论上出现了“困惑”，表明马克思的学术兴趣发生了所谓的“明显转移”，放弃了《资本论》的研究与写作，进而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例如，认为马克思对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理论“行不通”了，“人道主义”代替了唯物史观。还有人提出所谓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中年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两个概念，并将两者对立起来，将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割裂成对立的两部分，否认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科学体系。

西方一些学者还提出“回归论”，即所谓“晚年马克思向早年马克思的回归”。还有“对立论”，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例如，美国学者诺曼·莱文在《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人类学》、《辩证唯物主义和村社》等著述中，即持这种观点。在他看来，马克思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从来没有提出固定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恩格斯是“经济决定论者”，认为人类所有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一整套固定的发展阶段，将马克思富有活力的社会理论变成了僵死的社会决定论体系，进而得出恩格斯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等谬论。产生这些错误观点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西方学者出于某种政治偏见，对《历史学笔记》缺乏系统的研究，曲解反映马克思晚年思想重要内容的《历史学笔记》，歪曲《历史学笔记》的实质性内容。

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实证性的历史研究，从理论与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阐释和验证。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申明：“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5]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将马克思主义概念化、公式化，从教条出发肆意“剪裁历史”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庸俗经济决定论相混淆。1890年9月，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6]

如果说恩格斯在这里是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上，有针对性地阐释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那么，马克思则在《历史学笔记》中，通过对历史进程的实证研究来阐明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例如，第1册笔记中有关英国、德国、法国“十字军远征”的内容占有很多篇幅，而这些内容的重点之一是罗马天主教会和教皇的作用，例如，“英诺森三世成了教皇，他立即成立一个惩治异教徒的委员会，指定西多会的一名修士和该会的另一名修士卡斯特尔诺的彼得为特使，给他们下达书面指令，其中包含了对异教徒实行最终审判（即宗教法庭）的所有要点。”“著名的‘圣徒’（走狗）多明我（多明我会的创始人）和一些狂热的西班牙神职人员成为教皇的特使，他们还煽动阿拉贡国王采取行动，在这以后，对异教徒的迫害日见加剧。”[7]

马克思认为，宗教的历史是人类历史的歪曲反映，宗教是“现实世界的反映”，“一切宗教的内容，都是以人为本源”。[8]在第三册论及封建主义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时，宗教改革和与之有关的内容占有相当多的篇幅，如“宗教改革初期的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德国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成功”、“宗教改革运动的结果”、“亨利八世前的法国宗教战争”等，表明马克思对于宗教这一与社会历史因素相联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是何等重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特别是西欧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宗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通过具体的史实论证了“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9]强调宗教的实质内容是人，而不是神。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描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未来的共产主义所有制。马克思还在其他著述中，详尽地阐释了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和社会形态相互更迭的历史过程。这些理论在马克思晚年的《笔记》中，也有精辟的探讨和论证。关于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制发展的探讨，有关内容主要集中在《古代社会史笔记》中；而在《历史学笔记》中，则对奴隶制的、封建制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对社会形态的论述，主要是通过哲学意义上的阐释，针对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那么，在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笔记》中，则主要是通过实证的形式深化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使其在坚实的历史基础上，得到更完整、更准确的表述。

一些人因马克思晚年论及俄国农村公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于是便认为马克思早年提出的社会形态学说不适用于东方，因此需要重新规范“历史发展道路”，建立所谓“适用于共同的社会形态的理论体系”，等等。这些认识的产生，是从公式、概念出发，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的内在联系。那种所谓研究中心的“转移”、理论认识和观点的“改变”等问题的提出，既没有看到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视野不断扩大的连续性，也没有看到唯物史观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总之，是用僵化的观点对待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唯物史观的结果。

唯物史观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理论前提，同时也离不开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深刻理解。如果说对唯物史观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理论前提，以往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成果问世，人们已经有了较系统和深入的了解，那么在后一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长期以来忽略对两部《历史学笔记》的研究，即是突出表现。马克思在两部《历史学笔记》中所体现的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研究和关注表明，唯物史观广泛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时代呼唤的产物，同时也是建立对人类历史进程科学了解的产物。

