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充闾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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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破一生心试读：
辑一
面团儿是嫂嫂事先和好的，经过发酵，再加上一些黄豆面，搅拌两个鸡蛋和一点点白糖，上锅蒸好。吃起来又甜又香，外暄里嫩。家中每人分尝一块，其余的全都由我吃了。碗花糕
小时候，一年到头，最快活的节日，要算是旧历年了。
这是亲人欢聚的日子。无论是外出做工，还是他乡行役，再远也要赶回来，达到阖家团圆。除夕之夜，灯官出巡，锣鼓喧腾，灯笼、火把亮如白昼，一家人都要观看的。回来后，便团团围坐，笑语欢谈；而且，不分穷家富户，到了这个晚上，都要尽其所能，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母亲常说：“打一千，骂一万，丢不下三十晚上这顿饭。”老老少少，任谁都必须熬过夜半，送走了旧年、吃过了年饭之后，再去睡觉。
我的大哥在县城当瓦工，一年难得回家几次，但是，旧历年、中秋节，却绝无例外地必然赶回来。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先给水缸满满地挑上几担水，然后再抡起斧头，劈上一小垛劈柴。到了三十晚上，先帮嫂嫂剁好饺馅，然后就盘腿上炕，陪着父亲和母亲玩纸牌。剩下的置办夜餐的活，就由嫂嫂全包了。
全家人一无例外地都换上了新装，父亲戴上了一顶古铜色的毡帽，是哥哥从县城里新买的；嫂嫂为妈妈赶制了一件新的棉袍。屋子里，笑语欢腾，充满了喜庆的气氛。《笑林广记》上的故事，本是寥寥数语，虽说是笑话，但“包袱”不多，笑料有限。可是，到了父亲嘴里，敷陈演绎，踵事增华，就说起来有味、听起来有趣了。原来，他自幼曾跟“说书的”练习过这一招儿。他逗引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自己却顾自在一旁，“吧嗒、吧嗒”地抽着老旱烟。
我是个“自由民”，屋里屋外乱跑，片刻也停不下来。但在多数情况下，是听从嫂嫂的调遣。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戏台上头戴花翎、横刀立马的大元帅。此刻，她正忙着擀面皮、包饺子，两手沾满了面粉，便让我把摆放饺子的盖帘拿过来。一会儿又喊着：“小弟，递给我一碗水！”我也乐得跑前跑后，两手不闲。
到了亥时正点，也就是所谓“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标准时刻，哥哥领着我到外面去放鞭炮，这边饺子也包得差不多了。我们回屋一看，嫂嫂正在往锅里下饺子。估摸着已经煮熟了，母亲便在屋里大声地问上一句：“（煮）挣了没有？”嫂嫂一定回答：“挣了。”母亲听了，格外高兴，她要的就是这一句话。“挣了”，意味着赚钱，意味着发财，意味着富裕。如果说“煮破了”，那就不吉利了。
热腾腾的一大盘饺子端了上来，全家人一边吃一边说笑着。突然，我喊：“我的饺子里有一个钱。”嫂嫂的眼睛笑成了一道缝儿，甜甜地说：“恭喜，恭喜！我小弟的命就是好！”旧俗，谁能在大年夜里吃到铜钱，就会常年有福，一顺百顺。哥哥笑说，怎么偏偏小弟就能吃到铜钱？这里面一定有说道，咱们得检查一下。说着，就夹起了我的饺子，一看，上面有一溜花边儿，其他饺子都没有。原来，铜钱是嫂嫂悄悄放在里面的，花边也是她捏的，最后，又由她盛到了我的碗里。谜底揭开了，逗得满场哄然腾笑起来。
父母膝下原有一女三男，姐姐和二哥已相继去世；大哥、大嫂都长我二十岁，他们成婚时，我才一生日多。嫂嫂姓孟，是本屯的姑娘。哥哥常年在外，她就经常把我抱到她的屋里去睡。她特别喜欢我，再忙再累，也忘不了逗我玩，还给我缝制了许多衣裳。其时，母亲已经年过四十了，乐得清静，便听凭我整天泡在嫂嫂的屋里胡闹。后来，嫂嫂自己生了个小女孩，也还是照样地疼我爱我亲我抱我。有时我跑过去，正赶上她给小女儿哺乳，便把我也拉到她的胸前，我们就一左一右地吸吮起来。
嫂嫂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蒸的碗花糕。她有个舅爷，在京城某王府的膳房里，做过两年手艺，别的没学会，但做的一种蒸糕，却是出色当行。一次，嫂嫂说她要“露一手”，不过，得准备一个大号的瓷碗。乡下僻塞，买不着，最后，还是她回家把舅爷传下来的浅花瓷碗捧了过来。
面团儿是嫂嫂事先和好的，经过发酵，再加上一些黄豆面，搅拌两个鸡蛋和一点点白糖，上锅蒸好。吃起来又甜又香，外暄里嫩。家中每人分尝一块，其余的全都由我吃了。
蒸糕做法看上去很简单，可是，母亲说，剂量配比、水分、火候都有讲究。嫂嫂也不搭言，只在一旁甜甜地浅笑着。除了做蒸糕，平素这个浅花瓷碗，总是嫂嫂专用。她喜欢盛上多半碗饭，把菜夹到上面，然后，往地当央一站，一边端着碗吃饭，一边和家人谈笑着。
关于嫂嫂的相貌、模样，我至今也说不清楚。在孩子的心目中，似乎没有俊丑的区分，只有“笑面”或者“愁面”的感觉。小时候，我的祖母还在世，她给我的印象，是终朝每日，愁眉不展，似乎从来也没见到过笑容；而我的嫂嫂却生成了一张笑脸，两道眉毛弯弯的，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总是带着甜丝丝的盈盈笑意。
不管我遇到怎样不快活的事，比如，心爱的小鸡雏被大狸猫捕吃了，赶庙会母亲拿不出钱来为我买彩塑的小泥人，只要看到嫂嫂那一双笑眼，便一天云彩全散了，即使正在哭闹着，只要嫂嫂把我抱起来，立刻就会破涕为笑。这时，嫂嫂便爱抚地轻轻地捏着我的鼻子，念叨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小鸡鸡，没人要，娶不上媳妇，瞎胡闹。”
待我长到四五岁时，嫂嫂就常常引逗我做些惹人发笑的事。记得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嫂嫂叫我到西院去，向堂嫂借枕头。堂嫂问：“谁让你来借的？”我说：“我嫂。”结果，在一片哄然笑闹中，被二嫂“骂”了出来。二嫂隔着小山墙，对我嫂嫂笑骂道：“你这个闲×，等我给你撕烂了。”我嫂嫂又回骂了一句什么，于是，两个院落里，便伴随着一阵阵爆竹的震响，腾起了“叽叽嘎嘎”的笑声。原来，旧俗：年三十晚上到谁家去借枕头，等于要和人家的媳妇睡觉。这都是嫂嫂出于喜爱，让我出洋相，有意地捉弄我，拿我开心。
还有一年除夕，她正在床头案板上切着菜，忽然一迭连声地喊叫着：“小弟，小弟！快把荤油罐给我搬过来。”我便趔趔趄趄地，从厨房把油罐搬到她的面前。只见嫂嫂拍手打掌地大笑起来，我却呆望着她，不知是怎么回事。过后，母亲告诉我，乡间习俗，谁要想早日“动婚”，就在年三十晚上，搬动一下荤油坛子。
