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Kaplan）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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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白金典藏版）/［美］罗伯特·D.卡普兰（Kaplan, R.D.）著；涵朴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6（2016.6重印）
ISBN 978-7-218-08641-5
Ⅰ．①即… Ⅱ．①罗…②涵… Ⅲ．①地缘政治学–研究 Ⅳ．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2582号The Revenge of Geography: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 by Robert D. KaplanCopyright © 2012 by Robert D. Kaplan.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bert D. Kaplan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All rights reserved.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or review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中资出版社）授权广东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Jijiang daolai de diyuan zhanzheng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美］罗伯特·D.卡普兰 著 涵 朴 译出版人：曾 莹策 划：中资海派执行策划：黄 河 桂 林责任编辑：肖风华 古海阳 张 静特约编辑：梁桂芳 杜天宜 董莹雪版式设计：王 雪封面设计：张 英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传 真：（020）83780199网 址：http://www.gdpph.com印 刷：深圳市东亚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开 本：787mm×1092mm 1/16印 张：23字 数：288千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2版 2018年10月第4次印刷定 价：5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售书热线：（020）83790604 83791487 邮购：（020）83781421致中国读者信To my Chinese readers,
It is a pleasure to introduce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This book has special relevance to China. For China is faced with both geographical opportunities and geographical dilemmas. Because of China's demographic and relative economic strength, it is able influence adjacent areas like the Russian Far East, Outer Mongolia, and especially former-Soviet Central Asia, where it is building energy pipelines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is faced with developmental challenges within its own borders. Geography will thus go a long way to explain the future challenges of the Middle Kingdom.Sincerely,Robert D. Kaplan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荣幸地向您介绍《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这本书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渊源。当今中国面临地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相对经济实力使其对相邻地区国家有巨大的影响力，如远东地区的俄罗斯、蒙古，特别是苏联时期的中亚国家，这些国家正在建设与中国相连的输油管道和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中国也正面临着内部发展的挑战。要预测这个“中央帝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地从地理方面去研究。致以深深的敬意，罗伯特·D.卡普兰作者介绍罗伯特·D.卡普兰
★ 《外交政策》评选其为“100位全球顶级思想者”之一
★ 《大西洋月刊》资深国际事务记者
★ 全球首屈一指的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师
★ 美国海军学院特聘教授
★ 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
★ 美国防务政策委员会成员
★ 曾担任美国陆军特种兵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顾问
★ 地缘政治家、知名畅销书作家
卡普兰共写过14部外交事务及旅游类畅销书。在20世纪80年代，他是第一个对巴尔干地区即将发生的剧变发出警告的美国作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称他为“后冷战时代至关重要、值得受到广泛关注的四位作家之一”。他的主要作品包括：《巴尔干鬼魂》（Balkan Ghosts）：《纽约时报书评》年度最佳图书《阿拉伯专家》（The Arabists）：《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华尔街日报》关于美国与中东地区历史关系的五本必读书目之一《地球边缘》（The Ends of the Earth）：《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帝国的荒野》（An Empire Wilderness）：《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年度最佳图书《东进鞑靼大地》（Eastward to Tartary）：《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战之华》（Warrior Politics）：《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
卡普兰的文章也有巨大的影响力。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卡普兰的文章印象深刻，并特意为此组织了跨部门研究，该研究对卡普兰的结论深表同意”。前总统乔治·W.布什也是他的读者，认为卡普兰对世界局势的诸多观点与他本人的世界观颇为吻合。除了在《大西洋月刊》任主笔外，卡普兰的文章也常见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等，《外交事务》等主要外交类杂志也有刊登。
