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明朝一鉴开(熊召政读史笔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熊召政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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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明朝一鉴开(熊召政读史笔记)试读：

第一辑

肚子里的小人

大约是1558年的秋天，已经在龙椅上坐了三十七年的嘉靖皇帝，在庆祝自己生日的当天，收到了一份奇特的礼物。这礼物是由一百八十一棵灵芝组成的巨大的芝山。这些灵芝天然生成，棵棵鲜活。最大的几棵，直径在一尺八寸之上。

照例，如此珍贵的礼物都经由礼部查验，然后才呈至大内。这座芝山的敬献者，是陕西鄠县的细民王金。我觉得“细民”这个词用得极好，一是点明王金的弱势地位，二是对他日后的飞黄腾达也留下了卑琐的想象空间。此人敬献芝山之前的行迹，已泯不可考，但由于这次敬献，他立刻成了名动朝野的著名人物。嘉靖皇帝对他敬献的这份名为“仙应万年芝”的礼物非常喜爱，顿时给王金颁赐了很多金帛。

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对祥瑞、神异、宿命、果报之类的事，似乎特别相信。即使在科技十分发达的今天，此类灵异之事，仍有不小的市场。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求神问卦乐此不疲，单纯用愚昧或者无知来指责，恐怕太过简单。每个人渴望知道未来，而且，他们对自身经历的乖戾之处又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于是就相信冥冥之中另有一股力量，并对那些想象的神祇顶礼膜拜。如果说这个现象在今天的主流生活中，还没有占到显著的位置，在三百多年前的明代，上至君王，下至庶民，莫不对灵异之事深信不疑。

再说嘉靖皇帝收到王金送上的芝山之后，其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在民间，有“千年灵龟万年芝”的说法，嘉靖皇帝将这座芝山视为自己“万寿无疆”的象征。取悦皇上历来是官场的通病，嘉靖皇帝对祥瑞的浓厚兴趣，立刻引起许多官员的极大关注。就在王金敬献芝山的三个月后，也就是1558年的岁暮，礼部向嘉靖皇帝报告，各地所敬献的灵芝共有一千八百零四棵。嘉靖皇帝将这些灵芝逐一浏览，认为直径在一尺以上的大灵芝还是太少，于是下诏，命各地“广求以进”。

嘉靖皇帝喜欢灵芝，不仅仅是因为祥瑞，而且他还听信方士之言，认为吃了灵芝能长生不老。于是他下令内阁辅臣严嵩、李本等将各地敬献的灵芝炼成丹药供其服用。严嵩作为首辅，不以国事为重，每日跑到南苑为皇上看护丹灶，降格为神神道道的方士。可历史就是这样，它不会给你纯粹的优雅与足够的庄严，它常常以夸张与怪诞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宗教情感。事实上，在历史上留下骂名的严嵩，正是摸清了嘉靖皇帝喜祥瑞、好斋醮的心理，才放弃读书人应有的操守而对症下药进行钻营。正因为如此，他才得到嘉靖皇帝的宠信，历二十年而不衰。昏君与佞臣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鸡与鸡蛋的关系。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衍生开来，就是究竟是先有昏君还是先有佞臣。单从理论上讲，很难说得清楚。但若讨论具体的个案，则不难做出判断。正德年间，是因为先有佞臣大太监刘瑾，而后才有胡闹的武宗皇帝；而嘉靖一朝，则肯定是先有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的昏庸，才产生了严嵩这样的奸相。

其实，与严嵩同为阁臣的另一位叫徐阶的人，在浑噩的朝政中，倒没有被斋醮与丹灶的青烟熏得迷失方向。这位徐阶是松江人，状元出身，有名的江南才子。严嵩柄政，不但忌才，而且忌德。因此，在他威严熏灼之时，所有德才兼备的人，几乎都得不到重用。徐阶的才与德，在当时嘉靖皇帝的股肱之臣中，属于凤毛麟角。正是他，从死牢里放出了海瑞；也正是他，发现了张居正的才干，将他收至麾下精心培养。但徐阶与严嵩共事二十余年，竟然相安无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只能说明他的明哲保身又不同流合污的为官技巧，的确胜人一筹。最后，也正是他，利用了嘉靖皇帝信任方术的特点，最终把严嵩踢出政治舞台。这一个事件的过程，非常富有戏剧性，因不属本文探讨的内容，只得另篇专述了。

