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理查德·费曼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走近费曼丛书：费曼手札——不休止的鼓声(诚品书店畅销书，珍藏费曼手稿和私家照片)试读：
前言
你们眼中的天才，是我真挚的父亲
——我和理查德·费曼在一起的生活
米歇尔·费曼
在我很小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的老爸是个“万事通”。《全知》（Omni）杂志曾推崇他是当代“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我祖母很有幽默感，也经常以自己这个天才儿子为傲。听到这番赞词时，她夸张地张开双手，说：“如果理查德真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神呀！请救救我们吧！”父亲听了，哈哈大笑。
后来我年事稍长，只注意到那些我已经知道但我老爸似乎不知道的事情。他会问我一些傻问题。在我看来，问题的答案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譬如说，“嗨！米歇尔，汤匙该摆在哪儿呀？”到了十八九岁时，我终于发现了真相：我老爸不但聪明绝顶，对生命津津乐道，而且还非常喜欢教导别人。他对生命和我们的世界，有非常风趣而且很深奥的看法，同时有很大的热忱与耐心，肯真切聆听。我怀抱无比的热忱来处理这本书，因为我想再一次亲近他。能够和老爸再度相逢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深信即使在今天，他仍然能教导我一些事理，只是猜不透会是些什么事罢了。他这家伙总是神秘兮兮的，让人摸不清底细。
这里，先列出他这一生的经历。我的父亲理查德·菲力普斯·费曼1918年生于纽约市，在皇后区的法洛克维（Far Rockaway）长大。他大学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后来得到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1942年，他和高中时期青梅竹马的恋人阿琳（Arline Greenbaum）结婚。尽管当时他的爱侣身染严重的结核病，他还是情深不舍。也在同一年，理查德获征召参加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他受命在洛斯阿拉莫斯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后来，阿琳逝于1945年。我的父亲则在战后，担任康奈尔大学的理论物理教授。1950年，他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后来就一直待在这里。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曾经再婚，但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1960年，他和我母亲温妮丝（Gweneth Howarth）结婚。1962年生下我哥哥卡尔（Carl），我是在1968年被收养的。
1965年，他由于独立研究量子电动力学，和施温格与朝永振一郎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他足以称道的成就，但他一生对这项成就一直怀抱一种很复杂的矛盾心态。1986年他再度接受政府征召为国家效力。这次是参加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负责找出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失事爆炸的原因。后来他和腹部恶性肿瘤缠斗多年，于1988年去世。加州理工学院为他办的追悼会，来了数千人。对我们这些热爱他的人来说，这根本是意料中的事。主办单位事先也想到，参加的人数可能超出控制，因此特别把追悼会分两次举行，希望不要过度拥挤，也让怀念我父亲的人有机会对他表达追思。即使经过事先审慎的规划，两场追悼会都是座无虚席，挤得水泄不通。
他接受过无数次的专访，写过许多书籍和论文，演过几出舞台剧和几部纪录片，还演过一部电影。大家怀念他的，不仅是他在科学上的成就，还有他那强烈无比的好奇心，他对各种谜题掩不住的热爱，以及他诚挚拥抱生命的情怀。他一生特立独行的趣事很多。在参加原子弹研制工程时，当时很多事都被列为最高机密，安全系统非常严密。我父亲的冒险特性使他养成专找安全系统漏洞的嗜好，一时令安全主管相当头痛。他有一次在偶然的机会，为旧金山芭蕾舞团打邦戈鼓，就爱上这玩意儿了。他在40多岁时还去学邦戈鼓，后来打得非常好，还小有名气呢。
由于人们对我父亲的钦佩与喜爱，在我成长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非常美妙又有趣的人，让我得到许多珍贵的友谊和一些很难得的机会。但身为大师的后代，除了享有某些特权之外，我也身负重大的责任。哥哥和我发现，社会上有各种各样对理查德·费曼的要求或需求，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我们竭尽所能，希望一方面能满足大众的需求，一方面又要以诚实的态度，保留他的传奇故事的真面貌，不要衍生出牵强附会的事来。我希望借着这本书，能让大家正确评断他在工作上的态度，也能把他隐藏在耀眼成就背后的人格特质显露出来。天雷终于勾动地火
这么多年来，关于费曼这个人，有许多逸事到处流传。但我相信下面这段故事，讲的人可能最多，但真正知道实情的人一定非常少。就是我父母亲最后结成连理的过程，其中有一大部分，还是我父亲奇怪的想法与做法。我妈是英格兰人，遇上我爸时正好住在瑞士。她有个心愿，想要一面打工，一面环游世界。不知两人怎么聊起这个话题，我父亲就脱口而出，邀她到美国来当自己的管家。她回答说，可以考虑考虑。
两人分手以后，我父亲愈想愈觉得自己实在太鲁莽了。一个40岁的单身中年男子，怎么会向一个24岁的妙龄女郎，提出这种可能会令人想入非非的提议呢？因此隔天早上，我父亲又找我老妈，向她表示歉意。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妙龄女郎居然答应到美国来做他的真正管家。几个月之后，在父亲的好友，也是《费曼物理学讲义》的共同作者山德士（MattSands）的协助保证下，母亲就来到美国。山德士的保证非常重要，政府移民官员对一个单身中年男子为何引一位妙龄女郎入境，难免疑神疑鬼的。
在她抵达美国之前，父亲就写信给她，说：“没有你，我什么都搞不好，这里一切乱糟糟的，快点来吧。”等她抵达之后，首先负责煮饭和清洁之类的工作，甚至还兼司机送男主人去加州理工学院上课，而我父亲总是坐在后座。两人以礼相待，彼此并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情怀。两人还分别和别人约会、交往。我父亲当时一定是脑壳有问题！
