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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8 15: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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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延昌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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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汉简医方今用

武威汉简医方今用试读:

前言

甘肃武威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东部,历史悠久,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之一,历史上文化发达,名人辈出,商业流通,贸易活跃,是中国国际旅游标志“马踏飞燕”的出土地。1972年11月在武威旱滩坡的一座东汉古墓中发现了92枚医药简牍,据专家们考证,简牍的成书年代在1世纪左右,并且根据随葬物品推断,墓的主人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医生,这些医药简牍是墓主人根据自己多年行医经验留下的较为有效的方剂的记录。

这批汉代医简在研究我国古代医药学方面具有十分珍贵的科学价值。它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1949年以前所发现的汉代医简数字,而且内容上也极为丰富,涉及内科、外科、妇科、骨伤科、五官科、针灸等多方面,共有方剂三十余首,记载了各科的病名、症状、药物、剂量、制药方法、服药时辰和药量、针灸穴位、经络、针刺禁忌、药物禁忌、生活禁忌、药方主治等方面的问题,表明我国中医药学在当时已形成较为完备的防治体系,反映了《伤寒杂病论》问世前的医学界临床水平。这批医简的出土不仅是我国考古工作的一个重大收获,也是我国医药学界的一件大事。它为我国的历史学者,特别是医学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素材。在《武威汉代医简》(以下简称为《医简》)出土后的40年时间里,我国的考古、文献、中医等领域的科学工作者围绕《医简》的文字考释和医学内容等方面进行探索、研究,阐发学习研究心得,各抒己见,形成了甘肃古代医1学中四面旗帜之一的“武威汉代医学”。《武威汉代医简》中的古方经甘肃省中医院以张延昌主任医师为首的专家团队近20年的苦心研究,已经成功地运用于临床,并开发出了多种中药制剂。特别是研究团队将古方应用于治疗风湿病方面,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1注:甘肃古代医学中的四面旗帜包括:岐伯医学、武威汉代医学、皇甫谧医学、敦煌医学。

本书将《医简》出土后的研究概况作一简要介绍,重点对《武威汉代医简》所载方剂进行较为详细的注解及功能应用研究方面的探讨,记录了临床应用初步研究的部分验案。为深入研究《医简》提供比较完整的资料,可供考古、文献研究人员及临床工作者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医简》所载方剂的临床运用研究部分,作者结合所从事的专业,只对部分方剂作了一些临床疗效观察工作,而中医其他专科运用《医简》方药的临床研究、病例疗效观察正在逐步展开,所以书中这方面的内容尚显不足,有待今后补充。期待藉由是书的付梓出版,有更多的中医爱好者投入到《医简》研究及临床病例的疗效观察中来。《医简》所载方药毕竟是千年古方,若要临床运用,还须经验证,方可施之,切莫生搬套用,造成贻误。

武威汉代医简释文中符号:

□表示简文泐蚀的字数。表示根据残余字形或上下文义可以补出来的字。

●表示各种特殊符号。

括号内数字为简牍序码。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人民卫生出版社陈东枢编审的热情支持,编写过程中,甘肃省中医院王爱华、吴燕,兰州市中医院白雪琴等同志作了一些资料收集、方药注解、文字校对的工作,笔者在此对上述人员和书中引文的原著原文作者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张延昌2014年1月第一章 武威汉代医简出土后的研究概述第一节 武威汉代医简出土情况简介

武威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东部,历史悠久,建置较早,早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就有人类社会活动。相传古代中国曾分为九州,今武威地属雍州。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开辟河西,武威以汉军军威到达河西故名。武威又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之一,历史上文化发达,名人辈出,商业流通,贸易活跃,在这块土地上留有很多文物古迹、历史遗产。

1972年11月甘肃省武威县柏树乡下五畦村村民在旱滩坡兴修水利工程时,发现了一处汉墓。武威县文化馆、甘肃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该墓进行了清理,发现该墓室结构系土洞单室,墓室内东西向置一柏木棺。棺内仰卧一男尸,仅存骨架,尸体头顶有一个麻质囊袋,袋内包木质简牍一束。由于尸体腐烂,致使部分竹简朽蚀残断或简文漫漶,经整理现存简牍共92枚(片)。原简册已散乱,各简上也没有编号标志,以致原册编联的先后次序几无可寻之迹。经过清理,92枚简牍中,简78枚,牍14枚。

所谓简牍,是我国古代纸张未发明以前,以及尚未推广使用时期,用来替代纸以载文的书写用品。简是狭长的竹、木片,一般书写一两行字。牍则是较宽的竹、木板,书写数行字。将简一枚枚编联起来,就成为一册书了。“册”字就是编联起来的简的象形字,今天称书籍的量词为册,即来源于此。武威出土的这一部古老而完整的医药方书,就是书写在木简和木牍上的。

考古工作者根据随葬物品推断,墓的主人是一位年逾70岁的老医生。这些医药简牍是墓主人对自己多年行医经验和较为有效方剂的记录。而关于这座武威旱滩坡汉墓的年代,由于未发现载有明确年号的出土物,其绝对年代无法判定。初步推测武威医简是属于东汉早期的墓葬。

从医简本身内容来寻求其成书年代的标志,有的研究者作了有益的探索。《中华医史杂志》1988年第2期载王辉撰文,指出医简中“”即为“癃”,而“癃”则为淋之古称,皆指小便不通。东汉殇帝(106年)名隆,为避帝之名讳,乃将“癃”改称为“淋”。武威汉代医简中称“淋”者只有一处,其余六处均称“”。由此可见,医简抄写年代下限在殇帝之前,即不会迟于106年。

