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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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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生活试读：

简介

我国古代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官僚和地主对土地兼并严重，无地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生活相当困苦。让我没来揭秘古人生活秘闻。

第一章　古人的生活

“吃豆腐”与“吃醋”的来历

追源溯本，这“两吃”各有一段饶有风趣的典故。

1.“吃豆腐”——史载，“豆腐之法，始于淮南刘安”。当年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在安徽寿县八公山以黄豆、盐卤等物炼丹，无意中竟炼出了“白如纯玉，细若凝脂”的豆腐。

西汉初年豆腐问世后，很快成为老百姓非常喜欢的小吃。当时流行的吃法是碗里搁一大块豆腐，撒上佐料，拿小刀边划成小块边吃。于是坊间出现了无数这样的豆腐快餐店。

当时长安街上有个夫妻合开的豆腐小店，老板娘本来就漂亮，又以有美容功能的豆腐为常食，自然更是细皮嫩肉，人称“豆腐西施”。为招徕顾客，“豆腐西施”难免有卖弄风情之举，引得周围男人老以“吃豆腐”为名到豆腐店与老板娘调情，且动手动脚，比如趁付铜板时摸摸老板娘的纤手等。

于是，醋海翻波的老婆们不满意了，经常以“你今天又去吃豆腐了？”来训斥丈夫。后来，“吃豆腐”便成了男人轻薄女人的代名词。

2.“吃醋”——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当年曾赐给房玄龄几名美女做妾。房玄龄是历史上著名的“妻管严”，怎么也不敢接受，多次婉拒此赏。李世民料到房玄龄夫人是个悍妇，房才不敢受赏。于是派太监持一壶“毒酒”传旨房夫人，如不接受这几名美妾，即赐饮毒酒。

谁知房夫人面无惧色，接过“毒酒”含泪一饮而尽。结果并未丧命，原来壶中装的是醋，皇帝以此来考验她，开了一个玩笑。

李世民正言告诉房玄龄，你老婆果然刚烈，朕也敬重她三分，你以后就好好听她的吧。“吃醋”的故事就此流传开来。醋的滋味酸酸的，嫉妒之滋味也是酸酸的，于是“吃醋”也就成了男女间因第三者介入而产生的嫉妒之情的代名词。

一千年前的中国伟大而强盛

1.一千多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的城市灯火辉煌、光明灿烂。一千多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安静，只有中国的城市人流拥动、欢歌笑语、黑夜如昼。

2.一千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超过数百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据史料查证，在唐贞观22年（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649年），有1300多万户，大致人口7000多万。11世纪（大致在北宋），欧洲最大城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的规模都不到一万人。而中国的首都有三百五十多万人。一千年前中国的城市规模的超过五十万人口的有六个，十万户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六个。一千年前的中国城市就已经有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设施，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

3.一千多年前欧洲很乱很穷很落后，美洲未开发、非洲很原始。13世纪世界除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巴格达，城市规模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不到十万人口，欧洲14世纪的伦敦也只有四万人，巴黎有六万人，而中国13世纪杭州、苏州、成都都是超过百万以上的大城市。

13世纪欧洲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有幸来到泉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光明之城；13世纪西方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有幸见到杭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天上的城市，认为杭州是世界上最优美最高贵的城市。

4.一千多年前的中国正朝着成为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一千多年前西方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见着中国的商船不仅感慨：“中国的商船也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般的航线图，而且，它们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得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的人，通过它，他们可以找到通往陆上世界尽头的路，对于他们的天赋，愿上帝受到赞美。”而1840年的英军最先进战船只有四帆，载200多人。一千多年前意大利人见着中国的面条后，于是他们发明了今天的意大利面条，一千多年前意大利人见着中国的冰激凌后，于是今天他们认为自己发明了冰激凌。

5.一千多年前中国华北的钢铁业年产就达一百二十五万吨，而公元1788年欧洲工业革命开始英国钢铁业年年产才有七万六千吨；中国在公元2世纪，开始大量使用纸张，而欧洲人在18世纪初还在羊皮上写信；中国10世纪开始使用纸币，而欧洲17世纪后才开始使用纸币，公元1661年，瑞典才发行纸币，成为欧洲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

6.一千多年前中国人是最会做买卖的，宋朝人用泥土（把泥土烧成瓷器）就轻易换来大批金银珠宝；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用高科技换取原材料、资源，一千多年后的中国人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与资源生存；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都很值钱，中国的工匠是世界各国急需的人才，是世界的宝；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用高科技挣钱，一千年后的中国靠低廉的劳动力挣钱。

7.一千年前中国人会自豪的说：“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没有这样的自信。

8.一千年前的中国的教科书这样写：“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皇帝）之私有也”，一千年后的中国的教科书这样写：“没有——ㄉㄤ（注音符号，ㄉ是d、ㄤ是ang），就没有新中国”。一千年前的中国的老师告诉学生们：“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皇帝）之私有也”，一千年后的中国的教师却告诉学生们：“没有——ㄉㄤ，就没有新中国”。一千年前的中国的学生沐浴着民主的熏陶，一千年后的中国的学生灌输着奴化的教育。

一千年前的有中国人敢对最高统治者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民、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一千年后的中国却没有人敢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精英、百姓、三军之天下，非一ㄉㄤ之天下”，一千年后的中国没有人敢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ㄉㄤ之私有也”……

9.一千年前的中国已经摆脱前代沉迷于异族的宗教，以外国宗教为自己国教的状态。一千年前的中国自产的宗教儒教、道教大放光芒，远远压过外国盛行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是国家文化强大民/族自信的表现，一千年前的中国人自信得一塌糊涂。

一千年后的中国以西方被淘汰不入流的学说为自己的宗教，一千年后的中国抨击、狂骂着一千年前中国自产的辉煌学说，一千年后的中国人不自信得一塌糊涂。

10.一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一千年前的中国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是世界第一（实际上直到1840年中国还是世界第一）。一千年前的中国各方面都遥遥领先于世界，一千年前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当之无愧叫中国。一千年前的中国经济、政治、科技、工艺、文化、娱乐、学术、数学等等都是世界第一，即使是军事也是第一。一千年后的中国什么是世界第一？人口？明朝万历年间（1610年左右），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一亿，而全世界不到二亿；明朝崇祯年间，连续七年大干旱，饿殍偏野，连年战争，到清初人口只有四千多万；过了150年后的乾隆年间人口再次达一亿。1840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50%以上，人口占全世界的35%。

11.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不幸生在世界野蛮的时期，一千年后的中国幸运的处在世界文明的时代。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无知的认为一千年前的中国丢了他们的脸，一千年后的中国人不知道自己的祖先的伟大，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祖先。一千多年后的中国人歌颂着野蛮、歌颂着掠夺、歌颂着杀害自己祖先的人……

12.一千年后的西方人说：“二千多年前的中国经济总量最高时候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并保持了世界第一位置长达二千多年。”一千年后的中国人震惊的说：“这怎么可能？”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怎么能知道？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不是一千年后的中国人；一千年前的中国，不是一千年后的中国。

中国五十年前被撤销的八个省

1.平原省。1949年设平原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原省由中央直接领导。省人民政府驻新乡市。辖新乡、安阳2市级湖西、菏泽、聊城、濮阳、新乡、安阳等6专区。共辖56县、1矿区、5城关区。1952年平原省建制撤销，将新乡、安阳2市及新乡、安阳、濮阳3专区划归河南省；菏泽、聊城、湖西3专区划归山东省。

2.察哈尔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察哈尔省由中央直接领导。省人民政府驻张家口市。辖张家口、大同、宣化3市及雁北、察南、察北3专区，共32县。1952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原察哈尔省辖区并入河北、山西2省。

3.绥远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绥远省由中央直接领导。省人民政府驻归绥市。辖归绥、包头2市，丰镇、集宁、凉城、陶林、兴和、龙胜（由丰镇、集宁、凉城、陶林4县析置，驻卓资山）、归绥、武东（由武川县东部析置，驻旗下营）、武西（原武川县西部，驻武川县城）、和林格尔、清水河、托克托、萨县（即萨拉齐）、包头、固阳、五原、临河、安北、狼山（抗战期间新设县）、米仓（抗战期间新设县）、晏江（抗战期间新设县）、东胜等22县及镶红旗、镶蓝旗、正黄旗、正红旗、土默特独立旗、东公旗、中公旗、西公旗、茂明安旗、达尔罕旗、四子王旗、准格尔旗、达拉特旗、乌审旗、扎萨克旗、鄂托克旗、郡王旗、杭锦旗等18蒙旗。

1950年分设绥东、绥中、绥西3专区及伊克昭盟蒙古族自治区、乌兰察布盟蒙古族自治区，直辖归绥、包头2市及土默特旗、东四旗中心旗、镶蓝镶红联合旗、正黄旗4旗（镶蓝镶红联合旗、正黄旗均由东四旗中心旗领导）。

1951年绥东专区改名集宁专区，绥中专区改名萨县专区，绥西专区改名陕坝专区。

1952年绥远省改由华北行政委员会领导。撤销萨县专区，并入集宁专区。辖2专区、2自治区。

1954年3月6日绥远省建制撤销，原辖区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4.西康省。于1949年12月9日解放，辖康定、九龙、义敦、泸定、雅江、道孚、理化、稻城、瞻化、巴安、盐井、甘孜、炉霍、丹巴、定乡、昌都、得荣、武成、宁静、察雅、贡县、察隅、科麦、恩达、邓柯、石渠、白玉、德格、同普、嘉黎、硕督、太昭、雅安、芦山、西昌、盐源、天全、宁南、荥经、汉源、冕宁、昭觉、会理、盐边、越，宝兴、德昌、泰宁等48县及宁东、金汤、普格、泸宁4设治局。

1950年西康省由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省人民政府驻康定，分设康定、雅安、西昌3专区。1950年12月康定专区改设西康省藏族自治区。

1951年由雅安县析置雅安市，为西康省人民政府驻地。

1952年西康省由西南行政委员会领导。由西昌专区分设凉山彝族自治区。

1955年西康省建制撤销，全部并入四川省。

5.辽东省。1949年设辽东省，由东北人民政府领导。省人民政府驻安东市。直辖安东、营口、西安、通化、辽阳5市及辽阳、海城、盖平、复县、庄河、新金、岫岩、营口、安东、凤城、宽甸、本溪、抚顺、桓仁、新宾、清原等16县。设通化专区，专署驻通化市，辖通化、柳河、东丰、西丰、西安（原北丰县改称）、海龙、辉南、靖宇（原蒙江县改称，以纪念抗日英雄杨靖宇而命名）、抚松、临江、长白、辑安等12县。

1952年辽东省由东北行政委员会领导。原西安市改称辽源市。撤销通化专区，原通化专区所属各县改由省直辖。撤销本溪、抚顺2县，将本溪县并入本溪市；抚顺县并入抚顺市。辖5市、26县。

1954年辽东省建制撤销，原辽东省所属安东、营口、辽阳3市及安东、庄河、新金、复县、岫岩、盖平、营口、海城、凤城、辽阳、宽甸、桓仁、新宾、清原、西丰等15县并入辽宁省；通化、辽源2市及东丰、西安、海龙、通化、柳河、辉南、靖宇、抚松、长白、临江、辑安等11县划入吉林省。

6.辽西省。1949年设辽西省，由东北人民政府领导。省人民政府驻锦州市。辖锦州、四平、阜新、山海关4市及锦县、新民、黑山、梨树、铁岭、辽中、昌图、开原、锦西、绥中、阜新、义县、北镇、法库、兴城、盘山、台安、彰武、昌北（解放后由昌图县析置）、康平、双辽（原双山、辽源合成，驻辽源县城）等21县。

1952年辽西省由东北行政委员会领导。将山海关市划归河北省。原阜新县改称阜新县土默特旗。辖3市、20县、1旗。

1954年辽西省建制撤销，原辽西省大部分县、市划归辽宁省，四平市及梨树、双辽2县划归吉林省。

7.松江省。1949年松江省由东北人民政府领导。省人民政府驻哈尔滨市。辖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鹤岗（由兴山市改称）4市及双城、尚志（原珠河、苇河2县并置，驻珠河，以纪念抗日英雄赵尚志而命名）、巴彦、宾县、阿城、呼兰、五常、海林、木兰、延寿、拉林、宁安、勃利、鸡西、汤原、密山、桦南（驻湖南营）、桦川、依兰、富锦、穆棱、通河、东宁（原绥芬县并入，驻绥芬河）、方正、集贤、林口、宝清、虎林、萝北、饶河、抚远、佛山（1949年4月由松江省划归黑龙江省，同年12月划回松江省）等32县。

1950年兴山市改称鹤岗市。原属黑龙江省的佛山县划归松江省。辖4市、32县。

1952年松江省由东北行政委员会领导。将佛山县划归黑龙江省。原汤原县所属南岔地区设置伊春县，驻伊春街。

1953年哈尔滨市改为中央直辖市，由东北行政委员会代管。松江省辖3市、32县。

1954年双鸭山矿区设立相当于县级的矿区人民政府，由松江省直接领导。后松江省建制撤销，原松江省所属各县、市划归黑龙江省。

8.热河省。1949年热河省由东北人民政府领导。省人民政府驻承德市。辖承德、赤峰2市，承德、赤峰、凌源、平泉、建昌、建平、宁城、围场（驻锥子山）、乌丹、青龙（原都山设治局改设）、隆化、丰宁（驻大阁镇）、滦平（驻鞍匠营）、兴隆、北票、朝阳等16县及喀喇沁右旗（驻公爷府）、敖汉旗（驻新惠镇）、翁牛特旗、喀喇沁左旗（简称喀左旗）等4旗。

1950年增设叶柏寿、羊山（以朝阳南部羊山镇为中心）2县；喀喇沁右旗改称喀喇沁旗。

1951年撤销叶柏寿、羊山2县。

1952年热河省由东北行政委员会领导。撤销赤峰市，并入赤峰县。

1953年赤峰县由初头朗迁驻赤峰县城关区。原翁牛特旗改设翁牛特旗蒙族自治区。

1955年翁牛特旗蒙族自治区改称翁牛特蒙古族自治旗。同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热河省。原热河省所属承德市及承德、平泉、青龙、兴隆、滦平、丰宁、隆化、围场等8县划归河北省；建昌、凌源、建平、朝阳、北票等5县及喀喇沁左旗划归辽宁省锦州专区；赤峰、乌丹、宁城3县及敖汉旗、喀喇沁旗、翁牛特旗（原翁牛特蒙古族自治旗改设）3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

1956年1月1日热河省正式撤销。

明朝丫鬟主人可随意占有

我国古代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官僚和地主对土地兼并严重，无地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生活相当困苦，面对时有发生的天灾人祸，卖儿卖女现象就十分普遍。一旦自己的儿女卖给别人，就没一点人权和人身自由，终身甚至世世代代为人奴，生活是相当悲惨的。一般来说，男孩买来做小厮，女孩买来做丫鬟，在一个地主或官僚家里，会有很多小厮和丫鬟。

丫鬟长大以后，有几种出路：一是男主人收为小妾；二是直接配与同样身份的小厮；三是转卖嫁人。第一种情况对于丫鬟来说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买得起丫鬟的人家，毕竟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作为男主人的小妾，以后会衣食无忧的，这对于古代的无产者来说是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的隐性问题，就是丫鬟养到二十多岁要放出去时，已经在主人家呆好多年了，被男主人骚扰是很正常的事。《醒世姻缘传》第五十五回，说狄员外要买个全灶（有一定厨艺）的丫鬟，童奶奶找媒婆介绍了别人转卖的，感觉符合狄员外的条件，准备试试这个丫鬟的手段时，童奶奶问：“你那家子曾收用过了不曾？”丫鬟道：“收过久了。”童奶奶问：“没生下什么？”丫鬟说：“也只稀哩麻哩的勾当，生下甚么！”可见，当时男主人占丫鬟的便宜是很正常的、被当事人和社会都认可的事情。《红楼梦》中贾宝玉初试云雨，就是在他的贴身丫鬟袭人身上试的，从书中看来，贾宝玉和袭人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男主人和丫鬟偷情（有时也未必叫着“偷”）久了，丫鬟自然而然的就把自己看着是男主人的“屋里人”了，所以做妾就成了她们生活的希望和最高理想。然而作妾的机会毕竟是很少的，大部分丫鬟成长到一定年龄，或配与小厮，或转卖出去嫁人，落到什么样的人手里，她们是没有一点选择权的，就象秋风吹着的落叶一样，随风飘零，至于是落到锦帐之中还是粪堆上，只有听天由命了。

那么，在古代买一个丫鬟得化多少钱呢？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就以明朝末年小说家西周生的长篇白话小说《醒世姻缘传》里的故事为例，看看那时间一个人的价格是多少吧。

