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友良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试读：
作者简介
何友良 男，1953年生，江西高安人，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毕业。现为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先后独立承担2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独著《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江西通史·民国卷》，合著《中国苏区史》、《中央苏区史略》等。在《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人民日报》等发表论文100多篇。获得全省社科、全国党史部门优秀成果奖等20多次，是江西省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的学者。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1年3月[1]
苏区史研究的视野扩展、方法运用与未来发展
（代前言）中国苏维埃革命史（以下简称“苏区史”），是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历[2]史内容。近30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苏区史的研究，呈现不断深入的总体态势。其基本特点是，苏区史研究虽然在海内外的学术关注上，经历了由热到冷的逐渐变化（这种变化应当说是正常的），但在学术实践上，不论是史料的征集刊布，还是史实的探讨研究，都得到很大的推进，现有成果可称丰富。特别是，由于研究者视野日益扩大，新的历史阐释方法得到运用，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持续拓展，人们认识苏区史的深度和广度有了很大的突破。同时，苏区史研究中的不足也仍明显。显然，认真梳理过去的研究与存在的问题，都将有益于继续推进苏区史的学术建设和未来发展。
一 不仅将苏区史作为中共党史、革命史，而且也作为民国史、近代史的一部分进行考察，是苏区史学科视野和特性的重要开拓，苏区史研究逐步呈现整体性特点
苏区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引用苏维埃制度模式领导的革命运动，从其学科特性和归属上说，苏区史属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自不待言。但它又发生在中华民国的历史时空中和时代背景下，其全部运动、走向与影响，都与民国史不可分割。因此，它不单纯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而且又是民国史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除了近代史所和《近代史研究》等少数学术机构和刊物，人们往往只将苏区史视为中[3]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只是在党史、革命史的视域内考察苏区史，因而造成了与作为这一时期整体史的民国史的分割，甚至形成有形无形的学科鸿沟和学术壁垒，致使苏区史学科归属不全，要求单一，视野狭窄，许多问题得不到合适的反映和解释。
标志性的变化出现在民国通史、近代通史的研究中。张宪文先生在主持中华民国史研究中，较早提出民国史的整体性、包容性和大视野问题。1993年以来，他多次在会议或论文中指出，要围绕中国曲折、缓慢地向现代国家发展的主线来构筑民国史的体系，民国史不单是国民党政权史，也包括革命史，应研究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如何促[4]进了社会的近代化，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这种宏观视野和学术关照，也是一批著名学者的共识，并在通史性著作中先后得到体现。张宪文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李新先生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撰著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张海鹏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朱汉国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张玉法先生撰著的《中华民国史稿》，费正清先生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金冲及先生撰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著作，都在民国史、近代史、20世纪史的大视野下，将苏区史作为重要的内容，以相当的章节、篇幅进行叙述，从而在历史的内在联系上，将苏区史进行了[5]相应的定位。尽管各著的定位有不同，但可以说，苏区史也是民国史的学科属性在这些著作中都得到了相应的体现。
确实，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发生突变的历史时期，既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国人民奋起创建现代国家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各种社会思潮、政治观念、思维和行为方式广为流布、竞相奔逐，并导致政治与社会制度之争雄兴替的特殊历史时期。苏区革命及其政治社会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并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模式、一大变动。怎样合理地、准确地和完整地解释苏区史所反映的历史模式与社会变动，解读苏维埃革命发生、发展和消退的复杂历史现象，离开了民国史的宏观视野和学科属性，实在很难说得全面、说得清楚。
严格地说，在苏区史研究应取什么样的学科视野方面，缺少专门的阐述，只有少数学者谈到了会通民国史的问题。何友良认为，苏区史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归根结底，它还是中华民国史一个历史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史与民国史的研究长期呈现不同的消长之势，虽然有些学者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研究，但双方不相往来的状况尚无明显改变。当代历史研究和著述的一切真正的进步，取决于作为研究主体的研究者自身观念、思路和方法的创新。对治苏区史者而言，会通民国史，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建立互为照应、融会贯通的视野和思维，把苏区史放在民国史的大框架和国共两党发展中国的政略、道路构想的大视野中去系统研究，是一个亟待重视并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6]实现创新从而进一步深化苏区史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黄道炫进一步指出，会通民国史不仅仅是苏区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要求，也是中国革命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同理，研究民国史的学者，也不能不注意到中共这一民国进程中十分重要的政治力量，历史研究不能离开对对手方的研究，自说自话的研究方式难以真正深入理解历史研究对
[7]象。
