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社会(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蔡仲,刘鹏,著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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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与社会试读：

STS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出现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在1962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经典著作中，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把科学事实视为科学共同体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实践产品，而不是对自然的一种镜像反映。此后，科学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甚至连部分科学家也开始思考科学知识、技术系统与社会的关系，开始系统性地探索科学发现及其技术应用是如何与其他社会因素（如法律、经济、公共政策、伦理与文化）相互关联并一起发展的。当下STS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与技术的特征与实践的研究。如作为一种社会机构的科学与技术，它具有什么样的独特结构、承诺、话语与实践？这些特征是如何随着文化语境或时间变迁而发生变化的？这条研究途径最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科学的方法是什么？什么使科学事实更具可信性？现代科学与地方性知识的关系如何？二是关注科学技术的影响与控制的问题，特别是关注科学技术有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问题，如对食品安全、环境与人类价值所可能带来的风险。这类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国家应该首先资助何种研究？在技术决策中，谁应该参与、如何参与？专家共同体如何与公众进行交流？等等。

如何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涉及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是逻辑经验主义。其基本思想是，社会必须按照科学的理性模式来单向性的塑造。在维也纳学派的著名宣言——《科学的世界观》一文中，逻辑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描述了“科学世界观”的三个特征。第一，它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即存在着只来自于经验的知识，这确立了合法的科学内容之界线。第二，它以逻辑分析的方法为标志，即通过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经验材料而达到统一的科学。任何概念，不管它属于科学的哪个分支，必须通过逐步还原为指向给予的最低层次的概念来说明。如果对所有概念都进行上述分析，那么所有的科学概念就会被编入一个还原系统。这种还原系统的最低层包含经验概念和个体的心理性质，之上是物理客体，再上一层是被构成的他人的心灵，最后是社会科学的对象。第三，科学世界观的精神会逐渐统一社会生活，越来越多地渗透进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中，渗透进教育、培养、建筑以及按理性原理而形成的经济社会生活之中。科学的世界观服务于生活，而生活接受了它。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深受逻辑经验主义的激励，进一步强调科学的统一性和人类的统一性是一样的。对萨顿来说，科学代表着被所有种族所共享的通向普遍真理的唯一途径。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强调科学体现出一种人类普遍精神，这种方法后来被融合进20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性理论中。现代性是与理性、经验主义、效率和改变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意味着宿命论、习俗、非理性与停滞。因此，“科学世界观的代表人物坚决地站在朴素的人类经验的基础之上。他们满怀信心地从事着这样一项工作：清除形而上学和神学的几千年残骸……回归到一种统一的世界图景”(1)。

然而，从表面上看，逻辑经验主义的做法是把科学理论真假的决定权赋予经验性知识。然而，事实上，所有这些消解“知识的主观偏见”的做法都是以主体的形式即一种人类主义出现的，因为客观性的观念仍然是依赖于主体的。哲学家们在判定一种观点或立场是否客观时，通常使用“认知上行（epistemic ascent）”这一方法。“认知上行”是指在思考某种科学主张是否真实时，哲学家并不去考察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而只是关注科学家对研究纲领或方法的选择。也就是说，“认知上行”进入了一种元层次，仅仅关注这些方法是否是真实的、好的辩护依据，并以此来判断理论的真与假。“作为一种理想的认知客观性，它预设了在作为认知者的我们与被认知的世界之间的一条鸿沟。作为一种客观的方法论，它被提出来的目的就在于填补这一鸿沟。但任何这类议程，实际上都是作为一种主体设置的形式，被坚(2)定地置于我们与所表征的世界之区分中的我们一方。”这正是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指出的“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对自然所进行的伽利略式的外科手术或康德式的“为自然立法”。胡塞尔认为：正是伽利略式的数学化“使我们把只是一种方法的东西当作真正的存有。……这层理念的化装使得这种方法、这种公(3)式、这种理论的本来意义成为不可理解的”。也就是说，正是数学化这件理念的外衣，使人们遗忘了自然科学的“生活世界起源”的问题。为此，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指出这种“理念的唯物论”所建构的科学对象，充其量不过是柏拉图理念世界中的抽象客体，与科学家所研究的真实客观世界中的实体相去甚远，更谈不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的改造。拉图尔嘲笑道：“每一个唯物论者内心都沉睡着一(4)个唯心论者”，因此，他呼吁返回一种“真正的唯物论”，即在追踪科学家研究自然界的真实的实践过程中去思考科学。

随后的社会建构主义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用社会去建构科学技术。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提出了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又称(5)强纲领SSK）的“对称性原则”：无论真的还是假的，理性的观点还是非理性的观点，只要它们为集体所坚信，都应该对称地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对象，都应诉诸同样类型的社会原因（利益）获得解释。社会建构主义的另外两位代表性人物夏平与谢弗明确表明：“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知识形式的约定与人为的状态时，我们就把我们放在这样一种位置：认识到科学是我们自身的东西，而不是那种对我们的(6)认识负责的实在。知识，就像国家一样，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如果说逻辑经验主义者在表面上选择了自然一方，将它的目标界定为通过方法论规则过滤而获得有关实在的表象，那么社会建构主义者们则选择了社会一方，认为社会建构了实在与科学，我们除了权力与利益，无须再借用其他因素。

社会建构主义所进行的哲学批判的最终落脚点是瓦解自然实在论，但批判的结果是用社会实在论取代了自然实在论，造成了批判者与被批判对象的“两极相通”——二者共同陷入表象主义科学观。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两者都是以近代哲学中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截然二分为出发点。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两者认为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透过科学运作过程中的混乱与易变的表面，去揭示背后的隐藏“本质”，逻辑经验主义关注“立法”后的自然规律，而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的是权力与利益。