第三十六回说有个叫沈善乐的裁缝，给别人做衣服做坏了，没办法只有将一个十一岁的女儿喜姐卖了偿还别人银子，沈家“足足要银七两”，谁知“领了几家，出到四两的便是上等的足数”，由于后来女善人晁夫人“看得中意，先出四两，添到五两”，已经是买个好价钱，看样子当时花四两银子就可以买到一个普通的丫鬟。

这里说的是年纪幼小的丫鬟，不能够干重活，又没什么技术，还得慢慢的把她养大，那么能够独当一面的又要多少钱呢？对于一些有心计的主人，他们在平时的使唤中，就有意培养丫鬟的一技之长，比如有的针线活见长，有的灶上的活见长，等她们长大了，有了这个一技之长，可以卖个好价钱，主人不但白使唤了这么多年，还可狠狠的再赚一笔。第五十五回讲狄员外要寻个全灶——会做菜的丫头，海岱门里卖布的头冉有一个丫鬟，年龄十八岁了，脚不十分大，白净，细皮嫩肉的，经过面试、技术考核等程序，很是满意，最后经过讨价还价，二十四两银子外加一两介绍费，成交。

由此可见，在明朝买一个丫鬟，根据年龄的大小和技术水平的高低，价钱在银子四两到二十四两之间，明朝的一两银子折合现在的人民币是多少呢？有人通过以黄金的价格作为基准和使用米价作为基准，来进行推算，得出明末一两白银折合现在的人民币是五百元。也就是说，在明朝买一个丫鬟，最低需四两银子合现在人民币两千元。

除了买一个普通的丫鬟外，现在的两千元在那时还能够做些什么呢，据说明代一个平民一年的生活只要一两半银子就够了，如果粮食自给自足，钱只用来买点柴米油盐的话，一年七百五十多块钱过日子是挺苦，不过也不是不可能，老一辈和现在贫困地区的人们，他们也曾经经过或者正在过着这样的日子。

由此看来，两千元的身价，还是可以够一家人应付一阵子的了。写到这里，才感觉到用价格计算人的价值时，一个人的价值是如此的低，可生活就是这么残酷，这正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

揭秘中国十大未解之谜

中国十大未解之谜，宇宙之大，中国之阔，人心之广，关于“未解之谜”这个问题版本甚多，却一直未有官方说法。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未解之谜。关于“中国十大未解之谜”有人文历史的、有自然的、有愤青的、有怀疑的，还有调侃的。相同的现象，人者见仁，智者见智。

1.千古遗恨《兰亭序》。《兰亭序》，被誉为“千古第一行书”，是书圣王羲之巅峰之作，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失传千年，让人怀念！史书记载，在唐太宗遗诏中，明确要求《兰亭序》陪葬。换句话说，这件宝贝应在昭陵。五代温韬灭绝人性，已将昭陵挖掘一空，发现钟繇和王羲之书法真迹，让其流传于世，并未提到《兰亭序》，致使成为无头公案。有人说，《兰亭序》还在昭陵，可能藏在更为隐秘之处，温韬形迹匆匆，并未发现真迹；有人说《兰亭序》在乾陵，唐高宗和武则天酷爱字画，更何况民间早有《兰亭序》陪葬乾陵一说。乾陵尚未被盗，相信有朝一日乾陵开启必将真相大白，一定水落石出！

2.战国和氏璧流向何方？和氏璧流传千年，奇货可居，价值连城，“完璧归赵”更传为千古佳话！和氏璧流向何方？众说纷纭，唯一肯定的是，这块宝玉尚在人间，因能耐1300摄氏度高温，一般火无法焚化。秦灭六国，嬴政终获至宝。有人说秦王破和氏璧，上雕“受命于天，既受永昌”八字，就是传世玉玺，历经刘邦、王莽、司马炎之手，一直传到后唐，石敬瑭灭后唐，后唐李从珂人玉共焚，从此下落不明。按理说，真金不怕火炼，石敬瑭应是得到宝物，极有可能与石敬瑭陪葬；有人说，和氏璧被作为陪葬品埋在秦陵，并没有作为传国玉玺流传于世。如果真是这样，将来发觉秦陵地宫，和氏璧必将重见天日，我们还有机会一睹宝物风采。

3.明朝《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之谜。《永乐大典》，算得上千古奇书！据说有三千人参与编纂，历时三年，全书两万两千卷，明成祖甚是满意，亲自作序赐名。令人遗憾的是，自《永乐大典》问世，直到明末清初，正本去向成为公案。一种说法认为，明英宗将此书殉葬于永陵，明朝有殉葬书籍传统，从明英宗酷爱大典来看，极有可能“生死相连”；另一种说法认为，正本毁于明亡之际，文渊阁失火，正本可能毁于一旦。由于史籍没有记载正本去向，要弄清正本到底所在，看来只能借助考古发现。

4.西周“九鼎”遗失古今憾。九鼎，是镇国神器，属于古代至宝！相传夏启收集珍禽异兽、奇异之物，绘画成图，让工匠将仿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九鼎象征九州，反映全国统一和王权集中，作为夏、商、周镇国之宝，相传了二千多年。九鼎是否仍然存在？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根据《史记》记载，秦穆公把九鼎掠到秦国都城，但《汉书》却说，九鼎沉没于彭城泗水之中，一直未能找到。如果司马迁所说属实，九鼎应该落入秦始皇手中，何况杜牧有“始皇东游出周鼎”之说！秦始皇对九鼎十分珍爱，这是人所共知之事，九鼎极有可能陪葬入秦始皇陵，这也成为目前一些考古学家鼓动开掘秦陵动机所在。

5.秦朝十二铜人今何在？千古一帝，秦始皇为后世留下太多谜案，十二铜人就是其中之一！为何要铸十二铜人？原因已不是那么重要，十二铜人不翼而飞，让后世百思不得其解！关于十二铜人下落，有三种猜测：有人说，西楚霸王攻克咸阳，火烧阿房宫，十二铜人一并烧毁；有人说，十二铜人毁于东汉末年，董卓铸造铜钱用掉十个，另外两个被苻坚销毁；还有一种说法比较乐观，据史料记载，十二铜人并未销毁，十二铜人是秦始皇最爱之物，在陵墓营造好后，随同其它珠宝一起陪葬。由于一些技术因素，秦陵挖掘暂时不能开展，因此十二铜人下落，至今无人能说清楚。

6.青铜剑千年不锈之谜。秦始皇兵马俑，作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二十世纪最伟大考古发现之一！随同兵马俑一道，同时出土一批青铜剑，剑身光亮平滑，刃部磨纹细腻，地下沉睡两千多年，光亮如新，锋利无比。无独有偶，考古队在挖掘春秋古墓时，意外发现一把越王勾践剑，做工精细，削铁如泥，两大考古发现立即传遍大江南北，更大奇迹还在后面，经过科研人员检测，宝剑锋面有一层铬盐化合物，此为千年不锈之故。这一发现轰动世界，因为这种铬盐氧化处理方法，是近代先进工艺，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先后发明并申请专利。众所周知，铬是一种稀有金属，熔点高达4000摄氏度，提取甚为不易。现代科学发明，竟然出现在公元前两百多年前？又有谁能想象，秦始皇手中之剑，竟然是现代科学结晶？层层谜团，孰是孰非，只能成为千古之谜。

7.古墓“长明灯”不熄之谜。古墓“长明灯”，最早见于神话传说，据说不熄之火是天宫之火，是普罗木修斯把它偷偷带回人间。在世界各地，盗墓者费尽心机，到古墓窃取珠宝，古墓往往与世隔绝，宝物历经千年，依然完好如初。按照常理，古墓终年不见天日，本应伸手不见五指，但在一些古墓拱顶挂着“长明灯”，阴光很是逼人，令人毛骨悚然。如此神奇之灯，为何长明千年不灭？为何无氧依然燃烧？能量从何而来？若是油灯，千年不灭，燃料如何供给？显然不是人力所为；若是电灯，灯碗液体可能是用来导电之汞，问题是电能如何产生？难道某个角落有发电装置？要做到如此一劳永逸发电，必须太阳能发电方可。凡此种种，只是凭空臆测，真相到底如何？还需科学验证。

8.《洛神赋》到底为谁而作？位列“三曹”，曹植素以文采见长，除七步诗之外，首推《洛神赋》有名。在《洛神赋》中，曹植所写洛水女神到底是谁？成为历史难以破解之谜！一种推测是甄后，曹丕之妃。作为小叔子，竟然爱上亲嫂，就兄弟而言，为其不义；就君臣而言，为其不忠，成何体统？顾恺之代表作《洛神赋图》，公然就指甄后，李商隐亦有“宓妃留枕魏王才”诗句，乱世桃花逐水流，千百年来，招来文人骂声一片；另一种推测是，曹植塑造一个洛神形象，美丽痴情，但被猜忌，用以自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屡遭排挤、无力回天之境。如果不是感甄所作，那么曹植为何要写《洛神赋》？如果说是寄托君臣之道，作为政治上屡次受兄迫害，怎么会产生洛神女子那般真情？似乎亦不可能，所有一切，只能成为历史悬疑。

9.武则天为何要立无字碑？树碑立传，自古就是惯例，但武则天是一例外！武则天为何要立无字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一种说法是，武则天为了夸耀自己，显示功高德重不能用文字表达；一种说法是，武则天有自知之明，是聪明举动，“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还有一种说法是，武则天左右为难，想到死后与高宗合葬，不论自称皇帝还是皇后，都是很难落笔，所以干脆“一字不名”，让后人盖棺定论。武则天立“无字碑”为后世出了难解之谜，有碑无文，不如说无文胜有文，成为趣谈。

10.太平天国宝藏在哪里？太平天国失败令人叹息，太平天国巨额珠宝失踪同样令人遗憾。天京失陷，全军覆没，大批珠宝从人间蒸发。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更多财物被藏地下。李秀成被擒后，曾国藩威逼利诱，多次追问金银所在，这也是忠王被处死较晚之故。威武不能屈，忠王倒也忠诚，始终未曾吐露珠宝下落。有人甚至将天王府后花园湖水放干，掘地三尺，结果一无所获。如此窖藏珠宝，甚吊世人胃口，对于宝藏追踪，始终没个消停！下落如何？各种版本，各执一词，依然一团迷雾。

第二章　中国和日本的比较

中国和日本婚姻制度变迁之比较

人类两性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从群婚杂交到一夫一妻。在最早期的原始社会，人类受着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的限制，是以原始群为单位生活的，几十个男女要居在一个洞窟之中，以集体的力量寻猎食物，并抵御野兽的袭击，因此与此相对应的两性关系必然是群婚杂交。这种情况延续了二三百万年，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近亲相交，其生不繁”的道理，于是逐渐限制了性交范围，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原始群的分裂、两性群体一步步地宿小创造了条件。于是，人类群婚杂交的范围一步步地缩小了，婚姻家庭制度产生了，从血婚制、伙婚制、偶婚制一直发展到专偶制，这就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以上这种情况，日本和中国都是同样。

日本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实行“问妻制”，即男方前往女家访问的制度，夫妻不同住，男方每隔一段时间来探望住在娘家的妻子，这有些和中国云南泸沽湖的摩梭人实行“走婚制”相仿。这是一种并不稳定的婚姻制度，夫妻双方都很容易分手，另结新欢，甚至一面保持夫妻关系，一面另结新欢，这实际上还有群婚杂交的残余。

从全人类进化的历史来看，一夫一妻制是伴随私有制社会和男权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那时，女子已经沦为男子的私有财产与附庸，所以那时出现的一夫一妻制决不是平等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而是一个女子只能嫁一个丈夫，但一个男子除了娶一个妻子外，还可以娶许多妾，这就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实际上的一夫多妻制。

在中国古代典籍上，对于从天子、诸侯直至大夫、士可以有多少老婆，有数不清的说法与规定。

日本古代也是同样情况。自进入平安时代后，虽然法令是规定一夫一妻制，然而一般男性除了户籍上所登记的正室外，还拥有多名侧室，人们也都默许这种状况的存在。

在日本，社会的传统性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婚姻、家庭被看作是人生的一个必然归宿，人（尤其是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还没有结婚成家，就会被认为很不正常，甚至被人看不起。结了婚，生了孩子，才能有稳定感，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与尊敬，这种情况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是存在的，但是在日本，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更为强烈。在日本古代（现代社会也差不多），女人只有作为已婚的母亲才会被完全看成是一个女人，不论丈夫是活着还是死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才可叫做“一人前”，这个词的意思是“成年”和“可尊敬的”。

结婚既然是为了求得父母的欢心、为家庭和社会尽义务，那么这种婚姻很难不受父母的干预，也很难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在古代日本武士阶层的道德观点中，爱情和婚姻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个人的感情是无足轻重的，有时甚至和家族利益相对抗，那么就必须为了维护家族利益而放弃爱情，否则就要被家族、社会这个庞大的机器碾得粉碎。这似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婚姻制度建立起来了，可是婚姻是不自主的，中国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悲剧，欧洲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悲剧，在日本古代社会也在一幕幕地重演，而且其严酷和悲惨程度比中国、比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日本古代社会，家庭绝对是父权制的，这也是这个传统社会的一个突出标志。父亲是一家之主，无所不能，家庭成员没有自由可言，这样家庭才拥有自由，因为家庭不但是生产的经济单元，而且是决定秩序的社会单位。成与败，续与亡，不取决于个人，而取决于家庭。父亲的权力是专制的，他有权留下孙子，而把媳妇、女婿逐出家门。他有权处死淫荡的儿女，还可以将儿女贩卖为奴隶为娼妓。他可以任意与妻子离婚，也有权娶三妻四妾。他可以对妻子不忠，在外面寻花问柳也无关紧要。当基督教传入日本，宣传纳妾、通奸是罪恶之事时，许多日本人抱怨不已，认为它扰乱了日本家庭的和平。

在世界历史上，包括在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上，妇女的地位在早期比在后期为高。自从出现私有制社会、即男权社会、夫权社会后，妻子沦为丈夫的私有财产和工具，发泄性欲的工具、生儿育女的工具和家务劳动的工具。在中国最古老的甲骨文中，“妻”“妾”皆从女，有长跪的形态，这都说明了女子在家庭中的卑下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从夏、商、周这“三代”直至汉，是封建制度的形成与巩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有许多确定社会“纲常”（即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论述，其中女子必须服从男子、妻子必须服从丈夫、是核心内容之一。

中国古代的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社会以男性为中心，而女性应遵守“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当然这种影响只是外因，内因是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变迁，男子的经济地位提高了，同时还受着日本古代社会尚武精神的影响。日本古代的妻子除了在家庭中学习一些礼仪外，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似乎只是为了一个人而活着，即丈夫。妻子有绝对的义务为丈夫恪守贞节，如果丈夫发现妻子有不贞行为，可以立即处死奸夫和淫妇，对此，德川家康曾经明文规定，如果丈夫杀死淫妻而宽恕奸夫，则亲夫当被处死。哲学家益轩也说过，如果妻子是个喋喋不休的长舌妇，则夫可休妻；相反，如果丈夫偶尔放荡、野蛮，妻子就应该加倍地对丈夫温柔体贴。

在这种观念的长期影响下，日本妇女从古至今成为世界上最忠诚、最温顺、最勤劳的妻子，令中国妇女在某种程度上也望尘莫及。千百年来，在许多家庭中形成的一套规矩是：当丈夫下班回家时，妻子在门口跪而迎之，第一句话是：“您回来了。”第二句话是：“您辛苦了。”第三句话是：“感谢您为家庭所做的贡献。”然后递上一把热毛巾、一杯热茶。在大街上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丈夫在前面走，妻子在后面跟（大概这就是所谓“男先乎女”吧），而且背着、拎着所有的重的东西，丈夫则什么也不拿，还不时斥责妻子“走得快一点”。

日本人还很崇尚母性，妻子在丈夫面前必须担任两重角色，一重角色是妻子，满足丈夫的情欲，为他生儿育女；另一重是母亲的角色，像关爱照顾孩子一样地关爱和照顾丈夫。所以有些有了两个孩子的女子会对人说她有三个孩子，这“第三个孩子”就是她的丈夫。在日本文化中，妻子对丈夫、女人对男人必须全身心地奉献，为对方作出一切牺牲，这种观念比中国古代的“妻为夫纲”还要强烈得多。

一些西方游客对于这种情况会感到万分的惊叹和惋惜，日本的妻子真是最好的妻子，为什么这样“美好的”制度不能在西方流行呢？当然，中国古代的妇女对丈夫也很服从，很温顺，但是和日本妇女在这方面的礼仪化、规范化相比，仍旧要差一大截。

