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1945(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春龙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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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域1945试读：

孙春龙，出身草根，关注更多的亦是草根。自1999年任记者起，发表深度报道逾百万字，涉及农民、矿工、知青、出租车司机、抗战老兵等多个底层群体；

2001年出版报告文学《以公民的名义》；2010年出版新闻作品集《公开的力量》；

2008年9月，反映山西娄烦尖山铁矿瞒报特大事故的博客得到温家宝总理批示而使真相大白，因此获得“中国十大法制人物”“中国阳光记者”“十大真情人物”，以及2008感动中国候选人等；

近两年更多地关注抗战历史，工作之外，为20多位抗战老兵找到失散近70年的家人，并于2009年5月底组织9名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探亲；

目前任《瞭望东方周刊》总编辑助理。

作者邮箱：suncllw@163.com1.在国殇墓园里，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

请宽恕我的无知和幼稚！

多年来，每每想起那个偶遇的老人，我的愧疚就会油然而生。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浅薄，当他激动万分地向我讲起那段历史时，我却始终无动于衷而又茫然地看着他，没有一丝的共鸣和迎合，我的迟疑与平静让他的激情陡然不在，之后，是再也没有说出一个字的沉默。

沉默，或许是一种更为绝望而又震撼的表达方式。

那是2005年6月中旬的一天，国际禁毒日前夕，我在缅甸北部采访当地的一支民族地方武装组织宣布禁种罂粟一事，这支地方武装组织占据着“金三角”的核心位置，其首领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毒品王国的君主”。那天晚饭后，我到宾馆的院子里散步，在一棵大树之下，有一位穿着龙基（缅甸男人穿的裙子）的老人正躺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你是中国来的记者吧。”就在我走过老人的身旁时，他睁开了眼睛，主动向我打招呼。

我很诧异地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是记者？”“谁来了这里，我都知道。”老人很得意地说，随后又解释说，“这个酒店的老板是我的亲戚，我平时就住在这里，来来往往的人都知道。”说着，老人喊宾馆的保安拿来一个小凳子让我坐下，之后告诉我：“这里来过好多中国记者，因为这里是‘金三角’，臭名昭著，关于它的任何报道都会吸引全世界的关注。”“你了解‘金三角’吗？”老人反问我。

我笑了笑说，来之前看过不少资料。“不要相信外界报道的那些，你要自己去调查了解。”老人对我说，“有好多记者，走马观花地来一趟，加上一些渲染，回去之后就写报道，这是极不负责任的，正是这样的报道，让‘金三角’越来越被妖魔化。”

老人的告诫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立即将他作为采访对象。在谈话中得知，老人是国民党的一位老兵，解放战争后败退到“金三角”，也见证和经历了“金三角”最为鼎盛和混乱的日子。一生中最让他感到哭笑不得的一件事情是，他所在的部队退到“金三角”后，曾经和这支地方武装组织的头目所带领的部队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战斗，但现在，他和这个头目成了亲家。“我们现在经常会聊起当年是如何攻打对方的。”老人笑着说。

在异乡他国，遇到一位曾经打过仗的国民党老兵，让我的好奇心更为浓厚。但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对他的身份的追问会让他那般敏感，这位老人猛地坐直了身子，指着我的鼻子异常愤怒地说：“你说，你们说我们不抗日，说我们是卖国贼，那么你说，在国殇墓园里，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

老人的指责让我一时无所适从。我努力回忆着我所接受的历史教育，我期望能搜索到一丝一缕的信息回应他，但是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甚至连国殇墓园是怎么一回事也一无所知。

突然而至的激愤过后，是沉默。我的沉默是因为茫然，老人的沉默是因为失望。

……

虽然在当时我难以理喻老人在谈到历史时为何会如此敏感，但老人的提醒却时刻让我铭记在心，就是“不要相信外界报道的那些，你要自己去调查了解”。在“金三角”采访的近一个月时间里，我也开始努力取下“有色眼镜”去重新审视这个地方，并在我供职的《瞭望东方周刊》发表了封面文章《金三角毒枭禁毒》，从历史、政治等多个角度认真分析了这个地方的毒品生态，并大胆地指出：罂粟，只不过是这个地方的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农作物而已。也正是因为这个较为客观的报道，一年之后，在我再次抵达“金三角”采访的时候，这支地方武装组织的头目鲍有祥，在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情况下，依然出面接受了我的专访。甚至因为一时谈得兴起，将原本定好的15分钟采访时间，延长到近两个小时。被称为“金三角”的缅甸“佤邦”。

后来，当我真正了解和进一步回溯那段历史之后，我才明白，老人的告诫或许还有更多的目的，就是作为一名记录者，一定要尊重和客观地反映历史。

从“金三角”采访回来后，这位老人的一举一动始终让我难以忘记，我一直想搞清楚的是，在谈到历史时，这位老人为何会如此激动。碰巧，我们的杂志在当年6月份发表了一篇我的同事黄泓采写的文章《正面描写蒋介石政府抗战书籍上市》，谈的是一本名叫《国殇》的书籍，在2005年5月悄悄摆上各地新华书店的柜台。

该书的作者张洪涛在接受我的同事采访时说，他写作此书的原因，是“国人，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国民党抗战的史实知之不多”。

这句话让我羞愧无比。那一年，我正好30岁。

这篇文章指出，《国殇》出版前后，正值中共中央部署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国共56年来再次握手之际，其信号意义非同凡响，引起海外媒体关注。

因为有新华社的背景，《瞭望东方周刊》的这篇报道引起了海内外的多方关注，《南方都市报》甚至以《一场“抢救记忆”的媒体运动》来评价《瞭望东方周刊》的这篇报道。

我同样是以一种懵懵懂懂的心态来阅读这篇报道，之后我又搜索了国殇墓园，得知它就在云南的腾冲。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地方。2.一个活着的人面对自己的墓碑，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

真正的抵达已经是在两年多之后。

就在当初的那份好奇已经随着时间而淡定的时候，云南普洱德福经贸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高飞打来电话，邀请我去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参加当地的克钦族每年一度的狂欢节——目瑙纵歌节，而出境就在云南腾冲的猴桥口岸。高飞是我非常要好的一位朋友，做着木材、玉石、茶叶等生意，经常出入缅甸，由此也练就了一口流利的缅语。国殇墓园。

因为途经腾冲，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次邀请。从昆明坐飞机到保山，然后再转坐汽车，抵达腾冲时已是深夜。入住兴华大酒店后，我就急切地向酒店总经理鲁兴华打探国殇墓园的位置。让我激动不已的是，墓园就在离酒店百十米远的地方。

