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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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的故事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关于刘少奇
刘少奇：不赞成苏联驻军旅顺就是帮助帝国主义
目前国内比较具体地反映1949年刘少奇秘密访苏经过的著述，一是1991年出版的师哲回忆录，一是同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组朱元石发表的文章，二者都利用了中国方面保存的部分档案资料。但是，访问是在前苏联进行的，俄国方面保存的档案资料又是怎样的呢？它和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出入呢？根据俄方近来公布的有关档案资料，我们发现，无论师哲的回忆，还是朱元石的文章，比较起来都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他们甚至没有说清楚刘少奇究竟是何时开始访苏的。在俄国档案中，6月27日，斯大林就已经在克里姆林宫里与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谈话了；而在师哲和朱元石的记述中，刘少奇7月2日才从北京出发。在中国的出版物中，准确地谈到刘少奇出访日期的，只有裴坚章等利用外交部档案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但此书谈到的情况过于简略。
因此，对照俄国档案，进一步说明刘少奇访苏经过，是必要的。
斯大林一高兴，许愿把“最新型的歼击机”给中国，但后来一想，又把“最”字划掉了。
从俄国档案中可以了解到，刘少奇从北京出发的时间，应当是1949年6月21日。当时他率领中共中央高级代表团从清华园车站乘火车北上，五天后，即6月26日到达莫斯科。第二天晚上11点至12点，斯大林就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米高扬一道，会见了刘少奇及其代表团的另外两位成员；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
根据会谈纪要，在与中共代表团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之后，斯大林首先表示对毛泽东身体健康的友好祝愿。刘少奇当即感谢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关心，并递交了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亲笔信。在这封信里，毛泽东对苏联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帮助，向斯大林表示了感激之情。
双方落座后，很快开始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刘少奇首先提出贷款问题，说明中共中央希望从苏联方面得到3亿美元的贷款，并就此签订一个正式的协议。
关于3亿美元贷款的问题，早在1949年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西柏坡时，毛泽东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请求，要求在1949年到1951年3年内得到每年本息1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新中国恢复经济，缩短过渡期。苏方研究后，斯大林已经复电表示了赞同的意向，但提出最好分期5年，年利率可以按1%计算。对此，斯大林进一步介绍说：苏联可以将3亿美元贷款按照1%的年利率，分为5年，每年平均6千万美元，以设备、机器和各种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中国可以在贷款完全生效后10年之内偿还。
斯大林笑着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电报中曾表示，对于这样的贷款，1%的年利率太低了，应当提高。的确，苏联向东欧国家提供贷款的年利率是2%，提供给中国的贷款利率少了一个百分点，但这是因为中国的情况与东欧国家不同，他们那里没有战争，经济也比较稳固，而你们中国还在打仗，经济持续恶化，因此，对中国应当按照更优惠的条件提供大的帮助。“当然，”他开玩笑说，“如果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年利率，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们可以接受。”
紧接着，双方讨论了刘少奇提出的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这也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就已经提出过的请求。斯大林对此答复得很痛快，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只是希望按照你们给中国高水平优秀专家的报酬标准给苏联专家提供报酬，既不要超过、也不要低于这个标准，不足的部分将由苏联政府予以补足。
在谈到有关军事援助的问题时，斯大林首先主动表示愿意派遣专家或提供扫雷艇，帮助中国清除上海港口水面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布下的水雷。同时，他强调不要拖延进军新疆的时间，以免引起英国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甚至可能煽动起穆斯林，包括周边国家的穆斯林，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显然，让英国人插手中国新疆的事务，这是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他明确表示：这种情况是不能容许的。当然，他的理由是：“因为新疆有储量丰富的石油和棉花，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当刘少奇谈到西北马步芳的部队是一个极大的障碍时，斯大林不以为然地说：“你们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马步芳的部队主要是骑兵，在有炮的情况下，摧毁他们是轻而易举的。而且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还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用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斯大林接着询问中共有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舰队，是不是已经从国民党那里缴获了一些舰只。刘少奇回答说，我们目前还没有自己的舰队，缴获的舰只也很少；大部分吨位大些的舰只，不论是军用的还是商用的，不是被国民党弄走了，就是被搞沉了，我们目前也还没有力量打捞它们。对此，斯大林明确表示要给予帮助，一是要帮助中共建立自己的舰队，因为中国必须有自己的舰队；二是要帮助打捞那些沉船，并帮助把它们修理好。
而后，斯大林在回答刘少奇关于希望苏联帮助建立莫斯科至北京的空中航线这个问题时，又特别提出可以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以及向中国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的建议。他并且很爽快地表示说：你们不论是想要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歼击机，还是想要俄罗斯生产的歼击机都行。一旦你们能够自己生产歼击机，就可以很容易地培养自己的航空飞行人员了。
可以看出，斯大林对这次谈话的结果相当满意，许诺也非常爽快，以致有的许诺多少有点说走了嘴，比如关于“最新型的歼击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已经能够批量生产最新型的米格—15歼击机，并正在开始装备部队。说要向中国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就意味着应当向中国提供米格—15歼击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随后审定谈话纪要时，斯大林又不得不把“最新型的歼击机”中的那个“最”字划掉了。也就是说，苏联至多只能向中国提供米格—9。只是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后，实战证明米格—9比不上美国的歼击机时，斯大林才把这个决定改了过来。
刘少奇写道：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斯大林批道：“好”。
在6月27日晚的谈话即将结束之际，刘少奇郑重地提出了一个请求，即希望能够有机会向斯大林全面报告一次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问题，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这是临行前与毛泽东和党中央商量好的一项重要使命，目的就是利用这次高层访问的机会，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全面地介绍一下中国革命目前进展的情况，和未来即将面对的问题，一方面要取得他们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理解，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听到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毕竟，4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与斯大林以及苏共中央之间，几乎没有过直接交换意见的机会，双方之间确实需要加深了解和理解。
斯大林对刘少奇的提议明确表示赞同，并同意给代表团三四天时间来准备这个报告。他强调，苏联方面将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来听取这个报告。
为准备这个报告，代表团实际上花了将近6天的时间。直到7月4日，以刘少奇的名义提交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这份报告才最终完成。报告根据行前与毛泽东和党中央商量好的内容，分别汇报了“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外交问题”以及“苏中关系问题”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在形势部分，报告说明，截至1949年5月底，解放军控制的中国富庶地区已有29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0%；人口2.7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7%；解放军已经发展到390万人，其中正规军240万人以上，而国民党军队只剩下150万人，其中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20万人左右。从整个军事形势看，解放军今年夏秋两季即可解放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即可解放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基本上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除了西藏考虑待明年采用政治方式解决外，台湾估计可以较早解放；新疆如能取得必要的交通工具，克服沙漠地带的阻隔，也可将解放时间大为提前。国民党残余力量肃清得越快，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从目前情况看，斯大林所担心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可能不会发生。
有关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政府问题，报告明确表示在成立新中国之前，将首先在8月召开包括各个民主党派参加的新政协，并组成联合政府。即将成立的新政协中，将有510名代表，其中党派代表142名，分别代表14个党派；地区代表102名，军队代表60名，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206名。中共党员将在代表中占多数。联合政府准备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新政权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它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列宁在1905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只是考虑到中国革命的反帝特点，它包括了愿意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刘少奇在报告中肯定地说：由于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去集中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在目前实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将是一种冒险主义的政策”。
在谈到外交问题时，报告特别强调了接受苏联党的帮助的意义。汇报一开头，就明确表示“完全同意”苏联党最近就外交及对外通商借款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汇报结尾，又进一步提出在各种外交问题上，“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斯大林在读刘少奇的这个报告时，也格外留意这部分内容。从斯大林的批语和在报告上划的着重线看，他对报告这一部分内容中所说明的政策和方针相当满意，一连批了八个“对”、“好”或“是的”，并划了不下十五条着重线。他肯定地表示赞许的内容包括：新中国外交将坚持反帝、维护民族独立、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等原则；新中国不急于得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将集中精力先搞好国内的事情；无论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与否，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将尽快承认新中国；国民党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将以对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与否为标准分别处理，或废除，或承认，或修订；在国际活动中坚持与苏联一致，并说服国内各民主党派；对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宣传及文化机构，除上海须暂时过渡外，其他地区已决定停止其活动；对外国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继续活动，一方面将开展反宗教的宣传，对教会和教堂的土地将予以没收和分配。当看到刘少奇提出希望在外交问题上得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这段话时，斯大林特别批了一个“好”字。
关于中苏关系，刘少奇在报告中毫不隐讳地谈了几个敏感问题。首先是如何解决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刘少奇提出了三种处理办法：一、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重新签订一个新条约；三、暂时维持旧条约，在适当时候加以修订。斯大林对此的态度是：“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其次是有关苏军在旅顺驻兵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柏坡时米高扬曾转达过斯大林的意见，即一旦对日结束战争状态，苏军即可撤军。对此，中共中央的态度很明确：“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
再次是有关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毛泽东在西柏坡曾经特别表示过希望外蒙古回归中国版图的愿望，但斯大林已经通过电报表示了否定的意见。因此，刘少奇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应该承认外蒙古独立”，但还是委婉地提出，希望外蒙古人民自己决定是否愿意“与中国联合”；如果愿意，“我们自然欢迎”。
还有一个就是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时强行拆走重工业设备的问题。报告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和学生、工人中都有人对此表示不满，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一定的解释，“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晶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以此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这样解释，不知对否？斯大林显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批示道：“我们从东北运走的日本资产只是一部分，远不是全部”。
在涉及到两党关系的问题上，报告中的表示尤其让斯大林感到满意。刘少奇在报告中说：“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除苏联派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苏联教授到中国来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除此之外，派一些大学生去苏联学习。”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理解。”对于这些话，斯大林接连在旁边批上“好”、“对”这样肯定的评语。
斯大林声明：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未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
7月11日晚10点，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会议，邀请中共中央代表团列席。斯大林很高兴地向刘少奇等介绍了参加会议的苏方成员，并解释说，有几位政治局委员休养去了，因此到的人还不全，但是会议邀请了几位军人参加，因为中国代表团的报告中提到了一些军事方面的问题。
在转入正式话题之后，斯大林首先就刘少奇报告中一些他还不大清楚的地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比如报告提到中共已初步建立起自己的空军和海军，斯大林有些疑问：你们的海军中有自己的军官吗？空军中有自己的飞行员了吗？报告只提到中央政府的筹备问题，斯大林提出：你们各省有无省政府？各省政府及东北等区域的地方政府将来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如何？将来中央政府是否有权力批准与撤换各省及各区域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另外，报告中在提到反帝、反封建这两大共产国际当年早就提出过的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还特别提到了反对官僚资本的问题。斯大林显然不大清楚这里所说的官僚资本，和他们过去一般所说的像中国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买办资本有什么关系，因此专门询问了什么是你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是否包括在官僚资本这个概念之内这样的问题。刘少奇一一做了详细的解释。
