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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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试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企研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就其总体研究状况而言，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对国企内部具体而真实的微观制度和关系体系关注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我们对企业的深度理解。而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王星副教授撰写的《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中国工厂师徒制变迁历程的社会学分析》一书试图以“师徒制”研究为突破点改变上述情形。

本书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师徒制是一个起源于前工业社会，又在工业主义的主导下获得新发展的企业内部制度，是一种重要的内部技能形成方式。目前，关于师徒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学领域，研究者多关注其功能和西方经验技巧的引介，而未能将之置于更大社会制度环境中思考。经济学家们虽然关注到了宏观制度匹配对师徒制技能传承的影响，但他们感兴趣的是师徒制作为一种技能形成手段的经济功效，既没有关注到师徒制的内部关系结构，也忽视了社会结果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技能形成方式被公认为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对“国家增长绩效具有绝对的核心作用”。与经济学家关注其经济后果不同的是，社会学家们更关注技能形成方式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比如其对劳工社会融入、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等。对处于巨变中的中国而言，这两个议题被浓缩到了一起，基于低技能、低成本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平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和理论背景，本书选择中国工厂师徒制作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该书的选题原型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此论文题目的确定，源于王星博士二年级时在东北大型国企的一次实地调查。虽然调查只有短短的数月，但对于一个从未进入工业车间的学子来说，现代工业企业的高度组织化和内部复杂的管理体系让他非常震撼。正是这次短暂的国企之旅，使王星找到了师徒关系这一长期被人忽视的论域，他自然非常兴奋。博士论文开题时，此研究主题得到导师组的充分肯定，大家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有极强的现场感，那种不进车间即大谈车间权力、权威运作的研究是靠不住的，国企研究应摆脱形式化、虚化的研究范式，转向真实的制度和关系体系研究，导师组建议他展开长时段的历时性研究。开题后，王星通过联合培养的途径，远赴美国，入杜克大学学习。在美国期间，在林南教授和高柏教授的指导下，王星通过对英文经济社会学文献的梳理和学习，对此论题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博士毕业后，王星在2010年以“企业师徒制与技能形成的社会学分析”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获得立项，经过3年多的时间，现在终于完成研究项目，顺利结项，并获得评审专家的好评。此项目是王星初入学术大门后集中精力所做的最重要的研究课题，经历了田野调查发现、异域采借理论、博士论文磨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升华等阶段的考验，一个青年学子在学术旅途的“出发阶段”留下了坚实的足印，研究课题基本上达到了预期。

粗读该部书稿，我认为王星的专著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工业企业中的师徒制研究有所贡献。第一，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对师徒制概念进行了新的界定。众所周知，所谓师徒制，是一种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以口传身授为主要形式的技能传授方式，其特点是寓技能学习于实际生产劳动之中，属于内部技能形成方式。中国的师徒制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历史学界多认为它是从前近代开始在各行各业中兴起并发展壮大的。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师徒制既是一种谋生技能培训手段，也是一种劳动用工机制；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形成方式，也是一种社会阶层流动机制。它具有市场性和社会性双重制度属性，而且这两种制度属性之间存在张力，并对师徒制变迁产生影响。王星在书中从经济社会学视角对师徒制进行了系统定义，加深了对师徒制的研究和理解。

第二，采用制度变迁“关键节点”方式对中国工厂师徒制变迁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本书在追述前近代匠籍制度的基础上，将中国工厂师徒制划分为“工业化转型（清末民初）”“现代化改造（民国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至1983年）”、“陷入危机（1983年至今）”四个阶段，并总结了中国工厂师徒制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的特征。正是在对上述特征把握的基础上，本书对中国工厂师徒制的变迁过程展开分析，寻求师徒制技能传承的有效制度基础，同时解释师徒制陷入危机的原因，揭示围绕师徒制变迁产生的行动政治图式，挖掘形塑制度变迁轨迹的动力机制，进而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反思。

第三，从实证研究走向理论思考。作者在书中梳理了西方技能形成理论，抽离可信承诺与劳动安全两个关键变量，并对之进行本土化改造。一是指出相较于德国行会在技能形成上的准公共权力，中国传统行会具有“经济势力强大而政治势力弱小”的特性。这对中国工厂师徒制工业化转型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是将单位体制——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治理制度类型——整合进理论框架，从而使新的理论框架能够适用并解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厂师徒制变迁事实。他通过对中国工厂师徒制的历时性比较研究，达成的一般性理论结论主要有：师徒制是一种人力资本培训机制，也是一种社会结构体；一国或一个经济行为主体的技能形成类型并不是企业随意选择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师徒制演化历史证明，去商品化的社会保护政策安排不但不是反市场的政治，而且能够形成不同国家的比较制度优势。