谈到国殇墓园，鲁兴华同样是兴致勃勃。当我后来接触更多的腾冲人，不管或官或民或商，我发现，他们对国殇墓园的感情，以及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是那么一致地强烈和清晰。所以在两年之后，当我组织的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时，他们力邀老兵们去腾冲，他们给予的欢迎之隆重，以及对于老兵关爱之真诚，让我感动不已，也在预料之中。

而国殇，不仅仅是腾冲的国殇，更应该是整个民族的国殇。

从兴华大酒店的窗户眺望，国殇墓园的方向，一片漆黑。那是一个很难入睡的晚上，我一直在想，在即将到来的清晨，我该以怎么样的一种姿势，走过这百十米的路程，走进那段历史。

确切的时间是在2008年1月7日的早晨，这个南方的小城，依然能感受到丝丝寒意。

绕过一个盘道，顺着一条并不宽阔的柏油路前行，两边冷冷清清的玉器店已经显示出，在旅游旺地的腾冲，这里并不是一个游客必至之地。

大门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气派和肃穆。但是，当我顺着松柏掩映的石板路拾级而上，绕过忠烈祠，抵达墓地的时候，那种久违的震撼和激动还是如排山倒海般袭来。

整个山坡上，竖满了密密麻麻的墓碑，清澈的阳光透过高耸的松树，落在小小的墓碑之上。青苔遍布的墓碑按建制整齐地排列着，碑文简单到只有军衔和姓名。

是何等惨烈的战争，让这么多的生灵不在？是什么样的纠结，阻断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传承？

关于和这块墓地有关的战争，我在来之前查阅了相关资料。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以6个师的兵力强渡怒江天险，向侵占滇西战略要塞腾冲达两年之久的日军发起全面攻击。腾冲攻城战役历时42天，第二十集团军，以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结束了这场被日军称之的玉碎之战。

没有一片树叶没有两个以上的弹孔，没有一所房子可以遮风挡雨。这是有关资料记载的，中国军队收复腾冲后的场景。这样的描述或者有些夸大，但足以让我们感觉到这场战争的惨烈。国殇墓园里的墓碑。

腾冲收复后，当地老百姓最先想到的，就是为战死的官兵修一块墓地，40多万元的捐款很快筹齐，几个大户人家也无偿地将风水宝地——小团山捐献出来作为烈士的安息之地。1945年7月7日，墓园落成。

后来我才知道，即使是这样一个在边陲几乎被我们遗忘的墓地，“文革”期间依然没有逃脱粉身碎骨的厄运。现有的国殇墓园里的3000多块墓碑，只有4块是当年遗留下来的。1984年，墓园开始重修时，当年于右任手书的“忠烈祠”的牌匾，在粮食局职工田复明的家里被找到，这张牌匾因为被当床板而保全了身家。

当时参与重修的腾冲县文管所职工李正称，墓碑尽毁，为了能获得更多的烈士名单，他们从当地修建厕所的围墙里找到了当时的名录碑，拓出了3000多个将士名单，而当年安葬在这里的将士有9000余名。

因为资料的缺失，即使得到恢复的墓碑，碑文已难以像以前那样具体到籍贯、年龄等。

腾冲县文化局1984年8月30日送云南省文化厅的重修国殇墓园的报告称：“纪念塔已被炸成数块，现存党校猪厩”，“全体阵亡官兵名单的碑碣约百方，除用于铺砌祠后走廊阶沿及党校办公室廊外，尚存八十四方”……

四年后的2009年3月，我在缅甸曼德勒采访了中国远征军老兵韩天海，这位来自四川的老兵告诉我，因为曾被日军俘虏，他的部队以为他已经阵亡，在国殇墓园里还为他立了墓碑。在20世纪50年代，韩天海曾到腾冲做一些小的边贸生意，他的战友告诉了他这一消息后，他还专程去国殇墓园里找到了自己的墓碑。

我一直在想，一个活着的人，在面对自己的墓碑时，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呢？

后来我再次去国殇墓园的时候，专门就此委托墓园管理所副所长龙济存进行查询，但没有找到韩天海的名字。毕竟，复原的墓碑已不足三分之一。

在国殇墓园忠烈祠下有一块蒋介石题写的布告，警示不得改变墓地的属性：“……赖我将士忠勇，与敌周旋，前仆后继，遂克腾冲，恢复滇缅国际路线，促成伟大之胜利。丰功伟绩，薄海同钦。兹建此墓园，永垂矜式。除按此举行祀典及随时开放任人瞻仰外，不得擅自驻兵及移作别用，以示爱护、尊崇之意，倘有干犯例禁，定即严惩不贷。”

但江山的交替，让委员长的手谕已自身难保。

现有资料及相关人士回忆称，在1971年，腾冲县五七干校撤销，改为读书班，迁入国殇墓园办公。1975年，在读书班的基础上，腾冲县党校恢复，办公地仍然为国殇墓园。

遗憾中也有庆幸。当人们都在为墓园被严重损毁而扼腕痛惜时，也有人站出来说，这其实是被保全得最好的国民革命军抗战烈士的墓园了。何尝不是呢！

何尝不是的又何止一个墓园呢？在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为自己的命运嘘唏不已的时候，他们何曾知道，那些在抗战结束之后回到自己家园的老兵，所经历的浩劫，有的比他们更为凄惨和悲壮。

毕竟，这是在腾冲，是在离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和中国远征军的鲜血最近的地方，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正是有了这种最为真切的情感，同样位于腾冲县城的198师纪念碑才得以逃过一劫：腾冲的老百姓用泥巴糊上纪念碑，在上面写上毛主席万岁。也正是基于这种情愫，1984年对国殇墓园的重修才得以顺利进行。3.我想跪下叩一万个响头，却找不到他们的牌位

和我们一同前往缅甸密支那参加目瑙纵歌节的还有腾冲古林木业的老板张国邦，张的祖父曾拥有一支百十号人的家丁，在日本人占领腾冲之后，这支队伍毫不犹豫地完成了从保家到卫国的转变。“这么多年来，经常有日本人来腾冲寻找自己亲人的骨骸。但腾冲人对日本人的仇恨，至今刻骨难忘，其实好多人都知道那些日本兵的葬身之地，但没有人愿意说。”张国邦说。对于这一番话，张国邦有着另一种颇为感慨的解读，“日本人对待自己的士兵，感情真深，而我们中国人，死了就死了，好像死了就没什么价值了，没有必要再为他们劳神了。”

张的言论，并非没有依据。

在密支那，我们看到了日本人修建的慰灵塔、招魂碑等，在闹市的街头异常招摇。卧佛寺是密支那一个著名的景点，大殿中有一尊涅槃的卧佛长30.5米，高4.75米，宽7.56米，是仅次于仰光的全缅第二大睡佛。在东南亚这个佛教国家，寺院的地位不言而喻。而这个寺院的捐建者，是一个名叫坂口睦的日军士兵。招魂碑。位于大佛寺里的“靖国神社”。慰灵塔。

