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蒋介石（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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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蒋介石（下）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杂谈蒋介石

蒋介石曾经为日本漂亮情人决斗

1906年，蒋介石考取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二年与同班同学张希骞同时考取陆军官费生，被派往日本深造，同进日本陆军预备学校。1910年毕业后，两人又一起进长冈的日军十三联队实习。两人同窗四载，情同手足。一到节假日，两人结伴去军营附近乡村散心玩乐，因而认识了一位年轻漂亮又热情好客的日本姑娘蕙子。

蒋介石老成持重，张希骞热情豪放，在情场上张具有明显优势。在张的频频进攻下，蕙子姑娘常在花前月下与张希骞相依相偎，情话绵绵。蒋介石有些受不住了。一天晚上，同室而居的蒋介石摊牌了：“希骞，我与你商量一件事，我爱蕙子，请你以后不要去找她了好吗？”张不由一愣：“你说什么？我也爱蕙子呀！老兄，你不要开玩笑，你已有妻子和儿子呀！”素来刚愎自用的蒋则说：“什么妻子儿子，我只知爱她。你究竟让不让？”张这时也受不了，他“嚯”地站起身来说：“不让，不让！我爱蕙子！”蒋又冷冷地一笑：“你认为蕙子真的爱你？”张生气地说：“难道她爱你？”一时争得不可开交。

为证明蕙子究竟爱谁，两人决定请一个中国同学去问蕙子。情窦初开的蕙子为难地说：“我也说不清楚呀，他们两人都爱我。”可能以往看过的那些小说启发了她，她突然浪漫地说：“那让他们‘决斗’摔跤吧！谁胜，我就爱谁。”

就这样，一场以摔跤来定终身的“决斗”，在假日的郊外进行了。那天，蕙子穿上艳丽的和服前来“观战”，那位说客就成了见证人兼裁判。一声令下，蒋张两人就似饿虎一般相扑了起来。开始几个回合，两人技力相仿，未分上下。这时，急于求胜的蒋介石猛扑上去，想一下子摔倒对手；谁知张希骞看准机会，突然一蹲，双手有力地抱住了蒋的腰，顺势往后一送，蒋就跌了个四脚朝天。当张扶起蒋时，蒋已嘴角流血。此时的蒋倒也干脆：“胜败乃兵家常事，老弟，你赢了！”张希骞在“决斗”中获胜，终于如愿以偿，与蕙子结为异国情侣。

蒋介石到延安：被毛泽东所住窑洞震惊

蒋介石飞到了延安。

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以占领者的姿态进入共产党人的“巢穴”，这一事件在国民党方面看来极具象征意义。于是，接到蒋介石来延安的指令后，胡宗南立即忙碌起来。飞机在西安与延安之间往来多次，洋瓷脸盆、澡盆、马桶、沙发、钢丝床、山珍海味、西餐用具以及西餐厨师等等一应俱全地被运抵贫苦的延安。八月七日上午，“美龄号”专机在延安简易机场尘土飞扬的跑道上降落，蒋介石被安排住进延安最好的边区外交宾馆里。

彭德怀部对榆林的攻击，令蒋介石深感不安。到达延安的当天下午，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了旅以上军官会议，专门研究出兵增援榆林的问题。

晚上，蒋介石单独与胡宗南再次研究了榆林作战问题。当胡宗南说此次共军打榆林的真正意图，也许是准备在米脂以北伏击我增援部队时，蒋介石说，今后陕北作战，不必再强调稳扎稳打了，要用急进猛打的战法，弥补以前与共军作战显露出的缺陷。

蒋介石特别强调，迂回增援的整编三十六师不但要隐蔽，而且行动要快，要达到出乎共军意料的奇效。蒋介石告诫胡宗南：“陕北为主要战场，为匪之首脑所在，如不肃清，后患无穷。本令七月底肃清，现延长一个月，八月底定须肃清。”

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开始在延安城里转悠。没有人知道他此时此刻的感受。在枣园，蒋介石终于看见了他的对手毛泽东曾经住过的那间窑洞，与当地农民的窑洞没有任何区别，门窗是没有油漆过的陈旧的木头做的，窑洞内墙面剥落，靠窗的那张榆木桌的桌面坑洼不平，简陋的床也是榆木钉起来的。窑洞外面的院子里有棵树，树下有个石凳，还有架纺线的纺车。

随从告诉蒋介石，这间窑洞的旁边和下面，是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人的窑洞，这些窑洞无论外观还是内设都是一样的。尽管从一九二七年国共决裂开始，蒋介石就知道共产党人已被逼近了山林和乡村；特别是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军通过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占领了共产党人的首府江西瑞金，迫使他们千里万里地走向中国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带之后，毛泽东与他的部队面临危境、身处绝境的情报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可是，此时，面对破败的延安小城和这些近乎原始的窑洞，蒋介石还是感到十分震惊。他无法想象毛泽东何以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有效地指挥着他的军队在全国的战场上与政府军对抗，并且能在这样的桌子上把文章写得既尖锐犀利而又文采飞扬。

蒋介石回到边区外交宾馆，审定了胡宗南送来的作战计划后，当天就离开了这个让他心绪不宁的地方。这是蒋介石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延安。

毛泽东：“等敌人上来，打他三个钟头再走不迟”

此刻，指挥着百万大军的共产党中枢在国民党军的追击和围捕下，其颠沛之艰辛与危险，是当时各个战区的共产党将领以及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将领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的——毛泽东的这段历史往事之所以令人感叹，是因为当这一小队人马在荒凉的山谷间由于命悬一线而来回转移之时，毛泽东仍旧指挥着分散在全国各个战区的部队作战，而且，各个战区的共产党将领不断地听到毛泽东发出“蒋介石很快就要完蛋了”的呼声。

小河会议之后，毛泽东一行开始向东转移。为了保密，他们的代号由“三支队”改为“九支队”。八月一日晚，毛泽东到达靖边县青阳岔，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在闷热的天气里继续赶路，到达横山县的小水沟村，毛泽东住进村长李文运的家里。但是，刘戡的部队很快就接近了，于是再走。下雨了，他们在一个叫石湾镇的村子里弄了点饭吃，没来得及烘烤一下衣服，就接着向肖崖则村方向行进。

刘戡的部队始终跟在后面，毛泽东刚离开火石山，刘戡就进了村；毛泽东刚离开石湾镇，刘戡跟着就进了镇，这个国民党军将领总是能在毛泽东睡过觉或者歇过脚的窑洞外摆出姿势留个影。

八月三日，到达肖崖则村时，毛泽东已浑身湿透，鞋里灌满了泥浆。听说刘戡的部队在石湾镇宿营了，毛泽东说：“那好，我们也陪他住下吧。”他和周恩来挤在农民李俊成的窑洞里睡了一夜。这时候，西北野战军攻击榆林的战斗打响了。

九支队先到了绥德的李家崖，然后又到了黄家沟，在大雨和泥泞中不断地与刘戡的部队周旋。毛泽东盼望着攻击榆林得手的消息，但最终传来的是整编三十六师从北面的沙漠绕路增援，攻击榆林失利的报告。西北野战军从榆林撤退的那一天，毛泽东一行急促地离开了黄家沟，因为他们必须赶在国民党军前面渡过无定河，通过绥德城。

在泥泞的路上走了大半夜，到达无定河边，一座九孔大桥横跨在河上，当时还有民兵守着。过桥之后，毛泽东听说要炸掉大桥，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说刘戡要用这座桥就让他用，他是暂时用用，我们可是要永远地用。抢在刘戡前面通过了绥德城，八月十四日，毛泽东一行到达米脂县的井家坪。

这天，整编三十六师离开榆林，开始全速南下。

局势陡然间危机四伏：黄河以西，无定河以东，南北约二十公里，东西约三十公里，在这样一片狭长的地带内，毛泽东已处在国民党军十几万兵力的南北夹击之中。

为了摆脱危险，也为了令彭德怀不要顾及中央放手作战，九支队决定自行转移。原定的路线是渡过无定河向西，再次返回小河村一带，绕到敌人的后面去。但是，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无法徒涉，又没有找到船只，无奈之下只好向东北方向转移。毛泽东疲惫之极，但坚持不坐担架。在陈家岔住了一晚之后，第二天过乌龙铺，继续向东。

黎明时分，毛泽东到达葭芦河边，原来细小的水流现在已是一片汪洋，根本无法通过。河的两侧是高山，后面是刘戡的追击部队。毛泽东和任弼时商量了片刻，决定向西北方向前进，那里是绝壁山峰。毛泽东挥挥手说：“咱们上山！”汪东兴嘱咐战士上山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毛泽东说：“不用不用，竖块牌子，上面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山顶上有个小村庄，叫白龙庙。毛泽东往石头上一坐，说：“不走了！就在这里休息，等敌人上来，打他三个钟头再走不迟！”站在这里，可以看见远处的葭县县城，刘戡追到葭芦河边仍没找到毛泽东的踪迹，于是架起大炮开始猛轰葭县县城。

八月十八日清晨，九支队继续转移。雨下得更猛，下山的时候，被洪水推着走，大家挽着手，免得被水冲走。下到山谷里，向北走到葭芦河上游，找到河面相对较窄的地方开始架浮桥。

警卫战士在湍急的河水中几次架桥都没有成功，毛泽东坐在河边石头上低头看文件。汪东兴建议将毛泽东设法弄过河去，毛泽东不愿意。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浮桥终于架成了，周恩来在桥上来回走了几趟，然后让毛泽东过河。毛泽东坚持让机要人员、电台和文件先过，自己最后才上了桥。他刚一过去，轰隆一声，浮桥被洪水冲垮了。第二天，毛泽东一行到达梁家岔。

晚上二十三时，彭德怀来电：“拟于明日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而歼灭之，因此不能到中央住地去，请中央转移到刘全塌[离梁家岔二十里]以靠近主力。”毛泽东命令九支队轻装，准备七天的干粮，把文件烧毁，准备随时向西突围。他说：“沙家店一带要打大仗，两军主力都集中在这里，地区狭小，打得好，我们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就往西走，出长城，进沙漠。”

形势所迫，对国民党军整编三十六师的作战，将决定共产党人在陕北的命运。

攻击在瓢泼大雨中开始。一纵和二纵首先将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和一六五旅包围在沙家店地域，随之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钟松对突然遭到攻击有些不知所措，立即命令部队在泥沟以北、张家坪以东迅速构筑防御工事进行抵抗，同时急令前面的第一梯队一二三旅迅速向沙家店靠拢。

战后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回忆道：

解放军由正面和右侧同时发动反攻，以压顶之势从两面高山杀下，向整第一二三旅全线阵地猛冲，有的阵地被轮番连续冲击发生白刃肉搏，死伤枕藉，干部伤亡很多，炮兵营长亦遭炮火击毙，山炮一门被击毁，两门因无炮弹已成瘫痪，骡马被打得四散乱奔。

派往后面掩护并与援军联络的一个加强排也无踪无影。在战斗紧张时候，虽由西安派来三架次飞机参战，投下几枚小炸弹，对解放军丝毫没起作用。首先第三六八团阵地全部被毁，团长失踪，官兵没退回一人。由于一个团被消灭后，旅只残存三个小山头的阵地，解放军的火力更加猛烈地集中在这块狭小的阵地上，更显得锐不可当。第三六七团的大部官兵伤亡，阵地失守，电台被炮弹打得粉碎，同各方联络断绝，情况不明。各路援军均被解放军阻击未到，而解放军则不断向阵地周围拥来。这时候我看到前途已经绝望，立即带着残部突围，多次冲击俱未成功，混战到将近黄昏时，终于全军覆灭。

刘子奇突围未成被俘。

沙家店一战，西北野战军毙伤国民党军整编三十六师两千余人，俘虏四千余人，总计六千余人。西北野战军伤亡总计一千八百三十九人。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一行亲临沙家店战场，毛泽东对官兵们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是夜，胡宗南在日记中写道：

本夜作战会报判断匪以全力攻三十六师师部，其对五十五、一二三、一六五各旅皆为牵制隔绝，使眩感于眼前形势，不敢奋进，使三十六师师部陷于孤立而被消灭。夜不能睡。

口述历史：蒋介石潜居黄埔岛

1949年盛夏，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后，曾先后两次秘密来到广州市郊的黄埔岛。

当时我（李作舟，以下同）在中国资源委员会和广州市政府合办的广州电厂供电课配电股当助理工务（技术员）。一天，股长陈瑞辉带我到黄埔察看临时供电的场所。由于当局要把岛上“东征阵亡烈士墓”西侧山岗上的一幢小楼房改作蒋介石的临时“行辕”，因此要广州电厂负责解决该“行辕”的临时供电问题。这时岛上已驻扎了大批国民党军队，为首者是姓马的副官。

当时的临时供电情况是：在烈士墓东侧租用了马路边的一间杂货铺，安装了两台“汽车头柴油机”，一台用于发电，另一台备用，发电机组并接通岸上引线供电。工程完工后，留几个人住于小店铺内，负责发电运行工作。

小店铺内地方狭窄，楼下仅可放置两台汽车头发电机组，发电时房内气温较高，且天气炎热，根本不能住人，我们只好搬上二楼的天台睡觉。在此期间，马副官经常来小店铺找我们聊天，问这问那，其实是在监视我们的举动。

不久，蒋介石来到黄埔岛。时值傍晚，下着小雨，蒋和随从乘军舰再转乘驳船到“东征烈士墓”前的码头登岸，马副官使用向我借来的雨伞遮住蒋，一直陪同步行至小楼房。次日上午，蒋介石在随从簇拥下，步行经过小店铺前，我们在里面向外张望，清楚地认出了这高个子秃头老人正是蒋介石。

蒋在黄埔岛住了约一星期就走了。过后不久，蒋又第二次到黄埔岛，但这次没有派我去，其他人员回来后也说在岛上见到了蒋介石。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先生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2月29日回国。这本是一次标准意义上的“北天取经”活动，问题是，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北天”并非极乐世界，他说：“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他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里交代：“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我们现在找不到蒋的《游俄报告书》，但是从他的书信集里，还是能收集到诸多游俄体会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不游苏还好，游了总共三个月，他就打定主意要反苏反共了。

蒋给廖仲凯写了封长长的信，说：“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唯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绝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其利于本国与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也不免堕落耳……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则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弟在俄行动，自觉无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讽、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

看这书信，不由得感叹，蒋既有先见之明，还有难得的一腔忠诚。完全可以说，蒋才是标准的高尚的民族主义者。历史好像特喜欢调戏人：蒋在国共两党尚没有成为仇敌之前，就发现自己未来的对手沦为了俄奴；而他未来的对手则在很久之后才用同样的手法攻击他是美奴。不过相形之下，还是应承认蒋的英明的，因为他年纪轻轻（时年36岁，四年之后，他就不惑了，那一年，他将共产党清除出了国民党），就那么的具有先见之明，随着历史的发展，他对苏俄的认识和概括，不幸被一一言中。首先，主义与事实不是一回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一个新的羊头。现在，苏俄不挂了，我们还挂得很高，高到百姓们连羊头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其次，俄国素无好心，晚清的中俄历史是最好的证据，民国以后的历史是最好的证据，“共和国”时代的历史更是最好的证据。再者，苏俄的专制与恐怖与三民主义或者说与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蒋踏上苏联国土三个月就能看出，真想不出中国随后恁多的留苏学生在苏俄呆了恁长时间都发现些什么？！

第一、就历史而言，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外国或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有两次被亡国：一次是宋，一次是明。唯一没有亡国、并且全面战胜了侵略的，便是中华民国。那么，有经济发展军事技术上拥有优势尚且既然败于蛮夷小邦亡国灭身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诸反抗侵略的人物，都能被历史称为民族英雄，那在枪不如人炮不如人内讧连连四分五裂的情况下领导了中华民族长期守土抗战，并最终击败用坦克飞机战舰武装起来的工业强国日本，赢得了胜利的蒋介石，倒反而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吗？

第二、就二次大战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国家，在欧洲除掉苏俄，在亚洲除掉中国，没有不亡的。英国本土只遭轰炸，未遭登陆，故不在此列。由是，未亡国家的领袖，如苏俄的斯大林，其沦陷的土地既不比中国小，伤亡的人数亦不比中国少；被亡国家的领袖，如法国的戴高乐，都能身负民族英雄的荣耀；相反，非但没有亡国，并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竟有卓越贡献的战胜国——中国的领袖蒋介石，倒反而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了？