目前，苏区史学科属性和研究视野的扩展，已出现良好并不断加强的趋势。其基本的思维路向，就是将苏区史置于民国史和中共党史的学科规范中，建立中国历史的整体观念与时空坐标，从民国整体史的角度观照与研究苏区史。一方面，着重解释苏区革命的发生、发展与消退，苏区史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与民国历史构成什么样的联系，哪些受到了民国史的影响甚至由民国史所决定，哪些是中共自身的选择（也包括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是共产党既有信念、目标和行为的产物，从而从事物的联系上把握和说明苏区史的客观面相；另一方面，着重解释苏区革命对民国历史和各阶级政党的影响，把苏区史放在国共两党发展中国的政略、道路构想的大视野中去考察，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发展大势上去认识、总结苏区革命，衡量其在民国历史和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位置与影响。在这种学术视野下，出现了一批极可称道的学术成果，从而将苏区史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
二 研究和阐释方法丰富多样，认识工具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苏区史研究的多样性、学术性特点得到长足的提升
苏区史研究中，曾经长期存在着比较单一的思维和叙述模式。这种情况，自1990年代以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就是开始借鉴运用新的思维和方法，多角度多层次进行研究。由于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解释路径，不但使得许多过去习惯的传统解释和固定结论显得不那么符合历史的实际，而且使得许多过去不曾碰触的问题成为了新的课题，产生了新的认识，从而有效地深化了苏区史研究。
1.民国史研究方法的运用
对苏区史研究而言，所谓民国史研究方法也就是整体史的方法、历史学的方法，其核心是不局限于仅从苏区一面看苏区史，而是从国共两面乃至多面，在民国的大时空中叙述、分析苏区的历史，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力求更真实、客观、全面地接近和解释历史。
一批受过专业历史学训练，且长期从事民国史、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在史学研究上已大有建树。当他们将目光投向苏区史时，其深厚的专业功底显示出很大的优势，立即在苏区史研究上推出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如金冲及先生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传记（其中对苏区时期均有精当叙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等论文，陈铁健先生的瞿秋白研究和《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曾业英先生的《历史当事人的记述与历史真实——新见〈剿共随军日记〉释读》，杨奎松先生的《“左”倾路线与苏维埃共和国的兴亡》及其对共产国际与苏区革命关系的研究，高华先生的《“肃AB团”的历史考察》，廖信春先生的《国民党在江西势力的消长与中央苏区的起落》，等等，都是苏区史研究中的上乘之作。他们表现出全面客观地考察历史、还原历史的努力，在对苏区史的认识上显示出卓异的眼光和认识。
这方面近年来成果最为突出的学者是黄道炫。他研究苏区革命发生与土地占有的关系、赤白对立、苏区群众的逃跑与回流、福建事变与中共的应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江西的农村农民与苏维埃革命等诸多问题，均是在对国共双方或三方（如福建事变）的宏观视野下，全方位地考察史实，全面分析，从而形成对历史更加充分[8]的诠释。如他从当时的内外条件、背景、情境考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认为由于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内外环境已经较为稳定，国民党已经逐渐实现对中心区域的控制，红军及苏区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心区域附近生存已经十分艰难；在反“围剿”期间，国共双方力量在多种因素制约下形成的此长彼消局面，加剧了中共的困难，中共军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运动战到防御战的转变也不仅仅出自中央军事决策者的主观意旨。这一研究，从国共双方的互动上认识第五次反“围剿”，与长期单纯指责中共军事策略的错误导致了失败的结论比较，显然更为客观全面。他对影响极大的苏区与其周边非苏区的对立即赤白对立问题的研究，也富有洞见：赤白对立不是阶级间的对立，而是一种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它的出现，既有中共自身的原因，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推波助澜，还缘于社会革命与社会组织间的内在冲突。赤白对立的产生、延续，和苏维埃革命的起源、动力，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的实际状况及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追求利益的天性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和现实的原因交相影响，既构成一些导致赤白对立现象的政策得以出现的内在原因，又使得一些错误政策的负面影响被加深、放大，从而进一步加剧着赤白对立的发生、发展。这显示了历史进程的复杂，也指示着中共革命不仅仅应该正面应对阶级问题，还要客观面对社会现实，直面另外一些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
上述在民国史视野和方法下的苏区史研究，实际上倡导并践行了中国历史学的“专业功夫”，在最易受到西方经验影响的革命史研究领域，恢复或者说显现了中国研究的本位传统。将本位传统、专业功夫与学科视野、时代观念相结合，是其成果扎实、大气的重要原因。或许可以说，他们的研究，可以视为苏区史学术论文的一种范本。不无遗憾的是，这一批学者并非专治苏区史，他们的苏区史研究，多是偶尔为之，其学术领域和学术关注在更为广大的民国史。
2.社会史方法的引用
有学者很早就提倡运用社会史方法研究中共史、苏区史。如田居[9]俭先生指出，党史研究者要关注社会史研究；张静如先生倡导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认为不仅要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而且像“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研究，不能不涉及近代中国农村的变化、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关系、中国农民的特点、家庭[10]制度、血缘关系、宗教影响等诸多问题”。他们的倡导，在苏区史研究中几乎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运用社会史方法研究苏区史，是苏区史研究中成果最为突出的另一个方面。
何友良撰著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是较早引用社会学方法研究苏区史的一部著作。虽然在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上，还是初步的，但该书以中国近代社会流变为背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比较系统地考察了苏区社会政治权力、阶级阶层、两性关系、社会生活等结构性变动，以及苏区民众的观念与行为走向，苏区社会政策与行为的得失，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其后，黄冬娅、时广东、孙江、周建超、黄琨、万振凡、谢庐明、谢宏维等一批学者从社会视角观察苏区史，引用社会史方法的研究成果相继出
[11]现。这批论著，为苏区史研究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他们企图深入农村社会和农民群众，以寻找中国革命、苏区革命的本土源泉，[12]从而将对苏区革命的关注，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苏区革命的发展源流、内部结构、社会关系与乡村影响的探寻。
3.新的研究范式的运用
