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年表读通中国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雷敦渊、杨士朋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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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年表读通中国史试读：

编辑说明

一、本书结合“历史年表”与“历史事件叙述”，在“有用”的查询功能之外，兼顾阅读历史“有趣”的一面。

二、全书上起远古，下迄民国，依朝代顺序分为十五章，每章前有一总说。

三、版面左、右两栏以“编年体”的方式呈现中国历史的时序；用年表贯穿全书，标示公元、朝代、帝王年号，大事栏位系以中国历史事件，包括朝代兴衰、帝王更替、战役、改革、政争、变乱、将相人物等。

四、版面中间两栏以“纪事本末体”的形式介绍每个朝代的重要历史，共列有二百二十余条，对事件的前因后果、发展脉络作完整的叙述。每一则的标题清楚，叙事明白，可与年表相呼应。

五、世界史重大事件在年表中直接与中国历史对照。

六、目次中依朝代详列各个历史事件的标题。

七、全书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表现中国历史长河的流动与演变，是一本方便查询、适合学生与一般大众阅读的中国历史工具书。北京人头盖骨1929年，裴文中找到首具头盖骨，震惊中外；1933年，裴文中又在北京人遗址附近发现山顶洞人；1936年，贾兰坡又连续发现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周口店遗址的考古前景真是一片看好。龙山文化 薄胎高柄陶杯龙山文化出现于黄河流域。1928年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发现。二里头文化青铜牌饰1959年，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附近发现新的考古遗址，后来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当中有许多陶器、石器、骨器和玉器，从类型和精致度可以得知农业、手工业都很发占卜龟甲正、反面比较图示商人重视祭祀，讲究尊敬祖先，是对万物都有信仰的自然崇拜；遇到需要抉择的事情时，商人会使用占卜，甲骨文是这个时期的记录文字。孔子讲学图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有政治抱负的人都可以主动去寻觅合适的君王来辅佐，发挥自己所代表的思想特色，更出现所谓的“九流十家”，是中国学术百家清 易水送别图出发当天，众人都到易水岸边饯行，高渐离击筑，荆轲配合着节拍，边走边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秦始皇像秦王政又下制说：“朕曾听说上古时代对天子只有号而没有谥，后来才出现在世时有号，死后再以生平事迹赋予谥。这样的话就变成儿子评价父亲，臣子议论先君的行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后世对秦代文物认识度最高的，当是临潼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王莽货币王莽废除了汉武帝时代开始使用的五铢钱，以及他先前下令铸造的错刀、契刀，而改用称为“宝货”的金、银、龟、贝、钱、布等六种货币。因为“刘”字拆开就是“卯、金、刀”，新朝已经建立了，怎能留下汉朝刘姓的象征呢？候风地动仪候风地动仪是以质地相当好的铜金属铸成，直径有八尺，外形像一座尊（酒器），还有篆文、山龟、鸟兽的装饰纹路。所有精密的机械零件和装置奥秘都隐藏在尊里，外表是看不出来的。我们只能看到候风地动仪的主体有八条口中含着铜丸的龙分别面对八方，底下有八只张开嘴的蟾蜍准备承接铜丸。如果发生地震，尊会受到震动，龙口的铜丸便掉下来落入蟾蜍的嘴里，发出激昂高亢的振动声，于是知道发生了地震。虽然其中一条龙受到震动掉下铜丸，但其他七座龙首不受影响，从铜丸自何座龙首掉下就能得知发生地震的方向。“亲晋胡王”铜印北方外族势力借机坐大，纷纷立国称帝，是为“五胡乱华”，更形成“五胡十六国”与晋朝对峙局面，最后发生“永嘉之祸”，导致西晋灭亡。唐 孙位绘《高逸图》（局部）。左为王戎，右为山涛，为“竹林七贤”中人这是一个世族政治的时代，并通过“九品中正制”的官员选拔方法来维持门阀的既得利益。士大夫不愿卷入黑暗的政治斗争，对名节礼法鄙夷，这时的学术思想由经学转为玄学，清谈成为风尚。“清谈”是指士大夫不谈俗事、不谈民生，可以抛开现实、远离政治、畅谈空无，“竹林七贤”就是其中的代表。云冈石窟佛像。位于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大明四年（460），魏开始在平城西武州塞凿云冈石窟，太和十八年（494）完成。南京鸡鸣寺（即梁朝时同泰寺）随着年龄增长，梁武帝越来越沉迷于佛教之中，常常发愿希望能代替众生承受种种苦难。他不但在同泰寺讲经说法，后来还曾舍身出家，百官捐了一亿万钱才将他赎回朝廷。武帝对佛教的态度已影响到他对政事的判断。隋文帝像由于隋文帝埋首建设，不但在当时厚植隋朝国力，还能造福后代，“开皇之治”的美称的确是名副其实。隋炀帝游幸江都图炀帝的龙舟仿佛水上宫殿，而陪同的文武百官在五品以上的乘坐楼船（多层还绘有纹饰的大船），九品以上的则乘坐另一种称为黄蔑的船。数万艘船下水航行，全长绵延二百《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景教碑记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来自大秦国的上德阿罗本带着经典抵达长安，太宗派宰臣（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在长安城外西郊迎接。阿罗本到了皇宫，除翻译经典唐 张萱绘《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天宝四载（745），唐玄宗终于册立杨玉环为贵妃。之后杨贵妃的亲属也靠着这层裙带关系，逐渐在朝廷内外取得权势；像贵妃的姊姊分别被封为韩国、虢国和秦国夫人，外戚杨钊得以在朝任官，还被玄宗赐名为杨国忠。后周世宗像后周世宗是五代难得一见的贤明皇帝，他努力拓展疆土，留心政事，赏罚分明，可惜英年早逝，心中怀抱的远大志向无法实现。由于继位的恭帝年仅七岁，后周的命运也迅速地走到关键的转捩点……五代 顾闳中绘 明人摹《韩熙载夜宴图》（局部）。此图真实描绘了南唐中书侍郎韩熙载夜宴宾客的情景十国当中，最为大家熟知的应该是南唐，而南唐的立国脱胎于它的前身吴国。吴王杨渭的称帝（吴惠帝）其实是受到权臣徐温的影响。徐温在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吴王杨溥顺义七年〔927〕）过世，权力由养子徐知诰继承。他在后晋高祖天福二年（吴睿帝杨溥天祚三年〔937〕）逼迫杨溥退位，改国号为齐。次年恢复本名为李昪，再改国号为唐。南唐就这样诞生了。陈桥驿遗址。位于河南开封市东北，为古驿站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三，大军出了开封城，当晚扎营于陈桥驿。深夜时分，一群与赵匡胤很亲近的军官开始鼓噪，并煽动说，恭帝年幼无知，此次出战，纵使拼死杀敌，也得不到谁来顾念他们的功劳，不如先拥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再出兵！赵匡胤弟弟赵光义和亲信赵普马上出面劝阻，但压制不住将士沸腾的情绪。最后，众人聚集在赵匡胤处，由赵光义叫醒了还在酒醉的赵匡胤，将黄袍披在他身上，于是将士们纷纷跪下磕头，并高呼万岁，请他回京即位。赵匡胤见此，便要求众人必须听从他的命令，否则就不愿意当他们的天子，全军官兵自然异口同声答应。记述靖康之难的福建鼓山石刻靖康元年（1126）八月，金国再次派大军南下……金兵在开封城烧杀掳掠后，便于靖康二年（1127）四月，挟持徽、钦宗父子与后妃、皇族、朝官等三千多人以及大量金银马可波罗东行图蒙古部族的草原经济是商品交换，元朝很少抑制商业活动，不仅陆路上可以与西域、中亚、西亚等国互相往来，海运方面也十分畅通。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便是在忽必烈时期来到中国的，回到欧洲之后，口述《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记述元朝的繁华景象。蒙古骑兵作战图蒙古帝国曾发动三次大规模的西征行动，铁蹄踏遍之处，不但让欧洲各国闻风丧胆，也将火药、印刷术传了过去，对于西方文明影响之大，自不待说。榜葛剌进麒麟图郑和下西洋的确完满地达成了成祖所赋予“宣扬国威”的任务，许多与中国久已失联或从未曾有过接触的国家，都因此重新建立起外交关系。使节来华，络绎不绝，有些国家抗倭图卷就在汪直海贼集团在东南沿海作乱时，一支纪律严明、精通战技的军队练成了，此即后人津津乐道的戚家军。这支军队基本上是由浙江义乌的矿工、农民组成的，主帅为抗倭名将戚继光。他因为见到义乌人的强悍而前往招募，结合理论与实战经验，传授战技，演练阵法，并配备优势火力，因而从嘉靖四十年（1561）开始便屡破倭寇，令其闻风丧胆，倭寇私下称之为“戚老虎”。马戛尔尼送给乾隆帝的腰刀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以向乾隆皇帝祝寿之名，派遣马戛尔尼使节团来华，其实是想趁机向清廷提出互派使节驻京、增开贸易口岸、拥有贸易据点等请求。乾隆原本很欢迎马戛尔尼等人的来访，但得知他们的真实目的后，就不大愉快了；加上双方又因为下跪问题而产生歧见，局面变得更僵。虽然后来乾隆准许马戛尔尼在晋见时使用单脚下跪的西方礼节，而不是中国的三跪九叩，但并没有答应他们的贸易要求。马戛尔尼等人只好失望而返，中国也丧失了一个与世界接轨的机会。清帝退位诏书1912年2月12日，六岁的宣统小皇帝在隆裕太后所颁布的《退位诏书》中宣布退位，结束了清朝在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

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传说时代与三皇五帝

中国夏朝出现之前，就是新石器时代，也被称之为传说时代，靠的是零星散落在各处的记载，抑或是出土的文物，来了解这个时代。据说这个时期三皇五帝已开始统御、教化百姓。伏羲氏教导民众结网捕鱼，发明八卦；神农氏除了尝遍百草，还发明耕种方法、教导百姓种田；燧人氏则发明钻木取火。此为三皇。

五帝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相传黄帝先是打败炎帝、再打败蚩尤，统一了中原各个部落，并前往泰山举行封禅，诏告天地，方成为天下的共主。黄帝教导人民生火煮饭，黄帝的嫔妃嫘祖教导人民养蚕取丝、制衣服，以御寒护体；还有仓颉造字。颛顼即位后，遵循黄帝的政策行事，并亲自祭祀天地、祖宗，禁止迷信占卜，并劝课农桑。

颛顼传位给帝喾，帝喾也是勤俭治国、仁爱百姓。帝喾死后，由大儿子挚继位。帝挚任用尧作为助手，由于帝挚认为自己无法妥善治理国家，后来就禅位给尧，因为身为助手的尧，以品德闻名天下，很多部落都拥戴他。尧继位后，勤于政事，晚年时则面临洪水泛滥的问题。

尧于是任命鲧来治水。不料，鲧花了九年时间，还没有成功，因此尧将之处死。后来尧禅让给以孝闻名的舜，舜接着处理尚未完成的水利问题。舜把治水的任务交代给鲧的儿子大禹。大禹改进他父亲的治水方法，将各部族的人团结起来，花了十三年的时间，终于解决水利问题。

这一时期的仁政，是后人理想中的乌托邦世界，事实真相为何，早已无可考据。传说毕竟不是信史，当然要给后人留下不断揣摩的空间，信史时代的我们，才能用始终遥不可及的对象，来激励自己！

“猿人”出现：人类文明的曙光

小时候可能有不少人会问自己的爸爸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爸妈大概会有各式各样的答案。如果年龄渐长，问问题的好奇心却依然不减的话，可能慢慢地就会开始改问像人类是哪里来的、人类究竟何时出现于地球、世界上“第一个人”到底是谁等等这类问题。无论是回答盘古还是亚当，终究是我国神话传说和西方古代宗教的说法；如果真要以科学的角度来看，目前仍无法提出最肯定的回答，但是已经可以缩小到一定的时间范围了。

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人类可不是一出现在地球上就发明了文字记录历史。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称为史前时代，只能借由历史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考古学等学问的辅助，加以推测当时的历史。目前的证据显示，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不会早于“显生宙——新生代——第三纪——上新世”（这是地质年代的分类，距今约五百三十万至一百八十万年）；世界各地的旧石器时代起点还有所差异，大致是以各地已出土化石的最早年代来推估。

照这样来看，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起点应随着“元谋人”（出土于云南省元谋县）的现身而从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开始算起，此时的地质年代进入了“更新世”（属“显生宙——新生代——第四纪”）。接着是“蓝田人”（出土于陕西省蓝田县，距今约一百万年）、“北京人”（出土于北京西南周口店，距今约七十万至二十万年）等等。随着各地猿人的出现和演化，中华文化也开始露出了曙光。

“北京人”、“山顶洞人”早就不见啦：出土与失踪经过

清末民初的时候，西方考古学者的研究触角伸向了丰饶的中国。有些学者对于传统上被中国人拿来用药的“龙骨”和“龙齿”很感兴趣，当他们发现龙骨原来就是生物化石之后，更是希望能从中找到人类的化石以了解演化的情形。民国七年（1918）春，瑞典学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前往北京西南周口店展开初次考察；三年后（1921）他的合作者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tto Zdansky）首次掘得人牙，但直到民国十五年（1926）他在瑞典整理化石标本时才发现，并由安特生在欢迎瑞典王储访华的大会上正式发表。列席的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当场为化石取了一个小名，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北京人”。

不过，只有几颗牙齿仍不足以完全说服世人。民国十六年（1927），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我国的地质调查所与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发掘北京人遗址，并于两年后在地质调查所下成立新生代研究室加以管理。历经中外多位学者主持后，民国十八年（1929）12月2日，我国学者裴文中找到首具头盖骨，震惊中外。人类的历史不但因此延长，也成为人类是由演化而来的重要证据。次年发现烧过的木炭、石块、骨头等遗迹，经化验确认为炭；再一年又发现许多石英碎片，经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Abbe Henri Breuil）考察，认为有人工打击过的痕迹。我们现在所知北京人已知用火、会敲击制造石器等信息，就是这样得来的。民国二十二年（1933），裴文中又在北京人遗址附近发现山顶洞人；民国二十五年（1936），我国学者贾兰坡又连续发现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周口店遗址的考古前景真是一片看好。

不料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爆发，考古工作于7月9日全面停止并撤回北平；不久北平陷落，但因化石保存于协和医学院，该院又属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有，美日双方又并未交战而暂时无安全顾虑。但到民国三十年（1941），美日关系日益紧张；11月底前后，美国开始撤退其侨民与驻军。在中美两国同意下，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装箱，随美国海军陆战队撤离，由美方暂代保管。12月5日，陆战队专用铁路列车驶向秦皇岛，准备登上预定在8日抵达的哈里逊总统号邮轮；没想到7日珍珠港事变爆发，列车旋即被日军截获，邮轮又搁浅在上海附近，化石自然没有被送上船。从此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下落不明……

丁村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代表

丁村人的化石出土于山西省汾河东岸。1953年、1954年、1975年均曾进行发掘，主要掘得相同地层的动物化石、丁村人的牙齿及孩童的顶骨。经过研究后发现，他们的牙齿与先前的北京人和以后的现代人都具有相同的特征。

从其他出土的动物化石中，可以推测先民们除了狩猎，也从汾河中捕捞渔获物作为食物；他们的石器虽然仍以摔砸和碰砸的方式制造，但步骤与石器的种类已渐渐地复杂化，也似乎表示在工具的使用上有开始分工的倾向。

长滨文化：台湾地区旧石器时代的代表文化

立足于今天中国大陆上人类的“旧石器时代”，大致与地质年代的“显生宙——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距今约一百八十万至一万年）相当，此时人类先民们的演化（文化）发展相当缓慢。因为他们必须全力维持生存温饱，并面对游荡各地且会带来生命威胁的动物，还有恶劣的天候。更新世的地球可不像现在一样维持着四季的区别，当时的地球处于冰期和间冰期之间；只要处于冰河时期，大地多被雪和冰覆盖，海平面也随着水的结冰而下降许多。

人类先民们为了要活下来，除了抵御严寒，还要追寻移动的动物以确保食物来源，这样的行动造成人类的大迁徙。最近一次的冰河期大致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时间相近，当时亚洲和美洲相连，亚洲的先民或许是因为追逐鹿群而到达美洲，成为美洲的原住民（距今约两万年），也就是许多人所称的印第安人。

大概就在那时候，大陆和台湾同样因为海平面下降而相连在一起，人类先民当中的一部分也迁居到了台湾，形成台湾地区旧石器时代的代表文化。1968年3月4日，台湾大学地质学系教授林朝棨在调查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的海蚀洞时，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以及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可能存在迹象；因此该年年底台大地质系和考古人类学系合组调查队，在林朝棨和宋文薰教授的率领下，于1969年1月4日确定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并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命名为长滨文化。

长滨文化约介于距今五万至五千年，出土的器物分为可由人类手掌持握的粗石制器、石质坚硬似刀形的细石制器，和作为捕鱼用途的骨角器。分析观察各器物的特性后，学者认为长滨文化源于大陆华南地区。由于长滨文化遗址没有人类化石出土，所以台湾地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就由后来出土于台南县境的“左镇人”作为代表了。

左镇人与网状文化：台湾地区的旧石器时代

在1971年至1978年之间，我国的学者和业余化石收藏者、日本学者，陆续采集、辨认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这些化石包含头部的顶骨、额骨、枕骨、牙齿等部分。由于其来源多为台南县左镇乡菜寮溪一带，因此命名为“左镇人”。“左镇人”和“长滨文化”分别为台湾地区旧石器时代人类与史前文化的代表，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呢？这实在很难完全确认。因为自长滨文化遗址出土的是石器和骨器，却没有人类化石，而采集到左镇人化石之处则是有人类化石，但没有其他器物；如果只从年代相近这点特征来看，的确不容易判断两者之间的关联。

除了长滨文化和左镇人之外，台湾其他各地也有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出现，但规模较前两者为小，或是仍有争议需要厘清。像“网形文化”（约分布在台湾西海岸中北部的丘陵台地，像苗栗县三义乡鲤鱼潭、大湖乡网形和伯公垄一带，可能距今约四万至一万年）、屏东县恒春镇“鹅銮鼻第二地点”遗址（1983年由台湾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李光周发现）、台东县成功镇马武窟溪北岸小马洞穴遗址（1987年由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黄士强和台东县政府礼俗文物课课长吴敦善发现，大致与长滨文化有关）等等。

虽然出土的证据并不丰富，但可以确认的是：自约距今五万年起，随着长滨文化和左镇人的出现，台湾地区的人类历史也就此展开了。

“北京人”与“山顶洞人”究竟哪里去了：一段追寻的过程

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北平西南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附近的山顶洞穴，我国学者裴文中（就是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带着一批技工开始新一年度的发掘。在这一年当中，陆续找到与北京人不同的人类化石，还伴随着动物化石、石器、骨器、角器、赤铁矿粉末等等遗物。

经过分析后大致认为，他们的生存时代约在距今二万年前，头骨特征与现代人已很相近，脑容量也增大了。除此之外，还有较先进的石器制造技术，可能用来缝制兽皮做成衣服的骨针，在兽牙、石珠和贝壳上穿孔当装饰物，以及可能作为染料和随葬用的赤铁矿粉末。从这些迹象可以发现，这个时代的人对于使用石器和骨器等工具更加熟练、更适应环境；而且已有多的心力和智慧注意到“爱美”、“死后的世界”等求生存之外的事，表示当时的人类可能开始有了“想像力”，人类的演化成就也更向前一步。由于他们和北京人的确不同，所以取了个新的名字：山顶洞人。

