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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8 06: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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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贤亮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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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死亡

习惯死亡试读:

第一章

我记不清楚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想杀死他。当然那肯定是我和他分离之后。但当初我审视他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想法,他变得使我越来越不能容忍,还是以后的事情。可是事情竟然也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他和我的愿望最终趋于一致。在我让他应该死的时候,他自己已欣然同意将躯体交付死亡。这省却了我许多事,省却了许多烦恼。在他死的那一刹那,我们终究合而为一,那一刹那无比愉快,愉快得超过了和任何女人的任何一次做爱。

在砰的一声枪响以后,我和他了却夙怨。他已经消失,我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等待一个女人用戴着戒指的手来覆盖下我的眼皮。

他曾经主动地去寻找过死亡。死亡是一次壮举。由于这种壮举一生中只能进行一次,因而具有绝顶的重要性。那是在。劳改农场的一次晚点名之后,他一面听着“一、二、三、四……十二、十三、十四……”的报数声,一面思索着寻死的方法。目的确定之后,方法是很关键的。没有月亮,天和地都一片漆黑。仿佛有星光,还有队长手中的马灯乱晃。各个组的报数声都隐没在黑暗里,成了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又像是打在沙土地上的劈劈剥剥的干燥的雨点,寂寞地响成一片。“完了!”他在心中反复呼叫。他觉得他自己就漂浮在“完了”的波涛之上。“完了”的暗示不断地从远方如潮水般涌来,他脚下没有土地,任凭“完了”的冲击。“完了”,这个词毫无意义,他力图在“完了”这个词中寻找意义,那还是后来的事。

点名完毕,没有人逃跑,也没有人死亡。这表明这一天是劳改队最平静也是最乏味的一天。“完了”推动着他,随小组其他劳改犯一起回到号子里。土墙上砸满长长短短的木头橛子,一根根像竖起来的树林。若干年后他在巴黎的布洛涅森林看到一株株栽在土地上的树,马上就想起竖在墙头上的这片树。有人燃起了油灯,可以看见所有的木头橛子上都挂着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包袱物件,琳琅满目。劳改犯们充分利用了狭小的空间,将自己的财产立体化,但也更缩小了自由的范围,人们举步维艰。当劳改犯人们磕头碰脑地摸索到自己三十厘米宽的铺位,躺在稻草上,他却抓起早已藏在稻草下面的绳子,趁乱溜了出去。

一会儿,灯熄灭了。他在外面看见一个个号子的灯顺序熄灭,现实的人间宛如一艘船逐渐飘然远去。最终世界向他告别,这时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天极高极高,然而和地一样黑暗。死亡竟这样容易,这是始料未及的。

但死亡毕竟还须经过最后一道工序。处死自己的躯体并不比杀人省劲。许多年后他因为失望和愤怒曾多次想自杀和杀人,都是因为考虑到费劲而终止,并不是由于他的胆怯和善良。趁着最后一顿晚餐——那一碗稀薄的米汤还没有完全消化,他拖着绳子走到打谷场,一边走一边听见胃里光里光荡地响,好像他是一头拉着水车的毛驴一样。

他经常想出奇制胜,经常想创新,但劳改队给予他有限的条件却限制了他的想象力。寻死,也必须用最古老最传统的方法——上吊。老实说,这种死法是很无趣的,使人直到死都体验不到生活的新鲜。他握着绳子在打谷场边的一个碌碡上坐下。人在自杀之前必须有一个短暂的停顿,经过一个思考的过程,这也仿佛成了一个通例,一套固定程序中的一个环节。没有任何人教导自杀者如何寻死,但每一个自杀都会不自觉地重复这种古老的习惯。想必自杀和杀人一样,在数百万年之前已经由不断重复的行为编入了我们祖先的精液,成了遗传密码。“算了!”他心里想,既然当权者玩弄他的天真,既然政治的欺骗都没有玩出什么历史的新花样,他在自杀方法和程序上都落入了前人的窠臼也不必感到羞愧了。尽管有两滴清泪流下来,但那两滴清泪却有另外的含义。当然,事后他方才知道,流两滴清泪也不过是自杀的程序之一。

碌碡冰凉,整个世界看来只有他的屁股是清醒的。一切都想好了,想通了,当大脑里面的东西都分门别类地整理好之后,也就意味着遗忘。而他知道他其实并没有想好,没有想通,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想好、想通。将一切遗忘,那还是在他成熟之后。但他坐在碌碡上的那时,他真的以为他是如此通达。四周弥漫着稻谷的气味,能感觉得到有一股暗香在地面浮动。某种秋虫应合着天上星星的闪烁,把那微弱的光转换成唧唧的叫声。没有风,但有气流在脚下汹涌。摆脱了折磨人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去考虑什么身份、境遇、前途、责任,黑暗的风景也顿时呈现出美丽缤纷的色彩。他抚摸着绳子,那是一条用旧的麻绳,柔软而且光滑,在凛冽的夜气中像一条死去的蛇。这时他觉得有一丝阴森的仇恨和令人心悸的爱意纠缠在一起,从心底冉冉升起。仇恨和爱意皆没有目的,没有对象,而是一种冲动,一种滋味。他努力追随这种体验,捕捉这种体验,但转瞬即无,心头又只剩下临死前的空茫。

那两滴清泪实际上是青春的分泌物。那年他二十三岁。在我最后用枪将他击碎之前,他居然微笑地直面对着我,使我知道他死得心甘情愿,使我认为他真正该死。这种微笑,才表明他已完全老化。

透过模糊的泪水,他蓦然发现月亮。先是清冷的光和影子从远方漫延过来,还带着滋滋的音响,仿佛是干涸的土地正在被水滋润。接着,打谷场边的白杨树梢上一群乌鸦开始聒噪,黑色的羽翼习习生风。地面的阴影到处乱窜,有的黑影竟然跳跃到土墙上、谷垛上和他的身上。星星隐去,但秋虫却鸣叫得更加响亮。手中的蛇复活了,好大一会儿他才知道那不过是他的手在颤抖。

一瞬间月亮便跃到小树林上面。橙色的月亮好大好大。许多年后他都能一直看见那轮月亮。那样的月亮和那样的月光,宇宙间只能出现一次。后来他看到的所有的月亮,都不过是那轮圆月的复制品。地球和月亮都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乏味了。

那轮君临在小树林上方的月亮和太阳一样,充满着朝气,充满了生机。小树林中的一棵棵树历历可数,全部向上伸展挣扎,又似乎是月光将它们拔高了。并且,从那边还传来树木的喊叫,霎时间传遍旷野,又从旷野的尽头返回回音,“啊啊”地响彻田野的空旷。

树的呼叫惊醒了他。他猛地抬起头来,发觉他头上已长满狗尾巴草。他已经在碌碡上坐了许多年。与此同时,橙色的月亮发射出蓝色幽幽的光,一会儿,大地就淹没在蔚蓝色的海洋之下。有水波在抚弄他的短发,那种感觉像是母亲的手,从不可见的空中伸下来。

他没有把绳子搭在自己的脖子上。提着它趿拉着破鞋吧叽吧叽地又返回牢房。就在这时我和他分离。我看见他的身后拖着一股颤颤抖抖的白烟,转瞬间便消失在夜色中。那是他的胆怯和犹豫冒出了他的头顶。从此他被这种白烟所笼罩,自杀未遂完全败坏了他的勇气。这是一次死的演习。这次演习为他以后的许多次讲话提供了内容,他越说越玄奥,越说越神秘。而他一旦力图探求他为什么要去死和为什么又不想死的动机意义时,他不知道他从此就堕落了。其实他为什么要去死和为什么又不想死的动机和意义他永远也不能理解,更说不明白。他只能用华丽夸张矫情之词来填满所谓生活的“意义”。他虽然活了下来,但从此便善于欺骗自己和善于欺骗别人。

但是,“完了”这个词从此跟定了他,不论他在公众场合或是在和女人做爱的时候,只要他处于非常失意或非常得意的状态,我便会在他身边喊一声:“完了!”

这个词涵盖了一切。我有一对不知疲倦的眼睛。我随时。随地密切注视着他。他有时想和我交谈,而我永远只向他说这个词:“完了!”

我和他分离后,只有他在濒临死亡时我才能和他合在一起。果然,这次演习使他后来几次濒于死亡,于是死亡把他搞得精疲力尽。因为那次演习之后他迷恋于所谓生活的“意义”,迷恋于华丽夸张矫情之词,并把这类语言奉为人类思想的成果,所以语言之外的真实的现实常常搞得他痛不欲生。凡是试图用语言去概括和表达超语言的意境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下场。所以他经常想到死,死亡成了他的习惯。但被死亡搞得精疲力尽的他已无力去死,或是懒得去死,这时就需要我的帮助了。

我曾想,一定有许多人像他一样想寻死而没有力气和没有心思去寻死。生,对于一些人来说仅仅是一种习惯,一种惰性罢了。如果死亡和散步一样轻而易举,人口过于膨胀的世界至少会自动消失掉三分之二。

二零零零年的某一天。报上披露了一则消息:除老人和患不治之症的病人能享受的“安乐死”之外,又新创了一种死的方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盛行的气功和特异功能热,发展出一个新的分支:沟通生死。说来这个方法也非常简单,就是把没有力气和懒得去死而又的确想死的人引导到一个新的境界。人的肉体死了,灵魂却将生活在灵魂的想象中。也就是说,术士能把灵魂从肉体中抽取出来,像准备移植的人体器官一样保存着,让它在漫无边际的太空中爱怎么活便怎么活。据说去做沟通生死术的人非常多,人人都想生活在虚幻的理想中,术士们和卖肥皂的商店门前一样排成长队,不同的是他们挎着的不是购物袋而是骨灰盒,要想提前死亡的人还非走后门不可。这天我怂恿他去。因为这年他整六十五岁,据《黄帝内经太素》一书中说,人到了六十五岁,肾气大衰,天癸枯竭,和女人恋爱和做爱的心思与精力都一蹶不振。既然如此,被数次死亡折磨成碎片的他便没有再让肉体存在下去的理由。

术士手术室的四面墙壁漆成黑色,上面挂了几幅超现实主义的绘画。有一幅图画画的是地壳的断层,中间竖着一只被断层割裂开了的瞎牛眼睛。这幅图画被题名为“社会”。坐定之后,术士先倒了杯清水放在他面前,叫他凝神注视着这幅画。术士说这是根据他的眼睛选定的。“你必须完全相信我,”黧黑的术士阴沉着脸说道,“你要把你想象中的天堂告诉我。这样,我才能让你的灵魂在那里面活动。”

可是,术士的第一句话就令我反感。我纵观他的一生,所有的人和组织都要他付出完全的信任,可是往往使他上当受骗。还有,所有的人和组织都要他先把心“交出来”,要他坦白交待,这套把戏最终已叫他厌倦。。想不到进入天堂之门和进入地狱之门同样必须首先钻进一个圈套。他忽然发现那幅题名为“社会”的图画画的不是地壳断层和瞎牛眼睛,而是人体皮肤的横断面和一个被皮肤横断面分裂开的女性外生殖器。“你想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天堂呢?”术士的声音沉闷得发黑,他们两人如同坐在一口坛子里。“是一个基督教的天堂?在那里你将和上帝在一起,在你周围飞翔着许多带翼的天使。你愿意生活在伊斯兰教的天堂?在那里将有无数黑眼睛的美女给你做伴。而佛教的天堂则既虚无缥缈又极为现实,它让你重新进入人类社会,只不过那已是轮回到你的下一世,你将享受一个既富且贵的命运。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选择这样一个天堂,在那个天堂的门口用黄金砌着这样八个闪闪发光的大字……”

没等术士说完,我便急急忙忙把他拉走。不仅是他,整个人类的想象力都已涸渴,理想已经被咀嚼得单调了,由于再也没有新的创见,所有的天堂都逐渐被稀释得如同一杯杯白水。幸福其实是一种感觉,是感觉的一个过程。我知道数次死亡虽然没有杀死他肉体但已杀死了他感觉幸福的那根神经,如同牙医杀死了牙神经一样,冷热酸甜于他都无所刺激。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要进入一个什么理想的天堂,而是要把破碎的灵魂拼凑起来,大体上像个样子。在天涯四处寻找散失的碎片的历程中,也许会从哪个垃圾堆和荒原中找到一截能感觉幸福的神经。

有了这根神经,才能谈到幸福。但显然那已不可能了。后来他拖着支离破碎的身躯和灵魂全世界乱跑,到处寻找幸福的感觉,而在别人看来他已寻找到了幸福的时候他却只感受到痛苦。于是,最终让我发现,他的幸福也是虚假的,痛苦也是虚假的,他的破碎已无可救药,他必须要重新制造,我决定将他杀死。可是我想了很久很久都找不到一个杀死他的别致的方法。人类自古到今把杀人和自杀的方法都用尽了。所谓生死沟通术尚留下了他的灵魂,而对于他,则必须根除。一摊破碎的灵魂很快会被风吹散,从而他将永远沉沦在空间,万劫不得复生。根绝他,倒是对他的挽救。

在纽约、巴黎、法兰克福,最吸引我的商店是出售枪械的铺子。我常常在那些商店的橱窗前留连。那里面陈列着各种型号的枪枝可爱得如同儿童的玩具,不只一次地使我产生出想使用它们的兴趣。我想象掂起一支枪来朝谁开那么一枪一定很合乎他所崇尚的男人的风度。既然整个人类已丧失了创造力,我使用毫无新意的杀人方法也不算笨得过分。

于是我诱导他找来一支猎枪。当我把猎枪拿到手之后我又选择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这时窗外有细小的石竹花开放,我听见新鲜的风围绕在古老的风铃四周。我镇静地从枪口看了看枪管,尽头一团漆黑。我知道我无法把枪看透。风走了,风铃还在响。那丁零丁零的声音催我下定决心。奇怪的是我的手并不发抖。我第一次杀人,但好像我已经杀过了很多次,是一个熟练的杀手。原来,想象也能锻炼出技巧。

我决不会朝他的头部打。他的头部已经中过模拟的子弹。有一次他还撒娇地搂着一个女人让那个女人在他头上寻找血窟窿。“在这里,在这里,”他指点道。而女人最后在那里留下了一个吻。我也不会朝他的心脏开枪。他心脏所在的部位空无一物。因为他从小到大遇到所有的人都向他索取他的心。他虽然悭吝生命却慷慨地把心地分赠了出去。现在他的心有的在字纸篓里、垃圾堆里,有的锁在档案室的保险柜里发霉,而更多的是在女人身上。依附在女人身上的心跳动得使女人发烦,使女人失眠,变成了一颗颗黑色的水蛭。

既然杀人的方法比较陈旧,在致命的部位上则应有所翻新。我一生都在追求别开生面。虽然这种追求害苦了我,我却终生不悔。我想他一生都遭人作践而唯独对不起女人;他不欠谁的,只欠着女人的情。因而最应受到惩罚的倒是他的生殖器,何况要根绝他也只有从这里下手。当我找到这地方时我发出暗笑,笑社会过去加予他的惩罚全都击错了部位。

我刚架好枪就听见远方有鸡在叫。我还没来得及诧异城市里的鸡鸣何以会如此清晰,枪口便自动地瞄准了他的腹下。这时,房里突然充斥着女人吃吃的笑声,每一种笑声里藏着一种风格。接着,石竹花开始剧烈地抖动,甩出的汁液溅在墙上像点点鲜血。而他的面孔上却展开微笑,此时此刻,我发觉他的微笑竟与我的微笑完全相同,于是我心安理得地扣动扳机。在砰的一声枪响之后,我看见赤裸裸的耶稣性感地躺在一片白云之上,背景是劳改队的高墙,墙上面用黑墨刷了两条大幅标语:“改恶从善,前途光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爱情要以悲剧结束才显得美满。”记得分别时曾向她说过这样的话,但他记不清楚他曾向几个女人这样说过。近几年来在女人面前他必须十分小心,免得把跟这个女人说的话误记成是跟那个女人说的。有一次他对一个女人说,“我知道我答应过你一个星期给你写封信……”而那女人却惊叫道,“天呀,千万别这样,他最喜欢偷拆我的信……”他有点慌乱地瞥了她一眼。没有出事,是因为他其实从来没有给女人写过信,即使给他曾经答应过的那个女人。

但他确定不疑地记得他曾向她说过那句话。一则是他曾向几个女人这样说过,其中肯定有她,更重要的是因为那对眼睛,她的眼睛,他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她的那对眼睛,即使现在在飞机上。那特别之处是她用那样恐惧的目光期待着高潮的来临。她屏住气息,全身的力气都从那对眼睛上表现出来,可以看得出每当做爱的时候她都要用每一根神经到处寻找性敏感点。而这敏感点却又在浑身上下乱跑,倘若在一瞬间被她的哪一根神经捕捉到了,她便会立即疯狂地抽搐起来,她不像她那样在高潮来临时要大喊大叫,而她从极端的静态到剧烈的躁动之间居然丝毫没有过渡阶段也使他惊骇。有一次他竟以为他是一个卡车司机,眼睁睁地看着他开的重型卡车从她身上辗过。留给他的最后一瞥就是那种恐惧的目光,她的快感在他看来竟惨不忍睹。他曾笑着说她这种目光破坏了他的情绪,她报之以微笑,但以后依然如故。

因为她有那种目光做为她特有的符号,所以他能肯定他曾向她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含着那样目光的眼睛就在他面前,尽管此刻正飞行在太平洋上空。空中没有云,蔚蓝色渗进舷窗,在向那对眼睛注视了好长时间之后,他猛然悟到当枪口对准他脑袋的那会儿,他自己的目光和她的此刻的目光是如此相同。

他盯着前座上一个白种女人美丽的后脑勺,觉得自己的头皮发痒。

就在遇见她之前不久,公安局一个管文档的干部拿了几页材料来,那是当年审讯他的记录。那个干部要换一本他写的书,并要他签上名字。审讯记录上面这样写着:

问:你是×××吗?

不语。

问:你现在的职业是农业工人?

不语。

问:你出身反动家庭,曾当过教员,一九五七年因为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诗句,被划为右派,劳改三年。一九六三年又因破坏生产,不服改造,散布反动言论,被××市中级法院判处管制三年。一九六五年因继续对抗,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判决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劳改三年。第二次劳改释放后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利用各种机会在不同场合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党中央。你承认以上这些事实吗?不语。

问:你承认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吗?

不语。

问:(交待政策)你是惯犯,以上党的政策你都懂得,顽抗对你是没有好处的。你承不承认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答:你说我反对就反对吧。(该犯认罪)

问: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什么下场,你知道吗?