在研究方式上，前些年在学术界讨论热烈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对苏区史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较早将革命史、苏区史置于现代化范式中论述的是张宪文和陈永发、罗荣渠等先生。罗荣渠先生在指出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中心是国家重建时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就逐渐转向德国式的统制经济与军事集权的道路。共产党则转向以农村为根据地进行‘苏维埃共和国’的实验。这是中国两条发展道路的大斗争：一条是以城市为据点，代表城乡地主资产阶级利益，仿效德国模式的发展道路；另一条则是以农村为据点，[13]代表工农利益，仿效俄国模式的发展道路。”
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在其论著中，提出对以往习用的革命史范式的质疑，认为历史如果只按照革命史的方式进行解释，会化约和遮蔽许多问题。当然，他们也不完全认同用现代化叙事方式来观察苏区史。作为不同于传统革命史的叙事方式，他们初步尝试了一些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例如，黄琨将农民“个体的感受与抉择”作为“一种观察革命与革命史的角度”，研究1927—1929年间从暴动到乡村割据的历史，来解读“中共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陈德军批评自上而下的、宏观的并以对政策分析评价为主的研究范式，不关注草根农民，将革命者的主体性降到了最低点，而以自下而上并汲取多学科成果研究赣东北苏区史，来诠释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和农民是如何走向革命的；饶伟新不满足于以往大多着眼于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的角度、偏重于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层面研究赣南土地革命的情况，从生态、族群与阶级关系及其演变趋势，来分析揭示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机制；杨会清跳出“革命史著作的政治话语和历史叙事”模式，以政治学分析框架，研究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革命动员模式，来解读“共产党是如何介入农村革命的”；万振凡认为苏区革命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冲击，并不像历来所说的那样大，他提出用“弹性结构”概念与模式，来分析1927—1937年间江西农村革命与改良下的传统社会变迁；游海华从自然地理环境、地域社会矛盾、乡村权力网络、市场环境变迁、民间宗教与信仰等多个角度，研究中央苏区失败后该地域社[14]会的重建与整合，以补充传统的阶级斗争视角的不足。
总体而言，这批年青学者及其代表著作，主要也属于运用社会史方法研究苏区革命，希望从乡村、下层、农民个体来叩问历史的奥秘。他们共同表现出颠覆传统学术范式、抛弃宏大叙事、创新研究路径的探索精神，其研究成果不无创见、值得关注。他们注重吸取西方理论营养，寻找历史细处史料，以相当扎实的实证个案推进了苏区史研究。其中或许还有不足，或许有的还流露出较深的西方理论痕迹，这都属自然，最有意义的是他们为苏区史研究增添了新锐，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区史研究队伍的后继乏人之虞。
4.其他方法的引用
与前述方法运用者初步形成群体的情况不同，政治学、人类学、文化学、长时段理论等方法的引用，也见于苏区史研究成果中，但运用者人数还相对较少。杨炳章著《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是运用政治学方法研究苏区史的力作。杨著在分析苏维埃运动之所以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问题时，特别指出中国农村的政治真空和自治状态值得注意，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村社会一直是独立于国家政权的自治区域，为农民造反、秘密结社以及恶霸、土匪和军阀挑战政府权威提供了各种可能。这些可能经过共产党员的新形式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变成了20世纪30年代有声有色的农村武装割据或苏维埃运动的现实。他的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刘慧、杨会清等将政治学分析运用于苏区史研究，也分别对苏区乡村政治秩序变革和中共的动员模式提出了新看法。温锐、游海华受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罗布代尔“长时段”理论的启发，曾将中央苏区放在赣闽粤三省边境20世纪百年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进[15]行考察，在长时段中考察苏区革命对这一地区农村农民的影响。饶伟新是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观察苏区史的学者，他在博士论文之后，又曾发表《论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的社会矛盾——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史研究》（《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企图超越阶级斗争的角度，还原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场景：社会矛盾介入土地革命运动，不同社会人群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呈多元状态，而不完全表现为单纯阶级斗争。一些著作其实也很难说就是单一地借鉴运用某一种方法，而是综合使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比较史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苏区史研究中，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新革命史的视野和方法，也开始受到学者的重视，被认为是研究革命史值得使用的较好认识工具。
三 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课题资源不断开掘，苏区史研究呈现全面性和开放性特点
苏区史研究，实际上主要还是从党史、革命史角度和方法进行的。后来被归纳为“革命史范式”之类的方法，为苏区史研究者所习用。在这种视角和方法下，推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苏区史研究成果，推动了苏区史研究的深入。
这方面成果的突出特点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课题资源不断开掘，在苏区史研究的全面性、地域性和专题性方面，呈现新的气象。例如余伯流、凌步机的《中央苏区史》和中共苏区局部执政史等研究（他们还有其他极为丰富的苏区史研究成果），戴向青的“富田事变”等研究，陈荣华的中央苏区和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问题研究，刘勉玉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研究，陈立明、夏道汉的江西苏区史研究，唐志全、杨子耀等的赣东北苏区研究，蒋伯英的闽西苏区和肃反研究，孔永松的土地革命史研究，谭克绳、李良明、曾成贵、王全营等的鄂豫皖苏区研究，叶左能的海陆丰苏区研究，陈欣德等的左右江苏区研究，温贤美、王庭科、张国新等的川陕苏区研究，李忠全、雷云峰、房成祥、张建儒、张宏志等的陕甘边、陕北苏区研究，黄少群的反“围剿”研究，谢一彪的中国苏维埃宪政研究，罗惠兰等的苏区人权研究等，以及主治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军战史的一批著名学者如金冲及、张静如、石仲泉、李捷、陈晋、郭德宏、盖军、佟英明、叶心渝、韩泰华、黄修荣、王新生、姚金果、王健英、肖甡、阎景堂等在苏区史研[16]究方面的论著，都富有代表性。《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等专业刊物，发表了这方面的不少力作。赣南闽西学者先后出版了4套中央苏区史研究丛书，也很可观。