第四，该书具有突出的历史感和现实关注。王星认为今天的中国，透支人口红利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但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建立创新型国家被公认为是解决此问题的基本路径。师徒制作为一种内部技能形成方式，其相关研究对于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现实价值。此外，本书还讨论了工厂师徒制与去商品化的非市场治理机制之间的相关性，认为以技能形成为基础的社会政策能够提升劳工技能素质，这对于提高劳工福利、改善劳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我的博士生中，王星是比较勤奋的一个，同时又有比较强的学术悟性，做研究有股子冲劲。当年他本科毕业留校做管理岗位的工作，一边做行政管理，一边读硕士，都做得很出色。有一次他去北京访学，背回来一书包有关经济社会学和企业研究的外文复印资料，这些资料对其产生了较大影响。因他硕士在读期间学业优秀，获得了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博士二年级时又获得吉林大学与美国杜克大学联合培养的机会，这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他在美学习期间，一位同期在杜克大学访学的吉林大学政治学教授告诉我，王星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因杜克大学校园大，在校内穿行需乘坐班车，王星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总是要坐最后一辆班车回宿舍。功夫不负有心人，毕业后，王星在《社会学研究》等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获立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成为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希望王星以此著作出版为新的起点，继续努力。

虽然这部即将出版的专著已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成绩，但正如前文所言，这仅仅是一位青年学子学术旅途“出发阶段”的作品，其中有初生牛犊式的无畏探索，也必定会留下诸多稚嫩的痕迹。“稚嫩”不是错误，而是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这是一个最富有活力的阶段，因为他拥有“时间”，所以只要继续努力，其未来的发展一定是不可限量的。田毅鹏2014年8月中旬初稿于吉林大学东荣大厦2014年8月末定稿于名古屋大学野依纪念学术交流馆第一章导论本章第一节通过分析基于人口红利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式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后果，指出当下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保护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并简单描述技能形成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中所具有的功能和扮演的角色，从而对本书研究的经济社会背景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说明本书的研究问题，讨论围绕师徒制历史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问题，明确本书的研究目的，这是本章的核心部分。第三节简单讨论本书研究主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节研究的经济社会背景

技能形成方式被经济学家公认为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1][2]，对“国家增长绩效具有绝对的核心作用”。不过与经济学家关注技能形成的经济结果不同，社会学家更关注技能形成模式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比如技能形成对劳工社会融入以及社会阶层结构的作用等。对于经济社会结构正在经历巨大转型的中国而言，这两个议题被浓缩到一个时代之中，尤其是20世纪末期以后，基于低技能、低成本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平等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

学界多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认定为劳动密集型出口替代方式。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选择是与全球化钟摆式运动进程密不可分的。中国经济社会体制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20世纪70年代末正好是全球化的上升时期，这给中国带来了两个巨大的影响：第一个影响体现在国家对市场力量的释放上。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引发政府干预经济，全球化出现萎缩，在经济治理结构方面，自由市场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国家干预及社会保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石油危机使全球化从社会保护一极开始向自由市场一极回摆。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时加入的这一波全球化浪潮中，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取代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成为全球的主流意识形态，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以及释放市场力量成为很多国家经济行为的基本取向。对于中国而言，理性的选择是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打破计划体制，解放生产[3]力，培养自由市场。所以从1978年以后，中央政府开始让权放利，在经济治理中，传统政府角色开始被市场取代。第二个影响是使中国加入全球生产价值链条之中，通过国际分工，中国利用自己的劳动力丰富等比较优势来承接资本的外包，从而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

其实，中国选择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基于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模式。根据赫克歇尔-俄林“要素份额理论”的定义，所谓比较优势，是指基于资源禀赋差异而形成的相对优势。对一个国家而言，选择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在全球化生产（或贸[4]易）链条中找到适宜自身资源禀赋条件的比较利益。不同国家因各自生产要素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比较优势结构，并通过全球化的市场交换实现各自的比较利益。比较优势理论源自19世纪李嘉图的比较成[5]本理论，但真正使比较优势战略大行其道的推力是全球化：（1）资本通过全球化流动构建起全球生产网络，以解决资本主义内部过度积累的矛盾；（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制造业全面衰退，产业转移成为资本的自救选择；（3）福特式流水作业意味着生产对劳工技能的要求一般化，这使资本对劳动力成本更为敏感。在全球生产价值链条中，发达国家占据着资本与技术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具有资源禀赋丰富的优势。这一事实为各国比较利益结构的形成规定了起点：发达国家拥有资本或技术，相应的产业类型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其居于生产价值链条的顶端；而发展中国家通过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换取资本或技术投资，相应的产业类型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其居于生产价值链条的低端。尽管如世界体系理论所言，全球化生产价值链条是严重的不平等交换，但是客观而言，在比较优势模式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各取所需。以中国为例，吸引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是其主要的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造业增长是全球最快的，1991～1997年工业生产指[6]数上升了4.23倍，2002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0%以上，吸纳了一半的城市就业人口及绝大部分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创造了接近全国3/4的外汇收入。比较优势战略使中国适时抓住了第二次制造业外包的机遇，成为中国改[7]革三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力。