不语。

问: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要枪毙的,你知不知道?不语。(审讯员再三催问)

答:你要说枪毙就枪毙好了。(该犯同意判决死刑,不上诉)

对了!就是她的那种目光,当枪口对准他脑袋上的时候,也许正是那种恐惧的目光更加激发了他和她做爱的兴趣,那超出了性欲的需要,他一次一次地要在她的眼睛中寻找枪口。所谓破坏情绪的话不过是调情中无话找话罢了。他喜欢她依然故我。

他记得最后一次是在她寄居的小屋中,有一闪一闪的电弧光从高处有力地穿透进窗户。他们俩的肉体就在这蓝色的电弧光中焊熔在一起,通体成为一块蓝色的玻璃制品。亮晶晶并且光滑。街对面有一座大楼正在修建,入夜仍不减它的喧闹。金属砖块的碰撞淹没了无语义的喃喃细语。空气闷热,小房里永远悬浮着见面与分手的匆忙。他记得正是在一道最强烈的电弧光的照耀中,在他们俩暗自松垮、剥落和崩溃的时刻,他向她说了那样的话。

这句话并没有许诺什么。其实,他想说,原先,我们手牵着手,就像一道波涛,在汪洋大海上恣意地欢快奔跑,但最终砸在岩石上。我不知你怎样,我是看见了眼前有一片红雾。血,从血管中迸出一团飞沫。虽然声音还是像手指般的温柔,从你脸颊缓缓地流向你的耳朵。你仍像往常一样闭着眼,像往常一样不顾一切地享受着我;我仍像往常一样睁着眼,像往常那样不顾一切地享受着你。但你我都意识到了终点——结束!这时,我没有干扰他,没有在他耳边大喝:“完了!”但我听到他向她说这样的话就可气可笑。什么“爱情要以悲剧结束才显得美满”,我可怜女人从中没有听出规避与退却的味道。他的心其实已容不下爱情。他把这句话放在口袋里,每次做爱完毕就把它掏出来擦汗。他说这话时把面孔关闭得紧紧的,好像很深刻,把做爱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实际上他在和她、和任何一个女人在进入爱情之前就已经负心。

他和女人说的每一句话最终都会跌落在地上摔得粉碎,遍地撒满毫无意义的黑点。

然而这个女人是聪明的,当她看不到和他有结合的可能,便毅然决然地向回走。这使他直到猎枪对准他的腹下时居然对她还有许多留恋。她回头,一下子飞到西方——尽管飞机一直朝东。而剩下他一个,茫然回顾,却一时找不到究竟哪里是他的岸。

飞机在浓云中开始下降。机舱里不知何处响起金属尖厉的呼啸声。白色的黑色的黄色的面孔都紧张而疲惫,宛如一只只栖憩在狂风中的鸟。他的心和头脑也陡然沉重起来。北京一东京一旧金山,她走的也是这条路线。这倒仿佛是尾随她而去了。但他心里明白,失去的东西从来也没有寻找回来过;爱情从来都是呈一条直线或几条抛物线形进展的,世界上绝没有虚线式的断断续续的爱情。

他记得有一天送她回家,出租汽车司机将一盘录音带塞进放音机,头一阕曲子就是《爱情故事》。这首被数不尽的餐厅、音乐茶座、街头小贩放滥了的美国电影插曲,在红的绿的白的灯光调成的虚伪的夜色里突然有了新鲜感,好似它意味着什么。在暖烘烘的车厢中,他握住她的手,她握住他的手。手的每一部分都代表着身躯的每一部分,身躯的某一部分都有手的某一部分来代表。望着不绝向后流去的苍茫的街市,他们能把彼此的全身抚摸遍。他们企盼着他们的爱情会像这首曲子的旋律那样大跨度地起伏跌宕,到降到低音符的时候也正是往高音符的开始。

可是,爱情是什么?在他和女人开始有机会接触以后他一直这样自问。到他死他也没有得到答案。在他最后一次勉强地睁开眼睛,他看见的是五个月牙同时升上天空。

而那时他想爱情不能总是在表示思念的低音符上徘徊,它需要在高音符上爆发。于是,把闪光的衣衫全部剥去,爱情只不过是赤裸裸的肉体的接触罢了!

舷窗上滴了几颗天外飞来的水珠,拉出七八条平行的水丝,在灰白色的树脂玻璃和灰白色的天空上微微地颤抖。机舱里被滤过的空气湿漉漉的,懒懒地在人们脸上徜徉。可以想象美国西海岸正在下着一场冷雨。这时,异国的凉意突然间从心底涌起。

他盼望着她会来机场接他。只有她能把太平洋两岸连接起来。她就是那片熟悉的土地。

在他六十五岁那一年,他回顾他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凭靠一个个女人来连接的,没有女人的日子全在记忆之外。也许这就是“男人”这个词能成为一个整体概念的原因?

他曾经在北京的一间邮局中发出一封信。虽然在把信交到“国际邮件”柜台后面又怀疑自己是不是写错了日期和航班,但还是没有兴致去把它索取回来再检查一遍。如果她愿意并且有时间,她会向机场查询的。从北京到旧金山的航班并不频繁。这里面暗藏着一个测试。

她曾来信告诉他,最好不要挂越洋电话。倒不是怕时差打扰了睡眠,而是怕在她的旁边有另一个人,他是这样想的。原来的三角变成了怎么也不能协调的四重奏。也许这别扭的声音就是另一阕《爱情故事》?

最后一次,你也是在一场冷雨中走出。

那天,我没有叫到出租汽车,你就匆匆地跑出宾馆。你每次来去都是这样匆忙,正像你在这个狭小的星球上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十几平方米,好安放你的躯体连同你的心灵。

你说你风里来雨里去已经习惯了,你说你不怕。你说拍片的时候经常需要你在人造的滂沱大雨中漫步,似乎只有这种陈旧的电影语言才能表示出一个女人的孤独、失意和无助。你还说你根本不需要在开拍前有一个进入角色的过程。“不知道是我在演电影还是电影在演我。”你的叹息是一块纱布,很轻易地就将伤口蒙上。你说的时候我盯着你看,我也在想:“不知道是我在写小说还是小说在写我。”

我们俩的幽会,总令我联想到多少年前我在劳改队的打谷场上偷偷地跑到看场的小屋里煨那么一会儿火炉外表静静地看着一朵肉色的火,把一切存在和自己的存在都投到火里。透过稻谷的皮,我的鼻子能嗅到米饭的香气。但皲裂的手稍微暖和了就又得去刀似的寒风中拿起禾叉。在暂时的舒服中有着永远不可克服的厌烦。

于是你终于走了你走了。

你的执拗不是我能劝阻过来的,如同你的孤独和失意也不是我能帮助你的一样。后来,你来信说你受了凉,你喉头肿了,又患了牙龈炎。你说你打青霉素是为了我,为了我们暂时的快乐而付出的代价。我看了信,又翻过来看纸的背面。

纸的背面是一片空白。

但是我还是能看见那天在浴室里,浴衣把你的体温全部带走,像一具有生命而无躯体的人鬼头鬼脑地悬在门后窥望着你我。我冰凉的手指滑过你冰凉的背脊。一切都在往上升往上升,像浴盆里腾腾的蒸汽;我们在往下坠往下坠,像在一架失控的电梯里搂在一起。我捧起你的手,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吻着。你笑了,你说这多像我写的一部小说中的某个场景。

是的,场景相同,但人物已经变换了。我听见遥远的荒村有一声鸡鸣,透过厚重的时间的浓雾,啼叫声拖泥带水。我把你更加搂紧,想把过去搂抱回来。可是你把我扳过身,强迫我对着镜子。

镜子,那是我最讨厌的东西,我不愿见它正如我不愿见我自己。然而后来我在巴黎竟处处见到它,我无法回避它正如我无法回避自己。所以我写了这么多文字。

而那时镜子上只有一片模糊的肉色的人影,这使我两人都不感到害羞。你在我的手指中像雨丝那样颤抖。你的颤抖使我想到我们两人只不过是冷雨敲出的两个重叠的水泡。我们不能分开,也不能合成一个——你破,我也便破了!

你望着我。你用手掌从你的头顶比量到我的颈部。你说这是你的“线”,要我永远记住。而我当时以为从此我的脖子上就套上了你的绳索。

是的,那时我的确以为你的绳索会在我的脖子上套一辈子。但后来纳塔丽陪我到罗浮宫旁边的一家商店购买服装时,你的“线”仅仅成了你身高的标记。

你知道吗,那天我没叫到出租汽车,你冒雨向公共汽车站跑去时,我一直站在窗前看着你往雨幕中奔去的背影。在深灰色的水泥车道上,在一丛丛湿透了的月季中间,你小小的赤裸裸的脚后跟溅起一朵朵水花。而那小小的赤裸的脚后跟,由半圆形的凉鞋带圈围着,在密密麻麻的雨点中闪亮,在跳动的雨点中跳动,从此在我的瞳仁上制造了一个盲点。

是的,那时我的确以为这个盲点永远也不会消退。而后来你来信说你得了病。

我看着信背面的白纸。

旧金山仍然是那样。机场的国际化使人不明白究竟到了哪个国家。四处触目的是绿色的盆栽植物。桔黄色的墙面上有玻璃的闪光。玻璃后面是呆滞的灰色的天空。一架飞机去寻找阳光。

我们也在互相寻找着,在人群里就像在绿色的丛林中一样。我看到了你的脸,穿过印度橡皮树和金凤花向我飘来。我回报了你一个微笑,然后把脸贴到你冰凉的脸颊上。不怕!这里是另一片国土。我握住我记忆中的手,还是那样纤小而滚圆。你的一切都是圆的。奇怪的是人生的坎坷竟没能把你敲出棱角。虽然你来信说你瘦了许多,但在我眼前的你仍然是过去的你。捧着你的信,你的字,也如同你的手你的脸你的腰肢一样细腻光滑,就像一个一个圆圆的保龄球似的向我眼中滚来。我曾战战兢兢地希望它能击倒我的疑虑。但我最终不知道它击倒了我什么。也许我根本就没有疑虑也没有希望没有任何可以被击倒的东西。于是我又吃惊于我的镇静和我的虚空。坚强不是坚不可摧的实体,而是一片毫无所有的空虚。

当然,我不是要急切地盯着你的眼睛细看。我能从那里找到一片故土,还是一张什么影片都可以在上面放映的银幕?在北京分别时,那一刹那,你坚决地转过身去。失去地平线的迷惘的太阳,照着你丰腴而又显得伶仃的背影。我的耳朵里响着一团喧闹的金黄色,它使我的皮肤我的口舌异常干燥。我在后车窗中曾盼着你会转过脸来,表现一丝留连。但没有,我再没有能看到你的脸,没有能看到你的眼睛。

我就是这样在记忆中一个一个地收集女人的背影。

直到汽车在一处红灯前停下,看着拥挤在斑马线上的一张张烦躁的面孔,我才知道,你是把我,连同没有给你和你孩子一间住房的冷漠的城市,毅然决然地撇到了脑后。

怀着怅惘,我佩服你能不顾一切的勇气。

长长的自动通道载着不动的他向出口流去。不急,在被浏览的人丛中他浏览着别人。他仍在寻找着。蓝色的灰色的黑色的褐色的眼睛中唯独没有她的眼睛。斑斓夺目的广告仍是那些广告:板着面孔的时装模特儿仿佛一步就将跨出画面;所有的烟卷一律是“美国最好的!”名酒已经统一了全人类的嗜好;香水使不同肤色的人种散发出同样的气味。这边陌生的世界是这么熟悉,而那边熟悉的世界却又变得那么陌生。在东西两半球的重叠中他觉得被压挤了出来。

这时他才蓦然有一种飘零感。

当然没有她的面孔和眼睛,只有数不尽的长头发的男人和短头发的女人。走到出口尽头他方知预感从来没有欺骗过他;他一厢情愿设想的场景从来没有实现过。他招手要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一个花白头发的黑人,殷勤地帮他把一只手提箱放到行李舱。在钻进车前他对机场恋恋不舍地瞥了最后一眼,仿佛她的影子被留在了那里。然而灰色的天空是那么遥远。近处点缀着两架悬在半空不动的飞机。空间隔断了所有人所有的缠绵的期望。这时,他才发现这座国际机场的门檐像一片片覆瓦。而雨并没有下下来。空气里弥散着汽油和金属的味道。开门迎接他的是静慧,亲热地将他带到客厅里。

上次路过旧金山他也曾在她家暂住。静慧,这种名字和这种女人都不是大陆所出产的。接触的人多了,他几乎凭嗅觉就能分辨出同是中国人的不同产地。她还不能说是漂亮,但从草坪到客厅的步态,就可以看出她从来没有在游行队伍里走过哪怕一步路,更别说上山下乡插队拉练等等了。她用细长的手指娇慵地逗弄着懒在她怀里的一只小得出奇的老狗。保养得很好的指甲在保养得很好的狗毛上摩挲着。

你还记得这位先生吗?她问。他只好朝狗做了一个微笑:“我还记得它叫弗雷顿。”她即刻真诚地高兴起来,称赞他的记性和称赞他对朋友的一切关心。

你错了,我的好太太!他暗自惭愧;主要是因为你们给狗起的这个名字。弗雷顿——自由!这个字眼在我们那里曾经在多少年中令人心惊胆战,直到今天还不能大声地喊。

前年他第一次抚弄这条狗,曾想到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只有人才具有同一性。这条狗,已经不能称作狗了。如果把它放到我呆过的农村,全村的狗都会把它当做猫轰到墙头上去。于是他想到,“下放”,这种人事制度的运作,的确有它的必要性。静慧,这位从上海出走的小囡,台湾来的太太,诉说着去年回大陆的见闻,用从来没有被喊口号所败坏的嗓子轻言细语。他慢慢地抿着咖啡,好像在听一曲怀旧的歌曲。这时,落地玻璃窗外果然有了雨的声音。

雨细细地滴在庭院中间一株高大的榆树叶上。弗雷顿微微昂起小脑袋,小眼里饱含一股向往绿草地的忧伤。雨气漫进屋里,有一种催眠的凄凉。他忍住哈欠,努力回忆那一年来美国这位太太是什么模样。他恍惚记得后来她在梦中出现过。一副性感的腰肢;她的脚也异常纤巧。那只脚被紫藤萝缠绕着,自得发亮,像飞鸟似的从眼前掠过。除此之外,他什么也记不得了。但她为什么竟然会在梦中出现,这就颇费思量。他又想到今天本应该见到的是另一个女人却见到了她,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阴错阳差?

这样想着他听见她在说她去了她上过的小学和过去的住宅。那所住宅在环龙路,复兴公园旁边,“难得保存得那么好,房子还是老样子,”只是人多得“吓死人!”他小心地放下咖啡杯,向她表示同感地一笑。

这间客厅的布置完全是照家庭杂志上最精美的图片拓下来的。于是即使打火机烟灰碟等等小物件都俨然表示自己并不是被使用的东西;他在劳改农场常见的芦苇经过干燥处理,这时插在瓶中也显得无比娇贵。世界的进步大概就在于把一切自然物都脱去水分。客厅里可以有一条诸如弗雷顿这样的狗作为装饰,但只要进来一个人便立即破坏了它在艺术上的平庸。他忽然想到人也不具有同一性。

这位太太所欣赏的古旧的市容,正是千百万上海市民痛心疾首的。记得那一年夏天到上海,下榻在南京路旁的一所大饭店。夜幕降临,附近马路上几乎有一半人家在人行道上搭起了铺。家庭在居室中像水一样地泛滥到大街上。姑娘们在街灯下公开地做着她们秘而不宣的梦。一个老太婆抱着她的小孙子在饭店的转门旁贪婪地享受着每一次旋转所带出来的那一丝人造的冷气……他终于忍不住捂着嘴打出了哈欠。

哈欠提醒了女主人。静慧急忙放下弗雷顿,领他在客房里安顿下来。

晚餐是静慧烧的,她照她丈夫的口味来推测所有的男人。几样菜质地都很好却不放一点盐。吃饭间,静慧不无沮丧地说起她的儿子已经完全美国化了,只是在每年的圣诞节才寄张贺年卡来,平时和在东海岸的父亲与在西海岸的母亲都没有来往。他夹起一块白嫩的鲜贝,脑海里冒出一个白嫩的朝鲜女人。金妮,好像她就叫这个名字。

乔,静慧的丈夫,他在美国东海岸的亲戚,在一次喝咖啡的时候喟叹现在的台湾女人已不如过去那么温驯可爱。他说他现在身边又换了一个来自朝鲜的女人,原来是个流落到纽约的按摩女郎。“是南朝鲜还是北朝鲜?”那时他还傻里傻气地问,实在是北朝鲜给大陆人的印象太深。“当然是南朝鲜!北朝鲜个个是间谍。”乔断然声称。果然后来乔就带了金妮来吃饭。在餐桌上,金妮时时都像一个漂亮的女仆,而手上的每一处关节都有一个令人想入非非的肉涡。“如何?要不要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领略一下韩国妹的风情?让金妮给你介绍,是绝对保险的。”

看见他笑着摇摇头,于是这位在美国长大的进出口商说了以下的话:“这几年,因为生意上的来往,我和你们大陆来的人接触很多。大陆来的所有的人表现出的好笑的道德全在Sex(性)上面,其实其它方面和台湾来的人完全一样!”

一样好还是一样不好?或是一样的好又不好?

被淡黄的灯光温柔地笼罩着,他削着水果心虚地偷觑了静慧一眼。她显然还不知道金妮的存在,仍喋喋地说着她的丈夫。人不在的时候,名字也是一种安慰吧。他突然被她所打动,感觉到了在这幢现代的住宅里飘拂着阵阵青苔的冷风。

由于面对着一个寂寞的女人,他心底涌起双倍的寂寞。他不由得微微耸起双肩。

呵,古往今来,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在演出同样的故事。男欢女爱悲欢离合,早已经被固定在为数不多的几种模式里。父亲做过的儿子做,儿子做了孙子还做,子子孙孙没有穷尽。世界在改变中显示了它的不可改变。

只有一个人在房间里,疲倦不但消失了,更有一种无由的兴奋在寂寞中蠢蠢欲动。

曾几何时?几个星期前,几天前,几个小时前……你盼望着这一夜。你在出口处看到她。在全世界的各种肤色的人当中,你会想到旧小说中常见的那句话,她朝着你“分花拂柳而来”。因为确定不疑的约会,使见面的喜悦显得极为平静。你们默默地相互吻了吻冰凉的面颊,握着的手紧了又松开。你一直向往的那种略带伤感色调的欢快情绪,会把浓烈的现实化为淡淡的梦境。

你们脚不履地地双双飘出奥克兰机场,比任何一架从这里起飞的飞机都轻盈。

美国西海岸晴彻的暮色,把你们的肉体融化于其中。你们是两只透明的蝴蝶,蹁跹在所有钢铁和水泥焊接堆砌的建筑物之上。你们无色的翅膀因千百只闪烁的霓虹灯光而带着越剧服饰上的那种古典的彩斑。

当橙汁色的太阳深深地埋入你们祖国的那片土地之后,你们却在这边渔人码头的一家烛火缠绵的餐馆中吃着牡蛎。窗外的黑暗无边。整个太平洋不过是一个无名的静静的湖泊。细浪舐岸,汩汩地在向你们传递着家乡的童话。

你们相对而坐,缠绵的烛光使你们的爱情显得既古老而又有新鲜的异国情调。你们不需要做作,不需要互相卖弄最后的一点风情。你们是两艘飘洋过海的船,没有洗去风尘就亲密地靠在一起。荡漾的波涛给你们的血液赋予了同样的节律。你们一面啜饮着加了冰块的威士忌,一面在玻璃窗外的黑暗中寻觅光明。

彼岸的烦恼和困惑无力穿越海洋的浩瀚,于是,到了这边,那些沉甸甸的包袱只剩下一条柔曼的轻纱,给你们的是无所感觉的缅怀。你们在适意中回忆焦灼,过去的焦灼会变得毫无必要,变得极为可笑。

你们从哪里来?你们曾经怎样生活过?你们现在在哪里?……这一切在杰恩·克拉德·波里莱一忽儿悠扬,一忽儿懒洋洋的小号声中全化为乌有。重要的是这一刻,重要的是这一刹那,重要的是你们俩在一起。

这里没有如针尖的目光,没有会诱发荨麻疹的窃窃私语。杯觥交错,耳热酒酣。那个金发的女侍者肌肤如雪,闪着玉米和奶酪的光泽,怪不得人人爱看玛丽莲·梦露的《绅士喜欢金发女郎》。那个老白人熟练地剖着牡蛎。他有一部契诃夫的胡子,然而你却会想起莫泊桑的一篇小说。谢天谢地!你们没有像小说中的那位叔叔一样潦倒。

坐在这里,你们可以相互从对方的脸上看到模糊的思念和炽热的情欲。柔和的烛光中只有她的眼睛和美丽的脸庞。此刻她的眼睛充满着向往。圆的烛光将她的圆化在其中,你会想起有一次做爱时她问你如果男人发现他身下女人的脸十分丑陋会有什么样的心理。于是你悟到她今天特别美是因为你的到来而非常感激。

不久,你们的内分泌和威士忌气味一齐溢漫到异国的空气里了。随着子夜降临,某种期待顽强地要上升为现实。隔着桌子,你都能感觉到她的小腹在急剧地膨胀和收缩,于是你迫不及待地招来侍者。唯一使你记起你们现在在另一片国土上的是你必须付小费,并且账单上附加了税款。

你们携手离去,在皮座上留下你们灼热的体温。

接着,你们来到一处廉价而干净的小旅馆。下车的时候你听到海的声音。可是门前幽暗的灯光照不到海而使得气氛更加神秘。你想象那门前的一对灯是十九世纪的。

不用问,这家旅馆定是她用在北京生活多年的那种斤斤计较的经验筛选的。和她在一起,无论何时何地,你都会觉得生活中任何一件事全很复杂,全需要算计,而她又有能力把复杂的生活变得极为简单。

