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剑,李冉,陈振凯,张广昭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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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改革的中国经验试读：
我们的致敬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和庆祝的年份。套用一句老话，40年在人类长河中不过是短暂一瞬，但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却是非同寻常、意义非凡。
这40年，波澜壮阔、凯歌奋进；这40年，披荆斩棘、风雨兼程；这40年，日新月异、天翻地覆；这40年，活力迸发、生机无限；这40年，壮丽辉煌、彪炳史册……我们可以把许多美好的赞语、华丽的辞藻，送给这40年，用于改革开放。
无疑，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深深改变了古老神州，极大地影响了当今世界，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留下精彩的一页。对于这一点，想必所有经历过的人大抵会发自内心地认同，了解关注的人大都会不由自主地肯定，即使是那些听说一二却不带偏见的人也不会否定和反对。所以，我们纪念和庆祝改革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何以成功？这是一个很有价值意义也很有难度的课题，所以一直有许许多多的人在探寻、思考和研究。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受益者，我们也不揣浅陋积极地加入到这项复杂艰巨的任务中来。改革开放带来和蕴含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它需要也应该有更多的人来钻研、挖掘和表达。伟大进程、巨大成就、宏大场景，高才卓识者可以驰骋挥洒、尽展襟抱；实际问题、具体事件、有关片段，情真意切者亦能略抒己见、抛砖引玉。秉乎此，我们试着选择“试点”这样一个视角进行梳理、汇集和阐述，撰写了《试点：改革的中国经验》这本小书。
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所未有，它的成功经验不胜枚举，而试点当为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回顾历史可以看出，试点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全过程和各方面，既是一种实践形态，又是一种实践智慧。历史经验也启示我们，改革开放将贯穿中国发展的全过程；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所以，“试点既是改革的重要任务，又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这一重要思想仍然需要我们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全书由郑剑同志统稿，第一章由黄晨等同志执笔，第二章由李冉同志执笔，第三章由陈振凯同志执笔，第四章、第五章由张广昭同志执笔。
本书能够成书和出版，得益于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徐海同志，是他提出创意并提供支持；离不开责任编辑卞清波等同志，是他们反复沟通并精心编校。
大家的心情心愿是一致的，就是要给改革开放献上我们的敬意，表明我们坚决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由衷希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
由于水平有限和时间仓促，书中还有许多不足不妥之处，敬请读者谅解和教正。著者第一章试点的逻辑
试点作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形式，在我国被广为采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试点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局部地区或某些部门、领域的改革试验，总结成败得失，完善改革方案，寻找规律，把解决试点中的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结合起来，探索改革的实现路径和实现形式，为面上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试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试点提供了多种政策同时试验的可能性，为选择最优的推广政策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试点有利于弥合争论，以实践结果作为评判的最重要标准。试点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具体运用，也是创造性国家治理的智慧结晶。
2017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上强调，抓好试点对改革全局意义重大。要认真谋划深入抓好各项改革试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探索、大胆实践，敢想敢干、敢闯敢试，多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带动面上改革。这是我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改革试点工作的重要指示和部署，试点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在中国的政策语言体系中，“先行先试”“典型示范”“以点促面”“点面结合”“逐步推广”等特有词汇，产生于试点工作，也为我们对试点的理解提供了关键词。试点这一诞生于革命年代的方法论，历经长期实践证明后得到广泛认可，作为一项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运用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什么是试点？“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第一节试点的哲学基础
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有限性，是试点必要性的重要基础。客观世界需要被认识的对象是无限的，而人所身处的时间和空间是有限的。在历史条件和所处环境的限制下，人对世界的认识进一步受到限制。人不可能了解所处世界的全部信息，更不可能了解事物发展的全部规律和联系。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导致了人往往需要在不确定的条件下采取行动、实现发展。人可以通过学习、推理等方式扩展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但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不确定条件无法在我们遭遇的困难中消除。
面对不确定条件，如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通过实践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答案。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认识世界的目的，就是更好地改造世界。实践是对世界再认识的重要方式，人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科学探索的试验、工程研制的样品、社会政策的试点，都是通过实践认识客体的具体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任何理论都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实践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因此，实践是检验成果和应对不确定性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方式。