在弄清楚了上述疑问之后，斯大林开始就刘少奇报告所提出的问题做了概要的、但是全方位的解答。
他强调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东欧各国以及德国的资产阶级，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同希特勒法西斯合作，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对日作战时并未投降日本，战后虽然有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在蒋介石支持下想取得美国的援助，但蒋介石同美国的关系，不等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美国的关系。相反，由于蒋介石与美国签订有损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通商及航海条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而反对蒋介石和美国。因此，中共与他们建立比较长期的合作关系，这是完全必要的。为了使民族资产阶级长期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里面，恐怕还应当制定一系列对民族资产阶级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等，既保护民营企业，也便利年轻的国家工业的成长。在这一点上，中国不应当学俄国。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没收了几乎全部私人资本家的企业，实行对外贸易垄断；
在中国，目前应当实行关税保护政策，贸易垄断是困难的。
斯大林很欣赏毛泽东关于不忙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外交关系的主张。这个主张毛泽东在西柏坡时就已经告诉过米高扬：中共中央认为最好能够拖上一年左右的时间暂时不考虑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问题，因为这样我们就有一段时间可以比较从容地处理好国内的问题，避免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对此，斯大林当初多少有些担心毛泽东会采取太过激烈的排斥西方国家的政策，而这将强烈地刺激列强各国，促使他们也对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采取十分激烈的政策。因此，他特别致电毛泽东说明过，中国新政府一定不要拒绝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因为这将有助于分化美国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并且，为了促使美国等国重视中国的作用，新政府不应当拒绝外国贷款和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尤其应当鼓励民族资本家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但现在，眼看中国统一在即，美国并没有干预的迹象，斯大林自然更喜欢毛泽东的办法。他表示，还是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的好，这样更便于观察和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现在这样做已经没有多大的危险了，因为你们还有很好的法宝，这就是和帝国主义做买卖。你们可以先同他们做买卖，然后再谈承认的问题。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它们不得不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我想列强很快就会承认你们的”。但是，斯大林仍旧强调不要同帝国主义把关系搞僵了，因此他不同意对帝国主义在华企业采取没收政策，甚至对报告中提出的在某些方面加以限制的办法，也认为“不忙采取，等一等再看”为好。
对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明确表示，等毛泽东来莫斯科访问时，就可以解决中苏条约的问题。他同时再度提出旅顺驻军的问题，进一步表态说，“如果中共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大撤退”。其实，从斯大林的话音里，也可以听出他的本意并不想马上撤军。他特别说明：由于美国在日本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有助于抵制美蒋武装力量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
斯大林这天所有谈话的精神，几乎都可以从他对刘少奇报告的批语中判断出来，只有一段话似乎与他的批语相矛盾，这就是在刘少奇反复谈到中共中央希望得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时，斯大林声明说：“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到哪一个服从哪一个。”
会后，斯大林招待刘少奇看了四部资料片，并且边看边向刘少奇做讲解，气氛十分融洽。在看电影时，斯大林再度说明，通过二次大战已经证明，骑兵在现代战争中作用不大，因为骑兵目标太大，最怕飞机，一打就散。对刘少奇提出可否提供飞机将部队空运到新疆去的问题，斯大林说，因为新疆没有机场，空运部队还没有办法，但如果派战斗机帮助打马家军骑兵，就比较简单，只要派一个团，四五十架飞机就解决问题。开始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以后由中国飞行员驾驶就可以了。
斯大林承认，1945年他力主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是因为美国对苏联的影响。
根据师哲的回忆和朱元石的文章，刘少奇与斯大林会见有五六次之多。但从已有的俄国档案资料来看，能够确定的只有三次，即6月27日，7月11日和7月27日。
7月27日的会见是斯大林最后一次正式接见刘少奇及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苏共方面是斯大林、布尔加宁和华西列夫斯基等人。
会晤开始后不久，斯大林就再次提到中共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问题。他显然对自己11日谈话中关于“目前不要没收各帝国主义的在华经济事业，其他办法也不要采取”的说法，感到有些不周全。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将此理解为可以暂时允许保留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宣传文化事业，那就大错特错了。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西方国家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实行文化思想方面的渗透和侵蚀。因此，他补充说：上次我们谈话时，共同的意见是暂时保留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经济文化事业。但这一点，你们不要宣布，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这样说，相反，应该告诉帝国主义者，由于他们过去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很反对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对于他们在中国的经济文化事业是要收回的。斯大林并且建议中共中央：“有时，你们甚至要组织人民对帝国主义进行某些袭击，以恐吓帝国主义者。如此，你们可从帝国主义方面获得很多对于你们的让步。”他们想保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就要付出代价，包括商业方面的有利条件，甚至借款等等。总之，无论如何要记住：“在你们和这些政治扒手与强盗打交道时，你们应该采取这种办法，而不能用对待诚实人的办法对待帝国主义者。”
当话题转到各国共产党关系的问题之后，高岗问斯大林：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答复说：中国共产党当然可以加入共产党情报局。只是我认为这不很合适。为什么？因为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与中国有根本不同的情况，因而要采取不同的政策。至少，中国有两点就与东欧不同。一是中国是个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帝国主义的威胁现在远未解除，因此，中国还要用极大的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与东欧的资产阶级不同，他们不是跟着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走的，而是反对帝国主义，中共在反帝斗争中需要与他们合作。因为有这两点不同，就决定了中国不能采取与东欧国家一样的政策。不过，斯大林提出，东亚各国有许多情形是和中国相同的，或者可以设想在将来组织一个东亚共产党联盟。苏联一半在欧洲，一半在亚洲，也可加入这个联盟。
在当天晚上的宴会中，斯大林主动提议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以及中共其他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的健康干杯。他接着告诉刘少奇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了重要的成就。他明确肯定了刘少奇报告中的判断，即中国革命的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将是很有用的。他并且表示，苏联人以及欧洲人都应当向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欧洲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一步步转向了东方，现在又转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你们不仅有了很大的成就，而且责任也更大了。中苏两党以后要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密切的联系，在这方面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
刘少奇马上谈到，其实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也有过不少的挫折，也受到过不小的损失。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因为国民党叛变革命，我们毫无准备，结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上了大当。但这样也就教训了我们，到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就有准备了。
听到这里，斯大林多少有些敏感地问道：“我们是不是扰乱或者妨碍了你们呢？”刘少奇立即意识到，斯大林这里所指的可能是1945年8月莫斯科那封要求毛泽东必须去重庆谈判的、有些危言耸听的电报。于是赶紧回答说：“没有。毛泽东同志当时或者可以不去，有恩来同志去就够了，但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结果还是很好的，使我们在当时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斯大林摇摇头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是有危险的，CC系特务有害毛同志的可能。”他承认，当时他坚持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和平，是因为美国人的作用，是因为美国人不断在问：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
斯大林又问道：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呢？我们是否也妨碍过你们呢？刘少奇明确答复说：在马歇尔使华期间，中共中央对和平运动的头脑是清醒的，只有个别负责同志有过幻想，因此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还是有意义的，结果是我们孤立了美蒋，有助于我们后来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不对。
对此，斯大林的结论是：“胜利者是不能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11日和27日的会谈在中苏关系中是至关重要的，双方据此确定了建立战略同盟关系的基础和范围。除了战略上的协调外，斯大林也尽量满足了中共中央对援助的要求。他许诺向新中国提供贷款、派遣专家、修建铁路、创办军事学院、提供军用飞机和培训飞行技术人员、进行情报合作、提供军事装备等。
不过，在是否协助解放军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斯大林表现得特别谨慎。他否定了苏联海空军直接参加战斗的可能性。他认为那样做意味着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从而会为美国发动新的世界大战造成口实。对此，“俄国人民不会理解我们。不但如此，他们还会把我们赶走。”
在刘少奇访苏期间，中共中央已经感受到美蒋进行海空封锁的威胁。为打破美蒋的威胁，中共领导人决心加快攻占沿海岛屿和解放台湾。当获知苏联不可能提供海空支援后，毛泽东立即通过刘少奇致信斯大林，表示放弃要求苏联直接援助的提议，希望苏联帮助提供飞机，并协助训练飞行员。
在27日的会谈中，刘少奇表示同意斯大林对解放台湾等问题的看法，并将中共中央要求提供作战飞机、派遣专家和向苏联派一专门代表团的建议，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当即委托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协助中共代表团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刘少奇因此致电中共中央，提议迅速派遣空军负责人前来莫斯科谈判具体的援助细节。8月9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到达莫斯科，很快与苏联军方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规定，苏联向中国出售434架作战飞机，派遣878名飞行员，并帮助开办6所航空学校。
8月14日，刘少奇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踏上了归国的列车。据师哲回忆，刘少奇在临离开莫斯科前还曾应邀到斯大林的别墅去做客。双方都对这次交往与会谈感到很满意。刘少奇圆满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使十年来多少有些隔阂的中苏两党，重新开始恢复了某种信任的关系。
刘少奇总结大跃进时说了什么惹怒毛泽东？
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建国以来12年特别是1958年以来4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但也留下了毛刘之间的分歧，这也是七千人大会引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一个在根据地、一个在白区摸爬滚打若干年，为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各自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所在领域的代表人物，两人彼此欣赏，珠连璧合。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如何搞，无论对毛对刘还是对全党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虽然苏联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模式，根据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他们懂得照搬肯定是不行的，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确立自己的建设道路。显然其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既没有经验可谈，又不可能照搬他国的经验，在艰难的实践与探索中，自然，毛刘之间产生不同意见、产生磨擦也就在所难免，并且是常常发生。
最早是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接着是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问题，然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等等，这里不一一赘述。上述不同意见的产生，因为是在工作顺利的情况下出现的，并不牵扯个人的责任，又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大家都是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说起来也就是意见不一致的问题，谈不上什么恩恩怨怨的，因此并没有根本影响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谊。1956年，中共八大时毛泽东把刘少奇等推到领导工作第一线；1959年，毛泽东又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党和国家的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这时，高岗利用全国财经会议发难，借批安子文、薄一波，企图拱倒刘少奇。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注意。针对高岗等人的阴谋，毛泽东明确指出：有人说少奇同志有圈圈，这是错误的说法。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并要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政治报告，主持对高岗等的批评。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赞扬与支持，维护了刘少奇的威信，增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八大报告是刘少奇与毛泽东一起，反复研究，字斟句酌；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真修改而定稿的。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很满意，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称赞这个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提纲”。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当选为副主席，名列四位副主席之首。“八大”党章有一条这样的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设名誉主席一人。”这个位置显然是为刘少奇当中央主席，毛泽东退居二线而预设的。
八大以后，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说明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苏，他在向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通报中国党的情况时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问：“谁将接替呢？”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接着，毛泽东搬着指头评价说：“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了条件。”