日本人还很讲孝道，他们的传统观念是在家庭中父母远在妻子之上。公元8世纪时孝谦女皇就下令每个家庭必备“孝经”，全国的学生都必须熟记在心，除了武士以效忠主人为最高美德外，孝顺成为日本人最基本最崇高的道德标准，效忠天皇也是孝道的一种表现。直到西方崇尚个人自由的风气传到日本之前，孝道一直是构成日本人道德的基础，对基督教传入时宣扬的人应远离父母而近于妻子的理论，日本人一下子是很难接受的。

人类的两性关系虽然建立了婚姻制度，但是有些性行为还是在婚姻制度以外的，婚外性行为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中国古代，男子婚后可以寻花问柳，还被认为是“风流韵事”，而对女子红杏出墙则视为很严重的事，要加以十分严厉和残酷的处罚，这主要原因是在父系社会中，男性要求女性生出确是出自丈夫血统的子女，以保证私有财产的继承。日本古代也是如此，日本社会中的男权主义丝毫不比中国逊色，丈夫在外拈花惹草，妻子是没有置喙的余地的。

到了现代，情况有些变化。新中国建立以后，对男女关系控制很严，丈夫如果有婚外性行为，一定会被严惩不贷，被冠以“流氓分子”“腐化分子”，把婚外性行为看成是对婚姻、家庭，对社会稳定的严重破坏；只是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才稍稍“开放”了一些，“包二奶”“小蜜”等才有所出现。在日本现代，夫妻关系处于平等了，男子在外拈花惹草的事虽然还是不少，但是多少受到些限制。

现在日本流行男女援助，一些结了婚的男人想找婚外的性伙伴，他们觉得妓女已经乏味，又怕得病；找固定的情人又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找个临时的女学生，青春可爱，钱不用花很多，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这些姑娘陪男人吃饭、旅游、聊天，也有去情人旅馆的，他们再用这些钱来交男友，买化妆品。

日本的男子，尤其是年纪大一些的男子，包括一些老板，很讲道义，即使有“小蜜”也不会抛弃和他共患难的糟糠之妻。他很清楚“小蜜”是想他的钱，不会和他真心的，所以他决不可能拿出一大笔钱来给“小蜜”花，如果女方谈到钱时，他就认为对方不是真心对他，所以很可能马上分手。姑娘也无所谓，马上转方向。

中国人则不太一样，中国的男人在这个问题上常常是“动真格”的，一旦找到一个婚外情人，家也不要了，夫妻也不要了，为了供养“小蜜”，常常倾家荡产，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挪用公款，贪污受贿，结果是坠入深渊。所以，有些官员的贪污总是和腐化交织在一起的。

日本还有种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妻子有时会“鼓励”丈夫到婚外去发泄一下。例如看到丈夫在外太忙碌，回家又无聊，就会建议他出去“散散心”，丈夫也明白这是叫他去做泡泡酒吧女郎这一类的事情，于是也高高兴兴地去做了。大家相安无事。这是因为，许多日本妻子相信丈夫的这点风流事绝对动摇不了婚姻和家庭的根基，所以很放心，再说想控制丈夫也不一定控制得了，乐得大方些，这是日本妻子聪明之处。如果是中国妻子，不要说“主动建议”了，一经发现丈夫有“小蜜”，妻子就“一哭，二跳，三上吊”，不得了了。

中国各省人种血统来源

1.河北、京津——多为中原汉族与契丹、女真人混血后裔。明代朱棣曾从安徽调遣数万士兵驻守天津卫，因而天津大部分居民又糅合了安徽人血统。

2.东北——多为齐鲁汉族与鲜卑、室韦、契丹、女真混血后裔，其中东北的朝鲜族人有高丽血统、满族为女真人后裔、达斡尔族为契丹族直系后裔、赫哲族为古靺鞨人直系后裔。

3.内蒙古——多为蒙古人与汉族，外蒙古东部和呼伦贝尔草原为蒙古族人血统来源地，蒙古族是室韦的一支。鄂伦春族为古室韦人直系后裔。

4.山西、河南、陕西、山东——古中原汉族保留较多，也有部分为汉族与鲜卑、匈奴、女真混血后裔。据考证中原汉族文化主要起源于山西的丁村文化、河南的仰韶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

5.甘肃——多为汉族与匈奴、突厥混血后裔，甘肃境内的裕固族来自于回纥。

6.青海——多为汉族与藏族，青海境内的土族来自于吐谷浑。撒拉族、东乡族均为古代西戎的后裔。

7.宁夏——多为汉族与回族，宁夏人血统较复杂，宁夏回族多为汉族与党项族、突厥族、波斯、阿拉伯、蒙古的混血。

8.新疆——境内多为汉族与维吾尔族，维吾尔人来自于回纥，回纥本为突厥的一支，因此新疆被称为东突厥斯坦（在葱岭以东），而中亚五国的民族也均出自突厥，被称为西突厥斯坦（其中土库曼斯坦人自称最正宗的突厥人，土库曼就是Turkeyman的转音）。突厥还有一支名塞尔柱突厥，他们逃至小亚细亚，逐渐发展壮大后攻灭拜占廷帝国，建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今天演变成土耳其共和国。所以中亚五国、土耳其人都是新疆人亲戚。哈萨克人为突厥人与古乌孙人的混血后裔。

9.苏、沪、皖——多为中原汉族与江南土生汉族混血，江南土生汉族发源于河姆渡文化。

10.浙江——多为中原汉族、江南土生汉族与东越、东瓯人混血后裔。东瓯人是夏朝遗民，战国末年迁至浙江南部地区。

11.福建——多为汉族与闽越混血后裔，福建的畲族是闽越的土著居民。台湾的高山族也来源于闽越。

12.江西、湖南、湖北——多为汉族与土家人、苗人，土家人来自古中原汉族。

13.广东、广西——多为汉族与南越人混血后裔，两广和福建的客家人为中原汉族直系后裔。广西的壮族为古南越居民。广西的京族与越南人同源。

14.海南——为汉族与南越、闽越混血，海南黎族说闽语，黎族为闽越直系后裔。

15.贵州——多为汉族与西南诸族混血，贵州境内的侗族、布依族都是古夜郎居民。

16.重庆、四川——多为中原汉族与古巴蜀汉人，部分人有西羌人血统。据考证巴蜀文明起源于三星堆文化。

17.云南——云南人的血统极其复杂，大部分为汉族与南诏人、白蛮人等西南诸族混血。云南的白族是大理国的建立者。云南的傣族与泰国人同源。云南的纳西族来自于古羌族。

18.西藏——大部分为藏族人，藏族来自于古吐蕃人。古吐蕃人又是羌人迁到青藏高原后形成的。

紫禁城是如何防水的？

1.紫禁城的防水。紫禁城是典型的中国古典木结构建筑，失火会带来灭顶之灾。所以，人们更多地关注宫殿的防火——龙能兴水，水能克火。于是，古人就用屋顶龙头镇火，预备下大铜水缸来贮水灭火，还有许多古代能达到的防火措施。但是，人们往往会忽略，水会给古建筑带来伤害。为了使宫殿的建筑寿命最大限度地延长，古代的能工巧匠总结了行之有效的防水“六大法宝”。

首先，屋顶设计成人字形，存不住水，采用光滑的琉璃瓦，雨水落上去会迅速流走。

第二，斗拱形成飞檐，使流水向远处冲，不能冲溅木制构架。

第三，紫禁城始建时使用的都是材质极好的金丝楠木，稳定性好。虽然外表不施油漆，历经年久不但不朽，反而形成“包浆”，是极为特殊的保护层。

第四，对木材采用传统的髹漆方法，要通过十几道工序。最后的色油——光油是用天然的漆树汁制成的大漆，给木材穿上了一层厚厚的防水服。

第五，采用石质基座，使木结构高于潮湿的地面。

第六，为了防止掩盖在墙壁中的柱子因砖墙吸潮而受到殃及，在墙壁上特别安放了能够透气的“跑风”砖雕构件。

这样，不论多么潮湿，紫禁城的宫殿都可以摆脱和抵御潮湿的侵扰，保证木质结构的平稳和完好。

2.紫禁城的排水。紫禁城宫殿的木结构怕潮湿，防潮固然重要，但排水是关键。古代能工巧匠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排水办法。

第一，须弥座排水。紫禁城屋顶的水迅速流向须弥座上，大量的水首先可通过石阶和丹陛往下排放，剩下的水则通过四周龙嘴的排水孔和两个龙头之间栏板上的排水孔往外排水。

第二，地势高低易于排水。太和殿和太庙大殿广场整个院落地势中间高四面低，北面高南面低，雨水向南直流或流向两旁。

第三，排水沟排水。广场四周有排水沟，排水沟由青石凿成，遇到配殿的台阶，就在石料上开凿半圆洞，和排水沟吻合。

第四，泄水沟排水。紫禁城太和门和太庙大戟门北边有大泄水沟，雨水顺排水沟向南流，直接流入泄水沟。泄水沟西窄东宽，西浅东深，形成水往低处流的走势。雨水通过泄水沟向东流入暗河，再流入假山小湖，然后通过暗河流入菖蒲河。

第五，水系排水。所有的雨水最终排入由明河暗渠组成的水系，即紫禁城水系，使占地近百万平方米的皇城建筑区域，既有水之利，又有水之美，同时又消除了水之害。

3.紫禁城汉白玉龙头的深孔绝活。正如之前提到的，每当天降大雨的时候，紫禁城三大殿屋顶的水大部分通过石阶和丹陛往下排放，其余的则通过四周龙嘴的排水孔和两个螭首排水。不仅起到了排水的作用，而且形成3000多个龙头喷水的壮观奇景。

龙头能够喷水，关键是汉白玉石雕的龙嘴中有一个又细又长的小孔。下大雨的时候，大量的水涌向龙头后面的小孔，而石孔又细又长，在巨大压力的作用下，水流从龙嘴喷涌而出，才形成了气势磅礴的景象。

龙头排水孔的加工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技巧，以太庙的龙头为例：排水孔直径1.5-2.0厘米，长达132厘米，由于龙头构件的后端和须弥座的地面相平，龙头的进水孔在栏杆石板下边，龙头的排水孔必须和进水孔连接。

所以，必须在栏板下方的中间位置开始斜着龙嘴的方向钻孔，这段距离有65厘米左右。这么细小又深长的孔，要在坚硬的汉白玉上斜着钻出来，不仅在古代机械设备技术条件和钻孔工具水平下难度很大，即使在今天，也属于不易加工的深孔。

清朝皇宫如何过春节

从当时文献的记载中可知，宴会所用的食品，以野猪、鹿等兽肉为主。比如《满文老档》中记载天聪六年（1632）“元旦”大政殿筵宴的规模是：每旗各设席10桌，用鹅5只，八旗共设80桌，鹅40只，加上总兵官以上的高级官员另设20桌、鹅20只，总共100桌。每桌备烧酒一大坛，共100坛。这还不包括皇帝、王公和蒙古贵族宴桌的数目在内。另一件档案中记载，崇德四年（1639）“元旦”大宴用了母野猪8头、鹿22只、狍子70只、酸奶烧酒20瓶，平常酒80瓶，茶24桶，算起来也是100只兽、100瓶酒。

清代宫廷节令礼仪与民俗学的关系至为密切。满族民俗对清代宫廷节令文化有着深刻影响。不同的是，进入宫廷的满族民俗礼仪被穿上精致的外衣，赋予浓厚的贵族色彩。

满族民间隆重的春节习俗。满族民间极重视春节，在腊月里即开始操办，用黏高粱米蒸年糕、烙黏火烧。用一根木杆，以年糕的黏性，将几个纸条粘在脊檀上。然后把年糕摆在祖宗板前，烧达子香，全家磕头后围坐在大锅盖的周围吃年糕，以示追忆祖辈。

腊月十五之后，选一日宰杀年猪，以此猪祭祀祖先和已故亲人。年猪不许有杂毛，宰杀之前先用酒灌猪的耳朵，耳朵抖动了，意为祖先已领受了；如猪耳朵未动，全家人需跪地祷告，直到猪耳朵动了才开始宰杀。杀猪时用左手，猪杀死后剁成八大块，摆在祖宗牌位之前，再烧达子香，全家磕头。

吃头一顿肉时，全家人要围坐锅盖前食用。腊月三十这天，家家还要竖起五六米高的索伦杆子，杆顶上安一方形的锡斗，斗里盛放猪的五脏，供乌鸦、喜鹊食用。腊月三十晚上要点燃索伦杆上的灯笼，一直点到正月十五，彻夜不熄。此外，三十晚上家家户户都要吃饺子，以求吉利。

清代历法是以我国农历计算的，那个时候的“元旦”就是现在的“春节”。“元旦”前一夜，就是除夕。受满族民俗和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每年进入腊月，皇宫上下就纷纷忙碌起来，充满节日气氛。

满族味十足的皇宫新春盛典。关于满族兴起初期春节的情形，《建州纪程图记》中记录的大体情形是：“元旦”上午，努尔哈赤把兄弟子侄、姻亲、心腹将领及一些外来宾客召集到自家院落客厅，众人都穿着最漂亮的服装，环绕在他的周围。宴会开始，酒过数巡，海西女真乌喇部部长布占泰首先离席起舞为大家助兴。随后努尔哈赤也离开座位，自弹琵琶，耸动其身，边奏边舞，众人也随兴起舞，屋内外有人弹琵琶、吹洞箫、刮柳箕伴奏，室内参宴者环立四周，拍手唱曲。由此看出满族早期风俗中，在春节之际阖族共欢、上下同庆、载歌载舞，其乐融融。

在对皇太极时期沈阳满族宫廷春节典礼的记载中，已很少再见到以上自然豪放的热闹场景，不过，即使被政治性和等级差别很强的“宫廷礼仪”所掩盖，从中仍可看出后金汗国都城中新春庆典独特的民族风格。“元旦”当日清晨，国中的诸王大臣们早在天亮前就已等候在大政殿广场上，准备随皇帝到建在都城东门外的堂子祭天。所谓“堂子”，是满族人按照萨满信仰祭祀天神的场所，一般是每个大家族设有一处，后金迁都沈阳后只保留了一座，专供代表国家祭天之用，包括圆殿、亭式殿等几座建筑，分别用来祭祀不同的神灵。这些神都用满语称呼，最重要的一位是天神“阿布凯恩都哩”，和许多其他神祇一样，最早在部落制时代就已经是满族人普遍崇拜的对象了。祭祀的仪式很复杂也很神秘，全部祝词都是用满文，其间还有萨满边唱边舞，其大意一是颂扬神的功德与法力，更重要的是祈求在新的一年里能赐福于皇帝和他的臣民。

堂子祭结束后，皇帝还要回到清宁宫，举行另一项同样是属于萨满教信仰范畴的重要祭神仪式。清宁宫是皇宫中的“正室”，与民间一样在西墙设有神位。如果说在堂子举行的祭典是“国祭”的话，在清宁宫里举行的也可以说成是爱新觉罗皇族的“家祭”，祭祀的对象主要是部落神和祖先神。

两项祭祀结束后，皇帝来到大政殿升座宝座，王公大臣开始进表文行礼叩拜。排在最前面的是诸王贝勒，他们都是皇帝的兄弟子侄，其次是满洲正黄旗、镶黄旗、正红旗、正白旗、镶红旗、镶白旗、镶蓝旗、正蓝旗和汉军、蒙古各旗的固山额真（旗主）依次率本旗官员上殿行礼。然后是专程前来盛京（沈阳）向皇太极朝贺进贡的蒙古各部贵州上前行礼。

在向皇帝祝贺新春的同时，来朝贺的各旗及蒙古贵族、汉军官员还要进献金银绸缎、衣物毛皮、马匹鞍辔等新年礼物。这些礼品分别陈列在各旗旗亭之前，同样，仪式结束后皇帝赏赐给各级官员和蒙古贵族的物品也要如此陈列。此时的大政殿广场犹如一个珍稀物品展览会，珠光宝气，琳琅满目，更增添了节日气氛。

第三章　揭秘历史习惯

农历一月为何叫“正月”

农历的第一天，民间习惯称这一天为正月初一，是传统节日春节。农历的第一个月不叫一月而叫“正月”，这是为何？

正月，又称端月、孟春，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据文献资料记载，中国人过新年大约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从虞舜时期开始的。舜当上部落首领以后，带领属下祭拜天地，人们便把这一天作为岁首，据说这就是农历新年的来历。

不过，正月初一究竟从哪一天算起，在汉武帝之前并不统一。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载说，夏朝的夏历把元月作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夏历的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夏历的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又以夏历的十月为端月，即十月初一为一年之始。这就是史书中通常所说的“夏朝建寅，商朝建丑，周朝建子，秦朝建亥”。直到汉朝的汉武帝，才又恢复夏朝的月份排列法，一直沿用到现在。