第三、就二战期间各国的国内情形而言，应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比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更加难以领导。因为刚刚统一了中国蒋所面临的，不仅有外患，更有内忧；不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各式各样，有军阀残余的连续反叛。这些大大小小武装割据势力对如何扩大自己的私人武装与地盘向来是处心积虑，但对如何发展经济提升国力维护国家主权，对国家民族命运缺乏热情，套古书来说，就是“喜则连横抗上，怒则竞力相拼”，标准的WARLORD。当是之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面临“数面作战、国无同类”的困境，却仍能团结国人，内平叛乱叛国，外抗强敌侵略，非但没有亡国，并且正是在这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荡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如是，作为中伟大卫国战争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先生，如若他不是民族英雄，则谁可夸之？

第四、指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还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战时的领袖和他拥有领导中国抗战的功绩，其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实际原因，就是，他是那一场伟大卫国战争的实际指挥者和参加者。他不仅仅是修好、建设西南的国策，争取抗战胜利而期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的外交政策，其是根据国际国内条件而决策的持久战大战略的制定者与积极推动者，他还甚至还在八一三抗战数次冒着被日军击落的危险多次飞向上海火线督战，其夫人宋美龄亦曾在劳军途中被日军飞机炸伤，这在二战各国领袖中是绝无仅有的。遥坐衙内，指挥虎门销烟的两广总督林则徐可以被称为民族英雄，亲赴前线的全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反倒不能称为的民族英雄吗？

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1945年蒋介石全国广播讲话）

日本已向我们联合国家正式签订降书，世界反侵略战争至今已经完全结束了。我们中国八年来艰辛的抗战，到今天才算是达到了最后胜利的目的。今天是薄海腾欢的一天，也是我全国同胞在饱受艰难备尝痛苦之余，应该庆祝鼓舞的一天。我们遥祭国父，告慰我们中华民国开国导师在天之灵，也可以告慰国民革命先烈和抗战期中慷慨捐躯的军民先烈之灵。我全国军民经过这八年来无比的痛苦和牺牲，始结成今日光荣的果实；这一个光荣的果实，是全国同胞每一个人所应该十分尊重的保持的，只可使之发扬光大，不可使之有所损害，以至于丧失。中正个人感怀过去全国的奋斗，抚念当前的满目疮痍，更觉得感想万千，不知所云。在此从战争到和平的紧要关头，我们正与各盟邦，结束五十年来日本侵略主义酿成的险恶局势，共同缔造东亚与世界普遍永久和平与安全；我们更须在四邻亲睦，四境安定之中，收十战局，恢复秩序，救济收复区遇难同胞，抚恤死伤军民的遗族，安辑闾阎，医治疾苦。而且为使过去牺牲真正有代价，更必须在此时此际开创民主宪政的规模，巩固国家统一的基础。我全国同胞在过去曾经团结一致以支持抗战，争取胜利，在今后必能团结一致，使民主与统一共底于成，使民生主义的政策与计划在我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得以贯彻实施。因此在薄海欢腾同祝胜利之今日，仅以国民政府关于内政最重要最具体的方针，陈述于我全国同胞之前，共资策励。

第一、我们革命抗战的目的，不只是在战胜敌人，并且要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在此八年抗战之中，我全国军民，历尽艰辛，今当抗战结束之后，全国同胞应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我们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全国人口大多数为农民，其次为工人，我们作战部队兵员的补给，以农民为主要来源，而后方武器与民生物资的生产以工人为基干。在此抗战的绵长岁月之中，工商都市大批残破不堪，于是军队兵员的补充，与国家战费的负担，乃大部分都落在农民的肩上。今当抗战胜利结束之际，农民之服役者，与工人之生产者，皆应使之早日减轻其义务与负担。国民政府体念及此，决定在今日颁发明令，全国兵役，自今日起，一律缓征一年。全国军队现役士兵，亦由军政机关拟定退伍步骤，分期实施。国民政府对于战士授田的办法，亦已依照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的纲领，次第订定，克期实施。凡我曾经陷敌各省本年度的田赋，一律豁免一年；后方各省亦定于明年度豁免田赋一年。并责成主管机关和地方政府，依照二五减租的原则，参酌各地实况，拟订减租办法，限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前，呈请国民政府核定，予以实施。我们认为，必须农工有喘息之机，而后社会有苏生之望；而且必须农村生活有提高的方法，而后工商都市有复兴的基础。所以国民政府为全国同胞谋休养生息的最低限度办法，不得不着重于农民与工人的负担之减轻，使其生活得以改善。至于其他积极方面，民生主义政纲和政策之实施，国民政府自当视此为实现三民主义之首要，引为政府今后最大之职责。

第二、抗战结束之后，民主宪政不容再缓。国民革命的最高理想是全民政治，实现理想的最要关键，还政于民，而国民大会是国民政府还政于民必经的阶段，也是国民革命必须完成的重要程序。在抗战发动之初，我们预期抗战胜利与宪政实施，毕其全功于一役。今当抗战胜利结束之际，我们认为：宪政实施愈早愈好，因此召开国民大会不可再事迁延。我恳切希望全国同胞与各方贤达能一致真诚的为国为民尽量协助政府这一个政策，促成国民大会的及早召开，以祈求民主政治的及早完成，而不可再加以阻挠。当此长期抗战胜利结束的时期，正是建国大业开始的机会，政府施政的方针，必将本于大公，出以至诚，只要是在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至动摇，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致紊乱的前提之下，一切问题无不可以推诚相与，方能求得合理合法的解决。尤愿社会贤达，各党领袖，皆能参加政府，共策和平建国的百年大计。而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政府甚愿博访，期无缺憾，就是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政府亦可顺应舆情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决。至于保障人民自由问题，国民政府除已切实施行人身自由保障法以外，且已决定克期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使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并将制定公布政治结社法，使人民有结社的自由。务使各政党皆有共同的轨辙和合法的地位。如此，民主政治始能追溯英美以树立五权宪法的典型。总之，我们要实现民主政治，应以法治为宪政的基础，以宪政为民权的保障。军阀时代以武力作政争，借地盘以自固的恶习，早成过去，绝不是现代民主国家所当有，亦不是和平建国时代所许可。必使国内一切问题皆循政治方法求得解决，各方意见遵循法律轨辙以为标的，而后我革命先烈及全国同胞五十年来所共同祈求的根本大法，不至重蹈民国初年的覆辙，这是我们政府唯一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最迫切的需要。

蒋介石宣誓就第一任总统职致词

中正承国民大会依照宪法选举为中华民国总统，担任国家和人民的公仆，当此就职伊始，追念我国父和先烈缔造民国的艰难，省察我国家民族所处的环境，以及全体同胞的期望，深深感觉到责任重大，负荷艰巨。我自从许身国事以来，一向只知道效忠服务是自己的天职，今天膺此名位，实非本怀。廿年来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因长期的抗战与戡乱而未能达成建设的目标，深自怍愧。今后我们全国不仅在戡乱中要建立民主，更应从戡乱中求建设、求进步，这个救国的大业不是一手一足所能成供，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集事。既承国民课我以责任，更望国民给我以助力，特就今后国家的需要，政府人民共，同努力的方针，掬其诚悃，告我全国同胞。

实行宪，政是中华民国前所未有的大事，我们经历无数的牺牲困难和挫折，才能完成今日实施宪，政的程序，这是长期苦斗所获的结果，这是五十余年来我革命抗战先烈和全体军民流血流汗的结晶，我们必须珍护这一艰难创造的成果，每一个人都有神圣的责任。行宪是为了国家的前途，也为了人民的福利，如果国家不能因行宪而达到统一、独立、繁荣，人民不能因行宪而得到幸福和进步，则行宪将失其意义。行宪以后第一个要务就是使宪法不只是文字，而要见诸实行。因之，严格遵行这一部宪法，是行宪，政府的责任，也是全国同胞每一个人应有的责任。国家的主权在于全体人民，救国建国的责任，也就在于全体人民。在行宪之始，更须全体国民尽责守纪，人人有奉公守法的精神，养成先公后私的习惯，才能达成这次行宪的目的。我们必须尊重宪法，实行宪法，确立法治的基础。同时更须全体国民了解民主的真谛，向真正的民主而学习。要知道民主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和社会以及各种职业的活动上面，民主国家的国民，决不放弃权利，也决不推诿义务；民主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但绝不是多数压迫少数，更不容少数劫持多数。每一个公民要有自尊心，要有表达公正意见的机会，也要有接受批评和牺牲小我的精神。我必以身作则，以全副心力拥护宪法、遵守宪法，培养我们民主的习惯，导引我们国家向真正的民主大道迈进。我和政府同人在此行宪开始的时候，必当恪守宪法所规定的范围，执行宪法所赋予的职责，为中国的民主奠立永久不拔的基础。

我们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的主旨，在于“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当前国家最大的需要，是统一、自由和进步，而称兵叛国、捣乱社会秩序的共，匪，则是国家统一的障碍和自由进步的敌人，我们对于制造分裂、破坏建设的反民主的恶势力，必须集合全国力量，彻底的予以根本的清除。宪，政政府成立以后，必须进一步整顿军事，加强军事，在短期内戡平叛乱，使匪区同胞脱离水深火热的痛苦，民族生存与历史文化，不致感受威胁。同时，我们更必使全国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各方面一切的措施与戡乱军事相配合；今天的戡乱军事，绝不是党派意气之争，更不是什么得失利害之争，乃是民主对极权、统一对祸国、人道对残暴、生存对毁灭的全民族救亡自救的战争。今天实在是国脉民命存亡绝续的严重关头。中正受命于危急之际，个人的成败荣辱，早已置于度外，唯有鞠躬尽瘁，期达我毕生报国救国的志节。我确信全国民众自觉自发的力量，乃是铲除共，匪最坚强的力量，也唯有政治、经济、社会全般的革新，才是消灭共，匪最有效的方法。为了维护民国的基础，为了保障人民的幸福，我恳切号召我全国爱好自由的爱国同胞们及时奋发，在三民主义宪，政之下，一致动员，集中意志，贡献力量，来完成戡乱的工作，缩短战争的灾祸，恢复正常的秩序，以实现国家统一与和平。

国家承八年抗战之余，敌伪遗毒还未清除，共，匪阴谋突然扩大，致使复员建设和善后整理的原定计划遭受阻挠，由社会而影响经济，由经济而影响政治，由政治而影响民生，今日国势的严重是不可否认的，政治与社会上各种缺点亦是不可否认的。这些严重的缺点，必须迅速地加以改革，更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最有效的改革，必须通过制度和法律，必须适应大多数民众的要求，更必须分别本末轻重，有步骤、有计划的来实行。我们行宪以后，制度是革新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是更接近了。我个人既承受国民郑重的托付，我必以最大的诚意和决心，把握这一个更新的时机，督促我们政府？手于庶政的改革。我认为新政府主要必须整肃吏治，树立纪纲，根绝一切假借在位营私自私的行为，必须登用贤能，刷新人事，以提高各级行政的效能；必须厉行考核，严明赏罚，勤求民隐，以革除虚伪泄沓的政风，减除地方民众所受法外的苛扰。更必须简化法令，厘定权责，统一执行的机构，芟除繁复与不切实际的法规。总之，要提高法令的尊严，保障合法的权利，使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使人民在履行公民义务与发展私人能力上，获得机会的平等。

在经济措施方面，我们要贯彻民生主义的实施，我们新宪法基本国策，事关国民经济与社会安全的规定都是根据国父民生主义的遗教，我们今天已不需另寻途径。新政府成立后，我和政府同人，必以全力循这个目标而施行。在治标方面，我们要以有效的方法稳定币值，平衡收支，管理金融，改善交通，使物价趋于安定，人民得免穷困。在治本方面，我们要实事求是，来推行土地改革保护佃农利益，推广农地贷款；以平均地权，试用累进税率，征收过分利得，取缔投机暴利，以节制资本；同时更要推行合作事业，奖励农工生产，保护合作贸易，欢迎国际投资，以增加物资的数量，充裕人民的生活。我们始终认定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为三民主义固有的目标，新政府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用适合实际的计划确切的步骤，来实现这一个目标。总之，我们认为：国家的利益，寄于人民本身的利益，而人民的利益必须以大多数人民利益为前提。这是新政府对内措施的主要方针。

至于新政府对外的政策，我要就三部分来说明：第一、关于联合国的组织，新政府成立后，对外政策方面所负之第一责任，在于维护及加强联合国组织的力量。中华民国宪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关于我国对联合国的责任，已有明文规定。我们抵抗轴心国家，八年抗战的牺牲，都是要实现联合国世界和平的理想，联合国组织迄今尚未能成为一个维持世界和平的有力机构，这是无可讳言的。许多人鉴于这个组织在过去两年中所遭遇的许多困难与挫折，遂至怀疑他的未来命运与其存在的价值，我们决不允这种普遍怀疑心理的存在，而摇动我们的信念。反之，我们正因为有这种疑虑的存在，更应该增加我们的努力，以维护并加强联合国的组织。就以中国言，从前国际联盟的失败，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负主要责任，但联合国的成败，我们对于人类，对于历史，是有不可逃避的共，同责任的。因为中国是这个组织的一个发起者，而且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第二、一般国际的合作，同盟国间的关系，渐渐由一般的合作，转到普遍的猜疑，这是我中国人民所最为忧虑的，但中国政策始终是一个和平合作的政策，我们对于一切国际合作问题，决不单从一国的利益着想，而轻视全世界和平繁荣与进步的工商业落后的国家，但是我们不因此而拒绝参加国际贸易与关税的协定。就政治来说，我们是一个内乱未靖教育落后的国家。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延迟我们对于新闻自由会议等社会文化国际合作工作的参加。我们认为战后国际间最高的理想，是和平与合作，我们国民和海外侨民与友邦人民间的相处，必一本平等互惠的精神，尽量谋取相互间的友谊的增进，和互相地位的尊重。至于我们中国的经济的复兴，诚然需要国际的援助，但是我们深切认识，唯有厉行自助，乃能使国际援助发生真正的效能。新政府成立以后，我们必继续我们既定的国际合作政策，同时亦必须切实厉行自助政策。

第三、关于和约的态度，当日本投降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中国对于日本决不采取报复主义，我认为不论对德意日，联合国都应该以坚定的一致的态度，采取这种宽大的政策，宽大绝不是示弱，反之，合理的宽大，正是达到我们崇高理想的有效途径。关于对日政策，我们认为有两点必须注意：（一）盟国必须尽最大的努力，辅助日本真正民主势力的成长，使日本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与人民思想，能获得真正的改造，以根绝军国主义的复活，我们的宽大政策能否成供，全要看我们这种努力是否切实写成供。（二）中国对日本并无任何过分的要求，但中国是一个饱受日本侵略，而抗战八年以上的国家，在决定对日本和平条款的时候，自不能不要求其他盟国承认我国在和会中应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以上这三大要项，是我们对外主要方针。总之，内要自强自立，外要平等合作，我们政府，必秉此努力，以求贡献于全世界正义与和平。

中正今天就职，正值国内叛乱未平，经济动荡的时候，也正在世界和平还未确奠的时候，内省职责，外察环境，我不否认我们中国是忧患重重，我更不否认我们建国前途，是十分艰巨，民主的基础条件，还是薄弱。但是时代的力量，已使我们向民主宪，政前途里程碑迈进了一大步，尽管横在面前的还有汹涌的波涛，而我们必须迈步前进，则是任何困难所不能阻挠的。我戮力国事四十年，确信国父所说：“凡事之应乎天理，顺乎人心，合乎世界潮流与人群需要，而为先知先觉之士所决志行之者，则无不成。”这一句话实在是确切不移的真理。因之，我愿以诚挚坚定的信心，与我全国同胞和政府同人共，同接受这一个救国、建国、实现民主的神圣使命，希望我全国贤俊和军民同胞群策群力，一德一心，各竭其能，各尽其职，尤望对中正个人及新政府同仁规过劝善，相勉相扶，为中华民国的统一独立与自由平等，奠立民主的良基，中正必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国家的利益为利益，博采众议，尽忠职守，使我们行宪建国的任务达到完满的成供。