嫂嫂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十分通晓事体，记忆力也非常好。父亲讲过的故事、唱过的子弟书，我小时在家里“发蒙”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她听过几遍后，便能牢牢地记下来。我特别贪玩，整天跑到大沙岗上去玩耍。早晨，父亲布置下两页书，我早就忘记背诵了，她便带上书，跑到沙岗上催我快看，发现我浑身上下满是泥沙，便让我就地把衣服脱下，光着身子，坐在树荫下攻读，她就到沙岗下面的水塘边，把脏衣服全部洗干净，然后晾在青草上。
我小时候，又顽皮，又淘气，一天到晚总是惹是生非。每当闯下祸端，父亲要惩治时，总是嫂嫂出面为我讲情。这年春节的前一天，我和两个小伙伴，跟随着父亲，到土地庙去给土地爷进香上供。父亲在给土地爷叩过头之后，开始往设在外面的供桌上摆放猪肉块和点了红点的馒头，还有两样水果。这时，他用手指着庙门上的对联，叫我念。我一看，总共十个字，便分别上下联，念出：“天地之大也”，“鬼神其盛乎”。父亲点了点头。
说着，他就先回去了，留下我在一旁看守着，防止供果被猪狗扒吃了，挨过一个半时辰之后，再将供品端回去，供家里人享用。所谓“心到佛知，上供人吃”。
可是，一个半时辰相当于三个小时，这是很难熬的。闲着没事，手发痒，我便想出了歪点子：从怀里摸出两个偷偷带去的“二踢脚”（一种爆竹），分别插在神龛前的香炉上，然后用香火点燃，只听“噼—啪”几声轰响，小庙里面便被炸得烟尘四散，一塌糊涂。我和小伙伴，却若无其事地站在一旁，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哪晓得，早被邻人发现了，告到了我的父亲那里。我却一无所知，坦然地端着供品，溜回家去。看到嫂嫂等在门前，先是一愣，刚要向她炫耀我们的“战绩”，她却小声告诉我：一切都“露馅”了，势态很严重，你就等着屁股挨板子吧！见我有些紧张，不想进院子了，她便又出主意：见到父亲二话别说，立刻跪下，叩头认错。我依计而行，她则在一旁“爹长爹短”地叫个不停，赔着笑脸，又是装烟，又是递茶，父亲渐渐地消了气，叹说了一句：“长大了，你能赶上嫂嫂一半，也就行了。”算是结案。
我四岁那年，正赶上夏季青黄不接，家里把刚刚收下的大麦稞，剪下穗头，用干净的布鞋底，在笸箩里搓下籽粒，然后煮成一锅大麦粥。我在外面玩饿了，一进屋就嗅到浓浓的麦香味，便操起饭勺子，想要从锅里舀出一碗。由于个头太小，勺子又大，舀出来一些全洒在胳膊和手上。滚开的米汁、饭粒烫得娇嫩的皮肤红肿一片，伤处灼痛难忍，我呜呜地哭叫着。正在屋后菜地里干活的妈妈和嫂嫂闻讯，慌忙地跑进来。嫂嫂一面哄着我，说“不哭，不哭，小弟——男子汉，不哭”；一面用舌头舔着我的伤处，舔过了脏兮兮的小手，又舔满是泥痕的胳膊，连续不断地反复地舔。说这是治烫解痛的祖传秘方，比上药都有效。舌头舔过的地方，湿润、温暖，皮肤有些放松，感觉灼痛确实减轻了许多。半天过去，灼伤的皮肤除了颜色稍红，既未见水疱，更没有溃烂，第二天就完好如初了。
我家养了一头大黄牛，哥哥中秋节回家度假时，常常领着我逗它玩耍。他头上顶着一个花围巾，在大黄牛面前逗引着，大黄牛便跳起来用犄角去顶，尾巴翘得老高老高，吸引了许多人围着观看。这年秋后，我跟着母亲、嫂嫂到棉田去摘棉花，顺便也把大黄牛赶到地边去放牧。忽然发现它跑到地里来嚼棉桃，我便跑过去，扬起双臂轰赶。那时，我只有三周岁，胸前系着一个花兜肚，没有穿衣服。大黄牛看我跑过来，以为又是在逗引它，便挺起了双角来顶我。结果，牛角挂在兜肚上，我被挑起四五尺高，然后抛落在地上，肚皮上划出了两道血印子，周围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母亲和嫂嫂“呜呜”地哭了起来。
事后，村里人都说，我捡了一条小命。晚上，嫂嫂给我做了碗花糕，然后，叫我睡在她的身边，夜半悄悄地给我“叫魂”，说是白天吓得灵魂出窍了。
每当我惹事添乱，母亲就说：“人作（读如昨）有祸，天作有雨。”果然，乐极悲生，祸从天降了。
在我五岁这年，中秋节刚过，回家休假的哥哥突然染上了疟疾，几天下来也不见好转。父亲从镇上请来一位姓安的中医郎中，把过脉之后，说怕是已经转成了伤寒，于是，开出了一个药方，父亲随他去取了药，当天晚上，哥哥就服下了，夜半出了一身透汗。
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载其父病疟返里，寒索火，热索冰，竟转伤寒，病势日重，后来延请名医诊治，幸得康复。而我的哥哥遇到的却是一个“杀人不用刀”的庸医，由于错下了药，结果，第二天就死去了。人们都说，这种病即使不看医生，几天过后也会逐渐痊复的。父亲逢人就讲：“人间难觅后悔药，我真是悔青了肠子。”
他根本不相信，那么健壮的一个小伙子，眼看着生命就完结了。在床上停放了两整天，他和嫂嫂不合眼地枯守着，希望能看到哥哥长舒一口气，苏醒过来。最后，由于天气还热，实在放不住了，只好入殓，父亲却双手捶打着棺材，破死命地叫喊；我也呼着号着，不许扣上棺盖，不让钉上铆钉。而后又连续几天，父亲都在深夜里，到坟头去转悠，幻想能听到哥哥在坟墓里的呼救声。
由于悲伤过度，母亲和嫂嫂双双地病倒了，东屋卧着一个，西屋卧着一个，屋子里死一般地静寂。原来雍雍乐乐、笑语欢腾的场面，再也见不到了。我像是一个团团乱转的卷地蓬蒿，突然失去了家园，失去了根基。
冬去春来，天气还没有完全变暖，嫂嫂便换了一身月白色的衣服，衬着一副瘦弱的身躯和没有血色的面孔，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其实，这时她不过二十五六岁。父亲正筹划着送我到私塾里读书。嫂嫂一连几天，起早睡晚，忙着给我缝制新衣，还做了两次碗花糕。可是吃起来，却总觉着味道不及过去了。母亲看她一天天瘦削下来，说是太劳累了，劝她停下来歇歇。她说，等小弟再大一点，娶了媳妇，我们家就好了。
一天晚上，坐在豆油灯下，父亲问她下步有什么打算。她明确地表示，守着两位老人、守着小弟弟、带着女儿，过一辈子，哪里也不去。
父亲说：“我知道你说的是真心话，没有掺半句假。可是，——”
嫂嫂不让父亲说下去，呜咽着说：“我不想听这个‘可是’。”
父亲说，你的一片心情我们都领了。无奈，你还年轻，总要有个归宿。如果有个儿子，你的意见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可是，只守着一个女儿，将来总是人家的人，孤苦伶仃的，这怎么能行呢？
嫂嫂说：“等小弟长大了，结了婚，生了儿子，我抱过来一个，不也是一样吗？”
父亲听了，长叹一声：“咳，真像‘杨家将’的下场，七狼八虎，死的死，亡的亡，只剩下一个‘囊囊揣’（当地土语，意为没有能耐）的杨六郎，谁知将来又能怎样呢？”
嫂嫂呜呜地哭个不停，翻来覆去，重复着一句话：“爹，妈！就把我当作你们的亲闺女吧。”嫂嫂又反复亲我，问“小弟放不放嫂子走”，我一面摇晃着脑袋，一面号啕大哭。父亲、母亲也伤心地落下了眼泪。这场没有结果的谈话，暂时就这样收场了。
但是，嫂嫂的归宿问题，终竟成了两位老人的一块心病。一天夜间，父亲又和母亲说起了这件事。他们说，论起她的贤惠，可说是百里挑一，亲闺女也做不到这样。可是，总不能看着二十几岁的人这样守着我们。当老人的怎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呢？我们于心难忍啊！