一年之后，在1958年底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正式提出他不作下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得到全会通过。毛泽东于1959年3月30日即召开第二届全国人代会前夕的一个批语中写道：中央已建议董必武同志当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当主席，朱德同志当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的小范围说过：我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会谈时，蒙哥马利曾问道：“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在这里，毛泽东再一次向中国、向世界公开宣告，他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作为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主持编辑了《毛泽东选集》四卷。1964年，针对林彪所谓“活学活用”，大搞生搬硬套只言片语的形式主义，刘少奇在给一位负责同志的信中严肃指出：应当正确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来分析问题，总结经验，确定工作方针，决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在批语中给刘少奇写道：“看了你这封信，觉得实在好。”
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工作时，情况就不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但没有实现原来的预想，相反还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挫折，致使全国经济一片萧条，尤其令人难于承受的是饿死了很多人！这个问题怎么看？怎么总结？如何向全党乃至全国人民交代？就成了中央领导，尤其是毛刘二人面对的一件大事了。“大跃进”的首倡者是毛泽东，是他在反“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早些时候，周恩来、陈云因为提出“反冒进”，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刘少奇虽然没有被毛泽东点名，但也难辞其“咎”，因为他曾主持会议通过了“反冒进”的决策。“大跃进”期间，本来比较冷静的刘少奇，也被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头脑跟着热起来。1958年9月，刘少奇到江苏常熟视察，面对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报出亩产一万斤的高产，信以为真地问：还能再高吗？关于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自称他和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人在一次南行列车上也积极地“吹”过，到了郑州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推荐，如此等等，事例很多。无疑，刘少奇在“大跃进”中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当然，最早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是毛泽东。自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历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承认犯了高指标、高征购，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刮共产风，瞎指挥，未注意综合平衡以及急于求成等错误。在具体调整的方针、政策上，都主张要制定实事求是的经济计划，大量地精简城镇人口，制定“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以及各行各业制定自己的条例等，还有在农村适当地开放集市贸易，给社员留出适量的自留地，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在政治上给被反右倾错了的同志平反，清理错误的口号，中央要向人民作自我批评等等。
但是，当纠“左”的层面深入到需要揭示犯错误并导致经济严重困难的深层原因时，需要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估量做整体的判断以调整今后方向时，他们的分歧却悄悄地产生了。
比如，关于犯错误的原因，刘少奇比较注重讲“人祸”。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微妙的是，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犯错误的原因时说：你违反了它（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可以看出，和刘少奇的讲话相比，毛泽东更愿意强调是因为缺乏经验，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有待认识。细细揣摩两者之间的差别，的确令人玩味。
七千人大会之前，因为没有集中地、系统地总结工作，毛刘之间即使有了分歧，也还没有那么明显地表露出来。七千人大会则不同了，中央要如此大规模地在全国县委第一书记以上的干部中进行系统的总结，就必须对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犯错误的原因，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估量，包括对形势的判断、对“三面红旗”的评价等，要做出一系列的回答。如何解说，解说到什么程度，毛刘之间的分歧自然因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而凸现出来。当然，会议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但是毛泽东感受到了。
5年后，1967年2月，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一段谈话，让人们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七千人大会。以后，每当人们谈到毛刘之间的分歧，都要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很显然，这个所谓的“修正主义”指的是刘少奇。
不过笔者发现，毛泽东的这段话是经过人们简化和加工的。他到底是怎么讲的？是这么具体直接吗？通过仔细查阅毛泽东与巴卢库的谈话记录，发现毛泽东其实是这么说的：“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这里还涉及一个问题，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是不是真讲了这么一段话呢？经过再查阅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的原始记录，结果并没有这样的内容，即使1962年4月下发的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稿，也仍然没有这段话。相反，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通篇讲话给人感觉既幽默风趣，又谦虚诚恳，洋溢着比较浓烈的民主气息，流露出他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和谐的亲密气氛！
难道是毛泽东空穴来风？这不太可能！如果考虑1967年2月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颠狂阶段，刘少奇已被认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毛泽东用1967年的感受来追溯1962年初的事情，显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毛泽东为什么偏偏把反思的目光锁在了七千人大会？为什么把刘少奇要“推翻”他这样一件大事，偏偏追溯到七千人大会，而不是别的什么时候？1967年4月12日，江青说的一句话，应该是解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这至少表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确曾使毛泽东很不高兴。那么，这憋的一口气，是什么气呢？
检讨七千人大会前前后后的情况，有以下几个问题可以探讨。
先从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来看，这中间似存在着毛刘之间沟通不够的情况。理由是：报告除了讲三大块之外，其中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讲到什么程度，如何表述，两人之间事先缺乏很好地协调。如对当时的形势如何估计？这是毛泽东十分看重的问题。1961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现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此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但刘少奇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所以他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没有把毛的这句“定调”的话写进报告。毛泽东看后不满意，也就可想而知了。后来经过讨论修改后的报告稿，还是加进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判断，显然，这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在估计形势了。
再如：报告初稿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没有突出出来单独讲，相反报告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当然，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问题是，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说报告漆黑一团，越看越没劲。从毛泽东最初想拿出三天时间对稿子进行修改，以及后来将稿子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情况判断，他显然也存在着同样的看法—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使人鼓不起劲来。后来经过大会讨论修改的稿子，开始突出“大跃进”以来的成绩，一共讲了12条，缺点错误讲了4条，显然是在努力把成绩讲够方面下了工夫。
还有报告初稿对“三面红旗”的评价是：“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大会在讨论时，有些人认为评价低了，应统统改为“完全正确的”。后来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接受了部分意见，将“站得住的”改为“正确的”，其他没有改动。“三面红旗”对毛泽东而言，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刘少奇的态度是否也会引起毛泽东心中的不快呢？
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期望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对“大跃进”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刘少奇虽然也肯定了，但在毛泽东看来，肯定的不充分，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至给人一种“大跃进”是“漆黑一团”的感觉，这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对“大跃进”的估量，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对“三面红旗”的评价等，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解说。但事情还不止于此。毛泽东本来对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就有意见，岂料刘少奇在1月27日做大会口头报告时，更讲了一些让毛泽东心中不快的话。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天灾、人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并做出了两个“三七开”的判断。他说：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刘少奇说这番话的坦率与真诚，热烈与激昂！这些话在当时听起来是十分尖锐，很带刺激性的，因为很少有人敢于这样讲话。
这里有人要问，早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毛泽东就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为“人祸”，刘少奇这样讲毛泽东怎么会不高兴呢？问题是，毛泽东自1961年4月以后，几乎没有再用“人祸”的提法，也从未做出过几分人祸几分天灾的判断；此外，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比喻缺点、错误与成绩之间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他经常讲，尤其是在工作出现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再者，毛泽东虽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时，曾突破“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但是并没有对全国的工作做出三分缺点错误、七分成绩的估量。因此刘少奇的这番话就显得十分大胆，作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泽东从未做出过的判断，而这些敏感问题恰恰是毛泽东本人不愿意多说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几次谈到“人祸”，是在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讲的，而刘少奇却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七千党的领导干部，也就等于向全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对工作做出了这样的估量，毛泽东听起来自然不那么愉快了。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缺点错误讲得过于严重了。1964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4、5月更讲得严重。”可见刘少奇的这一估量，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还有敏感的“三面红旗”问题。刘少奇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说“比较难说的三面红旗问题”。难说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难说？刘少奇没有讲。“三面红旗”作为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造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后果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如果是个别错误，就要考虑具体政策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是全局性的错误，就要看指导思想是否正确。“大跃进”的失败，明显属于全局性的错误，对“三面红旗”为什么还要坚持？甚至还要高举？这个问题很复杂，既有全党认识上的问题，也有毛泽东的问题。毛泽东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始终没有让步，一直认为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在“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刘少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七千人面前如果讲“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自然如其所说变得“难说”起来。刘少奇在大会的口头报告中讲“三面红旗”时，是这样说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略了好省；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大跃进”还应该继续作为我们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我们应该坚持下去；“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还是应该办的，只是搞得太急，未经过典型试验就全面推开了。然后，他总结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每一面“红旗”都做了论述，他的方法是总体上肯定，具体上指出问题，事实也等于检讨了指导思想存在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意见并不是很大，有的问题他自己也做过检讨。关键是刘少奇的结论，即“现在都不取消”，难道将来就要取消？毛泽东似乎觉得刘少奇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尤其同林彪相比，更显得刘少奇坚持“三面红旗”不那么理直气壮，即使同周恩来相比，刘少奇的态度也显得有所保留。这也是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不满的另一个因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期间，确实对刘少奇产生了不满。这个不满主要表现在刘少奇“大讲”缺点错误，讲“人祸”，把过去几年的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毛泽东感觉刘少奇不但没有积极维护他的领导，还有点“施压”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毛刘之间在七千人大会的分歧虽然没有公开，却是比较深刻的。不过，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憋了一口气，但因为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当时的国民经济还在一片萧条当中，有些问题还要靠实践来检验，所以毛泽东的憋气并没有表现出来。而刘少奇呢，受大会民主气氛的鼓舞，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工作起来更加大胆、更加泼辣，思想也越来越解放，讲话越来越尖锐。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
不久，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刘少奇在这里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责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责任者是毛泽东。
