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宝生 自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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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宝生试读：
编前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寄予了殷切期望。
2017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4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涌现了一大批政治合格、学术领先、学风优良的专家学者。他们中有一批年高德劭、造诣精深的知名专家学者，堪为学科史乃至学术史上的一面面旗帜。通过对他们的深度访谈，或请他们自述，记录下他们孜孜矻矻、上下求索的治学历程，记录下他们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深邃思索，也记录下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和人生境界，请他们为薪火相传的学术事业“传道、授业、解惑”，这样既可为学科史、学术史抢救一手可信的史料，也可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掇菁撷华。因此，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编辑出版“学术名家自述”丛书，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成编辑部，确定丛书的方案、编写大纲，并对丛书的框架、内容、体例等进行多次研讨。同时，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荣誉学部委员、学部委员进行学术自述，并陆续推出。
考虑到部分老专家年事已高，个体经历各异，学科之间千差万别，无论是请他们自撰还是对他们进行访谈，都殊非易事。首批推出的几位名家自述，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只求真实记录，不求风格上的统一。内容上，或有他们对成长历程的回忆；或有他们对学科发展的回顾；或有他们对治学特色的讲述；或有他们的人生感悟……叙述方式上，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法，尊重自述者的个人语言风格。
本丛书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位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各位撰稿人的热情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囿于时间、人力、物力，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丛书编辑部2017年4月
童年时代：生活的启迪
平民家庭
1942年7月，我出生在上海一个平民家庭。祖籍上海郊区松江县。起码从曾祖父一代已经迁入现在上海的市内。我家的房屋是祖传的，属于上海旧时本地人的住宅，中间有客堂和天井，两边是厢房。我小时候在柴间里还见到锈迹斑斑的锄头之类的农具。因为上海是近代新兴城市，也许我的先辈也是务农的。
祖父的职业是汽车司机。祖父母生有六个子女，我有三个姑妈，两个叔叔，我父亲排行第二。这个大家庭由祖母操持。祖母信佛，在客堂里供有观音菩萨，是安放在玻璃框里的瓷器塑像。观音像前有供品、蜡烛和香炉。祖母每天清晨都会在观音菩萨前念经。我小时候听多了，也能模仿着背诵几句，但我一点儿也不明白这些经文的意思。直到我上了大学，学了梵文，读到《心经》，才恍然大悟，原来当时祖母念的是《心经》。
祖母也经常给我们讲一些佛教故事，尤其是善恶报应的故事，用意是劝人为善。确实，祖母自己一生心地善良，慈悲为怀。在她的主持下，大家庭始终保持和睦的气氛。她与邻里也相处得很好。记得在解放战争时，上海郊区的农民到上海市内避难，祖母也收留他们。此后与这些农民结下友谊。他们每逢收获季节，总会带些农产品前来回访，亲切叙谈。祖母会留他们吃饭，临别时，会回赠他们上海的一些日用品。
因此，我从小对祖母很崇拜，心灵受到她潜移默化的影响。祖母也很宠爱我这个长孙。她走亲访友，或者与祖父一起前往郊区祭拜祖坟时，总是带着我，作为她的子孙代表。
我的父母
祖父母虽然都是文盲，但他们希望后代能读书识字。由于经济能力有限，他们不能让所有的孩子上学读书。我的大姑妈和二姑妈都没有读书机会，始终是文盲。而我的父亲读到小学毕业后，继续读中学。可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只读完初中一年级就辍学，求职谋生。
父亲先后成为上海电气公司和电话公司的工人。父亲总算是有文化的，所以成为技术工人，工资待遇比普通工人要高一些。母亲是家庭主妇，操持家务。她也是上海本地人，有小学文化。父母生有六个子女，我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因为子女多，家庭经济始终是拮据的。父母生活节俭，含辛茹苦抚养我们。孩子们的衣服，常常是大的穿不下了，小的穿。衣服破了，就打补丁。但是，每到除夕夜，母亲总会在每人床边放一套新衣，春节早上起来，都能喜气洋洋，穿上新衣。
父亲十分慈祥，我从小到大，父亲没有责骂过我一次。实际上，我们这些孩子若是犯有过失，管教我们的是母亲。确实，父母爱护孩子，也不能溺爱孩子。需要责罚时，还是应该责罚，这是爱护孩子的另一种方式。父亲每天要上班工作，早出晚归。后来他加入了党组织，更是经常要开会或加班，不能回来与我们一起吃晚饭。家务和管教孩子由母亲一人承担。后来，我最小的弟妹也都长大，生活能够自理。母亲也参加了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母亲在当时的家庭妇女中，也算是有文化的。后来她也加入了党组织，担任居委会主任。
喜爱读书
1948年秋，我7岁（实足年龄6岁），母亲送我上小学。那时是私立小学，要交的学费，也是父母预先从日常生活费用中节省出来，准备好的。学校名叫务定小学，就在我们家后面的街道上。这条街道也是这个地区的菜市场。早上去上学时，一路上是熙熙攘攘的买菜人群。
那时我的脑子尚未开窍，懵懵懂懂就去上学了。我与邻居家的一个孩子同岁，一起上这个小学，而且同坐一个课桌。第一学期结束，我和邻居家孩子一起拿着成绩单回家。成绩单上写有名次，现在我记不清楚确切的数字，可能是他36，我37。我当时不明白哪个名次更好些，还以为我比他高一分。回到家里，母亲看了我俩的成绩单，笑了起来，说我俩都是落后生，我还排在邻居家孩子之后。我这才明白排名次序的道理。母亲只是一笑了之，并没有训斥我，对我施加压力，但我知道了自己学习不好，内心羞愧。