1942年5月上旬，日本侵略军占领密支那。1944年4月下旬，史迪威将军决定在雨季来临前反攻密支那。5月16日，美国空军开始大举轰炸密支那，17日正午攻占机场，当晚向市区发动进攻。中国有3个师参战，抗日名将孙立人、潘裕昆等亲临前线指挥作战。8月3日，密支那光复。此役共击毙日军3400人，俘虏70多人；中美联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总伤亡6551人。

坂口睦成为那场战争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晚年的他重游旧地，与夫人寿美子捐建了这座诅咒战争、超度亡魂、祀祷和平、象征友谊的卧佛寺。随同卧佛寺峻工的还有大门东侧的“招魂之碑”，碑文是日文和英文：“……战争虽然失败了，我们将永远铭记日本军人为国家所作出的牺牲……”

云南恒益集团公司驻缅甸工作人员苏祖葵每次去密支那出差，都要去看一下令人深省的“招魂之碑”，细心的苏祖葵发现，碑体上使用的雨花石总数正好3400块，与碑文中提到的日军在密支那阵亡人数相同。

苏祖葵曾将自己在密支那的所见所闻写下来发到了网上，一位网友和他联系说，他悬赏10万元，希望有人去炸掉这块“招魂之碑”。

在卧佛寺另一侧的一间小房子里，还有一个被当地华人称之的“小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多个在此战死的日本军人的牌位。牌位摆放在一个低矮的木桌上，牌位上的字很小，带领我们前去的一位华侨提醒说，看牌位上的字时要蹲着看，如果弯腰去看，就等于是给日本侵略者又鞠了一个躬。

这位华人只有20多岁，出生在缅甸，他的善意提醒让我很是感动。

这间小房间里，还摆放着一个相册，里面的照片全是日本人在缅甸各地修建的慰灵塔、招魂碑以及寺院等。

不得不承认，密支那是一个无比美丽的城市，发源于西藏察隅的伊洛瓦底江穿城而过，英殖民时栽植的树已成参天之木，将整个城市掩映其中，唯一比大树还高的建筑是军方的瞭望台。目瑙纵歌节作为当地主要的民族克钦族的狂欢节，亦是当地各方政要及商贾的交流平台。当地军政府以及各民族武装组织的首脑均会赴会，他们乘坐着防弹车而来，然后在戴着耳麦和墨镜的安保人员的护卫下，与民同欢。

一年多之后我去缅甸中部城市曼德勒的时候，看到的依然是同样的景象。

站在距离曼德勒城20公里的自敢山上，全城的风景一览无遗，这里被当地人认为是风光最好的地方。自敢山的山顶有一座由日本人出资修建的巨大的金色佛塔，塔的白色基座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几千个日本军人的名字，这座塔的四面，还有许许多多各样的慰灵塔、悼魂碑、镇魂牌等。

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副会长王玉顺是我后来在寻访中国远征军老兵时认识的一位朋友，他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不断地有日本人来到缅甸寻找阵亡士兵，并陆续修建了这些祭祀之物。曼德勒的日军慰灵碑。

在一个1993年修建的墓碑上，甚至还有“军马七百六十三头”的记述。《国际先驱导报》2009年4月的一则报道称，其实，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都零星地散落着日本二战军人墓地。位于新加坡杨厝港培立道和泉合道的交界的日本人公墓就埋葬了上万名“皇军”、三百多个妓女或“从军慰安妇”的遗骸。自20世纪60年代，日本就开始建设这些海外墓地。日本政府在开展“赔偿外交”弥补侵略行为给亚洲造成的灾难的同时，也采取了包括修建海外阵亡者墓地等一系列举措。1952年3月，日本国会先后通过“战殁者遗族及战伤者援护法”等法律，对包括在国外服刑的战犯以及根据战时“国总动员法”被征用的人员进行抚恤。进入60年代后，日本政府加强了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援助，并在此过程中将许多阵亡军人遗骸迁回国内，或者在海外就地修建陵园。

据日本媒体披露，由数百万阵亡军人家属组成的“遗族会”等社团每年都会派人赴东南亚各国组织各种祭祀活动，并出资修缮阵亡军人陵园。缅甸则一直是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目标国。

在密支那举行的目瑙纵歌节的欢迎晚宴上，日本大使就被当地政府作为最重要的贵宾。

王玉顺的父亲是一位仍然在世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多年来一直居住在曼德勒，王玉顺也从来没有敢把父亲带到自敢山上去看，原因是“害怕他老人家心里会很难受”。

不过，让我佩服的是，虽然父辈曾经在战场上与日本人你死我活地拼杀，但他对历史以及现状的认知却异常冷静，王玉顺认为，日本人如何祭祀自己的士兵，那是他们的事，我们没有必要狭隘到阻止他们寻找自己亲人或士兵的遗骸，“唯一感到不平的是，侵略者已经被他们的国民和后人当作英雄如此高调地祭祀，而那些为抵御侵略而献出生命的父辈们呢？”我在被损毁的远征军墓地献上一束菊花。

据了解，在密支那曾经有多个中国远征军的墓地，最少有4000座掩埋将士忠骨的坟茔，然而这些阵亡在异域的抗日将士们的坟莹却陆续遭到灭顶之灾。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部队从云南败退缅甸后，在缅甸打败了当地的政府军，缅甸政府军恼羞成怒捣毁了中国远征军的墓地；二是“文革”时，因为某种政治需要一些极端人士用推土机将剩余远征军墓地夷为平地。

生活在密支那的华侨艾元昌曾目睹了这一暴行，他看到许多和尚和一些年轻人用锄头铁锹疯狂地砸碎石碑，并将遗骨挖出来弃之。

后来，当我在密支那的早市上购买了一大束颜色各异的菊花，来到那片已经被当地居民修建了住宅、且四周荒草丛生的曾经的墓地时，我突然想起了台湾作家李敖在“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祭文中写到的话：作为中国人，今天我想起在抗日战场和朝鲜战场上用血肉之躯抵抗了小日本和美帝机枪大炮的几千万中国先辈……我欲哭无泪，我想跪下叩一万个响头……却找不到他们的牌位！4.日军的残暴已经让这个家庭支离破碎，而政权的交替，又让其陷入逃亡之中

2008年4月初，我再一次抵达腾冲。这一次，是以一位媒体记者的身份。经过多日的思考，我决定以腾密公路的全线开通作为介入中国远征军报道的一个突破口。

腾密公路是云南腾冲至缅甸密支那的公路，是二战时著名的史迪威公路的一部分，由腾冲县政府投资修建。二战时，这条以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的名字命名的公路，让国际援华物资从印度经缅甸密支那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成了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生命线。随着二战的结束以及新中国的成立，这条与中国远征军和国民党抗日紧密相连的公路，开始淡出公众视野并日益荒芜。