蒋介石：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

日本已向我们联合国家正式签订降书，世界反侵略战争至今已经完全结束了。我们中国八年来艰辛的抗战，到今天纔算是达到了最后胜利的目的。今天是薄海腾欢的一天，也是我全国同胞在饱受艰难备尝痛苦之余，应该庆祝鼓舞的一天。我们遥祭　国父，告慰我们中华民国开国导师在天之灵，也可以告慰国民革命先烈和抗战期中慷慨捐躯的军民先烈之灵。我全国军民经过这八年来无比的痛苦和牺牲，始结成今日光荣的果实；这一个光荣的果实，是全国同胞每一个人所应该十分尊重的保持的，祇可使之发扬光大，不可使之有所损害，以至于丧失。中正个人感怀过去全国的奋斗，抚念当前的满目疮痍，更觉得感想万千，不知所云。

在此从战争到和平的紧要关头，我们正与各盟部，结束五十年来日本侵略主义酿成的险恶局势，共同缔造东亚与世界普遍永久和平与安全；我们更须在四邻亲睦，四境安定之中，收拾战局，恢复秩序，救济收复区遇难同胞，抚恤死伤军民的遗族，安辑闾阎，医治疾苦。而且为使过去牺牲真正有代价，更必须在此时此际开创民主宪政的规模，巩固国家统一的基础。我全国同胞在过去曾经团结一致以支持抗战，争取胜利，在今后必能团结一致，使民主与统一共底于成，使民生主义的政策与计划在我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得以贯彻实施。因此在薄海欢腾同祝胜利之今日，仅以国民政府关于内政最重要最具体的方针，陈述于我全国同胞之前，共资策励。

第一、我们革命抗战的目的，不祇是在战胜敌人，并且要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在此八年抗战之中，我全国军民，历尽艰辛，今当抗战结束之后，全国同胞应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我们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全国人口大多数为农民，其次为工人，我们作战部队兵员的补给，以农民为主要来源，而后方武器与民生物资的生产以工人为基干。在此抗战的绵长岁月之中，工商都市大批残破不堪，于是军队兵员的补充，与国家战费的负担，乃大部分部落在农民的肩上。今当抗战胜利结束之际，农民之服役者，与工人之生产者，皆应使之早日减轻其义务与负担。

因民政府体念及此，决定在今日颁发明令，全国兵役，自今日起，一律缓征一年。全国军队现役士兵，亦由军政机关拟定退伍步骤，分期实施。国民政府对于战士授田的办法，亦已依照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的纲领，次第订定，克期实施。凡我曾经陷敌各省本年度的田赋，一律豁免一年；后方各省亦定于明年度豁免田赋一年。并责成主管机关和地方政府，依照二五灭租的原则，参酌各地实况，拟订灭租办法，限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前，呈请国民改府核定，予以实施。我们认为，必须农工有喘息之机，而后社会有苏生之望；而且必须农村生活有提高的方法，而后工商都市有复兴的基础。所以国民政府为全国同胞谋休养生息的最低限度办法，不得不着重于农民与工人的负担之灭轻，使其生活得以改善。至于其他积极方面，民生主义政纲和政策之实施，国民政府自当视此为实现三民主义之首要，引为政府今后最大之职责。

第二、抗战结束之后，民主宪政不容再缓。国民革命的最高理想是全民政治，实现理想的最要关键，还政于民，而国民大会是国民政府还改于民必经的阶段，也是国民革命必须完成的重要程序。在抗战发动之初，我们预期抗战胜利与宪政实施，毕其全功于一役。今当抗战胜利结束之际，我们认为：宪政实施愈早愈好，因此召开国民大会不可再事迁延。我恳切希望全国同胞与各方贤达能一致真诚的为国为民尽量协助政府这一个政策，促成国民大会的及早召开，以祈求民主政治的及早完成，而不可再加以阻挠。当此长期抗战胜利结束的时期，正是建国大业开始的机会，政府施政的方针，必将本于大公，出以至成，祇要是在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至动摇，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致紊乱的前提之下，一切问题无不可以推诚相与，方能求得合理合法的解决。

尤愿社会贤达，各党领袖，皆能参加政府，共策和平建国的百年大计。而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政府甚愿博访，期无缺憾，就是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政府亦可顺应舆情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决。至于保障人民自由问题，国民政府除已切实施行人身自由保障法以外，且已决定克期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使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并将制定公布政治结社法，使人民有结社的自由。务使各政党皆有共同的轨辙和合法的地位。如此，民主政治始能追溯英美以树立五权宪法的典型。总之，我们要实现民主政治，应以法治为宪政的基础，以宪政为民权的保障。军阀时代以武力作政争，藉地盘以自固的恶习，早成过去，绝不是现代民主国家所当有，亦不是和平建国时代所许可。必使国内一切问题皆循政治方法求得解决，各方意见遵循法律轨辙以为标的，而后我革命先烈及全国同胞五十年来所共同祈求的根本da法，不至重蹈民国初年的覆辙，这是我们政府唯一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最迫切的需要。

第三、国家的统一，是近代立国绝对必需的要素，抗战结束之后，国家统一，必因国民全体的协力爱护而有坚实的保证。我们知道，国家统一是抗战胜利的保证条件，我们更要知道，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唯一基础。唯有统一的国家，纔能收获最后胜利的成果；亦唯有统一的国家，纔能保障民主制度，发扬民意，集中民力，维护主权的独立，完成建国的大计，以贡献于国际和平与世界的繁荣。我们要完成国家的统一，唯一的前提，是要我全国军队国家化，在我国家领土之内，不可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军队；唯有军队不受个人私利一党私见支配，而后国家的统一，乃有真正确实的基础。我今日代表政府特别负责声明，凡受国家编组和恪遵军令的军队，其待遇必一视同仁，决不有所歧视；而且中国国民党二十年来之军队党部，今已完全撤销，以树军队国家化的先声。我们希望全国同胞，认定军令政令的统一，为国家存亡所系的命脉，共同一致，期其实现，加以维护。谨掬衷忱，为我国家的前途与人民的福利作恳切的呼吁。

上述三点，是我们当前最低限度的设施和最为迫切的要求。祇要全国同胞抚循革命的历史，接受抗战的教训，自能领悟破坏之后，必须继之以建设，则破坏时期所受痛苦牺牲，终算是获得了宝贵的代价。八年以来，我沦陷的同胞，或流离转徙于异乡，或颠顿病困于穷途，亟侍救济；尤其是残臂断股的战士，和孤儿寡妇的遗族，未尚抚恤；与后方同胞服兵役者，为国忘家，从事生产者负担綦重。言念及此，不胜战栗。所以我们今后的工作，不独要恢复战时为平时，并且要转化无业为有业。我们国家的基础，比联合国任何一国为薄弱，我们抗战的时间，比联合国任何一国为久长。我们不但要在战火的废墟上精诚团结，一德一心建立现代国家，并且要充实国力，与联合国共同负起国际和平世界繁荣的责任。

我们在创巨痛深的破坏之后，面对着任重道远的建国大业，深觉工作的纷繁，弥感责任的重大。我诚恳希望全国同胞，对于上述最低限度的设施和最为迫切的要求，要举国一致积极推进，期于完成。我们过去的工作，是军事第一，胜利为先；我们今后的努力，则在国家统一，政治民主。我们祇有共循统一与民主的道路，完成建国工作，实行　国父的三民主义，才能同臻于国力充沛民生康乐的境域。五十年国民革命所期求，八年抗战所祈向，就在于这个最大最后的成功。总之，我们必须以和蔼亲睦共同互助的精神，正视八年来国内残破创痍的现实，而导国家于复兴；更必须以坚救刻苦，自觉自勉的精神，使我中国跻于平等自由的现代国家之林，以慰国际友人的期望。我在今天溯忆抗战的初衷，敬悼忠勇的先烈，感谢友邦的援助，怀念人民的痛苦，真觉得志想无限，特以这个内政方针普告于全国国民，切望真纯坦白，共矢精诚，同负责任，以实现我们国家民族迫切的要求，达成我们全国一致奋斗共同建设的使命。

青年蒋介石与保定军校

蒋介石也是保定军校的学生。在此之前，蒋介石已于1906年4月去过日本，立志要学习军事，但到了日本才知道，要在日本学陆军，必须由清政府的陆军部保送才行。无奈，他只好进入东京的清华学校，学了半年日语。1906年冬天，蒋介石收到母亲的来信，催他回国探亲，理由是妹妹蒋瑞莲要结婚，作为兄长必须回家参加婚礼。然而事实是蒋母见儿子在日本漂泊不定，趋向未明，长久如此，尚不如及早回乡，况且蒋介石家尚有妻室，结婚五年有余，毛氏并未见喜，蒋母抱孙心切，因而急着要蒋介石回家。

蒋介石于是年冬赶归家园。当然蒋奔赴桑梓，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热切于为自己创造一次出国加入军校的机会，而次年春清廷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要公开招生，就是这次大机会的契口。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保定军校）的前身最早叫“将弁学堂”，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建于同治年间。李鸿章等洋务派鼓吹治国者应审时度势，“查治之道，探自强之术”，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即学习资本主义列强的建军经验，改变清军落后的以弓箭刀矛为武器的兵阵战法。建立保定“将弁学堂”，就是“以洋为师”，训练当时的淮军使用外国武器和近代作战方式，使淮军近代化。

1870年，李鸿章奉调直隶总督，遂提师北上，驻节保定。保定府地处畿辅善之地，重山西峙，群川东汇，宣府、大同为之屏障，倒马、紫荆为之阻隘。北控三关，南通九省，地连四部，联络表里，翊卫京师，诚为重地。李鸿章以保定之“地利”，鸠工备料，创建新式军事学堂——“将弁学堂”（又称行营将弁学堂）。

将弁学堂以后几经易名。《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人民群众的反清斗争愈演愈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清政府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做出“俯顺舆情，变法维新”的姿态，以“新政”欺骗人民，抵制革命。“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改革军制，编练新军。1901年清政府下令各省设立武备学堂，此时李鸿章已死，袁世凯继任遗缺，遂将保定“将弁学堂”改名为“武备学堂”。1903年清政府在中央设立练兵处，推广北洋练兵的经验，武备学堂又改名为保定北洋协和学堂，招收了两期学生，学制两年。1905年清政府继“新政”之后，又打出“预备立宪”的旗号，以“仿行宪政”维持苟延残喘的命运，保定北洋协和学堂也随之改名为陆军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

保定军校位于保定府城东北，校园面积40余公顷，呈正方形。军校北部原是一座关帝圣武庙，庙中两棵并立的柏树挺拔高耸，二树中间悬一口大钟，军校的一切活动均以钟声为号。关帝庙左右，对称建有讲堂和宿舍，步兵连队学生住西部，骑、炮、工、辎重连队学生住东部。关帝庙南部是坪场，长官常在这里给学生训话。向南穿过坪场拾阶而上，便是礼堂，大门坐南向北。军校南部为校官住宅，宅区界以围墙，成为禁区，学生不准随便进入。从关帝庙而南，一条甬路直通军校大门，门外是广阔的操场。校内有马厩，专门为骑兵连备养百余匹战马，全校用电灯照明。学校的一切费用，都由陆军部拨给。

清末，在国家军务组织中设军学司，专门领导各级军校，光绪末年冯国璋曾任此职。当时，清政府诏命全国十八省和北京各设立一所陆军小学，直辖各省督练公所兵备处，兵备处总办兼陆小总办，这是仿效当时德国和日本的军制。学制三年，基本上按学、术两科训练。学科程度相当于旧制中学，有国文、史地、外语（英、日、德、法、俄各选修一种），还有各门科学。术科不重，每天一个半小时。初期训练包括徒手与持枪制式教练，逐渐到班、排、连的密集教练与器械体操和劈刺等课目。

当时全国设四所陆军中学，又叫陆军预备学校。即清河第一陆中，西安第二陆中，武昌第三陆中，南京第四陆中，这四所陆中划界分区收容全国十九所陆军小学的毕业生。学制为两年，术科为《军事操典》，学科有国文、史地、三角、几何、代数、微积分等。两年毕业后，再行送到保定军校分科受训二年。后又设陆军大学于北京曹老公馆，主要调训在职的高中级军官，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也可以考入陆大学习。陆军小学、中学和保定军校这三级学堂，内部的组织和设备均极完善，训练和管教亦极严格、认真。

回国后，蒋介石凭着对军事的热情和矢志不移的精神，发奋备考。因为当时希望通过这条通道出国的人大有人在，竞争是相当激烈的。据说当时浙江省仅招生60名，而且其中的46名都是由官府依照门第高低和官阶等级的保送和递升的，也就是说真正在民间招生人数仅为14人，而当时报考生达1000多人。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蒋介石凭借自己的实力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榜上有名。这样，蒋介石顺利迈出了对自身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步。

但是，由于交通条件恶劣，从溪口到保定没有便利通道，蒋介石到学校上学，要跋涉整整一个多月。这次长途跋涉，使蒋介石视野开阔，见识增长，他第一次北上中原，领略茫茫乾坤，心潮澎湃，立志有所作为。

蒋介石在保定军校主修炮科。当时，保定军校开有步、骑、炮、工、辎五科，蒋独对炮科青睐百倍，自是有其道理的。

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威胁，主要在于坚船利炮上，尤其是当单纯从军事方面考虑的话，恐怕给中国人惊惧最多的还是炮火。所以，这也成为炮兵独具吸引力的地方。

蒋介石在保定学校是具有影响力的，主要是因为在此期间，蒋介石干了一件在当时同辈们之中是颇为有胆识的事。

一次一名态度傲慢的日本军医教官，在讲课时把一块泥土比做中国，然而又说这块泥土中有四亿个微生虫，正如中国的四亿人口。这种辱侮国格、人格的厥词，激起同学们的极大愤怒，但大部分学生只是敢怒不敢言。

就在此时，蒋介石挺身而出，据理反驳，只见他一个箭步冲上讲台，迅速把那块土块分为八块，对着那位骄横无耻的教官辩解道：“日本有五千万人口，是否也像五千万寄生虫依附在这八分之一的泥土中呢？”蒋介石此言一出，大快人心，赢得大家的一致喝彩。再看日本教官，被弄得目瞪口呆，面红耳赤。于是他恼羞成怒，以势压人，污蔑蒋是革命党，要学校严加惩罚。

当时该校校长赵理泰还算开明，有点民族大义，知道此事错在日本教官，不在蒋介石，但为了照顾外人脸面，还是碍于形式，将蒋介石训斥一顿，不了了之。

事后，蒋介石在学校里名声大振，有志青年纷纷慕名主动接近他，希望与之结为朋友。包括校长本人也因此事对蒋介石印象深刻，后来蒋介石以非日语班学员得以参加赴日选拔考试，与校长的垂青也不无关系。

这年冬，清政府军部决定从全国陆军速成学堂日文班的学生中，选拔一批人赴日留学，蒋介石不是日文班的学员，为争取出国学习的机会，他鼓足勇气，写了一份申请报告，说自己不久前去过日本，懂得日语，请求准许参加选拔考试。

申请递出去之后，蒋介石心里忐忑不安。他恐怕自己条件不充分，而被搁置一旁。那样，此次出国留学的机会将与他失之交臂。自己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来到他乡异地，为的就是创造这么一个深造的机会。而如果此次申请失败，岂不前功尽弃，越是这样想，蒋介石越是食不甘味，寝不安神。

直到考试前一天的深夜，他才得到准考的通知。拿到通知后，蒋激动不已。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蒋顺利过关。考试合格后，他便同张群等共40名学生，以享受清政府公费的待遇赴日留学，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

第二章　回忆蒋介石

蒋介石之求学

蒋介石，字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又名中正。

在《先妣王太夫人事略》，其中“中正年十三，出外就傅时，先妣垂泪而教之，曰：自汝父之殁，吾辛辛苦苦，使汝读书者，非欲攫显宦拥厚资也，所望为国自爱，以保先人之令名足矣！平居燕语，亦屡以是相勗。有清之季，举国士夫盛倡留学救国之说，中正年十八，蓄志东渡习陆军，人有尼之者，先妣则深为嘉许，筹集资斧，力促就道。”

1904年，蒋介石在奉化凤麓学堂接受相当于初中程度的教育。第二年，蒋介石赴宁波，在箭金公学师从顾清廉先生读周秦诸子，并研究性理之学，顾先生还讲述民族大义，盛道革命领袖孙总理救国志事，辄用神驰，于是蒋“始有出国学陆军之志”。顾清廉劝导蒋介石“一个国家想要独立生存，就不可以缺少军事力量；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担当捍卫国家的任务，就得要学习军事”，主动为他讲解孙子兵法，并且还强调：“要想懂得兵法、获得新的知识、保卫自己的国家，就应该到外国去留学。”于是他主动放弃了高中学业，决定留学救民、从军报国。（蒋介石语：我在19岁的时候，是在我本县的龙津中学肄业的。因为当时痛愤乡里土豪劣绅的横行，目击我们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尤其是那时看到日本以一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奋发图强，战败帝俄，予我精神上以最大的刺激。所以我在龙津中学肄业不到半年，就请求家母准许我到日本学军事，来尽到我国民一分子的义务，来促成我们国家的雪耻自强。）