在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逻辑经验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两者的致命之处在于：双方都把研究科学的任务仅仅看成一个理论的问题，脱离科学实践去理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后，不少学者超越“客观的主体设置的认知概念”，把眼光从科学理论转向“作为实践的科学”。作为实践的科学并不是在语言、理论或研究中去表征世界，相反，它认为科学家干预性地介入世界，与世界纠缠在一起，以达到一种实践上的主客体之间的重构或话语上的接合。正如亚瑟·法因（Arthur Fine）指出：“实在论与非实在论把科学视为一场宏大的表演，一种游戏或一幕歌剧，其结果需要解释与指导……但如果科学是一种实践，那么它的表演就需要观众与演员一起演出……对解释的指导同样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剧本从来不会一开始就完成，过去的对话也不能确定未来的行动……随着表演的进行，表演场所性(7)地选择了自己的解释。”这种共同的表演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所说与所做，而且也重构了世界与社会。这种重构不是因为我们重新发明了一种社会或语言空间，后者能够反映外在的现存客体。相反，客体存在于实践之中，在实践中被改造，生成为另一种新的客体。因此科学实践并不需要我们超越世界以达到对世界的自然或社会的表象。

于是，科学实践哲学逐渐取代了上述表象主义哲学，打破了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它不再努力地镜像表征外在世界的真实面貌，而是采用各种技术、物质等手段不断介入动态的科学实践，创造一种与所观察和测量到的数据相吻合的理论模型，因为“我们对实在一无所(8)知，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由我们建构出来的模型”。在这种动态介入的科学实践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被打破，科学、技术、物质材料、科学家等异质性要素相互缠绕在一起，自然物质对象（包括技术）变成了某种具有自身力量的东西，一切科学知识就是在这一可见的动态介入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这就是技科学的认识论。唐娜·哈拉维（Donna J．Haraway）《诚实的见证者@第二个千禧TM年：女性男人©遇到致癌鼠：女性主义与技科学》一书中的致癌鼠（OncoMouse）就是这样：致癌鼠是人类在实验室小鼠体内植入人类致癌基因而得到的新生命，它象征着患有乳腺癌的病人，我们关于致癌鼠的行为代替了我们关于治疗乳腺癌的行为，即致癌鼠为我们受苦，正是通过它的这番受苦才为我们治愈乳腺癌提供了希望和拯救方案。这里的致癌鼠不是一个客体，而是一个和人类一样具有某种意向性的主体，既代表着乳腺癌病人，又代表着乳腺癌，这里人与非人、动物之间的界线被打破，呈现出融合与模糊的状态。对致癌鼠和乳腺癌治疗之关系的认识是通过不断干预的方式获得的。至此，表象主义哲学视域下的表征与其对象之间的鸿沟完全消失，科学、技术、自然物、科学家、社会等全都处在一个可见的动态异质性网络中。

科学实践哲学排斥那种界限分明和预先确定的本体论分类，如自然/文化、人类/机器、主体/客体和身体/心灵等，主张所谓的自然、文化、人类、机器、主体、客体、政治等都处在一个异质性杂合的动态网络中，彼此之间辩证地冲撞，也就是一种辩证法式的、杂合的新本体论。哈拉维的致癌鼠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本体论。致癌鼠在上述技科学网络中是以多重杂合的身份存在的：一是治疗乳腺癌的动物模型系统；二是作为活体动物，适合绿色社会运动展开跨国话语的讨论；三是处于跨国资本交换中的普通商品；四是一种待售的科学仪器，致癌鼠是基因技术产品，是动物和人的基因结合形成的赛博，它模糊了个体物种的身份；第五，致癌鼠将美国政府、哈佛大学和杜邦公司与其自身紧紧地捆绑在一个技科学研究的杂合网络中。

