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莉萍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城市商业文化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试读：
前言
许多学科都在研究城市商业空间，例如建筑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学者总是认为一旦涉及“空间”二字，这样的问题就是地理学的问题了，然而许多其他学科的学者却不能认同之。各个学科对商业空间的定义不同。本书所提的商业空间是指商业的空间特征。地理学对商业的空间特征有多个刻画指标。第一，商业密度，即一个区域内单位面积上的企业数量，密度大则说明企业之间的平均距离小。用这个指标可以衡量不同区域商业的等级差异。第二，商家临近性，即商家之间的靠近程度。如果只用商业密度基本上没有说出企业彼此之间远近的意义。该指标意在反映由于企业间距离近而带来的企业间的相互影响，如龙头商业企业对上下游企业的带动效果，或企业集群形成的规模效益。第三，商业可进入性，即消费者进入商业地点的便利程度，它受道路、设施等实体要素的影响。第四，商业场所内部空间的组织特征，这通常由建筑学、管理学等学者承担。但是如今建筑学和管理学等学者若不使用地理学的地理信息系统工具，也很难实现之。基于这些指标，我们认为，商业空间的确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本书在研究上述商业空间特征时，强调了“文化”二字。一提到“商业文化空间”，许多读者或许会联想到经营文化产品的商业服务业空间，如书店、电影院、剧院，乃至酒吧、茶室等。然而本书并不局限在如此狭义的商业文化空间上，本书首先探讨的是一般商业空间的文化特质。当代的城市文化和承载城市文化的公共空间，并无法脱离于商业消费而独立存在。随着商业空间的不断发展，商业空间与城市的文化精神会持续融合，成为城市文化的代表性空间。在商业空间之中，渗透、关联着城市抽象的文化精神。本书进一步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探讨商业空间的特点。例如，商业设施分布背后的文化价值取向，是效率优先，还是社会公平优先？抑或是两者均达到最优？再如商业区景观设计的美学取向、价值取向。建筑学也考虑这些，但是地理学学者更考虑美学意义、价值取向的地方性。这里所说的地方是有空间尺度的，既有商业区的尺度，也有城市的尺度，甚至还有国家的尺度。本书首先介绍了当代中国城市商业文化间演替的背景：当代中国商业文化空间的演替离不开中国古代历史上商业空间与城市文化空间的关系，离不开当代商业空间演替的趋势化。相信定位在这样的一个全国尺度之下，针对北京地区的研究才会更具有意义。而本书的案例部分，将商业空间按照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相对尺度来分析，它们分别是城市尺度、商业区尺度和行动者尺度。
在宏观的城市尺度上，本书以北京全市的商业空间结构作为分析基础，定量化地分析了近10年来北京中心城区商业空间结构演替的文化特质。近10年北京中心城区商业空间结构的演替特征是现代商业文化空间的扩张程度远高于传统商业文化空间的扩张，二环以内部分传统商业文化空间仍然充满生命力。对此现象，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构理论来进行解释，即利润最大化的经济逻辑是支配文化空间结构演替的主要构架，但构架之空间存在文化多元性，地方性文化所营造的商业文化空间的差异性为消费者提供了多元的商业文化空间。传统商业街区通过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现代文化资本，满足了大众多元化的消费理念，从而在商业空间中得以幸存。
在相对中观的商业区尺度上，本书选取北京二环以内的三个典型商业文化区进行分析。读者可以在本书中了解符号学的文本分析、内容分析、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等方法在文化空间分析中的运用。前门—大栅栏商业区和南锣鼓巷商业区两个案例呈现了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街区的商业文化空间演替现象。无论是政府主导性强一些的商业文化空间演替（前门—大栅栏商业区），还是市场主导的商业文化空间演替（南锣鼓巷商业区），都存在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符号的利用。市场经济的力量倾向于挖掘可获利的文化资本，逐渐消亡着历史街区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西单商业区的案例说明的是城市现代化商业文化空间的演替现象。完全市场化的现代商业街区，其文化空间的生产意义完全服从于商业利益，其文化演替的速度非常迅速而且没有延续性。关注商业区内两种角色关系所对应的商业文化空间生产模式，得出三个有效结论。第一，结构关系互动带来商业文化空间的演替。消费者与商家的关系、政府与商家的关系是影响商业文化空间演替的主要结构。政府、商家、消费者均参与了空间的生产、商业资本的投入和商业区的特色运营，循而有序地进行着商业文化空间知识的再生产。第二，商家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是商业文化空间演替趋势应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三，商业空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商业空间文化的差异，并为文化空间的再生产所利用。
本书在个体行动者这一相对微观的尺度上，运用结构化理论，分析了大栅栏商业街区上的主要行动者——商家和消费者所携带的文化是如何构成整体商业文化空间的演替结果的，并得出以下两个结论：其一，在商业文化空间的演替过程中，具有行动特征的携带者存在空间性因素。其二，在结构规律的支配下，拥有最大权利的行动者决定了文化演替走向何方，但这并不符合文化自由且又多元的原则，行动者若能够把能动性适当嵌入结构中，则可以突破结构对于商业文化资本积累和商业文化创新的约束。
有读者会问，本书为何只选了北京中心城区作为研究地区呢？我们的目的是，如果在一个城市中分析，就比较容易将商业街嵌入在商业区中，再将商业区嵌入到城市中。这样有利于本书的结构主义分析。例如，本书对前门—大栅栏商业区的分析，则是将之放在城市宏观结构中来观察其变化。随着商业空间结构的变化，城市原有中心商业区进行了更新，传统的商业空间发生了变革（宏观层面）。这种改变的动力一些是来自老百姓对于自己长年居住之地的认识（微观层面），另一些则来自城区或街道政府的积极推动（中观层面）。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便可看到三个尺度空间的紧密联系。
综合三个尺度的分析，读者会看到宏观的“结构”对目前北京城市商业文化空间的生产性与再生产性起制约作用。在城市商业空间中，文化商业化和城市文化资本的减少是无法避免的趋势。然而，从微观尺度来看，社会力量的能动性与地方政府合理管理的结合，将会是解决城市商业空间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新机制。
许多理论都可以解释商业空间的生产，“空间生产”理论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借助生产理论，本书拆解了商业文化空间演替的过程，即空间再现、空间实践、再现空间，再将这三个过程用于具体的案例研究。本书“验证”的商业文化空间生产具有如下特征：①空间意义的多元性。商业空间不仅仅是实体空间，也是社会空间、精神空间。当代中国商业空间的生产方式，在物质方面是非常有效率的，但是在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方面却相对缺乏立场和价值观念。②对完全市场化的空间生产方式的批判。完全市场化的空间生产存在最明显的两大弊端：一是文化生产不可持续，二是对不同人群具有不公平性。③生产过程的空间性。某一商业文化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包含着上一个更宏大尺度的空间结构、权力结构，也蕴含自身的历史层累、地方意象、社会网络，乃至参与其中的个体行动的空间局限，等等。参照空间生产理论，从宏观到微观这样的尺度来联动分析，使得本书的结论可以为商业企业管理、政府工商管理、土地利用规划、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等提供多方面的参考（见本书最后一部分）。本书的政策建议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应该从文化角度来规划城市商业空间，并不是单一以实体空间的面貌一新或者以经济为目的。其最终目的是要创造传统与现代融合，且体现地方文化特色的市民参与度、认同度高的商业文化空间。第二，规划制定单位在选择历史街区商业化的表现方向时，应充分考虑其在城市商业空间结构体系中处于何种位置，避免盲目采取统一的模式将特有之处呈现出山寨化的罗列。第三，当地政府在进行文化空间规划和日常管理中，应该着重发挥社会团体和商家的本能，赋予商业文化创新空间，从而增加区域文化的资本。第四，城市规划应当考虑和平衡各方意见，赋予各方代表空间表达的权利。
