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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6 01: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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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央北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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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诗传:当爱已成往事

徐志摩诗传:当爱已成往事试读:

序言

在历经一段感情后,记忆中关于感情的字眼是越来越清楚,比如,深情、痴恋、暗恋、失恋……

这些字眼在独自一人时常去追问,它们从何而来,又将要到哪里去?

这个问题我想不明白。

时间是一张虚假而诡变的车票,你从来不知载着你的这辆车会走多远,会停在何处。因此感情便是这车上的行李,相知相恋时,愈来愈重,可这重量不足以停住时间。

因此,再深的感情,终究是要逝去,停不下来。

读汤显祖的《牡丹亭》,他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古语太毒,聪明地绕过圈子,另辟蹊径,解释出一番天地。因为不知所起,所以我们无从批判感情的正确性。

我身边了解文艺的人,大都是些女子。在我提到徐志摩时,她们都是说出,多情、花心等词语。

我抽空看了张幼仪的百度贴吧,首页里赫然顶着几个帖子。如朋友所说,徐志摩在此处名声并不好。

朋友S曾经追求一位女生长达七年,后来因为看不到希望,转向去追了另一位女生。那时尚在学校,学校里关于S的流言飞语便盛行起来,大都是些骂他花心的话语。

后来,S问我:为何如此?我只是觉得累了,不想再追她了而已。

感情尚无对错,只因人性本贪婪,这物(爱)送她,她不要,心里也是认为这是她的。你若拿走,那是偷,是窃。

人在一段时间里,只能爱一个人,因此这爱分外珍贵,是唯一。所以世人皆想得到。

鲁迅在《伤逝》里写: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

感情对于徐志摩而言,是生命的要义,是生活的源泉。正巧是鲁迅所反对的。

世人对待感情,非真即假。碍于家世、舆论、地位、学识……所以,现在的人对待感情大半是真真假假。

徐志摩是勇敢的,至少在对待感情上,他是勇者,他是真的。

喜欢的作者写过这么一句话:我知道我们终将败给世情,只是我不想败得这么快。

这是个充斥着模糊与暧昧的世界,因此,这个世界拥有太多的将就与尚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身上好似被定了钟表。比如,二十五岁你该恋爱了,三十岁你候结婚了,三十五岁你该有孩子了……

这便是凉薄的世情,它让人在脆弱的时候太容易屈服,太容易将就。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其实,有时候感情的等待并不是那么长久,很多时候只要你多等那么一两年,也许它就真的来了。

徐志摩等过了人,等错了人,终等对了人。他是活在世情之外的,他知无爱的婚姻是痛苦,所以他决绝地与张幼仪离了婚;他知于茫茫人海寻一生灵魂伴侣,所以他奋力追求林徽因,却最终败在命运的脚下;他知使君有妇,罗敷有夫,却还知,这感情错过了就没有了,所以他甘愿顶着逆子的帽子去追求陆小曼。

朋友H,换了对象,速度甚快。一次聊天中,我有些训斥的口气问他:你对待感情这么不认真,速度怎么这么快!

H答我:因为我开始一段感情时,我就是认为我一辈子都在这里了,我就是这么爱着她。可是她走了,那一辈子就死了。

H的逻辑感动到了我。

她是付出了她的一生给你,但你只给了她一段,所以她的一生便只如一段那么短暂。我想若是有人能够给她一生,那么她的一生必然会真的成为一生。

如果你也待感情为一生,如果你也待感情为唯一,如果你也待感情为真。

那么,我想你值得去读这本书。

因为,在我的眼里,徐志摩待感情为一生,为唯一,为真。

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当时间不再因为衰老而流逝,我们是否可以让感情主宰了时间?

当我们忆起一段情,一个人的时候,岁月便像是遥遥而来的马车,我们挥一挥手,轻声说一句:走吧。

于是,这驾车便带着我们进入朦胧的回忆中。

如此,岁月便也折返。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酉时,按照公历推算应是1897年1月15日。酉时,按照现今时间来计算大致是下午五点到七点之间,此时正是夕阳沉落,余晖流彩,徐志摩出生在硖石镇保宁坊第四进院子的楼上。这一年,父亲徐申如二十五岁,母亲钱慕英二十三岁。

出生一事,原本可说是母难,也可说是独属于一个人的节日。

生命便因此开始,如上天不经意点了一个墨点,这个墨点游走在尘世间,曲曲折折,迂迂回回,直到末了,又被一张新的宣纸覆盖上去,一切如初。

徐申如是娶了二房太太,才得了一个儿子,所以徐志摩一出生便成了家里的掌上瑰宝,举家呵护。

天时、地利、人和,徐志摩是一样都没缺,一样都没少。他出生在富贵家庭,父亲徐申如继承独营酱园业,在此祖业外又合股开办钱庄、丝厂、绸缎店、火力发电厂,家产营业面宽广,地域也延伸到了泸杭两地。若是此刻的徐志摩只是富家子弟,将来子承父业、娶妻生子尽享天伦,倒也算完满。然而有个趣闻成了先兆,注定了他一生不如想象中平凡。

按照江南旧俗,周岁又称为“晬盘之喜”,是要用一只红漆木盘盛上剑、笔墨、算盘等物,说是以物测人,比如,若是抓住了剑,那婴儿将来可能从军;若是抓住了笔墨,那婴儿将来可能从文;若是抓住了算盘,那婴儿将来可能是账房先生……

所以,“晬盘”又称为“试儿”。

徐志摩的“试儿”拿些了什么我们已无从得知,却说在试儿时突然闯进来一名叫志恢的和尚,通过摸骨算命,对徐申如说,此儿将来必成大器。

自古以来人们往往喜欢通过占卜、看相等来预知未来,算命的人便常往好里说,虽说真假难辨,但也将信念植入人心,久而久之,是多了一分成功的可能。

这摸骨算命是有个传说:

清朝有个大官叫张之洞,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他来湖北主事,见满街的算命先生,就觉得这应是本地落后的根源,于是便想取缔。但他是读书人,知道要以理服人,就微服私访在街上找到一个瞎子,让他摸骨。那瞎子刚从脚摸到肩膀,就一掌将他推开,骂道:“一身狗骨头,还来算什么命。”张之洞大喜,心想:这算让我找到灭你们这行的把柄了吧,我堂堂一品大员,你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敢说我一身狗骨头。但他仍耐着性子说:“先生你好歹把我摸完嘛。”那先生骂骂咧咧地说道:“你难道是狗骨镶龙头不成?”边说边摸,刚摸到顶,扑通就跪下了,嘴里叫着:“大人饶命,大人是狗骨镶龙头,必定是诸侯。”张之洞哑然,不得不服气而去。

这摸骨算命一行才留了下来。

似有惊世之才的人都会有一种将来必得成才的预感,在年少时要立下一些豪言壮语,如张爱玲写过《我的天才梦》: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徐志摩也写过相似的话,他在《猛虎集》的序言中写道:

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哈米尔顿)!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