马克思反对从概念出发去任意剪裁历史，强调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极为相似的东西，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马克思多次以古代罗马享有公民权和选举权的“平民”的命运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古罗马平民的遭遇，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农民的情况十分类似，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这个过程中，蕴涵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和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但是，平民的沦落没有变成如《资本论》所说的那样，成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工人，而成为“游民”；同时得到发展的是奴隶占有制，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显然，马克思的这个结论不是从一般概念出发，而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研究和判断中得出的。马克思实事求是地分析具体的历史环境，是对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的否定。

四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提供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以往人们经常认为，唯物史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实际上，唯物史观在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并非只是在历史学方面，而是涵盖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各领域，历史学只是其中之一。马克思毕生的科学活动，从没脱离世界历史研究，他的史学研究方法或是逻辑的方法，或是实证的方法，但是，他并没有将两者对立起来，而是从揭示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科学性、真理性这一总体目的出发，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学习和研究《历史学笔记》，可以使人们对马克思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有更具体、更深入的理解。

在历史研究中，人们“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0]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以“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为例，对从后推及的“溯源”方法，即从典型的高级形态追溯它的低级形态的方法，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他说：“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制度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11]

逻辑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但并非是唯一的方法。这在他的《历史学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部笔记中马克思主要依据大量的史料，采用的是“实证”的历史分析方法，即从具体的历史文献资料出发，对史料进行鉴别、比较和分析。这与他早年和中年时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的研究方法不同。当时的那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依据逻辑的方法取得的，表现为典型的理论描述。由此看出，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并非只是逻辑分析的方法，也包括实证的历史分析方法。将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截然对立起来，进而认为逻辑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唯一方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无论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前，还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都没有离开实证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例如，1842年马克思写道：“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的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历史时期的谜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反映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12]在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是通过实证的研究，而不是通过逻辑分析来探究如何回答每个历史时期的“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探讨美国等国家社会发展问题时，也不难看出这种实证的研究方法。《古代社会史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使人们认识到，马克思的史学研究方法，是逻辑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的辩证统一。这两种史学研究方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的历史研究以及整个理论创造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如果说逻辑分析方法是理论描述，是“论”；那么实证分析方法则是具体的历史过程的描述，是“史”。脱离实证的“史”去“论”只能是空论；而没有“论”的“史”，则是没有价值判断的史料堆砌，也不成其为“史”，只有将两者密切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将历史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上，透过复杂、曲折、矛盾的社会历史现象的迷雾，真正认识到历史信息所传达的历史真理的本质内容。学习马克思的两部《历史学笔记》，无疑会使我们对这些有新的更深切的理解。（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证据与可能性：为《马丁·盖尔归来》所作的后记

一

非凡之处，几乎是令人叫绝的，在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所讲述的16世纪的故事，是如何呈现在当代人面前的。就此而论，首先呈现它的是法官让·德·科拉斯[14]，实际上是他调查了该故事并将之记述下来的。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在他的随笔《论跛子》（“Des boyteux”）中写道：“我记得……他（指科拉斯）将被判有罪的人的冒充行为描绘得那样不可思议，那样超出我们的理解力，也超出他，一个法官的理解力，所以我认为处之以绞刑的判决颇为冒失。”[15]这是一个引人关注的判决，它引出了关于“我家毗邻的女巫们”（sorcieres de mon voisinage）的著名阐述，在蒙田看来，这些女巫实际上遭到了不可能且无法证实的罪名的指控。蒙田含蓄地把将女巫们判罪的法官与科拉斯的判决联系在一起：“如果他们所做诸事都会致使一个人被活活烧死的话，其使用推论的代价就太大了。”[16]节制（sobriety），一种有所保留的意识——这些为蒙田所珍视的主题，构成了这篇随笔的引导性线索。恰在突然提到科拉斯之前，这些主题已启迪他萌发出美妙的语句：“当有人着手使可能性的事件成为确凿无疑之事的时候，他是想引我憎恶可能之事。我喜欢下面这些可以减少和轻缓我们的主张中那些冒失之举的词语或句子：‘也许’，‘可能’，‘多少有些’，‘某些’，‘据说’，‘我想’，以及诸如此类。”[17]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可能与蒙田的主张相契合，因此在她参与的关于马丁·盖尔的电影时，感到不舒服，她意识到所有那些“在证据不足或错综复杂之际被历史学家作为救命稻草的‘也许’，‘或许’”都未出现。如果我们只将他们的心情视作一种来自终生埋头于档案馆和图书馆的严谨态度的话，我们就误解了他们。相反，戴维斯表示，恰恰是在电影拍摄过程中，看着罗杰·普朗雄[18]用不同的语调尝试法官（科拉斯）的台词，“我利用自己的历史实验室，得出的不是证据，而是历史的可能性。”[19]