此外，卡普兰还经常在美国军事战争学院、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国防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各主要院校及全球财经论坛上发表演讲，并在美国国务院开放论坛上作为秘书发言。100多个国家的媒体报导过关于他的新闻。
罗伯特·D.卡普兰于1952年6月23日生于纽约，1973年毕业于康涅狄格大学。1975年起，他游历阿拉伯和地中海世界，自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海外生涯。他曾在以色列国防部队服役一年，并在希腊和葡萄牙生活9年之久。直至现在，他已游历了近70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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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作为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地缘政治学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基本因素之一，并从国家利益出发，将具体国家的安全纳入全球背景之中，从地理的角度考察国家间的政治关系。
在《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中，罗伯特·D.卡普兰作为著名的地理学者和地缘政治研究者，全面而系统地回顾了世界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并通过各地气候、地势和所处地理位置预测未来全球事件的演化，特别是欧亚大陆的下一次冲突周期。
作者在书中特别讲到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并对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中国历史上与周边国家关系复杂，加上当今崛起过程中在能源、资源等方面的巨大需求，使得中国如今的地缘政治格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南海到东海，从东亚到中亚再到东南亚，从欧洲到非洲，中国将如何在其地缘政治布局中找到切入点并实现百年复兴，世人正拭目以待。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本书是我们认识自身问题的一面镜子，对地缘政治及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对关心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和时事热点的大众读者，本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由于作者卡普兰的身份、立场和角度的限制，本书中的某些观点和论述不可避免地会以美国的利益为出发点，在谈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和未来军事战略时有失偏颇。对于在全球各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的中国来说，未来充满机遇和挑战，而改革和完善也将是恒久不变的主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模式”会得到更多认同，并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内发挥更多积极而重要的作用。2013年5月专家推荐Ⅰ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罗伯特·D.卡普兰早年是一位浪迹天涯的记者，他的足迹遍及中亚、中东、北非、南亚等地，总之是哪里不太平他就往哪里跑。2006－2008年他在美国海军学院执教，2008年之后在华盛顿的新美国安全中心做研究，2009－2011年曾是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旗下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2012年，他加盟著名的地缘政治智库STRATFOR，其创始人是乔治·弗里德曼。中资海派已经翻译出版了乔治·弗里德曼的两本畅销书，一本是《未来100年大预言》，另一本是《未来10年》。再加上罗伯特·D.卡普兰的这本《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可称得上是“地缘政治三部曲”。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想先提醒你，你将要读的是一本非主流的著作。国际政治学的主流学者始终不认为地缘政治是一门严肃的学科。国际政治学的大师级人物摩根索也曾说过，地缘政治是一门“伪科学（pseudoscience），它把地理因素提高到绝对地位，认为地理决定国家的权力，因而也决定着国家的命运”。
卡普兰在这本书中讲到，国际政治学者们之所以如此厌恶地缘政治，背后其实有一段历史的公案：地缘政治曾被纳粹利用，成为其对外侵略的理论依据。1901年，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生存空间”（Lebensraum）。他声称一个国家是有生命的，国家不断成长，国界线也要向外扩张。拉采尔的学生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第一次提出了Geopolitik的概念。你可以清晰地看出德语Geopolitik和英语Geopolitics的相似之处，难怪“二战”之后的国际政治学家一提起地缘政治就格外反感。
对希特勒影响最大的是地理学家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豪斯霍弗尔1869年出生于慕尼黑，他早年参军，曾到日本做过军事教官，“一战”期间曾任德军旅长，战后他在慕尼黑大学讲授地理学和军事科学。他的一个学生叫鲁道夫·赫斯，此人后来成了希特勒的亲信。正是通过赫斯，豪斯霍弗尔认识了希特勒。当时希特勒因“啤酒馆暴动”失败被捕入狱，正在写作《我的奋斗》。豪斯霍弗尔向希特勒讲授了“生存空间”等理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希特勒恍然大悟。《我的奋斗》第14章专门讲纳粹的外交政策，明显受到了豪斯霍弗尔的影响。但豪斯霍弗尔和希特勒的关系究竟有多么紧密，已经成为历史之谜。豪斯霍弗尔很快就在元首那里失宠了。1944年，豪斯霍弗尔夫妇被关进了集中营。同一年，他的儿子因参与暗杀希特勒的计划被处死（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刺杀希特勒》就是根据这一历史事件改编的）。德国战败之后，盟军软禁了豪斯霍弗尔，并考虑是否要把他送到纽伦堡审判。1946年，豪斯霍弗尔和妻子一起自杀。
地缘政治学遭到冷遇和歧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经常被视为历史决定论的变种。尤其是在“二战”之后，决定论成了意识形态对垒的一个重要战场。意大利和德国出现了法西斯主义，苏联出现了专制政权，来势汹汹的极权主义几乎要将西方脆弱的传统自由主义价值碾成齑粉。在信奉自由主义的学者看来，历史决定论就是极权主义的宣言书。出于误读和曲解，他们将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也视为历史决定论。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几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谈到，历史主义就是乌托邦主义，会异化为极权主义。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一文中，著名学者伯林严厉批判历史决定论。他不承认历史是被任何人为因素以外的力量决定的。这是因为，如果有人力不可控制的外力，人的行为就无法被表扬或批评，无善恶之分，沿着这一逻辑推演下去，历史决定论包藏着危险的道德和政治祸心。
