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丹尼尔·内特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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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认识自己，做更好的你试读：
人格：认识自己，做更好的你[英]丹尼尔·内特尔 著舒琦 译中信出版集团在人生的每一个当下时刻，人既是他未来的形象，也是他过去的样子。——奥斯卡·王尔德，《自深深处》序言[1]我提议用英尺来测量人性的高度和深度，而且我不认为这是对人性的粗浅看法。——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李是一个成功、聪明的企业高管，年近35岁，在职场升迁很快。在大家眼里，李工作效率高，精力充沛。其实，真实情况不止这些。李从不愿意与“蠢人”共事，而且，如果他认为某些同事或供应商想在他面前耍花招，他会直言不讳。他会表现得非常尖刻，怒气冲冲地说出他对这些人和事的想法，完全不留情面。所以，尽管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得很好，却也树敌不少。他换过几家公司，有时不得不在同一家公司内调换部门，因为他和同事长期不和，闹得很僵。有些能调解矛盾的同事，不得不插手来稳定局面，或者至少保证李和新结下的仇家不用互相打交道。工作之外，李不喜欢的人也很多。他去过不少国家，而且认定，其中至少有一些国家的当地人是令他讨厌的——他们太粗鲁，或者太迟钝，又或者侵犯了他的私人空间。比如有人开车猛冲到他前面，或者排队的时候硬要插队，又或者害他等待，这些人都让他讨厌。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他的脾气一下子就会上来，还会骂骂咧咧，口出秽言。但我们不能就此推定李不喜欢社交。实际上，他很喜欢外出参加派对。但是，如果派对上的人不对他的口味，或者派对的风格不对他的路子，他很快就会觉得无聊，并且因为浪费了这个晚上而感到心烦意乱，还毫不掩饰这样的情绪。哪怕是一个很好的派对，也可能会因为李遇到了某个跟他政见或品位不合的“蠢人”，而在大吵大闹中结束。李有几个关系很好的朋友，而且友情一直维持着，但李和他们也并非相安无事。实际上，他的每一段交情里都掺杂着激烈争吵、相持不下、生闷气以及和解。李的爱情之路也不例外。恋爱双方总是意见不合，要么是对方变得很黏人，让他厌烦，要么就是他觉得对方不够黏人。女方最后通常会说李很自私、不体贴。看来，一个能与李志趣相投、长期相处的伴侣还没有出现。朱利安就不一样了。他（目前）是一家旅游杂志的撰稿人。这份工作让他可以周游世界，研究有关印度宗教节日和西伯利亚大铁路背后的故事。虽然他现在热爱的是旅行，但他过去的热情另在别处。他在大学里学的是音乐，毕业后立刻将热情投入他的乐队。这支乐队表演的是一种另类音乐，结合了传统中东音乐和现代流行音乐。他凭着满腔热情给乐队引路，那几年，他们在自己的地区做得有声有色。不过，在音乐事业上做得好，可能只是看起来光鲜，实际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因为他们需要进行现场演奏，曲目很多，可惜观众也许只有三五十人。他们睡在货车里，还要和很多不卫生的人合租公寓。这些代价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怎么说呢，显然，音乐高于一切。过了几年乐队生活后，朱利安的幻想开始破灭。有一段时间，他变得情绪低落、沉默寡言。他觉得，他与伴侣——一个黎巴嫩籍和声歌手的生活开始周而复始，百无聊赖，他不知道等待他们的结局究竟是什么。过去看着异常激动人心的事情，现在看起来就像一台跑步机，在上面永远不会有任何进展。朱利安最终离开了乐队和他的伴侣，跑去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这令他的朋友大为吃惊。朱利安，一个摇滚乐手，穿着西装？不可思议。朱利安可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商业真的很有趣，它研究的是人，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事实上，商业是有创造力的，是一种塑造全新关系、打造更好生活的方式。不用说，这种状态没有持续下去。到了毕业的时候，朱利安只觉得，等待他的是未来三十年朝九晚五困在办公室的生活。这一次，他真的很沮丧，还去看了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医生给他开了抗抑郁药，心理咨询师向他推荐了一些带有新纪元运动[2]元素的心理疗法。有那么一阵子，他和当时的女友一起做灵气治疗、心理剧治疗和印度的头部按摩，住在偏远地区一座宽敞而杂乱的农舍里，生活俭省，但很健康。他们不需要去海外度假，因为生活的每一天本来就是健康有生机的。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三年，直到和伴侣的感情出现裂痕，加上对那些疗法心生失望，朱利安因此陷入了最低迷的精神状态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花了一年时间去世界各地旅行，因为一系列的机缘巧合，他最终开始给一份旅游杂志写专题文章。他热爱这份工作，做了整整一年，还交了一个耀眼的法国女友，她是一名摄影师。显然，旅行和旅行写作就是他寻寻觅觅要找的事业。李和朱利安尽管年纪相仿，性别相同，但他们的生活是如此不同。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到，他们都来自正常的中产阶级家庭，智力和教育程度相仿，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传递给他们的期望和价值观也是基本相似的。