总之,医简的成书年代在1世纪之前,距今约有2000年历史。正因为医简出土于武威,著书于汉代,故考古学家们称之为“武威汉代医简”。

这些被清理的资料,后来经过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编为《武威汉代医简》一书,1975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书中包括“武威汉代医简图版”、“武威汉代医简摹本、释文、注释”等内容。初稿完成后,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医史文献研究所前身)的专家学者们对简牍逐条逐句进行了考释、研究、讨论、查阅文献、寻找依据、再讨论、再查考,如此多次考释研究定稿。《武威汉代医简》正式出版后,颇得各界学者之关注。中医学界、医疗史界识其重要者,更多撰文阐其学习研究之心得,其内容包括编排次第考释、文字考释补正、药物使用炮制、临床治疗方法、膏摩针灸技术、护理调摄习俗等,使学界对武威汉简的考释研究深度广度比该书出版前得到明显的提高。第二节 武威汉代医简价值

武威汉代医简是1949年以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中的重大发现之一。它为进一步探讨汉代简册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通过对这批简牍的长度、编连、缮写、容字、题记、收卷、文字等各方面的考察,不仅可以较具体地考定汉代简册制度,以补文献所未及,也为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

最重要的是,这批汉简在研究我国古代医药学方面具有十分珍贵的科学价值。它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1949年以前所发现的汉代医简数字,而且在内容上也极为丰富,它包括了医学上的针灸、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等多方面的内容,记载了各科的病名、症状、药物、剂量、制药方法、服药时辰和药量、针灸穴位、经络、针刺禁忌、药物禁忌、生活禁忌,以及药方主治范围等等,足见我国中医药学在当时已形成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这为研究我国古代医学关于生理、解剖、方剂、病名、治疗、养生等问题,提供了具有极其重要价值的科学资料。可以说,武威汉代医简的出土,不仅是我国考古界的一个重要发现,也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医学尤其是汉代医药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考古发掘工作中,武威汉代医简的出土,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涉及范围之广是空前的。武威汉代医简的发现,不仅是我国考古工作的一个重大收获,也是我国医药学界的一件大事。它为我国的历史学者,特别是医学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素材。在武威汉代医简出土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围绕医简的诸多方面进行探索,陆续发表了诸多研究论文。

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旱滩坡汉墓发掘简报》中首先肯定“成批汉代简牍的发现,是此墓出土文物中极为重要的收获”。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撰文认为:“武威医药简牍的出土,不仅是我国考古学上的一个重要发现,也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医学,特别是汉代的医药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戴应新称其“是祖国医籍链上重要的一环”。罗福颐说:“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而又比较完整的医学著作。过去《流沙坠简》中医方简不过五、六枚,《居延汉简》中亦仅存治伤寒简一枚。这次较前多了几十倍,这不只是考古界惊人的发现,在祖国医学史上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林宝成则更具体地说:“《医简》为我们研究汉代我省河西地区经济、文化、民情风俗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珍贵的原始资料,值得我们给予应有的重视。”1984年的《中医年鉴》中这样记载:“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中医学著作资料,在—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汉代医学水平和真实情况。”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最早医学文献,是我国秦汉时期先后写成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和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等。这些古典医籍原本均已散佚,现在所能见到的版本都是经过历代辗转传抄、修订和刊印的。因此,某些书中的论点互有出入,有时也难以区别哪些内容是原文,哪些内容是后人增加的条文。而《医简》是我国时代最早、内容最多的医学著作及其原始文献,它对研究和了解汉代及汉代以前的医药史和医学水平,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总之,《医简》的出土确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医学价值。第三节 汉代医简,辨证先声一、武威汉代医简内容丰富

武威汉代医简,内容丰富,记载了各科的病名、症状、药物、剂量、制药方法、服药时辰和药量、针灸穴位、经络、针刺禁忌、药物禁忌、生活禁忌,以及药方主治范围等为研究我国古代医学关于生理、解剖、方剂、病名、治疗、养生等问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史料,足见中医药学在当时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二、武威汉代医简与《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继承了《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所著《伤寒杂病论》成为我国第一部医学理论与临床诊断治疗紧密结合的典籍。但汉及汉以前医籍存世甚少,对考证仲景方药渊源及其同时代方药状况,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武威汉代医简为东汉早期的医学著作,它的出土,对探讨《伤寒杂病论》方药渊源提供了一些有力的证据。《武威汉代医简》中记载有“伤寒”二字的简文有:“治伤寒遂风方,付子三分,蜀椒三分,泽泻五分,乌喙三分,细辛五分,术五分,凡五物皆冶合,方寸匕,酒饮,日三饮”;“治鲁氏清行解解腹方:麻黄卅分,大黄十五分,厚朴、石膏、苦参各六分,乌喙、附子各二分,凡七物皆并冶合,和,以方寸匕,一饮之,良甚。伤寒逐风”。《伤寒论》、《金匮要略》与武威汉代医简牍的很多论述颇为相似。如《金匮要略》“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的条文,与简牍中的“治久咳上气,喉中如百虫鸣状”这段文字简直如出一辙。但从辨证论治的水平上分析,医药简牍尚处在初期阶段。尽管如此,医药简牍所载的内、外、妇、五官、针灸各科医方三十余个,几乎全是复方,每方剂少则1~2味,多则15~16味,说明复方已成为当时临床治疗上的普遍方法。从单味药到半夏秫米汤诸类《内经》十三方的简单复方,再到武威汉代医简所记载复杂复方,无疑是临床医学上的一大飞跃,也为《伤寒论》这样不朽传世名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三、武威汉代医简的临床价值