民国三十年（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随即接管美国设于华北的军事与民间机构，并立即派出军队、学者、侦探，在北平、天津、秦皇岛一带搜查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的下落，严刑逼问协和医学院的外籍职员，但没有公布任何结果。抗战胜利后，我国派学者李济赴日与盟军总部接洽追查也没有线索。随着两岸分治，中共和美国的报章媒体与多国学者为化石的下落打了多年笔战；接着有想要借此获取名利的美国商人、声称从先夫战利品内找到化石的神秘黑衣女士、临死前留下遗言的日本老兵等人陆续登场，但还是无法确认化石的下落。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也没有缺席，除展览北京人化石模型外，也宣示北京人的所有权应属于我国。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参与发掘的中外学者多已去世，化石依然音讯全无。这真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中，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化石究竟去哪里了？是被日军扔进海里？在日本？在大陆？在台湾？在美国？是埋在土里还是被某个不知名的收藏家把玩着？时至今日仍是未解之谜……

进入新石器时代：特点和遗址分布

随着冰河时期结束，自距今约一万年前（约公元前8000年前后）起，地质年代进入“显生宙——新生代——第四纪——全新世”直到今日（虽然近来有科学家以人类开始大规模改变地形、地貌为由，建议使用“人类世”一词，不过尚未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大约就在此时，人类也进入“新石器时代”，各地文化开始蓬勃发展。

新石器时代有何特别之处吗？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大致上仍受大自然环境牵制。他们以采集、狩猎、渔捞为生，花在求生存、找食物的时间很多，随时还要面对天灾，没有太多时间思考其他的事情。可是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找到驯养动物、种植食用作物的方法，畜牧、农耕逐渐兴起；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人类渐渐定居下来，开始影响甚至改变自然环境。人类先民除了改进原先的石器和骨器，还开始烧制陶器，进而使用玉器，后来又找到烧铸青铜器的方法。除此之外，无论是更紧密的社会组织，或是建筑、宗教、城市、文字方面等事物，都是在新石器时代萌芽，因此有人说它是“新石器革命”并不为过。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概况可说是今日人类社会的雏形。

如果再和其他世界古文明相比，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有其特点。古代的四大文明分别是古美索不达米亚（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中国。西亚一带的文明遗址倚靠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古埃及起源于尼罗河，古印度则与印度河有关，都是沿着大河两岸发展出来的大河文明。大家原本以为中华文化也是以大河（黄河）流域为起源发展的，可是随着考古遗迹不断出土，各地水域附近几乎都能找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和遗物，各聚落之间还有些关联，这才让人恍然大悟：原来中华文化的分布范围一开始就相当广泛，而且早有交流往来。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星罗棋布，难以一一说明，但大致可以作些简单的分类：

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

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

辽河流域：红山文化。

台湾地区：大坌坑文化、圆山文化等。

燧人氏是不是北京人：远古帝王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联

在中国的传说故事中，最常听到盘古、女娲、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创世神话和远古帝王的故事。其实传说的帝王还不只这些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最后两句：“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就是其中一例。

在结合大家熟悉的名字与故事，以及像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唐代司马贞的《补三皇本纪》等图书记载后，大致可以列出远古帝王的可能顺序。

第一人当然是盘古，之后应该是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五龙氏、燧人氏。

接着进入伏羲氏的世系。依序是太昊伏羲氏、女娲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皞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

再来是炎帝神农氏的世系。相传神农氏为姜姓，先后顺序为炎帝神农氏、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釐、帝哀、帝榆罔。神农氏的世系结束后就进入五帝时代了。

民国初年的疑古派学者，对这些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多抱持着怀疑、否定的态度。不过随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陆续出土，对于这些传说故事的看法也渐渐改变。如果认为远古时代确实有这些帝王，在位多少年，在位期间有哪些贡献政绩之类的，当然很难说是或不是。毕竟这些是传说故事，距离现在早就超过数千年了，要如何证明有没有这些人呢？

然而如果将这些帝王视为远古文化进展过程的缩影和代表，倒是相当合理的。比如使用火源的燧人氏不是和北京人很像吗？炼石补天的女娲氏似乎是母系社会的象征。用木头建筑房屋的有巢氏、教人渔猎畜牧的伏羲氏，以及教人种五谷和尝百草的神农氏，这些事迹不是可以和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会建筑房屋、会畜牧、会农耕的生活搭配在一起吗？由于先民们长年没有文字，只能口耳相传过去的事迹，久而久之多少会失真，直到文字发明并且能熟练地使用后，才将远古的事情追记下来成为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便是近现代考古学兴起前，历代的后人认识远古祖先们努力发展文化的依据。因此这些传说故事仍有它们的价值。

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很难懂：用电脑游戏来介绍

什么？觉得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很难懂？那也难怪了，二者都属于史前时代。史前时代没有文字，如果再去掉后人追记的传说，留下来的就只有严肃复杂的考古报告了。没有文字、没有故事，实在很难将当时发生的事情说清楚，自然不容易提起兴趣去了解！其实，不妨试着用知名的电脑游戏和电影来想像。不过游戏和电影毕竟不同于历史，可千万别混淆了！

玩过微软公司制作的“世纪帝国”（Age of Empires）吗？在它的第一代游戏里，各个古文明背景分成石器时代（Stone Age）、工具时代（Tool Age）、铜具时代（Bronze Age）和铁器时代（Iron Age）。石器时代和工具时代应该是刻意分开的，将两者合在一起才是我们熟知的新石器时代。为什么呢？游戏一开始时不是会先看到一个市镇中心和三个人吗？这代表新石器时代的聚落中心，是集会和讨论公共事务的地方；人类以此为中心向四方探索、扩张，渐渐发展出聚落的社会组织。

不过，从获取食物的方式来看，一开始的背景又像在旧石器时代，因为人类获得食物的方式是采集果实、狩猎动物、捕捞渔获，速度相当缓慢而且充满危险，这是旧石器时代人类获得食物的方法。大体上仍受制于自然的力量。

游戏里称要盖两个建筑（比如谷仓和仓库），才能从石器时代进入工具时代。到了工具时代可以盖马厩，虽然那是制造骑兵军事单位的地方，但也代表人类会饲养动物；可以盖农场，表示已经开展农业。人类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渐渐不再害怕挨饿受冻，也开始改变周遭地形、地貌。森林被砍伐以建筑各式房屋，聚落规模渐渐扩大，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密；盖了市场，显示有商业的需要，聚落之间互有往来。可是聚落的互动不只是和平贸易，也会有军事冲突，所以人类开始建筑城墙，建立同盟；部落、城市和国家就这样一步步地渐渐形成了。

台湾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当中原一带逐渐从传说时代走向夏朝时，台湾地区也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有芝山岩文化（台北市士林区芝山岩）、圆山文化（台北市士林区圆山）、洞角文化（南投县浊水溪中游北岸、集集大山西南）、牛骂头文化（台中县清水镇灵泉里牛骂头）、牛稠子文化（台南县仁德乡成功村车路墘）、垦丁文化（屏东县恒春半岛西侧垦丁一带）等。

此期的遗址多位于海岸低地或溪流台地。陶器上绘有细绳纹花纹，所以又称为（细）绳纹陶文化。各地文化之间也有不同的特色，像芝山岩文化中的制陶很发达，圆山文化的人类可能有拔牙风俗，牛稠子文化的石器出现来自澎湖的石材，垦丁文化有台湾地区目前最早的稻米栽培证据等。

“五帝”相继继位：中国逐渐从史前时代走向历史时代了

在上古传说时代的诸多帝王中，有三位圣德的君主，称为“三皇”。他们分别是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另一种见解认为，其中两位是伏羲氏和神农氏，但第三位则有燧人氏、女娲氏、黄帝、祝融等诸多说法。他们和后来的“五帝”合称“三皇五帝”，而三皇的德行与功劳又高于五帝。

相传神农氏的世系结束后，继位的君主依序是黄帝、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挚、帝尧（国号唐）、帝舜（国号虞）。固然多部古书的看法并不一致，但较常听到的是以当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汉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太史公书》（《史记》）时就采用这个说法，将他旅游各地的所见所闻，与《春秋》、《国语》等古书记载相配合，写下其中典雅精致的部分，以“五帝本纪”之名作为可信历史的起点。

司马迁既然写了五帝，为什么却没写三皇呢？因为三皇的事迹还带些神话色彩，比如伏羲和女娲有人首蛇身的形象，或是在位百余年等超越了人类寿命极限的说法。而五帝的形象和故事与常人相同，可信度也就提高了。

虽然今天的考古学尚无法为五帝时代提出较有力的佐证，但从周朝（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到汉朝以来的口碑与文献，都认为远古时的确有五帝。由此可知，在五帝时代，我国历史渐渐脱离沉默的考古遗址，以及奇异的传说故事，开始从史前时代走向历史时代了！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

夏朝·商朝

商是当时的部族之一，其首领商汤决定率众部向桀开战，终于推翻了夏朝，建立商朝。和夏朝一样，决定商朝命运的，是来自各个诸侯及部族的支持，所以商朝君王的最大责任就是随时保持继续成为共主的实力。然而，并非每位君主都是生来即是贤能的，例如：太甲便有被放逐与复位的经历。而自盘更迁殷之后，商朝的社会发展逐渐稳定；武丁在位期间，商朝国力便达到鼎盛；直至最后的君王帝辛，也就是纣王，因为连年用兵、广建宫室，才受到诸侯王姬发的举兵讨伐而结束国祚。

商人重视祭祀，讲究尊敬祖先，是对万物都有信仰的自然崇拜；遇到需要抉择的事情时，商人会使用占卜，甲骨文是这个时期的记录文字，工艺作品则是青铜器。

夏朝的国祚自公元前约2183年（？）至公元前约1751年（？），起自禹，终于桀；商朝的国祚自公元前约1751年（？）至公元前约1111年（？），起自商汤，终于商纣王。夏朝首都不固定，但大致都在现今河南省；商朝首都先是定于亳，后经多次迁徙，最后一个君主纣王则是立都朝歌（位于河南省）。

从“禅让”到“家天下”：夏朝开国过程

大家对大禹的认识，除了为治水而过家门不入之外，还有禅让的故事：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传贤而不传子，成为后世的佳话。然而尧、舜可不是光听到舜、禹有才能，就将天子之位“禅让”给他们。

类似尧在禅让给舜之前经过的程序，舜即位后任命禹、皋陶、益、契（商朝的始祖）、弃（周朝的始祖）等二十二人担任官职以辅佐舜。其中任命禹之前，舜询问四岳（四个部落的酋长）谁能光大尧的事业，四岳都推荐禹，于是舜任命禹为司空。禹任职期间不但治水成功，而且对外关系良好，使四海之内都感念拥护帝舜。后来舜因为儿子商均并不贤能，便仿效尧命禹代行天子之职。但直到舜过世三年后，众人在商均和禹之间一面倒地支持禹，禹才顺应天意（民意）即位。这样前前后后经过了二十年。套句现代的话来说，禹是经过二十年的“试用期”才得到“天子”这个位子！

禹即位后认为皋陶很贤能，原本依照前例任用皋陶处理政事，没想到还没来得及禅位，皋陶就过世了。后来禹又打算禅让给益，但因为益辅佐禹的时间不长，加上禹的儿子启也很贤能，所以禹过世后诸侯都支持启，启才即天子之位。自此“禅让”制度告终，开启历朝历代“家天下”的局面。

启杀益和启与有扈氏的战争：“家天下”初期的不安

对于启受到诸侯的拥戴才继立天子之位，世人原本是深信不疑的，但到了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时，有个名叫不准的人盗了东周战国时代魏国魏襄王（另一种说法是安釐王）的墓，得到数十车写在竹简上的书。其中有纪年十三篇（今日称这部书为《竹书纪年》），出现许多颠覆人们对夏、商、西周三代历史的印象，让人震惊不已。比如夏朝立国的时间比商朝还久，益是因为干预启的帝位而被启杀掉，等等。

虽然启取代益为天子的结果没有改变，禅让结束和父死子继家天下制度的开始没有改变，然而一种说法是和平的，另一种说法却是血腥的。这或许表示，启改变禅让制度的过程并不是当时的人都能接受的，也没有后世认为的那样顺利。

除了启的接位受到质疑外，在启即位后，有扈氏表示不服，启为此亲自率军与有扈氏在“甘”这个地方打了一仗。在开拔出战之前，启写了一篇文章《甘誓》（可见《尚书》、《墨子》、《史记》等书），告诉将领们为什么要讨伐有扈氏和作战时的相关命令。最后启消灭了有扈氏，而天下诸侯都来朝拜表示顺服。从天子之位改为传子，以及对不服者可以用武力惩罚看来：君主和诸侯之间的关系已有所改变，天子的地位与权力逐渐提高，不再只是原来各族部落的“共主”了。

少康中兴：田一成，众一旅

夏启过世后，儿子太康即位。他沉溺于狩猎的快乐，忘记治理百姓的重责大任，使得国势衰落，结果被有穷氏后羿驱逐流亡，史称“太康失国”。太康过世后，弟弟仲康继位；仲康过世后，仲康的儿子相继位。

虽然后羿取得政治实权，却没有好好处理政事，而是任用寒浞这个会颠倒是非的人，使他有机可乘，杀害后羿夺了有穷氏之位。接着寒浞篡夺夏朝自立为帝，而寒浞的儿子浇（奡〔ào〕）先灭了斟灌氏、斟寻氏，然后弑杀帝相；帝相的妻子后缗逃回娘家有仍氏，生下儿子少康。

寒浞夺得帝位后仍是依赖他的诈术，以欺骗的方式治国而不体恤百姓。少康在有仍氏长大，担任畜牧管理的首长。浇得知后，对少康非常顾忌，派了椒这个人想要找到少康。少康听到消息就逃到有虞氏（舜的后代），担任掌管膳食菜肴的官职，有虞氏将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并且给他田“一成”（十里地）、众“一旅”（五百人）作为复国的基础。少康不同于后羿、寒浞，他修养自己的德行又广布恩惠给百姓，终于重新获得民心和臣子靡的支持。

靡原本为后羿做事，在后羿死后逃到有鬲氏。他集合残存下来的斟灌氏、斟寻氏人民，起兵杀死寒浞，拥立少康复位。后世就将少康复兴夏朝的故事称为“少康中兴”。

夏朝：一个古书上说有，部分学者怀疑其存在的朝代

古代的历史文献中，从来没有怀疑过夏朝的存在，比如：《诗经·大雅》：“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此外，《春秋左氏传》记载少康中兴，《史记》也立有夏本纪，等等，都是证明。尤其这些是周朝时的作品，比现代更接近夏朝许多，夏朝的存在怎会是问题呢？

可是到了民国初年，随着西方考古学的传入，以及部分学者兴起怀疑古史的风气，夏朝历史出现了被抹煞的危机。因为夏朝的遗址一直没有发现。

1959年，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附近发现新的考古遗址，后来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当中有许多陶器、石器、骨器和玉器，从类型和精致度可以得知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社会分工应当更加专业。还有不少青铜器出土，表明中国已进入铜器时代。除此之外，还发掘出宫殿的地基遗址。由于这样的大建筑必须集合许多人力才能兴建，似乎也显示当时领导者已颇有权威。另外在陶器上刻着许多符号，它的意义是什么，却不得而知。

虽然根据碳十四法检测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与夏朝的时间大约是符合的，夏朝的存在应当不容否认，只是还有许多新旧谜团有待解答。

“汤武革命”的前半段：汤伐桀

夏朝传至末代君主帝履癸（桀）时，国势已极衰微，许多诸侯都不愿意朝拜桀，或是服从他的命令。夏桀也不去改变自己的修养德行，以重获民心，反而更加以武力压榨百姓。夏桀将自己比做太阳，想要显示自己的重要，没想到百姓的心声却是：“你这太阳什么时候要灭亡啊？我们都愿意和你同归于尽！”（“时日曷丧，予偕汝皆亡。”）

这时东方的诸侯汤是个有德行的领导者，又有贤臣伊尹辅佐，深得百姓拥戴。于是夏桀召唤汤，将汤囚禁在夏台，过不久再释放他。因为汤能修德，连各地诸侯也转而支持他，汤于是正式发动兵力攻伐夏桀。双方先战于有娀（sōng）之虚，再战鸣条，夏朝军队都战败。夏桀被汤流放到南巢，夏朝就此亡国。

桀被放逐后还对人说：“我真后悔没在夏台时就杀了汤，不然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桀后来死在南巢，而击败他的汤则取而代之即天子位，商朝也由此开始。

太甲的失位和复位：辅臣伊尹的功劳

太甲是商汤的嫡长孙，在他的叔父帝仲（中）壬后即位为帝。太甲即位后不久，商朝的辅臣伊尹先后写下《伊训》、《肆命》和《徂（cú）后》三篇文章，借以说明在处理政治和教化事务时，应当要做些什么，同时回顾了商汤在位时的法律与制度。

然而太甲在位满三年下来，昏庸不明、暴虐乱德，是个不遵守商汤所定法制的君主，所以伊尹就把太甲放逐到商汤埋葬地的桐宫。接下来的三年，伊尹代理天子的职务处理国事，并且接待各地来朝拜的诸侯。

太甲住在桐宫的三年里，深切地悔过反省，因此伊尹又将太甲迎回，归还政权。复位后的太甲修养德行，各地诸侯都服从商朝的领导，百姓们的生活终于又安定下来。伊尹相当夸奖赞美太甲的改变，于是又写了三篇《太甲训》加以褒扬，称太甲为太宗。

盘庚迁殷：商朝的都城安定了

商朝到了第十九位帝王盘庚即位时，因为继承权的问题造成连年争执，使得商朝声势衰弱，很多诸侯都不愿意来朝拜服从，局面相当不利。盘庚即位之后，决定迁都。可是自商朝取代夏朝以来，每隔一段时间就迁都的情况已经有五次了，百姓一听到这消息都埋怨不已，实在不想再搬家了。盘庚就对诸侯大臣们说：“过去先祖成汤和你们的先祖一起平定天下，建立起法律与制度。如果舍弃了这些，如何能够成就规范品德呢！”就这样，盘庚带着大家渡河到殷地定居，并实行商汤的政策法则。百姓从此安定生活，各地诸侯再度朝拜服从，商朝的国势随之复兴。历史上也因为这次盘庚迁殷定居的行动，又称商朝为殷朝或是殷商。

武丁在位：商朝最后的盛世

盘庚之后的小辛、小乙在位时，商朝又衰落了，百姓们都很怀念盘庚在位的美好时代。帝小乙过世后，儿子武丁即位（约公元前1339——前1280年，或约公元前1250——前1192年，在位约五十九年）。武丁很想要重振商朝的声威，却没有得到适合的辅佐人才，于是武丁沉默了三年不亲自处理政事，而交给底下职位最高的官员，自己则观察当时的风俗情势。

有天晚上，武丁梦到有圣人出现，名字为“说”。当他拿梦境里看到的人像和百官对照时，发现都不符合，可见这位圣人身在民间。武丁派人到处寻找，终于在傅险这个地方找到说，当时说是个在傅险修路的囚犯。当说被带到武丁面前时，武丁说就是他。和他交谈之后，发现果然是圣人，就用他为相，使得商朝有所转变。

武丁除了任用贤人外，他还是位常用兵的君主。《易经》记载，他曾经出兵攻伐鬼方，经过三年才获得成功。另外，考古发现他曾以他的妃子妇好为将，四处征战。在武丁的统治下，文治武功都有所发扬，商朝的声势又恢复了。武丁过世后，后人还为他立庙，尊称为高宗。

武丁在位期间是商朝最后的盛世，随着武丁过世，之后的几位继承者无法守成，商朝日渐衰微。到了帝辛（纣）在位时，终于被周武王攻灭。

商亡周兴：商纣对照周文王

帝舜在位的时候，禹（夏朝的始祖）、契（商朝的始祖）、弃（周朝的始祖）同朝为官，与三人相关的部族（国）是同时存在的。当夏朝衰落时，商朝取而代之；当商朝衰落难以恢复时，周朝也就日渐兴起了。