2003年1月7日，王彩春始任腾冲县委书记，重修“史迪威公路”的计划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有人说我是开国际玩笑。”回忆起当年决策时的情景，王彩春感慨地对我说。在刚开始有修这条路的想法时，连“重修”这个词都不敢说。

反对者的声音格外强势。一是如何正视这段多年以来始终被回避的历史：二是一个县级政府掏钱在外国领土上修路，闻所未闻。

王彩春私下向我透露，一个可以印证当时紧张气氛的事件是，腾冲县的多位领导面对外界非议在私下结成联盟，如果上级追查这件事情，他们愿意承担责任，集体辞职。“缅甸的国家很穷，让他们掏钱修路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发展，我们没有时间去等。”王彩春解释说。

王彩春的计划是，先期修通腾冲至密支那200公里的道路，随后再从密支那往印度边境修，与印方修筑的公路对接，全线复活“史迪威公路”。已经被废弃的史迪威公路。

腾冲县政府的一份汇报材料里，更是将这条路的意义提升到了国家的层面：在中国进口石油大部分要经过由美国控制的马六甲海峡的情况下，这条中国连接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将开辟新的石油运输通道，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这条通道经过的缅北以及印度阿萨姆邦，森林、土地、矿业、旅游等资源丰富，将有利于中国与南亚两大区域市场的对接和资源的合作开发。

据此，有人将这条路的重修称为“第二次远征”。

2004年10月19日，腾密公路的开工仪式终于在缅甸甘拜地举行。经过三年多的努力，腾密公路将于2008年5月全线通车。史迪威公路的“复活”，也是这段历史的“复活”。而“复活”这段路的始作俑者张彩春，在之后也升任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让我想不到的是，这条将给腾冲的经济发展带来跨越式发展以及对中国的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路，在它的另一头，也牵动着无数华人的心。

在缅甸多个城市有百货贸易生意的华侨白绍信在谈到这条路时很激动，他觉得自己从此将做起有尊严的生意，“缅甸的日用品大部分来自中国，但因为条件限制，尤其是缅甸北部的好多中国货都是通过边境走私而来，不能保证事业的安全。”而公路开通后，口岸将建立起来，那时他就可以做一个“纳税公民”。“到时我还可以把生意做到印度去。中印公路如果全线建成，密支那就成了中印间的一个重要一环，中印两个大国的人每人掉一粒米，都够我们吃的了。”白绍信补充说。因为家庭成分属于地主，1960年，13岁的白绍信和家人从家乡腾冲逃到密支那。提起往事，白绍信就掉眼泪，“我不谈政治。”

同样来自腾冲的卢家敏在密支那做着服装生意，48岁的她就在密支那出生，“我爷爷那辈就来密支那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卢家敏的服装店经营的除中国货之外，还有泰国货，两者的区别是“中国货漂亮，但质量不好，假货也多”。

卢家敏去过昆明进货，因为属于缅甸的边民，她最远只能到昆明，“口岸开通就好了，我就可以拿着护照从这里去中国的广东，那里的货更便宜。”

不过，卢家敏已经切身感觉到和中国的距离越来越近，“密支那的中国货越来越多，从中国来做生意的人也多了，街上到处可以看到‘云’字头牌照的车辆，中国的影响力已随着公路的修通在不停地前进。”

卢家敏从心底感受到了这种影响力带来的好处，“中国强大了，我们华侨也理直气壮了。”

在接触了更多的华侨之后，我有了另一种感觉，这条曾经佑护了中华民族生命的公路，其实还是一条回家之路。缅甸的华侨，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解放前后辗转来此。

密支那云南同乡会会长李心远向我证实，在密支那仅云南籍的华侨就有1000多户，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后逃难出来的，在这些华人中，除过一些当时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员外，还有不少国民党将士的后代。

李心远就是国民党高级军官李弥的侄子。他的父亲在1942年被日本人杀害，那时他只有两岁多。国民党败退云南后，年幼的李心远和母亲被李弥接到密支那，母亲替人缝衣服和卖豆花来养活全家。李心远兄弟三人，二哥目前侨居泰国，大哥曾因谋图反共被缅甸驱逐出境。“我们华侨都很少谈政治。”李心远说。这是我采访华侨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但和其他华侨不同的是，李心远对于回到祖国并没有任何兴趣。

但对华侨简明亮来说，政治正是他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

简明亮的父亲是云南省盈江县的一位保长，解放后，全家逃到密支那。简明亮的另一个职务是缅甸留台同学会会长，台湾大选时，曾专程回台湾支持马英九，“我们老一辈的海外华人，或多或少对国民党有一定的感情，但我们也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回家的路修好了，但对于简明亮来说，他看重的更是心里的路，这位经常穿梭于台湾、大陆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对问题的关键看得或许更为清楚，“海外的华侨，或多或少都和国民党有些瓜葛，而他们的态度，对两岸的统一，将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包容才能强大，美国为什么会强大，就是因为它能允许像赵小兰这样优秀的华裔做自己的劳工部部长。”简明亮说。简明亮的另一番话让我陡然明白了，李心远为何对回到祖国竟然那么耿耿于怀，“没有一个华侨不想回祖国，而是如何回去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认同！”

是呀，有什么能有这个家庭的命运如此多舛，日军的残暴已经让这个家庭支离破碎，而政权的交替，又让其陷入逃亡之中。

简明亮的母亲已经96岁高龄，这位至今还缠着小脚的老太太自从解放后从大陆逃出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多年来一直居住台湾的老太太2007年突然来到密支那，听说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记者后，这位老太太的第一句话是：“马英九都说他死了连埋骨灰盒的地方都没有，我一个老百姓还能去哪里呢？”

这位至死没有加入缅籍的老太太，对于在晚年仓促回到密支那的原因只有一句：“这里离家更近一些。”

遗憾的是，这位已经从海峡彼岸移居腾密公路另一端的老太太，至死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5.他们真能在这个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的国度，找到内心的归属吗

这条新修的泛着亮光的柏油马路，我曾经多次穿越。从云南腾冲的猴桥口岸边防检查站出境，穿过缅甸一个地方民族武装组织的区域，再经过一段笔直的两边全是稻田的公路，尔后经过一座架在伊洛瓦底江上由缅军守卫的铁桥，就到了密支那市区。

这条仅仅三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祖国边境的公路，让许多人，用了一生也未能跨越。

不过，对于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来说，他是幸运的。在整整离家70年之后，他终于从这里回到了祖国，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乡。