正月的“正”字，应该读作“改正”的“正”字音，为什么人们却把它读作“长征”的“征”字音呢？据说，到了秦代，因秦始皇姓赢名政，他嫌“正”字的读音同他的名字同音，说是犯了忌讳，就下令把“正月”读作“正（征）月”。后来人们习惯了，就一直沿用到现在。

专家们表示，正月初一是中国人最为看中的春节，这天早上，家家户户的人们先要向长辈、朋友、邻里致以新年问候和祝福。这一天，再穷的人家也要准备新衣，以图新年新气象，来年交好运。此外，春节最讲究的是全家人口大团圆，在外地工作的人再远也要赶回家过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图的就是在新年里合家欢聚，幸福美满。

象征皇权的传国玉玺去了哪里？

秦始皇死后，历代帝王都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尊为国之重器。得到此玺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去此玺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如有皇帝登大位而没有此玺，就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这更加促使后世皇帝对这块传国玉玺的争夺，致使这块宝物屡易其主。然而，它在流传1000多年后，却神秘地失踪了。几千年来，有关它的传说也无不充满着神秘的色彩。“传国玉玺”就材于“和氏之璧”。春秋时，楚国人卞和在山中得到一块璞玉，献给厉王。楚王让玉工辨识，玉工鉴定为石头，楚王以欺君罪断卞和左足。后来武王即位，卞和又献玉，但仍以欺君罪再断右足。公元前690年，文王即位，卞和抱玉痛哭。文王派人问他，他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文王让人把璞剖开，果然是宝玉，因称称为和氏璧。楚威王时，相国昭阳灭越有功，威王将和氏璧赏赐给他。但是不久昭阳就将它丢失，有人怀疑是他的门人张仪偷走，拘留张仪审讯。张仪一气之下，离楚入魏，后来到了秦国，后被拜为秦相。

战国时，赵惠文王从太监缨贤处得到了和氏璧，秦昭王得知后，打算强取，后来蔺相如据理力争，将和氏璧“完璧归赵”。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王嬴政破赵，得和氏璧。嬴政一统天下，称始皇帝。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咸阳玉工孙寿将和氏璧磨平，雕琢为玺，即为传国玺。秦王政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过洞庭湖口，这时风浪骤起，龙舟将倾，于是始皇将玺抛入湖中，祈神镇浪，传国玺就此第一次失踪。而八年后，华阴平舒道有人又将此传国玺奉上。从此，传国玉玺随江山易主凡不下十数次，尽尝坎坷流离之苦。

秦子婴元年（前207）冬，刘邦率军入咸阳至霸上，秦王子婴投降，奉上始皇玺。秦亡后刘邦即天子位，传国玺得归刘汉。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称为“汉传国玺”，也称“汉传国宝”。

西汉末年（公元8年），王莽专权，当时皇帝孺子年仅2岁，传国玺置于长乐宫，由元帝王皇后代为掌管。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派他的弟弟舜前去索要，太后大骂：“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将传国玺摔在殿廷，玉玺被摔碎一角，后来用黄金镶补。公元23年十月，王莽被杀，玺被校尉公宾所得，献给绿林军将领李松。又由李松派人送给更始帝刘云。刘云为赤眉军所掳后，传国玺落入赤眉军拥立为帝的刘盆子手中。后来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玺拱手奉于东汉光武帝刘秀。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外戚何进谋诛宦官不成，反为宦官所害。袁绍领兵入宫诛杀宦官，宫中大乱，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传国玺，返宫后传国玺查无下落。

东汉未年，董卓叛乱，天下豪强在袁绍、袁术的率领下讨伐董卓，洛阳城内一片混乱，董卓弃城逃往长安。孙坚率兵驻扎在洛阳城南宫殿中，一天突然发现宫殿中一口井内闪着五彩的光，孙坚感觉奇怪，于是命令手下人下井探望，不想却捞着一位宫女的尸体，妇女的脖子上戴着一个锦囊，打开一看，内有一个用金锁锁着的朱红小匣，启开小匣，里面有一玉玺，上面有篆文八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玺缺一小角。孙坚知道这正是秦始皇的“传国玺”，窃喜这莫非是天意让他当皇帝。孙坚将玺秘藏于妻吴氏处，没想到他手下的一个士兵与袁绍是同乡，将此事之袁绍。袁绍早有篡夺帝位之心，当然想占有“传国玺”，他下令扣押了孙坚的妻子，孙坚被逼无奈，只好交出玉玺。后来袁氏兄弟败在了曹操的手下，“传国玉玺”又回到了汉献帝的手里。

曹魏代汉，传国玺作为“君主神授”的象征，落入曹丕之手。曹丕使人在传国玺肩部刻下八个隶字“大魏受汉传国之玺”。西晋受禅，传国玺又落入司马氏手中。此后，北方陷于五胡十六国分裂动荡的局面，“传国玺”几经辗转，又落人东晋征西将军谢尚之手，谢尚把它用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献给晋穆帝，传国玺重归晋朝司马家。公元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自立为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在南朝，传国玺历经了宋，齐，梁，陈的更迭。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攻破官城，劫得“传国玺”，不久侯景败死，他的部将侯子鉴将玉玺投到了栖霞寺的井中，有一个寺僧将玉玺捞出收存，后来他的弟子将玉玺献给了陈武帝。杨坚建立隋朝后，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传国玉玺入了隋宫。

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于是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自慰。公元630，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唐朝。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朱温篡唐后，“传国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被契丹击败，登楼自焚，玉玺也遭焚烧，下落不明。郭威建后周后，遍寻传国玺不着，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北宋哲宗时，有一个农夫在耕田时发现了传国玺，送至朝廷。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这就是始皇帝所制传国玺。但是朝野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怀疑它的真伪。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走，“传国玺”也被大金国掠走，随后便销声匿迹。

公元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在大都传国玺忽然出现于集市，伯颜命人购买，玉玺从此归入大元。伯颜曾将元帝国从各处收缴来的历代印玺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建大明。大元朝廷逃往蒙古草原。明朝初，明太祖遣徐达入漠北，追击遁逃的蒙古朝廷，期望得到传国玺，最终还是空手而返。至此，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风风雨雨的传国玺就此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明清两代，偶尔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但是都是附会、仿造之赝品。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有一名陕西人得到一块玉印，据称为传国玺，呈献明孝宗，但明孝宗对此深表怀疑，没有采用。明末，相传由元顺帝带入漠北的传国玺，为其后裔林丹汗所有，林丹汗兵败之后，玺落入后金太宗皇太极手中，皇太极因此称皇帝，定国号为“大清”，表示要占领中原，取代明朝的统治。

清朝初期，故宫交泰殿藏御玺39方，其中一方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的玉玺被称为传国玺。但乾隆钦定御玺时，却将这块玉玺剔除在外。由此可见，这是一块“传国玺”的赝品。直到1912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据说，玉玺现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这只是一种猜测，台湾方面没有承认此事。

由是，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传国玉玺”数隐数现。自从五代时期传国王玺失踪，这块国宝真假难辨。

那么，真正的传国玺到底在哪里？没有人能回答。

中国官话的历史变迁

中国的历史，就是文明不断被摧毁与重建的历史。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但秦朝仅仅存在了15年就灭亡了。经过一番楚汉相争之后，刘邦建立了汉朝。两汉一共长达400多年，如此长时间的稳定的统一王朝，为中国人（或华夏人、汉人）这个群体的融合提供了条件。于是，汉民族以及相对统一的汉语形成。

中国境内虽然方言众多，但自周朝以来，就有一种主导的语言。周秦时，这种主导语言叫做“雅言”。西汉时期则称作“通语”。西汉的首都在关中，也就是现在的西安一带，所以西汉通语应该是继承自周秦雅言的关中话。到东汉则迁都至现在的洛阳一带，当时的“洛语”则上升为了官话。魏晋继承东汉则不用多言。

西晋末年，匈奴等五胡在晋室内乱之时攻陷洛阳，史称“永嘉之乱”或“五胡乱华”。“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中原汉人纷纷南渡，越过淮河或更越过长江。这些侨民主要落户在了现在的江苏、安徽、浙江等省，晋室也迁至现在的南京。这些中原士族同时也把洛音也带到了江淮一带，与当地土著的吴语产生交融。而此时的中国北方则是一片种族混乱屠杀的状况直至最终形成汉胡混血政权。中国就这样一分为二，形成了长达近300年的南北朝对峙，中原汉语也“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以南京为中心的东晋南朝作为汉人的正统王朝，传承了中原的优秀文化，繁盛一时，史称“六朝文化”，而当时“南染吴越”的金陵音也就是中国的官话。

终于，隋统一了中国。与秦一样，这个伟大的统一王朝仅仅传了两代就覆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强盛的唐朝。隋唐的首都都在关中西安一带，故而华夏正朔再次北归。金陵音与长安音则形成南北两大正统音系，最终长安音占据了上风。日本人在六朝的时候就输入了南京的“吴音”，到唐朝则重新把长安的“汉音”带回日本，有“诵两京之音韵，改三吴之讹响”之说。

唐末北方战火纷飞，大量中原居民南迁，经历五代，宋一统天下。因宋都在开封，所以开封音就成为宋元明所称“宋音”、“雅言”或“中州音”。随后金灭北宋，宋迁至杭州，即南宋。大量的中原人迁至杭州、南京、扬州一带。杭州因被吴语包围，故而迁至杭州的中原音最终消亡。而南京、扬州作为吴语的北缘，则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中原音，并逐渐脱离吴语，慢慢形成了后来的“下江官话”（江淮官话）。

随后蒙古灭南宋，建立元朝。蒙古人对中国北方实行种族灭绝的屠杀，以至于秦岭淮河以北的平原地区几乎成为无人区，黄河中游的“中原音”也完全覆灭。南宋的灭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头彻尾的亡国，南宋的军队和政权被蒙古人一直追杀到广东崖山，然后南宋丢失了全部的陆地，几十万南宋军队在海上与蒙古人决战并全军覆没，最终大臣背着还是小孩的南宋皇帝跳海自尽。所谓“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自此起，中国再也不是过去的中国，汉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完全的、彻底的丢失了政权。大量汉族精英被屠戮，文明的传承被割裂，中华上古、中古以来形成的文明被极度摧残。

元朝国祚不到百年，朱元璋就“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大明朝横空出世。因蒙古人的屠杀，到明初中国的人口极度不平衡。于是朱元璋就从因位于山区而得以保存人口的山西迁移大量人口至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从江南迁移民众至江淮，并从湖广调人填四川。此时环视中国，河洛早不是那个河洛，齐鲁早不是那个齐鲁，燕赵早不是那个燕赵，整个北方都不同程度的被胡化，而尤以元大都（今北京）附近为最，最后一个汉人的首都杭州也相当程度的被越人和吴语所同化。只剩下南京、扬州、镇江一带才保留了一些相对纯正的中原人的血脉和语音。

作为“再造华夏”的一个部分，朱元璋诏修《洪武正韵》，以宋朝中原雅音为正，事实上以南京一带的方言为基础，这就是明朝的官话。明朝的官话后来就形成了今日的下江官话（江淮官话）。事实上，今日我们所能够清晰的追慕到的最远的文明就是明朝，无论是文化、语言、艺术还是建筑。因为让中国第一次彻底“亡国亡天下”的元朝就像一把刀，很大程度上斩断了中国近古与中古、远古的联系。是伟大的明朝再造了华夏，让我们能够隐约触摸到宋朝以及宋之前我们的祖先的文明。

朱棣篡位之后，明朝迁都至北京。但整个明朝，南京都保留着与首都同样的建制，南京的周边也被称为“南直隶”（即今日的江苏、上海和安徽），而且中国的官话一直都是以南京的下江官话而不是北京话为正朔（这在欧洲传教士的书籍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明朝的北京话与南京话是比较接近的，朱棣迁都北京的时候，从南京以及附近一带带去了大量的人口，这就是明朝北京人的基础。

明末，趁着中国内乱之际，满人趁机入侵中国，最终夺取了政权，并强迫汉人剃发易服，这在江苏一带遭受到了最强烈的抵抗。于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之屠等等，满人在长江下游制造的屠杀惨案不断，而这里正是自南宋以来中国千年的文化、经济中心和主要人才出产地。满人入关后，中国的总人口降为明末的一半。中国的历史上，最令人扼腕的事情莫过于高智商的精英人才被屠戮，精英是文明的主要载体，所以精英的被屠戮等同于文明的被摧残。

清朝，北京迅速的被胡化。北京内城居住的满人贵族本来根本就不会说汉语，后来鹦鹉学舌的说中国的官话，但他们口中的汉语，已经完全丧失了入声，并且有了翘舌和儿化音。这些都是满人阿尔泰语系的特征。这种北京的内城话最终蔓延到了整个北京，到清朝中后期，这种方言最终战胜了作为明朝官话的下江官话，成为清朝的官话，乃至现在普通话的基础。

后来，孙中山领导的民国灭亡了满清，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再造华夏。而且与东晋、明朝一样，新的汉族政权同样定都在南京，这个汉民族的复兴圣地。华夏正朔再次转向长江下游。这也印证了，南京一带更能代表汉民族那多遭劫难、几乎遗失的文明，这里较多的继承了华夏的正统因素。但好景不长，在民国复兴之际，倭寇入侵，并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由此出现了较大的人口真空。于是大量的安徽、河南流民落户在了南京，南京的方言也被显著的改变了。今日的南京话，已经与原先的下江官话有着显著的差别，与安徽东部的方言几乎无异，非常的接近普通话。

倭寇的入侵，更是相当程度的导致了民国在后来内战中的失败。对于中华民国，我是怀有相当的好感的，虽然她也有众多的问题和缺陷。民国再造华夏，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政权，使得中国走向了近代化，中国的许多的“第一个”都是始自民国。可惜中华民国在内忧外患中最终覆灭，让中国走上了数十年信仰混乱、文化扭曲、经济倒退的歧途，直到今日都积重难返。中华民国的丰功伟绩当永载青史，其历史地位虽然现在遭受人为的贬低，但历史终将回归大道。

中国的官话，就像两个轮回，从长安到洛阳，再到金陵；然后再到长安，到洛阳，又回到金陵。在这个轮回变换的过程之中，历史上中国官话的各个瞬间被中原的移民带到了东南沿海各省并以某种方式保存了下来。比如，据说客家、闽南话就非常接近唐宋的官话，而粤语则比较接近秦汉时期的关中话。但东南沿海各省因为位于丘陵地带，位置偏远、人口较少，交通也很不便，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迁移并没有政权的跟随，故而终究难以左右中国的主流，他们所保存的语言也难以反哺那个不断动乱变迁的中原。历史上中原文明的碎片，就这样被边缘化为各种方言。只有长江下游（长江三角洲）一带，因为南迁的首都无一例外的全部落户在此，给这片土地打上了中华正朔的烙印，加之这里土地富饶、人口众多，才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扭转和影响整个中国的进程。

回到现在，让我们再看看现在的下江官话，这个接近明朝官话的方言。下江官话现在分为两个亚区，一个是洪巢片，以扬州话为代表；一个是通泰片，以泰州话为代表。在北大中文论坛的方言版上，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扬州话是相对最理想的国语。因为扬州话声音好听，保存了汉语的重要特征入声，而且使用范围较广——这证明扬州话可能最接近明代的官话，因为只有官话才可能以一个统一的标准被推广。今日的南京话，已经很难再代表那曾经的国语了，好在我们还有扬州的幸存。

可惜，扬州已经事实上衰落了。经济上，因京沪铁路走安徽和江南而不经过江北，扬州一带古老的运河经济也早就衰落了。昔日风靡全国的下江官话现在也仅仅只是一种普通的方言，昔日四大菜系之首的淮扬菜（扬州菜）也早不及川菜、粤菜的流行。

关于通泰片方言，学术界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认为泰州话比扬州话保留了更多的吴语底层，但也有说法是泰州话与吴语从底层就是不同的。事实上，明初洪武遣散，泰州、南通、盐城一带有着相当多的苏州移民，至今当地仍然有无数人自称是来自苏州阊门的移民后代。不管怎样，大规模的移民必然或多或少的给当地方言打上了一定吴语的烙印。而通泰方言之基础的来源，却因年代的久远、民系的变换与史籍记录的缺失，而显得扑朔迷离，但一般的共识是这种方言大约就形成于明初。

有很多事情，已经无法改变。叹息也好，扼腕也罢，都已经无济于事。经过蒙、满奴役了三百多年的汉人，到清末的时候，已经从汉唐高贵的子民沦为劣等低贱贫穷的半野蛮人，诚惶诚恐、亦步亦趋的拷贝西洋或东洋的文明成就，仿佛这个民族从来就是这样的落后。而本是偏远蛮夷的日本和韩国，却因为保留了汉唐宋明珍贵的文明碎片而最终从蛮夷走向中华，成为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强国。

