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艾伦•弗里德曼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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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天生引诱者试读：
前言
这是莫斯科7月底一个炎热的夏日。红场（Red Square）上挤满了游客，其中许多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站在标志性的圣瓦西里主教座堂（Saint Basil’s Cathedral）前，摆出自拍的姿势。
突然卷起了一阵狂风，当天早晨的浓密乌云似乎被吹散了；此时，在教堂的右边，克里姆林宫（Kremlin）壮丽的外墙沐浴在苍白的阳光中。然而，西风依然十分强劲，天气预报显示当天下午会有强降雨。莫斯科的天气就是这么出了名的变化无常。
普京总统的工作人员正在救世主塔（Spasskaya Tower）那里等候；要前往救世主塔，必须横穿宽阔的广场。沿着克里姆林宫的东墙坐落着列宁纪念堂，这一巨大的黑色大理石建筑中安放着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遗体。这座建筑看上去略微有些破败，就仿佛是来自过去的遗迹。
高悬在救世主塔上的时钟又名“克里姆林钟”（Kremlin Clock），现在指向了下午四点二十。空气中弥漫着怪诞的平静气氛。从救世主塔这个高点看下去，散布在红场上的人们移动起来就像是慢动作一样。
在救世主塔的顶端，一颗由红宝石玻璃制成的红星正闪烁着光芒，红星的中央是一把锤子与一把镰刀，这是苏维埃权力的终极象征。2235米长的外墙围成了这块名叫克里姆林宫的堡垒，墙外到处都是游客。
守护着救世主塔正门的是仪仗队的两名成员。他们调整着肩上负载着的带有刺刀的步枪，显然正在忍受着湿热之苦。一位为总统新闻发言人工作的漂亮姑娘从塔里走了出来，向我们做了自我介绍。我们闲聊了几分钟，随后翻译和化妆师也到达了，于是我们进入了克里姆林宫中一块不对游客开放的区域。当我们步入克里姆林宫时，突然感到了一阵怪异的死寂。
总统的工作人员一言不发地走在我们前面。无处不在的安保人员阴沉着脸，带着该职业典型的神秘与忠诚的神态走来走去。我们在克里姆林宫的外围沿着一栋大型建筑走了几分钟，终于来到了一座黑色大门前，这就是通往总统办公室的入口。我们即将进入“一号建筑”（Building Number One），这是克里姆林宫围墙内的一座宫殿，列宁和斯大林都曾在这里生活和统治过，他们二位都曾是这座依然有些阴暗与危险的堡垒的主人。
我们正在穿过旧议会建筑的庭院，这是一栋白与土黄两色相间的新古典式建筑，于18世纪在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的命令下建成，并在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成为了首届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此时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俄罗斯母亲”的历史——这是可以感觉到的，连空气都变得有些沉重了。
我们从一扇名为“第七号门”（Door Number 7）的小侧门走进了这栋建筑。这扇门如此之小，人们几乎注意不到它。在一间狭小、阴暗的房间里，一台金属探测器对我们的包裹进行了检查。又过了五分钟，我们被领着走过了一条天花板很高的、狭窄而漫长的白色过道，就如同身处一座精巧的地堡，令人心生幽闭恐惧的感觉。这种气氛就像是冷战一样，或者至少也是与人们对冷战惊悚电影的想象一致的。行走在克里姆林宫“一号建筑”底层的过道上，你几乎可以听到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笔下人物乔治·斯迈利（George Smiley）的耳语，或是看见《来自俄罗斯的爱情》（From Russia with Love）里①[1]詹姆斯·邦德那嘲讽的眼神。现实比虚构更加真实。我们现在正身处克里姆林宫，一切都真实得可怕，所有一切。
我们在沉默中继续前行，走进了一部电梯。我们透过电梯的玻璃外墙俯视着一个似乎荒废了的内部庭院。电梯在二楼停下。我们到了，我们来到了克里姆林宫的神经中枢与内部圣地：“一号建筑”的二层就是普京治下俄罗斯的权力核心所在之处。
克里姆林宫的这一排建筑是奢华的，其间坐落着一连串新古典风格的豪华大厅。一切看起来都几近完美。在纯白的墙上悬挂着的画描绘着过去几个世纪克里姆林宫与红场的样子。在右侧是一排装点着金色饰带的白色漆门。包括轮廓鲜明的金色把手在内，所有细节都非常精美、细致。我们偶尔会发现一些与时代脱节的景象，例如一台苏联风格的旧式米色电话。
现在，我们进入了“烟囱房”（Chimney Room）。我们将在这里会见普京。这个房间位于克里姆林宫的东北角，严格禁止普通公民进入。这块角落正是普京工作的地点；他在这里作出的各种决策将决定俄罗斯的命运以及半个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烟囱房”距离普京的办公室只有四个房间的距离。普京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大多数人都不能进入普京的办公区域。在1940年代，斯大林所居住的也是同一套房间。唯一的区别在于，简陋的苏联风格如今已被更为华美的、更具欧式新古典特色的金色粉刷风格取代了。