可是留学的决定招致了家乡的亲戚朋友们的反对。为了要表示决心，唯有采取非常手段，于是毅然剪下发辫，托人转交给溪口的母亲。然而王太夫人对于周围的反对声音，竟毫不在意，主动地“益勤俭逾平时”以筹措费用，让他达成留学日本的心愿。

1906年4月，到了日本，就想进日本的军队，但当时日本规定中国学生要入日本军队受训，必须由中国陆军部保送。无奈，只有进入东京的清华学校学习了一些日语之后，本年的冬季，蒋介石收到母亲的来信，催他回国探亲，理由是妹妹蒋瑞莲要结婚，作为兄长必须回家参加婚礼。然而事实是蒋母见儿子在日本漂泊不定，趋向未明，长久如此，尚不如及早回乡，况且蒋介石家尚有妻室，结婚五年有余，毛氏并未见喜，蒋母抱孙心切，因而急着要蒋介石回家。所辛的是结识了同为浙江人的陈其美，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07年，陆军部要在保定创立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各省分别招考，规定每省考选40名。而浙江省的40名，大多数的名额已由武备学堂与弁目学堂等处保送了，所留余额只有14名，全省青年千余人在杭州报名投考，他就是在这14名额内考取的一个学生。当年夏季，进了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此时蒋介石20岁，到学校上学，长途跋涉一个多月。

由于剪掉了辫子，对自己日常的言行举止，他自我剋制，极力慎重，即使是受到侮辱，也忍气吞声，装作毫不介意的样子，表面上和一般同学的态度毫无不同。因为，万一接受挑衅，就很可能断送了去日本留学的希望。

但是，一次一名态度傲慢的日本军医教官，在讲课时把一块泥土比做中国，然而又说这块泥土中有四亿个微生虫，正如中国的四亿人口。这种辱侮国格、人格的厥词，激起同学们的极大愤怒，但大部分学生只是敢怒不敢言。就在此时，蒋介石挺身而出，据理反驳，只见他一个箭步冲上讲台，迅速把那块土块分为八块，对着那位骄横无耻的教官辩解道：“日本有五千万人口，是否也像五千万寄生虫依附在这八分之一的泥土中呢？”蒋介石此言一出，大快人心，赢得大家的一致喝彩。再看日本教官，被弄得目瞪口呆，面红耳赤。于是他恼羞成怒，以势压人，污蔑蒋是革命党，要学校严加惩罚。

当时该校校长赵理泰还算开明，有点民族大义，知道此事错在日本教官，不在蒋介石，但为了照顾外人脸面，还是碍于形式，将蒋介石训斥一顿，不了了之。事后，蒋介石在学校里名声大振，有志青年纷纷慕名主动接近他，希望与之结为朋友。

这年冬，清政府军部决定从全国陆军速成学堂日文班的学生中，选拔一批人赴日留学，蒋介石不是日文班的学员，为争取出国学习的机会，他鼓足勇气，写了一份申请报告，说自己不久前去过日本，懂得日语，请求准许参加选拔考试。直到考试前一天的深夜，他才得到准考的通知。拿到通知后，蒋激动不已。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蒋顺利过关。考试合格后，他便同张群等共40名学生，以享受清政府公费的待遇赴日留学，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

1908年初，22岁的蒋介石匆忙启程东渡日本，行色匆匆，没来得及向家乡亲友们告别。在到达日本之后，立即和陈其美重逢，因他的介绍加入同盟会，真正地投入他舍身为国，长达60年的国民革命事业。

进入“振武学校”这个清廷为派遣留日军事学生而专门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其教官大都由日本士官学校教官兼任，相当于日本大学预科学历。蒋是第11期学生。在这里大约受训3年，1910年12月初，蒋介石从留学的日本振武学校毕业，以“士官候补生”身份，分发到驻屯新瀉县高田（现名上越市）的陆军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入伍。多年盼望着实际参加日本陆军学习的时刻终于到来，而且如愿以偿地配属在野炮兵联队。

在这一段时间，蒋经常携带在身边一本小册子，就是邹容在1903年所撰写的《革命军》。蒋介石对于全文都熟读到能够背得出来，连在梦寐之间都好像是和邹容一起在对满洲专制政权作战。这样高涨的民族意识，当时寄託于一首七言绝句，写在寄表兄单维则的照片上：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张群回忆：“当时，我每个月总要抽3块钱的香烟，但是蒋总统却烟酒不沾，生活规律非常严格”。蒋的节俭并不是由于囊中羞涩，当时他们“有兴趣的事情之一，是自己做饭吃。在那个时候，日本人还没有吃猪内脏的习惯，一头猪的内脏全部买下来，记得只要8角钱，非常便宜”，而这些留学生“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日元13块钱，在一顿早餐只要花4分钱的时代，相当宽裕。用炭炉生上炭火烧饭，大伙吃在一起。”当然，这种酣畅的聚会只能一周一次，因为“在振武学校留学的时候，只有星期天才可以外出”“租了一间只有在星期天才使用的房子，有12个榻榻米那么大，大家都在那里聚集谈话”。

此期间，共和革命志士们发动了广东的钦州、上思之役（3月）和云南河口之役（4月），这是孙先生所策划进行的第7次、第8次的革命起义行动，但都归于失败。其后，大约有两年，是进入蓄积革命活动力量的时期。

1910年6月，在振武学校求学的最后一年，蒋介石第一次和孙先生见了面，这也是由陈其美所介绍。孙中山在接见之后，向陈其美表示初步对于蒋的印象是“我们的革命运动，实在需要像这样的人，在同盟会来说，是很难得的人才，他一定会成为革命实行家。”

10月10日，革命军在武昌奋起发难，这是盼望已久的消息——终于点燃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辛亥革命战火。革命军一夜之间，夺得武昌，树立军政府，翌日，汉口、汉阳相继光复。时间迫不及待，上海陈其美发来十万火急电报，催促蒋介石归国，因为革命军急需要训练有素的实战指挥官。蒋介石事后回忆道：“这一年我正是25岁，我觉得这是我们军人效命的时候到了，于是立即从日本回国，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开始献身于革命事业。直到现在，都是为了贯彻我当初从军报国的一念。我在青年的时候，能够立志从军，而且千方百计，不顾一切的挫折困苦，达到了我从军当兵的志愿；如今回想起来，实在是我平生最快意的一件事。”

为了归国，蒋向师团长长冈外史提出了请假报告，长冈外史予以拒绝。不得已，乃和联队长飞松宽吾商洽。好不容易得到了48小时的短假，这是联队长职权范围内所能核准的最大时限。一同请假的同学，有张群、陈星枢两人。正式奉准的假期，虽然只是48小时，但从此离营赴义的实情，已为袍泽和长官所知，且曾悄悄地为之设宴惜别，贺其迈向人生的旅程。主持别宴的日本军官高举着酒杯说：“日本军人在道别时，饮水干杯。这种水杯，是日本武士诀别之际，传杯共饮誓不生还的表现！”

张群回忆当时归国情况说：“由高田乘火车，首先到了东京，总统（蒋介石）是浙江人，我（张群）是四川人，分别向本省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取旅费，也都换了衣服，总统穿和服，我穿日本学生服。如果在48小时内不能归队，便会被当作逃兵，由宪兵开始查缉，为掩蔽身份，故而换了衣服。连毒药也都买好了，这是准备在万一之际，就得自杀，的确是有舍生就死的决心。然后，再度乘火车前往长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在东京的时候，他们把军服和佩剑收拾干净，用邮政小包寄回高田连队。而日军当局，对于在过了48小时之后未见归队的蒋介石等人视同逃亡，出动宪兵队查缉。其后，日本陆军省给予蒋等三人以“退队”的处分。

辛亥革命之克复杭州：蒋介石的第一场战争

辛亥前一年，也就是1910年12月初，蒋介石从留学的日本振武学校毕业，以“士官候补生”身份，分发到驻屯新瀉县高田（现名上越市）的陆军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入伍。多年盼望着实际参加日本陆军学习的时刻终于到来，而且如愿以偿地配属在野炮兵联队。当地居民对于这些留学实习生很感兴趣，根据12月6日《高田新闻》标题“清国学生入队”的报导之中，提到野炮兵第19联队的入伍状况如下：“昨天）上午9时许，由须藤少尉率领入伍，接受体格检查，并即编入第3中队6名、第4、5中队各5名。伙食方面，和骑兵队一样，给予特别待遇（骑兵队的伙食，是在一般士兵的食品之外，每人给予适合于中国人胃口的副食一盘）。当天午饭后，由飞松联队长恳切训话。正因为是被分发到野炮兵部队的入伍者，所以看来体格都非常良好，除其中一人病后体弱外，没有带着病患的人；其姓名及身高、体重纪录如左……浙江蒋志清——5.59尺（169.4cm），15.78贯（59.2kg）……”

据《高田市史》记载，“分发在高田的中国留学生，1/3属于清廷方面的满人，2/3为汉人，两者感情对立，就连在休息或外出的时候，也都不交谈”，由此可见由同盟会所倡导的民族觉醒以后，国人间满汉对立的严重。但是在高田的兵营生活时期，蒋介石一心一意地把精神用之于“吸收日本”，把身体委之于“军事训练”，而暂停了在部队里公开的革命活动。不过国内的革命运动则正与日俱增。留学生们无论其是否赞成革命，总之，他们的关心都集中在由新闻报导等方面所传播来的国内动态。

当四川省掀起保路运动的1911年辛亥夏季，高田的军事留学生们正好获得了较长期间的休假，蒋介石立即回到上海，拜见了他的革命领路人陈其美。虽然假期不长，但在这个时候还是参加了营救受刑同志张恭，和计划暗杀出卖了张恭的学者刘师培、何震夫妇。刘在日本时曾经担任同盟会喉舌《民报》的编辑，看来是热心忠诚的中坚党员，然而，刘妻何震却首先被满清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跟着刘也就成了端方的间谍。1908年，陈其美为了要在江、浙两省发动革命而设置秘密机关于上海筹商起义计划，突然被租界警察搜查，当时，陈其美刚好不在而得免于难，但张恭则因而被捕系狱。此案是刘师培将集会的情况向端方告密，端方乃要求上海租界的警察当局进行取缔所致。

暗杀，在革命行动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辅助工作。胡汉民等人曾有一段时间肯定地说：“此不止为复仇计，亦以寒敌之胆，而张吾军”，然而，孙中山则加以否定，他认为，纵使能够杀掉一个敌人，我方也只会是牺牲一个人去拼掉对方的命，并不能打倒敌人的势力，权衡之下，因暗杀而牺牲优秀同志，甚至有招致影响其他整体计划的后果的可虑。特别是孙先生当时在美国从事筹款活动，唯恐美国人对于暗杀会发生反感，故而与同志们联络，劝告对于暗杀要慎重节制。于是蒋介还因为暑假期限已近，乃中止暗杀计划，于10月间再度回到高田联队。

而此时国内冲击性的新闻报导，接踵而来。10月10日，革命军在武昌奋起发难，这是盼望已久的消息——终于点燃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辛亥革命战火。革命军一夜之间，夺得武昌，树立军政府，翌日，汉口、汉阳相继光复。时间迫不及待，上海陈其美发来十万火急电报，催促蒋介石归国，因为革命军急需要训练有素的实战指挥官。蒋介石事后回忆道：“这一年我正是25岁，我觉得这是我们军人效命的时候到了，于是立即从日本回国，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开始献身于革命事业。直到现在，都是为了贯彻我当初从军报国的一念。我在青年的时候，能够立志从军，而且千方百计，不顾一切的挫折困苦，达到了我从军当兵的志愿；如今回想起来，实在是我平生最快意的一件事。”

为了归国，蒋向师团长长冈外史提出了请假报告，长冈外史予以拒绝。不得已，乃和联队长飞松宽吾商洽。好不容易得到了48小时的短假，这是联队长职权范围内所能核准的最大时限。一同请假的同学，有张群、陈星枢两人。正式奉准的假期，虽然只是48小时，但从此离营赴义的实情，已为袍泽和长官所知，且曾悄悄地为之设宴惜别，贺其迈向人生的旅程。主持别宴的日本军官高举着酒杯说：“日本军人在道别时，饮水干杯。这种水杯，是日本武士诀别之际，传杯共饮誓不生还的表现！”当时的景况，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蒋介石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日本陆军生活，到此结束。

同行的张群曾经回忆当时归国情况说：“由高田乘火车，首先到了东京，总统（蒋介石）是浙江人，我（张群）是四川人，分别向本省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取旅费，也都换了衣服，总统穿和服，我穿日本学生服。如果在48小时内不能归队，便会被当作逃兵，由宪兵开始查缉，为掩蔽身份，故而换了衣服。连毒药也都买好了，这是准备在万一之际，就得自杀，的确是有舍生就死的决心。然后，再度乘火车前往长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在东京的时候，他们把军服和佩剑收拾干净，用邮政小包寄回高田连队。这不仅是为免背上“盗走公物”的污名，而且更是对于受教很多的日本军人生活，在最后要作一个很恰当的总结。

而日军当局，对于在过了48小时之后未见归队的蒋介石等人视同逃亡，出动宪兵队查缉。其后，日本陆军省给予蒋等人以“退队”的处分。这次归国的留学生，在野炮兵19联队方面，有蒋、张、陈3人，此外，陆军炮兵学校学生、陆军经理学校学生、士官学校学生等合计有23人，也都被处以“退学”处分。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男爵于11月8日以公文将处分情形通告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子爵：“似此行动，在我军纪严肃的陆军中，最为嫌忌，彼等虽属清国人，但隶籍于我陆军部内，则不能轻易置之不问。”11月11日，又照会了清廷驻日公使。

蒋介石和张群等人离开日本高田回到上海，是在10月30日，碰巧正是他24周岁的生日前夕。此时，尚在武昌首义之后不到3个星期，革命军方面，担任总指挥的黄兴等人才到达武汉；已经光复的省区，也还只有湖北、湖南、陕西、山西4省。等候着他的，是在家乡浙江省杭州的平生第一次作战。

蒋一回到上海，首先就去拜访陈其美。陈其美所策划在上海和杭州同时举义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完成阶段。陈其美对蒋指示，立即前往杭州，加入当地同志的行列，担负起武装行动的领导任务。于是，旅途劳顿，未暇休息，他就和黄郛、陈泉卿等人驰往杭州。杭州距离家乡奉化县溪口镇不过130公里，蒋不克归省在乡的母亲王太夫人和长兄锡侯，但寄去绝命家书，决心身殉革命。这封信没有留下底稿，但是随信奉上的诀别照却是玉树临风、到处流传，一改后人多年偏见（照片后附）。王太夫人特遣专人带来回信，勗勉独子“死生一视于义，毋以家事為念”，也可称佳话嘉言。

这时，由陈其美所领导的作战行动已经展开。陈其美接到武昌发难的密电之后，迅即于10月12日到达杭州，和潜伏在当地新军内的同志顾乃斌、褚辅成、童保暄等人，交换了具体意见。接头之后，陈其美为了策划在上海起义的准备工作而回去，过了一星期，又派姚勇忱代表前来，继续商议。

上海、杭州的奋起，具有左右革命军全盘战局的意义。因为自从武汉光復之后到这个时候，虽然在长沙、西安、九江等地也已经革命成功，但清军出动全力反扑，11月1日，在汉口的革命军就已被清军冯国璋部打败，发生了汉口失守的事态。清军乘势沿长江进袭，更出现了革命军有被全面压制的危机，如其果真那样，则在武昌点燃的革命火焰，势将为之熄灭，是故在上海、杭州的起义能否成功，实际是中国革命的命运关键，绝对不许失败。

