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人生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史宗恺,张小平,黄红选,王磊,张婷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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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人生Ⅱ试读：

内容简介

本书是清华大学“学术人生”讲坛的文字实录，汇集了十几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乃至泰斗级人物，以主题讲演与现场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再现了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平凡的人生历程，以激励广大同学坚定学术理想，磨砺创新品格。他们的学术人生，也正是我国科研事业发展与进步的写照，他们用自己精彩的学术人生真正实践了清华大学“服务祖国、服务人民”的育人理念。

序言　学术人生　大师引领

美丽的清华园云集了全国最优秀的学子，他们在这里学习深造，刻苦钻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在每一名清华学子的身上，我们或者能看到献身于科研事业的理想，或者能看到服务于基层工作的志向。然而，清华的荣誉不仅来自一大批底蕴深厚、积极进取的清华学子，更来自清华几代名师的辛勤耕耘和精神传承。在这座园子里，最让人感动的是站在学生背后默默付出辛勤耕耘的正大学之道的传承者，是那些为青年学子们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们。

正如梅贻琦老校长所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大学的学术名师们以自己积极、乐观、奋进的工作态度带动了一代又一代清华学子的自励自强。他们是各个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们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力量，他们是大学之魂的形塑者、是优秀学子徜徉学海的守望者，更是今日清华精神的缔造者。对于清华园的每一个学生来说，能够近距离接触这些学术大家，聆听他们的谆谆教导，与他们进行思想碰撞，是一件快乐而受益的事情。

我于1981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无论是选修课程的任课教师，还是昔日的授业导师，抑或是所接触到的其他老师，我都从这些师长的身上受益良多。我深切地感到，所谓名师大家，不仅在于其渊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作风，更在于他们为学为人的精神境界。他们勤勤恳恳，教书育人，忙碌于深系祖国发展的各项科研；他们德高望重却不求名利，小胜于智，大胜于德，他们的所作所为成为清华精神理念的最好诠释。我从国外回到清华工作以后，身份从一名受教育者转变为教育者，但依然从周围老师们的身上收获很多，他们对科研的严谨、对事业的执著和对学生的无私，每每让我感动、催我奋进。我一直在想：怎样能让这些大师们的学术思想、科研态度影响到更多的青年学生？怎样让青年学生在学术理想的引领下，朝着这些大师们的目标不断前进？

这又让我联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钱学森之问”。拔尖创新人才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到底是什么？是环境，是设施，还是方法？如果简单地做一个纵向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些条件都在不断改善，经费越来越多、设备越来越好、方法越来越科学，但为什么还会存在“钱学森之问”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要素都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最根本的。科研创新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劳动，对那些试图在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的人而言，远大的学术理想和持之以恒的付出是更为重要、更为基础的。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必须始终保持对学术研究的激情，始终保持坚忍不拔的精神，朝着一个方向不懈地努力，才能做出真正的学问。从这个角度来说，让大师们的思想引领青年学子的行动，显得尤为重要。

清华大学有着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其中不乏各个学科的大师级人物，他们的人生感悟和学术历程是大学校园中最宝贵的教育资源。学校从2006年开始举办融思想性、学术性、教育性为一体的“学术人生”讲坛，邀请两院院士、著名学者与青年学子面对面，再现大师们治学与人生的不凡经历，以此弘扬科学精神，启迪青年学子，引导青年学生树立远大的学术理想。活动自举办以来，逐渐成为学术大师与青年学子思想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校内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囿于活动组织方面的限制，能到场聆听大师智慧的同学仍是少数，因此研究生会的同学们把演讲录音结集出版，希望扩大其影响力和受益面，让更多的青年学子听到名师大家的声音，在思想的共鸣中孕育终身为之追求的学术理想。在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的拔尖创新人才的目标指引下，“学术人生”讲坛是清华大学研究生进行学术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是校园学术文化建设中越来越重要的内容。

百年清华，承载着国家顶尖学府的最高荣誉，它不仅有着令我们这些后辈无限景仰的灿烂往昔，同时它也拥有光辉灿烂的未来。在清华建校百年之际，让我们以此共勉，向这些德才兼备的大师们学习、看齐，希望每一个清华人都能够继承这些大师们的精神，勤于思考，善于创造，勇于进取，甘于奉献，为清华大学新百年的不断发展贡献力量！最后，祝愿“学术人生”讲坛在我校的研究生培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引导研究生坚定理想，献身学术！[1]清华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人生”讲坛介绍

学术大师既是科研工作者，同时也是教育工作者，他们愿意通过分享自己的求学经历以及为人为学的感触与体会，为新一代的后来者提供参考，帮助同学们在科研道路甚至人生道路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帮助同学们在关键的选择面前做出和他们一样睿智而崇高的抉择。因此，每次“学术人生”活动都得到了主讲嘉宾的大力支持，已94岁高龄的林家翘院士虽需借助轮椅才能行动，但是仍提前到达活动现场；程京院士为讲坛活动精心准备了一份100多页的演示文稿，他说虽然第二天还有重要任务，但跟同学们在一起一定要把自己知道的精华都讲出来。虽然论坛活动名为“学术人生”，但嘉宾们所展现的并不限于他们的求学为学的历程，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也都成为嘉宾们被问及、被谈及的热门话题，同学们既看到了令人景仰的学术大师，也看到他们为人父母、为人子女的可亲、可敬、可爱的一面。

近年举办的38场“学术人生”活动中，已有近六千名同学来到现场直接参与了活动，很多场次都是“站无虚席”，还有更多的同学们通过网络视频点击观看了“学术人生”节目。“学术人生”活动的宣传工作还覆盖了周边的几所高校，因此每次活动都有部分外校同学和社会人士的热情参与，如“学术人生”钱易院士专场就吸引了几位热心于环保事业的公益人士参加。在活动的现场提问环节中，同学们发言踊跃，有的同学关心相关领域的发展前景，有的则就自己的个人发展直接向大师们寻求建议。每次活动，我们的组织者都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及时了解参与同学的反馈与建议，同学们普遍反映通过参与“学术人生”活动获益匪浅，与学术大师面对面接触的机会让大家深受启发和激励。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学术人生”讲坛活动还将继续邀请曾在我校学习和工作过的名师与同学们交流，力图覆盖每一学科，为学校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既然寻境界，何必避风霜

主持人：就让我们直接请上王院士吧，有请。我想今天王院士一定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自己相当多的科研经历和生活经历，就让我们来听一下院士的报告，来一起跟随院士探寻他的“院士诗人”之梦，下面我们掌声欢迎。

王玉明：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校和系学生会请我来做一个讲座，因为最近一直工作很忙，另外，前两年我曾经讲过（讲座），推辞再三还是盛情难却，所以，今天晚上还是给大家讲一下，可能有的同学、老师已经听过了，可能有些重复。我讲的题目是科技人文融一体，我的“院士诗人”之梦。

我的主业是科技工作，但是业余爱好比较多，喜欢旅游、写诗、摄影，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业余爱好，听音乐、打乒乓球，后来也学会了游泳等。努力追求科技和人文能够融为一体的境界，想实现既是院士，又是诗人的梦想。我想分几个部分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经历。

首先，亦爸亦妈。讲一讲童年和少年的时候父亲对我的影响。我的父母在解放之前都是小学教师，但是我母亲去世得很早，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留下4个孩子由我父亲一个人抚养教育。为了把孩子都培养成人，我父亲多年没有再婚，所以，生活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我父亲84岁去世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首自度曲，就是“雪原新墓祭花，悼伟父，亦爸亦妈，不屈不折不拔，育子女，为民为国为家，莽原似海，哀思如浪，洒泪送英侠，秋月与春花，应伴您，西方极乐无涯”。在后面的诗歌体例中我还有一首自由体诗，就是《我爱你，父亲》，这里先不介绍了。

关关雎鸠，高中时的文学启蒙。我是1956年升入高中的，当时的语文教材分成两门课，一门叫汉语，一门叫文学。文学是按照中国文学史的顺序来编排，从《诗经》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开始，一直讲到明清的小说为止。古典诗词歌赋的那些美深深地打动了我，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我产生了当诗人的梦想。我对文学的兴趣几乎是超过了数理化，所以，高中毕业的时候，在我是选择文科还是理科的问题上，有的老师劝我学文科，但是我父亲还是说你还是应该学理工科，应该报考清华，文科只能作为副业，不能当作主业。后来我就根据父亲的指导报考了清华，就考上了清华大学，当时的动力机械系。

我进入清华之后，选择了燃气轮机专业，尽管燃气轮机专业在清华不是一个很大的、非常有名的专业，但这个专业一共出了七名两院院士，这在清华的各个专业中也还是名列前茅的，这个专业有一个特点，它的创始人是三元流理论叶轮机械的奠基人吴中华先生，他就非常强调物理概念，我的这个专业就非常重视物理概念和物理直觉。我院老师倪维斗院士曾经写过文章，阐述了物理直觉对于一个搞理工科的人的重要性。我们后来在很多年的工作实践当中，特别注重物理概念和物理直觉，特别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物理直觉。清华大学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不仅为我成为院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我实现诗人之梦提供了沃土。

我在清华是怎么开始对诗词感兴趣呢？当时有三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毛泽东诗词在诗刊上公开发表，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北大的王力先生，他有一本很小很小的小册子叫《诗词格律十讲》，我认真地读了之后，初步掌握了诗词的格律；第三个因素就是清华大学深厚的人文底蕴，在放寒暑假的时候，我很少回家，在学校图书馆借书，唐诗、宋词、元曲都看了不少。这三个因素为我诗词的培养打下了基础。所以，我在大三的时候就开始写格律诗词，时隔几十年之后，在大学写的习作还在比较重要的报刊上发表了，像《中华诗词》等。其中就有处女作《调笑令·水木清华》“杨柳，杨柳，细雨斜风浴就，鹅黄淡绿新装，轻歌曼舞艳阳，阳艳，阳艳，水木清华眷念”。

