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爱情，从未老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维小词

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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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爱情，从未老去试读：

序　遇见世上最好的爱情

莲池大师入空门前，语妻：恩爱无常，生死莫代，吾往矣，汝自为计。

妻：君先往，吾徐行尔。

一直不认为这是带有某种开示的公案，或世间奇人的逸事。只因我心中，这便是爱情。

朱生豪曾在信里对着宋清如撒娇：你说过几时带我到月亮里去，几时去呢？你要是忘记了，我不依。……寄给你全宇宙的爱和自太古至永劫的思念。

在没有手机、QQ、Email的年代，朱生豪将因爱而生的想象力、小脾气写满了信纸，让忽如迅星的生命，绵延至永劫而难忘。“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纳兰容若借李清照和赵明诚“赌书泼茶”叙己身之缱绻。短短两句词，像一段通文电码，轻易就消弭了数百年的时光，让两对爱侣共谱一段情愁。

翻检人类的前世今生，不得不说，我所遇见的最好的爱，都是在从前的书里。

在二十一世纪，“爱情”让人瑟缩不敢言，不是太过沉默，而是关于爱情，不敢轻易说出口。每次被人问及“爱情”一事，都会答非所问地絮絮说上一堆：你知道吗？在古代，很多好运气的人，他们爱一个人，会一直爱到死，最后还会埋在一起……

现在呢？恐怕是这样：“你在爱了/我怎会不知/这点点爱/只能逗引我/不足饱饫我……”爱就这样，变成小恩小惠，不足以打动任何人。

只有好的，完全的爱情，才能饱饫内心荒漠，才能带给人智慧，让人脱胎成更好的人。一场好的爱情将你覆盖，给你温暖，让你忘怀尘世一切不堪，躲进其中，乾坤干净，想来真是极度的奢侈，不是谁都能拥有的。现实中，也许一千万人里只有一对才能成为梁祝，才有机会化蝶。仿若一切无望，却依然景仰于爱，像景仰一种“不死的欲望”和“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都说时代造就英雄，时代也会成就爱情。一个不曾有过的时代，成就一个个不会再有的人，一段段不会再有的爱情。那些坚定如入云山峰，幽深如宇宙奥秘的爱情，在民国的土壤里，仿佛扎根更紧实，枝叶更繁茂。

当林觉民、陈意映、瞿秋白、杨之华、钱学森、蒋英、胡适、张学良、朱生豪、宋清如、潘玉良、石评梅，这些名字长长地连在一起时，就构成了一种种叫民国的气质，一桩桩叫民国的传说，一件件叫民国的爱情故事。

那些爱情，和他们的身世、学问、著作一样，经得起长年久藏，不会随便在哪个屋檐下，朽了；同样也经得起口口相传，不会在千万人口中呼出的水汽中，锈了。

一个朋友说，最喜欢民国爱情，有种半开放的朦胧感，有的女人男人很勇敢，有的女人男人很矜持，而绝妙的便是，这种勇敢和矜持都恰到好处。

民国的爱情，就像是一剂绝佳的配方，种种材料交错混杂，比例刚刚好，不多不少，不能多也不能少。这般独秀，方才可以传家，传千秋万代。

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继续生命的旅程，没有更多欢悦，也没有更多悲戚，只有从未老去的爱情，盘旋不去。就像泰戈尔说的那样：“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爱情是一潭挣扎的蓝藻；如同一阵凄微的风；穿过我失血的经脉；驻守岁月的信念。”

最后，愿天下有情，不负斯土。

给你世间最好的爱

一九六五年，台北南港胡适纪念馆突然收到一批胡适的亲笔信件，包括信、电报、明信片等，总共近两百件，这批珍贵的信件，时间上的跨度长达近五十年，隐隐泛着岁月的黄沁，也看得出其上有收信人一遍遍翻阅摩挲而留下的手泽。

这批信件的保存者，是一位美国女士，她也是这批信件的收信人。她，就是——燕嫡兹·克利福德·韦莲司。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她始终温柔而忠诚地守护着它们，一起走过岁月的风霜雨雪。

她是与胡适心有灵犀的第一人，在她八十六年漫长的生命旅途中，她只做了一件事——全心全意地爱着胡适。“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无量寿经》中这句话，道尽韦莲司的一生。从头到尾，从生到死，从爱上一个人，她就一直守着这种“独生独死，独去独来”的姿势，不曾改变。

她是韦莲司，他是胡适。

她是他思想的舵手，精神的紧密友人，常常给他深刻的启发；

他结婚，她送去祝福；

他的情人赴美读书，她给予极大关照；

她为他拒绝许多优秀的追求者，终生未嫁；

她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只为能够以自由之身为他做一些事情。

于是，后来的人都说：她给了他这世间最好的爱。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但孤独得还不够使每一刻真正化为神圣我在这世上太渺小，但渺小得还不够成为你面前的某个物体黑暗而轻灵我渴望我的自由意志，渴望它伴我走上通往行动的大道我渴望在那些被疑问困扰的时刻当事情发生时可以成为知情者之一而非泯于一无所知的孤寂

一九一〇年，胡适通过了第二批庚款留美官费生的考试，同年九月来到美国纽约州伊萨卡镇，成为康奈尔大学的一名留学生。

伊萨卡是美国东北部的一座小山城，康奈尔大学高居于此，依山临湖，四周环绕嶙峋山石，参天古木，宛如世外桃源。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许多留学生情侣都留下了爱的足迹，如林徽因、梁思成；冰心、吴文藻。后来，醉情于此的胡适为这个美丽小城起了个更美丽的名字：绮色佳。

在绮色佳求学四年后，一个夏天，胡适在一位教授的家中认识了韦莲司。韦莲司是这位教授的小女儿，比胡适大六岁，是一位很有天分的艺术家。她曾在耶鲁大学学过美术，又在英、法、意等国游学若干年。与胡适相识时，她已是纽约达达派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韦莲司善于画风景、人物和静物，同时她也尝试进行雕塑和摄影创作，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韦莲司的父亲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他们家中经常有学生前来拜访或闲聊，客厅的暖炉前就是绝佳的畅谈之所。胡适就是常来这里的学生之一。

当时胡适大概二十三岁左右，年轻英俊、文质彬彬，谈吐不凡。韦莲司的母亲对他从来不掩赞赏和疼爱，每逢节假日，都会邀请他到家中做客。慢慢地，胡适和韦莲司这两个年轻人逐渐熟知，并陆续有书信往来。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文学艺术、思想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问题、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在他们彼此心中，已然认定了彼此就是自己的灵魂伴侣，这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别的人，能够在心灵的深度和广度上与自己这般契合。

青年男女的心灵一旦靠近，就会海阔天空地结伴翱翔，而且在他们毫无渣滓的纯净心灵中，世俗的观念与规则总是被排除在外的。于是，不久后发生的“独处”事件，狠狠地敲醒了两个人：他们之间并非毫无障碍，即使是单纯地在一起谈天。

当时，韦莲司一直在纽约学习美术，有自己的公寓。有一天，胡适去纽约，就去韦莲司的公寓拜访。整整一下午，两人都在一起喝茶、聊天。

韦莲司的母亲得知此事后立刻询问当时是否有旁人在场。胡适一五一十地老实作答：他先到了韦莲司的公寓，后来又打电话请另一位朋友前来，三人一起喝茶聊天。

即使这样，韦莲司的母亲依然非常生气：既然那个朋友是后来才到的，那么在他来之前，胡适与韦莲司两人就单独共处一室，这是万万不可的。在当时仍较保守的美国社会中，有一条不成文的准则：但凡年轻的男女在一起聊天、郊游时，旁边要有一个中年已婚妇女同行，即便一时找不到“中年已婚”妇女，也要有第三人在场，以示监督之意，否则就是有伤风化，会遭人闲言闲语。于是，韦莲司的母亲马上给韦莲司写信，将她严厉地训斥一通，责怪她如此不守规矩。