不管历史决定论是否真的像波普或伯林说的那样可怕，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地缘政治学者是支持自由政治传统的。提出“陆权说”的麦金德支持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政治主张，提出“海权说”的马汉也相信民主政体，他认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的政治立场会更民主。
地缘政治学家想要得到一点点同行的承认都很难，但同样的观点，从其他学科的学者口中说出来，却得到了大家的景仰和崇拜。历史学家中尤其不乏这样的学者。卡普兰非常推崇的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就是其中之一，布罗代尔1949年出版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本地缘政治的代表作。顺便说一句，更令人钦佩的是，这本书是布罗代尔在“二战”期间在德国当战俘的时候写的。布罗代尔提出了“时间波长变化”的概念。最长的“长时段”主要是指那些不为人所察觉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变化，“中时段”是指在一个世纪之内出现的人口、经济、社会、政治的变化，这往往是“集体力量”的结果。最短的周期是“历史小事件”，就是我们在媒体上天天看到的新闻事件。布罗代尔最为重视的是“长时段”和“中时段”因素。这些因素对我们的影响最大，但却最容易被人忽视。它们是冰山藏在水下的部分，它们是海洋深处几乎静止不动的庞大水体。
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国际政治，自然感受不同。卡普兰在回顾了从修昔底德以来的地缘政治核心观点之后，结合他在世界各地的游历经验，谈到了21世纪世界政治地图的变化。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欧洲并没有出现完美的统一。从历史上看，欧洲的重心经历了从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向西欧、北欧转移的过程，因为南欧土壤贫瘠、山地崎岖，而北欧、西欧则河网密布、矿产丰富、平畴千里。最近发生的欧洲金融危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本来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它反映出来的矛盾，就是长久以来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西欧和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南欧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此外，“中欧”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批知识分子的虚构。在欧洲和中东之间，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始终不存在明晰的边界。北起波兰，南至巴尔干半岛的广阔地区，处于地缘政治学家高度重视的“缓冲地带”，至今仍然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中半梦半醒。
卡普兰也谈到了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些“新兴大国”的地理宿命。
在他看来，欧亚主义是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本来只是困在森林深处的一个小公国，机缘巧合，使得它成为横跨欧亚的超级大国。极度恶劣的生存环境、辽阔无垠的国土、蒙古入侵的历史，造就了俄罗斯近代以来不断对外扩张的心态，甚至还有一种对暴力和暴政的迷恋。但欧亚主义也是俄罗斯最脆弱的“阿喀琉斯之踵”。向西，俄罗斯不愿意完全让自己和西欧文化融合，这样只能让其更加边缘化，俄罗斯的独特文化，仍然是其可以向整个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投射影响的一种“软实力”，但如何在苏联解体之后重新找到一种新的文化感召力，是其面临的一个难题。向东，俄罗斯的地图不断向亚洲扩展。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特里宁甚至说，“俄罗斯如果把符拉迪沃斯托克视为其21世纪的首都，那将再好不过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处于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东亚地区，理当成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型的港口城市，但俄罗斯至今只把远东当做原料基地，而非通向亚洲的通道，因此错失了日本经济腾飞、“亚洲四小龙”奇迹和中国崛起几次历史机遇。
印度在地理上占据了南亚次大陆的大部分面积，但从历史上讲，印度始终没有出现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印度现在统治的领土远远超过其大多数历史王朝的疆域。其实，大英帝国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殖民扩张才将印度的势力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但印度仍然没有占据整个南亚，向西向北，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几乎从来没有过明确的边界，这里仍然是宗教极端势力、地方军阀和山地部落的领地，也是令印度最为头疼的地方。向北，隔着喜马拉雅山脉，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之间，经济相互往来水平却相对较低。向东，印度尽管不断向东南亚渗透，但南亚和东南亚之间却如陌生的路人。卡普兰在其另外一本书《季风》中曾预言，随着国际贸易尤其是能源贸易越来越集中于中东和亚洲之间，印度洋将成为未来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海洋。
卡普兰对中国的海上力量扩张深表担忧。但是，他似乎相信中国仍然没有实力与美国抗衡。他谈到，中国已经拥有现代化的驱逐舰编队，并制造出了自己的航母。根据美国原海军副部长克罗普西（Seth Cropsey）的判断，中国很快就能拥有规模超过美国海军的潜艇部队。中国海军打击海上移动目标的能力已经大大提升。但卡普兰引用美国五角大楼2010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的战略是加强与其亚太军事同盟的关系，同时再部署第二道“围堵”中国的防线，即太平洋上的关岛、帕劳、北马里亚纳、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等。这些岛屿或为美国领土，或与美国签订了防御协定，面积大到可以建立海军基地，同时又小到不会太引人注目，地理位置离中国较远，可躲避中国的导弹袭击，但又近到可随时开拔到朝鲜、台湾等地。我非军事方面的专家，无法判断其观点的真伪，但这些新的动向，或许值得我们更加关注。