作家们的写作似乎总会有一个追溯的过程,越是写得深越要追溯到他的童年,一旦达到了那种境界,便是返璞归真,让天性占了大多数。雨果也曾说过:没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对于作家而言是种损失。此话,虽不能一言以蔽之,但也可瞧见童年对于写作者的影响之深。

纵观徐志摩的写作历程,最初虽不是理想之路,可他拥有的天赋却未被浪费。童年时,徐志摩勤奋好学的性格,对他日后的写作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为一栋雄伟的文学大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徐志摩的童年,正逢中国新旧学制交替之时,科举虽已废除,地方上的新式学堂尚未开办,大多数官富之家还是有家塾。徐志摩五岁入家塾,开蒙,业师孙荫轩先生。这位孙荫轩是本县青云镇上的一个秀才。徐志摩应该是文星庇护,开蒙不久,便识了很多字,言语中也颇具文采。

不过,读书终究是枯燥的,尤其业师还是一位秀才,教书死板,教的之乎者也让人昏昏欲睡。徐志摩便常会走神,望着窗外,其实窗外并没有什么奇美之景,他不过是想借此来逃离这枯燥的读书生活。塾师往往在这个时候会用那把楠木戒尺,重落桌面,将他惊醒。那飘出去的魂猛然被拉了回来,呼吸骤停,心神慌乱。后来,他趁着塾师不在,偷了那把戒尺,投进了水井里。当塾师当面质问他时,他却说:“我见了这根戒尺怕,脑子发胀,读不进书。”

在家塾里读书的情景,徐志摩曾在《雨后虹》里写道:

但在白天天热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可怜的“读书官官”们,还照常临帖习字,高喊着“黄鸟黄鸟”,“不亦说乎”;虽则手里一把大蒲扇,不住地扇动,满鬓满腋的汗,依旧蒸炉似的透发,先生亦还照常抽他的大烟,哼他的“清平乐府”。

徐志摩六到十一岁复从师查桐轸。这位先生,说来有趣,从不洗澡也不洗头,不修边幅,恐是要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但生活中,周身常散发出难忍的酸臭味。徐志摩是向父亲抱怨过此事,不过他有学问,徐志摩的父亲便也默许下来。

后来徐志摩在一次自我检讨中也提到了这位查先生:

查先生这个人明明是因懒惰而散漫,别人却赞美他是落拓不羁,我的父母都是勤勉而能自励的人,我这个儿子何以懒散成这个样子,莫不是查桐荪先生的遗教?

童年的徐志摩,常如破石而出的顽猴,贪玩、好动、活泼。本是要恭恭敬敬读书,恪守礼教,却因他的性格有了冲突。如一幅淡远宁静却略有枯燥的水墨画,忽而被染色的笔着了一笔,那日日乏味至极的生活却也亮了起来。

徐志摩的母亲胆小,生怕这样的性格会让徐志摩闯了祸,便常用一些传说或者预言来恐吓他,一如现在的家长管教孩子失灵时常用的把戏。“别哭,妖怪专咬爱哭小孩子的脚趾头!”“别跑远了,街上的瞎子会抱走小人!”“再吵,吵醒了熊婆婆晚上就来了!”

这样颟顸的字句难免成为孩童清池之心的一点污浊,让人心生耿介。

黄昏之时,群鸟绕着夕阳的余晖,在一片赤金之色中盘旋,发出呼呼的响声,徐志摩常在这时如一只疲惫的猫儿蜷缩在祖母的臂弯里,听祖母讲故事。那是夏天,祖母最怕热,一手揽着徐志摩,一手摇着蒲扇,趁着乘凉的机会,她便给徐志摩讲些“牵牛织女”、“哪吒脑海”、“夸父逐日”这类代代相传却又回之有味的古老故事。

祖母有事或者倦了的时候,徐志摩便会去找家里的老佣人家麟,年岁与苦难滴入他的生命,融成一片海洋。家麟会讲很多故事,徐志摩一旦去找他,他就会立刻放下手里的活给这位小少爷讲起故事来。因为书是没有读过的,所以他讲起故事来也是信马由缰,那故事便也活了起来。

他是把一整部《岳飞传》都讲完了。

后来徐志摩的小说《家德》便是以家麟为原型创作的,虽然后经陆小曼之口说,徐志摩是缺了创作小说的那一份灵气,却也可以窥见岁月深处家麟的音容笑貌。

徐志摩是这样写过:

我们最喜欢听他讲《岳传》里的岳老爷。岳老爷出世,岳老爷归天,东窗事发,莫须有三字构成冤狱,岳雷上坟,诛仙镇八大锤——唷,那热闹就不用提了。他讲得我们笑,他讲得我们哭,他讲得我们着急,但他再不能讲得使我们瞌睡,那是学堂里所有的先生们比他强的地方。

说到徐志摩的童年,自然要提及他的功课。

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科举制度这条腐朽的铁链终于轰然崩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徐志摩进入了废除科举后的硖石镇第一所学堂——开智学堂。此时的徐志摩正如脱笼之鸟逃离了家塾的禁锢生活。

学堂除了开设国文、数学、英文之外,还有音乐、体育、自修诸课。这对于徐志摩而言自然是新鲜的,恰新学堂又设在硖石镇的西山之麓上。西山之上有亭、寺、泉,原本已经丰美的山麓又添了这些趣味之地,如绢帛之上又钉上了几颗华美的宝石,对于生性活泼的徐志摩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徐志摩的国文老师张仲梧非常欣赏徐志摩的才华,常把他的文章当做范文向学生宣读。徐志摩行文如流水,常是一气呵成,妙语连珠,难怪会引得张仲梧欣赏。徐志摩不仅国文成绩好,其他科目成绩也是出类拔萃,学堂里的学生都称他为“两脚书橱”,一是他功课好,二是他听闻多,在其他学生眼里倒也配得上“渊博”二字。

徐志摩写过一篇《论哥舒翰潼关之败》,语言驾驭能力已颇具火候,古文基础扎实,那时的他不过是十三岁的少年。

且引出几句来看看:

夫禄山甫叛,而河北二十四郡,望风瓦解,其势不可谓不盛,其锋不可谓不锐,乘胜渡河,鼓行而西,岂有以壮健勇猛之师,骤变而为赢弱顽皮之卒哉?其匿精锐以示弱,是冒顿饵汉高之奸谋也。若以为可败而轻之,适足以中其计耳,其不丧师辱国者鲜矣!