理解商业文化空间有许多认识论，如结构主义、超有机体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些实际上都体现着文化的价值取向。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重视观察各种各样的商业空间形式（表层结构）背后的深层机制（深层结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通常采用结构主义的认识论，发掘出资本逐利的深层动机导致商业倾向于消费力强的地区分布。超有机体主义的分析方法重视解释各类亚商业文化空间（如怀旧商业空间、节庆商业文化空间、历史商业文化空间等）与国家文化空间格局之间彼此的文化认同关系。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方法则强调商业文化空间的创新活力。上述三种研究商业文化空间的认识论都可以从人的本性中找到文化的机制，从而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各种商业空间安置的行为中，是否体现了人性中好的商业文化精神，如敬业、诚信、创新、厚德等。本书主体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但是也穿插着结构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方法，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经济背景之下，商业空间的深层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导致变化的源头或许来自政府，或许来自民众。我们期待着来自民众的力量成为城市商业文化空间的积极因素和无穷的创造力。
本书是一个对城市商业空间的积极探索，其中的案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分析商业空间的地理学方法。我作为笔者，期待读者对本书多种形式的反馈，从而推进我们在此领域的探索。周尚意1重构下的中国城市空间——文化空间生产问题1.1中国城市空间演替过程中遭遇到的文化困惑
中国当代社会正处在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城市化历史过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化发展与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空间正处于无可比拟的重构过程之中。
本书以北京市为范例，铺展呈现近10年来随着城市改造的持续进行，城市规模迅速扩展，城市建成区的实体空间范围“无喘息”式地飞速拓展，从而引发建成区土地利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在某种形式上间接带动了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随之变迁。由此，产生了城市社会文化的演替，诱发出不少问题和冲突。1.1.1 城市商业空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
一个区域，或者说一个城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日积月累、沉淀形成一套属于本区域的完整的文化价值体系。它们为当地提供生活规范、德行操守，撑起社会的伦理关系，深刻地影响着当地政治、经济的制度建设和政策施行。这种文化价值理念是城镇居民的精神家园，千百年来，在稳定心灵家园、促成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积极且重要的作用。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在任何城市的规划构思、物质环境建设趋同于高度发达的信息化时代，唯有城市文化是独立耀眼的，是任何其他城市所不能效仿的资源。因为，城市文化反映的是这个城市自身的内涵与深层次追求，并能充分体现公众的自身价值，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标志特征。唯有具有显著特色的城市才能在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显现出其强劲的发展动力。因此，城市文化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积极、深远的作用。对于代表城市形象的城市典型公开空间的塑造来说，城市文化内涵塑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城市空间是城市文化的载体，营造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对于城市文化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这一层面有着非常明确的作用。
第一，营造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城市空间有利于增强城市内部的凝聚力。塑造居民熟悉又能够代表城市自身形象的城市内部公共空间，有利于增强居民内心的归属感，促使其产生主人翁意识，从而促进内部居民的团结，增强内部凝聚力。
第二，营造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城市空间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很多城市为加快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招商引资来加快城市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有形资产的发展，对城市文化的经济性认识不足。
据有关研究显示，国内外投资者对城市的第一印象首推城市地方文化特色。城市的地方文化特色越鲜明，对各类投资者的吸引力就越大。因具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而发展旅游业，成为城市经济主要收入的城市不胜枚举。例如，山西平遥——一个仅拥有4.2万人的小县城，在时下为发展商业肆意肢解、毁坏众多文化古城的现象中，却被相对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并于1997年12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近年来，平遥古城以城市历史文化特色为立足点，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开发过程中大力发展旅游业，使其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主体。
第三，营造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有利于提升城市竞争力。城市文化建设对于提升城市竞争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四，营造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城市空间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要求与其自然环境发展相适应，与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相协调，是一个健康、自立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是人的行为活动，它让整个城市充满生机和活力，让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处于不间断的变化与发展之列。只有营造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才能吸引公众的参与，形成一个积极活跃、健康向上的城市文化氛围。