第二天，父亲去了嫂嫂的娘家，随后，又把嫂嫂叫过去了，同她母亲一道，软一阵硬一阵，再次做她的思想工作。终归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嫂嫂勉强地同意改嫁了。两个月后，嫁到二十里外的郭泡屯。
我们那一带的风俗，寡妇改嫁，叫“出水”，一般都悄没声的，不举行婚礼，也不坐娶亲轿，而是由娘家的姐妹或者嫂嫂陪伴着，送上事先等在村头的婆家的大车，往往都是由新郎亲自赶车来接。那一天，为了怕我伤心，嫂嫂是趁着我上学，悄悄地溜出大门的。
午间回家，发现嫂嫂不在了，我问母亲，母亲也不吱声，只是默默地揭开锅，说是嫂嫂留给我的，原来是一块碗花糕，盛在浅花瓷碗里。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吃这种蒸糕了，泪水刷刷地流下，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咽。
每年，嫂嫂都要回娘家一两次。一进门，就让她的侄子跑来送信，叫父亲、母亲带我过去。因为旧俗，妇女改嫁后，再不能登原来婆家的门，所谓“嫁出的媳妇泼出的水”。见面后，嫂嫂先是上下打量我，说“又长高了”，“比上次瘦了”，坐在炕沿上，把我夹在两腿中间，亲亲热热地同父母亲拉着家常话，像女儿见到爹妈一样，说起来就没完，什么都想问，什么都想告诉。送走了父亲、母亲，还要留我住上两天，赶上私塾开学，早晨直接送我到校，晚上再接回家去。
后来，我进县城、省城读书，又长期在外工作，再也难以见上嫂嫂一面了。听说，过门后，她又添了四个孩子，男人大她十几岁，常年哮喘，干不了重活，全副担子落在她的肩上，缝衣，做饭，喂猪，拉扯孩子，莳弄园子，有时还要到大田里搭上一把，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儿”。由于生计困难，过分操心、劳累，她身体一直不好，头发过早地熬白，腰也直不起来了。可是，在我的梦境中、记忆里，嫂嫂依旧还是那么年轻，俊俏的脸庞上，两道眉毛弯弯的，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总带着甜丝丝的盈盈笑意……
又过了两年，我回乡探亲，母亲黯然地说，嫂嫂去世了。我感到万分地难过，连续几天睡不好觉，心窝里堵得慌。觉得从她的身上得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而我所回报的却是“空空如也”，真是对不起这位母亲一般地爱我、怜我的高尚女性。引用韩愈《祭十二郎文》中的话，正是“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殓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一次，我向母亲偶然问起嫂嫂留下的浅花瓷碗，母亲说：“你走后，我和你爸爸加倍地感到孤单，越发想念她了，想念过去那段一家团聚的日子。见物如见人，经常把碗端起来看看，可是，你爸爸手哆嗦了，碗又太重，……”
就这样，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嫂嫂，再也见不到那个浅花瓷碗了。
母亲的心思
一矗立在我的眼前的，是坐落于渤海之滨熊岳城的望儿山。
在巨钟般的峻峙如削的山体的顶端，有一座高四五米的砖塔，远远望去，活脱脱地是一位披襟当风、翘首远望的老妈妈。远航归来的游子，只要抬眼望去，就会被这动人的形象牢牢地吸引住，油然生发出一种感慰之情，顿觉海上的风波、旅途的劳累消减了大半。他们晓得，老妈妈站在那里，是在远望着久出未归的儿子。“朝朝鹄立彩云间，石化千秋望子还”。
清代诗人魏燮均路过此地时，曾写诗咏叹：
山下行人去不返，
山上顽石心不转。
天涯客须早还乡，
莫使倚闾肠空断。
寥寥数语，令人恸心伤情，感怀无限。立刻，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在我的心目中，母亲就是家，家就是母亲。母亲、故乡、童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一位大作家讲的，人即使到了七十岁、八十岁，只要老母亲还在，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儿孩子气。一个人，若是失去了母亲，便像鲜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已经失去了根柢。
在母亲永远离开我的时节，当时的感觉，就是花儿离开了泥土，鸟儿无家可归，一天到晚，忽忽悠悠，心神不宁，像辞柯的黄叶，飘飘摇摇，像懒散的白云，浮漫无根。
那天我正在北京出差，突然接到家里传来的母亲病故的电报，立刻，脑袋就轰地一下，感到一阵晕眩。尽管老母亲已过髦耋之年，平常身体也不怎么好，但这个噩耗毕竟还是来得过于突然，一时我竟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两腿像瘫痪了一样，好一阵子站立不起来。我的眼前，模模糊糊地映现出老母亲伛偻的身影，可是，瞬息间便消失了。我马上意识到，从此，便和母亲人天永隔，再见面只能在魂梦中了。
乘坐火车赶回去奔丧，心里乱成了一团，分辨不出快慢来，忘记了昏晓，也失去了饥渴的感觉，觉得整个身心特别地疲倦，却又片刻也睡不着，整个意念都沉浸在无边的悲戚和痛苦的回忆里。二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情怀抑郁，倍感孤寂，我护送她到三姨家里暂住一个时期。那是一个紧靠着辽河边的小村落，离县城大约有十华里。我们母子下了火车，来到县城。当时正处在“文革”初期，县里和农村都没有人管正事，群众临时在大堤上开辟一条道路，凸凹不平，还没有通公共汽车。我只好从朋友家里借了一台自行车，让母亲坐在鞍座上，我在前面推着。
可是，她从来没有这样坐过，生怕跌下来，便紧紧地搂抱住我的腰。我一面要推车前进，一面还要回头照看母亲，非常费力，汗水湿透了棉衣，呼呼地喘着大气。母亲怜惜我，多次让我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我说，天气太冷，还是快一点赶路吧，不然，容易把老人家冻感冒了。这一段原本不算太长的路程，我们足足走了两个半小时。
吃过了晚饭，三姨就把我安顿在滚热的炕头上早早躺下。这一天我确实很累，但是，心里却最踏实、最舒坦——我终于帮助母亲做了一点事。可惜，对我来说，这类机会实在是太少了。
从我出生到母亲辞世，前后四十八年，可是，我在母亲身边不足二十年；剩下来的时间，就是母亲终朝每日的挂念、想念、忆念，为了我，母亲可说是耗尽了心血。到了晚年，老人家对我还没有照看完，又开始把她衰迈的精力投放到下一代身上。婚后，我们有了女孩儿，母亲爱怜备至。晚上搂在身旁，早晨起来，耐心地给她梳着小辫儿，扎着蝴蝶结、鸳鸯结、葫芦结，每天都变换一个花样。白天，像当年拉扯着我那样，领着小孙女从后园子转到前院，又从前院爬坡到沙岗上，到处转游着，讲各种各样的传说、故事，只是再也抱不动了。