武威汉代医简除了“原汁原味”地记载了汉代医学的发展状态而具有极其珍贵的文献学价值外,还因医简处在《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之继往开来的特殊历史时期,故而对研究汉代《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的继承与发展,特别是在探讨《伤寒杂病论》形成渊源方面更具有学术价值。(一)扩展药物种类《神农本草经》被后世誉为“本草学经典”,对以后的药物方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武威汉代医简记载了一百余种药物,其中69种见于《神农本草经》,11种见于《名医别录》(药名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另外20种不见于这两本本草书。这充分说明简牍在某些方面所反映的药物学内容,较《神农本草经》有所发展,而且这些药物的治疗性能在当时已经能被人们很好的掌握。其中的一部分如白蜜、鸡子中黄、酥等均为其后的本草书中所收载。此外还有黄芪、当归、大黄等不少道地药材入药。(二)创立方药剂型

武威汉代医简运用中医辨证用药经验及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原则,根据不同病情,以白蜜、猪脂、乳汁等做赋形剂,制成多种剂型的复方。其制法有“皆并冶合”、“煎之三沸”,“淳酒渍之”及鸡子黄入药搅之三百等。给药法可分酒饮、米汁饮、酢浆饮等内服法和敷目、塞鼻、塞耳、灌鼻、指摩、涂之等外用法两大类。还认识到不同的给药时间对药效产生相应影响,因而有“先铺饭”、“宿毋食”、“旦饮”、“暮吞”等区别,并有忌荤菜、酒辛、鱼、肉、房事与力作等服药禁忌。武威汉代医简所体现的用药理论已初见端倪。武威汉代医简有内科方、外科方、妇科方、五官科方、针灸科方和其他方剂,共三十余则;每一条文列方名、病名或症状、药物、分量、冶合方法、服药方法、用药禁忌及其反应等,是以介绍方剂为主的书籍;且在方剂的剂型方面,有散剂、膏剂、丸剂、栓剂、汤剂等。(三)首提活血化瘀治法

武威汉代医简中,第五个方为“瘀方”,所列药物为“干当归二分、芎二分、牡丹二分、漏芦二分、蜀椒一分、虻一分”,并载当“以淳酒和饮”。“瘀方”的开头提到“瘀方”之“瘀”,末尾还提到“久瘀”之“瘀”,可见古人早已知晓“瘀”则为病,久病必瘀,以及“久瘀”难医之理。武威汉代医简根据瘀血证的形成、致病特点用“瘀”、“积”、“徵”来描述是准确的。为此提出的活血化瘀治法一直沿用至今,是十分科学的。对治“瘀”的具体方药、剂量、制法、用法,以及应用酒的行气作用,以助中药的活血功效,体现了对中医学中“气为血帅,血为气母”理论的具体运用。对于久瘀之患则以活血化瘀虫类药物,搜剔络道,以增强通经活络,活血化瘀的作用,表明了治法用药上的灵活性,展示了武威汉代医简最早提出活血化瘀治法的历史功绩。(四)已显辨证先声

张仲景曾经提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被认为体现了辨证施治的具体法则。在武威汉代医药简牍中同样把这个法则具体运用到临床治疗上。如简79治久咳上气喉中如百虫鸣状卅岁以上方茈胡桔梗蜀椒各二分桂乌喙姜各一分凡六物皆冶合和丸白密大如樱桃昼夜含三丸稍咽之甚良。简80甲、80乙:治久咳逆上气汤方茈菀七束门冬一升款东一升橐吾一升石膏半升白茝一束桂一尺密半升枣卅枚半夏十枚凡十物皆父且半夏毋父且洎水斗六升饮令六沸浚去宰温饮一小杯日三饮即药宿当更沸之不过三四日逾。简9、简10:治诸癃石癃出石血癃出血膏癃泔癃出泔此五癃皆同乐治之姜瞿麦六分兔糸实滑石各七分桂半分凡六物皆冶合以方寸匕酒饮日六七病立愈石即出。以上简79、简80甲、80乙所述病名、主症基本相同,但所用药物却大相径庭,前方以热药为主如桂枝、蜀椒等,可知久咳上气喉中百虫鸣状是寒饮停肺所致;后方以寒为主如石膏、门冬等,可知久咳上气是肺内郁热所致。由此体现了医者抓住主症,辨其属寒、属热而“同病异治”的施治原则。而简9、简10之“诸癃,石癃出石,血癃出血,膏癃出膏,泔癃出泔,此五癃皆同药治之”,则又体现辨证施治的另一原则——异病同治。(五)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伤寒杂病论》张仲景自序所谓“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表明仲景书中之方,博采前人医方者较多。武威汉代医简中有的简文也可能是从同时代的其他医书中转抄而来,如同是白水侯所奏的治“七疾”(七伤)方,简文中就有两种不同的内容和治疗方剂还有如“建威耿将军方,良,禁,千金不传也”的记载,这可能是来自不同医家的见解和实践经验。总之,武威汉代医简为研究中医学早期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为研究秦汉及秦汉以前医药学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特别是对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且在西北道地药材的应用经验方面也值得参考和借鉴。第四节 “复活”武威汉代医简

以甘肃省中医院为主的研究人员,在甘肃省名老中医张延昌主任医师的带领下潜心研究武威汉代医简二十余载,挖掘古代医籍的精髓,古方今用,融会贯通,将武威汉代医简方药应用到风湿病的治疗上,采用中医药治疗风湿病。其治疗风湿病的学术思想是以辨证论治为基础,古方今用,去其不足,留其精华,形成独特的治疗方法。循古而不泥古,谨守病机而不拘泥于方,在对风湿病的诊治过程中处处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理论。