但是有一天，当他带这位小姐去考驾照的时候，忽然开窍了。忙乱之中，还走错了路，害得她几乎赶不上考试。她在仓促之中应试，居然还能及格。我父亲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位女管家，准备向她求婚。但随后又觉得自己太冲动了，因此他给自己一段心理准备的时间，在日历上几个月后的某一天，做个记号，暗暗决定：“如果到那一天，我还是没有改变心意，就正式向她求婚。”在那一天来临的前一晚，他心情激动，简直等不及了，也没让女管家休息。时钟一敲过12点，他就提出求婚。几个月之后，他俩就踏上了红地毯。装疯卖傻，堪称一绝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家里的气氛一直是非常活泼、快乐的。我们常常玩各种游戏。我们常开车走很远的路，来到完全陌生的地方。碰到岔路口的时候，我们常常选那条路况最糟糕或看起来最好玩的路走。星期天上午，父亲通常会先看报。他喜欢大声读报纸，同时还开着音乐、打鼓，或是为哥哥和我讲故事，弄得吵吵闹闹的。有时候轮到他开车，送我们这两个小萝卜头去上学，他就假装迷路，载我们往加州理工学院去。小孩子们会大叫：“不对！不对！不是这个方向！”他会说：“好！好！是这里吗？”说着，又往另一条错的路开。“不是！不是！又错了！”我们一面喊叫，心里一面担心一定会迟到。但我们总是在最后一刻，及时赶到学校。在我父亲的很多技巧里，装傻耍宝堪称一绝，害我总以为自己聪明得可以骗他。这件事对我童年性格的塑造，影响最大。
我只是不知道，有许多年，他都被认为是最聪明的金头脑。事实上，他总是鼓励别人，像平常人一样对待他。他告诉我们的故事，总是强调自己做的蠢事情。我们晚餐时的谈话，总是他今天又出了什么错事，例如：掉了毛衣；忘记了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和某人交谈了半天，非常投缘，但就是想不起对方的名字。他不只在家里谈这些事，就连在外面也一样。而且他行事相当随兴，有次他参加一场学术研讨会，觉得旅馆招待的方式太花哨了，很不喜欢，就拿起手提箱，睡到房间外面的树林里去了。每次父亲讲得忘形的时候，坐在餐桌另一端的母亲，总是微笑着出声制止他：“噢！理查德，好了吧。”他总是取笑自己，我们也跟着他一起开怀大笑。
这种自我解嘲的本领，我认为是使他成为好老师的关键因素。他在解释东西的时候，从不带着自我优越的态度。他具有天生的本事，可以把很难理解的复杂问题，分解到可以理解的程度。他会拿一个苹果在手里，举起来，说：“你瞧，假设地球就像这个苹果……”借着这类简单的比喻和举例说明，一个本来无从下手的难题，就变成可以处理得了的问题了。
出于这种对教育工作的热爱，和一种善尽社会公民义务的责任感，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曾投身加州课程审议委员会，花了数不清的时间来审查小学的数学课本。1972年，还由于在物理教学上的贡献，得到厄司特奖章。这件事让他开心得不得了。10年后，加州理工学院的学友会颁给他一个杰出教学奖。他的反应是：“做一件自己非常喜欢的事，还能得到大家的肯定，真令人高兴。”
他对社会教育这件事满怀信心与热忱，但总是受挫于一些官僚主义和僵化的思想。我上高中的时候，他老是教我一些抄近路的方法来做数学家庭作业，而这些方法和老师教的做法常有出入。接着，代数老师总是责备我，没有依照正确的方式去解题目。我老父亲觉得这位老师有点莫名其妙，只要能得到正确的答案，用什么方法解题有那么重要吗？因此，决定抽空到学校和老师谈谈。可惜我的代数老师并不知道我老父亲是何方神圣，以为他是来找碴儿的白痴。两人当然不欢而散。老师到后来，还一直认为自己碰到一个对数学一窍不通的傻子。我父亲起初拼命忍耐，咬紧牙关不发一语，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大发雷霆。第二天，我就转到别的班级去上课了。到了第二年，这种不依正统方法解题的做法，再度面临同样的困扰。后来变成由父亲在家里教我数学，我只去学校参加考试而已。好为人师，善于沟通
在我整理老父亲信件的时候，很多像这类事情的回忆，蜂拥而至，好像还只是不久之前发生的。我记得1990年曾经看过几封父亲写的信，其中有一封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是写给他以前的一位秘书的。他在信里感叹自己的孩子还太小，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才有机会含饴弄孙。我稍微算了一下，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才读高二呢。我当时还觉得这件事很好笑，想象自己在多年以后再看到这封信，一定觉得很有趣。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是14年了。2004年5月，加州理工学院把父亲的档案运给我，总共有12抽屉的文件，好几千份的内容，把它们迅速浏览一遍就要花上很多时间。这些东西大部分当然是科学性的，是他和同事谈论物理学的发展、参加研讨会之类的活动，所留下来的笔记、信件、课程内容等资料。但是档案里面约有1/3并非是科学性的，这些绝大多数是信件。不仅如此，我想起家里的储藏室里还有很多有关我父亲的东西，如剪报、照片、家庭生活相片，以及私人性质的信件。
由于我父亲的书，不论是演讲集或故事，绝大部分都取材于口述的资料，全都经过编辑的精心润饰。而我父亲又经常把“我的文法不好”挂在嘴边。因此开始的时候，我不敢奢望在他写的东西里，能找出什么宝贝来。但是整理他的信件时，看着看着，我却着迷了。写这些信的人展现出思路清晰、见解透彻、体贴、谦虚、有教养、风趣而又迷人的魅力来。
我对父亲写了这么多的信深感惊讶，他不但写信给科学家，也写给一般人。海伦·涂克（Helen Tuck）是我父亲的老秘书，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后，就一直为我父亲服务，将近30年。根据她的说法，我老爸喜欢自己回信。他的桌上永远乱七八糟，堆满一些拆过或没拆过的信。而他回信与否，完全看心情，高兴了就回回信，否则就放着不理会。但似乎他高兴的时候不多。
后来海伦说服我父亲，由她拆阅来信，再把同类的信件整理在一起，使我爸可以一次整批地回信。我爸很喜欢这个主意。海伦很快就知道，什么样子的来信会引起我父亲的兴致，很快回信。当我把父亲回信给许多寻常人的事，告诉几个我爸生前的好友时，他们都觉得有些吃惊。他干吗浪费这么多时间给陌生人写信，而不多花些时间在同事身上。我拿这个问题请教一位同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父执辈。他告诉我，那是因为我父亲是个非常亲切的人。当然这是一部分原因，但我相信还有进一步的理由存在，极可能是我父亲好为人师，总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
在一篇他为加州理工学院《工程与科学》期刊所写的、有关教育的文章里提道：“问题在于清晰的语言。要有清晰的语言，才能和别人清楚沟通某个观念。”虽然当时这段说词是为数学教科书所写的，但我相信从这段话里，我们正好能看出他是个很有效的非凡沟通者。这些信件正好证明了他卓越的沟通技巧，以及他希望别人能了解的愿望。当然，字里行间也透露出他对世界的热情与好奇心。这一点，我们从一段他写给一个年轻学子的回信中，得到最好的诠释：“你不可能单靠物理，就想发展出健全的人格，生命里的其他部分也必须融合进来。”