见到李锡全，是在2008年4月6日的清晨。这个已经入赘异国的老人，最终因为一场跨越国界、跨越党派、跨越一个甲子的回家之路，被列入2008感动中国候选人。

找到老兵李锡全，是在老华侨董宝印的带领下。董宝印在密支那街头开了一个杂物店，店门口摆着一个公用电话。我在使用他的公用电话时，他听到我在找老兵，和我搭话，说他认识好几个，随后毫不犹豫地叫来他的孙女照看店面，主动要为我做向导。他的孙女似乎很不情愿，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对此，董宝印并未理会。爷孙之间对这段历史在认知上的代沟，已经难以用三言两语所能消弥。

祖籍云南腾冲的董宝印在1946年随同父母逃到密支那，从此落地生根。他的五个孩子都已经参加工作，其中四个在台湾。好多年迈的华侨，在被我问到暮年是否有回国的打算时，都会纠正我：我们是落地生根，不是叶落归根。

这些话语中所透露出来的无奈，总会让我感到一阵悲凉。

台湾作家杨明曾在《我以为有爱》中说过：“其实，所有的故乡原本不都是异乡吗？所谓故乡，不过是我们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脚的最后一站。”

那么这些流落异乡他国的游子呢，他们真能在这个有着巨大文化差异的国度，找到内心的归属吗？

董宝印告诉我，他小的时候，还曾在学校的组织下去位于密支那三英里的中国远征军墓地扫墓，但现在，年轻人都不关注这些事情了，墓地也找不到了。

董宝印曾经就读的学校叫密支那育成学校，我曾专程到这所学校去参观访问。育成学校位于密支那郊外的华侨新村，是当地唯一一所华人学校。红白蓝三色组成的墙体和梅花图案的校徽暗示着这个学校的出身。引人注目的，是学校的校钟由二战时一个废弃的炮弹壳做成。学校的总务处长陈广恒解释说，以前这是杀人的武器，现在用来提醒和教育学生，不要忘记那段历史。

不过，在育成学校的教科书中，并没有任何关于中国远征军以及学校所在的密支那战役的蛛丝马迹。其实何止异域这所华侨学校的历史课本呢，两岸的历史课本以及官方资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在抗战史上举足轻重的历史，都被“忽视”了。

民间的中国抗战史研究者、滇缅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曾给我分析说，这段历史被“遗忘”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远征军的好多将领在内战时投诚了共产党，去了台湾的孙立人后来因‘预谋兵变’被蒋介石软禁，国民党肯定不愿多提这段历史。而大陆呢，因为历史原因，自然也不愿多说。”

身为总务处长的陈广恒，也有着同样的纠结，陈并不否认，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他们的课本上的确有过“共产共妻”的描述，“现在的历史课本中，关于国共历史讲得不多，更多是从学术的角度讲述。”

但回避永远都是一个蹩脚的办法。随着腾密公路的开通，陈广恒已经能感受到中国大陆对缅甸影响的日益加剧，为了能更好地适应这种变化，育成学校在此前已经派了30名教师到云南保山进行培训，并且开始选派学生到大陆的华侨大学去深造。纠结也随之而来，因为学校使用的还是台湾版的教材，在一些历史问题上表述的差异经常让学生无所适从，但如果换成大陆的教材，又会给那些去台湾考大学的学生带来障碍。密支那育成学校的校钟由炮弹壳做成。

一边是大陆，一边是台湾，这让陈广恒经常感觉到很为难，“中国统一就好了。”

我在缅甸拜访过多个华侨学校，不管是在密支那、曼德勒、大其力，抑或是它原来的首都仰光，都让我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这些海外的华侨学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远远要好过国内的学校。

另一个让我感受至深的是，这些飘零海外的华人，不论贫富，不论官商，不论身处何等恶劣的环境之下，都没有忘记对子女进行母语的教育。

缅甸曼德勒明德学校副校长番体惠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华侨，她所供职的明德学校成立于1953年，目前有20多所分校，1000多名学生。因为我的朋友高飞先生在这所学校设立了一个奖学金，我曾借和他去学校发放奖学金的机会，访问了这所学校。

让我吃惊的是，这个在缅甸排名前列的华侨学校，竟如此简陋：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课桌是用木板搭建的，一些重要的课本也是用劣质的纸张油印而成。更让我吃惊的是，所有校领导，没有一分钱薪水，而且还要经常自己贴钱为学校买东西。

我一直耻于向番体惠问一个低俗的问题，没有任何回报，为什么还要如此敬业执著地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其实每个真正和这些旅居海外的华侨交流过的人，都会找到答案：这是他们对祖国最后的维系。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之下，2010年2月，经过朋友高晓岩的联系，我找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向他们谈了缅甸华侨学校的困境，该社领导立马拍板，向明德学校捐赠了800套教材。苦苦坚守的曼德勒明德学校。

在缅甸仰光，我曾采访过被称为“鸦片大王”的罗星汉，这位祖上曾是明朝永历皇帝名将的华人，一生中最得意的，是办了许多的华文学校，即使是在缅甸不允许教授外文的那段时期，他依然把学生分散到家里，以教授果敢文的名义教华文。

也正是对母语的坚守，李锡全，这位在异域生活了近70年、年近9旬、已经习惯于用缅语和子女交流的老人，当他用那双枯槁的手，颤巍巍地用繁体汉字写下他父母的名字以及离家时家乡的名称时，他已经离家越来越近了。6.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远征军战士并不是一个可以赢得荣耀的身份

李锡全的家位于密支那郊区的华侨新村，这里曾是中国远征军的驻军所在地，至今还留有几间二战时的铁皮房子。而在解放后，这里又成为难民营地，最终成为一个华人聚集区。

华侨董宝印带着我，穿过一个菜市场，拐过几道弯之后，来到了李锡全的家。房子是木结构的，外墙用竹条编织，颜色已经发黑，外观已足以显示其家境的贫寒。

至今，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董宝印向李锡全介绍了我的来意之后，李锡全脸上流露出来的难以掩饰的激动。

李锡全的老家在湖南省桃源县，兄弟6个，他最小。抗战全面爆发那年，17岁的李锡全和四哥、五哥一起从军，辗转广东、广西、云南多地。1943年，李锡全所在的部队编入中国远征军第54军，随后展开了收复腾冲的战役。

李锡全是直属军部的辎重团的特务长，专门负责运送战场给养。1944年5月11日凌晨，中国远征军打响了滇西反攻战的序幕。当日，李锡全所在的部队强渡怒江，并随后从北斋公房翻越高黎贡山，挺进腾冲城。老兵李锡全。

李锡全回忆，当时送战略物资过怒江到高黎贡山的战场时，水很急，最后他想到一个办法，在两岸牵一根铁索，船上的士兵用手拉住铁索过江，船就不会被冲走。有一次，日军发现他们在运送补给，就用炮轰，结果几船的士兵就这样被江水冲走。