卡普兰最为关心的当然是美国的地缘政治。STRATFOR网站上最近刚发布他们的一份报告，《美国的地缘政治，第一部分：不可避免的帝国》，有兴趣的读者可做参考。在本书中，卡普兰的核心观点是，美国需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重新审视其对外战略。在他看来，对苏联的遏制、对东欧的支持，以及对中东的战争和干预，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错误地估计了美国地缘政治的成本和收益。美国过多插手中东事务可能得不偿失。美国努力稳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局势，最终获益者很可能是中国，中国可以借道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打开一条通向印度洋的通道。他支持美国把更多的战略资源配置到亚太地区，同时，他也更关心美国家门口的地缘政治。美国的后门就是墨西哥，但墨西哥却一直为毒品交易、政治腐败等问题所困，墨西哥一日不稳，美国就不能安寝。有意思的是，乔治·弗里德曼在《未来100年大预言》中也讲到，最终对美国的霸权带来挑战的既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而是墨西哥。因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美国的移民政策更加宽松，大量的墨西哥移民越过美国南部漫长的边界进入美国，久而久之美国就会逐渐变成一个受拉丁裔选民影响的国家，这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将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总之，这是一本充满了新奇观点，能够激发新的思路，但也必然会引起很多争议的书。最后，我想说的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谈论地理的作用或许已经显得过时，毕竟只要坐上飞机，你就可以在一天之内环游地球。当《纽约时报》的专栏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作《世界是平的》一书的时候，他的头脑中根本就没考虑到地理的影响。地理对他来说，不过是飞机头等舱座位的液晶屏幕上显示的飞行路线。但我之所以要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就是因为我赞同卡普兰在本书的一开头就讲到的：要问有关未来的问题，最好的立足点其实就是大地，要尽可
能放慢脚步去旅行。专家推荐Ⅱ很“地”道的一本书中雷著名国际问题专家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美国著名记者罗伯特·D.卡普兰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他周游列国，早在巴尔干、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打响前几年，就实地走访，并撰写游记专栏，据说他的书直接影响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小布什是否出兵的决策。最近他转向更深入的战略研究，《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即是代表作。
本书旨在唤起人们对地理因素的重视。所谓地理的报复，就是说，如果忽视了地理的作用，就会犯错误，甚至遭到失败。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信息化、网络空间、扁平世界、气候变暖、全球治理等，一时间铺天盖地，地理因素长期以来被忽视了。这一次，卡普兰又将在新一轮地缘政治热潮到来之前，推出警世预言。作者认为，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国家间的争斗，昭示着民族命运的起伏转折，预示即将到来的地缘冲突。
毋庸置疑，地理环境对国民性格、文化文明、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内外政策都有着重要影响。作者从欧美地缘理论经典入手，结合实地旅行经历，点评了麦金德的核心地带理论、纳粹德国的生存空间理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以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认识。
不管是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还是斯皮克曼的大陆边缘说，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把这些地带的地位看做是静止不变的。实际上，大陆核心地带可能边缘化，而边缘地带可能成为核心。一个地区的重要性还有赖于不同时代的现实需求，比如冷战时期的中欧，石油时代的中东，现在的海上通道，地缘战略的重心在不断发生着变化。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北冰洋也将成为新焦点。可以看出，世界版图并非一成不变，将继续不断分化重组。
本书还展望了21世纪全球地缘战略格局，比较分析了欧洲、俄罗斯、中国、印度、伊朗、前奥斯曼帝国地区的地理条件优劣和历史演变，其中认为中国具有作为大国的天然地理优势。
卡普兰与乔治·弗里德曼等人一样，认为美国面临的根本威胁不在中东、阿富汗，而是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因为大规模的西语裔移民对美国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美国将不再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在作者看来，只有接受英美价值观的地方才是好地方，这反映出作者根深蒂固的种族文化优越感。
总体看，这是一本最能体现作者理论功底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地缘政治著作，引经据典，知识丰富，文字优美，也是一本很好的历史地理教科书。尽管有些地方不够“厚道”，但这的确是一本很“地道”的书。权威推荐亨利·基辛格博士美国著名外交家 国际问题专家 美国前国务卿
罗伯特·D.卡普兰迷人而宏伟的研究和极其重要的著作，着眼于一个古老的真理：地理对于决定国家的命运至关重要，不管是法老王的埃及还是当今阿拉伯的政局动荡都是如此。詹姆斯·霍格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顾问
地理对于塑造历史有多重要，是罗伯特·D.卡普兰在这部杰作之中要探讨的重要问题。在他对人类的辉煌历程和经年冲突的分析背后，是三十年的学术和游历积淀。他的广泛分析的核心在于一个信仰：地理对于人类的行为有着持久的影响，无论现在还是未来。伊安·布莱默 欧亚集团总裁 畅销书《独自为战》作者
卡普兰将地理当做手术刀，用它来剖析国际关系和那些全球化无法解释的冲突。《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不仅敏锐地记下了地理如何塑造我们所知的世界，也预言了它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他以一块块地域为基础，将历史与当下两方面结合起来分析，使他的这部巨著成为极具研究价值、娱乐性和信息性的不可忽视之作。马凯硕 国立新加坡大学李光耀公共行政学院院长新加坡前外交部长及常驻联合国代表
罗伯特·D.卡普兰的《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详尽地描述了古老的断层线在当代重现的事实，并极富勇气地断言：“我相信，美国在21世纪会成为波利尼西亚、印第安与拉丁民族的混血文明体。”那么，为何美国的战略思想家们没有预料到其即将面临的真正挑战呢？卡普兰的作品，对他们来说有振聋发聩之效。瓦里·纳斯尔中东问题专家 美国塔夫兹大学教授
在这本涉及地理和历史的杰作中，罗伯特·D.卡普兰无可辩驳地向读者展示了经济与政治发展的趋势，以及它们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他流畅的文笔、敏锐的洞察力和文中随处可见的历史轶事，吸引人重新思考地理在全球战略中的关键作用，并理解美国在其中的利益。《纽约时报书评》
不管卡普兰指引你去哪里，他都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出版人周刊》
卡普兰将旅行作家捕捉细节的敏锐度以及驻外国记者对事物的分析能力完美地结合于一身。《每日野兽》（The Daily Beast，美国知名新闻网站）
精彩绝伦……如果你想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将是你的起点……卡普兰的现实主义与直面困难的愿望，使这本书成了那些将自我感觉良好的宣言伪装为战略思想之人的苦口良药。邱震海 中国战略问题专家 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
地缘政治是世界各国或合作或竞争的古老而又崭新的课题，罗伯特·D.卡普兰先生从新的思维角度观察事物，为只会孤立研究寰宇战略的人们提供了又一思考新空间。曹景行 资深媒体人 时事评论员