看着老母亲苍苍的白发和伛偻的身躯，我想，她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儿孙。真个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母亲为我、为孩子们操劳了一辈子，而我长年在外，没有为老人尽过更多的孝心。即使我再苦再累，直到碎骨粉身，也难以酬报深恩大德于万一。
跟随我们进城之后，母亲没有地方同人唠嗑儿，加倍地感到孤独，时时想念着故里的乡亲。她经常催着小孙女给老家的亲朋故旧写信，每次都要在信尾捎上她的几句话。逢着有人自故乡来，她总是不知疲倦、不厌其烦地问长问短，从东邻的二婶、西院的三叔到屋后的枣树、门前的沙岗，都一一问遍。她说，最割舍不得的，是喝了几十年的门前那口井的甜水，从今以后，再也喝不到了。
老家来人的那几天，是她最快活、最精神的日子，白天也唠，晚上也唠，有时半夜醒来，还要接着唠个不停。几天过去，乡亲要回去了，她总要三番五次地挽留，舍不得放他们走开。
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机，为了破除母亲的寂闷，我在工余之暇，常常到文化艺术馆去借一些母亲早年喜欢听的鼓词唱本，带回家去讲给她听。听着听着，她就抿着嘴乐了，脸上露出一种少见的笑容。
一次，听了我讲述《白蛇传》的故事之后，她高兴地插上了几句“子弟书”的唱词：“千错万错都是卑人的错，望娘子海量且容宽，从今再不信和尚的话，白头相守永无嫌。”——这些都是从前听我父亲吟唱时记下来的。
有时，看我太忙腾不出工夫来，她就让我上了小学的女儿给她念，但小孙女毕竟识字有限，每当遇到一些陌生、难认的名字，像秦琼、哪吒、貂蝉、窦娥等就蒙住了，还要由老祖母在一旁提词儿。老人家却乐得这样，总是兴致勃勃地听过一遍，再听一遍；同时，不住声地夸赞小孙女能够“识文断字”了。三
母亲去世前一年，我奉调到省城工作，这是和家人团聚几年之后，又一次远离家门。老人家当时身体已经很衰弱了，打心眼儿里不情愿我走，但是，她知道我是“公家人”，一身不能由己，最后还是忍痛放行了。告别时，久久地拉着我的手不放，一再地嘱咐：“往后是见一次少一次了。只要能抽出身，就回来看我一眼。”听了，我的心都有些发颤，刷地眼泪就流了下来。后来听妻子说，我走后还不到一星期，母亲就问小孙女儿：“你爸爸已经走一两个月了，怎么还不回来看看？”
每当听到人们唱《烛光里的妈妈》，我总是想，母亲所体现的正是一种红烛精神。为了子女，她不惜把自己的一切都化作烛光，直到燃尽最后一滴蜡泪。她慷慨无私，心甘情愿地承受着百般劳苦，不为名不为利，也不需要任何报偿。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年迈之后，儿子、媳妇，孙儿、孙女，不要把她遗忘了。
她对个人生活的要求，十分简单，非常有限，什么锦衣玉食、华堂广厦，对她来说，并没有实际价值；她只是渴望，有机会多和儿孙们在一起谈谈心，唠唠家常，以排遣晚年难耐的无边寂寞。特别是喜欢回忆晚辈的一些儿时旧事，因为老年人整天都生活在忆念与盼望之中。
无分贵贱贫富，应该说，这是十分廉价、极易达到的要求。可是，十有八九，我们做儿女的却没能给予满足。我就是这样。那时节，整天都在奔波忙碌之中，没有足够地理解母亲的心思、重视母亲的真正需要，对于母亲晚年的孤寂情怀体察得不深，缺乏感同身受的体验，没能抽出时间多回家看看，忽略了要和老母亲聊聊天，更谈不到给予终生茹苦含辛的母亲以生命的补偿了。
结果，老人常常深深陷于一种莫名的寂闷之中。这种寂闷，在痛苦的思念中发酵，在热切的期待中膨胀，在无边的失望中弥漫，致使老人家逐渐逐渐地变得沉默寡言，神情木然，丧失了生命的活力。
三十年过去了，有时看到桌上的电话，心里还一阵阵地觉着难过。现在，即使远在千里万里之外，只要拨个电话，就可以随便和家人欢谈。可是，那时家里却没有这种条件。记得到省城工作后，赶上过端午节，我想到应该给老母亲捎个话，问候问候，告诉她我一切都好，不要挂念。于是，就往我原来所在的机关拨个电话，请为转告。听说，老母亲欣慰之余，又不无遗憾地对那位传话的同志说，她实在走动不了啦，不然，一定跟他到机关去，在电话里听听我的声音，亲自同我交谈几句。
在漫长的岁月里，老人家为儿女们的成长、升腾，一步步地搭设台阶，架桥铺路。可是，她可曾料到：路就桥成之日，恰是儿女高飞远翥之时，最后，只剩她一个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光明日报》曾开辟“永久的悔”专栏，如果说，我也有永久的悔，那就是在母亲的有生之日，特别是晚年，我同她交流得太少了，我在她的身边为时过于短暂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现在，只能抱憾于无穷，椎心刺骨也好，呼天抢地也好，一切一切，都无济于事了。（1996年）
小妤姐
我想了一下，这篇回忆文字，需要从我整理旧书说起。
我念过八年私塾，读过的、收藏的旧书不少，“三、百、千”、“四书五经”，连同那些铜版、木版刻印的古代诗文选本、专集，以及部分史学名著，流失了的不算，手头存留的总还有一百多本吧。那淡淡的书香中，不仅埋藏了我的辛劳、凄苦的童年，浸透着近三千个日日夜夜的心血；而且，许多书册上都留存着塾师的“手泽”——封面上有他用正楷题写的书名和我的名字，书页上还有他用朱笔点出的断句。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刻意地珍藏着。它们跟着我，从僻远的荒村走进了县城，又从县城到了我曾工作过二十多年的地级市，近三十年，又随着我进了省城。其间，它们也像人事一样，经历过甘甜，也遇到过苦难，甚至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说来，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虽然那些书里没有什么珍本、善本，并不具备特殊的收藏价值，但是，“书卷多情似故人”，毕竟存在一种难剪难理的深厚感情。“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刚刚涌起，“破四旧”就开始了。那时，我刚刚从一家报社调到市委机关工作，行李和物品零乱地堆放在楼上一间暂时没有住人的空屋子里。这些锁在木箱里的旧书，也随之原封不动地运到楼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打开过了。我整天提心吊胆地关注着这些旧书的命运，唯恐那些难以理喻、思想单纯的红卫兵，会把它们作为“四旧”的典型付之一炬，可是，又苦于找不到一个理想的掩藏处所。为此，常常中夜惊悚，忧心如捣。
一天，我在窗外闲步，突然发现这座楼房原是尖顶的，就是说，上面装有木质的桁架。那么，天花板上必然有着很大的空隙了。回屋看了看，墙后果然有个可以直达棚顶的绳索结成的缘梯。于是，便在一天深夜，悄悄地把书箱搬到棚顶上去，密藏起来，然后，再把缘梯撤除。化用朱熹老夫子《九曲棹歌》中的两句诗，从此，也就“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卷千篇锁翠烟”了。