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帝辛（纣），是个非常聪明、反应快、力大无穷的人，自以为所有的人都比不过他。他还喜欢饮酒作乐，并沉迷于女色，尤其对妲己言听计从。商朝的风俗是尊崇天神、地祇、人鬼（祖先），他却对鬼神相当不尊重。因为纣老是在沙丘的花园里玩乐，索性就在池子里装满酒，到处悬挂着肉，还要男男女女裸体嬉闹，彻夜喝酒。“酒池肉林”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形容毫无节制地纵欲浪费。

由于百姓渐渐怨恨不满，更有诸侯背叛了他，所以纣就加重刑罚，发明“炮格”（又作“炮烙”）之刑，借以吓阻大家。另外他还发兵征讨东夷，虽然商朝与东夷之间的往来变得频繁，但也损耗不少国力。

纣任命九侯、鄂侯及周的领导者姬昌为辅佐政事的三公，却又先后残杀九侯和鄂侯。姬昌听到消息只敢暗暗叹气，没想到被崇侯虎听到，立刻向纣报告。纣就将姬昌关在羑里（河南汤阴），相传姬昌就是在此时将《易》的八卦重新演化成六十四卦的。在周的臣子闳夭等人努力营救下，纣才赦免了姬昌；姬昌还献出洛水西边的一块土地，以请求纣免除炮格之刑。纣不但同意了，还赐给姬昌弓、矢、斧、钺，象征赋予征伐的权力，封他为“西伯”（西方诸侯首领）。此后纣改用擅长阿谀奉承的费中，和很会说别人坏话的恶来（秦朝远祖之一），使得商朝的百姓和诸侯对他越来越疏远了。

反观西伯回到周后，修养德行，使得许多诸侯都转而投向西伯。随着西伯的势力壮大，纣的权势相对有所减弱。然而，无论是王子比干还是臣子祖伊向纣劝谏，纣都听不进去。西伯连续攻伐饥（耆）、邘、崇等国，再将都城从岐下迁移到丰，慢慢增强与商抗衡的实力。可是西伯却在此时过世了，谥号“周文王”。虽然他没有亲见周取代商的那一刻，但坚实的基础已经奠定，商亡周兴的时刻将要到来。

周武王继位与首次东伐：尔未知天命

西伯（周文王）去世后，儿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他任用太公望（吕尚、姜尚，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姜子牙）、弟弟周公旦等人辅佐协助，以继续文王的事业。

周武王在继位的第九年展开首次东伐，当时周军载着文王的神主木牌，而武王自称太子发，表示这次东伐纣是奉文王之命，并不敢专擅文王的功业名义。然而在行军途中，遇了见自孤竹国远来投奔的国君之子——伯夷、叔齐，他们拦下周武王的军队提出劝谏：“父亲过世了没有安葬，还要发动战争，这算是尽孝道吗？以臣下的身分想要弑杀君上，这是仁的行为吗？”周武王的左右卫士想要杀掉伯夷、叔齐，但是太公望说：“这是信守道义的人啊！”就将他们搀扶到一边，以免遭到伤害。

随后周武王军队抵达会师地点——盟津（即孟津），当时已有八百诸侯愿意跟随周武王伐纣，可是周武王却说：“你们都不知道天命啊！”就让大家各自解散退师了。这看起来相当奇怪，但仔细想想就能明白。虽然纣的昏庸已使商朝陷入危局，但是像纣的叔父比干和箕子、纣的兄长微子启等贤人仍在商朝，周武王首次出兵就遇上伯夷、叔齐，可见仍有许多仁人志士支持商朝。就算周武王首次东伐就成功，恐怕也不会得到百分之百的民意支持，不如先退兵观察情势演变才是上策。

“汤武革命”的后半段：武王伐纣

在周武王首次东伐退兵后，商朝内部也发生相当大的变化。首先纣的兄长微子启屡次向纣提出谏言没有被接受，就和商朝的太师、少师离开商朝逃亡。纣的叔叔比干说：“身为臣子，就算牺牲生命也得要力争道理。”所以强行向纣提出建言。纣大为震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是有七孔的。”于是杀害比干，剖开他的身体看看到底有没有七孔。箕子听到消息就假装发疯，希望能逃过一劫，但是纣没有放过他，将箕子关了起来。

当商朝的太师和少师带着祭祀用的乐器逃到周时，周武王觉得商朝的贤人受到迫害，祭祀的制度和器物也已经崩溃，伐商的时机真的到了。因此率领各地诸侯讨伐纣的暴行，纣也发兵到牧野准备抵抗周武王的军队。商朝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都没有抵抗之心，反而希望周武王的军队到来。

周武王十一年二月甲子日，两军交战，商朝的军队当然大败。纣逃往鹿台，穿上缀有珠宝的衣服投火自杀。周武王随后砍下纣的头悬挂在大白旗上，杀了妲己、释放箕子、修建比干墓等等，采取了许多安抚商民的措施，使得百姓们都很高兴。随后周武王才即天子位，取代商朝治理天下。

桀、纣分别为夏朝、商朝的末代暴君，商汤、周武王先后起兵讨伐，《易经》称为“汤武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顺应天理民心）”的行动。《孟子·梁惠王》也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只听过诛灭纣这个残暴无道的人，没听说过是弑杀君主的行为。）随着汤武革命的发生，夏朝、商朝皆已走进历史，接着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享国最久、统领天下时间最长的朝代——

周朝

西周的王都镐京因为受到战火的破坏，周平王在诸侯的建议下，东迁雒邑，此为东周的开始。周王室的王权在这个时期受到诸侯国的抑制，徒有“天下共主”的虚名，诸侯国之间互相称霸，各自伸展势力，前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春秋五霸先后为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霸主是通过战争来取得盟主地位，获胜者有权召开会盟，要求大家公开承认其“霸主”的地位。战国七雄则为齐、楚、秦、燕、韩、赵、魏等七个诸侯国，战国时期能够国势强盛的先决作为，是先要在国内进行变革，例如魏文侯任用李悝，楚国任用吴起，秦国任用商鞅。战国七雄的势力互有消长，在“合纵政策”与“连横政策”的交锋下，最后由秦国胜出。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有政治抱负的人都可以主动去寻觅合适的君王来辅佐，发挥自己所代表的思想特色，更出现所谓的“九流十家”，是中国学术百家争鸣、开枝散叶的时代。孔子更开创私学，让教育变得普及，不再是贵族的专利。

周朝的国祚自公元前约1111年（？）至公元前256年，起自周武王姬发，终于周赧王；其中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04年，又可称为春秋时期；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又可称为战国时期。西周首都为镐京，东周则为雒邑。

管蔡之乱：周朝初年的政治危机

商朝灭亡后，周武王采取很多安抚商朝遗民的措施，包括杀妲己、释放箕子、修缮比干之墓、表彰贤人商容的家乡等等，还封纣的儿子武庚禄父治理商朝遗民，要求他施行盘庚在位时的善政。这些都让商朝遗民觉得相当满意。周武王又认为战事才刚结束，各地尚未完全平定，而另外要求自己的弟弟叔鲜、叔度协助武庚治理商朝故地。

周武王在班师西归都城镐京后，分封炎帝、黄帝、帝尧、帝舜、大禹的后世子孙，再分封功臣谋士。首封师尚父（太公望，又称吕尚、姜尚，就是大家熟知的姜子牙）于齐，接着封弟弟周公旦于鲁、宗室召公奭于燕、弟弟叔鲜于管、叔度于蔡等等。

于是周武王即位成为天子，由于觉得德行比不上五帝，所以不再自称帝而只称王，而武庚禄父则成为周朝的诸侯。

周武王在位没有多久就过世了。他的儿子姬诵即位，是为成王。由于周朝刚平定天下，周公害怕各地诸侯对年轻的成王不服而背叛周朝，因此代替成王处理国事。这反而使管叔、蔡叔怀疑起周公来，在国内不断散布周公即将对成王不利的消息，使得召公奭也对周公不高兴。周公就向太公望、召公奭解释他为什么如此不避嫌暂代摄政的理由，又列举历位辅佐商朝的名臣表示自己的立场，使得召公奭终于放下心来。

管叔、蔡叔终究联合了武庚和另一民族淮夷兴兵作乱，想要进攻雒邑（相当于今河南洛阳）。周成王命令周公出兵讨伐，经过三年终于诛灭武庚、杀管叔、放逐蔡叔，然后改立纣的兄长微子启于宋，以继续商朝的香火祭祀。除此之外，为了分治商朝遗民，而分封武王的另一位弟弟康叔于卫地。过了两年，淮夷也被平定。各地诸侯都服从周朝的领导，周朝初年不稳的天下局势终于渐渐地平定下来。随着成王日渐年长，周公也在成王七年（公元前1097或前1035年）还政于成王，自己回到群臣的行列里，恭谨地听从成王的号令。

共和元年：从此史书对于年代的记录没有中断

史学发达是中华文化的特色之一，从上古三代开始就有专人负责记载过去发生的事情，这些被保留下来的事情，有一部分逐渐成为历史。

历史脱离不了时间，大部分的历史事件发生时，其年、月、日、时都会被详细记载。然而有些年代久远的事件，虽然有内容情节，却失载时间（可能是没有记载、遗失记载，或是记载不清），使得后来的人们无法确认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只能推断出一个时间范围而已。

从现有的文献史料中能够得知：到目前为止，历史事件和发生时间可以完全契合的年代，可以上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为什么是这一年？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太史公书》（《史记》）时，其中有一篇《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司马迁以周朝纪年为基础，列举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再附加吴等十三诸侯的每年大事，表中的起点就是周共和元年。将共和元年与公元历法对照，得知共和元年与公元前841年同年；从此年开始，史书对于年代的记录没有中断，直到今日。

可是之前呢？之前的历史事件有办法得知它们的发生时间吗？长期以来，在列举从黄帝到共和元年之间的年代划分方式时，所采用的传统说法，是将夏朝定于公元前2183——前1752年之间，商朝则定于公元前1751——前1111年之间，等等。

1996年横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进行为期四年多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计划。在分析大量的甲骨、青铜器、天文现象等线索后，大致得出夏朝是介于公元前2070——前1600年之间，商朝是介于公元前1600——前1046年之间等结论，并且出版成果报告简本。因为各界的质疑声浪不断，所以后来没有出版完整本的报告，只能算是当代大陆地区学界对这项议题的看法之一。

由于现在仍然没有确定的结论，因此在讲共和元年以前发生的史事时，对于这些事件的发生年代，还是得要加上一个“？”，表示仍有争议尚未厘清。

周幽王被犬戎所杀：都于镐京的西周时期结束了

相传夏朝走向衰落的时候，有两条神龙飞到夏朝的宫廷里，对夏帝表明它们是褒国的前代国君。夏帝将它们的“龙漦（chí）”（龙所吐出的唾液口水，代表它们的精气）装进木柜藏着，一直都没人敢打开它。直到周厉王末年时，才把木柜打开，一开龙漦就流到庭院里没办法清除。后来龙漦变成“玄鼋（yuán）”（蜥蜴）跑到后宫，结果被一个小宫女踏到，等到周宣王在位时，她竟然就怀孕生女了。小宫女没有嫁人却会怀孕，让她感到相当害怕，所以将女婴丢弃。女婴被一对夫妻发现，将她带到褒国抚养长大。

后来周幽王讨伐褒国，褒国人请求送这个女孩到王廷服侍周幽王，以当做赎罪。因为女孩来自褒国，褒国又与夏朝同姓姒，所以就称她为褒姒。

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幽王到后宫时发现褒姒，此后备加宠爱。当时周朝设有熢燧（烽火台）和大鼓，如果发现有敌人进攻侵略时，就点燃烽火召集各诸侯的军队以保卫周朝。由于褒姒不喜欢笑，周幽王用尽千方百计都无法博得她一笑，于是发出假警报，引诱诸侯军队赶来。褒姒看到各军集结却发现没有敌人时的情景，终于大笑起来。幽王相当高兴，之后又好几次举烽火召集诸侯，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对诸侯的信用，诸侯也慢慢地不派兵来了。

当时幽王的皇后是申国侯爵的女儿，生下了嫡长子宜臼并立为太子。后来褒姒为幽王生下儿子伯服，由于喜爱褒姒的缘故，幽王就废后废太子，改以褒姒为皇后，伯服为太子。周朝的太史伯阳因为读过史料，知道褒姒的来历，直说：“（周朝的）祸患已经造成，毫无办法了！”

由于周幽王任用虢石父这个很会巴结奉承又贪财好利的人，作为处理政事的卿，国人都相当埋怨。加上幽王废申后和太子的事情，使得他的“前岳父”申侯大怒，终于在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与缯国和西方的犬戎联合起来，进攻周朝。此时周幽王再举烽火想要征调诸侯兵平乱，却没有任何军队赶来。就这样，入侵的犬戎在骊山下杀害周幽王，俘虏褒姒，将财物掠夺一空后离去。随着幽王被杀，历史上所称建都于镐京的西周时期便结束了。

周平王率众东迁：都于雒邑的东周时期开始了

周幽王被犬戎杀害后，诸侯们就跟着申侯拥立原来的太子，也就是申侯的外孙宜臼为周王，以继续周朝的香火祭祀，是为周平王。由于当时的犬戎实力强大，周平王即位后为了避开犬戎，只好率众东迁至雒邑。历史上就称建都于镐京的周为西周，周平王迁都雒邑后的时期为东周。周平王在位期间，周王室逐渐衰微，失去指挥控制诸侯的威望与力量，各地诸侯开始强并弱，大欺小，齐、楚、秦、晋日渐变得强大，政事与号令也渐渐改由这些雄踞一方的霸主所控制发布。迁都后的周朝展现出与迁都前截然不同的风貌。

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东周自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东迁雒邑起，至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时被秦国所灭，如再加上接纳流民，继续奉祀周朝先祖达七年之久的东周君，则可延至公元前249年为止。虽然有些人会以“春秋时代”加“战国时代”等于“东周”的方式来看待这段时期的历史，但是实际上这三个词所指的时间范围是不完全衔接与相同的。“春秋时代”之名取自于孔子私自编修的史书《春秋》。《春秋》一书是孔子晚年结束周游列国的旅程，回到鲁国后所编写的。由于他所依据的是鲁国的史书，所以在记录年代时依据的是，上自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起，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止，共十二公在位时的纪年。

夫子身处的春秋时代是周天子地位下降，诸侯做事常常超越了原本应遵守的身分与职务范围，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等价值都受到冲击，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不当的言论和残暴的行为，臣子弑杀国君、儿子弑杀父亲的伦理悲剧时有所闻。夫子感到相当忧虑畏惧，因而决定作《春秋》。然而夫子编写的《春秋》和其他的史书有许多不同之处。

首先编修史书是史官的职责，但夫子却自行编写《春秋》；其次像《春秋》在记事时已不限于鲁国境内，有不少事情是和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的功业有关。虽然夫子以原来的鲁国史书内容为基础，但在用字遣词上却有独到的考量标准，隐含着褒贬评价与道理。

对天下事是非善恶的评价议论，其实是天子的权力与职责；加上孔子又不是史官，表明孔子私修《春秋》的举动已经越过了他的身分地位，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所以书成之后，孔子才会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后世能够了解我，知道我的理念的，大概是因为这部《春秋》吧！指责我不该擅自去做只有天子才能做的事情，逾越了自己本分的，大概也是因为这部《春秋》吧！）

无论后世的评价如何，孔子首开私人修史的先例，在记录、保存过去历史事件发生的经过外，还蕴含着惩恶劝善的义法，这些都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特色之一。

春秋霸主出现与齐桓公的霸业：“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西周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无论是封建制度还是宗法制度，周天子都是居于最崇高的地位。由于历任周王施政时能从“公”的角度考量事情，依王道仁义治理天下，不以一己之“私”为优先，所以政治清明，凡事都上轨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制定礼乐，还是对外征伐等大事，都由天子做主，诸侯们也愿意服从周天子的领导。直到西周晚期，周天子施政逐渐不依王道，开始以私废公，对天下诸侯的号召力便逐渐减弱。

到了东周开始后，进入了“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期。虽然周天子依然存在，没有立刻被任何势力取而代之，诸侯们仍承认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不过原来由周天子做主的礼乐征伐之事，都无力再继续亲自执行，变成只是“名义”上的共主了。

天下秩序仍然需要维持，诸侯当中势力比较强大的，便逐渐成为各国之间的霸主（领导者）。由于霸主也是各诸侯国中的一国，不是原本更崇高的周天子，所以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容易想到“私”的一面，而不一定能从全局思考。两者仍是不同的。

春秋时期先后出现五位霸主，依序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也有说法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句践。

无论是哪种说法，齐国都是五霸之一。齐国传到桓公在位时，以管仲、鲍叔牙等人整治齐国政事，又发展军事组织和鱼盐之利，照顾贫穷、任用贤人，齐国的百姓都感到很满意。齐桓公五年（周釐王元年〔公元前681年〕）出兵伐鲁，面临战败的鲁国提议献地求和，齐桓公也表示同意，两国会盟订约。没想到鲁将曹沐持匕首挟持齐桓公，要求归还已占领的鲁国土地。齐桓公答应了，曹沫才放下匕首，回到面向北方的臣子位置。后来齐桓公想反悔，但管仲力劝桓公要讲信用，所以最后还是归还了土地。各诸侯国听到消息，都觉得齐国是可以相信而且想要归附的国家。也由于诸侯们认为齐国可信，两年后齐桓公与多位诸侯在鄄地集会时，方能成为诸侯间的霸主。“春秋五霸”的霸业便陆续展开。

华元国际和平运动：同恤灾厄，备救凶患

齐国的霸业让其他诸侯王有了学习的对象，原来权力不仅可以对内驾御臣民，更可以对外统御各国。国际间的争霸，往往是大国之间的事情，受苦的就是那些常被作为缓冲剂、筹码或是牺牲品的小国家，例如宋国。宋国夹在晋国与楚国之间，当时宋国大夫华元恰好与晋国的大夫栾武子、楚国的令尹子重，都有不错的交情，因此便出面奔走晋国与楚国之间，希望能促成双方的友好相处。

当时晋国对楚国的争霸，虽然有几分优势，但是晋国出面干涉鲁国与齐国之间的土地问题，不只对鲁国不尊重，也引起一些小国的不满；又郑成公前来晋国拜访，晋国居然怀疑他亲近楚国，所以扣留了郑成公，这件事情自然不见容于国际社会。与此同时，西边的秦桓公与外族白狄，也趁机侵犯晋国。如果能暂时停止与楚国之间的争势，晋国当然愿意喘一口气。

而楚国本身也必须面对国内权臣的意见分裂，加上邻居吴国的迅速崛起，还夺走原本臣属于楚国的蛮夷小国，楚国大臣们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疲于奔命在这些小国中，如果可以暂缓与晋国的争势，自然也是一件好事。

于是乎，华元的安排很快获得晋楚双方的正面回应。周简王七年（公元前579年），双方代表人物是晋国的大夫士燮与楚国的公子罢、许偃，会盟地点就在宋国的西门外。本次签订的合约是希望晋楚两国可以“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即喜欢与讨厌的都一样，大家有同样怜恤危难的心情，随时准备救援灾祸；倘若遇到有他国危害盟约一方，另一方必定出兵协助；希望双方能做到“交贽往来，道路无壅”，两国使者往来的道路没有阻碍，这是比喻两国的沟通能毫无障碍。最后盟约上议定，如果有违背约定者：“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胙国。”违背盟约者，会受到神灵的歼灭，使他的军队瓦解、无法保卫国家。

