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书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陆天明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省委书记试读：

作者简介

陆天明

著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电视剧编剧委员会名誉会长。曾获各种国家奖项：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全国最佳编剧，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颁发的二十年突出贡献编剧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长篇小说《大雪无痕》获国家图书奖，《省委书记》《命运》《上将许世友》等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木凸》《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黑雀群》《高纬度战栗》《幸存者》（中国三部曲之一）等，电影剧本《走出地平线》，话剧剧本《扬帆万里》、《第十七棵黑杨》，电视剧剧本《华罗庚》、《上将许世友》、《阎宝航》、《冻土带》等，与小说同期创作的同名长篇电视连续剧《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命运》播出后，均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并获飞天、金鹰等国家大奖。

只为苍生说人话（代序一）

这些年来，我这几部贴近中国当代生活的小说被一些出版社多次用各种结集的方式出版。这一回，新星出版社又要结集出版它们，而且果断纳入以深圳和当代中国变迁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命运》，让我受到很大的鼓舞。也许它再次印证了这么一个判断，今天的中国还是需要、也是能够从事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也许有的朋友会说，照你这么说，好像在中国曾经产生过这样的疑问——有人阻碍过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或者说，有人认为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不再是一种好的创作方法，最起码也是一种过时了的创作方法。应该被淘汰了。情况真是这样吗？

确实，从千百年世界文学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究过程来看，迄今为止，无论在什么地方，还没有人从原理上公开出来否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是以我个人的经历和遭遇，可以这么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比如十年，现实主义，尤其是贴近时代贴近现实生活，密切关注社会问题，热心表达当下民众生存诉求的创作，不管这样的作品怎样受到当下民众（读者）广泛的欢迎和认可，在一定的圈子里，甚至在一些很权威很重要的圈子里不仅得不到承认，还会明着暗着嘲讽和羞辱你。不只是故意忽略这样作品的存在，不只是认为这样的创作是“非文学”的，甚至还认为是一种“堕落”。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文学”到底要不要反映——或者说要不要去“贴近”“表现”和“再现”社会现实，要不要关注民生，要不要为民说话。这个“问题”在世界文学史上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一个问题。不管世界文学的城头上曾如何变幻什么花色的旗帜，现实主义，尤其是贴近时代贴近现实生活，密切关注社会问题，热心表达当下民众生存诉求的创作，作为“现实主义”缤纷大营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甚至还可说是其中一个骨干、一种精髓、一个魂灵，它“从来”、也“一直”张扬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它总是在力求去完成这样一个文学使命：告诉读者，或者和读者一起来探讨，我们，作为一种人、一群人、一类人，曾经怎么活着。还可以怎么活得更像一个人。它始终没有脱离过文学的基本要义：人（社会）和现实。最近我被叫去参加了一个文艺现状调研会。会议的组织者事先提供了六七个课题让与会者思考，其中一个就是怎么才能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这让我感动，并感奋。与会者都承认近年来中国文艺创作在数量上可以说达到了“繁荣”的程度，在流派纷呈方面也可以说做到了多彩多姿。但综其所有，总觉得还缺少了一点什么。缺少的正是议题中特别提及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就是对人的生存状态和诉求的真实表达和刻画，对社会现实和理想追求的深刻再现。这里涉及两个不可回避的母题，其一是：今天的文艺家们还把替人民说真话、真实地表达人民的生存现状和诉求当作自己不可变更的历史使命吗？其二：社会大环境鼓励提倡支持文艺家们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去为人民说真话，表达人民的生存和情感诉求吗？

我的毛笔字是写得很差劲的。有回一个年轻的朋友定要我替他写点什么。我想了又想，写了我这一辈子最想说的一句话：“只为苍生说人话”。这大概就是我总结并奉行的文学创作，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要义吧。

几十年的文学创作经历告诉我，实践这个要义，其实是很难很难的。难的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听真话。难的还在于自己也不是真能说得出真话，但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创作如果缺少了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精神，不管它玩得多么“花哨”或“多彩”，数量多么庞大，必定还会是苍白的。终究做不成文学的大国和强国。路依然漫漫。但它总在你我脚下。这时候也许还是要请出苏轼老先生说上两句，就用他那首千古绝唱的《定风波》来做结束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作者 2018年4月8日于北京

我的文学三十年祭（代序二）

三十年了。

我的文学创作又走过了三十年的路。

是“一竿风月”，还是“一蓑烟雨”，抑或是“波涛万顷”？

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说我要当“作家”。我上学早。写作文的那年我七岁。我那个被多年的肺痨病已经折磨得几乎要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父亲，看到我的那篇作文，非常欣慰地说：“好啊。我儿子也想当作家了。”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当作家。但不幸的是，他是巴金笔下“觉新”式的人物，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子，终归屈服于生活的压力，为了顾全家族的生活“大局”，无论哪方面，都“痛苦”而又“自觉”地放弃了他个人的理想。

三年后，他死了。还是死于肺痨。死的时候才三十岁。

在此之前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他曾经想当一个作家，并不能体会那天晚上他站在写作文的我身后，所发出的那一声喟叹里所饱含的全部伤感意味。也许他活着时，觉得我太小，就没想到还有那个必要跟我细细地说说这些。

又过了十年，我离开上海，离开母亲，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母亲为我准备行装。全部的行装就是一个旧帆布箱和一个旧铺盖卷。她把父亲十九岁时发表的一些小说和诗歌，还有抗战时期他流亡昆明一路上写的日记当作唯一的“遗产”放进了我的行李里。

我这才知道自己和毕生经商的父亲在精神上一度是多么的接近。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挣扎生涯，让我觉出许多的心酸和沉重。所幸我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变革的大洪流中去了。我可以活得和父亲不一样。虽然，我也曾得过肺结核（是父亲传染给我的？说不清），但我可以不再用一个“旧时日肺痨病人”和“只属于一个大家族”那样的苍白软弱和绝望去处置自己的一生，去处置自己的文学梦。

大西北农场难以想象的艰苦贫瘠，不仅让人同样难以想象地彻底治好了我的肺结核，还给我心底铸进了西北汉子常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大概就是因了这种“倔强和愚拙”，农场十二年，我一次又一次主动放弃了种种充满另一类诱惑的人生选择，执着地在那戈壁荒漠上做着文学梦。