在这一杂合网络的确立过程中，致癌鼠不仅改变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改变了自己。“在致癌鼠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它存在于自然界中吗？”首先，在主客二分的框架中，逻辑经验主义认为致癌鼠一直静态地存在于“自然”之中，科学家凭借其敏锐的认知能力“发现了”它，而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致癌鼠无非是科学家为确立其生物学权威而建构的“强制性通道”。主客之间的二分，严格区分了主动性与被动性。如果说科学家创造了致癌鼠，或者说发明了它，那么致癌鼠就是被动的。如果说致癌鼠“引导着科学家去发现”，那么科学家就是被动的观察者。在真理符合论中，致癌鼠要么永恒存在，要么从来没有出现过。其次，如果仅有主客体两个主角，人们就不能合理地理解科学史。科学理论具有自己的历史，但致癌鼠没有这样的历史。在这种框架中，科学史家会告诉我们科学家如何在进行了多年的探索之后发现了正确的答案。他们提供的是主体而非客体的历史。传统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把历史的真实性给予了主体，剥夺了客体的历史真实性。这就是没有历史的客体和有历史的理论之间的矛盾。“历(9)史不过是人类进入非历史的自然的一条通道。”如何消除没有历史的客体和有历史的理论之间的矛盾呢？为此，拉图尔提出了广义对称性原则，目的是消除主客的绝对分离，赋予致癌鼠这种客体以历史的真实性。在科学家之前，致癌鼠存在吗？“从实践的观点来看——我(10)说从实践上看，并不是从理论上看——它不存在。”在此之前，致癌鼠的原型小白鼠无疑在其他地方也经历了其生命，但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致癌鼠是以一种独特的、场所化的机遇方式被建构出来的。致癌鼠并非被隔离于历史，而是科学家在实验中与自然—仪器—社会机遇性地集聚在一起，如相关生物学家与技术专家、实验仪器、实验对象、杜邦公司、哈佛大学、美国政府等各种各样的异质性要素在实验室中的地方性集聚，从而形成一个行动者网络，最终将作为原型的小白鼠建构成一个稳定的实体——致癌鼠。在此，“指称循环……将我们……从一种本体地位带到另一种本体地位。……物偷偷地从几(11)乎不存在的属性转变为了一种成熟的物质”。实验室的研究是把客体（小白鼠）“带回家中”的自然过程，它拒斥任何独立于实验室的外部客体，它使客体得到了“驯化”，从而建构出所需要的“新客体”（致癌鼠）。这就是客体的建构。当然这种建构过程要受制于实验室的地方性社会条件。如果我们说“历史的真实性”意味着“像所有生物物种的历史真实性一样，致癌鼠是在实验室的时空扩展与延续中生成与演变着”，那么就可以说，致癌鼠的历史真实性牢固地扎根于科学实践过程之中。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实验室研究不仅建构出新的客体，同样也改变了“主体”与社会秩序。也就是说，客体与主体都在彼此的建构中获得了新的属性，并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本体状态，进而最终获得了自己的新本体地位，这是一种人与物相互协调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上述过程中，一种全新而特殊的科学共同体应运而生。这一共同体中的成员具有建构“致癌鼠”的各种技术、能力和知识。这些技术与知识也只有在建构致癌鼠的实践发展中才能突现，也只有在其成功操作中才能展现出来；这些技术成为相关专业共同体的标志，一同会聚到建构致癌鼠所演奏的“准交响乐”中。作为一个客体，致癌鼠是这个专业共同体的客体，而这些专业人员又是这个客体的主体，这样，每一方都发展并呈现出一种与对方有关的特定形象。当然，它也改变了社会关系，如围绕致癌鼠的专利权，哈佛大学（研究方）与杜邦公司（出资方）展开了激烈斗争，美国政府也被迫介入其中斡旋，争议的最后结果是哈佛大学获得致癌鼠的专利权，杜邦公司获得致癌鼠的经营权。

科学实践哲学丰富了我们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用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话来说，就是一种“自我—他人—物”体系的重构，一种经验在科学中得以构成的“现象场”(12)的重构。首先，客体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在于它是在实践的矛盾过程中、在时空延续过程中生成的。其次，这种研究使我们进入一种全新的本体论，即我们总是生活在物质世界之中，物质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生气勃勃、永无止境的突现力量的场所，我们不应去控制或支配它，而是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它。因此，科学是一种客体与主体、科学技术与社会共同进化的历史过程。

本教材的写作立足于STS的最新进展特别是科学实践哲学，坚持历史分析与前沿考察、理论梳理与现实观照相结合的原则，不管从写作内容还是在章节结构上，都以帮助学生理解现实中真实的科学运行机制为目标。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进行理论性分析，考察当代STS的历史线索以及技科学这一关键概念，为后文的进一步展开奠定理论基础；第三章至第七章主要从科学运行的当代特征入手，考察了学院科学的商业化及其带来的各种挑战、科学的自律性、科学与非西方知识的关系、科技创新中的相关问题以及当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赛博化特征；第八章的主要内容是，立足科学实践，重新反思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九章则集中考察了STS的通识教育属性及其对通识教育的重要作用。(1) O．纽拉特：“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献给石里克”，王玉北译，《哲学译丛》，1994年第1期，第40页。(2) J．Haugeland，J．Rouse．Dasein Disclosed：John Haugeland's Heidegger．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xiv.(3)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62页。(4) Bruno Latour．“Can We Get Our Materialism Back，Please?”．Isis，2007（98）：138—142.(5) 大卫·布鲁尔：《知识与社会意象》，艾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7—8页。(6) S．Shapin，S．Schaffer．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Hobbes，Boyle，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343.(7) Arthur Fine．The Shaky Game：Einstein，Realism and the Quantum The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148.(8) A．Nordmann．“Collapse of Distance：Epistemic Strateg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science”．Danish Yearbook Philosophy，2006（41）：7.(9) Bruno Latour．Pandora's Hope：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157.(10) Bruno Latour．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80.(11) Bruno Latour．Pandora's Hope：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122.(12) 转引自希拉·贾撒诺夫等编：《科学技术论手册》，盛晓明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2页。目录

导言

第一章　从作为理论的科学走向作为实践的科学 第一节　STS中两种极端的人类主义 一、逻辑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不对称性原则”二、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论对称性原则”第二节　科学实践哲学的“本体论对称性原则” 一、自然—仪器—社会的混合本体论二、非人类的能动性三、科学实践哲学的理论流派四、生成论意义上的世界观扩展阅读思考题

第二章　技科学的概念与理论审视 第一节　技科学的概念考察 一、巴什拉论技科学二、奥托瓦论技科学三、拉图尔论技科学第二节　技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审视 一、重审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二、重审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三、技科学的哲学审视扩展阅读思考题

第三章　学院科学商业化的历史与哲学审视 第一节　学院科学的商业化 一、科学研究模式的变化二、学院科学商业化的社会背景第二节　学院科学商业化的哲学反思 一、学院科学商业化对科学规范的挑战二、学院科学商业化对科学哲学的挑战三、学院科学商业化对伦理的挑战扩展阅读思考题

第四章　科学的自律性之困境 第一节　科学场及其自律性 一、科学场的自律性二、科学场的自律性所面临的挑战第二节　普兹泰事件与自律性的破坏 一、制度化科学资本的压制二、经济资本的诱导三、政治力量的强势介入四、科学自律性之反观性扩展阅读思考题

第五章　现代科学与地方性知识 第一节　全球化过程中科学的扩张 一、范式的“规训”与“惩罚”二、科学与殖民地扩张第二节　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科学全球化 一、后殖主义对科学的极端解构二、互动中的发展：ANT视域下的后殖民技科学扩展阅读思考题