当然，“历史实验室”（historical laboratory）的表述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如果根据实验室这一词语在严格意义上的定义，它是一个进行科学实验的地方，那么历史学家对于此种实验来说是被排除在外的研究者。对于诸如此类的研究暂时性的不可逆现象的学科来说，重新制造一场革命、一场动乱、一场宗教运动，不只是在精确的程度上，即便是大体上的重制，都是不可能的。[20]该特点不仅适用于历史学；我们只要想想天体物理学和古生物学就可以了。以实际实验进行逆推的不可能性不会阻碍这种学科中的任何一者基于证据观念，在通常意义上践行他们自己的科学标准。[21]

这种想法最初在法律领域得到详尽阐述，这一事实被当代历史学家们想当然地弃之不顾。直到不久前，以构建更具物质性的现象——经济，社会，文化——的名义发起的针对“叙事史”（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的争论还制造了一种历史学和司法研究之间明显无法逾越的断裂。实际上，后者经常被视为一种源自更古老的政治性历史学的、从道德上进行谴责的消极模式。但是在最近几年中，作为分析根深蒂固的历史学诸倾向的彼此关联的理想领域，事件[event，如一场实际发生过的决定性战役，例如乔治·杜比[22]研究的发生在布汶（Bouvines）的战役][23]的再度显现已经潜在地开启了对被认为已盖棺定论的问题的讨论。此外，且更特别的是，这种通过重建出身平凡的男人和女人的生活以窥清社会进程具体状况的尝试——戴维斯的书属于其中一例——再一次引出了历史学家和法官的观点之间存在的局部近似。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对于此种类型的研究来说，最丰富的资料是世俗和教会法院留下的公文。在这些情况下，历史学家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是通过一种中介人——一个审讯者或一个法官——进行考察的。这种审判记录，要么是直接获取的，要么如戴维斯这种情况，是间接接触到的，就像是通过人类学家的田野记录搜集一手资料，并遗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即使这些资料是珍贵的，但难免仍然不够充足：有无限多的历史学家要问自己的问题——且如果他能的话，也会去向实际的被告和证人问这些问题——没有被那些过去的法官和审讯人回答，它们也不会被回答。这不只是文化隔阂的问题，也在于目标不同的问题。将历史学家同今天的人类学家，以及同过去的法官和审判人之间做生硬的职业性的对号入座，会因其方法和目标的不同而在某些点上遇到障碍。然而，这不会淡化两种观点之间存在局部契合的事实。当历史学家和法官在同一社会且面对同样的情势下加以自省之时，我们会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24]一个经典问题，一个看起来本已被妥善解决的问题——历史学调查和司法调查之间的关系问题——揭示了意料之外的理论性和政治性的暗示。