再讲一下对事业的追求。因为我是学动力机械、涡轮机的，燃气轮机也是涡轮机的一种，我们学了6年的本科，1965年，“文革”前一年毕业，分配到跟国防有关的研究所去工作，1965年到1969年主要是做核领域的透明机械的实验研究工作，1970年初我就被调到了所谓的动力风攻关组，就走上了“不归之路”，几十年来一直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了，一直在搞动力风。大家一般说密封，是指密封件、密封圈等非常小的零件，其实密封也不完全是这样，它也有零部件，虽然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永健）哥现在跟我一起做了，他知道这个密封虽然很小，但是牵扯的学问还是挺深、挺多的，流体力学、固体力学、热力学、传热学，还有其他的等等的吧，要求是很高的。所以，自己干一行，爱一行，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中”。就这样，终于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后来又获得了不少的奖，有许多的省部级的科技奖，也有国家级的科技奖，国家级的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还有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和四等奖各一项。所有的这些我都是第一发明人和第一完成人。

在攻关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搞科技创新与诗词创作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不仅仅需要丰厚的理论基础和刻苦钻研的精神，而且也需要直觉和灵感，两者有许多相通之处。在遇到技术难题的时候，许多解决方案都是在冥思苦想之后，突然灵机一动，找到了感觉，想出来的。就像王国维先生说的，做学问的第三种境界，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二、山乃仁人骨，川原智者魂我认为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不仅仅应该做好本职工作，还应该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知道“四五”运动。

周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含沙射影。到后来露骨地攻击周恩来总理，所以，1975年冬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政治气氛不对头，当时就对“四人帮”产生了怀疑和思考。当时的政治气氛是很阴沉、很压抑的。所以，我在1975年年底的时候，就写了一首小令《天净沙》，用隐喻的手法表现了当时的政治气候以及我个人的心境，“荒山孤月寒星，疏林衰草残冰，苦旅凄风清影，春机应孕，红桃绿柳黄莺”，山是荒的，月是孤的，星是寒的，林是疏的，草是衰的，冰是残的，旅途是苦的，风是凄的，影是清的。在这一片萧索的境界之中，自己的信心、希望、理想并没有丧失，而是在严冬当中还孕育着春天，到了春天依然会是红桃、绿柳、黄莺。这反映了当时自己对政治形势的敏感和个人的心境。

在1976年清明节前夕，我到外地出差，路过北京，出于义愤，就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了三首诗词，其中的一首就是“忠骨孜孜肥故土，丹心念念报中华。元勋殉国斯民恸，泪雨滂沱没噪鸦”。噪鸦就是“四人帮”对周恩来总理恶毒的攻击，群众泪雨滂沱，淹没了那些鼓噪的乌鸦的声音。因为总理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所以，他的忠骨孜孜肥故土，丹心念念报中华，总理一直到去世，仍然想着要报中华！

1976年10月一声春雷，粉碎了“四人帮”，我是欢欣鼓舞的，所以，那时候心情就完全不同了。有一次出差到了南京，燕子矶登高的时候，就写了一首富有时代感的诗，“重阳瞩目燕矶头，风卷白云掠画楼，飞却梁间双燕子，翔回江渚数沙鸥，横空南北千秋轨，破浪东西万里舟，澎湃洪涛迎海日，少陵当此漫悲秋”。少陵指杜少陵，杜甫有一首登高诗是非常有名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写的是当时那个时代，他的那种悲秋的心情，而我们粉碎了“四人帮”，前途非常光明，所以，就写了这样一首富有时代感的诗。

努力追求新的境界，作为一名院士，我想应该在科技方面做出新的贡献，作为一名业余的诗人，我想写出更多、更美的诗作，我是3年前从天津企业正式调到清华的。回到清华以后，我一直感到心情非常的舒畅，和领导、同事们、同学们相处得都很和谐、很融洽，情绪是非常好的。在工作上也要做出一点成绩出来，所以，我们带领机械设计的研究所课题组十来个教师，承担了国家重大专项，还有自然科学基金等的一些国家的课题和项目。今天我和科研院的赵院长谈工作的时候，就说到在高温气冷堆、氦气风机的研究开发方面，我们是承担着重要任务的。当然还有“973”和科技支撑项目，我们也在承担国家亚水堆核电站，主港区水泵轴密封的研制工作。我毕业以后，前十几年从事核领域的工作，中间的那些年都是在石油石化行业工作，没想到命运有时候又很奇怪，转了一个圈又转回来，又转到核领域上来。所以，现在我们争取在科研方面能够填补一些空白，能够做一些新的贡献。在这个方面我也特别感谢学校领导和院系的领导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

另外，诗作这些年忙里偷闲也写了不少，现在也有一千多首诗了，也得到了诗词界的认可，今年中华诗词协会改选还把我选为中华诗词协会的常务理事，我的一本诗集也已经正式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本诗集现在也具备出版条件。另外，我还喜欢摄影，在明年清华百年校庆之前我准备出一本风光摄影集，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出版社来出版，我们工程院的前任院长徐匡迪院士写了第一序言，我们的校长顾秉林院士也在给我写序言。明年要把这个作为一个校庆献礼。

其实我们工程院和科学院有许多院士都是一专多能，多才多艺，他们在诗、文、书、画、影、音、戏等各方面都有很多的特长。据我所知，能够写革命诗的院士大概有50位以上。徐院长给我写的序言中也提到这一点，像达·芬奇他既是个艺术家，又是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但是他的小提琴的水平相当高，丝毫不亚于当地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演奏演员的水平。钱学森钱老也说他的许多灵感都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因为他的夫人就是个音乐家。所以，可见科技和人文之间是密切相关的，许多的大家都是科技和人文贯通的。所以，我也想努力地向这些多才多艺的院士学习，使自己既在科技领域做出贡献，同时也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一点爱好，也能够有一点成绩吧。

另外，我特别喜欢山水，中国的名山大川不能说走遍了，但是确实是走了不少（地方）。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的秦淮一院士，是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院士，他走遍了中国一百五六十个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全部摄影，写了游记，出了一本书《美兮，九州景》。我写山水的诗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这首《踏莎行·黄果树瀑布》，杨叔子院士也特别欣赏。他说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他在给我写第二序言的时候就拿这首词做过举例。

再举例我诗集的卷首诗，我的代表作之一，“既然寻境界，何必避风霜？暮揽关山月，朝吟天海阳。潮平涛有寂，心静宇无疆。冰雪崖礁立，碧空逐鸟翔。”这首诗里时代感，哲理，豪迈的精神，积极进取的、奋斗的精神，都是有所体现的。而且体现了一种胸怀。所以，这首诗被很多人认为是我的代表作之一。三、寄语与希望

最后一部分我给大家提几点希望，第一个希望就是，我希望大家真正能够践行清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自强不息就是做事，厚德载物就是做人，如果我们只是积极地进取，把事情做好，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做人，现在讲到学术腐败，我说了，大家一定要有道德的底线，有些事是绝对不能做，永远不能做的，无论有什么诱惑你都是不能做的，那是底线，仅仅是底线，并不是高要求，高的要求是厚德，不是仅有德而且是厚德。人要豁达，要心胸开阔，要能容忍，要和谐。所以，我回清华以后，最追求的理念就是两个字——和谐。我认为这是最最重要的，在我们课题组我提倡的文化就是和谐。竞争是有的，但是一定要良性竞争，绝不要恶性竞争。

另外，我还想说说真、善、美、新，就是求真求善求美求新，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人，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提法中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仅仅要做好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而且要厚德；智就是我们的自然科学技术的知识、我们的能力；美，对文学、艺术各个方面还是应该有所追求，有所爱好，对你的情操还是有好处的；要求新就是不断的要创新。

另外，想跟大家讲讲成功的要素是什么，我个人把它归纳成一二三四五六七，不一定对，但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绝不是抄来的。第一要有理想，最崇高的理想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目前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我想着重谈一下，我看了一本杂志上说到曾经对美国的一所名牌大学跟踪调查，调查了20个人，看每个人的人生目标是怎样，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模模糊糊，20年以后，回过头来再调查，他的人生目标和现在的状态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想今天在座的同学，我特别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人生目标，这是非常重要的。兴趣，有兴趣和没兴趣是完全不同的，有了兴趣你做事情，就不感到苦，不感到累，苦当中也能体会到乐，有苦有乐，如果有了兴趣，你的效率就会大大地提高。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培养自己的兴趣。另外，执著和勤奋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从来都说我的智商平平，中等偏上，但是可能智商跟我差不多或者智商比我高的人未必做得比我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勤奋和执著。我搞密封，一搞就是40年，40年的时间，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只要坚持做到底你就会成功，所以，我觉得执著和勤奋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比智商还来得更重要一点。

还有方法，你方法得当，效率就会高；方法不得当，效率就会低。最后是机遇，机遇这个事就不大好讲了，但是确实应该承认有机遇。我经常说，我当了院士，但是也有好多比我水平高的人还没有当院士，机遇赶上了我，没赶上别人，这个就不好说，所以，也不能说院士就一定比别人高，我从来不这样认为。同学、老师们反映说我平易近人，没架子，其实有什么架子可言的？你有架子是没有道理的。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应该努力地向自己的目标奋进，这个目标我觉得有一句话，引用一下，这是加引号的，就是“做最好的自己”。你们可能这方面听到的比我多，但是我觉得非常有道理，跟自己比，我能够做到我最好的状态，最好的情况，就非常好了。

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把你自己个人的价值体现出来，这一辈子就没白活，奥斯特洛夫斯基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格言，“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同学听了我简短的讲座之后，也能够实践这一条。当你将来老了，头发白了，牙齿掉了的时候，回首往事的时候，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谢谢大家。四、互动与提问环节

主持人：谢谢王院士的精彩演说。诗集我给您带来了，您可以向大家展示一下。

王玉明：这是我2008年出的一本诗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签了名，送给主持人一本。