1911年春天,徐志摩从开智学堂毕业,与其表兄沈叔薇一起考入杭州府中学堂。

此间,徐志摩结识了郁达夫,两人在府中学堂求学期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那时,徐志摩与郁达夫不过都是青葱年岁。这个年纪,或呼朋引伴,或三五成群,或拉帮结伙,或两人独酌,皆是在他人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

郁达夫虽然有“九岁题诗四座惊”之才,但转学到了新的环境,还是难免有些惶恐与战战兢兢,加之性格内向,很多时候只是蜷缩在教室一角,默默读书。而徐志摩与表兄两人却很活泼。

郁达夫心如静水,徐志摩则如砾石一般,落了进去。

郁达夫心想:“这顽皮小孩,样子真生得奇怪。”

两人之间真正结缘还是来自于“文”,那时的国文老师常常把郁达夫与徐志摩的文章作为范文向全班宣读。于是,志同道合,两人成了好友。

郁达夫佩服徐志摩洋洋洒洒的行文。徐志摩曾在《校刊》上发表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颇得那时的郁达夫欣赏。

我想,古时有“文人相轻”一说,大致是因为要相博出名,但如果彼此在同一时刻,既获得对方的欣赏又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可谓皆大欢喜。

前些日子,好友C向我诉苦,说一起玩了那么多年的好友,十年的交情,只因一点小事忽然陌生了起来,心生感慨。

我问她:当初是为何在一起?

她答:大概是那时无人可说话,无人可作伴。

感情便是这样,尤其是友情,不以时间的长度来衡量,也不以金钱的施与受来衡量,不过是,我看你是这一路的人,那便携手走下去。若是此路没人,恰好遇到一陌生人,走了很久,还是要散,更可悲的是散去了,不过依旧是陌生人。

至交,是骨子里的相随。

昨夜恰巧读书读到:白发如新,倾盖如故。我感慨,这是一语中的。

1915年春,惊蛰之后,万物苏醒,一片青翠。

张嘉璈在府中读了徐志摩所写的那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大为赞赏,便找到了当时府中学堂的校长张萍青。

张嘉璈说是要来巡学,实则是为小妹张幼仪物色夫婿来的。张萍青又将徐志摩的成绩册写作文拿给张嘉璈看。张嘉璈瞧见徐志摩这么优秀,心中甚是欢喜。

张嘉璈又问张萍青校长:“这徐章垿家里状况如何?”

张萍青回道:“家境殷富,祖业根基牢实,若与之结亲那定是入了宝盖鸾骖。”

张嘉璈会心地点了点头。

爱情的来临,不是一场盛夏骤至的暴雨,让人措手不及。爱情是一场有预兆的雷雨,年少时的懵懂,接触时的悸动,都是爱情的前兆。

可爱情是需要酝酿的,年少时不知什么是爱,错把责任、义务、报恩、父命当做了爱。

旧式的婚姻,大多是这样。

如一条长路,每人速度不一,正好有一扇爱的门,便在父母的推搡下,仓促迈入此门。

一直很喜欢李白的《长干行》: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

在府中上学的徐志摩与张幼仪订婚了,那年,徐志摩十六岁,张幼仪十三岁,正是两小无猜的年纪。

那时合婚是要将两人的生辰八字拿给相命人看的。张幼仪在家里排行老二,按照旧俗,是要等到大姐出嫁了,她才能嫁。但大姐的命数不佳,嫁早了克夫,必须等到二十五岁才能嫁,因此张幼仪是要先嫁了。

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八字起初是不合的,后来父母听了相命人的意见,改大了两岁,这才促成了一桩“佳缘”。

那时的婚姻,夫妻要等到洞房花烛夜才能见面。而对于彼此相貌的了解,都是通过媒人相递照片。他们彼此先看了对方的照片,张幼仪瞧着徐志摩大眼挺鼻,生得一派俊俏相,心里欢喜。而徐志摩则不然,他见张幼仪梳着齐耳短发,一副敦厚良实的模样,心想这肯定是个没读过多少书的女子,眼里没有丝毫灵气,也没顾忌媒人的面子,硬硬撂下一句:“土包子。”

写至此,恰有人问我:什么是一见钟情与日久生情?

我想,这两者虽然都生出了情,但实质却不一样。一见钟情,所生的必然是男女之间炽热无比的爱情。日久生情,则大概是一种相互依存,一种习惯,类似于亲情。

若是有人信了日久生情,似乎就少了那一份爱情该有的猛料。

人生岔路口很多,可有几个岔路口,一旦过去了,便是一番新的人生景象,婚嫁便是其中之一。

我想,徐志摩与张幼仪结婚也必是一番新的人生。

徐志摩在1925年曾写过《去罢》:

去罢,人间,去罢!

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

去罢,人间,去罢!

我面对着无极的穹苍。

去罢,青年,去罢!

与幽谷的香草同埋;

去罢,青年,去罢!

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

去罢,梦乡,去罢!

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

去罢,梦乡,去罢!

我笑受山风与海涛之贺。

去罢,种种,去罢!

当前有插天的高峰;

去罢,一切,去罢!

当前有无穷的无穷!

这十几年后的诗句,倒真应了之前的景。

像曾经的幻梦,曾经的爱宠

英国作家塞缪尔曾说过:婚姻的成功取决于两个人,而一个人就可以使它失败。

此话稀松平常,却使人略感悲凉。

有时,一场恋爱,一场婚姻,即便你努力了千遍,把这万分的爱作践到底了,那人一句,不爱了,或是不曾爱过,那便只能散了去。

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是张家先去提亲的。徐志摩那时并不知,是徐申如一口答应了下来。

这门亲事对于徐申如来说是打着灯笼都寻不到的好事,在那个动荡的时局里,虽然徐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产业,涉及了工商业、金融业、交通业。但徐申如深知要使产业有稳定的发展仅仅靠着资金的充裕是不够的,必须在政治上寻找稳固的依靠。张幼仪的两位兄长:张君劢是修哲学的,后来任民社党主席;张嘉璈后任中国银行的总裁。两家的联姻,对于徐家来说是如虎添翼。

张幼仪虽说不上有闭月羞花之貌,却也是秀外慧中、姿色良良,徐申如自是对她很满意。然而徐志摩对于这桩婚姻的态度却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到底,他还是打心眼里不满的。

这里还要再提一点,张家以得到才华横溢的徐志摩为殊荣。张幼仪的妆奁就是她六哥去欧洲采购的西式家具,妆奁的数量之多,居然一节火车厢也容纳不下,后来改用驳船从上海水运到硖石。

1915年10月29日,徐志摩与张幼仪在硖石商会成婚,由萧山汤蛰先生证婚。

徐志摩与张幼仪行的是西式婚礼,张幼仪穿着一身洁白如雪、轻盈如蝉翼的婚纱,将她一只怯懦而欣喜的手递给了徐志摩。那日,天空飘散着五彩纸屑,周遭响彻着欢快的音乐声。那年,徐志摩刚好二十岁,张幼仪刚满十六岁。一个是豆蔻年华,一个是风华正茂,在旁人看来这桩婚姻着实令人羡慕。

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境界是缄默,但此缄默必是以相知相依为前提的。若是没了相知相依,那么缄默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尴尬的境界。岂不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婚后的徐志摩与张幼仪怕大部分时间都是以缄默相待,相敬如宾,一位是旧式女子,一位是新潮男子,像是两个世界。

徐志摩结婚前已经考取了上海浸信会学院,婚后不久他就收拾行李准备启程去迎接他的新生活。料想在两人之间是有过如此对话:“志摩,家产那么多,你此去读书,老父必会很辛苦,你为何不留下帮帮家里?”“你不知,外面是如何景象,千层的激浪等我去扬帆,我是不甘囿于一隅。”