取了钥匙,你们向预订的房间徐徐升去。在电梯中,当着给你提箱子的旅馆仆役,你们就偎在一起。在嵌进墙壁的镜子中,你看见你的手搂着她丰满的腰肢。

进到房间,所有的物件都仿佛善解人意,那张Kingsize大床和她一样地在等待着你。紫红的窗幔把陌生的世界隔绝在外面。这是一道安全的屏障,你丝毫不会感到那颜色的喧闹。两朵红玫瑰插在床头的白色细颈瓶里,一下子使房间的重心全落在它的上面。抽屉和斗柜都是空的,反而使你有一种占有感。在祖国或在异国都无所谓,只要有她在,脚下就是你们的土地。你们平静地脱了衣服,一切要说的话都已说过。你还仔细地把裤缝抻齐挂进壁柜里。你们平静地冲了澡。她在浴室的时候,在撩动人心的咝咝的水声中,你平静得甚至重温了一遍日程的安排和翻出了几个明早必须通话的电话号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一个电话号码还是静慧的。

然后,你们仿佛是厮守了多年的夫妻,在纵情前的一刻还保持着一定距离地安稳地躺在床上,只是用手指缠绕着手指。你们故意地要将对方的情欲折磨得无以复加。情欲和酒一样,存在的时间越长越浓烈。直到你们都感觉到生命在躯体里急不可耐地要迸裂开来,借着美国人盖起的一片屋顶,你才翻过身去吻她激动不已的胸脯。

当你发现她的眼睛又充满恐惧,用全身心迎接即将到的高潮,而你也感觉到枪口正对着你的脑袋因此更加奋进的时候,也许你会想到尽管有枪口对着你而命运毕竟对你不薄。

他从浴室出来,点燃一支烟踱到窗前。

乔的房子建在半山坡上,从这里可以看到半个旧金山。旧金山之夜璀璨得完全是脱离了现实的谎言,连月亮也涂上了非自然的色彩。但他已把小树林上面那轮圆月忘却了,他的眼睛在半个旧金山上遨游,只看见无数的车灯像流萤般乱飞。窗外的灯火全都有音乐伴奏,即使他听不见他也能够想象。闪光的急骤的鼓点使他的心肌颤抖。带着中国人经常怀着的惶恐,他不由得想起如果来场革命,来次地震,来场战争,西方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模样。

他看见自己的脸在玻璃窗上。他的脸上有几十幢灯光通明的楼厦。数以万计的人在他的脸上疯狂:跳舞喝酒做爱。如果他把他的脸移开,所有的楼厦和癫狂的人们都会在一刹那间崩溃。

他知道秋天正在降临。但大洋这边的榆叶尚未泛黄。近处,明亮的街灯照着坡下一丛舞台布景般的绿树。枝叶凝然不动,而翠绿的生命正在灯光中无声地消融。

一个穿花格衬衫的老头牵着一条其大无比的狗向这边走来。他看见那闪着银光的头发,像在绿树丛中的一朵小白花。大狗张开嘴蹲下后腿,接着咂咂大嘴享受着拉屎的舒服。老人一动不动地等待着他的狗,狗和老人在安详中交流亲热的目光。在喧嚣的城市中居然有这样宁静的一角。这一小小的舞台场景弥散出的凄凉的幸福,宛如茸毛一般抚平了他莫名的烦恼。他蓦然悟到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再不可能是其他模样。你不能对世界估计过低,也不能对世界有所期望。

但是你还是不甘心。你发现自己不论是在家里在案头在路上在天空,都无时无刻不在谛听她的沉默。你经常在自己的眼皮上在喷嚏里在任何一处肌肉的跳动中寻找她对你思念的神秘的反馈。她有时冰凉有时温暖的皮肤总粘在你的手指尖上,不管你在触摸着什么。

有一次在梦中你看见她血淋淋地站在你面前,背景是一片深井中的黑暗,以致使你怀疑几天以后接到她的信中所报的平安。

几年以后虽然你又为另一个她,然后又为纳塔丽担心,而这时你的担心于她也的确出自真诚。每一次恋爱你都全心地投入进去,这恰恰是你不断叛变的原因。

你想起她说要学开车,要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你曾笑她把前景想得太美好,叫她别忘了美国是世界上车祸最多的国家,十年间死于车祸的人不少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牺牲品。你盯着床头柜上象牙色的电话机。你想起有一次她说女人最漂亮的肤色是所谓的象牙白。当时你微微一笑:她的确非常善于夸耀自己。你收起笑容后就吻了她象牙白的脖项。而这时你感到了象牙白的诱惑。那塑胶话筒就是她象牙白的手腕,你抓起它就能细细地诉说。她的声音,那长久地回旋在你四周的无声的声音就会被你一下子捕捉到并在你手掌中颤动。

一只早来的秋虫撞在玻璃窗上。你听见秋虫噼啪落地便耐不住寂寞。

其实是你不忍心使自己彻底失望。几次死亡之后你对你自己越来越宽容。

你想不管这世界是多么正常你这一晚也不应该这样正常地度过,这个国家的自由对你来说还更有一层自由的含义。在这个国家的第一夜你居然毫无所为地枯坐在床沿上不但是对你的讽刺也是对这个国家的讽刺。

你断然拿起话筒。你充分意识到你是自由的。

话筒如她一般光滑而细腻。在拨号之间你脑子里一片空白,像剥剥地敲了门之后忐忑地站在门外。

接着你就静听着电流嗡嗡地搏击。太平洋的风钻进了电线里。你既盼着有人来接电话又希望没人来接电话。也许她正在来旧金山的路上,一辆老旧的别克车在南加州的夜路上奔驰。而你正在犹豫不知希望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时你却从话筒里听到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哈罗。”

不知怎么你有足够的镇静听出这并不是一个中国男人。你更镇静地用英语说出她的名字。要求和她通话。不用去躲藏这就是一个现成的迷藏。对方马上像是惊疑又像是畏惧地连声说“0K”。但你立刻就听到了她的声音却说明了她本来就在这个男人的身旁。

她的声音清晰得就像在你的掌中。“我从中文报纸上看到了你要来的消息。”

为什么是从报纸上?这种谎言如同旧金山的夜景。难道她旁边的那个外国男人还懂中文?当时你觉得有股怒气上升。但在几年以后你和懂中文的纳塔丽漫步在巴黎街头时碰到了同样的场景,你才觉得这个世界日益变得浑然一体而又日益变得乱七八糟终于释然。

但不管怎样你即刻领会了她的意思。虽然只是一具普通的电话你却像是在传真机前似的看到了她的处境。你还从她的语音中听出一道指令,一个哀求,使你不得不顺从她的客气而客客气气地问好。她的语气把那个男人也拉了进来,虽然有百里之遥却如同你们三人面对面地坐在一间房里。你看到了那个男人的目光而觉察到自己的尴尬。在别别扭扭地做作中你瞄了一眼手表。已经校正过时差的表告诉你现在已过午夜。于是你明白了更尴尬的是他们两人正躺在床上而你道道地地的是个闯入者。

你急急忙忙地挂断电话就像你在门口踉跄了一下。不同的是你并没有磕疼你的踝骨你仍然安全地坐在床上。

你立刻闻到了一股黄豆粉的气味,就是那每次做爱的床上弥散出来的腥辣。

你明白了你本来应该明白的事情。为你所熟悉的她的姿式,是她做爱时的习惯,又有什么理由不让她和另一个男人一遍又一遍地重演?接完电话以后也许她正用充满恐惧的目光期待另一次高潮的来临,如今真正是一辆外国卡车辗过她的身上。和你做爱与和别的男人做爱,对于她来说有什么区别?你撇撇嘴恶毒地这样想。但你旋即又原谅了她,甚至想到你根本没有原谅她的资格,于是也就无所谓原谅不原谅。

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模样。

有一次,你们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被污染的阳光从她圆润的脖项泻进她两乳之间的峰谷。你突然领悟到所谓的象牙色不过是城市的苍白。而她却指着一座新建的公共厕所说,哪怕是领导给她分配一间这样的房子她也不会走。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拧得出水来的酸楚,以致你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你侧过头看着她的脸。这张美丽的脸是你在劳改队里就熟悉的。那幅挂在两根高大的柱子之间的银幕,暂时遮住了“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黑色标语。不一会儿,她的脸就会在“改恶从善前途光明”前面的银幕上显现出来,给佝偻着腰而又伸长脖子的劳改犯们提供足够酝酿一个梦的原料。(你曾向她表演过劳改犯们坐在砖头土坯上看电影的姿式,她哈哈大笑,说没有一个演员能把这种姿式再现出来。)如今那位英气勃勃的女游击队长或阶级阵线异常分明的女医生的眼角已经出现了鱼尾纹。梦也必须在时间中穿过。

你轻吻过那布了鱼尾纹的眼睛。吻她的时候你只要闭着眼就可以找回她已经消失的晶莹;吻她的时候你只要闭着眼就会在两个梦中失去自己:究竟在十几个劳改犯同睡的号子里你独自在被窝里搂着女游击队长或女医生睡觉是真实的,还是就在这一张床上做爱是真实的?

后来你在巴黎的一所大学的墙上看到了几行被覆盖的字迹,那字迹仍然在黄漆下顽强地显示自己:“要做爱不要战争!”“同意!在什么地方?”接下来的一行是:“沿着毛的革命路线前进!”可是你却分明又看到了“改恶从善前途光明”。而在“改恶从善前途光明”上更叠印出她的脸庞。你在银幕上盯着她脸庞看的时候你以为她高不可攀。你以为她一定不会像你一样十几个人挤住在一间发臭的房间,而是一个人住着几间溢漫着脂粉香的房间;你以为她真是那会把枪口对准你这个阶级敌人的女游击队长或是对你这样的人见死不救的女医生。你那时搂着她不仅仅是因为性的要求,不仅仅是她的形象给你提示了久已遗忘的女人的模样,(女人长得啥样子?就是电影里那些长头发的人!)你搂着她还因为有一种报复的阴森和快感。但后来在你看到她从银幕上飘然而下,并向你俯下身来,在你睁着眼睛感觉到她饱满的嘴唇柔软地贴在你的嘴角时,虽然那眼角已经有了鱼尾纹,你不是既想到命运毕竟待你不薄同时也感到自己变得善良了吗?

你曾把那一吻当作真正的平反。

你当时想过她无论做什么、怎么做都是有道理的。于是你明白了为什么当你在电话中听到了那个男人的声音时是如此的镇静。

她曾望着北京街头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宾馆、办公大楼喟然而叹,那里面竟没有一间是她的栖息地,却又无时无刻不感到四面八方都是墙壁。

于是她走了她走了。她始终没有回头使你想起“不要射击白天鹅”。

一群金发女郎在亢奋地跳着节奏强烈的现代舞,她们号召人人都去品尝新推出的炸薯条。外星人从飞碟里钻出来向凡人索取一种绝妙的软饮料……

他把电视机开开又关上。幻想和梦想在这里都标上了价格,越大胆越新奇的价格越高。而他发现他的梦想和她的梦想中不可数的意境也被可数的金钱割得支离破碎,一如九级风撕裂了云霓。东西两半球都没有罗曼蒂克的立足之地;整个人类把罗曼蒂克还给了上帝,从它手中赎回了再一次堕落的权利。

他打开一瓶飞机上出售的免税威士忌,希望整个世界都充溢着威士忌这种透明琥珀色。找点冰块容易,但哪里去找对饮的人?他看着手中的玻璃杯想起同样颜色的她的瞳仁。那对瞳仁曾对着他的眼睛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有时间就相爱,有机会就相爱。”这正在一次完全成功的做爱之后,他们都从亲狎中恢复了理智。于是他惊异地注视着那对中间一瓣瓣如菊花似的瞳仁。然而,除了真诚和热情他的确没有找到别的。这么说来,没有时间没有机会也就没有了爱。原来终结并不是最后一次而是每一次的终结便是终结。

但惊异过后他也便平静。他不得不叹服她深谙“偷情”的三昧,所谓“偷得浮生半日闲”是也。大家都急急忙忙灰头土脑地寻找失落了长达十几二十年的机会,即使在接吻的时候两手还东捞西摸地乱抓哩!

这时她大概正是既无时间也无机会。

是的,既然整个人类都早已从洞穴中走出来,你怎能责备她去争取几十个平方米面积的居室?

第二章

记得上一次在美国,他随一位爱尔兰血统的美国教授去看棒球比赛。他怎么也不能被一个棒球手打出的“全垒打”所激动,疯狂如那位白发苍苍的美国教授。正像那位直想往乡下搬家的美国人始终弄不明白“城市户口”对一个中国大陆人的重要性。如果你还不能理解她的算盘打得精又有谁能理解?既然全人类都有再一次堕落的权利。

他可以想象如今她在南加州的居室。那里无时无刻不洋溢着天蓝色的温暖。思乡的酸楚会慢慢溶化在宽敞的空间而变得极为稀薄,最后如一杯水似地泼在门前绿得可爱的草坪上。每天都有新鲜事出现,会一点一点蚕食掉孤独。何况,厌烦了许许多多人长久在一口锅里搅勺子每天每天有如一笼刺猬似的挤来挤去,孤独本身竟蕴涵着梦寐以求的意境。从憋闷的火柴盒里飞出来的灵魂仅仅嗅出自己身上有了天空的气味就是一种安慰。

她既然爱起来就爱不爱起来就不爱,她就能在任何地方活得很好。

月亮虽然不是美国的特别,但确实到处都有碧月的澄照。于是她终究会和中国大陆出口的纺织品一样,在美国制造成各式各样的时装,再打上美国商店的商标,尽管棉花有时也会眷恋自己的土地。

这样的人他见得太多太多。这么想他也就平静了。

房里的空气寂静得仿佛房间里一无所有,幸亏有威士忌渗入房中长久无人居住的气味。当他意识到这一夜他必定要过得十分正常同时也发觉了一丝自嘲的苦笑牵动了嘴角。这时他听见子夜的风簌簌地往山坡上爬。风进不来,但风的精灵使他感觉到凄凉。可是黄豆粉仍然如大雾久久不散。他听见心头又响起那阕《爱情故事》,于是趁着微醺他躺倒在床上。

他奇怪自己竟然对一切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事都无所谓,但他更奇怪的是自己心中竟然还残留着对女人的爱。

然而,如果他仍然对一切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事都件件挂心,那便辜负了他彻底破灭的初恋。爱情要以悲剧结束才显得美满,其实他早有过这样的体验。这时,黄豆粉的气味随子夜的风飘散,空气纯静而清凉,他拉开毯子,一下子掉进了B城,一九六一年……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是在逃亡的路上?在车站?在医院的太平间还是在牢房?现在是第一次出劳改队还是第二次被释放?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有得到准许而越过了围墙?……

在长凳上醒来,一种逃亡者的本能使他立即警觉地抬起头。但还没有等他睡眼张开他已经感觉到了没有危险。他嗅到了一股煤烟的气味。他把煤烟和从各种人的各个部位散发出的臭气一股脑儿地吸进肺里,心胸顿时注入亲切的和畅。经验告诉他气味越杂乱越妙,只有牢房里的气味才臭得单调。他像嚼着糖块似的咂着嘴。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不过从嘴里津津的口水就知道已经有了体力。他刚刚做了一个很奇妙的梦。

他梦见时光倒退到从他进劳改队那天开始,而以后的一切却是另外一场经历。

他梦见他已经是个作家,今天正在美国游历。他梦见自己不但结了婚,还正和一个著名的电影演员发生了爱情。他还梦见他和她在美国西海岸的一家小餐馆共进晚餐,然后去了一’所干净的小旅馆……

他坐起来。压在人们头顶上的灯光迟钝得令人窒息。候车室里挤满了人,马上就有一个穿老羊皮袄的蒙古人填补了他旁边空出的座位。受到羊皮板子的排挤,他懊悔不继续躺在这条长凳上。他本来可以睁着眼或闭着眼占据两个人的位置。他早已知道一块饼子一根草绳一片破布的价值。人类的一切学问都说最有价值的是人的内心生活,什么理想信仰希望,而现实的一切却告诉人最有价值的是你手头用得着的东西,譬如,在眼前就是那木制长凳上的一截。

幸好天麻麻亮起来。他看见一个偎在母亲怀里的孩子眼睛里有一点曙光。他还看见那一点曙光中有一丝童稚的希望,仿佛只要天亮了就会吃饱似的。他看见风在候车室外奋力扬起灰尘并伺机往候车室里钻,好像整个车站是建在一座垃圾堆上。他还看见蜷缩在候车室里的人们也像是被命运从四面八方扫来的垃圾。这一大堆破烂的衣衫绝不同于劳改队那样破烂得整齐划一,宛如一群被晒干的蝴蝶突然被风吹散。“有开水罗!”

候车室门口兀地响起一声如歌的呼唤。他看见被尘土活埋了的人们这时才破土而出慢慢蠕动起来。

他没有行囊也没有茶缸。望着被移动被传递的冉冉的水蒸气,听着唏唏的喝水声,他咽了一大口口水。在劳改队经过了大饥饿他充分认识到最宝贵的是人体自身的分泌物。口水和屎都能救急。倘若长久不拉屎,你就会觉得自己肚子里有东西,在心理上会自以为你是个饱汉而避免在路途上倒毙。这完全符合“精神变物质”的伟大哲学原理。

他将手伸进破棉袄,用钢琴演奏家一般敏感的手指分辨出哪一处是破洞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口袋。从怦怦跳动的胸口他掏出一张折成四方的纸轻轻展开。

当他再一次看清那确实是一张刑满释放证明书并且上面赫然写着他的大名他才确信他的存在。现在浮游在他周围的人现在逐渐明朗的天光现在在远方响着的汽笛全是真实的,而那美国西海岸的小餐馆小旅馆和电影演员等等才是真实的虚幻。多少年以后他才真正体会到这张刑满释放证明书的妙用:它是劳改队开具给你的可以走入社会的证明,而社会看见了它又可以仅仅凭着这张纸再一次将你关起来。

而这时他只是小心地把它收起来再扣好纽扣束紧腰间的麻绳。为了这次相会,他特意将腰间的草绳换成了麻绳。他着实尽了最大的可能把自己打扮了一番。

他首先到厕所去。横溢的尿水结成了冰,极像一幅标示世界地形的沙盘。他跨过喜玛拉雅山脉走向最里面的一个茅坑。这里一点也不臭是因为候车室里同样充斥着这种味道。他蹲下去但不脱裤子却脱掉一只鞋。他掀开鞋底的夹层用两根手指头搛出一张伍元的钞票。他确信旁边的茅坑没有人他能放心地用亲切的目光盯着钞票翻来覆去地看;他慢慢抚平它仿佛安慰着一个啼哭的婴儿。这时他心中对那位手执钢钎的炼钢工人感到歉然。

然后他一边假装系裤带一边走出厕所。在此之前他当然已经将仅有的一张钞票装好。他曾经混过三次查票,最后一次被查着了但查票员搜遍了他全身甚至把释放证明书都搜了出来却搜不出他拥有的这张钞票。他如果搜出了钞票便要他补票还要外加罚款。他虽然被查票员臭骂了一顿赶下了车却保住了钱。他暗暗高呼“老劳改犯万岁”是因为老劳改犯教给他的诀窍多过五个教授孜孜不倦的指点。事实屡次证明劳改队的现实主义要比书斋里的古典浪漫主义高超。

于是他又不由得有点留恋列车上的厕所。那是他的避风港,每当查票员过来他便钻到那里面去。那个白磁的蹲坑那个玲珑的洗手盆那个小小的空间比他的宿舍还要安全。因为他就是从宿舍中被逮捕走的。

他想着在这个世界上最安全最温馨的地方便是厕所。这样想着他撒开步子走出车站。然而当他经过候车室门口放的盛开水的大木桶竟发现水面上漂着几点油腥,诱人馋涎地放射出孔雀蓝的幽幽光泽。这既使他懊伤又使他颇费思量:

哪里来的油腥?

哪里来的牡蛎?

哪里来的威士忌?