这些研究的基本路向，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推进：一方面，开拓新的课题和领域，做成了许多新课题，填补了许多研究空白；另一方面，在许多过去有所涉及的问题上，利用新发现的丰富史料，解放思想、开阔视野，从而产生了新的认识，推出了新的成果。由此，便从选题上由以往集中在政治、军事和领导人方面，发散到苏区史的各个方面、各阶层人物；在对苏区革命和历程的考察上，相应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全方位地进行研究；在对苏区史的解释上，开始跳出以往路线斗争的框架模式，而从客观历史实际进行研判；在对领导人的研究上，更加注重客观实际和当时背景条件，摒弃一味歌颂或一味指责的两极偏颇，如对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功过，以姚金果等的《张国焘传》为代表，进行了客观可信的分析。目前可以说，对苏区史各方面内容，包括一些长期无人碰触的问题，如苏区肃反、宁都会议、西路军等比较敏感者，均有不少成果发表，无人涉及的领域不多；从全国苏区的整体史，到单个地域的苏区史，从各种专题史到学术论文，及至普及性的通俗读物，出版的著作也相当可观。由此，苏区史以更加全面、丰富、客观和饱满的影像，展现在读者面前。
还须指出的是，由于革命对中国现当代历史和政治的巨大影响，人们对红色革命史实的阅读热情持续高涨。因此，苏区史研究方面的不少成果，受到社会的欢迎，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和维护、中共革命和执政史的研究和宣传、红色资源的研究和红色旅游的开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苏区史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
事实证明，引进新方法值得提倡，但也并不妨碍传统方法在新的视野下焕发生机，重放异彩。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革命史范式（或传统方法）运用者一直存在着视野拓展、观念更新的努力，他们为革命史范式带来了与时俱进的新变化，使之在苏区史、党史、革命史研究中重显功用，仍然是解读苏区史的一种基本的和重要的方法。第二，任何一种方法、模式或范式，都有利于开阔视野、构建体系和阐释史实，促进学术研究的创新和进步，而不存在互相排斥的问题。同理，任何一种方法、模式或范式，也都有其自身局限，都有可能形成某种遮蔽，而不可能囊括无余、包打天下。这应当就是提倡开放视野、交融学术的基本原因。学者徐秀丽指出，绝不可能有一种包罗万象、面面俱到、人人认可的历史学。从不同角度加以探讨，可以强调某一侧面，而相对忽略其他部分。任何一个侧面认识的加深，[17]都有助于对整个历史进程认识的加深，都是对人类知识的贡献。以此衡量苏区史研究中的方法运用，同样精当。
本文较少关注国外苏区史研究，与其近些年来成果不多有关。1990年代，在日本还有少数学者做苏区史研究，并在苏维埃解体原因上形成共识，认为不单纯是由极“左”的军事路线造成的，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分析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如本庄比佐子、远藤节昭、姬田光义等提出了“整体上研究”苏维埃的课题。不过，他们所说的整体上研究，主要还是指从苏区的整体，而非从民国史的整体进行研究的意思。向民国史整体进行研究的转变，是由中国学者提倡并实行的。不无遗憾的是，原来对中国苏区史研究热情甚高的日本、美国等西方学者，1980年代起其热情持续减退，纷纷转向民国史，苏区史研究在美日等地盛况不再，只是在对中国研究的宏观和长时段著述中尚有带及。在帮助中国学者了解国外苏区史研究方面，中央党史研究室马贵凡等一批学者翻译出版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贡献突出，功不可没，是学者的必读物。
四 苏区史研究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在学术转型的重要时期，坚守过去经验，加强学术建设，继续开阔视野，努力取长补短，苏区史研究在未来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
毫无疑问，苏区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理性地看，若与近代史、民国史研究相比，在学科认知和学术建设上，苏区史研究都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在学科认知和学术交融上存在着不足。苏区史与民国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不相往来的状况仍无明显改变。大体上，在1980年代以前，无论是高校（这是最主要的研究力量）还是少得可怜的研究机构，人们集中力量对包括苏区史在内的中共党史进行了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苏区史成为中国现代史领域内的热门，民国史则少有人去碰触。1980年代以来，民国史的研究方兴未艾，苏区史和民国史日渐成为两个不同的学科群各自进行研究，以高校和部分研究机构为主的研究群体对民国史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将这门学科推向显学；以党史征集、研究机构和博物馆、纪念馆为主的研究群体，继续进行苏区史的资料收集和课题研究，也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新成果。只是，苏区史与民国史的研究，互为畛域、壁垒显见、少有来往的状况相当明显，学科隔阂巨大，甚至有的治民国史者不无轻视苏区史的倾向，有的治苏区史者也不与治民国史者交流。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加深对苏区史研究的学科认知，也不适应当今学科交融互通的学术趋势，不利于苏区史和民国史研究的整体推进，不符合整体历史观的要求。因此，自觉拓宽苏区史学科视野，有机结合民国史与苏区史研究，综合考察、整体把握、融会贯通以深化苏区史研究，仍然是苏区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研究思维、视野和方法上存在着不足。多年来受到批评的现象，如停留于线性思维，满足于一般性叙述、重复性叙述，仍是当前苏区史研究中的重大弊病。线性的苏区史研究，在学术建设突飞猛进的当前，日益显出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研究视野不大开阔，思维观念比较滞后；历史活动的联系性、完整性和丰富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示，甚至不能避免人为的割裂，导致活生生的历史活动被写成呆滞的、孤立的线性现象，极大地影响到课题资源的开发、因果联系的追索和历史意蕴的宣揭；研究方法较为单一，课题与著述的低水平重复现象相当明显；满足于应对纪念性活动，常态性研究和长远性计划不足；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不讲究或不大讲究学术规范，缺少学术研究的应有知识结构和规范要求。因此，改善研究者的知识构成，把握历史的全面联系，开阔思维与视野，遵守学术规范，仍然需要苏区史研究者持续努力。
就新范式探索而言，不满足于以往的解释模式或范式，积极引用或构建新的解释模式或范式，是一种有意义的创新努力，在此努力下的研究成果必须予以充分肯定。但这还仅是少数研究者的努力，而且其中也有值得注意者。其一，运用新模式新方法，目前还谈不上熟练自如，有的多少还比较生硬（当然包括笔者），离自觉的程度还有较大的距离。无论是运用社会史方法，还是人类学方法，在田野调查上也都还存在相对不足甚至大大不足的问题。其二，任何模式、范式，都不过是研究者某种观念、方法的主观构建，都只是“一种”而非多元；而实际历史、社会状况，却有着任何一种模式、范式所难以完全覆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过于看重模式、范式之类，说到底恐怕也不大合适。如何避免这类模式、范式的事先构建进而依其规定填充论据之嫌，如何解决其基本理念、结构定义多出于西方经验，是否完全适合于解读中国史实的难疑，需要研究者高度注意——因为这两方面的情况，都极有可能导致其模式、范式的使用，给客观事实套上另一种剪裁工具，不但使其解读有可能成为另一种观念的产物而仍然与客观实际相去甚远，而且容易使研究成果人为复杂化，变得过于抽象或晦涩，给读者平添许多阅读的麻烦、理解的麻烦。这些，恐怕也是日后治苏区史者在运用新模式、范式时应当警惕的。