第六章　科技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审视 第一节　科技创新的理论审视 一、社会技术系统中的科技创新二、科技创新的两个原则第二节　科技创新中的分界问题 一、学术创业之基础——科技资本二、塞拉罗斯现象三、塞拉罗斯的科技悲剧四、科技创新要以科技为本扩展阅读思考题

第七章　赛博与后人类主义 第一节　赛博与赛博空间 一、赛博二、赛博空间第二节　后人类及其哲学审视 一、后人类二、离身性与具身性扩展阅读思考题

第八章　两种文化关系的时代反思 第一节　两种文化的关系史 一、卢梭式的质疑二、斯诺命题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第二节　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下的两种文化 一、斯诺命题的历史与哲学审视二、从划界逻辑到划界活动三、作为杂合体的科学扩展阅读思考题

第九章　STS与通识教育 第一节　从科学教育到STS的通识教育 一、科学的专业教育与人的“异化”问题二、从专业教育到哈佛大学的科学史教育三、从科学教育到STS教育第二节　STS通识课程建设的理念与路径 一、STS类通识课程建设的必要性二、STS课程的通识性内涵三、STS类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差别四、中国特色的STS课程建设扩展阅读思考题

参考文献

后记第一章　从作为理论的科学走向作为实践的科学

在“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中，以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被称为“人类主义”（humanism），即依据人的本质，特别是合理性规范，去决定科学的真与假、理性与非理性，从而保持人类的独特价值。而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被称为“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即认为我们应该从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仪器）之间的内在作用中去思考科学的合理性问题。第一节　STS中两种极端的人类主义

人类主义的哲学哺育了从逻辑经验主义到社会建构主义在内的一大批科学哲学流派，其根基是一种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之间截然二分的认识论。所谓认识论，它主张知识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客体所提供，另一部分由主体所提供。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插入楔子，这就产生了逻辑经验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这两种极端的人类主义。一、逻辑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不对称性原则”

逻辑经验主义把科学视为一种在语言、理论或研究纲领中努力表征自然的做法，认为科学代表着对自然的真理性表象，并且时常通过“普遍性的方法论原则”的过滤获得上述真理。如作为逻辑经验主义之典范的科学合理性的标准模型（又称逻辑合理性模型），其核心是各种规则，包括逻辑规则、算术规则、数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从表面上来看，这种做法是把科学理论真假的决定权赋予自然，但事实上，所有这些消解“知识的主观偏见”的做法都是以主体的形式出现的。这就是前文所说过的“认知上行”。“认知上行”这种人类中心论的做法源于逻辑经验主义为科学哲(1)学所划定的界线。1938年在《经验与预言》一书中，汉斯·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提出了科学哲学中著名的“辩护的语境”与“发现的语境”两分的观点。赖欣巴哈提出“两种语境”之分，目的是想表明科学家的实际思维过程（发现的语境）与发现后的理论表象（辩护的语境）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他认为，科学发现是不能进行哲学分析的，因此，解释科学发现便不是认识论的任务，科学哲学只能涉及科学的辩护的语境。这种两分旨在划出科学知识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之间的界线，内部关系属于科学的认知内容，它代表着科学反映的自然，科学哲学只涉及内部关系，社会学则主要涉及外部关系。赖欣巴哈试图建立一种既具有逻辑完备性，又能准确反映思维的认知过程的理论，但其中要排除科学的非认知因素，如心理、文化与社会因素，从而把科学抽象为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二战”后的科学哲学界普遍接受了这种区分，后者成为科学哲学的主导原则之一。

赖欣巴哈式的标准的二分就是要把理性的重任赋予科学哲学家，而把非理性的残余留给科学社会学家。在辩护的语境之中，方法论的规则成为理论成功的唯一评价标准。方法论成为科学知识得以确立的秩序空间，它凌驾于科学之上，是观念的显现、科学的确立、科学的哲学反思与合理性建构的先验性基础。这同样暗示着一种清楚的等级分类，即自然科学超越于社会科学，而哲学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这种等级差异还体现为内部与外部之分，内部被视为一种永恒的、理性的科学知识的进步舞台，而外部被视为一种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因素构成的非理性的杂烩。这就是传统科学哲学中的“方法论不对称性原则”，它坚决拒斥另一种形式的人类主义，即社会建构主义对科学知识的介入。二、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论对称性原则”

面对上述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如此不对称的任务分配，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了强烈的异议。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论对称性原则，意味着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更优越，继而否定了科学哲学中的理性模式，为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寻找到合法依据。例如，采用“方法论对称性原则”就意味着孟德尔的遗传学和李森科的伪科学都必须被视为与自然进行了因果性衔接，只不过采用了两种不同的途径：“既有孟德尔，也有李森科……这些理论都是与自然衔接的。由于它们处于各自的时代，所以都具有社会制度的烙印……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获得了不(2)同程度的成功。”布鲁尔的结论是：孟德尔和李森科两人的理论都与“自然”无关，二者必须等同地被视为一些利益组合或制度化思维方式的反映，自然“一文不值，它们仅仅是存在于那里的一块空白屏(3)幕，上映的是社会学家们所导演的电影”。由此可见，如果说逻辑经验主义在表面上选择了自然一方，将它的目标界定为通过方法论规则过滤而获得的实在的表象，那么社会建构主义则选择了社会一方，认为社会建构了实在，人们除了权力与利益，不需要谈及其他。因此，如果说逻辑经验主义把科学变成了方法论的傀儡，那么，社会建构主义则把科学变成了权力的玩物。社会建构主义将科学合理性置于社会语境之中，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内容最终被归结为某一共同体采用的社会文化规范，其结果是“腐蚀掉人们所熟悉的客观性(4)概念之理性基础”。社会建构主义的做法完全误读了科学的任务，消解了科学家的努力目标——理解自然。就像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所说：当社会建构主义者面对科学家时，就意味着“科学大战”。