虽然Y市医院的门房,那个一直穿旧式裤褂的老头眨巴着烂眼圈告诉你她可能已经结了婚,但你还是要跑去看她。这和多少年后你在美国西海岸非要挂那次长途电话一样。

烂眼圈的看门人已经不认识你。可是你以为他不停地眨巴眼是给你某种暗示:他嘴里说她已经结了婚其实她并没有结婚?你想起几年前“反右”的时候你去找她,她明明在里面而这老头却说她出去了。老头曾跟你谈过Y市在“老社会”有一道城墙,谈过他怎样在军阀的枪械所熬火药最后弄坏了眼。而那时你怜悯地想为什么这样一所医院却医不好自己的门房。你来到这所医院使你更加想去看她,不管她结了婚没有。台阶上走廊里候诊室中甚至院里的那几株白杨树下到处弥勘着她身上的药香。那几株白杨已脱尽了秋叶,但其它的景色依旧。晾衣裳的绳子上筒样晾着医生的白大褂。它们一件件冻成了冰咯咯作响,仿佛一段往事正在破裂。

在劳改队,你曾进过那里的医院。刚从死亡中苏醒你便以为是扑进了她的怀抱。一切都是因为消毒剂所引起。任何消毒剂都会像大麻一样在你眼前透出一片白色的幻影。你的激动足以损坏你的神经和心脏。

于是你想你不能没有她正如你不能没有自己。三年来在你的思念中你只能见到她的背影。她黑油油的发辫黑得眩目她白衣裳的腰褶自得耀眼。她那两条匀称的小腿曾使你愿意变成一条狗。在拿着镰刀在水稻里“夜战”时你以为她正往月亮上走,这样你便被自己的镰刀砍伤了脚背。专给劳改犯治病的医生说你应该再往上砍,最好是把自己的腿砍断。但你丝毫不悔是因为当时你正想把她扳过身来再看看她那对大眼睛。

但最终她还是穿着她的白衣裳化进了皑皑的早霜。

你想过是不是我让人写信告诉她我已经死亡所以才切断了最后的一点心灵上的感应。她始终用背对着你究竟是吉兆还是凶兆?可是你想象如果我又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她一定会转过脸来并让我用嘴唇去接她簌簌的眼泪。

你轻飘飘地走到大马路上。黄风像一条忠实的狗,浑身沾满砂土一直追随你的脚步。

你嗅到草原的气味。那猎猎的黄风原来是被秋草所染黄。你嗅到西伯利亚的气味。你听见风中还回荡着贝加尔湖旁流放者深沉的歌。

贝加尔湖,我们的母亲!

为争取自由和平等,

我们来到你身旁……

你和她曾一同唱过这首歌。

但那时你们是发泄你们的欢乐。那时任何一首歌曲哪怕是殇歌都能传递你们爱情的倾诉,你们在歌声中交流彼此的情欲。一同唱歌就是在同一张床上做爱。除了同唱一首歌曲借此交换灼灼的眼睛你们便不知道男女之间还有什么别的方式表示亲爱。“贝加尔湖,我们的母亲……”而后来你果真到了比贝加尔湖还要严酷的地方。

那里比西伯利亚更像西伯利亚!

街上没有卖食物的摊子,倒有不少给自行车打气的小铺,好似人们完全可以靠气体生活。全民饥饿的好处就是不但你饿别人也饿并且到处都没有食物的诱惑。你轻飘飘不但因为你已经获得了自由并且因为你肚子里是空的。刚刚在厕所你没有拉屎是明智的。大肠和食物的残渣在彼此提供热量。并且,这种交换是在你体内进行的,因而使你好像有双倍的热量走完从B城车站到B城医院的这一段路。

后来你曾想过食物并不能使人长大,饥饿却会催人成熟;如果饥饿还不能使人怀疑政治,那么这个人便是天生的奴隶。但接下来你却看见亿万人狂热地投入“文化大革命”,因而你对人的成熟几乎丧失了信心。

清冷的马路,灰扑扑的土屋,没有一片叶子的树,瘦骨棱棱的毛驴和骡子凝定得一如墓前的雕塑……只有天边疾驰的云充满奇异的活力。朝霞居然如此灿烂,天空绚丽得近于荒谬。当第一线金色的阳光照到你身上你心中立刻像着了火。你忍着喉头发干,你捏紧手中的汗。你知道这种现象在中医书上叫“虚火上升”,可是虚弱强大得无法克服。

夜里的梦再一次执拗地在你眼前浮动,你一边走一边想那个梦。但越往深里想便在几个梦境中陷得越深,最终把几个梦混成一团:你究竟现在是在巴黎的香舍里榭旧金山的日落大道还是中国北方B市的一条黄尘飞扬的街上?

回忆想象现实搅在一起便会起剧烈的化学反应。你头痛是因为你的颅骨被炸开了裂缝。饥饿造成的幻觉如眼前飞舞的金星又如一缕缕七色的阳光你什么也抓不住。

只有她的影子使你有希望继续往前走。

这时,风停了。灰黄色的世界一下子在你面前降落。你从来没有来过B市,但你自信不用问路也能找到她待的地方。宛如在黑暗的旷野中只要你抬头就能看到你的那颗星辰。在逃亡的路上你多少次跪在那颗星辰下祈祷上苍。你不相信上帝却需要上帝。这使你多少年后在斯德哥尔摩的大教堂里你能顿悟到人类必定要有宗教情绪。

但这时你耳边只有歌声。

一首首俄罗斯民歌的旋律中有她细声细气的嗓音。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地唱,让我们来回忆少年的时光……

她颤抖的嗓音像颤抖的手指胆怯地领着你。你小心翼翼地跟着她如两人同过一截独木桥。她把你领到一片繁花似锦的地方,于是你又听到了:

春天里的花园花儿开放,

春天里的姑娘更漂亮……

你们第一次见面也正是在春天。那不仅是自然界的春天也是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傻里傻气地欢呼的“早春天气”。她一身洁白的衣裳和一副洁白的口罩,那宇宙间的白色仿佛专为她一人所造。只有那一对大眼睛黑得发亮。看到那一对眼睛你就预感到你这一辈子完了。

她在诊桌后面坐着,你战战兢兢地走到她面前。她温柔的手指解开你的衬衫宛如撕裂了一个创口。你的胸脯烫得她的手指微微哆嗦,从此你对她的手指永志不忘。

你看见她的眼睛在你的名字上瞥了一下便像星星突然爆发出亮光。你知道她肯定在哪首诗的后面见过这三个后来注定要倒霉的字。但你不知道是应该惭愧应该自豪还是应该若无其事。她捏着听诊器很久都找不到你的心脏。

后来你曾向她说你和她第一次见面便无所隐讳地坦露了自己的心胸,她腼腆地一笑。

她的笑总像燕子低低地掠过池塘,一闪即逝以后你便会嗅到雨前的湿润。她的大眼睛经常含着幽怨。你逐渐发现她黑而亮的瞳仁是两口清凉的深井,除了在古代的仕女图上,你再也不能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间找到相同的一对了。

她曾轻言细语地向你诉说她是个孤儿,怎样被母亲的朋友抚养大。你隐约地猜到她母亲和那人之间有隐约的爱情。但待她刚从医科学校毕业“组织上”就发现她的监护人原来是个“历史反革命”,还没等她报恩他便上了吊。也就是因为她有这一层关系“组织上”才把她从上海分配到没人愿意来的偏远大西北。她说“组织上”这三个字时充满着恐惧感。这种恐惧毁了她的一生。她又说她看见他的最后一眼不是他的脸而是他伸在门板外的一双直挺挺的脚。她喃喃的细语好像发自一个白色的幽灵。

当时绝然想不到几年后你会看到无数双这样的脚直挺挺地伸在装纳不下尸体的木制的或席编的容器之外,仿佛每一位死者都不愿意走出这个使他饱受折磨的世界。那时你只是默默地握着她的手,想把同情和力量输入她纤弱窈窕的胴体。夕照在郊外的杂草地上闪耀,繁密肥大的蒲苇在湖塘里低吟着夏日的诗章。在你们手挽手趟过一片幽静的墓地时她低声说出她的希望:要你以后“永远不要欺负”她。你一时还没有明白这是她要将终生托付给你的许诺。你以为她是警告你除了可以握她的手之外,便不能碰她身上任何别的地方。

是谁、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教会了你堕落?

后来你无数次地想过为什么你们总是在墓地相会。当然,Y市小得容不下一处公园是事实,但为什么她却不选择别的地方?尽管盛夏的墓地也显得异常美丽,野草闲花在腐肉上开得格外浓艳茂密。

夕阳,墓地,断裂的石碑,烧成灰的纸钱和远村的炊烟齐飞……你被打“右派”之后,你才明白你们一开始就注定要演出一场悲剧。

你别想改变你的命运!这个声音伴随了你的一生。

然而还是一首一首俄罗斯民歌。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条

一直通向迷蒙的远方……

你慢慢向一条坡路走去。如此灿烂的阳光也不能使饥饿的世界和肮脏的B市生色。纵横的市街像垂死的老人脸上的皱纹。但你看见那块路牌就像看见了她在指引你。她给你的信你早已在病号房里烧毁。看着炕洞里无力的火苗,你痛切地感到了你们的无力。可是一切都为时过晚,只能用那纸灰来祭奠你们已经死亡的幸福。尽管可以在一生中多次重复,但那墓地中的幸福一生中只能有一次。

离开她,你才发现她的血灼灼如火。你一直以为她的声音如江南瓦檐下的滴雨,进了劳改队,你惊异于她倾诉她爱你如澎湃的涛声。她写道:“我觉得我是这样小,你一下子就把我爱完了,你又是那么大,我爱你总也爱不完。”可是你已经没有大量的眼泪来回报她。白天而降的河流进了浩瀚的沙漠。你知道你正在向她一步步靠近,每前进一步便向她靠近一步,但你仍然茫然你这是去干什么。你的一切,理想事业知识,当然包括爱心在内都随着你死去了一年,为什么你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第一个便去吓唬她?

可是你管不住自己的脚,那一首首俄罗斯歌曲不断地在招唤你的灵魂。九百里路程你在火车上爬上爬下颠簸了三天,然而虚弱的只是你的肉体。你想着肉体可以让人撕成碎片而那纷飞的血肉也一定会乘着劲风往她那里飞。

在火车上你曾想过你最大的财富便是死亡,你能够一次一次地支付死亡就像签支票一样。在这方面你比任何人都强。原来,在你接到她最后一封信说Y市的医院因为她和你还藕断丝连而调她到B市以后,你就无时无刻不在这里,在B市。她还说“组织上”调动她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支援钢铁基地”。她写“组织上”这三个字你也看出她的手在发抖。但她接着又说B市毕竟要比Y市大些,还有一处公园。

是的,有一处公园,她这样写道。难道这是她在暗示从此以后你们不用再去墓地?难道这预示着你们的爱情从此开始会有转机?

但是你没有看到公园。坡地越来越陡你以为你是在向天上爬。你还忙里偷闲地想起好像有个皇帝在这个鬼地方射着一头白鹿。白鹿就倒在山坡顶上。可是这个浪漫的历史传说只加强了你的食欲。你一口一口地咽着口水想象烤鹿的滋味。当然最现实的还是她一见到你就做出一顿丰盛的午餐你大口大口地吃她默默地坐在一旁看着你。

可是你为什么要写那封信?

为什么要写那封信?

你请那个睡在你旁边的劳改犯写信给她说你死了,还半真半假地说你是饿死的,好像在责备她寄来的邮包不够大不够勤似的。尔后她果真再没有寄邮包也没有写信来尔后你果真死了。那个替你写信的劳改犯——中国第一流研究马铃薯退化病的专家,因为偷吃发了芽的马铃薯种子而中毒死在你之后。他是真正死了你还为此感到内疚:他报的不是你的死亡而是他本人的死亡!你记得他一边写信一边这样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既然我们已经没有希望了,也别让外面的人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

完了!既然你已经死了你还千里迢迢地历经查出无票的危险历经颠簸之苦跑来干什么?

尽管你没有真死但你不过是个“漏网”的,正如现在时兴的所谓“漏网右派”、“漏网反革命”、“漏网坏分子”一样。你是一个“漏网的死人”!

可是歌声不可抗拒。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蒙的远方……

她在你耳边说她要给你唱最后一次。但那天你却暗自盼望着她早一点走,好让你早一点享受她带来的鸡蛋和面包。多少年后你才能回味出那个场景是多么富有浪漫情调。夏日的柳荫覆盖了淙淙作响的渠水,蚱蜢在你们身边跳跃。一只绿色的蜻蜓坚定地立在一株摇曳不停的芦草尖上,阳光穿过它透明的长尾巴。贴着水面而来的微风吹拂着白色的长裙,仿佛是岸边的一只白天鹅跃跃欲试地扇动着翅膀。那时她主动地将她纤小的手伸进你已经被劳动磨砺的掌中。虽然你多少次握过它,但这会儿你却奇怪人类有这样的手:如此冰凉、柔润、光滑。你握着这双手没有消除距离反而感到她离你越来越远。她说她冒充了是你的未婚妻劳改队长才允许你来接见她的。她的语气陡然一变,有了从未有过的胆量。

她的大眼睛果敢地在你脸上寻找她的希望。

而你却盯着她带来的提包估量那里面装了多少干粮。

二十五年后当评论家说你是“现实主义作家”时你不禁黯然。有一夜在香港和合中心顶楼的旋转餐厅一群文友用一种日本方式来测试你的心理素质后,断定你对生活“抱着现实的态度”竟使你神伤。你望着下面无数的灯光泪水顿时涌上了你的眼眶。

只有你知道你的“现实主义”糟踏了多少美好的东西;你从来掂量不出没有重量的感情的重量。

醉醒香消,所有过去的事情都不可挽回了!

但是,以后每次出工收工经过那条渠道下面你都要仰望你们曾经并肩坐过的那一小块土地。在整个地球上只有那两个屁股大的地方才是你最钟爱的一角。除它之外即使地球全部爆炸你也在所不惜。每次你都想向那渠坡上爬,而你耳边每次都能听见“政府”厉声地喊“站住!”和“组织上”拉动枪栓的声音。不久之后,秋草枯黄,除了期待云的变幻你无他望。第二个冬天一场大雪终于抹平了那里的最后一点轮廓,你便在那时决定仅仅带这一段记忆逃亡。

然而你记住的只剩下了她离你而去的背影。

她推着那辆为你所熟悉的女式自行车孤独地走在旷野间一条坎坷的小路上。那是彼得堡与西伯利亚之间流放者常走的符拉基米尔大道。在她前面五十里外的失去了城墙的Y市隐在夏日迷蒙的氤氲之中。她的身后只有歌声和水又如一条颤动的飘带。你一时看到了她的纤小无助曾想扑过去将她拥进怀抱,但最后残余的羞涩又拉住你的脚步。你向空中弹了两滴清泪便急急忙忙解开她带来的提包。

你一面嚼着面包一面看着她逐渐小了下去。你充实了你的胃却失去了她对你凝眸的目光。

这样,她永远只将背对着你了。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蒙的远方……

你一定要沿着这条小路去寻找。如果失去对她眼睛的记忆你便如同一块从天外偶然掉落在这个地球上的无生命的陨石。她是你和这个世界的联系。(正如你在奥克兰机场把她的眼睛当作东西两半球的联系一样。天啊!)这个世界尽管肮脏但有了她的眼睛就有了光彩,使你还有生活下去的兴趣。你裹着一身风沙投入她的药香,你要向她诉说你后来洞悉了她的眼睛。

他不能再在旧金山待上哪怕一天,他还没有睁开眼睛便做了这样的决定。

随后他呆呆地坐在床上。阳光偷偷地从窗帘的缝隙中潜入,黄色的地毯上一片秋草的枯黄。

他忘记了昨天那一场雨究竟是下了没有下,模糊地记得他曾见到一轮变了色的月亮。可是在夜半分明又有淅沥的雨声渗入他梦与非梦之间的空隙。他觉得满嘴苦涩,和昨天的联系唯有未醒的宿醒,其余的一切都退到神智之后去了。

记忆蒙上了一层纱幕,往事恍恍惚惚。

酒瓶已经空了,世界消褪了透明的琥珀色变得如许苍白。门上响起轻轻的叩门声。

原来是老的小狗弗雷顿蹲在门口,仍然用昨日那种忧伤的眼光凝视着他。他取下它颈圈上挂着的一张纸笺。女主人告诉他她去了市场,中午以前回来,早饭已经摆在餐桌上,并问他昨夜可睡得好。

他记起昨日在晚餐时静慧告诉他,就是因为弗雷顿——这条老的小狗,她不能去纽约和乔住在一起,弗雷顿不适应美国东海岸的气候,一到纽约就气喘咳嗽。这样的“夫妻两地分居”的原因才使他真正觉得他现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上。

在冲澡的时候他忽然又想起逃跑。是不是趁女主人还没有回来干脆直接上机场?他不想再见任何熟人也无法向女主人解释为什么要把行期提前,他仔细地用浴液擦拭自己每一寸皮肤近于爱抚。既然已经被可爱的女人抛弃或者说既然已经抛弃了所爱的女人于是只剩他自己。他蓦地想起他的妻子,她此刻正在地球的另一面睡觉。不知她的梦会不会给她某种暗示:她的丈夫是如此地荒唐。

但他早已感受到婚姻的不幸是中国所有重大社会问题中的一个;不正常的社会进程造成了众多命运的不正常。他的不幸在于已丧失了对幸福的感觉;她的不幸在于她不理解曾几次濒临死亡的男人,不善于用女性的手把他灵魂的碎片一块块贴在家庭的墙壁上;他要的是一个母亲而她却只能充当一个“同志”,于是他只得四处乱飞去寻找。她给他最大的好处就是她同志式的冷漠使他在婚外恋时没有内疚感。这样,他一面擦拭着浴液下的皮肤一面觉得他在这个荒唐的世界尚属正常。他无法拒绝外部世界向他伸过来的各种各样的刺激如同一个不善于潜泳的人在海底无法躲避章鱼触手的吸盘。既然命运如此摆布他他也只好索性将自己交给命运。他忠实仅仅是因为没有机会;他不忠实仅仅是拥有机会。

这样想着他又觉得东西两半球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同,世界完全是一个统一的世界。

从澡盆里爬出来他不由自主地哼起歌来,他似乎觉得自己又纯洁得有如婴儿。这时他感到他胸中有爱的冲动犹如恢复疲劳后阳具非要自行勃起一样。一时间他又以为世界绚丽得可爱他非要爱所有的人不可。

当他拿起剃须刀时他才停止了哼唱。薄薄的刀片给了他某种警告。停止了哼唱后他方意识到他刚刚哼唱的仍然是俄罗斯歌曲: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他随着弗雷顿走进餐厅。弗雷顿彬彬有礼的蹲在餐桌旁温柔地望着他。是的,弗雷顿,你和你的名字一样值得人爱。细心的女主人把煎鸡蛋和报纸一起摆在餐桌上,好似她本人赤条条地躺在那里。“我从中文报纸上看到了你要来的消息。”是谁说过这样的话?