在技能上，与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产业相匹配，劳工只需要具备一般性技能即可胜任流水线的简单操作工作。一般技能通过短期或临时培训即可获得，因而劳工之间的相互替代性极强。正如一些经济社会学学者所言，全球化的推进衍生出两个结果：一是国际专业分工的形成，这是各国选择比较发展优势的基本前提；二是打破了国家、劳工以及资本三方的力量均衡，离岸或外包生产成为资本抵制劳工福利[8]要求的重要工具。劳动分工能够提高经济效益从而推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基本的经济原理，可在现实的资本全球化流动过程中，这种貌似“纯粹”的经济行为带来的结果却是高度社会政治性的——全球劳资关系的重构。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加工制造全球廉价商品的世界工厂。与此同时，劳动密集型的外包生产方式制造了流动劳工大潮，也瓦解了劳工团结抗争的可能性。因此，那种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以技能工人为主体对抗资产阶级的组织化抗争行为或许在中国的工厂中难以出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劳工追求福利的抗争行为越来越多且日益多样化，已有研究也证明，中国劳工抗争行动基本上是碎片化的，参与抗争的多是处于底层或边缘的弱势工人，属于“工人贵族”的技能精英很少参与。而且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比较优势模式下，资本在劳资斗争中占有绝对的强势地位，甚至“霸权式的专制主义”——以[9]血汗工厂为基础的生产体制被资本重新采用，因为：（1）在资本可以跨国自由流动与劳工无法跨国界团结并存的情况下，资本可以通过[10]撤资威胁来要挟引资国家；（2）一旦一国/地区进入以低廉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模式之中，资本就会迫使其进入所谓的倒退式竞争，压低劳工福利成为国家/各级政府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低端的中国劳工低[11]成本优势实质上属于一种低人权优势。

因此，尽管这种模式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但它却是不可持续的，原因在于：一是代工产业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低端，可替代性强且附加值低；二是基于低廉劳工所形成的比较利益是共享型的，低劳工成本在增强产品竞争力的同时也使收益向产业上游转移。当一国经济水平达到“刘易斯拐点”时，依赖人口红利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产业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劳工阶层的抗争行动则是其中一个主要挑战。正如上文所言，基于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保护之间的矛盾张力在当下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首要表现为数量直线飙升的劳资纠纷。据统计，1995年全国劳动争议案件只有3万多件，2006年则达到31万多件，2007年达到35万件，2009年已经多达51.9万件。其中，恶性暴力利益冲突事件也时有发生。其次是日益蔓延的“民工荒”，劳动者对低工资和低福利的企业“用脚投票”。最后是劳工通过静坐、罢工等集体抗争行动来维护自身权益。而且这些劳工抗争在类型上混合了所谓的马克思类型和博兰尼类型，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企改制引发的劳工抗争政治。引发国企劳工抗争的主要原因是国企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自发私有化”对工人利益的侵蚀，主要包括集体下岗、福利丧失、工作条件恶化甚至虐待工人等。在此类抗争中，道德经济及共享权利是核心诉求，国家（地方政府）往往是直接的抗争对象。二是私营、外资等私有化企业中发生的劳工抗争行为。引发此类劳工抗争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过程中的专制控制及其对劳工底线权益的侵害。在此类劳资冲突中，物质性利益，如薪水，是斗争的核心，国家（地方政府）扮演的往往是多元性参与角色，在维稳与发展经济之间，在仲裁者与资本维护者之间徘徊。近些年的欠薪讨薪纠纷、山西黑砖窑事件、“开胸验肺”事件、富士康跳楼事件、南海广本事件都是此类劳工抗争事件的集中体现。社会学学者沈原等人认为，博兰尼模式比较适用于国有企业私有化改制过程中的工人抗争行为，而外资、合资或私营企业中流动农民工的劳动抗争政治行为更多类似于马克思模式。所有劳工抗争行动不断重构工厂中的劳动关系，同时影响了社会秩序，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冲突中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代工制造业中以最大限度压缩劳工成本为支点的工厂体制重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思考。