毗邻普京办公室的房间宽敞、雅致，其瘦长的椭圆形形状与横跨“一号建筑”之上的穹顶如出一辙。地面上覆盖着18世纪风格的精美的镶木地板，深浅不一的木材点缀出几何图案和花形雕饰。水晶吊灯非常壮丽，天花板的粉刷风格令人回想起凡尔赛宫（Versailles）。带有彩色装饰的窗帘展现出巴洛克式的奢华风格；壁毯十分名贵。就在几步之外，普京正在召开内阁会议，与会的包括他的知己、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
普京的办公室位于一扇巨大的白色双重门之后，其嵌板上满满地装点着金色饰物。俄罗斯总统可以从这里直接通往“峰会房”（Summit Room），会见外国领导人及其随行人员。毗邻的房间十分易于辨识，普京与外国政府首脑会面时，电视上播出的新闻发布会的标准背景就是这个房间。墙上覆盖着红色的壁毯，壁毯上不断重复地印着俄罗斯总统的纹章：双头鹰。这最初是拜占庭（Byzantine）帝国皇帝的象征，后来成为了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和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的标志，如今又成了俄罗斯总统的纹章。我们继续走进另一间会议厅。这间接待室的墙壁是浅蓝色的，摆放着一张巨大的白色桌子。我们在这里停了下来，喝了杯茶，并和总统的工作人员闲聊了很久。我们谈论的主要是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杰布·布什（Jeb Bush）竞选美国总统的各自前景。对于特朗普胜出的机会莫斯科似乎感到相当乐观。①[2]
桌上摆放着几盘各式各样的卡纳佩（Canapé），卡纳佩上添加的菜肴多数是海鲜。此外还有俄式小型三明治，里面填充的是卷心菜或苹果。所有食物都是按照俄罗斯饮食传统烹制的。现在我们距离普京的办公室只有几米远，几乎整个下午都和他的工作人员待在一起。冷战般密谋的气氛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看上去无尽的等待；在此期间，我们可以自由地在这一排总统所在的建筑里漫步、拍照、欣赏各种陈设与绘画。身着深色套装、戴着耳机的安保人员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似乎对总统客人的来访已经习以为常，在许多方面他们都很像白宫的特勤人员。
快到晚上七点时，工作人员走向了“烟囱房”。摄影师已经布置完毕，翻译已经对设备进行了调试，一切都已就绪，只待普京到来。几位我们已经有些熟悉的人物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总统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手下的一位工作人员尤其健谈，他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国际政治。在他喋喋不休时，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将军的画像正严厉地注视着他。苏沃洛夫是俄罗斯历史上少数几位常胜将军之一，他一生经历了六十多场大型战役，从未落败。苏沃洛夫是俄罗斯帝国最后一位大元帅，是著名的军事手册《制胜的科学》（The Science of Victory）的作者。此时，总统的工作人员正在安静地等待，他们显然已经习惯了总统的节奏。
大约七点四十五分时，官方宣布总统即将到来。工作人员前往“烟囱房”各就各位，摄影师做好了录制的准备。安保人员几乎就像是特种部队一样开始列队，沿着普京将走过的四十米路程组成了一个方阵。
到了八点，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室的双重门准时打开了，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到来了。跟随在总统身后的是佩斯科夫、其他工作人员，以及更多安保人员。几秒钟之后，普京迈进了“烟囱房”。
总统的到来宛如一阵西伯利亚寒风。他的神情显得紧张、憔悴，但他的步伐却坚定、沉稳。他的肢体语言令人印象深刻，每一步似乎都在散发着权威与力量。不难想象，私下里他曾在这个房间里踱步，准备作出会改变许多国家命运的艰难决定。他的到来令“烟囱房”仿佛触了电一样：每个人都肃立着；夜色已经吞噬了室外的一切，不停坠落的雨点敲打着巨大的玻璃窗；摄影师做好了拍摄的准备；话筒已经开启。
普京问候了访谈人，微笑着与我们握手。按照与领导人对话的传统风格，壁炉前摆放着两把椅子。过了不到十秒钟，他已经坐上了其中的一把。在我们与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闲聊时，只有官方摄影师的快门声打破片刻的寂静。
总统身着素净的深蓝色正装与白色衬衣，打着蓝色领带，黑色皮鞋闪闪发亮。他看上去没有瑕疵、无懈可击、十分严肃。起初，他的目光是无法穿透的。小布什曾表示自己能够直视普京的眼睛，阅读他的灵魂；小布什一定具有某种超能力，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当我们谈及贝卢斯科尼这一主题时，情况变得不同了。在几分钟之内，这位眼神如冰一般冷酷的男人、猎熊人、武术专家、俄罗斯联邦总统，情绪突然转变了。他变得放松，甚至是有趣了。他有礼貌地倾听着贝卢斯科尼这位朋友对他的问候。起初，耳机里传来的翻译声音似乎有些生涩，但当普京开始谈论自己的朋友时，他的声音也变得轻柔了。普京一直称呼“西尔维奥”，而不是“贝卢斯科尼”。普京就是这么叫他的，只是称呼他为“西尔维奥”。此时的普京看起来十分自在，随着时钟的滴答声，他变得更加活跃了。他一边说话，一边拨弄着耳机线，双脚随之小心地移动着。人们可以感觉到西尔维奥与弗拉基米尔之间的共鸣。“我们建立起了非常好的私人关系，非常友好。”普京说道。