张延昌主任医师研究武威汉代医简三十余年,他挖掘古医籍的精髓,古方今用,融会贯通,将武威汉代医简方药应用到风湿病的治疗上,并结合临床经验,形成了治疗风湿病的独特方法。他根据中医理论及类风湿关节炎的特点将类风湿关节炎辨证分为寒证、热证、痹证3型,并采用武威汉代医简所载方药,如治伤寒逐风方、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瘀方等来治疗。治伤寒逐风方、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是武威汉代医简中治疗痹证的常用方剂。在临床中,张主任以此两方为基础,研制出了内服药清热逐风合剂和祛寒逐风合剂,以及外敷的膏剂清热逐风膏及祛寒逐风膏等院内制剂。这些院内制剂的使用既免去了患者的煎药之苦,提高了患者用药的依从性,又提高了治疗效果。张延昌主任医师还根据中医病治异同理论巧用武威汉代医简同一方治疗不同的风湿病,同样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如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以清热利湿、通络止痛为主治,临床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结节性红斑、痛风性关节炎、急性滑膜炎。同时张延昌主任医师指出,痹证之热非实热大热,究其病因仍以感受风寒湿邪为主,因此,一味单纯清热,并不会热清病愈,还须少佐温热之品,但其药味要少,药量要轻,总以清热为主,且在郁热得清后,继以温经通络之剂,疗效更为彻底。该方中以小剂温热药与大队清热药相伍,寒热并用,祛风除湿,以清热为主,兼具通络止痛之功,符合诸多风湿病的病机,故治疗有明显的效果。张延昌主任医师运用武威汉代医简中“治东海白水侯所奏方”加减治疗强直性脊柱炎、骨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和痛风性关节炎晚期病变。他认为以上几种病症虽然病种各异,但主要病变都在于骨,根据肾主骨生髓理论,不管是强直性脊柱炎、骨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还是痛风性关节炎晚期病变,最后均损伤筋骨,造成关节功能障碍,因此,治疗上应以补肝益肾、通络止痛为主要治法。

张延昌主任医师指出,类风湿关节炎属于痼疾,病程长,病变复杂,寒热之邪不能速祛,脏腑之虚不能急补,而且病程中正虚和邪实的主次亦在发生变化,因此,治疗不能急于求成,要坚持治疗,慢慢调理,说服患者长期服药。医生必须变换药物剂型,以合剂、散剂等携带及服用方便的剂型来治疗。可以将草药磨碎装入胶囊,或者将草药磨碎用蜂蜜调匀,这样可减去患者的煎药之苦,同时降低了医疗费用,从而保证了长期服药的可能性。张主任一般在疾病的活动期采用汤药,待病情好转后采用合剂、胶囊或膏剂等简便易服的剂型,取得较好的疗效。第二章 武威汉代医简的中药学成就第一节 中药种类

武威汉代医简记载一百余种药物,具体是:植物药计有茈(柴)胡、当归(干当归)、牡丹、漏庐(芦)、代芦如、(术)、泽舄(泻)、付(附)子、大黄丹(大黄)、狼毒、菒草(藁本)、半夏、白敛(蔹)、甘草、勺乐(芍药)、细辛、麻黄、厚朴、苦参、乌喙、天雄、黄连、黄芩、亭磨(葶苈)、甘逐(遂)、利庐(藜芦)、人参、方(防)风、牛膝、续断、桔梗、昌(菖)蒲、远志、杜仲、山朱臾(茱萸)、柏实(柏子仁)、肉从容(肉苁蓉)、署与(薯蓣)、弓穷(川芎)、门冬、款东(冬)、橐吾、秦瘳(艽)、卑解(萆薢)、瞿麦、兔糸实(菟丝子)、白茝(芷)、早(皂)荚、巴豆、桂、姜、蜀椒、小椒、赤豆、蘖米(谷芽)、大麦、肥枣(大枣)、茈(紫)菀、楼(栝楼)、活楼根(栝楼根)、虵□(蛇床子)等。动物药

计有龙骨、桑卑肖(桑螵蛸)、席()虫、斑蝥、鸡子中黄、白密(蜜)、乳汁、骆苏(酥)、白羊矢(屎)、贲猪肪(猪肪)、地胆、头、蚕矢等。矿物药

计有雄黄、丹沙(砂)、长石、曾青、消石、兹石或玄石(磁石)、樊(矾)石、滑石、贷赭(代赭石)、石钟乳、石脂(赤石脂)、戎盐、石膏、禹余量(粮)、礜石等。其他药

计有淳醯、温酒、酢浆、牡曲、豉汁、米汁、河菆、弓大、寒水(?)、焦(?)等。

上述约一百余味药物,其中八十种见于《神农本草经》,十一种见于《名医别录》(药名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另外二十种不见于这两本本草书。这充分说明简牍在某些方面所反映的药物学内容,较《神农本草经》更为原始而古朴,并且这些药物的治疗性能在当时已经能被人们很好的掌握。其中的一部分如白蜜、鸡子中黄、酥等均为其后的本草书中所收载。另外,还有一些药物的名称由于文字古奥、简文残脱等原因,尚难辨别,有待进一步考释和研究。第二节 炮制方法

炮制是中药制药的传统术语。古代亦称“炮炙”,武威汉代医简中称“冶合”。《说文解字》:“炮,毛炙肉也”,“炙,炮肉也,从肉在火上”。由此可知,药物“炮炙”这一名称,是源于古代的熟食加工。但炮炙只意味着用火的加工处理,不能概括除火制以外的多种加工方法,因此以后又有修治、修事等名称。