由于哪些信要回、哪些信不回，都是他自己决定的，我认为这些回信完全代表了他个人的行事风格，同时也代表他关心哪些事情，认为哪些事须做适当的反应。有件事令我吓一跳也深受感动，原来他还写过一封信给我的高中代数老师，为他带来的困扰致歉。字里行间，真情流露
我决定把这些信件，基本上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只有少数例外。而调整的理由不过是注意到事件的连续性，想使事情更清楚、更有趣而已。另外，我把来信和回信放在一起，做个清楚的交代。日期最早的信件出现在1939年，是他写给他母亲，也就是我祖母的信。而在他写给第一任妻子阿琳的信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他早年参加原子弹研制计划时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并且勾勒出他年轻时甜蜜浪漫的爱情故事。此外，由于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和得到诺贝尔物理奖都是很重要的主题，我也把和这两件事相关的信件整理在了一起。书里其他部分的书信安排，只是想让大家充分了解他生活上的浮光掠影。
关于我父亲的书很多，我比较喜欢的是《别逗了，费曼先生！》《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与赛克斯（Christopher Sykes）所写的《天才费曼》（No Ordinary Genius）。不过这些书都取材于口述的资料。但现在你看到的这本书，却是他亲笔写的信，这些信自己会说话。这些信综合起来，展现出一种前所未见的费曼的特质。在某种程度上，写信比谈话更深思熟虑，充分展现出一种自信和亲切的情绪。
虽然信件的对象是个人，但我考虑到影响个人的事件，时间往往很短暂，而这些信件所包含的意义却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因此我还是以一个完整的主题，把它们呈现出来。在我阅读了好几百封信之后，我发现有一篇东西可以代表这些信件所要传达的内涵，就是他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发表的感言，这或许也是他最动人的表白，符合很多人心目中对他的尊崇。在这篇感言中，他似乎暂时摆脱那些经常困扰他的表彰与夸耀，得到一种内心的宁静，而且对于那些加诸他身上的所有美好之物，表达出感恩的心意。这篇感言所流露出来的清澈、优雅、风趣和乐观，或许正是这本书信集最好的绪言。
我的工作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与应有的奖赏。我的想象力一再延伸出去，设法到达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解。然后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已单独站在一个全新的角落，自然界的美妙模式在眼前展开，显现出真正的宏伟庄严。这就是我的奖赏。
接着，我看到有些新的工具，让人比较容易达到这种较高的层次。我也看到有人利用这些工具，竭力发挥想象力来探索更进一步的神秘。这就是对我的肯定。
接着，我得了诺贝尔奖，各种消息如雪片飞来。据说很多人拿着报纸，爸爸告诉妈妈，先生告诉太太，小孩子奔跑着去按隔壁邻居家的门铃，嘴里嚷嚷“我早告诉过你”之类的话。这些人可能没有什么科技知识，拥有的只是爱护我和对我的信心。我接收到各种各样人的道贺，从朋友、从亲戚、从学生、从以前的老师、从我的科学家同事，甚至从陌生人。有正式的赞赏、善意的取笑、各种宴请、各样礼物。总之，是各种各样的信息以多彩多姿的方式呈现。
不过在所有这些信息中，我看到两个共同的元素。每个信息都包含这两项内涵，它们一个是喜悦，另一个是感动。（你们看，我以前常有的羞怯，现在都一扫而空了。）
我得到诺贝尔奖，让这些人有个机会，把对我的感情宣泄出来，让我也有机会知道。每一份喜悦之情虽然都相当短暂，但是有这么多人借着各种机会，一再于不同场合表达出来，终究汇聚成一种人类的长久的喜悦与快乐。而每个人所释放出来的，对彼此的感动，让我深切感受到朋友和同伴的爱。我对这种感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深刻过。
基于此，我要特别感谢诺贝尔先生，以及很多努力把他的愿望以这种特殊方式表现出来的人。
因此，我要感谢各位，瑞典的朋友，感谢你们的荣典，感谢你们的号角，也感谢你们的君王——请原谅我的鲁莽。我终于知道，这些繁文缛节也能打开人心内的窗。由聪明而平和的人民来做这些事，也可以激发出人与人之间的好感，甚至是爱，连远在天涯的人也可以感觉到这股温馨的情怀。我为我学到这一堂课，深深感谢你们。
父亲让我们知道怎么观察这个世界，也让我知道如何开怀大笑。为了这个缘故和其他更多的事情，我深深感谢他。序
永远的费曼
——一个活跃的科学家
费瑞斯（Timothy Ferris）（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名誉教授，著有《预知宇宙纪事》）
费曼是一流的科学家，同时也非常有名。
这两种特质并不一定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有些诺贝尔奖得主，同时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像居里夫人（Marie Curie，1867～1934）、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或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但也有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在专业领域之外鲜为人知，例如：狄拉克（Paul Dirac，1902～1984）、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钱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1910～1995）等人。这两种人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费曼会那么有名气？
当然，有时候外在的环境会决定该把聚光灯打在哪个人身上。虽然海森伯的“不确定性原理”对量子力学非常重要，却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他的学说正好和当时哲学与心理学对于理性的不确定性，激起强烈的共鸣，这才是关键所在。居里夫人对放射性的研究，证明女性也可以在崇高的科学圣殿和男性一较高下，取得一席之地，因此声名大噪。而在1919年，英国庞大的科学探险队到非洲去观测日全食，果然发现星光受到太阳的引力影响而偏折，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这让大战浩劫后的世人，升起理性的、对未来和平的向往，当然也使爱因斯坦的大名人尽皆知。