从本体论的角度看，逻辑经验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都是以近代哲学中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截然二分为出发点。逻辑经验主义者虽然一直把自然作为其认识论基础，然而，自然却没有自己的生命力、主动性，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接受强加在它们身上的各式各样的方法论规则的塑造；社会建构主义则干脆完全撕下了客观性这一面纱，直接用社会去决定自然、主体去规定客体。这是人类主义的极端表现。正如布鲁尔所说：“人们感到，它们（自然）就根本没有‘历史’，它们仅仅是‘在那里’，它们给更具变化性的人类舞台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背景，而在人类舞台上，观念是变化的，各种理论来了(5)又去了。”因此，布鲁尔的方法论对称性原则实际上是不对称的，即用社会来解释自然，知识是对人类社会这一本体的反映。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其主要任务就是透过科学运作过程中混乱与易变的表面，去揭示背后隐藏的社会秩序，如权力与利益。其“突出了实验室的丰富的混乱现象中的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可见的：知识，在这方面，SSK是一种认识论的纲领，继承了知识的哲学传统。另一部分是社会，社会被理解为如利益、结构、习俗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同时，这些社会秩序是某些先验的，确定性(6)的东西，能够决定尚存疑问的知识”。因此，社会建构主义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预设了其所批判的对象本身所预设的前提：挖掘现象背后的所谓本质。它所做的不过是用“社会实在论”取代“自然实在论”，本质上沿袭的依旧是对知识的表象性语言描述。

表象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主义，它源于20世纪中叶的“语言学转向”，这一转向赋予了人类“语言”太大的权力，随后还出现了“符号学转向”、“解释学转向”、“文化转向”，而每一次转向的结果都是把自然转化为一种语言或其他形式的表象。语言重要、话语重要、文化重要，但自然不重要。只允许人类用语言去塑造或决定我们对自然的理解，相信语言的主语与谓语之结构代表着一种先验世界的潜在结构。这是社会建构主义与传统实在论的共同的形而上学基础。语言与文化具有能动性与历史性，而“物”却被表现为被动的与永恒的，充其量承载着来自于语言与文化的历史引起的变化。这里凸显的是文化表象的活力，淹没的是被表象的自然的生命。这样，表象主义眼中的科学不仅是去语境化的，而且还是非历史的。这导致在科学哲学的长期发展中，自然的历史性始终没有进入科学哲学家的视野。“他们缺乏历史感、他们仇恨生成（becoming）……他们把科学家变成了木(7)乃伊。”

逻辑经验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共同问题在于：⑴他们将视角聚焦于科学知识，认为科学知识是解释科学合理性问题的中心；⑵共同假定知识是反映论意义上的表象。在逻辑经验主义者那里，科学是“自然之镜”，而在社会建构主义者那里，科学变成了“社会之镜”。这些都是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所称的“普遍性的合法化方案”，即这些相互竞争的不同解释都在为科学知识的合法化提供一种普遍的原则；⑶把科学变成了没有历史感的木乃伊；⑷使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成为无果之争。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表征走向干预、从知识走向实践。

具有人类主义特征的逻辑经验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都把科学视为知识或文本，其所支撑的实践的图景具有典型的还原特征。逻辑经验主义寻求把科学实践描述为一种理性的运作，并在这种理性运作中去探讨科学的合理性问题。类似地，社会建构主义从社会到知识的致因性解释，把对科学的合理性解释牢牢限制在专业的社会学领域内。然而，如果把科学视为实践或活动，对科学实践的合理性研究和理解将不会被限制在传统意义上的任何一个具体的学科，对实践的研究将彻底瓦解传统研究的学科还原特征。这并不是科学的哲学、社会学、编史学内部的专业争论，而是对在专业性外衣包装下的截然分明的学科领域和学科界限的挑战。传统的学科概念和界限正在受到来自科学实践研究的巨大压力，但这种挑战并不提倡对各个学科进行一种无政府主义式的解构。事实恰恰相反，研究科学实践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将汇合在一起，去探索一种新的、范围广泛的、多学科综合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可能性，这就是STS的跨学科研究。第二节　科学实践哲学的“本体论对称性原则”

1992年，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主编的《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出版后，科学哲学中出现了“实践转向”，标志是拉图尔等人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皮克林的“冲撞理论”、劳斯的“研究实践的动力学”、哈拉维的“赛博技科学观”等。上述研究进路的共同特征是，清楚认识到逻辑经验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基本立场的极端性，力图通过对科学实践的突出强调，达到两者的适当整合，以实现对两者的超越。

科学实践哲学，顾名思义，就是从科学实践——科学家的实验室活动或田野研究而非科学理论出发，去研究科学知识的建构及其哲学问题。由于科学实践本身涉及多维度的活动，因此，科学实践哲学一开始便显示出一种跨学科研究的特征。一、自然—仪器—社会的混合本体论