实践哲学也一直是指导我们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思想。毛泽东思想系统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毛泽东同志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这种思想被进一步浓缩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并贯彻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建设发展中。邓小平理论继承并广泛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观。邓小平理论始终坚持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从实践中提出发展措施。邓小平同志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以试点的形式推行众多改革措施，推动了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他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因地制宜实施试点和试验。实践使邓小平理论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准确、妥善地应对了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为新时期探索合适的发展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种实践思想不仅贯彻于科学研究，也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政策领域，试点正是一种生动体现。概括起来可以说，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和实践对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作用，是试点作为改革经验的重要哲学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正是试点的价值发源，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和重要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深化改革是为了人民，也必须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深化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需要创造力，人民群众蕴藏着极大的改革动力和创新智慧，激发这种创造力，就必须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让改革成果惠及人民群众。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1984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再次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又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把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我们要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表明，从改革一开始，我们党就坚定不移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根本目标，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和推动改革的积极性。诸如农村改革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开始，企业改革从福建企业要求松绑开始，市场调节从集贸市场开始，对外开放从“三来一补”开始等等，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改革措施的推出，都是以人民群众创造的具体改革经验和做法为重要依据的。第二节试点与国家治理
英国著名学者霍金曾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断言：“下个世纪将是一个复杂性的世纪。”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复杂性特征日趋明显。由于与西方在历史文化、思维方式、地理环境、社会制度、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中国的治理面临着特殊而复杂的国情，其难度举世罕见。目前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探索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治理模式。
试点是中国国家治理无法分割的一部分，是重要的改革和发展方法论。当代中国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往往是中国式的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首次遇到的问题，既不能全面照搬他国经验，也无法完全借鉴前人制度。最合适的办法往往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以试点的方式总结经验教训改进而成。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常常采用试点作为解决问题的探路器。这种改革和发展的方法论有其独特的意义。
第一，通过试点实施政策几乎是了解政策效果的唯一方式。社会情况的复杂性、公共事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对社会客观规律认识的有限性，使得我们无法准确估计复杂的公共政策的效果。推理和预演往往和实践有差距，而通过试点可以了解和检验政策效果。
第二，试点有助于积累政策经验，允许多点并行，快速优化政策。试点可以为政策提供广泛、直接的一手经验，并且试点允许多点并行，通过多个试点可以探索不同的发展模式，提供不同政策的比较经验。
第三，试点能有效减少试错成本，经过实践检验和改进后推广，政策更为成熟。试点通过小范围的尝试，检验政策效果。即便存在意外情况，结果仍然可控，社会付出的成本较少。在试点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改进政策，待政策成熟后再行推广，社会成本更低。
第四，试点可以点带面，有效带动全局发展。试点的结果无论成败都对于全局发展具有示范作用。一方面可以总结教训、推广经验，另一方面有利于参与主体凝聚共识、合力促进发展。试点的结果经过实践检验，可预期的结果也有利于推动工作开展。
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试点作为改革发展方法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最为著名的试点或许是改革开放中深圳经济特区先行先试。在对于经济体制和治理理念的争论中，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不仅弥合了争论、使改革得以迈出第一步，并且实践的结果凝聚了人心，对全国改革开放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深圳经济特区试点过程中的成熟经验被逐渐推广到全国。深圳经济特区的试点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源头，助推创造了几十年来中国发展的经济奇迹。试点的方法论在改革的重要时间关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圳经济特区之外，还有诸多通过试点探索出正确发展路径的案例。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到三轮国有企业改革，从三轮司法改革试点到智能制造试点，我们始终坚持这种做法和经验，并运用于各类具体问题。