但是这些因素都不能解释费曼成名的原因。他虽然参加过“曼哈顿工程”，最后制造出原子弹；但除了这件事之外，很少上报纸的头版。他的研究成果虽然在物理圈内的评价很高，但却很少人能了解，一般民众能够欣赏它的，更是凤毛麟角了。卖力演活了他自己
费曼独特的个性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曾经有人批评他，刻意营造出一种鲜明、强烈的个性，来凸显自身形象。批评者说他：“拼命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特别是与他的同事和朋友不同。”说他：“把自己围绕在一圈神秘的气氛里，花很多时间与精力，制造个人逸事。”不过费曼的亲密同事并不同意这种说法。
虽然费曼谈吐直率，像个布鲁克林区来的蓝领阶级，玩邦戈鼓，喜欢在上空酒吧里流连，为吧女画素描，表现出一副放浪不羁的样子。但这类行为是很常见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就如爱尔兰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观察的，“生活的第一项义务，就是装模作样地摆出一种姿势。至于第二项义务，到现在还没有人发现”。
既然每个人都在尽力装模作样，我们不能因为费曼的书销得好，或者他是媒体的焦点，就责备他演得过分卖力。这是不公平的。
很多人和费曼之间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有的人只是略有所闻，有的人听过他几场演说，也有的人追随他的脚步在做研究。与当中一些人访谈之后，我觉得费曼的盛名和外在的环境没什么关系，也不是他特别努力装模作样得来的。主要是来自他的核心本质——一个活跃的科学家；特别是在所有的行动上，都反映出他笃信自由、诚实和热情的科学家精神。
科学家追求自由，这是他们选择这个行业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得到的报偿。费曼在行动上把这部分表现得淋漓尽致。1986年，他参加由美国总统任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调查委员会，调查航天飞机失事的原因。在一封写回家的信里，他说自己“完全是自由的，可以不受任何阶层的任何人影响”。
后来他还在媒体面前即席表演，说明酷寒的气候使得固体燃料增力火箭上的O形橡皮环碎裂，燃料燃烧产生的热气外泄，引发爆炸，是事故的主因。这和其他专家咬文嚼字的证词完全不同。费曼已为科学实验的力量，创立了一个很独特的典范，这场即席表演可以说是20世纪的一项伟大实验。
费曼经常鼓励学生，自由自在地追求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不必过分担心其他课业的要求、长辈的期许或就业的需要。当有个老朋友担心，不知道该叫自己15岁的儿子学理科还是工科，写信来求教的时候，费曼回答他：“鼓励他去做他喜欢的事。”
他也劝另一个学生，“努力找出让自己着迷的东西”，这个学生后来成为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的科学家。
有位小姐写信来，说自己“研究物理但凭兴趣，从未受过专业学术训练”。费曼回信说：“必须拼命努力才行。哪个题材吸引你，你就尽可能以原创的、最不墨守成规的方式，努力钻研。”坚定信仰科学精神
至于始终如一的诚信特质，很多著名的科学家最后都马失前蹄，落入这个陷阱——在成为公认的权威之后，利用这种优势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爱因斯坦常说这个笑话：“为了惩罚我蔑视权威，命运让我变成另一个权威。”）
费曼却躲过了这个命运。虽然他在几个物理学领域里，已经是很成功的导师和权威，但他一直保持近乎本能的叛逆性格。他同情那些在门墙之外的学子，更甚于座上的贤徒。他喜欢回答一些有深度的问题，享受解惑的乐趣，而不愿意追逐那些锦上添花的虚荣。他曾劝一位19岁的大学生，说：“别管那些权威人士说什么，要自己想一想。”
有次，某位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在一场讨论会上，询问著名的天文学家特纳（Michael Turner），组成宇宙的那些暗物质的成分。学生问特纳，他偏爱的粒子是什么？费曼听了忍不住插嘴：“你为什么要知道他偏爱什么？去想想你自己偏爱什么！”
拒绝接受简单的答案，又不肯信赖权威，是必须付出代价的。这样的人，要能接受自己的无知，愿意忍受一些模糊。这对费曼都构不成困扰。费曼说过：“我可以活在疑惑和不确定当中。”“活在一无所知的情况，远比知道答案但答案可能是错的，要有趣得多。”他曾经为科学下定义：科学，是相信专家是无知的。
虽然费曼一再声称，自己对政治“无知到近乎白痴”，但其实他是当代科学家中，少数能确实掌握科学对促进民主和人权的重要性的人。[另一个人是美国著名天文学家萨根（Carl Sagan，1934～1996），在他晚年的时候也掌握到这个重点。]1963年，费曼在西雅图演讲，主题是“为什么科学家要能够自由地研究这个世界？”，他说：“用一种怀疑和不确定的态度来处理问题是很重要的……这种态度也可以延伸到科学以外的事务。”
科学家都知道，一种成熟的“怀疑理念”是极有价值的。就因为有这种理念，科学的进展才有可能。而这种进展也是自由思想的果实……因此我觉得科学家有责任公开宣示这种自由思想的价值，并且教导大众，怀疑的态度没什么好怕的。有这种怀疑的态度，人类的潜力才可能发挥出来。如果你知道自己对某件事还不太确定，你就有机会改善目前的状况。我要为我们的后代子孙，要求享有这种怀疑的自由。钟爱物理，热情洋溢
除了表现出一般人对第一流科学家所期待的自由精神与真诚之外，费曼还有一股强烈感染力的热情。就连那些不太懂科学的学生，也感受到这股热情的魅力。
享有盛誉的物理教科书《费曼物理学讲义》，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大一新生来说，其实是太难了一点，课堂上很多学生，听听就潜逃了。但教室里的座位却永远是满满的，因为有很多入迷的高年级学生和教员跑进来听讲，而这套书到今天依然很畅销，部分原因是费曼在书里洋溢着他对物理学的热爱。
大多数推广科学的人，都想把科学人性化，因此常用诗歌、艺术或哲学家来装点。但费曼却反其道而行，他宁愿把科学不加掩饰地、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就像让我们看一只野生动物，很自然地让他展现出天生的习性与本能。
费曼毫不掩饰自己对“科学的优越性”的看法，认为科学是研究大自然最好的方式。他写道：“实验与观察是判断某种想法对错，唯一可拍板定案的方式。科学不是一种我们紧紧追随的哲学理念，而是事实的展现……我喜欢科学，因为当你想到某个想法时，可以设计实验来检验这个想法的真伪。大自然借实验结果表示出意见，你会得到一些实质的进展。其他学问并没有相等的方法可以拿来分辨真伪。”