后来，我识字渐渐多了，开始喜爱读书。每到新学期开始，领了课本回来，我就会迫不及待翻阅语文课本，认真读了起来。我在小学期间，还喜欢看小人书（即连环画）。当时，上海街头有小人书摊，我常会向母亲要几分钱，租借小人书看。父亲有时也会从书店买一两册连环画给我，我总是读得津津有味。我对《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的故事知识，最初就是从这些连环画得来的。
在小学高年级时，我开始喜欢读课外读物。我家不是书香门第，家里没有藏书。而有一次，我在抽屉里发现一本书，是母亲用来夹放各种丝线的。我就向母亲要这本书。母亲就把里面的丝线都取出，把书给了我。我仔细一读，才知道这是一本为少年儿童编写的外国小说，即《格列佛游记》，讲述格列佛船长在小人国的游记，读着觉得有趣极了。父亲见我喜爱读书，遇到暑假，也会从书店买一本少儿读物给我。这样，由于我喜爱读书，我的脑子也就渐渐开窍，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在小学毕业时，我还获得品学兼优的奖状。
我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地度过了童年。人们常形容说金色的童年，就我的感觉而言，就是这样的。
中学时代：阅读的快乐
借书积极分子
1954年，我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市五四中学。学校离我们家很近，走得快一点，五六分钟就能到。这所中学新中国成立前是大同大学附中，教学设施和师资质量都属一流，用现在的话说，属于重点中学。
而令我最喜欢的是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那时学生借书不是采取个人借书的方式，而是每个班由专人负责，定期收集班上学生想借的图书书目，集体借还。其实，每次想要借书的学生并不是很多，因为大家要忙于功课。即使有空闲时间，也愿意用在其他爱好上。而我是借书积极分子，每次机会都不会错过。
我的大弟弟与我相差一岁。我读初中二年级时，他也考入五四中学。大弟弟对我这个大哥一直很尊敬。他见我特别喜爱读文学作品，于是，每次轮到他们班借书时，他都会事先问我，想看什么书，然后他借来给我看。
在文学作品海洋中
这样，我在初中阶段，读了很多文学作品，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寒夜》和《憩园》，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铜墙铁壁》，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等。还读了许多当时流行的苏联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海鸥》以及高尔基的《母亲》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
那时，父亲也为我们兄弟俩订阅了一份《少年文艺》，我每期都认真阅读。父亲也喜欢读书看报，但他读的主要是政治时事一类的书报。我因为爱读文学作品，写作能力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高。我的作文常常得到语文老师的高分。有一次，父亲看到我放在桌上的作文本。他看了一篇，问我：“这是你自己写的？是不是抄来的？”我说：“是我自己写的。”父亲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数理化也是很有趣味的
由于我偏爱文学，对数理化也就用功不够。一次，母亲看了我的学期成绩单，提醒我这一点。我也接受母亲的批评，注意不要偏科。其实，只要用心，数理化也是很有趣味的。我买了一本初中数学的辅导读物，里面有一些初中生难解的数学题。我沉醉其中，一旦解出的结果与书后的答案一致，也是很兴奋的。
我虽然喜爱读书，但也没有泯灭少年喜欢游戏的童心。我常与班上一些同学寻找附近比较宽敞和僻静的弄堂，一起踢小皮球。在假期里也会结伴在学校操场上打篮球。当时，上海市还组织中学篮球联赛，学校会分给每个班级若干张球票。我会积极争取获得球票，去体育馆观看比赛。我也喜欢打乒乓球。我和家里的小伙伴们常常将客堂里的两张八仙桌拼起来，作为乒乓球桌，中间张起球网，虽然比起大乒乓球桌显得有些局促，但也能充分体验打乒乓球的乐趣。我还自己动手制作象棋盘和象棋子，与小伙伴们下象棋。在暑假里，有时还与里弄里的小伙伴们一起，徒步前往郊区捉蟋蟀和捞蝌蚪，回家分别养在小瓦罐和小水缸里。有时还买桑叶，养蚕宝宝，一直养到蚕宝宝结茧。确实，各种各样的游戏和体育活动对于发育成长中的少年，既能增强体质，又能开发智力，还能增添生活乐趣。
更大的乐趣是能“博览群书”
1957年，我初中毕业后，继续考入五四中学高中。我仍然保持着文学爱好，经常在学校图书馆里查书目，借书看。那时，我不仅读中国现当代小说和苏联小说，也读欧美作家的小说，如巴尔扎克、狄更斯、马克·吐温和德莱塞的小说。同时，我也开始喜欢读诗歌作品。
在高中期间，母亲见我已经长大，每月会给我一元或两元的零花钱。我一般不舍得买零食吃，几乎都用在买书上。我经常在星期天，步行到靠近上海外滩的福州路旧书店淘旧书。常常是浏览半天，买上一册几角钱的书回家。那是上海最大的一家旧书店。我一跨进店门，一眼望去那么多的开架图书，就像进入了书的海洋。其实，对我来说，买不买书还是其次，更大的乐趣是能“博览群书”。许多书我买不起，可以到图书馆借阅。但是，遇到我特别想买下的书，也就是想自己收藏而能随时阅读的书，即使价格对我来说贵了些，也会下决心买下。例如，当时臧克家选编的《中国新诗选》（精装本），我就是在这个旧书店里买下的。
这部《中国新诗选》成为我读中国新诗的向导。我细细品读了这些新诗，感觉语言在诗人们的编织下变得那么奇妙。诗人比常人感情更强烈，更细腻；目光更敏锐，更深邃；想象更丰富，更奇特；语言更优美，更曲折。在诗人的笔下，宇宙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世界在诗人笔下呼吸着，搏动着。山川草木，飞禽走兽，也都应和着诗人的喜怒哀乐。此后，我也注意从学校图书馆借阅中国现代诗人的诗集。其中，郭沫若的诗集中，《女神》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闻一多的诗歌我也特别喜爱。我是从《闻一多全集》中读到他的诗歌《红烛》和《死水》的。他的诗歌充满对祖国炽烈的爱，而诗歌语言又能呈现格律美。《闻一多全集》中还收有闻一多选编的《现代诗抄》（即中国现代诗人诗选）以及许多关于新诗和新文学的评论文章。而占据全集篇幅最多的还是中国古代诗歌选编和校笺，以及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我第一次领略了一位大学者兼大诗人的风貌。因此，闻一多先生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中国现代的一位文化伟人。我还从图书馆借到卞之琳与李广田和何其芳的诗歌合集《汉园集》。我想在一般的中学图书馆里，也许很难找到这种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原版诗集。
虹桥中学