在整体与个别把握上存在着不足。从更具体的方面看，苏区史研究中，比较缺少严谨学术规范下的固定区域的系统研究，也是一大不足。正像以往将各地农村的一些典型资料视为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以论证地主与农民的对立、阶级关系的紧张、剥削压迫的残酷以及革命必然发生一样，近些年来也有的研究者在思维方法上，从另一个侧面出现同样的路向，即将各地农村的另一些典型资料视为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来批评以往研究的有失客观，批评研究者是到处搜集史料进行所谓庸俗唯物主义研究，进而论证地主与农民并无对立、阶级关系并不紧张、租赋为农民稳定生活所必需以及并不必然导致革命（甚或革命不必发生）等。严格地说，这两者可能都有片面性，可能都过于重视了农村的普遍性，而忽视了农村的特殊性。其实，即使在同一个县域之内，各乡各村也有很大差别，甚至在一村之中，各保之间情况也不相同。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上述两者都采用1920、1930年代的农村调查资料，却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结论的原因，更不必说用华北农村资料来论述中国农村、将杜赞奇等学者的某地研究视为中国农村的至论了。解决这个问题，较好的办法可能有二：其一，对一个固定的地域，进行系统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其二，或者是更重要的，还是要尊重整体与个别、总体与具体相统一，重视总体与主流的观念和方法。无论是土地占有的多寡还是租赋剥削的轻重，从具体地域和个人来说，肯定不同，但在总体和主流上，说地主占有大量或更多的土地，租赋剥削在大多数地方较重，恐怕也是事实，否则就无法理解1930年代从政府到众多学者的改革呼吁，无法理解中国革命动员中的经济原因。如果仅以某地或某地主占地不多、剥削较轻，来否定整体情况，既不科学，也难以得出真正正确的结论。
在课题资源的开掘上存在着不足。苏区史研究，不但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而且是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其间，还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者去探讨。比如，如何进一步把苏区革命的基因、来由与特点搞清楚，它秉持的是什么样的革命理念，与苏联的规定内涵有什么异同；为什么要在中国尤其是农村进行苏区革命，这个革命是怎么来的，怎么发起和形成规模的，怎样进行和消失转型的；苏区革命是否具有中国的特点，如有，特点是什么，经验与不足是什么；法国革命后欧洲才主张要通过破坏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苏区革命乃至中国革命是否也受到法国革命而不仅是苏维埃革命的影响，革命中的破旧立新思维是否同样浓厚；苏区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影响如何，与国民党主导的民国史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把苏区史摆在中共党史、中华民国史的合适位置，去认识去总结，弄清其历史功过、影响和地位）；苏区革命促发的国共两党与农民农村的关系，苏区革命对民国农村、农民产生了什么影响；各个相对独立存在的苏区相互间有何异同，同一苏区内各地政权、社会有无异同，苏区与国统区的生存状态及互动关系如何，等等。这些，不能说没有研究，而是有不少研究，但感觉上还不是说得太清楚，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18]
苏区史研究大有可为，任重道远。正如学者萧延中所说：革命运动之所以可能，必有其形而上的深刻维度，而革命史研究则恰恰缺乏这种形而上的省察与自觉。只有拓展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视野，才能为诸多层面上的学术探讨，储存和积淀下更宽更深的意识和意义的[19]透视空间。这是对苏区史研究一个富有学术意义的好见解。从根本上说，苏区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如何，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视野、方法与功力，取决于研究者的学习背景、知识构成、眼光、思维及研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注解：[1] 本文原提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2009年9月举办“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学术研讨会，收入会议论文集，并发表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4期。[2] 完整意义上的民国史，应当是中华民国时期的全部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区史自然只是民国史的一个部分。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民国史理解为北洋军阀统治史和中国国民党统治史。为了便于阐述和理解，本文既尊重这个习惯，也强调整体的民国史观念。[3] 如习惯于按照革命史的线性模式研究苏区史，虽然也会提及经济、社会和其他阶级状况等，但这一般是作为革命的简略背景进行叙述，主要服务于革命必然发生等既定的观念与结论。[4] 参见张宪文《民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00年11月2日，等。[5] 如杨奎松在《内战与危机（1927—1937）》（《中国近代通史》第8卷）中，以翔实丰富的史料和开阔的视野，全面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舞台上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两个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党之间的对立、斗争与交涉，全景式地再现两党建国路线的内涵、两党政策的转变、苏维埃共和国的消亡和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国共合作的实现的历史，充分显示出研究的整体史观和对苏区史的科学定位。[6] 何友良：《会通民国史深化苏区史研究的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7] 黄道炫：《2005年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网站。[8] 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以广昌战役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一九二○—一九四○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期；《江西的农村、农民与苏维埃革命》，2009年6月29日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演讲；等等。