中国现在的官话，恐怕是再难动摇了，但积满灰尘的中华正朔，或许在将来还能再次被擦亮。

贾母的原型

贾母是有原型的。大家知道，曹雪芹的祖父是曹寅，曹寅的妻子李氏，是李煦的妹妹。曹寅当江宁织造的时候，李煦是苏州织造。而且康熙皇帝很宠爱他们，经常让他们两个轮流分管当地盐政，有时候一块儿管，有时候分开管，轮值管；并且康熙让他们两个当特务，除了他们本职工作以外，还要他们密报很多当地的情况，特别是明代的遗民有什么动向，当地的民间对朝廷有什么议论等等，关系很密切。曹寅的妻子就是李煦的妹妹，在小说里面，作者把她的真实姓氏李氏化为姓史了，说明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现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大家知道，在荣国府过春节、闹元宵的时候，贾母这个人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她不但很会吃、很会穿，也很会看戏，很会欣赏文艺。家里请了说书人，她说你们都根本不行，她就给他们讲书应该怎么说，又给她们讲起当年她家里怎么演戏。她说当时我们家里唱戏有弹琴的场面，不来虚的。因为中国戏曲是大写意，虚拟的，弹琴比画几下，表示弹琴就行了，她说我们不是，我们家演戏是真琴上台，真的琴师上台。她说了一个《西厢记》的《听琴》，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剧本，《西厢记》是元代王实甫的作品，在明清非常流行，不稀奇。她又说了一个《玉簪记》的《琴挑》，《琴挑》是明朝高濂的一个剧作，当时也很流行，到处演，也不稀奇。她又举一个例子，还有一个戏叫《续琵琶》，《续琵琶》是写蔡文姬的故事，里面要一面操琴，一面唱《胡笳十八拍》，她说像这些戏我们都是请会弹琴的演员在台上真的弹琴。

那么《续琵琶》是谁写的呢？原来这个剧本就是曹雪芹祖父曹寅写的。而且查资料可以知道，只在曹寅自己家和他的亲戚家，也就是李煦家演过这个戏。这个例子证明，贾母的原型就是李煦的妹妹，否则曹雪芹写这一笔的时候，不可能写到这样一出很偏僻的曹寅写的剧，而且是一出只有在曹家和李家演过的戏，这是一例。另外，书里面交代史湘云是贾母她娘家的人，书里面透露她有两个叔叔都是封侯的，地位很高，一个是保龄侯史鼐，一个是忠靖侯史鼎，史鼐是哥哥，史鼎是弟弟。也就是说，书里面有贾母的两个侄子，书里面设定贾母姓史，所以他们也都姓史，他们一个叫史鼐，一个叫史鼎，你去查李煦家的家谱你就会发现，李煦两个儿子老大就叫李鼐，老二就叫李鼎。不可能那么巧合？如果虚构的话，按道理鼎应该当哥哥，因为鼐在鼎上加了个乃字，应该是老二，可是他一丝不乱地写，可见他是有原型的，贾母的原型就是曹寅的妻子李氏。

那么贾政有没有原型呢？更有原型。很多读者读《红楼梦》不细推敲，就是贾赦是贾母的大儿子，而且他还袭了爵，是一等将军，根据封建社会的伦理秩序，他应该侍奉贾母，应该和贾母住在一起。荣国府这个庭院应该他来住，荣国府中轴线的建筑，那个院落庭院就是后来林黛玉看到挂着皇帝御笔书写的匾的那个庭院，应该是贾赦来住，他是长子且又封了爵位，怎么现在住的是贾政？这事怪不怪？怎么解释？

书里写的贾政，交代得很清楚，贾政根本就没有袭爵，因为皇帝规定袭爵只能一家传给一个男子，传给长子。当然贾代善死了以后，皇帝立即就让贾赦袭了爵，然后问还有没有儿子啊，说还有，皇帝很高兴。皇帝很顾念贾家在开国时的功勋，立即引见，一看贾政非常喜欢，那也不能给他封爵了啊，就赏了一个主事的头衔，让他入部习学，后来就让他当了一个员外郎，这官折合到今天，撑死不过是个副部级，之所以这么比方，目的只不过是想说，无论如何书里写的贾政政治地位并不高，应该比贾赦低。

那么，他既非长子，又没袭爵，官儿又不大，他怎么会在荣国府里占据中轴线的正厅正房呢？就算他非要那么住，贾母明明知道自己的大儿子是一等将军，她丈夫的爵位是传给大儿子了，她却不让大儿子跟她住，就说是偏心，能离谱到如此地步吗？而且怎么贾赦对此也心平气和，看那样子也是觉得贾政和王夫人在荣国府府邸中轴线的正房大院居住生活，是很正常的。这究竟怎么回事？根据封建礼法，你贾赦是老大，就该跟你妈一块儿住，天天伺候你妈，你跑到另一个黑油大门里去住着，算怎么一回事儿啊？

而且第七十五回写中秋，又一个中秋，当时贾家已经风雨飘摇了，贾母强打精神组织团圆宴，团圆宴你就发现座次很奇怪了，贾母的右边坐的全是跟她直系的人物，坐的谁呢？是贾政、贾宝玉、贾环、贾兰，怎么会没有贾赦呢？贾赦应该坐在她右边啊，第一个啊，他是老大啊。可是贾赦却坐在她左边，左边除了贾赦是些什么人呢？当然有贾琏，有他儿子，另外就是贾珍、贾蓉，很显然全是些个旁系的人物，是不是？这怎么回事？

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个谜，早就被周汝昌先生经过严密考证，揭示出来了。这就是因为，曹寅生了一个儿子，康熙皇帝非常喜欢曹家，曹寅死了以后，康熙还让他的儿子接着来当江宁织造。但是他的健康状况不好，没有干几年就病死了。曹寅的夫人，就是书里贾母的原型，不仅是寡妇了，而且也没有儿子了，再让曹寅家的人当织造的话，找不到男丁了。但是当时康熙实在是太喜欢曹家了，也特别喜欢李煦，喜欢贾母原型李氏她娘家哥哥，所以康熙就亲自问李煦，说你看一看曹寅的侄子里面，有没有好的，选一个过继给曹寅，好让他侍奉李氏，且这个过继的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曹雪芹，贾宝玉的原型——当然，红学界有争议，也有人认为曹雪芹是遗腹子。所以，曹雪芹的父亲是过继给他祖母的，这样的一种真实状况来写书的。因此，他写贾母和贾政的关系非常淡薄，贾母喜欢她的孙子，因为根据封建社会的观念，儿子如果不是亲生的是过继的话，孙子就一定是亲生的。

儿子老大了才过来，双方论骨肉情比较困难，孙子从小带大，而且从小可以瞒着他，是不是？长大你再告诉他或他自己想办法知道，是另外一回事，你就可以很亲地把他当做自己骨肉的延续。所以，曹雪芹为什么这么写，就是因为他有生活原型，他的父亲就是贾政的原型，过继给李氏，继承了曹家的家业，所以在小说中，贾政住在荣国府的正堂大院。

实际上荣国府只有这么一个过继的儿子，为什么他要写贾赦呢？小说如果太忠实于生活的真实写起来就很麻烦，所以他就合并同类项，因为贾赦确实在小说里面是贾政的哥哥，他和贾政之间他们是亲兄弟，但是他没有过继给贾母，他没过继给贾母，他怎么能住在荣国府的院子里呢？他当然是在另外一个院落居住。

红楼梦作者知多少

1.曹雪芹、高鄂。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认定《红楼梦》前80回是曹雪芹所作，而后40回是高鄂续写的。

清裕瑞在《枣窗闲笔》中说，听说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所作”，曹雪芹对它进行了删改润色，其叔脂砚斋给加了批注，并改名为《红楼梦》，他曾见过抄本。

程伟元，苏州人，出版商，曾三次印刷出版《红楼梦》，他出版的《红楼梦》程甲、程乙本他在刻本的序文中说：“《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唯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看来他也吃不准曹雪芹是不是作者。

脂评本封面只写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没有曹雪芹的名号。问题是不同脂批间具有非常多的矛盾，脂批很可能为假造。

欧阳健《古代小说版本漫话》说“脂本乃后出之伪本，而程本方为《红楼梦》之真本。”

曲沐《庚辰本〈石头记〉抄自程甲本〈红楼梦〉实证录》一文中，对脂本和程甲本作了大量的文字对比，证明脂本是造伪，脂本是从程甲本上抄录的，造伪者是脂砚斋。

永忠和明义言之凿凿说曹家有个曹雪芹，但翻遍曹家家谱却查无此人，在曹家家族中，合于敦氏兄弟所记载的曹雪芹年龄的，只有曹天佑一人。（注：有悼念曹雪芹诗为证。）

雍正5年曹家被抄时，曹雪芹才4岁，还在吃奶，什么都不懂，以后是不可能写出宛如帝王般的生活情景，大量的细节如不是生活在其中，很难仅靠想象就能描写出来。（注：人的想象是非常丰富的，靠想象能描写出来的。）（曹雪芹的出生年月有两种说法：一是雍正2年（1724年），一是康熙54年已未（1715年），按这个算，曹当时是13岁）。

确实有个曹雪芹，是个残疾人，靠制作贩卖风筝养家糊口，此人写过一部《废艺斋遗稿》，和《红楼梦》没关系。（注：有人说曹雪芹一生写过两本书，《废艺斋遗稿》是其二。但无论怎样，该书和曹雪芹的文化学识风格等很不符合。他怎能写如此简单而没有科技含量的东西。在非常落后的清代糊风筝也没有多少科技含量。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进入中国。可能此曹雪芹非是彼曹雪芹。）

高鹗。不是续书者，他只是书商程伟元的一个打工仔。程老板在旧货市场上淘到的《红楼梦》后40回的手稿，是由他编辑修改完成的。有程本序言为凭，有程伟元和张船山两人为证。张船山，四川遂宁县人，乾隆庚戌进士，著名诗人，书画家。张船山在《赠高兰墅鹗同年诗》题解中写道“传奇红楼梦八十回后俱兰墅所补”，现在人们比较认同“补”是编辑修订的意思。（注：无论是补还是续写，高都对《红楼梦》的贡献不可磨灭。我更赞成续写说。兰墅是高的号，高当过太守。大约相当现在地委的官。）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说：高鹗不应该是《红楼梦》续作者，他应该是《红楼梦》最后出版的整理者。

2008年，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冯其庸提议后40回的作者宜署无名氏，得到了专家和出版商的赞同，彻底否定了所谓的红楼梦后40回“高鹗续作说”。

2.瞿麻子。河南人，生活在康熙年间，从小给地主放牛。这人是个嫖客，有玩女人经验，40岁什么事不做，就猫在家写《红楼梦》，写好后卖给皇族家的人看，活到56岁死去。瞿麻子幼儿时期得过天花，落下满脸麻子（康熙也得过天花，苏麻喇姑用一把喂牛的笈笈草就医好了他）。

3.石头、空空道人、吴玉峰、孔梅溪，曹雪芹。这是书中说的和书的创作有关系的5个人，石头是始作者，空空道士是抄录者，吴玉峰和孔梅是题名者，曹雪芹增删润色者。5人都为《红楼梦》出了力，但一样是劳动者，待遇却是不一样的，曹雪芹幸运地爬上了封面，那四个倒霉蛋却只能躺在书里。（注：曲解《红楼梦》，把文学的真实当作社会的真实。）

4.洪晟。这是近期盛行的土默热红学的开创者、吉林省总工会主席土默热教授提出来的。

洪晟是明末清初的剧作家，曾写过著名的《长生殿》。土先生认为《长生殿》与《红楼梦》虽然题材和体裁不同，但主题思想、故事结构、人物性格、神化系统、悲剧结局却相似；“金陵十二钗”是宝玉的亲姐妹和表姐妹，清初诗坛上著名的“蕉园诗社”也正好12位才女，是洪晟的亲姐妹和表姐妹，洪晟年轻时常与这些姐妹们一起踏雪踏青，诗词酬唱，她们的活动同《红楼梦》中描写的完全一样；脂批透露《红楼梦》作者为“芹溪”，而“芹溪”恰恰是洪晟的一个别号；于是乎就认定红楼梦和长生殿的作者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洪晟；洪晟的《洪上舍传奇》就是《红楼梦》的底本。

土先生还解析了《红楼梦》作者由洪晟变为曹雪芹的经过：洪晟和曹寅是好朋友，康熙43年他把《洪上舍传奇》的手稿交给曹寅，请曹寅帮助刻版印刷。不幸的是洪晟在回家的途中喝醉酒掉河里淹死了，手稿落在曹寅家，曹寅晚年因穷困潦倒书稿未能出版。到了乾隆年间，这个手稿被同样穷得揭不开锅的曹雪芹给翻了出来。《洪上舍传奇》现已不存。（注：民间有传说。南有《长生殿》—洪晟，北有《桃花扇》—孔尚任。）

5.石涛。是个和尚，俗名朱若极，明朝皇族，靖江王朱赞仪的11世孙，其父朱亨嘉于清顺治二年（1645）自封监国，被南明朝廷唐王朱聿键所杀。石涛后跟宦官出身的喝涛出家做了和尚。他当和尚，却穿道袍，因为道袍和明朝的服装相似。有人这么形容他，说“幼入佛门，老着道袍，亦僧亦道一石涛”。石涛是个大画家，康熙时代，他的画名已驰名天下。

另一种是《红楼梦》里隐藏着石涛的事。石涛和曹寅是好朋友，红楼梦第55回，后半回，作者编造的八个谜语全部是围绕石涛而设计的。康熙46年（1707年）石涛病逝于扬州，享年66岁，葬在扬州蜀岗之麓。有人说他的死就像黛玉“一抔净土掩风流”，也像妙玉“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6.和珅。二十六岁就做了宰相的曾经的咸安宫的高材生。红楼梦是和珅科举失败那年写的。和珅科举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考试时写了一篇批判礼学思想的文章。

最初的《红楼梦》是写给乾隆看的。和珅的目的是给皇帝和王公贵族们洗脑，以防大清走元末的道路。乾隆56年（1791年），北京“萃文书屋”首次以木活字排印出版的120回《绣像红楼梦》（程甲本），就是根据和珅手稿编写的。乾隆活着的时候，《红楼梦》非常吃香，嘉庆一上台，《红楼梦》就倒了霉，原因是和珅写《红楼梦》把汉人礼学仕子虚伪丑恶的嘴脸全都揭露出来了。（注：和珅是非常喜欢《红楼梦》的。曹雪芹在世时《红楼梦》就非常出名了。王公贵族家多有藏本，就是手抄本。）

7.孔梅溪。《红楼梦》是孔梅溪在广东南华禅寺写的。此说是从《红楼梦》里惜春的文章造化匾额诗和宝玉的咏红梅诗中找到了依据。

附惜春诗：文章造化匾额——惜春

山水横拖千里外，楼台高起五云中。园修日月光辉里，景夺文章造化功。这无异于在说，大观园是作者在千里外的地方凭空造出来的，就像在五云中、日月光辉里的空中楼阁。这可以表明红学考证专家肯定的曹雪芹著书北京黄叶村、大观园在北京或南京某地的一切根据是不能成立的。

宝玉诗：《红楼梦》访妙玉乞红梅

酒未开樽句未裁，寻春问腊到蓬莱。不求大士瓶中露，为乞孀娥槛外梅。入世冷挑红雪去，离尘香割紫云来。槎栎谁惜诗肩瘦，衣上犹沾佛院苔。（注：《红楼梦》里有一句：东鲁孔梅溪。胡适的《脂砚斋甲戌重评石头记》？页眉批：评石头记的有四人，梅溪是其中之一。用红笔写繁体字。）

8.吴梅村。名吴伟业，明末清初诗人，崇祯时的榜眼，大家熟悉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就是他老人家写的句。此人明亡时曾辞归故里，顺治十年又极不情愿地奉招出仕，十三年又辞官还乡。

2004年，抚顺市社科院院长、研究员傅波和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抚顺市政府处级调研员钟长山抛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吴梅村是《红楼梦》全书一百二十回的真正作者。理由是，《红楼梦》中，“悼红轩”、“怡红院”、“红楼梦”名词只有清初的明朝遗老才能写得出来；较早版本的《红楼梦》中记载：“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风月宝鉴》一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他们把上述几个人名进行了一番组合，结果出现了吴梅村3个字。吴梅村的政治观点同《红楼梦》创作主题相合。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曹雪芹难以维持生活的窘境来看，曾经隐居十年的吴梅村具有写作这样一部鸿篇巨著的时间。