将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与困境置入世界历史进程中来看会发现，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国家也经历了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类似挑战与风险——产业萎缩与血汗工厂引发的劳工社会保护困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较为成功地摆脱了经济社会发展困境，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保护之间的相对均衡。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场转型中的成功，政治社会学学者霍尔（Hall）和索斯克斯（Soskice）的解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他们认为这既不是单一自由市场机制的结果，也非社会保护力量的胜利，而是在一个“制度包”（institutional package）式的经济社会治理结构作用下实现的。在这个“制度包”中，技能形成制度、金融体系（企业与银行的关系）以及工厂生产体制（工会、行会以及劳资关系协商机制）是主要制度安排。而且技能形成制度处于最核心的地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12]同社会保护体系形成和维持的基础”。这种基础性作用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在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上，从所谓的劳动密集型、资本投资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劳工技能水平满足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人力资本需要；二是在劳工就业能力上，通过技能形成体系的系统培训和教育，提高劳工应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风险的能力，这成为劳工福利保障的重要基础。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社会治理结构“巨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社会及经济治理制度并没有因为“体制选择”（regime shopping）所产生的压力而走向趋同，相反，却走向了具有各自比较制度优势的多样性。对于这种制度多样性，不同学者的概括并不相同，有学者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13]“莱茵”模式，也有学者将之区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嵌入社[14]会”（socially embedded）。Hall和Soskice则将之概念化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性市场经济”两种类型。前者以英美两国为代表，主要特征为“短期资本、离散雇主（fragmented employer）以及对抗[15]性劳资关系体系”，由此产生的技能形成体系以注重标准化、灵活流动的外部技能形成方式为主。后者以德日两国为代表，主要特征为“耐心资本、协作雇主（coordinated employers）以及多样化劳资[16]协作形式”，由此产生的技能形成体系则以注重个别化、累积性的内部技能形成方式为主。Hall和Soskice指出，尽管两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不同的技能形成体系，但这些国家在技能形成体系上的制度安排和创新都是其实现经济社会结构成功转型的关键，由此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双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能形成体系[17]既是一种经济政策，也是一种社会政策，而且还是一种发展型社[18]会政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依赖透支廉价劳工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陷入困境，结构性失业风险及社会矛盾冲突形势严峻。如何调和经济效益与社会平等之间的矛盾成为当下中国改革必须正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社会各界的共识除了必须推进政治治理体制的改革外，在经济社会领域，集中体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从劳动密集型走向技术密集型，以及强化社会建设——从政经社一体化社会走向自治社会。正如很多学者所言，本书也认为加强技能形成体系建设、将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是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建设的基础条件。正是基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现实背景，本书选择技能形成作为研究主题。第二节研究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西方职业培训方面的研究较多，这些研究要么从职业教育的角度，专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外部技能培训方式及经验的引介；要么从劳动就业社会政策的角度，倡导西方技能形成体系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功能意义。很少有研究关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能形成及相关政策安排在中国社会制度环境下能否适应及制度匹配的问题。基于这样的判断，本书没有选择外部技能形成，而是选择师徒制这种带有较强中国特色的内部技能形成方式作为分析对象，试图借此进一步深度挖掘技能形成的中国化研究。另外，笔者选择师徒制作为研究对象还存在重要的现实缘由：（1）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劳动就业政策改革（先招生后招工，先培训后就业）以来，无论是国家、学界（无论是教育学界还是社会学界）还是企业组织本身都对外部技能形成体系给予了很多讨论和投入，师徒制等内部技能形成方式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被忽视并日益边缘化；（2）师徒制是一个浓缩东方文化传统的制度安排，师徒关系在中国文化制度情景中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类型，它与欧美的学徒制既有类似之处，也有本质的区别；（3）与高精尖产业不同，遍布于中国大地上的普通制造企业的技术与技能升级实质上更有利于劳工福利尤其是就业福利的改善，这更加凸显了本书研究关于蓝领工人技能形成的师徒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技术工人是整个社会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最基础的生产工作和服务工作运转不畅，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本书认为通过对师徒制变迁过程进行历史分析，不但能够挖掘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技能形成所面临的本土化现实问题，也可以借此呈现巨变下的中国经济社会治理机制的变迁图景。

所谓师徒制，是一种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以口传身授为主要形式的技能传授方式，其特点是寓技能学习于实际生产劳动之中，通过完成工作任务获得技能经验，因而它是一种内部技能形成方式。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师徒制不但是一种职业技能形成的方式，还是一种劳动雇佣制度。学徒工是一种职业身份，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表征。学徒工群体阶层是一种职业阶层，还是特定的社会阶层。师徒制除了能够为学徒工签发进入特定职业或行业的“资格证书”，还是一种社[19]会阶层流动机制。从历史时间序列上看，中国的师徒制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历史学界基本上认为师徒制是从前近代开始在中[20]国各行各业中兴起并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晚清至民国初期，这段时期是中国师徒制蓬勃发展的阶段，也是师徒制工业化转型时期，主要特征表现在如下几点。（1）在师徒制分布的行业上，出现了商业师徒制和手工制造业师徒制两种类型并存的情况。师徒制已经从传统的商业领域，如典当行、票号、钱庄等行业，全面扩展到手工制造业领域，而且这种扩展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制鞋、绣锦、织衣等作坊式行业，而是延伸到了缫丝等新[21]兴的机器修造加工行业中，工厂师徒制逐渐兴起。（2）在师徒制的制度属性上，师徒制从技能形成手段扩展为一种劳动雇佣制度，传统师徒关系结构随之混合了劳资关系。随着机器制造加工业的兴起，工厂对学徒工的需求量激增，这使师徒制不但成为学徒工获得谋生技能的手段，而且发展成为一种劳动用工制度。（3）在师徒制的存在形态上，从原来的行会师徒制发展为官局师徒制和行会师徒制齐头并进[22]的局势。不过在这段时期内，尽管师徒制在内容以及行业空间上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师徒制的治理机制依然以传统的宗法家长制