然而，晋楚两国长期的纠葛，想要通过一纸盟约便化敌为友，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会盟能够成功，只能说双方都想要休息一下。果真不到几年光景就毁约了，晋楚两国发生“鄢陵之战”。这次战败的楚国无力再角逐中原霸主，战胜的晋国也因为内部的政治斗争而无暇他顾。事实上，春秋几个大国的持续争霸，迟迟难分胜负，作为盟国的小国们也必须随时听候号令，因此在三十多年后，各国都强烈要求停战。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戌再度发起弭兵之会，这次有十四个国家参与。经此之后，晋国与楚国维持了四十多年未启战端。

句践复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越王允常在位时，与吴王阖闾因战争而结下仇怨，吴王阖闾因此丧命，这个仇怨便延续到他们的下一代。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自己的父亲报仇，发兵大败句践，将他困在会稽山。句践听从越国大夫范蠡的建议，派文种去向吴王夫差求和，并且谦卑地给夫差做奴仆，甚至亲尝粪便，骗取了夫差的信任。三年后，句践被释放。句践回国后便发愤图强，在座旁悬挂一个苦胆，不时尝一尝，以惕励自己不要忘记会稽之耻。

越国的如意算盘是，结交齐国、楚国、晋国，而且对吴国更加恭顺，目的在于让吴国对越国疏于防范。而吴王夫差也因为觉得越国没有威胁性，所以先去攻打齐国，还打了胜仗，这下可更得意了。越国大夫文种看到吴王的志得意满，便向吴国借粮，探探吴王对越国是否真有芥蒂。吴王果真借粮给越国，越国因此非常高兴。只有吴国的大臣伍子胥深知越王句践的复仇心切，虽然屡次劝戒吴王要小心，但吴王根本听不进去。更可悲的是，吴王受到太宰伯嚭的蒙骗与离间，赐了一把宝剑让伍子胥自杀。

伍子胥死后三年，范蠡劝阻句践还不能对吴国发兵，直到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吴王率领精兵前去黄池与诸侯会盟，吴国内部空虚，范蠡便鼓励句践发兵攻打吴国，还杀死了吴国的太子。吴王虽然在会盟的同时得到吴军溃败的消息，仍坚持签完盟约之后，再去向越国求和。句践自知目前实力不足，所以答应与吴国和解。

过了几年，越国再次对吴国发动战争，吴国早已因连年的征伐而疲惫不堪，根本抵抗不了越国大军，因此越军势如破竹，不仅在吴国境内围困了吴军三年，又将吴王围困在姑苏。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越国正式攻下吴国，夫差兵败自杀。句践随后北上到徐州参与盟会，并向周王室纳贡，获得正式的霸主地位。这是句践花了二十年工夫所换得的成果。

七雄并立的战国时代开始：韩、赵、魏“三家分晋”

韩、赵、魏三国的先祖原本都是晋国的卿大夫。春秋时代晋国国势强盛，尤其晋文公更是春秋五霸之一，但约到春秋晚期晋平公在位时，渐渐显露衰落迹象。当时晋国之下有六家卿大夫，分别是韩、赵、魏、范、智、中行六氏，因为他们的势力不断增长，而开始威胁到晋公室的地位。晋出公十七年（周贞定王十一年〔公元前458年〕），智伯和韩、赵、魏三家共同瓜分范氏和中行氏的土地，使得晋出公大怒，请齐鲁二国派兵共伐四卿，没想到竟反被击败，晋出公死在逃往齐国的路上。接着战胜的智伯另立晋哀公并掌握实权，又从韩、赵、魏三家夺得他们原获得的范氏、中行氏土地，实力最为强大。

晋哀公四年（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韩康子、赵襄子、魏桓子联合起来杀害智伯，并吞他的土地。也因为这样，才会有忠于智伯的刺客豫让改变自己的容貌，企图杀掉赵襄子为智伯报仇的故事（也是“士为知己者死”的由来）。

晋哀公过世后，儿子幽公接位。当他在位的时候（约介于周考王二年至周威烈王六年〔公元前439——前420年〕），连自己的土地都不保，除了绛、曲沃两块地方外，其余的部分全被韩、赵、魏三家兼并了。原本晋公是三家卿大夫的国君，地位在他们之上，没想到此时反而倒了过来，得要低声下气向他们朝拜才行。

终于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提升三家卿大夫的名义地位，让他们成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晋国继续苟延残喘，直到周安王二十六年（晋静公二年、魏武侯二十年、韩哀侯元年、赵敬侯十一年〔公元前376年〕）终究被韩、赵、魏所灭亡。

以三家分晋作为战国时代的起点，有其特殊之处。自此之后，原有的燕、齐（三家分晋后不久，齐国也被田氏所篡）、楚、秦加上新兴的韩、赵、魏，共七个大国并立称雄，是谓“战国七雄”。各国内部斗争不断，国与国间连年征战，无论各方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商鞅变法：以“徙木立信”的方式建立威望

要说战国七雄中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吞并六国，就不能不提到“商鞅变法”。

商鞅年轻时住在魏国，后来听到秦孝公征求能让秦国强盛、恢复过去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时代霸业的人，因此投奔到秦国。商鞅见到秦孝公后，刚开始说些追随夏、商、西周三代的帝王之道，结果孝公听得昏昏欲睡；后来改说可以迅速让国势转强，而且能彰显国君名声功业的方法，孝公立刻振作起精神，专心到不自觉地前倾身子。在商鞅的游说之下，秦国走上变法之路。

商鞅变法是从改变原有刑罚、家庭、赋税等制度规范，以及对内注重农业、对外奖励作战为方向。包括如有一家有罪而其他九家百姓不告发者，要连带受处罚，不告发犯法者就被腰斩；奖励农业而压抑工商；一户如有两名以上壮丁而不分家者，要加倍征收税赋；在地方私斗者依情节处罚；有战功者封爵，秦国贵族的待遇依战功大小决定等措施。当变法内容正式公布前，商鞅怕百姓不相信自己，于是在国都的南门放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诉大家谁要是能将这木头搬到北门，就给十金。百姓们觉得奇怪，没人敢搬动木头。之后商鞅又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终于有人决定一试。当他将木头搬到北门后，商鞅立刻发五十金以示诚信。这就是“徙木立信”成语的由来。

在展示过自己的信用后，商鞅下令实施变法。新法施行一年下来，数以千计的百姓都觉得不方便，后来甚至连秦孝公的太子都犯了法。商鞅认为法令不能彻底施行，是因为在上位者没有带头遵守，可是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能直接处罚，所以就改惩罚太子的老师。一个受了刑，一个脸上被刺字。消息一出，百姓们第二天就更加守法了。这样过了十年之后，百姓们都转而称赞变法。走在秦国的街道上没人捡拾掉在地上的财物，深山里没有盗贼，家家户户都能温饱。百姓们勇于为国家作战且不敢私斗，地方的发展越来越好。当初说法令不好后来又改口的百姓，商鞅觉得都是些扰乱捣蛋的人，就全部驱逐到秦国的边境。从此没人敢对变法内容批评议论，商鞅的变法也就实施得更为彻底了。

苏秦与张仪：合众弱以攻一强，事一强以攻众弱，都是纵横家的操盘

战国时代崛起的纵横家，是靠机智与口才来谋生的专家，沙盘推演的都是国际局势与国家利益。这个时期有两种外交操盘方式：一是采取“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合纵政策，这是苏秦所主张；另一是连横政策，采取“事一强以攻众弱”，这是张仪所主张。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合纵政策的目标可以是齐国，也可以是秦国；连横政策可以秦国为中心，也可以齐国为中心，全凭纵横家对国际情势的掌握，以及所事奉君王的利益在哪里。

苏秦年轻时，曾壮志满怀地去拜访刚继位的秦惠王，无奈秦惠王刚斩杀了商鞅，对于苏秦这位也是外来客的建议，根本没有什么兴趣。所以苏秦便转到燕国，获得燕王的赏识后，开始积极游说六国，共同对抗秦国。《史记·苏秦列传》对于这段游说过程有精彩的纪录。苏秦很快地当上六个国家的宰相，因为大伙需要联合对抗越来越强大的秦国，苏秦果真“以三寸之舌为帝王师”。然而，各国原本就是利益的结合，当苏秦因为被怀疑是燕国间谍而被齐王杀死后，合纵联盟也不复存在了。《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之所以担任秦国的客卿，是出自苏秦的阴谋。原来，苏秦认为将六国联合起来只是一种表面功夫，要维持合纵联盟的张力，需要靠秦国国势强大的威吓。苏秦看好张仪可以将秦国辅佐强大，所以激怒张仪，让他前去投靠秦王。这段记载增添了战国时期外交场上的戏剧性。

张仪确实为秦惠王所重用（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年〕）。张仪采取连横政策，分别规劝六国和秦国交好，并从中展开分化各国对彼此的信任，以各个击破。只是，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当张仪好不容易让各国向秦国输诚时，秦惠王却死了。接着登基的秦武王并不喜欢张仪，张仪只好离开秦国，而连横政策自然也维持不下去。张仪最后死在魏国。

吕不韦的抬轿艺术：吾门待子门而大

吕不韦原本只是个商人，而且对货物有独到的选择，所以能够“贩贱卖贵”而创造出“家累千金”的成果。这样奇准的眼光，加上对市场的嗅觉，吕不韦发挥在政治谋略上，可说是淋漓尽致。

吕不韦前往赵国邯郸做生意时，认识了子楚（原名异人）。子楚当时是秦国安排在赵国的人质，虽然他的父亲安国君是现任的秦国太子，但由于只是庶出，因此子楚在赵国的生活日用并不富足。然而吕不韦看到“未来”的子楚，是很不一般的，他认为子楚“奇货可居”，就像一个稀有的货品，可以囤居，再高价售出。吕不韦很快地结交了子楚，并且向子楚保证可以光大他的门庭。

吕不韦开始金援子楚，任他日常用度，还可以与人交游。此外，吕不韦知道安国君宠爱的华阳夫人并没有儿子，因此吕不韦积极地游说华阳夫人，如果安国君继任王位，让子楚当上太子，那么华阳夫人可保一生衣食无虞。华阳夫人认为很有道理，因此在安国君的同意下，立了子楚为嫡嗣，并且安排吕不韦来辅佐他。子楚的身价因此水涨船高，不可同日而语。

子楚看上了吕不韦的姬妾赵姬，因此请求割爱。吕不韦为了“囤货”，于是隐瞒赵姬已经怀有身孕的事实，把她献给了子楚。赵姬后来产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曰政。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子楚回到秦国；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后过世，安国君继任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便是太子。不料，秦王在位一年即死，子楚顺理成章继位，是为秦庄襄王，而吕不韦则被封为丞相。秦庄襄王在位也仅仅三年，太子政继立为秦王，尊奉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不仅光大了子楚的门庭，更是光大了自己的门庭。

周朝的最后结局：犹如风中残烛的赧王

周朝自平王东迁后不但地位下降、影响力大减，连直接控制的王畿面积也因为分封和诸侯国的侵占而越来越小。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王畿土地又逐渐可分成东周、西周两部分，实力越来越被分化。

周朝最后的王是周赧王。“赧”原来的意思是指害羞惭愧而脸红，可见当时的周朝已犹如风中残烛一般虚弱了。他在位的时候，东西周土地分治，各有西周君和东周君治理，赧王从东周这边的土地迁都到西周那边去。

此时的周朝为了在战国七雄的夹缝下求生存，只能运用外交手段，从七雄间关系的好坏着手，以尽力避免被攻击。有关这方面的详情，可以从《战国策》、《史记》等史书中找到不少记载。

周赧王本身的事迹不是很多，比较有名的故事是有次他曾向人借钱。是的！没看错，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借钱。当堂堂的周天子竟沦落到得去借钱时，恐怕心中十分惭愧吧！更糟糕的是他竟然还不起，债主管他是不是天子，一直向他讨债。情急之下，周赧王只好逃到一座高台里躲避债主。这就是成语“债台高筑”的由来。看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真是不分古今、不分地位的啊！

周朝既然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灭亡的那一刻终究要到来。

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秦国出兵攻打韩国，取得阳城、负黍等地方。由于韩国与周朝相邻，使西周君相当害怕，因此改与其他诸侯合纵串连，要率天下精兵征秦，让秦国与阳城间失去联系。秦昭襄王大怒，派军攻西周君。西周君跑到秦国，向秦昭襄王叩头承认自己有罪，将自己统治的三十六座城池与三万百姓全部交出。秦国接受了西周君的奉献，将他送回西周地。就在这一年，周赧王和西周君都过世了，百姓纷纷向东逃亡，秦国就将夏、商、周以来代表国家重器的九座大鼎统统搬走，隐喻秦国将接替周朝领导天下。由于后继无王，周朝可说已要亡了，只剩东周君在东周地苟延残喘。七年后，东周君与其他诸侯暗中准备打击秦国，新立的秦庄襄王得知后，派相国吕不韦杀东周君，完全并吞东周地。自此周朝的国祚与祭祀就完全中止了。

荆轲刺秦王：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荆轲是卫国人，在卫国没有找到出路，所以一路往燕国而去。到达燕国时，荆轲结识了擅长击筑的高渐离，还结交了燕国隐士田光先生。田光知道荆轲不是平庸之辈，所以就趁机把荆轲推荐给燕国的太子丹，让荆轲接下刺杀秦王的任务。

燕太子丹想刺杀秦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秦王嬴政年少时期羁留在赵国，结识了在赵国当人质的燕太子丹，燕太子丹对他很友好，但嬴政被立为秦王后，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嬴政却没有善待他；第二个原因是秦国到处出兵征伐，燕国也岌岌可危，势必要阻止战争的发生。基于对秦王的仇恨，燕太子丹还保护了秦国的叛将樊於期，让他居住在燕国。

荆轲认为，执行这个刺杀计划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先见到秦王，所以要有一个吸引秦王愿意接见的理由，那就是樊於期的项上人头以及燕国督亢的地图。樊於期知道自己的人头可以解除燕国的危机，便自刎而死。于是荆轲带着一把锋利且有毒的匕首，以及燕国的勇士秦舞阳，一同前往。出发当天，众人都到易水岸边饯行，高渐离击筑，荆轲配合着节拍，边走边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秦王知道了这份厚礼，果真在咸阳宫安排了隆重的迎宾仪式。荆轲捧着樊於期的首级，秦舞阳捧着地图，一前一后地来到大殿台阶前。这时，秦舞阳突然害怕起来，一直发抖，荆轲便上前向秦王谢罪，然后将秦舞阳手上的地图，献给了秦王；秦王慢慢地展开地图，看到一把匕首露了出来。说时迟、那时快，荆轲用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握住匕首，直接刺向秦王。但秦王未等荆轲接近，便大惊地从座位上抽身而起。荆轲第一刀没刺中，便追赶着秦王，秦王也只能绕柱奔跑，徒手抵抗。大殿上的人都慌了，因为有武器的侍卫，如果没有秦王的命令，是不可以进大殿的。

仓促之间，只听见侍从提醒秦王拔剑。于是秦王拔出宝剑，用力砍向荆轲的左腿，荆轲被砍断腿，只好奋力举起匕首刺向秦王，却只击中了圆柱。只见秦王连连攻击，受重伤的荆轲已经无力抵抗，最后被侍卫们杀死。秦王震怒，下令王翦攻打燕国。燕王以为只要杀了太子丹谢罪，就可以免除战火，但太子丹死了，秦军并没有停止攻伐，燕王最后还是赔上了自己的性命与国家。

战国时代结束：六国中最后的齐国被灭

战国时代后期，秦国凌驾于其他六国之上的形势已经相当明显。自秦王嬴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起，陆续攻灭韩、赵、魏、楚、燕五国。到了秦王政二十六年（齐王田建四十四年〔公元前221年〕）时，秦国将目光投向最后的齐国。

齐王建在位初期，由于他的母亲君王后相当贤能，与包括秦国在内的各国关系都维持得不错。而秦国连年用兵于相邻的韩、赵、魏、楚及后来的燕国，各国也都忙于抵抗秦国的攻击，所以齐王建才能在位四十余年都没有受到兵灾人祸的威胁。但当君王后过世之后，由后胜担任齐相。后胜接受秦国的行贿，又多派宾客访问秦国，秦国也多给予重金贿赂，使得宾客们都被秦国收买，为秦国执行反间之计。他们不断劝说齐王建与秦国友好，不做军事防御的准备，也不帮助五国抵抗秦国，所以秦国才能顺利地消灭五国。

到了五国皆被灭亡，齐国已经三面与秦国为邻，这时齐王建与后胜才发兵驻守西方的边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秦国派将军王贲从原来燕国的南部出发，向齐国进攻，齐王建听从后胜的建议不再抵抗，向秦国投降。当秦国军队进入齐国都城临淄时，百姓们也不敢起而应战。秦国就将已成俘虏的齐王建迁到“共”这个地方。虽然齐国灭亡了，但齐人都埋怨齐王建，为什么不早点和其他国家合纵串连抵抗秦国，反而听信奸臣宾客的说法，才会导致亡国的下场，所以出现这样的歌谣：“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是松树吗？是柏树吗？还是与田建一起居住在共城的宾客呢？）借以对齐王建的识人不明，表达憎恨的情绪。

无论如何，随着齐国被秦国所灭，战国时代结束了，由中央朝廷直接统治天下的

秦朝

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但设置“三公”以为辅佐，分别是丞相负责国家行政，御史大夫负责监察事务，太尉负责军事管理。废除商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地方实行郡县制，天下分为三十六郡，皆归朝廷管理。秦始皇还兴建水利，修筑驰道，重建长城、以防止匈奴入侵，更重要的是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秦始皇任用李斯创建“小篆”，文字统一等于让沟通有了相同的基础；统一度量衡则有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

然而在多项重大工程的建树中，另一黑暗面是役民过度、奢华浪费，例如修建阿房宫。而秦始皇为了统一大业，不惜禁锢思想，采取“焚书坑儒”的手段，影响后代甚巨。而后宦官赵高乱政，立秦二世胡亥为帝，然而胡亥为人昏庸，对于朝臣根本没有驾驭能力，更何况各地纷纷发生揭竿而起的民变。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最先起兵反秦的是陈胜、吴广，西楚霸王项羽、平民刘邦都是后继者。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项羽和秦军在巨鹿展开决定性的一役，项羽消灭了秦军战斗主力，“巨鹿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之一。

当时赵高见六国起兵作乱，便逼死秦二世，另立子婴为秦王。子婴即位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杀死赵高。子婴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杀入关中，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后世对秦代文物认识度最高的，当是临潼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

秦朝的国祚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起自秦始皇嬴政，终于秦王子婴。秦朝首都为咸阳。

秦“王”嬴政改称“皇帝”：皇帝之名与制度的开始

当秦王政灭亡六国之后，认为自己的功劳事业超越了过去的历代君主，如果不改变“王”的名号，实在无法彰显成就，所以要臣子们讨论新的帝号名称。

丞相王绾（wǎn）、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说：“过去五帝时代据有地方千里，可是之外的诸侯有些服从命令，有些则不服从，连天子都无法约束。现在陛下举兵平定天下，设立郡县，法令统一，这是上古以来所没有的，连五帝都达不到。臣等与博士们讨论后认为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人皇），而泰皇是最尊贵的。所以臣等冒死呈上尊号，将王改称‘泰皇’，命称为‘制’（与制度有关的指示），令称为‘诰’（对外宣布的指示），天子自称为‘朕’。”秦王政说：“去掉‘泰’而保留‘皇’字，采用上古‘帝’字，称为‘皇帝’。其他的就照你们的意见。”随后发布正式的“制”以表示同意。