1962年3月，刘少奇在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时，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事后，他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因为他觉得“将来会出毛病的”。这些话都触及了毛泽东的敏感之处。毛泽东听了会是怎样的感受？至少，憋气是肯定的。
还有，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他针对七千人大会对形势的判断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是“非常时期”，此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年5月刘少奇主持下发的中央文件也说：“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决不是真正的勇敢，决不是革命家的气概，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
尽管刘少奇讲的都是事实，或者可能讲的严重了一些；尽管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也强调要充分估计困难，反对盲目乐观，在中共七大上他就曾一下子讲过17条困难，但现在，毛泽东虽然也讲困难，却并不愿意总是强调困难，他更愿意把形势估计得乐观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他恰恰是刘少奇所说的对困难估计不够的代表者。照此说下去，毛泽东是不是连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够资格了呢？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的加剧，也有这种因素吧？
在刘少奇强调困难形势的同时，如何调整方方面面的政策，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毛刘之间又发生了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之后，也就是1962年上半年发生的几件事，从毛泽东看来，都是“右倾”的表现。最突出的一件，便是各地出现的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这些做法还受到了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的积极支持。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化的重大原则问题。他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而且越到上层风刮得越大。再有一件，就是王稼祥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对外斗争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都被他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三和一少”。1962年7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时，强调和平、裁军比较多，反帝调门比较低，曾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事后，毛泽东对此多次提起批评，说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并向有关国家道歉。还有，就是在平反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形成了一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他针对国家机关党委准备对几个比较有名的右派进行平反的事提出严厉批评，责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这类事情，还可以举出一些，如在统战工作问题上，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出现了一些在毛泽东看来带有右倾性质的方针政策。事后，毛泽东曾多次批评1962年上半年，说那时候是一股风，可猖狂了。1965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小范围会议上说，1962年刮歪风，在国际上、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如果当时我们几个常委不顶住，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其实，在毛泽东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可见1962年的上半年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那么这些所谓“右倾”的表现，又和刘少奇有什么关系呢？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主持第一线工作，是那些问题的支持者，或是那些问题的始作俑者。具体的工作和任务是从分析形势中提出来的。既然形势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此才导致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右倾。所以，毛泽东对刘少奇又多了一层政治上的不信任。
换言之，七千人大会之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使毛对刘憋了一口气，产生恩怨，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刘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而且还在不断积累，同时在估量国内形势，在对外政策和农村政策，以及不少重大决策上，出现一系列彼此相左的意见分歧，而这个分歧的产生则关系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在毛泽东眼里是出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分歧。他认为，刘少奇是被困难吓倒了，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至此，两人之间的分歧便具有了双重意义：既有个人的恩怨情结，又有思想路线上的分歧。这种矛盾纠葛，随着以后“社教运动”的进行，以及一些国际事务的开展等等，变得越加难以调和，最终使毛泽东产生一种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和两条战线斗争的错觉……
新中国最大冤案：刘少奇“杀人灭口”真相
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冤案，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案。在由江青、康生、谢富治控制的专案组所炮制的材料中，有一个耸人听闻的罪名，是刘少奇“杀人灭口”。他们杜撰的材料是：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时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刘少奇害怕了，丢下工作不顾，私自从上海逃往长沙。12月16日，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亲批“就地斩决”。刘少奇为了保全性命，接受了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解放后，一个名叫杨剑雄的“知情人”被人民政府逮捕，刘少奇害怕事情败露，遂于1953年擅令将其枪毙，杀人灭口！
1968年11月13日，这份经过移花接木、蓄意陷害的材料，连同另外两份材料，发至全国生产大队一级，传达到全体群众。一盆脏水就这样泼到了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头上……
杨剑雄其人
杨剑雄，家住湖南省宁乡县七福桥乡铁锣冲，是当地一户大地主。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杨剑雄与刘少奇同时就读于宁乡县玉潭高等小学堂，但两人不同在一个班级。正是这一因由，50年后使刘少奇蒙受千古奇冤。
杨剑雄后来又去长沙上中学，还进过上海大夏大学。那一年寒假回家时，杨剑雄的姨父赵恒惕，在军阀混战中突然发迹起来，当上了湖南省省长兼督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剑雄于是辍学而在长沙谋到了一个肥缺——省政府会计。有了这样过硬的后台，杨剑雄不仅吃喝玩乐都报销，还将大把的公帑悄悄弄回宁乡老家。及至赵恒惕下台，虽然是树倒猢狲散，杨剑雄的家底却是更厚实了，在乡下进一步扩充了田产，增添了佃户，杨剑雄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让乡亲们感到气愤的是，他宣布了一条禁令：凡他家的山场屋宇，未经允许，外人不得擅入，过路也不行，违者以盗贼论处，当地许多群众都受过杨家的辱骂和伤害。1927年春天，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地主。杨剑雄闻风而逃，跑到长沙、汉口等地躲过了清算。很快地，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反动军阀何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把屠刀指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杨剑雄杀气腾腾回到了宁乡。这时，一个是杨剑雄的本家兄弟名叫杨文寰的，关在宁乡县的监狱里。杨文寰本是一位乡村小学教师，富有正义感，曾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运动，并一度担任区农民协会的领导工作。杨剑雄坚决要求将杨文寰判处死刑，还跑到国民党县政府叫嚷：“如果不杀杨文寰，我杨剑雄今后不再回宁乡！”在他的要挟下，杨文寰终于被枪杀。此后十多年，杨剑雄当过乡长、省参议、青年党县党部主席等，成为当地的权势人物。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南京解放，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这时，党所领导的一支游击队迅速壮大，宁乡是游击队的中心活动地区。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府派中央军七七八师来宁乡围剿游击队。杨剑雄以为来了救兵，带着乡丁，胁迫老百姓为七七八师送柴送粮。他把自家的肥猪宰了，抬着整块猪肉去七七八师慰劳。同时还密告本地哪些人是共产党，致使杨定鳌、杨宗华、杨友华等十多位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惨遭杀害。
国民党节节败退，杨剑雄孤注一掷，时而县城，时而乡下，上蹿下跳，但他内心十分恐惧。为防不测，身上总是带着两支枪，还把在汉口结交的两个江湖上的武术师、河南光山县人郭起风和彭玉麟，请来当他的私人保镖。白天，两个保镖与他形影不离，晚上总有一个保镖为他值勤守夜，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
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宁乡成了一个狂欢的世界，杨剑雄却仿佛一下掉入冰窟，他感到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一起接受群众欢呼的，是炭子冲的刘少奇！炭子冲与杨剑雄家铁锣冲相隔不过三五里，当年他们还是同窗学友！犹如在黑咕隆咚的深渊里看到了一线曙光，杨剑雄心中一阵狂喜：他纵有千条罪状，只要这位老学友打一个招呼，他杨剑雄便可安然无恙！
杨剑雄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少奇吾兄副主席惠鉴：
左右数十年坚苦卓绝，不断奋斗，新国建立，宇宙改观。吾兄之功伟矣！人民庆幸，故人庆幸！弟于十七年就读大夏，后与时不合，遂尔乡居。从事教育，又为党国所束。后事生产，小辟农场，与乡人改进稻植，培植森林，悉心研究果蔬园艺，以劳动生产，十余年来未敢稍懈，这与当代各公之主张全民劳动相吻合。而乡人亦视弟非堕落安享者，此间主持党务诸兄妄谓弟为开明，多有照顾，差堪告慰。倘得吾兄一纸书为弟招呼，则更幸其矣……
在信中，杨剑雄对自己的政治身份和欺压百姓的罪行完全隐瞒，还居然把他那两个保镖推荐给刘少奇，称他们是“技术极精，思想颇能与时俱进”的国术专家。
杨剑雄的真实目的是投石问路。只要刘少奇给他复信，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将是一项极大的政治资本，一张铁杆护身符。
信发出去了，总得不到回音。在难熬的等待中，新生的基层人民政权迅速建立，清匪反霸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杨剑雄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决定出逃。他首先到北京，后来又混进招工队伍去抚顺。无论走到哪里，总觉得有一张无形的网在向他袭来。末后他改名换姓，逃到贵州一个山区小镇，隐藏下来。
但是，在宁乡七福桥，杨剑雄鱼肉百姓、欠有血债的累累罪行，人们不会忘记，当地群众一致要求人民政府将他捉拿归案，公安部门也一直在明察暗访。
1952年10月28日，在贵州山区隐藏了3年之久的杨剑雄，终于落入法网。宁乡县公安局经过广泛调查取证，掌握了杨剑雄大量犯罪事实。1953年1月18日，宁乡县人民法庭依法开庭审理，现存于宁乡县人民法院档案室的《公元一九五三年度法刑第十四号判决书》，详列了杨剑雄的各种犯罪事实，并作出如下判决：
被告杨剑雄，男，现年五十二岁，宁乡县人，住七福桥乡，地主成份，中学程度，出身豪劣。被告因恶霸案件，经三区人民政府起诉，本庭审理终结。查被告杨剑雄，横行乡里，称王称霸，残害革命同志，血债累累，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月24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以府积字0425/284号批复，核准其死刑。执行死刑的命令急如律令地发将下来，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杨剑雄，生命进入倒计时。
这时，杨剑雄千方百计地捞取救命稻草。他向法庭申述，1924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捕，是他向省长赵恒惕作保而营救出狱的。
人民的法律保护人民，惩办那些罪大恶极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极端分子，但考虑到当时的一些特殊情况，党和政府有8个方面的宽容政策。其中有一条：
在某一时期参加营救过我地下工作人员者，可以从轻处理。
如果真是这样，杨剑雄可以将功折罪。
那时候，法官们都很年轻，又多是从北方南下来的，对当地的历史情况不是很熟悉。据史料记载：刘少奇确实曾在长沙文化书社蒙难，后经营救出狱。为了慎重起见，宁乡县公安局长、本案副审判长霍建国，即向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刘少奇写了一封特急信件，请求加以证实。
刘副主席：
据我县恶霸犯杨剑雄供称：有一九二四年当主席在长沙文化书社蒙难匪陆军监狱时，杨犯以主席同学关系，曾出力邀请贺耀祖及叶开鑫出面，向赵恒惕具保，始得荣（营）救出狱一事。
杨犯一贯横行乡里，残害人命，群众痛恨入骨。业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死刑在卷。我们为慎重起见，特备函请示上述荣（营）救主席是否确实，以便处理。乞赐批复是幸。
此致崇高敬礼！
宁乡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印）霍建国（印）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请在十日内电复我们，以便处决。
刘少奇长沙蒙难
现将历史回溯到60年前。
1925年11月中旬，刘少奇偕妻子何宝珍由上海回到了长沙。他是回来养病的。
自从1922年7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刘少奇参加了安源煤矿的工人运动，后来又去广州筹备全国第二届劳工大会，会后，辗转青岛而去上海参与领导“五卅运动”。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生活又极不安定，他病倒了。1925年10月16日《上海总工会三日刊》一则消息说，刘少奇“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劳，病势更重。”刘少奇害的是肺结核病，也叫肺痨病。
那时，结核杆菌还是个尚未攻克的医学难题，人们谈“痨”色变，党组织决定让他回湖南治病。刘少奇借住在长沙潮宗街56号文化书社。这个书社是毛泽东等人于1920年7月创办的，这里既经营进步书刊，也是早期共产党人秘密联络的机关。书社经理易容礼与刘少奇曾经同是中共湘区区委成员，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刘少奇在这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文化书社与湘雅医院相距不远，看病很方便。刘少奇延请这家医院的名医诊治，一边服药，一边休养。他与何宝珍在安源生的儿子九斌，不到1岁就送回了宁乡老家，由奶奶带。趁着在长沙养病，何宝珍去乡下把儿子接来了。儿子长得很结实，能囫囵说些跟奶奶在一起的故事，为他们夫妇增添了难得的家庭乐趣。在友情和亲情的氛围之中，少奇的病有了明显的好转，大家都为他高兴。
在文化书社住久了，没有实际的工作，刘少奇便有一种失落感。他准备回乡下去看看母亲，然后就返回上海。
然而，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悄悄地向他伸出了黑手。
刚刚过去的“五卅运动”，长沙和湖南各地的数万名工人、学生、市民，参加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使赵恒惕惊恐万状。10月16 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原，被江西军阀枪杀。黄静原是湖南郴州人。黄的遗体被群众从安源抢了回来。遗体运抵长沙时，从火车站到浏正街、八角亭、司门口，成千上万的群众，佩戴着白花，肃立街头接灵。哭声震天，口号声响彻云霄，高呼：“黄静原不死！”“打倒军阀！”赵恒惕派军警驱散，又引发学生、市民与军警的对抗，进而激发衡阳、株洲、醴陵等地数万人举行公祭……正在这个时候，赵恒惕接到密报：刘少奇回到了长沙。刘少奇在安源工人中的威望和在全国工人中的影响，赵恒惕是很清楚的。赵害怕这位著名的工人领袖的到来，引发更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便派出密探四处侦查，终于查清了刘少奇的行踪和落脚点。
12月16日中午，刘少奇外出返回书社时，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头，营业间里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不像是来购书的读者。他正准备抽身往外走时，那几个人一齐扑上来将他扭住。他大声抗议，书社的店员也出来解围，都无济于事，那些人推推搡搡把他带到了长沙戒严司令部。
这是1925年岁末。而杨剑雄的供词却说刘少奇是1924年被捕，并且是由他保释出狱的。连时间都不对，显然是谎言无疑。“文革”时谢富治主持的专案组掀起的一场大波，正是由此而生发。那么，刘少奇到底是怎样被营救出狱的呢？
营救刘少奇出狱的经过
刘少奇被捕后，赵恒惕害怕引起公愤，严密封锁了消息。长沙《大公报》顶住了压力，最先把这一消息公之于众，12月17日的报纸醒目地报道：上海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近日患肺痨，日前偕其妻室回湘养病。昨日下午一时，刘往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购书，入门不到一刻，突来稽查二人，徒手兵一人，扭往戒严司令部。至其被捕原因，尚不得而知。闻刘系宁乡人，曾肄业于长沙明德学校，近来居沪，为各项群众运动之领袖云。