所以，尽管胡适在美留学多年，却极少与韦莲司单独在一起，虽然他们经常外出散步、或在家中聊天、喝茶，也曾相约去美术馆、图书馆，但旁边总有韦莲司的母亲在“监视”着。对于韦莲司母亲的严密监视和守旧思想，胡适不无愤慨，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夫人如役令媛如奴婢，则何妨锁之深闺，毋使越闺阁一步；如信令媛有人身自由，则应任渠善自主张，自行抉择。”

彼时的胡适是有婚约之人，这一点，胡适没有对任何人隐瞒，韦莲司也很清楚。所以，当感情在彼此心中萌动之时，他们都选择去克制，去无视，只是感情从来都不是理性的思考所能控制和驾驭的。只要它选定了一片沃土，就一定会生根发芽。胡适与韦莲司之间的情感就在日复一日的倾慕与矜持中缓缓朝着它应有的方向发展着。从没遇到的你我的爱，一开始就从我的怀里迷失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样的歌能让你喜欢，我虽然已经放弃在下一个时刻的波动里辨认你但我把所有的美丽珍藏在心底——那些遥远却触动我心灵的风景。城市。塔楼。桥梁还有那些漫不经心的小道的弯曲那些曾经伴随神灵的脉搏跳动的沧海桑田所有这一切都触发我想到我永远梦寐以求的你

胡适一向自恃才高，对朋友的选择标准也很高，故一般人难入他的法眼。在康奈尔大学时期，他平时交游往来的同学多是些泛泛之交，在他看来，“美国大学学生大多数皆不读书，不能文，谈吐鄙陋，而思想固隘”，真正令他引为知音者极少。

胡适曾在自己的留学日记中，如是写道：“我所需要的是一个舵手来引领我。然而，到目前为止，除了你以外，从来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给我这个我真正需要的东西。”这其中的“你”便是韦莲司。只有韦莲司，是他的知音，他的“舵手”，他精神上最紧密的朋友。

林语堂曾说过：“无论谈到什么题目，女子是攫住现实的。她知道何者为饱满人生意义的事实，何者为学者无谓的空谈。”这样的女子是胡适从未遇到过的一类人，给了他从未有过的思想与情感上的触动和认知：“吾自识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在胡适的留学日记中，还可以看到，胡适赞美韦莲司的笔墨。他评价韦莲司“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生富家而不事服饰。一日自剪其发，仅留二三寸，其母与姊腹非之而无可如何也，其狂如此”；“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见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与女士谈论最有益，以其能启发人之思想也”。

对于“傲骨狂思”的胡适来说，能够将一名女子赞为是引领自己思想的舵手，这是何等的服膺和崇敬，也足以看出韦莲司的思想深度及智慧确非常人所能及。她在精神上无比地贴近他，也是她带领年轻的他走进了一片新奇粲然的天地。虽然有胡适的婚约在隔，他们依然携手走入朦胧的初恋时节。

这时节的人都是善感而多愁的，胡适也是如此，他一面对她谨慎而恭顺，一面自行消化内心的惶然与惆怅。有一年感恩节，胡适照例来到韦莲司家吃饭，但这天韦莲司却有事提前回了纽约。于是这年的感恩节，胡适便过得无滋无味。当晚回去后，他便给韦莲司写了一封信倾诉怅念之情：“今天，我在你家吃了感恩节晚餐，我们都很尽兴。可是我觉得很难过，因为你无法和我们共度。”

之前，韦莲司从胡适那里知道中国古代关于“折柳送别”的寓意，所以这次她临行前，特地将自己公寓窗前柳树的照片赠给了胡适，以示纪念。“上周四夜晚，我深感怅惘，寒风吹落了窗前所有的柳条，竟使我无法像一个远去的朋友折柳道别。我甚至连照片都没拍一张。”胡适本想折一枝柳条来配合一下韦莲司的浪漫和诗意，结果却未能如愿。

恋爱中人曲曲折折的小心思在其中尽现，他们都是这样深沉地爱着一个前所未见的人。正是这样的人让他们彼此对人世、对灵魂多了更多的渴望和感激。正如布勒东在《疯狂的爱》中所说：“我想你，我唯一想念的就是你。在你来之前，我只能轻抚着那些苍白的孤独。除了你，任何人都不能进入我的世界。我记忆中你的每一个姿势都随着时间远逝。你在哪儿？我如今只能和角落里的幽灵共处。而我最终找到了你，于是世界一片光明，因为我们相爱，因为我们被霓虹环绕。”

两人会面以外，笔谈更胜。后来韦莲司被母亲召回绮色佳，而胡适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杜威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并借住在韦莲司在纽约的寓所中。两人再次分隔两地。

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两人通信百余封。只是，这样密切而热烈的交往，并没有为两人带来结合的可能，追其因由，不光是胡适已有婚约在身，韦莲司的母亲反对“异族通婚”也是二人之间极大的阻力。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莲多希望你能看见现在的我风霜还不曾来侵蚀秋雨还未滴落青涩的季节又已离我远去我已亭亭不忧亦不惧现在正是最美丽的时刻重门却已深锁在芬芳的笑靥之后谁人知我莲的心事无缘的你啊不是来得太早就是太迟

与韦莲司一家相识后，胡适在家信中便提起过韦莲司，不但夸赞她的学识还感激她的帮助。但是胡适母亲并没有觉出这其中有什么不寻常的情愫，直到胡适与韦莲司过从甚密的消息传回胡适的故乡。

不知为何，当时故乡的人们都在议论说，胡家的大学士出洋学习不回来了，还要娶一个洋女人做太太。

从没多心的胡母这下可急坏了，她以为儿子真的铁了心不回国，还要和一个洋女人结婚。所以她连连托人写信，催胡适尽快回家完婚。此时，比她更着急的，自然是胡适的未婚妻江冬秀。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两家本是远亲。在她十三岁，胡适十二岁那年，便由家人做主给他们订了亲。之后，胡适便到上海读书去了，再后来又去了美国。而江冬秀始终在家乡等他，这一等就是十几年。

与韦莲司的家世、才学、见识相比，江冬秀简直就是“村姑”一人，还是裹小脚的。她没有读过多少书，大字也不识几个，更没机会见什么世面。江冬秀不过是那个时代大多数故事中只留一个背影或模糊景象的寻常妇女，也许，她们永远成不了时代青年故事中的主角。

在当时，社会上一味地求新求变、打破旧习俗，很多受过新式教育，胸怀大抱负的“新青年”们，不论男女，都选择打破这层封建思想的禁锢，大胆地解除父母媒妁所定之婚约，跟随自己的内心去自由地恋爱。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为此闹出的风波也并不在少数。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第一代启蒙的知识分子，也是其中主要的倡导者和领袖人物。而他在五四时期写的第一个白话剧本《终身大事》就是宣传男女青年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作为中国现代史上力主自由、独立新思想的标志性人物，胡适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却意外地始终顺从父母之命，从来都没有动过悔婚另娶的念头。即使当时他心中爱恋的只有韦莲司一人，他依然给予江冬秀极大的尊重，给了她正妻的名分。

他这样做并非是“谨小慎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于这段婚姻，他曾有过万千的思虑，所谓人情世故的种种都放入其中，唯独忘了放入自己的真心。而这万千思虑便是一张交错的网，将他自己网在中央，再也动弹不得。