事实上，从我们人类自身的经验来看，两个成长经历如出一辙的人，成年后却过上了至少像李和朱利安那样迥异的生活，这种情况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最初的社会条件如此相似，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个人的生活走向如此不同？和我交谈过的非心理学家对这个问题都有很强的直觉。他们说，带来不同结果的是这两个人的人格（personalities），或者说是气质（temperaments），也可以说是性格（characters）。我问，什么是人格？他们告诉我，人格就是一个人内在的、稳定的、与生俱来的东西，与人们在面对一连串事件时的具体选择、动机、反应和障碍存在因果关系。他们告诉我，在心理事件中反复出现一类主题，就是在暗示我们，这是人格在起作用。比如，多年以后，李最终对共事过的人都生出敌意。同样，他也很有可能对搭乘火车或飞机途中邻座的人产生敌意。这些事件的持续时间很不一样，彼此互动牵扯的利害关系和需求也大不相同，但本质上来说，只要空间上与李很近，那别人做的事就有可能会惹恼李，这是李的生活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我怀疑李永远不会细想这个主题，因为他觉得心理学家和心理学书籍都很烦人。）同样，朱利安的生命中也有很多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融合音乐、心理剧疗法、自给自足的农场生活、旅行写作，每个领域都是不同寻常的、富有创造力的，朱利安被这些领域吸引，但持续时间都不长。这就好像他一直在找寻新的方式来体验世界和表达体验。他的人生选择中还有一种特别的主题。他发现一个新的领域，并且为之异常兴奋，就像被这个领域激活一样，全身心投入，这对他开启一个新的人生计划很有帮助。这段时间，他听不进去这个计划的缺点或局限。但是，过一阵子，这种感觉消退了，对未来的疑虑和担忧取代了激情。就算朱利安精力充沛，他还是会变成一个忧虑和悲伤的人。贯穿朱利安职场发展的主题，同样也适用于他的情感之路。他的恋爱关系一般也就持续两三年，一开始激情四射，在这个阶段，他的家人如果稍稍提点建议说他们不合适，在他看来都是很愚蠢、很肤浅的，而且不合情理。接下来，小情侣之间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不愉快和焦躁不安，他开始打退堂鼓，而他的家人此时已顺从他的意愿，努力与他选择的情人好好相处，这一点又会遭到他的怨恨。（“他们怎么就看不出她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人呢？”大部分的错总是出在父母身上。）接下来就是一段带着些许紧张不安的调整和恢复期，直到下一段感情有着落。从最初的激情到心生退意和背弃，这种主题是否也存在于其他情境中？如我所料，朱利安有许多从书店抱回家却从未打开过的书。一开始他就像发现战利品一样，“尼采太有意思了，我要把他写的书全读了”。他还有一个面包机，当时脑门一热买回来，结果只用了两次，有一把小提琴，拉过一次，还有一个全尺寸的织布机！这些物件代表的是他难以抑制的热情，还有他开始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的渴望，但随之而来的，要么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回报而无法持续，要么就是陷入消极懈怠情绪的泥沼。这与他在恋爱和工作中的行为模式如出一辙，只是程度有别。相同的模式，不同程度的表现，是一种很耐人寻味的属性。[3]比如，有些精美的地貌有一种属性叫作分形，很受复杂性理论家和平面设计师的喜爱。在一个分形中，无论你是从整体上看还是放大看里面细微的一部分，都会看到重复的形状。部分呈现整体，整体呈现部分。分形具有这样的属性，是创造出分形的数学函数的性质使然。人格就很像分形。人格不只体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中——爱情、职场、友谊，往往不随时间发生变化，让我们重复着同样的成就或错误。我们在一些很细小的互动中，比如购物、穿衣、在火车上与陌生人交谈或者装饰家居，也会呈现出一定的特征，且与我们审视整个人生时观察到的行为模式相吻合。我们常常发现自己会说这样的话，“那就是鲍勃会做的事……”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观察到人们在一系列情境中所做的事，便能合理地预测他们在将来的一些情境（包括一些出入很大的场景）中会做些什么。正如分形自相一致的属性是由定义分形的数学函数带来的，人格自相一致的属性似乎也是由这个人的神经系统的某种物理性质造成的。换言之，我们觉得，讨论一个人的人格，就是在用一种简略的方式，讨论[4]一个人的神经系统是如何连接的。本书探讨的是人格心理学。我想要证实一点，人的人格倾向具有持久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他们将来会做什么，这种人格来自他们神经系统连接的方式。我也希望能介绍一下人格研究背后的科学——我们如何测量人格，测量的意思是什么，人格能预示什么，为什么人格差异一开始就存在。比起其他心理学分支，人格心理学直到最近地位还相当低。人们普遍认为，人格心理学建立在一些站不住脚的证据上，内部分裂，而且与心理学中的“硬科学”沾不上边。这些观点过去可能不无道理，但我相信，情况已经有了改变。事实上，人格研究正在复兴，我希望本书能为这股复兴之潮抛砖引玉。人格研究的复兴正当其时，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现在至少有一组严格基于证据的人格概念可以使用，而且我们的心理学家就此达成了共识。这组概念叫作“人格五因子模型”（five-factor model），或者叫“大五人格模型”（big five）。在过去几十年中，五因子模型从大量研究中脱颖而出，有望成为有史以来探讨人格最全面、最可靠、最有用的框架（第一章）。