他一面嚼着土司一面用拇指和中指捏起一份报纸抖开。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如此相似。倘若换一个地名和人名你会以为这些不过是中国的“马路消息”被印成了字:谋杀抢劫偷盗车祸火灾卖淫……“马路消息”也好铅字也好都在传播艾滋病。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寻找治病的药方。然而他把眼睛移开报纸却发现窗外加州的天气依然碧蓝透明。

几个白人儿童和黑人儿童在马路边扔飞盘。白孩子白得耀眼黑孩子黑得发亮。飞盘在空中划了一个有弹性的弧形落在车库门前。他喝了一大口新鲜的橙汁。

他感觉到了舒畅。悠闲的舒畅像阳光徐徐温暖了他的全身。他甚至感觉得到冰凉的橙汁从胃囊是怎样一点一点咝咝地渗进他所有的血管。他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安心地等待静慧犹如在等待上街的妻子回来。

一时间他恍惚就是这所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住宅的主人。乔,不过是他儿时的玩伴。四十年世界并没有多大的长进。人们一次一次地以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划时代的是世界起着根本性变化的时代,但每一次估计都落空。世界根本就没有改变过。白孩子和黑孩子在玩飞盘。四十年前他和乔在他家坐落在上海法租界的花园里玩弹子。乔是个老流鼻涕的迟钝的孩子,在家庭教师的辅导下升级考试也很少及格。他对待乔就像白孩子对待黑孩子一样。小客厅传出哗哗的麻将声,他们在响着蝉鸣的大树下咂冰激凌。那时他们崇拜的是埃洛·弗林和加利·古柏,那时还没有什么史泰龙没有什么霍斯廷。那时乘自备轿车来打麻将的太太们把在上海街头等待公共汽车的小市民听到“八路来了”误传为“八路来了”而吓得飞跑当作趣闻笑得筹码撒了一地。那时他们在“林肯”“克莱斯勒”“奥斯汀”“雪铁龙”之间穿梭游戏还不明白“八路来了”和“八路来了”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可笑。那时他不吃沙利文的蛋糕而喜欢吃街上挑着担子叫卖的粉蒸糕。那装满米粉的木模中冲出一股白色的蒸汽同时发出鸽哨似的啸吟。那团米粉浓郁的乡村气息岸然地藐视大上海西方化的繁华,每一次都能唤起他体内某种神秘的密码或是说预示了他未来的归宿。尔后果然“八路来了”尔后这样的童年整个如同一桌输赢已见分晓的麻将被稀里哗啦地推倒尔后他和乔不过是被码在不同的牌垛上。

冰激凌的世界融化了然而麻将还在继续玩。许多年后当他在监狱里写“自我检查”时常隐隐约约地感到他不过是一枚被输掉的筹码。

赌徒跑掉了,筹码却被定罪。

上一次来美国乔就说过,“如果当时伯父伯母带你全家来美国你会做得比我更好。”

而他在微醺中斜睨着乔:“我在大陆也做得不错嘛!”他的酒意和傲气都一同涌上了彤红的面孔。

是的。如果我们当时举家迁来美国我会比现在的你干得更好。在美国的白手起家打出天下的并不全是智商很高的中国人,可是在中国大陆被视为敌对阶级的子弟然而后来又成为“对四化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却个个必须具备异常的禀赋。不然,你活都活不下来。这点你知道吗?

然后他开车送他回旅馆,一路无话。小汽车在他们两边如流水般过去。被命运捉弄的感觉和迷惘都僵在脸上了,以致两人都不敢互相瞧一眼。几天后他便带了金妮来见他。两个男人中间必须有个女人才能活泼地对话,在性上面两个朋友才能证明彼此相同。

这里的餐厅大客厅小客厅书房呈现出的是一种轻飘的豪华,远逊于四十年代那种极为厚重充实的气派。科技的发展不过是制造出了许多代用品,假心假肺假胃假肢假生殖器最后连人都能够做假,所有的摆设当然更能以假乱真,一直到古董和名画。他记得他母亲的旗袍一直是雇上海最高级的服装师到家里来剪裁缝制的,而现在的时装居然可以批量生产。整个现代世界给他的感觉是底气不足;西方的富裕使贵族化日益变得庸俗不堪。他在这所大房子里踱来踱去,将两手操在裤兜里。他寻找不到失去的儿时的感受。保存一段回忆的最好方法便是将它用历史的灰尘封闭起来。要感知它只能钻到自己的内心当中去。似曾相识却又似是而非的陈设和景物都会折磨人,你千万别去碰它。

时代的进步实质上是一步步降格。住了三十多年的窑洞土坯房以后到了美国竟会感到失望。他发现灰尘外的世界远远没有在黄土埋藏下的记忆辉煌。

现在活着的人没有一个真正懂得贝多芬,因为他们弹奏的是现代技术制造出来的钢琴。

静慧回来了。

她从底层的车库走上来,提着夹着大包和小包。她带来满身阳光和一缕皮革和香水的气味。她穿着一身棕色的连衣裙使他想起巧克力蛋糕。她又是一块夹心饼干因为她外面很甜里面却很苦。“早上好!你昨晚睡得好吗?”他听到她问他忽然觉得她还算漂亮。

她把该放在冰箱里的放到冰箱里该放到橱柜里的放到橱柜里。她的两条小腿同样匀称修长。她在他面前晃来晃去使他蓦然预感到这次来美国一定会又有什么奇遇,他一面帮她整理东西一面急切地想要离去。

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命运将让他和谁在哪一点相遇?昨夜她失约了,而经验和预感都告诉他将有另一出好戏开场。他四处乱飞的碎片像柳絮一样总会附着在哪一个女人身上。他看到自己忙碌着却又漫无目的的手只觉得这件事已为期不远。然而静慧还在兴奋地说着什么。她问他早晨起来打开电视没有。他说没有。她告诉他昨夜警察已把一个叫什么名字的杀人狂抓住。这个杀人狂杀人毫无所图,专门半夜袭击孤单的行人或闯入人家里去,杀人成了他的娱乐或者是聊以打发无所事事的时间。她说警察抓了他很久,还绘出了他的模拟像到处张贴。“那些天我好怕哟!”她把修长的五指捂在胸前说。他听见她说“好怕”两个字觉得她的冷清里饱含着期待爱抚的热情。大陆人说“很可怕”“非常怕”而她说“好怕”,为了这个区别他想吻她一下。但是他却板着面孔告诉她他必须今天飞往纽约。“为什么?你不是说后天走吗?你看,我刚去买了这么多你们大陆很少吃到的菜。”

是的,昨天说好的是后天动身但是今天再在这里待上一天便是浪费生命。他看见她惊讶地转过身来的那一刹那闪现出了十九世纪的优雅,一种在古代花瓶上方能见到的线条。那种优雅已经被各式各样革命的飓风刮得无影无踪,只偶然会在这个或那个女人身上找到一星半点残迹。女人是天生的活化石。他喜欢那连衣裙下摆在无风时的自然飘动仿佛水流中的凤尾藻,那里面涌涨出女人独有的生命韵律。阳光在那韵律上波动;棕色的曲线散发出女性醉人的芳香。他觉得他又一次被打动了。然而他赶快编了个谎说他跟某某人通了电话,他们相约好今天一起走。

他看见她面孔上的失望便想着乔在摧残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一朵花,一种景致,一片云,常因被人冷落而失去它们存在的意义。他奇怪他刚刚还觉得是俗不可耐的陈设此刻竟无处不闪烁着灵光。有女人的地方就有活力。即使从高昌故址的地下发掘出的千年尸腊如果是女性也会引发人的遐想。

他更奇怪的是在美国和台湾竟有这样恪守东方妇道的妇女。他喷出一口烟弄不清对大陆的“革命”究竟是应该高呼万岁还是应该惋惜,但随即他便释然了因为他反省到自己。从落地长窗望到白色的秋千架静静地伫立在绿茸茸的草坪上。游泳池已经仔细地蓬上了淡蓝色的塑料薄膜,它在等待一个什么样的夏天?那塑料薄膜的最凹处卧着两片黄叶彼此偎依着望着苍天。而天依然蓝得透明并且在远处的高楼上闪耀。他没有看到海但能想象到涛声正在高楼的那一面。

静慧在为他做午餐。他在她做出的声音中又一下子坠入一种安适的居家气氛。他的眼睛穿过锃亮的电炉、精致的不锈钢炊具、洁白的壁橱看到了灶膛里微红的火光。那里散发出野山的清香,那里噼噼啪啪地爆裂出树与草的精灵。那些精灵在灶膛里欢快地飞舞一阵然后钻出烟囱回到天上。而在灶旁操作的那个女人并不是这个女人,那个女人用粗糙的手指绾上散乱在额前的黑发再用袖口擦掉鼻涕;那个女人在黝黑的案板上揉面团再把面团擀开抻长。随后大铁锅里冒出蒸汽如大雾弥漫又如完全出人意料的梦幻。

他感觉到自己全身的毛细孔都张开了。

年年月月,朝朝暮暮,他寻找的就是这种平凡、安定和庸俗。平庸的诱惑远远胜于高尚和雅致。他靠在餐桌的高背椅上把腿伸在另一把椅子上。他弹弹烟灰告诉她不要忘记放盐。他指手划脚地说大陆有一句俗话说“鲜不鲜,一把盐”,做菜的技巧就在于盐的运用。她立即温顺地回眸一笑。他看到了不论是在什么环境中生长的女人全一样妩媚而感到满足。女人目光一扫会卷起习习的微风。薰风吹暖面颊。

是的,多么简单、安定和平庸。生活就在大大小小的塑料袋纸袋之间展开,还有纸盒和罐头。这就是现代家庭幸福的内容。他想到肯定有人终生在追求平凡而最后却极不情愿地成了不平凡的人,譬如他自己。

卓越和不平凡全是被环境所逼,完全跟盗窃和杀人相同。“来吧,祝你旅途顺利!”他看见这个女人手中的葡萄酒像一杯刚刚从血管里放出的血。

你喜欢单独坐在飞机最后一排靠窗的座位上。你希望美国的航空业永远这样萧条。一个金发碧眼的空姐和一个南亚血统的空姐在你旁边的空座上低声地讨论着一次失败的婚姻,而你散漫的目光正掠过秋天的新大陆。

你只在内华达的上空才找到一片你所熟悉的景象。你将手掌贝占在舷窗上因为你想抚摸那起伏的黄土。你的眼睛梳理那一条条皱折宛如你在用脚步丈量它。你知道你每一次抬脚都会有一}不黄沙腾空而起,遗憾的是眼睛不能像脚一样地留下痕迹。而那曾印有你脚迹的黄土此时正躺在地球另一面的病床上,你知道在那里你每走一步都能听到地下传来先人无泪的哭声和咒骂。这里的黄土在呼唤开发那边的土地在呼吁人们不要再去蹂躏它。你看见这边年轻的土地你被一阵妒嫉所煎熬;你看到那边古老的土地的裂纹仿佛看到了你年轻的心所受的伤。

一时你不禁热泪盈眶。“哦,她自己都不知她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两个空姐在吃吃地笑。

你饱受了折磨以后你有时竟会故意折磨自己和故意折磨别人;你从来不对生活抱着过高的期望因为你害怕失望。但是尽管如此你仍然不断地对未来所发生的事要展开想象。想象的习惯对于你就像嗅觉对于狗一样。

昨夜其实你并没有离开旧金山,你真的跑到渔人码头去彷徨。在和静慧分别时你发觉她突然对你异常生疏和冷淡,于是你预测到了你继续留在她家的危险。四处都是陷阱而你也在有意无意地给别人设置陷阱。可是反过来说陷阱不也是天堂?

你俩在陷阱边缘或说是在天堂的门前客客气气地互道了“再见”。这一丝声音在透明的空气中颤抖也许真能在以后将你们联系起来?你明明知道你转身一走那座大房子立刻会被古井青苔和冷风所占有;挥手间一尊古瓷将碎成一堆陶土的粉末,优雅的风姿化为乌有。但你尽管堕落过一千次你也不愿失去童年的友谊。未来尚须奋斗而且渺茫,能把握得住的只有对过去的回忆了。你珍惜过去就像别人珍惜未来的岁月一样。当出租车路过那一片绿草茵茵的高尔夫球场,你既感到兴奋又有一丝忧伤。

他叫车开到领事馆。

经验早告诉他他会一下子掉进北京那些数不清的机关的窟窿里。他很难相信的是它和他刚刚离开的那所大房子竞在同一片土地上,坐车不到二十分钟的路程。填表登记看护照。他傲然地说他不是非来不可而是你们领馆工作人员在北京的亲属托他给你们带来了土产。不行!虽然他在北京宾馆里住着的时候那些女人唯恐他不答应替她们效劳,可是真到了这边马上反过来了,他必须低声下气地求告。门房里没有人认为对他应该特殊一些。他不过是一件公文所不同的是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盖满公章。

他一面弯着腰履行各种手续一面惊诧国家机关的威力。机关的繁文缛节和对繁文缛节的尊重是在血液里活动的遗传病。中国人进了中国人自己的机关即刻会冷得发抖。那会客室里摆设的假古董眩耀着中华文化,他战栗地感到虚假比真实更持久,更伟大。

他坐在沙发上忐忑不宁不是因为他曾是一个劳改犯一个逃亡者一个被审查的对象,而是因为没有时差的缓冲就突然从一种生活方式闯入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在两种生活方式中急速地穿行,一般人的心理来不及调整,而他却能立即适应在压抑下的生活。他觉得这也是一种本领。那立在橱柜里的唐三彩好像正要飞奔下来将他踏在脚下如同立在它旁边的汉代的“马踏飞燕”。他惴惴地端详着“马踏飞燕”渐渐悟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想把一切矫健飞腾之物压在自己下面以证明自己伟大。于是他终于心安理得地匐匍着。

但是出来接待他的领馆人员却很热情。他看那大领衬衫和疲软的领带马上联想到北京的出国人员服务部。这是自己人,但自己人既可无话不谈又必须十分小心。这个人还很年轻却没有刮净下巴上的胡茬,说明他还没有养成西方的生活习惯。他看见他没有刮净的下巴不知怎么突然产生一丝歉意,仿佛是他打扰了人家的正常生活。年轻人感谢他“给我们带来了亲人的温暖”。听到这种样板戏的语言他不禁一激灵。中国的新文化已经把一切人情纳入了政治运作的轨道,而他又似乎俨然成了某个官方慰问团的成员。于是他必须要咳嗽一声以表示庄重。他怎么也弄不清楚人情味是怎样在国家机器里碾磨成政治调味品的。他深感到多年的劳改生涯使他脱离了时代。这个年轻人不但知道他、读过他的书,而且了解他作品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销售的情况。年轻人开门见山问他拿了多少版税。他摊开手说因为中国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所以给不给版税全看外国人。年轻人愤愤不平起来。替他计算如果中国加入了国际版权公约他能得到多少美元。看来年轻人一定是在领馆工作的经济专家。他一听数目的确可观,同时暗自惭愧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毕竟被改造好了,好得只会“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原来,只有曾经穷到一无所有的人才会穷大方,因为他把现在得到的每一分钱都当作是外快,因为他过去所从事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从来没有按价值计算过所以他会以为现在从事的脑力劳动也不值钱。而不管是过去是现在,不管是体力劳动也好脑力劳动也罢,都从来不是他的谋生手段、不是他的享受、不是他的需要,而是他命中注定了的劳碌。

今天他才知道他的劳动永远无法体现为价值。他开始茫然这五十年来他究竟靠的是什么来维持生活。

他木呆呆地望着墙壁上的丝织“万里长城”沮丧地这样审度自己,耳朵却听着年轻人的雄辩。年轻人扮演他的辩护人的角色,力主他应该去争取版税。他弄不清楚他带的一大包东西里有哪些是给这位年轻人的,当初真应该为他多带一些。年轻人的怂恿使他怦然心动:牡蛎、威士忌、缠绵的烛光、小旅馆等等虽然廉价也需付钱……他从那幢充满幻想的房子来到这幢充满理性的房子心思也不知不觉起了变化:是的,幻想的实现靠的是金钱;一尊古瓷上优美的线条,温馨的爱情全靠温馨的环境才能烘托出来,而这一切没有钱是办不到的。那么,我们国家为什么不参加国际版权公约呢?他听见年轻人这样问他。他解释说我们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也没付给西方作者版税。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翻译外国作品多而外国翻译我们的少,如果我们参加了国际版权公约,我们国家马上就会面临一个“文化上的贸易逆差”。年轻的经济学家恍然大悟。“哦”的一声以后立即坚持我们现在还不是参加国际版权公约为宜,以避免我们的外汇进一步短缺。年轻人现在又说服他必须暂时牺牲个人利益,“这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他听了觉得和年轻人刚刚为他的不平而鸣同样有理甚至更有道理,心想我已经为国家的利益牺牲了大半辈子幸福我当然会索性牺牲到底,这点完全不用你来动员我。于是他不禁微微一笑。他早就明白在这样的机关里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这样的机关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所失的说到底并不是你应该得到的,并且把你早晨应不应该刷牙你今天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也和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

他要告辞但又不忍心破坏了年轻人严肃的热情。他想起他所认识的一位欧洲著名的汉学家曾非常欣赏现代中国的一个新词叫“做工作”,两个动词重叠在一起意味无穷。这位年轻人就正在给他“做工作”,他只好唯唯地盯着他表示他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件“工作”让他“做”。

旁边的空中小姐站了起来。

那紧紧地裹在制服裙中的天蓝色的屁股才将他的眼睛从舷窗上掉开。刚刚那种对土地的忧虑和妒嫉全是昨日去了领馆所致。每去一次政府机关都会引起一阵忧国忧民的痉挛,从那里出门的人都会倍加叹息。许多疾病并不是在大街上得到的,恰恰是这个人跑进医院里才被感染。这常常使他犹豫在躲避与参与之间。

飞机在嗡嗡作响。内华达的荒漠已经过去。他要一杯桔子汁空中小姐却送给他一罐可口可乐。他冲着她的微笑和天蓝色的屁股原谅了她,也还给她一个微笑。

在打哈欠中有一个什么东西在他胸口冲撞。他摸摸自己的心脏又找不着冲撞的地方。每次出国旅行他都以为会将过去的阴影远远地丢在故土,然而所有的往事仍旧像皮肤一样附在他的身上和他同时腾空而起。

他无数次地在飞机上凝眸云端。最好是没有什么飞机没有什么乘客没有什么空中小姐只有他一个游魂在浩渺的天宇飘荡。多少次他也真感觉到是这样。他的肉身会渗出舷窗之外。也许是肉身腾飞到空中时唤回了对自己身前的记忆?他想起了自己呱呱落地之前的情景:天风横吹,乱云如箭,他偶然落在一片名叫中国的土地。对于游魂来说只有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如今却有了国籍以及肉身带来的种种烦扰。这种种烦扰便构成了所谓的经历。经历会永远地存在,哪怕肉身已焚为灰烬。

黑色的海,明亮的灯,像女人的男人和像男人的女人各自将身影投放到新大陆之外。昨夜,你站在渔人码头向西眺望。那边是你的故乡,但除了泛起白色泡沫的浪涛你什么也看不见。水泥堤岸上响彻咯咯的笑声和迪斯科的脚步。不用手鼓,这里也有非洲丛林中热烈的节奏。餐馆里的宴乐随着它门前不停变换色彩的霓虹灯光流溢到大街上,而你只凝视着一艘艘正在睡觉的船。

那一片高耸的桅杆如深秋的树林一般。

单个地看一根桅杆,你就品味到了一种雄浑的孤独。

一根降下帆的桅杆比吃饱了风的帆能告诉你更多的险恶。每一根桅杆你都不忍心仔细推敲下去;船在睡觉比船在航行更令你惊心动魄。

你没有去吃牡蛎。与其说是她没有来机场接你,还不如说是领事馆那位年轻人“做工作”打破了你的美梦。只要走出国门,你经常会感到做为一个中国人的窘迫:中国人富有的是梦想拮据的是钱袋。

你望着那一家家濒临海边的餐馆,那里灯火通明因而使黑色的海也燃烧起来。那里每一家餐馆都能容纳你的梦。不用多么大,一个小小的双人座就够你们缱绻一番。在那里咀嚼任何食物都毫不费劲,一切都是为了人的感官享受所设,连最艰深的古典音乐也被现代的轻音乐演奏家诠释过了,即使聋人听了也会手舞足蹈。

你忽然想到,被众多学者所纷纷解析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其实并不能从理性活动中得出结果,那必须纯然用感觉方能洞悉其中的微妙。而瞬息即逝的感觉一旦僵化在纸上便毫无意义,所以世界上并没有学问可言。这时新大陆西岸湿润的夜风裹着一团团电子乐器中磨擦出来的火花炙热了你的面颊,你从这电子的节奏中听到了秋天金色的庄稼你以为土地又在召唤你去收割,这样的感觉你怎能用语言去表达?