他首先考虑的是他的母亲。他深知母亲对他的一片慈母心，所以不忍辜负。他是一个大孝子，这点在胡适写给母亲及亲友的信中不难看出。胡适远在美国这些年，胡母已多次将江冬秀接到家中居住，对她接人待物等行事作风都非常满意，一心认定她将来必会成为胡适的贤内助，给他带来幸福。母亲的眼光未必准，但母亲疼爱儿子的一片苦心却一定是最真的。

其次是他自己的婚姻观和责任感。他并不认为娶妻一定要娶一个才女，他曾说过：“吾见有读书作文，而不能为良妻贤母者多矣”，“若悬‘智识平等，学问平等’八字为求偶之准则，则终身鳏居无疑”。在胡适眼中，只要自己的妻子温和贤淑，能够相夫教子持家就可以了。这也是因为他一向自恃过高，并不认为有女子能够在思想和智识上与他相匹配。这种偏颇的想法在遇到韦莲司之后有了变化。只是这种变化并不足以让他做出悔婚之举。

一个男人应该有其必须担负的责任感，在胡适看来，悔婚之举固然会让自己的感情得到满足，却会将痛苦全部加到了原来的妻子及其家人身上，在那个年代，一桩婚姻的取消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家庭的名誉和幸福。

因此，胡适在家信中频频向母亲保证，自己只是因为学业未完才没有回国，并不是在国外另娶了妻子。此外，他对江冬秀也是关怀有加，不但要求家里给她放足，让她读书识字，还常常写信写诗给她，安抚她不安的心。

虽然胡适已经做了信守婚约的决定，在理智上，他也将自己的行为控制得很好，与韦莲司发乎情，止乎礼。但即便如此，饶是他再怎么理智，也无法阻止自己情感的收放。他与韦莲司毕竟志趣相合，因此而擦出的火花并不能轻易就熄灭。对江冬秀再关怀也不过是责任感使然，他依然无法对那个从未谋面的未婚妻产生真正的爱情。

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他一再将归期推迟，只为尽可能多与韦莲司相处些时日，他也只对她说过自己心中对这段婚姻的真实感受：“我不能说我是欣喜地企盼着我们的婚礼。我是带着怦怦然的好奇心，去迎接这个大实验的日子——人生的实验！”

在回国前这段时间里，他曾为韦莲司写下一曲《满庭芳》，其中满满寄托着他内心曲折：枫翼敲帘，榆钱入户，柳棉飞上春衣。落花时节，随地乱莺啼。枝上红襟软语，商量定、掠地双飞。何须待，销魂杜宇，劝我不如归？归期，今倦数。十年作客，已惯天涯。况壑深多瀑，湖丽如斯。多谢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频相思，微风晚日，指点过湖堤。

他的思虑在前，种种计量都万分周全，只是他的心却无法不痛苦摇摆。然而他们那一代的故事就是这般冷暖不由人心，他们的关系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是地底的暗泉，沉蛰着，沉蛰着，不起波澜。终究必须离去这柔媚清朗有着微微湿润的风的春日这周遭光亮细致并且不厌其烦地呈现着所有生命过程的世界即使是把微小的欢悦努力扩大把凝神品味着的平静的幸福尽量延长那从起点到终点之间如谜一般的距离依旧无法丈量（这无垠的孤独啊这必须的担负）所有的记忆离我并不很远就在我们曾经同行过的苔痕映照静寂的林间可是有一种不能确知的心情即使是寻找到了适当的字句也逐渐无法再驾驭到了最后我之于你一如深紫色的鸢尾花之于这个春季终究仍要互相背弃

韦莲司一直是胡适生命中最好的倾听者。在她面前，他总是自然地将内心真正的想法袒露，从相遇时他的学业，他的思想，到后来他的婚姻、家庭，他的白话文运动，还有他的寂寞，和令他痛苦的一切的一切。

一九一七年七月，胡适回到了上海。两星期后，他乘船返乡。同年十二月三十日，胡适与江冬秀在家乡举行了婚礼。尽管是包办婚姻，但婚后夫妻二人倒也称得上是和睦美满，相敬如宾，看起来胡适“人生的实验”得到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结果。

一个月后，胡适给韦莲司写信讲述自己的新婚生活：“我结婚已经七个多星期了，还没向你报告这件事。我高兴地告诉你我妻子和我都相当愉快，而且往后能相处得很好。”

胡适的兴致勃勃，更衬得韦莲司的萧索。沉浸在新的幸福中的男人似乎忘记了，他这样兴奋而热烈地描述自己的婚礼和新娘，会带给韦莲司怎样的痛楚和心酸。

也许，他正是要借此来遗忘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遗忘他们的交往中那些朦胧的暧昧和确实的心动，以及更多的心灵的交会和灵魂的相契。

一边，胡适拥着新婚妻子，伴着至亲家人，自己领导和推广的白话文运动正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他的生活自此走入了不寻常。情感与事业双丰收的胡适如沐春风，心情格外舒畅，生活重心的转变，使得他和韦莲司的通信也渐渐少了。

另一边，正所谓“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自从胡适回国后，韦莲司对他的思念已如潮水般漫涨，不曾有所稍减。自此她开始正视自己对胡适的感情，这也许就是人们口中说的爱。而等到她收到胡适讲述新婚生活的信之后，她终于彻底看清自己的感情归属，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居然已经爱他爱得那样深了。“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成为更新的荒凉。”这种感情上的变化给韦莲司的内心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灼痛与忧伤，但是她并未对已为人夫的胡适提起过。直到十年之后，她在自己四十二岁生日那天写了一封未寄出的信，吐露了当年的苦楚：“我今天重读旧信，读到那封宣布你即将结婚的信，又再次地让我体会到，对我来说，那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割舍。我想，我当时完全没有想跟你结婚的念头。然而，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在精神上根本老早就已经结了婚了。因此，你回国离我而去，我就整个的崩溃了。”

纵使分离得久，纵使相思得苦，生活还是会继续，命运也依然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将命定的两个人推向同一个轨道。

一年之后，他们又恢复了通信。此时，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白话文运动已成事实，而且进展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当时北京重要的报刊几乎都在发表白话文作品。他在信中向韦莲司报告自己回国后在学问上以及文化界取得的傲人成绩，他也和从前一样，将自己心中的疑惑，遇到的问题一一说给她听。而韦莲司总能给胡适带来最理性的思考方式和最妥帖的安慰，难怪胡适总是称自己在与韦莲司交往中“一直是受益者”。

而这种精神与心灵上的“受益”是胡适从江冬秀处不可能得到的。在当时，江冬秀是出了名的“悍妻”，而胡适则是出了名的“惧内”。更为有趣的是，在“怕老婆”怕了十几年后，胡适竟开始煞有介事地收集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文学故事、笑话和漫画，最后还得出了一个煞有介事的“发现”，让人忍俊不禁：在他收集调查的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里，只有德国、日本、苏联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于是胡适从中得出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凡是没有这种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或集权的国家。当然，这是后话，也算是则笑话。

江冬秀虽无甚才华，却果断而泼辣，并牢牢抓住胡适爱惜名声的弱点，所以在婚姻生活中一直占为上风。只要胡适与其他女子稍稍走得近些，她便在家中大吵大闹，有时甚至对胡适大打出手。当时闹得满城风雨的梁宗岱离婚事件，便是江冬秀一手操纵的，不但让梁宗岱辞去北大教职，还致使梁宗岱、胡适二人从此交恶。

这些生活上的磨合并不算什么，只要不理，也一样可以度日。只是作为一个勤奋的学者，胡适每天都会研究学问和撰写文章，但是江冬秀对胡适的努力，读书的乐趣、研究学问的意义和社会的影响，不懂也不以为然。这才是两人之间最大的分歧。