……

徐志摩走了,不知他临别时是否会亲吻这位新娘,也许在他看来,这桩婚姻,拨除纲常伦理,拨除利益地位,霎时什么都不剩了。

空而寂寥。

写至此,忽然想到了更早以前,祖辈的婚姻大都是包办婚姻,虽说有种种弊端,缺乏爱情,但彼此生活背景相似,品位志趣自然也差不到哪儿去。

我奶奶与爷爷的婚姻就是包办的,爷爷去世时不过三十多岁,奶奶却一直没有再嫁。

寒暑假回家时,常听奶奶讲些爷爷的故事,爷爷那时是当团长的,威武而睿智。

奶奶在深夜里,用她苍老的声音为我讲述爷爷的事情:

那个糟老头子,上台演讲从不带稿……

那个糟老头子,烧鱼烧得极好……

……

后来再想起来,还是觉得感动,爷爷去世后,在奶奶心中并未离去,时间洪流并没有冲淡他们的爱情,他随着奶奶一起苍老,在记忆中获得了永恒。

料想,这婚姻也罢,邂逅也罢,相遇也罢,不过是提供一次难得的机会,若是深情必然相守,若是寡情必然相离。

这般悲欢离合,有时偏偏中了一个“缘”字。

1916年5月徐志摩从上海浸信会学院转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第二年,北洋大学撤销法科与北大法科合并,于是徐志摩便回到了北京大学法科。

1918年6月,正在北大法学院读书的徐志摩经妻兄张君劢介绍,拜梁启超为师。彼时,梁启超既是段祺瑞的内阁又是当时一流的学者。徐志摩对于拜师之举向往已久,自中学时期起他就为梁启超的学识与文采所倾倒。由此可以想象,当徐志摩得知梁启超接受他这个弟子时,是何等的欣喜了。

徐志摩曾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述:

读任公先生《新民说》及《德育鉴》,合十稽首,喜惧愧感,一时交集,《石头记》宝玉读宝钗之《螃蟹咏》而曰:“我的也该烧了!”今我读先生文亦曰:“弟子的也该烧了。”

徐申如对于儿子拜梁启超为师也是大为支持,毫不迟疑地让徐志摩送去了一千大洋的贽礼。

人生两大事莫过于成家与立业,此刻的徐志摩是定下了自己的“家庭”,1918年他的长子生于硖石,乳名阿欢,名积锴。孩子一落地,成家之事自然已经圆满,剩下的只有立业了。

梁启超建议徐志摩出国留学,这样既可以去外面见见世面,又可以学些真本事回来报效国家。

1918年8月,暑气浮生,天气流火,徐志摩在硖石老家做了短暂的停留后,便转至上海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程。

徐志摩是抱着一颗炽热的报国之心前去的,如同征战远去的将军,壮志满心,势在必得。那浩瀚的海洋几乎将苍穹容纳其中,徐志摩挥别了故土的亲友,站在海风拂面的甲板上,心潮涌动。

于是,他又折回船舱里挥笔疾书,写下了《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

国难方兴,忧心如捣。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嗟尔青年,维国之宝,慎尔所习,以骋我恼。诚哉,是摩之所以引惕而自励也。诗曰:父母在,不远游。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域,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耻德业之不立,惶恤斯须之辛苦,悼邦国之珍瘁,敢恋晨昏之小节,刘子舞剑,良有以也;祖生击楫起,岂徒然哉。……国运以苟延也今日,作波韩之续也今日,而今日之事,吾届青年实负其责,勿以地大物博,妄自夸诞,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夫朝野之醉生梦死,固足自亡绝,而况他人之鱼肉我耶?

在同一条船上的还有几十名赴美留学生,在那个动荡的时局里,有志青年们的一颗爱国之心、报效之志令人赞叹。

9月4日,轮船抵达旧金山。

对于徐志摩来说,人生这本书,在不经意间又翻去了一页,这一页上是满书学业与书香。

徐志摩在克拉克大学就读历史系,并未遂父亲之愿去学习金融。1916年6月毕业后,9月才进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并于1920年9月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为《论中国妇女的地位》。

读书期间,徐志摩对于政治、经济、劳工与民生颇为倾心。与其他赴美的留学生一样,他对于美国的民主政治十分欣赏,后对马克思前期的社会主义感兴趣,随后又转向对尼采的超人哲学产生兴趣。但那时尼采已经发疯而死,当时,另一位反传统的大哲人罗素却吸引了徐志摩的目光。

徐志摩是早已悉心读过罗素的,如《社会的改造原则》、《政治理想》等。那时不甘屈服豪门权贵的罗素,如混乱世界中特立独行的佐罗剑侠。徐志摩自然将罗素偶像化了,他崇拜罗素,欣赏罗素。

于是,在1920年,徐志摩放弃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如圣徒一般朝着罗素而去了。

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徐志摩这样写道:

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罗素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

然而,徐志摩去到伦敦后才知道,罗素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主张和平、反对英国参战,已被剑桥三一学院除名。徐志摩一腔热血,当头迎上了一盆冷水,浇得他失望至极。他只能转向师从赖世基教授,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

此间,徐志摩听了谣言,误以为罗素在中国去世,哀痛难表,为这位未见一面的哲师深情书写悼诗。后来才知,原来一切不过是日本新闻的误传引起的风波,罗素是在中国演讲时抵不过严寒,得了重感冒,后引起急性肺炎,昏迷了近一个月。

待罗素回国后,徐志摩在1921年10月18日写信给他,送上了关切的问候,随后表达了自己对于罗素的崇拜之心。罗素欣赏与喜欢中国文化,自然对这位中国的学生充满了好感,遂回了信。一周后,徐志摩前往罗素的住所拜见,这位哲师并不如想象中的清癯、肃穆。罗素热情和善地迎见了徐志摩,徐志摩许久的夙愿终于得以了结,此后徐志摩一直把罗素当做自己的哲师,常常往来于康桥与伦敦之间,参加罗素所有的演讲会,也成为了罗素家中的常客。

常闻: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同行的人是谁。

若把人生比作一条路,那么其中的曲折与方向大致是因为遇到的事与人而产生的。罗素便是徐志摩人生这条路上的一个大转弯。

这里需要陈述一件事,那便是罗素的婚恋观,正是因为罗素的影响,才促成了后来徐志摩至情至性的情事。不过,在陈述之前我想,这样的婚恋观是不大符合中国传统的。

罗素在其自传的前言中有言:

简单而又无比强烈的三种激情主宰了我的一生:爱之渴望、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极度同情。

罗素的爱之渴望,导致了他对夫妻之间性道德的惊世骇俗的观点:婚姻并不与婚外性关系矛盾,做丈夫的不应当压制这方面的需求,并且不能嫉妒与埋怨妻子同样的婚外性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这件事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这些观点出自罗素的《婚姻与道德》一书,并且罗素就是这么处理他与妻子和情人之间的关系。