俄罗斯总统小心翼翼地选择着措辞，但当他表达对于贝卢斯科尼一生的看法时，语气中显然带有坚定的信念。“你要知道，”普京说道，“事实上贝卢斯科尼是二战后意大利执政时间最长的政治家。这意味着，首先他不仅仅成功地吸引了意大利人民的关注，还说服了他们相信自己行动的目的在于确保意大利人民的利益；其次他还是一位非凡的、坦率的、非常有趣的人物。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男人，在意大利历史上，贝卢斯科尼都一定将获得他应得的地位。”
普京是这样说的。
然而，谁才是真正的贝卢斯科尼？他来自何处？他真正的故事是什么？ 第一章 天生的引诱者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独自在家。他正在一百八十英亩的豪宅中央的花园里散着步，不远处是马厩和直升机停机坪。
时值盛夏，他手插在兜里，正沿着一条绿树成荫的路往前走，这条路通往他那18世纪风格、拥有七十多个房间的别墅。随着我们靠近这间巨大的宅邸，走道的边缘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树篱和种满了天竺葵的陶罐。这条被草覆盖的大道穿过了一座石拱门，随后让位于植物蔓生的花园、修剪齐整的草坪，以及一片片整洁的映山红、柠檬树和树篱。
在离他家不远处，这位七十九岁的亿万富翁停了下来。他几乎有些羞怯地露出微笑，这种表示自谦的魅力与礼貌往往能解除客人的敌意——尤其是那些预期将见到一位浮夸的花花公子的客人。他笑得咧开了嘴，带着一种与他人的情感产生共鸣的能力——这种能力令他掌握了权力，令他在过去二十五年间从传媒大亨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进而成为了意大利共和国任职时间最长的，也无疑是最具争议的总理。“这里，”这位支配了意大利人生活长达数十年的人物说道，“是我生活中主要的住处。”
尽管天气温暖，贝卢斯科尼依然穿着一件蓝色线衣、一件海军蓝夹克，以及一条棉质运动裤。伴随着他前进的脚步，碎石子在他蓝色的霍根牌帆布靴下吱吱作响；他谈论着这幢豪宅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将其描述为他作出一生中所有重大决定的地方。视线范围之内，随处可见大理石基座上的新古典主义雕像，这些雕像仿佛在凝视着花园围墙的方向。
事实上，“整洁”还不足以形容这些花园。无论何处都是完美与井井有条的。一切都几乎过于完美了。这座巨大的旧式别墅位于米兰郊区一个叫做阿尔科雷（Arcore）的伦巴第（Lombardy）村庄。它的名字叫圣马蒂诺别墅（Villa San Martino），于18世纪初在一座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本笃派修道院基础上建成。贝卢斯科尼在1970年代买下了它，并以宏大的风格进行了重新装修。他为其配备的装置比詹姆斯·邦德电影里还多：挤满了赛马的马厩，为他的直升机配备的停机坪，甚至还有一块私人足球场。这座建筑的布置十分雅致，只不过挂毯和古典绘画大师的作品或许过于多了些。每个角落都混杂着新与旧，带有一种1980年代的美学——当时这种美学让意大利新兴起的亿万富翁们甚至能够将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与晚期现代派的作品并置在一起。结果就是，1980年代米兰附近的许多建筑师和室内装饰师都非常快地变得非常富有了。
现在，贝卢斯科尼正在走向那幢巨大的住宅，既放松，又自豪，他相信对于一幢伟大的意大利别墅的最细致入微的欣赏往往始于外部，始于风景优美的花园。“这是我生活中主要的住处。”微笑着的贝卢斯科尼重复道。对于贝卢斯科尼而言，生活永远既意味着公共的，又意味着私人的，而这两者常常相互融合，以有时会导致丑闻的方式重叠起来；但回到这幢别墅之中永远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此时，贝卢斯科尼正在讲述1993年戈尔巴乔夫对这里的第一次造访，以及他们一起度过的漫长午后与夜间。“这是令人非常愉快、非常感兴趣的在一起的日子。”贝卢斯科尼回忆道，“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赖莎（Raisa）一同来访。她与我的妻子维罗妮卡（Veronica）待在一起。他想见一位意大利的商界领袖，聊聊经济。他问了我许多问题，关于经济，关于金融市场。下午五点时我们坐下喝了会儿茶，随后他原本就要离开了。当我们走到门口，准备说再见时，他对我说：‘可是西尔维奥，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哪个部门或是哪个机构负责规定那些被出售的产品的价格？’”“我请他重复一遍问题。他重复了：‘哪个机构决定价格？’我说道：‘米哈伊尔，请别走。留下来吃晚餐吧。我们需要聊得更多一些。’在几杯上好的蒙特普尔恰诺干红（Rosso di Montepulciano）助兴下，我们聊啊聊。我解释了在西方是市场决定价格，而不是某个政府机构，是市场竞争。向戈尔巴乔夫解释市场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行的，这令人获得了难以置信的满足感。至少他看上去很享受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
现在贝卢斯科尼正在讲述他的朋友普京对阿尔科雷的访问，他指向普京上次造访时就寝的房间。访客要是在此时好奇那些狂野的、据说是罪恶的“性爱狂欢”派对发生在哪个房间，他也许会被宽恕吧。丑闻于2010年至2011年间、正值欧洲历史上最糟糕的金融危机时爆发，这些派对令意大利沦为了笑柄，令贝卢斯科尼遭受了羞辱。