1958年，在我们高中第一学年结束时，老师向我们宣布一件事。在西郊新建成一座中学，名为虹桥中学。当时只招收了初一和高一学生，学校按照上级的安排，准备抽调我们五四中学初二、初三和高二、高三各两个班的学生连同师资力量，支援这所中学。我所在的班就在其中。不过，学校也表示，因为虹桥中学采取住宿制，如果家庭感到有困难，也可以申请不去。自然，绝大多数学生都在家长支持下，响应号召，高高兴兴转往新学校。
开学时，我们都背着铺盖卷报到，而学校订购的床还没有到货。宿舍里已经铺好稻草地铺，我们依次各自铺上床单。其实，睡在稻草铺上，闻着稻草香味，也是很新鲜的。后来床到货后，都是上下铺的木板床。学校里有大操场，体育设施齐备，操场周围还有一圈跑道，这在市内的中学是见不到的。早晨醒来，满耳是窗外鸟雀的啁啾声。起床后，可以迎着朝阳，沿着操场环形跑道跑步锻炼。离学校一站地，有规模很大的西郊公园，而就在学校附近，还有一个虹桥公园。这个虹桥公园也许过去是达官贵人的私人花园，小巧玲珑，有碧绿的草地，有小桥流水，还有假山和竹林。进入这个公园无须买门票，而游人稀少。我们在中午或下午课后，随时可以去散步。因此，我对这个学校及其周围环境很满意。黄宝生高中毕业证
这样，我第一次离家过集体生活。三顿饭都是在大食堂里分组围桌就餐。厨师是招聘的当地的叔叔阿姨，因此，饭菜有郊区乡村风味，新鲜可口。我尤其喜欢早上香喷喷的大米粥。早晨起床后，进行早操。下午课后，可以在操场上自由活动。晚上在课堂里晚自习。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对于学习也是很有利的。
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们都回市区家里。而恰好这时候也是在郊区上班的职工们下班回家的时间。因此，公共汽车很挤。起点站是西郊公园，我们学校前有一站，然而汽车到这站已经挤不上车了。这样，我们要么在学校里再玩一会儿，错过乘车高峰，要么去西郊公园起点站排队上车。有时，我们中有些调皮的同学设法插队，受到排在后面的乘客埋怨。所以，有时候我们几个同学结伴，索性步行回家。那时，我们正值青春，从郊区走回市区，也并不觉得有多累，而且能节省一次车钱。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进入市区后，路过新华书店，进去看看有什么新书，路过邮局，进去看看有什么新的文学期刊，也很逍遥自在。
我的作家梦
在虹桥中学，我感到唯一的遗憾是没有了五四中学的图书馆。新建的一个图书室规模很小，刚刚开始采购图书。我是借书积极分子，所以老师也指导我为新进的图书登记目录。同时，我们也可以到附近新建的西郊图书馆借书。我从那里借阅的第一本书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第一卷），崭新的精装本。我饶有兴味地读完了它。后面的三卷，我是大学时期读的。而在我的记忆中，总觉得第一卷最精彩。后来，我和班上一位同学一起，又去市内的一个区图书馆，为班级办了一个集体借书证，义务为班上喜爱读课外读物的同学借还书。
大约从1957年开始，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出现一个繁荣期，《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和《创业史》等，我都跟踪阅读。除了小说外，我也关注当代诗人的作品。在新一代诗人中，我尤其欣赏闻捷和郭小川。我也读外国诗人的作品，如雪莱、拜伦和普希金。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歌，我也特别喜爱，读了他的《吉檀迦利》《园丁集》和《飞鸟集》。我也注意到当时文艺界讨论新诗形式问题。因为当时出现新民歌运动，舆论普遍推崇民歌体。而何其芳倡导现代格律诗。我凭直觉赞同他的意见。因为闻一多早就著文倡导现代格律诗，并亲身实践。我觉得一味采用七言民歌体，形式容易趋向单调，而且也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汉语。自由体新诗也能写出好诗。最好的办法是平等对待自由体、现代格律体和民歌体，让它们自由发展，中国的诗坛就会五彩缤纷。
我在虹桥中学读书期间，班上另有三位喜爱文学的同学，我们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谈诗论文，怀着将来当作家的憧憬。我也开始练习写作小说和诗歌。在练习中，我深感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和诗人，需要漫长的磨炼过程。我当时还参与班上的墙报编辑工作，也在墙报上发表我的诗作。我也听到班上一些同学在墙报前议论，说我将来会成为作家，这更强化了我的作家梦。
回想我们高中时代，学生的课余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我虽然偏爱文学，但其他各门功课也都能保持优良成绩。学生们能自由发展各自的爱好。喜爱美术的同学专心画画，为墙报写美术字和配图，也可以到公园里写生。喜爱数理化的同学经常互相交流心得，交换数理化辅导读物。我记得班上有个同学，酷爱数学。课余时间，经常见他埋头钻研数学难题，需要休息片刻时，便吹吹口琴，自得其乐。一次，他给我看一份《数学通报》，最后一页上登有一批解出上期刊登的数学难题的读者名单，其中也有他的名字。我很惊讶，向他表示由衷钦佩。他还拿出一沓草稿，让我看他解题的演算过程。
当时教育部门提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我们学校地处郊区，因此遇到农忙时节，就去附近公社干些辅助性农活，如锄草、采摘蔬菜或搬运稻草等，对农民的勤劳朴实有了亲身体会。有一段时间，郊区农村开展扫盲运动，我们也在晚上分头到农户家里，在煤油灯下，辅导农民读书识字。郊区农民虽然说的也是上海话，但发音跟我们有些区别，充满乡土气息，我们听着觉得很亲切。
我在上高二的时候，生过一场急病，那是由感冒引起的。我发烧出汗，请假躺在床上休息。同学给我送晚饭时，摸我的额头发烫，又见我内衣湿透，赶紧报告老师。老师来了之后，说马上送医院。于是，同学们抬着担架，快步赶往公共汽车站。汽车来了，司机见状，告知车上的乘客们，要将得急病的学生直接送往医院，请大家换乘下一趟车。这样，公交车成了救护车。我被抬上车后，渐渐进入半昏迷状态，只觉得路灯的光亮在眼前一晃一晃。到了医院，我开始还闻到药水气味，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经过医院抢救，我到第二天下午才苏醒过来。睁眼先看见白色的天花板，然后看见妈妈守候在我身边。接着，老师和同学都到医院来看望我，让我感到温暖。我得的是急性肺炎，经过十多天打针吃药，才痊愈出院。事后，父亲还写信感谢和表扬公交单位和司机。父亲对我说，这事要发生在旧社会，我的这条性命恐怕就保不住了。
我在高三时，班上的共青团支部吸收我入团。我的语文成绩好，语文老师也很器重我，在为毕业班学生辅导高考作文时，将我的一篇作文和另一个班同学的一篇作文刻写油印，分发给大家参考。在毕业典礼上，我还获得优秀生奖状。
遇到高水平的英语老师