尔后，“破四旧”的飓风虽然止息，其他名目繁多的批判、斗争，却还是一场接着一场。随着我连续几年下放工厂、农村劳动改造，再就很少进入这座楼房来住宿了，更是难以提起展读旧书的兴致。直到机关给我分配了住房，家里从农村迁回城市，一切都安顿得差不多了，我才重新架起梯子，钻到顶棚上，沾着浑身满脸的灰尘，把旧书箱搬运下来。屈指一算，已经八个年头过去了。
这天，我敲开了木箱的锈锁，把那些线装书一本一本地放到太阳底下晾晒着。顿时，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像三十几年前那样，依旧坐在塾斋的炕上。其中的“四书”是用一条布带子打着“十”字花捆起来的，解开布带，见到每页的书角，全都用蜡液熨过，使得那些因为翻检频繁、边角有些打卷儿的书页，变得十分平整了。我想起来了，这都出自小妤姐当年的手泽。
记得，那是1948年的秋天，小妤姐看我早就读了《诗经》、《书经》等一大批新书，“四书”已经放在一边不用了，便把这一摞旧书收在一起，带回她的房间里。多少天以后，重新放置在我的书桌里的“四书”，已经熨得平平展展，简直像新的一样。我现在记不起来，这布条是她捆的还是我捆的，反正从那以后，这一套书我再也没有翻检过。因为过了旧历年，我就进入了镇上的补习班，半年后，又考取了县城的中学。此后，面对的是全新的视界，便再也没有机缘接触这些旧书了。
现在，翻看着这一册册的线装书，有如旧梦重温，说不出滋味是酸是甜，情怀是悲是喜，也许是几分欣慰又夹杂着丝丝的怅惘吧。翻着翻着，我突然发现《论语》上卷里夹着一张写在带格的彩纸上的字条。铅笔字，不怎么熟练，有些歪歪扭扭，却写得十分认真。三十几个字，都是竖着写的（标点是我加的，改了两个错别字）：
我要走了，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
嘱咐一句话：你太淘气，闹了几次危险了。
尽管过去没有见过小妤姐的字迹，但我知道肯定是她写的，不会是别人。
小妤姐是谁？她是我的塾师刘璧亭先生的小女儿。
要看她待我的那种真诚，那份情意，简直像我的亲姐姐一样，其实，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应该说，在我整个就读私塾期间，除了嘎子这个铁哥们儿，还有一个“课外指导”，就是小妤。
她小小年纪便遭遇到惨痛的不幸。十岁那年，在警察署长家充任家庭教师的母亲，因为遭到东家的奸污而含愤跳进了辽河。从此，她便开始了流离转徙的动荡生涯——先是嫁到邻县的姐姐把她接了过去；待到刘先生在我们村里安顿下来，她又从姐姐那里回到父亲身旁。父亲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影响，不让她念书识字。可是，由于她赋性聪敏，又兼较长时期在私塾这种文化环境里熏陶，也懂得许多文化知识。她认识许多字，而且，背得出来《弟子规》、《名贤集》、《神童诗》中的不少词句。
小妤姐的性格有些内向，比较孤僻，平素很少和邻居的孩子们交往，这可能和她从小就遭遇苦难、失去母爱有关系；但与我却很合得来，用现在的话讲，共同语言比较多。我虽然小她三岁，个子却比她还高，生就一副“孩子王”的英雄气概，又兼天资颖悟，课业拔尖，因此，很受她的青睐。
有一次，我们坐在一起闲谈，说起了她的名字。她说：“小妤，是我的小名，母亲起的。我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多岁了，因此，我的大名叫作晚芳；后来父亲又说，还是叫野芳好。待到我母亲去世以后，父亲日夜思念，为了纪念我的母亲，便放弃了我的大名，叫起了小名。”“晚芳、野芳，名字都很典雅。”那时，我已经读过了许多书，便告诉她：“‘野芳’的来历，是宋代大诗人欧阳修的诗句：‘曾共洛阳花下住，野芳虽晚不须嗟’。这个大文豪，似乎特别喜欢‘野芳’这两个字，他在一篇文章里还写过：‘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荫’。”
她听了高兴得跳起来，称赞我说：“你知道的真多！”
这天，我到塾斋很早，老先生正在吃饭，小妤姐撂下碗筷，就过来和我闲谈，同时，带出来一些花生米和糖块给我吃。她悄悄地告诉我，父亲昨天晚上犯了烟瘾，早晨起来就没有好气，性情焦躁得很，让我背书时多加小心。
背书开始了，我站在地下，背对着老先生，面向着东墙上的孔夫子像。我从左侧的门帘缝隙，看到小妤姐隐在门外的身影。我知道，她是放不下惴惴的心，生怕我出现差错，遭致斥责，因而偷偷地隐在一旁查看。幸好，从始至终，我背诵得十分顺利，这一关算是过去了。
我那时特别贪玩，在复习功课时，经常从炕席上拆下一些苇篾儿，弯作弹弓，去弹射嘎子哥，以致时间一长，屁股底下便破出一个大窟窿。小妤姐便悄悄地把牛皮纸抹上糨糊加以粘补，有时，还趁我们放学回家，把苇席调换一个角度。这样，我也就可以继续干那种拆折苇篾、弹射别人的淘气勾当了。多少天以后，屁股底下又出现了漏洞，小妤姐便再次地耐心粘补，看不到有丝毫的厌烦情绪。遇到夜黑天，伸手不见五指，路上绝少行人，我念完三排香的“夜书”回家时，她总是拎起门后的一条木棒，往前护送一程，然后，自己再独自回去。
过大年前后，私塾临时停学几天，我便常常跟着小妤姐到前村去看戏。戏台距离地面有五尺高，用木板搭成，坐北朝南，台下挤满了看客，周边都是卖各种小吃的。到了那里，小妤姐总是先去给我买个大麻花或带窟窿的烧饼，然后，我就一边吃着一边观看。这天，我们看到了最精彩的节目。台上跑着一只金钱豹，神气活灵活现，虽然是由人装扮的，却和真的一样，一蹿，一闪，一跳，一滚，博得了满场的掌声。
还有一个武生，出场时，先是威风抖擞地亮个俊相，然后把一支钢叉，朝着戏台右上方飞掷过去，不偏不倚，端端正正，恰好扎在戏台的柱子上。亏得他功夫到家，扎得准，不然，稍稍出一点偏差，飞叉就会掷到台下，扎在看客的脑袋上。尽管没有出现事故，台下的人群早已慌作一团，吓得一个劲儿地“妈呀—妈呀”地乱叫，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拍巴掌喝彩。这时，武生却已经踅回台后去了。我还瞪着一双眼睛，定定地等着看他的新招法，小妤姐却不容分说，拉起我的胳膊就往外走，嘴里一迭连声地叨咕着：“白给咱八百吊（钱），也不看了，——太危险！”
在家里闲不住，我们便去村子东头看高跷秧歌。广场上的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唢呐翻着样儿吹，铙钹、锣鼓敲得震天价响。钻到里面一看，扮武丑的“头跷”刚好转到我们的身边。只见他，头戴着一顶黑尖帽，勾了个三花脸，嘴角旁留着个倒“八”字胡，手里摇着一条马鞭，左翻右摆，闪腰垫步，跳着各种秧歌的舞步。后面紧跟着大队人马，认得出来的，有许仙、白蛇、孙悟空、猪八戒一流人物。那智勇双全的孙大圣，一会儿蹦到这边，一会儿又窜到那边，一手舞弄着金箍棒，一手又抓耳挠腮，异常活跃。而心存邪念、老惦着娶媳妇的猪八戒，腆着个大肚子，扇乎着两个大耳朵，扛着钉耙，晃晃悠悠，滑稽可笑。