代表城市公共空间的可以是居住空间，也可以是商业空间。我们今天所说的城市公共空间，再也无法脱离于商业消费而独立存在。繁荣的公共空间，必然需要多元、丰富的商业空间作为依托，消费赢利目的的有效实现也必须依赖于具有无穷引力的公共空间，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在城市的商业空间中，商业区作为城市商业文化的代表，标志出商业区为其他区域服务的文化符号，反映出城市的商业精神，从而使得城市成为各司其职、各显其能的有机整体。在商业空间之中，渗透关联出商业区具体的文化精神与城市抽象的文化精神。例如，爱国、包容、创新、厚德的北京精神可以充分体现在商业区的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上，更可以落实在景观规划上。随着商业空间的不断发展，商业空间与城市的文化精神会持续融合，成为城市文化的代表性空间。
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有一个与自身匹配的经典商业文化街区，来负责代言整个城市文化。例如，香港咸云街与德己立街之间有着一条短小的用鹅卵石铺成的街巷——兰桂坊，它是香港年轻人聚会的圣地。它与“东方明珠”的寓意一样璀璨，背靠祖国、面朝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骄傲，如开屏一般优雅地诠释着香港的传统节日，同时又旗帜鲜明地呈现出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融之地的国际大都会那不一般的包容性。再如，北京后海，那曾是久负盛名的老北京消夏、游玩的场所，蕴藏着古都北京800多年以来最为深沉的生活与文化，它是千年古都厚重的历史缩影。还有，上海新天地，以其近代建筑标志性石库门建筑为基础，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老城记忆超越时空相聚在同一空间，如今，它也成为极具国际知名度的休闲娱乐场所，是上海海派文化的集中展示场地。法国巴黎最繁华热闹、最具代表性的香榭丽舍大街，已成为法国政治、经济和历史的代言者，它向世界人民呈现出法国的全部色彩。这条大街四周林立着各式现代建筑——商店、公司，尽显法国人独有的欧式浪漫与繁华。从银行、保险、时装、娱乐到文物古玩以及花卉、报刊摊位，各行业在此聚集，可谓应有尽有。另外，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还有著名的大皇宫、小皇宫与协和广场。大小皇宫皆是法国建筑艺术成就的代表，其文化艺术展览为香榭丽舍大街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不仅商业气氛浓厚，更让人们直观感受到来自法国人独有的悠闲、轻松和浪漫美感，这里也是法国人大型集会、庆典的举办地。例如，每年7月14日的法国国庆日，政府都要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隆重的阅兵式。1.1.2 城市商业文化空间重构产生的难题
在中国，城市历史文化空间与商业空间之间，似乎存在明显对立的矛盾关系。所以，在一系列的城市空间问题中，二者之间所产生的冲突引起了各方的参与讨论。一方面，许多代表着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文化空间”被改造成城市的商业空间。例如：上海新天地、南京1912酒吧街、北京什刹海等地区（张京祥等，2009）；另一方面，不少已成型的商业中心也在打造和追求自己的文化符号。商业空间不断给自身加诸文化附加值的趋势正在全国范围内蔓延。这类空间变化，虽为中国城市带来了经济上的大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城市政策领域，城市和城镇化过程中的文化建设都被提到了新的政策高度，文化建设逐步渗透到城镇化的建设当中。文化建设是中共十八大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和推动力量。缺少文化的城镇化，是失衡的、不完整的；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即便一时拼得经济上升，最终也不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新型城镇化除了是绿色、健康、集约的城镇化，还应该融入文化脉络、植入文化基因、延续着乡愁的特色城镇化。
2013年12月，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城镇建设中，要提高历史文物的保护力度，在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的前提下，融入一些现代元素。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指导全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这份规划中确立了城镇化的几个基本原则，强调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本、公平共享，要注重文化传承、彰显特色，并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要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着重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城市不仅是一个区域和一个国家现代化物质建设程度的象征，更是一个区域文明、历史和文化发展程度的象征。
然而，目前在中国能真正称得上具有“文化”内涵的城市实在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不是因为城市历史短暂，城市缺乏历史文化，而是不善于挖掘城市的文化内涵，不寻找城市的文化元素。由此，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深入探究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未来优化的动力与支撑机制，对优化的思路和主攻方向做出战略部署，具有重要的社会应用价值。研究可以应用于指导和影响城镇化过程中的文化建设发展。
在实际操作的层面，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应思考如何对城市传统文化空间进行维护、更新和发挥。还应考虑如何在创建新的城市文化空间和城市空间演替过程中，振兴此地域的经济，在保持平衡的同时呈现出城市原本具有的历史文化及其底蕴色彩。对于普通市民而言，面对自己祖辈居住的此片土地正在上演剧烈的变迁，是否应该为这一新的历史机遇做出相应奉献？对于城市规划者而言，应当考虑如何权衡城市的新旧空间演替，如何权衡来自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如何达成相互之间的平衡。城市各利益团体在演替过程中各自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它们将会合力打造怎样的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些都是在城市文化空间演替过程中不断涌现的令人迷惑又期待的着力点。本书以城市商业文化空间演替为例，分析城市社会文化空间的演替动力—演替过程—演替结果，为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城市规划与城市管理者提供部分建议。
在学术领域，近10年来，城市文化议题逐渐步入中国的学术领域内，城市文化空间的议题作为其中最为主要的部分之一屡次被推至前台。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乡规划学、建筑学、历史学被相继纳入此部分，试图提出基于本学科基础上的学科性解答。另外，西方现代城市的推动发展早于中国城市近一个世纪，其所积累的文化空间方面的实践经验遥遥领先于中国。本书将以文化地理学为根基知识体系，理性摆入西方学术界的理论知识进行批判吸收，以此来审视中国城市在实践中的得与失，为中国的城市发展给予相对解读。