却说身为首辅的严嵩，每日非常勤勉地为皇上炼制灵芝丹药，而次辅徐阶却不肯去南苑斋醮地，而是端坐在文渊阁的值房里，处理一团乱麻的国事。按理说，这样的大臣应予褒奖，但嘉靖皇帝却不然，他认为徐阶这样做是对他的不忠。于是他把徐阶找来，当面讥讽这位辅臣：“卿以政本为重，不以相溷也。”嘉靖皇帝此处说的“溷”，显然指的是炼药。他认为徐阶处理政本只是托词，真正不来南苑的原因是把炼制灵芝丹药看成“溷”事，应予鄙夷。

这一次谈话，让徐阶诚惶诚恐。他知道再不奉承皇上，灭顶之灾就会立至。于是立刻向嘉靖皇帝请求，恩准他能每日到南苑，像严嵩、李本两位大臣那样为皇上效命炼药，嘉靖皇帝这才转怒为喜。

威加四海的皇上与运筹帷幄的大臣都在谬见的河流中洗礼。为了投其所好，一时间，中国的大地上，无论是荒漠万顷的西北还是潮润富饶的东南，都成了千年灵芝的温床。首先是浙江总督胡宗宪，在其辖区内发现了硕大的白色灵芝和白色灵龟。这位大将军用快马将这两样灵物送至北京御前。嘉靖皇帝大喜过望，当即决定打开玄坛祷谢天地，同时到宗庙祭告列祖。当然，胡宗宪也因此升官，嘉靖皇帝赐给他一袭鹤袍。按明代官袍等级，鹤袍为一品官服。

看到胡宗宪献瑞得到了甜头，各地官员竞相仿效。陕西抚臣陈执、按臣李秋，献上了白鹿和白灵芝，并说这白灵芝是长在当地的万寿宫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诡称，意在博得龙颜一粲。嘉靖皇帝竟然深信不疑，仍然是开玄坛祭祖庙，赏赐献瑞官员。此风后来愈演愈烈，到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仍是那一位鄠县的细民王金，再次上供大礼——超过两尺直径的五色大灵芝和一只五色的彩龟。嘉靖皇帝对这两样登峰造极的祥物大喜过望，下旨礼部：“龟芝五色既全、五数又备，岂非上元之赐？仍告太庙，百官表贺。拜金为御医。”

明代的典籍中，对这一次百官的表贺隐然不存。但可想而知，那数百篇谀辞充斥的颂文读起来是多么肉麻，它们是官场卑劣心理的一次大检阅、大荟萃，所以还是不读为好。但是，王金却因为这两次“技压群雄”的大敬献，一下由细民的身份跃升为皇帝的御医。如此登龙有术，天下所有经历过十年寒窗的读书人，听了岂不汗颜？

偏偏王金得寸进尺，当上御医的第三年，他又在嘉靖皇帝的寿辰之日，再次敬献三座“万寿香山”。这三座香山上，共长了三百六十棵灵芝。嘉靖皇帝仍然是“大喜过望”，赐给王金三品大臣的待遇。

王金这种人，历史上称为嬖幸，其特点是以旁门左道博取皇上的欢心。他对皇上的三次敬献，实乃嘉靖一朝的闹剧。可是，导演这场闹剧的，正是嘉靖皇帝自己。二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生性多疑，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猜忌。这与他少年时代尝过太多的苦难而从未受过正规的教育有关。据传，他在登基的当天，黄袍加身之后，曾兴奋地对辅佐他打下江山的刘基说过一句话：“本是一路打劫，谁知弄假成真。”跟随朱元璋多年的刘基，知道这位开国皇帝多疑的禀性，立即跪下回道：“陛下天生龙种，此番登极，实乃君权神授。”这一回答，提醒了朱元璋，他立刻掉头望去，只见一个太监站在门口，他问那名太监听到了什么。太监心知如果据实回答，承认自己听到了他们君臣之间的对话，必然会掉脑袋，情急之中装哑巴嗷嗷乱叫，朱元璋这才饶了他一条命。