这样的生活过了四五年，其间胡适的母亲去世了，他和江冬秀的儿女也接连出生，在悲痛之余，他也得到些许安慰。那期间，他与韦莲司的通信时断时续，不过，即使他工作再繁忙，家事再杂芜，心情再阴郁，他都从未忘记在每年的四月十七日给韦莲司写一封信，或拍一个电报，或寄一张明信片，因为这一天是韦莲司的生日。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的前几天，韦莲司照例又收到了胡适寄给她的生日祝福。这次是一封长信，其中还附有两张照片。从照片中，韦莲司第一次见到了江冬秀和他们的孩子：胡适脸上是一贯从容的绅士的微笑，江冬秀看上去是那么朴素而善良，三个孩子都很可爱。

看着手中的照片，韦莲司竟有恍如隔世之感，想当初胡适在美国时，便有些落寞和失望地告诉韦莲司，自己的未婚妻读书不多，在文学上、思想上都无法与其进行深入的交流。而如今他们不但并肩携手而且生儿育女，相敬相爱。

关于那些前尘往事，现在想来不禁唏嘘：感情如何深厚也敌不过现实的推力和两人的怯懦与缺乏勇气，所以只能换得今日的失之交臂、天各一方。

不过，韦莲司自有其心量，并非一般女子之忧悒自艾，虽然胡适身边已有发妻在侧，她依然不改心中对胡适深沉而纯粹的爱情。只是，这份爱情较之前更无私广博，甚至不求回报，她不仅将这份爱全盘地给了胡适，也分给了他的亲人。

在给胡适的回信中，韦莲司别出心裁地夹了几片薄荷叶在信封中，她写道：“经过长途的传递，我不知道你女儿还会喜欢这个薄荷叶的芬芳吗？”自始至终，得体而有礼，落落大方又不入俗套，这样的女子当真令人怜而惜之。

她是爱情中的勇士，从来不怕做那个爱得更多的人。在她心中，一场好的爱情，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更宽广的处所，在那里，人们仿佛跌出世界的规则之外，不会感到害怕或停滞，也只有在这样的爱中，人和人都会一样，平等而自由。人若真能转世世间若真有轮回那么我的爱我们前世曾经是什么你若曾是江南采莲的女子我必是你皓腕下错过的那朵你若曾是逃学的顽童我必是从你袋中掉下的那颗崭新的弹珠在路旁的草丛中目送你毫不知情地远去你若曾是面壁的高僧我必是殿前的那一柱香焚烧着陪伴过你一段静默的时光因此今生相逢总觉得有些前缘未尽却又很恍忽无法仔细地去分辨无法一一地向你说出

白话文运动取得彻底胜利后，胡适也成为中国文学革命的中流砥柱，并出版很多著作。离开美国的胡适，找到了更适合施展拳脚的所在，那期间的通信里，他经常对韦莲司说起自己的成就：“说到中国的文学革命，我是一个催生者。我很高兴地告诉你，这件事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我似乎是一觉醒过来就成了一个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人物。去年一月在一个由上海周报所举办的一次公众投票中，我获选为‘中国十二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很清楚，以我这样年纪的人暴得大名的危险。我为自己立了一个生活的原则：一定要做到名副其实，而不是靠着名声过日子。”

舵手的领航加以自身的踏实勤恳，胡适取得斐然成就并非偶然，他注定是闪亮在时代星空中的一颗明星。而这样的明星本是两颗，同时闪耀在东西方，奈何另一颗却悄悄地黯淡了。

胡适回国后第二年，韦莲司的父亲在哈瓦那猝死，这给韦莲司带来极大的打击，她曾在信中哀伤地对胡适说：“原本我不想告诉你，但只有你能明白失去父亲对我的意义。即使这世界遍地黄金，父亲只是一块岩石，但随着岩石的断裂，黄金也已随他而去了，所剩下的只有那金色的回光而已。”尚未从丧父的悲痛中恢复，韦莲司的姐姐也去世了。她的天空开始乌云弥漫。

此时，也正值纽约达达艺术团体解散，韦莲司就回到了绮色佳，与母亲相依为命。接连的变故给母女俩的心灵上带来极大的冲击和悲痛，两人几乎离群索居，只求安静度日。好在韦莲司出身望族，家境优裕。她的祖父是银行家，还曾做过纽约州议员，去世后留下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而韦莲司的父亲曾在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担任教授，收入也非常丰厚。单靠收租，便能保证韦莲司母女衣食无忧。

初回到绮色佳，韦莲司还常常在家中作画，亲人的离世让她眼中的光芒慢慢黯淡了，到了后期，她便不再动笔，从此淡出画坛。她的锋芒不再，胡适的身上却亮起了难掩的光芒，他信中那些功成名就的消息，常常令韦莲司自惭形秽，却也真心地为他高兴，对他的崇拜也多了一层。她从一开始就没有看错这个男人，这样的男人又怎会是池中物？她在回信中给予了胡适最大的赞赏：“我原以为需要多年辛苦耕耘的事业，你居然在一年内就做到了！你这三年来的创造、努力以及看来已经水到渠成的成果，是我一辈子所听说过的最令人鼓舞和振奋的成就。某些事物就形同无价之宝，对我而言，其中之一，就是我知道你所具有的卓越的道德情操和智慧！”

一九二四年，她成了康奈尔大学兽医系图书馆的管理员，过着两点一线的平静日子。而她平静的生命中，只有母亲与胡适这两处波澜。没有发的言我不再重复，种下一棵野蔷薇纪念没有实现的会晤。我们的会晤多么奇妙，它在那儿闪光、歌唱，我不想从那儿回来，回到不知去向的场所。欢乐对我是多么苦涩，幸福代替了职责，我和不该交谈的人长时间地罗嗦。让恋人们祈求对方的回答，经受激情的折磨，而我们，亲爱的，只不过是世界边缘上的灵魂两颗。

等待究竟是忧郁的氧气蓝，是明亮温暖的拿波里黄，是比飞烟更迷离的灰，还是鸢尾般诡异莫测的紫？谁也说不真切，唯有等待的姿势是千年来未变一成的，就是那一日一日的耗度。

一九二六年十月，胡适前往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最后的会议，并定于次年年初以学者身份访问美国。他确定行程后，忙不迭地写信给韦莲司，希望能够再次见到韦莲司和她的母亲。

自胡适回国，已经十年未见，十年的岁月早已将他们二人的模样改变，从前的青涩变成如今的笃定，他们心中都充满着期待却又有着小小的不安。韦莲司心中的挣扎尤甚。她在回信中不无忧郁地写道：“我开始写了好几封信给你，但不是写了几行以后就打断，就是觉得不知所云、愚蠢。我老了，头发也花白了……”

胡适读到她这几句话后也十分伤感，他很快写信安慰她：“对我来说，你是永远不会老的。我简直不能相信，你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老。你且等着，我们再一起散步，一起聊天，我们再重过年轻的日子！”

想当年，他们初识在最好的年纪。韦莲司是锋芒毕露、潜力无限的达达派新秀；胡适也是风华正茂，在学问界崭露头角的有识青年。如今，韦莲司年过四十，胡适虽年轻几岁，却已有家有室。而且韦莲司已经搁下了画笔，她格外担心如今的自己已经作不了他的解语花，更害怕他们在精神上有了什么阻隔，不能像从前一样在学问思想上达到深深的共鸣。