位于高黎贡山的北斋公房，是古代南方陆上丝绸之道上的必经之地。

中国远征军198师592团团长陶达纲1988年在台湾出版的《滇西抗日血战写实》中提到了这场战役：李锡全亲笔写下的他在湖南家里的情况。

5月30日，打下冷水沟，只见两个坑中有水泡着的十几具日军尸体，细看他们的大腿肉、屁股肉，都有刀痕，有的还见骨头，真是惨啊，皇军的悲惨下场。也感到很奇怪。又随部队到了北斋公房（原日寇据点），房屋四周有一小堆一小堆的黑色屎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日本人吃他们自己人的肉，因为纯吃肉的屎便是黑色的，显然五六天以来，日本人后方补给断了……

6月1日这天，高黎贡山上很冷。我眼看着两位战士在我面前冻死去了。

……

日军士兵吉野孝公1980年在日本出版的《腾越玉碎记》，也详细记录了之后的腾冲战役：

9月10日，敌人在蒋介石总统的愤怒激励下，实施最后总攻。我们剩下的守备队兵有350多名，他们像狂涛一样席卷而来，奋战、奋战，殊死奋战。城内战场在充满怒吼和叫骂的肉搏中化成一片血腥的荒野。9月12日太田大尉发给师团司令部诀别电报：“我们已弹尽粮绝，突入城内优势之敌自昨日以来即与我混乱战斗中。我决定将军旗及密码烧掉后，实行最后的冲锋和突围，敬祝全军胜利。”

……

在腾冲收复战时，李锡全右腿负伤。战争结束后，李锡全来到缅甸密支那的英军医院治病，未随大部队开拔。内战爆发后，李锡全所在的54军被调到东北战场，并最终在辽沈战役中全军覆没。

在战争期间，李锡全曾和一同在云南当兵的两个哥哥联系过，但之后就没有了联系。他也曾给湖南老家的父母写过信，但此时老家已被日本人占领，他并没有收到回信。

在治好腿部的伤之后，李锡全留在密支那摆地摊谋生，并改名李云，几年后他娶了当地的一位傣族姑娘做老婆，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姑娘。许多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都曾改过名字或向别人隐匿了从军的历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赢得荣耀的身份，甚至可能会因政治的变幻而遭受突如其来的厄运。

李锡全的孙女李冬芬1986年出生，2005年从密支那大学毕业，虽然学的是历史，但她对爷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经历一无所知，这位面相已经完全缅化的姑娘，唯有这个中国名字和她爷爷的祖国有着关系。

后来我接触了多个生活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的第三代，他们和李冬芬一样，对爷爷们所经历的那段历史异常陌生，那场为了民族存亡而进行的战争，对他们来说似乎非常遥远。2009年5月底，当我找到生活在缅甸腊戌的老兵刘召回并准备接他回家时，他的身为教师的外孙何观源才第一次知道他的爷爷竟然打过仗。那次回国寻亲，何观源陪着刘召回，他承认，“我的身份证上是缅甸人，我没有外公那么强的寻根问祖观念。当走过畹町口岸的那一刻，我问自己：我回家了吗？”李锡全在缅甸的家。

更为可悲的是生活在曼德勒的老兵刘权，在世时，他的子孙并不情愿他和其他老兵来往，并一再否认刘权从军的经历，甚至在刘权去世之后，依然拒绝其他老兵前去祭奠。在曼德勒寻访老兵时，我曾去过刘权的家里，并带去了刘权在山东老家的亲人的问候，但遇到的同样是冷漠。

难道故乡，真的是“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脚的最后一站”吗？

或许对于李冬芬，对于何观源，对于刘权的后代来说，他们如今所生活的城市，就是他们故乡，但是对于那些老兵来说，这里，肯定不是。

在我采访李锡全得知他70年来没有回过老家而且和亲人没有一丝联系的时候，我突然问他：你想回家吗？出乎我预料的是，李锡全摇了摇头淡然地说：不想。但是我从他的语气中依然感受到了一丝不同，就在我诧异时，李锡全有些自嘲地对我说：“要两三百万元才回得到（缅币，100万缅币约合6500元人民币），我也老了，回不得了。”

就在那时，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我告诉李锡全，我回国之后帮你找家。或许，除过报道之外，能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我这个对这段历史后知后觉者的自我救赎。

我从采访本上撕下一张纸，让李锡全写下了他所能回忆起来的和家乡有关的所有信息：湖南省桃源县白洋河鹅道咀，父亲李尧臣，大哥李松柏（又名李锡铃），五哥李锡番。7.爱国无分男女，女子何以不能抗战杀敌

密支那是缅甸玉石最重要的产地。6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密支那战役，也被日军称之为“玉碎之战”，加上几乎同时发生在滇西的松山战役、腾冲战役，并称为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战场的三次“玉碎战”。“玉碎”一词，出自中国史书《北齐书·元景安传》：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

密支那战役为中国驻印远征军反攻缅甸战役中进行的一次城市进攻作战，中国攻击作战部队为新一军孙立人部之新38师与50师，在经过近100天的激战之后，以伤亡60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3000余人。日军在密支那的最高指挥官水上源藏则被逼到江边的一棵大树下拔枪自杀。水上源藏来自日本山梨县，曾参加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密支那战后，驻印军各师均为阵亡将士竖立丰碑，五十师师长潘裕昆曾为“大中华民国远征军驻印军第50师阵亡将士纪念碑”亲笔题词：

壮气冠河山，青史长留忠勇迹；

英魂昭日月，黄土难埋敌忾心。

生活在密支那的好多老华侨都见过这座纪念碑，甚至有些人至今还记得碑文。但当年50师的墓地，如今已是一所小学。二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告诉我，他曾专程到这所小学和校长交流过，校长是一个面容慈祥的缅甸女人，校长告诉他，因为学校经常闹鬼，到这里上学的学生很少，她最希望的是中国人能把埋在这里的远征军尸骨迁回中国，她说之所以闹鬼，是因为这些人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息。

戈叔亚并不相信有鬼神存在，但在那一刻，却感到异常惭愧和不安。

世上真的没有鬼神吗？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死难者经常会让我们感到不安。

一个同样和鬼神有关的亲身经历让华侨简明亮感慨颇多。2005年7月，简明亮在密支那附近的“史迪威公路”旁边发现一个当时中国远征军的战场，壕沟内还遗留着不少当年作战时的车辆部件。驻扎在附近的缅甸政府军的士兵称，他们晚上从来不敢去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晚上经常会听见鬼哭狼嚎的声音。简明亮听说后，带来酒和米作为祭品，长跪不起。“我当时哭着说，60年了，一直没人来看你们，我今天来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希望你们安息！”简明亮说：“从那之后，听当地的人说，那里再也没有吓人的声音了。”