接下来，又追尊他的父亲秦庄襄王为太上皇，并下制说：“朕曾听说上古时代对天子只有号而没有谥，后来才出现在世时有号，死后再以生平事迹赋予谥。这样的话就变成儿子评价父亲，臣子议论先君的行为。这是没有意义的，朕不愿这么做，从此以后去除谥法。朕是始皇帝，后代以序数计次，从二世、三世一直到千万世，直到无穷无尽。”“皇帝”这个词和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帝）就这样跃然于历史上了。

随后在这一年之中，秦始皇又采取不少后续措施，像接受“五德终始”的说法、将天下分成三十六郡直接治理、没收天下兵器铸成铜人置于宫廷、统一度量衡单位、车同轨、书同文、迁徙各地富豪共十二万人到都城咸阳、在咸阳仿造六国宫室建筑的形式等等。这些秦朝初灭亡六国后所采取的治理政策，部分对秦朝的兴衰，部分对后世中华文化的发展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秦朝的灭亡与混乱局面：嬴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

秦始皇过世后，少子胡亥在李斯和宦官赵高的扶助下即位，是为二世皇帝。由于秦朝的统治日益苛刻，黔首（百姓）们终于受不了，陆续起兵抗秦。最初是由陈胜（涉）、吴广首先发难但旋即失败。接着六国遗民也纷纷拥立原六国王室之后，声势浩大。

在秦朝内部，二世皇帝由于听信赵高的话而与群臣隔绝。赵高以高压手段控制朝廷，不但连李斯也被杀害，还用“指鹿为马”的方式迷惑皇帝。既然朝中沉默不语的人才能活下来，正直敢言的则多被杀害，二世皇帝自然不知天下剧变。直到东方的六国军队逐渐逼近，二世皇帝惊觉不对而责备赵高误事。赵高感到害怕，就派兵逼迫二世皇帝自杀。

赵高召集诸大臣公子，公布已经杀害二世皇帝，又说因为过去秦始皇统一天下所以称帝，可是当六国恢复后，秦的疆域变小了，不适合称帝，应该恢复王的名号。接着准备拥立二世皇帝的侄儿子婴为王。子婴与他的两个儿子在讨论此事时，认为或许有被赵高杀害的可能，所以子婴诈称生病不能前往祖庙即位，以引诱赵高现身。果然赵高主动来找子婴询问病情，子婴立即与下属诛杀赵高，再将赵高的家族全部杀害。随后子婴才即秦王之位。

子婴当上秦王不过四十六天，楚将沛公刘邦就击败秦军进入武关，到坝上扎营，同时派人联络秦王子婴，希望他能投降。秦王子婴知道大势已去，就在脖子上放着绳子，坐着白马素车，到了咸阳东北的轵道亭旁。他捧上天子玉玺，向沛公刘邦投降，秦朝就此灭亡。

沛公受降后进入咸阳，封闭秦朝的宫室府库，与地方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之后便离开咸阳回到坝上。大约一个多月后，以楚将项羽为首的各诸侯国联军抵达。项羽不但杀害子婴和秦朝宗室贵族，还屠杀咸阳城内的人民、焚烧宫室、掳掠百姓，将劫来的珍奇异宝平分给各诸侯。接着将秦地一分为三，而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握有实际号令天下分封诸侯的权力，至于沛公刘邦则被封为汉王。可是因为项羽在分封过程中不尽公平，引起各诸侯不满继而引发乱事。经过数年相斗后，逐渐形成楚（项羽）汉（刘邦）相争的对立局面。

楚汉相争：楚河汉界，中分天下

先攻进咸阳的虽然是刘邦，但项羽岂能容下这个威胁，公元前206年，一场鸿门宴、一场项庄舞剑，拆穿两帮人马的假象。刘邦逃离暗杀现场后立即示弱，带着人马前往自己的封地，汉中、巴、蜀一带，并在进入南郑时，顺便烧毁进入巴蜀的栈道，以示自己没有东进的野心，项羽这才班师回到彭城。

项羽的计划是，让秦三位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分别在关中地区为王（雍王、塞王、翟王），称“三秦”，企图将刘邦困在巴蜀一带。但是，田荣因不服分封结果，在齐地起兵叛楚，项羽当然发兵处理。刘邦认为项羽无暇西顾，便采取张良、韩信的计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迅雷不及掩耳地打败三秦。刘邦占据关中大部分地区后，项羽的大军还胶着齐地，刘邦见机不可失，立刻集合各路人马约五十多万人，向东攻取彭城。刘邦大胜，顺利进入彭城。

项羽得知彭城失陷后，立即率领精锐将士三万人，一路从齐地回转南下，隔天便乘刘备疏于防范时，发动进攻，歼灭汉军数十万人，收复彭城。这就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彭城之战，时值公元前205年。项羽收复彭城后紧追不舍，来到睢水附近，让汉军淹死了十余万人，导致“睢水为之不流”，足见此役之惨烈。

刘邦狼狈地仅率少数兵力突围，逃回荥阳，实力大衰。许多诸侯王看到刘邦溃败，转而重新投靠项羽。刘邦败退后，很快重整旗鼓，并在萧何、韩信的协助下有效地阻遏楚军西进的攻势。这时双方在荥阳一带，僵持不下。数次攻防之后，因汉军的粮食短缺，刘邦不得不向项羽要求议和，荥阳以西归汉。项羽的幕僚范增极力反对，所以项羽更是加紧包围荥阳。刘邦便派陈平去离间项羽和范增之间的关系。项羽果然中计，范增一怒之下选择离去，病死途中。

接着，刘邦决定分散项羽的兵力，以摆脱汉军挨打的局面，他联络了几路大将分头出击，果然让急于求战的项羽，常常打到一半，便得回师解救后方。特别是英布归顺汉军后，有效牵制了项羽在南方的军力。项羽由于兵力过于分散，腹背受敌，加诸战事日久，粮草不济，刘邦则尽可能采取守势。

楚（项羽）汉（刘邦）相争经过数年后，局面已逐渐对楚不利。西楚霸王与汉王四年（公元前203年），楚的兵力减弱、粮食缺乏，汉则完全相反。双方经过谈判，项王同意与汉约定平分天下。楚汉之间以鸿沟为界，以西为汉，以东为楚，这就是“楚河汉界”。（有印象吗？每个象棋棋盘的分界上写着这四个字！）两军终于休兵。

西楚霸王项羽的败亡：四面楚歌，无颜见江东父老，最后自刎于乌江

楚汉双方既然已经订约，汉王就想带兵西归，但汉王底下的名臣张良、陈平劝汉王趁着已有大半土地、诸侯归附、楚国力衰弱的时候进兵，不然放走了项羽，就像是养着老虎会给自己带来后患（养虎遗患）的情况是一样的。汉王也接受了。

次年，汉王追击项王，又得到齐王韩信、建成侯彭越的帮助。经过一番交战后，项王被击败，退到垓下防守。

此时的项王遭到层层包围，局势相当不利。夜晚时分，四面汉军阵地又传来楚地歌谣的曲调（四面楚歌），让项王大吃一惊，觉得楚地难道已尽落入汉的手中了吗？怎么汉营里有那么多楚人呢？后来项王睡不着觉只好在军帐里饮酒。当时常伴随在项王身旁的，一是美人虞姬，一是骏马骓。悲伤的项王引吭高歌，虞姬也和了首诗。项王流下了数行眼泪，左右的追随者均低头涕泣。

项王骑上了骓，率领最后的骑兵突围而出。直到破晓时分，汉军才察觉项王逃走，立刻派兵追赶。经过一阵冲杀后，项王退到乌江边，乌江亭长准备好一条小船，请项王上船渡江。可是项王认为当年率领的江东子弟没有一人生还，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所以放弃渡江，还将骓送给亭长，自己下马与汉军做最后决战。

项王在冲杀之中，忽然发现故人老友吕马童竟也在汉军之中。吕马童不敢直视项王，只好对一旁的人说这是项王。项王就说：“听闻汉悬赏千金、封地万户要我的头，我就给你一点功德吧！”于是自刎而死。汉军为了抢夺他的尸体，竟也自相残杀起来，牺牲了数十人。

由于项王已死，汉王获胜，所以诸侯将相联合请汉王为皇帝。经过三次谦让后终于接受而即位，刘邦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完全出身于平民的天子，建立汉朝，是为汉高祖。历史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

汉朝·新·三国

后继几位皇帝却放纵朝政、沉迷酒色，使外戚王莽乘机篡夺汉室，建立“新朝”。然而王莽施政紊乱，很快就被民变所推翻。汉王室刘秀接手帝位，称光武帝，为东汉之始。汉光武帝安内攘外，开创“光武中兴”的局面；明帝、章帝在位时期，更有“明章之治”，东汉臻至全盛。尔后，皇帝多为年幼即位，外戚与宦官干政，甚至爆发两次“党锢之祸”。

政局不安，动摇社会民生，终于引发“黄巾之乱”，导致枭雄各自割据一方。先是董卓，后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官渡之战，曹操统一了中国北方；赤壁之战，却形成曹操、刘备、孙权三分天下的局面。公元220年，汉献帝被迫“禅位”给曹丕，汉朝告终，三国时代正式来临。

蜀汉与东吴之间因为荆州的归属问题，发生了几次战争，刘备在夷陵之战失败，孙权夺回绝大部分的荆州。之后，为了共同对抗曹魏，两国只好维持合作关系。蜀汉在刘备过世后由诸葛亮独撑大局，多次北伐曹魏皆未有成效；孙权晚年及其过世之后，东吴内政出现严重的分裂。曹魏在曹丕过世之后，司马氏专权朝政，杀害曹氏家族，铲除异己，为篡夺皇位作准备。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纷纷殒落后，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逐渐瓦解。

汉武帝时，儒学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治国的最高指导原则；这原本只是帝王心术的一环，却衍生出所谓的“今古文之争”。太史令司马迁将“纪录”提升为“著述”，创作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继起者班固仿效其体例，撰写出《汉书》，是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史记》的《货殖列传》俨然宣告用商品货币累积财富的时代来临；汉文帝也主张贵粟，商人可以通过金钱拜爵，以提升社会地位。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佛教在两汉之际沿着丝路东传，本土道教也在东汉末年崭露头角。蔡伦提升造纸技术，使文化传播更容易；张机写了“众方之宗、群方之祖”的《伤寒杂病论》；张衡发明世界上第一台能够感应地震方位的候风地动仪；《太初历》首次将二十四节气编入历法。

曹魏的文学风气极盛，具有刚健的风格，后世称为“建安风骨”，代表人物有“三曹”父子与“建安七子”。蜀汉出身的陈寿编写了《三国志》，采取三国并述的方式，发展出新的纪传体撰史方法。明代罗贯中著有《三国演义》，在三分写实、七分虚构的前提下，演绎三国争锋时期的人物与事件，英雄气概与智谋跃然纸上。

汉朝的国祚自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0年，起自汉高祖刘邦，终于汉献帝刘协。三国时代为公元220年至280年，起自曹丕篡汉立魏，终于西晋消灭东吴。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定都洛阳；三国时期曹魏立国于许昌，蜀汉立国于成都，东吴立国于建业。

吕后的成与败：中国第一位女性政治家，外戚专权的先驱者

吕雉（公元前241——前180年）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刘邦能一路从平民百姓蜕变为群雄之首，吕后的政治谋略，实不可小觑。汉高祖的宠妾戚夫人曾经哭闹要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吕后却不慌不忙请出“商山四皓”——德高望重的四位隐士，来做太子的贵宾。“商山四皓”是刘邦多次邀请未果的对象，这便让刘邦打消撤换太子的念头，由此也证明了吕后高明的政治手腕。

吕后能临朝称制十五年，原因在于她的儿子汉惠帝生性懦弱，加上汉惠帝在位仅七年便过世，吕后接连立了两个年少的傀儡皇帝，继续执政。吕后的政治方向大多遵循刘邦的遗训，任用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并奉行“黄老无为”、休养生息。《史记》称赞这段时期是：“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几乎是“文景之治”的先锋了。

匈奴冒顿单于曾借着汉高祖之死，修书羞辱吕后。内容是说，冒顿单于与吕后都是单身一个人，不如“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隐忍怒火，以自己已经年老色衰来婉拒，并送给单于许多车马与美女，平息了这场挑衅。很多历史学家都称赞吕后的政治风度。而司马迁的《史记》将吕后列入记载皇帝的“本纪”体例，《汉书》也沿用，这即是肯定吕后对汉室政治的功劳。

至于吕后为汉朝制造的最大问题就是扶植外戚诸吕的势力。吕后通过联姻的方式，让吕氏与刘氏更加紧密，但是并没有打算将汉朝易姓，纯粹是希望娘家也可以共享荣华富贵。然而，当吕后要封吕氏为王，并且分享刘氏宗族的封国时，冲突与对立，便如箭在弦上了。吕后一死，当时吕禄掌控最重要的北军，周勃、陈平、刘章等人便设计了一出“郦寄卖友”（因郦寄与吕禄是好友，周勃通过挟持郦寄的父亲，让郦寄骗出吕禄作为交换），逼吕禄交出兵权，接着展开一场宫廷杀戮，诸吕几乎灭亡。大臣们扶持代王刘恒继位为汉文帝，原因很单纯，因为代王没有势力强大的外戚关系，这就是吕氏政权的教训。

七国之乱：汉室进一步迈向中央集权

汉高祖刘邦立下“非刘氏不王”的规矩，目的在于让有血亲的宗室兄弟能够在地方上捍卫中央。但是吕后分封诸吕为王，破坏这个约定，导致刘姓诸王的不满，后来诸吕叛乱平定后，群臣选择代王刘恒即任为汉文帝。汉文帝是汉高祖庶出，又是诸王所拥立，因此面对各地封国日益扩张的势力，十分小心翼翼。汉文帝采取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借由分封诸王子弟，把大国分为几个小国，使每一封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变小。而针对淮南王刘长的骄矜不法，袁盎、晁错等人都提出了削藩的建议，但是汉文帝不敢贸然实施。

文帝时，吴王刘濞的儿子到长安来玩，与仍是太子的景帝发生冲突，吴王的儿子被棋盘击毙，吴王自此二十多年称病不朝。当时诸王因为坐拥封国，权力不小，多少会倚势作乱。景帝即位后，接受晁错提出的削藩政策，首当其冲的有赵王刘遂的常山郡，胶西王刘卬的六县，楚王刘戊的东海郡，吴王刘濞的会稽等郡。

吴太子事件一直是吴王刘濞的心病，削藩的举措传到了诸王耳中，吴王便率先联络相关诸王，约定以“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起兵。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当朝廷正式的削藩诏令送达吴国时，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诸王的叛乱遍及关东地区，声势浩大。

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军袭击吴楚军队，派郦寄攻击赵国，栾布袭击齐地诸叛国，大将军窦婴则驻屯荥阳。当时情势紧急，袁盎建议景帝处死晁错，以平息叛变；只是，晁错死了，七国之乱并未停止，吴王还自行称帝，景帝方知事情并不单纯。好在周亚夫积极求战，结果吴国军队一败涂地，吴军中的东越人杀了吴王濞，其他诸王也因兵败而自杀。匈奴人原本承诺出兵相助，在获知吴楚兵败后，也不愿意到中原搅局。

汉景帝借由七国之乱的平定，顺势收回封国的部分土地，并规定王国内的重要官吏必须由中央政府来任命，使汉室迈向中央集权之路又更进一步，亦有助于日后汉武帝“推恩令”（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各子弟为列侯）的施行。

汉武帝建元元年：“年号”纪年的开始

唐代学者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上写着：“孝景以前即位，以一二数年至其终。武帝即位，初有年号，改元以建元为始。”（汉武帝之前的帝王，大都只记他们的在位年数，如从元年开始，然后二年、三年，一直写到结束，如过世、亡国、被篡位等为止。汉武帝即位后开始有了年号，首先采用的名称是“建元”。）

另一位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释汉代史家班固所著的《汉书》时，也说：“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古代的帝王没有使用年号，使用年号的起源开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

依据“教育部”《国语辞典》的解释，“年号”的意思是：“君主时代帝王纪元所立的名号。”自汉武帝首创建元年号后，后来的皇帝（包括汉武帝在内）会在在位期间依不同的理由原因改变年号而重新纪年。另外除非情况特殊，否则原任皇帝过世后，接任皇帝继位后的当年，仍使用原任皇帝使用的年号，直到当年结束，新的一年开始时才会“改元”，使用接任皇帝新订定的年号。

到了后来，年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称呼皇帝的代名词。我国对于帝王年号的使用，是到清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退位时结束，改以中华民国的国家纪元取而代之。不过因为帝王年号已使用二千余年，所以它也曾影响到邻国的历史发展，像日本至今仍使用皇帝年号就是一例。

汉武帝罢黜百家，提倡经学：汉朝的治国理念与学术风气为之一变

汉朝自高祖开国到文帝、景帝在位时的施政走向，着重于“扫除烦苛，与民休息”（取消秦朝时过于扰民的苛刻规定，让百姓们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经过六十多年的努力，终于让汉朝的国力逐渐成长起来。但从向往儒家学术思想的汉武帝即位后，开始改变原有的治国理念，也使汉朝展现出新的风貌。

武帝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天下诏选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且接受丞相卫绾的建议，不任用研究申不害、商鞅、苏秦、张仪等学说言论的人为官。相对而言，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的学者地位则有所提升。

当时魏其侯窦婴（汉文帝皇后窦氏的堂侄）、武安侯田蚡（汉景帝皇后王氏同母异父之弟）两人都喜好儒家的学术思想，推举同好赵绾和王臧分别担任御史大夫与郎中令的职务。因为这几人推崇儒术，对道家的评价相对贬低，引起了向来喜好黄老之术的武帝祖母——太皇太后窦氏（汉文帝之后）不高兴。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冬天，赵绾向武帝提出不用向太皇太后报告政事的建议，终于使太皇太后大怒，不但免除魏其侯、武安侯的官职，又逮捕赵绾和王臧，最后以两人在狱中自杀收场。

虽然太皇太后对儒家的态度较不重视，武帝仍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设置五经博士。建元六年五月，太皇太后过世。之后武帝任命武安侯田蚡为丞相，排斥黄老、刑名等百家言论，延揽文学儒者数百人；尤其学《春秋》的公孙弘竟能从百姓一路爬到丞相的位子，还被封为平津侯，更是其中代表。从此天下读书人纷纷兴起学习五经的风气，希望凭借了解经书的道理而获得做官的机会。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孙弘建议为博士官设置五十名弟子员；地方官员也得选出符合喜好文学、尊敬长辈等多项条件者，与博士弟子员一起接受学业，一年之后再经过考试筛选担任官职。这些意见都获得武帝认可。从此朝廷里的官员大都成为文、质兼备的文学之士，汉朝的学术风气与治国理念也转为儒家思想。只是在实际的政治情势与人物等影响下，汉朝采用的儒术与孔子提倡的理念，似乎已经有些不大一样了。

汉武帝征伐四方：扩展了汉朝的疆域与对外的影响力

汉武帝即位时还是个十六岁的少年，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四年。在他的主导之下，汉朝渐渐发挥自高祖开国至文景之治时期，长期培植的国力，向四方展现大汉声威，也大大扩展了汉朝的疆域。

汉朝发动军队南征的时间比北伐匈奴还早。早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军围困东瓯（两国约在今福建省、浙江省一带），东瓯向汉朝告急。武帝派中大夫严助发动兵马救援。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攻打南越，朝廷派军攻击闽越。结果汉军还没抵达，闽越人已经杀了国王宣告投降，汉军撤退。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发动政变，杀害汉朝使者及其王和王太后；武帝再度发兵南征，于隔年平定南越，稍后同时进军西南夷，均获得胜利。武帝对这些土地均设置郡县加以治理。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东越（闽越）王余善反叛，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东越人杀余善向汉朝投降，武帝下令将当地居民迁往江淮一带以防再度叛乱。