9.张岱。明末清初散文家，写《湖心亭记》的那个。浙江绍兴人，祖籍四川绵竹。张家累世显宦，国破家亡后，他隐于嵊县西白山中一年，后又搬回绍兴，晚年生活贫困凄凉。

10.谢三曼。湖南娄底的一名女子，此女名曰谢三曼。前80回是由此女所写，后40回是曹雪芹添改之作，没高鄂什么事。理由是：书中多次写到湘江，而且人名、物名中带“湘”的很多。第64回贾琏与尤二姐要槟榔吃，而嚼槟榔是湖南人的习俗。（注：其止是湖南人吃槟榔，云贵川以及越南都有吃槟榔的习惯。）书中所记述的地名与姓氏与传说极为吻合。（1）书中有“一帆风雨路三千”之句，而由娄底乘船顺涟水入湘江，经洞庭，入长江，至南京（京城），刚好三千里左右。（2）贾雨村乃胡州人氏，原湘乡县正有胡州之地，现在双峰县境内，离白鹭村不到二十里，为谢家族祠所在地。“谢”姓在当地方言中两种读音，当地方言中的“谢”与“贾”谐音相似。（3）书中写到：“白扬村里人呜咽”，又写到“谁谓池塘曲，谢家幽梦长。”白扬村属湘乡县毛田乡范围里的一个村庄，村中人多姓谢，离白鹭村不足十里。

11.胤礽。疯癫狂人朱在《唯我读懂红楼梦》中称，这是他从《红楼梦》本身文字中读出来。胤礽是康熙与皇后赫舍里所生，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康熙死后，四子胤禛登基，将胤礽由咸安宫迁到了祁县郑家庄，并派众兵看守。胤礽于雍正2年12月病死，时年51岁。死后被追封为理密亲王，葬于黄花山。《红楼梦》是胤礽哭出来的。

12.曹頫。他就是书中的那位“情僧”。曹府被抄，曹家仿佛由天堂走进了地狱，他遭到了整个家族的唾骂。心里上的极大落差，让他痛不欲生。他出家当了和尚，法号空空道人。但他人在禅房却无心经卷，每天总是沉浸在对从前吃香的、喝辣的、泡小妞、玩名伶的回忆中不能自拔，想想哭哭，哭哭想想，十年工夫，竟然哭成了一部《情僧录》。之后，他开始四处云游，每到一处他都将书拿出示人，看的人又都会帮他修改书名，他就把这些事也写入了书中，所以书中才会有吴玉峰题曰《红楼梦》，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这些文字。其后，其弟脂砚斋给书加了批，其子曹雪芹又对书多次批阅增删，伟大的《红楼梦》就这么诞生了。（注：和清宫廷档案（给皇帝的奏折）不符。据说曹的父亲是个庸碌无能之辈，一生无什么建树。）

13.明延宁王朱由梿。这是马兴华老先生用自己弄的判断《红楼梦》作者及贾府原型的十二条标准逐条对照和用“谐音法”、“拆字法”去拆解书里的诗句弄出来的。（注：望词生意。）

比如：书中第1回作者自述：“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马先生就对照出朱由梿父亲死后，他的哥哥完全有可能负起教育责任。

第2回，雨村道：“更妙在甄家风俗，女儿之名亦皆从男子之名，不似别人家里另外用这些春、红、香、玉等艳字。”

马先生对照出益定王朱由木的四个女儿永福郡主振麟、永康郡主振祥、安远郡主振瑞和待封郡主振彩，罗川王朱常湑的女儿衍祥，淳河王朱常汭的女儿衍寿等一窝丫头片子都起了个男子的名字。

再比如：《红楼梦》第50回里写道，湘云编了一支《点绛唇》迷语：“溪壑分离，红尘游戏，真何趣？名利犹虚，后事终难继。”众人也有猜是和尚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戏人的，宝玉说一定是耍的猴儿。马先生通过“谐音法”和“拆字法”就弄出了下面的成果：“溪壑分离，红尘游戏”——朱由析。“真何趣？名利犹虚，后事终难继。”——真名记。“也有猜是和尚的，也有猜是道士的”——道士。“也有猜是偶戏人的”，“一定是耍的猴儿”——由“猴”字按“申猴”的关系得“申”字，从偶戏人的“人”字得“壬”字，最后得《红楼梦》成书年代为“壬申”年（1692年）。

朱由梿，出生于明朝的益王府，被封为延宁郡王。明亡后，他出家做了道士，道名朱元育，道号云阳，有《参同契阐幽》与《悟真篇阐幽》两著存世。

14、马錡、马大观、马益著。这是山东退休警察马孝亮考证出来的。马孝亮，祖籍山东临朐县，明代马愉状元第18代孙。该同志自称运用现代侦破案件法及平时所学知识，从多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判断，发现《石头记》的作者是康熙年间贡生、明代宣德状元马愉后人临朐马錡、马大观、马益著祖孙三人。

畸笏和梅溪，分别马大观和马益著的字号。马大观就是“脂砚斋”，他字三公，号畸笏，“大观园”的创意直接来源于他的名字。

马锜苦熬20年写《石头记》，于乾隆初年脱稿前80回。因年老体衰，后40回仅写出提纲、要点和章节回目。

马锜晚年（乾隆8年或9年），让儿子马大观和孙儿马益著带上《石头记》，去北京找曹雪芹，组成了三人写作班子，开始对《石头记》进行修改、润色、审定，经“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最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金陵十二钗》、《红楼梦》等几个版本先后面世。

其间，执笔进行大幅修改的是曹雪芹，马大观蹲住北京批改3000余处，马益著一边在贡院攻读，一边积极参与，批注、修改1500余处。

因此，《红楼梦》的作者排名顺序应为：马锜、马大观、曹雪芹、马益著或马锜、曹雪芹、马大观、马益著。

探秘楼兰王国

一、自序

100年前的今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闯入罗布荒漠，打破了楼兰城的沉寂。于是，这座消失了上千年的历史名城一举成为世界著名考古圣地之一。欧美和日本探险队纷纷到楼兰访古寻宝，而楼兰文物则成了世界各大博物馆珍藏的对象。

无论在伦敦、纽黑文、首尔（汉城）、新德里、京都、东京，还是在乌鲁木齐或北京，楼兰文物几乎无处不在。海内外研究者乃至青年学生都对楼兰探险与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罗布泊的游移、印欧人的迁徙、楼兰城性质等问题，迄今仍是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若从1985年出版《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一书算起，我从事楼兰研究已达14年之久，几乎每年都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寻访古迹，重点是搂兰地区；同时，多次到欧美和日本寻访流散海外的搂兰文物，出席各种国际学术讨论会，积累了大批资料。几年前就有热心的朋友前来游说，希望我能走出象牙之塔，给青年朋友讲一点楼兰故事。由于工作繁忙，这件事一直耽搁至今。

随着楼兰热的升温，许多青年朋友怀着极大的热情，加入到楼兰探险与研究的行列之中，而且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这时我的朋友作家杨镰先生约我写楼兰。我知道青年读者很想知道遥远而神秘的楼兰古国，而且北京电视台专题篇《寻找楼兰王国》播出后，常有人向我提出种种问题，我想借这本书正面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也顺便对不尽人意处，略作匡正，所以答应下来。昏天黑地地写了几天后，才发现写科普读物可不比写科学论文轻松，几次意欲罢笔，放弃写作计划，经不住朋友劝说，总算坚持下来。

今天我要呈献给青年朋友的这本小书，虽然写作时间不长，却积楼兰研究十余年之功。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几乎每天都在更新我们的知识。我个人学识毕竟有限，不敢说书中没有错误。希望海内外研究人员和青年朋友多提批评意见，共同把楼兰研究推向深入。

二、世界古文明的共同悲剧

在征服自然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取得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伴随着对地球环境的巨大冲击，以土地沙漠化、盐碱化为代表的生态危机则是这一现象的突出反映。

北非是人类文明的摇蓝之一，尼罗河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巍峨耸立的金字塔、图腾卡蒙法老墓以及亚历山大灯塔为代表的古埃及文化达到了当时人类文明的巅峰。埃及文明的创造者绝没有想到，他们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除了古老的文明之外，还有百分之九十完全沙漠化的土地。

人类文明另一个策源地美索不达米亚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苏美尔、亚述、阿卡德、巴比伦人相继在公元前4000——前2000年间，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令世人叹为观止。然而，这些古文明的发祥地如今却是盐碱泛滥、流沙纵横的不毛之地。

就这个问题，美国亚述学家雅格布生对西亚出土楔形文字史料作过一次深入调查。他发现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壤盐碱化由来已久，始于公元前2400年拉格什城邦，不久就发展到幼发拉底河。1000年后盐碱化进一步扩展到古巴比伦。5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雷伍德在伊拉克的耶莫组织过一次由地质、气象、动物和植物学家共同参加的大规模跨学科考古发掘，考察结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布雷伍德在《伊拉克库尔德史前调查》中这样写道：“人类以及他们从事的农业和牧业，总的来说起一种破坏作用，尽管无人想有意去破坏……过去曾是丛林的整个平原和切姆查玛克河谷的山麓地区，如今连灌木丛都不存在了。栎树灌木丛在还未长到6英寸之前就被砍伐。由于树林和灌木树的消失以及草地每年春季全被吃光，只剩下草根，土壤大量流失，填入河流……”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中国西部塔里木盆地。张骞出使西域时（公元前139年），塔里木盆地还是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绿洲世界。据张骞介绍，塔里木盆地及周边地区的沙漠绿洲上一共有三十六个繁华的城邦国家，史称“西域三十六国”。丝绸之路开通后，国际贸易和东西方艺术文化交流与日俱增，给这些绿洲王国的经济文化生活带来空前的繁荣。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得以广泛吸收东西方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西域文明。然而，人类与自然的搏斗却是那样残酷无情。具有千年文明史的绿洲王国相继被沙漠无情地吞噬，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后来不得不改由海路进行。

物换星移，流沙终于掩埋了塔里木盆地大部分土地，形成仅次于北非撒哈拉沙漠的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盆地永远失去了它昔日的辉煌，人迹罕至，与世隔绝，成为世界上最神秘的地区之一。

19世纪末以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许多汉唐古城被重新发现，如喀拉敦古城、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尼雅古城等。它们大都远离现代绿洲100公里左右，说明汉代以来流沙已无情地向周边绿洲推移了至少上百公里。如今塔克拉玛干沙漠仍在继续向四方蔓延。1896年，斯文？赫定曾到新疆和田以北沙漠探险。当时克里雅河下游的通古斯巴斯特绿洲尚有大片原始森林，被这位瑞典探险家誉为“野骆驼的极乐园”。

然而，斯文？赫定见到的“野骆驼的极乐园”早就化为乌有。由于克里雅河十几年的断流，和田以北沙漠绿洲通古斯巴斯特的千倾原始林木大面积死亡，这片原始森林如今已经变成沙漠的海洋。由于严重的沙化问题，40年来从若羌县到民丰县的公路被迫三次改道，沙漠向南推移了30余公里。由于同样的原因，策勒县和田市的公路也向南推移了三次，原来笔直的公路，现在变成弯曲的大肚子。

人们惊呼：“不悲楼兰今不见，只悲楼兰要重现。”因此，研究楼兰古国的兴衰，绝非发千古之幽思，而是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从楼兰陆沉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历史悲剧中吸取教训，设法阻止沙漠继续蔓延；深刻理解保护自然，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

三、楼兰城的发现

20世纪最初十年可谓“探险时代”。1909年美国探险家皮里征服北极，1911年挪威阿蒙森探险队和英国探险家斯科特角逐南极，堪称20世纪初最富时代特色的两件大事。与此同时，人迹罕至的中亚沙漠、遥远而神秘的青藏高原成为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们角逐的另一沙场。

1874年福赛斯爵士率英国考察团的新疆之行，随后，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赴蒙古、青海、新疆和藏北无人区的四次中亚考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这时起，中亚探险不再是入华耶酥会传教士们天方夜谈式传的传奇故事，而是一项举世瞩目的科学事业。这个时期，晚清新疆地方政府也曾派人勘察敦煌与罗布泊之间的道里。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卷五记述了这次考察。书中写道：“前任巡抚刘毅斋、护抚魏午庄先后遣郝副将永刚、贺参将焕湘、刘都司清和，裹糊探路，各有图记。唯不喑考古，措词亦艰涩，特汇集诸说，就作者本意，疏明之如左。”

刘毅斋就是1884年新疆正式设行省后的首任巡抚刘锦棠，他于1889年离任，新疆巡抚改由布政使魏光涛（即魏午庄）代理。那么郝永刚等人到罗布泊探路作图的时间，是在刘氏离任和魏氏上任新疆巡抚之际（1889——1890）。郝永刚等人都是湘军将领刘锦棠的部下，生平事迹今已无从详考。

北京故宫档案馆收藏的清代地图中，有一幅《敦煌县西北至罗布淖尔南境之图》。图中不仅绘出从玉门和阳关通往罗布泊之路，而且在罗布泊西岸标出古城址。根据原始记录，这幅地图是民国年间新疆吕将军捐献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黄盛璋先生认为：这幅地图就是郝永刚等人绘制的罗布泊探路图，那么郝永刚等人也许是近代中亚地理探险史上最早到楼兰古城的探险者。

在此前后，楼兰古城似乎还被邻近地区的居民寻访过。《辛卯侍行记》卷六记录了从吐鲁番南下，越库鲁克塔格山，经罗布泊到敦煌之路。近年新疆巴州旅游文化公司探险队在楼兰城内发现清代钱币，亦说明晚清时期，有人访问过楼兰。遗憾的是，这幅罗布泊探路图一直秘藏新疆地方官府，从未发表过。于是，楼兰古城发现者的桂冠被第一个向世人报道这座古城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摘取。

斯文？赫定先后六次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和藏北无人区探险，历时近半个世纪之久（1890—1934）。中亚荒漠的许多古城都是斯文？赫定首先发现的。他走过的地方，在他之后，至今无人去过。他在近一个世纪前绘制的地图，今天仍是中亚科学考察必备的参考图。他的著作被译成30余种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由于斯文？赫定在中亚科学考察史上的辉煌成就和奋不顾身的精神，被人们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探险家之一。

1899年9月，斯文？赫定第二次踏上中亚探险的征程。这次，他得到瑞典国王奥斯卡尔和著名化学家诺贝尔的资助，决意打通从新疆到西藏的道路。1900年3月初，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古河床来到罗布荒原，在穿越一处沙漠时才发现他们的铁铲不慎遗失在昨晚的宿营地里。在茫茫沙海中，水是性命攸关的东西，而铁铲是他们唯一的挖水工具。斯文？赫定只得派他的维吾尔族向导于奥尔德克（斯文赫定记其名为Ördek，或译艾尔得克）回去找坎土曼（新疆流行的一种铁铲）。奥尔德克很快找回坎土曼。不仅如此，他还在昨夜宿营地附近发现了一个古代废墟，拣回几件颇具中亚希腊化艺术风格的木雕残片。

斯文？赫定看罢异常激动，因为他将成为揭开塔克拉玛干沙漠古文明之谜的第一人。他本想立即发掘这座废墟，但是这将打乱整个考察计划。况且，他的探险队只有一两天的用的水了，无法成行。斯文？赫定终于仍按原计划去西藏考察，而把发掘这座废墟的计划安排在翌年冬季。

1901年3月，斯文？赫定带着他的哥萨克保镖切尔诺夫和维吾尔族向导奥尔德克等人重返罗布荒漠，首先调查了奥尔德克发现木雕残片的那个废墟，发掘了其中的佛塔以及周围三个殿堂。斯文？赫定在这个废墟发现的文物有：中亚希腊化艺术风格的木雕建筑构件、木雕塔刹、刻有带翼兽的木雕板、莲花纹木雕板、金刚像木浮雕、小陶碗、五铢钱以及一封佉卢文书信。这所寺院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大寺院群中的一所。赫定在这个佛寺遗址附近发现三座寺院遗迹，发掘出更多的文物。

英国考古学家后来将这个遗址编号为LB.II佛寺。从中发掘出许多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木雕构件，包括一件有翼神兽——格里芬形象的木雕，残高70厘米，上下边缘皆有凸榫，残存狮身形象，腰细并呈弓起状，腰前斜插一支翅膀的羽毛，后腿保留，尾巴弯呈S状曲，右腿前部仍可见口齿。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对其进行了复原。斯坦因在LB.II遗址也发现木雕格里芬残片，他在报告中申明，他发现的几件木雕的局部，包括口鼻、身体、腿部、羽毛、牙齿，与赫定收集品非常相似，而且缘部均有凸榫残留，尺寸相合。