[23]为主。

第二阶段是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前，这一阶段是师徒制的现代化改造时期。1929年后，南京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工厂法》《工厂法施行条例》和《工厂检查法》等法律法规，对师徒制的技能形成方式进行规范化管理。引发南京国民政府对工厂师徒制进行政治干预的原因主要在于：（1）随着师徒制辐射覆盖的产业越来越多，尤其是工厂师徒制快速发展，师徒关系之中混合了劳资关系后，在学徒工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师徒制技能传承的色彩逐渐淡化，师徒制慢慢被资本家转变为一种剥削廉价劳工的用工制度。这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24]。（2）借工厂师徒制现代化的契机，国民政府向劳工灌输三民主[25]义思想，防止劳工被“共产主义之谬论”所迷惑毒害，因此国民政府对工厂师徒制进行现代化改造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不过，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法制手段对工厂师徒制的学徒年限、学徒工年龄、学徒工福利以及师徒契约等内容进行了规范化处理，试图使师徒制与当时的劳工补习教育体系连接起来，这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1983年）国家用工制度改革之前，这一阶段是新中国政府创建新师徒制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政府对师徒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其主要目的在于淡化传统师徒制中的宗法家长制色彩，确立学徒工主人翁地位，摒弃旧有业主与学徒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政府报告中肯定了师徒制在技能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要在“二五”计划期间全面完成新师徒制的建设。1957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关于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个体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学徒的学习期限和生活补贴的暂行规定》，各地方劳动局也相继出台了相关文件。这些政策一方面对学徒工的身份地位、福利待遇等进行了规定，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师傅在岗位设置、薪酬水平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地位，在保证师傅身份权威的同时使师徒制的技能形成能顺利展开。

第四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段时期是中国工厂师徒制陷入危机的阶段。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师徒制这一内部技能形成方式逐渐被外部技能形成方式取代。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用工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即遵循“先招生、后招工”“先培训、后就业”的方针，学徒工逐渐被大中专、技工学校以及职业高中毕业生所替代，这导致企业内的师徒制逐渐被忽略，甚至中断。（2）一些企业虽然保留了师徒制，但是师徒间出现技能传授危机，无法实现其技能传承功能。可以说，中国工厂师徒制无论在劳工雇佣还是在技能传承上都陷入了危机，日益被边缘化。

另外，为了强化本书的历时性比较研究，笔者除了梳理近现代历史档案文献中师徒制的历史演化轨迹，并挖掘其中形塑变迁轨迹的因素外，还特地选择了新中国成立后设立的一家国有制造企业作为个案进行参与式实证研究。对这家国有制造企业同一种师徒制五十年的变迁过程——国企改制前后完全不同的技能传承效果——进行历史比较分析，不但在方法论上能够较好地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一般性，而且也增添了本书的研究价值。

正如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所言，制度的创设及变迁是在“一定的情境中进行的，在这个情境中同时存在着多种功能性和政治性的需求”。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制度变迁的实践并非“正反馈”作用下的效率导向过程，而是纠结着不同的行动力量，它们相互间不断地出现摩擦与对抗，将行动者的利益需求与偏好浓缩于具体的制度设计之中，形塑了制度的演化轨迹。因此，要理解制度变迁的过程必须从历史的视角[26]才能“真实历史性地”还原制度变迁的过程与路径轨迹。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工厂师徒制的变迁过程。从手工业师徒制扩展到工厂师徒制，然后是工厂师徒制的现代化改造，接着是新中国成立后工厂师徒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是师徒制危机，这四段时期将中国师徒制演化分隔出了四个历史“关键节点”。在这些历史节点上，尽管师徒制是一种技能形成手段，但其变迁过程绝非只是一个技术升级或技能转移的简单物理过程，它是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情景下展开的，其中有各种各样具有不同利益和偏好的行动者，这些行动力量之间的互动形塑了师徒制变迁走向直至使其陷入危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师徒制作为一种技能形成手段，其功能甚至命运被历史性地社会建构了。

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问题有如下两个：第一，对中国工厂师徒制的变迁过程进行分析，从历史比较的角度，寻求师徒制技能传承有效的制度基础，同时解释又是什么力量导致师徒制陷入危机的；第二，揭示围绕师徒制变迁产生的行动政治图式，探索这背后潜藏的利益冲突结构，挖掘形塑制度变迁轨迹的动力机制，进而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反思。如上文所言，工业化转型、现代化改造、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陷入危机这四个“关键节点”连接组成了中国工厂师徒制的历史变迁谱系。本书试图从中抽离出关键自变量，并据此建构统一的理论解释框架，以期对中国工厂师徒制变迁的整体轨迹——技能传承的有效和失效——进行较为全面的解释分析。第三节研究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如上文所言，技能形成体系不仅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而且是西方福利国家克服经济社会转型危机、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平等共进的重要基础条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正如克鲁格曼（P.R.Krugman）和刘遵义等经济学学者研究所证明的，中国依赖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劳动和资本驱动的经济增[27]长并没有带来效率的提升，相反还存在着边际递减效应。对今天的中国而言，这种透支人口红利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比如农村虚空化、劳工抗争频发以及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等。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社会治理与建设路径、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认知。