[9] 详见田居俭《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党史研究者要关注社会史研究》，《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10] 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11] 如何友良：《苏区农村的宗族势力及其消亡》（《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革命源起：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农村革命展开中的地方领导群体》（《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农村革命早期的外来领导者》（《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李春远、梁家贵：《早期革命武装与农村秘密社会》（《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林济：《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时期党对乡村宗族的认识与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黄冬娅：《解放前苏维埃区域的社会控制——以农会为个案的分析》（《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12月号）；时广东：《红色区域内乡村社会变迁的思考——以川陕边苏区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6期）；孙江：《革命、土匪与地域社会》（《二十一世纪》2003年12月号）；周建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关于农村秘密社会工作的政策与策略》（《安徽史学》2004年第2期）；黄琨：《“传统”与“革命”之间：中共的初期乡村政权建设》（《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革命、革命运行与个体生存感受——1927—1929年的中共革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2月号），《中共暴动中的宗族组织（1927—1929）》［《党史研究与教学》（福州）2006年第3期］，《中国共产党争取会匪的策略与实践（1927—1929）》（《兰州学刊》2006年第10期）；万振凡：《苏区革命与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变迁》（《南昌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谢庐明、陈东：《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土匪和会道门的争取与斗争述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丛小平：《通向乡村革命的桥梁：三十年代地方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转型》（《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7年3月号）；谢宏维、邹芝：《袁文才、王佐事件再研究——中共党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视角》（《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2期）；杨会清：《土地革命时期党对土匪的政策与策略演变——以革命动员的视角》（《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等等。[12] 虞和平：《200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13]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增订版，第499页。[14] 分别见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饶伟新《生态、族群与阶级：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厦门大学中国近现代史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杨会清《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革命动员模式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万振凡《弹性结构与传统乡村社会变迁——以1927—1937年江西农村革命与改良冲击为例》，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游海华《重构与整合——1934—1937年赣南闽西社会重建研究》，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15] 温锐、游海华：《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16] 这个名单无法开全，更无法将党史学界的许多著有苏区史成果的专家一一列出。还要说明的是，像石仲泉先生2001年从中央苏区起头，提出“走走党史”观念，致力于研究者的实地考察和体验以加深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在此观念下发表的一批研究各苏区历史的成果；李捷先生提出从大文化观研究苏区史等，都已超出传统党史研究的范围，是苏区史研究中值得高度关注的。关于对苏区史的研究现状，还可参见龙观华《近二十年中央苏区史若干问题研究综述》（《赣南师院学报》2003年第1期），肖如平、谢庐明《近十年来中央苏区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等论著。[17] 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18] 从研究现状也可发现类似问题，如对《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所载2007年近代史研究论著目录统计，全年关于苏区史（含长征）的研究论文，政治法律类为33篇，军事25篇，经济1篇，社会4篇，思想文化4篇，中外关系（共产国际）5篇，人物26篇。显然，无论是总量还是分类研究，苏区史都有大大加强的空间和必要。[19] 杨会清：《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革命动员模式研究》序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序第13页。第一章苏维埃制度在中国的源起
苏维埃革命的发生和苏维埃制度的引用，并不是想当然出现的。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制度、社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无疑具有浓郁的苏联模式色彩，但深入分析，也显示出中国第一代从事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国际形势、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价值所进行的选择与创造。五四一代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有一个共同的变革路向、思想框架，不论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还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大的思路上有不少共识，即大多认为中国需要变革，需要革命，而革命包括政治的、思想的、社会的和文化的革命，是近代意义的革命；大多对眼前的俄国十月革命和政党寄予希望；大多将农村社会、底层社会的革命置于革命的重要位置，强调改变宗法的农村、一盘散沙的农民的现状。中国农村的社会现状，自然是社会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但中共的革命理论和制度选择，以及在其指导下进行的革命动员，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发生更为根本的原因。事实上，仅是贫困并不足以爆发与形成革命，只有革命政党具备了理论创造、组织形态和骨干中坚等基本条件，并由他们深入社会基层，动员组织人民，揭露反对统治者的剥削和腐败，贫困才会变得不可忍受，革命才会成为可能，新旧制度才会发生兴替。苏维埃制度在中国兴起，大体说明了这一规律与事实。近代救国思潮下的制度选择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制的兴替