本书所涉及的商业空间研究，是目前城市商业空间研究中的一部分，从物质形式上来看，它涉及的是由零售、餐饮、娱乐休闲等服务构成的城市商业街区；从社会文化上来看，它涉及城市商业与城市文化互动的部分。商业空间研究这部分，正是城市文化研究所密切关注、与城市公共空间互动的部分，也是城市文化传承和表达的重要场所。因此，将其统称为商业文化空间研究。1.2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书将在第2章中呈现国内外各个学科对于城市商业空间、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商业文化空间的研究是一个涉及多个学科的问题。本书会针对读者对于商业空间、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稍作介绍。在这些介绍的基础上，明晰研究的源起、学科的基础和研究的意义所在。
梳理了研究现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需要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来剖析近年来作为城市文化空间的商业空间的演替。针对目前的城市商业文化空间的各种实践，对其机制进行解释、批判，并建构新的城市商业文化空间的生产机制。因此，第3章是理论的建构部分。本书结合了空间生产理论、结构主义、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特征，明确了解析当代城市商业文化空间演替新的理论框架、理论系统。读者在此可以了解到空间生产理论的核心概念，以及如何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本地化来分析中国城市的文化空间问题。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明确研究所持的立场，即建设社会主义的城市文化空间，明确具体的研究方法。
本书的第4章是宏观背景：论述中国的商业空间与城市文化空间的关系，论述中国古代历史上商业空间演替的趋势化。定位这样的一个研究背景，相信针对北京地区的研究在这一模式下会更具有意义。
本书的第5—7章是以北京商业街区为案例来具体分析。
第5章——宏观层次：论述了北京商业空间演替的宏观格局，商业空间的经济基础，商业空间文化演替的宏观格局。
第6章——中观层次：论述了三种类型的城市历史商业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这三种类型是在城市历史商业区上形成的历史文化商业空间，在城市历史居住空间上形成的商业空间，在城市历史商业空间上形成的现代商业空间。探索其利用历史元素和现代城市空间实践进行的空间生产过程，以及对城市文化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影响。
第7章——微观层次：空间生产的实践除了经济结构的力量之外，还来源于人们的态度。以典型的商业街区为例，从微观层面观察各类行动者在商业街区所在社区层面的空间生产中所处的位置与扮演的角色。
本书的第8章解释、融合了从宏观到微观空间生产的过程。通过对城市文化空间政策的批判来获取经验教训，并提出建议，最后建构一个有利于城市文化发展的文化空间的规划体系。1.3研究特色与创新
首先，本书力求一定的实用性，在政策建议方面有所创新。本书切入到两个问题，一是城市文化建设，二是城市商业发展。目前大多数研究关注商业空间与城市文化的密切关联，专门以当代城市商业空间为案例去论述城市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专著并不多。此外，目前关于中国城市文化和城市空间的研究视角和政策建议都比较宏观。本书的内容将以中观和微观视角，对当代城市商业文化空间进行深度分析。本书将着力思考如何实现社区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以期为城市规划者、城市管理者提供参考。
其次，本书力图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在中国的城市空间研究中，实际运用西方的结构主义和结构化方法论及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目前的理论研究是有益的补充。以近10年北京市的城市商业文化空间演替为例，对其进行深度剖析，解析中国城市文化及空间建设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城市空间理论层面，建立社会文化空间从宏观到微观的分析框架，探索其演替的规律和机制；探索空间在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中的重要性。这将对目前国内城市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中较少涉猎的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理论进行补充。
本书在结构体系方面，考虑到横纵结合，在概述中国城市商业文化空间的演替特点之后，以北京市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在分析北京市商业文化空间的过程中，兼顾了宏观尺度（城市尺度）、中观尺度（城区尺度）、微观尺度（街区尺度）。本书以举例方式进行理论阐述，详细论述从理论建构到方法实施的过程，希望能够给初涉此研究领域的学生做出良好的示范，形成一个与学者自由探讨的平台；同时，本书也为城市规划者、城市管理者提供参考，促进大众对当代中国城市文化变迁的理解与思考。2多学科参与其中进行解析与实践
笔者主要以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商业文化空间。所以，将启用人文地理学内部的研究作为基础来进行梳理，其他学科进行辅助参考。
在人文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主要基于三部分相关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对城市内部空间的研究、对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以及对商业文化空间的研究。2.1国内外城市空间演替研究
城市空间演替的研究，涉及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所涉及的学科和领域非常多。这里，主要从空间和时间的角度来综述研究，涉及地理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2.1.1 当代城市空间演替研究
在中国城市地理学方向的研究中，城市空间结构、城镇体系以及城市带、城市化部分总是研究领域的重点，但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人本化等新型研究趋势的影响之下，城市社会空间研究逐渐从实体空间转向社会文化空间等非物质实体空间，研究的关注点也从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的合理配置方面转向人类社会文化的空间表现部分。以科学主义为主导、重视自然人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方向，正在向以人本主义为主导、重视社会人与社会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转移。
早在2009年12月，笔者曾用“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两个关键词在中国期刊网搜索了相关的地理学学术论文。发现相较之下，对于城市社会空间部分的分析比重明显高于对城市文化空间部分的分析。在研究内容方面，国内的城市社会空间主要集中在转型中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社会生活空间与行为空间、人口迁移、城市贫困、老年人问题、犯罪空间等方面（Cai,2008）。
在方法论方面，国内最早对城市社会文化空间的研究是从对城市空间分析的经验主义研究开始的，近年来，大多数研究也是延续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运用定量方法和大型数据来进行空间分析，对小区域（譬如以社区为单元）的研究比较少（冯建等，2008）。另外，一部分研究开始尝试对城市社会空间形成演替背后的制度因素进行深入的阐述（张京祥等，2008）。在方法论指导下的经验性研究相当稀缺。