其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得到普遍的承认。赵恒惕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逮捕一位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最先作出反应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12月25 日在《工人之路特号》发表通电，敦促赵恒惕释放刘少奇。1926年1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以大会的名义致电赵恒惕：“据报载全国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因回湘养疴，突被先生饬戒严司令部捕去。查刘同志尽瘁国事，服务劳工，五卅运动勤劳卓著，为民众拥护之人，先生何遽加以逮捕？兹经本大会一致决议，电请台端释放。特此电达，即希察照。”
全国各地工会、进步团体，纷纷通电救援，有时一日竟有40份之多，这对赵恒惕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压力，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为营救刘少奇，他的妻子何宝珍竭尽全力奔走呼号。刘少奇不幸蒙难，何宝珍没有惊惶失措，而是沉着应对。她首先请文化书社的朋友，将儿子允斌送回宁乡老家。接着又没法疏通关系，与狱中联系，送些衣被和吃食进去，安慰身陷囹圄的丈夫。然后四方奔走，八方求援，托亲拜友，全力营救。何宝珍在长沙的关系不多，但也搬动了两位上层人物。
一位是欧阳振声，湖南省议会议长，衡阳人，思想比较开明。何宝珍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她的国文老师欧阳鸣皋是欧阳振声的族侄。另一位教育界名流何维璞，是何宝珍的本家房族叔爷，与欧阳振声也有私交。何玉珍分别登门拜谒，请他们通过欧阳振声给予帮助。欧阳鸣皋和何维璞对刘少奇为工农奋斗的事迹略有所知，对他突然被捕深感不平，都很同情何宝珍，于是相约去见欧阳振声。欧阳振声学富五车，德高望重，对赵恒惕专横跋扈早有看法，现在又任意捕人，对一个患了肺痨病的人也抓去坐监，觉得有悖于法理，于是慨然允诺，由他出面，联络一些省议员，联名具保，要求释放刘少奇。连省议长都出面了，赵恒惕也不得不仔细掂量了。
与此同时，刘少奇少年时代的朋友洪赓飏，也展开了营救活动。
洪赓飏是宁乡芳储乡洪家大屋人，与炭子冲刘少奇家相距约4公里。洪家世代书香，不幸的是他少年失怙，孀居的母亲便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当洪赓飏刚够读书的年龄，洪母便延聘当地一位最有学问的杨先生在家授课。因刘家与洪家有一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刘少奇的父亲便向洪母请求，希望把孩子送到他家来读书。见刘少奇衣着朴素，举止文雅，与洪赓飏同岁，又极聪睿的样子，洪母欣然同意了。刘少奇就这样寄居在洪家大屋，与洪庚飏一起读书，朝夕相处。后来两人又同时考取县城玉潭高等小学堂。毕业后，两人又同时在长沙求学，一个在明德中学，一个在长郡中学。星期天，两人互有往来。之后，刘少奇在北平、保定等地参加革命活动，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洪庚飏则东渡扶桑，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直至毕业。
关山阻隔，不通音信。1922年秋天，洪庚飏从日本学成归来，在上海与刘少奇不期而遇，可以想见他们是多么高兴！他们说着各自的经历和今后的打算，洪赓飏因要照顾寡居多年的母亲，准备回湖南谋事。共产党那时还处在十分秘密的状态，刘少奇不便对他作过多的宣传，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个人友谊。那些日子，他们相处得十分愉快。
刘少奇与洪赓飏还有更深一层关系。那时，有一位叫袁素的宁乡姑娘，正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上学。袁素早就认识刘少奇，并有往来。现在，洪赓飏到了上海，3个老乡，年龄相仿，他们常常一起聊天。经过几次接触，见洪、袁二位互相有意，刘少奇干脆把话挑明，当了他们的红娘。第二年暑期，他们就在家乡举行了婚礼。
洪赓飏回到湖南，深受当局的赏识。这位留洋归来的学子得到不断的升擢，26岁就做了湖南省禁烟局局长，专掌鸦片税收工作。
省禁烟局设在洪江镇。那时候，大量的鸦片从云南、贵州经湖南运往外地。洪江镇靠近贵州，是那条黑色通道的总关卡。而当局禁烟的唯一手段，就是课以重税，禁烟局每天收入大量白花花的银元，这是省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来源，洪赓飏也就成了赵恒惕的财神爷，其他军政要员对他更是巴结不及。洪赓飏在官场中如沐春风。
这一天，洪赓飏在《大公报》上读到刘少奇被捕的消息，大吃一惊，不敢延挨，连忙从洪江赶回长沙。长沙有他的私人宅第，妻子袁素带着孩子住在这里。刚刚进屋，何宝珍就找上门来了。何宝珍虽是第一次与洪赓飏夫妇见面，但刘少奇多次讲到过他们，因此也不陌生。洪赓飏了解了事情的经过，立即开展了紧张的营救活动。
洪赓飏知道赵恒惕易反易复，脾气捉摸不定，决定先从赵的外围着手。
赵恒惕手下有4个师长，其中叶开鑫和贺耀组都是宁乡人，这两个师的军饷都是由禁烟局直接拨付的，洪赓飏与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洪赓飏的妻子袁素，与赵恒惕、叶开鑫、贺耀组的眷属也多有接触。尤其是叶开鑫的太太爱玩麻将，不时邀集几位官太太开牌局。为了好友刘少奇，洪赓飏夫妇各以不同和方式开展营救。
袁素周旋于赵、叶、贺的公馆，探听消息，寻找机会。洪赓飏则分别宴请叶开鑫和贺耀组。每次宴客，都有社会名流作陪。席间，洪赓飏开门见山地说：“刘少奇是我的同学，书读得好，我们又是亲戚。现在他出了点麻烦，要劳驾师座给个面子，保释他出狱！”贺耀组很痛快，表示愿意帮忙。叶开鑫可就有点拿腔拿势了，说刘少奇的案情重大，赵恒惕不一定会轻易放手。洪赓飏再三求情，叶开鑫就是不松口。
叶开鑫是个关键人物，长沙警备司令又是他昔日的部属，他出不出面，关系极大。平时和叶开鑫交往，洪赓飏知道他有一个癖好，爱收集文物字画。为了营救刘少奇，洪赓飏不得不忍痛割爱。
宁乡洪家自高祖起，高中举人、进士、翰林者多人。官宦人家，自然藏有不少罕世珍品，其中有一幅乾隆皇帝的御笔条幅，洪家视为传家宝。洪赓飏派自己的随从周维宾，连夜赶回乡下，取来这个宝贝。他又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连同这幅御笔，送至叶开鑫公馆。为了加大保险系数，洪赓飏又在银楼打了一套银质餐具，送给了叶开鑫，再一次陈情，请叶出面保释刘少奇！为朋友两肋插刀，洪赓飏在所不惜。
在这同时，刘少奇的胞兄刘云庭也奔走于宁乡与长沙之间。刘云庭曾在湘军中任过相当于营级的军官，又热情仗义，在社会上结交的朋友很多。得知其弟被捕的消息后，他心急如焚，求助于他所认识的上层人士。
一位是宁乡籍的国民党元老周震麟，据说与赵恒惕还有威谊关系。刘云庭每年都要登门请安致意，周震麟对刘云庭很有好感。刘云庭找到周府，老先生一口应承下来，立即拍了一个电报给赵恒惕，还亲笔致函赵恒惕，称刘少奇是他的远亲，请赵高抬贵手，立即放人。他派自己的侄儿周存宜即刻动身去长沙，将这封信直送赵恒惕手上，并且说：“你告诉赵督军，我在等他放人的消息！”
另一位是鲁涤平。鲁涤平是赵恒惕的4个师长之一，也是刘云庭在湘军中的直接上司。鲁涤平对刘云庭的请求没有推托，飞电赵恒惕，恳请赵释放刘少奇。
刘云庭还搬动了长沙县县长姜济寰，宁乡籍省议员朱剑凡、蒋铁铮等一大批知名人士，他们给赵恒惕或写信或致电或登门说项，一致要求释放刘少奇。
全国各地工会和社会团体通电声援，省内又有这么多名流、元老，更有掌握湖南大部分经济实力的洪赓飏，手握重兵的贺耀组、叶开鑫、鲁涤平，还有民意代表欧阳振声议长等人一齐出了面。赵恒惕专横暴戾，也懂得众怒难犯的道理，只须找个台阶下来，他对叶开鑫说：“抓了一个刘少奇，闹得满塘麻蝈叫。我懒得管这件事了，由你去处理。将刘少奇驱逐出境，以后不得再回湖南！”
1926年1月26日，刘少奇终于恢复了自由。为了顾全面子，赵恒惕将一册《四书》，要叶开鑫转交给刘少奇，意思是叫他多读圣贤之书。当时的《工人之路》刊物，讥讽这是“最滑稽”的事情。叶开鑫因收受了洪赓飏和刘云庭的许多财礼，又因为那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也送给刘少奇200块大洋，作为离开湖南的旅费。刘少奇当然不会接收这些东西，出狱后不久，他通过组织，托人如数奉还了。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刘少奇于2月19日到达广州。3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省港各工会的负责人和罢工工人代表共1500余人参加，3月4日出版的《工人之路特号》报道了会议盛况。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邓中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刘少奇同志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被捕的。经过各方努力，各地打电报，才迫使赵恒惕放他出来。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发奋最勇敢的一位战土……”
别有用心的诬陷
宁乡县公安局长霍建国关于处决杨剑雄的信，3天后就送到了刘少奇的办公桌上。刘少奇与杨剑雄是上小学时同学，此后再也没有联系过。1949年11月中旬，他曾接到过杨剑雄一封来信，当时确实太忙，没有即刻作复。没过多久，乡间有亲友来北京看他，刘少奇顺便问起杨剑雄的情形，获知了杨剑雄的种种劣迹后，他就十分警惕了。尤其是杨剑雄在乡间吹牛，说刘少奇在沙被捕，是他向赵恒惕求保，才获得释放，是他救了刘少奇的命。刘少奇就不能再沉默了。有一回洪赓飏的妻子袁素去北京看望刘少奇，刘少奇对袁素说：“杨剑雄逢人便说他救了我的命，哪有这样的事啊！”
却说杨剑雄没有接到刘少奇的回信，曾动身去北京，希望能见到刘少奇。后来“文革”中谢富治的专案组据此认定，刘少奇与杨剑雄解放后还有往来。关于杨剑雄在北京的情形，他本人在狱中亲笔供词说：
一到北京，就去找招待所姓鲁的（同乡）。那姓鲁的说，他作不了主，要政府批准方能住宿。于是回到车站不远的地方，住进一个客栈，想法子见刘副主席。无如我这个站在反动立场的人，找不到门径。我总以为可以住招待所，不花钱。结果客栈很贵，我没带好多钱，无法再留，就不得要领回到了长沙。
这是杨剑雄去北京的真实情况。
其实，刘少奇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对给予过他帮助的朋友从来都没有忘记。他与洪赓飏在长沙握别后，就天各一方，互相没有联系。直到长征之后到达延安，才从湖南来的人那里得悉，洪赓飏早于1928年秋天因生腰痈，病逝于长沙，时年30岁。刘少奇难过极了，写信给洪的妻子和母亲，问候他们的健康，关心他们的近况，信中建议袁素把孩子送来延安学习……眷顾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袁素的孩子还小，中途又多阻隔，没有能去延安。解放后，袁素快50 岁了，住在乡下，生活相当窘迫。刘少奇给袁素写信，说她毕业于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可以去省文教厅请求分配工作。如果不怕吃苦，也可以来北京学习。袁素果然去了北京，刘少奇热情接待了她，并介绍她去华北政治研究院学习。袁素学习结业后，分配去武汉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工作。临行前，袁素去向刘少奇告别，刘少奇设家宴款待。叙谈中，袁素说自己的眼睛不好使了，看书写字都很费劲。刘少奇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一副老花眼镜，让袁素试试。袁素试了一下，正好合用，刘少奇便将这副眼镜送给了袁素。“文革”中，袁素吃了许多苦头，但那副她使用了多年的眼镜还在。袁素于1977年去世，这副眼镜由她的儿子洪克宗保存。1987 年，洪克宗将眼镜献给了宁乡花明楼刘少奇纪念馆。
其他营救过刘少奇的人，如周震麟、贺耀组、周维宾等，解放后都得到刘少奇的尊重。他没有忘记老朋友。
宁乡县公安局霍建国的来信，使刘少奇陷入沉思。杨剑雄畏罪潜逃，现经当地政府缉拿归案，并依法作出了判决，可见他罪不容赦。
当时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现实。1949年12月3日，蒋介石从成都飞往台湾时，召集死硬分子训话，要他们分散潜伏，开展长期的斗争，以图最后完成反共复国戡乱大业。尔后果然匪患成灾。从1950年春天起，全国各地暗杀基层干部的事件层出不穷；还有炸桥梁、割电线、撬铁路、纵火烧仓库等恶性大案。而据各地报告，匪情还有迅速蔓延之势。为了打退敌人的猖狂进攻，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当年7 月21日发布指示：坚决肃清一切公开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
国无纪，民无生，国法大如天。刘少奇与杨剑雄确实有过同学关系，但据宁乡县公安局的公函，杨剑雄罪大恶极，不堪再造，刘少奇亲笔拟就电文：
湖南省宁乡中共县委转公安局霍建国同志：
一月二十六日来函悉。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未发生过任何关系，他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很多人营救，在狱两个月后得以出狱，但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
刘少奇
一月二十九日
这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然而，在共和国最大的冤案中却被说成“杀人灭口”！
1967年4月1日，戚本禹抛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影动片（清宫秘史）》，矛头直指刘少奇。大约只过几天，有几个从北京来的人物，在宁乡县城和花明楼乡，神秘兮兮地找人谈话，做笔录，完了还要按手模。大家开始不清楚他们的真实意图，直到后来才知道，这几个人是谢富治主持的专案组派来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弄一批材料，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在宁乡“杀人灭口”。在调查取证时，只能按照他们的意图写证词。如若不从，就批、就斗、就打！
是年8月10日，谢富治掌管的那个专案组，又派人找来了原洪赓飏的随从周维宾，勒令他只许老实交代问题，不许耍花招。接着提出几个问题要他证实：1.刘少奇在长沙被捕，接受了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背叛了革命；2.洪赓飏充当了刘少奇投降敌人的牵线人等等。
周维宾此时已60多岁了。离开洪赓飏后，他在长沙城南豹子岭开了一爿小煤店为生，解放后随公私合营进入长沙市煤建公司。作为私方从业人员，政治上不灰不白，因此他处处循规蹈矩，小心谨慎。他面对气势汹汹的专案组，不肯出卖自己的良心，据实写道：
我把洪赓飏的信送给叶开鑫姓李的秘书，我送传达室了。我送信到叶开鑫、贺耀组家里。拿了些画，画是洪赓飏家里的，送给叶开鑫了。洪赓飏说要保刘少奇，他是家乡人，是同学，学文（问）又好。这个画是我从宁乡洪赓飏家里拿来的。
保刘少奇我记得请了两次酒，一次在天乐居，第二次在怡园。清酒叶开鑫参加了，一次请上十个人，叶开鑫的李秘书也参加了。
为了这个材料，周维宾挨批挨骂，罚跪喷气式，他都咬紧牙关忍受了。他不能瞎说瞎写。他写的材料有不少错别字，有的地方语句也不通顺，更重要的是不对谢富治专案组的胃口，这个材料当时弃之未用。当真理的阳光穿过厚厚的云层，中央为刘少奇的沉冤昭雪时，周维宾的材料便成了戳穿谎言的重要证据！
90年代初担任过宁乡县政协常委的周石禅，当时专案组要他写材料，证明刘少奇“杀人灭口”，周石禅坚决抵制这种诬陷。专案调查人员就弄一些人来批斗他，打断他三根肋骨。周石禅痛得昏死过去，醒转过来后，他仍然坚持：刘少奇不是杀人灭口，杨剑雄罪该伏法！还有公安局的几位老干部，以及洪赓飏的儿子洪克宗……他们都冒着挨斗挨打的危险，一致抵制那些专案人员指鹿为马的行径。
另一位钟振琪，当年担任杨剑雄案的法庭审判员，后来任公社党委副书记。专案组要他写假证明，他说：杨剑雄被关、县法院判处死刑，省政府审查核准，整个办案过程，刘少奇都不知道，怎么能说他杀人灭口呢？专案组说：这是需要！从上午8时到半夜，3个人围着他轮番威逼。他招架不住，违心地在证明材料上添上“杀人灭口”4个字。他一直为自己的懦怯而忏悔，他说：这是我平生做的最大一件混账事！
然而，谣言终究不是事实，真理的阳光总会驱散笼罩着的乌云。1980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故乡人民当然更不会忘记他，当年从宁乡炭子冲走出去的，是一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付出了毕生精力的伟大革命者！
第二章 悲惨的刘少奇
让刘少奇蒙冤的“剥削有功论”来龙去脉
1949年4月，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代表党中央到天津视察，着力纠正当时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倾向——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解除资本家担心共产党将发动工人对他们的剥削进行清算斗争的疑虑。他在同天津资本家座谈时，曾说过“剥削有功”的话。这曾是高岗用来散布流言；猛烈攻击刘少奇的一发重型炮弹。党内不少同志也曾认为这句话是少奇说“走了火”，“不够妥当”。
但是，历史档案表明，类似“剥削有功”的话，少奇在不同场合先后讲了多次：同年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月19日在北京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8月28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直到1950年1月23日同安子文等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内难民到关外去，要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作为刘少奇这样一个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党中央领导人，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向党的各级干部解说这个道理，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非一时脱口而出的失言。
为弄清历史的是非曲直，话还得从头说起。
进城后的当务之急
1949年初，平津战役胜利已成定局，党中央当即对接管平、津的工作作了部署。决定由彭真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任市长。毛泽东指示平、津两市的接管工作统归华北局负责，并着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先赴北平，担负先遣任务。薄一波回忆说，他赴北平前曾专门到中央请示。毛泽东特别嘱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还要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跟他们保持长期的统一战线；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向薄谈得较多的是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重点是怎样利用私营工商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这些重要思想，都写进了嗣后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诀议。