友人B常常会用“性解放”、“爱之自由”之类的词语来回驳关于他放荡生活的闲言碎语。后来有次B喝醉后,痛哭流涕地陈述心中抑郁,痛斥周围人对他的不理解。细问之下才知,他如此只是为了寻求自己的真爱。

不知为何,想到他,我总是会联想到飞蛾扑火这件事。

若说飞蛾愚钝之极也可,违背生命也罢。生命的终结不外乎就是死亡,若是能向着光、向着火、向着爱去消亡,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纵观徐志摩一生,爱之渴望,是他生之所往,死之所致。

徐志摩是朝着罗素来读书的,却因为情势所迫而转向读政治经济学,这令他十分扫兴。于是,本就喜欢热闹的他,自然把心思用在了结交名流上。

在伦敦,徐志摩通过聚会结识了中国留学生陈源和章行严。后经陈源介绍,结识了著名作家威尔斯,认识的过程也颇为有趣。

起初徐志摩久闻威尔斯的大名,一直很想结识他,却苦于没有机会,后听陈源说可以介绍认识,徐志摩不禁喜出望外。而威尔斯的第一次到访,徐志摩是不知的,照例在小屋里读书写文。威尔斯随陈源和章行严来拜访徐志摩时,是他开的车。徐志摩下楼迎接时,只知道招呼车里的陈源和章行严,不知这位中年“司机”是何人,“司机”却一直和善地冲他笑。徐志摩尴尬地向陈源投来疑问的目光,陈源这才赶忙介绍道:“这是著名作家威尔斯。”

徐志摩连忙向威尔斯致歉,威尔斯并不介意,四人一同进了房间,沏一壶茶,畅谈起来。

两人认识不久就成了挚友,谈话涉及英国政治与近代英国文学。对于徐志摩而言,威尔斯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影响着他,在他走向文学道路的过程中,威尔斯善意而真挚地为他点亮了第一盏明亮的路灯。

徐志摩到伦敦后,写信回家提及:

儿到伦敦以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深。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蓗,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

这种欣赏并不是单方面的,所谓同行但也同道最为合宜,威尔斯也是极为欣赏徐志摩的。魏雷是威尔斯的好友,曾向徐志摩请教过关于中国文学的问题,1904年魏雷在《欠中国的一笔债》中写道:

我们对中国的文学艺术所知已不少了,也略懂二者在古代的中国人中所起的作用。但我们却不太清楚文学艺术这些东西在现代中国有教养的人士中的地位如何。我们从徐志摩身上所学到的,就是这方面的知识。……我已说过了,徐志摩是中国在战后给我们知识界的一项影响。《庄子》中有名言: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

年少时,误以为“君子之交淡若水”是感情的淡薄与自我人格的保守。

今日才知,真正的君子之交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彼此不带有任何目的与功利的交往,这样的感情因为纯真而清淡如水。

水经得起风雨而终归波澜不惊,水不比甘醴使人沉醉却润物细无声,水因为无需精心关照而源源不绝。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若干年前,第一次接触香烟,是同学拿来的茶花,一种现在几乎销声匿迹的烟。他递给我一支,因为不会抽,被呛了一口,局促地捻灭了烟,转而看向烟盒,白色衬底娟秀地写着: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这一语,掀起千重浪。

今日提笔写起徐志摩,如同迈上他的道路,浅浅望去,1920年,徐志摩与林徽因相识。

我霎时想起了这句话: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秋,如日薄西山,晕色恰好。

徐志摩认识林徽因时,林徽因刚满十六岁,正是韶华。人人皆有梦中情人,未见却早已熟悉于心,直到那个相似的人出现,才恍然明白,若不是梦中见过千万次,又怎会如此熟悉。

想起朋友H的择偶观。

他说:找一个漂亮的女人容易,找一个有智慧的女人也容易,可是要找到一个既漂亮又有智慧的女人却困难至极。

我想,徐志摩生命中的第一个女子,张幼仪这位旧式女子,虽然生得温婉可人却少了一份蛊惑男人的魅力,虽然心智纯朴却不懂高雅艺术。那么,当徐志摩遇见林徽因,自然成为了他生命中的惊艳。

徐志摩是先结识了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后才认识这位聪慧美丽的小姐。

早在徐志摩来英伦之前,林长民因为政坛失意,一路西行来到了伦敦。此次赴欧,是林长民“抗日”的一种象征,表示此后与日本绝缘。林长民风流倜傥、面容清癯,且善于交际,刚到伦敦不久便已是各大集会演讲的常客,由此结交了很多伦敦政界与文艺界的名流。待到徐志摩来时,林长民在伦敦已经声名俱佳,成为名流之士了。

前文说过,徐志摩喜交社会名流。林长民是梁启超的政坛好友,私交甚好。徐志摩是追求美的人,林长民清奇的相貌自然让他心生好感,再加之有一女生得落落大方、才貌双全。徐志摩对林长民的倾慕与好感,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样齐聚。

当两人交情日深时,抛去哲学、人生、经济、国事等宏伟话题,自然要探讨个人的感情史。林长民正是在自述自己的感情史时,突发奇想,设计了一个情节:由徐志摩扮演女子,是有夫之妇,林长民则扮演她的情郎,两人在束缚的境遇下私定终身,互诉情思。

两人对于这种文字游戏乐此不疲,是因为彼此各怀心事,那时徐志摩是碍于绅士风度,不敢直接给林徽因写情书,而通过林长民,情书虽然换了名字,却是写给林徽因的。他是希冀着:若是林长民不小心将自己所写的“情书”遗落在书桌上,她便会知道自己的一颗爱慕之心。

而林长民则是因为相思太苦,需要有人倾诉。后经考证,林长民款款深情、切切真心对着的信中的“仲昭”,正是浙江石门的徐自华女士。

文字是隐秘而深情的,因为没有了表情与声音,反倒弥久珍贵。

如写道:我爱你。写下之人,因为白纸黑字、铁证在此而无法作假、抵赖。阅读之人,因为这个三字深情厚重,却看不到眼神、听不到语气,唯有信以为真。

某次与三两好友相约吃饭,几杯酒下肚,男性友人们谈到了初恋。

A君说:送了花,还写了很多情书。

B君反问:现在信息这么发达,物质这么富足,情书还管用吗?

A君趁着酒意,郑重答道:女生有时就是被那么一两封情书所打动。

我在一旁怔住,是啊,一张结婚证,一封情书,说到底只是一片薄纸,不过是多了章印与笔迹。可对于收纳之人,却如圣经一般,字字落心,话无所依托,字却抵得住时间。苍老而寡情之时,翻起那旧了的信,谁又经得住内心的叩问,不落下泪来?