对于北方匈奴的强大压力，武帝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采纳王恢的建议，以王恢、韩安国、李广等人为将，在马邑埋下伏兵，想要先引诱匈奴上当，再发动攻击。这一计虽然没有成功，但已显示武帝打算改变汉初以来放低姿态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准备反守为攻。接下来的数年，进攻匈奴的军事行动不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战役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春天，卫青、李息领兵出击，夺回失去的河南地（黄河河套一带的土地），设置朔方、五原郡。另外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往陇西方向出击，多次击败匈奴；当年秋天，匈奴昆邪王先杀休屠王，再带着部众四万多人向汉朝投降，汉朝在其原来的土地上设置武威、酒泉郡。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再从两郡中划出张掖、敦煌郡。这就是河西四郡。

至于进兵东方的行动，则是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春天，朝鲜王卫右渠攻杀辽东都尉后开始。武帝募集天下罪人进攻朝鲜；隔年夏天，朝鲜人杀卫右渠后向汉朝投降。武帝在当地设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等郡加以治理。

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中西交通史的源头

要说到拓展汉人视野，更进一步认识这个世界的人，就不能不提到张骞。

张骞是汉中人，汉武帝建元年间担任侍卫的郎官。当时投降汉朝的匈奴人都对汉武帝说道，匈奴曾杀害大月氏王，拿他的头当喝酒的容器；逃脱的大月氏人对匈奴相当仇恨，却一直找不到可以共同出兵打击匈奴的国家。

汉武帝听到这情报怎能放过，于是想派遣使节与大月氏联络。可是要到大月氏就得冒险穿越匈奴，所以必须招募愿意出使的人，而入选者就是张骞。他率领百余人一起自陇西出发，可是没多久就被匈奴抓到了。匈奴君主军臣单于扣留张骞一行人长达十多年，长到让张骞在匈奴娶妻生子，可是他手上仍持有代表汉朝的使者符节，心中没有忘记出使大月氏的使命。

随着匈奴的看守越来越松，张骞和部下们终于找到机会逃走，向西走十多天后抵达大宛。大宛的统治者以前就听闻汉朝很富裕，想要试着接触却没办法，看到张骞后相当惊喜，就问他要往哪里去。张骞便请大宛王帮助他们到达大月氏，于是大宛王派人协助翻译，并引导他们先到康居，再从康居进入大月氏。

然而，当时的大月氏早已成功地让大夏人臣服于他们。他们得到的新土地既丰饶又少外患，过得相当安乐，而且觉得大月氏距离汉朝十分遥远，已经没有报仇的意愿了。

张骞努力一年多后没有结果，只得启程回国，他想要试着绕道而行以回避匈奴，没想到还是被逮到了。他又在匈奴境内待了一年多，直到军臣单于过世后，匈奴发生内乱，张骞才乘机带着妻子和另一部下一起回到汉朝。这年是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距离他出发的时间已经有十三年了。

虽然出使大月氏的任务没有成功，但是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亲身所见或听闻的西域各国位置与风土民情，包括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也使得汉朝重新开始经营西南夷。后来张骞又再度前往西域、出使乌孙，虽然还是没有达成联外攻击匈奴的目标，但是已经打开当时汉人的视野，知道还有更遥远的国度。以后谈起中西交通史的源头时，都不会忘记张骞“凿空”（开通道路）的首功。

巫蛊之祸：汉武帝晚年的宫廷政变

汉武帝第一次亲身遇到巫蛊之术，是皇后陈阿娇所为，目的在诅咒武帝妃子卫子夫，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选择废黜陈皇后，受到这次巫蛊之祸而被牵连诛杀者，大概有三百多人。卫子夫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生下太子刘据，方坐上皇后之位。

汉武帝晚年，当时的宰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因为擅自动用军费而入罪。公孙贺为了替儿子赎罪，逮捕了当时汉武帝下诏通缉的阳陵大侠朱安世，其子之罪也因此被赦免。孰料，朱安世在狱中上书，揭发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并在皇帝专用的驰道上行巫蛊之术，诅咒皇帝。

汉武帝晚年性格多猜疑，觉得身旁有人搞鬼，所以自己才会常常生病。汉武帝知道朱安世的控诉后，立刻下诏逮捕公孙贺一家人入狱，时值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这件事情并没有因为公孙贺等人死于狱中而结束，反倒被当时深受汉武帝宠信的江充，拿来利用。江充和当时的太子刘据交恶，担心汉武帝如果撒手而去，太子继位之后会对自己不利，因此打算借巫蛊之事来铲除太子。

江充告诉汉武帝，宫中的巫蛊如果不除，皇上的病就不会好。因此汉武帝任命江充追查巫蛊的来龙去脉。江充一路从后宫查到皇后与太子，最后把事先准备好的物证拿出来，诬陷太子行巫蛊之术。刘据一时恐惧，发兵诛杀江充，汉武帝误以为是太子要造反，便也发兵追捕。太子兵败逃出，选择上吊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跟着自杀，史称“巫蛊之祸”。

这次遭受牵连者，除了皇后、皇太子、皇孙、丞相家族，还有许多公卿大臣，死者可说是数以万计，严重撼动汉帝国的统治阶层，这是西汉时期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后来汉武帝发现事实真相，深感悔恨，便灭了江充三族，建“思子宫”，甚至下了《轮台罪己诏》，深切悔悟自己的过失，时值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罪己的举措，让西汉吏治有重整的机会，也开启日后的“昭宣之治”。

王莽篡汉：从“假皇帝”到“真皇帝”

虽然西汉有“文景之治”、“昭宣之治”等盛世，但到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在位时，已逐渐走向衰落。汉元帝喜好儒术，即位后多任命儒生为宰相，可是处理事情时，常受文辞含义的拘束，比较优柔寡断，缺乏果决判断的能力。

汉成帝在位时，虽然称得上太平时代，朝廷气氛和谐，百官做事也称职，然而当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沉迷于饮酒作乐，当上皇帝后也没改善。另外他又宠幸皇后赵飞燕（就是“环肥燕瘦”成语里的“燕瘦”），他的母亲（即元帝的皇后）王政君所引进外戚王家的势力，也开始掌握国家的政令，为后来西汉灭亡埋下伏笔。

汉成帝没有儿子，继位的哀帝算是他的侄儿。哀帝目睹成帝时代握有的权力逐渐流失，所以在位时常诛杀大臣想要再加强皇帝的威望。但因为只在位六年就去世，所以成效有限。至于汉平帝也是成帝的侄儿，九岁即位，十四岁就被害死，遑论有何作为。

除了皇帝的权力逐渐下降外，社会上开始出现一种气氛，认为汉朝立国已久，从一些自然界的异象当中透露出汉朝衰落，应让出天子之位的征兆。这种推波助澜的效果，顺势减少了日后王莽乘机篡汉的阻力。

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引外戚势力进入朝廷，总共有九人封侯（加上最后的王莽就成十人），五人先后任大司马，势力相当庞大。原本王莽连权力边缘都沾不上，因为他的父亲早逝，来不及封侯，王莽为了进入朝廷，刻意隐瞒实情，以求取好名声为优先。比如表现自己并不喜好声色犬马、勤俭到连妻子都穿着破烂迎接客人、模仿周公的行事作风等等，加上太后王政君年纪大不想处理政事的心态，都让他的权力逐渐增加。到了弑杀汉平帝、改立两岁的汉宣帝曾孙孺子刘婴，然后依着所谓的自然异象，要太后王政君下诏让他成为“假皇帝”或“摄皇帝”，再铲除少数反对他的势力后，王莽篡夺帝位的结果也就底定了。

西汉孺子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正式宣布即“真”天子位，改国号为“新”，隔年的新年号是“始建国元年”。太后王政君这才发现王莽的真面目，但是为时已晚，西汉就这样灭亡了。

新朝倾覆：王莽“托古改制”，汉宗室起兵反抗

王莽篡汉后所施行的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托古改制”；任何制度规定的改变都要拿出上古三代实行过的措施为借口，或是引用五经的内容为依据后才施行，仿佛这样做才是正当合理的举动。

在政治制度上，他常常更换中央和地方官的官名、等级、薪资及其负责的职务内容，另外将原来封为王的诸侯降为公，其他民族的领导者从王降为侯等。

在财政经济方面则包括更改币制、禁止买卖土地奴婢、实行新的国营政策等。王莽废除了汉武帝时代开始使用的五铢钱，以及他先前下令铸造的错刀、契刀，而改用称为“宝货”的金、银、龟、贝、钱、布等六种货币。因为“刘”字拆开就是“卯、金、刀”，新朝已经建立了，怎能留下汉朝刘姓的象征呢？

另外他想效法周代的井田制度，于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又将奴婢仆人改称“私属”，王田和私属都是禁止买卖的。如果一家的男丁没有超过八人，但是田的总数超过当时一井（百亩）者，就要将多出来的田分给九族亲属与邻里。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公布新的国营政策，简称“五均六筦（管，国家管理）”。命令地方官在卖盐、铁、酒，取用名山大泽的天然物资时都要课税；又设置平稳物价的五均官；还对百姓开放贷款，如果借一百钱的话每月收三钱利息等。

这些措施实行后造成百姓生活困苦，四方民族率先反叛。归根究柢，很多政策都太“不切实际”了。王莽太沉浸在自己认为的美好世界里，以为只要死守经书里的字句再仿造制度，一切就会自行运作得很好。他没有想到上古三代已成过去，新朝面对的是不同的环境，经书的精神是要活用的。

在饥寒交迫下，许多百姓被迫沦为打劫粮食的盗匪，人们开始思念起汉朝盛世的美好。后来的英雄豪杰在起兵时，纷纷自封为汉朝将领甚至是宗室后裔，以为凝聚人心的力量。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终于醒悟，下令取消先前所有的扰民政策，不过已经来不及了。当年十月，汉高祖刘邦九世孙刘和弟弟刘秀集结数千人反抗。新朝的末日渐渐接近……

绿林兵起兵绿林山：新朝被一群绿林兵给打倒了

新朝地皇四年（公元23年），在王莽的不当施政下，原本取代西汉想要开创一番新气象的“新朝”变得破败不堪，毫无一丝“新”气息。人心思汉的气氛反而逐渐扩散开来。

当时南方的饥民涌入湿地沼泽，想要挖掘凫茈（fúcí，即荸荠）来吃，但也出现饥民相互侵占掠夺的状况。有两个名为王匡、王凤的人，因为能处理这些纠纷而被大家推举为首领，吸引更多人前来投奔。他们后来转到绿林山（在今湖北省）躲藏，逐渐扩张至七八千人的规模。到了地皇二年（公元21年），荆州牧派二万人攻击这批由饥民组成的绿林兵，却被他们击败，还损失不少物资。

我们在武侠小说或是古装戏剧里，看到在山林里抢劫过路客的盗匪或是对抗地方官府的团体，往往自称或被称为“绿林”、“绿林大盗”、“绿林好汉”等，其中的典故就是从这里衍生开来的。

地皇三年（公元22年），由于绿林山发生流行疫病，绿林兵开始到处流窜，并分成“下江兵”、“新市兵”两股势力，加上新加入的“平林兵”，逐渐扩张他们的影响范围。此时原汉朝宗室后裔刘玄投靠平林兵，汉高祖九世孙刘与刘秀也起兵加入新市兵和平林兵的阵营。地皇四年（公元23年）正月，众人称刘玄为更始将军；三月刘玄正式被推举为皇帝，恢复汉朝国号，建年号为更始。

王莽听到这消息相当恐惧，因为发兵攻击更始帝的军队接连失败，他的情绪日益焦躁不安。在六神无主的情况下，王莽还曾接受臣子的建议，率领群臣到祭天地点的南郊放声号泣痛哭，希望上天能够垂怜王莽，消灭更始帝的军队。一朝的皇帝竟已沦落到如此山穷水尽的田地！

打着更始帝名号的绿林势力渐渐接近长安（王莽称为常安）城，新朝与更始帝的决战时刻也随之到来。十月初一日，汉军开始进攻长安。经过三日血战，至十月初三日傍晚，新朝军队终于完全溃败。王莽在渐台被商人杜吴杀害，首级被校尉公宾就砍下，还被贪图赏赐的军人分尸。

不了解民心的王莽，死前还深信上天会眷顾他，抱着象征“天意”的符命不放，真是至死不悟。难怪“新朝”不过才十五年就被愤怒的百姓推翻了。

光武中兴：对人“推心置腹”的刘秀恢复汉政权

绿林势力拥立的汉更始帝刘玄其实是个懦弱、难以控制局面的人。刘、刘秀兄弟及其部下虽加入绿林阵营，但威望、战功都在其他诸将之上，这引起更始帝及其他将领的疑虑猜忌，于是在与王莽决战之前，就利用些小事故诛杀了刘。刘秀当时在外与新朝军队战斗，得到兄长死亡的噩耗，心感哀痛但只能先强忍了下来，在人前表现得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的样子，而在人后独处时暗自流泪。

新朝覆亡后，更始帝打算迁都洛阳，于是任命刘秀为司隶校尉（负责监督京师和京城周边地方的监察官），先前往当地进行相关准备。当时洛阳百姓已经见过多位更始帝派出的将领，可是他们的服装仪容都很失礼，甚至还有穿女人衣服就游街的，百姓看到他们不是取笑就是赶快避开。但当雄壮威武、衣着得体的司隶校尉部属及仪仗开进洛阳城时，百姓都流露出欢欣鼓舞的情绪，还有曾任汉吏的老人家激动地流泪，喃喃说着：“没有想到今日还能再见到真正代表大汉威严的官吏和礼仪啊！”大家对刘秀的好感就这样建立起来，贤能的人也纷纷投奔到刘秀的麾下。

后来刘秀又渡过黄河慰问各地方州郡的官员，去除新朝苛政，还先后击败邯郸（王郎）、铜马等割据势力，逐渐脱离更始帝的控制。当刘秀接受铜马的投降时对他们相当和善，不过铜马的首领依然感到不安，于是刘秀就毫不设防地单独骑马进入铜马的营区里巡视队伍，投降者看到这样的情景议论纷纷，都觉得刘秀是“推出自己的赤心放入我们的腹中，这样真诚地待人，我们怎能不舍命报效呢”？刘秀的基础因此更加巩固，而这也是成语“推心置腹”的由来。

大约在这段时间，更始帝又从洛阳迁都到长安，他每日沉溺于饮酒作乐，朝政混乱。早在绿林起义后不久，还有另一势力赤眉兵崛起，当初起兵时为了与新朝军队有所区别，而将眉毛染成红色，故得名。赤眉兵以樊崇为首领，流窜于今山东、河南、安徽一带。就在更始三年（公元25年），樊崇另立宗室刘盆子为帝，年号建世，并率赤眉兵攻入长安，更始帝刘玄投降后被杀。同年刘秀也在部属拥戴下称帝，即为东汉光武帝。次年，光武帝经过部署，在樊崇领兵离开长安东归之际，击败了赤眉。接下来的十余年，光武帝不断遣兵征伐，终于讨平所有的割据势力，完成“光武中兴”的大业。

班超出使西域：“不入虎穴，不（焉）得虎子”

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由于贬抑匈奴与西域国家的地位，使各国倒向匈奴，中原与西域的交流中断。直到汉明帝在位时才恢复与西域的往来，也造就班超在西域建功立业。

班超字仲升，是汉朝著名史学家班固的弟弟。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超与母亲跟着兄长班固来到洛阳。班超因为家境贫穷而在官府做些抄书的工作，以维持家计，日子久了感到很辛苦。有一次他丢下笔叹气说：“大丈夫没有什么其他志向，就是要效法傅介子（曾出使西域，因诛杀态度反复的楼兰国王而被封为义阳侯）、张骞在遥远的地域建立功业，以获得赐封侯爵的地位。怎么可以长久安于做些抄抄写写的事情呢？”这就是成语“投笔从戎”的典故。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明帝派兵征伐北匈奴，其中奉车都尉窦固自酒泉出发，击败匈奴呼衍王，并将兵力留在伊吾卢城（哈密）驻扎开垦。王莽篡汉后，中原与西域间中断联系长达六十五年，自此终于恢复。

当时班超担任窦固手下的假司马且立下战功，于是窦固派他出使西域。这是班超接触西域的开始。

班超首站抵达鄯善国（楼兰）。刚开始鄯善王广对汉朝使节相当礼敬，后来却突然变得冷淡，因为匈奴使节也来到鄯善。于是班超召集部属说：“不入虎穴，不（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能趁夜用火攻击匈奴，他们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我方必定可以战胜。到时鄯善也会惊吓破胆，任务就能获得成功。”于是众人乘夜攻击匈奴扎营的地方，斩下使节的头，并且夺取代表使者身分的节。

接着班超到达于阗国。于阗王广德的态度相当怠慢不周到，原来于阗的风俗是听信巫师的指示。巫师对于阗王说：“神对王接近汉朝感到愤怒。汉朝使节有匹（guā）马（黑嘴的黄马），要赶快取来祭祀神明。”班超知道了就要巫师亲自来取，等到巫师一出现立刻将他斩首。于阗王大为惊恐，就向班超投降。

因为班超接连立下奇功，开展了之后在西域三十多年的事业，达成扬名异域的愿望。汉朝与西域间的交流也再度活跃起来。

蔡侯纸：蔡伦造纸术的突破

南朝梁人周兴嗣编写的《千字文》里，提到“恬笔伦纸”——“秦朝将领蒙恬发明毛笔，汉朝宦官蔡伦发明纸张”，可见纸是由蔡伦发明的说法早已深入人心。虽然近年来的考古报告中，发现今天大家所称的纸其实早在蔡伦之前就创造出来了，可是蔡伦的改良之功依然无法磨灭。若是没有蔡伦的研究，恐怕纸遍布于各地的时间会延后许久。

蔡伦字敬仲，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入宫成为宦官，到汉和帝即位后升任中常侍，参与宫内谋划策略的事务。他是位有才能学识的人，做事时相当慎重，曾经好几次冒犯皇帝，试图矫正皇帝的过失。后来蔡伦被擢升为尚方令，职掌制造御用刀剑等器物。到了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蔡伦还监造秘剑与各项器械，每项器物的品质都“精工坚密”，足为后世所效法。

古代的图书都是写在竹简上再串编起来，如果是写在缣帛（质地细薄的丝织品）上的则称为“纸”。缣帛很贵而竹简又重，所以蔡伦动起了念头，想用树皮、麻头、敝布和鱼网来造纸。

直到汉和帝元兴元年（105），蔡伦终于将研究成果向汉和帝报告，获得皇帝的称许，也开始使用他所造的纸。因此天下都称由蔡伦制造的纸为“蔡侯纸”，“纸”经过改良后也渐渐普及于民间了。

汉朝的地球科学家张衡：精准的候风地动仪

张衡字平子，擅长制造精巧的器械，也花了许多时间钻研天文历算等方面的学问。他于汉安帝在位期间（106——125）担任太史令（掌管天时星历的官员），制造了可以观测天体运行的浑天仪；到汉顺帝阳嘉元年（132）时，又设计制造了可以测报地震的候风地动仪。

候风地动仪是以质地相当好的铜金属铸成，直径有八尺，外形像一座尊（酒器），还有篆文、山龟、鸟兽的装饰纹路。所有精密的机械零件和装置奥秘都隐藏在尊里，外表是看不出来的。我们只能看到候风地动仪的主体有八条口中含着铜丸的龙分别面对八方，底下有八只张开嘴的蟾蜍准备承接铜丸。

如果发生地震，尊会受到震动，龙口的铜丸便掉下来落入蟾蜍的嘴里，发出激昂高亢的振动声，于是知道发生了地震。虽然其中一条龙受到震动掉下铜丸，但其他七座龙首不受影响，从铜丸自何座龙首掉下就能得知发生地震的方向。