主持人：谢谢。您请坐。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题目背后的故事，我记得这句话是“既然慕海洋，何必避风霜”，是吗？好像是慕海洋，这首诗您是写在2003年的春节，当时您在北戴河过春节，2003年是您刚刚当选为院士的那一年，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王玉明：这首诗刚才我讲确实可以作为我的代表作，因为这首诗是这样，一般的都是夏季到北戴河去旅游和休假，我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春节的时候和我老伴一起到北戴河去休假的。所以，那时候，既然你要寻找这种境界，你就不能怕天寒地冻，不要怕风霜。所以，当时是这样，“暮揽关山月，朝吟天海阳”，这既是实景，又是一种感情的抒发。有一次我们到山海关去了，夕阳快落山了，暮揽关山月，就是傍晚的时候看到关山月。朝吟天海阳，我们住在空军招待所，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能够看到冬天太阳从海上升起来，海上还有冰，非常红。朝霞是非常好的，我的摄影里还有这样一幅摄影。所以，暮揽关山月，朝吟天海阳，既是实景，又是一种豪迈心情的体现。所以，是情和景交融的。“潮平涛有寂，心静宇无疆”，当时海面上是结了浮冰的，所以，涨潮的时候还看不到浪，这样就带有一定的哲理性，只有你心情特别静，没有太浮躁的、世俗的欲望的时候，你的心境才能平静下来，你才能感觉到宇宙的无穷。最后一句“冰雪崖礁立，碧空逐鸟翔”。那个礁石已经结了冰，站到礁石上去看那个海景，看着天空碧空中鸥鸟在飞翔，同样是把自然、人生、理想和心境全部都融合到一起，表现了当时心境的开阔，没有什么私欲，也没有什么烦恼，人生感到美好，事业感到美好。

主持人：王院士，我想问您，您已经写过一千多首诗了，现在您还坚持写诗吗？

王玉明：是的，坚持写诗，现在用手机写诗，因为手机我用得拼音都挺熟了，发短信也是用左手大拇指。

主持人：您是左撇子？

王玉明：我是右撇子，可是发短信和写诗我用左手反而比右手还来得快，可能是锻炼习惯。

主持人：用脑是文艺艺术性的思维。

王玉明：这次中秋节，我和我老伴去了一趟河南云台山，有一位中华诗词学会的老的名誉会长，我就不说名字了，因为他在我的名录当中，我过节往往给亲朋好友发一些节日的祝贺，因为是群发的，也给他发了，结果他也给我写了回信，感谢我，也祝我节日愉快。他说你在北京吗？今天晚上晴空无云，月华如水，祝你诗兴更盛，不负此良夜。等于给我布置作业了，我那天在云台山也是月亮比较圆，比较亮的，我就写了一首《西江月》给他，他说我的词甚好。

主持人：现在大约多长时间可以写一首？

王玉明：去云台山几天，一天一首。

主持人：这个得看灵感，是吗？

王玉明：看灵感。说到这个讲个小故事，其实我对清华园的热爱超出一般（情感），这是真的，我回清华虽然没有以前挣钱多，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我觉得回到清华，一个是人文关怀让我非常喜欢，还有自然的环境我非常喜欢，只要白天累了，晚上我想歇歇，我经常到荷塘去散步，所以，也写了很多荷塘的诗。

主持人：您手机里现在就有一首？

王玉明：是的。昨天晚上就写了一首，为全球最美的大学校园之一——清华园担忧，“寻寻觅觅欲何求，萤火久违心自忧……华园豪杰任遨游”。我写了个注解，曾因清华园还幸存萤火虫，为母校环境之好而自豪，但近两个月来却没有发现一个，为脆弱的生态环境担忧。更有甚者常见所谓的“华园豪杰”夜间打着极亮的手电筒，拿着钢叉，在水木清华捕鱼捉虾，破坏校园生态环境，余劝阻多次，反遭怒目恶言，毫无效果，肯望有人来管。

主持人：您这个诗不光是抒情，还有一种建设性意义在里面。

王玉明：所以，我发给了韩书记，请他们转达给有关的校领导。

主持人：我看您的材料，据说王院士您近十年来，每一期的校友通讯您都有看过？

王玉明：是的。

主持人：这一本诗集里收录了多少首诗？里面有多少首是清华的？

王玉明：有380多首诗，我没数这里面有多少，但我们清华的诗应该在150首到200首之间吧。

主持人：想必您在清华学习生活的时候感触是特别深的，您当时在清华学习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王玉明：上等吧，还不是最优的，我们班里最优是我们的班长蒋宏德院士，他是我们班的第一名，我就算优等生，但还不算是最拔尖儿的。

主持人：王老师特别坦诚，一下都把学习成绩给我们讲出来了。我是文科生，在座大家可能是理科生，我以为理科生的生活是非常忙碌，非常紧张的，尤其是做实验，在实验室，您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来写诗呢？

王玉明：是这样的，我也有不写诗的时候。我忙的时候，做实验白天晚上不睡觉，那也是很多的，有的时候做实验遇到了困难，遇到了失败挫折，睡不着觉也是常常有的，特别是后来我做企业的时候，做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到现场做实验的时候，第一次装机第一次实验，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甚至人命关天的，都是易燃易爆有毒的气体，氢气啊、乙烯啊、液化天然气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危险的，有的时候我最长的时间三十几个小时没睡觉的时候也有。所以，确实是有的时候忙得没怎么写，但是现在毕竟具体的工作都是他们来承担了，老师和下面的骨干承担，我只要把关定向，能够掌握住度，能够跟大家提出一些思路，一些指导，这样也就行了。不要我亲自去推导公式，不用我亲自去画图，不用我亲自去做计算设计，去做实验。所以，现在相对以前，尽管工作也很多，压力也不算太小，但是我还是要争取劳逸结合，既要把工作做好，做到我自己应该做的事，同时又能够有一点时间给自己散散步，散散心，能够放松自己。晚上去荷塘散步是我经常的爱好，我开会之类的都是很多的，坐飞机飞来飞去也挺多的，要做事身体要好，所以，你不能够劳而不逸，箭在弦上绷得过紧，弦会断的，所以，也要劳逸结合。

主持人：所以，白天工作，晚上去荷塘散散步，诗兴就来了，作品就来了。您刚才提到一个物理直觉，我对这个很感兴趣，这个也像您的生活一样，文理并重的生活，我不知道物理直觉是什么意思，我知道直觉是灵感，迸发出来的一些东西，为什么要加“物理”两个字？

王玉明：物理直觉，因为工程技术和你的诗，和音乐，和绘画等这些文学艺术当然不是一回事，它应该说是物理方面的，但是物理跟直觉，我是说这个东西是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培养出来的，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我过去在实验室做实验，研制一种新型的密封装置的时候，建立一个高速高压的大直径的实验台，那个实验台建好了，开始调节调试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低频的噪声和振动，你如果通过计算找这个并不一定好找，可是我通过仔细的分析观察，去听，拿一个听棒到那儿去听，然后去感觉，最后我分析是有一个卸和皮带轮的轴承反抗，是在吃力。因为我原来设计受力比较大，用的是圆柱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承正常的时候承受净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有变形的时候，有转角的时候，边棱的地方就要反抗，所以，不稳定。我一分析，可能是这个原因，凭我的直觉，物理上的直觉感觉到原因是在这儿，结果把它改变了，把圆柱的滚子轴承换成三列的球轴承，承力不减小，但是能够适应一定的转角。结果这个低频的噪声就消除了，振动就消除了。这并不是凭计算，而是凭你的一种物理的直觉把原因找到的。

主持人：可以说有一定蒙的成分在里面？

王玉明：还不是，你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你要有去现场的观察，然后分析，概念要清楚，然后你才能够有这个直觉。所以，既要懂理论，又要懂实践，结合起来才有直觉。光懂理论，再算也算不出来的，要是光懂实践，不懂理论你也找不到。所以，物理直觉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

主持人：这是您自己悟到的吗？

王玉明：物理直觉的概念是倪维斗院士首先写的这个，我是非常赞成的。我们上课的时候，教我叶轮机械的叶大均老师特别强调定性分析，他把一个事件影响的因素，这个增会怎么样，那个减会怎么样，最后列出来几条线。最后分析到趋势，事件发展的趋势是怎么样，并不是通过计算的，而是通过概念、逻辑分析，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我觉得这就是培养我们运用物理概念去分析、去解决问题的一种直觉，我觉得这是清华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主持人：谢谢。您刚才提到系里出过七位院士，十多位领导人，部级以上级别或者国家级的领导人，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很奇怪。

王玉明：我们专业除了院士，还出过不少的省部级以上的领导人，确实在培养人才方面还是比较成功的。倪维斗老师后来又写了文章，讲到了学风的严谨，而吴中华先生也是学风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个人，并且为人耿直，这样的作风是很重要的。当然，这里面也有机遇问题，我就不好说了，也许比我们更好的人他没有碰到这个机遇，也许我们把握了我们的机遇。

主持人：说到机遇，特别想问一下王院士，您当时为什么选择报考清华大学？

王玉明：也不能完全凭兴趣，还要有理性，因为当时的情况下，社会条件下，中国的政治运动非常多的，我父亲看了反右（运动），这个那个的，你如果学了文的话，很多人都被打成右派了。所以，他就说那个太危险。学理工的相对来说比较保险一点。条件不同，政治气候不同，今天和过去比就有天壤之别，改革开放以后，我觉得我们政治的气氛要自由开放得多了，所以，很多人文学科并不觉得有什么风险，有什么危险，不像是扣帽子、打棍子，不是那个时代了。所以，那个极“左”思潮盛行的时候，学文的确是有很大风险的，弄不好就当了“运动员”。现在不会了，现在学文的很吃香了。