一九七三年，在到农场的第十个年头，我终于写出了平生第一部“大作品”，一个知青题材的四幕话剧《扬帆万里》。这部作品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西安电影制片厂要将它拍摄成电影。上海要发表它。兰州北京西安乌鲁木齐以及东北和别的一些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剧团将它搬上舞台演出。其实那时候，我一共只看过三个国产的剧本：《槐树庄》《第二个春天》和《年青的一代》。只看过一个话剧演出，还是那个永远激动我的《年青的一代》。那还是在离开上海前看的。后来在农场宣教组仓库里，翻拣到一本契诃夫的戏剧集，半本易卜生的剧本集。记得当时反反复复地读，一直到把它们读破。也就是像罗兰·巴特说的那种“抬头阅读”，读一段，抬起头来默想细究，“将其切割，亦因迷恋，又将其恢复，并从中汲取营养……”我的倔强和愚拙，同时也体现在：我写作，只是觉得自己心里有话要说，要对这个世界表白什么。我要叫喊。要喊出属于我的那一声来。在底层的十多年生活，面对这个世界，我总觉得自己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声音要发出。总是直觉到，这个世界需要这样一种声音。这愿望，这直觉，这冲动和向往极其真诚而又无比强烈。甚至强过初恋时的那种可以说无与伦比的冲动和向往。至于这样喊出的“声音”是否为时下或教科书上界定的那种“文学”，我不管。也许正是因了这种愚拙的真诚，我的这第一部“大作品”在当时确实打动了不少的人。后来，也是因了这部作品，我才被北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看上，把我全家调进北京。我也因此开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专业创作生涯。

但我创作上真正的新生，却开始于“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让起步于“文革”期间的我，有可能开始一场彻底的“蜕变”。这对我个人，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在精神上，具有哈姆雷特式的“绝对意义”：“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大坎。当文学艺术的春天重归人间，文学艺术创作将充满艺术个性地回归到它的本真意义上来。因为时代使然，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一度失去过，或者说忽略过自我和艺术个性，而要重新找回自我，谈何容易！要重新确定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同样“谈何容易”啊！我们必须要像幼蛇蜕变那样，从紧紧包裹束缚着自己的“旧壳”中蠕动挣脱出来，必须先用锋利的“手术刀”细细地解剖自己。需要认真地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而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恰恰是认识自己和认识“人”这样一种最复杂又最完美的“东西”。是自己拿着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自己的肌肤。是舔食自己的血水，以此去重新获取新生的力量。

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彻彻底底地沉到一个钢厂里去生活。每天跟着工人三班倒，春夏秋冬、日日夜夜，以重新获得普通人的生存感觉，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重新认识眼前的这个世界，借此来摆脱那个旧我。同时又大量阅读能找到的新小说、新理论著作。并且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阳》，用它来回顾自己这一代人是怎么失去自我的，以从容告别过去。然后又写了那个《泥日》，以确立自己新的创作定位。学会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只凭自己的心灵感觉和感悟去创作。寻找一种完全属于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的创作风格，力图发出一种只有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才发得出的声音。迈出这沉重而又必需的一步，找回创作上的自我，我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那时我已经快四十岁了……

不蜕变便会被阉割。“是活着，还是死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坚持着写下来，还是得归功于自己那个最原始的创作动机：要对这个世界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同时也要归功于一种最本真的生命动因：视天下为己任。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总结和必须加以纠正的。但是，我们幸运地从时代那儿获取了汇聚了又胶结了这样一种热源，把文学创作和民族命运、人民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样，就没有人能挡住一个男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和每一代的年轻人一样，都做过一些错事，但许多事情我们是在自己心里的真实感受驱使下去做的。错了，也该由我们自己来负责。我们的灵魂是真实的，是完全可以面对历史的。我始终坚信，文学必须属于人民，是应该也是能够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它可以发挥的那一点作用的。我们不能把文学创作所必需的个性化，扩大到，以至于极端化到私人化隐私化的地步，更不能因此极端地认为，文学只有在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完全不讲它的社会功用和大众阅读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它的升华。这也是我在发觉

2

这些年，我常常深夜扪心自问：天明，你在变吗？你变了吗？是的，我在变。我变了。我不断地在变。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让我不能重复自己，不能在原地踏步。我必须在变。但我又没有变。我要求自己不变。不变的是，我希望自己永远能够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出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那样真切地关注着，并全身心地融入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为争取更加美好未来的奋斗中去，虽然老之将至，老已降至，我必将不可挽回地衰老……一天比一天地衰老……

去年，我回老家南通一次。到墓园去看望了父亲。一个六十岁的儿子去祭扫三十岁的父亲。看着极其简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那个极年轻极清瘦极忧郁极聪慧又极无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父亲，你儿子终于成了一个作家了。”这话好像三十年前就该说了。“我还会写下去的，直到把心里要说的那些话都说出来为止。”这话好像也不准确，只要你关注人民的命运，心里的话有说得完的那一刻吗？“我知道自己还没写出最好的作品，为此，我将不懈努力。”几十年了，还用得着来对父亲表这个态吗？三十岁的父亲早就了解了自己这个六十岁的儿子：他一生的努力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而不惜一切。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生存努力。我和我妹妹，我和我儿子，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们，我和我那些亲爱的读者们，我和所有还活着的中国人，中国的平民百姓，我母亲，我弟弟，我亲戚和非亲戚们……我们不曾放弃，也不会就此止步，为了两代人的强国梦，为了那两个世纪的复兴之路……我将持续地用我固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写下去，而不管别人会说些什么！作者 2008年