中国共产党虽然成立于中国现代工业的中心城市上海，它的阶级基础是工业无产阶级，但它终究长期处在农村环境，其成员又多出身于农民小生产者。长期民主革命的斗争，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不能不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这些思想观点和做法，在进入城市以后，自觉不自觉地被带到城市工作中来。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收复山西的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时，就曾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现象，使工业受到很大破坏。收复张家口时，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1947年11月攻克石家庄时，仍发生乱拿东西的现象。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发展到抢私人的财物，还鼓动城市贫民去拿，以至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再就是，进城以后，外地机关纷纷派人前去抢购物资，四乡农民也准备乘势涌进城市抢购。河北的邯郸、河南的焦作、山西的运城都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更为普遍的是，分不清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把打土豪分田地的经验搬到城市，造成对民族工商业的破坏。因此，1948年4月19日，薄一波曾专门为此向中央写了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批注，严肃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吏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凡此种种说明，取得城市以后，能否严格区分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切实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乃是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事业的关键，也是共产党进入城市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此曾有明确指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又说，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工业经济中占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如果认为现在可以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民族资本家的忧虑
1949年的天津，工商业将近有四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北平大大小小的私营工厂也有三万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吃拐、穿的、用的……都靠他们供给。这些私营工业，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但是，天津解，放以后，资本家很恐慌，很消极，准备收场、关门不干了，或准备逃跑。原因是：从天津市军管会、市政府成立一连几个月，没有一个负责人理会资本家——接见他们，找他们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一些领导人认为，如果与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天津日报》天天宣传工人如何好，说到资本家，总是说不好；资本家跟国营公司打交道，不仅不赚钱，反而要赔本。唐山有个启新洋灰公司，解放后与国营贸易公司订了半年合同，收购它生产的洋灰，后来物价上涨，合同订的价格就明显太低，继续执行合同，资本家就得赔本。当地的华兴纱厂也跟国营贸易公司订了八个月的合同；贸易公司供给棉花，华兴将生产出来的纱布卖给贸易公司。后来纱价大涨，但合同价不变，这样贸易公司赚了很多钱，华兴虽未赔本，也没有赚多少钱。而税收部门收税，还得按市场价格收他们的税。又如，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的盐卖不掉，经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说是可以运到山东临清去卖，于是久大公司就把盐运到了临清。临清的国营贸易公司看到来了一个作卖盐生意的，就想办法对付他。结果国营贸易公司把盐的价格一跌，使得资本家的盐卖不出去，舍了本。这些事都弄得天津地区的资本家叫苦不迭。有的工人组织只是教育工人怎样同资本家作斗争，叫工人要弄清谁剥削谁，怎样才能翻身。于是，资本家越来越恐慌。
就在平、津接收后不久，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向中央报告两市的财经情况说，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报告说：“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4月，华北局向中央详细报告了平、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指出：除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也是存在的突出问题。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53起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向工人、干部和资本家阐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认识，消除民族资本家存在的疑惧心理，已经刻不容缓。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去天津视察，就地解决问题。“剥削”的历史辩证说
为了解决好天津当时恢复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刘少奇到达天津以后，除了与干部、工人开会座谈外，专门接见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了解他们的思想顾虑，同他们谈心，摸清他们心里的疙瘩，好“对症下药”。参加座谈的有：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烛尘、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柒卿、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支、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兼天津管辖行经理资耀华、仁立毛呢厂总经理朱继圣、恒源纺织厂董事长兼经理边洁清、寿丰面粉公司经理孙冰如、天津市商会理事长毕鸣岐以及劳笃文、王翰庭等在华北以至全国知名的天津工商界人士，也有一些中小工商业者。座谈中，资本家提出了不少问题：资方工商业者能不能让存在，中共的政策是什么？复工复业原材料不足，政府是否帮助解决？政府对劳资矛盾的基本政策，等等。
谈话中，刘少奇发现他们最关心两个问题：一是，中共中央过去在讲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时，讲了三种经济成分：第一是国营经济；第二是向着合作社道路走的小农经济；第三是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没有大的。李烛尘、宋棐卿说：现在我们不是大的，再过两年发展一下不就大了吗？大了，你们就不要我们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没有我们的份了。也就是说，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天就要把他们搞掉了，就要把他们的工厂没收了。
二是，他们承认自己是资本家，但害怕承认自己是剥削者。周叔弢说：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剥削，但是我也不想当资本家。我只想做到“工业建国”。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由于赚钱，又开了一个华兴纱厂，在大冶开了一个洋灰厂。现在有三个工厂，还准备再开第四个工厂，可是心里感到苦闷。如果我的厂子开得越多，剥削也就越多，剥削的工人也就越多，就成了大资产阶级了，我的罪恶也就更大，清算起来就该枪崩了。
总之，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出路何在。
资本家的顾虑，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注意看中央发布的文件，甚至还看了马列主义的本本。加上天津解放后，宜传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的工作没有跟上，在实际行动上又反映出不少“左”的情绪。这就使他们看不到前途。解开这样一些思想疙瘩，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剥削，无论是对工人、干部还是资本家，都是一个关键问题。
共产党做思想工作的诀窍，就是善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刘少奇正是从这“剥削”二字上做他们的文章的。他说：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尽管你们开工厂有几千几百个股东，但你是代表股东，代表资方的，有义务有责任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一块钱也是剥削。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则是错误的。
为了说清楚这个道理，刘少奇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说起。他说：
剥削不剥削，不是由你们决定，也不由工人决定。“剥削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你不剥削别人，别人就得剥削你，你不剥削也不行，你不被别人剥削也不行，这不是由人的意识决定，而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条件决定的。
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代替了封建主义的剥削方式，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在青年时期是有历史功绩的。资本主义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短时期内，把生产力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可以说是有很大功劳的。
至于现在是不是就应该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那要看是否具备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从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来说，中国共产党有这个力量，可以随时废除掉资本家的剥削，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为使资本家明确私人资本主义在现实中国的地位，刘少奇向他们转述了不久前毛泽东与上海资本家的谈话。上海资本家向毛泽东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他们把自己叫做“产业家”、“工业资本家”。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产业家、资本家在新中国的地位里，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他们问：“那么谁是大哥？”毛泽东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针对当时工人失业、经济凋敝的现状和资本家担心剥削越多罪恶越大的思想，刘少奇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发展的必要性。由此说了现时资本主义剥削不是有“罪”而是有“功”的话。具体说的是：
现在有很多失业工人要求资本家复工，也就是要求你们剥削他们一下。“就是说你收他们做工，给工资，剥削他们，他们倒有工作可做，不失业了。”少奇指着宋棐卿说，你“现在只剥削一千多工人，如果你能剥削两千甚至两万工人那就更好。现在的工人是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剥削他更痛苦。有人剥削他虽然痛苦，但总比较好一点，不会失业，有饭吃（虽然只能吃半饱，但总比没有饭吃好）。”又对周叔弢说：“你能开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工厂对社会更有好处，功劳就越大。”因为，“你们把工厂建立起来，用全力把工厂管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有功劳的。”总之，“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
其实，刘少奇的谈话并未到此止步。他进而对他们说，当然，新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要限制的。如：“公私兼顾”就是限制政策，国家经济要照顾私人经济，私人经济也要照顾国家经济；“劳资两利”也是限制政策，照顾到发展私人资本，同时不能不照顾到工人的生活；税收政策，也是一种限制。至于搞社会主义，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妨碍将来搞社会主义；相反，在有了更多的私人资本主义以后，实行社会主义就会更快一些。
资本家最害怕社会主义。他们问：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不搞？少奇说，社会主义一定要搞。不搞不行，这是肯定了的。
他们接着问：怎么样搞法？刘少奇回答说，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说，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打倒资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将来中国搞社会主义，可以不革你们的命，可以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用和平的办法走到社会主义。
他们又问，具体怎么个搞法？刘少奇说：那很难讲，那是十年十几年后的事情。一定要具体讲，那我举宋棐卿先生为例，他工厂管理得很好。20年后，他已发展到8个工厂。我们搞社会主义，就要把这8个工厂收归国有，由国家来办。只要你不反动，这8个工厂还叫你当厂长。因为你工厂管得好，很能干，国家还可以再给你管8个工厂，让你管16个厂子，那时候，你的薪水还要增加。你干不干？宋高兴地说：我为什么不干呢y刘少奇说：“这就叫和平转变。”
可见，剥削在历史上的作用，由进步到反动是一个发展过程；绝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抽象地反对一切剥削；在1949年的中国强调要欢迎剥削，正是为了创造最后和平地消灭剥削所必需的前提和条件。这才是刘少奇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的全部内容，也是他对于剥削的历史辩证解说。高岗抓住“剥削有功”一词对刘少奇大加鞑伐，完全是一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阴谋伎俩。
经过刘少奇一番有针对性的、耐心的教育和开导，尤其是他对资本主义剥削所作的精辟入微的辩证解说，使在座资本家，b里的一块沉重石头落了地。他们不无兴奋地说：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他们中不少人感到，长期怀抱的实业建国的大志，终于有了可以实现的机会，因而纷纷筹划恢复生产，扩大生产，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兴办实业的积极性。宋棐卿可谓是其中的一个代表。1949年4月30日，宋致信刘少奇称：
阁下惠临训话（注：4月21日，刘少奇参观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毛纺织厂，并对职工代表讲话，阐明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以及社会发展规律和前途）后，全厂职工对于政府之工业政策有了新的了解及新的希望与新生命，至为愉快，因此已决定每人皆尽最大之努力以完成此伟大为人群服务之使命，而副政府及阁下关垂训示之至意。今将敝厂决定发展之计划奉陈如后：
一、敝麻厂决于最近期内加开夜班。
二、敝毛厂决再添购原毛增加生产。
三、敝化学厂虽已停工将近一年，今已计划即行开工。
四、敝公司并正筹划再开设麻袋第二厂，以增加生产。
以上各项知关廑注，谨先将此概要奉闻，以后进行至何程度，亦必随时报告，聆受指导也。
宋柒卿的信，如实地反映了刘少奇在天津向资本家作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辩证解说的确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唯一没举手的人是谁
提起陈少敏，知道的人并不多，但要是提起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刘少奇与陈少敏有什么牵连呢？
一、陈少敏是唯一一位没有举手同意 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人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负责人、军队的代表及红卫兵领袖计132人。会议有一个议程，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会上最后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当时的表决方式是举手，有131人都举手表示赞成这个提案，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这个人就是陈少敏。
有人说时事造英雄，战争年代，枪林弹雨，多少英雄前赴后继，英雄辈出，陈少敏就是战争年代英雄中的一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上，她是一员杰出的女将，中原解放区的开拓者之一。毛泽东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洪流”滚滚，却没有将当年铮铮铁骨的陈少敏造就成英雄。晚年的陈少敏尽管年老体弱，但还是保持一身铮铮铁骨，一身正气，令中国的男人们汗颜。当人们说起刘少奇冤案时，胡耀邦曾激动地说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说她当时不投这一票是“相当了不起的，具有很大的勇气”，胡耀邦提到的陈大姐，就是陈少敏。
事后有人记载，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当代表们齐刷刷的手臂举起来表示通过时，只有陈少敏趴在桌上，用庄严的右手捂住左胸，用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第二天当套红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大报都刊登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全国的宣传机器宣传“一致通过”的时候，就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有一位像农村老太太打扮的老战士，用手中的拐杖敲着地，对来探望她的老同志说：“一致个屁，我就没有举手！”她就是陈少敏。
当时，陈少敏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还是周总理点的将。在那个寒冷的北风袭击着京城，陈少敏是带着病拄着拐棍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她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关节炎、肾脏严重下垂，腿脚已经很不利落。按照医生的“判决”，她已是病入膏肓了。那年她才66岁。
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气氛，是不容许人们有不同意见的。也许，此时的陈少敏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快70的人了，他们还会把自己怎么样？也许，是她“心底无私天地宽”，把一生交给了共产主义事业，来去无牵挂，所以才敢有如此举动。事后人们说：也只有她，才敢不举手。