试点的做法和经验推而广之是试验式治理。试验式治理同样是发展的重要方法。试点本身是重要的政策试验方式，但并非唯一方式。试验式治理是对试点深化运用的高效、稳妥的发展方法。比如，网约车是近年兴起的新事物，它使各级政府面临一个新的监管挑战，而试验式治理方法对于完善其治理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面对这一新的治理难题时，中央政府首先确立了支持网约车规范发展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各地相继出台了对于司机、汽车、平台等各方面的具体规范。在地方规范发展的过程中，治理模式逐渐成熟，使网约车逐渐融入既有市场管理体系。中央政府明确原则和方向，地方政府结合具体情况探索发展方式，试验式治理探索了新的治理机制。
进入新时代，试点和试验式治理的方法论显得尤为重要。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深水区，改革仍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面临全新的挑战，并且无法借助前人经验，试点方法论的意义更为突出。面对这一现实，试点可以发挥探索性作用，以点带面带动改革全局发展。第三节关于试点的研究
多年来，中外学界对试点方法和政策有很多关注。关于试点的性质、试点的作用、试点的影响及试点的分类等，学者们进行了诸多探讨。南开大学的周望认为，试点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治理实践中所特有的一种政策测试与创新机制，其作为在中国“土生土长”起来的一项治国理政策略和政策方法论工具，是对于渐进性转型路径和“摸着石头过河”思维的具体实现形式。他还认为，政策试点是中国改革事业的整个策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对治国理政经验不断总结升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德国的韩博天认为，由地方发起改革和试验，成功之后上升为国家政策推广到全国，我们把这样的政策过程称之为政策试验，这种政策试验的方法对1978年以来的中国极为重要。在《政策试点的特征：基于〈人民日报〉1992-2003年试点报道的研究》中，清华大学的梅赐琪等分析了政治因素对试点内容和试点推广的影响。研究指出，政策试点的“灵活性”使其易受政治因素影响，而这种灵活性对于有效率的制度变迁没有好处。
对于作为成功要素之一的试点经验，中央民族大学的郑文焕认为，地方试验要上升为国家政策，需要依靠制度化捷径、各层级领导小组，以及正式科层制度支撑的有机结合。这一点可以解读为，机制体制的配套改革，对于试点推进的保障作用。如果领导不重视，任务不下达到合适的部门合适的人，没有监督和评估机制，那试点政策的利好也只能是摆设了。韩博天从政策过程出发，尝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策试验和制度创新进行解读，进而提供对“中国模式”进行理解的一个角度。周望相对系统地，从政策科学的角度较为全面地梳理和分析了中国政策试点的历史脉络和运行过程、作用机制，但并没有从试点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一路走向民族复兴道路上的重要意义进行更高维度的解读。
试点是“中国模式”得以形成的重要支撑。“中国模式”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首先，“中国模式”体现了实践第一的哲学理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其实质就是以实践性为根本特征的实事求是精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认识、检验和发展真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不是照搬马教条，而是用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实际，科学审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例如，中国在经济转轨的路径上，没有采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激进“休克疗法”，而是坚持渐进的改革模式。
从试点实践看，中国一方面强调顶层设计，同时也鼓励基层探索，注重二者的互动和配合。这一方法在根源上，与“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中共认知是一致的。例如国务院于2016年批准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指导部委（商务部）协调推进涉及中央事权（如服务领域开放）的事项，鼓励各地在管理体制、促进机制上大胆创新和尝试。中国的改革是在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尤其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往往不知道什么道路能达到目标，并使人民得到最大的利益、使改革的成本和风险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生产力目标和人民利益目标放在首位，通过“大胆地试”“摸着石头过河”来探寻符合时代要求和中国国情的制度和通向这种制度的道路，就十分必要了。
以试点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采取试错的方式来探索发展道路，是中国道路认知论的鲜明特点，使中国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平稳不翻车，避免了系统性风险和颠覆性错误。有学者认为区别于传统的革命，试点是一种新型的革命，采取“先立后破”方式，不断实现经济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例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这样一项试验任务，第一年在三分之一的省份实行，其他的有抵触，见到效果后，第二年又有三分之一的省份跟上来，也实行了。第三年，全国都实行了，粮食短缺问题一下子解决了。采取先试验、后推广的方式，先体制内、后体制外等增量改革或渐进式改革策略，可以避免激化社会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经济改革，绝大多数都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次性全面推开，而是从较小范围做起，在取得一定成果后总结经验，在局部推广，从点到面，逐步扩围。
我国的经济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推开的，而是每项改革措施都从较小范围内的试验开始，在取得成果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加以局部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总结和观察，进而扩大其实行范围。
周望将试点类型按照偏重时间和偏重空间两个维度分为试点项目和试验区，其中前者强调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进行，后者强调在一定空间范围内进行。在试点项目中，又按照目标导向分为探索型、测试性和示范型。对于试验区，则参考了发改委曾采用的根据自身职能分类的方式，将试验区从纵向分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部省共建试验区、国务院部委指导建设的试验区和地方自建试验区。
从目前的情况看，试点中的一大部分都是以各种形式的“试验园区”形式存在的。尽管发改委曾根据其工作需要，从自身职能角度出发对试验区进行过分类，但中央政府层面明确对各类试点进行分类和明确的工作并不多见。国家统计局为满足普查、统计常规调查和专项调查的需要，曾研制园区分类编码并征求各方意见，初步方案是将园区分为32类。其中，涉及政策试验的园区有：第四节试点与中国道路
试点虽然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广泛采用、大放异彩的探索方式，但是实际上，在革命、建设年代的试点同样有着不少成功的事例和经验，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试点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一、革命时期的试点探索