最逗趣的是那个丑婆，身穿一套花衣红裤，耳朵上缀着两只红辣椒，手里攥着一把棒槌，嘴上还叼着一个烟管很长的大烟袋，搔首弄姿，忸怩作态，洋相百出。当她发现许仙和白娘娘正在眉目传情、亲亲热热地翩翩对舞时，便忙不迭地跳过去，抡起棒槌捣乱，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干涉。我已经看得入神，咧着大嘴呵呵地笑，小妤姐却把嘴巴凑到我的耳边，嘟囔了一句：“你看这个老东西，烦人不烦人？”
现在，回头说说小妤姐的字条上写的“淘气闹了几次危险”的事。
前面我曾写过，由于塾斋闹学，受到惊吓，病倒了三个多月。那期间，小妤姐曾多次到家里去看我，还给我做鸡蛋疙瘩汤吃；每次老先生去家里探视，她都要尾随前往。
还有一次，我站在秫秸垛上，与隔院的孩子打土圪垃仗，脚下一出溜，不慎滑进了两个秫秸垛的夹缝里。秫秸的茬子尖尖的，像锋利的枪刺一般，把我全身的皮肤划出了十几处伤口，这样，人们还说：“太幸运了，多亏没有扎着眼睛。”最尴尬的是，处在两个秫秸垛的夹缝中，左右动弹不得，全都有尖刺顶着，挣扎了好长时间也钻不出来。最后，还是由我父亲和东邻的二哥帮忙，把秫秸一捆一捆地倒腾开，才算解救出来。
最危险的那一次，是被牛犄角挑起四五尺高，然后抛落在地上，肚皮划出了两道血印子，周围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事后，人们都说我捡了一条小命。
听到我讲述这些情节，小妤姐一会儿焦急，一会儿惊悸，一会儿摇头，喃喃地说：“简直把人吓死了，你可不能再这么闹下去！”过了一会儿，又补充一句：“我父亲讲过，多难之人，必有后福。——你是一个命大、有福的人。”
她就是这样对我一片真情，时时处处关心着、照应着我。只是，由于我当时年龄太小，不懂得感情上的事，对于她没有过任何的回报，甚至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表露过。
记得就在最后这年夏天，一个深夜，我从睡梦中醒转过来，听到母亲和父亲在说话。母亲说：“小妤这个孩子，真挺好。人不大，特别懂事。对咱们的孩子，也是一片真心。”父亲接上说：“老先生和他‘魔怔’叔，也有心成全这门亲事，将来小妤嫁过来，两家好上结好，友情加上亲情。可是，我始终没有点头。我不吐口的原因，是他们二人的属相犯克，命相不对。”
说着，父亲叨念了一套口诀：“自古白马怕青牛，羊鼠相逢一旦休，蛇见猛虎如刀斩，金鸡遇犬泪交流，龙逢玉兔云端去，猪与猿猴不到头。”
父亲说：“咱们的孩子生在乙亥年，属猪；小妤生在壬申年，属猴。‘猪猴不到头’，古有明训，这叫犯属相；再者，他们一个是火命，一个是金命，火克金，金若遇火，必见销熔，‘金火夫妻克六亲，祸及子孙守孤贫’，这也是相书上写着的。命相不对，一生遭罪。这门亲事做不得！姻缘系由天定，人事不可强求。”
母亲又说：“那若是按这里本地的算法，女孩子算‘进’，小妤不是应该加一岁吗？”
父亲说：“命相学算的是属相，不论实岁、虚岁，她都是属猴——这没有变化。”
母亲也是最迷信命相的，听了父亲这番话，轻轻地叹息一声，两人便再也无话了。
看来，在那个年代，儿女们的婚事，在老一辈人的心目中，除了命相、属相，其他条件都是可有可无、无须过问的。每个当事人，不过是件金属、火焰、水滴、木块、土圪垃，至多只是一个大小动物，其他什么也不是。
上了中学以后，我问过历史老师，那套合婚、算命的玩意儿，有没有什么理论根据？
老师说，早在汉代，就形成了完整的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体系，《白虎通义》中讲到了“五行相克相害”的道理。这是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从那以后，再见小妤姐的面，就越来越少了。
后来听说，小妤经她姐姐介绍，嫁给了邻县农村的一个小伙子。此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会过面，音信也杳然了。昔梦追怀，我曾写过一首小诗：
秋水映长天，
黄花似昔妍。
绿窗人去远，
相见待何年？
我的第一个老师
小时候，我有一个近支族叔，本来有名有字，可是人们却总是叫他“魔怔”。 其实，他在当地，算得是最有学识、最为清醒的人，只是说话、处事和普通人不一样，因而不为乡亲们所理解。正所谓：“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早年，他在外面做事，由于性情骨鲠、直率，不肯屈从上司的旨意，又喜欢“较真”，凡事都要争出一个“理”来，因而，无端遭受了许多白眼。千般的苦闷全都窝在心里，没有发抒的渠道，致使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多年来一直“僵卧孤村”，在家养病。
他那种凄苦、苍凉的心境，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却又找不出恰当的话语来表述。后来，读了鲁迅的作品，看到先生说的，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并不嚎叫，挣扎着回到林子里去，倒下来，慢慢地自己去舔那伤口，求得痊愈和平复——心中似有所感，觉得大体上很相似。当然，这里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涉及更为广泛的内容。魔怔叔作为一介凡夫，是不能同思想家与战士相提并论的。
魔怔叔的面相，一如他的心境，一副又瘦又黄的脸庞，终日阴沉沉的，很难浮现出一丝笑容，眼睛里时时闪烁着迷茫、冷漠的光。年龄刚过四十，头发就已经花白，腰杆也有些弓了。动作中带着一种特有的矜持，优雅的懒散和恓惶的凝重，有时，却又显得过度的敏感。几片树叶飘然地坠落下来，归雁一声凄厉的长鸣，也会令他惊心怵目，四顾怆然。刚说了一句“悲哉，此秋声也”，竟然莫名其妙地流下来几滴泪水，呜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他感到空虚、怅惘和无边的寂寞。老屋里挂着一幅已经被烟尘熏得黝黑的字画，长长的字句很少有人念得出来。在我认得许多字之后，他耐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给我听，原来是唐代诗人杜甫的七律。记得最后两句是：“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他有满腹经纶，却得不到人们的赏识，心里自然感到苦闷。我父亲读的书虽然没有他的多，思想、感情上倒是和他有相通之处，所以，两个人还能谈得来。只是，父亲每天都要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奔走于衣食，闲暇时间太少。魔怔叔便把我这个毛孩子引为“忘年交”，这叫作“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但是，对我来说，却有幸结识一位真正的师长。