自候风地动仪启用后，将它侦测地震的结果与相关纪录对照，发现完全符合，这是从有记载以来从没发生过的事。曾经有一次，龙口丢下铜丸却没有感觉到地震，京师的学者都怪它失效。可是几天后传递消息的人赶到京师，报告陇西（今甘肃省境内）一带发生了地震，所有人都为它的巧妙侦测感到佩服。朝廷从此命令史官要将地震发生的方位记录下来。

候风地动仪是我国最早测定地震的仪器，也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测定仪器，张衡对地球科学的贡献卓著。

两次“党锢之祸”：东汉朝廷的贤臣几乎被迫害一空

到汉桓帝、汉灵帝在位时，政治日益败坏，朝廷发布的政令竟然出自于宦官之手。读书人不愿与宦官为伍，开始对当时的政治与人物发表批评议论，形成一股无法忽视的风气。

当时的太学里有超过三万名的太学生，以郭林宗、贾伟节为首，与在朝中为官的李膺、陈蕃、王畅等人彼此交流鼓励。太学里还流传着一句话：“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另外还有公族进阶、魏齐卿时常不顾危难，发表正直深刻的言论。至于朝廷官员们，没有不对这些评论敬畏三分的。

那时有个善于从天象推算吉凶的人名为张成，他算出朝廷即将发布赦免的命令，所以让他的儿子先去杀人。担任司隶校尉的李膺逮住人后没多久，朝廷果然颁布赦免令。李膺对此感到愤怒，不顾命令还是杀了张成的儿子。由于张成先前曾凭借他的技术与宦官来往，连汉桓帝也曾问过张成问题。于是张成的弟子牢修向朝廷上书，诬告李膺等人与太学生和地方学校的学生结成朋党，发表诽谤朝廷的言论，有扰乱风俗的嫌疑。

汉桓帝看到上书后震怒。延熹九年（166）十二月，下令地方郡国逮捕党人，结果包括李膺在内有二百多人被捕下狱。延熹十年（167）六月，汉桓帝在尚书霍谞（xū）、城门校尉窦武的请求下，终于同意释放党人回到故乡，同时改年号为永康。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后来到了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十月，宦官侯览设法让官员将前司空虞放、长乐少府李膺等人全部牵引成同党，再次将他们逮捕下狱。包括李膺在内有超过百人全部死在牢里，随后数年间还发布相关的牵连措施。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经过两次党锢之祸，东汉的栋梁人才受到相当大的摧残，朝中几乎已无贤臣，国运也更加暗淡无光了。

“黄巾之乱”：乱世即将到来

大约在汉灵帝即帝位的前后，冀州巨鹿郡（约在今河北省境内）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奉行黄老道为名，开始在地方发展起自己的势力——“太平道”。由于张角用符水咒语为百姓治病，很多人相信符水有疗效，信奉太平道的人便越来越多。

张角又派遣八名弟子到各地传播相关言论，十多年下来，太平道在东方的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的信众已达数十万人。于是张角设置三十六“方”，方的意思相当于将军，是有规模的军事组织。另外还到处散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消息，暗示他们即将取汉朝而代之。由于朝廷长期陷入外戚、宦官、读书人之间的斗争中，根本没有处理张角的问题，使他的势力不断坐大。

汉灵帝光和七年（184）二月，张角终于起兵作乱，东方开始陷入混乱。由于太平道人刚开始造反的时候，头上都包裹着黄色的布，以方便与交战的汉军有所区别，因此这批人又称为“黄巾贼”。黄巾贼所到之处都是烧杀掳掠，但竟然有许多地方响应他们的军事行动，使朝廷大为震惊。

三月，汉灵帝为了对抗黄巾贼，接受宦官的建议，赦免因卷入党锢之祸而被惩罚的人，以免他们与黄巾贼合作反叛汉朝。接着朝廷派遣北中郎将卢植讨伐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攻击豫州颍川郡（今河南省境内）的黄巾贼。

接下来的八个月，汉军与黄巾贼陷入混战。其中皇甫嵩、朱儁在骑都尉曹操的协助下，在长社击败黄巾贼波才，而卢植原本已围困张角，但受到宦官陷害遭到撤职。朝廷改派东中郎将董卓攻打张角，但是无法取胜。直到皇甫嵩和朱儁清除大部分的黄巾势力后，才展开决战，完全击败张角的主力，平定乱事。

虽然黄巾之乱不到一年就落幕，可是朝廷内部外戚与宦官之间的对立争斗逐渐达到最高峰；地方州郡也没有因黄巾之乱结束而恢复平静，反而出现更多小规模的变乱。汉朝治理天下的能力与控制力日渐减弱，董卓、曹操等豪杰却因黄巾之乱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安定的时代一天天消失，乱世即将到来……

官渡之战：曹操称霸北方的重要战役

汉献帝刘协是东汉最后一位皇帝，处境相当可怜。出生后母亲就被杀害，幼年时黄巾之乱发生，朝廷的统治力开始减弱。接着父亲汉灵帝过世（中平六年〔189〕），兄长继位为帝。不久袁绍杀尽宦官，董卓兵力趁虚而入，废杀兄长改以刘协为帝。汉献帝当时不过九岁就已看尽生离死别。

董卓乱政，天下群雄并起，彼此互相攻击争夺地盘。接着又有李傕（jué）、郭汜（sì）之乱，汉献帝被这些军阀将领欺负玩弄，在洛阳、长安之间来回流浪，连吃住都成问题，朝廷也早已不像个朝廷了。直到建安元年（196）镇东将军曹操迎接汉献帝迁都到许后，生活才得以安定下来。

可是曹操也非真心拥护汉献帝，而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对内控制朝廷政治，对外与各地豪杰争夺北方霸权，因此逐渐接触到袁绍的势力范围。当时曹操的实力在袁绍之下，于是让出大将军的位子，两人相处一时还算平安。但到他们分别击败公孙瓒和吕布后，情势改观。

建安五年（200），左将军刘备在徐州对抗曹操。袁绍的谋士田丰建议趁机攻许，袁绍没有接受，直到刘备被击败赶来投靠后才决定出兵。田丰认为曹操已有所防备，应从长计议。袁绍不听。

袁绍先后派出颜良、文丑等大将进攻，结果都被击杀。战役结束后，曹军驻守官渡（约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而袁军向官渡进军。因袁军数量多于曹军，所以交战时曹军只能坚守阵地。双方僵持一百多天后，袁绍派淳于琼出发运输粮草，曹操得知后亲率五千兵马攻击。

袁绍刚知道淳于琼遇袭时，便对他的长子袁谭说：“即使曹操获胜，我打下他的营帐，他还是回不来的。”于是要高览、张郃进攻曹营，但攻不下来，而他们一听到淳于琼战败的消息后立刻投降，袁军完全溃败。袁绍、袁谭等人带着少数骑兵逃走。

袁绍在“官渡之战”失败后生病，在建安七年（202）夏天病死，反观曹操在建安六年至十二年之间陆续击败袁尚、袁谭、高干等群雄及外族乌桓。随着战果不断扩大，北方也渐渐被曹操所掌控。

赤壁之战：决定三分天下的关键战役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六月，曹操自任丞相，开始将目光转向南方，想要将全天下都纳入他的掌握之中。七月，曹操带兵南攻荆州牧刘表。八月，刘表过世，由次子刘琮继任。当时刘琮驻守襄阳，寄居在荆州的刘备等人则在樊城。九月，曹操抵达新野，刘琮向曹操投降，而刘备等人往夏口的方向逃亡。

另一方面，讨虏将军孙权听到刘表过世的消息后，派宾客鲁肃前往荆州向刘表的两个儿子刘琦、刘琮致哀，同时观察荆州的局势变化。没想到鲁肃还没抵达，曹操已经兵临荆州，刘琮也向曹操投降了。当时刘备想要南渡长江，鲁肃转而与刘备在当阳会面，传达孙权方面的想法。刘备抵达夏口后，诸葛亮向刘备说：“现在事态紧急，请您下令让我向孙将军求救。”于是刘备以诸葛亮为代表前往柴桑拜访孙权，希望双方能够合作，共同对抗曹操。

当时曹操已接收刘表的部队，声势惊人。孙权的部属大多认为应该投降，唯独周瑜、鲁肃力排众议，认为应该要对曹操作战；再加上诸葛亮一番对时局的分析，使得原本观望的孙权，终于决定要战。随后他派周瑜、程普、鲁肃等人率水军三万，跟随诸葛亮拜见刘备，双方组成联军一起抵抗曹操。

十月，曹操发动水军向孙权进攻。周瑜和程普分别为左右督，各自率领万人与刘备一起进兵。曹操与孙、刘联军在赤壁（约在今湖北省嘉鱼县东北）遭遇并展开激战，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赤壁之战”。

战前，周瑜的部将黄盖观察到曹军的船舰都是首尾相连，可以采取火攻。于是周瑜一边准备适合的战船，一边放出黄盖要投降的假消息给曹操。当战船靠近曹军时，黄盖下令放火。在风势助威之下，曹军船舰迅速燃烧，还波及陆上军营，曹军因此大败。曹操下令将剩下的船只焚毁向后撤退，途中又有不少士兵死于疾病或是饥饿。刘备和周瑜一路追击到南郡，曹操只好退回北方，命曹仁、徐晃留在江陵，而乐进则驻守襄阳。

赤壁之战后，曹操站稳北方，刘备往西南发展，孙权则在东南一带立足。汉献帝变成只是天下名义上的共主，三国鼎立的形势已经隐然成形了。

曹操侵夺汉献帝权力：东汉的结局

曹操虽然在“赤壁之战”失败，可是他在北方权势不减反增，汉献帝的处境更加困窘。曹操先击败凉州的韩遂与马超，又在建安十八年（213）自立为魏公，建安十九年（214）再杀害皇后伏寿和二位皇子，并且几乎杀光伏氏家族。

为什么曹操要杀害皇后？在建安五年（200）时，曹操曾强势杀害已怀孕的贵人董氏。伏皇后因此感到恐惧，偷偷写信给父亲伏完，不仅叙述了曹操凶狠的模样，还请伏完设法铲除曹操。伏完看了信却不敢行动。这个一直被隐瞒的秘密，竟然在建安十九年泄露出来。曹操非常生气，逼着汉献帝废伏皇后，还要尚书令华歆、御史大夫郗（chī）虑带兵“闯进”后宫，“捉拿”伏皇后。

伏皇后虽然躲在墙壁夹层中，还是被华歆发现，华歆直接拉着她的手就往外走。当时汉献帝和郗虑坐在外殿，只见披头散发、光着双脚的伏皇后流着眼泪向汉献帝诀别，还问：“不能救我，让我活下来吗？”受到惊吓大哭的汉献帝则回答说：“我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活到什么时候！”又回头对郗虑说：“郗公！天下哪有这样暴虐残酷的事啊！”当时汉献帝左右的人看到这情景都不禁流下泪来。最后伏皇后还是被关进暴室（囚禁宫女后妃的地方）害死了。

汉献帝连自己的妻子都救不了，凸显出权力已被架空，只拥有一个“皇帝”的空名。

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自己将爵位由魏公提升为魏王，建立天子旌旗，出警入跸（出外时可进行道路管制，禁止人车通行）。此时他和真正的皇帝已经没什么两样了。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病逝，儿子曹丕继位为魏王。当年三月改年号为延康元年。虽然曹操在世时没有篡夺汉朝，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计划与控制，汉献帝早就只是个傀儡，夺取皇帝宝座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延康元年十月，汉献帝终究被迫退位。曹丕成为天子，国号仍为魏，是为魏文帝，定新年号为黄初，都洛阳。至于汉献帝被改封为山阳公，西汉和东汉合计约四百多年的统治，随着汉献帝的退位而结束，也开始了分裂并立的三国时代。

刘备的发展与即位称帝：复兴汉室的希望

赤壁之战的失败对曹操来说是少见的挫折，但对刘备而言却是重大的转机。他渐渐摆脱过去到处流浪或是寄人篱下的日子，开始有比较固定并能壮大的根据地，终于可以独当一面，获得与曹操、孙权平起平坐的地位。

刘备原本推荐原荆州牧刘表的大儿子刘琦为荆州刺史，可是建安十四年（209）刘琦就病死了，于是刘备接受大家的拥戴成为荆州牧。孙权对刘备势力的增加感到有些畏惧，而将妹妹嫁给他，希望两边关系能更巩固。

到了建安十六年（211），益州牧刘璋听说曹操打算派兵进攻以汉中为基地的张鲁，心中相当恐惧。刘璋的属下张松建议，可以找刘备帮忙。后来双方正式会面，张松劝刘备乘机袭击刘璋，刘备因不忍心而没有动手。建安十七年（212），张松的哥哥张肃担心自己日后会受到牵连，就将张松的计划向刘璋报告。刘璋于是杀了张松，又下令各关口要塞戒备。刘备大怒，展开攻击，至建安十九年（214）时，终于包围了成都。虽然刘璋可以选择坚守成都，但刘璋认为益州三年的战争都是因他而起，内心相当不安，所以决定开城投降。刘备就这样取得益州，实力更增进不少。

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刘备又取得汉中，并在七月自称汉中王。可是当刘备回到成都后，孙权利用关羽北伐中原，无法注意后方的机会，去偷袭他，不但杀害关羽，还同时占领荆州土地。失去关羽是刘备这个时期最大的挫折。

延康元年（220），当汉献帝被迫让位给魏王曹丕的消息传到成都时，有传闻认为汉献帝已经遭到杀害。刘备于是公开发布讣闻，为汉献帝举办丧事，并追加“孝愍皇帝”的谥号。

由于已经没有在位的汉朝皇帝了，所以偏张军张裔、治中从事黄权、治中从事杨洪、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尹默、谯周、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军师将军诸葛亮等人，纷纷劝进刘备继位为帝，以延续汉朝国祚，完成兴复汉室的事业。

刘备就在第二年（221）四月，在益州成都即位，改年号为章武，是为蜀汉昭烈帝。

三国鼎立的形势：互有往来与征战

相较于蜀汉有兴复汉室的使命、魏国有一统天下的野心，立足于东南半壁的孙权似乎是以现实为优先考量，为寻求自身利益而在两国之间游走着。

蜀汉昭烈帝章武元年（221），昭烈帝因孙权先前袭杀关羽愤恨难消，即位称帝后就调兵遣将，准备东征为关羽报仇。没想到尚未出发，车骑将军张飞竟遭属下杀害。七月，昭烈帝亲率各军伐吴。由于盛怒之下的昭烈帝回绝了孙权的求和，于是孙权也开始准备防御。次年正月至闰六月间，蜀汉和孙权展开多次战斗，蜀汉军不幸被孙权部将陆逊等人击败，昭烈帝只好向后撤退。

另一方面，自魏文帝即位后，孙权就向魏文帝自称为魏国下的诸侯藩国，所以魏文帝就在黄初二年（221），正式授与孙权吴王爵位。孙权虽然向魏国称臣，但其实并非真心诚意。魏国于是希望双方能够缔结正式盟约，并要求孙权派儿子到魏国朝廷任官（做人质），结果遭到孙权婉拒。魏国在黄初三年（222）开始调动兵马准备进攻孙权，孙权认为扬州等地的山越民族尚未平定，内部并非团结一致，所以用谦卑的语气向魏文帝上书，看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可是魏文帝回信的内容除了表示魏国内部对孙权不信任，还说孙权如果要展现效忠的诚意，就得让长子孙登到魏国来。孙权没有接受，战争一触即发。

魏文帝自许昌出发南攻，多支魏军也同时开拔赶往前线。孙权于是建年号为“黄武”，在接近长江的地方设兵防守魏军。黄武元年（222）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双方激烈交战，互有胜负，最后魏军终于退兵。

在这期间，孙权派太中大夫郑泉为使者，前往白帝城面见蜀汉昭烈帝，请求重修旧好。此举获得昭烈帝同意，并以太中大夫宗玮为代表回访孙权。不过孙权和魏文帝间的往来，也没有立刻断绝，直到两年后才终止。

孙权原本向魏文帝称臣，并且接受魏文帝封为吴王。然而当他自己建立黄武年号后，即使没有立刻正式称帝，也已经明显打算自立一方，用外交方式与两国往来。三国鼎立的形势到此完全浮上台面了。

三国时代最后称帝的孙权：与蜀、魏维持既紧张又和平的关系

话说吴王孙权黄武二年（223）三月，吴魏双方战事结束，魏军撤退。接下来，孙权的部属劝他称帝，但被他婉拒。孙权对大家说：“之前我因玄德（蜀汉昭烈帝刘备）往我们西方的边界（荆州）攻来（为关羽报仇），所以要陆逊部署兵力防御。当时听说北方（魏文帝曹丕）想要帮助我们。可是我当时在想，我们有内忧的潜在威胁（在扬州一带的山越民族），如果不接受魏国授与的吴王爵位，有可能让他们感觉受辱，反而促使他们快速发兵攻击我们。到时蜀汉和魏分别从西方和北方打来，二面受敌，对我来说压力真的太大太猛烈了，所以才决定压抑自己，接受魏国的封爵。这是我放低姿态不称帝的理由，可是各位看来似乎不是很了解，所以现在解释给各位听。”在孙权说完这段话后，劝他称帝的声音才暂时平息下来。

没过多久，蜀汉昭烈帝在白帝城过世的消息传来。当年十一月，蜀汉派尚书郎邓芝为使者到吴，并带着马二百匹、锦布千端和益州特产为礼物。吴也回送境内名产作为答礼。从此双方的关系恢复正常。

至于吴与魏之间则陷入长期紧张和冲突的状态。魏文帝曾数次率军南下，可是一到长江边就又退兵了。黄武五年（226），孙权趁魏文帝过世的机会进攻江夏郡，又命诸葛谨和张霸围困襄阳，但以失败收场。两年后吴将陆逊则在石亭大败魏将曹休。吴魏之间的争斗互有胜负。

在内政方面，孙权接受陆逊的建议，让军民休息以恢复农业生产，又请诸葛瑾和陆逊对当时的法令规章提供意见，还任命全琮为东安太守，企图讨平山越。

到了黄武八年（229）春天，孙权的部下再度劝他即位，这次他终于答应并在四月正式称帝，改元黄龙，是为吴大帝。蜀汉为求能继续合作消灭魏国，在考量后仍派卫尉陈震使吴“庆贺”，并且订立盟约，约好魏国被灭后可平分天下。同年，吴大帝从武昌迁都建业（今南京）。三国从此刻起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国了。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兴复汉室希望破灭

蜀汉在昭烈帝刘备征吴失败后，受到相当严重的打击，幸亏有丞相诸葛亮在后方稳住局势，才没有让情况继续恶化。昭烈帝过世前，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怎敢辜负昭烈帝“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毅然接受了昭烈帝的托孤请求。

刘禅即位，是为蜀汉后主，改年号为建兴。诸葛亮采取的策略是，先和吴王孙权恢复正常关系，然后出征益州南部，降服当地的少数民族（像对孟获“七擒七纵”）以安定后方，接着才专心北伐魏国。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兵囤汉中，准备北伐，临行前上书给后主，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出师表》。诸葛亮“六出祁山”希望能击灭魏国，可惜建兴十二年（234）在武功五丈原去世，真的是为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师表》里有句“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一语道破西汉为什么兴盛、东汉为什么衰落的原因，当中“人”占了很大的因素，同时也表达他对后主的期待，希望后主能够知人善任。诸葛亮过世后，接位的蒋琬、费祎也都尽心辅佐后主，蜀汉得以维持稳定发展的局面。