主持人：也许当时您如果学文的话，今天就没有坐在这里我们的王院士了。

王玉明：也说不定。

主持人：也说不定是社会科学院的院士，也许会多一名“运动员”。

王玉明：“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1976年反“四人帮”的时候，我不就去贴诗去了嘛，其实当时我们同一个单位和我一起去的一个青年人，我不能说得太具体了，他当时也是义愤填膺的，那时候跟我是同仇敌忾，所以，我心里没有防备任何人，我贴诗的时候他也去了，他知道了。但是，后来“四人帮”来镇压的时候，白色恐怖的时候，我发现保卫部开始调查我了，我就知道肯定是我这个同伴给我说出去了。可是我运气好就好在那儿了，用不了多久，还没有对我采取什么措施的时候，“四人帮”粉碎了。应该说我的机遇好。

主持人：对，我看您刚才最后给大家提的几点希望里，欲语还休，现在都讲出来了。我现在想跟大家一同梳理一下王院士您参加工作以来的这些科研经历，您当时是哪一年毕业？

王玉明：1965年，“文革”的前一年，1966年“文革”，我是1965年毕业。

主持人：1965年毕业，当时被分配到哪儿了？

王玉明：分配到北京，叫一机部机械研究所，一机部实际后来就叫机械工业部。但是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搞军工的，是跟二机部搞一样的东西的。二机部是核工业部，当时一机部到八机部，一机部是机械工业部，二机部是核工业部，三机部是航空工业部，四机部是电子工业部，五机部是兵器工业部，六机部是舰船工业部，七机部是航天工业部，八机部是农业机械部。

主持人：王院士给我们普及了一下这样的知识，这应该属于国家秘密吧？

王玉明：这个没有，是公开的，没有秘密。

主持人：您是在二机部，后来又被调到攻关组？

王玉明：还是在二机部，天津，开始在北京一机部，后来到二机部天津核工业研究院，实际这两个所是搞同样的东西，一个在一机部，一个在二机部，后来合并到一起都到二机部了，我也就跟着到天津核工业部，现在这个单位叫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仍然是存在这个单位的。所以，我就到了那个研究所去了，我们说到1970年以前的时候，我就搞特种机械的实验研究，1970年元月，我就开始搞动力风攻关，还是在那个研究所。

主持人：您所学的专业是什么？

王玉明：燃气轮机，就是涡轮机械。

主持人：跨行？

王玉明：有点小改行，没有大改行。

主持人：都改行了还不算跨行？

王玉明：都属于机械工程，但是燃气轮机是一种很大的、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一种主机，地面的发电也有燃气轮机，舰船也有燃气轮机，所以，它是一个大的、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主机。密封仅仅是它当中的一个比较小的零部件，当然不一定是燃气轮机，是其他的机械，各种旋转的机械的一个比较小的关键的零部件。

主持人：您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在哪个单位？

王玉明：我把北京、天津的研究院算在一起，大概有20年不到，不到20年，后来又到企业去了，到企业去之后，先是国有企业的研究所，后来到中外合资企业工作，又到国有控股的民营企业工作，我既是总经理，又是总工程师，最后就离开企业，回到学校来工作。所以，我是国有的研究所待过，国有的企业待过，然后合资的企业待过，然后国有控股的民营企业待过，然后又回到学校，高校又待过。所以，各种体制的单位我差不多都待过。

主持人：下一步您要去哪儿？

王玉明：我就在清华，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主持人：咱们还回到在天津工作的时候，您主要的科研发明、科技创新，包括获得一些最主要的成果奖都是在那个期间？

王玉明：都是在企业当中做的。最主要的是在国有企业得过奖，后来到民营企业得过奖，做出贡献最大的是我做民营企业的时候，贡献是最大的。

主持人：就是后面说的，您55岁依然下海创业这个吗？

王玉明：是的。

主持人：您当时是怎么个来龙去脉，给我们讲一下。

王玉明：因为我在国有企业就开始承担国家的攻关项目做科研，就把这些项目带到了合资企业，因为企业合资，就带到合资企业，开始外资并不干涉，但是后来我已经开发出来了先进的产品，跟外资的企业形成竞争趋势的时候，它就不让我再搞科研了。所以，我说这样不行，我还是要搞的，这个企业不让搞了，我辞职。

主持人：它是一个纯外资的企业？

王玉明：合资的。

主持人：已经影响到开发了？

王玉明：对。所以，我就辞职了，后来在天津市科委的支持下，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创建了一个企业，从企业很小开始，只有50万的投资，其中还有30%的技术股，算我个人的技术股。所以，真正的只有35万的现金投入创业，开始推广的时候非常困难，要技术开发，要产品开发，要推广应用。推广应用是非常困难的，某种意义上比技术开发还要难，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密封是用在石油石化大型的旋转的高速透平压缩机上的，这个机器没有备机，只有一台机组，这个机器是个心脏，它要停了的话这一条线就停了，这一条线停一天的损失就是几百万，上千万。所以，以前全是进口的，后来我要想替代它，要想说服用户，说服用户要承担风险的，一旦由于密封出了故障，甚至损坏停了机的话，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是非常难推广的。但还是被我推广开了，怎么推的？是国外的密封用得不好了，它死马当活马治的时候我给它治好了，那我就行了。

主持人：当时我看您讲一个策略叫先啃骨头后吃肉？

王玉明：是的。先啃骨头就是国外没做好，反正他让你试试，你把它做好了，比国外做得好。

主持人：把客户就给撬过来了。

王玉明：然后再吃肉，外国也能做，我也能做，但是我的服务比它好，我的价格比它便宜，技术上也觉得可以相信，就该吃肉了。所以，曾经我们这个小的发明占了一半以上的市场。

主持人：从完全由他们垄断到50%以上，这真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我印象中，我以为您55岁下海创业会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您有经验，有资源，有人脉，我以为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事情。

王玉明：实际上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是我有自己多年的经验积累。尽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但是我没有企业管理的经验，我没有市场开发的经验，我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

主持人：当时企业管理和市场开发都是您一个人来做吗？

王玉明：基本上是我自己来做，尤其是技术开发和市场开发，全部以我为主，但是后来我培养的人替我管内务，我放手让他帮我去做，市场开发、技术开发都是以我为主做的。

主持人：现在您还在这个公司任总经理吗？

王玉明：完全退出了，现在到清华就完全退出了。所以，年龄大了，做企业还是很累的，另外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和风险，因为很多人吃饭就靠你了，你自己要是身体垮下去，出了问题的话就给大家带来风险。

主持人：您在的时候，企业最大的员工规模是多大？

王玉明：不到一百人。

主持人：也不容易了。现在在座的都是很多的年轻的科技创业者、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以后也有不少人可能要自己创业，您有什么这方面的经验告诉大家？

王玉明：回答你这个问题，其实人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目标，你可以想当一名科学家，你可以想将来能够在高校、在研究所当教授，能够当长江学者，将来甚至也想当院士，当然从科技上来说的话，这都是你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些目标绝对是副产品，它不是主产品，你必须把事情做到那儿，做出东西，荣誉、待遇它是副产品，你绝对不要把那个东西当作主要的产品，如果本末倒置，事情没做好，光去追求名利、地位，那些待遇，你最后可能弄虚啊，作假啊，违背职业道德啊，那就不好了。所以，我还是说把这些目标，比如说我想当科学家，我想当最好的科学家这是对的，但是一定是要把事情做好，然后那些荣誉是副产品。这是一个。

至于做企业家，也可以，有的人志趣、兴趣不一样，那是可以的，但是做企业家也是需要掌握技术，要懂得市场。另外，你还要懂得一些管理，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那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天津日报》曾经采访说我是三者集于一身，院士、企业家、诗人，集三者于一身，其实也是一定的阶段，我曾经获得过机械工业部优秀企业家的称号，但是我并不把那个当作什么，当我做到一定程度我放弃了，我还是回归于学术，回归母校。

主持人：现在回答提问，同学已经迫不及待了。

提问：王院士，您好，我问一个问题，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困难和挫折或者会有遗憾，这方面年轻人应该怎么面对？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机械、电子，比较一流的人才，都在计算机、电气方面，传统的机械行业不是很被学生看好，请您解释一下我们这方面的疑惑。

王玉明：第一个问题，人不可能绝对的一帆风顺，肯定会遇到困难挫折，甚至失败。能不能坚持，我刚才讲到的韧性和执著非常重要，如果遇到了困难就缩头，然后就退回去的话，往往行百里止于九十。

主持人：王院士，我想打断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很广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和疑惑，我特别想知道这位同学你的困难是什么？可以具体给攻的目标一定要非常明确？

提问：其实这个问题我没有想明白，我想问一下王院士您有遗憾吗？在人生面对这种困难怎么克服的？对我们年轻人有借鉴的意义。

王玉明：我举一个小例子，我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曾经遇到了困难，甚至于失败，那个时候我曾经后悔过，我为什么选择这样难的题来做，还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所以，也曾经动摇过，犹豫过，但是要有一个毅力，咬紧牙关挺过去了，你会发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你就会找到办法，是会这样的。现在我们做科研也是一样，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组里做科研，也遇到了一段时间的困惑，也遇到了一段时间的困难，以为这个很难越过去的，但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大量的积极努力，今天又柳暗花明。所以，这个事情能不能坚持这口气，这个气非常重要。

第二个问题，大家关于专业方向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社会上多数的趋势、思潮、潮流往哪个方向走，从统计规律上说社会这样是不假的，但是事实上都去做那个了，不见得都成功。别人看不起一个小密封件、小密封圈，但是我坚持做下去了，我就做成功了。一样，做机械，做电子、机电这些东西，是否要有人做呢？客观上需要，就是要有人做。我现在举一个最基本的情况跟大家说，我们国家现在许多的大主机做的集成创新，做的不错了，在国际上都是排在前头的，但是仔细看，它内部所用的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很多都依赖进口，特别是高参数的、高性能的还是进口的。所以，你说做这个就没有出息吗？不是的。咱就不说密封了，轴承，好多关键的轴承都是进口的，轴承，再基础不过了，但是高档的、高难度的、高参数的还是进口的，如果你把这些解决了，就是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而且这些技术附加值是很高的，做一个大的机床，利润率可能并不是很高，但是如果你把其中的某个关键的基础件做好了，它的利润率、技术附加值可能是很高的。这是一个例子。