魔怔叔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方外之人，整天生活在精神世界里，对于物质生活从不讲究。他把各种资财、物品都看得很轻，不加料理；甚至连心爱的书籍也随处放置，被人借走了也想不到索还。他常常对我说，人情之常是看重眼前的细微小事，而对于大局、要务则往往态度模棱，无可无不可。这是人生的普遍失误。接着，就给我诵读一段韵语：“子弟遇我，亦云奇缘。人间细事，略不留连。还问老夫，亦复无言。伥伥任运，已四十年。”开始，我以为这是他自己的述志诗，后来读书渐多，才知道是录自明末遗民傅青主的一篇小赋。
魔怔叔不愿与人交往，他认为，与其同那些格格不入的人打交道，莫不如孑然独处。有时一个人木然地坐在院子里，像一个坐禅的僧侣，甚至像一尊木雕泥塑。目光冷冷的，手里擎着一个大烟袋，吧嗒吧嗒，一个劲儿地抽烟。任谁走近身旁，他都不会抬眼瞧瞧。一天，本地一个颇有资财的表嫂去他家串门，见他那副孤高、傲慢的架子，便拍手打掌地说：“哎哟哟，我的老弟呀，就算是‘贵人语话迟’吧，也不能摆出那副酸样儿！难道是哪一个借你黄金还你废铁了？”魔怔叔睃了她一眼，现出一脸不屑的神情，冷笑着说：“样儿不好，自家瞧。也没抬上八抬大轿请你来看。”
他平素不怎么喝酒，只有一次，到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家，喝得酩酊大醉。摔了人家的茶壶，骂了半晌糊涂街，最后踉踉跄跄地走出来，居然在丧失清醒意识的情况下，不费力气地找回了自己的家门。我问他是怎么找回来的，他说，不知道。这恐怕是因为以前无数次的回家记忆，已经内化在他的思维里，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自在机制。
童年的我，求知欲特别强，接受新鲜事物也快，正像法国大作家都德说的，“简直是一架灵敏的感觉机器，就像身上到处开着洞，以利于外面的东西随时进来”。我整天跟在魔怔叔身后，像个小尾巴似的，听他讲“山海经”、“鬼狐传”。有时说着说着，他就戛然而止，同时用手把我的嘴捂上，示意凝神细听草丛间的唧唧虫鸣，这时，他脸上便现出几分陶然自得的神色。
有时，我们去郊外闲步。旧历三月一过，向阳坡上就可以看到，各色的野花从杂草丛中悄悄地露出个小脑袋。他最喜欢那种个头很小的野生紫罗兰，尖圆的叶片衬着淡紫色的花冠，花瓣下面隐现着几条深紫色的纹丝，看去给人一种萧疏、清雅的感觉。
春天种地时，特别是雨后，村南村北的树上，此起彼伏地传出“布谷，布谷”的叫声。魔怔叔便告诉我，这种鸟又拙又懒，自己不愿意筑巢，专门把蛋产在别的鸟窝里。更加令人气恼的是，小布谷鸟孵出来后，身子比较强壮，心眼却特别坏，总是有意把原有的鸟雏挤出巢外，摔在地下。
魔怔叔说，燕子生来就是人类的朋友，它并不怎么怕人。随处垒巢，朱门绣户也好，茅茨土屋也好，它都照搭不误，看不出受什么世俗的眼光的影响。燕子的记性也特别好，一年过后，重寻旧垒，绝对没有差错。回来以后，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修补旧巢。只见它们整天不停地飞去飞来，含泥衔枝，然后就是产卵育雏，不久，一群小燕就会挤在窝边，齐簌簌地伸出小脑袋等着妈妈喂食了。平日里，它们只是呢喃着，似乎在热烈地闲谈着有趣的事情，可惜我们谁也听不懂。
鸟雀中，我最不喜欢的是猫头鹰，认为它是一种“不祥之鸟”，因为听祖母说过，它是阎王爷的小舅子，一叫唤就会死人。叫声也很难听，有时像病人的呻吟，有时发出“咯咯咯”的怪笑，夜空里听起来很吓人。样子也很古怪，白天蹲在树上睡觉，晚间却拍着翅膀，瞪起大而圆的眼睛。
魔怔叔耐心地听我诉说着，哈哈地大笑起来。显然，这一天他特别畅快。他问我：“你知道古时候它的名字叫啥吗？”我摇了摇头。他在地上用树枝书写一个“枭”字，他说，从前称它“不孝之鸟”，据说，母鸟老了之后，它就一口口地啄食掉，剩下一个脑袋挂在树枝上。所以，至今还把杀了头挂起来称为“枭首示众”。
我还向魔怔叔问过：有些鸟类，立夏一过，满天都是，很多很多，可是，两三天过后，却再也不露头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侧着脑袋想了一想，告诉我：这些可能是过路的候鸟。它们路过这里飞往东北的大森林和蒙古草原去度夏，在这里不想久留，只是补充一点粮食和饮水，还要继续它们的万里征程。
说着，魔怔叔便领我到大水塘边上，去看鸬鹚捕鱼。只见它们一个个躬身缩颈，在浅水滩上缓慢地踱着步，走起路来一俯一仰的，颇像我这位魔怔叔，只是身后没有别着大烟袋。有时，它们却又歪着脑袋凝然不动，像是思考着问题，实际是等候着鱼儿游到脚下，再猛然间一口啄去。意兴盎然的鸟趣生机，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
我进了私塾以后，仍然和魔怔叔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他和我的塾师刘璧亭先生是挚友，每逢刘先生外出办事，总要请他代理课业，协助管束我们。由于魔怔叔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博物学家”，讲授的都是些活的学问，所以，我们特别感兴趣。
在这天午后的课堂上，他随手拿起一本《千家诗》，翻到“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落砚池”这几行，又用手指着窗外枝头的家雀，说：因为家雀常常栖止于檐瓦之上，所以，这里称作“瓦雀”。
接着，他又告诉我们，李清照的《武陵春》词中有这样两句：“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蚱蜢”是一种形体很小的昆虫，用它来形容，说明这种船是不大的。蚱蜢的名字，听起来生疏，其实，你们都见过。说着，他就到后园里捉回一只翅膀和腹部都很长的飞虫，手指捏住它的双腿，它便不停地跳动着。我们认出来了，这是大蚂蚱，俗称“扁担勾”的，当即高兴地齐声念起儿歌：“扁担扁担勾，你担水，我熬粥。熬粥熬的少，送给刘姥姥。姥姥她不要，我就自己造（辽西方言，吃的意思）。”
我从一部“诗话”中看到“一样枕边闻络纬，今宵江北昨江南”这样两句诗，便问魔怔叔：“络纬是不是蟋蟀？”他说，络纬俗名莎鸡，又称纺织娘，蟋蟀学名促织，二者相似，却不是一样东西。说着，便引领我们走向草丛，耐心地教授如何根据鸣声来分辨这两种鸣虫。因为不能出声，他便举手为号：是促织叫，他举左手；络纬叫了，便举右手，直到我们能一一辨识为止。
夏天一个傍晚，气闷得很，院里成群成阵地飞着一些状似蜻蜓、形体却小得多的虫子。魔怔叔告诉我们：这就是《诗经·曹风》“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中的蜉蝣。这种飞虫的生命期极短，只有几个小时；可是，为了传宗接代，把物种延续下去，却要经历两次蜕壳和练飞、恋爱、交尾、产卵的整个历程。当这一切程序都完成之后，它们已经是疲惫不堪了，便静静地停下来，等着死掉。《诗经》里的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 ，鲂就是河里的鳊花，扁身缩颈，鳞细味美。——这也是从魔怔叔那里听来的。
但是，后来读书渐多，发现他所讲的有的也并不准确。比如，他说《诗经》中的“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蜾蠃就是土蜂，这大概是不错的。可是，他依据旧说：“蜂虫无子，负桑虫（即螟蛉）而为子”，把蜾蠃捕捉螟蛉等害虫为其幼虫的食物说成是收养幼虫，这就是谬误了。