根据五因子模型，人的性格各不相同，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五个主要的维度。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五个维度的分数，这些分数会预言他们在生活中可能会采取的行为模式。五因子模型的出现非常有用，因为长久以来人格研究领域的学者都因为概念纷乱而饱受困扰。从前，一个心理学家可能会给你一个奖赏依赖和伤害回避的分数，另一个心理学家可能会把你归入思考型、情感型、感觉型或直觉型中的一个。这样一来，不同的研究采用不同的概念，彼此之间似乎没有一个系统的联系，纷繁复杂，难免让人心生沮丧。这些都压低了人格研究在科学界的地位。早在1958年，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就抱怨说，“每个评估者都有自己钟爱的一套词汇，使用自己钟爱的一组检测工具”，在后来的几十年里，[5]这种情况变得更糟。五因子模型给这种纷乱的局面注入了一定的秩序。不是说其他概念都必然是无效的，只是从前用来检测人格的大多数概念其实都可以归到五因子的框架下——要么检测的是大五人格中的一个人格特质，要么是一个特质下的某个部分，又或者是两个特质的结合。这个效果是惊人的，因为我们可以非常迅速地整理思绪，让混乱的局面显著改善，给人们一个非常便捷的框架来描绘和理解人与人之间的主要差异。我在这里引用举足轻重的人格心理学家保罗·科斯塔（Paul Costa）和罗伯特·麦克雷（Robert McCrae）的话，五因子模型就是“圣诞树”，一切人格研究的具体发现都能挂到这棵树上。我在本书中也把五因子模型当作我的圣诞树：大五人格中的每个人格特[6]质就是一个章节的主题（从第三章到第七章）。人格研究的复兴蓄势待发，还有另一个原因：神经科学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进展，这主要得益于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 scanning）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脑成像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让我们可以对鲜活、清醒、正在思考的个体的大脑结构和运作进行无创观察。这些新技术的第一阶段的频繁运用是为了弄清楚大脑的基本工作方式——哪些区域和哪种功能是关联的——第二阶段则开始关注个体差异。在“正常”人群中，不同的大脑结构大小相对不同，不同个体的大脑对特定任务做出的生理反应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异。大脑结构和功能上的个体差异成为一门冉冉升起的新科学，而这门科学的研究结果可以映射回大五人格的几个维度，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明白这一点。人格研究复兴的第三个原因是人类遗传学和基因组学。人类基因组图谱在2001年完成。正如脑成像的发展一样，基因研究一开始的重点是从整体上来理解人类，而不是从个体角度出发。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首要目标是描述人类共有的2.5万~3万个基因的一般结构，数据样本是大约200人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共有序列。如今这个共有序列已经公布，人们开始对基因个体性越来越感兴趣。在这2.5万~3万个基因中，很多基因存在着几个略有不同的变体形式。人们在感染疾病、药物反应、承受具体心理问题和很多其他方面可谓千差万别，我们开始明白这些适应性和个人所携带的某些可能的遗传变体有何关联。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血型，可以设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对自己的基因组测序，从而知道自己会不会患上乳腺癌或心脏病，或者对某种药物可能会产生什么反应。基因个体性这一新兴科学还可以与人格结合，如我们在后面章节所见，你的人格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你携带的基因变体所决定的。人格研究复兴的时机刚好的最后一个原因，与进化论思想的传播有关。进化论思想提出一个终极问题：人类是如何在自然选择中走到今天的？它还提出了一个近似的问题：哪些基因或大脑的哪部分参与了进化？进化论思想在心理学领域传播日益广泛，也为心理学的几个不同领域提供了深度研究和解释的依据。就像之前讨论的其他科学领域一样，进化论心理学家一开始关注的是如何理解我们人类共有的心理机制设定，所以最初他们几乎不去考虑个体之间的差异，只有寥寥可数的一些进化论研究涉足人格心理学。不过，这一点也在改变。我们知道，除了人与人之间存在气质差异外，不同人种之间也存在气质差异。从进化论角度来看，针对这种变化可以提出许多问题——为什么会有变异？自然选择最终会消灭变异还是增加变异？在什么情况下，自然选择会让变异在一个族群内持续存在？当我们在本书中探讨人格特质的时候，这些问题会如影随[7]形，贯穿始终。本书面向所有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而不只是我在学术领域的同人。本着这样的精神，我不会详细论述每一个观点的技术细节和宏观背景，这些通常在研究论文或专题论文中都能找到。如果你想要找引文和辅助性细节，可以去看注释，不过那也只是提供一些指引和关键参考，而非一个全面的文献综述。对学术内容没有需求的读者，即便不理会注释，也不会错过任何对论述至关重要的信息。即便我的行文对普通读者是友好的（希望如此），我也会尽力对现有的知识做出审慎明智且基于证据的描述，并且会公正地区分已知信息和尚属猜测的内容。我的行文基于以下几个要素：现有文献，由很多备受尊敬的同人撰写；我自己近期的一些个人研究；世界各地与我通信的人寄给我的海量生活故事。