阿尔科雷。在贝卢斯科尼的生活中，这幢意大利别墅远远不只是戈尔巴乔夫、普京，或是声名狼藉的“偷心者鲁比”（Ruby the ①[3]Heart Stealer）造访之地。这是他的居所、他的避难所、他的指挥中心、他的总司令部。正是在这里，他规划并建立起了自己的房地产帝国——这些卫星城助他成为了亿万富翁。正是在这里，他作出的决定让自己化身为传媒大亨，建立起了跨越半个欧洲的电视帝国。正是在这里，他创建了意大利的商业电视，并成为了1980年代欧洲舞台上的第一位行动者。正是在这里，在这些精巧、有点儿过于崭新的画室、餐厅和巴洛克式沙龙里，贝卢斯科尼决定收购AC米兰足球俱乐部。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作出了从政的决定，创建了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党，并在1994年年初的不到九十天内，从一位富有的商人，成为了意大利的总理。
阿尔科雷成为了意大利版本的戴维营（Camp David）。在稍后的日子里，它还成为了一座掩体；在这里，他将与辩护律师、成群的代理律师、调查者，以及大批顾问举行无休止的深夜会议，帮助自己应对超过六十项相互独立的关于腐败、贿赂、税务欺诈，甚至是招雏妓的起诉与审判。②[4]
阿尔科雷就是贝卢斯科尼的“玫瑰花蕾”，他的指南针，他的试金石。在生活中，在生意上，在政坛里，在事关爱与家庭时，都是如此。正是在阿尔科雷，贝卢斯科尼的第一段婚姻终结了。正是在这里，据称的“性爱狂欢”发生了。正是在这里，他在半宵禁－半监禁的状态下生活了一年，他的护照被法院没收了；在税务欺诈罪名成立之后，他在老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之家进行了社区服务。正是在这里，他于2015年最近一次密谋了政治复出。正是在这里，在家庭教堂里，他安葬了父母和妹妹的骨灰。他的儿子、儿媳和孙辈依然生活在这里。正是在这里，以七十六岁的高龄，他交了一位比自己年轻近五十岁的新女友。这些都发生在这里，在阿尔科雷。
我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在阿尔科雷见到贝卢斯科尼的情形。那是在1980年代，蒂娜·布朗（Tina Brown）邀请我为《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撰写一篇关于意大利资本主义“新王子”的文章，他们正在挑战“意大利的无冕之王”詹尼·阿涅利（Gianni Agnelli）。那是狂野、疯狂的1980年代，半个世界都沉醉于这一黄金时代新被发现的繁荣；从华尔街的雅皮士，到伦敦城的金融专家，都处于持续的庆祝模式中；经济飞速发展，中产阶级在崛起。里根和撒切尔分别统治着美国和英国。在1980年代的意大利，贝卢斯科尼是位白手起家的人物，是位外来者，是飞速上升的企业巨头，是娱乐业和电视业大亨，是新晋的亿万富翁，正处在跻身世界上最富有人物之列的道路上。当时，贝卢斯科尼在意大利的财富精英中引发了极大的不安，因为他那带有民间风味的推销术令他极受欢迎，从电视业中赚取的财富令他甚至比继承了菲亚特（Fiat）财富、来自世家、温文尔雅又具有世界眼光的工业家及前花花公子阿涅利更加富有。
在阿尔科雷与贝卢斯科尼见面就如同一趟去往富人的迪斯尼乐园的旅程。一切都是由按钮操纵的。一切都表现出漂亮、完美、井井有条，以及——是的，享乐主义。“这是我的室内游泳池。”贝卢斯科尼在1989年陪同客人参观别墅时说道。穿着标志性的布里奥尼双排扣西装的他显得苗条而健壮，带有经年晒成的棕褐肤色和孩子一样的能量与热情，这很有感染力。他指向高悬于游泳池之上的一块六英尺宽的屏幕。它为什么在那儿？他说：“这样我在游泳时就可以收看自己的电视频道了。”
他笑逐颜开地炫耀着游泳池附近的“健身与休息区”，那里有一间桑拿房、一个按摩浴缸、一间蒸气浴室、一座健身房，以及精华之所在——角落里一块由明亮的斯堪的纳维亚松木制成的休闲区，放满了毛绒沙发，多达九台电视机呈井字形铺满了一面墙，每台电视播放的都是贝卢斯科尼的三大电视频道之一。我的东道主随后指向了一个向外伸出的抽屉，上面布满了用于控制音乐、调节特殊照明气氛，或是召唤管家的按钮。就连浴室里也有惊喜。在镜子的两端各嵌入了一块两英寸的电视屏幕，在尚未出现Wi-Fi、LED显示屏和苹果的1980年代，这算得上是一项技术成就。贝卢斯科尼高兴地解释道：“如此一来，我早上刮胡子时也能收看自己的电视频道了。”
如今，阿尔科雷并没有太多变化，除了它的主人。他快八十岁了。他的经历只能被描述为一道超群的轨迹。今天，在他的祖国意大利，他同时被数百万同胞憎恨与爱戴着。
走过门外凉廊的淡灰色石质地板，他在一扇关闭的大门前停下，说道：“三十多年时间里，这里一直是我最主要的居所。”我们在墙上发现了一块雕刻成的徽章。它看上去像家族的纹章，但更像4世纪的图尔（Tours）主教圣马丁（Saint Martin）的徽章，他位于法国的圣殿已经成为了去往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朝圣者著名的停靠地。约一千年前来到阿尔科雷的本笃派僧侣们，在此建起了第一座修道院，并以这位基督教圣徒的名字①[5]为之命名。贝卢斯科尼的家庭教堂是唯一幸存的由本笃会于12世纪建造的建筑。
贝卢斯科尼正在描述的石质半浮雕刻画的是骑在马背上的这位主教，他用剑将自己的斗篷削成两块，在寒冬中，将其中的一块送给了一位衣不蔽体的乞丐。根据传说，当他被征召入罗马军队时，圣马丁发现这一职责无法与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共存，于是他成为了世界上最早的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之一。