当年大红大紫的康生阴沉着脸找到陈少敏问：“你为什么不举手？”同康生打交道，已经是多少年的事情了。全会期间，他们也曾有交锋。陈少敏对身居高位的他并不惧怕。她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声音虽然不高，却足以令人震撼了。陈少敏，一个瘦弱女子，面对淫威，在真理、良知与个人权力、利益发生冲突时，她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选择了真理与良知。
康生一伙人说陈少敏：“你这个人，连乡下老太婆的觉悟都没有哩！农村老太婆的觉悟都比你高！”
而熟悉陈少敏的人都说：“大姐之所以在中央全会上敢投反对票，是由她的政治责任感、她的党性以及她独特的个性所决定的。”
有人认为：陈少敏敢讲真话，是因为她资格老，没有人敢惹她。
有人则认为：她没有家庭、没有儿女，一切都无所谓……
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够全面。熟悉她的人都说，她之所以那么做，是由于她的责任感、她的党性以及她的独特的个性决定的。只要了解了她的历史，就会觉得她那么做是很自然的。
搞党史的人都知道，陈少敏是我们党内长期负责一个地区全面工作的女领导干部之一（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属凤毛麟角）。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仅有3位女委员，她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位是邓颖超和蔡畅。
二、陈少敏没有丈夫没有儿女 却有母爱柔情
陈少敏没有丈夫、没有儿女，但她却有母爱柔情，有一腔正义的热血。
陈少敏1902年出生在山东寿光县孙家集镇范于村。她原名孙肇修，参加革命后才改名叫陈少敏。
陈少敏父亲曾于辛亥革命时从军当过连长，回乡后一边租田耕种，一边教小学。陈少敏自小就随父读书，后来被送到教会学校，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学知识。13岁时，为解决家境困难，曾独自到青岛日本纱厂当过半年童工。19岁时，家乡遇灾荒，父兄等因病饿死，陈少敏又步行250公里到青岛再当女工。过了两年牛马般的苦工生活后，陈少敏于1923年加入了邓恩铭等人组织的秘密工会，因参加罢工被厂方开除，又到潍坊进入美国人开办的文美女中读书，于1927年在校内秘密参加了共青团。1928年，她转为共产党员，并奉派返回青岛领导工人运动。此时，陈少敏只有20多岁，却因老成持重被同志普遍称为“陈大姐”。
陈少敏不是终生未嫁，也不是人们传说的花木兰式的人物。陈少敏第一任丈夫叫任国桢。任国桢是我党早期的革命领袖之一，1898年12月23日生于辽宁丹东，原名任鸿锡，曾用名任国藩。1918年入北京大学俄文系预科。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起，任中共奉天支部书记、哈尔滨《东北早报》编辑。1928年9月，任中共哈尔滨县委书记、市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候补常委等。同年底赴上海，进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1930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因出现叛徒连遭破坏，几位主要领导人均被捕，省委机关也由济南转移到青岛，故中共中央派任国桢到山东，任临时省委书记，着手恢复党的组织。3月中旬，任国桢到达青岛后，首先要租间房子，作为省委秘密办公机关。但当时招贴租房启事都写着“没眷属不租”的字样，当时尚未结婚的任国桢，自然没有眷属，房子也就租不成了。为了能租到房子，更是为了掩护新来的省委书记，组织上便派陈少敏到任国桢身边，假扮夫妻，协助工作。陈少敏当时在打蛋厂当工人，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陪着任国桢外出从事秘密活动。后来这一对革命的假夫妻就成了真伴侣。任国桢和妻子陈少敏的家在青岛陵阳路，他们的家就是山东省委的办公地址。中共山东省委成立的时候，正逢青岛人力车行的工人因车行把租车费一提再提，工人无法生活，1000多工人罢工到市政府去请愿。为了深入车行了解情况，正确领导车行工人的罢工运动，省委书记任国桢化装成人力车工人，租了一辆人力车，到车站、码头去接触人力车夫。任国桢因揽客不在行，头一天拉着空车跑了一天，没拉到一个客人。
任国桢怕总拉不着客引起特务的怀疑，晚上便与陈少敏商量：“不拉客就无法接触人力车夫，光拉空车又会引起特务的怀疑，明天你坐车我拉车，结婚时你连轿都没坐上，这回给你补上。”说着，两人都笑了。
第二天，省委书记真的拉着自己的妻子，混在人力车中东跑西跑，借机向人力车工人了解情况。任国桢因身体不好，没跑多长时间，便累得满身大汗，衣服都湿透了。陈少敏坐在车上心疼，几次要下车拉任国桢，刚要下车，任国桢便严肃地说：“这是工作，不是在家！你要像坐车的，老老实实坐在上头。”陈少敏只好坐在车上不动，心里却急得很，怕累坏了丈夫。
很快，山东党的组织就得到了恢复。任国桢到山东不到一年，又出了叛徒。1930年，陈少敏和任国桢一同调往北平。这时，陈少敏已怀有身孕，因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极度困难，靠在街头巷尾给人洗补衣服、打零工度日。1930年12月，任国桢被中共北方局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河北省委委员。一个北平市委书记的夫人却过着这样艰苦的生活。
1931年春任国桢被调到天津工作，同年9月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10月9日，他以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身份到山西工作。21日由于叛徒出卖，于山西特委秘书处（太原市典膳所8号）被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和叛徒的无耻指证下，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于1931年11月13日被阎锡山杀害，年仅33岁。
任国桢牺牲时因陈少敏有孕在身，一直对她保密，女儿生下来以后才告诉她，她当时很悲痛，她带着孩子怎么工作，于是她带着8个月的女儿回老家，交给她母亲，她又回到天津一带，继续干工作。结果，过了七八个月家里来信说，她女儿一岁半时得麻疹夭折。1931年到1932年之间，陈少敏忍受了丧夫失女的悲痛，坚持跟着党走，为党做工作，革命意志丝毫不动摇。陈少敏有始至终没有忘记任国桢，直到晚年，陈少敏还把任国桢的照片挂在卧室内，让他的照片陪伴自己每一天，从心底里想念他。
任国桢牺牲后，1932年陈少敏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妇女部部长。同年10月被捕，1933年1月获释。3月调任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部长。1934年1月在天津负责主办中共河北省委的刊物《实话报》。9月以河北省委妇女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到冀鲁豫和冀南特委帮助开展妇女工作。1935年5月任中共冀鲁豫特委组织部部长，后任特委副书记。
三、陈少敏履历
1937年，陈少敏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同班的原湘鄂赣省委书记涂正坤的妻子在长征途中遇敌人包围生死不明，二人在经历相似的情况下有了感情，结了婚。不久，涂正坤的前妻突然来信，说自己从敌人大屠杀的死人堆里爬了出来。涂正坤接到消息后感到很为难，已经跟陈少敏结婚了，陈大姐人这么好，大家都知道，现在自己原配妻子又有消息了，涂正坤处在两难的地步，不知怎么处理。这时的陈少敏虽然爱着涂正坤，但她是党的高级干部，历来处理问题顾全大局，就跟涂正坤讲：“老涂，咱俩赶快分手，你呀回到你妻子那边去。我们俩夫妻做不成，还是革命同志嘛。”涂正坤还有点拿不定主意，她就说他：“你不要搞错呀，我不是在情人怀抱长大的人，我是在党的怀抱长大的，我能承担这个压力，没关系的，不能因为我破坏了你们原先的夫妻。”说话办事雷厉风行的陈少敏三言两语就将涂正坤的顾虑打消了。当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回到集体宿舍后，看到涂正坤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陈少敏再也忍不住的眼泪才夺眶而出。
1939年6月12日下午3时许，驻平江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杨森所部策划反共事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涂正坤在这次惨案中壮烈牺牲，时年42岁。
经过两次婚姻经历，尽管陈少敏身居要职，身边不乏有上级、下级及追求她的同事，但她一直没找到称心的伴侣，直至病世。
从陈少敏简单的简历中，我们也能看到她成长的足迹：
1937年11月，陈少敏离开延安到南昌，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和团结广大妇女奋起抗日，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1938年5月调任中共河南省洛阳特委书记，7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同李先念率领小部队，先后到达鄂中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任中共鄂中区委书记兼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政治委员。
1940年1月改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书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她任副政治委员。
1943年1月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为建立豫鄂边区敌后党的组织、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斗争，做出了很大成绩。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
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0月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部长。
1946年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部长（中原局常委）时，国民党反动派调集30万军队，将中原部队6万人包围在鄂东宣化店地区。中原局根据中央决定分三路突围。当时队伍里有2000多名地方干部，她提出“沿途化装，疏散不直接参加作战的干部，以减轻部队的压力”这一关键性措施，保存了一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
1949年6月调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纺织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1954年12月和1959年4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1965年1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77年12月14日因病于北京逝世。
刘少奇1963年访问柬埔寨 台湾当局密谋刺杀
1963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柬埔寨。台湾当局策划了试图谋杀刘少奇的惊天大案，在中国安全部门、柬埔寨政府与爱国华侨的鼎力合作下，及时粉碎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的谋杀计划，确保了刘少奇出访柬埔寨的人身安全。
台特密谋刺杀计划
新中国诞生初期，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为打破困局，中国政府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
1960年5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柬埔寨，受到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人民的热烈欢迎。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看到中柬友好，断定中国最高领导人肯定要再访金边，因此密切关注北京的动向。1961年9月，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得到情报，说“台湾情报局”已探知刘少奇主席可能在1963年率中国代表团出访柬埔寨等国。10月，台湾即派上校特务张霈芝到南越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第三工作指挥站，布置暗害刘少奇的国际谋杀案。
在南越第三工作指挥站的策划下，1962年2月1日，台湾特务在柬埔寨首都建立金边组，组长为张霈芝，农稔祥为副组长，成员除张氏等四人由台湾赴柬埔寨外，还在柬埔寨陆续发展和收买了一支40多人的秘密特务组织。
当时有一个叫肖华的华侨，原籍广东东莞，祖居越南，因谋生而流浪于越南与柬埔寨之间。1957年吴庭艳统治南越时，为了搜罗炮灰，强迫他加入了越南国籍。肖华因害怕服兵役，全家偷渡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市，与哥哥合作开设了一家平民照相馆。
肖华与“华侨”许湛认识多年。许氏表面上以基建小包工为职业，在金边华侨社团中接触面广，关系复杂。农稔祥通过许湛多次拉拢肖华参加特务组织，肖华在我国安全部门同志的授意下，“同意”加入该组织，从而打入敌人内部。农稔祥报请上级批准，在金边郊区一所小屋中对肖华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特务训练。
台湾当局经过比较，将刺杀地点选在了柬埔寨。这是因为：一、柬埔寨内部不稳，反共亲美势力强大。二、西贡有台湾的“大使馆”，距离金边较近，有利于运送暗杀器材和台特的进进出出。三、台湾在金边的特务多，很多部门有内线。
从1961年10月到1963年，台湾特务通过南越政府驻柬埔寨代表处以“外交邮袋”方式，从西贡往金边偷运暗杀器材，包括炸药、雷管、定时器、燃烧弹、手榴弹、消音枪支等。
截获10封台特“密信”
1963年4月中旬，刘少奇开始到印尼访问。中国安全部门发现，台湾的特务在东南亚、印尼活动频繁，国家安全部门确定“台湾情报局”一定会搞暗杀活动，但具体的方式和方法还不清楚。为准确地搞清敌人的阴谋，中央安全领导小组决定临时抽调调查部袁庚、国务院侨委吴济生和公安部杨世瑞等人组成先遣小组，赶赴柬埔寨，负责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的安全保卫工作。
4月11日，特务陈海通在边界神秘地交给肖华一个装着两支雷管的厚纸盒，伪称“无线电零件”，叫肖华带给农稔祥。肖华真以为是“无线电零件”，随意带走，并不慎丢掉一支。农稔祥埋怨肖华做事太不小心，肖华随意地回答：“电器零件能值多少钱……”16日，肖华向陈扬等人汇报此事。在场的袁庚富有经验，指出这两支铜管不是什么无线电配件，而是美制军用电导火雷管。袁庚等人判断：“敌人已准备有所行动了！”
袁庚决定与P021（情报员代码）见面，并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肖华为敌特农稔祥带给台湾当局的信从12日至17日共积压了9封，存在越柬边界的秘密交通站，原因是西贡交通站一连多天没有派人来取。农稔祥要肖华19日再去边界联系，并且再次交给他一封急信。
袁庚等人估计这10封信关系重大，因为这些信都是农稔祥11日收到雷管后连续发出的，信中必然涉及“剌杀案”的具体部署。在袁庚、陈扬的布置下，肖华等人很快取回了那10封信。
打开信件一看，除两封是台湾特务来信的原件照转外，其余8封，字大、行疏、纸皱，根据这三大特点，袁庚肯定信中有密。他最感焦虑的是信件能否迅速破译，肖华在这期间能否不暴露。袁庚当即特急报请国内指示简易显影办法，同时立即分头向市面药房和爱国华侨医院购买或借用紫外灯。
我方向柬王室通报有关台特阴谋的情报后，西哈努克大吃一惊，鉴于敌情严重，他建议中国方面考虑延期访问。主人没有信心，我方也没有把握，但推迟访问事关重大，不仅会中敌特诡计，并且会引起国际上的各种猜测。
这时，台特的10封密信仍无法破译。大家心急如焚。
当王幼平和公安部凌云局长乘坐专机抵达昆明时，刘少奇刚刚结束对缅甸的访问，在这里休息。凌云向刘少奇等人汇报，在座的有副总理兼外长陈毅等。情况并不明朗，大家都很担心。刘少奇听了汇报，斩钉截铁地说：敌人不让我去，我偏要去。
粉碎全部暗杀阴谋
4月25日下午，公安部派遣破解密信的专家姚良骏经缅甸辗转抵达金边，立即展开工作，并带了必要的器材。大家一直凝神屏息在紫外灯前至翌日凌晨3时，当紫外灯下显出剌杀刘少奇的有关坑道情况、大致地段、凶手姓名时，紧张和兴奋同时涌来。
台湾特务信件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下手的地点在飞机场到柬埔寨王宫的路上，特务在大路边有房子，就从那里挖坑道至路底下，埋上炸药，按动电钮就会爆炸，信上有详细的地形图。二是参加行动的特务名单有20多人，这些人中有柬埔寨人，有在柬埔寨的越南人，也有台湾人。信中提出，如果成功了它是请赏的名单，如果牺牲了就是抚恤的名单。三是“金边组”向台湾请示，如果西哈努克亲王同刘少奇主席在一辆汽车上，炸不炸？西贡“三站”给“金边组”的回复密信显示：“西哈努克、王后与刘少奇同车，无须顾忌，坚决炸毁。”
根据密信提供的线索，当务之急是迅速侦察出坑道的准确位置，并找到执行凶手陈德安、张达昌。为此，袁庚率领两位会说柬语的留学生，化装成华侨到机场路侦察。陈扬则布置侨干们查询陈德安的下落。安保小组紧急进行外交交涉。柬方领导眼看刘少奇主席访问日期迫在眉睫，于是下决心宣布：从28日起戒严，金边市民只准出市不准入市。柬方保安委员会还根据西哈努克的指令，制订了周密计划，决定28日夜采取第一个大行动。
根据密信的交代，执行爆破的特务的任务是在刘少奇和西哈努克的汽车经过时，按动电钮进行爆破暗杀。台湾特务机关给他们的命令是：“切实了解刘少奇座车行列位置，不论车上有无西哈努克，均应断然执行。”台湾特务机关的命令强调：坑道爆炸不成，要立即执行第二方案，刘少奇游览市区时，投掷手榴弹。
其实早在4月中旬，我方知道敌特有暗杀阴谋后，曾派人在香港与台湾特务廖时亮见面，一是争取他，二是采取敲山震虎的办法，当面对他进行警告、威胁，争取打掉“刺杀案”。廖时亮是1939年进入国民党军统局的老牌特务，1949年10月在衡宝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同年底逃至香港并转赴台湾，1955年被派驻西贡“大使馆”，公开身份是“外交官”，实际上是情报站站长、“刺杀案”的直接指挥者。
4月23日，廖时亮在启德机场猛然见到昔日同乡、老同学、“把兄弟”罗玉文（罗炯林），感到意外和震惊。当得知罗为他带信而来，廖时亮意识到情况严重，读完信如雷轰顶，“刺杀案”已被大陆发觉！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搪塞地对罗玉文说：“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不能保证别的方面的行动。我对台湾无所留恋，对共产党我也不能一下相信。此事我会考虑，没有得到可靠保证，我不能答应什么。”
事实证明，廖时亮贼心不改，除了挖坑道炸车外，他还策划了第二套方案。就是当西哈努克陪同刘少奇在湄公河河畔观看龙舟比赛时用消音步枪进行射杀。这第二套方案极为秘密，由廖时亮一人策划，事前只有叶翔之一人知道。
廖时亮单独与“金边组”特务武文寿联系，让武文寿把装有三支折叠式消音步枪的箱子交给朱兆明。朱兆明是打入爱国华侨内部的台湾奸细，以与柬埔寨爱国华侨叶无极的女儿叶瑞美谈恋爱为名，在爱国华侨中打探刘少奇访柬的情报。
4月28日，朱兆明在柬越边境亲自将自己密写的“枪击计划”上报“三站”。说来也巧，接收此信的正是我方特工G105。而那天，我方的沈树阳局长正好早一步来到边境与G105接头。
朱兆明的密信被紧急送往使馆，被姚良骏破译，只见朱兆明写道：“我沿着刘少奇访问的路线勘察后，因防备甚严，只好将消音步枪埋伏在渡口，湄公河观礼台的对岸，待机将刘和西哈努克击毙。”王幼平看完抄件后说：“我看，赶快递交给王国政府，要求提前逮捕朱兆明。”4月28日深夜，十几名柬埔寨警察持枪冲进朱兆明家。当时朱正同武文寿密谋将枪支转交给一个叫阿阮的杀手，结果朱、武同时被捕。
柬方警察局逮捕了张霈芝和农稔祥等46人，其中还有一个南越人，一个印度人。警察局从农稔祥家中搜出一瓶农药（拟在国宴中作毒杀刘少奇之用），在花盆底下搜出两颗MK2炸弹及一套定时炸弹计爆器。接着又粉碎了台湾特务南越第三指挥站企图运进30磅C4炸药的阴谋。“刺杀案”至此彻底告破。
这时，距刘少奇访柬只剩下48小时。
第三章 往事不堪回首
1959年4月18日 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 十年后蒙冤逝世