试点发轫于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实践中的方法探索与经验积累。在土地改革运动初期，中央在具体做法方面还未形成统一意见，更无现成经验可循，同时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情况差别颇大。在这一形势下，只能依靠各地党组织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领导农民群众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为全局性工作的开展积累经验。1928年，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邓子恢同志在闽西就分别尝试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土地改革的初步试验，这些探索性试验为后来党的土地政策提供了最初的实践经验。随着试验数量的不断积累，至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初步摸索出一整套开展各种土地改革政策实施试验的工作流程：首先，对不同地区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挑选出具备开展土地改革试验条件的若干地点；其次，派遣由骨干组成的工作组到挑选出来的各个地区，在这些范围比较小的地点试验新的土地改革措施；再次，定期向上级汇报试验工作进展，同时通过改革实践来培养当地积极分子和潜在的新干部，并组织其他地方的干部和群众到这个示范点来参观；最后，迎接上级下派调查组对试验成果的检验，推广经上级确认的有益于党的方针政策的做法，把示范点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分派到新的试验地区。当时，在试验过程中涌现出的一系列典型示范地区，如“苏区模范乡”“模范兴国”等，对其他地区的相关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积极的示范作用。中央开始将“积极试点”“典型示范”作为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注重通过个别典型示范来推动全局工作，多次强调“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产生于土地改革实践中的试点工作模式，因其显著的积极效应而开始被应用于党的其他工作领域。这主要是由于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下，中央难以对各根据地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同时很多工作确实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于是在考虑到不同地区多样性的基础上，中央鼓励各地党组织为应对一些新的问题而探索各种新的做法，希望能够从中创造出有益的经验并且推广到其他地区。
到了延安时期，试点被正式确认为由“典型试验”和“由点到面”所构成的党的一种领导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工作方法的一系列讲话中多次强调：“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我们应当坚决采用逐步推广的方法，不用普遍动手的方法。逐步推广的运动，看来很慢，其实是快；普遍动手的方法，看来是快，其实是慢。”“不要全面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在这一时期，通过先行“试点”、渐次“推广”来确立新的制度规章已经成为普遍性的手段，不同地区、不同党支部之间甚至还开展了“试点”工作比赛。至此，试点由特定领域的工作经验升华为一种普适性较强的工作方法。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试点的经验得失
新中国成立后，试点工作方法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被中国共产党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多项议程中。而随着试验数量不断增加、试验类型不断丰富、试验环境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对试点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开始有了一些系统性的思考。为了使试点这一工作方法能够更快地在全国范围内推开，中国共产党首先对试点的价值、原则以及其他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总结，并形成提纲式的文件。
1953年10月，一份干部学习理论刊物发表文章，将试点的价值总结为：其一，进行试点可以减少执行不熟悉政策时的“盲目性”，给干部群众提供观摩和学习新政策的机会；其二，先行在小范围内尝试新的政策和制度，使地方群众参与到试验中来，可以赢得群众对新政策的支持；其三，在执行新政策时预先进行试点，有助于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这篇文章还指出，成功进行一项试点还需要把握以下几点原则：一是要掌握好进行试验的时机并做好充分准备，仓促试点很可能会导致失败；二是要挑选各方面条件都适宜的地区，在具备一定典型性的地方得出来的经验才能够对其他地区形成有效指导；三是试验工作中所配备的干部和积极分子的能力要强；四是要实事求是地总结试点工作，这样才可能提取出可供推广的经验。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1963年9月2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对试点进行了第一次全方位的总结，涉及试点的内涵、试点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异同、开展试点的策略性与科学性等方面。应该说，这些梳理和总结对现在的试点仍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然而到了“文革”期间，由于党和政府的正常工作受到极大干扰，相应地，这一时期的试点也受到严重影响，其真实性、代表性难以得到保障。为了使试验结果能够“符合”预期目标，当时普遍对试点对象搞特殊化，不恰当地对试点地区赋以各种特殊条件，从而影响到试验的真实效果，而这又进一步影响到后期推广这些试验成果的成功率。同时，原来各地根据自身现实情况来辩证借鉴先进典型的学习模式，变成了盲目地学习样板、不顾实际照搬一切。这些无疑都使试点内涵走样变形、价值意义大打折扣，甚至丧失殆尽。
三、改革开放以来试点的广泛推行
改革开放伊始，试点作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种操作化工具，开始被恢复应用于改革实践中，并一步步发展壮大。邓小平同志对通过试验（试点）来推动相关改革予以充分肯定：“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陈云同志也强调：“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万里同志则进一步提出：“我们党长期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抓典型、搞试验、调查研究、解剖麻雀的工作方法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决策方法，至今仍然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宝贵财富。”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把“试验”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全党必须依据这条思想路线，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试点地位不断提升相一致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试验的类型也在愈加多样化，这具体表现为先后成立的各种特区、新区、开发开放区、专门性试验区、综合性改革配套试验区，以及内容越来越丰富的各种试点项目。同时，有鉴于试点工作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初期就设立了负责此项任务的相关机构，并延续至今。例如成立于1982年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就被赋予了四项任务：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协调各方利益、组织“试点”。随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1988年还单独设置了综合规划和试点司，以专门负责对中央各个部门和地方经济改革试点工作进行指导和协调。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2003年成立后，其内设机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的主要职责之一也包括有组织指导专项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和改革试验区工作，同时还沿袭惯例设立了一个专项部门——改革试点指导处。