英国物理学家斯诺（C.P.Snow，1905～1980）认为“科学”与“人文”是两种文明，中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大师级的人物应该要建造一般人可以跨越鸿沟的桥梁。但费曼对此事不感兴趣，他坚持科学本身足以发掘所有的自然之美。或许这一点有人是不赞同的。幽默自嘲，宽厚待人
费曼的演讲方式是即兴的，大开大合、气势逼人。费曼说过：“我不会说文绉绉的英文”，他很多内容是临场才思考的。费曼不喜欢呈现那种事先想好、细心修饰过的东西。
我曾经听过他一场很特别的演讲，好像是有关“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的题目。我记得他在讲台上走来走去，一直想在最后失败之前突破困境。后来他自嘲说：“我每隔5年就讲一次这个题目，每次都觉得，只要我再多讲一次，应该就能把它解决。但这一次还是失败了，讲不下去。”
他愿意这样公开尝试，使我想起一句丹麦物理学家玻尔（Niels Bohr，1885～1962）的名言：“永远不要表现得比自己所思考的更清晰。”以及维茨萨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acker）对玻尔的评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位物理学家，为自己的思想所苦。”
费曼还有一种强烈的特质，就是有幽默感，经常开自己的玩笑，否定自己。美国著名笑星马克士（Groucho Marx）曾经开玩笑说：“我拒绝加入那些愿意让我成为会员的俱乐部。”曾经有个筹办中的研讨会，预备降低门槛，广纳各方英雄，也邀请费曼参加。费曼回信说：“我倒想请教，为什么要邀费曼那个家伙？就我所知，他在这个领域里并没有做什么研究，也没有比别人高明的地方。如果你能再精简一下名单，只邀请这个领域的核心专家，我或许会考虑列席。”
当费曼偶尔弄错什么事的时候，他会天真地取笑自己，坦率得令人动容。“我弄错了。你因为相信我，也跟着受害。我们都运气不好。”
他常常承认自己尽是做些傻事。在后面的书信当中，就出现了很多次。
有人觉得这个当代最聪明、最能干的人，习惯于说自己很傻、懒惰和矛盾，有点矫情。但费曼也许只是想表示，自己也是凡夫俗子，并不是天纵英明。
值得一提的是，艺术或科学上的伟大成就，并不是由完人所创作出来的。那些创作者也是凡人，也和我们一样，能力都有所局限。这一点，牛顿说得很好。他说：“我就像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小男孩……无意间捡拾起一颗比较光滑的小石子，或特别漂亮的贝壳。而真理仍像眼前的大海，等待人们去探索。”
深切了解到自己的缺点，费曼对别人的缺点表现得特别宽厚。从后面这些书信当中，我们会发现他经常为一些学艺不精的科学家解决疑难杂症。有时也回答一些“怪人”提出来的问题。只要提出问题的人是真诚的，就可以感动他回信。
其中有一封非常特别的信，是一个叫韩福特（Bernard Hanft）的人寄来的。他信里附了一个绑着线的垫圈，告诉费曼，垫圈挂起来之后会有一种自发的转动现象。他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力，而且大言不惭地命名为“韩福特力”。很多科学家在接到这种信之后，大都一笑置之，或者礼貌性地回应一下就算了。但费曼不同，他如同韩福特所衷心期盼的，采取行动，亲自做了一些实验，找出原因。然后回了一封很开心的长信，说明前因后果。最后还亲切地向韩福特致意：“再度谢谢你，让我注意到这些有娱乐效果的现象。”永远抱持怀疑的态度
这些书信当中，蕴藏着很迷人的魅力。里面有热爱、有心碎，不时还出现智慧的灵光。让我们知道写这些信件的人，毕竟是他那个时代最聪明的思想家之一。
显然，科学所发现的浩瀚宇宙，使得圣经故事更显得苍白无力。费曼曾提道：“这么浩瀚的空间，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植物，这么多不同的原子和星球的运行，所有这些都只是上帝建造的一个舞台，只是为了观察其中一种叫作‘人’的生物，在里面与善恶挣扎缠斗。这是大部分宗教的想法。为这么一场戏，这个舞台未免太大了。”
这种想法，在另一个例子里充分显现出来。1976年，加州理工学院有位教英国文学的女教授要成为终身教授，校方行政人员多方刁难，女教授一怒之下，诉诸司法，引起轩然大波。后来这位女教授终于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加州科技》杂志报道这件事的角度有些偏颇，于是费曼写了一封信给编者。信中，费曼脱口而出，说出了下面这段至理名言：“在物理世界里，真相很少是完全清楚的，更不用说在那些和人有关的事了，怎么可能会如此清晰呢？因此，没有任何疑点的事，不可能会是事实。”
书架上可能排满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哲学巨著，但内容未必有费曼这句即席、原创的名言来得深刻，“没有任何疑点的事，不可能会是事实”这句话也可以说总结了费曼对我们世界的一些主要观点。
在弥漫着不确定的条件当中追求真理，研究人员应该永远抱持着怀疑的态度。这就是科学的精神，也是全世界对费曼喝彩的主要原因。
只要科学能继续茁壮发展，大家就永远记得费曼。第1部 普林斯顿|1939～1942年
为什么我要结婚？
这件事和所谓“高贵的情操”无关。
我要和阿琳结婚，因为我爱她，我要照顾她。
1939年6月，费曼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他本来打算留在麻省理工学院继续念博士，但是斯莱特（Slater）教授劝他说：“你应该到外面去看看其他的世界。”于是他转到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去念博士。在这些早年的信件中，他向住在皇后区、法洛克维的双亲，报告生活状况。这是他初次踏入无法预期的研究生生涯和教书生涯。生活里包括了罐头食物、手头拮据和不规律的作息。
在这段时期内，盘踞在他心里的，除了他献身的物理学和早年参加的军事研究计划外，还有个美丽的年轻小姐，叫作阿琳。他们两人在1942年6月29日结婚，就在他得到博士学位之后两个星期。
这些早年的信件除了表达出一股年轻人热爱生命的心声之外，还出现了几个有趣的特质或主题，似乎隐约贯穿了费曼的一生。首先，他非常注意细节，几乎是明察秋毫。其次，他对自己所做的决定充满信心。再来就是他对时间似乎有一种矛盾的复杂心态。虽然他很详细地记下自己写信或昨晚上床的时刻，却经常表示“我忘了今天是几号”或干脆略而不提。
在这段期间，费曼刚开始踏上职业生涯的起点，信中充满了年轻人的精力与热情。他的第一篇论文也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很巧的是，这篇投给《物理评论》（Physics Review）的论文也是书信的格式，是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瓦拉塔（Manuel S.Vallarta）共同署名的，谈的是恒星对宇宙射线散射的干涉。这篇论文本身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作，但文章里的思考过程却成为他研究工作的一种特质，也预兆了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伟大论文。费曼致母亲卢西莉（Lucille）|1939年10月11日星期二