武威汉代医简中对酒的炮制应用,是对中药学的有力补充,不仅丰富了制剂方法,并以其有治病作用而应用于医药领域,也为药物辅料制法创造了条件,充实了中药炮制法的内容。据考证,武威汉代医简的医学成就早于《伤寒论》之前,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相比拟,已载有父且、冶合、烦、捣、浸渍等多种炮制法,并已能应用辅料制药,如渍法中的酒渍、醋制等。尤其对矿物药,已使用了用酒、醋煅淬的方法,如“……以醇醯渍卒时”,可见当时的炮制方法,已初具规模。在《神农本草经》在序录中提出了“……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的理论,说明在武威汉代医简中有毒药物,可采用与之相拮抗的药物同制,以抑制其毒性。如“烦狼毒”等,提示了炮制具有使药物纯净、去毒、减低副反应等内涵细言如下:

父且:即“咀”。在字面上有用口咬切之意,即将药咬成小块,引申为把采集的药物切碎成饮片。最初可能仅限于植物药,后来则扩大到所有药物。在许多意义上,与“冶”相近。如“治百病膏药方”中“凡四物父且,渍以淳醯三升。”

冶合:即加工炮制,有溶合熔炼之意,引申为将药物加工成粉状。药物经过加工炮制才能使用。因此,武威汉代医简中绝大多数的药物均须经过“冶合”。如“治伤寒逐风方”中有“凡五物皆冶合,方寸匕酒饮”。

烦:将药捣碎。如“治狗啮人创痛方”中有“烦狼毒”。

渍:将中药饮片用水、酒等浸泡,使其有效成分溶解析出。如“治伏梁裹脓在胃肠之外方”中的“凡七物皆父且,渍以淳酒五升,卒时”。

挠:搅拌。如“治千金膏药方”中的鸡子黄“挠”后与其他相配成膏。

炊:水煮。如“半夏毋父且,洎水斗六升,炊令六沸”。

煎:熬。如“治千金膏药方”中猪肪“先前(煎)之”。

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所记载的半夏、狼毒这两种有毒药物的炮制方法颇为具体且与今天使用的炮制方法极为相似,这说明我国医家最迟在公元初就已认识到炮制对于使用毒性药物的重要意义,而且炮制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铜的化学性质比较稳定,不像铁器那样容易与药物中某些成分起化学反应而影响药物的功效。这一点早在汉代时人们就已知晓。武威汉代医简中曾多次提到用铜器来盛放药物,如简16载药“盛以铜器”。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出土的药物文物中,就有医工铜盆等铜制医疗器具,说明汉代用铜质器具制药、盛药是比较普遍的。从中药炮制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在《伤寒杂病论》原著早已散佚的情况下,武威汉代医简无疑是我们了解和研究秦汉时期中药炮制历史的一份重要资料。一、武威汉代医简中药物炮制的目的(一)降低或消除药物的毒性和副反应

有的药物虽疗效很好,但因有毒性和副反应,会影响临床用药安全,因此除了通过配伍和控制用量外,更须采取炮制方法以降低其毒性和副反应。《白猿经》最早提出了附子的炮制。因附子生者有大毒,须经浸、漂、蒸、煮或加辅料蒸煮等炮制后方可服用。现代实验证明,附子中所含乌头碱毒性极强,经过长时间的浸泡蒸煮后,乌头碱被水解成毒性轻微的苯甲酰乌头胺和乌头胺,从而大大减轻了附子的毒性和副反应,其水解产物具有解热、镇痛、镇静等作用,对风湿痹痛、麻木不仁、心腹冷痛等具有显著疗效。如武威汉代医简中治伤寒逐风方中用附子就有其作用。再如医简中半夏为止咳、祛痰、镇吐药,特别是治疗神经性呕吐、妊娠呕吐等疗效显著,但生用则“戟人咽喉”,仅能“令人吐”。传统方法用石灰、明矾、生姜炮制半夏,可消除其刺激咽喉和引起呕吐的副反应,并能加强祛痰、止呕的功效。如:医简文中“半夏毋父且,洎水斗六升,炊令六沸……”。(二)缓和或改变药性

中药药性包括寒、热、温、凉四气和酸、苦、甘、辛、咸五味。各种药物都有气和味,武威汉代医简中虽没有详细记载中药性味,但从黄连、苦参、大黄丹等在复方中的应用可以推断各药性味。现代临床上按“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以及“酸收、苦燥、甘缓、辛散、咸软”的理论,根据病情,加上武威的地区特点,有针对性地选用相应的药物进行治疗。但有些药物药性过偏,作用强而易生流弊,如大苦大寒之药易败胃、伤津,大辛大热之药易致耗气、助火、伤阴等。因此,使用这类药物时尚须考虑患者体质,除适当配伍外,每通过炮制、配伍以缓和其偏性,从而防止副反应的发生。如生大黄为苦寒峻下药,有损伤胃气之弊。武威汉代医简中运用大黄丹,作用缓和,而不致伤及胃气。甘草生者甘凉,功能泻火解毒,清肺化痰;炮制后(蜜炙)则性变甘温,功专补脾益气,缓急止痛。(三)便于调剂和制剂

质地坚硬的药材很难粉碎,不利于制剂和调剂,作为煎剂,在短时间内也不易使有效成分煎出,因此必须经过炮制后才能应用。如武威汉代医简中代赭石、磁石、石膏等通过煅制,可使坚硬的药材变得酥脆,易于粉碎,便于制剂,复方则内服易被吸收,煎剂则可增加其成分的溶出度,充分发挥其作用。(四)有利于服用

武威汉代医简中有些动物类药材,如桑卑肖(桑螵蛸)、席()虫等,运用酒制、蜜制、水漂等炮制法处理,达到矫臭、矫味的效果,利于服用。(五)提高疗效

通过炮制以提高药物疗效,是炮制的基本目的。中药材主要是以饮片入药的,药效成分能较好地从药材组织内溶解、释放出来且直接关系到药效成分的生物利用度问题。武威汉代医简中以如炒、蒸、煮、煅等的热处理,使药材细胞组织发生物理变化并以辅料助溶、脱吸附,使难溶于水的成分转化。因此,药材炮制后用于汤剂,可增强成分的溶出;用于丸散等成药,内服后可以加速药效成分在体内的释放,有利于胃与小肠的吸收,增强成分的生物利用度,从而充分发挥药效。二、常用炮制辅料(一)液体辅料