作为杭州起义的主力，是属于潜伏在新军第81标和82标内的革命同志们。由于这两支部队都驻防城外，所在位置，不够方便，加上防范革命的清军当局控制着武器，每一士兵分配子弹不满5发，而防守城内旗营的满人部队，则火力优裕，并且在军械局派驻多数兵力担任守备，很难期待在一开战时就能将之夺取过来，可见在军力方面，满清势力实则居于压倒性的优势。蒋介石到达杭州之后，便和顾乃斌等人分析战况，决定了起义行动的大致计划如下：

一、以驻屯在城内的宪兵司令部执事官童保暄为临时总指挥，开启城门；

二、在杭州北方的第81标及马队、炮队，由该标代理标统朱瑞率领，自艮山门入城，攻击军械局及旗营；

三、在杭州南方的第82标及工队、輜队，由该标标统周承英统率，自凤山门入城，攻击抚署；

四、此外，编组“先锋敢死队”，由蒋介石统率，分為两支，配合南面第82标的一支由蒋和张伯崎、董梦蛟指挥，配合北面第81标的一支由王金发指挥。

蒋在这个计划决定之后，立即回到上海，向陈其美复命，并领到给褚辅成的经费银元3600元。至于在上海的重要工作，则是募集敢死团的兵员，应募者很快的便超过了100人。11月3日，蒋率领这些人回到杭州，分住在奉化试馆及仁和火腿店内待命。当天深夜，令人兴奋的消息传到了杭州——“陈其美已在上海发难，光復在即”。

得到上海发难的消息之后，杭州方面便在深夜集合同志，举行紧急会议，结果，预定在第二天，也就是4日深夜按照既定计划展开行动。临时司令部设置在清泰车站。敢死团每15人为一队，编成5队。由于参加的人数踊跃，武器不敷分配，每队只能有10人配备手枪，5人携带炸弹。蒋介石于出发之前，在奉化试馆对队员们激励道：“我们的革命，孰胜孰败，并不能根据数字来决定，革命军应该以一当百，我们这100个人能够和一万个敌人战斗；还有，时机也是得胜的重要因素，这个时机，现正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蒋介石终于面临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战争。据他后来的回忆：“出发之际，将配合于第82标之3队先锋集合，先述革命宗旨，指示敌人方向，说明一切任务，宣告赏罚条例，然后发布口令暗号，是夕钟鸣句半，由陈泉卿、庄新如、蒋着清、陈钦安诸君分发子弹，配备粮食……”第82标自营地南星桥出发，以杭州城为目标。敢死团则在先出动，排队进军，纪律整然，由望江门进入城内，立即向抚署进攻。“先由陈济汾、沉筱九二君投掷炸弹于署侧，主力部队随即接应攻击，第82标队伍亦相继前进，霎时弹声震地，火光烛天，署中卫兵，闻警奔溃，全城克服，在此一战”。

敢死团涌入抚署，此中有尹锐志、尹维俊姐妹等女性，尹维俊手持炸弹，身先士卒，衝进抚署，比男性更加勇猛。抚署卫队，未加反抗，仅有清军教练官施放机关枪一排，立即被其士兵制止而投降。由敢死队领先进攻的革命军，突破层层门户，一举攻占抚署大堂，巡抚增韞由屋后垣墙间隙逃出，藏身马槽，但被革命军逮捕，囚于市内福建会馆。另一方面，由市北笕桥出发的第81标革命军，则拿下了军械局。在天明之前，革命军差不多已经控制住全市。革命军各队在军械局附近会师，转移目的以攻打旗营为目标。城内的商店街则已经插出白旗，书写“欢迎”二字迎接革命军。

由满人编组的旗营抵抗激烈，战事延续到傍晚，革命军于下午4时在城隍山构筑炮兵阵地，开始发炮攻击，旗营遂接受革命军的招降劝告，同意解除武装。于是，革命者立即推戴汤寿潜為都督，成立军政府，宣告杭州光復。上海方面，由于陈其美奋不顾身的行动，也已经在前一天光復。陈其美于3日夜晚攻击重要目标的江南制造局时，为劝说对方投降，一时暂停进攻，竟然不带武器，冒险单身进入制造局，结果反遭拘禁，锁在室外楹柱上，将被处斩；潜伏在制造局内的同志，见到这个情况，乃将围墙捣毁，引进革命军攻占制造局，救下了陈其美。

在上海的革命行动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不仅由同志组成革命军，而且有民众所自动编组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其人数达到5000之多，虽然只是以短刀等类为武器的集团，但毕竟显示出民意所在，是达成光复使命的最大推进力。连优伶夏月珊等人也率领了同伴数十人，以短刀棍棒为武器，演出了冲进制造局的场面。上海的商团参加革命，创下先例，后来，在各地也陆续出现了“学生军”、“女子北伐队”、“少年社”等义勇军。浙江、上海的相继光复，对全国人心给予了极大的影响。

以杭州为首府的浙江省，早就是革命活动极其盛行的地区。1907年，绍兴人徐锡麟殉难，而有“鉴湖女侠”之称的秋瑾同志起义失败，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辞世绝笔，然后被处死，成为哄传中外的话题。又在武昌起义的前一年，剪辫子运动扩展到全省，清廷对之束手无策。此外，当时的上海，已经是世界性的交通枢纽，言论机关也相当发达；上海的动向，已成為在国际间衡量全中国动向的重要坐标。上海落入革命军之手，在国外也是一个大新闻。从军事方面来说，上海又是清廷海军的根据地，由于上海光复，海军也表明了为革命效力的态度。

在浙江和上海的光复成功，使革命号召传布到全国的情势，形成了决定性的结局。蒋介石在杭州方面的行动告一段落之后，立即回到上海，根据最新披露的史料，蒋此时担任过同盟会湖州支部的负责人。但是，他主要还是协助陈其美整编革命军，维持治安。上海商团捐助了4万元，以这一笔钱为经费，组织沪军第5团，负责训练士兵。这是在革命军之中经过招募、训练的第一支队伍。中华民国成立后，这一支队伍编入正规军，番号陆军步兵第93团。不过蒋担任团长的职务只有几个月，便因为再度前往日本，而交给张群继任。当时的复杂心境，曾经于写给在杭州战友顾乃斌的信中有如下表示：“革命破坏已毕，建设方始，自知才力不逮，因渡扶以就旧案。足下加我以功成不居之名，闻之愈不自安也。”

但在前往日本不久之前的1912年元月14日，蒋介石参与了和同志们策商，在上海法租界制裁光复军司令陶成章的计划。陶成章虽然列名同盟会，但却有公然妨碍建立革命组织，以及污蔑孙中山等行动；及至武昌首义，又策划谋杀陈其美，从内部破坏革命组织。蒋介石认为，将他这样的人诛除，是为了铲除祸根，导革命全局于成功。

这个事件，据元月15日上海《民立报》第6版报导其情况如下：“昨晚2时许，有二人到广慈医院谓有要事拜访就寝中之陶成章；陶面向内卧，被唤醒转头向外时，二人用手枪击中其太阳穴……”关于此一制裁事件，后来在毛思诚所着《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有如下的记述：“熟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盖其心出于至诚，绝非对人有所好恶于其间，此為辛亥革命成败最大关键；亦即公（蒋介石）革命重要历史之一也”。

然后，蒋介石便前往日本。日本在当时，和德国的学术交流关係颇深，学习德语的风气很盛，蒋打算暂且先在日本习得留学德国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则创刊研究军事学术的《军声杂志》。“国际和平，世界大同，固我人所馨香祷祝；虽然，此特理想之谈耳！巴拿马运河开，而东西海防愈加其设备；西伯利亚铁路通，而欧亚陆防愈严其守御。各国抱殖民政策，以兵力为后盾，二十世纪以后，太平洋沿岸将成為各国驰骋角逐之场，祸在眉睫，我人必讲求保国之道。夫太平洋沿岸，其为万国竞争之焦点者，独我中华土地耳！西人有言曰：两平等之国，论公理，不论权力；两不平等之国，论权力，不论公理。是则俾斯麦所倡之铁血主义，正我国人所当奉为良师者也。我国此次之革命，名为对内，实则对外；对外问题最重要者，为军事。吾国人今日对军事所最宜注意者，一曰鼓吹尚武精神。二曰研究兵科学术。三曰详议征兵办法。四曰讨论国防计划。五曰补助军事教育。六曰调查各国军情。以上诸纲，均为军事之关键；而列强所恃以雄视世界者，其大端不外乎此。本社同仁，编辑《军声》将欲揭破各国之阴谋，而晓音瘖口警告国人以未雨绸繆之计者，意在斯乎！”

以上论文，是在1912年11月1日发行之《军声杂志》创刊号上，蒋介石亲笔所撰发刊词的节录。从中看出，他认为对于在列强窥伺之下呱呱坠地的中华民国来说，首先必须具备的是“自立自强的力量”。

这本月刊的发行机构取名“军声社”，社址设于日本东京府下代代木山谷一四三番地，并在中国国内的上海棋盘街、北京琉璃厂、汉口花楼底等地设有发行机构，以及委托各省都督府军务司出售。在上海《民立报》所刊载的出版广告中说明：“本杂志之体裁，仿效日本偕行社记事之例，而略加变通……当此破坏初毕，建设伊始之际，凡论说、学术、调查、特别记事、特别纪录为最要，故本杂志权重以上五部。”

在杂志中，蒋会适时撰述军事评论文字发表。其题材，多属有关当时中国和世界局势问题，特别是对于俄、英两国在外蒙及西藏方面不动声色进行着掠夺中国领土的阴谋活动，敲响警鐘。《征蒙作战刍议》这篇文章，盱衡俄国煽动外蒙独立情势，引据历史详细论列日俄、中俄战争状态；同时希望对于平定外蒙的筹策能有所裨补。《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强之外交》中，以在当时有“世界火药库”之称、情势日益紧张的巴尔干半岛为主题，论及英、德、法、意、奥等列强与巴尔干之关係，并申论我国所应采取的外交手段。

此后，有设想以军管区制度为军政统一的基础，引据美国军管区制度作例证，而做详细论述的《军政统一问题》。又有因北京兵变肇端乃至各地陆续兵变现象，而撰述的《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等等文章。很难想像，这些文章是出自一个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26岁青年之手。1912年冬季，蒋介石在日本的生活告一段落，回归故乡奉化县。翌年6月，终于决心启程赴德，为此，特地前往上海晋谒孙中山告别。

此时，袁世凯已将宋教仁暗杀，并违法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孙盱衡时局，劝说蒋再作考虑，打消赴德留学的原意。孙先生当宋教仁被刺之后，立即主张举兵讨袁，他坚信终难避免于诉之武力以决一胜负，所以希望为准备万一实行军事动员而留在上海待命；于是蒋介石乃遵循孙先生的劝告停止出国，果然就在7月间发生了“二次革命”。

1913年7月。上海。蒋介石自辛亥革命杭州之役时平生初度上阵以来，不到两年，再度荷枪实弹，站上前线，面对的敌人却成了袁世凯。暗杀革命元勋宋教仁、漠视民意非法借款2500万镑、破坏以《临时约法》为原则的宪政体系、更继之以镇压国民党及其议员……袁世凯一再倒行逆施，使革命同志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继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发难讨伐袁世凯之后，15日黄兴在南京举兵，第二次革命拉开了序幕。

关于这次战争的结局，蒋介石在好多年以后，对他的将领做了如下回顾：“民国成立以后，本党革命前后又经过10次的失败。第一次失败，即在民国二年（即1913第二次革命）。先是辛亥年本党领导武昌起义，不到3个月就推倒满清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其时同盟会一般同志，就以为革命已经成功。于是做官的做官，发财的发财，只图个人的安富尊荣，而不顾本党革命的成败，不肯执行党的决议，不遵守党的纪律，更不知道拥护领袖服从命令，完全忘记了革命的主义，形成自私自利的各种小集团，几乎使党的组织为之毁灭。于是到了民国二年的夏季，就为袁世凯所彻底消灭。”但是，不管成败，蒋介石总算是经过了战火的磨练和考验，真正走上了那条影响了亿万中国人上百年命运的军政之路。

东来志岂在封侯：蒋介石的留学生涯

民国十年（1921）6月，蒋介石的母亲王太夫人采玉女士病逝，享年58岁，事母至孝的蒋介石悲痛欲绝，写下了《先妣王太夫人事略》，简要清晰地恭录了其母一生行谊，其中有一段颇为感人，也可以侧面看出蒋介石的成长历程和他为何孝顺高堂的社会原因：“中正年十三，出外就傅时，先妣垂泪而教之，曰：自汝父之殁，吾辛辛苦苦，使汝读书者，非欲攫显宦拥厚资也，所望为国自爱，以保先人之令名足矣！平居燕语，亦屡以是相勗。有清之季，举国士夫盛倡留学救国之说，中正年十八，蓄志东渡习陆军，人有尼之者，先妣则深为嘉许，筹集资斧，力促就道。然先妣自是益勤俭逾平时，盖将以其所余资中正学费也。辛亥民军起义，中正督战沪杭间，戚党闻之，多骇愕失色，而先妣则曰：男儿报国，死则死耳，何足为虑！及捷报至，亲友皆欣喜相庆，而先妣则又处之如素，且时以书加警惕焉。民国肇造，中正练兵海上，思迎养，而先妣仅许为旬日留，濒行特训之曰：汝须念念勿忘穷约时，且须谨慎将事，为国尽力，勿令先人积德，堕于汝身，则吾虽家居，意之适，犹愈于迎养也。归里后，蔬食布衣，但闻佛偈机声，常相和答，了无欣幸之色，里党间翕然敬之。癸丑义师败衄，中正亡命海外，戚里惊惧，以为大祸将临，而先妣仍处之如素。”

考诸史料，蒋介石并非虚构事实，甚至没有溢美之辞。他在“辛亥民军起义”前后的故事，笔者已经在《辛亥革命之杭州克复：蒋介石的第一场战争》中有所介绍，而本文则是就其中“年十八蓄志东渡习陆军”的事迹做一下简单描述。

江浙人算的是“虚岁”，“年十八”也就是1904年，按照蒋介石的年谱，此时他正在奉化凤麓学堂接受相当于初中程度的教育。也许“蓄志东渡习陆军”仅仅是他内心的想法，当时的言行并没有展现日后的宏愿。第二年，按照台北政府的官方史书，蒋介石“赴宁波，于箭金公学从顾清廉先生读周秦诸子，并研究性理之学”，顾先生还“讲述民族大义，盛道革命领袖孙总理救国志事，辄用神驰”，于是蒋“始有出国学陆军之志”。这位顾先生的确曾劝导蒋介石“一个国家想要独立生存，就不可以缺少军事力量；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担当捍卫国家的任务，就得要学习军事”，于是主动为他讲解孙子兵法，并且还强调：“要想懂得兵法、获得新的知识、保卫自己的国家，就应该到外国去留学”，不过对于究竟何时立志出国，蒋介石的自述却略有不同。

1944年1月，蒋介石对军政部教导团的从军学生做过如下训话：“我在19岁的时候，是在我本县的龙津中学肄业的。因为当时痛愤乡里土豪劣绅的横行，目击我们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尤其是那时看到日本以一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奋发图强，战败帝俄，予我精神上以最大的刺激。所以我在龙津中学肄业不到半年，就请求家母准许我到日本学军事，来尽到我国民一份子的义务，来促成我们国家的雪耻自强。”蒋介石进入龙津中学已经是1906年，这即是他真正下决心东渡，还应该在20岁，也就是说，正在此时，他主动放弃了高中学业，决定留学救民、从军报国。

可是留学的决定招致了家乡的亲戚朋友们的反对。在保守的家乡人看来，如果是去上海或北京的话，倒也还无可厚非，然而远渡到东海彼岸的日本，则未免是一个不计后果的鲁莽行动。为了要表示决心，唯有采取非常手段，蒋于是毅然剪下发辫，托人转交给溪口的母亲。然而王太夫人对于周围的反对声音，竟毫不在意，主动地“益勤俭逾平时”以筹措费用，让他达成留学日本的心愿。

1906年4月，蒋介石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日俄战争中日本得胜，因而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日本得到了俄国的“南满铁路”和南库页岛。才经过了不过半年多的时光，充沛的活力，便已经洋溢在整个日本国土上——近代建筑陆续出现，象征工业化程度的烟囱冒起黑烟。同样是一个东方国家，但日本却能不为西方列强的压力所屈，而循着自立途径迈进的民族力量，使人有一种深刻的印象和紧迫的感受。