这些人曾经作为研究对象参与过我的研究，我手上有他们的五因子人格数据。应我的要求，他们好心地给我写信，讲述他们的生活、情感、人际关系，通常都很详细。虽然他们的故事有时候把事情变复杂了，让我撰写本书变得更艰难，而不是更容易，但这些来信总是让我备受启发。当然，我在引用他们的故事时，在细节上有所修饰，以确保不泄露个人隐私。（顺便说一下，李和朱利安的例子并非出自这些故事。他们只是本书虚构的案例研究中的人物。其余都是源自真实生活的案例。）我向他们搜寻生活故事是因为，我想，比起纯粹的人格理论，本书的绝大多数读者会对人更感兴趣。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在读这本书，我猜你会想知道和了解你自己的人格。因此，我强烈建议你在读后续章节之前，先翻到本书附录，使用纽卡斯尔人格自测表（Newcastle Personality Assessor）给自己做个测评，以免你读完书以后，知道得太多，左右你的答案。你在读后面的章节时，尤其是第三章到第七章，或许会想要把自己的得分放在手边，这样我们就可以一一对照这大五人格了。不过，在揭开大五人格的面纱前，我们还要探究一些初级但很重要的问题。首先，第一章，我们会讨论什么是人格特质；紧接着，第二章，我们会探讨进化为什么会允许同一人种内个体间的生理差异持续存在。[1] 1英尺=0.3048米。——译者注（本书脚注除特别注明外均为译者注）[2] 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又称新时代运动，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社会现象，起源于1970—1980年西方的社会与宗教运动。新纪元运动涉及的层面极广，涵盖了灵性、神秘学、替代疗法，并吸收世界各个宗教的元素以及环境保护主义。[3] 分形，又称碎形、残形，通常被定义为“一个粗糙或零碎的几何形状，可以分成数个部分，且每一部分都（至少近似地）是整体缩小后的形状”，即具有自相似的性质。分形也被称为扩展对称或展开对称。如果在每次放大后，形状的重复是完全相同的，这被称为自相似。[4] 我们习惯于把人的行为归因于他们的内在性格，而不是当时的情境，这在心理学中被莫名其妙地总结为基本归因错误。这很莫名其妙，因为我们没有切实的理由来认定这是一个错误（Andrews,2001）。假设条件不变，如果人们的行为方式能够揭示他们在其他情况下会倾向于何种行为，那这或许是个不错的法则。[5] “每个评估者都有自己钟爱的一套词汇”，摘自Allport1958:258。[6] The five-factor model as the Christmas tree on which findings are arranged:Costa and McCrae1993.[7] 迄今为止关于演化心理学的研究综述，参见Buss2005。演化心理学家迄今为止所做的尝试，参见Buss1991,Buss&Greiling1999,MacDonald1995,Nettle2006a。第一章 性格很重要人格的确存在，而且发挥作用……它就隐藏在具体行为后和我们的内心里。——戈登·奥尔波特谈人格，惯常的开篇方式可能是先谈希波克拉底以及他的体液说（Four Humors），或是其他一些涉及人格分类的古老概念。不过，我想先说说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1884年在《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上发表的题为《性格的测量》（The Measurement of Character）的文章。用高尔顿来开启这个话题其实很恰当，原因有几个。高尔顿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早期就拥护进化论，并认为进化论对人类至关重要。高尔顿身处维多利亚时代，他能想到的应用进化论的方法，打上了那个时代对社会和人群的一些偏见的烙印，所以放到今天似乎不太恰当。但是，事实证明，高尔顿的基本直觉是对的——我们对人类一切行为的看法，最终都会受到自然选择理[1]论的影响。我对高尔顿感兴趣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最先意识到家庭性格遗传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双胞胎的研究——是揭开先天和后天因子对人类变异的影响的关键。这个洞见开启了一个完整的科学领域——行为遗传学（behavior genetics），这一领域从高尔顿时代开始兴盛，后面我们会读到行为遗传学的研究结果。最后，高尔顿有如此分量，是因为他对测量的关注非常超前。高尔顿执着于寻找实用的方法来测量人类行为中一些令人费解的部分。1885年，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测量烦躁》（The Measurement of Fidget）的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到，根据他的广泛观察，在诸如讲座这样的大型集会上，观众平均一分钟会烦躁一次。不过，当演讲者真的用一个观点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时，观众烦躁的频率就会减少将近一半，并且烦躁的表现也会发生变化。观众动来动去的持续时间会变短（听入了迷的观众会尽快结束身体上的动作，而觉得无聊的人就会动得久一些），而且身体偏离挺直的角度（在水手们的字典里就是“偏航”）也会减少。所以，检测观众在某一刻的烦躁程度有一个快捷指标，那就是看他们平均偏离挺直的角度是多少。高尔顿把这些见解推荐给他的读者，称这种方法有望“对观众在听任何一场研究报告时表现出来的厌倦程度[2]进行量化”。这篇论文虽然古怪离奇，但很超前。