四、新时代试点的全面推行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他说：今天我们还“要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取得了经验，形成了共识，看得很准了，感觉到推开很稳当了，再推开，积小胜为大胜”。新的实践也促使人们不断深化对改革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要牢固树立改革全局观，顶层设计要立足全局，基层探索要观照全局，大胆探索，积极作为，发挥好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四十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几乎每次会议都要审议通过一些领域、行业、部门的改革试点意见，从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到司法领域改革试点，从国企改革试点到生态领域改革试点，从群团工作改革试点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由点及面、次第花开。在深改的任务清单上，这些试点构成了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改革能否全面深化的试验田，其地位作用更加突出，方法论意义更加突显。
抓好试点是改革破局开路的重要一招，也是改革全面深化的有效途径，要发挥好其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的‘前哨站’‘侦察岗’建起来了，关键是要能掌握情况、发挥作用。”试点工作要抓紧抓实，务求实效。做到这一点，试点单位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尽可能把问题穷尽、让矛盾凸显，真正起到压力测试作用。抓好改革试点，要尊重基层实践，多听基层和一线声音，多取得第一手材料，正确看待新事物新做法，只要是符合实际需要、符合发展规律的，就应给予支持，鼓励试、大胆改；要保护好地方和部门的积极性，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加大对试点的总结评估，对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要及时总结提炼、完善规范，在面上推广；要区分不同情况，实施分类指导，提高改革试点工作有效性。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此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其中特别强调树立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他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要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方法论的系列重要论述，体大思精。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中央和各地各部门在研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的过程中，要把试点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和重要方法，根据改革需要和试点条件，灵活设置试点范围和试点层级，科学组织、精心实施，让试点迈开步子、蹚出路子，取得实效。
全面深化改革，要敢于涉险滩，敢啃“硬骨头”，既解决好改革认识论问题，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又解决好改革方法论问题，以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实践，善于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率先取得突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失误，一旦出现就无可挽回、无法弥补。同时，又不能因此就什么都不动、什么也不改，那样就是僵化、封闭、保守。要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取得了经验，形成了共识，看得很准了，感觉到推开很稳当了，再推开，积小胜为大胜。”第二章试点：改革开放的中国方法与中国经验
试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方法论，试点研究是改革开放研究乃至中国共产党研究一个十分重要、很有价值甚至不可或缺的学术视角。试点试验，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可能展开的治理行为，但是中国共产党对试点的组织和运用却尤为典型和成功，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现实的合理性。试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政治哲学，体现了“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行动方法，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高度智慧，体现了对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充分尊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试点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战略优势，在领导体制机制、领导方法、领导艺术等方面有着鲜明的特征。在新形势下，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的试点经验，既要善于把握试点工作的特点规律和我们的优势，也要善于发现并防范试点的固有风险和挑战，如此才能实现试点与全面深化改革的良性互动，确保改革事业行稳致远。第一节何为试点：观察试点的基本视野及其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这一招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新变革，实现了中国人民的新解放，撬动了世界历史的新发展。改革开放的恢宏篇章是如何写就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招有什么成功“密码”？这是任何一个善作善成的奋斗者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回望来时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未来的路，可以说，改革开放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建设与国家治理的一种新型试点，而试点也是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重要方法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广而言之，对于一个致力于从此岸世界到彼岸世界的探索者来说，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又何尝不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试点呢？因而，试点研究是改革开放研究乃至中国共产党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必要的视角。