当贝卢斯科尼讲述圣马丁的故事时，他露出了亿万富翁的笑容，丝毫不带讽刺意味。现在，在圣马蒂诺别墅前铺着石子的庭院里，夏日的光线渐渐暗淡了，但贝卢斯科尼仍然精力充沛、充满热情、不知疲倦。他走进了没有尽头的一连串储藏室中的一个，翻找着纪念品。他触摸着自己形象的塑料摇头娃娃，指着堆满了自己与母亲罗莎（Rosa）、奥巴马、老布什、小布什、布莱尔、克林顿、希拉里、伊丽莎白二世、本笃十六世的合影的书架。
在书架这面墙的对面是一张来自另一时代的发黄、褪了色的照片：年轻的贝卢斯科尼打扮成邮轮上歌手的模样，这位英俊的年轻人穿着整洁、时髦的夹克，打着领带，戴着一顶平顶草帽，对着1950年代风格夜总会的麦克风倾情歌唱。“这是我！”贝卢斯科尼情不自禁地说道，“这是十六岁的我唱歌时的照片。就像我妈妈常说的那样，我总是海滩上最帅的男孩。”他快速地进入了另一间堆满他过去的纪念品与奖杯的房间。
突然之间，圣马蒂诺别墅弥漫着怀旧的气氛。贝卢斯科尼从来都是和蔼的导游，从来都渴望让人感到愉快，他拼了命地要好好表现。他是永不停歇的表演者，不会害羞的推销员，一个出售梦想的人。多年来他都是意大利的里根，带着自己的糖豆和让人愉快的感觉。他还把自己定位为意大利的撒切尔，但从未能实现一场自由派革命。他富有魅力地与选民闲谈，承诺减税，承诺整个世界，拍着人们的背，举起婴儿；在他的生活和政治生涯中，他从来都是个民粹主义者。“我们的目标是让顾客开心！”这似乎就是他的口号。多年来他还一直是欧洲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他见证了一系列在全球范围导致剧变的事件：从冷战结束，到对萨达姆的热战；从阿拉伯之春和卡扎菲的毁灭，到2011年撼动欧洲并几乎让他的祖国意大利沉没的金融危机。说来也奇怪，他对于国际事务的争议性观点常常被近来的历史证明是有道理的。
他是如何做到的？这位来自米兰工人阶级地区的白手起家者是如何成为亿万富翁和传媒大亨，进而三次当选总理的？一度当过歌手的他是如何主宰祖国的命运达二十多年之久的？
贝卢斯科尼解释起他成功的秘密来毫不费力。
他眨着眼，带着标志性的好莱坞式笑容说道：“我是个天生的引诱者。”
贝卢斯科尼再次露齿而笑了。此时他坐在自己最喜欢的客厅里，背后的窗外是一座白色大理石喷泉；他开始解释自己的人生策略，自己如何得到想要的东西。“当我的敌人们指责我是个天生的引诱者时，他们以为是在批评我，”他开始说道，“但我对他人一直是开放的。我对他人十分尊重，我总是试图从别人的角度来想象我自己。所以如果某人是凹的，我就变成凸的；如果某人是凸的，我就变成凹的。通过这种方式，我总是能够成功地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一种感觉，一种与我正在打交道的那个人的化学反应。他们称其为共鸣，但共鸣常常是必要的工具，我能够凭此实现我的目的，实现热情、友好的合作。”
这种让人愉悦的欲望，以及通过让他人微笑令自我感到安心的快乐感，似乎深植于贝卢斯科尼的内心。怎样的童年造就了这样一位魅力十足的追求快乐的年轻人？也许这是一种防卫机制，也许这是一种取得成功的途径——自食其力地将自己的魅力变为一份工作、一笔交易、一门生意、一个帝国。考虑到贝卢斯科尼是以一种老派的方式发迹的——他来自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早年生活在战时意大利的贫困之中——就不难理解这种令人感到愉悦、让自己变得机智、运用魅力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渴求了。
贝卢斯科尼出生于1936年9月29日，父亲名叫路易吉（Luigi），是一位银行职员，最终升入了管理层；母亲名叫罗莎，她后来在米兰为倍耐力（Pirelli）轮胎公司担任秘书工作。贝卢斯科尼一家住在米兰一个丝毫不宜人的居民区的一栋小公寓里；这个居民区被戏称为“孤岛”，这个无人地带毗邻横跨铁轨之上的一座人行桥，被夹在米兰城最大的两座火车站的污秽之间，其中的一座是加里波第门（Porta Garibaldi）火车站，另一座是米兰的中央车站（Stazione Centrale），相当于纽约的大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Station）。他的妹妹安东涅塔（Antonietta）生于1943年，弟弟保罗（Paolo）出生在二战之后的1949年。“这个居民区很有活力，有点儿工人阶级气息，有点儿下等中产阶级气息，有点儿粗鲁。”贝卢斯科尼儿时的朋友费代莱·孔法洛涅里（Fedele Confalonieri）回忆道，“居民区里并没有有组织犯罪，但有很多爱惹事的人。这是个贫困的居民区。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与贝卢斯科尼出生在同一条街上，在沃尔图诺街（Via Volturno）。有趣的是，我记得贝卢斯科尼家的公寓就位于当地共产党办公室的对面。”
孔法洛涅里记得“当时有一种普遍的贫困”，尤其是在1940年后，当墨索里尼对法国和英国宣战，以希特勒德国坚定盟友的身份加入了二战后。孔法洛涅里和贝卢斯科尼都记得米兰遭受的地毯式轰炸，盟军轰炸了工厂、教堂、学校、办公楼和公寓，导致许多家庭逃离了城市，去往附近的乡村避难。“我永远不会忘记，”贝卢斯科尼说，“盟军在1943年对米兰的轰炸。当时我六岁半，我记得有一天炸弹正好落到了我们居住的沃尔图诺街上。在那之后我的父母决定离开米兰，居住在乡间一个人口不足一千的小村子里。它在米兰城北大约一小时路程的地方，距离科莫湖（Lake Como）不远，在去往瓦雷泽（Varese）的路上。那里是农场，从来没被轰炸过，所以是安全的。我母亲在那儿有些亲戚，他们接待了我们，让我们睡在两个房间里。”