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建立创新型国家被公认为一个基本路径。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人的知识[28]积累和技能提高是递增报酬的重要源泉，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提升会使技术进步产生正外部性，所以“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29]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提高”。在刘遵义等人看来，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竞争优势不在于廉价的劳动力，而在于技术政策与技能[30]形成体系制造出来的“无形资本”。一般来说，自主创新并非技术进步直接作用下的结果，而是在一个“制度包”共同作用下实现的。Hall和Soskice将自主创新区分为两种类型：急进型创新（radical innovation）和累积型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这两种创新模式的特点与过程具有明显差异，它们所对应的经济产业以及所需要的技能形成体系支撑也不相同。

急进型创新模式主要指生产线技术本质上的改变，包括由此而带来的全新产品和全新的生产程序；累积型创新模式主要是指对现有生产线和生产流程的技术进行持续但规模较小的改进。比较而言，急进型创新模式更具有效率，可满足效率至上的风险资本投资要求，所以，它对灵活多变的科技产业很重要，如生物科技、软件行业，这些产业注重创新设计以及快速生产的技术；而累积型创新模式相对效率较低，见效较慢，比较适用于固定资本投资规模较大、注重持续竞争力的产业，比如机械加工类、工程或特殊交通设备等装备制造行业[31]。对于急进型创新模式而言，时间领先对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的获取尤为重要，这需要技能人才不断转换更新的自由性劳动力市场作为支点。外部技能形成路径为这种模式提供了匹配的条件，外部技能形成方式通常注重一般性技能的生产，技术工人的技能教育程度较高，[32]且技能的可转移性、通适性强，故可以说外部技能形成方式为经济发展中急进型创新的实现提供了支持。而对于累积型创新模式而言，它需要一个高质量的产品生产线，且必须对生产过程的技术进行持续[33]长期的改良。所以其必须要有稳定的内部技能形成体系作为支撑，才能为累积型创新模式提供必要的技能储备，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应该包括高科技产业创新和制造业创新两个内容。但中国目前的技能工人在结构与数量上都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要求：一方面，现有的技能人才队伍在等级构成、职业工种构成、知识和技能结构等方面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与创新的需要；另一方面，技能工人尤其是青年技工人才严重短缺，以外部技能形成为主的技工培养机制无法为产业升级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本支撑。因此，师徒制作为一种内部技能形成方式，对其的相关研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价值。另外，对于社会建设而言，通过技能形成的社会政策，能够进一步提升劳工技能素质，这对于提高劳工福利、改善劳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类型，和谐劳动关系建设也是中国目前和谐社会建设的面向之一。

此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历时性观察中国工厂师徒制的变迁过程，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反思。经济学或者理性选择理论坚持理性行为的基本假设，视理性为“单个的行动主体拥有的，先验于任何制度[34]的外在属性”，因此经济学或者理性选择理论主张从微观的个体功利主义理性选择来解释宏观的制度变迁过程与结果。这种取道“动机还原”的逻辑或许能够解释制度变迁在一个固定时间断面的表现，但是如果把这样的解释置入历史变迁过程，就会导致前后矛盾的情形。本书的历史比较研究发现，在师徒制变迁过程中，行动者在具体情景下的选择往往都是理性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理性化的内容却有很大差异。换言之，理性是具体的，行动主体的理性逐利行为是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被界定的。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正是具有不同利益偏好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形塑了制度演化的轨迹。因而本书的研究为我们反思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们不应该拘泥于抽象的理性解释，而应该关注行动者理性化的具体内容，即在所谓的“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为何行动主体优先选择这个进行最大化而不选择其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许是我们理解制度变迁过程的更好的切入点。

[1] Acemoglu & Pischke，“Beyond Becker：Training in Imperfect Labour Markets”，Economic Journal 109，1999.

[2] Booth and Snower（eds.）， Acquiring Skills：Market Failures，Their Symptoms and Policy Responses，London：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1996.

[3] 高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载弗兰克·道宾主编《经济社会学》，冯秋实、王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7页。

[4] 转引自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 Harvey，D.，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Blackwll，1982.

[6] 国家统计局综合局：《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7] 姚洋：《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8] 高柏：《中国发展模式必须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6月25日。

[9] Burawoy，M. & Janos Lukàcs，The Radiant Past：Ideology and Reality in Hungary’s Road to Capitalis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10] 余晓敏：《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工运动：现象、问题与理论》，《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

[11] 秦晖：《中国以“低人权优势”造就惊人竞争力》，http：//www.aisixiang.com/data/20238.html。

[12] Peter A.Hall & David Soskice（eds.），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13] Albert Michel，Capitalism versus Capitalism， New York：Four Walls Eight Windows，1993.

[14] Streeck Wolfgang，“Introduction：Explorations into the Origins of Nonliberal Capitalism in Germany and Japan”，in W.Streeck and K.Yamamura（eds.），The Origins of Nonliberal Capitalism：Germany and Japan，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1.