1959年4月1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李先念、彭真也相应作了报告。大会批准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会议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决议》。代表们完全同意国务院关于平定西藏叛乱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会议通过了《关于撤销司法部、监察部的决议》。
会议同意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提议，选出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lssjt.cn）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根据刘少奇的提名，决定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大会还选出谢觉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李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岁月
1959年4月18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隔6年，三届人大召开，他又连任国家主席，直至1969年11月12日，他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10年岁月，10年风雨，共和国经历了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命途多舛的岁月，他正是在如此艰难而困惑的年代中，履行共和国国家元首的职责。
受命于困难时期
他甚至提出，当前的反倾向性错误中，“‘左’和右哪一个是主要方向？”北戴河会议后所出现的乱子，“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是不是‘左’倾冒险主义？”他认为，就一定意义而言，‘左’比右的危害性更大。所以，就是在彭德怀问题已成定论，并将为之作决议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他还想在决议上加上一段反“左”的话。
早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向参加会议的外国代表透露这样的信息，自己打算辞去主席职务，担任名誉主席。第二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谈起自己将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1958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一再请求，同意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同时，向二届人大推荐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时，“大跃进”、人民公社方兴未艾，如日中天，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成灾，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农业生产下降，粮食供应严重不足，棉、纱、布、糖等日用品，出现从未有过的短缺现象；基本建设发展过快，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直接后果，使农村大批青壮年流入城市，农业劳动力陡然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到1960年底，财政赤字高达81.8亿元。
面对如此多的困难，新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只是感到肩头的担子更重了。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二届人大传出他担任国家主席的消息，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在他驱车回家时，他们列队欢迎，以表示祝贺的心情。可是，没想到，他的脸上竟没有挂出一丝笑容，只见他什么话也没说，一回到家就一头扎进他的办公室，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眉头紧皱，一直陷入长长的沉思之中。
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大跃进”所出现的偏差，承认北戴河会议所定的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是“夸了海口”，并提出要降低指标，“压缩空气”，开始纠正“大跃进”所凸显出来的纰漏，即通常所说的“左”倾错误。可是，由于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所有的努力也只是“隔靴搔痒”，浮夸风和高指标继续流行。二届人大所定的钢和粮食的计划指标，依然居高不下。刘少奇对这个高指标，就有保留意见。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继续贯彻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调整国民经济指标，确定1959年下半年和今后4年的经济工作任务。7月2日至15日，即所谓庐山会议前期，与会者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对以上议题畅所欲言，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摆情况，提意见，白天开会，晚上看戏，会议气氛轻松愉快，故而与会者称之为“神仙会”。
刘少奇在参加华南、华中组讨论时，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大跃进”中“出现了这么多乱子，是破坏性的”，是碰了钉子。碰了钉子，知道转弯儿，这是真正的聪明人。怎样转好这个弯子呢？他认为那就是要做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他说，这个综合平衡，你不管它，它要管你；它不向你让步，你要向它让步。国民经济的发展只能是波浪式前进，而不是直线上升，不能要求每一年都是同样速度的“大跃进”，还要准备出现马鞍形的可能。应该说，这样的见解颇有前瞻性，是很有见地的。
这一见解，他本打算更深入地阐述，可是，以7月16日为转折点，发动对彭德怀等的批判斗争，庐山会议的气氛霎时紧张起来，与会者大都三缄其口，再也不敢评说“大跃进”中的是非短长，唯恐沾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
刘少奇倒没有十分在意，也就是毛泽东批复“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当天，他还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总结经验教训，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经验都要讲够。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指标和干劲有关系，但是两回事。低了不一定泄气，高指标不一定鼓劲儿。他甚至提出，当前的反倾向性错误中，“‘左’和右哪一个是主要方向？”北戴河会议后所出现的乱子，“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是不是‘左’倾冒险主义？”他认为，就一定意义而言，‘左’比右的危害性更大。所以，就是在彭德怀问题已成定论，并将为之作决议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他还想在决议上加上一段反“左”的话。
庐山会议的风向整个转变了，成为口径一致的反右。此时，他虽然也不得不批判彭德怀，不得不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但是，他不赞成把所谓反右倾向更大范围发展，而主张将批彭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他坚持认为，彭德怀信中所提的问题，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所以，尽管庐山会议后，全党已形成主流的反右倾思潮，他在国务院汇报195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时，仍然赞成降低指标，并提出这样的疑问：“现在不提反‘左’，恰当不恰当？”时隔不久，他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对庐山会议没有就反“左”问题，得出相应的经验教训而深自感叹：
本来，去年庐山会议头一个阶段就想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指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作者注）的，想总结一下，得到教训，使以后这些事情减少一些，后来彭德怀问题一出来，这些问题丢到后边去了，庐山会议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庐山会议提出这些问题，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训的，而有些同志，我看是没有得到教训，或者得到教训很少。
痛心的家乡之行
在大姐家，刘振德和女儿鲁新秀不遮不掩，告诉他每天的粮食定量，刘振德一天定量7两（16两1斤制——作者注），鲁新秀一天定量半斤。鲁新秀告诉舅舅，因为吃不饱，很多人只有用米糠充饥，她说：“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刘振德干脆抱怨起来，“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哟！”
庐山会议后，经济继续过热，毛泽东开始警觉起来，多次提出要“降温”，在做计划时，“留有余地可以多一点”。毛泽东也承认自己“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对形势的转变起了极大的作用。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1年3月14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
广州会议后，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及工作人员，乘着两辆越野吉普车，从长沙出发，开始他的长达44天的湖南乡村调查。越野车一前一后，时行时止，他不时地走下车，来到田间地头，怎么也看不到报纸上所宣传的红旗招展、人潮如海的景象，映入眼帘的竟是死水般的沉寂。离开家乡已经41年了，他本应有游子归乡的喜悦，可是，此刻的心头却如铅一般的沉重。他信步走到田间，搓开一堆人粪，蹲下身瞅了瞅，从未舒展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低沉地对身边的秘书说：“你们看，这里面都是粗纤维，分明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缘故，看来，种粮的农民吃饭都已经成了问题。”
这次调查，按照临行的构想，主要是搞清这样的问题：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如粮食政策、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已经实行的政策够不够；根据发现的新问题，提出新政策。他调查的第一站是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在这里一住就是18天。刚来时，干部群众由于经历了过火的斗争，人人都噤若寒蝉，不敢说真话。他对此尤为感慨，说：“我身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想了解点真实情况还这么难，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责难，想同普通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可见了解真实情况不只是开个座谈会、听听汇报就能办到的。”
他走家串户，查看山林水塘，找干部群众谈心，问长问短，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同时也给他们透底交心，他说：“讲话随便讲，有什么讲什么，讲错了也不要紧。解放思想，不要有什么顾虑，讲错了，也不戴帽子，也不批评，也不辩论。看事情怎么办好，总而言之，想法子把事情办好，你也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对多数都好才行嘛！”他以真诚换来了群众的信任，群众消除了顾虑和抵触情绪，个个都愿意找他谈心，以至于在会上，连母猪不下崽、鸡婆不生蛋类的家长里短，都议论得沸沸扬扬。“大跃进”中最敏感的问题，莫过于公共食堂，群众议论中，最烦心的也莫过于公共食堂。刘少奇对此直言不讳，认为“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说着，他还扳着手指数起来，大办食堂有四大缺点：动用过多劳力种菜、砍柴；集中吃住，不利生产；大办食堂，肥料减少；食堂专烧硬柴，毁坏山林。他知道食堂问题已是关乎民生的焦点，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态度：
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大家扯平，都一样，这不利。平均主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在中央调查组来湖南向他汇报时，他明确表示，在办食堂的问题上，“我们同农民群众有尖锐的矛盾”，“如果还不表示态度，农民就要自己散了，那就被动了。”
就要离开天华大队了，对这里的干部总得提点希望，他认为天华大队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带有普遍性，那就是缺乏民主作风，压制不同意见。他叮嘱这里的干部：“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你们要主动安排这些事。一个70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现在是不是真的睡醒了呀？”
离开天华大队，5月3日，刘少奇驱车来到阔别40年的故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这个大队有15个生产队，不到700人，一个劳动力一年才分得50元，有五分之一的人欠债。由于大办食堂，村里看不到一只鸡一头猪，原先茂密的林山，也被砍成光秃秃的瘌痢山。就是这样一个贫困的大队竟然也要搞什么“十大建筑”，放弃良田和鱼塘，还将45户农民的房屋拆掉，并把10多户农屋占为公用，说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切他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回家几天，他虽然找了一些人，也了解了一些情况，但是，与干部群众接触的面毕竟有限。于是，他在自家老屋里，邀来农民和干部座谈。看着面黄肌瘦的乡亲父老，他动情地说：“我将近40年没有回过家了，我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很活跃，他不时地询问，也不时地插话。他让乡亲们与1957年比比看，是不是“生活更困难？生产比以前是降低了！是这样，就承认这个现实”。在谈到食堂时，他的态度更为恳切和坚定，“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
座谈会开了半天了，大家意犹未尽，散会前，他一再要求乡亲们常去北京，向他反映真实的情况，他说：“为了大家的事情，可以到北京来，我出路费。一个是请你们来，一个是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来，可以来。住房、吃饭我出钱，不要为办个人的私事来。”
回北京前，他步行去距此不远的赵家冲，看望大姐刘振德。途中乡亲们看见了，尾随和簇拥着他，边走边聊，他又掌握了许多乡情民瘼。在大姐家，刘振德和女儿鲁新秀不遮不掩，告诉他每天的粮食定量，刘振德一天定量7两（16两1斤制——作者注），鲁新秀一天定量半斤。鲁新秀告诉舅舅，因为吃不饱，很多人只有用米糠充饥，她说：“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刘振德干脆抱怨起来，“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哟！”
家乡之行，给了他许多感性的体悟，“左”倾错误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而直接的受害者，则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乡之行，刻骨铭心。农民的衣食温饱，他已感同身受，有着真实的切肤之痛，这种情感的刺激，使他发自肺腑地喟叹：“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是该回头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大胆的经济改革
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
回到北京，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大胆提出很多人避之都唯恐不及的问题：反“左”。他说：“郑州会议以后，在农村实际是反‘左’的，庐山会议前一段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提出口号。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大家可以考虑。”显而易见，他有意将反“左”作为口号在全党形成共识，以避免再犯急躁盲动错误。
他不赞成把问题都归结为天灾所致，而赞成湖南农民的话，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人祸”就是“共产风”、瞎指挥、高指标。对于那些仍把工作的缺点错误，说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他批评道：“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他对“左”倾错误造成的苦果，已是痛心疾首，以至于在讲话中多次触及这一敏感话题，他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他的警觉之言，已全然忘记了忌讳，须知路线错误非同一般，在党的历史上，凡是犯了路线错误的，是没有不下台的。
这些话在高层干部中引起震荡和反响，大家都开始直面“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和困难。毛泽东在会上提出，3年来违背客观规律，受到大的惩罚，那就是：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他肯定了刘少奇的调查研究成果，并且说：我也要向少奇同志学习，亲自去做调查。
北京会议后，也就是1961年7月，他又带领调查组，来到东北、内蒙古大小兴安岭，调查林业生产的情况。在小兴安岭林场，他仰头望着一棵棵参天的树木，担忧地说：“百年之后，这里还能不能有这参天的红松呵？我们这一代把它采光了，下一代怎么办？不但要后继有人，而且要后继有林啊！”“我们国家的森林资源相对而言并不丰富，如果这些森林被我们采伐光了，不仅后代没有木材用，而且还改变了生态平衡，到那时，历史会无情地审判我们这些败家子的，我们造下的孽，惩罚的恶果会让我们的后代去承担的。”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与会者达7118人，故又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报告，本来他有一个书面稿，并由中央政治局传阅通过，会上的讲话是临时决定的。毛泽东建议他：“你还要讲什么，愿意讲什么，解释什么，就讲嘛！请你根据报告的精神在大会上放开讲一讲。”他对这几年的问题可谓是烂熟于胸，而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更感到是迫在眉睫，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正是这种情绪的激励，他的讲话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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