一、“政策”视野下的试点“政策”视野下的试点，就是在试点与国家政策制定和调整的良性互动中对试点的政策功能加以把握，即国家允许地方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探索各种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成功的地方经验会被吸收到中央制定的政策中，继而在其他地方乃至全国范围推广。试点具有天然的探索性质，在实践层面需要有明确的政策导向和政策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试点正是作为政策的试点而出现和展开的。“政策”无疑是试点最为精炼和最为具体的表达，它把试点的外延限定在更易观察、更易理解、更易研究的范围内，以至于人们把试点直接看作“政策试点”的同义表达。
试点离不开政策，政策也离不开试点。试点的关键不在于“点”而在于“试”，换句话说，试点特殊的政策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试点的探索性实践不是把自身永久性地划分为特殊区域、特殊行业，而是为了突破更大范围内旧的体制机制、行为习惯的束缚。一般来说，政策试点有三种实施框架：决策型试点、比较型试点、适应型试点。在决策型试点的框架下，中央为了作出科学决策而主动赋权地方先行试点，通过试点为中央的全局性决策积累经验。这一框架更多适用于重点领域的改革，凸显了试点行为的实验功能，比如经济特区的试验、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试点。在比较型试点的框架下，中央首先明确改革的总体构想，继而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然后在权衡各类试点方案优劣高下的基础上最终确定改革构想的实施方案。这一框架更多适用于探索性较强的改革，凸显了试点行为的比选功能，比如中央在重庆与上海实施的房产税改革试点，还比如中央鼓励不同区域就农村土地流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开展差别化试点。在适应型试点的框架下，中央对地方率先开展的探索性试验保持宽容、默许、观察、学习的态度，鼓励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既保护地方改革的主动性，也增强中央的学习适应能力。这一框架更多适用于地方的主动改革，凸显了地方试验对中央决策的反哺功能，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政策”视野下的试点，深刻体现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良性互动当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复杂漫长的历史进程，其中许多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的出台既需要中央层面的战略部署和统筹协调，也需要地方层面积极落实、大胆探索。对于试点也是这样，中央需要出台保护政策，以保证试点能够顺利推进，取得实效。
一方面，试点离不开国家政策，科学合理、张弛有度的国家政策是试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第一，试点需要政策的引导，政策决定试点前进的航向。没有国家政策的引导，试点工作必将陷入各自为政的混乱中，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等整体性利益就无从保证。第二，试点需要政策的支持，这是试点取得成功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试点意味着试错，意味着操作者要为试点承担巨大的责任风险，政策支持是试点工作不断前进的助推剂，也是操作者的定心丸。第三，试点需要政策的调控。试点工作再急切、再重要，也要服从全国一盘棋的战略需求，国家必要时可以根据整体发展实际对试点作出调整，这也许会损害试点的进度和效果，但为的是局部和整体更加协调、相得益彰。有了国家政策的引导、支持和调控，试点工作才能走得稳、行得远。
另一方面，试点有利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第一，试点为国家政策提供检验者，是检验国家政策的重要途径。试点不仅可以检验统一的国家政策，而且可以检验针对试点出台的特殊政策。第二，试点的特殊性便于试点政策的修改和调整。由于试点的情况特殊、范围较小，试点政策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容易得到暴露也容易得到解决，这可以为进一步出台涉及范围更广的试点政策积累经验。第三，试点最终有利于修改和制定国家政策。试点的目的是为了带动面上改革，因此试点政策一定程度上就是国家政策的打磨阶段和预备形态，也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政策试点的全部意义才能得到体现。
二、“道路”视野下的试点“道路”视野下的试点，就是对以试点探索和开辟中国道路的历史意义加以把握，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回顾历史，试点是探索、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重要方法。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试点开辟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通过试点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试点探索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主要包括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是在反对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方面，试点丰富了中国革命的途径和方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党还不具备发起武装斗争的条件，主要是在城市发动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随着斗争的深入，尤其是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失败，使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战胜反动派、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建立强有力的革命武装。大革命失败后，“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途径在内无民主、外无独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断被证明是失败的。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受挫时，毅然率领起义部队向湘赣边界地区的井冈山进军，迈出了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第一步。这种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尝试，不仅丰富了革命途径和方式，也丰富了革命理论，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扩展了实践路径、奠定了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试点壮大了中国革命的力量。在1928年根据地建立之初，共产国际就来信反对，要求中国共产党以城市为中心开展工作。共产国际重视城市、轻视农村，缘于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文本和俄国革命经验出发看待中国革命，以及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深入农村，教育和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使其成为革命力量发展的立足点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实践证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促进了全国各地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共建立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10万人，空前壮大了革命力量。