[15] Kathleen，T.，How Institutions Evolv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Britain，the United States，and Jap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16] Kathleen，T.，How Institutions Evolv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Britain，the United States，and Jap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17] 关信平：《为了明天的人力资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的职业培育培训的重要意义》，载雍冀慧《面向知识经济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18] 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发展型社会政策》，罗敏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9] 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第217页。

[20] 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第196页。

[21] 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第327页。

[22] 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第305页。

[23] 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第247页。

[24] 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第347页。

[25] 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第359页。

[26] Skocpol Theda，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MA：Belknap，1992.

[27] 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第44页。

[28] 西奥多·W.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姚志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5～29页。

[29] R.卢卡斯：《经济发展讲座》，罗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16页。

[30] 刘遵义：《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汪同三译，《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

[31] Peter A.Hall & David Soskice（eds.），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33-44.

[32] Peter A.Hall & David Soskice（eds.），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7.

[33] Peter A.Hall & David Soskice（eds.），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39.

[34] 高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载弗兰克·道宾主编《经济社会学》，冯秋实、王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二章研究内容结构与研究方法本章第一节对本书的研究框架结构做一个简单说明，简述一下本书的研究思路，同时对本书结构内容进行总体性呈现。第二节对本书的研究方法进行说明，由于本研究引入了时间维度，采用历时性比较研究，故在研究方法上也是多样的，既采用了文献考察法、深度访谈，也使用了参与观察和个案扩展法。第一节研究内容结构

本书的研究问题包括两个：第一，对师徒制的历史变迁过程进行分析，解释是什么力量导致师徒制技能传承陷入危机的，同时从历史比较的角度，进一步挖掘师徒制有效作用的制度基础；第二，揭示围绕师徒制的历史变迁以及师徒间技能传授产生的行动政治图式，探索这背后潜藏的利益冲突结构，进而从理论上对以往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进行反思。针对这两个问题，在理论分析路径上，本书参考了历史制度主义的立场，从集体行动困境与可信承诺两个变量入手来解释中国工厂师徒制的历史变迁过程。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由于对技能形成中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可信承诺不同的处理方式，不同国家之间的技能形成方式存在差异。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可以统合为国家经济治理机制上的差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治理机制可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这两种治理机制在企业组织间竞争以及劳动过程管理上存在本质的差异。而集体行动困境与可信承诺被笔者统归为“劳动安全”概念。劳动安全一方面受到国家经济行为治理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劳动社会保护政策的结果。

在本研究中，笔者进一步深化了西方技能形成理论的分析路径，试图透视师徒制与宏观经济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回答制度是如何作用于行动者，以及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又是如何形塑制度变迁轨迹的问题。这需要我们梳理连接制度结构与师徒制中相关行动者互动的中间因素。否则，研究要么陷入“结构至上主义”困境，从而导致“主体性忽略”的结果；要么就是完全的解构主义，忽视甚至脱离“人在情景中”的基本事实。因此本书除了从历史文献中洞察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外，还通过田野研究，深入师徒关系中，观察相关行动者围绕师徒制而展开的利益政治行动。我们发现，行动者之间的利益政治行为正是连接制度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中间元素。围绕技能形成方式而展开的不同劳动政治类型决定了师徒制的技能传承效果，同时也形塑了师徒制变迁的走向轨迹。

本书共分为八章，除了第一章导论和本章讨论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之外，以下章节将围绕第一章所提出的问题展开研究。下面六章的主要理论任务有两点：一是建构理论框架，对中国工厂师徒制的历史变迁轨迹进行解释；二是拓展思考技能形成研究的现实与理论意义，分析技能形成的社会政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借此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反思。具体而言，本书其他六章讨论的内容可概述如下。

第三章是文献梳理和理论解释框架建构。首先，通过梳理西方技能形成理论的学术脉络，我们发现，技能形成方式的选择是西方企业组织非常重要的理性选择，也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之一。不过在劳动组织过程中，技能形成方式既不是企业组织个体能够完全自主决定的，也不是仅仅涉及技术升级或技能传授的过程，它必须与其所处的经济社会治理制度环境相匹配。两个变量影响了企业组织选择技能形成的方式，即技工与雇主之间的可信承诺和企业组织之间的集体行动困境。前者涉及劳动管理制度，后者涉及劳动力市场机制和企业组织间的竞争形式。其次，在技能形成方式与其他制度相匹配的过程中，产生了劳动政治。相关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会直接形塑技能形成体系的变迁轨迹甚至命运，并且对企业组织生产技术升级革新产生重要影响。这些行动者除了工厂内的个体行动者外，比如雇主、技工等群体，还涉及组织层面的主体，比如行业协会、工会组织以及国家相关部门。本章第二节将会全景展现一种技能形成方式从被选择、作用到被舍弃的变迁过程，从而更完整地呈现西方技能形成理论的研究架构。最后，根据本书的研究问题，本章第三节将对西方技能形成理论进行中国化，从而建构解释中国工厂师徒制历史变迁过程的理论框架。西方技能形成理论对西方国家的师徒制演化过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给我们很好的理论积累和启示。但面对中国工厂师徒制时，则需要我们对之进行一定的理论重构：一方面，中国传统师徒制往往具有很强的宗法色彩，这与西方国家的师徒制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师徒制演化的历史过程中，国家干预往往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三章最后一节将对本书的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和讨论。