费曼这年21岁，刚到离家100多千米的新泽西去就读普林斯顿大学。
亲爱的老妈：
我很喜欢你说的“什么时候跑来看我”这个主意。你何不在某个星期天的早晨跳上火车？我会在这里的车站接你。不必管老爸跟不跟来，你只要注意他有没有饭馆可以去吃饭就行了。当然，我不是不喜欢和老爸碰面，不过他还不是常常自顾自地跑去出差？你只要为自己准备一次花小钱的出游就可以了。哪个星期天都行，只要事先通知我，好让我抽出空来陪你。其实，如果你担心花钱，儿子我可以请客。一定很好玩的。
雨衣收到了，很好看。不过我觉得做雨衣的人都很笨。下雨的时候，裤子下面全湿透了。我现在穿雨衣的时候，觉得它热得要命。尤其当雨停了、太阳出来的时候，更是难受。
昨天晚上，惠勒（John Wheeler，1911～2008，费曼的指导教授）教授忽然有事离开学校，我只好替他上今天力学的课。我昨夜花了一整晚的时间，准备今天的课程。上课过程顺利，相当平静，是一次很不错的教学经验。我猜以后会有很多教书的机会。
一切太平无事。前两次划船我都没有再掉进水里。我想我已经掌握到划船的要领，以后应该不会再落水了。这么说是因为我的确掉下去过。
等我回家时，再把所有的趣事详细告诉你。爱你理查德·费曼费曼，1939年摄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费曼女友阿琳，摄于1939年费曼致母亲卢西莉|1939年11月，某个星期一
亲爱的老妈：
有件最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们，可惜你已经知道了。阿琳到学校来看我。天气很糟糕，但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老妈，你一定要来看看我。虽然你在这里一再表示，很想找个机会过来。但以我对你的了解，或许这份了解很肤浅，我知道如果不一直催促你，你是一定找不出适当的机会的。我们来约个日子如何？在下封信里，就写个确定的日期。
我学校的事很平常，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写的东西。
不过虽然我上星期过得很顺利，现在却碰上一个数学上的难题。我要么解决它，或者躲开它，或是找个不同的办法。但这些措施都要耗掉我很多时间。不过我忙是忙，心里却很快乐。这些正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从来没想过会有一个问题要花我这么多的时间。如果一点进展也没有，我会相当懊恼。好在我已经有一些进展，其实应该说有相当进展，至少惠勒教授觉得很满意。不过到现在为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现在正开始估算，到什么时候才能把它收拾掉，并且考虑该怎么做。（上面提到的数学难题，好像一直隐隐约约地出现在我面前。）真棒！
当我说“真棒”的时候，我是认真的。不要认为我只是在安慰你们。
告诉老爸，我已经排出一个进度表来有效分配我的时间。而且我将尽可能地照表操作。不过这个进度表里有很多时段，我并没有硬性规定自己要做什么。我会利用这些时段，做我认为最必要或者最有兴趣的事，不管是惠勒教授给的题目，还是阅读气体动力论。
当你和老爸说时，顺便把这个长除法的问题告诉他。式子里的每一点，代表某个数字（任意数字），而A则代表相同的数字（例如3）。没有一个点所代表的数字是和A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A是3，则没有一个点会是3。看他能不能解得出来。爱你们理查德·费曼费曼致母亲卢西莉|1940年10月
亲爱的老妈：
我以前从来不会这么久没有写信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以后不会再这样子了。
非常感谢你们回我的电报。我会在星期二登记投票——星期三有征兵的投票。“猫咪”明天会来看我。（米歇尔注：猫咪是阿琳的昵称。）
我最近选了一门生物系开的生理学课程，研究生命的过程。它是一门为研究生开的课。但我没有上过大学里的相关课程，只在假期看了一些生理学的书，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吸收了多少。和我一起上课的其他三位同学在这方面都比我知道得多。但我可以听得懂上课所教的东西，而且毫不费力就跟得上进度。
你回去的那天晚上，有个同学来看我，我们把你留下来的糯米布丁和大部分的葡萄都吃了。第二天早上，我把剩下的葡萄全吃光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有两位数学家来拜访我。我们吃了一些脆饼干、花生酱、果冻，又喝了一些凤梨汁。在开罐头的时候，我费了一番手脚。因为我缺一把很好用的开罐器。
隔天，两位数学家就送了我一件礼物，居然就是一把很棒的开罐器。我觉得这是很实用的贴心礼物。
前天晚上有个朋友来拜访。我们喝了些茶，又吃了一点饼干。我现在烧开水很方便了，因为我买了一个锅盖。
有趣的事还真不少。
好啦！我得回去工作了。爱你们理查德·费曼阿琳写给费曼|1941年6月3日
理查德甜心，我爱你。我对你的爱比我说出口的要多很多。或许我们可以规划一个更快乐的生活计划。除了我的快乐之外，也应该考虑到你的立场。我们对于类似棋局的生命游戏，可以学习的地方还很多呢。而我不要你为我牺牲任何东西。
明天，特维士医生要来看我，和我谈谈。根据伍迪医生的说法，特维士有些消息要告诉我。我怀疑他是不是想说那个腺体热的老故事。记得你好像提过，伍迪以前本来打算对我说的。其实我已经认命，预备接受我的病情了。但南恩写信来，说我有权利另外指定医生来看诊断结果，而且一定要他看看切片检查的报告。南恩也推荐了一位医生。在你这个周末回家之前，我会研究这件事。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他。
我知道你正为即将提送的论文拼命工作，同时还有很多别的琐事也需要打理。对于你即将有什么东西可以发表，我开心得要命。你的努力得到应有的承认，对我是一种很特别的刺激。我希望你继续努力，对全世界和科学界全力付出。如果我是个艺术家，我也会为艺术竭尽所能地付出一切。可惜我现在只能画些小品。
亲亲，我爱你。如果有人批评你，记得每个人都喜欢和别人有点不同。但我永远全心全意地支持你。你的快乐对我非常重要，就像我的快乐对你也很重要一样。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连亚里士多德都会感到困惑——“人类最主要的‘善’是什么？”
不论何时、何地，我永远爱你。你的猫咪费曼致母亲卢西莉|1942年3月3日
在回信的首页上，有张小纸条，是从他母亲的来信上撕下来的。上面的记载是：你写着，我有60元
付洗衣费18元和2
付会费13元和3
母亲来访10元
结余19元
唉！理查德，你愈来愈来差劲了！我怎么算，结余都是14元。到底怎么回事？谁算术不行？
亲爱的老妈：
我来告诉你怎么回事。
如果你仔细看我的信，会发现我写的意思是：“我得到收入60元。花费的第1项是洗衣费18元，和第2项的会费13元，和第3项的母亲来访开销10元。”其中的2和3只是项次的数目，并不是开销，不必加上去。