在贝卢斯科尼一家于1943年春天离开米兰后不久，墨索里尼被推翻了，美国人来到了西西里，意大利与盟军签署了秘密的停战协定，并由此转投另一方，抛弃了希特勒。作为回应，德国入侵、占领，并很快征服了意大利。盟军对被德国控制的米兰的轰炸仍在继续。“在1943年，所有这些发生得非常迅速，”贝卢斯科尼说，“由于我父亲是反法西斯的，所以朋友们建议他离开意大利，逃往瑞士。于是他越过边境，来到了瑞士；父亲不在身边，我们就孤零零地待在这个小村子里。突然所有事情都落在了我母亲的肩上。当时我母亲每天都要前往米兰上班，她是倍耐力总经理的秘书。因为轰炸，身处米兰是危险的。对我而言，这段记忆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她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步行三千米到电车站，然后坐车到火车站，乘火车到米兰，再坐电车去上班。她每天下午五点下班，回到乡间。我每天都去那儿等她。每天早上她又得离开时，我真的非常伤心。我记得每次离开前，她都会吻我一下。”
贝卢斯科尼讲述这段往事时，他的左脚开始紧张地拍打着地面。
贝卢斯科尼回忆道，当战争期间他们待在距米兰城西北约二十二英里处的伦巴第村庄奥尔特罗纳·圣马梅特（Oltrona San Mamette）时，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不只有他母亲。“还有我的外祖父和祖母。所以基本上我母亲要供养五口人，而且周围没有多少食物。”
显然，当不远处的米兰城正遭受轰炸时，在临时住所生活三年时间，这段经历对贝卢斯科尼的成长具有重大影响。当他们撤离米兰时，他还未满七岁。他们的钱不多。父亲越过了边境，去往了瑞士。于是刚刚生下安东涅塔的母亲不仅成为了唯一养家的人，还成为了对年幼的贝卢斯科尼而言，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唯一的确定性。
与许多生活在遭受战争创伤的意大利的孩子一样，年幼的贝卢斯科尼同样要为家里出一把力：放学后捡拾土豆，挣取几分钱，以及打各种零工。有时候一家的晚餐是他挣来的，在这个产奶的地区晚餐常常包括搅拌了酸奶或是牛奶的玉米面或是面包片。“当时，”贝卢斯科尼回忆道，“每天傍晚我都会去附近的农场帮忙挤牛奶。我会干上一个半或是两个小时。他们会给我一小金属篮子的‘卡亚达’（Cajada）作为报酬，这是一种黏稠的、酸奶状的物质。每天晚上我回家时，为了好玩我都会三百六十度地晃动这个篮子，由于重力作用，酸奶并不会流出来。不过我记得，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了几位朋友，我想卖弄一下，向他们展示如何晃动篮子一圈而不让酸奶流出来。但有人抓住了我的手肘，结果酸奶流了一地。当晚回家后，我给母亲惹了大麻烦，因为我们没有晚餐可吃了。”
夜间，尽管村子距离米兰二十多英里远，但隔着田野和山谷，贝卢斯科尼还是能够看见远方燃烧着的城市；轰炸过后，成片成片都被点燃了，在乡间，所有这一切都清晰可见。
正是由于这一实实在在的危险，贝卢斯科尼家中的所有人都很担心罗莎每天上班的旅途。但大家都认为，罗莎具有果敢、坚强的个性，其执拗就和她儿子日后将表现出来的一样，有时候甚至是无畏的。事实上，在2010年贝卢斯科尼对以色列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在国会中讲述了一段不寻常的插曲。
在战争的最后两年中，墨索里尼臭名昭著的1938年“种族法案”依然有效，纳粹则控制了意大利的多数地方，数千犹太人被聚集起来，送往德国的集中营。“我母亲与其他通勤者每天早晨都乘坐同一趟火车，所以乘客们大多认识彼此的面孔。”贝卢斯科尼回忆道，“某一站一个带着枪的法西斯警察上了车，看见了一位年轻的姑娘，说道：‘啊，你在这里！我找你可找了一会儿了。跟我来。’显然，这位姑娘是犹太人，被警察带走几乎肯定意味着被送往集中营。我母亲站出来面对这位警察，说道：‘不。你应该放开她，就当从来没见过她。’警察要我母亲闭嘴，他说道：‘坐回去，要不我就杀了你。’但我母亲依然站立着，说：‘好，你动手杀我吧。但看看你周围，看看车上人们的面孔。你可以杀我，但我保证你没法活着下车。’所有其他乘客都站了起来，围住了警察。他看了看周围，意识到即使杀了我母亲，他在数量上也敌不过乘客，他会被群众碾碎。于是他下了车。这位姑娘得救了。”
内塔尼亚胡在国会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并补充道：“这位意大利女性用坚定的话语拯救了犹太姑娘。在弥漫整个欧洲的黑暗之中，她点亮了一丝人道与勇敢的光芒。这位勇敢的女性名叫罗莎，她的一位儿子叫做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
讲完这个故事后，贝卢斯科尼深吸了一口气，停了下来。看上去这些战时意大利的儿时记忆令他颇感安慰，讲述这些记忆就如同一种疗法一般，现在他说话时充满了热情。“我的母亲激励了我，但我真的很想念父亲。”他说道，“战争期间我们都感受到了他的缺席。我们在村子里生活的整整三年时间里，他都不在。我尤其记得，每个周日早晨祖母都会带我去乡间的一座小教堂参加弥撒。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男人坐在我前面几排的位置，至少从后面看，他的脖子和衣领看上去很像我父亲。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每个周日我和祖母都坐在这个男人身后，每当我看到他，我就开始默默地哭泣，我真的很想念父亲。战争结束后，许多逃往瑞士的意大利人开始返乡。但我的父亲属于最后回来的一批。我记得每天傍晚六点左右我都会长途跋涉，去往最近的汽车站，看着人们下车。但我父亲从来都不在乘客之中，于是每晚我都会哭着回家。日复一日，都是如此。终于有一天，他回来了。他下了车，我们拥抱，然后我们在家里进行了欢庆。我的父亲终于回家了！你能想象，对于一个当时还不满十岁的孩子而言，在战争期间离开父亲长达三年时间，这意味着什么。”