蓦地你以为自己不过是一根落了帆的桅杆。

让时光倒退到什么时候重新开始?一九五六年?抑或是……尽管你不过是一个天外的游魂只偶然坠落在一块名叫中国的土地上,然而这个奇异的国度在你的肉身上盖上了它黄色的印记以后,你便怎么也刷剥不掉。在这个国度里奇异的经历不但使你遍体鳞伤,并且使你灵魂本身也裂开了一条条缝隙,待肉身被焚为灰烬灵魂甚至将被微风吹成碎片。

所以你必须要在现世得到安慰以弥合你灵魂的创口。贝加尔湖,我们的母亲,为争取自由和平等,我们来到你身边……

过去你把眼睛朝向现在而现在你把眼睛朝向过去。你害怕这是人已垂暮的表征。但你毕竟还有幻想,你不只一次地幻想过这个奇异的国家应该倒退到什么时光重新开始才能在现在和其它国家齐头并进。

你等不及了,你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希望的目光注视未来了。只有时光回溯到过去的某一点从那一点起步直到今天你才算活了一个完整的人生,你的灵魂才会得到安宁,天风也不能将它吹散。

如果倒退回去若干年,中国人便成了先知,先知当然是不会犯错误的。因为你亲身经历过这个国家的一段历史,你常为这个国家的人在最佳历史时机却畏缩不前,而热衷于自己摧残自己扼腕叹息。

天空一如白天那么晴朗。你可以看见密密麻麻的星星在西方闪烁。越在天尽头的星星越明亮。今夜你在此凭栏远眺,不论宇宙是多么浩瀚,你在哪里站着哪里便是宇宙的中心。如果你不理会周遭的景物只仰望苍天,那么在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不同的地方了。

可是这时一个卖花姑娘捧着一抱红花试探地向你走来。你看见她分明是一张东方的面孔。她像谁?像她还是像她?……在白种人黑种人当中的任何一个黄种女人都会使你产生错觉。但是你高兴将错就错。你不知她怀中是什么花朵,只看到她苍白的两颊一时以为那姑娘捧的是她的鲜血。

你暗自下决心非要照顾卖花姑娘一次不可。纵令你囊箧羞涩也要请她去吃牡蛎还有威士忌。你续接上你的幻想她生出一个新的梦。你面向她掏出一支烟来点着。你期待她来到你面前恐怕比她期待将手中的花都卖出去还要强烈。

你想起两根落了帆的桅杆靠在一起也会互相倾诉。然而她来到你面前向你瞥了一眼便踅身离去。你从她的眼睛中看到了你的伶仃和你的落寞。即使你走到世界尽头也找不到人能理解你。你懊悔把眼睛从天上转到人间。但毕竟有一点什么情景触动了你:那就是姑娘踅回身去以后的背影,黑色的长裙随着她臀部的旋转而摆动。裙上一闪即逝的曲线美妙无比,灿烂的黑色压住了姑娘的苍白。她怀里的红花伸在她胳膊之外,频频地向你留恋地点头。在这个喧闹的世界并没有人注意你,只有无言而又善解人意的花朵。

你也无趣地转向海洋。这时你想说“我爱你”却不知向谁去说。风平浪静,涛声舒畅,你心中回响着凄婉的旋律。你莫名地要掉泪,为你也为同你一样不被理解的人。这一生你只能留住一个背影,你这样想。

可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确也只能看它的背影,月亮亘古以来就向人告诫了这个道理并且还要告诫下去。幻灭不是世界欺骗了你而是你自己死命地追求到手的东西,你将双手伸向栏外,立即怀抱了一团咸味有如女人的眼泪。你把寻欢作乐的人们撇在身后而人们依旧寻欢作乐;你不断地为你偶然坠落到的那个国度担心而那个国度依然不断地要你担心。今夕何夕,此时此刻,迎面吹来异国的海风,你蓦地体会到你在这个世界上纯然是多余。

你将手伸进口袋摸到钱夹,不用再数你也知道那里面有多少现钞。这和你多少年前在B市火车站里的情景相同。但你这时想的是不妨叫辆出租车去“中国城”,那里有足够的酒吧让你买醉。那时你只要得到一块馒头就心满意足,而这时你却要世界容纳你整个国家。人的贪婪达到如此地步!那时你只想去看一看她的眼睛,而这时你已经悟到了所有女人的眼睛和你的眼睛最终都会紧紧地关闭,于是你只想和女人做爱。只有做爱是真实的。成熟其实是人生最可怕的境界。你于是又想从酒吧出来以后选一家按摩院再选一个泰国或台湾的山地姑娘。要么跟你熟悉的女人做爱,要么和完全陌生的女人做爱。你已经没有兴趣和女人一同经过从陌生到熟悉的全过程。是谁曾经说过你是悲剧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从来不拒绝现世的享乐?你的心头一紧,你以为你的一生都是被你的性格所害。这时你立即感觉到了南国姑娘肉体的弹性。那种感觉使你舔了舔嘴唇。是的,她在那里做爱你在这里做爱而苍天在上俯视着你们至多不过冷笑一声。

醉死在异国的街头也可说是个潇洒的归宿,何况那片土地虽然只有巴掌大但也叫做“中国”那里家家门口都供着中国的土地神。

想到死,你的面颊又贴在潮湿的土地上。整个肉身只剩下和土地粘在一起的半边脸。那种凉丝丝的舒泰曾使你想就此睡倒永远也不起来。

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你曾经这样死过。“完了!”

这个从心里发出的词敲击得你浑身发抖。

你踅转身回去却不知道应该回到哪里。你随着你的脚穿过斑驳杂色的街道。右面有一串雪亮的车灯像傻子似的盯着你。在你跨过了斑马线时你听到身后猛地闹腾起来,你方知你的踟蹰耽误了别人的行程。

街的拐角站着一个弹吉他的流浪汉。你掏出出租车司机找给你的硬币投进他面前的帽子。你听到“叮当”一响才忽地感到一种和流浪汉同样的快慰。你喜欢施舍一点小钱,从你住的城市施舍到北京再到纽约芝加哥哥本哈根巴黎直到今天在三藩市。你喜欢施舍绝不是出于你的善心,而是你想一次一次地证明你的命运已经转变。“为了艺术,先生……”流浪汉喃喃地向你叙述他的命运。是的。为了艺术!为了艺术我过去也曾沦落到你这般地步!绿色的灯光照着流浪汉半边长着胡子的脸:吉他的弦拨弄出悦耳的凄凉,大海泼出的飞沫弹在夜的玻璃上。但你过去连一把吉他都没有。所以,你听着琴音你又感到过去的一切并不可信。不!你绝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命运。当你走到山坡上你回首一望,才知道渔人码头正在最热闹的时光。你想再去热闹一番却又想起你的箱子和护照还存在领事馆。你苦笑了一下因为你发现了现在不是行李护照追随人而是人一定要去追随行李和护照。

身份证明比被证明的人更重要。

第三章

我刚见到你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以后会产生爱情,或者说是会做爱。

我以为你是有夫之妇,你的眉宇间透出一派贤淑。你要帮我提箱子,你的热情和细心像一个有孩子的母亲。我暗暗地想,做你的丈夫和孩子是有福的。我还想在西海岸应该来接我的女人没有来而在美国东部这个城市我没想到来接我的是个女人却来了个女人。

世界上到处都有女人。

我推着行李车跟在你的后面。你捕捉到我仿佛捕捉到一个蜉蝣生物。我看着你在前面那种自信和穿梭自如的步态便浮想联翩。你捕捉到我我也愿意被你所捕捉,被你捕捉了我便不会再有飘流的感觉。

你的手心是我暂时的窝。

我在后面欣赏着你扭动的腰肢和摆动的臀部。那曲线的旋律宛如水流,推动得机场大厅的一切都活动起来。这里的阳光特别明亮,濒临海边的阳光海的颜色当然更浓。当我在多雨的欧洲我每每想起这里的阳光。后来在我飘游于天空时我想我为什么要在如此明亮的阳光中被处死,也许和记忆中那天的阳光有关系。

那天,这里的阳光从巨大的玻璃窗照射进来,在你的背影上闪亮。我紧紧地跟着你当然是害怕迷路。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失去你那是以后的事。你的背影正如她的背影。那时我有一闪念想看看你赤裸的胴体。你不能责怪我是因为你的腰肢会使任何男人萌生异想。你走动时小小的臀部小小的摆动,仿佛发出一种号召,我听见它轻声地喊:“来和我做爱吧!”

而后来你在我面前褪下睡袍,那洁白的睡袍落在你脚下犹如一尊雕像的底座。我以为我从此以后会满足了其实以后并没有满足。人对于满足总是健忘。

那天我刚从飞机上下来,我想我会昏昏沉沉地一直到城里,我只想一个热水澡和一张床。

昨夜,我在一间小房间里谛听着墙壁里有节奏地响着某种空洞的声音。我不能相信那是水管里的水在流,但望着天花板上发黄的水渍却觉得自己又无可动作地泡在水底。我想着我过去没有选择的自由却要选择,而现在有了选择的自由却不愿意选择;我的精力在过去等待选择和以后不断地选择中消耗殆尽。在领事馆给我临时找的这间小房里,我正享受着一丝悲哀和对静慧那间舒适房间的留恋,却有一架夜航飞机飞过房顶。我听见它的吼声就看到了头上有一艘木船驶过,那黑色的船底宛如一片乌云。透过飘浮的水藻和萍类植物我看见一颗人头怎样晃晃悠悠地沉下来。鲜艳的人血向四周弥漫如同夕阳的光照。我知道这是我的祖先在湖面上行劫。古铜色的胳臂一晃,人头和身躯便分离。我祖先干这种行当和我写小说同样地麻利。血的颜色使我兴奋得喘了一口气,犹如读者读到小说中精彩的段落一样。但场景瞬息变换。我又看见我祖先身穿黄马褂,在缭绕的香烟中对我凝视。那个世界是方形的。我从他紧紧抿着的嘴唇上看出他要向我说的话。他无声地叙述着从强盗到官吏的路程。他的叙述总使我以为领悟了什么而醒来才发现我并没有领悟。每在我失意的时刻他的血就从几百年前流进我的血管,把野性灌满我全身。我想我几次将死未死大约就因为我是强盗的后代,这个国家有一段历史是不能容纳斯文的知识分子的。在飞机场我还谛听着墙壁里的声音,它的节奏变成了我的脉搏。原来那不是水在暖气管里流而是几百年前血在我血管里流。是你改变了我血液流动的节律,你压抑了我的野性。你抬起手招呼我。我看见太阳在你的手指上乱晃。你手上戴了好几个戒指所以我以为你结了婚。后来你对我说如果你身上没有首饰就感到自己是赤条条的一个。首饰和衣服对你来说同等重要。后来我们分别时我说我要送你一件首饰留作纪念。你马上说最好是回国去给你买一个戒指来。你搂着我说你只要一个北京制造的景泰蓝戒指。你说第一那是大陆出产的,第二你知道我买不起钻石或宝玉,第三你要它在你手上别具一格。可是听着你的三点想法我却想这大概就是你我的爱情在你所有的爱情中所占的品级。我暗自懊丧地想起了她,想起了她所说的“我们有时间就相爱有机会就相爱”的话。世界上到处都有女人而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一样。

把相爱仅仅等同于做爱,人类的爱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了升华。在这方面男女都一样。

不过你毕竟把你我的爱情在你所有的爱情中置于“别具一格”的地位。这样的“格”虽然价格低廉但滋味如何只有你知道。

两年以后,你要的戒指随我到了巴黎。我在拉丁区一个咖啡馆付账时它掉落在大理石桌面上。那“当”的声响竟然清脆得令人丧魂失魄。看见它我就看见了你。但我记得的只是第一天见到你时的模样:那高兴的脸庞是公事公办型的,犹如邀请函上的那一句话:“我非常荣幸地通知您……”你高兴的只是你的接待工作很顺利。

我拾起那个戒指向卢森堡公园走去。我已经把它忘却了谁知它还躺在我西服夹衬的口袋里。可见得一切事情都不会成为过去。

我一边走一边想随便给哪一个迎面走来的法国姑娘戴上。我惊起了一群鸽子。

我摊开手掌但那戒指却不愿飞去。

如今它还在我手里。

那天你开车带我驶向城里,你说这是从Helty租来的车,你是专门负责接待工作的;你纯粹出于兴趣才来做这个工作,你是一名志愿的服务人员等等。我瞟了你一眼说,你这种人在我们大陆叫“业余的文学爱好者”,而肚子里却以为你纯粹是“吃饱了撑的!”又贴精神又贴钱,什么都不图仅仅为了满足兴趣,在我们大陆却少见。

在我的一瞟中我看见你的长睫毛轻刷着路边的绿树。你的长睫毛使我想起另外一个女人。她的皮肤比你黑而且比你瘦。她不时地把我辗碎化进她的小说里,为了报复或是为了报答我也经常这样做。于是一时间我又以为是她坐在我身旁。然而一瞬间你便熟练地将车开到高速公路。你换档的时候还没有忘记关照我把安全带系好。你总是这样仔细和周到。你善于料理的细心使我回国以后当我妻子的面打开你为我整理的箱子时强烈地思念你。

我们望着前方急速扑来的路面聊天。你当然是从台湾来美国的这我一眼便知道。你问为什么?“大陆的女孩子和台湾的女孩子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说这就和大陆与台湾的出版物一样。它们的不同在于装帧设计的风格,还有简体字与繁体字的区别以及纸张的质量等等。你又笑着问它们的内容有什么明显的差异。我说大陆的出版物我一看就明白,包括她最晦涩的典故最隐约的暗示最恍惚的眼风,而台湾的出版物我还需要细心地去读。

当时你笑了笑,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的,我还需要细心地读。

在很长的一段路上你没有说话。我们任银灰色的福特车随意奔跑。它跑得很好就像我放牧时常骑的那匹马。我一面看一株株喧哗的山毛榉一面闻你淡淡的香水味。在拐进市街的时候我瞥见了你耳朵后面有皱折。我猜测着你的年龄。后来你在我面前已经没有顾忌,不用隐讳,你很自然地取下你的人工睫毛就像摘下耳环,我才知道你已到了中年。

几天后的晚上你跟我说你在驾车的时候就有一种预感,似乎知道了我们后来的可能和不可能。我听着你告诉我,唯唯喏喏地应承着,而心里想我也许是真的老了。老了的表现就是预感失灵。我曾经有过预感却没有想到是你,因为我始终觉得你离我太遥远。

我喟叹挫折幻灭失恋已经磨去了我潜在的本能;这个女人那个女人所有的女人已经使我的味觉变得迟钝。我想象我的舌头大概已经成了一根金属棒。

可是我又想,是不是你每遇见一个男人都会产生某种预感?老实说那时我坐在你旁边只发现了女人不在于漂亮不漂亮而在于她能不能激起男人的情欲。

你看,我那时不是仍然冷静和客观的吗?

多少年以后你才知道毁灭你的不是什么“冤假错案”,不是什么饥饿和上杀场陪绑。那不过是政治家跟你开的玩笑。从有政治以来人们就爱开这样的玩笑并且还要继续开下去。只要有政党那个政党便会犯错误,因为政党实际上就是一伙人。伟大的政党就是不断犯伟大的错误和能够不断伟大地改正错误的政党。历史在这种循环中前进;人在这种循环中诞生和死亡。真正毁灭你的是你竟然要千里迢迢地跑去看她。

后来在一个冬天你看到巴黎街头的悬铃木树你就想到B市街道两旁的榆树和槐树,它们光秃的枝丫向天发出愤怒,与地狱里撒旦头发相同。

冬日的天空因为抖落了树叶而更加宽敞和明亮。你怀揣着一首首俄罗斯民歌,你想着你早就应该乘机归去,只因为歌曲才把你钉在地上。

你上坡的时候哼着《伏尔加纤夫曲》:“走不尽人间的不平路”,你这样哼也这样想。实际上你并没有哼出声来,凛冽的空气和凛冽的血液把乐曲冻结在喉管上。你只看着自己的脚尖,只看着自己的破鞋帮怎样刮起尘土。太阳使你身上微微冒汗,饥饿使你胃里隐隐发酸。一面走一面想象她乍见到你的面容和表情;惊喜?愕然?悲痛?伤感?懊悔?恐惧?谴责?……你担心她受不了强烈的刺激会晕厥。

你盼望见到那张娇嫩的小脸就和盼望在路边拣到一个娇嫩的白面馒头一样。

在汉堡,一个德国医生给你做了胃部检查后告诉你,你的胃溃疡完全是因为长期胃酸分泌过多的结果,你却说“不”!你捂着心而不是捧着胃说那完全是因为爱情。你知道你是在什么时候得的病。

你的生命到了垂暮的时候方知一切遭遇本该如此。它不可能不是这样更不可能是那样。如果那时你找到了她并且和她结了婚如你那时一厢情愿的想像,你今天便不会在布洛涅森林里震慑于命运的多变。看看周围没有人注意你,你俯卧在地把一个吻深深地埋在这块异国的土地上。你悟到了你没有得到她实际上她给你的早已超出了你那时的奢望。

你终于来到了这所医院门前。

望着大门口挂的白漆牌子上的“B市第四人民医院”几个字你就感到“完了!”那几个黑漆刷的大字伟岸森严而她信封上地址的笔迹却清秀凄婉。你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个大木牌上写的汉字和她信封上写的汉字表示的是同一个地点。她指给你的院落门前应该有一处花园,正如她所唱的“春天里的花园花儿开放……”

你那时还有敏锐的预感。你觉得有一个声音告诉你今天你会从童话中跌落到冷酷的世界。

你被灰色的砖楼吞了进去。这里面没有阳光也没有灯光。你还能看得见什么只是因为你的身上带进了外面的光线。阴暗的走廊在你面前摇晃。每一扇门上都乱七八糟地插着小牌子,顺着摇晃的走廊看去那仿佛是大木牌子上生下的一串葡萄胎。你的鼻子即使习惯了臭味也不能够容忍这里的臭味。血腥搅着粪尿令人窒息。所有人脸上所有的表情压迫着你的胸口;每一个人都像游魂似的在互相传染痛苦和不幸。你以为这里不是由活人在医治死人而是由死人在医治活人。

但是你仍然顽强地走,趁着九百里颠簸的余勇。你不是用眼睛而是靠直觉找到了那一块小木牌。那块小木牌是一串怪胎中唯一使人心醉的婴儿,你赶紧抱着它在一张长凳上坐下。现在你已经忘却了你是怎样见到她的。

你问了别的没有?你向病人打听了没有?无数次回忆中只是你见着了她。见着她之前你干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全成了一片空白。她的脸遮住了你对以前的一切记忆。

如果你要想象的话你可以想象成这样:你呆呆地坐在长凳上,你什么也没有想是因为你既饥饿又疲倦,你不但走了很长一段路还因为你正坐在人生两个阶段的交接处。你无聊地剥着过长的手指甲,剜出藏在里面的污垢。你剜出那么多污垢暗暗欣喜是你的收获,指甲里藏着九百里路的尘土。

在人生两个阶段的交接处你茫然回顾,你总搞不明白你是从哪里来要向何处去,搞不明白为什么你会坐在这里。后来一声婴儿的啼哭声惊醒了你什么也没有想的思索。你看到了一个男孩。那男婴的鼻子特别大,额头上沾着不知是他还是他母亲的血污。但是紧接着你就明白你想象错了。你把二十年后你在产房外等你儿子降生和那时你在“B市第四人民医院”里等她出门混到了一起。你在牢房里曾想象你们会有一个孩子,那孩子是在你们的二重唱中受孕的:“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蒙的远方”,那时你们两人的眼睛都颤抖了一下。二十年后你果然有了孩子,可是那孩子却不是她生的。

你把脸贴在孩子脸上的血污上,一团模糊,最后你分不清那是血污还是你晚到的眼泪。

不是现实粉碎了一切想象使你不敢再想象,而是希望得太多以致使你不敢再希望。

临到中午时光她果然出现了。多少年以后你仍然奇怪你是怎样找到她的。她准时来到你面前如同赴一次约会。你看到她从插着小木牌的房间出来,那绝对是她不可能是别人。但你真正是从童话回到了冷酷的世界。

你看见她的脸再也不娇嫩,灰蒙蒙地犹如是这座灰砖楼房的一个角落里长出的霉菌,太阳照在上面也不会反光。你要看她那双手,那双曾多少次被你紧紧握过的手,分明已经被药水浸脱了皮。和你接触过的皮已不知撂到了哪个垃圾桶里。她的鼻子周围有一层黑斑,任何人一伸手都能揭下来而她却不去揭。那洁白的大褂脏得让你心疼。你心疼你的梦也被污染。从此你不相信生活不相信回忆不相信梦想不相信自己。你记不清自己是怎样被毁灭的正如被子弹击毙的人不会听到枪声。

当然,还有她那使你永远伤心的大肚子。身体的这一部分兀傲地突起比一部长篇小说更能说明她离开你的故事。你看见她的肚里伸出两只瘦弱的小手向外面乱摇,拒绝外界的一切干扰。

她没有看见你。你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她压根儿不愿意看任何东西。她显得比你颠簸了九百里路还要疲倦。她的棉鞋上有点点污斑;她的棉裤腿一直拖到地面。不管是大褂是棉裤是棉鞋都过长过大。一个白色大破纸箱的旮旯里装着她身上散落的零件。

你坐在那里。你被她的冷漠震悚了。你知道如果你迎面走上去叫住她她也会被你的热情震悚。而把过去召唤回来对她简直无比残酷。你们俩已经是有裂隙的瓷器,不管是被冷漠振动还是被热情振动都会破碎。你们俩会摊成一堆碎片,然后被风所埋葬。

她从你面前拖了过去拖了过去。这一段走廊下最好埋有地雷。突然地爆炸会使你们突然找到归宿。在歌声中你们会回到那最美好的时光。

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多少次幻想过地球会在你脚下爆炸,在被批斗时被审查时在写检讨书时在上杀场陪绑时一直到你现在写小说时。你把写小说也当做写检讨。因为内容同样是半真半假。你被真所折磨被假所苦恼。你的这种自我毁灭的欲望就是从那时开始。

你坐在长凳上不但没有吱声你连动也没有动。你失去了把你们的故事再演下去的欲望和力量。你眼看着她身体的各个部分装在一个大破纸箱里被走廊尽头的一线光所拖住,从此你们彻底地分手。她被拖出走廊以后要生孩子,你离开这里又去干什么呢?歌声已经粉碎,风扬起它如同扬散一撮骨灰。你茫然的目光怎么把它收拢?