1

相安无事地跟随贡开宸六年的那双皮鞋，竟然在那一刹那间，露出了它早该显露的那种颓相：鞋跟突然松动，并眼看就要脱落下来。当时，他正应中央领导的紧急召见，要从省委大楼前那个极其庄重开阔的院子里，赶往十六公里外的军区空军专用机场，飞赴北京。鞋跟的脱落，着实让他好一阵不自在，不痛快。夫人病逝快一年，类似这种小小不言的“不自在”“不痛快”已经发生过多起。比如，忽然的，怎么也找不见那支他特别喜欢的英雄金笔了……忽然的，那年冬天为去德国访问而特意添置的黑呢大衣上居然出现了一批大小不等的蛀洞，而这件高档的黑呢大衣至此为止，一共才穿过三次，完全应验了夫人生前反复叨叨过的一句话：呢料衣服越是久藏不穿，越容易招虫蛀……然后，忽然的，又发现卧室大衣柜柜门上的铰链和通往院子去的那条木板廊檐上的木头栏杆纷纷开始松动……继而，包括早年写的那份自传、一直在手头放着的几本相册、临睡前经常要随手翻它一翻的那套中华书局影印版的《资治通鉴》……统统找不见了，完全莫名其妙、一头雾水。有一回，甚至连身份证也找不见了。平时，像身份证这一类小零碎东西都是由秘书郭立明替他保管的。而那天，这个郭秘书居然声称一个星期前贡书记亲自从他那儿取走了身份证，并强调，一直也没将它还回来。为此，郭秘书还出示了《工作日志》为证。郭立明在贡开宸身边已经工作了好几年。这人心细，从被调到贡开宸身边的那一天起，就坚持每天使用一本很厚的《工作日志》，记录贡开宸的每一点活动。这本《工作日志》足有四五公分厚，用褚石色磨砂小牛皮精心装帧。“哎，你这个郭立明！我取身份证，干吗使啊？”贡开宸哑然失笑道。他如此反问，当然有充分理由。因为，平时在省里，他的确用不着这身份证，即便去坐民航班机，临行前，省委办公厅肯定会给机场有关方面打招呼，机场方面肯定会安排一条重要贵宾专用通道供他使用。他和他所有的随行人员就可以一律地免去必须使用这身份证明的一套又一套“麻烦事儿”。“我不知道那天您为什么要从我这儿取走您的身份证。但，您确实取走了……”三十刚出一点头的郭立明红起脸，惶惶地站着。那本大十六开本的《工作日志》则摊开在办公桌上。“您取走后，一直也没还给我。要不然，在《工作日志》上我一定会有记载的。”平时性子显得有些过分阴柔的小郭，每每到这种“关键时刻”，就会特别的固执，甚至会“寸步不让”。后来，贡开宸恍然想起，身份证确是他自己取走了的：有一回去省人民医院住院部干部病房看望一位老朋友。老朋友的孙女刚考上大学，听说了他的身份，十分好奇地问：“你们这些当省委书记的，人称‘封疆大吏’，声名显赫，权重一时，大概就不必像我们这些平头百姓那样，还要办什么身份证之类的东西了吧？”他笑道：“那，也得办哦。我们都是共和国公民嘛。”那女孩怎么也不信。他就笑道：“好嘛好嘛，有机会一定让你亲眼瞧瞧‘省委书记的身份证’。”大概就是那天从医院回来，向郭秘书取了身份证。但后来，再没可能挤出一块完整的时间去看望那位老朋友。老朋友的那位孙女因此至今也没见着“省委书记的身份证”。而身份证也就一直在他办公桌抽屉的一只角落深处，静静地撂下了。2

上车前，他用力地跺了几下脚，把松动的鞋跟又强安到鞋底上。

家里应该还有几双质量很不错的皮鞋。但他懒得去找。

假如夫人还在，这样的事，应该说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但她先他而去了……她跟他同岁，不过小他几个月而已。她在一个直属中央部委管辖的驻省科研单位里做行政工作，算起来也是个老资格的副厅级领导干部，也是大忙人，忙得连双休日都不照面。很多年前，他曾经笑着跟她感叹过，说自己“苦啊”，有老婆跟没老婆一个样。她默默地一笑，然后很平静地告诉他，肯定不一样。“如果有朝一日，我走在你前边，你就能体会到了，这个家……”说到这里，她忽然停顿了下来，神情略有些黯淡，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恢复了常态，淡淡一笑地继续说道，“有我，跟没我，还是很不一样的。”

现在，他确实体会到了，有她，跟没她，真的不一样。

她说话，总是那么平静、简洁、准确、有条理，跟她的微笑和为人一样。

……

车队很快驶出了省委大院那个用花岗岩砌成的大门楼子。他喜欢花岗岩。它朴素、坚硬、大气。当时有人建议用较为华丽的云纹大理石来装饰，被他一口否决，各种规格的大理石板都已经拉到工地上了，还是被他一口否决。他就是希望省委大院能够整体体现一种他追求的“朴素、坚定、大气”。他认为，这对于全省几十万干部也是一道无声的命令、一种有形的脚注和潜移默化的渗透、辐射，既是永恒的昭告，又是借政治场景去体现人文精神的一次绝好机会，是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

大院整修完工后，果不其然，许多人，尤其是头一回踏进此大院的人，纷纷感受到一种“震撼”。那一片片乌黑的树林和傍晚时分从树林深处掀起的阵阵林涛，映衬着大楼略显生硬而又坚定的线条，再加上院子里那种难以名状的安静和洁净，似开阔又幽深，既包容又单一，无处不显现着某人雄浑厚重而又孤独的背影……

说到“背影”——其实，贡开宸很少有那个闲暇时间，独自在他精心构筑的这个大院里散上一会儿步。充其量，驱车进出大院时，假如心情还不错，他会略略地侧过脸去，透过那深色的车窗玻璃，朝着大院的某个角落惬意地浏览上几眼。而今天，他连这种浏览的心情都没有。此时此刻，困扰着他的很难说是一种焦虑急切，还是烦恼忐忑，准确地说，是两者兼而有之。

下午六时左右，中央办公厅通知，总书记要紧急召见他，让他当晚十点前务必赶到中南海勤政殿。他马上让小郭查了一下民航班机时刻表，六点到十点之间，有三个航班飞北京，机票并不困难。但问题是，起飞时间或者太早，或者太晚，都不合适。经稍许犹豫，他亲自拨通军区空军刘司令员的电话“求助”。十五分钟后，刘司令员打回一个电话来，告诉他，非常“巧”，军区空军正好有一架运输机要飞北京执行任务，起飞时间合适，有关各方也均已安排妥当，半个小时后，将由军区空军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驱车到省委大院来接他，陪同他前往空军机场……

现在，那位还不到四十岁的作战部副部长亲自驾驶着一辆挂有空军车牌号的高级轿车，引领整个车队，穿越繁忙的市区，快速而平稳地向机场进发……

3

整个市区都处在下班时的交通高峰中。假如没有近五年来修建的那两条城市环道和十几座立交桥发挥排解疏导作用，那么，此时此刻这几条市内交通主干道，一定会像患了严重粥样硬化症的血管一样，在高强度的运营中，一阵阵抽搐，一阵阵表现出异常的滞重和痛苦。往常，只要时间允许，贡开宸会让司机故意绕个道，走一走市中心的某一条干道，顺便去测试一下那儿高峰期间车辆的通行情况，以检验城建、交管各部门上报的种种“喜报”的准确有效程度。但今天，他已然没有了这样的心情。他需要尽快赶到那个军用机场。二十分钟前，市交通指挥管理中心接到通知，要求他们确保这个车队从各道口顺利通过。很显然，交管中心的工作是有效率的。车队到达前，大小每个道口都被一至三名，或三至五名交警有效地控制了起来。整个行程中，车队不仅没有遭遇一个红灯，也没遭遇一次意外的堵塞。“我们提前了三分钟。”到达机场后，那位年轻的副部长走下车，大概出于职业的素养和习惯，低声向走在他身旁的郭秘书宣示。