试点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或多或少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突破苏联模式，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贵探索。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中央和地方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各地根据不同情况依靠人民不断探索出适合具体国情的发展道路，从而丰富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拓展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外延。从历史上看，作为“道路”的试点源于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需要，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方法和实现形式。
试点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也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它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试点是推动改革开放的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它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证明了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试点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探索解决社会各领域深层次矛盾的方法，也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方法，迎来了中国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证明了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主义”视野下的试点“主义”视野下的试点，就是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宏观视野下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价值，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所显示出的重要意义不仅值得中国认真总结，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参考价值。邓小平曾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
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就是批判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创造了唯物史观。“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清晰地表明新唯物主义之所以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正是因为它把唯物主义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使马克思主义有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属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趋势。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共产主义从一出场就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蕴，既是一种理想信念，也是一种现实运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实的运动。”
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它不是在某位运动领袖的统一谋划和指挥下进行的，而是由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广泛参与形成的历史性运动。共产主义没有统一的模型，也没有统一的制式。事实上，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对人类未来理想社会的积极尝试，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离不开众多国家的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从根本上讲既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主义”视野下的试点，就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潮流之中，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自觉以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为“主义”视野下的试点提供了两个方面的支撑。一方面，中国让世界看到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的制高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它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智慧之光不会因为时间久远而失色，经过实践检验更能显示穿越历史的巨大力量。马克思主义立足现实、批判现实，因而才能超越现实，开辟出一条扬弃资本主义、通往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是其始终占据真理制高点的内在机理。与时俱进不仅丝毫无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反而更有利于它立足实践、立足时代，不断获取蓬勃生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时代特征相结合，领导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同时不断提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在中国大地上熠熠闪耀。