一九二七年春天，胡适结束了数月来的会议和在英美各地的巡回演讲，回到了离开整整十年的绮色佳。回首这十年的世事变迁，不禁让人有沧海桑田之感慨。

绮色佳犹如胡适的第二故乡，而韦莲司母女就是他久别的亲人。十年未见，韦莲司依然那么温婉、泰然，虽然多了些忧郁，而她的母亲也依然如往日般亲切爽朗。

胡适在绮色佳逗留了不到十天，与韦莲司相见的时间也不多，而且依然和当年一样，她的母亲总是在场“监视”，所以两人并未有机会表白内心的情感。而这样短暂的相聚，却令韦莲司心中的感情如岩浆一般猛烈地喷发出来。十几年隐忍克制的感情，此时终于找到了缺口，便在见到胡适的那一刻全面溃堤了。

胡适离开后，韦莲司的信便一封接一封地寄到胡适手中。这一次，她决定抛开所有的羞赧和自卑，将自己的感情原原本本地传递给他：“我有另外一面，因为羞耻，因为害羞，而一直不让你看到。然而，那一面的我，超乎我的意料之外，现在却理直气壮地呼之欲出。突然间，我觉得我得承认她的存在！”“我用我的生命对你说：‘相亲相爱，至死不渝’，其实你已经拥有了最好的我。”

相比于韦莲司的热烈，胡适的反应就要淡然许多，但他依然给韦莲司寄去好几张明信片和一封信：“这张明信片到达绮色佳时，我已到了太平洋岸。然而整个美洲大陆也阻隔不了我对绮色佳的魂牵梦系。”“在过去悠长的岁月里，我从未忘记过你，我要你知道，你给予我的是何等丰富，我们这样单纯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凋谢的。”

他用一个已婚男子能有的最大真诚来回应韦莲司对他的热情和爱，他也一无既往地珍惜着她和她的爱，只是，此刻，他内心中的理智占了上风。他不知道这次分别后何时还能再见，却知道韦莲司值得更好的人去疼惜，而他，已经没了可能。隔树溪声细碎，迎人鸟唱纷哗。共穿幽径趁溪斜。我和君拾葚，君替我簪花。更向水滨同坐，骄阳有树相遮。语深浑不管昏鸦。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

这次相见，他们两人的内心都充满了理智与激情的剧烈搏斗，同时也让他们更加认清了彼此感情的真正归属。

只是世事难测，胡适这次回国后，国内政局越来越不稳定，战事吃紧。他自己也忙得不可开交，此后四年里都没再给韦莲司写过信，直到一九三一年韦莲司生日的前夕，他才写了一封长信向她致歉并送去生日祝福。

氧气蓝染上了被消磨的灰白，拿波里黄的明亮也被时间的尘埃层层掩埋，她生命中的大好颜色都因为思念或岁月而变成了或浅或淡的黑黑白白。但是，他的任何音讯依然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可能。

一九三三年，胡适三度访美。只是这次访问行程紧，事情多，他与韦莲司几次约定的日期都被推迟。胡适心中十分过意不去，只有韦莲司一如既往地扮演着解语花的角色，充分体谅胡适的繁忙不说，还找了各种理由来宽慰不好意思的胡适：“即使你已经打了电报说要来，如果你发现最好还是不来，我也会理解的。我虽然看起来没有我实际年龄那样老，但我已经老到知道我该感谢我所曾经拥有过的快乐的时光，而不去做无谓的祈盼。”“写信并不容易。回去以后，就不要刻意写信。与其写信给我，不如在你心里找我们曾经拥有的那一方快乐的净土，用这种方法来休息。我会理解的，一直都是理解的。想办法找任何能让你神清气爽的事物！”

只是，心心念念的爱人漂洋过海来到自己的国度，却如何都不能相见，这对韦莲司来说，无异于煎熬，在心中的凄楚与无奈泛滥时，她也不禁要问上一句：“永远不再见面，是不是比见了以后又要分别好？”虽然她表现得云淡风轻，胡适依然能觉出她心中隐忍的哀伤。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正是这份相知和深深的懂得，让他们更加靠近彼此，更加珍惜彼此。

这分开的几年里，胡适的母亲去世了，韦莲司的母亲也去世了。从前拦在他们之间的障碍都不在了，他们终于可以自由地跟随自己的内心，爱自己想爱的人，追随自己想追随的人。在后来一次历经波折的会面中，他们的关系发生了质变。正是这种变化，让韦莲司曾经的狂狷再次尽现，胡适刚离开，她热情洋溢的情书便随后而至：“远方的闪电、飘缈的雷声，这样的日子，洞见。开始下雨了，我心中无家可归的鸟懒洋洋地飞旋着。我兀自站着，手里握着你的白袍，凉凉、空空的；我手指渴切地想要抚触你柔嫩的肌肤，暖暖、亲亲的。让我用我的唇触碰着你的唇的记忆，来抚平过去一些伤心话所带来的创伤。”

到此时，韦莲司几近50岁，但是她对胡适的崇拜却有着近乎宗教式的狂热。胡适的能力、才华、风度早已成为韦莲司衡量世上一切男人的标准。在她心中，胡适是她惟一钟爱的男人，也是她惟一想嫁的男人。

韦莲司并非寻常女子，只要一个平淡温暖的家，过着安稳富足的生活就可以。她对胡适说过这样的话：“在我一生之中，有一种苦行僧的倾向，对于我自己非常渴望的东西，我宁可全部放弃，也不愿仅取其中的一小部分。”正是这种苦行僧的倾向，让她不惧怕爱情的刻骨剧痛，她反而希求绚烂如烟花般的生命、刻骨铭心的真爱，以及一个能让她散发出明亮而奇异光芒的男人。而胡适，正是那个男人。

胡适在离开绮色佳的次日，给韦莲司写了一封信，信中的他温柔而充满诗意：“星期天美好的回忆将常留我心。昨晚我们看到的夜景是多么具有象征的意义啊！那美轮美奂的圆满的新月，亮光装点了远方的云朵，雨过天晴以后，新月又一步步往更圆满的方向迈进。”

韦莲司扑火般的爱情终于得以燃烧，而没有自己静悄悄地熄灭了，她知道，这便是她等待了仿佛一生的爱情。于是，她将自己更加炽热的感情回给他：“胡适！我爱你！我不会为了我活着而感到骄傲，我怎么能为之傲而呢？我真的受宠若惊，你居然会爱上我！但有时候，你的爱就像阳光普照下的空气一样，围绕我的所想所思。”

梦寐以求的爱情成了真，她的心中却更加矛盾。从前她不过想默默地在他身旁，注视着他，为他做些事情，而现在，她竟生出了深切的渴望：想成为他永久的伴侣，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做他灵魂之伴侣。但是，她深深知道，他们的关系不能公开，因为他是个极爱惜自己羽毛的人，也正因此，他才能和江冬秀一直以“夫妻”之名生活到最后。所以，他无法对韦莲司的热望做出任何明确的答复，也无法给她任何的承诺。

起初，韦莲司心中仍有希望的火苗，但是作为胡适几十年的知音，她最清楚他的想法，所以，后来韦莲司给胡适的信中，都不再表白什么，也不再奢求什么，只是让我们读来那些深情的字句都仿佛是闪着泪光的，让人格外心疼：“对那么仁慈对待我的你，我为什么要提到可能会造成不快的话题呢？我的内心深处有一只野鸟，你一定知道她所栖息的是另类的风。……你已经给我太多了！我不该再有任何要求。花开花落，也许来日还有蓓蕾花开时，谁知道呢？”