机场方面在贵宾室做了周到的迎宾准备。几位主要领导受刘司令员的委托，都在候机楼的一个侧门前迎候着，非常热情，非常诚恳。贡开宸在贵宾室里勉强地坐了一会儿，略略地寒暄了几句，连一口茶都没喝，便提出：“我们可以登机了吧？”他想尽快得到一个独处的环境，让自己安静下来。他要认认真真地想一想，切实地估量一下两三个小时后的形势——总书记究竟会对他说些什么，自己又应该向总书记报告些什么……在“说”和“报告”之后，整个局势又会发生哪一种不可逆转的变化……

对今天的“紧急召见”，贡开宸既感意外，又觉得在意料之中。贡开宸进入K省省委领导班子，作为一把手全面主持省委工作，已有六七年了，还从来没有被“紧急召见”过。六七年来，他一直告诫自己，居此高位，当然要尽可能地做到“俯仰天地”“泰然处之”，“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但是，肩负这么一副重担，不能不持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可以说，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不可疏忽大意，要慎之又慎。他觉得自己一贯以来，是坚持这么做的。所以，一旦接到紧急召见的命令，还是感到“意外”“突然”。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近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预感要出事——而且是要出大事。在省委和省政府的决策层中，这一段时间以来，有这种“预感”的，远不止他一人。所以，对这样的“紧急召见”，隐约之中，似乎又觉得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是“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它终于在今天发生罢了……

事情的缘起，大概都因为那个“大山子”。

大山子，没有山，更没有大山。出城圈，地平线上雾蒙蒙、灰蒙蒙，在高耸的烟囱和庞大的炼铁炉炉体群背后，起伏着一片片褐黄色的丘陵。那里蕴藏着共和国版图上少见的高质量的煤炭和铁矿石。在这片雾蒙蒙、灰蒙蒙，轻易见不到净蓝色天空的地方，常年生活着三十一万到三十四万人。一个城市，只有三十来万人口，在中国，无论怎么算，它都只能被认为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县级市。但它拥有中国最大的一个国有企业。这个企业之大，即便拿到全球去比，也应该被认为是数一数二的。全城三十多万人中间，有三十万人在这个企业里工作。这个企业叫“大山子冶金总公司”。由于拥有这家公司，大山子曾是远东最大的几个钢城和煤城中的一个，因而闻名遐迩。它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历来都是副省级的。那个大山子冶金总厂的厂长和党委书记历来也都是副部级的。几十年来，它们给K省输送过好几位省委书记和省长，给国家冶金部和煤炭部输送过好几位部长和部党组书记。有人说，它是我们这个共和国“国宝级”的特大型工矿企业。有人说，共和国的工业化进程，曾经是踩在它的肩膀上起步的。还有人说，四五十年前，大山子发一天高烧，中国的工业生产就得报三天病危，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说法，即便稍许有一点夸张，但确确实实并非故弄玄虚、骇人听闻。然而（请注意这个让人无可奈何的“然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当整个中国摆脱种种羁绊，犹如初春开河时的黄河河道，涌起千万重冰排，匐然染绿左右两厢那一大片深沟大壑的古老土地时，大山子却在持续发着高烧、报着病危……哦，这个曾被誉为中国和K省的骄傲，共和国最重要的钢铁煤炭生产基地啊，今天却战栗着哆嗦着，踉踉跄跄地迈着久病中虚弱的脚步，濒临绝境……

三年前，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由贡开宸亲自拍板，省委向大山子投入二十多个亿的技改基金，意在挽救这个老基地。三年过去了，收效甚微。

更为棘手的是，在K省，像大山子这样的老工业基地，还有好多处，虽然不能说都在发着高烧、都已经报了病危，但大部分确实都处在举步维艰的境地之中。高炉的烟囱不冒烟便罢，越是“冒烟”亏损越多。巷道不掘进，还会亏得少一点，越是掘进反倒亏得越狠……

真是出鬼了。

更严重的是，由于它们的存在，连带整个K省无力变革，同样显得“老态龙钟”。而拥有七千万人口的K省，也曾是中国一个工业大省。

问题在哪里？

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办？

如此局面又能残延到何时？

……

半年前，总理带人来视察，前后十天，贡开宸一直相侍左右。十天后，总理走了。他作为K省的一把手，却越发地忐忑不安起来。总理的此次视察，非比寻常。一，以往，不管哪一位中央领导来K省视察，一般情况下，在视察过程中，总会跟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做一次长谈。这种长谈，总是很深入，很坦诚，针对性也强，谈得非常知根知底。每经历一次这样的谈话，贡开宸都自觉受益匪浅。受益的还不只是在工作方面。他觉得通过这样的谈话，自己和中央领导在内心里走得更近了，相互更加了解了，得到了进一步的沟通。要知道，这种沟通，不仅重要，而且极为难得。另一方面，在这种长谈中，可以品出中央领导更具个人特色的执政经验和对大局的宏观把握，从中他也总能比评出自己某些方面的不足，可以做及时的调整。而这一点，也是平时从公开的文件、指示、讲话中不容易获取的。他确信，中央领导只有信任你，才会跟你“促膝长谈”。如果没有一点可信性，还跟你谈什么呢？但这一次，就没有谈。他不知道总理是否跟别的省领导谈了。他也不便去打听。但能肯定的是，总理没跟他谈。二，以往，不管哪一位中央首长来K省视察，结束视察前，总会召开一次全省的干部会议，就中央最新的工作精神和此次调研中觉察到的该省必须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做一些相关指示。但这一回没召开这样的会，也没做这样的讲话。为什么？他不安……三、总理此次来K省的主旨就是为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做调研。K省的问题着重表现在大山子。但十天中，总理偏偏没去大山子。平时在跟贡开宸的交谈中，也很少提及大山子。为什么？总理是一个从不回避矛盾的人。这一回，他为什么要持此种态度？难道中央决策层对大山子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只是觉得还不到“摊牌”的时候？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别的还有什么呢？贡开宸越想越不安。