对于《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这本书，您也许未必认同卡普兰在书中的诸多看法，甚至不能接受地缘政治理论，但还是应该认真思考作者提出的种种“即将到来”。何况，正如作者所说，他的这本新著还“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渊源”呢。马鼎盛 香港资深军事专栏作家
作者卡普兰以地理学者和地缘政治研究者的眼光，指出中国土地只有7%适于耕种，只够满足23%人口，现代化急需全世界的能源、矿物和粮食，需要探索不用19世纪的帝国主义方式的全球一体化道路。宋忠平 资深军事评论员
感谢卡普兰对我战略思维的启发，地理会报复那些莽撞者，如同中国古人提到的“地利”，日本想要吞下整个亚太是妄想，但中国可以与美国“隔洋而治”，这都是地理带来的地利。不妨仔细研究这一新著，你会发现卡普兰笔下的地缘政治很有趣。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在世界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板块不断发生变动的形势下，需要有一些新的、具有全局性的、陆权与海权并行不悖的地缘战略“再平衡”思考。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对于几乎所有国家决策者和国际战略研究者来说，地缘政治因素都是他们进行战略判断的基本出发点之一。林利民 《现代国际关系》期刊主编
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与地缘战略选择是个常话常新的大战略课题。崔文约 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这本书，让我们透过纷纷扰扰的国际形势，重新认识到地缘政治的基本作用和地位。前言地球不是平的
要问有关未来的问题，最好的立足点其实就是大地，要尽可能放慢脚步去旅行。
驱车穿越伊拉克北部沙漠后，第一道穹顶般的浑圆山丘突然跃出地平线，群峦叠嶂起伏，最高处可达10 000英尺（1英尺约为0.3048米），密布着橡木林和火山灰。身后广袤的平原，如同一张张大饼，我的库尔德司机回头望了一眼，不屑地咂咂嘴，哼了一声：“阿拉伯斯坦。”
再向山上看去，他喃喃地说：“库尔德斯坦。”脸泛出光亮来。那是1986年，当时正值萨达姆·侯赛因统治巅峰时期，气氛令人窒息。然而，只要我们走进深如地牢的山谷，或行人罕至的豁口，城区无处不在的萨达姆巨幅画像就会突然消失，伊拉克士兵也不见踪影，取代他们的是库尔德自由战士。他们身背子弹带，头戴包巾，身穿宽松的长裤，系着宽大的腰带。
从政治版图来说，我们并没有离开伊拉克。但是，这里却不是萨达姆统治的地盘，因为即使是萨达姆，也不可能战胜山脉天险。持久的“自然”边界
大山具有强大的守护力，它保护着本土文化，防止其受到激进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侵蚀。同时，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大山又为游击队和贩毒集团提供庇护所。耶鲁大学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写道：“最好把山民理解为流离失所、孤立无援的群体。两千多年来，他们不断逃离平原河谷地带，那里有政权机构的各种剥削与压迫。”比如说，正是在平原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建立起他的政权，把爪牙安插到人民中间；然而，20世纪80年代，我几次登上喀尔巴阡山脉，却很少看到集体化的踪迹。这些山脉号称“中欧的后门”，山上到处是原始树林和天然石料垒成的房屋，很少见到罗马尼亚统治者所钟爱的钢筋混凝土。
喀尔巴阡山脉环绕罗马尼亚，正如山脉包围着库尔德斯坦一样。喀尔巴阡山脉西部，是辽阔而空旷的匈牙利平原，点缀着煤褐色的土壤与绿色海洋般的草地。从这里开始，我离开奥匈帝国的欧洲部分，渐渐进入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一带在经济上相对贫瘠得多。喀尔巴阡山延伸出来的平地，为齐奥塞斯库的专制主义的形成创造了可(1)能，相比之下，匈牙利的古拉什共产主义，强制性则要小得多。
然而，喀尔巴阡山脉并非与世隔绝。几个世纪以来，牵着牲口的商人们在古道上络绎不绝，将货物和文房雅玩贩至此处，由此，中欧的文化特征远远走出了本土，在像布加勒斯特和鲁塞这样的城市和乡镇扎下了根。但大山依然层次分明，第一层余脉向东南方向延伸，消失在阿拉伯和卡拉库姆沙漠之中。
1999年，我乘夜班渡轮，从里海西岸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发，赶往东岸土库曼斯坦的克拉斯诺沃茨克。公元3世纪波斯帝国萨珊王朝时期所说的突厥斯坦，发源地就在此。一觉醒来，眼前是人烟稀少的海岸，一排白色帐篷背靠着死灰色的峭壁，如同抽象画一般。尽管室外温度高达38摄氏度，所有旅客还是被命令在一扇油漆剥落的大门前排成一队，由一名警察逐一检查护照；然后，我们又进入一个空荡荡的、热得像烤箱一样的大帐篷进行随身物品检查，另一名警察翻到了我的胃药佩托比斯摩片，竟指控我走私毒品。
那位粗暴的警察还一把夺去了我的手电筒，把1.5伏电池倒在脏兮兮的地板上。他那冷酷又野蛮的表情，简直是此处环境的绝佳诠释。除了这间帐篷以外，整座城镇几无半点遮阳蔽荫之处，平坦空旷得让人感到压抑，很难看到物质文明留下的建筑遗存。我突然怀念起巴库来，那里毕竟还有公元12世纪的古波斯城墙，以及第一代石油大亨的梦幻宫殿里精美的壁画和石雕。在喀尔巴阡山、黑海、高加索地区，这些西方文化特征竟能顽强地保留下来，而再向东行进，欧洲的印迹便在我眼前一步步淡去，里海的自然边界成为欧亚的最后分界线，随后即进入更加荒芜的卡拉库姆沙漠。
当然，从地理上讲，土库曼斯坦并非毫无希望。相反，它体现了智慧的开启，见证了人类探索历史格局的进程。帕提亚人、蒙古人、波斯人、沙皇俄国、苏联以及突厥余部，不断入侵这块光秃秃又不设防的地域，但这块土地不容任何人在此永久扎根，这里几乎没有可以让文明存活的基本条件。这也印证了我对这里的第一印象的确没错。
再来讲讲另一次经历。我驾驶着汽车在沙漠中前行，地形表面开始逐渐升高，突然间，一马平川的戈壁大漠在我眼前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迷宫一般的地貌，时而是早已干涸的河床湖底，时而是叠加起伏的山坡，满眼尽是灰色和土黄色。惟有山顶上披着一抹夕阳红，映射着红赭色的霞光。从不同的角度看，太阳似乎只能照在更高更陡的山坡上。一股冷空气吹进汽车里，原来已到达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经历过白沙瓦的热浪熏蒸后，我终于呼吸到第一口山间的清新气息。
开伯尔山口规模不大，本身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它的最高峰不到7 000英尺，很少有陡峭的山坡。然而，1987年，在一个小时之内，我穿越阴曹地府般的火山岩构造带，通过尖削的峭壁和蜿蜒的峡谷，从印度次大陆诱人的热带平原，到凉爽的亚洲中部，最终踏上被废弃的戈壁滩。这边是黑土地、纯棉布、浓厚辛辣的菜肴，那边是大沙漠、粗羊毛、手抓肉，完全是两种世界两重天。
在这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交界处，一代又一代商贩像在喀尔巴阡山脉一样踏出连绵古道，但这里的地理环境却能给后人提供别样的经验教训。按照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苏嘉塔·柏瑟（Sugata Bose）的说法，这个所谓的“西北边境”，首先是英国人叫出来的，其实在“历史上根本没有界”。但是，印度波斯和印度伊斯兰板块的“心脏”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原因；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直接导致它们各自作为国家时，在地理疆域上丧失了内聚力。
接下来，再让我们看看更多“人工”边界。智慧的开端——地理
1973年和1981年，我先后两次越过柏林墙，进入东柏林。顶部安装着粗管的混凝土幕墙足有12英尺高，横亘在东西德之间。西德这一侧，混居着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移民的贫民社区，看起来如同薄薄的黑白胶片一样，而东德一侧则残存着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洗礼的建筑。在西侧，你可以顺墙行走，触摸任何地方，墙上到处是涂鸦乱画；但在东侧，你却能发现到处都是雷区和岗楼。