我的265元已经入账。（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花了20分钟去计算，要怎么存这笔钱，才能得到最多利息。依据计算，我最多能得到53分钱的利息。但是有趣的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也有45分钱的利息。我认为我的时间应该不只这个价码，20分钟才多赚4分钱。（要证明我的计算能力并没有问题，我要进一步解释4分钱这个数值是怎么来的。如果我没有做任何计算就随意存入这笔钱，结果不一定最好，但也不一定最差。随机处理最可能得到的结果，是最高和最低的平均值，也就是53分钱和45分钱的平均值。因此，我最可能得到的利息是49分钱，和我花了20分钟计算所得的53分钱，相差只有4分钱。这是机遇定律的说法，8分钱变成4分钱。）
我在普林斯顿，每星期工作48小时，每20分钟大概可以赚10分钱。（好吧，说得精确些，应该是10（5/12）分钱。若是20分钟只赚10分钱，那每星期得工作50小时。）
我想，你现在可以安心地关门睡觉了。其他就没有什么事好说了。除了老爸的来信，你知道信上说的是什么事，我今天会回信给他。爱你的理查德
附笔：祝你结婚周年纪念日快乐，也预祝老妹琼恩生日快乐。我怕到时候给忘了。费曼，摄于1942年费曼致父亲梅尔维尔（Melville）|1942年6月5日
亲爱的老爸：
如你所建议，我跑去请教史迈斯（Henry De Wolf Smyth，1898～1986）教授，看看结婚对我的学术生涯会有什么影响。他表示所能想到的，只是可能有人会因为我结了婚而不想雇用我。因为他们可能认为我有了负担，就无法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不过他也表示，这对他来说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他尊重每个人的隐私权，尽可能地公私分明，不让个人的私生活影响到公事。他认为我结婚与否，对其他人来说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差别。
不过我特别指出，阿琳罹患的是结核病，因此我接触的对象，是个活动性结核病患者，他是不是会觉得，我这种情形可能不适合教书，因为这或许有机会影响到学生。他说，他倒是没有想到这件事。但是他对结核病这种病所知有限，他会去问问大学的校医，也就是约克医师。
后来他告诉我，他去请教了约克医师。对方告诉他，只要那个女孩子是待在疗养院里，就没有什么问题，我和我的学生都没有被传染的危险。他说约克医师很想和我谈谈。因此，我今天就去见了约克医师。
医师告诉我，他听说我有些困扰，因此他想告诉我几件事情，他告诉我结核病患者最重要的事，就是心情放松，不能太过忧虑。他说这是所谓的情绪治疗。我告诉他，这个我知道，而这也是我打算结婚的原因之一。如果我娶了阿琳，和现在比起来，她的忧愁会少得多。
接着他问我，知不知道结核病的患者不能怀孕？如果她怀孕，对病情非常不利。我说我知道，这件事不会发生，不必担心。
后来，他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必须告诉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仔细想过了，事实上，结核病患者不一定都治得好。他要了解我是不是考虑过这种最坏的情况，能不能够负起责任。
接下来，我们讨论了各种情况，如何照顾阿琳，她可能有多少时间……之类的问题。我们也谈到应该把她放在哪里，而他也提醒我，不要送到私人的疗养院去，因为太贵了。他问我，双方家长的意见如何。我告诉他，阿琳的父母倒是没有反对。但是我爸妈很担心我被传染，或者会把结核病菌带出来，传染给别人。为了这个和一些其他的理由，他们不赞成我和阿琳结婚。
他说，我应该知道，结核病虽然是一种传染病，但却不是那种很容易蔓延开来的传染病。（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大概是说，结核病菌并不会在空气中到处弥漫，而你也不会只因为和病人接触，就染上结核病，等等。我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显然是传染的难易有程度上的不同。）他告诉我，在疗养院里拜访阿琳，比走在大街上得结核病的机会还低。因为在疗养院里，他们会很小心地处理患者的唾液，而患者的废弃物都经过焚化处理。但街上很多人都漫不经心地随地吐痰。我觉得他的说法有些夸张。不过我还是觉得你们不必替我担心。这桩婚姻，不会让我和我的朋友处在很大的危险当中。爱你理查德·费曼费曼致母亲卢西莉|1942年6月，日期不详
下面这封信是费曼给母亲的一封回信。在给儿子的信中，卢西莉表达出对儿子的爱，但还是列出她对费曼想娶阿琳这件事，担心的问题点。她怕阿琳的病会赔上儿子的健康与前程。她也担心阿琳的医疗费用昂贵，非儿子所能负担（例如氧气、医师、看护等）。卢西莉认为费曼想结婚，根源在于想讨好自己所挚爱的人（“就像你以前偶然肯吃些菠菜来讨好妈咪”）。因此建议两人何不保持在“订婚”状态？费曼正式写了回信，签名的时候不但用了正式的写法，还在名字后面加上刚得到的博士衔，表示自己认真的态度。
亲爱的老妈：
我应该早点给你回信的。但近来几天，我都在忙着处理几个物理问题。现在，我刚好给卡住了，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正好可以抽空给你回信。
我把你寄来的信也附在里面，这样一来，你就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事，而我回复的是哪一点了。
关于来信提到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我已经依照老爸的建议，去请教了史迈斯教授，另外也见了学校的校医约克医师。医师告诉我，我在疗养院里看望阿琳的时候，得结核病的概率，比走在街上还要小。我认为他有点言过其实了（详细的过程我写在那封给老爸的回信里，相信你也看得到，我就不重述了）。他说结核病虽然有传染性，但并不会轻易传染给别人。我也不太了解他的意思，就去请教沙罗医师。他告诉我，在疗养院里，患者的唾液都经过审慎的消毒处理，传染病菌的机会反而很小。但在大街上，人们往往不经意地随地吐痰。等痰液干了以后，病菌就飘在空气里。而他提到，在疗养院里，空气中反而没有结核病菌。他说近25年来，尤其是最近10年，我们对结核病这种病症的了解，已经大为增多。我一定不会危害到我的学生。史迈斯教授表示，以他个人的观点，即使我太太生病，对我的职业生涯也应该不会有任何影响。至少他就不在乎。费曼1942年6月16日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第三点是医疗费用的问题。假如没有人能付得起医疗费用，我怎么能够赚到足够的钱来支付呢？以后谁还有资格生病？要多少钱才足够？要估计这笔费用，有些地方是假设性的，我也假定我会赚到足够支付医疗费用的钱。你认为要多少钱才会足够？
第四点，我再也不满意所谓的订婚状态了。我要结婚，像个男子汉一样承担责任。