我小说写到这里不知道应该怎样写下去,我犹豫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倘照真实来写那只不过是你过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医院,像狗丢下一根没有肉的骨头。而这样写读者绝不会满足,照他们看来你应该抱头嚎啕大哭。读者总喜欢刺激,以为书中的人物在一次强烈刺激以后会有激烈的反应。可是我想来想去你当时并没有丝毫异乎寻常的举动。你这种没有异乎寻常的举动就异乎寻常,因而让我莫名其妙。

你坐了一会儿。你没有哭也没有叫。你一直等到医生全部下班后才走到阳光下面。地球没有爆炸,街道依然平直而单调。看太阳已是正午,凛冽的风在黄色的屋顶上停息下来。你感到幸运的是你还揣着一张伍元的钞票。

你好不容易发现街角有一家卖荞面的摊子,于是你迈开步子向那里走去。

世界和人生原是不可正面看的,你却非要执拗地去看正面。尔后你每当良心发现时你便看到了她的脸。

她说,她觉得她是那样小,你一下子就把她爱完了。是的,你是把她爱完了,然而你竟在她小小的身上付出了全部的爱。你以为你忘却了她而其实她已经成了你心中的古诗。她虽然失去了青春却也不会再衰老。你在不同的境遇和情绪中对她有不同的理解。

特别是那一夜你从按摩院告别了那姑娘出来钻进纽约的地铁,你分明在污秽的窗子上看见了她。她的眼睛在流泪。于是你小心翼翼地摸了上去结果你觉得手指冰凉而手指前面不过是一幅旅行社做的去巴黎的广告。

在巴黎,你惊异于三月的巴黎总也不见阳光而草坪依然碧绿。

你想我经过了这些事情我哪里还有感情支付给你,你本来应该把我当作一张作废的信用卡扔掉。当你说我很好时我忽然对你非常怜悯;当你在我面前褪下睡袍时我就暗暗地喊“完了!”

海浪折断了我的双桨而风却不容许我迟疑。我的一切都是因环境所逼。

我记得那天先是中午开冷餐会。

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有一群群来自世界各国的人竟在谈论文学。文学有什么可谈这事本身就透着奇怪。你是个文学家你写就是了还要谈什么?可是人们仍要作古正经像煞有介事地谈。外面的天空虽有乌云但仍然有太阳,而这里面的人们追求夜晚所以到处亮着橙黄色的灯光。人们在徐徐的灯光中把香槟酒徐徐地灌进嘴里,脸上却逐渐涌上了入不敷出的惶恐。一张张红彤彤的面孔确实证明了人人都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思想,万千种形式在香槟酒和小点心中寻找自己的内容。我看见你也端着酒杯穿梭在人群中间。你那身东方式的旗袍正如你所说的“别具一格”。在袒胸露背的西方女士里你包裹得如同一辆轻型坦克,因而对男士们你具有更大的实力和更大的威胁。

后来你停在一幅巨大的美国先贤的画像之下。我嚼着小点心远远地看你谈笑风生。你的一抬手一举指都有一种淡淡的风韵,正像你用的香水在似有若无之间。一时我更厌烦周遭不知所云的谈话,只想挽着你的手投入黑暗。

但这时一位白发的英国教授向我走来。我从他的领结上看到了严肃于是我必须严肃地对待他。他彬彬有礼地询问我在中国大陆是否有文学创作的自由。这种问题我听了千百遍我早已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因为你问任何一个作家是否有创作自由他肯定会回答“有”,不然他等于承认自己发表的作品简直是放屁。我想正好趁此机会把你拉来当翻译,你却告别了那位美国先贤不知又投入了哪位俄国哲学家的怀抱。我的眼睛四处寻觅你,嘴里结结巴巴地回答问题。万幸的是那位英国教授竟很满意地离开了我还连声道谢,但我却以为你糟蹋了我的智慧。几年以后我在巴黎郊外一个农村旅舍二楼的窗口,在写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看见一对白鹅蹒跚地步入蔷薇篱笆。这是一个难得的晴天。白鹅轻盈地驮着阳光,绰约的云影投在蔷薇花上。我听见老旧的楼梯吱吱地响。我知道那是纳塔丽去买东西回来,我却想起了我俩那晚发生了事不论从哪个角度说全是那次会议促成的。

于是我一面喝着纳塔丽煮的咖啡一面这样写……冷餐会结束以后就开始讨论。教授、学者、作家纷纷走进一间大会议厅,使我联想起我放过的一群羊。这时我看见你有点张皇的眼睛在四处张望。我知道你是在找我,我想最好拖延一下以此来惩罚你,谁叫你要为我负责呢?

我放下杯子走出大厅。我看见暮色降临在秋天的草坪上,大理石捐款人有一种惆怅的表情,仿佛看到他的钱花在这些反资产阶级的作家身上很不高兴。一株古老的枫树用它的红叶支撑着年轻的天空,有无数的鸟儿在叫。我点燃一根烟又让风把烟吹跑。

隔着玻璃门你进到我一只眼睛里来。你的脸也是红扑扑的不知是因为酒还是因为不满。你说你到处找遍了我想不到我却跑到这里来消闲。我说我不知道你在找我我想出来抽支烟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而我心想我到处找你的时候你又在哪里?你说现在没功夫跟我斗嘴今天我必须上台演讲。我不知道人有什么权力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讲话,同时突然对你说的“斗嘴”感到兴趣非要和你“斗嘴”不可。你的“斗嘴”和“好怕”对我同样有新鲜感,因为这些都是大陆少用的词汇,尤其它们出自女人的口更有性的诱惑力。于是我说大会不事先通知我就将我的节目提前是不尊重我的表现,可是请别忘了我身后有一个世界上作家数量最多的国家。

你的嘴马上滑稽地撇了撇,似乎不屑于如此之多的数量。可是你毕竟是女人又有教养,你用你刚刚撇过的嘴请求我说十分对不起,因为有一个国家的发言人忽然病了,而大会主持人早就想要排我在第一天讲演,正好趁此机会把我提到今天。你的意思好像说在第一天讲演是个荣誉。你巧妙地撩拨起我的虚荣心。

后来有一天我们两人不知为了什么又“斗嘴”起来。你用你一嘴洁白整齐的牙齿说大陆出来的人都很计较先后次序,幸亏“中国”的第一个字母是C,如果第一个字母是Z中国甚至会破坏国际惯例。而那时我的争辩已经无力,因为你在床上的叫声铺天盖地。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事情仿佛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看似散漫的进程但一步一步又是那样合乎事物发展的逻辑,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引到了床上去。回国以后我接到你的信,看完了我将目光移向窗外。我发现中国西北部的这一块天空完全和美国东部的天空相同。

究竟有谁在天的上面?

我记得那天我接着也说了声对不起,我没有带我的讲演稿来。你立即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卷纸。我都不知道你把它是装在什么地方的。我有点吃惊地看看你一身剪裁合体的旗袍,但我只看见一对晃眼的红罂粟。

我只好跟着红罂粟走。红罂粟被风卷走我就欣赏你的腰。今天你的腰肢有别于那天在机场的腰肢。我觉得你还是穿旗袍好。我这样想着我这样走进会场。我这样想的时候相信别人同样并不把沉重的文学整天背在背上。你把我安排在后面的座位上。你临走时瞥了我一眼我后来才明白你的意思。我早就说过了对你这类的出版物我还需要去仔细读。你的意思是说我是很计较前后的人可是谁叫我来晚了呢?我只能冷落地坐在这个角落!但我在后排却有了新的发现。我看见我前面是一片肉瘤,一个个全是光秃秃的脑袋,好像在我经常缅怀的那座荒山上望着山坡下垒垒的卵石一般。时光在一瞬间倒了回去又掉了过来。掉过来后我既叹服那是一团团智慧之光又想到有人曾告诉我说西方人多秃顶是长年放纵性欲的恶果。为此我暗暗地感谢我们的禁欲主义和把我多年置于无欲可纵的社会状态。我摸摸尚可称为蓬松的黑发我感到欣慰。我告诫自己纵欲会在头顶上受到惩罚。

但这时一阵掌声和笑声使我收回逐渐走向下流的心思。我回想了一下刚才断断续续地听到那位走下台来的拉美作家并没有说出什么精妙的哲理,至少他没有说什么我不懂的英语专用词汇,好像还说了一句脏话。这句脏话经常可以在纽约的地铁站和全世界的厕所里看到。于是我又发现了不管是东方人西方人,我们都是一群老娃娃。我们写累了想累了在生活中受够了然后想宣泄一下卑鄙,因为一味地高尚会叫人受不了。我们要把卑劣和神圣的界线打破,使我们既体会到神圣又玩味到卑劣,既表现出高尚又得意于下流,这样就有人想出个主意召开这么一个国际性的会议。谁也别想从这次会议上得到什么可是谁都可以在这个会议上表演一下放纵一下如同放纵自己的性欲。接着上来的一位西欧女作家讲演女权主义。她的一段话引起哄堂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但她精彩得可笑的话却相当深奥。我不得不斜过身去问旁边的一位新加坡华裔作家。这位皮肤微黑的作家捂着嘴吃吃地笑着告诉我,她刚刚说男人全是弱者,她主张女人不要去找男人,如果性欲冲动了宁可自己手淫。原来我的语言障碍在这样一个词汇上。

这个词汇触动了大会的乳房,大会顿时活跃起来。人人都从不知所云的状态进入了熟悉的领域,都跃跃欲试地想上台去说几句。接下去一个一个上台的人全被羡慕的眼光笼罩着,与其说人们想听他的妙论还不如说是人们想有他那样射精的机会。这时,我看见你从通道上走来宛如一艘彩色的船。你那飘浮般的步态使我突然改变了主意。当你朝我俯下身来时我对你说我要即席发言,那篇早已准备好的讲演稿去他妈的吧!你捏着被你译成英文的讲演稿那样看着我使我联想到被扔进水里的猫。

你毫不掩饰你的不信任和惊讶,好像我们两人之间已经有了某种暧昧的关系;你不礼貌的眼神仿佛你已经和我上过床。我一时心动了一时有了勇气。我心动的是我喜欢体验男人和女人处在这种将成未成的阶段。眼风比手的抚摸更能挑动起情欲,而你的一瞥正好到恰如其分。

于是我也命令起来。我说我不要你当翻译,我要找一位男士来。

你当即白了我一眼说我放弃了这篇讲演稿多可惜,你认为那是够水准的。我说什么水准不水准,那不过是一篇学位答辩论文。这样的讲演稿会成为板着面孔的训斥,由于打断了大会汹涌的情欲我将会是一个最不受欢迎的人。读者凭作品认识作家而作家与作家之间的认识却凭着男人与女人的话题。你望了望会场,不得不同意我的话,却又嗔怪地说要找男士翻译我自己去找。我一面欣赏你在我眼前晃动的耳环,那一闪一闪的微光似在向我发射某种暗号,而我嘴里却说那有什么困难,请你给我带个条子好了。“好吧,但是请讲话不要超过十分钟。”你这样说着你踅回身去。你踅回身去像鸟儿在疾风中转向。这中间我想我是不是太无赖了,但我的确想捕捉到那只鸟。

你离开我向我朋友走去。他看完了条子回过头来向我会心地微笑:男人毕竟知道男人的需要。

今天我在这里回忆往事。纳塔丽走了你走了她走了……我在窗口看着那个小小的公共汽车站。那个汽车站小得让我心疼。我看着纳塔丽的背影酷似她的背影和她的背影,纳塔丽的背影像我能够回忆得起来的一切背影。但我拿着笔一定要寻找你的眼睛,不然我这小说便无法继续往下写。我想起前天我在蒙玛特的艺术市场看画家们给游客画像。我发现一位位画家都是先从对象的眼睛开始画起。在透明的阳光下我看到一双双神采飞扬的眼睛。于是,现在,我只有将那些眼睛的光芒全放在你的眼睛里。

但我记不住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天。

我没有日历,却要去计算日期。

我听到主席宣布我的名字我便招呼我的友人一同上台。我看见无数期待快乐的眼睛在台下幽幽的灯光中期待。于是我说我在上台讲话之前大会的工作人员再三叮嘱我讲话不得超过十分钟,我说我明白她的意思,大概她以为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都善于做长篇的政治报告,在任何场合都要首先宣传一通大陆的成就和政策。我说我偏偏不,我偏偏要讲一个古老的笑话。我说过去有一个秀才,三天三夜做一篇文章都做不出来,他妻子替他着急,问为什么你做文章比我生小孩还难。秀才答道,你生孩子容易是因为你肚子里有东西,我做文章难就难在我脑子里是空的。我说,中国作家经历了一系列苦难,我们的肚子里营养不良而脑袋里却相当充实。有人看我的小说写了一个个爱情故事,以为我在苦难中一定有不少爱情的温暖,而其实恰恰相反。我说我一直到三十九岁还纯洁得和圣徒一样。我希望在座的男士们不会遭遇到我那样性压抑的经历。我的小说,实际上全是幻想。在霜晨鸡鸣的荒村,在冷得似铁的破被中醒来,我可以幻想我身旁有这样那样的女人。我抚摸着她她也抚摸着我;在寂寞中她有许多温柔的话语安慰我的寂寞。寂寞孤独喧闹得五彩缤纷。这样,到了我有权利写作并且发表作品的时候我便把她们的形象一一落在纸上。所以,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文学。

文学,表现的是人类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对现实的反抗!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批判斗争坦白交待反复检查大会小会游街示众即席答辩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不擅长于口才。中国不停的政治运动不断地成批成批造就出语言大师。不会说话的人全死了,谁叫他们不会说话呢!死得活该!活下来的人全是会说话会写检讨的人因而个个乖巧。所有活着的中国人都懂得如何投合听众的1:3味和掌握说话的分寸,我当然会说得恰到好处并且在听众还有要听的兴趣时戛然而止。我刚刚点出了主题便颔首下台。我的友人和我配合得很妙如一对相声演员。

果然我听到了热烈的掌声。听众期待快乐。演讲者期待虚荣,这次两方面都得到了满足。散会以后满脸笑容的主席向我走来,他夸我的演讲既幽默又有深度,连连拍我的肩膀祝贺我今天获得了成功。对这样一个天真的老小孩我忽地感到惭愧:中国人比起西方人按经历来说个个都有一百岁。

但不久以后我又知道,我们这个活了五千年的民族其实还没有成熟。

大厅里人群逐渐稀落。夜色在明亮的门灯中显得更浓。不知是洒水车还是一阵秋雨淋湿了路面,一辆车一辆车的轮胎滚过我面前发出咝咝的声响。大会哄哄的议论和它的温暖都散得精光。我竖起风衣领子。我看见你独自一人站在那辆银灰色的福特车旁。

你穿上了薄呢大衣。我记得那件大衣也是银灰色的。在黑色的墙壁前整个的你都透出丝丝凉意,仿佛需要谁来用手把你焐暖。

你用星光般的眼光招呼我。那星光,那闪耀的耳环宛如信号灯。我默默地向你走去。

你默默地打开车门,我默默地钻进车的另一边。我们都坐下后你却不开车,你一脸倦容地好像还在等待谁。

几年以后在巴黎我也是这样从会场出来,我坐进纳塔丽的车纳塔丽也如你这般呆坐着。我不失时机地凑过去吻了她的嘴唇。那排挡柄顶着我的肋骨,我一时以为是枪口顶着我的胸膛。是谁在警告我如此罪孽?因为在吻她的时候我想着你。你教会了我许多东西。

那时你还没有教会我。那时我并没有凑过去吻你。我把车窗摇下一点缝隙点燃了一支烟。我让你怅惘了一次像你现在这样让我怅惘。

过了一会儿车不知不觉滑进车道。我看到夜的曼哈顿。我已经记不清了是谁提议去喝杯咖啡吃些点心,也许是我,因为我一直担心胃酸过多。你将车兜来兜去。我们俩有一搭无一搭地说了些前后毫不连贯的话。我们的话像暗夜中的飞蛾在寻找火焰。最后你开到了一个有空车位的小铺前。我们进去后两人不约而同地看中一个僻静的角落,这似乎已经意味着什么。你的大衣在我的手中自动滑下。一时间我几乎以为你大衣里面的胴体是完全赤裸的。在这一刹那我才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而在我听你说话时我更确信不疑。

你的事你当然知道。你不需要我在这里重复。但我相信那天你说过之后你也忘了我也忘了。是怎样开的头中间我怎样接上去又怎样结束,即使我这个受过多年审查的人也忘却了。你知道那种审查是非常严格的,一句话一句话必须要像编了号的链条环节一般衔接上,不然就会送掉性命或挨顿毒打。这种训练造就了我现在写小说的才能。审查者要追究被审查者的历史而被审查者要不断地编造自己的历史和与某某人的对话,就和读小说与写小说一样。对白要求之严谨,培养了无数莎士比亚。但我现在不愿把你当作小说人物来写,我只想提一提你的什么话触动了我。

你谈到你离了婚的丈夫。你说男人骨子里需要的是一个原始状态的女人但你是太文明化了。你已经被文明熏成了非人。你说到这里我想到西方的非狗和非猫,想到了弗雷顿,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和你相同的女人。

你深感到自己必须回到野蛮状态中去,使自己恢复成一个真正的女人。你说男人聚在一起总喜欢讨厌地谈女人,然而男人们其实并不理解女人,真正理解女人的是女人自己。我解说不尽然,女人并不理解女人正如男人不理解男人,理解女人的恰恰是男人中真正懂事的那一少部分,与理解男人的恰恰是女人中真正懂事的那一少部分相同。

你默默地从我的烟盒中取出一支烟点着。我们现在都将我们说过的话忘却了是因为我们当时的语言游戏并不重要。语言只是手杖,借着它我们一同携手走进一个黑洞。你捂着嘴轻咳起来。我从你的姿式中看到了你的优雅和对优雅的厌倦。你说了这些话我才发现你是和你的首饰你的入时的衣着同时出生的。你生下来便带着整套文明的装备。这些东西其实是你的胎膜。直到人已中年你才想起来突破它痛痛快快地接触世界。当我想着你是赤裸的时候你定然同时也想赤裸一番。

你脸上吸引我的原来是文明过度的伤感。

你说你从大陆来的人身上能嗅到一股原始的粗犷气味,大陆人都像刚从森林里跑出来的狐狸或狼。我当然知道你暗示的是我。我抿嘴一笑,我想我原本是强盗的子孙,那是最革命的阶级,尔后我的祖先摇身一变为贵族,我又成了革命的对象。但后来的革命又把我变成强盗。但革命接踵而至,使我变成了什么东西或许是一只狼或者狐狸吧!然而归根结底你我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于是我只好怅怅然地听你说。

你说那个西欧的女权主义作家根本不懂得女人。女人天生下来是强者不在于她不需要男人而在于她本来就是母亲。母亲孕育一切包括男人在内。男人在人世间肇事闹腾其实都是在母腹之中折来折去。母亲娴静地看着一切包容一切宽恕一切。我听着你说话我想起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同时也想起我的妻子。因此我不寒而栗。

这时你的眼睛像加了过多牛奶的咖啡那样温柔,纯粹是一对女人的眼睛。我暗暗地希望你也能包容我宽恕我同时又怀疑你丈夫为什么离开你。

你说我敢临时撇开早已准备好的演讲稿在如此重要的国际性会议上讲话就是只有刚从森林里跑出的狼才做得出来的举动。文明世界有文明世界的游戏规则。玩笑也好幽默也好不管是高尚是下流都是事先在家里炮制好的,如同端上宴席的一道道菜。玩笑和幽默并不高明不是说的人缺乏知识而是他没有随机应变的智慧,正如不是菜做的不好而是上菜时把顺序搞错了。你说你欣赏我的举动并不欣赏我讲话的内容。相反,你还非常讨厌。我通篇讲话说穿了不过是一则征求做爱的广告。

你说“讨厌”这个词时好像很气愤,但我从你眼睛中看出你实际上在撒娇,并不“讨厌”。我刚刚登了一则征求做爱的广告而你就是第一个应征者。你正在力图使自己变成一个女人,像西方的狗和猫要跑进森林,要咬人要捉老鼠一样。做为一个女人你实在懂得太多因而活得更累。知识本来就是人的负担。我想帮你卸下负担于是我顺从你说。我说我也知道我刚刚不过是哗众取宠,但真正的学问是说不出口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人内心的体验只让它深深地埋藏于内心,千万别说出口。世界上的真理都无法证明,凡是能说得一清二楚的道理都掺着假。与其一本正经地说半真半假的话不如把一点内心体验嵌在玩笑里。

你浅笑着称赞我的坦白。你说你以为我会为自己辩解,大陆出来的人一个个都认为自己真理在握并且特别重视面子。我苦笑着赞同你的评语,但认为作家应该除外,作家其实是最无能的人,其它什么事都不会干整天只会幻想的人才选这种职业,倘若我会打烧饼的话我一定去卖烧饼。

警车在外面呼啸,一道灯光掠过你发烫的面庞。我看见那束光穿过你的耳轮,有一团可爱的粉红色扑上我的嘴唇。但你却很平静,你将烟蒂揿灭在烟灰碟里,动作有条不紊。你说看我的小说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想不到我骨子里相当悲观。我说把世界看透了以后你就分不清是悲观好还是乐观好,我就是我!你却说在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你还是喜欢后者。这样你就认定了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并且还要我认同。你还说只有悲观主义者才有宽容的胸怀譬如菩萨,菩萨就把人生看作一个大苦痛。我说菩萨悲观和乐观得彻底就表现在他的沉默,他看见了听见了体验到了却什么都不说。全世界没有一个作家是真正的悲观主义者或乐观主义者,他们全是一群笨蛋一群饶舌者一群胆小鬼一群出卖情感来赚钱的人!