在充满着活力的东京，孙中山先生已经于前一年的8月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历史的巧合就是，蒋介石于此时结识了同为浙江人的陈其美，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陈也是在同年来到日本留学，先后学习警察和军事，同时为发动中国革命而在日本展开活动。他在当时已经和很多革命志士有所接触。蒋留日期间虽然短暂，但是却能够认识了很多的革命家，就是因为有陈其美的关系，并在第二次去日本时参加了革命党。而且，蒋能和孙中山结识，也是出于陈的引见。总之，蒋由于和陈其美的遇合，得以投身于实际革命运动，可见此次东来确实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然而，蒋介石满怀学习陆军的热望，遭遇到了挫折。蒋“到了日本，就想进日本的军队，但当时日本规定中国学生要入日本军队受训，必须由中国陆军部保送”，他“既非政府保送，自然不能入伍”。无可奈何，只有进入东京的清华学校学习了一些日语之后，就在本年的冬季返回到国内。

料想不到，在故乡却有得偿夙愿的机会在等待着。“到了第二年（1907年），陆军部要在保定创立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各省分别招考，规定每省考选40名。而浙江省的40名，大多数的名额已由武备学堂与弁目学堂等处保送了，所留余额只有14名，全省青年千余人在杭州报名投考，我就是在这14名额内考取的一个学生。于是我在20岁的夏季，就进了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但是我的目的仍是要东渡日本，去学他的陆军。因为在保定这个军校，才有机会可以希望保送到日本去学习陆军。”“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就是俗称的“保定军校”，是因为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冲击而体会到建军之重要性的清廷，在日俄战后的第二年（1906年）所设立，是中国最初的军官学校。当义和团之乱刚过去的1901年，慈禧太后诏命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手编练新军。其构想是：在每一省各设武备学堂等训练机构，负责军事学生的养成教育。保定军校则是由各省选拔优秀人才，集中在中央实施干部教育，毕业后，任用为陆海军干部，分发各地，作为建设新军的骨干。基于这个需要，清廷每年支付经费10多万元，自欧、美、日聘来许多教官任教，并建立了向各国派遣军事留学生的制度。

保定军校固然符合了清廷的期待，训练出毕业生造就成优秀的军人，但在同时，孙中山所提倡的三民主义革命运动，也开始通过留学生们渗透到军队的内部。后来在配属为军队干部的军校毕业生之中，挺身而出推翻满清暴政的，却是大有人在，所以军校对于革命势力的培养，也发生了相当作用。

进入保定军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方面如前所述，竞争者太多，录取率甚微；另一方面民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轻视军人的偏见，根深蒂固，所以应考军校者往往被旁人嘲笑、或是被迫打消念头。而且，在蒋介石来说，还有一点困难，就是在临考之前，突然染恙，必须勉强抱病参加。考试的当天，又因为年龄未满20岁，口试官员便以这个理由不考虑予以录取，但经蒋说明虚岁已经到了而体力已够充足，可以胜任为一个报效国家的成年军人，才终于说服了考官，突破了难关。

蒋总统到了保定军校，进入炮兵科，他的大学预科生涯开始了。炮科在当时的陆军中，是需要具备有最新知识和技术的兵种，而且对于战争的胜败，具有能够发挥决定作用的威力，是百年前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甲午战争中，日军给予清军的致命打击，是在1895年1月胶东半岛的威海卫战役。威海卫是清军北洋舰队的军港，有以24cm克虏伯大炮为主的十几座炮台为之防卫，因此，日军乃从要塞背后的陆地发动攻击，先将炮台占领，反过来利用夺取到的大炮集中火力轰击港内的北洋舰队，将之歼灭。

又如日俄战争时，在最关键的旅顺攻防战中，日军两次总攻击，都被俄军的优势火力所遏阻，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日军为谋增强火力，乃将安装在国内海岸要塞的18门旋转式28cm榴弹炮拆卸下来，运到战场，用作攻城大炮，这才转为优势；所以在第3次的总攻击时，占领了203高地，俯轰旅顺港内的俄国太平洋舰队，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以致战局逆转。清廷方面，也按照其“船坚炮利”的口号，急切考虑充实炮兵。蒋介石之所以选择了炮科，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决定的。

蒋在保定军校入学之后，最引人注目的是因为剪掉了辫子，而受到学校当局和满人同学们的特别注意。于是，对于日常的言行举止，他自我剋制，极力慎重，即使是受到侮辱，也忍气吞声，装作毫不介意的样子，表面上和一般同学的态度毫无不同。因为，万一接受挑衅，就很可能断送了去日本留学的希望。这和我们通常了解到的他的性格大有不同，我们发现，蒋虽然刚毅果决，但每逢大事就会气定神闲、忍辱负重，为了长远事业好谋而成。蒋的怨气大多发泄在日记里，但是现实政治中依然戒慎自持、雍容通达。因此，据同学回忆，蒋特意留起了辫子，直到去了日本才再度剪掉。

1907年冬季，陆军部公布自保定军校学生中选派留日陆军学生，但是规定应考资格以在该校日文班学日文的人为限。于是，日文班以外的学生都不得其门而入。这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蒋介石并非属于日文班，因此他便越级向总办赵理泰直接呈送了一个报告，要求“去年在日本学过日语，所以没有参加日文班，请特准给予应考资格”云云。报告送上去之后，直到考试的前一天都还没有批复回来，直到深夜，忽然就像在梦中一样，有一个手里提灯自称是“赵总办派来的人”，通知蒋被特准参加考试。于是第二天，他和日文班的同学们一起堂堂正正地进入考场，结果被录取了。

蒋介石回忆说，“这一次被录取的，连我在内共有40人，张群同志也是其中的一人，我们都被保送到日本振武学校。”蒋和张群成为最好的朋友，就是从这里开端。张群自从进入保定军校，到留学日本振武学校、高田联队实习，其后参加辛亥革命的青春时代，一直是和蒋生死与共；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还是蒋的好助手。两个人的友谊，被认为是超过了兄弟感情。张群曾说：“蒋总统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自保定时代以来就很投契；我最初的志愿是学习步兵，但因为受到他的影响，中途改学了炮兵。”张群后来住在台北市士林，和蒋介石的官邸比邻，两家可以从庭院里面通过栅门往来。一位政治领袖拥有如此长久友情的，世所罕见，令人动容。张群比蒋小两岁，1990年逝世，享年102岁。

1908年初，22岁的蒋介石匆忙启程东渡日本，行色匆匆，没来得及向家乡亲友们告别。张群事后回忆当时和蒋偕行的情形道：“留日考试合格的学生，好像有60人左右。能够畅通日本话的人，由保定启程直接前往日本，我们虽然能够阅读日文，但因为说得不好，暂且先到东北的陆军部集合，然后由大连乘船前往神户，换乘火车到达东京……”

到了日本，蒋介石进入“振武学校”这个清廷为派遣留日军事学生而专门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其教官大都由日本士官学校教官兼任，相当于日本大学预科学历。蒋是第11期学生。在这里大约受训3年，毕业之后，以见习军官身份，分发日本国内各联队实习。

振武学校是日本方面将座原为日本士官学校所有的东京都新宿区河山町二十一番地的临时校舍，于1903年提供满清政府所设立的。除了给予激增的军事留学生以方便之外，也兼有便于当局对留学生管理、约束的目的。这是因为孙中山的大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开始在留学生群中流行起来，这种情况，在清廷方面乃至在日本政府方面都不以为然，所以有必要把留学生集中在一起加以管理。蒋介石于1908年进入振武学校的时候，正是日本当局越发加强取缔政治活动的时期。

当然，不涉及革命的留学生活是紧张而愉快的。张群回忆道：“当时，我每个月总要抽3块钱的香烟，但是蒋总统却烟酒不沾，生活规律非常严格”。蒋的节俭并不是由于囊中羞涩，当时他们“有兴趣的事情之一，是自己做饭吃。在那个时候，日本人还没有吃猪内脏的习惯，一头猪的内脏全部买下来，记得只要8角钱，非常便宜”，而这些留学生“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日元13块钱，在一顿早餐只要花4分钱的时代，相当宽裕。用炭炉生上炭火烧饭，大伙吃在一起。”

当然，这种酣畅的聚会只能一周一次，因为“在振武学校留学的时候，只有星期天才可以外出”，他们“租了一间只有在星期天才使用的房子，有12个榻榻米那么大，大家都在那里聚集谈话”。至于谈论什么，从现在史料来看，就是“革命”二字。在到达日本之后，蒋介石立即和陈其美重逢，因他的介绍加入同盟会，真正地投入他舍身为国，长达60年的国民革命事业。并且和张群都加入了在同盟会会员中的军事留学生们所组成的一个秘密团体“丈夫团”。这个团体，是由后来在辛亥革命中担任沪军参谋长的黄郛所组织。团名取“丈夫”两个字，是从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而来。“不过，在畅谈革命之余，也会抽暇乘电车在市内游览，或是到江之岛一带游泳，也曾度过欢畅的学生生活”，除开这些，蒋介石的课余时间便是阅读。在这一段时间，蒋经常携带在身边一本小册子，就是邹容烈士在1903年所撰写的《革命军》。邹容认清了使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是满洲朝廷。他激昂地呼吁“要使中国为中国人的中国”、“打倒满洲人所树立的北京野蛮政权”、“诛杀满洲皇帝”、“把满洲人从中国赶出去”、“以杀报仇”、“创立中华共和国”、“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就是因为发表了这些文字，邹被捕下狱瘐死。这本小册子虽然已经发行几年，但其论点仍然新颖。蒋介石对于全文都熟读到能够背得出来，连在梦寐之间都好像是和邹容一起在对满洲专制政权作战。这样高涨的民族意识，当时寄託于一首七言绝句，写在寄表兄单维则的照片上：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当蒋介石进入振武学堂之后，共和革命志士们发动了广东的钦州、上思之役（3月）和云南河口之役（4月），这是孙先生所策划进行的第7次、第8次的革命起义行动，但都归于失败。其后，大约有两年，是进入蓄积革命活动力量的时期。在同盟会会员之中，浙江和邻近的江苏两省人士颇多。蒋介石每逢星期日和他们聚首交谈，言语相近、意气投合，议论所及的范围，经常是痛恨清廷压迫汉人，以及被列强夺去主权的中国现状。

1910年6月，在振武学校求学的最后一年，蒋介石第一次和孙先生见了面，这也是由陈其美所介绍。中山自檀香山来到日本，清廷指他为危险人物，要求日本政府将他驱逐出境；因此，只停留了两个星期，便离开日本前往新加坡，在极其匆忙之中腾出了一点空档约见了蒋。蒋和孙的第一次见面，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其时日、场所、谈话内容等情况，无从稽考，唯一的纪录，是孙中山在接见之后，向引见者陈其美表示初步对于蒋的印象是“我们的革命运动，实在需要像这样的人，在同盟会来说，是很难得的人才，他一定会成为革命实行家”，从后来的史实来看，中山先生的眼光应该是想当长远精准的。

40多年以后，蒋介石提到过第一次听到孙先生对党员训话的内容：“我还牢牢地记得总理说：‘革命党的青年，应该不计名位，而要为革命任务牺牲奋斗。美国建国英雄华盛顿，也并不是由他一个人的力量造成的，而是由于千千万万无名的华盛顿共同奋斗，为他们的领袖华盛顿牺牲而造成的。我们革命者，不是要成为有名的华盛顿，而是要成为无名的华盛顿——无名的英雄。’我听了这个训示以后，就立定了志愿，要实践这个训示，决不辜负总理对党员的期勉。”

由于和国父的见面，蒋介石走向革命的路线，更加明确地做了决定，尽管等待着革命时机成熟的心境已经到了非常焦灼的程度，但仍然在这一年的12月，进入了新瀉县高田的野炮兵第19联队，开始了他正式的军人生活。翌年辛亥革命爆发，蒋慷慨赴义，回国参战，从此用他的意志、忠诚、智慧和仁爱，改变了整个中国乃至东亚的命运。

原来蒋介石也做过期货经纪人

1916年，孙中山先生为了筹集革命经费，向北洋政府提出在上海创办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申请。北洋政府心有余悸对交易所也不得要领，没有批准。

1918年左右，蒋介石在孙中山感染下，在张静江的启发下，组建“协进社”，组织虞洽卿、赵家艺、温宗尧、闻兰亭等人共同发起，向北洋政府提出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申请。

1919年日商在上海租界三马路开办了“取引所”（即交易所）。蒋介石、虞洽卿便以抵制为由，要求北洋政府农商部迅速批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建立。1920年2月1日，终于在蒋介石、虞洽卿的努力争取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宣告成立，虞洽卿任理事长。当时改交易所交易物品定为七种：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没有全部上市）。

很快，这中国第一家交易所成为了投机者的乐园，而蒋介石则和陈果夫、戴季陶等成了交易所旗下经纪机构“恒泰号”的王牌经纪人。一开始，蒋介石通过买卖交易所的股票赚了不少，一年时间交易所的股票从30元左右最高涨到200多元。但随着当时国内交易所的泛滥，投机的盛行，终于酿成了1921年末的“信交风潮”，蒋介石当然难逃厄运。

1922年，蒋介石结束在上海的投机生涯，奔赴广州。

蒋介石真的当过永泰县长吗

王绍沂主纂的《永泰县志》记载：十一月初六日，股匪黄进兴、陈和顺，毁西区民居六座。复同涂飞龙、梁继星等毁长垅居民七座，掳女孩一人。官路乡两所巨屋亦同时被焚。

是日，粤军司令蒋中正兵入县城，以书记官莫昌葵摄理县事。十二日，官军克复之。《福建文史资料》第四辑，杨名声、林钦一等的《美国传教士伊芳廷》一文，也有这样的内容：1918年，蒋介石率领援闽粤军进攻永泰，部队进城时，教堂和学校全被驻兵所占。伊芳廷初试锋芒，他以美国传教士的名义去找蒋介石，结果所有驻在教堂和学校里的部队，一律撤出。

杨名声曾有10年时间担任永泰同仁中学校长，其余时间也大都在永泰的教会和教育界服务，林钦一曾长期担任永泰真道堂牧师，他们都见证了“蒋介石兵入永泰”这一史实，他们的文章无疑是有说服力的。而王绍沂主纂《永泰县志》是民国七年（1918年），“蒋介石兵入永泰”也是这一年，王绍沂可以说就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目击者，由他主纂的《永泰县志》中的记载自然是确凿可信的。

因此，综合这两份资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蒋介石1918年来过永泰这是肯定的，而且仅是“初六日至十二日”短短的7天，这与民间“蒋介石当过7天永泰县长”的传说时间上是吻合的，只是这7天里摄理县事的并不是蒋介石本人，而是他的书记官莫昌葵，也就是说，这7天的永泰县长是莫昌葵。

为了还历史以真实，避免以讹传讹、贻误后人，特著此小文。

第三章　老蒋军人

蒋介石者，浙江奉化人，其家谱上的名字叫蒋周泰，祖父为其取乳名为瑞元，上学之后学名为蒋志清，1918年投奔孙中山后改名为蒋中正。“介石”这个字，是1912年蒋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时用过的笔名。蒋中正（以下为中正）出身于奉化之普通盐商之家，蒋姓为溪口的望族大姓，其生母王氏为中正生父蒋肇聪之填房。

中正少年时期骄横顽抗，喜好械斗，常犯塾规，及至王氏对其管教甚严，经常责打，但中正依然我行我素。此时，中正九岁丧父，一门孤寡，无依无靠，生活很是凄凉。以至后来中正曾写《报国与思亲》一文，追述这段母子相依为命的生活窘境。王氏尽管生活窘迫，仍节衣缩食，坚持让蒋中正读书受教育，中正儿时读的都是私塾，接受的是封建的旧式教育。1902年中正15岁落榜于奉化的“童子试”，未能成为“童生”。但却使他大开眼界，决心去接受新式教育，进洋学堂，于是，16岁遂入奉化的凤麓学堂，此间，中正蔑视旧秩序，并成为学生中新潮流的代表人物，常与校方争取合法权益，冲突不断，中正态度生硬，盛气趋前，情态激烈，故被绰号为：红脸将军。

此后，中正遍读古典名著，如《孙子兵法》，为其后来的军事生涯打下基础。并接受进步教师的熏陶，了解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由弱变强的道理，从此立志学习军事，并梦想去日本留学。为此明志，中正于1906年为表出洋决心，剪下辩子托人送回溪口，令乡人骇然，此为其革命精神之先导。