在高尔顿之前的很多哲学家已经探索过人格特质的问题，但是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如果这些特质无法被测量，那至少在科学上而言，一切的努力都没有实际意义。科学心理学的大部分工作就是找到好的测量工具，并且向世人展示这些工具的好处。事实上，测量上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偏学术性”心理学和其他类别心理学的区别究竟在哪里。高尔顿测量了牲畜和贵族的重量、反应速度、头的大小、指纹形状以及其他许多特征。他对人格理论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开始思考如何对人格进行测量，从而把人格变成了科学上可研究的实体。高尔顿在1884年的文章中指出了测量人格的总体好处，并且给出了一些建议。其中一条建议就是观察自然语言。高尔顿估计，如果翻开一本词典，英语中至少有1000个词语是描述人类性格的，但这1000个词语里有大量的冗余，因为它们当中很多是同义词或反义词。高尔顿的这个偶然发现开启了对人格的词汇研究工作，也就是分析语言中的描述性词汇，以此作为理解人与人之间差异的基础。这里有一个假设——自然语言的语义一路发展下来，能够反映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重要差异。关于词汇研究，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不过这项工作对大五[3]人格模型的发展格外重要。高尔顿还提出，人们在情绪反应上也因性格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个观点也是有一定价值的。他还建议我们对人进行小型的即兴情绪测试，观察被试者的反应（比如大喊一声吓唬人），从而得出一个性格指数。人们反应的程度大体上会透露出他们的情绪唤起能力，这能帮我们预测他们在真实生活中遇到更大考验时的反应。弗朗西斯爵士乐观地认为这种测试很容易，这倒很符合他的性格。“我确信，如果有两三个试验者带着热情和谨慎一起秘密策划一下，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收集到丰富的行为数据。”我也确信他们能有这样的收获，但我不确定研究伦理委员会是否喜欢这件事。最后，高尔顿还提到，他希望把这些反应与生理学联系起来。如果一些人的情绪更容易被唤起，这应该显示在心率或其他一些生理参数的变化上。1884年，这样的研究在技术上有一定局限，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超前的想法，与当代人有意把人格建构与潜在的神经生物学机制联系起来不谋而合。因此，高尔顿至少在原则上已经预想到现代人格心理学的很多研究方法，他在行文中缺失的是当今最普遍的人格数据来源——评分。现代人格研究的很多工作都基于人们对人格的自我评测或者对他人人格的评测（相对少见一些）。事实证明这类数据现在已经相当可靠，况且这些数据的收集是最快捷、最容易的，这是人格心理学发展的幸运。高尔顿时代结束几十年以后，对人格的系统性实证研究开始了，但本书不是要探讨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史。一言以蔽之，人格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是特质（trait）。特质是一个个体变化的连续统一体。比如紧张可能是一种特质，或者是反应速度。（注意，通常情况下，同一个名称，常常既会用来描述某种特质的一端，也会用来描述这个特质本身。因此，紧张的特质指的就是从“从不紧张”到“常常极度紧张”的连续统一体。类似的，外向性指的是从“一点也不外向”到“极端外向”的连[4]续。）你永远无法直接观察到某一种特质。事实上，你要通过一个人的行为来推断这个人某种特质的水平。没有人是时时刻刻紧张的，但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紧张，而且紧张的范围更广。这种易紧张的倾向，就算是一种特质，并且会始终保持不变。顺便说明，大五人格就是几种特质。我想，人们称之为人格五因子（five-factor）模型，而非五特质（five-trait）模型，是因为他们喜欢这个英文名称里的两个单词押头韵。特质是连续的，就像身高一样，而不是离散的，就像苹果和梨一样。有些人始终认为，人的性格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类别的性格是彼此独立的，但这种观点没什么根据。特质的整体架构不会因人而异，因人而异的只是各个特质的水平。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拥有这五种人格，就像每个人都有身高和体重，只是身高和体重的量级不同。同理，每个人在五种人格里各个[5]维度的得分也有差异。尽管特质的概念并不是从神经生物学的证据推导出来的，但很多人格心理学家都相信这些概念最终会在神经生物学中得到证实。也就是说，虽然最初我们根据大量行为来定义特质，但是，一旦我们对神经系统的结构有了完美的认知，“鲍勃属于高神经质”就有可能会被另一种以大脑结构为核心的表达替代。这样一来，能预测人与人之间在神经生物学乃至基因方面的差异，也是关于特质的表达需要考虑的事。这才是现代人格心理学的中心舞台。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人格特质要怎样进行检测和理解。我们将使用来自我近期的一项研究的一些数据。我向545个年龄和背景各异的英国成人提出了关于他们自身的各种问题，他们要用1~5分来给自己打分。一个问题是：你花在社交活动上的时间是多少？另一个问题是：[6]你有多喜欢旅行？这两个问题的得分的相关性是0.2。你们应该会想起来，相关系数（r）是表示一个变量发生变化时另一个变量发生变化的程度指数。相关系数为1就表示改变第一个变量能完美预测第二个变量的变化。相关系数为0则表示当一个变量变化时，并不能给出第二个变量变化的任何信息。一个人的身高和体重的相关系数大约是0.68。