再有比如说我们搞铸造，不照样出院士吗？它也要出院士，咱们（柳百成）院士不是搞铸造出身吗？还有（张力同）院士，也是搞铸造出身。但是他们搞的也很先进。所以，不要完全被潮流所左右，潮流是要有的，大流是走的，但是我觉得也不必完全随着潮流走。

提问：王院士，您好，刚才听您的讲座，我知道您是一个兴趣非常广泛的人，我在平时的学习中就会发现当我发展另外一方面兴趣的时候，我自己专业的学习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知道您是怎么处理好自己的兴趣与本专业的关系的？

王玉明：我认为还是应该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特别是相当一段时间用到你的主业上去，如果不用到主业上去，我也不会在科技上能够做出贡献，我也不会在企业当中做好，这个是一定要的。有的时候你要忘我的工作，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你的兴趣爱好，但是人毕竟是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能24小时全是在工作，你这段时间在这儿，你总有休息和假期的时候，你总得要有调节的时候吧，所以，在有调节的时候，有兴趣和爱好和没有兴趣和爱好是不一样的。比如你一天工作12个小时或者14个小时，你除了睡觉、吃饭之外，几乎是没有时间的，那就把工作学习集中在你的主业上去。但是到休假了，你不能说永远弦绷得那么紧，绷得紧是要断的，有劳有逸，有弛有张，有弛的时候，有逸的时候，你的兴趣爱好可以发展。

提问：非常感谢王院士今天来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我觉得您不管头衔再多，诗人，还是学者，还是院士，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像您说的您是一个清华人，学于清华，最后回归清华，毫无疑问，您对清华的感情是非常深的，您对清华的关注肯定是非常多的，我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清华人，在您回归清华之后，您觉得清华校领导，尤其是顾校长他做的最差劲的两三件事，哪些方面他是值得改正的，如果您做校长，您会采取什么更加有效的工作？

王玉明：这个同学很直率，对你的直率我是欣赏的，但是说实话，因为我这个人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所以，对你说的这些事情我是一无所知，我绝不是回避。因为你说顾校长哪些做得不好、不对，我真的是一无所知。我是关心清华，我有很浓的清华情结，我希望清华什么都好。

提问：王院士，您好，我是经管学院的大二本科生，刚刚您谈到关于成功的很多因素当中说到的首先要有理想和目标，我想问一下您在大学本科中，您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是什么支持着您可以把大学的生活过得那么充实、丰富多彩？

王玉明：首先来说，我觉得当时的清华培养目标叫红色工程师，蒋南翔校长叫又红又专，所以，我当时的目标就是想将来当一个好的工程师，当一个专家，能够给国家做点事，真的是这样的想法。至于业余的时间，寒暑假的时候我很少回家，刚才那位同学问到主业和副业的问题，平时上课的时候我不能太多的时间去写诗词啊、看诗词啊，寒暑假的时候，我就不是全力以赴地往功课上去了，我就借了唐诗、宋词、元曲看，寒暑假不回家去看一看。有时候暑假我写诗，清华在南门附近有一家疗养所，叫三堡，在那儿我也写过几首关于山水的诗，后来还在重要的报刊上发表了。有弛有张，张的时候你必须要张，绝对不能弛。但是一旦放松的时候，你把一切都忘了，写诗光有文学功底是不够的，一定要有主有次，主要的目标、主攻的目标一定要非常明确。

提问：我也想问一个问题，王院士您说有张有弛，您现在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我想问您“十一”国庆想去哪儿？有没有计划？

王玉明：现在我们课题组的工作挺重的，尤其是国家重大专项，核研院的高气冷堆，氦气主风机的项目，要做1颐1样机实验，绝不是几篇论文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一定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所以，这个方面的工作，必须带领课题组来做好。另外，核主泵的密封，国外一套密封5000万元人民币，别看小密封，一套密封就5000万元人民币，很贵的，我们现在完全是进口的，我们国家永远要技术进口吗？永远不要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来填补这个空白吗？显然不行。所以，这个事就是要带领课题组，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把我们的任务好好地完成，这是最主要的。另外，工程院，我现在又做了机械运采学部的副主任，主管院士增选工作，昨天又刚开过会。另外，机械工程学会担任副理事长，教育部科技委担任科技委的副主任，还有其他的社会工作也不少，飞来飞去的也挺多。所以，这些也是要做的。本职工作、社会工作也是要做的，而且要做好。同时，一旦有机会去旅游，去摄影，去写诗的时候，也要抓紧机会，不要放过。

提问：“十一”有计划吗？

王玉明：还没有。

主持人：我们再给最后两个提问机会。

提问：王院士，您好，最近清华的演讲比较多，听白岩松主持人的演讲，他说过这样一个问题，说中国有10%的人是有宗教信仰的，还有10%的人是信仰共产主义，还有80%的人是没有信仰的，我想请问您的问题是如果有的话，您的信仰是什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应该信仰什么？

王玉明：这个问题比较难以回答，我想先说我自己，我自己因为时代的关系，我们那个时代受的教育是无神论的教育，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是唯物论占主导地位的教育。但是我这个人不是绝对化，中的、西的、古的、今的东西我基本上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没有强烈地排斥哪一种。但是也不是说特别强烈地去信，特别执著地信仰哪一种，也不完全是这样。我做人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是要善良，这是我相信的。这个并不全是儒家思想，也有儒家的思想在里面，但也不完全。我觉得做人要做一个好人，首先要善良，心地不善良的人我想是不好的。至于报答怎么样，来世怎么样我不怎么去想这些事。但是有一件事，不要做坏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是信仰这一点的。所以，一定要对人善良。

刚才我讲到“和谐”两个字，我也是特别讲和谐的，我现在特别追求的是和谐，从上到下各个方面，我不想恶性竞争，不想恶性的循环。所以，我只愿意良性循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大家彼此都是良性的竞争，这是我所想的。至于你说宗教的问题，我的诗词当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涉及，但是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态度去涉及的，我没有排斥儒、释、道，我认为它的精华和好的东西都应该加以吸收。但是你说我是属于儒家，也不是，道家也不是，你说是一个佛家吧，也不是。但是我觉得它的文化当中，优秀的部分，合理的部分，你都去吸收，你认为不太合理的地方，你不去吸收。就是这样。

所以，我基本上对西方的东西采取这种态度，对西方的文化也是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这样一种想法。总之，我回答不一定让你完全满意，我知道不会完全满意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过于物质化了，过于浮躁了。这种社会风气我并不赞同，所以，还是要有一点理想，还是要有一点情操，还是要有一点境界。我说健康、快乐、诗意，这个人生是我所追求的。健康既包括身体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我认为应该是比较健康的。心情心态要保持比较平和的，比较友善的，比较和谐的，这样一种态度，要善良，与人为善，这是我的一些想法，但是把它归于什么基督教、天主教，归于佛教、道教也不是这样。但是你说对它们排斥的态度，我也不是排斥的态度，你问的问题我也想过这个事。但是人是要有理想的，是要有目标的，当然，我也是一名中共党员，共产主义应该是每一个党员的理想。我刚才也用马克思说的话，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人是应该全面发展的，这一点我认为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精神的。回答的不一定准确，不一定理想。谢谢。

提问：谢谢王院士，我有两个问题想和您交流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您刚才提到的物理直觉的问题，我也深有同感，但是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刚开始都是非常缺乏的，对于像我们刚刚步入科研，研究生、博士生这些人，如果在这个时候缺乏这种物理直觉的话，对于物理比较模糊的话，其实很多时候，科研就会遇到一种“瓶颈”，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您有没有一些建议，帮助我们渡过这方面的难关？

第二个问题，您曾经在国有的研究所和企业里都做过科研，我想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您认为哪种环境更加有利于科研工作者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外面的研究所和企业它们的科研环境跟高校的科研环境又有什么不同，跟我们现在所做的研究具体有哪些方面的差别？

王玉明：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提问：我是学材料的。

王玉明：你这个问题挺好的。物理直觉我刚才说了，一个是你学习功课的时候，在学校培养的时候一定要把概念搞清楚，如果概念不搞清楚，有些事情你算了半天都不知其所以然，不知道结果是对是错，现在跟过去不一样，现在使用计算机能力都是很强的，计算能力是很强的，这个是好事，但是那也只是工具，它是由人来支配的，是不是？所以，物理概念不清楚，往哪个方向走不是很清楚的话，有的时候会茫然。所以，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途径：第一，多看资料，多看书，多动脑子，然后自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经过自己的梳理，这个东西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造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物理的概念，这是一个，这个叫流，不是源。源是什么呢？你一定要通过实践，摸爬滚打，然后去碰壁、去思考、去深入地分析，也包括你的计算，去验证、去推导，由一件事你如果通过你的实验，通过你的计算分析，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跟你原来想的一致了，把一个困难解决了，你就会上一个新的境界。如果再遇到，你更上一个新境界，技能多了，你的物理概念和物理直觉就会形成。

在哪种环境中，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不要浮躁，在哪儿，在哪个专业并不重要，任何一个专业，行行出状元，关键在于你要干一行爱一行，环境也是重要的，我不否认，但是主观上也许比环境的重要性还要大一点，就不要太为潮流所左右，不要太过追求现实主义。稍微带点理想主义，有一些东西就忘掉，去牺牲一些，追求你的主要的目标。比如我刚才说了，现在高校一种考核制度都以什么SCI、EI这些论文，影响因子等为标准，这些有对的，也不全对，我不全否定。你是搞理科的，当然要这样，但是你搞工科的或者理工结合的就不能全是这样，首先还是能不能做出好的产品，好的东西，这是最主要的检验。如果都把目标盯到论文上，SCI、EI这些上头，我认为就是舍本逐末了。当然，我的观点不一定对，因为今天晚上我很直率，我跟大家没有什么拘束的，我谈的都是我心里话，我不会做作，装腔作势或者故意做成高深的样子或者高人一等，我认为是没有理由认为高人一等的。