我在高中阶段，学习英语也很努力。因为我也一直喜欢读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心想学好英语，将来也能阅读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该有多好。当时，中学的英语是从高一开始学的。在五四中学上高一时，教英语的是一位女教师，从长相看，是混血儿，毕业于教会学校，讲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她的教学态度既热情，又认真。她批改我们的作业本，不是按照五分制打分，而是用英语写上good或nice。到了虹桥中学，英语老师也是原来五四中学的老师，其中一位老教师的英语水平相当高，能将中国小说翻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对外发行的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上，自然，教学质量也是很高的。我的学习积极性也很高，还购买《英语学习》杂志，作为自己的辅导读物。
报考编剧专业
在报考大学前，通常艺术院校提前招生。就在西郊，有一所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我的三位喜爱文学的同学，约我一起去报名。我已经决定报考大学中文系，但心中也没有把握一定能考上，有这个机会，不妨试一试。其实，我也是一个电影爱好者，在中学期间，几乎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会看一次电影。上海的电影院分为头轮和二轮，二轮电影院放映头轮电影院放映过的电影，票价便宜，而且学生票还能打对折。所以，我们大多看二轮电影，但遇到急着想看的电影，也会看头轮。我在虹桥中学住读时，我的大弟弟仍在五四中学读高中。我周末回家时，他常常买好星期天的电影票，我们一起看电影。无论国产电影或外国电影，我尤其钟爱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我有时也喜欢看看电影艺术方面的杂志。
我报考的是编剧专业。在考试前，我还读了几本关于电影艺术和怎样编写电影剧本的书。我们四个同学报考，笔试后张榜，我和另一位同学榜上有名。然后是口试。最后录取张榜，我的这位同学榜上有名，我落选。我为这位同学感到高兴，因为我们都是好友。我也没有遭受挫折的失意感，因为我觉得起码我的笔试，尤其作文，是过关的，而且，我的性格也未必适合在艺术圈内工作，最好还是读中文系。
今夜，我的心激荡
高考填志愿时，我记得可以填很多志愿，大约有十几个。我填的前四个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西语系和复旦大学外文系。父亲曾表示希望我读理工科。但他知道我一向喜爱文学，也就由着我的心意。在高校发放录取通知书前夕，我还写了一首小诗，记录下我当时的心情：
今夜，我的心激荡，
明天，高校要发榜，
我啊，现在左思右想，
摸不透祖国母亲心房，
她将安置我在哪一方？
北京、天津、南京或安徽，
还是留在上海这个老地方？
但是，不管这方或那方，
我都会感到心花怒放，
因为这是祖国母亲
召唤我去需要的地方。
今夜，我的心激荡，
今夜，准会有美梦。
第二天，我收到录取通知，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大学时代：名师的指导
被分配在梵文巴利文专业
那时，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要乘坐一天一夜。到达北京站，站口就有醒目的北京大学新生接待处。我们集体乘上大卡车，途经长安街，第一次见到天安门。到达北京大学后，各自领取先期托运到北京大学的行李，然后分头住进各系的学生宿舍。
第二天正式报到时，我被告知已经调到东语系。于是，我也不问个为什么，就去东语系报到。因为我们这一代青年认为，服从国家需要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我原本的志愿就是中文系或外文系。东语系也是外文系，也符合我的心愿。
在东语系欢迎新生大会上，系主任季羡林先生致欢迎词，其中提到欢迎中学学过英语的同学填报梵文巴利文专业。我知道梵文是唐玄奘从印度取回的佛经使用的语言，但不知道巴利文是早期佛教使用的语言。当时每人可以填三个志愿。虽然梵文巴利文对我来说有一种神秘感，但内心还是倾向学现代外语。而我在中学学过英语，觉得也应该响应系主任的号召。于是，我将梵文巴利文填为第三志愿。结果，我还是被分配在梵文巴利文专业。
我们班最初有20个同学，后来身体健康复查，其中一个同学因患有肺结核，退学回家养病。中途，有一个同学因高度近视，说是不适应频繁查阅外文字典，便转到中文系读古典文献专业。还有一个同学，经常头痛冒汗，不能适应学习生活，也休学回家。这样，我们这个班一直保持17个同学。
班上同学绝大多数是头一回听说梵文巴利文，有个同学说最初听到梵文巴利文，还以为是法文巴黎文。然而，我们与东语系高年级同学接触时，他们都很羡慕我们能有机会学梵文。在社会上，凡有文化修养的人，得知我们是学梵文的，也会流露出惊喜的神情。这样，我们慢慢地也觉得自己成了幸运儿。
季羡林和金克木执教
我们这个班是现代中国大学首次开设的正规梵文巴利文班。由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教授执教，学制五年。教材都是两位老师白手起家，亲自动手编写的。当时的教材都是刻写油印的。梵语语法方面，季先生的《梵文语法讲义》是依据德国学者斯坦茨勒的《梵语基础读本》编译的。我们后来的学习和工作实践，证明斯坦茨勒的《梵语基础读本》是一部出色的梵语语法读本，因为它以尽可能简约的文字篇幅容纳尽可能多的语法规则，成为一部便于梵文学者随手查阅的梵语语法手册。而金先生编写的《梵文文法》主要讲述梵语构词法和各种语法形式的意义和用法，对于初学者尤为实用。这两部语法讲义互相配合，为我们打下了学习梵语语法的牢固基础。
第一学期，季先生教授梵语语法，从字母和发音教起。而金先生主要是结合语法教授语法例句。梵语有46个字母，传统的写法使用天城体。近代西方学者为了书写和印刷的方便，将天城体字母转换成拉丁体。所以，我们要学会这两种书写方式。我更喜欢天城体，觉得更有印度文化特色。最初学梵文，印象最深的是梵语语法特别复杂。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学汉语，没有什么语法概念。后来学英语，知道了要学英语语法。但是，梵语语法远比英语语法复杂。名词分为阳性、中性和阴性。每个名词有八个格，又分成单数、双数和复数，这样，一个名词从理论上有24种词尾变化。还有复合词的组合方式。各种动词时态和语气也有各种语尾变化方式。一开始学习时，必须死记硬背。老师有时让我们结对，一个看着教材，另一个背诵名词变化表，互相监督检查。但短时间内也记不住这么多的语法形式。因此，老师也配合语法，讲解大量的语法例句，帮助我们加强理解和记忆。
东语系的教学楼名叫外文楼。从北大正校门进入，广场中间是大草坪，对面是大礼堂，左面就是外文楼。最初，我们的教室是外文楼里一间宽敞明亮的教室。后来，季先生将这间教室让给东语系的外籍教师，我们转移到外文楼后面的一排平房教室里上课。因为当时国内东方语种的师资力量还不雄厚，有些语种需要聘请外籍教师。显然，季先生作为系主任，注意照顾外籍教师。