第四、五、六章引入时间维度，用已有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师徒制的历史演化过程进行分析，这是本书的重点内容。在这三章中，对中国师徒制前三个历史阶段——晚清至民国初期、民国至新中国成立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历时性比较研究。晚清至民国初期，是师徒制从传统形式走向工业化的开始，中国师徒制在制度属性、行业拓展范围以及制度存在形态上都经历了很大改变。在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对师徒制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赋予了师徒制技能培训、劳工教化以及劳动力雇佣等多种功能。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对师徒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意在削弱师徒制中的宗法性，取缔师徒关系中的人身依附。此举联合单位体制重构了师徒制的关系生态，也稳定了企业内师徒制的技能传承秩序。所以在这三章中，通过回溯历史，我们重新回到师徒制变迁转折的那些关键历史时刻，分析在不断变化的历史制度环境下，中国师徒制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变迁轨迹。在这三章中，笔者试图从纷繁复杂的各种变量中抽离出决定师徒制功能及制度变迁轨迹的关键变量，从而对中国师徒制的演化轨迹进行解释。

第七章是第四、五、六章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这一章将用同一个理论框架来阐述是什么原因导致师徒制陷入了危机。从方法论上来说，证伪比较的方法更具有科学性。波普尔认为“表述科学定律的陈述都是关于无限个体的全称断定的，任何有限的关于个体的陈述都不足以证实一个科学定律”。所以，“可证伪性”才是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志，波普尔认为，除了在科学理论领域之外，这种证伪主义原则同样[1]适用于历史领域。本章正是基于这样的方法论立场，通过实证研究挖掘导致师徒制危机的背后决定机制，指出历史演变过程中关键自变量的改变或缺失才导致师徒制陷入危机，从而从证伪的角度来验证理论解释框架的科学性。另外，本章还将进一步分析师徒制危机中各利益相关行动者在整个过程的行为表现：一方面刻画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劳动政治图式，另一方面也通过围绕师徒制而产生的利益政治行为解释影响制度变迁轨迹的力量。

第八章是本书的结论部分。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对本书所研究的中国工厂师徒制变迁历程进行简单小结，讨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技能形成体系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技能形成类型不是国家或者行业组织的理性选择，也不是学徒工群体只能被动接受的既定架构，而是在各方动态互动过程中被社会建构的。其次是阐述师徒制演化轨迹的社会学研究对制度变迁理论的一般意义，即对制度变迁理论的再度反思。最后是作为未尽的思考，简单讨论一下本研究所开启的研究方向未来所具有的价值。经济发展与社会保护能够相互协调，目前这在学界已经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但是在经济发展与社会保护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上，学界缺乏系统的研究。本研究相信，技能形成作为中间机制能够有效地将二者连接起来。第二节研究方法

本节将讨论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交代本书收集资料及分析资料的方法。通过研究方法的讨论，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讨论质性研究的客观性，这除了对方法论层面上的思考外，更主要的是需要分析资料的信度和效度；二是讨论如何使质性研究结论一般化，这是本节对个案扩展法所进行的思考。一 质性研究方法

客观而言，无论是质性研究方法，还是量化研究方法，各有优劣，二者并无高下之分。就量化研究方法而言，它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基础上的，通过大量样本的调查分析，以“样本信息的最简化实现总体信[2]息的最大化”，从而可以相对全面地掌握总体情况，通过概念化和科学测量保证研究的客观性。量化研究方法的实施并有效作用依赖如下几个条件：一是研究对象是具有规律的社会事实，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世界里，主观性抽离后，存在一个外在于人主观性的客观世界；二是研究对象的可统计性，量化研究方法首先进行的是样本的抽取，并用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三是研究程序的科学性。

就质性研究方法而言，虽然它以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基础，但同样注重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不过与量化研究方法对大样本分析不同，质性研究方法多通过对案例的深入描述，梳理复杂现象背后的决定机制，从而对因果关系进行阐述。质性研究方法的有效性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研究对象的进入壁垒问题，这是质性研究方法尤其是案例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质性案例研究中存在的“霍桑效应”；三是质性材料如何佐证。

所以选用何种研究方法除了考虑研究者所掌握的研究资源、资料收集来源等因素外，更主要的是要考虑研究对象的特征。本书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历史进程中的师徒制，由于在不同的关键历史转折节点上，师徒制所处的宏观结构环境往往发生巨变，其中无法控制的变量太多，因而用深度描述的质性研究方法显然更为适合。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量化研究方法是一种比较“适合于测量稳定社会的理论模型和技术手段”，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面临剧烈的变动，具有[3]“伦理性、未分化性以及转型时期的发展不平衡性”，因而单纯地[4]强调量化研究方法往往难以发现“真问题”。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考察法、深度访谈、参与观察以及个案扩展法等。（一）文献考察法

本书的文献考察从三个路径展开：一是理论文献的梳理，本书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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