对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力度，主要源于文化地理学学者对其的投入。在研究内容方面，近年来，国内的文化地理对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向：一是对文化特征、文化景观、文化区分布刻画的研究。可以说，文化地理学在这一方向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方法。二是着重于空间与文化营造关系的探讨，譬如对城市内部文化生产场所和社区的研究（李蕾蕾等，2005；周尚意，2006）。与社会地理学的研究相比，方法论意识也更为明确，所采取的研究对象更偏向于小区域的定性研究。
在人文地理学学科之外，有关城市文化空间部分的讨论并不亚于文化地理学。比如《城市文化资本论》一书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对城市空间演替和城市文化进行了探讨（张鸿雁，2010）；包亚明（2014）对城市消费文化空间与后现代社会进行了研究。关于城镇文化空间的实践案例分析也出现在遗产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研究中（马凌，2006；沈惠萍，2005），这些研究也同步指出了中国城市目前在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中所出现的众多问题，只是，没有对其背后的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2.1.2 城市历史文化空间研究
所以，历史学对中国城市空间的研究是研究当代城市文化空间的重要参考。其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只有了解城市文化空间的历史层累和历史记忆，才能有效地解析出城市空间的文化符号。此外，历史学对于城市文化空间变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也非常值得当代城市文化空间演替研究借鉴。历史学对于城市社会文化的研究隶属于城市历史研究，与地理学存在紧密联系。伴随城市史研究的推进，由城市史进入研究的学科角度逐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根据《中国城市历史研究综述》一文的归纳（熊月之等，2008），对城市文化空间有参考价值的城市历史研究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是城市文化史研究。近几年，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出自于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都市文化研究》系列，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主办的《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专辑，多以上海城市文化史、城市社会史为主题内容。此外，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针对明清的城市文化与生活研究的重点课题也有相关研究，内容以明清城市文化与生活为主题。
有关明清时期的城市研究，在古代城市文化研究中一直处于热点领域。其中，城市公共空间与大众娱乐研究，是当下学术界集中关注的两个重要课题。当今的城市公共空间研究，更注重研究空间与政治、社会、文化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空间不再仅仅是事件活动发生的背景，它本身就是一个文本，反映出社会关系、社会阶层、社会竞争、文化传统等多重因素的互相作用，是共同累积、碰撞而成的历史文化形态。大众娱乐研究的兴起，促使研究者把关注的焦点由精英人物的体系化思想转向大众的生活形态和情感体验，转向大众的文化空间，以此作为分析城市文化认同、城市文化记忆、城市集体记忆的依据。例如，《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王笛，2006）一书中，以“街头文化”来代表在街头所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和活动，其范围包括城市和街道的外貌、街头巷尾民间艺人的表演、集体的庆祝仪式、下层民众在街头谋生的方法等，乃至街头有直接关联的店铺、茶馆和其他公共场所。借由分析街头这一大众文化空间的建构，揭示了社会改良者和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公共空间的使用，来改造大众文化以及下层民众对这种变革的反应，剖析了街头文化空间的权力政治过程。
第二是城市社会史研究。城市社会史研究是城市史研究最为重要的内容。城市经济、城市生产方式、城市社会研究是城市社会文化产生的基础，城市历史文化空间的研究难以脱离其经济社会背景而独自存在。明清时期的城市经济社会史是目前学术界最为关注的热点领域，这为研究者了解中国古代商业空间的形成、变迁及其文化意义提供了基础。
第三是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和古都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对于城市的形成、城市文化发生的背景探索都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这一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出自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对于北京都城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他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撰写的《历史上的北京城》两本专著，是了解北京城市起源、城市空间格局变化乃至城市商业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资料。
第四是城镇体系研究。研究围绕历史城镇的发展概况、经济形态、社会形态三部分来展开论述，包括城镇的发展过程、基本类型、区域体系与特点、人口规模与居民结构、公共事业与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该类型的研究是城市内部历史空间研究的背景资料，城市在区域体系中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内部社会文化变迁的特征。
第五是城市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城市史学的发展道路，立足于本国城市历史发展的实践和本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主动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与方法，构建中国的城市史学理论体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史学对于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借鉴。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西方史学界兴起了“新文化史”的研究热潮。新文化史在内容上注重“心态透视”“语言功能”和“话语分析”，重视“大众文化”和“边缘文化”研究；在方法上“热衷于文化叙事”“强调史学的‘文学性’”。在史料选用方面，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在重视方志、档案、正史等历史文献的同时，也关注野史、笔记以及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资料（梁景和，2005）。参照新文化史的研究思路，考察城市文化史也可采用跨学科的理论视野，对历史文本的叙事模式进行微观探究，从方志、游记、档案甚至新闻逸事等多样化的史料中揭示城市文化的内涵与意义。这对于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空间演替的研究方法来说也是一种参考。