在当时，城市地面上突兀地出现监狱大院这种离奇事儿，几乎没人会质疑，因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冷战永远不会结束”，对于像我一样在冷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由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记忆，我们难免会觉得，柏林墙不管多么残酷和武断，似乎都与山脉一样永恒。然而，真理其实一直存在于书本和德国历史地图上。1989年初的几个月，我滞留波恩，为了完成一本杂志的约稿而查阅资料，偶然间发现了这些文字：德国处于欧洲的心脏地带，夹在北海、波罗的海与阿尔卑斯
山之间，正如历史学家戈洛·曼（Golo Mann）所形容的，就像被
关在一座“大监狱”里，四面大门紧锁，内心蠢蠢欲动，希望打
破封锁，冲出牢笼。但因南北两面为山水阻隔，向外扩张就意味
着只能东扩和西进，因为这两个方向没有地域的障碍。戈洛·曼认为，100年以来，“毫无章法”和“不可靠”这两
个词可以概括德国人的特性，他指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
纪60年代这段动荡时期，尤以俾斯麦的扩张和两次世界大战为
主要标志。然而，纵观德国历史，这两个词也可作为德国版图的
大小和形状的最佳诠释。
事实的确如此。公元800年，由查理曼大帝建立的第一帝国，是一次重大的领土重组，其疆域范围不断变化，同时或先后囊括了奥地利和瑞士的一部分，以及法国、比利时、荷兰、波兰、意大利和前南斯拉夫；后来，马丁·路德倡导宗教改革，导致西方基督教分裂，接着重大事变纷至沓来，点燃了三十年战争，战斗主要在德国土地上打响，中欧自此衰败；18世纪，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之间交叉重叠；19世纪早期，各个德语国家之间结成关税联盟；19世纪末，奥托·冯·俾斯麦以普鲁士为中心完成统一。
书读得越多，我越发现，原来德国领土一直经历着重组易手的过程，柏林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阶段性插曲而已。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制度也垮塌了。我常年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其他地方工作和旅行，对这些制度早已明了在胸。近距离看，它们似乎坚不可摧，令人望而生畏，然而对我来说，它们突然解体的教训是一个信号，不仅说明所有独裁政权的基础并不稳定，还预示着在目前看似固若金汤、压倒一切者，实际上稍纵即逝。唯一持久的，是人民在地图上的位置。因此，越是在动荡年代，地图就越显得重要，它虽然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却是智慧的开端。脚下的政治版图瞬息万变时，只要认真思考历史的逻辑，你就能推测出下一步可能出现什么。
再来看看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紧张对峙，暴力在边境的非军事区（DMZ）无处不在，这是我对这一地区的主要印象。2006年，我看到韩国士兵在与朝鲜士兵对峙时摆出待令出击的跆拳道姿势，一动不动地僵立着，握紧拳头，绷紧小臂，眼睛死死地盯着敌人的脸。两边都挑选了个头最高的士兵执行任务，目的是让对手看着就心惊胆寒。但是，这种形式化的仇恨，虽然目前陈列在铁丝网和地雷阵前供世人观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会被废弃，成为历史遗产。看看20世纪其他分裂国家的地图，例如德国、越南、也门，很明显，不管分裂多久，坚持统一的力量终将胜利，没有例外。
这种分久必合的进程，大多是在计划之外一举完成的，有时还会诉诸暴力。非军事区就像柏林墙一样，是一个没有地理逻辑的任意边界，把一个民族国家肆意划分为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正如统一的德国一样，是我们应该期望的，或者至少应该有这样的打算。文化和地理的力量，可能在某个时刻战胜一切；而一个人为的边界是不符合自然的，所以也特别脆弱。
我也曾从约旦和以色列之间、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陆地边界经过，诸如此类的边界还有很多。现在，我更希望跨越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鸿沟，从历史和政治学的角度经历一段截然不同的旅程，通过对地理的着重研究，从地图中看出更多玄机，从而模糊地管窥到未来的政治轮廓。正是因为跨越了这么多的边界，我对它们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感觉这些地方的命运与我息息相关。我做记者已超过30年了，在这喷气式客机数小时即可飞越大洋和大洲的信息爆炸时代，一些精英舆论塑造者们高唱着所谓“世界是平的”，这使我确信，当下的人们都需要恢复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敏感性，这些能力我们已失去了很久。
我丝毫没有“世界是平的”的感觉。相反，我将向读者介绍一些貌似“不合时宜”的思想家，以便打消人们的错误观念，使他们不认为地理不再重要了。在这次旅程的前半段，我将深入挖掘和阐释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基础，以便后半段运用他们的智慧，带领读者横跨欧亚大陆，了解从欧洲到中国，包括大中东和印度次大陆，这些地区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未来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我要检视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寻找到底缺失了什么，检讨一下我们是如何把它弄丢了的，然后试图恢复它。要放慢我们的旅行脚步，还要慢慢地观察，同时借鉴和援引一些著名学者的丰富学识。这就是我此次旅行的目标。
地理（Geography）在希腊语中的本意是“对于大地的描述”，常常与宿命论相关，意味着限制人的选择，因此含有贬义。但对于我来说，只希望通过地图和人口学研究等工具，为传统的外交政策分析作多一层解读，从而找到更深层和更强大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你没有必要成为“地理决定论者”，但必须记住：我们越是对当前的事件疲于应付，个人及其选择就越显得重要；而当我们跨越百年历史审视问题时，地理则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中东地区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中东何以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就在我撰写此书之际，整个中东地区，从摩洛哥到阿富汗，所有专制政权都处于危机之中。寡头统治的旧秩序已难以为继，而通往民主化的道路却又艰难曲折，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在这个大动荡时期的第一阶段，新通信技术的力量似乎打败了地理学派。卫星电视和社交互联网站已经使整个阿拉伯世界成为抗议者社区，始自突尼斯的变革使得埃及、也门和巴林等地的民主人士都受到了激励。这些国家的政治局势存在共性，不过，每个国家的事态发展方向都受到自身历史和地理特征的深层影响。因此，越是对这些方面有所了解，越会对有关事件表现出更少惊诧。
始于突尼斯的动荡，可能只是个意外。古董级的旧地图显示，今天的突尼斯过去只是一个集中定居点，相比之下，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在那时反而显得地广人稀。突尼斯向地中海突出，与西西里隔海相望，不仅在迦太基、罗马帝国时期是北部非洲的人口中心，在汪达尔、拜占庭、中世纪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统治时期也很繁华。西部的阿尔及利亚和东部的利比亚从地图上看只是模糊的地理概念，相对而言，突尼斯更像一个古老文明的集群。