不管怎样说，长大以后，我之所以能够“多识于虫鱼草木之名”，和童年那段经历是有着直接关系的。我要特别感谢那位魔怔叔的指教，他是我的第一位老师。（2000年）
青天一缕霞
从小我就喜欢凝望碧空的云朵，像清代大诗人袁枚说的：“爱替青天管闲事，今朝几朵白云生？”尤其是七八月间的巧云，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我能连续几个小时眺望云空而不觉厌倦。虽然眺者自眺，飞者自飞，霄壤悬隔互不搭界，但在久久的深情谛视中，通过艺术的、精神的感应，往往彼此间能够取得某种默契。
我习惯于把望中的流云霞彩同接触到的各种事物作类比式联想。比如，当我读了女作家萧红的传记和作品，了解其行藏与身世后，便自然地把这个地上的人与天上的云联系起来——看到片云当空不动，我会想到一个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没有母爱，没有伙伴，每天孤寂地坐在祖父的后花园里，双手支颐，凝望着碧空。
而当一抹流云掉头不顾地疾驰着逸向远方，我想，这宛如一个青年女子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笼，逃婚出走，开始其痛苦、顽强的奋斗生涯。
有时，两片浮游的云朵亲昵地叠合在一起，而后，又各不相干地飘走，我会想到两个叛逆的灵魂的契合——他们在荆天棘地中偶然遇合，结伴跋涉，相濡以沫，后来却分道扬镳，天各一方了。
当发现一缕云霞渐渐地融化在青空中，悄然泯没与消逝时，我便抑制不住悲怀，深情悼惜这位多思的才女。她，流离颠沛，忧病相煎，一缕香魂飘散在遥远的浅水湾……这时，会立即忆起她的挚友聂绀弩的诗句：“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
正是这种深深的忆念，和出于对作品的热爱而希望了解其生活原型，即所谓“因蜜寻花”的心理，催动着我在观赏巧云的最佳时节——八月中旬，来到这神驰已久的呼兰，追寻女作家六十年前的岁月。
呵，呼兰河，这条流淌过血泪的河，充溢着欢乐的河，依然夹带着两岸泥土的芬芳，奔腾不息，跳搏着诱人的生命之波。
穿过大桥，满目青翠中，一条宽阔的马路把我引入了县城。东二道街，十字路口，茶庄，药店，一切都似曾相识，一切又都大大地变了样。
但是，可能因为期望值过高，当我踏进萧红故居，却未免有些失望。寥寥几幅灰暗模糊的照片，一些作家用过的旧物，疏疏落落地摆在五间正房里。原有的两千平方米的后花园，这印满了萧红的履痕、泪痕和梦痕的旧游地，如今已盖上了一列民宅。更为遗憾的是，留下百万字作品的著名女作家，陈列室中竟没有收藏一页手稿、一行手迹。
联想到坐落在圣彼得堡的普希金就读过的皇村学校，虽然经过一百七八十年的沧桑变化，包括战乱与兵燹，但是，普希金当年的作业簿和创作诗稿，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那里。相形之下，深感我们在搜集、保存作家的手稿、遗物方面没有完全尽到责任。
当然，也可以顺着另一条思路考虑：这位叛逆的女性的前尘梦影原本不在家里。在她自己看来，这块土地沦于敌手之前，“家”就已经化为乌有了。她像白云一样飘逝着，她的世界在天之涯地之角。“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如此而已。云，是萧红作品中的风景线。手稿没有，何不去读窗外的云？“白云犹似汉时秋”。仰望云天，同女作家当年描述的没有什么两样，天空依旧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大团大团的白云，像雪山，像羊群，像棉堆，像洒了花的白银似的。我想，如果赶上傍晚，也一定能看到那变化俄顷，令人目不暇接的“火烧云”。
记得沈从文先生说过，云有地方性，各地的云颜色、形状各异，性格、风度不同。在浪迹天涯的十年间，萧红走遍大半个中国，而且，曾远涉东瀛。她不会看不到沈先生盛赞不已的青岛上空的彩云，肯定领略过那种云的“青春的嘘息”和轻快感、温柔感、音乐感；她也该注意到关中一带抓一把下来似乎可以团成窝窝头的朵朵黄云。透明、绮丽的南国浮云，素朴、单纯，仿佛用高山雪水洗涤过的热带晴云，樱花雨一般的东京湾上空的绮云——这些恐怕都能引发女作家的奇思玄想。然而，她全没有记在笔下。
当豪爽的江湖行、亢奋的浪游热宣告结束，“发着颤响、飘着光带”的胸境和“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渐次消磨，而难堪的寂寞、孤独与失落感袭来的时候，她便像《战争与和平》中曾是战斗主力的安德烈公爵，受伤倒在地下，深情地望着高远的苍穹，随着飘飞的白云，回到梦里家园去寻求慰藉，慢慢地咀嚼着童年的记忆——这人生旅途中受用不尽的财富。
对萧红来说，尽管童年生涯是极端枯燥、寂寞的，家园并无温馨可言，甚至经常感到扞格不入；但是，“人情恋故乡”，就像一首诗中描述的：“满纸深情悲仆妇，十年断梦绕呼兰。”一颗远悬的乡心，痴情缱绻，离开得越远，回音便越响。于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便在“永久的憧憬与追求”中孕育诞生了。
时代造就了萧红。难能可贵的是，她不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冲破了封建枷锁，离家出走，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勇敢的娜拉；而且，由于亲炙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和得到一批革命作家及其作品的滋养，同时也接触了世界近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和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文化觉醒意识，她在文学创作伊始，就显示了崭新的精神世界，以稚嫩的歌喉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和民众的愿望。
对于乡园，她没有沉浸在一般层次上的眷恋、遐想与梦幻之中，而是超越了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思索，在现实主义与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交叠的文化视点上，力透纸背地写出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深入地开掘其关于“国民性”的哲理反思和病态社会的无情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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