其中，与本书研究比较相关的有：在城市文化史方面，宏观的研究如《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刘凤云，2001）一书勾勒了明清时期城市文化空间的特征，微观的研究如《北京的文化名片——什刹海》（王粤，2010）和《北京西城文化史》（傅华，2010）等当代城市史志书籍。在城市经济史方面，《北京古代经济史》（孙健，1996）一书论述了北京古代城市的经济状况，《北京的商业街和老字号》（王永斌，1999）一书专门论述了北京老字号和商街的发展，刘小萌（2010）对北京铺户进行了研究，这些都是本书的重要参考。在城市社会史方面，《北京城市生活史》（吴建雍等，1997）、《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赵世瑜，2006）和《北京与江户：17—18世纪的城市空间》（刘凤云，2012）等专著均涉及了北京商业空间历史的研究。
历史学对当代城市社会文化空间的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首先，了解城市空间的历史背景，评估历史价值，剖析其文化意义，为当代的城市规划、城市管理提供有用的咨询意见。其次，历史是验证理论的场地，利用历史资料可以剖析出以往的社会组织、经济生活、人口互动的社会演替的相互作用过程，甚至可以研究出历史文化空间的生产过程。最后，方法和理论的借鉴。本书对于城市历史学研究的借鉴基于以下三点：首先，通过历史研究来评价城市商业街区的历史文化价值。这对于城市历史文化的定位、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其次，通过历史研究了解城市商业空间历史过程中文化意义的变化，掌握历史上的文化空间变迁模式与现当代的差别，为当代的文化空间演替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最后，参考历史研究对空间变迁演替过程分析的方法与理论。2.2国内外城市商业文化空间研究2.2.1 国内商业文化空间研究
城市商业文化空间的演替与城市商业空间结构和功能的变化紧密相关，因此，商业空间研究是商业文化空间的基础。国内商业地理部分的研究比较集中在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分析上。除了利用中心地理论来研究城市的商业空间格局之外（仵宗卿等，2001；周尚意等，2009），还出现了新的研究手段和研究内容，有的从消费者的行为出发，分析城市商业结构的成因（陈秀欣等，2009；柴彦威等，2008），还有的则是讨论了人口布局与城市商业空间的互动关系（薛领等，2005；周尚意等，2003）。国内地理学的研究也逐渐关注到了城市商业的休闲化趋势，例如对城市休憩空间的研究（保继刚等，2002）。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也逐渐开展了一些关于商业空间和文化空间互动的地理学研究，保继刚等（2004）探讨了旅游城镇的商业化问题；谌丽等（2010）探讨了北京什刹海商业空间的演替；林耿等（2011）对广州酒吧空间进行了研究，并初步探讨了地方认同与消费空间的关系。
国内社会科学界学者对于商业街区的关心更甚于地理学界，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分析其内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的关系。在城市商业文化空间的研究中，出现了在西方城市研究理论的指导下，对特定文化空间及其演替分析的研究趋向。譬如包亚明（2006）利用空间生产的理论分析上海新天地消费文化与现代城市空间生产的关系，沈晖（2008）、许荣（2007）分析了消费阶层、阶层认同与场所的关系。与其他学科的学者相比，他们的角度更倾向于关注对空间的社会分析。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界也关注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空间的生产（王苑等，2009），譬如有几项研究是探讨重庆磁器口传统商业区变化背后的“消费文化”（肖长耀，2008；杨宇振等，2009）。2.2.2 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就“现代”城市而言，西方国家的“历史”可以说比中国要悠久，当然其社会发展阶段也与中国不属于同一阶段。在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实体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那时，西方城市就已经转向后现代城市阶段，其相关研究也自然更加侧重城市内部“软性”空间的变化与建设。因此，西方城市地理学研究领域的社会理论倾向是非常明显的，与传统的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研究、城市实体空间研究相比，城市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占据更为主要的研究位置。在此类研究取向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就发生在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西方地理学中的“文化”转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地理学中的实证主义方法论遭遇人文主义地理学和激进地理学势力的挑战，从而形成了当时两股主要的新型潮流。人文主义地理学派认为，社会空间并非客观物质形成，而是通过主观概念形成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派试图挑战实证主义的“数学”, “客观”地强调研究者、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的重要性，从而强调人们了解世界的主观性。激进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空间是社会力量的产物，应观察不同的社会群体如何利用不同的方式来组织空间，以及社会差异如何导致社会空间的不平等。这些思潮的涌现，使人文地理学对于空间和社会的理解被重新定义。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文化与社会类别（阶层、性别、性和种族等），都被认为是由社会建构的，是动态的（Valentine,2001）。伴随着西方人文地理在研究概念、研究方法论方面的革新，对文化空间的研究得到了重视。
在上述潮流的引导下，西方新文化地理学借鉴了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概念与研究方法，开始对城市文化进行深入关注（Mitchell,2000），进而影响了城市社会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在此之前，社会文化地理学更多将关注点置于城市整体的社会空间分布与结构，多用定量方法描述和刻画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如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总结城市各种社会空间的结构模型。在新文化地理学崛起之后，社会文化地理学关注的则是不同类型的人是如何建构社会文化空间的，着重于关注人的主观世界。譬如，此时期的社会文化地理学探讨文化认同与社会关系在特定区域中是如何建构的，探讨空间的（社会文化）含义。研究者的关注对象更多地从城市整体转移到城市内部不同的社区和场所，并采用或定性或定量的方法来重点标注“某类型”社会文化空间的形成过程和机制，并将其与社会、政治、文化形成挂钩。在方法论方面，大量的哲学方法论，如马克思结构主义、结构化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被应用在社会文化空间的研究上，从而引起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使得城市空间转化背后的机制能够得到深度分析。2.2.3 西方商业（消费）地理学研究的趋势
近年来，西方传统的商业地理学被进行了重新的整合从而构成了消费地理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消费地理学的研究主要有：对零售与超级市场区位调整与重构进行了理论分析（Crewe et al,1992），对购物中心、世界博览会这些特定的新兴消费场所进行了研究（Goss,1993; Hopkins,1992），以及对电视购物、车厢销售等新销售方式的研究（Davies et al,1988; Gregson et al,1994）等。由于西方社会消费文化研究和消费市场研究的兴起，以及地理学科中社会文化地理学对消费现象的集中关注，近年来西方消费地理学的发展已经不局限于对区位理论的探讨，超越了传统地理学对于经济与文化的划分。