1.酒

酒有白酒、黄酒之分。黄酒为非蒸馏酒,是用米、麦、黍等和曲酿制而成含乙醇10%~20%,尚含糖类、酯类、酸类、氨基酸、矿物质等。颜色为橙黄至深褐色清亮透明,具有黄酒特有的醇香。用酒作辅料的方法在武威汉代医简中很多,多处有不同的制剂用“酒作饮”的记载。同时,在武威汉代医简中运用酒作为良好的溶剂,每每出现在复方中。酒能溶解药物的多种成分,如生物碱及其盐类、苷类、鞣质、有机酸、挥发油,树脂、糖类及部分色素等,因此药物经过酒制后,能改变药物组织的物理性状,有利于成分的浸润、溶解、置换、扩散等溶出过程。

武威汉代医简中诸多的酒剂方足以说明,酒在医疗上的应用是古代人类的一项常用治疗剂。酒能“通血脉”,“行药势”,因而后世用酒加工炮制药物也是常有的事。饮酒治病较为普遍,其对外感风寒、劳伤筋骨等病的治疗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中华民族是个尚酒的民族,但是古代人用酒之初,首先并不在于饮用,而是在于药用。这是有充分根据可考的。世界上有了人类就有了医疗活动。而酒一经发现,就与医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记载远古时代神话最多的《山海经》,已写了人类的38种疾病,而酒在那时对医药的产生和提高疗效是起了巨大作用的。从古体的“醫”字结构上也可以看出来,“醫”字从“酉”,而酉与酒相通。“醫”从医、从殳、从酉。这里的“医”表示外部创伤,“殳”表示以按摩、热敷、针刺等手段治疗内科疾病“酉”字为盛酒之器,与“酒”义通,表示酒是内服药常备的成分。因此,酒也是医的基础。古“醫”字形似酒坛,体现了酒在中国医药发展初期的重要地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鬯(畅,即古代的一种酒)其酒”的记载。汉代班固《白虎通义·考点解释“鬯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成为鬯”。“鬯其酒”,实际上就是加入某些中草药酿制而成的芳香药酒。祖先对酒的医疗作用早有记述,《五十二病方》中已有酒渍致升的记载。“酒渍”是指用酒作溶媒,漫渍药材而制成的液体浸出药酒。这不但说明了医与酒的密切关系,同时也说明了古代中医治疗疾病中,酒是一味重要的药品。

中医基础理论奠基著作—《黄帝内经》中,就有“汤液醪醴”的记载(“醪醴”就是治病的药酒),并指出它的作用是:“邪气时至,服之万全”。《神农本草经》也曾载有:“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古代遗留下来的医药学典籍,大都设有“酒条”,专门论述酒在医药中的作用,都认为酒是治病不可缺少的一种药品。据记载,汉代的《伤寒论》所记诸方中,酒剂就有21例。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详细叙述了近80种药酒的功效、主治及其制造方法,并说:“酒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我国古代还有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酒,百药之长”(《汉书·食货志下》)。

2.醋

醋,古代称醯。其在武威汉代医简中运用很多。醯由低浓度的酒酸败而成,故又有苦酒之称。现今中药炮制主要用米醋,以存放陈久者为好,故亦称陈醋。醋在中药炮制中用作辅料的历史与酒相似。武威汉代医简中也载有以醋渍制药物,如简57-58“治千金膏药方”的制药方法中就有“凡四物皆冶父且,置铜器中,用淳醯三升渍之卒时”的记载。简中“淳醯”即浓醋。据统计在武威汉代医简中用醋炮炙或服用者有4处。醋酸苦,性温,能散瘀止血,解毒,杀虫,矫味矫臭。

3.蜂蜜

武威汉代医简中称蜂蜜为“白蜜”。蜂蜜味甘,性平,生则性凉,熟则性温。功能补中润燥,止痛、解毒、矫味矫臭。为稠厚无色至淡黄色或橘黄色至琥珀色的液体,新鲜时色清油状,半透明,黏度大,气芳香,味极甜。另外在服用方面,武威汉代医简中有“和丸以白蜜”等记载。

4.黑豆汁

武威汉代医简中称其为“豉汁”。黑豆汁为黑大豆加水煮去渣而得的黑色混浊液体。主要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色素。黑豆味甘、性平。能活血,利水,滋补肝肾,祛风、解毒。药物经黑豆制后能增强疗效。同时黑豆能“杀乌头”、“解砒石、甘遂、天雄、附子、射罔、巴豆、芫青、斑蝥、百药之毒及蛊毒。”传统常用黑豆炮制川乌、草乌、附子以解其毒。

5.米汁

亦称米泔水,为淘米时第二次滤出之灰白混浊液体,实为淀粉与水的混悬液,含少量淀粉及维生素。米汁味甘、性凉,能益气,和中,止烦渴,解毒。对油脂有吸附作用,常用来浸泡含油质较多的药物,以除去部分油质,降低药物辛燥之性,增强补脾和中的作用。(二)固体辅料