不幸的是，图卢兹有名的针对重婚者和冒充者阿诺·迪蒂尔的司法记录已经遗失了。戴维斯自己不得不满足于诸如法官让·德·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Arrest memorable）和居洛默·勒叙厄尔（Guillaume Le Sueur）的《奇妙的故事》（A dmiranda historia）那样的文学式的再现。在她一丝不苟地阅读这些文本的过程中，伴随着其丰富的内容，我们察觉到了她对于司法材料遗失的惋惜（这种惋惜之情也会被读者充分地体会到）。我们很难想象审判记录将会给戴维斯这样的学者留下怎样不经意间留下（法官找不到的资料）的资料宝藏。但是她也向自己提出了一系列让·德·科拉斯及其来自图卢兹最高法院的同事曾在4个世纪前试图回答的问题。阿诺·迪蒂尔是怎样如此令人信服地持续扮演着马丁·盖尔这个真正的丈夫角色？这两个男人早就相识吗？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妻子贝特朗成为了冒充者的共犯？可以确定，如果戴维斯纠结于这些问题，这番叙事将仍限于逸闻趣事的层面。但重要的是，随着问题持续出现，相应的回复也在持续。整体上讲，除了一个重大的异议，戴维斯接受了对这位16世纪法官对所记事件的重建。图卢兹最高法院裁定贝特朗是无辜的，且认定她同其第二任丈夫生的孩子合法，因为她怀上这个孩子时确信阿诺是她真正的丈夫——从司法角度讲，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立论，科拉斯基于这一点在他的《难忘的判决》中展开了老道的论辩。但是根据戴维斯的研究，贝特朗几乎立刻察觉这个所谓的马丁·盖尔实际上是个陌生人，而且不是她的丈夫：如果她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接受了他，那就是出于选择而不是因为她是骗局的无辜受害者。

该结论是基于推测。不幸的是，根据既有的证据，贝特朗的想法和感受没法触及，但对我们来说似乎十分明显。戴维斯与那些倾向于将该时期农民（特别是女人）塑造成实质上没有任何自由选择权的人的历史学家进行争论。他们在这一点上辩称这个案子是特例，而非典型，强调统计性表象（真实的或想象的）和历史性表象之间的模糊性。实际上，此争论从一开始就该转变思路：马丁·盖尔案的异常属性恰恰昭示了一种难于用文献证明的常态。相似的情形以某种方式反过来帮助戴维斯充实了她着手重建的故事的缺损：“当我在……无法发现我寻找的那个男人或女人时，我借助于来自同期本地的其他资料，努力地去发现他们也许看到过的世界，他们也许有过的反应。我在这里奉献给你们的，部分是出自我的发明，但那是经过过去的声音严格检验了的发明。”[25]“发明”（invention）这个词有故意挑衅的意味，却也有些欺骗性。戴维斯的研究（及叙事）并非基于将“真实的”（“true”）和“发明的”（“invented”）加以并置，而是以始终谨慎标注的“事实”（“reality”）和“可能性”（“possibility”）的融合为基础。由此思路看去，“或许”，“本应该”，“可以假设”，“必定”，以及诸如此类的在她的书中频繁使用的表述——这些表达在历史学家的语言中通常意味着“非常有可能”。在这一点上，法官和历史学家的差异性观念显现出来。对前者来说，不确定性靠近的是纯粹消极意义的且会导致“案情不明”（a non liquet），或用现代的说法，会导致“证据不足而放弃判决”（“a dismissal for lack of evidence”）。对于后者来说，不确定性则促动了进一步调查，联系特殊案例以融入情境，这在此处可被理解成以历史为基准的可能性王国。戴维斯笔下的人物生平一次又一次地与其他同时同地的男人和女人的生平类似，通过公证性的、司法性的和文学性的资料，其生平被睿智且耐心地再度建构起来。“真实的”，“有可能的”，“证据”，以及“可能性”相互交织，且同时仍然保持严格的区别。

我们已经谈到“叙事”与戴维斯的书之间的关联。认为所有历史学的书籍，包括基于统计资料、曲线图以及图表的研究，在本质上都是叙事性构成的观念，遭到很多人反对——在我看来，这种观念也是错误的。然而，所有人都会承认，有些历史书籍比其他书籍含有更丰富的叙事性表征，毫无疑问《马丁·盖尔归来》就是如此。马丁·盖尔的故事，如此戏剧性，如此丰富的耸人听闻的事件，显然有助于其自身选择这样一种解释方式。这个事件被法学家、小说家、历史学家和电影导演成功重述，使之成为这样一项个案研究，它有助于反思当今一个被广泛争论的问题——一般意义上的叙事和历史性叙事之间的关联问题。