韦莲司的心在长日黯淡中逐渐恢复了往昔的安静。她不再祈求什么，也不再奢望什么，只是在那些睡不着的夜晚，安静地闭上眼睛，或微笑，或流泪，想念着一个遥远的人。而在这样的时候，也不必多做什么，只要心里能有一个这样的人来思念，对她来说，就够了。你住的小小的岛我正思念那儿属於热带，属於青青的国度浅沙上，老是栖息著五色的鱼群小鸟跳响在枝上，如琴键的起落那儿的山崖都爱凝望，披垂著长藤如发那儿的草地都善等待，铺缀著野花如过果盘那儿浴你的阳光是蓝的，海风是绿的则你的健康是郁郁的，爱情是徐徐的云的幽默与隐隐的雷笑林丛的舞乐与冷冷的流歌你住的那小小的岛我难描绘难绘那儿的午寐有轻轻的地震如果，我去了，将带著我的笛杖那时我是牧童而你是小羊要不，我去了，我便化做萤火虫以我的一生为你点盏灯

在韦莲司给胡适的许多信中，都出现过“鸟儿”这个意象。她总是将自己比作一只小鸟，一只永远安心住在笼子里的鸟，当然，这笼子正是胡适为她编就的。

她曾说过：这只小鸟是很温驯的，也很解人意。你闲暇时可以逗它玩来解闷，你忙碌时把它丢在一边它也不会烦恼。你轻轻抚摸它的羽毛，它就会怀着感激回报你温情的目光。你不必担心疏于照顾会使它生病或死去，因为它的安宁永远是来自它自己柔软又强大的内心。

所以，在韦莲司的心中，她只愿做一只安静的笼中鸟，而不是化为一只失群的孤雁，穿过长空的沉寂与秋云的聚散，飞入他千山重叠的眉目之间。

正是她这份无所求和安静让他们的关系又退回到初相遇的那段时光，畅谈人生、文学、宗教、政治，像两个经年的亲厚老友，却也像世间的很多男女，存着些彼此知晓，却不可碰触的雷区。

自那以后的几十年交往中，韦莲司始终关心着胡适，他的健康、心情的好坏、学问的进展，等等。而胡适有什么烦心事，也都会向韦莲司倾诉。从她那里，他总是能得到柔风甘雨般的宽慰。就连在政界面临的一些艰难抉择，韦莲司的想法和建议也常常会给胡适带来极大启发。

胡适在受命担任驻美大使之前，两人曾在信中多次讨论过这件事。韦莲司给胡适的建议是：“你不仅属于中国，你属于整个时代。在一定的范围里，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像奇迹一般，你回答了时代的需要。……当前各国正热衷武器竞赛和战争，此时是否应该有个人出来，改变人们的看法，让武力的使用朝向另一个有利方向？你属于全世界。”这番言论无疑是对胡适最有力的鼓舞。由此可见，韦莲司无疑是最相信、最理解、也最明白胡适的人，在他们交往的几十年中，她无愧于胡适对她的称赞——“思想的舵手”。

韦莲司不仅无所求地爱着他，给他以精神上的支撑与启发，也同样无私地关怀着他的家人。后来，胡适的长子胡祖望到美国读书，便得到她不少的照拂。而在生命最后的那些年月，她与江冬秀也相处得如同姐妹一般。不仅如此，就连胡适的情人曹诚英也得到过韦莲司尽心尽力的照顾。胡适曾想为曹诚英离婚，但是在“悍妻”江冬秀以自杀相要挟下，作罢了。而曹诚英是一个非常果敢决绝的女子，她爱胡适爱得天昏地暗，不能自拔，甚至因无法与他结合而失望地到峨眉山去做尼姑。一九三四年，胡适送曹诚英到康奈尔大学读书，便托韦莲司照应她。

胡适原本对韦莲司说曹诚英是他的表妹，但曹诚英对韦莲司说了实话。虽然曹诚英的身份让韦莲司震惊而伤心透顶，但她依然不露声色，在曹诚英的留学生活中，给了她极大的帮助，而且曹诚英居住过很长时间的公寓，都是韦莲司的房子。

韦莲司是一个善良到只肯伤害自己的人。在她澄澈的心中，仿佛世间的人与事都尽可原谅。从一九三三年开始，为了留存资料，韦莲司陆续将胡适写给她的信件一一用打字机打出来，再寄给他。在打这些信件时，韦莲司细心地将胡适对她表达相思的句子以及胡适在未婚时埋怨江冬秀“没有文化”、“不能与他进行思想交流”之类的句子都删掉了。她这样做都是为了不想江冬秀看到后伤心、难堪。

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她还多次邀请胡适与江冬秀到绮色佳度假。为避免江冬秀因语言不通、习俗不同而尴尬，她每次都会建议江冬秀邀请几位亲戚朋友一同前来。韦莲司便是这样的一个女子，总是能为周围人细心地周全好一切，却独独忘了自己其实最需要照顾，最值得幸福。

时光悄无声息地流走了，胡适和韦莲司都已成了垂暮之年的老人。虽然他们的情谊少了热切的崇拜和甜腻的亲厚，却在岁月的磨洗中变得越来越醇、越来越坚实了。

胡适依然会在每年的四月十七日给韦莲司送上生日的祝福；

韦莲司依然会在断断续续的信中关心着他的健康和他家人的安好；

韦莲司与江冬秀也依然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们常常互赠一些小礼物，偶尔见面时，两位老人有一言没一语地拉着家常，日子温暖而悠长。

1958年夏天，胡适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与江冬秀在台湾定居。韦莲司为此特意定做了一套银质餐具作为贺礼，送给他们夫妻二人。她还在附信中深情地回忆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而胡适也在回信中写道：“这份友谊长久以前开始，一直维持到今天，对我们的一生有多方面的影响，这个影响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一向珍惜这份友谊。”

这世间，唯一能真正持续的爱，就是能接受一切的爱，接受一切失望，一切失败，一切背叛，甚至接受种种悲哀的事实。不是所有的梦都来得及实现不是所有的话都来得及告诉你内疚和悔恨总要深深地种植在离别后的心中尽管他们说世间种种最后终必成空我并不是立意要错过可是我一直都在这样做错过那花满枝桠的昨日又要错过今朝今朝仍要重复那相同的别离馀生将成陌路一去千里在暮霭里向你深深地俯首请为我珍重尽管他们说世间种种最后终必终必成空

一九五九年，胡适六十八岁，韦莲司七十四岁。走在人生的最末段，他们对生命的起承转合已经有了太多的认知和无奈，但是，韦莲司还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将自己的全部房子都租出去，用房租和毕生积蓄成立了一个胡适基金会。

在胡适六十八岁生日时，她在信中将这个基金会的想法告知他：“我想为你重要著作的出版和英译尽些微薄的力量。譬如，你早年所写那些具有启发、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作品，都是用中文写的。我要确定，在我身后，有笔款子专门用作这个目的。这笔款子也许不过几千块钱，但如果运用得当，当以用这笔款子作为开始，逐年递增，结果可以成为一笔可观的基金。”

房子都租出去后，韦莲司自己就住进一个旧车库改造的卧室里，从此过上了深居简出的半隐居生活，自己打理一切生活事务，和社会的唯一联系便是做义工。

其实这几年，胡适的健康状况已经很不乐观。直到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胡适在致韦莲司的信中，报告了自己最近生病住院的状况，并为她送上迟来的生日祝福。他们依然像从前一样，约定着不久再写信，却没想到，这竟是两人最后的通信。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胡适心脏病发作，在台北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当时，韦莲司已经卖掉绮色佳的房子，在加勒比海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安度晚年。她一生未嫁而独居，因为缺少旁的人为我们描绘她听到噩耗后的反应，所以，我们无从得知这位老人是以怎样的心情来释解这份悲痛的。但即使没有旁的人在侧，我们依然坚信，这个固执地爱了近五十年的女人内心藏着的所有婉转与曲折，在爱人逝去之时，会变成一种亘古的悲凉。