羊脂

本品是羊脂经低温熬炼而成。其主含软脂酸甘油酯与硬脂酸甘油酯等。羊脂味甘、性温,能补虚助阳,润燥、祛风、解毒。羊脂制药能增强补虚助阳作用。(三)其他制法

1.蒸制

将药物加热,置适当的容器内,隔水加热或用蒸气加热的方法。药物经加热蒸透或达到规定程度时,即取出,干燥。如需用液体辅料者,则应先将药物与辅料拌匀润透后入蒸。蒸制法可使药材改变其性能,扩大治疗范围,便于保存药效。有的便于切片。如武威汉代医简中“炊令六沸”的应用与使用。

2.煮制

此方法在武威汉代医简中每每可见。此为将药物加水或液体共煮的方法,一般以煮至液体完全吸尽,块根类药物切开内无白心为止。有毒药煮制,目的为消除或降低毒性。如武威汉代医简中乌头、附子、天雄等均经“冶合”(包括煮制后入药。第三节 药用计量单位

武威汉代医简中记录了许多药用计量单位,有分、两、升、枚、颗、寸、尺、本、束三指撮、方寸匕、一刀圭等。在武威汉代医简所用的全部药物中。用分作计量单位的有62味,用两计的有16味,用升、枚计的各7味,他如附子以颗计,桂以寸以尺计,利庐则以一本计,菒草以束计,龙骨则以三指撮计。这些计量单位的名称绝大多数可在《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中得到印证。

唯据《本草集注·序录》开元写残本(见《吉石·丛书初集》)说:“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前文已述,武威汉代医简中用分计的药物有62味之多,可见陶弘景所言并不尽然。

那么,分与圭、毫升之间有什么关系呢?1964年第7期《文物》杂志刊载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汉铜勺上的铭文拓片,云:“一分容黍粟六十四枚”,而在《汉书·律历志“量不失圭撮”句下有孟康的注文“六十四黍为圭”,可见汉代的一分就是一圭。现在我们测量其容量,约当今之0.5毫升。也就是说,武威汉代医简中的一分相当于现在的0.5毫升。

又医简中有“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中有麻黄三十分,大黄十五分之说,似乎古两并非十进制。这些材料对古代度量衡史的研究,都有一定参考意义。

武威汉代医简中所载的药物计量,主要采用计数或估量、拟量的方法,只有少数方剂应用当时的度量衡计量单位。其中作为计数的,有枚、颗等;用以估量的有“三指撮”、“把”、“束”等,还有“半桮”之类;用以拟量的,有“大如枣”;关于丸药的大小,则有“梧实”、“弹丸”之类。采用度量衡计量单位,则有尺、寸、斗、升合。“方寸匕”、“刀圭”作为散剂的估量单位。从武威汉代医简所用的计量单位来看,应用估量、拟量单位较多,而用度量衡制的计量单位很少,这一计量使用,充分可以说明武威汉代医简成书时代要早于西汉时期或者汉代时期。因为在汉代以后,方药使用度量衡的计量单位逐渐增多,而估量、拟量单位的使用日渐减少,尤多见于药物复方中。

古代药秤量值是以黍为标准的,《本草经集注》载“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因此,测定黍子的平均重量,可以测出药秤的单位量值,根据《五十二病方》中出土植物标本的研究,汉代黍子形状大小与现代黍子基本一致。王伊明《古药秤权量考》用现代黍子作为确定药秤单位量值的依据,根据上述240粒黍为一两,测定北京郊区所产较饱满的黍240粒重1.5~1.6g,不饱满的黍240粒重0.89~0.9g,由此推测,药秤一两,相当于1g左右,最重不超过1.6g左右。武威汉代医简运用拟量单位,即以实物比拟的重量或容量,对丸剂的拟量提出了比较准确的要求。“如小豆者,今赤小豆也,粒有大小,以三大麻准之;如大豆者,二小豆准之;如梧子者,以二大豆准之;一方寸匕散,蜜和得梧子十丸为度;如弹子及鸡子黄者,以十梧子准之”。还有很多拟量单位:“龙眼大、荔枝核大、桂圆核大、绿豆大、麦粒大、莱菔子大”等,也没有统一的说法。现代研究对于文献中的拟量标准与古人的运用进行了以下推测换算:粟大0.0025ml;黍大0.015ml;小豆大0.07ml(约5黍大);大豆大0.22ml(约3小豆大,15黍大);梧子大0.25ml(约1.1大豆大,3.5小豆大,16.6黍大);枣核大0.65ml;枣大6ml;鸡子黄大10.6ml(约42梧子,48大豆,151小豆,707黍);鸡子大40.56ml;以上拟量单位与古人用量有较大差异,但是这些数值都从实测得来,有一定参考价值。不过古代的拟量单位本身就不是十分准确的,由于药物的比重不同,特别是植物药与矿物药间存在较大的差距,相同体积不可能有同一重量,因而要得到准确的剂量是不可能的。

古代散剂或液体制剂的计量,也常运用估量单位。散剂的估量单位有刀圭、匕、钱三类特制量具。“凡散药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子大也。方寸匕得,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为度。钱五匕者,今五铢钱边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为度。一撮者,四刀圭也”。又称“凡云钱匕者,以大钱上全抄之;若云半钱,则是一钱抄取一边尔,并用五铢钱也。”散药的粒度和组成都会影响抄取不落的实际高度,其实体积不可能完全相同,在武威汉代医简中亦运用很多。至于刀圭、一字、半钱等,由于没有准确的界限,更难一致,只能是不十分准确的估量单位。撮,是三指撮的简称,原指散、末以三指并拢所得的药量。陶弘景规定:“一撮者,四刀圭也,十撮为一勺,十勺为一合。”