西方消费地理学开始大量聚焦讨论消费社会中的社会文化与空间的关系，并且从对一般性区位理论的研究转化到对特定消费场所的分析上（彼得·杰克逊等，2003），与此同时，社会文化地理学也在逐步进入这一传统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西方消费地理学也从此不再把消费看成一个简单的经济活动，而是将整个消费过程视为社会文化生产的一部分，给予了充分关注。譬如戴维·哈维（Harvey,1985）的著作将消费文化视作资本主义生产利润维系在一定水平的手段；沙朗·佐京（Zukin,1991）的《权力地景：从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则论及了景观的生产与消费方式，她针对中产阶级化（社会变迁）与餐厅烹调风格（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彼得·杰克逊等（2003）将近年来消费地理学的进展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关注的是消费的空间模式——如何通过消费场所构建起消费的社会关系模型。如斯内夫特对中产阶级化的消费景象——乡间别墅消费与装饰进行研究，透析了新兴中产阶级如何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或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第二类是消费链——对复合型消费场所的研究，如时间地理学进行生活方式与商品的研究，以及对全球食物商品链的研究呈现。第三类是空间与地方的研究。这一领域不约而同地将消费场所的象征性或文化性列入了重要思考。这类研究关注消费者在体会购物空间、商家设计产品风格、媒体再现购物空间和消费场所之时，消费认同是如何被建构所成的。与此同时，商业（消费）空间的营造也创造了地方模式，改变了地方格局。至此，第一类研究和第三类研究显然更为关注消费地理学的“社会文化”属性，试图将商业（消费）空间与消费文化、城市文化拟建在一起，如彼得·杰克逊等人（Jackson et al,1995）对消费和认同的研究，与本书更为密切相关。
迈克·克朗（2003）在《文化地理学》一书的第8章中提到，文化地理学中消费地理的研究趋势与杰克逊的总结相同。他认为文化地理学在消费地理方面的研究主要在于对特定商业空间（销售的情景环境）的讨论。例如，对传统市场、国际商品交易会、大型购物中心（Shopping Mall）、城市更新中商品化的空间等商业空间的研究。文化地理学中对此类空间进行研究主要是为了揭示其空间的文化含义（人类生活的意义），及其商业文化空间演替过程的动力机制。集中研究的同时，也对某些生产空间转化为消费空间的过程进行了探索，并在过程中标注某一特定空间的含义是如何发生了改变。
因而，无论是在社会文化地理学领域，还是在本书所要呈现的商业文化空间研究的部分领域，都显示出国内外文化地理学界对于城市社会文化空间的关注正在日益增加，进一步关注理论的植入和方法论的深入。与国内的文化地理学研究相比，西方文化地理学具有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丰富的理论知识有助于人们重新去认识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的演替，将演替中所显现的实践问题进行思考与探讨，并总结出相应对策。2.3国内外文化空间政策研究
学术界的理论研究和实例研究如果能转化为社会实践中的政策建议，就会使研究更有意义。与空间有关的文化问题的政策研究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源于实践问题，如目前大量涌现的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商业开发与保护问题这一典型存在。第二个方面源于理论研究之上，很多学者希望从理论方面能够提升出一些空间策略，有助于城市的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和城市风貌管理。第三个方面则是取两者之力进行有效结合。2.3.1 西方文化空间政策的关注点
西方城市文化空间的政策变革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最早具备成型的政策体系是城市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政策，但只进行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存在资金困难，因此，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更新（规划）政策应运而生。此后，西方更加注重培育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刺激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注重城市文化营销的文化政策。所以，到现阶段，城市文化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社区文化的培养、城市资本的积累，成为西方城市文化规划更为重视的部分。
早期的规划思想相对重视经济利益，以追求土地最高最好的使用为方向。20世纪70年代，城市规划理论拨开迷雾，对城市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进行批判（吴志强，2000）。一直以来，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的问题也困扰着西方城市（McClain,1987; Tiesdell, 1995），单纯的保护未必就能很好地做好文化的延续（Duvall,2003）。
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更新（规划）政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国家。以英国的具体情况来举例，英国很多城市都拥有大量维多利亚时期留下的建筑，这对于当时正在成长起来的城市新中产阶级意味着怀旧和文化品位。因此，英国政府结合文化活动、文化产业和文化设施的建设，进行了旧城的城市更新，希望经由此来成功改变地方面貌。文化主导下的城市更新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结合文化设施建设的城市更新；二是结合文化活动举办的城市更新；三是结合文化产业发展的城市更新。哈维认为，可以给城市带来经济和文化的好处有两点：第一是吸引新的投资，促进新的产业，特别是投资、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城市旅游业；第二是创造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市政荣誉（Civic Pride）和对地方的忠诚（Loyalty to Place）。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面临着城市传统文化空间与商业空间建设的冲突。这种文化导向的城市规划政策也产生了不少的问题。首先，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往往达不到其开始所设想的经济效益、地方产业的发展、当地居民就业率的提高。其次，有关于文化的认同问题。在通常的状况下，基于城市竞争和城市营销的出发点，文化政策主导下的城市更新更侧重于大型旗舰类文化项目（如博物馆、歌剧院）和文化消费空间的建设，这些项目能够较快地改善城市面貌，吸引大量的参观者。但是，由于这些项目通常是服务更大区域内的参观者，与当地居民生活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因而往往很难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同（黄鹤，2006）。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末期，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生产相继步入去工业化和后福特制阶段，与此对应的是文化产业、文化经济、地方营销开始蓬勃突展。这无非就是文化作为一种策略或者资本在经济领域中的运用（Zukin,1990；梁炳琨等，2004）。地方的文化表征、地方的营销、地方的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争取国际投资的一种手段（Wu,2003）。2.3.2 国内文化空间政策的关注点