斯文赫定在楼兰LB.II遗址还发现了一件花瓶木雕，四边雕出方框，中间刻一个花瓶，从瓶中向两边对称地各伸出一条花枝，花瓶底部排列八片叶子，颈部装饰一条菱形纹带。值得注意的是，有翼神兽和花瓶木雕都有边框，尺寸相同，它们之间无疑彼此存在联系。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格里芬守护花瓶浮雕石板，揭示了这种有翼狮子与花瓶组合的艺术渊源。在这件石板中，两只带翼狮子相向而立，足成蹄状，分趾，嘴微张，露齿，翼挺起，尾巴上扬成S形，狮子中间雕刻花瓶，外形与LB遗址出土木雕花瓶相似，向两端传出花枝。据此，我们对LB遗址出土的木雕进行了复原。显然，帕提亚石板是有翼狮子与花瓶组合题材的源头。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现的格里芬守护花瓶亦源于帕提亚艺术。

斯文？赫定探险队还在这片废墟东南一线发现许多烽火台，它们构成一条戍守古代东西交通要道的烽燧线，一直向东延伸，直迄罗布泊西岸一座风沙半没的古城。这就是著名的楼兰古城。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后来将这座古城编号为LA城。

我们曾于1994年到楼兰进行实地调查，越野车只能开到距离LB遗址两公里的地方，以后的路全是雅丹地带，任何现代交通工具都无法行驶。由此徒步两公里之后才能到LB遗址，所以LB遗址又俗称“两公里城”。不过，“两公里城”其实不是什么古城，而是一所佛寺废墟。从“两公里城”继续东南行，穿越大约18公里的雅丹地带才到达楼兰古城。

近年有学者写信询问，楼兰城究竟是谁发现的，因为时下流行一种说法，认为楼兰城是奥尔德克发现的。这个说法显然没有认真了解楼兰探险史，这对楼兰探险事业的开拓者斯文？赫定是不公允的。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楼兰城的发现无疑应归功于斯文？赫定本人。

楼兰古城位于今天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若羌县北境，西南距若羌县城220公里，东距罗布泊西岸28公里。这座古城坐落在东经89°50‘53，北纬40°31’34的地方。

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都是根据斯文？赫定提供的经纬度找到楼兰城的。近年勘测数据表明，楼兰古城的准确位置是在东经89°55‘22，北纬40°29’55处，和斯文？赫定用星象测量法获得的数据基本相同。

1901年3月4日至10日，斯文？赫定在楼兰城内13个地点大肆发掘，获取大批汉魏古钱、一枚罗马钱币、一枚于阗钱币、各类精美的丝织品、颇具希腊化艺术风格的雕花建筑构件。其中一件带有木雕小佛像的佛殿建筑饰件，十分精美，迄今仍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佛像艺术品之一。

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了许多重要文物，最重要的莫过于那些魏晋木简残纸。他当时不一定知道，魏晋书法真迹流传至今者寥寥无几，只有晋人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等屈指可数的几件，且为历代收藏家视为珍宝，密不示人；而斯文？赫定在楼兰城中一次发掘所获就达150余件。英国的斯坦因和日本的橘瑞超又在斯文？赫定发掘的同一地点挖出数百件文书，包括现藏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李柏文书”。楼兰城出土纪年文书中，最早的属于曹魏嘉平年间（252），最晚的属于前凉张骏建兴十八年（330）。20世纪70年代，新疆考古研究所考察队在这里再次发现魏晋木简残纸，这已是外国探险队的劫后之余。

斯文？赫定后来将这次中亚考察报告汇集为《188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成果》一书，在斯德哥尔摩出版。古文书则委托德国语言学家卡尔？希姆莱和孔好古释读，他们研究后确认，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岸发现的古城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楼兰。

就这样，沉睡于黄沙之下一千余年的楼兰城终于在这位大探险家手中苏醒了。

日本大谷探险队比斯文？赫定晚去楼兰，为什么斯文？赫定收集的楼兰文书都是残片，而大谷探险队却能发现完整的李柏文书呢？这个秘密终于在80年代揭破。原来，斯文？赫定将完整的楼兰文书单独放在一起，并没交给欧洲汉学家研究。

20世纪80年代，这批文书在斯德哥尔摩瑞典民族学博物馆被重新发现，它们写在五张黄麻纸上，文字多为草书，大量使用假借字。这些完整的古文书为研究魏晋尺牍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四、塔克拉玛干沙漠宝藏争夺战

斯文？赫定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古代城市的消息传出后，举世震惊。以前人们只知道埃及和希腊罗马有着发达的古代文化。殊不知，遥远的中亚荒漠也曾创造过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于是，楼兰成了中亚著名考古圣地之一，楼兰古物成为欧美和日本探险队激烈争夺的对象。

人们对20世纪初发生在楼兰等地发生的这场古物争夺战的功过评价不一。有人把它比作八国联军掠夺北京圆明园，因为塔克拉玛干沙漠宝藏就是在这个时期大批流失海外。有人则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当年来楼兰的人大多数是科学家，他们发掘楼兰古城以科学研究为主要目的，及时编写了科学考察报告，所获文物基本上得到妥善保存。楼兰文物流散世界各地，使得楼兰研究成为新兴的国际性研究科目，造就了一大批驰名中外的学术大师，极大地推动了世界人文科学的进步。关于这场争夺战的功过，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塔克拉玛干沙埋宝藏争夺战明显分为探险和考古两个时期。在中亚探险时期，塔克拉玛干古物流散海外主要是西方设在新疆的领事馆所为。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洛夫斯基和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在争夺沙漠宝藏方面首当其冲，扮演了重要角色。

俄国驻喀什领事馆故址在今新疆喀什市西区的色满宾馆，斯文？赫定每次来新疆都在这个领事馆做沙漠探险前的准备工作。这里还接待过德国考察队的格伦威德尔、勒柯克、芬兰考察队的曼那海姆和法国考察队的伯希和。

彼得洛夫斯基自1882年住进这个领事馆任俄国驻喀什总领事，直到1903年离任。在他任职的21年当中，数以万计的中国古物经他之手流入俄国。1891年，经俄国东方学家奥登堡提议下，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要求俄驻喀什领事馆收集佛教文物。于是，彼得洛夫斯基开始在喀什一带大肆搜罗新疆古物和古代手稿。他本人仅在喀什及周围地区作过零星考古调查，所获文物大部分是购买的，主要得自塔克拉玛干沙漠觅宝人吐尔迪、和田的文物贩子伊斯兰？阿訇和库车商贩古拉姆？卡迪尔。这批文物包括和田出土的混合梵语本《妙法莲花经》、佉卢文犍陀罗语《法句经》残卷、梵语或吐火罗语写本以及大批佛教和伊斯兰教艺术品。彼得洛夫斯基多次在俄国杂志上撰文，提醒俄国学者注意塔克拉玛干古物，并将大批新疆古物运回俄国，交奥登堡研究。由于健康原因，彼得洛夫斯基于1903年退休，在塔什干度过晚年。1905年，他把手中最后一批古代手稿，包括穆斯林文献、汉文、回鹘文书捐献给了俄国中东亚研究委员会，1908年，彼得洛夫斯基在塔什干去世。

英国驻喀什领事馆故址就是今天新疆喀什市西区的齐尼瓦克宾馆。斯坦因每次来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都是在这个领事馆做进入沙漠前的准备工作。英国驻喀什首任总领事是马继业，他为英国争夺塔克拉玛干古物立下汗马功劳。马继业1867年生于南京。其父马格里曾随英军侵华，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协助李鸿章镇压上海、昆山、苏州等地的太平天国运动。据说马继业的母亲是马格里俘获的太平天国某位亲王的公主。1889年，马继业考入英属印度政府任职。翌年，随中亚探险家荣赫鹏前往喀什监督彼得洛夫斯基的活动。从此，马继业便以英国政治代表的身份常驻喀什，与俄国争夺在新疆的利益，长达20年。尽管直到1908年清政府才正式承认英国驻喀什领事馆，但英国领事馆的职能实际上自马继业到喀什后就开始了。他在1890至1908年的官衔是“驻克什米尔负责中国事务的特别代表”；1908年回英国度假时才被正式任命为英国驻喀什领事；1911年又提升为英国驻喀什总领事，直到1918年退休。

马继业在喀什任职期间收集了大批塔克拉玛干古物。主要来自和田、策勒和莎车的塔克拉玛干觅宝人吐尔迪（和田玉龙喀什村人）、毛拉和卓（策勒达玛沟村人）、伊不拉辛（麦盖提克孜勒吉村人）以及伪造文物的商贩伊斯兰？阿訇。马继业把收购的中亚文物全部送到印度，收入英国梵学家霍恩雷主管的加尔各答孟加拉亚洲学会收藏室，形成所谓“霍恩雷收集品”。这批文物主要是和田、莎车、库车等地出土的古代写卷，其中包括和田北部沙漠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唐代文书、婆罗谜文文书、麦盖提南部克孜勒吉遗址发现的喀剌汗朝突厥语、阿拉伯语文书，巴楚、库车出土的梵语、于阗塞语和吐火罗语文书。不过，从伊斯兰？阿訇那里收购的都是假文书。此人系和田一无业游民。当他得知出售新疆古文书可获暴利后，就组织人伪造古代文书。最初他们伪造的假文书都是手抄本，头一批假文书问世于1895年。后来嫌手抄太慢，自1896年始，他又刻印木雕版，成批印刷，然后用烟熏黄做成古书的模样，装订成册出售。这些伪造的文书大都被驻喀什和乌鲁木齐的英、俄领事馆买下，大批流入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加尔各答和北京。许多欧洲语言学家受到蒙骗，为解读这些文书，徒劳地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斯坦因在和田考察时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将真相公诸于众，并向学术界提供了真正的古代手稿，才使得这个领域的研究得以顺利发展。

霍恩雷收集品大部分被运回英国，入藏大英博物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包德雷图书馆。伊斯兰？阿訇的阴谋败露后，马继业收购的90件假文书被撤出大英博物馆东方印本与写本部，装入两只贴有中亚赝品标签的木箱，扔到一个地下室里。1973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大英博物馆藏中亚古写本全部移交新建的大英图书馆藏书楼保存。

1979年，扔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室的两箱假文书被人发现，编目后全部转交给了大英图书馆。1995年，我们到大英图书馆调查斯坦因收集品时，见到这批假文书被扔在图书馆一个角落里。

1901年3月，斯文？赫定在楼兰，同年1月斯坦因在尼雅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将塔克拉玛干沙漠古物争夺战推向第一个高潮。欧美和日本随即派中亚考察队来新疆沙漠访古寻宝。

第一个参加争夺战的是美国考察队。1905年，作为庞佩里中亚探险的继续，美国地质学家亨廷顿在美国地理学会联合会的资助下来中亚进行新的考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考察新疆的气候，陪同他的还有巴雷特。他们在克什米尔列城组织探险队，越过喀喇昆仑山口到和田，在此考察塔里木河南部地质情况以及西藏北班公湖地区，认为这一带曾发生旱灾。亨廷顿在克里雅河和巴雷特分手后，只身前往罗布泊。他在塔克拉玛干东部沙漠考察了许多沙漠古城，如尼雅、安迪尔和米兰等，并在尼雅掘获一批佉卢文书。他用四天时间由科什兰孜东南向西北横越干枯的罗布洼地，结束罗布泊考察后，亨廷顿北上焉耆，最后在吐鲁番结束考察回国。亨廷顿走的这条从楼兰到焉耆的考察路线就是《魏略？西戎传》说的丝绸之路中道，这条路是最早的丝绸之路之一。这位美国地质地理学家大概不知道，2000年前，汉朝使者张骞就沿着这条路到帕米尔以西诸国访问。在此前后，中国的丝绸沿着他走的这条路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直至罗马城。

亨廷顿后来到耶鲁大学执教，1907年出版了《亚洲之脉搏》一书。他在书中提出罗布泊系盈亏湖之说，认为2000年前湖泊面积很大，占据古今干河床，后来因气候变得干燥，湖面才逐渐收缩形成今天的样子。他还认为，塔克拉马干沙漠古城是因气候变干而不得不遗弃的。

1906年和1914年，斯坦因两次到罗布荒漠大肆发掘，并将楼兰遗址逐个编号，从LA编至LR，逐步揭开了楼兰古文明的全貌。他在楼兰LC古墓群发掘出土的带人头像的纺织残片颇为引人注目，研究者以为是希腊神话中的赫拉斯像。

接踵而来的是日本考察队，主持者是日本伯爵、真宗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的大谷光瑞，故称“大谷光瑞考察队”。主持者是日本贵族，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的精神领袖，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大谷光瑞（1876——1948）。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大谷光瑞到北京向光绪皇帝觐献古书。据《清实录》卷四四一记载，“大谷光瑞呈进古典，并请颁《藏经》一榻。所进古典着留览。至请颁赏《龙藏经》，即着内务府印刷，交该衙门颁发……”光绪皇帝赐予大谷光瑞的这套《龙藏》，现藏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门户开放。1549年，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携带《圣母受胎告知》、《圣母子》等油画到日本的鹿儿岛，开始向当地人传教。随着欧美基督教大举入侵，使日本传统佛学面临挑战。另一方面，19世纪以来，梵文、巴利文佛典原文不断发现，并为欧美语言学家刊布，又使得建立在汉译佛经基础上的日本佛学界更为惶惶不安。为此，日本最大的佛教教派净土真宗下属京都西本愿寺先后派南条文雄、笠原研寿和高楠顺次郎到牛津大学，师从欧洲著名语言学家马克斯？缪勒学梵文；1899年东京净土真宗又派荻原云来和松元文三郎到斯特拉斯堡大学，师从劳于曼学梵文。

京都西本愿寺第二十一代法主大谷光尊还派长子大谷光瑞到英国留学。受欧洲学术潮流的影响，大谷光瑞创建日本中亚考察队，先后三次到中国西部考察。

1908年，大谷光瑞派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察。橘氏负责丝绸之路南道，野村负责考察北道。两人在库尔勒分手。橘瑞超南行考察楼兰、尼雅一带遗址。他此行最大的收获是收集了大批汉文和佉卢文木简残纸。著名的“李柏文书”就是这次考察发现的。

李柏是前凉西域长史，《晋书？张骏传》提到此人。文中说：“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臣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骏曰：‘吾每以汉世宗之杀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灭死论，群心咸悦。”李柏文书的发现相当重要，不仅为了解前凉如何经营西域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而且为研究魏晋书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标本。

1910年，大谷派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两人进行第三次中亚考察。橘氏带英国仆人霍布斯从伦敦，经西伯利亚进入新疆。先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发掘，获取大批汉文文书和丝绸残片。然后南下楼兰发掘，剥取米兰壁画，并到若羌和且末调查过古遗址。

1914年5月，本愿寺内部财政问题的疑狱事件发生后，大谷光瑞辞位出国，他领导的中亚考察因此中断。大谷考察队第一次考察所获古物寄存在帝国京都博物馆，第二和第三次考察的收集品则存放在神户郊外大谷光瑞别墅二乐庄。后来因理财不善，大谷将二乐庄出售给久原房之助，同时变卖了一些文物。不久它们被转让给日本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借以充实朝鲜总督府博物馆。这批文物主要是泥塑、壁画残片和古代织物等。橘瑞超后来到大连长住，大谷考察队的主要收集品随他到了大连。1916年起，这些大谷收集品由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保存。1945年日本战败，相当一部分大谷收集品被运回京都本愿寺，未能运走的现在大连旅顺博物馆保存。此后，上述大谷文物的收藏地点又有变化。1944年，京都博物馆的大谷收集品经木村贞造之手，转卖给了东京国立博物馆；1949年，本愿寺将大谷收集品移交龙谷大学保存，后来橘瑞超把大连带回的大谷文物交给龙谷大学收藏；1951年，旅顺博物馆所藏大谷收集品的敦煌文书被调入北京图书馆保存。

橘瑞超将所获中亚文物辑成《二乐丛书》（1912——1914），分四册出版；香川默识后来将大谷文物编为两卷本的《西域考古图谱》（1915），以图片形式进一步介绍了大谷收集品。1937年出版的上原芳太郎所编《新西域记》发表了大谷考察队的考察日记。大谷光瑞考察队成员大都没受过基本的科学训练，他们的日记只有一些旅程记录，缺乏文物出土的详情，以至引起“李柏文书”发现地点之争。

不久，俄国人也加入到争抢楼兰古物的行列。1909年，俄国东方学家奥登堡亲自出马，组织大规模中亚考察。他们沿丝绸之路北线，考察了喀什、库车和吐鲁番，1910年2月末抵达罗布泊地区。据美国学者达伯斯的《中国突厥斯坦探险史》介绍，奥登堡在楼兰曾与德国考察队的格伦威德尔相遇，但是迄今尚未见到他们的楼兰考察报告。从近年发表的一份俄藏中亚古物的报告中，可知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彼得堡分所收藏了一批佉卢文经济文书。它们是否为奥登堡从楼兰带回俄国的，目前不得而知。