对于这个事故，生活在密支那的老兵杨子臣并不觉得诡异，他始终觉得，世上是有鬼神存在的，当年的那么多战友，常常出现在他的梦里。18岁那年，四川省三台县人杨子臣成了38师的一名新兵，从成都坐车到昆明，再转乘飞机到印度进行为期一年多的训练。

反攻缅甸的战役打响后，杨子臣随部队从印度雷多出发，边修路边打仗，好多兄弟死在了路上。在攻打缅甸八莫时，因为日军的碉堡十分牢固，部队决定使用喷火枪。身为喷火排战士的杨子臣挺身而上，他亲眼看见一个敌人从碉堡里跳出来，满身是火。

抗战结束后，杨子臣所在的部队被调往东北，杨子臣借机和十几名战友当了逃兵，“我们当时参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要打内战，我们没有这个责任。”

查阅三台县的史料，不难发现这些中国军人当年弃笔从戎的初衷：1943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命令四川省军管区要求如期如数完成各县市选送300名知识青年补充驻印军。四川军管区随即派参谋长徐思平出巡川北各师管区宣传和督导……徐思平15日到三台县出席东北大学纪念周，要求青年学生自动服兵役。当场即有男生15名、女生4名申请参军。第二天徐思平又召集中学以上学生2000余人讲演，当场又有男生200余人，其中30余名女生请缨。一些女生因被徐思平婉谢，竟痛哭流涕地质问：“爱国无分男女，女子何以不能抗战杀敌？”老兵杨子臣展示他的纪念章。

其实留在缅甸的相当多的中国远征军老兵，严格地说都算作逃兵，所以内战结束后，他们并没有像其他散落在东南亚的国民党士兵一样，受到台湾方面的优待。

捉摸不定的历史以及政权的交替，总会让正义和非正义陷入一场轮回。在今天，重新审视这些老兵当年做了逃兵的理由，反倒会让我们对他们产生更多的尊敬。台湾作家龙应台以一位个体命运的视角，展现1949年的中国的著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再一次让我们感觉到了这种纠结：微弱的个体生命永远也无法摆脱大历史的牵引。正如龙应台所言：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是由大江走向了大海。

2010年4月底，我在清华大学未来媒体领导者访学研究班学习期间，在同学间搞的一次沙龙上，我向他们讲述了帮助中国远征军回家的事情，在场的多位同学均泪流满面。受邀参加的我十分尊敬的媒体人程益中先生评价说，这件事情的价值不仅仅在对人性的尊重，更在于对历史的尊重。我的同学《东方企业家》杂志执行主编魏寒枫则称，抗战的纪念碑的确该建，但内战的呢？

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国家。

2010年5月9日，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阅兵仪式正式拉开帷幕。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阅兵仪式上致辞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战斗在前线的战士们，不会忘记那些在工厂顶替男人工作的妇女们，不会忘记那些拥有相对其年龄不可思议经历的孩子们。他们，全都是战争中的英雄。”

65年前，当所有的同盟国都在庆祝战争胜利的时候，唯有我们，又开始了另一场搏杀。而正是因为这场搏杀，那些原本该被称为“英雄”的“拥有相对其年龄不可思议经历的孩子们”，至今仍在颠沛流离。8.当年奉命守坟的那些可怜的伤兵，也在无望的守候中熬到了生命的尽头

杨子臣在老兵中相对年轻，且经济条件较好，所以好多和老兵有关的事情，都由他出面奔走。在众多华侨以及中国驻外机构的帮助下，杨子臣等老兵联名向缅甸政府提出的在密支那重修中国远征军纪念碑的申请，终于于2009年年初获得了批准。为了这一批复，他们奔波了十多年时间。但因为经费问题，这项工作依然进展缓慢。

为当年的战友建一座纪念碑，是杨子臣此生最后的心愿。筹划这项事情的时候，留在密支那的老兵还有100多名，但在我2008年4月到密支那采访时，这里只剩下四名老兵。

老兵在凋零，历史也在远去。大江必将流向大海。

在缅甸境内，其实还有两座未遭损毁的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其中一座位于缅甸北部的果敢地区，因为这里曾是明末永历皇帝流亡之地，华人较多，这块纪念碑得以完整保留。在抗战期间，果敢民众与中国远征军93师一起，在这里浴血奋战，使1000多名日寇毙命。离此碑几百米处，还留有中英文标注的大清与英缅勘界碑。

另一座纪念碑在缅甸同古。1942年3月20日，中国远征军第二百师在师长戴安澜的率领下，与侵缅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两个联队在同古城外发生激战，历时12天后，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台湾官方资料《抗日战史》记载，第二百师在此次战斗中伤亡2343人。

1951年，同古的华侨杨光汉等人筹资，在当时的中华学校校园内建立了一座中国远征军纪念碑。但后来由于学校被缅甸政府收归国有，给祭祀带来诸多不便。此情此景让生活在此的老兵杨伯方忧心忡忡。198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侵华战争50周年纪念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工作人员到同古，想为中国远征军纪念碑敬献花圈，但因为纪念碑位于被缅甸政府收归国有的中学校园内，最终未能如愿。这件事让杨伯方下定决心，迁出重建中国远征军纪念碑，随后他联合当地的几位华侨，上书缅甸高层。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帮助下，经过9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华人会馆的财神庙旁边，将原来的纪念碑迁出重建，同时还修建了纪念馆和文化馆。

二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曾一一考察过这些纪念碑，但当他在仰光郊区一个叫做Taukkyan的地方，看到了一座气势宏伟、面积颇大的英国阵亡将士公墓时，突然黯然神伤。那座公墓有6374座墓穴，墙壁上镌刻着27000多名在缅甸战役阵亡的英军士兵的名字，其中相当部分是印度、非洲、缅甸籍军人，整个墓地有专人管理。

而守卫同古纪念碑的，只有年迈的老兵杨伯方。

谈到同古战役，不得不提戴安澜。战争伊始，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戴安澜立即表示了决一死战的坚定信念，并带头立下了“誓与同古共存亡”的遗书：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由步兵指挥官替代，各级照此办理。位于同古的远征军纪念碑。

一语成谶。仅仅两个多月后，戴安澜以身殉国，年仅37岁。

在同古纪念碑落成后，杨伯方曾写过一篇祭文：

人们在给凯旋者授予勋章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为今天的和平稳定作出牺牲的阵亡弟兄，要记住，在茫茫丛林里、在漫漫公路旁、在滚滚的江河沿岸、在高山上、在峡谷中，还躺着数以十万计的中国远征军官兵的遗骸……