在国内研究中，与城市文化空间联系最为直接的研究关键词就是“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街区”源于中国对于城市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实则是一系列对中国城市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政策。越来越多的城市人意识到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发展的独特文化资源与城市名片，也是彰显城市特色和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1986年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明确提出要建立“历史文化保护区”，这就是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由来。2002年10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所谓“历史（文化）街区”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起草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送审稿）中，将“历史文化街区”定义为城市中保留遗存较为丰富，能够比较完整真实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传统风貌或民族地方特色，存有较多文物古迹、近现代史迹和历史建筑，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地区。2005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的发布，使“历史城区”“历史地段”“历史文化街区”等成为中国名城保护体系的中观层面。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研究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现状与存在问题，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原则、机制与模式，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设计，历史文化街区的开发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涉及商业文化空间的问题。不少闻名的城市历史文化街区都是古代的“市”，是延续数百年的城市传统商业社区，而一些属于居住性质的历史文化街区，也经常被重构为城市商业休闲空间、旅游休闲空间进行再开发。
早期的历史文化街区的研究初步分析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问题。基本上，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功能分区不合理（李谷兰，2005）；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的矛盾（李勤，2007）；地域文化、传统社会网络、公众参与制度的缺失；调查研究的不足与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刘春凯，2009）。
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总结了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原则，这些保护原则主要有整体保护（杨佳，2009）、真实共存（朱直君，2010）、分级保护（李和平等，2010）、可持续发展（阮宇翔等，2002）、有机更新（武联等，2007）、小规模渐进式（吴丽佳，2005）、公众参与（郑利军等，2005）、原真性、风貌完整性、现实需求的适应性、生活延续性等原则。这些原则也是城市文化空间再生产可以参考的原则。
研究者还总结了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对策与建议。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机制上，佘龙（2006）提出，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二要建立历史文化遗产的修缮管理机制，三要建立历史环境的建设管理机制。李和平等（2006）通过对重庆市金刚碑历史街区的保护实例研究，从开发策略、保护观念、保护方式、保护过程等方面，探讨了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和控制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手段和方法。李勤等（2010）通过分析对比德国和中国在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方面的观念、态度和方法的不同，在学习德国先进的理论思想的基础上探索了适用于中国国情的街区保护方法，即保护历史街区，必须保护其整体的风貌环境、文化内涵、传统习俗以及现有的社会生活结构，并逐步改善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研究者逐步认识到，街区保护的首要目标不仅要保护街区风貌、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而且要维持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并且逐步建立起与之相对应的发展。
大量存在的关于历史文化街区的研究资料，为研究者和管理者提供了可以充分参考的基础资料、运作模式和实施意见。这些政策体系是在中国当前的国情基础下设计的，深具实用性，可以作为城市文化空间规划建设的重要参考。但是目前历史文化街区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第一，往往就事论事，针对问题解决问题，缺乏对问题的深入分析。缺乏历史纵向的考虑，缺乏针对城市全盘的思考，无法究其根源，只能根据表面现象片面定义。因此，经验无法推而广之。第二，缺乏理论支撑。没有理论的深入研究，就无法预判文化的发展趋势，更不可能对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做出正确判断并进行规划。政策建议往往停留在实体建设和规划开发层面，缺乏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缺乏从城市文化角度系统考虑问题的能力。如仅是停留在规划和管理层面，而不从文化或者城市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分析。第三，政策建议缺乏价值的判断。政府难以拿捏是以经济发展为优先还是以文化保护为优先，这往往导致所有的实施项目都很难逃脱商业化的影响，最终折损了文化保护的初衷。
除了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开发之外，参考和借鉴西方城市文化发展的政策，国内出现了城市文化战略规划、城市文化事业规划、城市文化产业规划、城市社区文化规划的研究，但是这些规划各自为政，缺乏整体性，在执行过程中对城市文化空间的管理所起的作用甚为有限。通过上文的总结不难看出，相比于西方国家丰厚的城市文化空间规划和管理政策积累，国内的相关政策研究积累相对较少，综合性也比较弱，对此现象，城市规划界的研究者们希望能够建立系统性的城市文化规划，从建筑风貌、文化活动、文化设施、文化产业等方面综合协调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这也是本书政策建议的着眼点所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