自古以来,人们总喜欢将徐志摩这类的文人称作“风流才子”,风流一词虽有“风采”之意,但也有“放荡不羁”之意。我想才子们之所以风流,除了人性本能的欲望驱使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比常人需要更多的感情。

才依情而生,若是无情,那才便也干涸了。

徐志摩苦苦追求林徽因,对于他而言,见到林徽因的时间短暂极了,他想与她朝夕相处。但两人毕竟不是夫妻,不能耳鬓厮磨、抵足而谈。无奈,相思之下,他只能转念想到了远在故乡的结发妻子张幼仪。

在1920年11月26日的家书中徐志摩写道:

父母亲大人膝下:

儿自离纽约以来,过二月矣!除与家中通电一次外,未尝得一纸消息,儿不见大人亲笔恐有年矣,儿海外留学,只影孤身,孺慕之私,不俟罄述,大人爱儿岂不思有以慰儿耶?……从前钤媳尚不时有短简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钤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张奚若言犹在耳,以彼血性,奈何以风波生怯,况冬渡重洋,又极安便哉。如此信到家时,犹未有解决,望大人更以儿意小助奚若,儿切盼其来,非徒为儿媳计也。

徐志摩的父母考虑,若是让张幼仪与徐志摩长久分居,的确不利于夫妻感情的发展,于是他们便让张幼仪乘船前往伦敦与徐志摩会合。

张幼仪在家乡苦守春秋,徐志摩对她无一书信、无一温存,除了公婆的关爱,她得不到一丝从丈夫那里而来的爱意。此刻得知徐志摩央求她过去的消息,张幼仪的内心矛盾极了,她自知徐志摩并不喜欢自己,去了也不会有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她无法欺骗自己的心,因为她的心告诉她:她爱他,她渴望与他在一起,哪怕有再多的痛苦,她也心甘情愿。

那是冬季,张幼仪远涉重洋,怀揣着一颗如新婚般悸动的心,奔赴徐志摩而来。

料想两人重逢那天,徐志摩也是满心欢喜的,他穿着黑色毛大衣,梳着欧式贵族的发型,在港口对张幼仪翘首以盼。可当张幼仪的船快到了岸,她的担心与怨恨又油然而生,她望着岸上的徐志摩,内心仿佛有一个细微而决绝的声音在不停地对她说:他不爱你,他不爱你。

张幼仪后来回忆写道:

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

张幼仪是该庆幸徐志摩此刻是珍惜她的。只是,徐志摩不知,自己能守住这颗为她的心多久。

常听友人念叨“骑驴找马”这个词语,语气酸极了。

我后来暗自思忖,若是一人骑驴找马,那必定是此人最初不知骑的是“驴”,直至遇到了“马”,这才得知自己原本骑的是“驴”。若是此人一开始便遇到了“马”,那不定人生之途皆是“驴”了,成就一桩旷世佳恋。

感情这事讲究你情我愿,喜剧结尾也好,悲剧散场也罢,怨不得谁。此人不可怨恨,只是此“驴”煞是可悲。

徐志摩于1921年的春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写过:

我在康桥只是一个陌生人,谁都不认识。康桥的生活,可以说完全不曾尝着,我知道的只是一个图书馆,几个课室,和三两个吃便宜饭的茶食铺子。

这样抱怨生活寂寞的人,内心肯定空虚极了。

有时一切稀松平常只因为多了一个人而变得亮丽,有时一切绮丽瑰奇却因为少了一个人而变得无味。此刻连康桥都无味起来,可见,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小别胜新婚的欣喜已经终了,张幼仪操持的三从四德、持家之道已经不能安抚徐志摩那颗热烈奔放的心。

为此,徐志摩不得不再次想到了林徽因,只有她那双灵动的双眸才能读懂他的心,也只有她的柔情才能驱散他的寂寞空虚。于是,他不再顾及张幼仪,如一颗燃烧炽热的火球般奔向了林徽因。

1921的夏天,我想对于徐志摩而言,应有着无数个仲夏夜之梦。因为,他爱上了林徽因,从男女之间的好感晋升为了爱情。

自古便有“才子配佳人”一说,徐志摩是才子,无可厚非,林徽因也是佳人。在康河的柔波里,在河畔的金柳里,在落日的余晖里,徐志摩给林徽因写过炽热缠绵的诗,说过动人悦耳的情话。

彼时,你侬我侬是不用顾忌外人的。此刻,张幼仪远渡重洋,林徽因不可能再不顾忌。

所以,林徽因提出,徐志摩必须先离婚,才能和她相爱。

曾经听过B君扪心自问似的说:是自私的爱,还是爱的自私。

我总是把干预外界的一切行为统称为自私,这不是个贬义词亦不是褒义词。如同怜悯、同情是出于自己的私欲,嫉妒、仇恨同样也是出于自己的私欲。人总是想要与世界取得联系,所以只能从外界索取,从而有了关系。

那么,爱是一种极度的自私。它可以将别人毁灭也可以将自己牺牲。

林徽因对徐志摩所提的要求,并非是爱的自私,她只是要求徐志摩要先离了婚,才可能有爱。

那么,这且归结为一种私欲,一种精神洁癖。

对于张幼仪而言,徐志摩并非是个不道义的丈夫。那时,中国尚有纳妾之俗。徐志摩爱上林徽因,从张幼仪的角度来看,也并非不可以。

但是林徽因是受到现代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人,追求的是“男女人格平等”,自然不能接受“纳妾”一说。

徐志摩也是接受了现代西方民主思想的人,本身也很反对纳妾。所以,他在爱上林徽因之后,能做的选择只有一个:离婚。

张幼仪来到伦敦之后与徐志摩同住在离康桥六英里的沙士顿,在林徽因未提离婚一事前,徐志摩与张幼仪安然度日,徐志摩每早去上学,张幼仪便打理好家务,悉心照顾他的起居。那些结识不久的朋友,如陈西滢、刘叔和、章士钊等都喜欢光顾这个小家庭。或是谈论哲学、政治,或是聊聊家常,大多数时候张幼仪是插不上话的,唯有静静听着。朋友们也乐于沉溺在张幼仪营造的这种安然的气氛中。

料想,徐志摩若是个平凡的男子,只求一拙妻,一双儿女,一方家产,那么张幼仪必定能与他白头偕老。

可,徐志摩是把火,他受不了平凡,受不了乏味,受不了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么,他注定是要与张幼仪分开的。

纪伯伦曾经为婚姻写下过如此字句:

奉献你们的心,但不要让对方保管。

因为只有生命之手才能接纳你们的心。

站立在一起,但不要靠得太近;

因为殿宇的支柱总是彼此分立的,

橡树和松柏也不在彼此的阴影下生长。

如此看来,张幼仪在婚姻里犯了两个错:其一、她将自己一颗心交给了他,给了他折磨自己、伤害自己的机会;其二、她在乎他要多些,自然要比他卑微些,活在了他的阴影下。

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站得太近,只怪彼此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人,注定无法靠近。

前些时候,常听人讲述感情原则问题,那时最为出名的莫过于“三不”原则: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这“三不”乃是来者不拒,好处尽收。但也莫怪坚持这“三不”原则的人,感情的事从来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纵然林徽因向徐志摩提出了要他跟张幼仪离婚的要求,却并未给他个明确答复,也未用肯定的语气,这样的感情态度暧昧至极,恰巧应了那“三不”原则。

有时觉得是林徽因害了张幼仪,颇有些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的味道,但转念一想,若不是徐志摩多情又何以至此。