另一方面，中国让世界看到马克思主义依旧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不仅仅是关于某个区域、某个民族、某个国家的理论主张，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和思想武器，是人类利益的理论代表。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同样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她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付出了巨大牺牲。共产党人除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之外，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因而具有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道义力量和道义的高度自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奋斗实现自身发展，同时积极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进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设想。心底无私，胸怀天下，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写照，让世界从中国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实践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试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作了充分有力的原则性论述，但没有也不可能对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和安排。不同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为共产主义运动在制度层面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基础，并自然地将自身纳入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探索历程之中。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成就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丰富且深刻的智慧支持和方案参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世界性的运动，是事关人类解放的运动。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鲜明立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格局和全球视野下维护人类福祉的价值旨归，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应有之义。中国的改革不仅关乎中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人民的命运。可以说，在事关人类命运的问题上，中国以开创性的试点姿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强大生命力。
四、“政党”视野下的试点“政党”视野下的试点，就是把试点同政党逻辑统一起来，把试点同共产党执政规律统一起来，把试点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统一起来，一以贯之地通过改革试点检验政党、塑造政党、历练政党、革新政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政党”视野下试点的实质，是完善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建设，确保党在思想上先进纯洁、在行动上坚定有力。试点是党领导国家建设、推进国家治理、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方法，是逐步探索总结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
试点是中国共产党练好执政本领、更好治国理政的重要途径，是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自觉，需要始终牢记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领导伟大社会革命，党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党的自我革命能够而且有必要走在社会革命之前。
试点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方法。以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为例，其根本目的是要加强党对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把党执纪与国家执法有机贯通起来，把过去分散的行政监察、预防腐败以及检察机关的反贪、反渎力量整合起来。监察体制试点为党拓展治国理政新途径、丰富治国理政新手段、开辟治国理政新境界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提升和完善了党在凝聚思想共识方面的能力。长期以来，对于腐败问题，存在着“腐败必然论”和“反腐必败论”等杂音，把腐败原因归结于国家体制问题，或者认为中国反腐不可能成功。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有利于从事实上凝聚思想共识，澄清认识误区。其二，提升和完善了党在机构整合方面的能力。监察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探索实践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工程。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有利于检验党对于现行分散监督权力的整合能力，有利于党在机构设置上重新审查、重新调配、重新整合，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有益探索。其三，提升和完善了党在利益协调方面的整合能力。一方面，监察体制改革势必加强党对于腐败问题的监管力度和追究力度，势必导致腐败分子及其受益者的疯狂反扑。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面前，监察体制改革彰显了党对于腐败问题的零容忍态度，是一种事关全局的战略抉择。另一方面，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也将影响所涉及部门和人员的利益，出现内部的压力。这些考验着党的政治勇气，更考验着党的政治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是在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过程中对于加强和完善党的利益协调能力的有力探索。又比如，2015年通过的《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成为上海史上最严的约束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行为的规定。2016年，试点的范围扩大到北京、广东、重庆、新疆，此后全国各地在此基础上都出台了相应的规定，取得了良好效果。勇于自我革命，符合我们党的性质，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要求，符合新时代党领导各项工作的现实需要。以试点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和有效途径，是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现实考量和必然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一路跋山涉水、披荆斩棘的奋斗历程中，试点是革命、建设、改革中的桥头堡、根据地。试点不断检验着我们党，塑造着我们党，历练着我们党，革新着我们党，使我们党在涉险滩、破坚冰、攻堡垒、拔城池时有据可守、有据可循，使我们党永葆政治本色、人民立场、时代特点、创新精神。试点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探索行为，是在革命、建设、改革当中形成和发展出的实践智慧。试点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政治抉择，是由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孕育和催生出的气魄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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