总理走后，不到一个月，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派出一个工作组专门到大山子做调研。在大山子差不多待了有两个星期。让贡开宸感到十分不安的是，他们走时，也是一声不吭。以往这些部委来人（其中不乏从K省调去的同志），见了贡开宸，总是有说有笑的。贡开宸向他们了解一点内部精神、内部动态，他们也总是少有忌讳，把说话的界限放得很宽。最多，说完了，再笑着追加一句：“贡中委（贡开宸是最近这一届的中央委员），咱们这可是想哪说哪了，一切都以正式文件为准。”一句抹平。但这一回，却完全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事先和整个调研过程中，只跟省委办公厅打招呼，一直回避跟贡开宸打交道，说他们这一回“只是做一些常规性的社会调查，就不惊动省委主要领导了”。他们临走时，贡开宸特地赶到他们住的宾馆去看望。这几位平时很熟悉的“钦派翰林”却个个显得既“木讷”，又谨慎，现场气氛也相当“沉闷”。一直到走，他们也没有向这位省委一把手做任何调研“汇报”。这也是极为“不正常”的。按惯例，按组织原则，一般情况下，中央任何一个部委派到省里来做调研，或处理某一事件的工作人员，都应该是“在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结束工作时，一般也得向省委做一次汇报。此类汇报，即便是例行公事，也总是要“例行”一下，除非发生了什么非常情况……

后来，贡开宸便听说，在他们逗留大山子期间，省里有一个叫“马扬”的年轻干部，曾去“告”了省委一状，在这些北京来的同志跟前，“历数”贡开宸和省委这些年在“大山子问题”上的“失策”，足足谈了四五个小时，此后，又把这些“失误”，写成了一份六七万字的“条陈”，给调研组的同志带回了北京。据说这份“条陈”，最后转呈到了总书记手中，总书记阅后，当即批给了政治局全体常委（还有一个说法是，批给了在京的政治局全体委员），在中央决策层里引起了相当的“反响”。接下来，才有了这次“紧急召见”。

听说此事后，贡开宸让人从侧面“查”（应该说“了解”）了一下。省里确有这么一个叫“马扬”的人，曾在大山子冶金总公司属下的矿务局干过，担任过一届该矿务局局长兼党委书记职务，几年前调到省城，现任省城经贸委主任。正局级。年纪不大，四十岁出头。此人“脑袋瓜相当够用”，跟调研组的同志的确长谈过一次。至于此次长谈，是他主动找人家调研组的，还是调研组得知K省有此等知情者后，主动去找的他，就不得而知了。事后，马扬是否真写了一份六七万字的“条陈”，矛头所向是否“直斥”贡开宸，那就更不得而知了。

贡开宸没有让人进一步去“追查”条陈的事。

他觉得，没必要显得那么“小气”。“谁挡得住哪块云彩要下什么雨？算了吧！”

他觉得，此类事，本不该追查。当然，也不便追查……

他觉得，多年来，自己俯仰天地，可以说无愧于心，所能做的，都尽力地、竭力地去做了。至于，依然没能做好，此亦是大江东去，木落萧萧，已不是他的本意了……

但忐忑不安的心绪，却总是在他胸中郁积，屡屡地、屡屡地拂之不去……

4

飞机起飞时，一大块黑突突的雷雨云恰好在机场上空以东四五公里的地方形成，并急速地向四周扩散翻滚。雷声因此不绝于耳。浅蓝色的闪电一再地把已然融进夜色的两片机翼刻画出来示众。很明显，今年最后一场雷暴雨正在逼近。这也是秋天即将逝去的信号，是秋天告别的倾诉吧……

机长过来请示：“要不要推迟一点时间起飞，等这一阵雷雨云过去？”

贡开宸问：“那要等多长时间？”

机长答：“很难说，也许三十分钟，也许……三个小时……”“三个小时？绝对不行。”贡开宸迟疑了一下，马上问，“假如在平时，你们执行军事任务，遇到今天这样的情况，会起飞吗？”

机长答：“那，当然要起飞。但，今天您不是在机上吗？”

贡开宸笑了，说：“我也在执行任务啊。那就起飞吧，赶紧飞。”

随后，郭秘书送来一片预防晕机的药片，送来一份由省经贸委汇总的本省近期相关经济活动的一些数字。虽然汇总者已经把它们分类列成了清晰的明细表，但仍然密密麻麻地占据了整整两页半的篇幅。每一回见中央领导，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准备。不仅是数字，更重要的是数字和数字之间的关系，数字和数字后边的背景。这堆数字和那堆数字碰撞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那堆数字影响着这堆数字必然会产生的某种走向、趋势……当然，必不可少的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存在和一系列解决措施……这些都还没在这份明细表上列出。要是在以往，去一趟北京，总还要捎带办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比如，省委组织部会请他顺便去中组部谈某个干部问题，省财政厅（或省长邱宏元）会请他去财政部谈一点什么补充预算问题。有一回，省安全厅的同志还把他带到了国家安全部，听了一回“惊心动魄”的情况介绍……他自己也许会抽一点时间去广电总局或新华总社看一位中央党校省部级学习班的“老同学”，去琉璃厂古文物一条街品品铜绿，嗅嗅墨香（去年，经北京方面老朋友介绍，他去了一次北京东南角的潘家园文物市场，真让他过了一把文物瘾。但他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在那人堆里挤擦，也不可能蹲在地摊前跟摊主讨价还价，回过头来想想，觉得还是琉璃厂那里的购物环境更适合来去匆匆的他）。但这一回，所有这些捎带要办的事，一概都免了。也没人请他捎办什么事了。所有人忽然间都变得非常知趣、小心、谨慎。

飞机开始动了。他合上眼，往后靠了靠，并不想喝茶，但还是下意识地把手伸到了那只青花茶杯冰凉的杯把上——空军的同志想得很周到，准备了他喜欢喝的信阳毛尖。惯于运货的这位运输机的机长在操纵飞机爬升时，显然想到了今天运的不是货，爬升得比客机还要平稳。但即便这样，贡开宸还是感觉到了一阵阵头晕。药片得过三十分钟才生效。夫人在世时，曾教过他一个预防晕机的“绝招”：临上机前，把治跌打损伤的狗皮膏药贴在肚脐眼上。这招，他使过不止一回，应该说，每回还真管点用。自从夫人去世后，他依然乘机，却再也没使过。他并不是已经把夫人那时的“谆谆教导”丢在脑后了，也不是担心使旧招会触景伤情，只是……只是……只是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就跟皮鞋、大衣这些零七八碎的物事一样，家里备用的都挺多，大衣也有好几件，但自从夫人去世后，他总是盯着今天上飞机时穿的这一件灰呢大衣。为什么？同样说不清……