我目送她远去,与她从此分离

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张幼仪

如果说爱情是全然的忘我的话,那么我想在女性解放以前,男人是极其幸福的。有些女子,敌不过时代的洪流,淹没了自己,付出一生的时间在一个男人身上,并且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是爱他的,以致韶光逝去,她便真以为自己是爱的。

张幼仪在说出此番话的时候,我想到了一本书《微物之神》,书中有个情节:女人的丈夫在结婚的数年内,几乎天天虐待她,直到有一天丈夫猝然去世,在丈夫的葬礼上,这个女人还是忍不住泪眼汹涌。

爱情,如果是一种牺牲。

那么,它是可以如烈火一般,瞬时燃烧殆尽亦可以被一点点消耗干净。

迫于时代、伦理、习惯、时间……消耗干净,诞生出一种大爱。

这样的爱情,在其终止的那刻也会让我们动容。

1921年8月的一天,暑气浮生,燥热难耐。张幼仪出了很多虚汗,她请来的医生正在为她诊治,这不是在中国时的诊治,望闻问切,便可将病人的疾病断定。在请医生之前,张幼仪听闻他人的说法,不定还要去做诸多检查,这西式的检查,放在从前,张幼仪听了必然有些惴惴不安。

此刻,张幼仪却悸动难耐。

她心中已经有了个“诊断”,只是不知与医生的诊断是否一致。

医生走后,张幼仪暗自笑了起来,她想:此事,志摩是不知的,对他定是个惊喜,要是传回家乡,公婆那里也要让他们乐上好几天。

张幼仪抚着自己的肚子,那里正烧着一炉徐家的香火。

张幼仪是隔了几日才将怀喜之事告诉了徐志摩,自从她到了英国,徐志摩便常常将她一人落在家里,也常避她,她对他也是有些战战兢兢。张幼仪讲此事时也是挑着徐志摩心情好时才讲。

她带着一丝欣喜与一些不断涌上来的担心说道:“我又有喜了,已经请了医生来诊断过了。”

她盯着徐志摩,眼里似有泪光。

徐志摩先是一怔,立刻低下头,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字句肯定地说道:“把孩子打掉!”

张幼仪是万万没有想到徐志摩会这样说,她的预想若是阗阗的乌云,那么此刻徐志摩的回应就是一场雷雨暴风。她以为徐志摩顶多有些淡然,没想到他竟然要她把孩子打掉。

张幼仪强忍着泪水,反问道:“我听说有人打胎死掉过。”

徐志摩不假思索地回道:“我还听说火车肇事死过人,难道你不坐火车了吗?”

这样的话语只听一遍就可以让人遍体鳞伤,张幼仪是再也听不到徐志摩的声音了,她只是用手护着自己的肚子,整个世界都在轰轰作响,像是天崩地裂一般。

值得庆幸的是,徐志摩自从那次跟张幼仪说把孩子打掉后就再也没有提及此事。张幼仪便也装傻,假装此事未曾告诉过徐志摩,至于孩子的事情,她只是希望走一步算一步,归结到这孩子自己的命运上。

徐志摩那时只是顾着跟林徽因畅谈诗书、共享风花雪月,无暇顾及张幼仪心中所想,孩子的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了下来。

后来,徐志摩对张幼仪说要请来一位女客人,同是学生,在爱丁堡大学念书,到家里来共进晚餐。

张幼仪来英国,徐志摩身边便有很多女伴,张幼仪心里暗想,这人怕是徐志摩的第二夫人了吧。那个时代,娶妻纳妾也是平常的事情,张幼仪虽心有不愿,但也只能接受。

徐志摩对张幼仪说,他与那位女客人要先去康桥走走,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再回来。

张幼仪想着自己一定要以最好的妆容与仪态来迎接这位徐家的第二位少奶奶,但唯一遗憾的是,自己小时候缠足太过痛苦,二哥于心不忍便撤了她的缠足布,于是存了一双天足。

张幼仪做好了一桌子饭菜,静候着徐志摩与那位陌生的女客人。

饭桌上,张幼仪不好搭话,徐志摩与女客人的交谈让她无从插嘴,她只好为两人倒好茶水,夹菜添饭,但从两人的谈话中,张幼仪知晓,这人是明小姐。

一桌饭吃完,徐志摩要送明小姐去火车站,张幼仪便留在家中洗碗盘。古语说,天凉好个秋。水倒不是冰彻透骨,却丝丝发凉。张幼仪在饭桌上一直木然,这一桌饭于她倒是吃得如梦如幻。

她想起与徐志摩那震撼整个硖石镇的婚礼,那还是行的英式婚礼呢。此刻,水冷了十指,心忽而从那梦境之中脱离出来,瑟瑟地发抖。她是如此的失望,那是一种爱而不得的痛苦。

碗筷收拾完毕,徐志摩捎带着门外的秋风进来,他朝张幼仪示意随他到客厅来,有话要讲。

张幼仪舒叹一口气,她猜到丈夫要问明小姐的事情。对于这位小太太,她不能有所嫉妒或者反对。古训里,妇女的“七出”之一便是:善妒反妾。

张幼仪跟着徐志摩,隔了两步停下来,她不敢看徐志摩的眼睛,她害怕那样的眼神把她冻结成冰。

徐志摩问:“你对明小姐可有什么看法?”

张幼仪早已想好对调答道:“明小姐,有学问,长得也漂亮,就是那一双小脚似乎与西服不太搭调。”

话音一落,徐志摩便转过身来,脚跟一转,似乎要把这席话连同着她一同摒弃开来一般。他冷冷地说道:“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跟你离婚!”

张幼仪承受不住,她觉得徐志摩遽然变得庞大而恐怖起来,她仓皇逃了出来,连泪水都来不及落下。

徐志摩一路追着张幼仪到了阳台,他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我以为你要自杀!”

徐志摩是以为张幼仪要一头撞下阳台。

张幼仪凄然地看着徐志摩,她的志摩,为了另外一个女人,如火般烧得旺盛。她还能说什么呢?她即便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他,他这把为别人燃起的火也会将她毁灭殆尽。

一轮皎月,耀得群星不见,只剩下一片深深的孤寂。

这些年的婚姻,如同牢笼一般束缚着徐志摩,他是焦躁的,是要勇猛地将这个牢笼冲破,留下一地残垣断壁。

只是,张幼仪还如亘古的夕阳般守着这片残垣断壁。

徐志摩自那次与张幼仪争吵完便再也不回家了,张幼仪是不懂英文的,她无处去寻找徐志摩。

志摩摊开的书还放在桌上。

志摩的衣服还留在柜里。

志摩没写完的信还落在桌上。

只是,志摩没有再回来。

张幼仪守着空屋度日,她盼着徐志摩回来。这等盼望没有盼回徐志摩,黄子美倒是来了。

黄子美是徐申如的朋友,他此次来也是带着徐申如的意思来的,徐志摩已经将离婚的消息告诉了父亲。

黄子美问张幼仪:“你愿不愿意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

张幼仪一惊,她心里明白,徐志摩是一定不要她了。

张幼仪顿了顿,紧紧咬着嘴唇,一字一句地说道:“不愿意,志摩不要我了,我留在徐家还有什么意思?”