为了摆脱逻辑经验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两种极端，1992年，拉图尔、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与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斯蒂文·耶尔莱（Steven Yearley）之间爆发了著名的“认识论鸡”之争；1999年，拉图尔与布鲁尔之间爆发了“对称性原则”之争。这两场争论的焦点是对称性原则的历史，即坚持布鲁尔的“方法论对称性原则”还是坚持拉图尔的“本体论对称性原则”。前者坚持科学的社会建构，把科学视为对科学共同体利益的反映。后者要求消除传统科学哲学中主客的截然二分，主张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保持对称态度，坚持从两者的本体混合状态，即从一种“人类和非人类的集体”(8)中去追踪科学的实践建构过程。由于它强调在本体论的实践舞台上去追踪科学的建构，思考科学的哲学问题，因此这一原则被称为“本体论对称性原则”。这种人类与非人类的集体，在实验室生活中表现为“自然—仪器—社会”的聚集体。这实际上就是当代后戴维森主义（Post-Davidsonian）的实用主义者如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所提倡的塞拉斯式（Sellarsian）的因果关系空间，是我们与世界的“遭遇”的行动空间。

拉图尔指出，布鲁尔的“方法论对称性原则”并没有真正坚持对称性，因为它将解释权赋予了社会，造成了自然的“失语”。为此，拉图尔把对称性原则从方法论推向本体论，即“在对人类与非人类资(9)源的征募与控制上，应当对称性地分配我们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人类与非人类这两类本体问题上保持对称性态度。要保持这种本体论上的对称性态度，首先要突破自然与社会、物与人的截然两分，破除反映论意义上的表象主义。其次要赋予“物”以力量或能动性，以理解在实验室中物与人之间力量的冲撞。拉图尔的主要思想是，首先用actant（泛指人类与非人类的行动者）一词替代actor（仅指人类的行动者），这样，主体与客体、人与物、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在本体层面上得以清除。其次，通过“转译”等概念分析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在属性上的相互交流，于是，人类开始具有了非人类的属性，非人类也开始具有了人类的属性，如能动性或力量。这样，新本体论成为以两者的内在行动为基础的一个行动者网络，出现了一种(10)“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本体混合状态”。“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图景中，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是对称的，两者互不相逊，平分秋色。任何一方都是科学的内在构成，因此只能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考察。”(11)通过本体论对称性原则，主客体的交汇点，也即科学实践得以发生的真实本体时空——实验室——就成为STS所关注的焦点。研究实验室中科学事实如何在人类与非人类的交织中被建构而生成出来，研究实验室所生成的科学事实所带来的自然—社会、客体—主体之间的共生、共存与共演的历史，这些就构成了当代科学实践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这种人—仪器—自然的聚集体中，首先，作为人的科学家，是一种生活中和实践中的有限存在，其活动受制于仪器、自然和社会。然而，科学哲学在自康德以来的先验哲学的影响下，硬是把人的有限性遮掩起来，有意或无意地把有限的人当作讨论一切问题的基础；硬是把无限的、绝对的、创造者的角色归于有限的人，让有限的人不堪重负、膨胀欲裂。拉图尔的本体论对称性原则就是要恢复并阐明具体、有限的科学家，把科学家视为在实验室中进行操作的具身性实践者。这也正是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的研究途径，这种途径强调“默会技能”在知识生产中的重要性。逻辑经验主义或者说传统科学哲学强调方法论对科学实践的指导作用，柯林斯将其称为“算法模型”（algorithmic model）。这种模型主张：方法论上的指导能够提供所有可遵循的实验技巧，方法论程序是发现科学的真理性与有效性的根本保证，进而期刊或文本中对科学工作的形式化描述就具有了完备性。这种模型实际上把科学工作视为“逻辑的翻转”，科学家成为“方法论的傀儡”。与之相反，由于本体论对称性原则更加强调与形式化的方法论相对的默会知识的把握，于是，科学就内在于科学共同体的实践之中，科学概念与定律、方法论规则、对某些实验知识（如与仪器的运转有关的知识）的把握以及对仪器所得出的数据的解释能力等，都无法在明确的方法论程序中得到完全阐明，它们只能通过库恩所谓的“范例”实践，默会把握。总之，科学事业依赖于实践中的能知（know-how）。正如波兰生物学家卢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指出的：“在任何方面，科学研究都是一项技能性的活动，它(12)依赖于大量非形式化的、部分具有默会性质的知识。”这就是柯林斯称谓的文化适应模型（enculturation model）。

其次，按照本体论对称性原则的理解，自然不是一种柏拉图世界中的理念，而是一种现象界的本体。如“位置”不能被预设为一个明确的抽象概念，也不能被预设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对象的内在属性，因为“位置”只有在利用一种带有固定组成的严格装置时才有意义。此外，用这种装置对“位置”的任何测量都不能被理解为是对某些独立本体的抽象，而只能是一种现象属性。因此，按照本体论对称性原则的要求，认识论的对象不是带有固定边界的抽象客体，而仅仅是现象。也就是说，现象是本体论上首要的关系。现象不是由物自身或现象背后的本质或属性所构成，而是现象之中的物。现象就是实在的构成。正如伊恩·哈金（Ian Hacking）这位科学实践哲学的开拓性人物所说：“我对‘现象’一词的用法与物理学家的一样。这一用法必须尽可能地远离哲学家的现象主义、现象学以及私人、转瞬即逝的感觉材(13)料……现象就是显现。”

第三，在现象的生成中，仪器扮演着一种关键性的建构角色。仪器的主要功能是调节科学家所遭遇的自然界的“阻抗与适应之间的辩证法”（皮克林语）。由于观察渗透着理论，因此仪器不是对自然界的中性探索，仪器只会体现出某些特殊的理论要求，服务于某些特殊的目的而排除其他，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实践。通过它，某些特殊的现象被场所性地建构。也就是说，仪器是物质化的排他性实践。仪器是现象的重塑或话语实践，它在自身话语实践的差异化中生成出物质现象。仪器不是在世界中的一种静态的安排，而是对世界的一种动态的重构，一种能动的操作性实践，通过它，特殊的独特边界得以启动，但它通常不会完整和确定地产生某些预期现象，并没有确定的“外在”边界。这种不确定性代表着现象生成的开放性，即仪器对重置、重构与其他修改的不断开放。此外，任何特殊的仪器总是会被应用于不同的实验室、不同的文化或地理空间，总是会发现自己处于有待更进一步说明的情境化差异之中，这是不确定性的另一种表现。这些实践组成了在操作中的科学仪器的重要特征。现象是通过具身性活动中的多种仪器的能动的内在作用而被制造的。二、非人类的能动性