对该事件的最初讲述——勒叙厄尔的《奇妙的故事》和让·德·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与它们有些不同，如戴维斯所提示的，尽管都是由职业法学家所著，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却是都注重此假夫君案闻所未闻的传奇性。然而相对于《奇妙的故事》的灵感来自流行一时的异事史（histories of prodigious events）体裁，《难忘的判决》则展示了不同寻常的特点。在其叙事和学术性讲解之间的选择上，它具有严谨研究的结构。在其作品第一版的给瓦朗斯（Valence）主教让·德·蒙吕克（Jean de Monluc）的献词中，科拉斯谨慎地强调其作品在文字叙述上的局限：“我承认，传说是主体，延展不充分，调查粗略，写作风格过于粗糙。”相反，他赞美了其主题：“一桩事件，如此美好，如此吸引人并且如此荒唐怪异。”[26]几乎与之对应，在勒叙厄尔的《奇妙的故事》[《一个冒牌并被误认的丈夫的奇妙故事》（Historie admirable d'un faux et supposémary）]的法语译本中，开篇写给读者的十四行诗着重宣称，该案件超出基督徒或异教徒所写的“奇异历史”，“古代诗人的寓言”（随后奥维德的《变形记》也被简略地提及），普劳图斯的诡计，特伦斯[27]或“新的喜剧演员”的“大量的描述”，以及“最怪异的悲剧作家的作品的范畴”。[28]类比为古典喜剧中角色混杂的状况不易引起注意：科拉斯本人已经将假马丁·盖尔的出现与普劳图斯的喜剧作品作对比。相反，勒叙厄尔则谈到了两种情况下的“悲剧”。在从100条注释扩展到111条的1565年新版的《难忘的判决》中，科拉斯所添加的部分是循着勒叙厄尔的样子做的。“悲剧”一词被加入其中，并伴随着一句评论：“由于那个彬彬有礼的乡下人的结局是难过且悲惨的，对于他来说这的确是一场悲剧，由此分辨悲剧和喜剧变得困难。”最后的话很快与一个明显的题外话相抵触，在此题外话中，科拉斯遵循西塞罗的方式，将喜剧与悲剧相对照，前者“以一种低等且卑下的风格描述和表现人们的私人事件，如年轻女孩的爱意和魅力”，后者“以崇高的和肃穆的风格，描述和表现充斥着首领、公爵、国王和王公的不幸的惯例、灾祸和生活”。[29]但是，体裁上的等级区分与引发这种传统并置关系的社会等级制度之间的密切关联被科拉斯暗自抵制了，他仅仅接受了一面是喜剧和幸福结局，而另一面是悲剧和悲惨结局，将两者等价视之（这却与我们相似）。致使他抵触这种传统观念（尽管宣称不知道这种观念，但他确实是熟悉的）的是该事件的异常性质，尤其是它的主人公，阿诺·迪蒂尔，外号庞塞特，“那个有风度的乡巴佬”。戴维斯细腻地分析了科拉斯的男被告（身为法官，他将他的男被告送上了绞刑架）使他产生的那种有些矛盾的着迷。我们或许可以补充一下，这种自相抵触可以通过非常矛盾的表述gentilrustre（意为“有风度的乡巴佬”），一种被科拉斯重复使用两次的矛盾式的形容方式，准确地加以理解。[30]“文雅”（“refinement”）是一种被认定专属于社会特权阶级的特质，一个农民能够文雅吗？并且，应该如何描述这种矛盾式的奇异状况？是通过这个形容词gentil所表达的“崇高且庄重的”风格的悲剧，还是对应于名词rustre的带有“低贱且粗鄙的”风格的喜剧？在一些问题上，勒叙厄尔甚至感到需要让主人公在他的故事中更博好感，他注意到对子嗣的