液体的估量,常用盏或其他家用茶具、食器,其容量随着形状、大小而有差别,为了相对一致,《小品方·述旧方含药法》规定“服汤云一杯者,以三合酒杯子为准也”。《太平圣惠方·论合和》:“凡煮汤,云用水一大盏者,约一升(664毫升)也;一中盏者,约五合(332毫升)也;一小盏者,约三合(199毫升)也”。许洪《指南总论》则称:“一小盅者,约三合也”。重量的估量,因药而异。陶弘景规定“云干姜一累者,以重一两为正。……甘草一尺者,重二两为正。凡方云某草一束者,以重三两为正。云一把者,重二两为正。”以数定量,对于个体较大且较均匀的药物,使用时有其方便处。但是,古今药物品种有变化,也有野生、家种的不同,因此,相同的计数,难取得一致的重量值,对此陶弘景规定:“凡方云巴豆如干枚者,粒有大小,当先去皮竟,称之,以一分准十六枚;附子,乌头如干枚者,去皮竟,以半两准一枚;枳实如干枚者,在核竟,以一分准二枚;橘皮,一分准三枚;枣有大小,以三枚准一两。”上述规定不尽与实际相符。对于毒性不大或作用不很强烈的药物,个体间的重量差异或许不会有太大影响,但也会有相当大的差别。

武威汉代医简中也提及中药剂量的选定,中药治病,一方面在辨证的前提下,选用相应的药物,使药证相符,才能取得满意效果。但与此同时,对于药物剂量的选定,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环。若病重药轻,药力不及,固然难以奏效,甚至会延误病情;若病轻药重,药力过猛,易于伤正,会致病体难复,故选定剂量,尤为重要。临证还当因病、因人、因时、因地、因药而异。由于武威汉代医简出土地地域的特殊性,乌头、附子用量都相对偏重,从中可以窥见因地用药的特殊性。第四节 药名异写

武威汉代医简中所载药物约100种,其中部分药名记载与今不同,就常用药桂枝、生姜白术(苍术)而言,武威汉代医简中用“桂”,无桂枝、肉桂之别;用“姜”,无生姜、炮姜之异;用“术”无苍术、白术之分。

下表为武威汉代医简记载药名与《五十二病方》《神农本草经》及现代的《中药大辞典》作的对照:

武威汉代医简   《五十二病方》 《神农本草经》    《中药大辞典》一、植物药

茈胡        茈       茈胡        柴胡

漏庐        屚       漏芦        漏芦

代芦如       屈居(据)   茹         根、、    术        白术、苍术

泽舄        泽泔       泽泻        泽泻

付子        白付       附子        附子

白敛        白莶、白蔹    白敛        白蔹

勺乐、勺药     勺药、芍乐、芍药 勺药        芍药

乌喙        乌豙、秋乌喙   乌头        川乌头、草乌头

亭磨        亭磿       亭历        葶苈子

甘逐                 甘遂        甘遂

利庐        黎卢、犁卢    藜芦        藜芦

方风        防风       防风        防风

昌蒲                 菖蒲        菖蒲

山朱臾、朱臾    树臾       山茱萸       山萸肉

柏实                 柏实        柏子仁

肉从容                肉苁蓉、肉松蓉   肉苁蓉

署与        署        署豫        山药、山薯

弓穷        麋芜本      芎        川芎

门冬        仆纍       麦门冬       麦门冬、天门冬

款东                 款冬        款冬花

橐吾        橐莫                 八角乌

秦瘳                 秦菽        秦艽

卑解                 萆薢        萆薢

兔糸实                菟丝        菟丝子

白茝        白茝       白芷        白芷

早荚        荚         皂荚       皂荚

桂         桂        菌桂、牡桂     桂枝、肉桂

姜         干姜 、姜、枯姜 干姜        生姜、炮姜

蘖米        蘖米       米麴        谷芽

厚朴        厚柎       厚朴        厚朴

黄芩        黄黔       黄芩        黄芩

茈菀                 紫菀        紫菀

虵口        蛇床实      蛇床子       蛇床子二、动物药

桑卑肖                桑蛸蛸       桑螵蛸

班螌蝥         斑蝥

白密、密      蜜        石蜜        白蜜

地        地胆虫     地胆       地胆头头                木虻、蜚虻     虻虫

席虫                虫       虫

骆苏                           骆酥三、矿物药

长石        恒石      长石

兹石、玄石、慈石           慈石        磁石

礜石        礜       礜石        礜石

消石        硝石      硝石        硝石

贷赭                代赭        代赭石盐        戎盐、盐     戎盐        戎盐

禹余量               禹余粮       禹余粮

樊石                矾石        白矾

武威汉代医简中,泽舄、付子、勺乐、勺药、方风、弓穷、白茝、亭磿、秦瘳、卑解茈菀、山朱臾、蘖米、桑卑肖等,其文字、药名的书写都很古朴。其中勺药、方风、亭磨、山朱臾、蘖米等,与《五十二病方》中的写法基本相同。第三章 武威汉代医简的方剂学成就第一节 方剂种类

武威汉代医简共载内、外、妇、针灸等科方剂三十多首,分别是:一、内科方

治久咳上气喉中如百虫鸣状卅岁以上方(两则)

治伤寒逐风方

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

治心腹大积上下行如虫状大痛方

治伏梁裹脓在胃肠之外方

去中令(冷)病后不复发方

治久咳逆上气汤方

治痹手足(臃)种(肿)方.

治久泄肠辟不能治皆谢去方

东海白水侯所奏方

治恶病大风方二、外科方

治诸(癃)(方)

治金创止痛令创中温方

治金创内漏血不(出)方

治金创止痛方

治金创内瘗(痉)创痒(养)不痛腹胀(张)方

治金(创)肠出方

治痂久创及马方

治人卒雍(痈)方

治狗啮人创痛方

治漡(汤)火涷方

治溃医不能治禁方三、妇科方

治邚(妇)人膏药方(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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