这就表示，如果有人个子很高，那他们有可能也会比较重，相反，如果有人个子很小，那他们有可能也会比较轻。身高和体重的相关系数不等于1，因为这两个变量并不能完美预测对方的数值——很显然，两个身高一样的人也可能体重相差很多。但不管怎么说，这个相关系数大体上远大于0，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猜一个人的体重，知道了身高信息，相对猜得会比较准。在我的数据中，“喜欢旅行”和“花在社交活动上的时间”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比身高和体重的相关性要低得多，但仍然远大于0。这很有意思，因为从逻辑上看，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一个人有可能喜欢独自旅行，同时回避大部分社交派对，但这样的情况在这545个人身上不太常见。我还问了他们的好胜心有多大（自我评定）。好胜心和喜欢旅行的相关系数是0.12，好胜心和花在社交活动上的时间的相关系数是0.11。这些数值都不大，但显然都大于0。现在，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你可能会以为好胜心强的人对自己要求很高，那他们应该没有时间去旅行或社交，但数据告诉我们的可不是这么回事；那些喜欢社交和旅行的人也会被竞争驱使（普遍来说是这样，当然也不乏一些例外）。接下来，我问他们对性有多感兴趣。现在我们有更多的相关系数要展示，所以需要一个表格（见表1-1）。对性的兴趣和其他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虽然数值也不大，但相对来说已经算是显著的了。总的来说，比起不那么爱旅行的人，喜欢旅行的人好胜心要更大一些，对性的兴趣更大一点，也会在社交上多花一点时间。换一种表达就是：这个数据是有一定冗余的。如果我们知道某人对性有很大兴趣，那么，当我们发现这个人也是活得淋漓、玩得尽兴、喜欢去海外度假的那一类人时，也不会感到意外。从一个人对性的态度，多少也能看出他对其他事物的态度。无论如何，这个线索都不是完美的，但它确实能反映一些情况。表1-1 以545个英国成人为样本得出的四个测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所有相关系数显然都大于0）我们再来介绍另一些变量。我问了受访对象两个问题：他们是否因为感到沮丧或低落而在生活或职业上寻求过帮助？他们是否因为感到非常焦虑或担忧而寻求过帮助？因为沮丧而求助和因为焦虑而求助这两个变量是正相关的，相关系数为0.46。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因为焦虑求助过，那与一般人相比，这个人也更有可能因为感到低落而去求助。这两个现象比较容易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一点或许不那么让人意外，但更有趣的是这两个变量与前文提到的那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你往哪个方向推演都可以。比如说，你可以推测，一个人如果喜欢走出去，努力进行社交，总把自己逼到极致，人生跌宕起伏，那么他（她）也会比较容易沮丧、倦怠，所以这两个新变量和好胜心、旅行等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但是，你也可以反过来推测。一个喜欢旅行和社交的人，显然是乐观、适应性强的人，所以这些行为与沮丧和焦虑之间也有可能呈负相关关系。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旅行和社交变量上的得分越高，在沮丧和焦虑变量上的得分就越低，那么r就小于0，大约接近于—1，这就是一个完全负相关。事实上，把沮丧当作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和旅行、好胜心、社交活动或对性的兴趣之间的相关系数，没有一个是大幅度偏离0的。焦虑变量也一样。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否容易沮丧或焦虑，知道他们是否热爱旅行或是否对性很感兴趣，绝对给不了你任何线索。不管决定一个人易沮丧或易焦虑的因子是什么，它们都和让一个人的好胜心或性欲更强的因子没有关系。开展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快遇到一个问题：随着我们想要考量的变量数目增加，我们需要计算的相关系数的量也呈指数级增长。如果只有两个变量，我们需要计算一个相关系数；3个变量，3个系数；4个变量，6个系数；5个变量，10个系数；10个变量，46个系数；以此类推。这项工作实在太繁重了，而且会让我们越来越难掌握数据中的规律。所以到了这里，我们就转向人格研究领域广泛使用的一种技巧，也就是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法可以过滤掉以上数据中的冗余。我们已经发现，旅行、好胜心、社交活动和对性的兴趣这4个变量中的任何一个都会给出其他3个变量的一些信息，所以把每个人的4个变量值都呈现出来有一定程度的重复。如果只是想看数据中所呈现的主要倾向，我们或许可以把这4个变量统一归入一个变量下，然后计算这一个变量。如果这个人在新的组合变量上得分高，就表示他们好胜心强，对性很感兴趣，非常热爱旅行，在社交活动上花费大量时间，这样一来很是方便快捷。第二个组合变量会告诉你人们易沮丧和易焦虑的程度，因为这两个变量也有一定程度的重叠。因此，对每个人来说，你只需要两个信息——他们在组合变量1上的得分和他们在组合变量2上的得分——就能分析出这个人在更多具体情况下的表现。当然，你可能已经丢失了很多关于个人特质的信息，因为所有的相关系数都是远小于1的，但你也有可能通过减少和简化数据获得了大量信息。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因子分析法的逻辑。