此时已经是1946年了，战争结束了，临时住在乡间、捡拾食物、等待家人重逢的日子也过去了。但这段经历显然在这个小男孩的身上注入了强烈的求生本能，也让他养成了一定的脾气。“说老实话，”贝卢斯科尼回忆道，“在乡间的小学校里，我并不是很受人喜爱。当地的孩子讨厌我们这些从米兰逃来的孩子和他们待在一起，占据学校里的地盘，总是在找寻食物，等等。当时，方言里有句相当粗俗的话，大概可以翻译成：‘米兰佬，滚开！’有个恶霸不停地找我麻烦，有一次他拿雪球砸我，还有一次他放狗追我，等等。我要讲的是小学二年级时的事。7月的一天下起了强雷阵雨，雨一直下个不停。我们所在的村子位于山脚；学校在山上，教堂在靠下的位置。只有两条铺有鹅卵石的小路通往山下。没有下水道，没有排水系统。因此当下大雨时，积水就如同急流般落下，在山下的广场上就形成了一块洪涝区域。这一天和往常一样，他又在骂我，非常令人讨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因为我第一次决定还击；很快，半个学校的①[6]人都围了过来。这就如同OK牧场的决战一样。我们扭打在一起，其他的孩子则火上浇油。终于我成功地抓住了他，把他的头按在水里。我对他叫着：‘你再也不敢让我滚开了！你再也不敢这么说了！明白吗？现在叫我“叔叔”！’他大叫‘叔叔’，并承认输了，然后我放他走了。”
此时，贝卢斯科尼就像一位哑剧艺术家一样打着手势，演示着当时的场景，就好像他仍然在把那个恶霸的头按在水里一样。在他宣布胜利的那一刻，在回忆童年的过程中，他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标志性的一千瓦特的笑容。“从那一刻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都被当成了一名领袖。”
当贝卢斯科尼一家终于在战后回到了米兰后，他的父母决定送他上附近的一所天主教学校：一所慈幼会学校（Salesian College）。对战后意大利的许多家庭而言，让十一二岁的孩子上慈幼会学校，并不是不寻常的事。富人或是贵族家庭可能会送孩子上耶稣会学校，但如果你不具备这样的社会地位，或是你住在了道路的错误一侧，那么选择就是慈幼会学校。
在十二岁到十九岁之间，贝卢斯科尼就读于唐·博斯科慈幼会学院，它距离沃尔图诺街的贝卢斯科尼家不到半英里。乔瓦尼·梅尔基奥雷·博斯科（Giovanni Melchiorre Bosco）是19世纪的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被人们尊称为唐·博斯科。他主要是一位教育家和作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工业城市都灵度过，他致力于流浪儿和失足青年以及其他弱势青年群体的教育。他的教学法是以严格的纪律与古典教育为基础的，内容主要是拉丁语、团队运动，还有祷告。
唐·博斯科是圣方济各·沙雷氏（Saint Francis de Sales）的拥护者，这位16世纪的贵族接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被称为“绅士圣徒”。唐·博斯科于1859年建立了慈幼会，旨在帮助工业革命时代的贫困孩子。慈幼会章程将其使命称为“通过践行对年轻人——尤其是穷人——的精神与物质上的慈善工作，以及将男孩培养成神父，令成员们达成基督教的圆满”。
在20世纪，曾就读于慈幼会寄宿学校的名人包括电影导演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以及墨索里尼和现任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
对于慈幼会学校的学生而言——至少在早些时候——这里意味着纪律、严厉和相当多的体罚。
九岁时，向来古怪的希区柯克在南伦敦的巴特西慈幼会学院（Salesian College of Battersea）只待了一周时间。1908年时，希区柯克的父亲前来看望儿子，他发现严厉的慈幼会神父们认为应该在孩子们的晚餐里加入大剂量的泻药，以此来洗清他们精神与肉体上的所有疾病。他随即把希区柯克接回了家。
对墨索里尼而言，慈幼会学院的神父给予他的严厉对待似乎对他的成长具有重大影响。桀骜和反叛的他认为学校的迫害让自己成为了受害者：神父把他安排在最低级别，并且在课堂上、就餐时，甚至在就寝安排上，都对他进行羞辱。上了不到两年学后，还不满十一岁的墨索里尼与同学进行了一场凶残的打斗，用刀刺伤了对方的手。墨索里尼被认为是暴力的和无法控制的，他不久之后就被逐出了学校。相比之下，在1949年，对于另一位慈幼会学校的学生、名叫豪尔赫·马里奥·贝戈利奥（Jorge Mario Bergoglio）的阿根廷男孩而言，在学校里的经历就要愉快得多了；六十四年之后，这位男孩成为了教宗方济各。作为六年级学生，贝戈利奥进入了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西侧的拉莫斯·梅希亚市（Ramos Mejia）的维尔弗里德·巴龙慈幼会学院（Wilfrid Baron Salesian College）。不寻常的是，差不多十年之后，他又进入了一所耶稣会神学院，由此成为了罕见的曾就读过慈幼会和耶稣会学校的例子。一般而言，一个家庭只会在二者之中选其一。
日后，教宗方济各把在慈幼会学院度过的时间称为“对我而言的一切；我们沉浸在对生活的准备之中。日子飞驰而过，我们从来没有懈怠的时间”。教宗描述了漫长的每一天：始于早晨的弥撒，然后上课，接着是简短的午餐，更多的课程，课后与神父进行娱乐活动，其后是家庭作业，之后是为学校里最资深神父的寄宿学生举行“晚安”仪式，再然后是熄灯。教宗尤其记得关于“在一起生活的社会价值”的谆谆教诲。
贝卢斯科尼有着类似的感受，他指出，“在唐·博斯科的慈幼会学校我学到了在生活中互动以及与所有人融洽相处的价值”。