他知道，此时此刻自己的脸色有一点灰白，甚至说它“苍白”，大概也不为过……

他还知道，郭秘书此刻一定坐在机舱过道对面那个离他最近的座位里，在密切地注视着他。

郭立明是个好秘书。该他做的事，一件都不会少做。不该他做的，绝对不会多做一件。特别难得的是，他总是消失在需要他消失的时候，出现在需要他出现的那一刻。贡开宸还知道，此刻，郭立明内心里一方面是担心他身体状况发生意外变化，另一方面是在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当口，向他汇报马扬的详细情况。贡开宸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郭立明会做得非常主动的。虽然贡开宸没有授意，但是，郭立明一定会主动地千方百计地去搞清楚这个马扬的底细。

但此时此刻，贡开宸并不想听郭立明的情况介绍。此时此刻还有一件比“马扬”重要得多得多的大事，需要他趁飞机降落前仅有的这一两个小时里，对它进行一次最后的估量：此次，他带了一份请辞报告去北京。他要认认真真地再合计一下，再盘算一下，见了总书记，到底要不要主动提出辞去K省省委书记一职，主动为K省这两年发展的滞后、缓慢，承担应该由他来承担的那份责任。如果要提，什么时候提出最为合适……

请辞报告在抽屉里已经放了许多天了。是他自己起草的，修改了很多遍。也许是因为“痛下决心，如释重负”的缘故吧，一开始就写得很顺手，一口气写了五六页，说了许多“心里话”。写完后，心里果然轻松了许多，甚至还生出些许“悲壮”之情。有几个核心段落，写得相当有文采，重读之余，不禁感慨系之，怦然心动。但经验老到的他从不相信信手拈来的“成果”。于是按老习惯，将它丢进抽屉，冷静地锁了一个星期左右，而后再拿出来审读。果不其然，觉得当初下笔未免有些感情用事了，字里行间隐隐地却又是顽强地透露着一股不该有的“委屈”。大加砍削，剩下一页半左右，再冷一冷，锁它两天。而后他字斟句酌地又推敲了几遍，改去了所有带感情色彩或有可能引起误解的用词和语句，把通篇的主旨完完全全、干干净净地锁定在“责任”二字上。

这件事，要不要跟常委们打个招呼呢？犹豫再三，觉得还是先不要声张，以免引得满城风雨，杯弓蛇影。等了解到中央的确也有此意以后，再去做工作，为时也还不晚。为防泄密，他甚至都瞒住了小郭，没按通常会做的那样，把草稿交付郭立明去誊印，而是取出五年前从北京琉璃厂荣宝斋买的那本木刻水印仿古信笺，磨一池墨汁，舔饱毛笔，亲自将草稿恭恭敬敬地誊抄了一份，签上名字后，还郑重其事地盖上了一方私印。端坐在办公室那把布面的老式软垫圈椅里，他居然面对着那方仿宋铁线阳刻大红印章，闷闷地呆坐了好大一会儿，一遍又一遍默读着这份简约、恳切到了极点的报告，唇角不禁略略地浮起一丝苦涩的微笑。是的，此举在他，并非只是个“姿态”，更不是借机要给中央哪个部门、哪位领导施加什么“压力”，也不是以此宣泄多年来工作中积累的怨气，不，他是真诚的。他真诚地要以自己的“请辞”昭告天下：他贡开宸愿意为自己没能做好的事负一切应负的责任，并恳请后来者能从中汲取应该汲取的教训，真正办好K省七千万人这一档档大事。但教训到底在哪里呢？一想到“教训”，他又难免激动起来。

教训？众说纷纭，实在是众说纷坛啊……

假如总书记问到这一点，自己能把它说清楚吗？说不清？还是说得清？

胀懑的胸臆间，顿时又自觉异常地沉重起来……呈现在眼前的这两页仿古木刻水印信笺和一笔一画俱端正凝重的字迹也仿佛模糊了，并且晃动着飘摇起来，唯有那方大红印章在飘摇中越来越显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厚重……这方仿宋铁线阳刻私章并不是他最喜欢的一枚印章。誊抄完报告后，到底钤盖哪方印章，也颇费了他一番心思。这些年，贡开宸积攒了不少枚印章，最讨他喜欢的大约有那么五六枚。所谓“喜欢”，在他，主要不看石质也不看是否出自名家之手。因为，以他的地位，要得一枚名家的作品，一方珍稀的石料，都不是难事。最难的是，小小方寸之间，刻家走刀运锋，能充分营造出一种他所要的气韵和气度，能得其心而透其意，也就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那六个字：“朴素，坚硬，大气”——在这儿，“朴素”二字应该更换成“拙朴”。以此标准衡量，最后筛选出的五六枚中间，真让他爱不释手的无非也就一两枚而已。但经再三斟酌，最后用在这封请辞信上的那一枚，却并非是他最喜欢的那一枚。为什么？他觉得那一枚刻得太“大气”了。字体又是古奥的秦篆，变形中张扬着个性。“大气”，用在激战前发表的“檄文”上，可谓相得益彰。张扬个性，用在私人之间的交往中也还勉强说得过去。而今天，要钤盖的是“请辞报告”，怎么能“大气”？又怎么能“张扬个性”？“大气”了“个性化”了，再加上一个“古奥”，都会让人觉得有“不服”，以至过于“嚣张”之嫌，这都是非常非常犯忌的啊……