纵使亘古的黑暗降临，她依然挣扎着，拖着残如风烛的身体，给江冬秀写了一封信：“亲爱的胡夫人，多年来，你生活在一棵大树的余荫之下；在你年轻的时候，也曾筑窠在枝头。这棵大树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哺育了千千万万饥饿的心灵；而这些果实将被永久地保存下来。我最珍惜的是对你的友谊和对这棵大树的仰慕……”

几年后，为了给新建成的台北胡适纪念馆补充更多的材料，也为了方便后人研究，更为了尽力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韦莲司将她与胡适相识以来的所有信件、照片等珍贵实物，都寄给了江冬秀，并由她转交到胡适纪念馆。

虽然二人的关系微妙，但江冬秀对韦莲司这样的举动依然感念万分，她还特地请韦莲司作一小传。但此时的韦莲司已经看淡一切，她委婉地拒绝江冬秀的提议，并谦逊地表明：“除了我曾经作为这批信件的收件人之外，我一生没有任何重要性。”

对于这场绵延近五十年而不绝的爱，韦莲司心中自有思量，她从爱上胡适的那一刻起，便知道二人的结局不会是世俗的大团圆，但她依然故我，不曾求当下的名分，也不求为后世留名。韶华老去，尘埃自该落定，那些曾困于斗室的相思也该渐渐沉寂，她知晓他依然是她经年不再打开的月光，便足够。

胡适去世后第十年，八十六岁的韦莲司也离开了人世。斯人俱已逝，一段旷古绝今的爱恋也慢慢退远了，却远不出历史和人心。多少年后，人们都会记得，这世间，曾有一个人，以艺术家之敏感细腻探得胡适的内心，再以达观者之透彻智慧对胡适加以影响，并用自己一生的孤单来成全对他的爱恋。

他们没有在一起，却有着一段长达近五十年的爱恋。这并不如外人所想象的，是一种望眼欲穿的折磨，它有时也是一种臻于成熟的沉潜。在翻云覆雨的世间颠簸飘荡时，能够这般恒久地爱一个人，这不但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伟大的悲壮。

最后的最后，听过他们故事的人都会叹息：世间再无韦莲司，世间再无他们这样的爱情。

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人

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

他们本是两条平行线，不相交，甚至不会两相对望，也不会朝着同一方向伸展。他是江苏常州人，她是浙江萧山人；他是寄人篱下的文人之子，她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他有妻，她有夫，还有刚出世不久的女儿独伊；他们各自幸福着，也各自不幸着。直到……

一九二三年，杨之华一个人离开衙前，离开曾经给她无限温暖又给她无限失望的家，只身来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接着，她考入上海大学，进了社会学系。彼时，瞿秋白正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在师生中声望很高。

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杨之华便深深记住了这位老师。这样的人，这样的形象，出现这样嘈杂混乱的时代，好像周遭只有他一人是安静的。而她的心里却是极不安静的，仿佛野火烧过来，闭上眼，焚心之火便势成燎原。

当时，瞿秋白的新婚妻子王剑虹患肺结核，而杨之华与丈夫沈剑龙相隔两地，也渐行渐远。他们心里有着各自的伤痛和记忆，而革命让他们更好地活下去，也更好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他们在革命中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她入了党，他是介绍人；他走在革命的前方，她必定跟在后面。而革命的路走得越远，他们的心就走得越近。彼时，他的妻子已经过世，而她也终于决定离婚。

杨之华当然感觉的到自己对瞿秋白感情上的变化，但是她绝口不提，她不想让这本属于她的绝望变成别人口中的轻描淡写。她不是不懂他的感情，而是知道现在，不适合开始。彷徨中，她只得逃回老家，静心梳理自己的心绪。

而此时的瞿秋白也陷入了一样的思索。世间的大无奈便是这般的吧：对着一人，心中突地生出“彼者姝子，何以予之”的念头，然而检视手旁身侧乃至从前往后的一生，却发现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不敢说爱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人的一生中，如果有一个人，她知道我是谁，这简直比你拥有什么都重要。他虽温文不多言，但凡事总有自己的考量，在他心中，若是真心爱一个人便定要让她知晓，知她不幸福便要给她幸福。正如他翻译的那首俄文诗：他们爱呢，又要害羞思想，也要赶走出卖着自己的自由对着偶像磕头讨那一点儿钱还带着一根锁链

仿佛幸福的天轮在推动人们向前，于是，他一人来到萧山，亲自站在杨之华面前，对着她，将自己的心明明白白地述尽。只是，当时的她终究是有丈夫有女儿的，所以她无法做出任何回应，即使她的心他再明白不过。这样尴尬的情境难以为继，而两个有情人又是断断不肯退缩的。

好在最后，还是杨之华的大哥出面，将沈剑龙请来杨家，让他们三人当面谈个清楚。这样一场奇特的关于婚姻的三人谈判，即使在今日也是旷世罕见的，而谈判的结局与过程更是让人大跌眼镜。人始终是冥冥中最大的变数，一个人心里的奥秘不会比整个宇宙的奥秘简单多少。

大家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沈剑龙居然和瞿秋白一见如故。沈剑龙对瞿秋白的人品和才华十分佩服，对他这个人简直是崇敬。他们三人在杨家整整谈了两天；意犹未尽，沈剑龙又将瞿秋白和杨之华接到他的家里，三人继续交谈，又是一个推心置腹的两天，而这一切仿佛停不下来，他们各自对彼此敞开了心怀，心中的话便如泉涌，汩汩流出；还未兴尽，三人又来到江苏常州的瞿家，破落的瞿家连张椅子都没有，却依然不能破坏他们的谈兴，一床破棉絮变成了他们交流心声的福地。就是这样，三个有志青年，在三个地方，不断地吐露和倾听着自己与别人心中对生活的想往和追求。通过这些天倾谈，他们之间如何自处的结果也终于商定：他们三人决定在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时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启事内容如下：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这三则启事一经发出便在上海滩引起了轩然大波，皆因这事件的不寻常和当事人的“位高名重”。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今朝两相视，脉脉万重心。

1924年11月7日，正值“十月革命”纪念日，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自到现场向他们二人表示祝贺。这时，瞿秋白和沈剑龙真的成为至交好友，二人经常书信往来，吟诗唱和。

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婚之日，沈剑龙还专门拍了张特别的照片送给瞿秋白。照片上，剃了光头的沈剑龙双手捧着一束鲜花，他又在照片上写下“鲜花献佛”四个字，以示将杨之华这朵美丽的花献给瞿秋白这位惜花之人。

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时代里，若能遇一真心人，抱定“从此安心是吾乡”之想，迎来的只会是一条辛苦月色路。因为他们的爱情要放进大的时代里去筛检，容不得他们自己进退左右。但也正因为如此，一个能相伴能相知的人在身边变得比什么都重要。