他们的性格、生活和职业生涯都截然不同，不过贝卢斯科尼与教宗方济各几乎同岁；两人都出生于1936年下半年，都在十二岁时进入了慈幼会学院。“在慈幼会学院度过的八年，是我生命中对于成长影响最大的一段经历。”贝卢斯科尼说，“纪律非常严格。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五点，我们一直待在学校里。每天早晨我们都参加弥撒，我是一名辅祭。然后我们要上课：拉丁语、古希腊语、数学，或是文学。然后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当下午五点或是五点半终于回家后，我们总是有着沉重的作业负担。甚至对我这样的男孩而言，这也不轻松。每晚我都得学习到九点，此时我父亲在工作了一天后也回家了。由于在战争期间离开了他长达三年时间，我每天都非常急切地等待他回来。我对这些记得很清楚，因为每天傍晚当他回家时，无论他是否辛勤劳累了一天，无论他是发愁还是忧伤，每当我们公寓的大门打开，这总是让我感到快乐。他总是让我们感觉很棒。我常说，我父亲的口袋里装着纯净的阳光。”
在一些同学的记忆中，学生时代的贝卢斯科尼学得很快，甚至在当时就极具企业家精神：这位年轻人会迅速完成家庭作业，然后常常帮助其他同学，换取点儿糖果或是零钱。
十二岁时，在慈幼会中学他第一次遇见了儿时朋友孔法洛涅里。两人一同在学校里度过了七年时光，并建立起了终生的友谊。比贝卢斯科尼年轻一岁的孔法洛涅里将成为贝卢斯科尼的知己和首席顾问，并最终成为他的商业电视帝国的主管，以及其控股公司菲宁维斯特（Fininvest）集团的主席。
1940年代末，他们每天都一起放学回家，毕竟他们住在同一条街上，只相隔几个门。
贝卢斯科尼还记得在学校的弥撒上第一次见到孔法洛涅里的情形。“那是早上八点半，”他说，“我当时已经负责在弥撒上弹管风琴，引领唱诗班的孩子们唱歌了。一天费代莱走了进来，显然他从一开始弹管风琴的水平就远胜于我。他在音乐学院上过课。于是我就把这一职责交给他了。”
孔法洛涅里还记得，这位朋友是天生的表演者。“他总是娱乐我们所有人。他真的有魅力，他出演校园剧，为校报撰稿。当然，在慈幼会中学每天都有弥撒。每天早上我们都参加弥撒，说实话，对于十来岁的孩子而言这有点儿过多了。不过我想，最初是音乐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曾举办过即兴演奏会，我弹管风琴或钢琴，他唱歌，通常是美国歌曲。你可以看到，他总是希望让其他人感到愉悦，他总是希望娱乐他们。”
被问及这些时，贝卢斯科尼凝视着远方，似乎暂时失忆了。“是的，”他终于说道，“费代莱演奏键盘乐器，这是他的职责。我则开始专门负责为访问学校的重要客人致欢迎词，有时是主教，有时是枢机主教。我成为了司仪、庆典的主管、学生中的官方致词者。老师对我的表现很满意，有时我甚至完全用拉丁语致欢迎词，毕竟我们学了八年的拉丁语和五年的古希腊语。这是一所很严格的学校，如果你做得不对，他们就会把你扔出去。所以我们必须学很多东西。”
这时贝卢斯科尼再一次打趣般地咧着嘴笑了。“我的家族真的挺庞大。”他说道，“我所有的阿姨和表亲中共有八位修女。八位修女！其中有几位就住在离慈幼会中学不远的一所修道院里。于是当我为来访的枢机主教或是主教致辞时，她们常常会来现场看我。事后，其中的一位把我叫到一边，说了些日后多年都将被重复的话：‘你会成为一位多么英俊的枢机主教啊！’她欢喜地对我说道。”
说完这则轶事他大声地笑了起来，费了好大劲才说出了随后的话。“我最后一位在世的表亲也是一位修女。多年之后，有一次在我发表了公开演说后，她对我说：‘你将成为一位多么伟大的教宗啊！’我得说，现任教宗的行事方式也正是我想做的。但你得承认，尽管我们几乎同岁，但我看起来还是比他要年轻。”
贝卢斯科尼是无法被遏制的，是无法被改正的。
在他和孔法洛涅里从慈幼会中学毕业之前，他们已经投身娱乐业了。在学校的最后一年，他们已经组建了一支五人乐队。“他是音乐大师，他弹钢琴；我是主唱，我弹立式贝斯和吉他。”贝卢斯科尼回忆道，“我们一般在周六晚上和周日下午演出。我们的演出真的很棒，能赚一大笔钱。我们真的很棒。”
永远有竞争力，永远是最好的，永远是第一名。
对于这两位慈幼会的交际高手而言，这支由贝卢斯科尼担任贝斯手、孔法洛涅里担任键盘手的新组建的乐队似乎是个天然的召唤。贝卢斯科尼的老友孔法洛涅里确认了，年轻的贝卢斯科尼确实是位不错的歌手。“是的，贝卢斯科尼有副好嗓子，他是位很不错的歌手。”孔法洛涅里说道，“我们早年曾表演过所有的意大利浪漫旋律，他也曾写过情歌。但他真正唱得好的是法语歌，甚至英语歌。就1950年代而言，他相当现代，相当时髦。我们曾在舞厅里演出，这相当于今天的迪斯科舞厅；区别在于，当年午夜时我们就睡觉了，而现在午夜时人们甚至还没去迪斯科舞厅。”“之后，我们转到米兰的夜总会演出，有时还去派对和婚礼等特别场合演出。是的，当时我们挣的很多。贝卢斯科尼演唱的《我有趣的情人》（My Funny Valentine）非常出色；他还演唱过格什温（George Gershwin）的许多歌曲，例如《可以拥抱的你》（Embraceable You）、《端庄淑女》（Lady, Be Good）、《我找到了节奏》（I Got Rhythm）和《我爱的男人》（The Man I Love）；他还能演唱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的所有热门曲目；他还会唱杰罗姆·克恩（Jerome Kern）、罗杰斯与哈默斯坦（Rodgers and Hammerstein）写的歌，所有那些百老汇音乐剧里的热门歌曲。在十八九岁的年纪，我们就能凭自己的收入买许多唱片了。想想吧，今天你可以免费下载所有这些音乐！”
两位朋友毕业后，都将前往米兰大学学习法律。不过他们仍在继续兼职演出，直到快年满二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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