鸦片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刺激和震撼，犹如晴天霹雳。在当时世界上号称强大先进的北洋舰队，经甲午战争一役，被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日本打得全军覆灭，因鸦片战争失败而兴起、历时30年的中国洋务运动及其富强梦想，宣告破灭。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沉痛反思，完成了从器物不如人到制度落后的认识过程，最终认定欲救国家民族，必须从制度文化入手寻找新路。以“变政改制”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于是应运而起，并围绕着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两种制度模式，展开了激烈的宣传与竞逐。
承继洋务派遗产的改良派，以推行维新变法思潮而走上中国政治舞台，一时曾以“新党”朝气风靡全国，成为开创新局、招来富强希望的时代中心。以“实现立宪政治作为革故鼎新新的最高目标的戊戌[1]变法”，因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力量的镇压而失败。但1904年在中国东北土地上发生的日俄战争，重新刺激起改良派势力由维新走向立宪。“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以办理洋务著名的一批人士认为，俄国之败于日本，不是其兵力财力不如日本，而是日本为君主立宪国，俄国为君主专制国，因此，俄国之败于日本是专制败于立宪，日本打败俄国是立宪打败专制。“于是，在戊戌维新中曾经提出而被视为过激的立宪，此时却成了有极大魅力的字眼，皆以立宪[2]为挽救清朝、振兴中国的惟一途径。”因此，在清廷“预备立宪”的旗号下，20世纪初，在中国大地上，开国会、立宪法、变政改制的思潮，一时蜂起朝野，形成一场颇有声势的立宪运动。
尽管同抱变制求强的救国目的，改良派的主张与革命派仍然形成尖锐的对立。列强侵凌的强烈刺激，使一大批知识分子由爱国走向革命。1894年，孙中山领导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提出了振兴中华、推翻清朝统治、“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特别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成为中国社会的潮流，连原来维新派的章太炎等一批人也都投到革命的旗帜下，就是作为维新派[3]首脑人物的梁启超，甚至也发出“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的感慨。20世纪初，华兴会、光复会等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相继成立，反清革命浪潮此起彼伏。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集全国之英俊”，成为具有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党。同盟会提出了创立民国、实行民主共和的革命纲领，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民主革命和共和体制，继戊戌变法失败后成为新的时代中心。
民主共和制是与君主立宪制对立的制度模式。两者在20世纪最初10年的中国大地上，进行了激烈的论战、竞争和较量。陈旭麓先生指出，两者的“论战主要围绕三个基本问题展开：一、要不要推翻满清政府；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三、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在这三个问题上，革命既是那时的趋势，自然也就代表了正确的方向。”[4]竞争的最终结果，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成功地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建立，表明君主立宪的制度模式在第一次关于国体的争论中被中国人民所抛弃，而效仿欧美的民主共和政治体制模式，在中国正式出现。民主共和的曲折与国民革命的起伏
民主共和制很快也因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军阀的统治而变形走样。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一方面，国家在形式上产生了效仿欧美模式的国会、内阁与法律等制度，有了形式上的民主共和政体；另一方面，军阀的独裁、政争与战乱，给新生的民国带来难堪的羞耻、丑恶与罪孽，军阀政治的实质仍然是封建独裁专制。“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5]府威信扫地尽矣。”如此走马灯式的制度变动，让人民真正无所适从。
在经历了共和政体下袁世凯仍企图复辟帝制，中国再次兴起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制的大辩论，并以民主共和制最终取胜的斗争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比较一致地觉悟到思想文化的重要性。辛亥“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梁启超的总结代表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认识，他们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如拿旧心理去运用[6]新制度，决计不可能，因而必须“要求全人格的觉醒”。于是，先进中国人向西方的学习，在经历了由器物而制度之后，进入到制度与文化并兴的层面。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遂在中国轰然兴起。与思想启蒙交相行进，各种主义纷至沓来，政党社团蜂拥而起，言谈论说纷纷扬扬，消化尚未完成又添新食，旧炉还有温热又垒新灶，构成民国初期思潮竞起、百舸争流的救国强国绚丽图景。五四运动带来的近代中国思想大解放，以及由其兴起的政治比较和选择，促成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与选择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历史性大飞跃，为其后中国的历史进程揭开了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新页。
在各种主义、学说、政党、团体的竞争中，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和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日益崭露头角，渐渐成为救国潮流中引人注目的政治中心。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作为继续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孙中山决心要以三民主义改造中国，建造“一个灿烂的中华民国”，“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比现[7]在的共和国家还好得多”的国家。在中国国民党成立不久后的1921年，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组建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成立。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表达了在中国实行社会革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经过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国共两党逐渐由分立走向联合领导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孙中山是在其革命屡遭失败的关头遇到俄国革命的。俄国革命的成功给孙中山以极大的启示和希望。他在1921年8月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信中，表示非常注意苏俄的事业，特别是苏维埃的组织、军队[8]和教育的组织，并在国民党内明确指出“中国宜以俄为鉴”。但是，他强调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因此，在1923年1月与苏俄全权大使越飞联合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中，明确宣布：“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这就是说，在国家体制上，孙中山并不认可苏维埃制度。