提问：王院士，您好，非常荣幸今天晚上听到您直率而又富有诗意的讲座，您的讲座给我最深刻的一个词就是机遇，很多人可能有相同的水平或者是高度，但是有一部分人才能获得机遇，其他人可能没有，我是一个工作了几年来清华读博士的新生，在我们单位流行这么一句话，你如果有机会和机遇，第一你要行，第二要有人说你行，第三说你行的人得行。这个代表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下现在中国社会的一种比较微妙的东西，我想问一下王院士，您在工作、科研当领导中有没有遇到这种意境，您是怎么面对的，给我们青年人现在这种环境中有什么建议？

王玉明：这几句话，首先你得行，第二是有人说你行，第三说你行的人本身得行。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不是全无道理。但是我觉得你本身的行这是最最基本的，没有这个基础，一切都是没有的。所以，说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也差不多是类似的含义吧，不能说完全一样，也是类似的含义。所以，我觉得实力是基础，这是最最重要的，你没做到那儿，那就是投机取巧，那就不是机遇，当然也有投机取巧得到的人，但是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并不真正尊敬他。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你自己得行，甚至让原来不服你的人也得说你行，这样你才叫本事。当然了，别人心服口服了，最后能够得到舆论的公认，如果还有人能够推举，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所以，这种事，方才说那句话，我说不全错，但是也不是全部，但是最基本的东西还得是你行，这是最最基本的，我的个人看法。如果你不行，那就是虚假的，不会持久的，不会长远的，别人也不会心里尊敬你的。

主持人：好的，我们这次活动的最后，请院士您用一首诗来给我们这次活动做一个寄语吧。

王玉明：好，我喜欢山、水，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主持人：反了，院士。

王玉明：没错，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主持人：我错了。

王玉明：我是对山水很痴迷的人，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山乃仁人骨，川原智者魂，学科求永昼，诗意蕴黄昏”，这四句诗献给大家。我解释一下，一定要有仁、有志，这是我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清华的校训，厚德载物是仁，自强不息也可以解释为智。德和智，所以我说山乃仁人骨，川原智者魂，本来是水，但是平仄格律当中这个如果用水的话就叫泛公平，就叫有毛病了，所以用“川”来代替“水”，川原智者魂。学科求永昼，原来我写的科学求永昼，这个不好，因为我搞的是工程技术，是技术科学，工程科学技术，所以，就好像是在抬高自己了，不太好。学科求永昼，白天不断地孜孜不倦地努力，在你的主业上，你的学科上去努力、去奋斗。诗意蕴黄昏，但是有劳有逸，在黄昏、在休息的时候你也要能够感受到人生的诗意，感受到山水的诗意，感受到大自然的诗意，你要有诗意的生活。所以，就是诗意蕴黄昏，蕴藏的蕴。我就把这四句诗送给大家。

主持人：这期节目的最后，我们有请校研会副主任林正航为王院士送上我们的一份纪念品，我们本期“学术人生”的活动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吧。

王玉明：最后祝大家晚安，我想说一句，我今天没有什么拘束的，很放开的来讲，来回答问题，可能不一定观点都对，说的也不一定都准确，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正确的地方大家能够采纳吸收，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批判地来接受。

主持人：再次谢谢您。文字整理：曹哲摄影：梅佳伟

中西结合学术路，水木数载育人才

主持人：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由校研究生会学术部主办，微电子所研究生会和微博十班联合承办的“学术人生”活动，学术人生以“推崇名师，追求理想，感悟人生”为口号，通过邀请学术界泰斗级人物同清华学子面对面，为同学们提供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感受大师风采，启迪人生智慧，树立崇高理想。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领导，他们是：微电子所党委书记高志强老师，微电子所党委副书记蔡坚老师。本次活动，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微电子所的学术大师，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85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清华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两所学校兼任教授、研究员，在学术研究方面造诣颇深，于2009年当选为IEEE Fellow，同年中国内地仅有四人当选。参与组织开发的熊猫IC设计系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是国家多项“863”、“973”项目的负责人，他就是清华大学微电子所教授余志平老师。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余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报告，有请余老师。一、如何将科研同工业界的需要相结合

余志平：同学们，老师们，晚上好，很高兴能参加这个活动，听说这是庆祝清华大学一百周年的一个活动，谈大师或者是其他的称号都谈不上，但是我想作为同学们的一个学长还是够格的，我来清华快50年了，被清华选送到美国读研究生也已经有31年了，所以，这是个很漫长的路程。我今天晚上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清华、在国外的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希望给大家有一些启发，更愿意回答同学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首先，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在我们微电子领域里几件影响集成电路工业或者影响学术界的事件，我选了4个事件简单介绍一下，从这里面大家可能会感受到作为学校来讲的话，尤其是一流大学，怎么来定位我们研究的课题，同学们在这里面能够发挥些什么作用。这个名字，“学术人生”听起来很有诗意，实际上也是反映了我将近50年来所走过的历程。

我想给出四个跟微电子有关的成功的例子，可能用“成功”这个词来描述这些例子还不够彻底，所以，用了英文Glorious，就是非常漂亮的几件事情。我想讲一下，第一个是应变硅，这个大概搞微电子的人都比较熟悉。第二个是Sigma-Delta（Σ-Δ）ADC，这个搞电路的同学可能会比较熟悉一点。第三个就是今年诺贝尔物理奖的石墨烯（graphene），最后一个可能会比较远一点，就是狄拉克方程，但是也跟这个石墨烯有很紧密的关联。

讲到应变硅的沟道，我想简单地回顾一下集成电路MOS-scaling走过的路程，大家经常听到摩尔定律。我们现在所处在的CMOS工艺节点是32纳米或者22纳米，假如我们从0.18微米开始来看的话，大概是每隔两年工艺节点都有一倍的进展，但是同学们可能不是十分清楚，从0.18微米到0.13微米，到90纳米、65纳米、45纳米，工艺节点的进展实际上是依赖于工艺技术的突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可能我给大家讲得太专业，我想尽可能快一点。从0.18微米到0.13微米以及其后，其中一个很重大的工艺改进就是铝的互连线变成铜的互连线。但是从90纳米以后，有一个所谓的应变沟道技术，有了应变沟道技术以后，即使没有改变栅介质的成分的话，MOS管也是每隔两年不断地进步，到了2007年有所谓的高K金属栅技术。这就说明实际上信息产业也好，信息技术也好，包括我们的集成电路，它的前进都离不开技术的进步或者是研究工作的进步。

我用应变硅来说明一下大学的研究怎么推动了工业界的技术革新，不是简单的工业界重复学术界的工作，而是通过工业界又进一步。斯坦福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做应变硅沟道的工作，他们当时采用的技术是一个双轴的外延锗硅层，在沟道下面，这个工作做得很漂亮，它改进了pMOS在沟道里的空穴的迁移率，这就反映了没有应变硅技术的话，迁移率随垂直电场的影响大概是这样，加了这个双轴的应变硅技术以后，迁移率提高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随着电场增加，这个改进就消失了，原因可以从能带的结构，一维的量子力学来解释。这个工作应该说是很漂亮的，但是并没有符合工业界的要求，因为在实际的MOS管工作的时候是要加垂直电场的。所以，后来英特尔就发表他们的工作（成果），改进以后就能够保持这个。

这里我列的三篇IEDM的文章，1995年的、2003年的和2004年的，这都是有关应变硅沟道工程的工作，从最早的工作大家可以看出来，这是一篇斯坦福的学术论文，这个同学现在在IBM工作，这个应该是一个pMOS的工作，但它并不是现今IC工业界所精确采用的模型，原因就是它还需要工艺界的refinement。所以，到了2003年，英特尔发表90纳米工艺的时候，第一次采用了单轴的应变硅技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这个应变硅的技术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四代了，一直会延续下去。然后2004年，也是英特尔的Thompson，他就给出了一个理论的解释，这就是前面的能带图的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这里面我给大家一个信息，大学的研究，必须定位比较超前，大学的研究并不是取代工艺界的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假如你定位定得好的话，几年以后工业界就会发现你们做的工作很有价值。

下面一个例子是关于Σ-Δ的数模转换器，这个工作并不是我的领域，因为我的领域主要是器件物理跟计算机辅助设计，但是为什么对这个工作比较注意呢？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你研究怎么能够超前实际工业的需求，大家知道亚洲人一般是数学、物理比较好，但是要去做那些算法的话，其实亚洲人包括日本人在内，往往是不如西方人的。Σ-Δ大家搞电路的人可能知道，现在应用非常普遍。这个工作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算法问题，它是用了两个算法，一个叫over-sampling，一个叫noise-shaping，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算法，恰恰是这样一个西方人的强项，实际上却被一个日本人在1962年就提出来，现在回过头来讲的话，这件事情非常受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集成电路还没有那么普及，手提device的计算能力并不强，但是它的工作利用了数字电路能够很容易地处理大规模的数字问题，从而进行一个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转换。

正因为他的工作，所以，大家现在的手机，比如说CDMA的手机，它要求很大的计算量，这在5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手提的一个东西能够进行那么大的计算，但是现在有了集成电路，没有问题了。这个Σ-Δ算法，现在之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在研究跟实现，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做的比较超前。

这是一个大家目前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今年诺贝尔奖被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的两位学者得到，他们是在2004年做了这个工作。实际上idea跟实验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典型的CMOS工艺，硅衬底，一个二氧化硅层，然后把石墨烯，单层的碳原子做成一个霍尔效应的一个bar，然后测它的电导率跟偏置的关系。比较漂亮的工作，石墨烯有一个特点，它不像硅一样，你要做成pMOS和nMOS，要用不同的掺杂，它这个通过改变衬底的偏置，相当于背栅，就可以把空穴和电子之间，变成或者是p型，或者是n型。这个工作是2004年被他们发现的。可以说清华大学在这方面做得还是比较早的，我所在的微电子所的CAD研究室跟物理系，大概是在2006年，也就是他们的工作发表不到两年我们就开始做了，而且在这个领域里也发表了不少的文章。