天啊!你的文明决定了你干什么事都有一定的程序。在巴黎,我经过桑特尼幽暗的小街,那妓女躲在门道里敞开她的大氅向你露出一身比基尼。“先生,我们玩一玩吧。”她热情地邀请我。这时我想起了你。她和你说的是同样的事,但你绝对永远不会这样招呼我,你却要把菩萨也扯进来。

直到死我才知道在你们二者之间我还是喜欢前者。那既节省时间又节省脑子,和你谈恋爱实在谈得很累。

最后你笑了笑说,我那句“我就是我”是典型的狼的语言,但我从你的笑容中看出你需要的正是一只狼。

说了这些“男人“女人”“喜欢”“不喜欢”的话后我们就此分手似乎太荒谬了。你抬起腕子看了看表说我们还可以在哪儿坐一会儿。我说要么去我的旅馆要么去你的家。你一边向侍者招呼一边说你家的咖啡比这儿的更好。

我当然喜欢喝更好的咖啡。

我帮你穿上大衣又将你光滑的长发捋好披在衣领外面。我的手指第一次触在你凝脂般的脖项我感到一阵欣喜的战栗,但是你伸出手要我挽你跨出座椅时你的戒指又使我感到冰凉。

在咖啡店门口你去开车,我在一个白得可爱的小女孩手上买了一束深红的石竹花递给你。

你捧着花吃吃地笑,却又说这不是一只狼会做的事,你说我讨好女人倒挺在行,而这时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警车还在呼啸。我们在呼啸声中驶向安全岛。我对军人警察这类动物特别敏感而那天我居然不怕。

我想你实际上并不爱我。如果说还有点性爱的话大约就产生在这一夜。

这一夜你在我面前褪下睡袍。丝质的睡袍骤然轻飘地坠落在绿色的地毯上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你陡然从绿色的水面升上来。

这一夜你褪下了你的睡袍我扒下了你的胎膜。我们都同时用原始的力量恢复到原始状态。我们都闻到了洞穴和森林中潮湿的气味。我们一起体验到野蛮人的快乐。从文明到野蛮和从野蛮到文明同样艰难,但我们竟一步就跨过了一万年。这时我只看见一团粉红色如你耳轮透过来的那种肉质的光。那团光包围了我我觉得我又回到了母腹之中。后来我听见你的叫声铺天盖地,你在我身下扭动如同一次十二级的地震,然后黄豆粉飞扬起来仿佛弥天的大雾。

当我醒来我看见一团微光,那窗子不像窗子真像一口没有伪装的洞穴。我既像是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又像是在深山,我从洞口伸出手去就能摘到果子。我搔搔痒思忖了好半天,才知道从洞口晃过去的是车灯而不是野兽的眼睛。

我侧过头来看你你睡得和野人一样。浓密的毛发遮住你半边汗涔涔的脸,你的嘴唇还微张着仿佛叫声仍然不断。你的优雅你的伤感你受的教育通统丢得精光。你借助我达到了你的目的。我想如果你早就如此你也不会和你丈夫离异。但我并不在乎这一点。

我发现我还有点爱你就因为你能恢复成野人。这时你是完全真实的真实得就像屠案上摆着的一堆肉。一旦你又用文明装备起来我便与你有了距离感。这时你可以咂嘴可以放屁可以如母兽般地哼哼。我们一同咂嘴一同放屁一同哼哼就能抱着生生不息的地球入睡,而不是悬浮在这会生锈的钢铁框架之上。以后我不只一次地回忆过那一夜。在回忆的时候我的脊背发痒。因为那一夜你的戒指在它上面狠狠地划来划去犹如宇宙疯狂了以后所有的星球都脱离了自己的轨道乱飞。那一夜我其他的感觉我都淡忘了唯独脊背上有它自己的记忆,因为这只是我和你做爱时才有的遭遇。

我想我们两人大概是一人这时要从文明走向野蛮一人这时要从野蛮走向文明恰好在某一点上碰撞上了,提前一点和错后一点都不行。我们这样一撞我们爆出了火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但你这一撞把我撞懵在文明和野蛮的交叉口。我不知道是应该向文明走还是应该向野蛮走。

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我醒来后看到洞穴口的微光。那微光照在我送给你的石竹花上。不知怎么那束石竹花竟流开了鲜血,鲜红鲜红的一缕缕淌在绿色的地毯上。

这时我闻到了血腥味并感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我摸摸我湿漉漉的脸不知是血还是汗。可能既有汗又有血因为脸上又冷又热,同时我的脑后觉得有一颗枪子儿向里钻。它不是直着朝里冲而是一点一点往我脑盖骨里拧,就像拧螺丝一般。我全身着了火,火苗一直从我的喉咙口窜出来。

每一次成功地做爱之后我都会有这种感觉。奇怪的是这种感觉和被枪毙时的感觉一样。“难道会让我这么轻松的死吗?”我问自己。

我先是被人押着推上卡车。在上卡车时我既怀着对宽大处理我的感激又有点恋恋不舍。但我并不知道我恋恋不舍的究竟是谁。我的母亲已经去世,所有的女人只给我留下了一个背影。于是我回头看看捆我来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农场干部,越看他越觉得亲切。

他穿一身没有佩戴领章帽徽的绿军装,在一大群佩戴领章帽徽的警察军人中间显得特别平和。他没有刮净下巴上的胡子,大概是因为押送我来城里参加如此盛大的枪毙反革命分子大会而太匆忙了。从此以后我只要一看到别人没有刮净胡子都有一种内疚感。

在路上,他曾经掏出钱来一张张数了好几遍。他向我说等我被枪毙后他老婆叫他顺便去百货公司买些东西。“进一次城好不容易哩!”他很高兴有这样一次进城的机会。

他这种善于利用时机的现实主义态度博得我的好感,在拖拉机的车斗里我们一面颠簸着一面聊天。眼看快到城里他竟松了我手腕上的绳子。他说绳子不能猛的松开,不然你这双手就报废了。我完全相信他,因为捆人揍人已经成了干部们这些年来主要的工作,在这方面他是有足够的经验。但接着他又笑着说反正你要完蛋的,手报废不报废都没关系,还是松开的好。“去他妈的吧!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

我被松开了后我发现我还有手对他更加亲热。我说:“你真他妈的是好人!我身子掉到井里了靠耳朵也挂不住,人死了要双好手有什么用?咱们先舒服一阵再说。我口袋里有烟,劳驾你给我掏出一根来点着。”

拖拉机摇来晃去,他费了好半天劲才把烟插在我嘴上。为了这我们又笑了一会儿。笑完了他眼睛盯着我问你为什么不怕?我说我怕什么?毛主席早就教导我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嘛,“我要怕死就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听了又哈哈大笑,连声夸奖我已经改造好了,于是在去杀场的路上我最终和革命者成了同志。是的,知识分子要取得革命的谅解只有凭死亡来证明。接着,他又从怀里掏出一小块花布。花布里好像包着一只小鸟。他哆哆嗦嗦小心翼翼地解开,原来里面包的是一瓣蒜一颗小葱几粒花椒和一撮盐。他说这些就是他老婆叫他进城采购的东西。他摊开来让我看。看了后我一时热泪盈眶。因为这时我想起了过去我们家雇用的厨师。那位厨师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他也和押送我的这位农场干部一样不识字。每天晚上他要向我妈妈报帐时就捧着一包杂七杂八的东西进到小客厅,一古脑儿摊在茶几上。一根鸡毛表示今天买了一只鸡、一片鱼鳞表示今天买了一斤鱼、一片菜叶就是一斤菜等等照此类推下去。他的老婆也有我的老友那种智慧;人生到处都能遇到相同的事。可是这位农场干部忽地皱起眉头,说别的都好买就是这种花布难配。他将那一小块花布像旗帜一样高举起来。他说这是他老婆的棉袄布。他老婆缝着缝着棉袄发觉少了一尺,再三叮嘱他非要买到这种布不可。于是我们俩一同在这面在风中抖擞的旗帜下低下了脑袋。

一会儿,也许是他把我的双手略微松开以后血液又唏哩哗啦地流开了而使我突然变得聪明起来,我大呼小叫地说你别担心,我被枪毙了见到阎王爷头一件事就问他这种花布哪里有卖。我听说阳间没有的东西阴间都有,为此阴间才称作是“极乐世界”,并且我敢肯定阴间还不用布票。他立即高兴地舒展开眉头,又夸奖我的态度好。他说像我这种态度本来应该早枪毙的为什么把我拖到现在才枪毙实在让他想不通。

我当然索性要态度好到底。我说领导上决定的事总是没错的。我们中国不是有句俗语么?“阎王叫你三更死,不会留人到五更”。中国人有这样的领导真是莫大的幸福,我们什么时候死领导早就安排好了。他拍拍大腿表示同意。他说我这话说得在理,“简直说到了点子上!”

革命群众这样表扬我我极为开心:直到死都不说一句反动话,这样死才死得不冤枉!

我们浑身上下一头一脸的灰尘摇晃到城里,看见全市的人都像过节一样。大街小巷挤满了人,花花绿绿的标语遮住了所有的建筑物。拖拉机曳着拖斗从“要扫除一切害人虫”下面穿过,这条巨大的横幅横空挂在大街上。我看见它在我头顶上飘扬就觉得这位伟大的诗人坐在我背上,又觉得仿佛是毛主席的大手在慈祥地抚摸我。这种奇怪的感觉搞得我昏头胀脑。

公安局是一座灰色的建筑。后来我发现它的颜色完全和巴黎圣母院相同。我们嘟嘟嘟地开进门楼,一前一后地跳下拖斗。迎上前来的军人是两个小个子四川兵。他们没搞清楚该枪毙谁就将他推推搡搡朝房子里轰。他连跌带爬地大声喊“不是我是他!不是我是他!”他指点我的时候我只看见他的一嘴牙。

我赶紧挺身上前说,“小同志,你们搞错了,来枪毙的是我,不是他!”因为我手还绑在身后没法用手指,只好掉转身来用屁股向他撅了两下。我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理直气壮地敢于指出别人的错误,这一瞬间却体验到了说真话的快乐。所以我觉得在枪毙之前我居然还能这样趾高气扬一次即使死了也值得。我大概喜形于色了,所以弄得两位“小同志”很不高兴。他们兴奋的脸色陡然沉下来,同声斥责我说:“谁是你的同志!”啪地一掌就将我推到屋里面。

在踉跄地向前冲时我看了他一眼。我的意思是叫他快跑,免得军人又搞错了把他也拉进来枪毙。可是他不但不逃,反而掸掸衣裳上的土跟了过来。两位“小同志”拦住他声严厉色地说,“好了!你已经把犯人押来了你走就行了!”他却连声讨好地求告道:“同志,让我看看吧!同志,让我看看吧!”

房子里早有一大群人,一排排站着像在做祷告。我在最后一排的尾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斜过头偷偷地看了他们一眼。他们高矮肥瘦各不相同,但都是一副垂头丧气的嘴脸。我想被枪毙的人大概在死之前一定要做出这种表情,于是我就默默地学着做。

我正在专心致志地摆出一副挨枪毙的样子,一位解放军军官走了过来,责怪我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我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只好诚惶诚恐地把自己的手脚弄得发抖,幸亏他在窗子外面喊:“首长首长,他是我从农场押来的。农场离城有五十多里地,我们接到通知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

他还想说下去,那位首长却挥手打断他:“来迟了还有理!”我看见首长的牙和吐沫一齐飞了出去。“你知道耽误了多大的事?一城人都在等着看他们哩!”他虽然吃了憋但脸上仍是一派死里逃生的喜悦。隔着窗子我看见他几乎把别人都挤扁。我陡然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我觉得我还有看头。成千上万的人挤得汗流浃背来看你,这种荣耀并不是人人都能经历的。他的那番话提醒了我原来我还没吃早饭,但我还是把腰杆挺了起来。

可是我的后脑勺立即挨了一巴掌。“低下头!”同时脑勺后面又大喝了一声。于是我知道了要让人看得顺眼一定要摆出适当的姿态:既不能是一副死相又不能太鲜活。这倒是够我揣摸的。公安局墙上挂着毛主席语录:“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我想刚刚挨的一巴掌就是对我骄傲的惩罚,适当的姿态只有虚心才能揣摸得出来。

由于我虚心了就渐渐进入角色。这时我听见那位军官念着一连串名字。那串名字当中有一个我比较熟悉,那便是我的名字。它像水蛭一样在我身上粘了三十多年靠的是我的生命养活着它。所以我一听到那三个字犹如被水蛭蜇了一嘴,几乎叫出声来。军官费了好大力气念完了,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最后总结说“共四十一名”。

我听见“四十一”就想到苏联的一部什么鬼小说,好像它写的也是枪毙人的事。接着我们“四十一名”就被押出房间。两个解放军战士威武地夹着一名犯人。这使我不禁埋怨我们农场办事太草率:即使七月间正是农忙季节也不能只派一个干部押我来,这真太有碍观瞻!

我留恋地看他一眼就在我上车的时候。我想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爱过的女人都不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上值得我再回头望的大概就算他了。我看见他在人群中间向上一跳一跳地想将视线超过别人的脑袋。但别的人也同他一样向上蹿,宛如一群游戏着的海豚。十几年后我在夏威夷海洋公园看到海豚表演又回忆到这种场面,在观众席上我即刻沉浸在被枪决前的快感之中。我们四十一名死囚分乘十辆大卡车。卡车启动前又有很多军人捧着一摞大牌子跑到车旁边。那大牌子上的墨迹还没有干。他们手忙脚乱地把牌子一块块递给车上的解放军战士。那气氛仿佛是给我们分发糖果饼干去游春。战士们胡乱地把大牌子套在死囚们的脖子上。牌子的重量恰到好处,即使我抬不起头又不致于带它不动。但我光顾了看热闹却疏忽了看他们给我套的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字,一吊在我下颏底下我就看不清楚了。我担心那上面胡写些什么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之类的词。

在游街的路上我一直担心的是这件事。我虽然知道这真正叫“死要面子”但积习难改。这天太阳特别亮,真可说是光芒万丈。忙来忙去等车队开到街上已是正午。我看见无数张大汗淋漓的脸眉飞色舞,他们傻望着我的表情可爱得到了极点。我尽量想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对我牌子上写的字是什么反应但终属枉然。过了一会儿我才恍然大悟:他们对罪名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这场把戏;枪毙谁并没有关系,只要有枪毙的场面看就行。

还有的妇女拖着孩子来看。在母亲怀里的孩子对我指手划脚使我不由得心花怒放。我想孩子是不识字的,孩子来得越多越好。若干年后某一位政府首长指责我写的小说语涉色情,说会给青少年以不良的影响。我受到这种指责时的感觉就如同这时被枪毙的感觉。我想十八岁以下的孩子的确不适宜阅读我的作品,他们最好经常看枪毙人。这种场面既有娱乐性又可使他们受到教育。

十几辆大卡车在城里游了一圈最后开到主会场。主会场设在城郊的一片坟地上,便于首长们宣布完我们的罪行就地枪决掉。这块坟地我曾经来过,我恍惚记得我和哪一个可爱的女人在这里散过步。但旋即我就知道记错了,我和她在某一片坟地上散步肯定是上一辈子的事。如果是这辈子发生的事那么生活奇特和残酷得就不可思议。这些年来我经常把上一辈子的事譬如厨师向妈妈报帐之类和这一辈子的遭遇混合在一起,这说明我的神经出了毛病。

也许枪毙一次能把它医好?

我想着怎样医治我的神经就没专心听首长的讲话。只断断续续地听他说什么“一打三反”“六种人十种表现”,什么第一第二第三之类的数字。我想我们中国人真是聪明绝顶,我们能把无穷无尽的世界和世界无穷无尽的变化通统用极明确的数字归纳起来然后分门别类。这种世界观妙就妙在能使人的头脑变得极为简单。

正在我出神时却又被水蛭咬了一口。我听见首长在历数我的罪过:我在一九五七年写反动诗疯狂向党进攻,后来劳改两次也死不悔改,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想翻案等等等等。听了后我感激涕零。我想我一九五七年就犯了罪直到十几年后才把我枪毙,读遍了世界历史也找不到这样宽大的处理。但是猛地一阵震天动地的喊声打断了我的忏悔。我由下朝上翻起眼睛,只看见台下突然长出一片森林似的胳膊。因为人们都在地上盘腿而坐,所以我竟以为无数的胳膊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顿时我浑身战栗。我恐惧的不是人们愤怒地喊着口号要求把我们枪毙,我恐惧的是在我的幻觉中所有的人都被活埋了。

喊完了口号会场仍未平息,到处响着嘈杂的嗡嗡声。我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群情激愤”。这时两名雄赳赳的战士一把抓住我的后衣领,熟练地往右一拧朝前一搡。我知道我该走了。我们一个一个看着前面人的脚后跟鱼贯地退出会场。奇怪的是我前面的那位死囚竟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幸亏他两只不同的鞋都朝一个方向走,不然我便不知道何去何从。因为两只不同的鞋都朝一个方向走就省去了我再费脑筋去辨别究竟应该跟着哪只鞋,所以我还有空闲到处寻找他。

我必须找到他。因为就在我刚刚向右转的一刹那我明明看见我前面不远处有片花布,那花色和他老婆叫他买的完全一样。那片花布穿在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身上,蓝色的底子,碎小的白色斑点。奇怪的是那片花布上也挂了一块大牌子,大牌子一直拖到小女孩的脚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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