学完梵语语法和语法例句后，开始选读梵语原著，语言由浅入深。最先读的是史诗选段和民间故事。两位先生教授梵语课文，始终注重语法分析，逐字逐句讲清楚语法形态。因为词与词之间的逻辑关系都体现在语法关系中，认清语法关系，才能形成正确的句义。教学方法是要求大家课前预习，上课时，每一句先提名让同学讲解，然后先生再有针对性地仔细讲述一遍。因此，两位先生从学习一开始，就培养我们细读文本的习惯，不能马虎，更不能瞎蒙瞎猜。记得季先生上课时，经常让班长事先在讲台上放好一部莫涅·威廉斯的《梵英词典》，讲课需要时，随手查阅，这也是向我们示范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
布置的作业也是要求我们先抄上原文，然后标注每个词的语法形态，再翻译成汉语。我在最初的学习阶段也是很认真的，因为这种包含翻译的作业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还注意保持作业本的整洁，最初是先做在草稿上，再誊写在作业本上。而誊写后，觉得还需要改动，但涂涂改改显得页面不整洁，就将需要修改处另外誊写后，剪贴上去。这种做法得到季先生的肯定，他在我的作业本中夹上一个小纸条，写着“这样做很好”。
其实，学会梵语语法后，阅读梵语作品也是很有趣味的。读解一首梵文诗，犹如组装一架机器，大部件和小零件全都安装准确，机器就会转动起来。也像玩拼板游戏，每块拼板放对了位置，就会形成美丽的图案。
在大学五年中，季先生和金先生指导我们选读了许多梵语原典。如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插话《那罗传》和《薄伽梵歌》、故事集《益世嘉言》和《故事海》、戏剧《小泥车》和《沙恭达罗》、叙事诗《罗怙世系》、小说《十王子传》和《迦丹波利》、婆罗门教经典《摩奴法论》和《梵经注》、佛经《金光明经》和《佛所行赞》等。
在五年级时，季先生教我们巴利语。梵语是印度古代主流语言，巴利语是印度古代俗语之一。它是佛教早期的通用语，现存的上座部三藏就是使用巴利语，通常称为巴利语三藏。巴利语的语言形态与梵语相通。因而，学会了梵语，再学巴利语，就相对容易些。同样，季先生先教我们巴利语语法，指出其中与梵语语法相同和相异之处，收效较快。然后，带领我们选读巴利语佛典《本生经》和《法句经》。
选修课的吸引力
除了专业课外，我们还有必修的公共课和其他选修课。必修课中包括英语。虽然季先生在新生大会上号召在中学学过英语的同学填报梵文巴利文专业，但可能当时国内许多中学开设的外语课以俄语居多。我们班里，除了五个来自上海的同学以及两个印尼华侨女生在中学学过英语，其他同学都是学俄语的。这样，这些同学必须从初级英语学起。而我们学习的英语起步更高一些。然而，季先生对我们的英语水平要求比较高，因为梵语词典以及其他工具书或参考书都是用英语撰写的，英语水平不够，会严重影响梵语学习。因此，在两年的英语必修课结束后，其他语种的学生可以不再学英语，而我们班必须继续学下去。这样，季先生专门聘请英语教师为我们开小班。先后请了多位英语老师，都是水平很高的。我现在记得其中有哲学系的胡嘉太，西语系的殷宝书和唐云聪。胡嘉太的教材是泰戈尔的英语散文，殷宝书和唐云聪的教材是英美文学原著选读。我们的英语一直学到大学毕业。因此，我们仿佛在北大学的是双语种外语专业。
我学习英语一直很努力。我还购买一些国内英语学者注释的英语小说简写本阅读。我记得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美文学活页文选”和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活页文选”，每一份的定价大约不到一角钱。这两种活页文选，我都十分喜爱，买了不少，用来认真学习。“英美文学活页文选”是国内著名的英语教授注释和翻译的英美文学名篇，对于我提高英美文学作品阅读和欣赏能力很有帮助。我在兴头上，还曾给上海家中去信，说上海福州路有一家外文旧书店，请父亲前去问问有没有英语版的《鲁滨逊漂流记》。过了不久，父亲居然买到了，给我寄来，还是一本带有插图的精装本原版旧书。当时，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啃下这本英语原著，只读了十几页，后来这本书成为我心爱的一本藏书。
其他选修课都是季先生为我们精心安排的。我记得有语言学概论、中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印度文学史、印度历史和古汉语等。其中，古汉语对于其他东方语种学生是可以不学的，而从我们将来的研究工作着想，是应该学的。因为中印两国有两千多年文化交流史，尤其是佛教传入中国，留下浩如烟海的佛经文献，在研究中要利用这些佛经文献以及中国古籍史料，是必须掌握古汉语的。
在我们这个班，还会存在一个巩固专业思想的问题。因为一方面梵语本身难学，另一方面有些同学不理解学了梵文有什么用，心底里羡慕其他班级学习现代东方语言的学生将来能从事外交工作。因此，季先生在教学中，经常介绍印度古代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宗教、哲学和文学的文献极其丰富，社会主义文化也要批判地继承中外文化遗产，国家需要培养梵语人才，将来有做不完的翻译和研究工作。1962年，季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优美的散文《春满燕园》。北大校园生活在季先生的笔下获得诗化。这篇散文中写到他在早晨走过校园，“从绿草湖畔，丁香丛中，杨柳树下，土山高头”，“传来一阵阵朗诵外语的声音”。在朗读的外语中，季先生还特意点出“梵语”。我们班的同学读到后，倍感兴奋。这也在无形中鼓励我们，巩固我们的专业思想。
我们的两位先生都喜爱文学，季先生是散文家，金先生是诗人。早在1956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印度古典梵语诗人迦梨陀娑列为当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季先生和金先生就分别翻译了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和抒情长诗《云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合成一集，出版了纪念迦梨陀娑的特印本。季先生还在1959年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这些译著也是无言的榜样，激励我们好好学习梵语。
其实，我的专业思想还算是稳固的。我读了《沙恭达罗》和《云使》，爱不释手，钦佩迦梨陀娑的语言艺术，盼望将来有朝一日自己也能从事梵语文学翻译。遇到节假日，我们班的同学常会一起去两位先生家中拜访。季先生和我们叙谈中，经常勉励我们多读书。他还为我们开列过一个中外文学名著阅读书目。他也鼓励我们多背诵一些古典诗词。他讲述自己年轻时，曾跟别人比赛背《红楼梦》。这些都特别合乎我的心意。我记得一次在季先生家中听他说刚读完《鲁迅全集》，另一次听他说刚读完《太平广记》。我真是感叹季先生怎么会有时间读那么多的书。我还记得在大学一年级时，一次在课堂上点名叫我回答问题，把我的名字说成“黄生宝”。同学们都笑了起来，纠正先生说“是黄宝生”。先生也笑了，说是自己刚读完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里面的主人公名叫“梁生宝”。这说明季先生也读当代文学作品。