期待“不只是大领主（great lords），也是老百姓（mechaniques）”所共有的，恰好马丁·盖尔与10岁的贝特朗又是幼年成婚。[31]面对阿诺·迪蒂尔在审判中展现的“对于婚喜之事如此非凡的记忆力”[32]，科拉斯一时冲动，实际上在设法表示法官们已经打算将他看作“西庇阿，居鲁士，迪奥狄克底，米克里达梯，地米斯托克利，齐纳斯，梅特罗多勒斯或卢库勒斯”——换句话说，看成那些身为悲剧英雄的“首领、公爵、国王和王公”。然而几乎就像从着迷中回过神来一样，科拉斯补充到，阿诺的“悲剧性结局”会使这样的主人公们的光辉暗淡下来。[33]阿诺·迪蒂尔，外号庞塞特的卑贱生活和在绞刑架上不光彩的死最终阻止他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悲剧性角色；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个由科拉斯转达给我们的形象可以被准确地视为悲剧性角色。在由他看来好似笼罩在魔鬼光环中的阿诺那里，在这个农民冒充者心里，科拉斯滤去了以风格区分为基础的古典信念，暗暗认识到一种从人类的一般状况中集中体现出的确然存在的尊严——一个在他的同代人和批评家蒙田的思想中处于中心位置的主题。正如娜塔莉·戴维斯敏锐地洞察到的，法官以某种方式利用他的受害人成功地展示了他自己的好恶。双方有多大可能坚持对促成这件事的信念做改变，很难说。但是，在写《难忘的判决》时，科拉斯没有怀疑他自己注定要向一个“悲剧的结局”靠近：吊死——他已经加之于阿诺身上的相同结局。

将文学风格作区分的古典式做法及其经基督教教义颠覆过的形态，在埃里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关于西方欧洲文学的事实表现的伟大著作中是支配性主题。分析古代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阿米亚奴斯·马塞利奴斯（AmmianusMarcellinus）]的作品和中世纪史家[图尔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Tours）]的作品，连同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的作品，奥尔巴赫提出了一种没有被进一步追问的取径。试着这样做并展现取自年代记和到远方旅行的书籍的事实是如何多多少少推动了小说的诞生——通过这一重要的中介——并催生了现代的历史学作品，将会是有意义的。在多重压力——视情况而定，社会的、文化的或自然的——之下，严苛的等级观念被弱化，在这些例子当中，让·德·科拉斯在阿诺·迪蒂尔事件中对悲剧标准的认定随后将会找到对应的位置。[34]

二

近几年来，如我们所提到的，历史写作中的叙事构成（narrative component）已成为哲学家们和学者们当中，且更为切近地，成为一些引领潮流的历史学家们当中热烈讨论的主题。[35]但是由于他们之间交流不畅，阻碍着他们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哲学家通常研究的是脱离情境之外的单体式的历史学命题，忽视使之成为可能的预备阶段的研究。[36]反过来，历史学家自问是否在最近这些年里叙事史已经回归了，忽视了各种类型叙事的认知性影响。[37]正是刚才我们所讨论的科拉斯的记录使我们想起，所用的文体上的规范决定了某些方面的事实而不是其他方面的，强调了某些关联而不是其他的关联，建立了某些等级区别而不是其他的等级区别。所有这些与历史叙事和其他叙事类型在2500年的发展过程中——从史诗，到小说，到电影——之间在的关系变化相关联，这种联系显而易见。反过来，从历史角度分析这些关联——包括互通、杂糅、并置、单方面影响——会比提出经常潜在地或明确地起规范作用的抽象的理论阐述更有用。