深山处处埋忠骨！

战争是不可能没有遗憾的，即使是一场胜利的战争。当那场战争如火光雷电急促进行的时候，无论是挣扎在失败中，也无论是欢呼在胜利中，远征军的将领们从未忘记的就是，每打完一仗，都要吩咐把阵亡官兵的遗体仔细收拢，并精心选择一处干燥的地方安葬，而每一次安葬后，都要留下伤兵看守陵墓。战争在继续，战火在蔓延，这样的坟茔在战火中不断增加，增加……

副司令杜聿明将军，在败退中身染重病，却心系躺在丛林中的官兵，面对一座座新坟，他伤感至极，立誓要料理好烈士们的后事。

军长郑洞国将军，每到一处必须先拜谒烈士陵墓，他指天发誓告慰英灵：“好兄弟，再等一等，仗一打完，一定要把你们的遗骨迁回国内，安葬到你们的家乡。”誓毕，又挥师向前。

师长孙立人将军，每安葬好一批阵亡者尸体都献上一束鲜花说：“我们还在打仗，先让鲜花陪伴你们吧！你们听着，什么时候林里的枪声停息了，什么时候我们就来接你们。”说着，他们的吉普车又向着炮火连天的地方开去。

师长廖耀湘将军，每看到阵亡官兵躺在阴暗潮湿的草丛里、荆棘中时，总是止不住让泪水模糊了眼镜片，每当这样的时候，他总是说：“委屈你们了，等打完仗再说吧！”说完他骑上马，迎着枪声奔去！

心到神知，战争激烈之际，难为这些长官们还记挂着这些葬身异国他乡的亡灵！

然而，世事匆忙命途多舛，人的誓言，也并非都能实现。

将军们万万想不到，离开缅甸后，便再没有机会回来！

然而，飘荡在缅甸丛林中的亡灵，依然记得他们的长官的诺言。他们天天等年年盼，山中的野花开了一茬又一茬，满山的枯枝败叶铺了一层又一层，可是仍然不见长官的踪影。就连当年奉命守坟的那些可怜的伤兵，也在无望的守候中熬到了生命的尽头，把自己的骸骨也留给了丛林，昔日的残墓旁又增添了一座荒冢。老兵杨伯方。（2009年1月2日于缅甸同古去世）位于仰光的英国阵亡将士公墓。

那些无家可归的，没有着落的亡灵们依旧在幽暗潮湿、人迹罕至的丛林中到处漂泊游荡。

风声是他们的叹息！

雨电是他们的怒吼！

我们要回家！

我们要回家！“当年奉命守坟的那些可怜的伤兵，也在无望的守候中熬到了生命的尽头。”这篇祭文中的这句话，又成为杨伯方的谶语。2009年3月，就在我抵达缅甸准备迎接这些老兵回家时得知，仅仅两个月前的1月2日，这位在同古孤守数千亡灵的老兵与世长辞，终年89岁。这位多年来一直在为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回家而奔走呼吁的老兵，最终依然没能逃脱客死异乡的命运。9.对这段历史的救赎不应该止于探索真相和细节的报道，更应该积极参与到具体的事件之中

在采访完密支那的老兵回国后，我在供职的《瞭望东方周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文章《腾冲远征》，由一条路及人，及历史。文章开头我就写到：抗战老兵李锡全的远征至今还没有结束。

文章发表后，引起网友极大关注。趁此机会，我将李锡全找家的信息整理出来，于5月8日发表在博客上，同时我又找到新浪网、网易以及湖南的红网等多家网站的朋友，将此信息置于显著位置。

在此期间，我从网上查阅了桃源县的行政区划，但没有发现一个叫“白洋河”或者“鹅道咀”的地方。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70年。

众多热心的网友给了此次寻亲活动极大的支持，还有网友专门建立了“桃源缅甸抗战老兵寻亲”QQ群。

5月9日下午，我突然接到湖南网友“桃源热线”打来的电话，说他获得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在和我进一步核对了有关情况后，他表示基本可以确认李锡全的家在桃源县青林乡。“桃源热线”早年毕业于桃源县青林乡中学，对鹅道咀曾有耳闻，于是他又在“青林中学校友群”发布消息，请求网友帮助。当日下午3时许，他们便联系到了李锡全的侄子李谷伯。

当天晚上，李谷伯向我打来电话，从一口浓重的湖南话中，我还是听出了他的激动。年过六旬的李谷伯告诉我，他的爷爷去世时，还有念叨六叔（李锡全）。

一场战争，让这个家庭四分五裂。李谷伯说，他的父辈兄弟6个，其中后面3个兄弟都去当了兵。其中四叔死在了新疆，五叔则在抗战结束后安家云南，在20世纪80年代还和家里有过联系，唯独六叔李锡全一直没有消息。

放下李谷伯的电话，我立即打电话给缅甸密支那的华侨董宝印，因为李锡全家里没有电话，我让董宝印向他转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那一夜，我始终难以入眠。离家70年，这位流落异域的老人，终于在迟暮之际，听到了来自家乡亲人的消息。我想，那个夜晚对于李锡全来说，肯定同样难以入眠。在这个夜晚，他的记忆是否能顺利穿越超过一个甲子的阻隔，回到那个久违的小山村，是否还能忆起他的父母、他的兄弟的面容。

5月10日一大早，我迫不及待地再次拨通了华侨董宝印的电话，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董宝印在电话里告诉我，李锡全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痛哭不止，没有我想象中的兴奋，反倒是更加痛彻心扉。同样作为一名在海外打拼的华侨，董宝印或许更能体会症结所在，“他都老成那样子了，他哪敢再去想回家的事啊，年轻的时候想回去，但找不到，也不敢回，现在年老了，没有体力了，更没有钱，不去想这事了，死心了，家却找到了，你说他能不伤心吗？”

听了这些，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在当初我告诉李锡全要为他找家时，他神情的漠然。当一个人的想念成为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奢望时，他也就会变得无所谓、变得淡定。

很多去过缅甸的人，都看到了这个国家佛教文化的浓郁以及自然风景的优美，但很少去关注它的贫困。在密支那时我曾惊讶地得知，那里普通的工作者，每月的收入仅相当于人民币100多元，而一些消费品的价格，却远远高于中国。

年迈的李锡全多年来一直卖柴火为生，每捆柴火的价格仅为1000缅币（约6块多人民币）。在缅甸这个贫穷的国家亦算是社会底层的高龄老人，如何能踏上这个跨越国界、跨越身份限制的回家之路。

后来，当李锡全终于迈过诸多的羁绊和曲折，终于回到家乡的时候，所有参与的人也都感慨这件事的不易。

在接听董宝印电话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冲动，作为一名中国的年轻记者，对这段历史的救赎不应该止于探索真相和细节的报道，更应该积极参与到具体的事件之中。在没有任何思索和筹划的情况下，我坚定地告诉董宝印，让他转告李锡全，我来帮他回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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