这些工作有些什么实际意义呢？我举了一个IBM在今年2月份的报道，它是用石墨烯做射频晶体管，它的截止频率可以达到100GHz，而且他们预言最终应该可以做到1THz。这个工作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难做，但是他们恰恰是利用了一些被人们熟悉而又容易忽略的事情，他们很专心地做下去了，最后实际上从发明到获诺贝尔奖，也就是6年的时间，应该说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获诺贝尔奖的第二个学者诺维尔索洛夫，去年我在清华组织国际计算电子学会议的时候，因为当时石墨烯的文章已经比较多了，所以，当时我是想请他到清华来做一个报告。于是，2008年12月份我跟他有一个E-mail的交流，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会是去年5月底举行的，正好是在美国化学电化学年会的时候，也是在那时候有第一个Graphene Workshop，他来不了。这次获诺贝尔奖以后，我才知道，原本我以为他的年龄比我小不了多少，这次一发表以后才知道他今年才36岁，也就是他当时做那个实验的时候才30岁，所以，跟我差了将近两代左右。这次获诺贝尔奖以后我想他肯定很忙，所以，一开始我没有给他发E-mail祝贺。过了几天以后，我想他热度可能下来以后，我就给他发了一封E-mail，我说2008年我对你的邀请依然有效，他很高兴地接受，他说以后有机会会到我们清华，同时我跟北大，跟中科大也联系，他们很愿意把他请来做一次演讲。

这个问题我就不再讲了，这个是一个狄拉克方程。大家可能比较熟悉薛定谔方程，大家也知道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但是相对论往往对我们来讲好像很遥远，尤其我们不是搞物理的，是个很遥远的事。但是因为石墨烯的工作，一下子把相对论带到了我们平常很简单的实验可以验证的这么一个东西。原因在什么地方？两个原因：第一，在石墨烯里面，它的光速只是自有空间的1/300，也就是你不要到光速，你就可以在石墨烯里面做相对论的实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讲这个事情，也是讲大学的研究是怎么影响工业界的物理和工程要求。刚才我讲了很多工程的问题，这个完全是一个物理的问题。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查一下维基百科的狄拉克方程，就可以发现其中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说狄拉克这个人当年在想出他的方程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就对着火炉冥思苦想，想什么问题呢？想的问题就是说在薛定谔方程里，假如波函数是一个两元的向量，这时候这个系数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么大家可能会给出这样一个答案，假如你这个系数是一个标量，这个方程完全可以满足。但是他相对论的问题正好是需要一个，它必须有波函数，有两个分量，最后他就想出来了，除了这个标量可以满足这个方程以外，假如我这个系数是一个2伊2的矩阵，那么我乘上一个2伊1的矢量，我一样可以得到一个2伊1的矢量。他实际上这么想以后把这个问题突破了。

这个问题现在有几个实际意义，第一，描述石墨烯的方程用薛定谔方程描述不够，要用狄拉克方程来描述。第二，大家知道现在自旋的研究是一个很热门的课题，我估计今后的三年、五年、十年，大概自旋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恰恰是狄拉克方程，它是从理论上证明了自旋的动量矩应该是二分之一。我的演讲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余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讲。余老师用简单几个例子为我们诠释了如何将科研同工业界的需要相结合，如何才是一个有用的科研，这对处于研究生阶段的我们可以说是受益颇深。下面我们就和余老师一同走入余老师的人生历程，感悟其中的点点滴滴。余老师，请坐。二、余老师的少年生活

主持人：余老师，您的家乡在哪里？

余志平：我的家乡不好说，因为现在籍贯跟出生地很多情况是一件事情，但是在过去往往不是一件事情，我的籍贯是浙江省上虞，那时候叫上虞县。上虞可能大家都不熟，上虞跟绍兴是挨着的，绍兴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并不是生在绍兴。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抗战马上就要胜利了。那时候我们家从抗战开始，从杭州开始就一直是日本人进一步，我们就退一步。最后退到哪儿呢？是安徽屯溪，现在是叫黄山市，我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出生在屯溪市的，屯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日本人占了大半个中国，重庆是陪都，但是屯溪这个地方日本人从来没有进去过，也就是我们家人是没有见过日本人的，据说当年国民党的军政有不少的单位在屯溪。

主持人：看来余老师少年的时候就遍及了很多的地方。余老师，您当时对于科研有没有一定的认识呢？

余志平：对科研毫无认识，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就觉得学习不那么吃力了，大概是这么一件事情。

主持人：余老师，您应该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您当时在杭州四中的生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余志平：实际上，我刚才讲过，我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始终对念书是非常喜欢，也不觉得太吃力，说起我杭州四中的经历我也没有什么太好说的，可以说一点，我的初中同学中有一个人现在是中山大学校长了，其他的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可以给你简单讲一个故事。杭州四中当时在杭州是一个非常好的初中，我到现在为止记得比较深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班主任，他是地理老师，还有一个教几何的老师，这个教几何的老师，说起这个故事跟我们清华大学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可能有一定关系。你们愿不愿意听啊？

同学：愿意。

余志平：最近大家注意清华的网站，有一个报道就是胡和平书记陪着一个叫张首晟的人，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新闻？张首晟是我们物理系的长江教授，现在又是“千人计划”，清华网站上的报道是说胡和平书记陪着他去见组织部的部长李源潮，当时我看到的照片上站在最边上的一个人姓袁，我一开始没有注意是谁，他是我们教育部的部长，教育部的部长站在最边上，那么张首晟一定做得很好的，的确他是做得不错。张首晟是我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来往比较多的朋友，他最近几年做的一件很漂亮的事情，就是叫作topological insulator，这个你们有兴趣可以注意一下，它实际上是这么回事情，这个绝缘体人们很早就发现假如你将垂直的磁场加上去的话，绝缘体的某些表面会表现一个导电的表面，这件事情人们老早就知道了，但是张首晟他就想了一下，他说既然这个磁场是感生出导电的转变，那么，这个固体里都有自旋，能不能自旋也能够产生这个现象呢？他大概在2006年还是2007年跟他一个德国的博士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了，这篇文章发表当时只是一个理论的计算跟模拟，并没有实验验证。但是很快，实验由别人做出来了，最后证明是这么回事情。据说现在全世界物理界对于topological insulator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浪潮，人们就慢慢有很多遐想，他是不是会得像石墨烯那样的奖啊？今年我看清华的网站上登了，他得了一个欧洲的物理奖，据说在这之前我们中国人还没有人得过这个奖。

这跟杭州四中有什么关系呢？又说到我的几何老师，因为有一次我们在斯坦福开party的时候，张首晟的儿子，现在我估计可能刚刚念高一，那时候他在做一道几何题做不出来，就问我们，后来他们说这边有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你问他吧，结果后来问我，我说你这个题怎么回事？他就给我简单讲讲，我说你要不做条辅助线吧，因为平面几何里经常拿辅助线来解决问题，我这一说他马上就明白了，就把这个问题解出来了。三、余老师的清华生活

主持人：看来余老师当时高中也是人才济济。我们知道您后来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是无线电系？

余志平：无线电电子学系。

主持人：当时您选这个专业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余志平：我们那时候是分配的，但是无线电电子学，在当时的情况你们可能不太清楚，当时清华大学最好的系是工程物理系，大家都愿意做原子核物理，还有工程力学系，也是人们愿意搞导弹这些东西，无线电电子学系是一个非常好的系，我记得好像是报名的，也可能是分配的，记不清楚了。

主持人：我现在来问观众一个问题，有没有同学们知道余老师在清华时候的导师是谁呢？有同学知道吗？如果知道有小礼品。

同学：余志平老师是李志坚院士的得意门生。

主持人：余老师，是吗？

余志平：可以这么说。

主持人：请工作人员为这位同学送上小礼品。余老师，我记得您是李院士带的第一届的研究生，你们之间的师生感情肯定是非常深厚，肯定有很多难忘的事情，能给我们讲讲吗？

余志平：这个说法其实并不确切，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就有研究生，我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的，所以，不能说是李先生的第一届的研究生，比如我们微电子所以前的所长陈弘毅老师他是1965年毕业的，毕业以后是李先生的研究生，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分出去了，但是我是李先生的第一届研究生这句话也并没有错，为什么呢？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的。我这儿也有个小问题问问大家，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叫什么届？77届，没错。研究生呢？没有人知道？78届。差了不到一年，77届可能是1978年年初进来的，我们是1978年10月份进来的，所以，我是李先生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研究生制度的第一届研究生，而且当时因为邓小平在恢复了高考制度以后，在招研究生的同时就很快地决定要选一批研究生到国外去念研究生，所以，实际上我在1978年10月份进清华报到之前，其实已经被清华指定去参加外语考试，考完以后，我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已经告诉我，当时我是要到国外去完成我的研究生学业的。所以，我在1978年报到以后，学了一年的外语，同时也修硕士生的课程，然后1979年去美国攻读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主持人：我们知道您是1967年的时候在清华本科毕业。

余志平：这讲起来又是个长的故事。大家知道清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1962年进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学制是几年制？对，六年制，我们进来的时候六年制，所以，按照正常的年限，我是应该1968年毕业，但是在1966年开始就搞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的学制改成五年半，我们虽然是1968年9月离校的，但毕业时间是算成1967年的12月份。四、海外留学生涯

主持人：看来您在清华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下面我想问一下余老师，您之后选择了出国，肯定在国外一些生活对您的影响也比较大，我想了解一下，您当时出国后，有没有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你一个人只身在海外。