一个例子大概就够了。资产阶级小说的第一部杰作名为《约克镇海员鲁滨逊·克鲁索自述他的生涯及惊奇冒险》（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z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of York,Mariner）。在序言中，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强调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历史”与“虚构”截然不同：“故事以朴实、严谨的态度被讲述……编者相信事情是纯粹的关于事实的历史；在其中绝没有任何虚构的痕迹……”[38]相反，亨利·菲尔丁[39]为他最著名的书定名为《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om Jones,a Foundling），他解释说他依历史学家为范例，更偏爱“历史”，而非“生平”，或“对人生的申辩”：但所依的是哪种历史？“我们打算在此书中追索那些声称透露了诸国家革命的作者的方法，而不是模仿多愁善感且长篇累牍的历史学家，后一种历史学家保持着其系列著作的一致性，认为他自己有义务用没有发生值得注意之事的岁月琐事填满文稿，就如同他对待引人关注的人类舞台上最伟大的时刻那样。”[40]

菲尔丁的模仿对象是爱德华·海德，克拉伦登伯爵一世[41]，《叛乱的历史》（History of the Rebelion）的作者。从他那里，菲尔丁学会了浓缩或拉伸叙事的时间，打破了看似由无形的节拍器操控的编年史和史诗的统一时间框架。[42]这种视角对菲尔丁来说如此重要，致使他从第4卷开始，在《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被划分出的每一卷中都附加上一种时间参照，到了第10卷，时间参照渐渐地、不规则地变得越来越简短：1年，6个月，3个星期，3天，2天，12个小时，不到12个小时。两个爱尔兰人，劳伦斯·斯特恩[43]和詹姆斯·乔伊斯[44]，此后揭示了与实际时日相关的叙事时间延展到极致的重要性：并且我们得到了一部全篇用于描述单独的、冗长的都柏林一日的小说。因此，当显著的叙事高潮到来时，我们看到了现代阶段首次伟大革命的历史。

在最近几十年里，历史学家们已经深度讨论了历史的节奏；但是，重要的是，他们少有甚至没有谈及历史叙事的节奏。如果我没弄错的话，由菲尔丁开启的叙事模式在20世纪历史学那里产生的可能性反响仍需被追问。反之，显见的，其萌发与“哥特式”潮流相悖的，是英国小说对更早的或当代的历史学的依赖——不仅限于对时间流（temporal flow）的处理。为着包裹于历史之上的信誉，如笛福和菲尔丁之类的作者追求着起初尚不被社会承认的文学体裁的合理性。我们想起，笛福简单明了地宣称鲁滨逊·克鲁索的冒险是“一种真实事实的历史”，没有“虚假的样貌”。用一种更圆滑的方式，菲尔丁声称他想要避免使用“小说”一词——实际上这个词本来就合乎《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的属性——以免落得“所有没有从记载中提取资料的历史学作者”所负有的坏名声。相反，菲尔丁断定，《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真正称得上“历史”的名号（这体现在题目上）：所有章节有材料佐证，因为他们与“浩瀚的、真正的自然界的末日审判书（doomsday-book）”并不是同一个步调。[45]菲尔丁卓越地把由征服者威廉下令的封地入册运动的说法与传统的“自然之书”加以糅合，通过将他的作品比喻成档案研究，声称其写作是历史性的事实。你可以称历史学家是一些用“公共事件”充实自我的人，也可以将历史学家看成是像菲尔丁那样，一些将自我限制在“来自私人生活场合”的人。[46]可是，对爱德华·吉本来说，即使在过高估计的水准上品断（“人性礼仪的高雅图景将会比西班牙的宫殿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之鹰宫殿更长久”），《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却依然属于“传奇”（“Romance”），尽管其标题自称历史。[47]

但是随着小说声望的增长，形势变了。尽管他们继续将自己比附成历史学家，小说家们越来越少地表露他们的次等地位。巴尔扎克在其《人间喜剧》中的虚伪谦恭的（实际上是以傲慢的方式）声言，“法国社会将是真正的作者，我只能是秘书”，其所有的辛辣讽刺来自随后的简短话语：“我或许成功于写出如此多的历史学家已经忽视的历史：礼仪的历史。凭着耐心和坚持不懈，我或许为19世纪的法国创作了我们必须后悔罗马、雅典、推罗、孟菲斯、波斯和印度都没有遗留给我们的那种书著……”[48]在宣称了一个历史学家们基本上无法企及的研究领域时，巴尔扎克抛给了他们一个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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