我不会赘述这个过程，我只能说，这是一种基于一切有关变量的相关系数的统计方法，并且在任何一台现代电脑上只需不到一秒钟就能轻松完成。我们来把因子分析的简单模式应用到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数据上。不一定非得是两个因子，因子数量也可以和变量一样多，前提是这些数据之间没有冗余。但是，在这个精心挑选的案例中，最后得出的因子是两个，而且我们也能呈现出6个原始变量中每一个变量与两个新组合变量之间有多大关联，详情见表1-2。表1-2 以545个英国成人为样本，从6个原始变量评定量表提炼出的因子你可以从表1-2中发现一些端倪。这种统计方法确定了两个基本规律。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会导向一组不同的结果（社交活动、旅行、好胜心、对性的兴趣）。无论这种特质最终怎样呈现，因子1都是类似于占位符一样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因子1和4个（有下划线的）原始变量之间的关联性相当大。再者，第二种特质与第一种特质完全不相关，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对性或旅行的兴趣寥寥或者干脆毫无兴致，但有可能极易感到沮丧和焦虑（看看因子2一列中有下划线的相关系数）。因子1代表的其实是外向性的人格特质，而因子2代表的是神经质的人格特质。这些特质的本质是下一章节的主题，在本章节中，我们要做的是尝试理解特质是如何从数据中提炼出来的。人格理论家没有把这些特质当作先验之物，也没有用神秘的推演或任何非实证手段来选定这些特质。总而言之，他们采用多样化的方式从大众身上收集海量数据，再对数据进行研究，尽其所能就数据揭示的性格因子（类似于特质的占位符）达成一致。在对大量行为或性格的评估分数进行分析后，因子分析常常会提炼出刚好5个因子。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这一点就被注意到，而且得到了各类数据的验证，然而一切似乎就此止步。直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开始汇聚到同一个观点上：这5个因子大有玄机。有些人研究的维度不到5个，比如保罗·科斯塔和罗伯特·麦克雷，他们开始意识到可以用一组5个因子解释更多的变量。而另一些研究维度多于5个的人就发现，他们可以在不严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切实减少维度数量。许多文章开始显现出某种共识：我们在评估人的行为或性格时，用不多不少刚好5个因子就可以涵盖大部分一般变量。再者，这5个因子——大五人格——的内容也是基本一致的。这5个因子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和细致的性格，我们在后面会一一看到，但表1-3能让还不熟悉大五人格的读者先做到心[7]中有数。一旦我们发现，其他人格模型可以多么完美地套入五因子模型，共识感自然就越发强烈起来。比如，雷蒙德·卡特尔（Raymond Catell）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一个运用了十六项人格特质的框架，不过显然这些特质可以进一步减少，因为其中有一些特质是彼此相关的，而且降维后的结果和大五人格或多或少有些相似。类似的，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倡导的观点是，你用三个超级因子就能捕捉到人格数据里的大多数变化，这三个超级因子被他称为外向性、神经质和精神质（Psychoticism）。艾森克的这三个超级维度里的外向性和神经质也出现在大五人格里，而精神质是大五人格的宜人性和尽责性的综合体。因此，艾森克的观点虽然看起来与大五人格不符，但想要从他的观点中得出大五人格结论，只需要把精神质一分为二，再加上开放性。然后，这个表面的差异就会回到共识上[8]来。表1-3 大五人格的维度概览我们至此便达成了一个关于大五人格的共识，并有大量不同的问卷用来测量大五人格，包括本书末尾的纽卡斯尔人格自测表。但是，所有这些问卷都是基于人们的自我评估。不难看出，测评的结果非常容易受到各种因子的影响，包括测评人当天的情绪、他们想呈现出来的样子、不够透彻的自我认知以及其他种种可能会让数据变得不真实的因子。那么，到底有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五个维度上的得分在帮助我们理解人类长期行为方面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呢？证据确实存在。首先，人们的得分在较长时间段里是相当稳定的。在某项研究中，人们每6年接受一次人格问卷调查，一共进行了3次。最后一次的得分（距离研究启动的时候已经过去了12年）与最初的得分相关系数为0.68~0.85。这个数值相当高了。事实上，这个结果几乎与人们间隔6天接受两次测试得出的r值相同。这就表明，偶发事件或情绪突变而带来的变化是相当有限的，如果把这些也考虑进去的话，间隔十年的基本得分就会和间隔一周一样了。再者，人们的自我评价与其他熟人对他们的评价其实也是有十足默契的，只要这些熟人对他们非常了解。当陌生人为一个目标对象的人格打分，那他们之间基本没有什么默契可言，可是，对这个目标对象越了解，默契就会越高。目标对象的自我评价与相熟相知之人的评价之[9]间的相关系数通常在0.5左右。想要解读人格评估的意义，我们还可以把人格评估与直接的行为观察联系起来，就像高尔顿劝我们做的那样。相对于一群心理学家突然在伦敦街头四处游走，这类观察更经常是在大学实验室里进行的，但不管怎么说，结果还是很有用的。高外向性的人确实更健谈，与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一致。在思考或观看一些有压力或不愉快的东西时，高神经质的人比低神经质的人确实更烦闷。高宜人性的人在听故事的时候，真的会比低宜人性的人更在意故事人物的心理状态。