5

郭立明一直没敢回到上飞机时分配给他的那个位子上去。这几十分钟里，他的确一直坐在离贡开宸不远的那个空位上，密切地注视着贡开宸脸色和脸部神情的每一点细微变化。后舱的暗处，还坐着两位军医。这是应郭立明的要求，由军区空军派来的。郭立明没让他俩穿白大褂。他不想让贡书记觉出有大夫随行，不想把这一路上的气氛搞“紧张”了。按说，六十岁刚出一点头的贡开宸身体一直还是挺好的，无非就是有一点晕机（跟年轻时就有的那点恐高症有关吧），一般情况下，吃一两片“乘晕宁”或“安定”，闭上眼睛歇息一会儿，等药性一发挥，就没事了。郭立明跟着，经历过多少回了，每一回都这样。但这一回，郭立明却不敢大意。这一段时间以来，“老人家”的状况有所变化，一向挺正常的血压，高压却时常会突破一百四十这条警戒线。睡眠更不好了，过去一两片安眠药就能被“打倒”的他，现在往往三片四片也“打不倒”了。眼圈发青了，并且出现了衰老的重要症状——眼袋严重下垂，头发越见稀疏，脸部的肌肉也日见松弛……正如贡开宸料想的那样，郭立明还想在飞机降落前，找个机会向他做一个情况汇报。

但跟贡开宸猜想的不一样，郭立明要汇报的，并非是马扬的情况。前些日子，郭立明的确主动去了解了一下那个马扬。郭立明很明白，贡开宸早晚是要找这个“马扬”的。不管是正面找，还是侧面找；是悄悄地找，还是“大张旗鼓”地找，事先准备好一份有关马扬的详细资料，是绝对必要的，可以避免事到临头被动。但此时此刻，他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马扬”。一向谨慎有余的他，鼓起千百倍勇气，要犯一次自己人生的大忌，做一件自打来到贡开宸身边后从来也不会做、从来也不敢做的事情：干预一下这位省委一把手的一次重大决策——他要力谏贡开宸，让他千万不要去主动请辞。

郭立明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得知贡开宸已经向中央写了请辞报告的。他当然不会去翻看贡开宸的抽屉。但按保密规定，他有责任每天去清理书记使用的字纸篓。在以往，一旦发现有记录带密级内容的废弃字纸，当天就得交保密室集中销毁，现在各办公室添置了先进的碎纸机，便自行先将它们粉碎，等粉碎机贮藏箱里的积存物累积到一定程度，再取出一并交保密室处理。那天，他就是在清理字纸篓时，发现了贡开宸扔弃的那份最原始的请辞报告草稿的。一开始，他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因为，他跟省委大楼里的每一个人一样，绝对不会相信，生性刚强并历来自信的贡开宸竟然会“主动请辞”。完全不可能嘛。贡开宸头脑里即便也会偶尔冒出这种想法，充其量也是一时兴起，说说气话，发泄一下，如此而已。但后来，一再地在字纸篓里发现此报告不同稿本的“残片”，经过仔细比照、“研究”，他看出，书记是在反复修改着这份报告，精心地运作这件事，他才渐渐地把它当真了。但他还是不相信，到最后一刻，贡书记真的会向中央呈递这份报告。一直到今天下午七点左右，贡书记的大儿媳修小眉打来一个电话，才使他确信，这一回贡书记是动真格儿的了。那时候，他们已经准备要去机场。修小眉问：“出什么事了，要赶去北京？”郭立明说：“没什么事啊，就是中央领导召见。”修小眉追问：“真没出什么事？”郭立明反问：“你觉得呢？”修小眉迟疑了一下说：“没出什么事，他为什么要我马上把全家人都召集到枫林路十一号（贡开宸的住宅小院），并下达了严格的禁行令？”贡开宸要求，在他回到K省前，不许家人随意离开枫林路十一号外出活动。特殊情况者也不得例外。一定要外出者，必须获得他本人或修小眉的批准。但他又告诉修小眉，在他赴京期间，家人中不管是谁、以什么事由向她请假外出，她都不要准许。否则，便拿她是问。听修小眉这么一说，郭立明心里一紧，嘴里却只是笑应道：“是吗？那贡书记对你们可就是太严厉了。”“我爸他真的没事？”修小眉的声音中已经带上许多不安和忧戚的成分了，“他……他真的要被免职了？”从她嘴里突然蹦出关键的这一句。“免职？开玩笑。谁跟你传这个谣言？”郭立明竭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你真不知道？”修小眉的声音开始发抖。“谁说的？告诉我。”郭立明严肃起来。

修小眉沉默着，从电话里传来她粗重的喘息声。又过了一会儿，她说道：“我看到……看到他写给中央的那份辞职报告了……”“你怎么看到的？”郭立明追问。

又是短暂的沉默。“修大姐……”“有三四天了吧……那天晚上我上枫林路十一号给他送药……你知道的……最近他血压不太稳定……睡眠也不太好。我又不太放心你们省委大楼门诊室那两个实习大夫，所以，总是从我自己的医院里取一点药给他送去……我赶到枫林路十一号，不算晚，九点来钟，到他房间，就看见他正歪坐在那把旧的藤躺椅里睡着哩……最近他有这个毛病，晚上八点到九点之间，总要打一会儿瞌睡（这个‘新变化’郭立明也发现了）。然后，精神特别亢奋，可以一直工作到后半夜。我走进房间，发现有两页古代样式的信纸从躺椅的扶手上掉在地板上……”“就是那份辞职报告？”郭立明问。他有点着急了，因为去机场的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你知道？”修小眉略感意外。“我不知道。修大姐，请抓紧时间，说最重要的：你究竟觉察到了什么？要我做什么？”“等我把那两页信纸从地上捡起，他就醒了。见我拿着那两页信纸，他显得特别紧张，就一个劲儿地追问我，到底看了没有；还一再告诫我，不管我看到什么，都不许跟任何人说。我告诉他，我什么也没看。实际上我是看了。信写得很短，也就三四百字吧，意思非常明白，就是要为K省发生的一切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辞去省委书记一职……今天，也就半个小时前吧，他又打电话给我，一是吩咐我召集家人，再一个就是叮嘱我，在他从北京回来前，不能对任何人说起这份报告的事。我问他，这次去北京最主要的是谈他的辞职问题吗？他批评了我，说这种事不该我问。我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是非常听话的，从来不过问家政以外的事，但这一回希望他能冷静一点，慎重考虑这个辞职问题……我没把话说完。我害怕他会像以往那样，只要听到我们这些子女对他工作方面的事发表言论，就会扯着嗓门打断我们的话……但今天他没有。我停下后许久，大概有半分钟，也许都有一分钟，他居然一直保持着沉默，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了声‘在我回来前，替我管住志和、志雄他们……就这样吧……’就放下了电话……”“情况我知道了。你看……你看……要我做点什么？”郭立明拿起出差应急时用的公文包，急切地问。“劝劝他……劝劝他……真的去劝劝他……”说到最后一句时，修小眉显得异常着急。