余志平：可以这样说，清华的教学的确是给我们带来一生不可估量的价值，我刚才讲的我入学的时候是六年制，但是实际上我们只念了3年书，为什么呢？因为从1965年开始就搞“四清”了，“四清”有多少同学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举个手给我看看，有多少人知道？不会一个人都不知道吧？没有人举手，你们可以去看看中国的现代史。长话短说，我们从1965年开始，1965年9月份开学，我们就到怀柔县去搞“四清”，当时李志坚先生是我们分团委的副书记，陈弘毅老师是他的通信员，因为当时还没有秘书这一说。我是在生产大队，到了1966年5月底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就直接从“四清”的怀柔县回到清华参加文化大革命，也就是我在清华的学习实际上真正讲的话就是持续了3年，但是3年的学习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成就呢？应该说的确是一个成就，因为我刚到斯坦福大学的时候，一开始比较紧张，根据我现在的经历你们可以推断出来，我1979年去美国的时候是多少岁？35岁。35岁开始念研究生，虽然当时我并不感觉到自己的心态有35岁那么大，也不感觉到自己英语就那么差，但是我并不知道清华大学教学出来的人在美国的一流大学到底竞争力有多少，这是我没有底的。

所以，我跟我当年的导师聊起来，聊完以后，他最后给我一句话，他说你不需要上课了，你就跟我到公司做活就行了，也就是他认为我们学的东西已经完全够美国的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了，也正是这样，其实我在那边一直是很顺利的，等会儿可能有张照片是比我小两代的学生现在在斯坦福学习的情况。在斯坦福念博士生有一个博士资格考试，学生们把这个博士资格考试看成是通过“地狱之门”，这个是竞争力非常大的。考试被斯坦福录取成研究生，本身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被录取了研究生并不是说你有资格来继续完成你的博士学位，这里有个博士资格考试，博士资格考试是规定必须淘汰50%，也就是说每年参加考试比如说一般是150～170人，全是优秀的人，这就是一个竞争，一定会有一半的人是通不过的，没有一个说是90分以上就让你全过，它本来就是要在好的里面再挑好的。所以，这是我们进了斯坦福以后一个很大的关口，但是非常幸运，我觉得还是清华给我打下了底子。我当时不光是通过了博士生资格考试，而且当时在电机系里可能是考试第八名还是第九名，据中国台湾地区同学跟我讲，在我之前好像中国人还没有考那么高名次。但是这个消息并不是官方的消息，是民间的消息，我只是想强调一下清华给我们的教育底子在全世界应该是完全具有竞争力的。

主持人：看来我们国内的学校跟国外的学校还是不一样，国内的学校我们是进去难，但是在国外的学校是进去容易，但是出来很难。余老师，您刚才也说在斯坦福期间，淘汰率达到50%，您当时的压力应该也是很大的，您一般都是靠什么办法来缓解这些压力呢？

余志平：一方面考过资格考试以后就发现自己竞争力好像也不差，所以又恢复到清华的心态，不是太紧张了，但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做研究，应该说这里面实际上总的讲的话，科学研究也好，学生也好，总是一代比一代强的，但是应该说我在斯坦福大学当研究生那一代，的的确确是非常优秀的，我现在回过头来想的话，第一，我们非常努力，我们一般早上7点钟进实验室，11点半离开实验室，大概就是这样。组里面有日本人，有韩国人，有美国人。我就讲讲我们这个组里到现在为止颇有成就的是这么几件事。

大家都知道韩国的三星公司，韩国三星公司里面的半导体存储器，实际上是我在斯坦福那个研究小组的两个韩国人打天下打出来的，也就是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跟大家讲韩国的半导体工业实际上是我们斯坦福的两个同学他们给创出来的，这是第一。

第二，还有一个同学他其实这一年一直在北京，他是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的CTO，应用材料公司可能大家搞集成电路工业的人比较熟悉，这位同学也是非常优秀的，他原在贝尔实验室。还有一个日本人现在在日本东京，咱们这边可能翻译成东京工业大学，他因为一直担任IEEE的电子器件协会的主席，当了很多年，也做得很好。现在日本东京大学的电机系的系主任也是我们那时在斯坦福进修的。在那些顶尖大学里的电机系的系主任我可以认得四分之一左右，因为很多人都是我的同学。五、余老师眼里的清华和斯坦福

主持人：我们也知道余老师在清华大学和斯坦福大学都学习过，这两个学校对您的学术的影响肯定是各不相同的，您怎么比较这两个学校对您的学术影响呢？

余志平：清华大学就跟我上过的中学一样，基础打得非常好，研究因为受限于历史的条件，我们基本上是follow。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或者改革开放以前，国内研究的一个很主要的推动力是打破西方对我们禁区，所以，基本上是属于follow的层次，原创性的工作是很少的，包括原子弹、火箭，也不能说是原创，也就是follow，但是到斯坦福就不一样了，大家知道硅谷最后在工业界它能够站住脚，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斯坦福的教师跟学生的工作，斯坦福的工作很容易地举这几个例子来，大家应该知道谷歌（创始人）是斯坦福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创建雅虎的更是我们斯坦福电机系的研究生，包括斯坦福的校长John Hennessey，他是MIPS的创始人，可能大家对这个MIPS不太熟悉，大家知道龙芯吧，龙芯实际上就是用了MIPS的体系结构，后来因为一些版权问题，最近我看报道龙芯花钱把MIPS这个专利买过来了。还有大家笔记本电脑用的WiFi的发明者，也是我们斯坦福的电机系的教授，这样的例子应该说很多很多，这里面我想是几个方面原因，一个就是美国的一流大学，它是一个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就是要做最好的研究，而不是去做follow的研究，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感觉到斯坦福这个环境，曾经有一个说法，MIT是培养科学家的，斯坦福是培养工程师的，就跟咱们清华大学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前叫“工程师的摇篮”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看来斯坦福对于集成电路，对于信息技术的贡献，我想在全世界的大学里应该说它不光是在Top5，我想应该是在Top3这个范畴里。

主持人：您结束了在斯坦福大学的学习生活之后，又在斯坦福大学搞科研，然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我们可以说斯坦福大学的教学条件是很不错的，但是之后您又选择回到国内，回到清华搞科研，这个选择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余志平：其实也不是一个选择，因为本来我就是清华派出去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回到清华来，我从清华出去的时候是一个学生，但是我1985年拿到学位以后，做了不到一年的博士后，我从1986年就回到清华。所以，我在清华的教龄是从1986年开始算的，这个高老师可能知道更多一些。

主持人：我们也谈到您刚才说在国内的大学基本上是一个follow的角色，但是国外有很多的创新，您觉得国内的科学研究如何才能一步一步地追赶到国际水平呢？

余志平：刚才我讲的国内大学是一个follow，这是讲文化大革命以前或者讲改革开放以前，当然现在不一样了，原因其实很简单，改革开放以前，国内的一流大学就相当于中国工业的R＆D，它是给中国的工业来做研究跟开发的，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现在有那么多外资公司、合资公司，从工业应用来讲的话，工业界的工作其实做得要在学校（研究）前面。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通信专业做得很好，如果你们要是跟搞通信的老师讨教，跟他们聊一聊，他们马上就会告诉你通信方面做得最好的就是公司，学校不可能做得像公司那样，这个情况在美国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学到现在这个情况，你真要想去做工业界在做的事情，其实你是没有优势的，做不过他们工业界。

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你要做工业界还没有想到的事情，或者工业界做不起的事情，比如做一件事情要花五年时间，工业界不可能有这样的财力来做，这就要求大学做一个advanced research。比如刚才我讲的石墨烯的这些工作，在我们微电子所CAD组的话，实际上比国际上也就是差了不到两年，就在上个礼拜我们拿到500万元的研究经费来做这个石墨烯。本来应该可以拿的更多一点，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这个CCD室就做软件，所以就给500万元，因为不要做实验，其实我们还想做实验。所以，这个情况就应该与时俱进，现在中国的一流大学我觉得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只能去做一些创新性的工作，才能算上是一流的大学，而国家对我们的要求大概也就是创新成为一个No.1。六、在一个不如别人的实验环境下搞出创新的成就

主持人：您也谈到国内的大学要想发展一定要创新，但是我们也知道和国外大学相比，国内的一些实验条件可能相差比较远，如何在一个不如别人的实验环境下搞出创新的成就呢？

余志平：这是两方面的，比如我做的工作就不需要太多的实验设备，更主要的是咱们国家的国力在不断地增强，实际上现在中国的一流大学，他们叫作“211”工程大学，现在的硬件条件跟国外的差距其实并不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知道材料系有一个（朱静）院士，大家都听说过，朱静院士可能就在我们11区的一楼搞了一台仪器，我们学校对外的学术交流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朱静院士讲现在国家投了一千多万，清华自筹一千多万，搞了一台分析仪器，据说在全世界大概我们是第二台还是第三台，可能亚洲也就是我们这一台。可以想见清华大学或者全国的一流大学现在的实验条件其实并不差。斯坦福的几个教授到范守善院士的纳米楼去看了以后，觉得清华大学的碳纳米管在应用方面的研究，在美国大概也算是做得最好的。所以，后来斯坦福的工学院院长Jim Plummer来过好几次，他有一次来的时候见了我就说你一定带我去看一下纳米楼是怎么回事。去看了以后，他也承认清华大学在碳纳米管研究的设备跟水平上在美国算起来也是一流的，不能算绝对的No.1，一定是一流的。

主持人：余老师的一番话告诉我们，我们国内的科研实力也是在逐步提高，也提醒各位在座的同学，以后咱们就不能以科研装备差搞不出好的科研当理由了。说到科研的成就，就不能不提您当时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是熊猫IC设计系统，您在这个系统中主要负责哪方面的研究呢？

余志平：这个事情是我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回来做的第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当时还叫“七五”，大家知道明年是“十二五”了，当时我们做的是“七五”，也就是5个5年之前，25年以前，因为当时要做一个集成电路的设计系统，就像现在大家用的Ca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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