这则故事的真实性虽可怀疑，但编撰者的确摸透了朱元璋的心性。这位和尚出身的皇帝，逃出禅门的沙弥，因为无法证明自己出身的高贵，因此特别需要让世人明白“君权神授”的道理以及他的“天生龙种”的特殊身份。这种褊狭的政治观念导致了祥瑞、神异、宿命、果报一类所谓“天人感应”的现象，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大行其道。

洪武年间，坊间曾传一故事，说朱元璋微服出访，夜宿旅店。在店中院内，有两人在观星象，一人说：“你看帝星，今晚不在宫位，他会跑到哪里去了呢？”另一人回答说：“这颗帝星不但外出，而且头还向着西边。”朱元璋在房间里听见，一看自己果然头朝西边躺着。他便故意掉了一个头，朝向东边。立刻，院子中那人又说：“奇怪，刚才头还朝西边，怎么一会儿又朝向东边呢？”朱元璋在房内听见，顿时相信“天象难欺，人主不可妄动也”。

在今人看来，这无疑是捏造的天象。可是在明代，此类迷信之事，竟可以让人深信不疑。升斗小民、闾巷编氓者相信神异尚可理解，那些学富五车的读书人亦浸淫其中，则令人匪夷所思。

读书人写文章，有勉强为之与真心流露两种。明眼人一读文章，就知道属于哪一类。明人的笔记文中，几乎没有一本不涉及灵异，也几乎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质疑。我有时异想天开地认为，这可能是明代读书人对宇宙认识的一种幽默感，至冷至深的幽默。但又不得不否定自己的判断。因为这些记述只想证明一个道理——躯体内的实在的生命，受制于冥不可见的神灵。

由于读书人的介入，由祥瑞、神异等组成的“神秘文化”，才变成了明代文化中一道不可理喻的风景。一些好钻牛角尖的学者，毕其一生的智力，做一些古怪的研究，兹举两例：

偶友人言北斗第四星不明，主天下官无权。此与古占异。北斗七星，一至四为魁，五至七为杓。第一星曰天枢，二曰璇，三曰玑，四曰权，五曰玉衡，六曰开阳，七曰瑶光。枢为天，璇为地，玑为人，权为时，玉衡为音，开阳为律，瑶光为星。石氏之第一曰正星，主阳德，天子之象；二曰法星，主阴刑，女主之位；三曰公星，主祸害；四曰伐星，主天理，伐无道；五曰杀星，主中央，助四旁，杀有罪；六曰危星，主天仓五谷；七曰部星，亦曰应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吴，五主赵，六主燕，七主齐。张衡云：若天子不恭宗庙，不敬鬼神，则第一星不明或变色；若广营宫室，妄凿山陵，则第二星不明或变色；若不爱百姓，骤兴征役，则第三星不明或变色；若发号施令，不顺四时，不明天道，则第四星不明或变色；若废正乐，务淫声，则第五星不明或变色；若不劝农桑，不务稼穑，峻法滥刑，退贤伤政，则第六星不明或变色；若不抚四方，不安夷夏，则第七星不明或变色。又弼星附乎开阳，所以助斗成功也。七政星明，则国昌，不明，国殃。斗旁欲多星则安，斗中少星则人恐。弼星明而斗不明，臣强主弱；斗明弼不明，主强臣弱也。天下官奉上行令，安得有权，主强臣弱，其占自明。友人之言，未足据也。——顾起元《客座赘语·北斗》

袁柳庄先生廷玉，在太宗藩邸，屡相有验，登极授以太常丞。太宗一日出宋、元诸帝容命相，袁见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此皆吃绵羊肉郎主。”见顺帝，则曰：“又是秀才皇帝也。”太宗大笑，厚赐之。岂顺帝果是合尊太师之苗裔欤？——王锜《寓圃杂记·柳庄相术》

这两则记述，一谈星象，一谈相术。字里行间充满欣赏。人的天性是排斥逻辑的，两者的区别在于，逻辑是实证，而天性可以虚构。所有灵异的东西，与逻辑搭不上边，但是却可以使人性更加虚妄。由逻辑衍生出来的科技与智慧，其作用是让人类理智起来，成熟起来。而灵异则不然，它既可以让人成为神仙，也可以把人变成魔鬼。