第五点，这件事对我一点都不困难。近来我忽然发现自己中午外出吃饭的时候，或等人回特伦顿大楼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哼起歌来。我知道这是因为我正在筹办婚礼，所以心情愉快。我认为，这是因为我现在安排的事，会使两人生活在一起，所以才格外开心。阿琳生病前，我们就经常谈起，以后一起去按门铃找结婚新居，共同安排婚礼的事。我当时就对这事充满了期待。我想，现在正是这种心情。
我并不担心阿琳的父母亲。如果他们认为我不会善待他们的女儿，让他们现在去说吧。如果他们以后才懊恼我做的错事，那是以后的事了，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困扰。你说我对第四点的事情没有经验，这点我承认。倒是没有什么话好说的。
第六点，这里所提的花费数字，只是一种猜测。但我愿意赌一赌。我认为我会赚到足够开销的钱。如果办不到，我也知道自己将会很惨，但我认了。
第七点，明年我在普林斯顿必定会有一份工作。如果我必须到别的地方去，我会到最需要我的地方去。
第八点，我要结婚，而且我要让心爱的人达成心愿。这样，在为别人达成心愿的同时，我也达成我的心愿。这是多么神圣美妙的事。你怎么能用吃菠菜来类比？另外，你也误会我小时候吃菠菜的动机了。我只是怕你对我发怒，我可一点也不爱吃菠菜。
第九点，这一项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就是结婚会不会比订婚更糟糕。我当然不以为然。
第十点，我很抱歉这件事让你感到难过。但我想你很快会释怀的。
为什么我要结婚？
这件事和所谓“高贵的情操”无关。我也不觉得这件事是这个时候唯一正确、诚实和体面的事情。我也不是为了在乎5年前的誓言，而不愿意反悔。其实情况正好相反。这些想法都是很荒谬的。这5年来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是我喜欢且甘之如饴的话，我早就逃之夭夭了，才不在乎有没有海誓山盟呢。速度之快，恐怕会让你扭到脖子。我不会蠢到让一个过去的誓言绑住，把未来所有的生活都赔上去。情形正好相反。
要结婚这个决定，是现在的决定，而不是5年前的决定。
我要和阿琳结婚，因为我爱她，也就是说，我要照顾她。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爱她，我要照顾她。
我顾虑的事情是，为了照顾自己心爱的姑娘，到底有多重的责任，有什么不确定因素？
当然，我对这个世界还是有别的期望与目标，并不是只有阿琳一个人而已。我要贡献全部心力，为物理学付出。这件事在我心中的分量，甚至超过我对阿琳的爱。
很幸运的是，在我看来，这两件事并没有什么冲突，我应该可以同时做得很好。和阿琳结婚对我以后的主要工作，应该没有影响。如果有，也一定是很轻微的。很可能由于快乐的婚姻，以及在妻子持续的鼓励与包容下，我会有更大的学术成就也说不定。不过有鉴于阿琳以前对我的物理工作并没有什么影响，我想将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就是了。
我觉得既可以继续从事喜欢的工作，又能享受着照顾爱侣的喜悦，一定心满意足。因此我准备近日内就结婚。
我是不是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讲明白了？你儿子理查德·费曼博士
附笔：有一点我应该特别提出来。我知道自己的结婚是一场冒险，有可能让我陷入许多不同的困境里。我和猫咪谈过很多情况，觉得我们陷入重大危机的机会很小，但得到的喜悦却大得多。当然，这只是我们讨论过的那些情况。我们也曾仔细分析过每个情况的程度，只是细节太琐碎了，我没有告诉你们，只把评估的结论说出来，就是我们认为碰到麻烦的机会很低。但是你们都觉得我碰上大麻烦的机会很高。因此我衷心地期盼，你们能够把想到的陷阱说出来告诉我，因为有些东西挂一漏万，我也生怕自己忽略了哪个重要因素。你已写出一些我以前没想到的事。不过仔细思索之后，我们还是觉得值得冒这个风险。我们母子间的差异在于，我们的背景、经验和观点都不一样。你别担心因为清楚地表达立场，会使我们母子之间愈来愈疏远。你不会的。我只希望自己不顾你们的反对，执意要结婚，不会伤害我们的母子之情。老实说，你和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差异很大，但我觉得你的判断是错的。我诚挚地相信，猫咪和我婚后会很快乐，而没有人受到伤害。理查德·费曼费曼致罗宾斯（Dan Robbins）|1942年6月24日
罗宾斯是费曼在大学的兄弟会认识的弟兄。信里谈到的计划，是早期制造原子弹的竞赛。在此之前，费曼接到一封由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团队寄来的信，邀请他参加一个不能明说的研究计划，只描述这个计划是“一种新军事应用的研究发展工作”。不过他们保证，这个计划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决定性的影响。后来费曼回忆，威尔逊（Robert Wilson，1914～2000）教授如何跑到他在普林斯顿的办公室来，鼓励他参加这个计划。不久之后他就签名加入了。（请参阅《别逗了，费曼先生！》的《原子弹外传》一章。）
亲爱的丹尼：
我最近写了一封信给兄弟会，打听你的下落。我也打电话到你家去找你。我和伯母说了话，她告诉我，你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为一项防御性的计划工作。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一再找你，是因为在我们普林斯顿的研究团队里，有一项工作对你非常适合。
但有个很令人困扰的问题是，我不能对你详细描述这项工作的细节，也不能说明白为什么需要你。因此我很难解释为什么它对你是个好机会。我只能含糊其词地，用一些很平常的语句。（以上的词句，是我从另一封原来预备寄给你的信上节录过来的。我没有把那封信寄出去，因为我在信上把工作描述得太清楚了。看到信的人很可能间接猜出他们在做什么，而且八九不离十。我不想重新写一封信，怕自己不小心又犯了同样的错。）
我只能说，我现在找到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工作，而且研究结果会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你真的会觉得自己是站在正义的一边，而且你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及时派上用场。所谓的及时，就是比对方先做出成果来。
我做的，大部分是理论计算工作。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以及这部分或那部分，要怎么做效果最好。我不知道你比较喜欢理论工作还是实验工作，但你一定能在这个计划里发挥所长。我们也会重视你所有的想法，以及所有的能力。在这里，我们需要更多的想法。我非常希望你能来。
但是在做决定的时候，我看得出来你有许多问题要考虑，因为你已经在为一项防御计划工作。我想说的是，应该做那些自己觉得对战争最有影响、最重要的事。我听你母亲说，好像你对麻省理工的工作环境已经感到很厌倦。或许你会比较喜欢这里。我很希望见到你，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