逻辑经验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对能动性的考察是非对称性的，认为能动性仅属于人类，而不属于自然，自然被看作惰性的物质，被动地等待着人们去表征。因此，科学哲学家一直恐惧人类的力量（愿望、动机与意图），企图通过方法论的理性力量对其进行过滤和清除。相反，社会建构主义者一直试图把人类的力量（权力与利益）理解为科学信念与文化扩展的一种真实的原因。但拉图尔的“本体论对称性原则”表明这种力量的分配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自然本身具有自己的力量（agency）、能动性或主动性，它不断地与使用仪器的科学家在“阻抗与适应的辨证矛盾”中共舞，其间为克服“自然”的阻抗（自然界的能动性的表现），科学家的目标、计划及仪器设备的物质形态等都需要不断地改进和转换，以适应“自然”的“要求”。自然的能动性实际上就是伊·普里戈金（I．Prigogine）在《从混沌到有序》中所说的自然的自组织性。仪器也有自己的生命力，它们能够完成人类的精神与身体无法完成的工作。机器的这种操作性力量，就像受规训后的人类力量一样。哈金反复强调“仪器创造了现象”，并由此走向“实验有自己的生命”这一立场。

科学家的力量、仪器的力量与自然的力量共同聚集在实验室的舞台上，在相互共舞（皮克林语）或转译（拉图尔语）中建构出科学事实。在这种共舞中，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并非先于实践存在，而是通过实践过程中两者的对称性介入得以相互界定、支撑与发展。也就是说，在科学实践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之间机遇性的组合是在时间中涌现出来的，并成为实践过程的有机构成——表现在目标的试探性设定、特定的阻抗的涌现、特定的适应的达成之中。这些机遇性组合成为实践过程中不可逆的部分，它们并非外在性地干涉实践过程，也不是仅仅将自身附加于实践过程之上，而是实实在在的实践本身。科学事实就是在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共舞过程中瞬间涌现出来的。之所以称其为“涌现”，是因为任何科学家事先都无法准确地把握科学实践发展的时间轨迹。在这一共舞过程中作为主动的、有目的的行动者，科学家们尝试性地建造出一些新的仪器，随后处于被动状态以监控仪器的运行，去捕获的自然力量的可能功效。与之对称，自然的力量恰恰是在人类被动的观察阶段主动地展示自身的能动性。机器也是在有目的地运作着，在努力地捕捉着自然力量。阻抗体现为人类有目的地捕获自然力量的失败，适应则是应对阻抗的人类的主动性策略。这种策略包括对目标、动机和理论的调节，对仪器的物质形态的改进，对科学的活动框架以及围绕行动框架的社会关系的调整。这就是“阻抗与适应的辩证运动”。这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形而上学。这种世界观和形而上学把科学视为一种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经由阻抗与适应辩证运动的人类文化的一个进化领域，其中前者寻求捕获后

(14)者”。同时，这也展示出一种开放式驻足点（open-endedness）的图景。当各种新的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机遇性地聚合在一起时，新的实践共舞开启；新的异质性力量就会在多种可能性的开放空间中展开新的共舞，并最终会形成一个新的科学事实。如此“循环”共舞，构成了科学实践生生不息的永恒图景。

这种科学观有两个基本要点。第一，“去中心化”的后人类主义。在这种聚集中，自然所为、仪器所为与科学家所为，彼此交织、相互强化，三方地位等同，没有预先存在着的主次、先后。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自然是表面上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社会建构主义那里，社会则凸显出主导作用。而在科学实践哲学中，自然、仪器、理论与社会是在实践共舞中具有同等地位的异质性要素，这就瓦解了自然与社会之间截然分明的界限，进入了后人类主义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类活动者依旧存在，但他们与非人类力量内在有机地相互缠绕，人类不再是发号施令的主体和行动中心。世界以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15)建造我们。”第二，瞬时涌现。在实践之前，人们对组成一个正常运作的人类与非人类的聚集体中的各种要素无法事先准确确定，也不能够完全把握其确切功能。它们都是在真实的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要素。这意味着科学实践是在阻抗与适应的共舞中拓展并成就自身的空间。在逻辑经验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那里，对理论变化的解释总是根据一些固定不变的标准，比如认识论的理性标准或利益、权力等。而在科学实践哲学中，真实时间进程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阻抗和适应之间的辩证法”才是解释的关键。这样，科学，由于其本质上是一种实践中机遇性的相遇场中涌现出来的产物，因而便具有了内在的时间性。“这个（this）只能恰好发生，然后那个（that）也只能恰好发生，等等，在一个独特的轨迹中导致了这一（this）或那一（that）图像。”(16)这个轨迹及其终点绝不可能事先被确定。因而，科学的实践建构为我们显示出：“在物之繁涌中，在人类和非人类的交界处，在开放式驻足点和前瞻式的反复试探的过程中，真正的新奇事物是如何在时(17)间中真实地涌现出来的。”