黄子美走后,张幼仪觉得举目无亲的异国已经让她无处容身,她想起了在巴黎的二哥张君劢。

张幼仪立刻提笔给二哥写了封信,言说自己此刻的处境,希望二哥能给她些意见。

张君劢立刻回了信,张君劢是极敬重徐志摩的才情与学识的,他在信的一开头就悲痛地写道:“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同时,张君劢对妹妹说,“万勿打胎,兄愿收养。抛却诸事,前来巴黎。”

同时代的诗人艾青曾在张幼仪去巴黎的数年后,为巴黎写下过如此的诗句:

巴黎

黄昏的,黎明的

中午的,深宵的

我看见

你有你的个性

……

我想,正是如此有个性的城市才能催生出新的张幼仪,这样的张幼仪不再是只为了别人而活,她懂得了自己。

初到巴黎的张幼仪本是跟二哥张君劢住在一起,但张君劢那时尚未成婚不懂得照顾孕妇事宜,加之功课繁忙,更加无暇顾及张幼仪。

后来张君劢找到了当时在巴黎的好友刘文岛,刘文岛夫妇便承应下张君劢的请求,热情地迎接张幼仪住在他们家里。

束缚着张幼仪多年的教条伦理,在刘文岛夫妇与二哥的影响下,慢慢松解了。张幼仪从起初一点叛逆的不安,渐渐化为一种解脱后的畅快。

张幼仪在刘文岛夫妇家住了五个月,但在此分娩实在不妥。张幼仪正在犯难的时候,她七弟来了法国,而她的二哥已经从巴黎去了德国耶拿大学。所以在巴黎的短暂停留后,张幼仪便与她七弟一同去了德国。

春初寒时,张幼仪忍受着分娩前的痛苦,但她心里是欣慰的,她想起徐志摩当初对她说把孩子打掉,但孩子还是在她的坚持下来到了世上,这不仅是一个新的生命,更是张幼仪对于摆脱徐志摩后的一次自我解放。

张幼仪想,这个孩子不全是徐志摩的,也是自己的。

1922年2月24日,张幼仪产下一子,她心里有些失望,这样的天命让她逃避不了。她本是想要个女孩多像她一些,偏偏是个男孩,让徐志摩的身影又在她身边扎根下来。张幼仪想孩子在德国生的,不如就简洁一些,不再沿用徐家的辈分排下来,叫他德生好了。

一个星期后,春风亦然料峭,让人误以为这是冬天。

张幼仪回到七弟家,七弟递给她一封信,信上是熟稔的徐志摩的笔迹,七弟说是吴经熊送来的。

张幼仪有些激动,此刻的她依然幻想着徐志摩能再让她回去,欢喜地接受这个孩子。信是白纸浓墨,张幼仪刚看了几句,便不忍再细读,匆匆扫了一遍,阖上了信。

信上说:

……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无爱婚姻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真生命必然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这封信燃尽了张幼仪最后一丝爱恋。

爱情便是这样,结局不是死缠烂打,亦不是两败俱伤。爱情的最后,是痛到了极致,失望到了极致,不如就此放过自己。

张幼仪当即给吴经熊打了电话,说她要第二天去吴家见徐志摩。

徐志摩还是徐志摩,少了张幼仪反而显得更加精神抖擞,他周围还有四个朋友。张幼仪想,那必定是他俩离婚的见证人。

徐志摩抢在张幼仪前说:“我已经将离婚事宜告诉了父母,他们都同意了。”

张幼仪何曾不知这件事,在黄子美来找她的时候她就已经知道,徐家父母定是知道了此事不可改变,才派黄子美来让她继续做“徐家的媳妇”。

张幼仪心里已经同意与徐志摩离婚,但在话语的气势上不能吃亏,这场婚姻已经让她惨败了,至少也要赢上最后一把。

张幼仪淡远地望着徐志摩说:“你有父母,我也有父母,我必须还得征得我父母的同意。”

徐志摩听后急了,他恳求地望着张幼仪说道:“不行,不行,你晓得我没时间了,林徽因要回国了。”

满目明媚的阳光,张幼仪凄然地笑了。她奋力压制住心中汹涌的悲伤,淡然地说道:“好吧,既然你意已决,那么就离婚吧。”

徐志摩是给张幼仪写了首诗,不过不是情诗,亦不是思念的诗。

想来凄凉,那不过是离婚后,假借着离婚,实则为解脱之意写给张幼仪的诗。《笑解烦恼结(送幼仪)》

这烦恼结,是谁家扭得水尖儿难透?

这千缕万缕烦恼结是谁家忍心机织?

这结里多少泪痕血迹,应化沉碧!

忠孝节义——咳,忠孝节义谢你维系

四千年史髅不绝,

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

黄海不潮,昆仑叹息,

四万万生灵,心死神灭,中原鬼泣!

咳,忠孝节义!

东方晓,到底明复出,

如今这盘糊涂账,

如何清结?

莫焦急,万事在人为,只消耐心

共解烦恼结。

虽严密,是结,总有丝缕可觅,

莫怨手指儿酸、眼珠儿倦,

可不是抬头已见,快努力!

如何!毕竟解散,烦恼难结,烦恼苦结。

来,如今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

此去清风白日,自由道风景好。

听身后一片声欢,争道解散了结儿,

消除了烦恼!

添了我一世的愁

李之仪写过一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这大致是最为深情也是最为无奈的等待了,不过还好尚有一线希望。

等待是什么?是置身于绝望的深渊中,有人递给你一根绳索,你不知这是遣送你下去的还是拉着你上去的。

徐志摩向着爱的火焰,奋不顾身地摆脱了身上的一切枷锁。他离了婚,将完整的、自由的、炽热的自己递给林徽因。但不幸的是,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态度依旧不明不白,如云遮月一般,时隐时现。

1921年在苏格兰读书的林徽因突然随父亲林长民回国,一直杳无音讯,这更加使得徐志摩痛苦不堪。

莎士比亚有名言:真爱之路从来不平坦。

徐志摩与林徽因且不论真爱与假爱,似乎沾染了“爱”字,这条道路就注定不会平坦。徐志摩在这时自我评价道:

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在那些得不到林徽因半点消息的日子里,徐志摩是孤寂的也是感伤的。

那些雾霭浓重的清晨,那些余晖成金的黄昏,徐志摩孤独地面对康桥,徜徉于康河岸边。落寞之时,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那些日光、星光与康河的波光交相辉映,不期然地浸润了徐志摩的性灵。

徐志摩认为,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而康河的精华就在于沿河而建的蜚声世界的学院建筑群。自上而下,培姆布罗克、圣凯瑟琳、皇家、克莱亚、三一、圣约翰等学院。这些古朴素雅的建筑如天设一般,不沾染一丝尘世浊气,在康河之上,营造出一种清澈透逸的意境。

四五月间,徐志摩倚在桥栏上,想过: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

数一数螺钿的波纹,

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

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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