在长达2 0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与迦太基（其范围与现在的突尼斯大致相当）离得越近的地方，发展水平越高。由于城市化进程在2 000年以前就已开始，突尼斯建立在游牧基础上的部落特征相对薄弱，研究中世纪历史的阿拉伯学者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n）也认为，这一特征对政治稳定非常不利。公元前202年，罗马将军小西庇阿在突尼斯外围击败汉尼拔后，挖了界河战壕或称为“罗马地宫”，用以标志文明的领土范围。这个地宫与目前的中东危机仍然有关。它从突尼斯西北海岸的塔巴卡向南延伸，然后折向东，直到另一个地中海港口斯法克斯，至今仍然清晰可见。
在这条壕沟之外的乡镇较少有古罗马遗迹，今天仍然是贫困和欠发达地区，历史上失业率较高。2010年12月，西迪布宰德镇一名果蔬贩子采取了自焚行动抗议当地警察的苛待，就倒在离西庇阿防线不远的地方，这成了阿拉伯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这不是宿命论，我只是提供相关时事的地理和历史背景。阿拉伯民主变革从历史上看，正好发端于阿拉伯世界最先进的区域，也是在地理上最接近欧洲的地方。更具体地看，它又肇始于这个国家最穷困的地区，这里自古代起就长期被忽视，此后也一直没发展起来。这种历史知识可以增加对其他地方的理解深度。比如另一个古老文明集中地埃及，像突尼斯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也门，作为阿拉伯半岛的人口核心，一直怀有谋求统一的雄心，但因庞大的山区地形而备受困扰，这样的地形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势力，助长了部落和分裂主义组织的气焰；或者还可以看看叙利亚，那缩成一团般的地形，使基于种族和宗派身份的分裂状态得到了庇护。
地理学证明，突尼斯和埃及具有天然的凝聚力，而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凝聚力就没有这么强。因此，突尼斯和埃及只需要温和的专制形式即可维持统治，而利比亚和叙利亚则需要更强硬些；至于也门，从地理上讲一直就很难统治。20世纪的欧洲学者，如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罗伯特·蒙塔涅（Robert Montagne），一直把也门称为“条块分割的社会”，这里集中体现了中东的山地和沙漠地形。也门，在中央集权和无政府状态之间徘徊，用蒙塔涅的话说，就是一种典型的“颠沛流离”的制度，“其本身十分脆弱”，因此不能建立起持久的政权。这里的部落很强大，中央政府则相对薄弱。
我们越是重视地图的价值，就越不容易造成失误。我们将不仅可以决定何时干预、何时不干预，还可以规划我们该怎样干预。
当前，全球性的政治动荡屡见不鲜，这个世界似乎越来越难以管理，美国及其盟国应该如何应对，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地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应对的方法。通过翻查研究旧地图和求教于早期地理学家、地缘政治思想家，我想在21世纪搞清地球的真相，相关的前沿性工作我早在20世纪中后期就开始做了。即使我们可以发送卫星到太阳系外，即使网络没有国界，兴都库什山这样的山脉仍然构成无法逾越的强大屏障。任何旨在这些地方搞什么重建自由秩序的意图，都不能脱离这样的现实。(1) Goulash，匈牙利炖牛肉，匈牙利最出名的一种炖菜。——译者注第1章地图上的地缘战争宁死不屈的地理
20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后，人们才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并重新建立对地图的尊重。冷战结束后，人们逐渐丧失地理意识，似乎理想主义的时代已经开始，但在“9·11”之后的10年里，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将这种幻想击得粉碎。
巴尔干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一触即发的“火药桶”，根源何在？中欧作为“宽容忍让”和“高度文明”的理想地标，在新的大国博弈中能否幸存下来？德国的地理位置又是怎样决定其钟摆方向的？海湾战争中，眼看就要活捉萨达姆，老布什为何却下令停止进攻巴格达？
西方国家对米洛舍维奇等独裁者的“绥靖政策”一时间使得“慕尼黑阴谋”的类比甚嚣尘上，地理的报复在无形中开始上演了……重拾我们的地理意识，必须先在最近的历史坐标中找准一要个时间点，搞清我们在何时彻底失去了它，以及为什么会失去它，并阐明那将如何影响我们对世界的判断。
当然，这种地理意识的丧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倘若要我指出这个时间段，我想大约就是柏林墙倒塌后的那段日子。一条人为边界的倒塌，本应让我们对地理和地图更加肃然起敬，以便提前考虑德国版图的变化可能会对相邻的巴尔干和中东地区带来什么影响，但恰恰相反，我们却从那时开始盲目自大起来，完全无视那些真正的地理障碍仍然虎视眈眈地横亘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渐行渐远。
德国境内一道人为边界的拆除，仿佛突然成了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这让我们认定：人类所有的分歧将从此烟消云散；民主既然能将东欧收于麾下，也必将征服非洲和中东；“全球化”这个风靡一时的流行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而是一跃成为了历史的道德方向和国际安全体系。想想看，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才刚刚被打破，美国和西欧的国内安全就被视为理所当然，太平盛世的假象统领了一切。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前副主任弗朗西斯·福山，预见性地捕捉到了这种新的“时代精神”。他在柏林墙倒塌前几个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宣称世界各地战争和动乱有增无减，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即自由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唯一形式。）至此宣告终结，因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取得了胜利，有关政治制度的争论就此结束。
其实，这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象塑造世界，有时甚至是通过出动美国军队来实现的。在20世纪90年代，这样做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惩罚。这是一个信仰倒错的时代，是冷战后的第一轮知识辩论周期。在这个时代，“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被视为无稽之谈。比如，在一些地方，传统和狭义的“国家利益”本来就被定义得似是而非，却硬要对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你最好加入新保守主义派，或当一名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整天想着如何在巴尔干地区阻止“种族灭绝”，因为这是当时“聪明的好人”该做的事。
在美国，类似的理想主义大迸发并非史无前例。第一次世界大战(1)胜利之际，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命名的“威尔逊主义”风行一时，后来人们才发现，威尔逊的想法很少考虑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真正目标，更没有考虑到巴尔干地区和近东地区的现实。20世纪20年代在这些地方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表明民主和自由已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得到推行，同时也意味着，在这古老苏丹王朝的某个地区，狭隘民族意识正在悄然觉醒。