而每次拜访金先生时，他总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与我们谈天说地。我们确实感到先生知识渊博。有一次我们到金先生家里时，先生先送走一位外系的老师。他告诉我们说，那位老师是哲学系的黄心川，研究印度哲学。因为金先生也通晓印度哲学，曾在武汉大学教过印度哲学。显然，黄心川是前来向金先生请教的。后来，黄心川先生也成为国内著名的印度哲学专家。
选修课中，语言学概论、中国文学史和欧洲文学史是东语系各个班级共同的选修课，因此都是上大课。教语言学概论的是徐通锵，教中国古代文学的是袁行霈，他俩当时都是中文系青年教师，后来都成为各自领域的著名专家。教欧洲文学史的是西语系赵隆勷教授。有这些优秀教师授课，我们确实是很幸运的。
我学习这些课程非常投入。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袁行霈老师的分析鞭辟入里，让我迷上了中国古典诗歌。因为我在中学期间，主要是读中国现代诗歌，现在我要补上这一课。这样，我在大学期间，沿着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依次阅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诗经选》《楚辞选》《乐府诗选》《汉魏六朝诗选》《唐诗选》和《宋诗选注》。此外，我也阅读《宋词选》《历代散文选》和古代戏曲。记得我读王实甫的《西厢记》，觉得这部戏曲的语言真美，忍不住手抄了一部。
学习欧洲文学史时，赵隆勷教授的讲课身心投入，神采飞扬，富有吸引力。他讲过的文学名著，让我觉得非读不可。我现在印象深刻的是当时读了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特别喜欢，觉得这部长诗有思想深度，郭沫若的译笔也很精彩，读来朗朗上口。我还找了相关的参考书阅读，做了读书笔记，写了读书心得。记得当时考试时有自选题，我写的就是《浮士德》的评论。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有《浮士德》的新译本，也许翻译质量会有提高，但我想保持自己的美好回忆，没有再读新译本。同样的情况，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译文的用词用语自成风格，也是后来的新译本不能完全取代的。
这样，我的课余时间大多用在阅读中外文学名著上，有时会挤掉梵文课的预习时间。我甚至心里想，反正老师的讲解我都能听明白，不预习也可以。我常常只预习课文的前面部分，上课时盼望老师先提问我。但并非老师每次都会先提问我。遇到在后面提问我时，我只能老老实实说没有预习到这里。这样的情况发生过两三次后，一天，金先生在课间休息时，对我说：“黄宝生啊，你要好好学。错过现在的机会，以后想学也没地方学。”其实，我的梵文学习成绩在班里也算是好的。而且，金先生对班上其他同学从没有说过任何批评的话，唯独这样批评我。我虽然感到惭愧，但也明白先生对我的真心爱护，对我寄予厚望。从此，我改正了这个缺点，每次完成梵文课的预习。其实，在跟随老师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就是应该预习和复习，加强记忆，才能越来越熟练。
漫无边际的文学阅读
为了争取多读一些课外图书，在大学期间，我一般是寒假回上海探亲，与家人团聚，欢度春节。而在暑假，则留校泡在图书馆里读书。北大图书馆藏书丰富，通常要看的书都能借到。不少长篇小说是留在暑假里读的。譬如，古典长篇《红楼梦》和《西游记》、当代长篇《三家巷》和《红岩》。外国长篇中，比较喜欢法国文学作品，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司汤达的《红与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当时一般认为《红与黑》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容易对青年产生消极影响，但我读着很喜欢。尤其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描写一个音乐家的成长经历，与特定的社会环境交织在一起，人物心理描写细腻，音乐和小说两种艺术融为一体，难能可贵。
后来，我对俄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赫尔岑的《一个家庭的戏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以及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和《前夜》等。确实，俄国19世纪文学星空灿烂，诗歌、小说和戏剧都取得辉煌成就，而且，也出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这样一些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杜勃罗留波夫。
我在读《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两卷本，辛未艾译）时，读到他对屠格涅夫小说《前夜》的长篇评论，题为《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他能结合俄国社会现实，依据小说本身反映的生活真实，揭示时代发展的前景。文章纵横捭阖，充满睿智和激情。他写这篇评论时，才24岁，我感叹他真是一位天才。可惜他在25岁时就与世长辞了。同时代的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用这样的诗句悼念他：
然而你的时限到得太早，
从手里跌下了预言的笔。
怎样一盏理智的灯熄灭了！
怎样的一颗心停止了跳跃！
译者辛未艾在译本前面有介绍杜勃罗留波夫的长文，其中谈到书籍在杜勃罗留波夫一生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读书是他少年时代最大的爱好。他读过的书籍数量惊人，仅在13岁一年就读了400多种书。他在14岁时，写了这样一首诗：
啊，我是多么希望拥有这样的才能，
在一天之中把这个图书馆里的书都读光。
啊，我是多么希望具有巨大的记忆力，
要使一切我所读过的东西，终生都不遗忘。
啊，我是多么希望拥有这样的财富，
能够替自己买下这所有的书籍。
啊，我是多么希望赋有这样的巨大智慧，
要把书本中所写的一切东西都传达给别人。
啊，我是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变成这样聪明，
使我也能写出同样的作品……
我读到这首诗时，仿佛句句道出自己的心声，只是自己的想象力没有他那么丰富。
在我们班的同学中，赵国华也喜爱文学，与我一样经常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尤其爱读古典诗词。我曾见他从图书馆借来一函线装的李商隐诗集，读了好久，不断往自己日记本上抄录。他曾在班里发起办了一份手抄的《梵巴文苑》，发表班上同学的诗作。他也拿给季先生看了，季先生表示首肯。但只办了两期，因为大家毕竟要忙于功课，而且也不是人人都热心文学。