1906年中正终于圆满完成去日本的理想，踏上去日本的确留学之路。先入日本的东京的清华学校，并结识陈其美，后又回国考取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在此期间，上课时，日本教官面对全体中国学生，拿块泥土把四亿中国人比做寄生细菌时，中正怒不可遏，冲上讲台，把泥土掰成八瓣，指着其中一块说：日本有五千万人，也像五千万细菌寄生在这块泥土里。当即，那日本教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1908年中正第二次踏上日本国土，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成为该校第十一期学生，专业是炮兵专科。张群，黄郛，阎锡山，孙传芳也都毕业于此校。中正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这是他自参加陈其美引荐的上海青帮以来第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组织，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1910年中正振武学校毕业，以士官候补生到北海道日军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实习，并成为正式士官生，同时，接受日本武士道教育。1911年陈其美在上海配合武昌起义，而积极组织上海起义，敦促蒋尽快回国相助，中正向学校请了48小时的假，赶回国内参加革命斗争，同时，也因超期未归被日本陆军学校开除。中正回国后，积极参加和组织杭州的先锋敢死队，占领浙江巡抚大堂，中正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五团长，并与陈其美，黄郛结为盟兄。

蒋介石发妻忍辱负重堪称模范媳妇典范

毛福梅嫁给蒋介石，是由双方家长做主包办的旧式婚姻，毛氏又是缠足的旧式家庭妇女，年纪比他大，长相又一般。因此，结婚以后，夫妻二人感情极其一般，蒋介石对她很冷漠。所幸毛福梅心地宽厚，性情柔顺，“大姐姐”般地悉心照顾心无定性的小丈夫，事夫维谨，同时尽心尽力地辅助蒋母操持家务，极具孝道，深得王采玉疼爱。1903年以后，蒋介石到县城凤麓、龙津两个新式学堂学习，接受新学知识。王采玉同时把新媳妇也送到县城伴读，并让她进入作新女校学习文化，以利于相夫立业。这样，21岁的毛福梅开始了她的“蒙童”生涯。

1905年，蒋介石到宁波箭金学堂从学于顾清廉时，再次携毛福梅同往陪读。这一时期，是蒋介石、毛福梅夫妻生活中最值得回恋的一段“蜜月”，朝夕处相，感情颇为融洽！可惜，好景不久，1906年，蒋介石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再送保定军校，后又出洋留学，回家乡相聚的时日就为数不多了，他又恢复了以往对毛福梅若即若离的态度。

蒋母为蒋介石娶年龄大一些的媳妇，原有早日抱孙之心，后来知道毛氏终于有孕了，她喜形于色，关怀备至。那时蒋介石在日本留学，寒假归来探亲，夫妻之间偶尔因故争吵，毛氏顶撞几句，他一时性起，竟拳打脚踢。当时毛氏怀胎已七八个月，被踢之后悲伤已极，倒在床上哭泣。王采玉闻声赶来，大骂蒋介石，命他赶快请医生诊治，服药安胎，但已无效，当夜就小产了。蒋母伤心至极，痛责蒋介石，晓之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蒋介石素对母亲敬重，只有跪下听训。过后，王采玉又请人替儿子媳妇排流年，算子息。

1909年暑假，蒋介石由日本回国，滞留上海，王采玉亲自送媳妇前往。为了促使其夫妻和睦相处，长哭训子，陈以家庭痛史，并以死相胁，闹着要到黄浦江投水。蒋介石跪地求饶，发誓不再与妻子争吵，并邀好友张静江、戴季陶同来劝解担保，留毛氏在沪居住。

王采玉回乡前夕，还去托付在沪乡亲随时探询儿子媳妇相处情形。后来得悉媳妇再次怀孕，又亲自前往，延医诊脉，说是男胎。这时蒋介石已返校受训，婆媳就一同回乡。到翌年农历三月十八日毛氏分娩，生下个儿子，乳名建丰，谱名经国，面相极似其母。这时王采玉46岁，蒋介石23岁，毛福梅年已28岁。结婚将近10年，得一经国，婆媳欢喜异常，十分疼爱。

1911年以后，蒋介石浪迹于上海滩，花天酒地，娶娘姨出身的姚冶诚为侧室，并一度把姚氏带回溪口老家。毛福梅明媒正娶，当然不会喜欢上海来的新客，可是丈夫纳妾，在流行多妻制的旧中国，比比皆是，何况蒋介石再非昔日之顽童，早已混出了头脸，沸腾于乡里，毛氏除了予以容忍，宽宏雅量，哪里还敢存反抗之心？毛氏为了讨丈夫的欢心，对姚冶诚极力笼络，嘘寒问暖。蒋介石曾经说过“娶妾为人生最不道德之事”，他在决定携姚氏还乡的时候，也准备丰镐房将醋海兴波，甘受责难。没想到妻子竟能如此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率先认同纳妾事实，一方面心存感激，但同时也愈发轻贱毛氏。

到了1921年，蒋母逝世前的一段时日，蒋介石对毛氏的嫌弃之心日甚一日。虽然慑于王采玉的脾气，蒋介石与毛福梅至少在表面上还得维持一个夫妻形式，但休妻之念已生。然蒋介石一心舍妻，母亲却处处“作梗”，这使他十分恼火，又不好发作，便以冷脸相对。为了早日甩掉毛氏，蒋介石还曾一度萌生出家为僧的念头。

知儿者莫如娘，王采玉对蒋介石的秉性再清楚不过。她眼看自己没有多少日子好活，她要蒋介石亲口向她认错，并向她保证在她死之后，要与毛氏好好过日子。蒋介石见母亲身体日渐衰颓，为免使母亲伤心，他一一答应下来。当夜深人静时，蒋介石扪心自问，也觉得有些事做得过分了，他在1921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我待毛氏已甚，自知非礼。”“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问题，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懑无似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昨日弥孽也。”

1921年6月，蒋母王采玉溘然长逝，毛福梅成了丰镐房名副其实的女主人。虽然外有总管，内有账房，但她事无巨细，均插手过问，里里外外一把手，深得蒋家上下之敬重。然则，蒋母逝世，毕竟使毛氏失去了最强有力的依傍，使原本就不满于这桩旧式婚姻的蒋介石，更加为所欲为。11月，蒋母的丧葬大典方毕，蒋介石就正式向毛福梅提出离异的要求。

原来，在姚冶诚之后，蒋介石在上海又觅了新欢陈洁如。蒋母在世时，他们已经同居，蒋介石怕惹麻烦，没敢公开。蒋母既殁，便无所顾忌。他召来毛福梅与蒋经国，姚冶诚与蒋纬国，宣读了他早已拟好的与妻妾脱离家庭关系的声明。随后，又写信给毛福梅的二哥毛懋卿，提出与毛福梅离婚。

由于毛福梅坚决反对，乡里亲朋故旧均不认可，加上蒋介石此时并未最后下定决心与毛氏脱离关系，只是为了对新婚夫人陈洁如有个交代，所以，“离异”之说仅走了一下形式，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受阻后，由于陈洁如不再坚持，也就不了了之。但是，蒋介石与陈洁如的事实婚姻，迫使毛福梅不得不接受她与蒋介石离婚的事实，她只能默默地在溪口丰镐房老宅操持家务。

1927年，蒋介石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决定向当时最具财、权、势，当然也是才、貌双全的宋家三小姐宋美龄求婚。但宋家有言在先：蒋介石以往的一切婚约必须解除，然后“蒋宋联姻”才可付议。蒋介石再次面临着废糟糠之妻的难题，令他颇感棘手。

蒋介石事母极孝，毛福梅是王采玉亲自做主包办的明媒正娶之结发妻子。自古有训：糟糠之妻不下堂。而且毛福梅又为蒋介石生了正宗嫡嗣蒋经国，名正言顺。毛福梅入蒋家几十载，上敬长者，下慈晚辈，对于蒋介石的屡屡“外遇”，亦多息事宁人，委曲求全。蒋介石停妻再娶，于情于理，均无以论。蒋介石也自知心亏，只能寄望毛氏再一次“顾全大局”。

蒋介石首先致函奉化县长：“请许可与夫人离婚。”随后亲自回溪口强迫毛氏办理离婚手续。为了有回旋的余地，由蒋介卿代表蒋介石出面和毛福梅以及毛家商谈，但遭拒绝。毛氏表示：坚决不出蒋家老宅！毛家亦态度明确：“福梅是嫁出去的囡，泼出去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活着是蒋家人，死了是蒋家鬼。”

事情闹成僵局，蒋介石只得请出毛福梅以及毛家一向敬重的孙琴风来做说客。最后，由孙琴风两头担保，达成了离婚协议：仅是名分上的脱离关系，离婚不离家，毛福梅仍是丰镐房之主妇，蒋经国依旧正宗嫡嗣，记于毛氏名下。

毛福梅抱着“宁可人负我，我不负人”的态度，在协议上签了字。在此之前，蒋介石的另外两个妻子姚冶诚、陈洁如也都被蒋所弃。1927年9月28日、29日、30日3天蒋介石在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刊登了一则《蒋中正家事启事》：

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函质疑者，因未及遍复，特此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元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两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特此奉复。

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迎娶宋美龄为新婚夫人。

蒋、毛协议离婚后，毛福梅被孙琴风接到萧王庙暂住，待蒋、宋在上海新婚大典后，毛福梅又回到丰镐房，主持家务，生活由蒋介石供给。逢年过节，亲友往来，一应乡俗依旧以毛氏为正宗。当然毛氏在蒋家的这种特殊地位，并非蒋介石的宽宏与恩赐，而是毛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来的。她在溪口几十年，被公认为典型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以礼尽心，足称楷模，蒋氏族人无不敬重。何况毛氏吃斋念佛，乐善好施，修路、筑桥、平粜、赈灾，从不后人，乡邻莫不感恩。蒋介石离弃结发之不情不义之举，溪口乡人与蒋氏族人均不以为然，虽无人敢明言不是，但“腹诽”者甚众。在他们眼里，毛福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是丰镐房理所当然的主妇、当家人。

另一方面，毛氏在蒋家这种特殊的尊崇地位之所以得以维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蒋经国的态度。蒋介石与姚冶诚、陈洁如结合均没有生育，新婚夫人宋美龄有言在先不要孩子，领养的纬国非血亲，仅有与毛氏所生之经国，是唯一的正宗嫡嗣，而蒋介石又是血缘观念极重的旧式人物，他无法漠视蒋经国的存在。蒋经国出生后，蒋介石常年在外，很少尽父亲之责，蒋经国从小由毛氏抚养，母子间感情甚深。蒋经国长相和为人随母而不似其父。他从小就十分敏感，性格内向。

父亲、母亲间的不断争吵，尤其是父亲对母亲的歧视和虐待，在蒋经国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他对父亲只有畏惧之感，而无亲近之心。在蒋介石面前，蒋经国总是十分拘谨、沉闷，在毛氏身边则有说有笑。蒋经国对经常以泪洗面的母亲深为同情，每当父母发生冲突时，他总是站在母亲一边，母子俩相依为命。毛福梅在与蒋介石感情破裂后，绝望之余，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蒋经国的童年时代，有很多时间是在母亲的娘家度过的，岩头风光，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蒋经国成人后，常对人说：“生我的是溪口，养我的是岩头。”

但是对于蒋经国的培养，蒋介石则有他的一番苦心，希望蒋经国能够走自己走过的路。所以，在安排蒋经国师从周东、顾清廉、王欧声等儒生，接受“孔孟之道”的传统教育“以正其本”之后，很快又把他送往县城，送往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进新式学堂，接受新知识，见识大世面。

到1925年，蒋经国15岁那年，蒋介石再送蒋经国远赴莫斯科，出国留学。这样，蒋经国就彻底离开了母亲，独自一人在外面闯天下了。这对于毛氏来说，无疑是最深重的打击。

毛福梅自从嫁到溪口蒋家之后，王采玉待她如亲生女儿，她在蒋母的熏陶影响之下，也开始皈依佛教。蒋母故后，尤其蒋经国离开家门之后，她一人更是心虔意笃，早晚诵经不辍，祁愿儿子早日归来。蒋经国身虽在外，心却放不下家中受难的母亲，不断来信加以劝慰。1927年4月，在蒋经国留学苏联将近两年之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用共产党人的鲜血浇铸自己独裁政权的宝座。蒋经国在莫斯科发表了谴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公开声明，并宣布脱离与蒋介石的父子关系。同时，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母亲多年不幸遭遇，做儿的非常清楚。只要一提起家里的事，我心中便充满了难以形容的烦恼和痛苦。从今天起，我决不再写信，如果有天我回到家，我答应母亲，哪里都不去，一定先到溪口来看望您。”从此而后，音讯皆无。毛福梅青灯孤守，礼佛诵经成了她唯一的精神寄托。

1928年，蒋介石首次携新婚夫人宋美龄回溪口老家拜认祖先。为避免毛氏发难令宋美龄尴尬，蒋介石先请蒋介卿去丰镐房化解，同时宋美龄也示好于毛氏，送上人参、狐裘大衣等物品做见面礼。毛福梅以不变应万变，泰然处之，将丰镐房收拾一新以待新客。后来，蒋介石宋美龄住在乐亭别墅。在新人滞留溪口之时，毛福梅每天都叫丰镐房的厨师蒋小品烧制几道蒋介石平素爱吃的家乡菜送至乐亭，有如鸡汁烤芋艿、霉干菜烧肉等。特别有一道“米焙浆”，制法是把糯米炒熟，磨成细末，然后放上鸡油、麻油、胡椒、笋丝、蛋丝等，用沸水冲调，吃起来香糯爽口，余味无穷。

宋美龄平素吃西餐，乍尝到这些乡土美味，不禁胃口大开，赞不绝口。自有人乐颠颠地转告毛氏，毛氏感到一种尽了地主之谊的快慰。当新人离乡回转之际，她特地命人拣了一袋最好的芋艿送宋美龄作路彩。据说，宋回到南京公馆，也让厨师烧芋艿吃。可是，烧熟后一放进嘴里便吐了出来，连说“不对，不对”。蒋见了大笑，说：“芋艿是对的，不过烧法不对。鸡汁烤芋艿是我家丰镐房的拿手菜，一般人是烧不出这种滋味的。”

后来，蒋曾派飞机到宁波，命丰镐房烧好芋艿以专车送到宁波，送上飞机，带回南京，以供宋美龄再饱口福。

以后，无论是蒋一人回家乡，还是携宋美龄同来，虽然都住在乐亭或慈庵，但毛氏每次都一如既往，精心准备，将丰镐房整饰一新，并以家乡菜相待。而蒋介石似乎与毛氏亦形成默契，每天早晨利用宋美龄一向有睡早觉的习惯，踱回丰镐房看望旧人，用过早点后方回乐亭。毛福梅见到蒋介石，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尽快将儿子经国送回来。

乌坵海战台军惨败　蒋介石反攻大陆梦醒

近半世纪前，蒋介石为反攻大陆曾秘密下令军方研拟一项史无前例的“国光计划”，当时为同时隐瞒美军预备进攻大陆的军事意图，所有参与计划的人员和相关作战准备都保密到家，后来因台方已无登陆优势，加上退出联合国，这项计划才宣告胎死腹中。《中国时报》报道，台军从未公开的反攻大陆“国光计划”相关手稿和密件，在封存近半世纪后，将于5月1日在蒋介石设有战略办公室的大溪后慈湖首度对外公开。由于不限参观身份，未来连来台陆客都有机会到后慈湖，一睹当年台湾如何计划反攻大陆的历史，加上每日有400人申请参观限制，预料后慈湖将成为陆客指定的台湾最新热门景点。

50上世纪年代蒋介石下令的“国光作业室”虽位于台北县三峡，不过后慈湖才是“国光计划”的指挥中枢，蒋介石在此地设置五座战略办公室，分别由总统府参军长等重要政军高层进驻使用，有点类似现今台军的衡山指挥所。当时还命令挖掘了一座战备坑道，坑道并具备防核爆能力，目的在于防止解放军发现后以核武攻击这个秘密的反攻大陆指挥中心。“国光计划”的相关参谋组织在1972年裁撤后，仅十多项作战计划留用，其余不是销毁，就是归档保存，军方除曾出版一本《尘封的作战计划、国光计划》透露些许内容外，相关文物未曾对外曝光。