然而在费祎死后，继任的大将军姜维虽然忠于蜀汉，但他连年北伐，也耗损了不少国力。另外后主渐渐宠信宦官黄皓，使黄皓得以影响蜀汉内政。后主终究忘记诸葛亮的叮咛，也给予魏国侵略的机会。

后主景耀六年（263），魏国派邓艾、钟会等将领分路进攻蜀汉；蜀汉则以左右车骑将军张翼、廖化、辅国大将军董厥等，抗拒魏国的军队。稍后改年号为炎兴元年。到了冬天，卫将军诸葛瞻（诸葛亮之子）在绵竹被邓艾击败遇害，后主只好采用光禄大夫谯周的建议向邓艾投降。

第二年，后主全家从成都迁往洛阳，被魏元帝封为安乐公。后主在洛阳的生活还真的是过得很“安乐”，达到“乐不思蜀”的境界，完全忘记亡国之痛。诸葛亮在《出师表》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愿望，到头来终究是无法实现了。

司马炎篡位：司马懿家族有样学样

当蜀汉被魏国灭亡后，照理说魏国应该是意气风发，准备一统天下了。然而，情况却相反，蜀汉亡国不过才两年，魏国也跟着覆灭了。这样惊人的演变和当时魏国国内的司马懿家族大有关系。

魏明帝在景初三年（239）过世前，将太子（齐王）曹芳托付给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两人，流着泪的司马懿跪着叩头，答应了魏明帝的要求。

太子即位，是为魏废帝（齐王），改元正始。刚开始曹爽和司马懿还能合作辅政，后来曹爽听信权力不应与他人分享的说法，就疏远了司马懿。司马懿发觉后，原本也回避曹爽以免惹祸上身，可是看到曹爽渐渐沉溺于饮酒作乐，就转而在暗地里计划夺权。

正始十年（249）正月，废帝前往高平陵祭拜魏明帝，曹爽一同随行。司马懿趁着他们都不在京师的机会，发动政变，解除曹爽及其同党的所有权力，独揽朝政，不久再将他们全部杀害。虽然司马懿在两年后去世，由长子司马师接任大将军，但司马师在嘉平六年（254）借太后令废了皇帝，改立魏明帝的侄儿曹髦为帝，是为废帝（高贵乡公）。一样是托孤，对照诸葛亮尽心尽力辅佐蜀汉后主，司马懿的辅政却出现截然不同的结局。

司马师在拥立废帝（高贵乡公）后不久就过世了，弟弟司马昭接位大将军，对魏国朝政的控制越来越紧。甘露三年（258），司马昭任相国且被封为晋公，仿佛当年曹操掌控东汉朝廷时的情景。废帝也因皇帝权威不断被削弱，对司马昭相当愤恨。甘露五年（260），废帝认为“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皆）知也”，不顾劝阻，坚持率僮仆数百人亲讨司马昭，结果反被杀害。魏国只好再改立魏明帝的堂弟曹奂即位，是为魏元帝。

魏元帝景元五年（264），司马昭的爵位从晋公提升为晋王。咸熙二年（265）司马昭过世，长子司马炎继任晋王。此时曹家早已失去抵抗力量，夺位的时机终于成熟。同年十二月，魏元帝被迫退位，司马炎正式称帝，改元泰始，是为晋武帝。魏国灭亡，原本鼎立的三国时代也即将画下句点。

三国时代落幕：蜀魏吴，争夺天下，西晋渔翁得利

当蜀汉为魏国所灭，魏国又被晋武帝篡夺后，吴国面对的是一个在土地、兵力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的新兴政权——晋，情势相当不利。

然而吴国内部一直有不安定的隐忧，使它无法全力面对外敌，这样的状况从吴大帝孙权在位时就已经出现，其中最受到注意的是皇位继承人的问题。由于吴大帝的长子、次子都早亡，所以在赤乌五年（242）立三子孙和为太子，又封四子孙霸为鲁王。可是吴大帝对两人都很宠爱，造成双方为争宠而展开斗争。吴大帝索性在赤乌十三年（250）废了太子，且赐死鲁王，改立最年幼的孙亮为太子。两年后吴大帝去世，太子孙亮即位，改年号为建兴，是为吴废帝。

吴废帝即位的时候只有十岁，以太傅诸葛恪为主从旁辅政。没过多久魏国以诸葛诞等将领兵分三路进攻吴国，被诸葛恪击退。诸葛恪因而轻视魏国的实力，次年率军北攻魏国反被击败。诸葛恪退兵回吴之后，则被武卫将军孙峻安排的伏兵刺杀。魏吴两国在接下来的几年不断交战，孙峻和堂弟孙先后成为吴国的主将，而孙的个性尤其蛮横不讲理，影响到吴废帝的权威。吴废帝原本计划要诛杀孙，却被孙发现而惨遭废黜。

孙接着拥立吴大帝的六子琅琊王孙休为帝，是为吴景帝，改元永安（258）。由于孙权势很大，态度依然不佳。直到孙意图谋反的消息走漏，吴景帝于是趁着当年“腊八”日，百官都要向皇帝朝拜道贺的机会，命令武士逮捕孙绳之以法，这才解除危机。

但安稳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永安六年（263）蜀汉被曹魏灭亡；次年吴景帝去世，南方的交阯又有叛乱。吴国面对接踵而来的坏消息感到相当恐惧，希望能有位年长成熟的国君领导他们，于是大臣们改迎原太子孙和的长子乌程侯孙皓为皇帝。

孙皓即位后，很快就露出粗暴骄傲、喜好酒色、任意杀害大臣的真面目，使得人心失望，也给予晋武帝起兵的好机会。吴天纪四年（280），晋将杜预、王濬等率兵攻吴，一路势如破竹，孙皓只好向晋国投降，原本英雄豪杰并起的三国时代于是落幕。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

晋朝·五胡十六国

从曹魏到司马氏以来，王室、贵族间的骄奢风气弥漫，甚至出现一个“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晋惠帝不谙政事，他的妻子贾后便乘机干预朝政，并和司马氏一族掀起政治屠杀风暴，重创晋朝国力，史称“八王之乱”。北方外族势力借机坐大，纷纷立国称帝，是为“五胡乱华”，更形成“五胡十六国”与晋朝对峙局面，最后发生“永嘉之祸”，导致西晋灭亡。

晋朝既已失守华北地区，晋元帝司马睿便率众南迁建康，是为东晋。由于北方威胁仍在，东晋朝廷必须倚赖世家大族的支持，而有“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后来的“淝水之战”，就是世家大族谢安、谢玄率军力抗前秦苻坚，东晋方得以继续偏安江南。然而，淝水战后，朝廷混乱，地方上有“孙恩卢循之乱”，朝廷遣派刘裕平乱。各种乱象接踵而来，刘裕累积不少军功，进而独揽朝政，最后废晋恭帝而自立，建国号宋（南朝宋），东晋至此灭亡。

这是一个世族政治的时代，并通过“九品中正制”的官员选拔方法来维持门阀的既得利益。士大夫不愿卷入黑暗的政治斗争，对名节礼法鄙夷，这时的学术思想由经学转为玄学，清谈成为风尚。“清谈”是指士大夫不谈俗事、不谈民生，可以抛开现实、远离政治、畅谈空无，“竹林七贤”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这种环境下，文学体裁发展出“骈体文”，讲究写作技巧、用词华丽、雕琢字句等。

儒学的式微，人心对世道的灰心，让佛教有了盛行的条件；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现，亦带动了更多元的艺术创作；而道教也不遑多让，结合了神仙理论、炼丹理论，葛洪的《抱朴子》就是代表。

晋朝的国祚自公元265年至420年，起自晋武帝司马炎，终于东晋恭帝。西晋首都为洛阳，东晋首都为建康（即南京）。

“八王之乱”粉墨登场：皇帝领导力不足，皇后忌妒心很重，亲戚诸王争权夺利

对于一个开国没多久的朝代来说，晋朝的活力比想像中的还要虚弱，而且风气败坏。君臣们每次宴会吃饭的时候都只是在闲话家常，彼此还比赛谁比较奢侈浪费。大家都忘记了建设国家、造福后世子孙的理想。

其次，晋武帝在位时大封亲戚为王并且赋予兵权，期望他们能保卫晋朝，当时却没想到，如果有诸侯王对晋朝不忠，反而是一项威胁。

另外，晋武帝因太子司马衷个性懦弱，一直忧虑他的治国能力；当他为太子选媳妇时，竟选了其貌不扬、醋劲却很大的贾南风为太子妃，这也是一大失策。她曾经亲手杀过人，还拿着刀戟丢向已经怀有太子骨肉的妾。妾中了戟，导致流产，手段相当凶残。两人的不般配是天下皆知，但晋武帝最后仍然没有换人。以上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为晋朝后来的急速衰落埋下伏笔。

晋武帝过世前想将身后辅佐太子的事交给叔叔汝南王司马亮，可是却被生怕失去权力的岳父杨骏挡了下来。晋武帝在等不到汝南王的情况下过世，太子即位，是为晋惠帝，贾南风成为皇后。

晋惠帝的不聪明与糊涂，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当他还是太子的时候，满朝廷已看透他的无能，等到他当上皇帝，依然毫无长进。有一次他在花园里听到虾蟆的叫声，便问左右随从说：“这虾蟆发出叫声，是为公？还是为私？”让人莫名其妙至极。除了愚昧无知，这位皇帝还不知人间疾苦，曾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由于当时天下荒乱，许多百姓活活饿死，有官员上奏灾情，惠帝竟然“异想天开”地问说：“何不食肉糜？”（老百姓为何不吃肉粥呢？）愚憨无能至此，朝政怎不令人担忧。果然即位没多久就爆发“八王之乱”，时间几乎和晋惠帝的在位年数相当。

八王之乱：每一个王都因其掌权的野心被杀

八王之乱的情节相当复杂，大致从贾后密谋要楚王玮、汝南王亮杀害杨骏开始。然后贾后为了要独揽大权，借楚王之刀杀了汝南王，再以擅杀汝南王为名，下旨杀楚王。接着又杀皇太后，再废杀愍怀太子司马遹（yù）。

贾后废杀太子使赵王伦不满，假借惠帝诏杀害贾后及其党羽，但他随后篡位。因此，齐王冏（jiǒng）、成都王颖、河间王颙（yóng）、长沙王乂（yì）起兵攻赵王，迎惠帝复位。齐王冏也乘机揽政，似乎自己就是皇帝。

不久长沙王假借皇帝的命令杀齐王，河间王和成都王又攻想要掌权的长沙王，长沙王被东海王越捉住，最后被活活烧死。河间王和成都王紧接着用兵力威胁惠帝，东海王等带着惠帝亲征失败，惠帝流亡。最后成都王失败被杀，惠帝在吃饼的时候突然暴毙，也有人说是东海王下的毒手。

惠帝的弟弟司马炽即位，是为晋怀帝；不久河间王也被杀，八王之乱终于落幕，由东海王获得最后“胜利”。因为只有他活了下来掌握大权。然而这只是晋朝另一场苦难的开始……

“五胡乱华”开始：腥风血雨笼罩华北

在晋朝内部忙着争权夺利的时候，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族则蠢蠢欲动，准备摆脱晋朝对他们的控制。

其实五胡带给晋朝的潜在威胁早在晋武帝时就显露征兆。大约自泰始六年（270）起，北方和西方边境就不时有五胡族人反叛或劫掠边境，晋朝派军征伐，以及匈奴、鲜卑等外族率部众归附晋朝的记载。

到了晋惠帝元康六年（296），秦雍一带的氐、羌族人发生叛乱。他们推举氐人齐万年称帝并且包围泾阳（在今甘肃省内）。朝廷为了平定乱事，任命当年为家乡“除三害”的周处为建威将军、夏侯骏为安西将军，在梁王司马肜（róng）的指挥之下征讨齐万年，结果周处不幸壮烈牺牲。虽然晋朝后来还是击败齐万年，但外族屡屡骚扰边境，引起有识之士的注意。当时的山阴令江统深感应该要事先防范，以杜绝乱源，所以写了一篇著名文章《徙戎论》。内容说明过去各朝代中夷夏之间形势的演变、为什么外族部众逐渐进入中原、为什么外族时常兴兵叛乱等，还有最重要的主张：“徙戎”——将已移入中原的氐、羌等外族迁回他们的原居地，以求彻底解决晋朝与外族的对立冲突。可惜江统提出《徙戎论》后，晋惠帝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实际上当时的朝廷是在贾后的掌控之中。结果《徙戎论》写成不到十年，“五胡乱华”的惨剧竟然真的发生，让众人不得不佩服江统的远见。

一般多将五胡在华北一带建立的许多政权统称为“五胡十六国”，“十六国”一词出自南北朝时北魏史家崔鸿撰写的《十六国春秋》，但实际上建立的政权不只十六国。最早自立建年号的势力是巴氐人李特，他自称益州牧，年号建初，约在晋惠帝太安年间（303）；到他的儿子李雄接位后，先称成都王，后建国号为“成”（或称成汉、前蜀）。不过对当时晋朝朝政影响最大的不是李特父子，而是匈奴左贤王刘渊。他在晋惠帝建武元年（304）正式起兵，自称大单于，随后建国号“汉”，改称汉王。随着刘渊称王并且不断扩张，“五胡乱华”从疑虑化为事实，对百姓和朝廷都造成危害。

永嘉之祸（上）：晋怀帝被俘，中原陷入哀鸿遍野

晋怀帝在“八王之乱”即将结束时即位，改年号为永嘉。他是晋武帝的二十五子，晋惠帝的弟弟，朝政由他的族叔东海王司马越所掌握。至于刘渊则在晋朝陷入八王之乱的危局时乘机坐大，并且在永嘉二年（308）十月于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称帝，国号仍为汉。

永嘉四年（310）的夏天，刘渊病死，他的儿子刘和接位，但刘和旋即被他的弟弟刘聪杀害，刘聪夺位称帝并继续向外进攻。到了冬天，京师洛阳出现饥荒，东海王越发出紧急军事文书，希望征召天下兵马救援京师。晋怀帝还交代奉命出发的使者说：“为我带话给镇守在外的诸王将领：现在还有得救，再晚就来不及了。”可惜使者出发了，却没有任何援军抵达洛阳。

于是东海王越以讨伐汉国的石勒为名义，将麾下四万甲士全数带离洛阳。结果洛阳的饥荒状况一天比一天严重，连宫殿内也到处倒卧着已经饿死的人们；治安急速恶化，盗贼横行。

永嘉五年（311）三月，东海王越病死在项城。军队在护送他的灵柩归葬东海的途中，被刘聪所派遣的石勒部队给追上，晋军大败。各级王公与战士死亡者达十多万人。从此洛阳周围再也没有足以相抗衡的军事力量。

刘聪认为这是大好良机，命族子刘曜等人率兵进攻。六月，王弥、石勒、刘曜分率的三路部队逼近洛阳，晋军完全无法抵挡，最后洛阳被攻破。晋怀帝试图逃离却遭俘虏，刘曜等人接着大肆焚毁宫殿、凌辱后宫嫔妃，官吏百姓超过三万人遇害。这就是史上所称的“永嘉之祸（乱）”。在此之前，外族似乎还没有在中原大地上引起过这么大的灾难，更别说是让皇帝变成阶下囚了。

洛阳陷落后，晋怀帝被捉至平阳，被刘聪降为会稽公。永嘉七年（313）正月，刘聪举办盛大集会，要晋怀帝穿着象征卑贱身分的青衣，为人一一倒酒。当年跟随晋怀帝一起到平阳的侍中庾岷（mín），看到皇帝受到这样大的侮辱，不禁放声大哭，让刘聪感到非常厌恶。不久之后刘聪就杀害晋怀帝，庾岷等随侍大臣也同时遇难。可叹的是，就算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悲剧仍还有下一章……

永嘉之祸（下）：长安继洛阳之后沦陷，晋愍帝“投降”，西晋瓦解

在洛阳被刘曜等人攻破后，秦王司马邺（晋惠帝与晋怀帝的侄儿）被拥立为皇太子。永嘉七年，晋怀帝在平阳遇害，皇太子随即于四月在长安即位，改元建兴，是为晋愍帝。当时他仅十四岁。

刘聪对晋愍帝即位当然不能放心。建兴元年至建兴三年间（313——315），刘聪属下的军队曾多次进犯长安。到了建兴四年（316）八月时，刘曜终于将长安团团包围。两个月后，长安的粮食差不多已经吃光，开始出现人吃人的惨况。看到这般情景，晋愍帝知道大势已去，只能做出不让将士百姓再继续受苦的决定。

十一月，晋愍帝派人带书信给刘曜。他随后脱了上衣，口中衔着玉璧、坐着羊车、载着棺木，就这样出了长安城，正式向刘曜“投降”。看到皇帝委屈自己投降求和，群臣号啕大哭，攀住羊车想要握住晋愍帝的手，晋愍帝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哀伤。连年不断的战争，招来“国破家亡”的下场，怎能不让人悲愤填膺？

刘曜烧掉棺木，收下玉璧，接受晋愍帝的投降。之后晋愍帝被带往平阳，被刘聪降为怀安侯。

建兴五年（317）十一月，刘聪出外狩猎，他要晋愍帝穿着军服，手持戟作为前导。半路上，地方故老当中有认出皇帝的，都忍不住歔欷啜泣，引起刘聪的嫌恶。后来刘聪举办盛大宴会，要晋愍帝倒酒、洗酒杯、协助换衣服，又要晋愍帝手持帝王仪卫用的绸伞。在座的晋臣看到天子竟被使来唤去，做着下人仆役在做的事，受着比晋怀帝还要严重的侮辱，不禁失声哭泣。尚书郎辛宾还上前抱着晋愍帝痛哭，刘聪看到辛宾这样忠于晋愍帝相当愤怒，当场就把他杀了。

十二月，刘聪暗地在晋愍帝的食物里下毒，晋愍帝吃后感到心闷，想要见侍中许肃。许肃迅速赶到，可是晋愍帝已经说不出话了。许肃问皇帝是否还认得他，只见愍帝握着他的手流下眼泪，许肃想要将皇帝抱到床上，然而晋愍帝已经在他的怀中死去，得年不过十八岁。

在长安沦陷、西晋朝廷崩溃，以及晋愍帝遇害后，“五胡乱华”所带来的苦难程度达到顶点。晋朝要如何度过这前所未有的危机？

东晋企图复兴：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称帝

当长安的西晋朝廷解体时，原本居于中原的士族纷纷南下避难。另一方面在晋朝的皇室和臣子当中，仍有人试图阻止局面继续恶化下去，最后由琅琊王司马睿成为他们的领导者。

从亲属关系来看，琅琊王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晋武帝的堂侄（五等亲）、晋惠帝与晋怀帝的再从兄弟（六等亲）、晋愍帝的族伯（七等亲）。

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以建邺（即三国时代吴国的都城建业，今南京市）为根据地。原本司马睿很喜欢喝酒，一旁的王导跟他说喝酒的坏处，劝他要少喝，于是司马睿要手下倒满酒杯，再亲自倒掉里面的酒，之后就不再喝了。因为他能任用王导等人才，以礼对待地方的贤人与名门士族，也能照顾百姓，所以渐渐获得民心。

永嘉五年（311）六月，晋怀帝被掳至平阳，司空荀藩便号召以司马睿为盟主领袖。司马睿开始在朝廷中占有重要地位。

晋愍帝即位后，将建邺改名为建康，以避免因直呼皇帝名讳（愍帝名司马邺）而触犯禁忌。又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建兴三年（315）再升为丞相，希望他能带兵救援。

长安陷落后，建兴五年（317）司马睿换穿丧服，为晋愍帝落入敌手表示哀痛。他所属的幕僚及地方官吏一同请司马睿称帝，但被多次拒绝；官员们又改请以魏晋以来的旧例称晋王，司马睿才同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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