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不过更耐人寻味的问题是，这张人格列表上的得分是否真的能预测非心理学专业的人真正关心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得分[10]能不能预测现实生活中的结果？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可以。我在这里会讨论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来自E.洛厄尔·凯利（E.Lowell Kelly）和詹姆斯·康利（James Conley）。凯利对这项研究做出的贡献值得称颂，因为从他收集第一批数据到最后发表论文，中间间隔了52年。时间跨度这么长的数据是很罕见的，对于我们这些对人类长期生活规律感兴趣的人来说是极好的资源。1935年到1938年，凯利招募了300对已经订婚即将结婚的情侣，大部分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凯利与他们一直保持联系，收集他们婚姻状况的数据，比如婚姻是否完整，婚姻生活是否幸福。这些数据涵盖了他们婚后几年、1954—1955年以及1980—1981年的状况。回到20世纪30年代，凯利还请了每一对夫妻男女双方各自的五个朋友对他们的人格进行打分，当时所用的人格测试表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人格自测表的前身。凯利从中提炼出了四个维度的平均人格得分，这四个维度就是外向性、神经质、尽[11]责性和宜人性。研究结果表明，朋友们在30年代填写的简单测试表获取的人格得分，非常可靠地预测了他们的婚姻走向。如果一对夫妻中的任何一方是高神经质，那么离婚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果他们勉强在一起，婚姻生活的幸福感就比较低，这刚好也符合40年后男女双方进行独立测试的平均得分结果。高神经质的人容易产生负面情绪，长期来说，这的确会对现实生活造成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有趣的规律。比如男人的尽责性也是离婚的一个信号灯（尽责性越低，离婚的可能性越大）。凯利和康利收集了他们对离婚原因的解释，结果表明：低尽责性的男性基本就是家庭不和的罪魁祸首。他们当中有些人或者变成酒鬼，或者在经济上不负责任，或者两者皆有。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夫妻都是在战前结婚的，那个时候的男女分工还是遵循传统的观念。女性的尽责性对婚姻的影响在研究中是缺失的，因为当时女性基本不会承担赚钱养家的角色。至于什么人会维持不幸福的婚姻，什么人会离婚，区别这两种人，就要看外向性和宜人性的水平了。这也容易理解。外向的人大体都擅长与人结交，因此，在一段不幸福的婚姻里，这种人会更愿意出去找别人，并且终止婚姻。至于宜人性，我的解读是，当一段感情导致双方痛苦的时候，容易感同身受、共情能力高的人能察觉到这种痛苦并尝试找到解决方法。至于共情能力低的人，可能就会任由冷漠的关系甚至彼此的敌意延续下去。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从1921年开始的一项研究更加引人注目。特曼主要研究人的智力及其对生活的影响。他招募了1500名智力超群的加州男孩和女孩——这些儿童被称为“白蚁”（Termites）——并对他们展开跟踪研究，一直到他们成年。截至1991年，一般的男性“白蚁”和三分之一的女性“白蚁”已经死亡。因为“白蚁”儿童时期的人格数据已经被收集了，这就给霍华德·弗里德曼（Howard Friedman）的团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来研究人格对寿命的影响。他们坚持不懈地从（用他们的话说）“不予配合的州政府机构”那里搜集死亡证明，来确认死亡人士的身份、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12]1922年，特曼从“白蚁”儿童的老师和父母那里收集了他们的人格得分。这些得分当然先于五因子模型而存在，但事后分析还是能从中提炼出类似于大五人格的几大维度。格外醒目的是，低尽责性竟然是预示死亡的强信号，且在任何年份里都会让死亡概率增加大约30%。怎么会这样？因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癌症和心脏病，而高尽责性的人较易避免这些疾病。首先，他们不怎么吸烟和酗酒；另外，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行为也可能更加谨慎克制。弗里德曼和同事们还发现，儿童时期乐观和爱社交的人，在死亡的可能性上也存在差异。越活跃和乐观，死亡的可能性越大。是的，越大。这似乎有违我们对积极情绪价值的明显直觉，但这也是有迹可循的，因为外向的人会更冒险，这一点我们会在第三章中看到。有了这些迷人的发现，如果还有人声称人格评分是无关紧要的，或者说这种东西不过是见仁见智，又或者告诉你这不过是参与者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些话都是站不住脚的。活着并拥有一段成功的关系，无论是从体验还是从进化的角度看，都是人生中极为重要的元素。所以，如果花十分钟就能完成的一份测试表能够预测这些元素，无论它多不完美，我们都应该重视起来。我们应当试着去理解，既然人生复杂得离谱，是那么不可预测，那这样一份测试表是如何具备了预测的价值呢？当然，这就是本书的核心。我在序言中说过，人格特质心理学正在经历某种复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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