科学事实是在人类与非人类力量之间的共舞中涌现出来的产物，拉图尔用“拟客体”来表达“科学事实”。“拟客体位于（自然与社(18)会）两极之间。”皮克林则用“赛博”（cyborg）来表明，科学事实是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之间交织的产物。在当前的主流学术领域内，对“拟客体”或“赛博”的研究还处于边缘地带。然而，这类奇异的对象不仅充斥在自然科学中，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无处不在，如近代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工业—科学组织、“二战”时期所诞生的科学技术—军事机构、转基因食品、气候变暖等。主流学术之所以对“赛博”置若罔闻，这主要是受机械论世界观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体论层面。现代科学在对“自然”进行伽利略式外科“清洗”手术后，诸多学科以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明确区分来界定自身。自然科学对非人类世界进行评价和理论探讨，这是一个假定“人类”并不存在的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则选择了另一部分，试图分离并理论化一个纯粹的人类领域。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中，拉图尔指出现代性是由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引发的，即对物与人进行纯化而分离的叙事，自然科学只负责研究物，人文社会学者则负责讲述人。正是这种学科分立的世界，使得“赛博”成为视而不见的对象，不属于任何研究领域。各学科领域不公开承认它们，只是支离破碎地理解它们。不同的学科仅仅抓住了“赛博”的只鳞半爪。显然，消除这种支离破碎现状的学术努力将是跨学科的。它需要既不以人类为中心也不以非人类为中心，而是在人类和非人类的共舞中进行思考。第二，时间性层面。主流学术中并没有为时间留出位置。科学哲学倾向于讨论无时间的问题——真理、理性、美、善等，而科学社会学家倾向于持续讨论各式各样的共时性关联。当时间性问题无法避免时，讨论通常被转化为对致因的分析和预测，而不是科学实践哲学所讨论的各种开放式驻足点式的终结、不可预期的生成与演化。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时间被内在性地引入了科学之中。三、科学实践哲学的理论流派

科学实践哲学是当代STS发展的主流。当然，当我们称其为科学实践哲学时，并不是说其内部全然一致、毫无分歧，而只是表明当代众多STS学者之间的最小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使得他们可以被放置在这样一个仅仅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标签之下。这种一致性的核心内容是，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实践并非一个可有可无的中介，它就是科学的界定者，甚至可以说就是科学本身。具体而言，科学实践哲学包括以下几大研究流派。1．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在“本体论对称性原则”的基础上，拉图尔等人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正如前文所言，为了对称性地看待人类与非人类，拉图尔主张用actant替代actor，众多actants联合行动就会结成一个网络，网络形成的内在机制是转译。“转译”是ANT的一个关键术语，它是指一个行动者为建构一个事实，必须通过磋商、征募等手段，并经过一系列的转译，让所有的行动者都意识到必须要建立一个联盟，即一个行动者网络，才能建构出科学事实。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卡隆对法国圣布里厄海湾扇贝养殖活动的研究。科学家为了成功地养殖扇贝，必须运用磋商、征募与动员等手段，把自己的学术兴趣转译成渔民的经济利益、扇贝的生存利益，以形成一个网络，使扇贝按科学家的期望生长。如果其中任何一个节点出现问题，如渔民与科学家之间起冲突，把还未完全成熟的实验扇贝捞起来出售，这一网络就会坍塌，科学实验也就失败了。卡隆的这个例子想表明的是科学研究“依赖于(19)一种社会与自然之交织态的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网络实际上就是转译链。ANT是在本体论的舞台上思考科学及其知识的建构问题，这是拉图尔科学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最简单的理解就是，科学不再是知识，它成了一种现实的转译链，一种内在于科学实践中的运动。它将对象、科学仪器、科学家共同体、其政治和经济上的盟友、大众的地方性知识与科学概念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不断转译中的体系，这种转译的连续性保证了科学事实的实在性。如果这一链条在某处发生断裂，那么，科学事实将会丧失其实在地位。科学就是转译链所形成的行动者网络，这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网络成了科学的实存方式。(20)2．皮克林的冲撞理论

拉图尔是用符号学的方式来看待本体论对称性原则的，从而把人类与非人类（研究对象与仪器）混为一谈。皮克林对这种符号化特征持有异议，故提出“局部对称性原则”。该原则指出，在科学实践中，自然、仪器与人这三类因素无一处于绝对中心地位，这一点符合“对称性”。但皮克林同时强调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之间并非完全等同。利用这一原则，皮克林对科学实践进行“冲撞”式地辩证分析，用历时性分析替代拉图尔的共时性分析，强调“瞬时涌现”的概念，认为科学事实是在人类与物质之间力量的冲撞中涌现出来的，具有不可预测的演化趋势，从而使时间与历史真正进入科学实践之中。同时，正是由于皮克林看到了人与物质之间的差异，使他关注到一种新本体——赛博，即一种自然界和非自然界之间界限消解之后出现的“自然—人—机器”的混合本体（如身体的基因改造），并认为这三者之间是一种共生与共演的关系，这就是他的“辩证的新本体论”——人类力量和物质力量之间共生、共存与共演的生态本体论。

不过，在思考“科学实践本体论现场”时，皮克林与拉图尔一样，持有“混沌性原则”，把实验室中的科学活动视为铭写、技术装置和具体技能之间的随机拼凑，是一种混乱与无序的组合，科学家成为一个对随机因素进行胡乱拼凑的修补匠，结果使实验室科学陷入认知的泥淖。毫无疑问，这种工作批判了科学合理性的神话教条，却彻底抛弃了科学的内在合理性和实际科学活动的稳定性。尽管这里强调了实际的科学活动不能“完备地”证明自身的合理性，但它不能彻底终结有关科学探究的理性基础和自然基础的争论，因为这些议题重弹了哲学相对主义的老调，模糊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当各种社会因素直接进入科学内部时，科学的理性规则就会失去其本该有的制约作用，哈金认为这是社会建构主义的首要症结。因此，如何恢复科学的合理性，就成为后继的科学实践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哲学家们最终走向了科学合理性的生成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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