居而相离则思，期而不至则忧。婚后他们聚少离多，因为每个人都肩负着更为重要的革命任务，然而工作再忙，他都不忘给她写信，问候她，问候他们的女儿独伊。之华：今天接到你二月二十四日的信，这封信算是走得很快的了。你的信，是如此之甜蜜，我像饮了醇酒一样，陶醉着。我知道你同着独伊《青鸟》，我心上非常之高兴。《青鸟》是梅德林的剧作（比利时的文学家），俄国剧院做得很好的。我在这里每星期也有两次电影看，有时也有好片子，不过从我来到现在，只有一次影片是好的，其余不过是消磨时间罢了。独伊看了《青鸟》一定是非常高兴，我的之华，你也要高兴的。之华，我想如果我不延长在此的休息期，我三月八日就可以到莫斯科，如果我还要延长两星期那就要到三月二十日。我如何是好呢？我又想快些快些见着你，又想依你的话多休息几星期。我如何呢？之华，体力是大有关系的。我最近几觉得人的兴致好些，我要运动，要滑雪，要打乒乓，想着将来的工作计划，想着如何的同你在莫斯科玩耍，如何的帮你读俄文，教你练习汉文。我自己将来想做的工作，我想是越简单越好，以前总是“贪多少做”。可是，我的肺病仍然是不大好，最近两天右部的胸膛痛得利害，医生又叫我用电光照了。之华，《小说月报》怎么还没有寄来，问问云白看！之华，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是独伊。梦中的你是如此之亲热……哈哈。要睡了，要再梦见你。秋白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晚之华：昨天接到你的三封信，只草草的写了几个字，一是因为邮差正要走了，二是因为兆征死的消息震骇得不堪，钱寄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三十元已接到）整天的要避开一切人——心中的悲恸似乎不能和周围的笑声相容。面容是呆滞的，孤独的在冷清清的廊上走着。大家的欢笑，对于我都是很可厌的。那厅里送来的歌声，只使我想起：一切人的市侩式的幸福都是可鄙的，天下有什么事是可乐的呢？一九二二年的香港罢工（海员）的领袖，他是党里工人领袖中最直爽最勇敢的，如何我党又有如此之大的损失呢？前月我们和史太林谈话时，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的切合群众斗争的需要；他所教训我的——尤其是八七之后，是如何的深切。可是他的死状，我丝毫也不知道，之华，你写的信里说得太不明白了。他是如何死的呢？之华，你自己的病究竟怎样？我昨天因为兆征死的消息和念着你的病，一夜没有安眠，乱梦和恶梦颠倒神魂，今天觉得很不好过。我钱已经寄到了，一准二十一日早晨动身回莫。你快通知云，叫他和□□商量，怎样找汽车二十二日早上来接我，在不布良斯克车站——车到的时刻可以去问问；我这里是二十一日下午五时……分从利哥夫车站开车。之华，你能来接我更好了！之华，我只是想着你，想着你的心——这是多么甜蜜和陶醉。我的爱是日益的增长着，像火山的喷烈，之华，我要吻你，我俩格外的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我党的老同志凋谢的如此之早啊。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着丝毫呢！秋白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之华：临走的时候，极想你能送我一站，你竟徘徊着。海风是如此的飘漾，晴明的天日照着我俩的离怀。相思的滋味又上心头，六年以来，这是第几次呢？空阔的天穹和碧落的海光，令人深深的了解那“天涯”的意义。海鸥绕着桅樯，像是依恋不舍，其实双双栖宿的海鸥，有着自由的两翅，还羡慕人间的鞅掌。我俩只是少健康，否则如今正是好时光，像海鸥样的自由，像海天般的空旷，正好准备着我俩的力量，携手上沙场。之华，我梦里也不能离你的印象。独伊想起我吗？你一定要将地名留下，我在回来之时，要去看她一趟。下年她要能换一个学校，一定是更好了。你去那里，尽心的准备着工作，见着娘家的人，多么好的机会。我追着就来，一定是可以同着回来，不像现在这样寂寞。你的病怎样？我只是牵记着。可惜，这次不能写信，你不能写信。我要你弄一本小书，将你要写的话，写在书上，等我回来看！好不好？秋白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

瞿秋白善治印，水平极高，当时很多人都以得到一方他刻的印章为荣。为了纪念自己和杨之华的结合，他刻下一方“秋之白华”印章，并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后来，瞿独伊在回忆中提及：“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

有人说，什么东西都可以纳入到时间里去，固化到物品上去，你拥有的东西，你所有的人，最后都是落在物品上了。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一生便是落在那方“秋之白华”的印章上了吧。

他们一起转过一个又一个革命区，一起去苏联学习，一起给爱国的学生上课，也一起为那些牺牲的战友伤悲，他们的命运因为革命，因为爱情紧紧交缠，只有死亡能将他们分开。毕竟，只有一个世界为我们准备了成熟的夏天我们却按成年人的规则继续着孩子的游戏不在乎倒在路旁的人也不在乎搁浅的船然而，造福于恋人的阳光也在劳动者的脊背上铺下漆黑而疲倦的夜晚即使在约会的小路上也会有仇人的目光相遇时降落的冰霜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有你和我，还有很多人

革命与局势的风云变幻总是很难预测，而革命时期的爱情在风云变幻中，更是难以为继。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们的人生里更多地是被战争、颠沛、流离所占据。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同时期，杨之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到了30年代初，他们被密召回国，谁知不久就遭到王明等人的迫害。瞿秋白离开了领导岗位，杨之华担任的中央妇女委员的职务也被撤消。

由于两人都被排除在组织之外，经济上也受到制约，瞿秋白只好捡起“老本行”，转入文学艺术界。他本就写得一手好文章，不久便与鲁迅等文人结为亲密战友，一同为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做贡献。

即使退到外面也总有人不放过他，从1933年9月起，全党开展对瞿秋白的批判，污蔑瞿秋白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但是不久之后，又指派他去执行任务，这次的指派不但仓促起急，而且不许他的妻子杨之华同行。这让患有严重肺病的瞿秋白陷入了生活上的困顿。

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带领一支小分队加入了福建闽西山西游击队转移的紧急突围的战斗中，瞿秋白因长期患肺结核，翻山越岭难以支撑而被敌人逮捕。据瞿独伊回忆，根据蒋介石密令给父亲照相以验明正身的人曾很感慨地说：“瞿先生与行刑者走在一起时全然不惧，竟分不清谁即将是杀人者，谁是即将被杀者！”在父亲就义前夕，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曾派了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到长汀监狱去劝降，企图用亲友之情去打动父亲。父亲回答：“事实上没有附加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的……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给他们带来长期的耻辱和痛苦。”“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继而高唱国际歌，打破沉寂之空间。到了罗汉岭下，他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接着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每次看到上面这段话，我都不禁暗暗思索，只有那时代的人才会连死亡都这般充满诗意吧。这是一个行走于黑暗，却给人以光明的人。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能不堕尊严。

当时，有一位身在现场的记者写下瞿秋白就义时的情景，作为报道：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瞿秋白“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饔。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瞿秋白说罢此话，坦然正其衣履，到公园凉亭前拍了遗照——他背着两手，昂首直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概。“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在狱中，他写下《多余的话》，书中他勇敢地将自己全然剖开，从革命到生活，全然坦白，莫说在当时，纵古观今，怕也没人有这等勇气。这次我离开你，是风，是雨，是夜晚你笑了笑，我摆一摆手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向两头了念此际你已回到滨河的家居想你在梳理长发或是整理湿了的外衣而我风雨的归程还正长山退得很远，平芜拓得更大哎，这世界，怕黑暗已真的成形了……

瞿秋白牺牲后，杨之华没有再嫁。虽然她外表单薄柔弱，但内里却是年轮久远，质地坚韧的。在那样的时代里，虽知不易，她也不再求什么依附或陪伴，只是曾经沧海，用她自己的话说：并不是由于自己的封建，而是自己感到没有人能够比瞿秋白对自己更好。那个最好的人从自己的生命中半局而退，这盘棋就此不下，也便罢了。

是的，如未有爱如山之记得，便不会有爱如海之遗忘。他们是夫妻，也是战友，这双重的情意，如山，如海，一旦记取，便再难忘。

像那位对释迦牟尼许下“若你离去，我绝不哭泣”誓言的妙德女，杨之华一个人一边照顾女儿，一边进行革命工作，同时还要不懈寻找瞿秋白的骸骨。长达20年的寻找，她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自己至爱之人的骸骨，并将其运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后来，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

从此后，山高水远，而杨之华对瞿秋白的深情和记忆却一如往昔，对她而言，爱人已然是一方印在她心上的红色戳记，一旦落下了印，便是结了同心，永不分离，直到生命终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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