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实行改组国民党和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孙中山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大会要做的两件事，一是改组国民党，把国民党组织成一个有力量的政党；二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俄国在中国革命6年之后才有革命并彻底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俄国完全以党治的办法，“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我们模范”。孙中山特[9]别指出，国民党要以党建国，建国以后以党治国。大会重新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和建立国民政府，开启了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历史新局面。
国民革命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06年同盟会发布的《军政府宣言》中。“宣言”指出：“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国民革命也就是平民革命，“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10]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此后，由于各种原因，国民革命和国民政府，皆未成现实。直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明确赞同“国民革命”，宣布中共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是中共的中心工作，继之，国民党一大重提国民革命口号，宣言“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国民革命遂成为国共合作的基础和旗帜。其后，国民革命在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几省高歌行进，于1925年7月成立了由国民党指导监督的（广东）国民政府，建立了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进行的北伐战争，更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
在逐次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建立国民党监督的各级政权的国民革命过程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付出过自己的鲜血。然而共产党[11]人和国民党人又各有自己的选择”。国民革命的宣言与革命所实际动员的社会民众之间，也因国共两党阶级基础的不同而呈现出较大的距离。在孙中山逝世后逐渐掌握国民党高层权力的蒋介石，“将革命力量的凝聚放在军事上，农、工、商、学等阶层皆为军事和政治的附庸。在这种情形下，国民政府从成立始，其权力皆在军人、官僚和职[12]业革命家之手”。正如学者王奇生所指出，尽管在国民革命的高潮中，国民党对民众运动予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只是群众运动的实际工作多依靠参加该党的中共党员来进行。在中共党员的协力下，国民党动员民众的能力大大加强。特别是在北伐战争中，国民党气势如虹[13]的发展，多仰赖民众运动之力”。但国民党对致力于动员工人、农民和学生的中共日益不满，国共两党在救国建国目标、思路和方法上的矛盾，在革命高潮中日益暴露并走向不可调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清党的屠杀，汪精卫集团继之于7月15日在武汉与共产党分道扬镳，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共产党人的鲜血中失败。国民党的屠杀和国民革命的失败，彻底阻断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政治制度与建国方案的认同，中国共产党被迫走上制度选择以另辟救国建国之路。中国苏维埃战略的形成李大钊等对苏维埃制度的服膺
苏维埃革命的发生和苏维埃制度的引用，也不是想当然出现的。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受到强烈震撼和刺激的中国人，尤其是一代先进青年陷入沉痛的反思，在经历从器物不如人到制度落后的认识过程后，认定如欲挽救国家民族，必须从制度文化入手。李大钊在论述其外出求学动机时指出：“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14]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李大钊的认识，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共同思想倾向的真切反映。这种历程和倾向，也就是20世纪初中国各种主义、政党团体蜂起，先进知识分子以各种途径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时代背景。
正是在此背景下，“俄国革命从它一开始就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15]了强大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在落后国家进行高速度发展的典范”。确实，俄国革命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无与伦比。五四主将之一的傅斯年，当时即高度评价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在1918—1920年写的文章中，他将法国革命称为政治革命，俄国革命称为社会革命，认为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是文明史上进化之先锋，“法国在大革命前是世界最旧的，俄国在大战前也是世界最旧的。但一转之后，为最先[16]进”。他指出，“一年以来，我对于俄国的现状绝不抱悲观。我以为这是现代应当有的事情。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着它做引子”，并[17]预言从此“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联系到国内的现实，他严厉批评旧秩序，指出中国政体未革新，政治是糟糕的，中国的封建专制摧残社会，造成一盘散沙的民众，宗族社会和儒家伦理既压抑个人的发展又妨碍国家的建成，因此要进行“根本的大改造”，要再造中国、再造社会。他认为，五四运动后的两年里，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人多了，“为着昏乱政治的反响，[18]种下了一个根本大改造的萌芽”，“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因此，青年的第一事业，是要费力去做民族自决和群众运动，“无中[19]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将五四运动落实为一个新的建国运动。后被称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傅斯年尚且如此认识，更遑论那些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最早服膺并宣传俄国革命和苏维埃制度的人。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面对因革命导致“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吾邦人士，亦多窃窃焉为之抱杞忧者”的形势，李大钊专门著文为其辩护。他指出，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