我的漫无边际的文学阅读主要是在大学二、三年级。我不仅阅读文学作品，也学习文学理论，如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我还特别喜欢阅读文艺鉴赏类著作，如何其芳的《诗歌欣赏》和王朝闻的《一以当十》等。在当时，国内美学讨论也很活跃，因为文艺美学也是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引起我的浓厚兴趣。朱光潜先生是中国美学界的元老，在30年代就著有《文艺心理学》和《谈美》。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讨论中，他始终坚持美是主观和客观统一的观点。而蔡仪先生主张美是客观的，美是典型。李泽厚当时是美学新秀，主张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当然，这只是最简单的概括。因为他们的观点都有自己的哲学依据、理论架构和具体阐述。我从他们的论争中发现美学与哲学结合紧密，美学可以说是美的哲学，因此，黑格尔和康德的哲学体系中都包含美学。而我还缺乏足够的哲学修养，很难深入其中。我只是出于好奇心和求知欲，阅读他们的论争文章。但我也由此注意学习哲学，在读过的哲学著作中，我很喜欢冯定的《平凡的真理》。这是一部通俗的哲学读物，深入浅出地阐明了许多哲学基本原理。
湖畔吟歌
我在大学期间，也经常练习写诗。因为写诗在利用时间上比较自由，写一首小诗不会占用太多时间。有时躺在床上，可以利用入睡前的时间构思。这些不成熟的习作，现在都已流失了，但还留存几首，抄录如下，留作纪念。
月夜散步（三首）
一
我登上海岸漫步小憩，
喜望见月影在水中浮沉，
呵，要学那蛟龙潜游海底，
每晚上托出悦目的明珠。
二
天宫缀镶着万颗星星，
人间闪耀着万家灯火，
想这天宫是人间幻想的，
而这人间是仿造天宫的。
三
我愿今夜的诗句，
如同灿烂的繁星，光华四射，
我愿今夜的诗句，
如同簇然的春花，姹紫嫣红，
呵，人们也钟爱这样的诗句，
它们充满着生命和爱情。
马蹄声……（两首）
夜眠
街灯闪烁在郊道上，
马蹄声远了，更远了……
大车驭着一轮皎月，
驶进了我甜蜜的梦乡。
破晓
晨雾迷蒙在郊道上，
马蹄声近了，更近了……
大车驭来一轮朝阳，
驶进了我科学的殿堂。
湖畔吟歌
太阳和月亮轮相送辉，
照我潜游在知识的汪洋海，
飞光过隙也该换口气，
我从图书馆里钻了出来。
燕园里鸣响着钟声，
钟声震皱了未名湖水，
雾霭中穿梭着归鸟，
归鸟在编织五月之夜。
我看见同学们围坐在石舫，
风送来一阵阵笑声朗朗，
呵，生活的旋律如此美妙，
叫人怎么能不放声歌唱？
我搏腾在知识海，
我歌唱着幸福歌，
知识的大海无尽头，
幸福的歌儿唱不休。
今天我游了一程，
今天我唱了一首，
明天呵我又游一程，
明天呵我又唱一首。
啊，每天每天垂杨拂面，
千条万条送我万里游，
啊，每天每天夕潮泛波，
千层万层伴我长歌吟……
这实际上是我大学读书生活的真实写照，现在回想起来，还很留恋。
做一名“人民的勤务兵”
大约从大学四年级开始，我感受到国内政治思想领域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要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学校的思想教育中也重视“兴无灭资”，要求青年一代坚定无产阶级立场，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在班内的学习会或团组织生活中，经常要求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挖掘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源。我也和大家一样进行自我反省，批判自己进大学后，脱离政治，脱离工农兵，放松思想改造，从书本中接受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滋生个人主义，追求成名成家等问题。
那时，报刊上经常有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的文章，如批判文艺美学中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小说创作中的“中间人物论”、昆曲《李慧娘》和电影《早春二月》《不夜城》和《林家铺子》等，这些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自己的思想与时代的要求落差很大。于是，我开始注意阅读毛泽东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政治思想类书籍和文章，努力学习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社会现象和阅读文学作品。
1963年12月至1964年1月，我们东语系学生前往北京郊区平谷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说是协助北京市“四清”工作组开展工作，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访贫问苦，听取贫下中农忆苦思甜以及干部讲述当地革命斗争史和当前农村的阶级斗争与两条道路斗争，帮助贫下中农编写家史和村史，接受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我在中学时代就已多次下厂下乡义务劳动。在北大前三年中，也多次下厂下乡，我对下厂下乡一直是能适应的。这次我也是积极参加，而更自觉要求自己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
在参加这个运动过程中，东语系工作组还一直编发油印的《工作快报》。我现在还保存着其中的第17期，因为上面登载了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记池宪堂大爷》。这篇文章记述我几次接触这位老贫农的感受，以及一天在他家吃派饭，与他交谈而受到的教育。最后，我表示将来不能当“精神贵族”，而要做一名“人民的勤务员”。文章以一首小诗收尾：
炉火暖在心，
红薯甜在心，
油灯亮在心，
你我心连心。
当时，北大各系的学生都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校决定举办一个“北大师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思想收获展览会”。东语系派我去参加展览会的筹建工作。我觉得身负系领导的委托，工作积极性很高，努力协助校干部编写展览会材料和讲解词，布置展览会场，以师生们的所见所闻和心得体会，具体生动地展现师生们在运动中的思想收获。展览会开幕后，各系组织师生前来参观，留言簿写满20多本，称赞这个展览会。我完成工作任务后，回到系里，受到系领导表扬和鼓励。
后来，系领导又让我负责系里的板报工作。当时北大各个系都有自己的板报。所谓“板报”是张贴在大木板架上的壁报，反映各系的思想动态。系里每个班级都有通讯员提供稿源，我和这些通讯员一起编辑和加工，用毛笔抄写在白报纸上。编好后，安放在学生食堂里，学生们可以利用就餐时间观看。这些通讯员多数是喜爱文艺的，经常会在一起谈论文学和艺术，对工作充满热情，我们紧密合作，心情都很愉快。
4分的《薄伽梵歌》