冷战胜利后西方出现的现象，与“威尔逊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许多人认为，只要高举“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旗帜，自由和繁荣就会随之到来。有人甚至建议，非洲也可以成为民主革命的前沿，全然不顾这里是最贫穷、最不稳定的大陆，更糟糕的是，这里有世界上为数最多的人为划定的、不合逻辑的边界。在欧洲的心脏地带，苏联解体了；相隔近万里，隔着大海和沙漠，仅仅因为电视上连篇累牍的报道，这一事件就对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也有了最高的指导意义。然而，正如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形一样，我们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却并没有得到预想中的民主和全球和平。下一步，为生存而开展的斗争更为艰难，邪恶会戴上新的面具。
非洲各地的确开始显现出民主的迹象，以及更好的政府。不过，斗争必然是漫长而曲折的，无政府状态、叛乱、极端邪恶势力（如卢旺达的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重新抬头，非洲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过对欧美地区来说刻骨铭心的这段旅程：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到2001年9月11日五角大楼和世界贸易中心遭恐怖主义袭击。在这12年间，随处发生的大屠杀和姗姗来迟的人道主义干预，激怒了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而这些干预措施的最终成功，把理想主义必胜信念提到了新的高度。
事实证明，这种信念在“9·11”事件之后的10年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这期间，曾在20世纪90年代影响过巴尔干地区和非洲的地理因素，同样破坏了美国在近东地区的“良好意愿”。从波斯尼亚到巴格达，从古老的土耳其帝国西部最发达的巴尔干部分到东部最不发达的美索不达米亚部分，从有限的空中和地面打击行动，到大规模地面步兵入侵，这一过程将公开暴露自由主义普遍论的局限性，并重新承认对地图的尊重。谁来拯救“中欧”？
所谓“后冷战时期”，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前就开始了，与之相伴的是“中欧”一词的复苏，身为记者和牛津大学学者的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后来将其定义为“对于‘东部’苏联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悖离”。
中部欧洲，即米特欧罗巴（Mitteleuropa），更多的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地理事实。它宣示的是一段旧时光的记忆：热情喧闹，韵味十足，浪漫的欧洲文明，使人联想到鹅卵石小巷、错落有致的小房子、丰收的葡萄酒、维也纳的咖啡馆和古典音乐，而其优雅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却饱浸着躁动不安的现代艺术和思想。
这里沉睡着奥匈帝国的魔幻记忆，以及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如马勒、克里姆特、弗洛伊德、康德、斯宾诺莎等。事实上，在纳粹暴政统治之前，“中部欧洲”就意味着一个知识分子备受蹂躏的犹太人世界；意味着经济发达，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里的工业化已高度发展，甚至超过当时的比利时，使人回想起波希米亚的繁荣盛世；意味着姑且不论各种腐败颓废和道德沦丧，仍然是一个相对宽容的多民族融合地区，由哈布斯堡王朝为其提供一个良性的但功能日益失调的保护伞。在冷战时期的最后阶段，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尔·E.舒斯克（Carl E. Schorske）在其著作《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ecle Vienna）中简明地表达了对中欧的怀念，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里斯（Claudio Magris）也在其华美的游记《多瑙河》（Danube）中有类似的记述。在马格里斯看来，中欧富有政治敏感性，“能够保护特定的群体反对任何极权主义的计划”；而对于匈牙利作家捷尔吉·康拉德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等人而言，中欧意味着“贵族”和开启“政治自由化”大门的钥匙。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欧”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身处地理之中的文化，或者就是这种文化组成了地理的每一个节点，像山脉一般连绵不绝，或像苏军坦克的履带一般回环往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之后，随着种族冲突在南斯拉夫爆发，“中欧”这个概念竟从统一体变成了分支；“巴尔干”也在人们的意识中被肢解出来，成为了新近东的一部分。
巴尔干是古老的土耳其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同义词，崇山峻岭阻碍了发展，这里的生活水平相对比较低下，比起位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帝国，要落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始终遭受着一定程度的贫困和压迫，但在北方，即苏联的“中欧部分”则对此并无体会。
当然，情况是复杂的。东德作为从属国而被完全占领，因此它的制度在所有国家中最严酷；而前南斯拉夫并非正式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因此在其某些城市里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化；而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这种自由化则是闻所未闻的。而原属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的那些欧洲国家，虽然也吃了一些苦头，程度上却大大减轻，不过是把激进的自由民粹主义掺和在一起的大杂烩而已。
20世纪80年代，我时常旅行。我发现，当我乘坐的火车从匈牙利行至罗马尼亚时，窗外的建筑质量突然变差了；车上的乘警肆意蹂躏我的行李，因为翻出了打字机而向我索取贿赂；厕所里的卫生纸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灯光也变得无精打彩。巴可尔干虽然深受中欧影响，但中东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因为它与两地的距离相等。进口的货物大都来自安纳托利亚，尘土飞扬的广场空地，破败不堪的公共场所，也几乎是科索沃和马其顿生活的真实写照。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文化娱乐，在这里则难觅痕迹。这并不完全是意外，或由某些邪恶势力一手造就。在民族混杂的前南斯拉夫，暴力冲突一触即发，而在单一民族的中欧国家，比如匈牙利和波兰就不会如此。说到底，还是与历史和地理因素有关。
然而，以加顿·阿什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其宏伟设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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