就在西方和日本考察队争夺塔克拉马干古物达到白热化之际，一位中国学者也加入到新疆地理考察的行列。他就是早年留学日本的湖南衡阳人谢彬。受北洋政府财政部的委派，他到新疆进行了为时14个月的考察。1916年7月22日，谢彬自和田沿丝绸之路南道东行，途经洛浦、于阗（今克里雅）、尼雅（今民丰）、且末、若羌等地，然后到尉梨。他在克里雅见到一批送交官府的文物，据说出自尼雅遗址，包括金银器、铜锅、正方形铜印、铜杯和带扣等。除考察地方财政外，谢彬还多次到古遗址调查，了解历史地理沿革，先后调查了且末县城南偏西15里的来利克古城，若羌县城附近的且尔乞都克古城和米兰荒漠的吐蕃戍堡。1923年出版《新疆游记》一书，介绍了谢彬的新疆之。20年代的中国，像谢彬这样肯于走出书斋，亲临西部荒漠实地考察的知识分子十分罕见，因而受到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赞扬，欣然为他的《新疆游记》一书作序。

1927年斯文？赫定再次来华考察，这时他已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在新疆考察了。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人开始觉醒，知识界率先起来反对外国考察队对中国古物肆无忌惮的掠夺。斯文？赫定终于和中国学者达成协议，组建中瑞西北联合科学考察团，共同进行考察。楼兰地区的考察由瑞方队员伯格曼、赫尔那，中方队员陈宗器和黄文弼分头进行。

伯格曼几乎踏遍且末以东所有楼兰遗址。在斯文？赫定的老向导奥尔德克引导下，他找到一处早期楼兰人墓地，这个墓地位于孔雀河中游一支流沿岸，约在东经88°30‘，北纬40°20’，他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小河”流域，伯格曼在此发掘出大批楼兰古物，他在一座古墓发掘的女性木乃伊，衣着雍容华贵，被誉为“楼兰女王”。无论如何，这个发现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楼兰文明的认识。陈宗器与赫尔那主要调查罗布泊地区的水文地理，绘制了现代罗布泊的实测地图。陈宗器因此成为楼兰科学探险史上第一位到楼兰城考察的中国科学家。

这里我们还应特别提到中瑞考察队中方队员黄文弼的工作。1930年，他从吐鲁番越库鲁克塔格山来到罗布泊地区，他原来计划要到楼兰LA古城考察，由于塔里木河下游改道，重新注入孔雀河，使干枯了1000多年的盐泽复活，形成现代罗布泊，挡住了通往楼兰之路。不过黄文弼在罗布泊和孔雀河北岸取得许多意外发现，采获大批楼兰早期文物，并在孔雀河入海口一个半岛上发现一座西汉时期的屯田戍边遗址，他命名为“土垠遗址”。土垠遗址出土文物极为丰富，计有西汉木简、铜器、铁器、漆器、丝、麻残片等数百件文物。

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汉武帝不惜动用数十万人在中国西部地区修筑汉长城，这条汉长城的西端一直修到新疆轮台。《汉书？西域传》记载：“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所谓“亭”就是长城烽火台，土垠遗址东西两边分布着大批汉代烽火台。所以罗布泊北岸这些西汉烽隧和屯田遗址应是汉长城西端的遗迹，以丝绸之路第一道闻名于世的楼兰古道就在此地。楼兰LE城附近土垠遗址出土的西汉简牍证明楼兰文化早期中心在罗布泊北岸。

尽管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中亚探险的开拓者，但普氏死后俄国人只限于在罗布泊边缘考察。俄国考古学家科兹洛夫曾三次到塔里木河下游考察古河道，以完成他老师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遗业。另一位俄国学者马洛夫在罗布泊以南地区考察，调查了米兰古城及其附近的吐鲁番墓葬群，从中掘获大批古藏文简牍。

就这样，楼兰古文明之奥秘被海内外探险队一层层地揭开。

五、荟萃东西方文化的楼兰艺术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东西方的商业往来与日俱增，给楼兰经济带来空前的繁荣。在海上贸易到来之前，中国与西方所有贸易往来都要经过这条沙漠之路。所以楼兰在当时国际贸易上的地位，如同今天的香港和新加坡。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楼兰文学艺术的发展。楼兰成为古典世界各种艺术流派争奇斗艳的舞台。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楼兰作家在尼雅出土佉卢文书（第514号）中写下这样一段颇具哲理的话：“大地不曾负我，须弥山和群山亦不曾负我，负我者乃忘恩负义之小人。我渴望追求文学、音乐以及天地间一切知识一天文学、诗歌创作、舞蹈和绘画。世界有赖于这些知识。”那么楼兰人是如何追求知识与艺术的呢？（一）音乐。楼兰人的音乐天才久负盛名，史称“善善摩尼”。《隋书？音乐志》记西域龟兹乐说：“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看来，著名的龟兹乐吸收了鄯善和疏勒等国音乐。关于善善摩尼，冯承钧先生解释说：“此处善善应指鄯善；摩尼，梵文犹言珠；曲名为鄯善珠，与疏勒盐正相对也。”可惜文献失载，鄯善珠究竟是一种什么音乐，今天无从详考。不过，斯坦因在米兰佛寺发现的壁画上，绘有一位演奏琵笆的楼兰女琴师。

琵笆是西域著名古乐器，一种梨形的小型乐器，东汉年间传入中原。刘熙《释名》说：“枇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于前曰枇，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琵笆原来用木拨子弹拨，唐代才改用手弹，所以刘熙把演奏琵笆叫作“鼓”。这种乐器是苏美尔人发明的，公元前两千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小塑像上发现了琵笆，公元前1000年从巴比仑传入埃及和希腊。希腊人将这种乐器称作Mandora（曼陀林），来自苏美尔语Pantoura。公元12至18世纪流行于欧洲，起初用拨子弹奏，17世纪改用手弹。18世纪意大利米兰式曼陀林是这种西亚古乐器的变种。所以斯坦因把米兰壁画上的琵笆称作“曼陀林”。塞疏古王朝时期，琵笆传入波斯，或称Tanbura，中国民族乐器“冬不拉”，似与波斯人对琵笆的称谓有关。

西亚还流行一种短颈琵笆，希伯来人谓之Barbat，琴颈较短，琴身下圆而向上逐渐缩小，顶端有木轸槽，大约公元前8世纪传入波斯。一种意见认为，汉语“琵笆”来自龟兹语Vipanki，后者似与希伯来语的Barbat（短颈琵笆）有关，从波斯语辗转而来。斯坦因曾在尼雅遗址发掘出一件曼陀林残琴颈（编号N.xii.2）。近年中日尼雅遗迹联合考察队在尼雅遗址又发现类似的一件，琴颈长约70厘米。琵笆传入波斯后，演变出多种形态，有双弦、三弦、四弦及五弦琵笆等。中日联合考察队尼雅采集的这把琴属于三弦琵笆，年代约在公元3世纪，是目前中国境内出土的最早的琵笆标本之一。斯文？赫定在和田沙漠古城收集的小陶俑中，有个弹琵笆的于阗琴师俑，姿态生动，不禁使人想起白居易《琵笆行》中那脍炙人口的诗句“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笆半遮面”。这位于阗琴师弹的琵笆也是三弦琵笆，说明古代丝绸之路南道风行三弦琵笆。

近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且末县西汉墓地发掘出一件保存完好的古乐器竖箜篌，年代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是塔里木盆地出土最早的箜篌实物标本。《隋书？音乐志》说箜篌为西亚胡乐，“今曲颈琵笆，竖箜篌之徒，并出西域。非华夏旧器。”竖箜篌屡见于公元7——8世纪新疆佛教石窟壁画，如克孜尔石窟第23和80窟，苦木吐拉第58窟壁画上就有竖箜篌的图像。1989年，甘肃酒泉市西沟唐代墓地发掘出一组模印砖，其中一块印有演奏箜篌的图像。

德国考察队的勒柯克在新疆库车克孜尔千佛洞还发现过一件演奏箜篌的木雕像，高9.5厘米，所刻箜篌有七根琴弦，琴师用拇指、食指和中指弹奏，这对复原且末魏晋出土箜篌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箜篌最早出现于古代埃及，称作Harp（哈卜），始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公元前2000年传入亚述，被亚述人称作Cank，汉语“箜篌”似与这个亚述语词有关。这种古老的乐器后来经亚述人传入波斯，又从波斯传入中亚和印度。西汉武帝年间，箜篌从西域传入中原，《汉书？郊祀志》、东汉应劭《风俗通》有所记述。《旧唐书？音乐志》说：“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有二弦，置抱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臂箜篌’。”新疆且末出土古竖箜篌相当重要，说明箜篌确实从西域传入中原；同时为我们了解鄯善乐提供了生动的实物标本。（二）天文。楼兰人如何学习天文学，我们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古代东西方的天文学都是从占星术发展而来。那么尼雅出土的一件有关占星术的文书也许有助于了解楼兰人的天文观。这件编号为565号的去佉卢文书这样写道：

星宿之首谓之鼠日，这天可以做任何事，万事如意。

星宿日牛日，宜沐浴。吃喝之后，可演奏音乐取乐。

星宿日虎日，宜作战。

星宿日兔日，若逃亡，必能成功，难以寻觅。

星宿日龙日，须忍耐，事事要忍。

星宿日蛇日，百事皆凶。

星宿日马日，宜向东西方向旅行。

星宿日羊日，宜沐浴。

星宿日鸡日，宜裁剪和缝纫衣服被褥。

星宿日猴日，万事如意。

星宿日狗日，来去从迅。

星宿日猪日，宜耕作、播种葡萄园，耕作顺利并能增产。

这件文书引起东西方研究者的广泛兴趣。以前一直视为占星术著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提醒我们注意。该文书可能和先秦两汉流行的《日书》有关。我根据他提供的材料做了进一步分析，大量类似语句使我们相信，这件文书可能是个《日书》的犍陀罗译本。尽管目前尚未发现汉语原本，但是类似的句子在近年出土的《日书》中随处可见。例如：睡虎地秦简《日书？衣篇》（甲种121背）有“丁酉，材（裁）衣常（裳）”，勘同犍陀罗语文书的“星宿日鸡日，宜裁剪和缝纫衣服被褥。”睡虎地秦简《日书？秦除篇》（甲种24正贰）有“开日，亡者不得”，勘同犍陀罗语文书的“星宿日兔日，若逃亡，必能成功，难以寻觅。”又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稷辰篇》（甲种44正）有“彻，是胃（谓）六甲相逆，利以战”，勘同犍陀罗语文书的“星宿日虎日，宜作战”。

十二生肖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战国时期十二生肖已经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普遍流行。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日书》著录了一套完整的十二生肖。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再次发现记录整套十二生肖的《日书》。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十二生肖经中亚传入印度和波斯。既然楼兰人这份占星术文书以十二生肖定星宿名称，显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三）绘画。1959年，尼雅东汉墓出土了年两块残布画。据报道，“其中一件的图案内容为正负三角形，残长77，高46厘米；另一件的内容为上端残破处有佛脚、狮尾和蹄形痕迹，下边一条横格中有长龙、飞鸟，左下角有一半身菩萨（或为供养人像），裸体露胸，颈与臂上满佩缨络，头后有背光，双手捧着一个喇叭口形状的长筒容器，内盛葡萄，侧身向右，残幅88×47厘米；其中的菩萨半身像高21厘米。”塔里木盆本来不产棉花，棉花起源于印度。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这幅画是印度或犍陀罗艺术品，边饰上的女神像也被解释为菩萨像。我们以前盲从其说，后来意识到其说颇有疑问。

印度绘画中的菩萨像表现的是释加牟尼的形象，一无例外都是有胡须的男士，菩萨像传到塔里木盆地之后，尤其是传到中原以后，逐渐改为女像。新疆库木吐拉石窟公元4——5世纪壁画上的菩萨像就是带胡须的女性形象。可见尼雅东汉墓所出布画上的女神像不一定是菩萨像。

从图案设计看，这幅画的主题是具有波斯文化因素的狮子图案。所以，有学者主张布画上的神像是中亚和西亚崇祀的女神伊什塔尔；另一些学者注意到，这幅画表现了具有典型希腊画风的裸体女性，手中拿着长筒卷状物象征丰收，因而主张这是希腊丰收女神提喀（Tyche）像。我们倾向于支持后一说法。

公元前4世纪，希腊雄主亚历山大远征中亚，从而将希腊文化艺术传入中亚和北印度。印度河上游的犍陀罗艺术就融合了许多希腊文化因素。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纱瓦）出土的一件公元前1世纪银碗上，就装饰有手持葡萄和谷物的希腊女神提喀像。这件银碗上的希腊女神与尼雅东汉棉布画上的女神像如出一辙，所以后者必为希腊丰收女神提喀无疑。

尽管这幅布画的内容与佛教无关，但是绘画技法受到犍陀罗佛教美术的影响。例如：画中女神像不仅绘有背光，还画出头光，凡此皆为典型的佛教艺术表现手法。

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夏人最早使用这种手法绘制佛像，公元2-3世纪大夏寺院喀拉塔佩遗址壁画上的佛像就绘有头光和背光，这和当时犍陀罗佛像只雕刻头光的风格不太一样。那么，这块腊染棉布画殆为大夏艺术家在印度棉布上创作的艺术品。（四）雕刻艺术。楼兰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在中亚犍陀罗和大夏，石板浮雕被普遍用来装饰寺院墙壁和佛塔，但在楼兰、米兰及尼雅等地寺院中，这种石板浮雕被木雕取代。楼兰尼雅建筑构件上精美的木雕和雕花家具堪称楼兰艺术的代表作。

古代中国家俱陈设比较简单，普通百姓在室内一般都是席地而坐，日本的“榻塔米”仍保留了这个古老的传统。古人写字或吃饭时才摆一张叫做“案”的小桌子。古代中国把床称作“榻”，除名称不同外，样子也和今天的床不一样，实际上就是在一张床板上加四个小短腿，床边有时摆个叫做“凭几”的小桌子。

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受西域文化影响，中国人开始注重家俱。《后汉书？五行志》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东汉灵帝年间，古都洛阳发生的这场胡化浪潮对后来中国家具制造业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家具一般都是木制的，难以保存至今。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家具标本，是斯坦因在尼雅发现的，现藏大英博物馆。这批古老家具的年代约在公元3-4世纪，和东汉相去不远。它们为研究中国家具之起源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斯坦因特别介绍了一把尼雅遗址发现的椅子，他在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中写道：“在这个古代居址中，印度艺术对工艺品的影响，完全处于统治地位。这把椅子尽管已经散架，但仍紧密地挨靠在一起……四块雕花的镶板，榫接在椅子腿上，把椅子连成一体。尽管少了一条镶板，整个椅子仍笔直立在地上……关于雕刻的所有细节，我在目录中已详细交代，应该指出的是，那种非常类似彩色大弧线连的四朵花瓣的花，在图案中反复出现的特点，就是犍陀罗雕刻艺术中常用的手法。就像我们在椅子腿和镶板上见到的那样，这四朵花瓣的图案或完整地出现在一些方形框内，或一分为二，出现在三角形的空间。分成两半后的花瓣的曲线也是严格对称的。八朵花瓣的荷花图案，无疑源于印度。同时，前镶板中央用传统手法雕刻的果实和叶子，使人联想起印度—科斯林的某些建筑物柱头上的装饰成分份。斯坦因还描述了另外两把扶手椅。”

他在《古代和田》中写道：“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发现的两张装饰精巧的木椅。三条高19英寸的椅腿，其一上部是狮子头，下部为马腿，中间仿佛是带翅膀的身子。这种畸形怪兽简直就像一个骏倪的仿制品。原来的颜色残存甚少，主要是粉红和黑色，用黑色在粉红底色上画出狮子毛。另外一把椅子，腿长13英寸，它是一雄一雌的一对雕刻精巧的怪物。椅腿上部显然是半身人像，腰以下类似飞鸟，而椅腿最下端显然是壮实的马蹄。鲜红的底色有几处保存良好，其上用深蓝和黑色画出羽毛和马蹄。这种混合形象与人们在早期印度绘画中见到的风格非常类似，在桑奇的某些绘画中，就有过这种半人半神的主题，乾达婆和那揭罗在那些绘画中，就是把人的半身像画在飞鸟座上。我现在尚不能追溯上述形式和马腿相结合的来源。在犍陀罗艺术中表现鱼马人的雕塑中就经常出现半身人像、鸟翼、马腿以及弯曲的鱼尾等模式。由此证明，印度佛教艺术形式中较为复杂的怪物形象，是直接借鉴于西方古典艺术，而印度佛教艺术又为古代和田艺术提供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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