那时，我已开始习惯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眼光分析文学作品。在五年级的一次开卷考试时，我选译了印度古代宗教哲学诗《薄伽梵歌》中的20首诗，然后写了一篇译后记，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批判这部宗教哲学诗，结论是“它的全部内容是唯心的，反动的。印度历代统治阶级都利用它，作为巩固剥削制度和麻醉劳动人民的工具”。但是，金先生给我打的分数是4分。显然，这说明金先生当时的思想还是比较冷静的。因为金先生教过我们《薄伽梵歌》，他在讲解中并没有对这部作品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态度。几十年后，我翻译的《薄伽梵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撰写的导言对《薄伽梵歌》做了历史的、客观的分析评介，这是后话。
铭记老师的培育之恩
终于完成五年学业，大学毕业。毕业时，我们梵文巴利文专业的分配工作遇到一定困难。东语系其他语种专业的毕业生，在放暑假前，都完成了毕业分配工作，而我们专业17个毕业生的分配还没有完全落实。于是，系里决定让我们先回家过暑假，等开学后再回学校进行分配。而9月初回到学校后，一直等到月底才公布分配方案。这说明季先生为此事费了不少心血。分配的结果是：两位同学留在北大东语系，八位同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哲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宗教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各有两位同学。另有三位同学分别在北大亚非研究所、北京图书馆和对外文委。然而，还剩下四位同学留校待分配。
我被分配到外国文学研究所，对我来说是如愿以偿。显然，季先生对我是很了解的，对我们这批学生也是怀有感情的。临别前，他说过你们先到各自的单位工作，一年后如有机会，你们还可以回来进修，我再教你们。
从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整个求学过程中，我深感能遇到好老师是天降幸运。只要学生本人是可造就之才，遇到好老师，就会如虎添翼，加速成才。我这一生中遇到许多好老师，我永远铭记他们对我的培育之恩。黄宝生北京大学毕业证1965年北京大学东语系梵文巴利文班毕业留念
前排右五为季羡林，前排左五为金克木，后排左四为黄宝生，前排右二为郭良鋆
进入外国文学研究所：科学的殿堂
有工资了
我是在1965年9月30日到外国文学研究所报到的，被安排住在建国门外新建的职工宿舍。那是两居室的住房，有厨房和厕所，每居室住两人，床铺和桌椅都是公家配备的。学部大院离我们宿舍不远，步行10分钟就能到达。外文所在大院里的四号楼。我的专业是梵文，被安排在东方文学研究组。
那时所里许多研究人员已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有些在北京郊区，有些在江西省。9月30日我到所里上班时，所里空空荡荡的，这天是国庆节前夕，中午食堂聚餐，副所长王平凡让我参加所里行政人员的聚餐。
所里每月5号发工资。我们大学毕业到所后，每月工资46元。因为我是9月30日报到的，所以还补发9月份半个月的工资。这样，我第一个月拿到的工资有69元。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的钱，感觉突然成了富人似的。那时，一天三顿在食堂吃饭，每月伙食费不会超过20元。
我到外文所后，我的大弟弟还在中国科技大学上学。当年我考上北大后，曾经买了一套北大风光照片寄回家里。我的大弟弟看了后，下决心也要到北京上大学。第二年，他就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学的是核物理专业。我们兄弟俩在大学期间，都没有申请助学金，家里省吃俭用，每月供给我们每人20元生活费。家里还有四个弟妹在上中、小学，生活负担是很重的。现在，我有了工资，便每月分出20元给我大弟弟。这样，就减轻了家里每月40元的负担。我也算是第一次以自己的微薄能力，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大学的学习只是入门”
外文所成立于1964年9月，它是从文学研究所分出来的，即由文学研究所内的苏联东欧文学组、西方文学组和东方文学组组合而成，再加上一个《世界文学》编辑部。所长冯至原是北大西语系主任，副所长兼党总支书记王平凡是延安干部。苏联东欧文学组组长戈宝权，西方文学组组长卞之琳，东方文学组组长由北大东语系主任即我的老师季羡林兼任。所内集中了国内一批外国文学知名专家，如李健吾、罗大冈、罗念生、杨绛、袁可嘉、叶水夫和潘家洵等。钱锺书先生原本也属于外文所，当时被借调给文学所，此后也就一直留在文学所。除了这些老一辈专家外，其他青年研究人员或是从苏联东欧留学归国的，或是从北大西语系、俄语系和东语系毕业的。我能来到国内水平最高的外国文学研究机构工作，是多么幸运，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
我到所后，领导先把我安排在图书室工作。因为外文所与文学所分家，文学所将外文图书移交外文所。当时，外文所新建立的图书室缺乏懂英文的工作人员。而我也懂英文，能帮助图书室接收外文图书。所有的外文图书已经运到外文所的书库，排列在书架上。我的任务是拿着目录卡片，逐一核对书架上的图书，凡是有目无书，则将卡片抽出。自然，我非常乐意做这项工作，可以熟悉所内的英文藏书。其实，我核对的不仅是英文图书，还有法文和德文等其他西方语言图书。当然，我不懂其他西方语言，核对的时候要比英文图书更细心些。
这样，我天天在图书室上班。一天，即将下班时，所长冯至来图书室看看这里的工作情况。主任牟怀真向冯至介绍我说：“这是新来的大学生，学梵文的。”冯先生说：“知道，知道。”这是我到所后，第一次见到冯至先生。冯先生对我说：“你大学刚毕业，大学的学习只是入门，你以后在所里还要好好自修提高。”我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其他还说了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了，而这句话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忘记。
冯至先生是诗人。鲁迅先生曾经称赞他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他也是德语文学和杜甫研究专家。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他的新诗，在我的心目中一直占有崇高的地位。我在北大期间，也听过他的演讲。在校园里遇见他，不敢贸然上前与他说话，只是久久望着他的身影。现在，终于可以亲耳聆听他的教诲。
学部在北京所处的位置离东单和王府井都不远。我最喜欢去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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