等郭立明放下电话赶到楼下，贡开宸正在和来送行的省长邱宏元、省委副书记宋海峰和省委秘书长高昌小声地说着什么，好像是在谈因他突然去北京，而不得不延期举行的省社科院理论研讨会的事。贡开宸上任伊始，便要求省社科院组织一次大型的理论研讨会，约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和卓越的实际工作者（退休的省市长或在位的大企业家），就K省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对今后几年的展望，做“无约定”的讨论和评判。以后，便形成了“制度”，每两年举办一届。时间大约都在秋末冬初。现在又到研讨的时候了。社科院方面，一切准备工作也都就绪。贡开宸的意思是，研讨会还是如期举行。但邱和宋的意思是，这个研讨会无论如何要等贡回来再开。“还是等一等吧。等你从北京带回什么新精神，一起研讨。”邱宏元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说道。说罢，他还淡淡地苦笑了一下，并十分感慨地拍了拍贡开宸。贡开宸没再坚持。他当然明白，他们坚持要延期召开这个研讨会，所等的不是一个“新精神”，而是一个“新动态”——等待中央对K省目前这个领导班子的态度进一步明朗化。具体地说，也就是在等中央对贡开宸的态度进一步明朗化。假如中央决定要改组K省目前这个领导班子，撤换贡开宸，理论研讨当然就得适当地往后拖一拖，甚至这样的研讨会还要不要举办下去，都得看新来的一把手的意图，从长、重新计议了。“走吧。放松一点儿。”邱宏元压低了声音，把整个身子凑近贡开宸，微笑着指了指天，对他说道，“问心无愧嘛。放松点。”

贡开宸只是默默地笑了笑，用力地握了握老邱伸过来的那只大手。邱宏元两年前才调来K省，年龄跟贡开宸相仿。但他出身“名门”，父母都是中共延安时期最早的一批高级技术专家，也是党内早期留学欧洲，后来回国投身革命的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型干部。但两位老人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一直也没有从政从戎，一直奉命坚守在工程技术岗位上，这也是较为罕见的。邱宏元是从另外一个省的省长职务上平调到K省来任省长的。那次调动也是非常突然，十万火急把他请到北京，由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向他宣布中央有关决定，谈话一共才进行了十五分钟，并要求他第二天就去K省报到。整个谈话过程中，邱宏元一直希望对方能给他一些详尽一点的指示和解释，因为他听说K省前任省长是因为跟现任省委第一把手贡开宸没法协调工作关系，才“被迫”离任的。这情况是否确切？他去了后，应注意些什么？等等等等。但奉命来向他宣布中央决定的这两位领导却完全没涉及这些“敏感问题”。（是有意回避？还是因为没有得到相关授权？或许是在这样的重大场合，本来就不宜谈这一类太具体的问题？）最后，他们只是强调：“宏元同志，明天下午三点以前，你必须赶到K省。不会有什么困难吧？三点，他们将召开省直机关的处以上干部大会，由中组部的领导去宣布中央的这个任免决定。会议通知已经发出了。”

许多人都为邱宏元能不能处理好与贡开宸之间的关系而担心。因为，他们认为，前任省长的政治经历和个人能力都似乎要强过邱宏元；既然连前任省长都没能处理好这个关系，又何况他呢？但出乎这些人的意料，邱宏元到任后，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和贡开宸之间建立了相当不错的工作关系，也建立了相当契合的私人情谊，极大地解除了中央的一个忧虑。这当然都是已经过去了的事。

6

飞机起飞后不久，一场不大不小的秋雨在厚厚一层浓淡不均的雨云的挟带之下，直扑K省省城。雷声是遥远的。闪电也只在地平线上轻抚生长在岗地上的那一片片熟透了的红高粱和黄玉米，并对生硬而巍峨的高压线铁塔发出间歇的警告。这时，地处省城东北角高干住宅区的枫林路十一号——贡开宸的家，人称“贡家小院”里，正聚集着一场不是“风暴”却胜似“风暴”的“风暴”。

贡开宸有三个儿子，贡志成、贡志和、贡志雄，一个闺女，贡志英。还有两个非贡姓子女，儿媳修小眉和女婿佟大广。四个贡姓子女中，只有一个是他亲生的，那就是老大贡志成。贡志成，军人，修小眉的丈夫，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高材生，国防部某科研所一个尖端武器设计组的重要成员。熟悉贡开宸的人都知道，在所有这些子女中，他最看重的便是这个大儿子。实事求是地说，让他这杆感情的天平发生如此倾斜的，还不是血缘关系。这一点，贡家所有的子女都承认：爸爸之所以喜欢并看重大哥，主要还是因为性情、气质和政治品格。在这些方面，大哥跟老爸的追求太一致了。还有一点，其实也是贡开宸非常看重的，那就是老大长得非常像他。拿他年轻时的照片来和现在的老大对照，活脱脱一个“全选”后的“另存为”。有一位跟他二十多年未曾谋面的老同事去北京办事，在国防部大院里，见着志成，忍不住走上前去问：“我能冒昧地打听一下，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贡开宸的人？你是不是他的儿子？你俩长得实在是太像了。”但非常不幸的是，几个月前，志成在一次重大武器试验的重大意外事故中牺牲。消息传来，家里所有人都赶回来安慰贡开宸。吃罢晚饭，不知谁提出陪爸爸看一会儿电视，意在调剂一下过于沉重和伤感的气氛。没成想，那一天电视台正播着《毛泽东和他的儿子》。这边也不巧，一打开电视机，就上了那个频道，而且正播到从朝鲜传来消息说，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牺牲了。当时，所有在场的人一下都紧张起来，非常尴尬，非常难受。家人一方面怕贡开宸触景伤情，再受刺激；另一方面也怕他因此产生误解，以为家里人故意拿毛泽东的范例在“教育”他，而产生逆反心理，大发雷霆。贡开宸轻易不发火，但一旦发火，就非常可怕。届时，你完全可以想象火山喷发的情景，那种要毁灭一切的汹涌，那种势不可挡的灼热，那种带着浓烟带着火光带着啸叫的地动山摇天崩地裂……当时，老二贡志和和小儿子贡志雄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赶紧从沙发上站起身，向遥控器伸过手去，抢着要去换台换频道。“别动。”

猛然间，从父亲胸腔的深处，闷闷地发出了这个单调而不容违抗的声音。于是，他俩忙缩回手。其他人也立刻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