这次开放后慈湖的“国光计划”战略办公室，也是首次对外揭开台军过去这段反攻大陆历史的神秘面纱。“国光计划”开始于1961年4月1日，总共提出包括敌前登陆、敌后特战、敌前袭击、乘势反攻、应援抗暴等五类共26项作战计划，参谋研究达214案，所有计划都策划到师的任务层级，特别会谈向蒋中正提报研究案也达97次之多。

1963年5月2日，蒋介石提出开战指导，亲自指示参谋研拟如何炮击大陆三到四天后，诱发大陆炮战，台方再向世界宣布大陆挑衅，作为台军行动借口，接着是空军反制作战，数日后展开登陆战，但蒋介石的指示后来遭参谋反对推翻。

反攻大陆计划中，乌坵海战台军惨败。1965年6月17日，蒋介石在陆军官校召集台军干部，以官校历史检讨会名义做精神讲话，预备发动反攻，所有干部都预留遗嘱。

8月6日，海军剑门、章江军舰执行“海啸一号”任务，运送特战人员在大陆沿海侦测登陆作战所需情报，却遭大陆鱼雷艇伏击沉没。11月14日，一艘海军永字号舰更在乌坵被击沉。乌坵海战后，蒋介石对反攻大陆逐渐死心。

不过后来因八六海战，台方海军剑门、章江军舰运送特战人员侦测大陆沿海情报，却遭鱼雷艇伏击沉没。蒋介石理解到丧失制海优势，发动登陆战至为困难，从此“国光计划”规模逐年缩减，到了1970年代后，国际局势丕变，台湾退出联合国，反攻大陆难获国际认同，至此反攻大陆成为绝响。

解密蒋介石反攻大陆最高机密：国光计划

1961年春，蒋介石退守台湾12年后，察觉苏联与朝鲜结盟，又把手伸向东南亚，并与新中国交恶。老蒋想起孟子有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他估计，美国初期不会协助自己的军队搞反攻，只能独立奋斗，因此他下令设立最高机密等级的“国光作业室”，暗中策划反攻大陆，各类计划及其案卷塞满17个大保险柜。

据已故段玉衡将军的回忆，“国光计划”分成五大类，从“敌前登陆”、“敌前袭击”、“敌后特战”、“应援作战”到“乘势反攻”，内容巨细靡遗。基于保密，参与“国光计划”的参谋无人掌握反攻全貌。

鉴于当年的失败，老蒋尤其看重政治作战，因此他的“反攻大业”立足于“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重视大陆民心归向和起义力量，里应外合。老蒋私下说，他和美国有默契，只要大陆有抗暴发生，蒋即可反攻，特战部队一旦空降大陆，占领城镇，有民众拥护，发电请求军队支持，他即师出有名。

对于开战原则，老蒋指导概念亦从政治考虑，“先持续三、四天炮击，诱发炮战，我向世界宣布，中共向我挑衅，便于我发起行动借口。继之，空军开始反制作战，数日后，接着就是登陆。美国协防条约中，并无规定不准我反攻。我反攻，是实行‘国家主权’。”

有关反攻初期“建立滩头阵地”的选定，主要以福建漳浦县的将军澳为突击登陆地点，蒋介石的军队上岸后建立立足地区和攻势基地，尔后向北推进，乘势反攻。

仅有计划还不够，在“国光计划”执行的11年间（1961至1972年），蒋介石的军队执行多次大型登陆演习，从左营出发，在澎湖登陆，美军顾问团派员随舰行动，表面上是协防，实际是防止反攻，以免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据段玉衡的回忆，美国国务院在金门设置707小组，专门监视台湾的反攻行动，发现异样，立即阻挠。

在那个紧张年代，台方军队的各类演习不知凡几，到福建沿海侦巡更是家常便饭，反攻气氛浓厚。但突如其来的一场海战，如大雨灌灭老蒋的“满腔热血”。1965年8月6日，蒋介石的海军乘夜到将军澳附近海域侦巡，测试解放军的反应，不料遭鱼雷快艇袭击，两艘军舰被击沉，少将指挥官落海死亡，舰长被俘，伤亡惨重，史称“八六海战”。

据徐学海将军接受台防务部门史政编译室的访谈记录所示，该海战影响深远，海军的侦巡行动早被大陆的观通所掌握，可以说“国光计划”因这一仗而画下休止符。夜战行动曝露至此，大规模登陆又何从隐蔽？

曾任“国光作业室”主任的朱元琮将军亦有同感，认为此海战直接影响蒋介石反攻作战的信心和决心。不久，老蒋因病所累，无人能代为决行，使得“国光计划”随老蒋的年事渐高而藏诸高阁了。

新中国诞生这一天蒋介石在干吗？

1949年10月1日这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之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举国欢庆，华夏沸腾。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铭记的重要时刻，尤其是对这个人，似乎更加难忘，此人就是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此时此刻，他在哪里，在做什么？这位曾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是如何度过这刻骨铭心的一天的？

放弃空袭计划　怕受万年唾骂

1949年10月1日。清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蒋介石在广州的居所。

蒋介石的官邸死一般寂静。突然，电话铃声响起，打断了正在思考的蒋介石。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已经打过几次电话了，但蒋介石一直犹豫不决。每一次，周至柔得到的回答都是“再等等”。“校长，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了。”周至柔焦急地向蒋介石说出了最后的底线。

蒋介石猛地站起身，对着话筒说：“任务取消。”

周至柔大惑不解，问：“校长，请再考虑考虑，我们准备得很充分，保证完成任务。”“任务取消。”蒋介石又一次更加坚定地重复一句，然后放下电话筒，慢慢地坐回沙发，脸上没有一丝的表情。

不过，在今天看来，蒋介石倒是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取消了用空袭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计划。这个计划蒋介石与周至柔密谋了很久，也精心准备了很长时间。蒋介石为什么在最后关头取消这一计划呢？因为他最终明白：即使他把天安门地区炸个稀巴烂，破坏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他得到的只能是中国人民的更加愤恨和美国人对他黔驴技穷的蔑视。而且，天安门广场与故宫相连，如果把故宫炸了，把北京的古建筑毁坏了，自己就成了烧阿房宫的项羽和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了，这样会招致全中华民族的指责和唾弃，成为千古罪人。所以，蒋介石最终放弃了破坏计划。正是出于对蒋介石孤注一掷冒险一搏的警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机全部带弹受阅，这在中外阅兵史上是极罕见的。

越洋电话　唯一的浮木

蒋介石还是寄希望于美国政府对他继续支持和对新中国政府遏制的。此刻的蒋介石正在急切地等待着一个消息。通过总机，他接通了美国的电话，话筒里传来夫人宋美龄熟悉的声音，蒋介石心中一阵兴奋。

当宋美龄讲到美国政府决定继续承认蒋介石政权，而不承认北京政权时，蒋介石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连声说：“好！好！好！”实际上，蒋介石深知美国方面的这种支持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可到了这等狼狈境地的他权且将这一消息作为一种掩耳盗铃式的安慰剂。为了争取美国更多的援助，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前往美国游说。但迎接她的尽是一些美国的二流官员。深感失落的宋美龄在发回国内的第一封电报上说：“没有人对我们感兴趣。”

此次，宋美龄访美目的有三：其一，是让美国方面明确表态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其二，是得到一大批物质援助；其三，是请一位高级军事家赴华考察中国局势，人选是麦克阿瑟将军。那么，这三项明确的目标如愿以偿了吗？答案是：争取到的一点援助经费，早已被蒋夫人一年的游说花费一空，只是经过中央银行转手后又重新流回美国。请麦克阿瑟将军赴华考察的意见被否决。所幸宋美龄没有无功而返，她最终说动了美国政府表示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实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目的。因此，蒋介石还是比较欣慰的，尽管这个结果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助。

新中国成立不久，苏联政府就宣布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这无异于给蒋介石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蒋介石忧虑地说：“今后俄帝必与共党订立军事同盟，助共党建立空军与海军，则我为势更劣，处境更艰，此为最大之顾虑。”

院中踱步　难掩无限失落

1949年10月1日。上午。

心情烦乱的蒋介石来到院中，下野已经8个多月的他在院子里来来回回踱着方步，低头不语，阴沉沉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虽然刚才收音机里传出的共产党新闻，将他称为“蒋贼介石”，使他非常生气，但让他更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唯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对付共产党，而是要尽快复职就任总统，依靠广州或台湾，东山再起。可是，此时代总统李宗仁就是不交权，蒋介石十分恼火。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来和您谈话。”李宗仁一开口就掷地有声，蒋介石顿感来者不善。

蒋介石默坐着听李宗仁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尴尬。李宗仁见蒋介石低头静听如此严厉的诘责尚能容忍，没有咆哮和反唇置辩，遂不再多说，起身告辞。蒋介石一直把李宗仁送到楼下。反身上楼的蒋介石气得面色铁青，忍无可忍，咆哮道：“娘希匹，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李宗仁是个什么东西，也来教训我，我叫你立刻滚蛋。”

次年李宗仁以“胃急剧重”为由，赴美就医。3月1日蒋介石宣布继续担任“中华民国总统”职务。

尽失人心　最后希望破灭

1949年10月1日，下午。

蒋介石一直守在收音机旁收听着中共的新闻，每听到他的许多老部下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的消息时，蒋介石就愤然站起，破口大骂：“娘希匹，一群混蛋，老蒋待你们不薄，一群卖身求荣的王八蛋！”除此之外，蒋介石没有说过其他的话。

据美国人易劳逸著《毁灭的种子》一书，蒋介石的失败有一个原因，是他的许多部队倒戈投向共产党。事实上，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已成为大势所趋。

夜深了。然而此刻的蒋介石仍然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烦躁地反复调换着收音机频率。

这时，收音机里报道了一则北京破获一起国民党特务破坏活动的消息：“阴谋在人民政协开会期间进行捣乱活动的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分子木剑青，于20日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该犯为国民党中统局特务，化名王建坤，于9月2日来京……经北京市公安局连日侦审，特务匪犯木剑青已初步供出该案为国民党中统局有计划之捣乱活动……”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一股无名火直蹿上脑门，他不由得大发雷霆：“一群废物！”

夜色越来越深。对蒋介石来说，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也许是他一生中最漫长、最难过、最刻骨铭心的一天吧。

蒋介石将性病传给妻子　承诺终生喝白开水

众所周知，蒋介石自从生了蒋经国和蒋纬国之后就失去了生育能历。关于这一点，史学家们有各种猜测，其中一种就是据说是得了性病所致。1992年，蒋介石第三任妻子陈洁如的回忆录问世，传闻中的神秘人物现身说法——蒋介石将性病传给了妻子，一时轰动史学界。

蒋介石和陈洁如的第一次相遇是在上海大财阀张静江的家中。因为陈洁如的好友朱逸民嫁给张静江做续弦，陈洁如常常去看望她。1919年暑假的一天，孙中山和蒋介石、戴季陶去看望张静江，在张府偶遇陈洁如。当时的陈洁如才十三岁，但因为发育早熟，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面目姣好。此时的蒋介石如同发现了尘世间难得一见的美玉，顿时眼前一亮。比起原配夫人毛福梅的愚笨木讷、第二任妻子姚冶城的风尘之气，十三岁的陈洁如显而易见更符合蒋介石的审美，更能触动其怜香惜玉之心弦。

蒋介石开始了自己生平第一次大胆的热烈追求行动，在张静江家大门口等着陈洁如并要陈洁如的地址以便去看望她。陈洁如故意说错自己的地址，但蒋介石是个有心计的人，居然还是想方设法找到了陈洁如的家。蒋介石锲而不舍地追求，甚至以死相胁，最终使得年幼怕事的陈洁如答应与其约会。

一个契机促成了蒋介石和陈洁如的定情。1921年9月，陈洁如的父亲因病去世，此时的蒋介石充分发挥其体贴入微之心，用实际行动改变了陈母对他的不良印象，赢得了陈母的欢心。况且有张静江在旁撺掇鼓动，陈母越发认为蒋介石将来前途不可限量，遂答应了二人的婚事。

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介石带我到法租界的法国公园去。我们坐在长凳上，他滔滔不绝地谈自己。他向我解说了关于前妻毛氏（毛福梅）和前妻姚氏（姚冶城）的经过。他看着我说：“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心里的话，请你仔细听着：如果你肯嫁给我，依照民国的法律，你就是我唯一的合法妻子。”我静静坐着，张口结舌。他见我如此紧张，便唤道：“我向你发誓：海可枯，山可崩，我对你的爱永世不变。”

陈洁如想答应蒋介石，但怎么也说不出口。蒋介石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弹簧刀，拉出发亮的刀片说：“如果你不相信我真心爱你，让我用这把刀切下我的一个手指，让你知道我是认真的。怎么样，你说！”情窦初开的陈洁如就这样被征服了。

1921年12月10日，蒋介石和陈洁如的盛大婚礼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的大厅里举行。蒋介石送陈洁如的结婚礼物是一架小型的柯达相机，女方则送他一只带金链的金挂表。三点整婚礼开始，证婚人是张静江，主婚人是戴季陶，比起姚冶城，陈洁如享受到了正房夫人的待遇。

虽然蒋介石婚前必须与原来的妻妾离婚，这是他亲口答应了的，但是，事实上蒋介石与毛福梅的离婚只是走了个形式，但陈洁如已经心满意足了，她觉得蒋介石对自己真心诚意，不久就可以成为蒋介石的合法妻子了。

但好景不长，陈洁如发现自己身上开始出一些红疹，后经医生诊断，原来是蒋介石把性病传染给了自己，她已经无法再怀孕生子。为了安抚陈洁如，同时也为了让蒋经国接受更好的教育，见一些世面，蒋介石令蒋经国离开生身之母，来到上海，喊陈洁如为“上海姆妈”，开始其在上海的求学生涯。

但陈洁如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很是愤怒，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一听到这个坏消息，发了疯似的，立刻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冲出诊所，坐上一辆出租汽车到我母亲家。‘噢，妈妈。’我哭诉着，‘我得了花柳病。是大夫告诉我的。看看我这些毛病。’不到半小时，介石来了，解释说这病是轻度的，用六零六针药可以痊愈，这是他自己的旧毛病，传给我了。母亲痛骂了介石半小时。他承认了他的‘罪恶’。”

为了表示悔悟，蒋介石对陈洁如起誓：如果陈洁如答应不离开他，从今以后，他不再喝所有烈性酒，普通酒以至茶和咖啡，“我愿终生只喝白开水。这是一种自我惩罚，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吗？”

在随后的几年里，蒋介石和陈洁如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生活。蒋介石感到陈洁如是他工作与事业上的好帮手，他与陈洁如的感情也越发深厚，常常带着陈洁如频频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平时下了课，他还常带着陈洁如散步于黄埔军校校园。

据蒋介石的门生，黄埔一期的将领宋希濂、孙元良等人回忆：“每天傍晚，军校课务告一段落后，蒋校长常与陈洁如携手在校园中散步。”师生都认识了这位才华出众的蒋夫人。甚至有时当蒋介石训斥学生时，陈洁如也会出面亲自为学生婉言讲情。

但很快，蒋介石为了获取更大的政治前途，开始考虑抛弃陈洁如而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妹妹宋美龄结婚，这让陈洁如感到了绝望，她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介石回家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他说：“我不曾也不想对你保密，尤其现在需要你的帮助。孔夫人告诉我说：‘你是一颗正在上升的新星，但无独立完成大业的魄力。要完成重建中华大业，需要巨大的势力，金钱，魄力和特权，对于这些，你现在一无所有。我愿与你谈成一笔交易。我不但将影响我的弟弟子文脱离汉口政府，将更进一步尽量联合上海的大银行家以金钱做你北伐的后盾，供应你经费和军火，我们有一切关系。你这方面要做的是，和我的妹妹美龄结婚，在南京政府成立时任命我的丈夫孔祥熙为行政院长，我的弟弟子文为财政部长。’”

介石看着我说：“我现在已无路可走，我不能再指望汉口政府给我金钱，军火和军需供应。她的条件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现在我要请你帮助我，求你务必答应。而且，真正的爱情是要以一个人愿意牺牲的程度来衡量的。”“你要我怎么做？”我问。“退让五年，让我和宋美龄结婚，以便获得必要的协助而继续北伐，脱离汉口而独立，这只是一场政治婚姻！”

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自我们结婚以来，我一切以他为重，现在他却要求我退让，好象我们的婚姻只是一场儿戏。我知道孔夫人的个性。任何事情在她看来都是商业行为。

女人的本能使我忽然觉得，他说的不是真话。我知道事情早已决定，他勉强对我做出一个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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