朱家的后代皇帝们，由于血缘关系，几乎都承继了朱元璋猜忌与多疑的性格。同时，在他们毫无生气的尊严中，却始终保持了对灵异现象的极大热情。在这一点上，嘉靖皇帝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位。三

嘉靖皇帝崇尚道术。我曾说过，中国的道教最难把握。若没有上等根器，不但不能理会“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的道义，反而会因此坠入形而下的道术中而走火入魔。嘉靖皇帝就是这样。他是在武宗皇帝突然驾崩而又没有子嗣的情况下，才得以入承大统。一方面，他因碰到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而感激神灵；另一方面，他又怕别人讥讽他继统不正而格外需要神灵的庇佑。因此，嘉靖皇帝的猜忌心几可上追洪武。有一次，一位太医给他治病，因他躺在御榻、衣裳掉在地上而不敢趋近把脉，太医说：“皇上的衣裳在地上，臣不敢前。”看过病后，太医还没有离开大内，就有圣旨传到，给这位太医褒奖。嘉靖皇帝说：“该太医忠诚皇上，朕心大慰，他说‘衣裳掉在地上’，是把朕看作人耳，若说衣裳掉在地下，朕岂不是成了鬼耶！”太医虽得了褒奖，仍不免吓出一身冷汗，他暗忖：我如果说成“衣裳掉在地下”，今儿个岂不脑袋搬家？

嘉靖皇帝因猜忌而发展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他长期沉湎斋醮而无心政事，对那些造假的祥瑞始终兴趣不减，像前面提到的方士王金，很显然是一个造假的高手。但嘉靖皇帝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都渴望越来越多的“祥瑞”，所以，他喜欢那些阿谀奉承的造假者和为数不少的胡说八道的官员。

据《万历野获编》记载，嘉靖皇帝登极之初，也曾下诏各地州府再不要献瑞。但是，有一个叫汪的人，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却不管这诏书，而是寻获甘露媚上。嘉靖皇帝得到甘露之后，立刻就把自己颁发的“不准献瑞”的诏书抛诸脑后，而破例将汪擢升为刑部侍郎。此后不久，会修《明伦大典》。张璁、桂萼投嘉靖皇帝所好，将汪敬献甘露一事书于卷末，并大加赞语，说是新皇登极，感应天地。嘉靖皇帝又升张璁为吏部尚书掌翰林院，桂萼为兵部尚书。自此之后，终嘉靖一朝，因献瑞得宠者，可以开列出一长串的名单。如果政坛上，都是这样依靠旁门左道而窜踞要津的人位列公侯，则官场的腐败、朝政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明朝的政治拐点，的确在嘉靖皇帝统治期间产生。在他之前的武宗皇帝，虽然也是一个胡闹的人，但离前朝的清明政治去时未远，朝中尚有一些股肱大臣心存社稷。到了嘉靖一朝，便变成了由昏君与佞臣共同上演闹剧。今天，我们这些后世的人，只是讥刺这闹剧流秽史册，可怜的是当时的老百姓，只能在恍恍惚惚的昏君的瞀乱中艰难度日。

陆粲的《庚巳编》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齐门外临甸寺，有僧年二十余，患蛊疾。五年不瘥而死。僧少而美姿，性又淳谨，其师痛惜之，厚加殡，送及荼毗。火方炽，忽爆响一声，僧腹裂，中有一胞，胞破出一人，长数寸，面目肢体眉毛无不毕具，美须蔚然垂腹，观者骇异。其师亲为医者陆度说。

读者看罢这个故事，一定会觉得荒诞不经。一个年轻的和尚患了蛊疾，这个蛊竟然是一个藏在和尚肚内的小人。如果把这则故事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看，则置人于死地的“蛊”，竟然是“美须蔚然垂腹”的长者，它不但要扼杀美丽，更要扼杀生命。嘉靖皇帝驾崩后没有荼毗，所以，不知道他的肚子里，是否有这么一位“小人”。

权臣并非奸臣

儿时在乡里，多听民间故事。伍子胥过昭关、秦始皇焚书坑儒、孟姜女哭长城、桃园三结义、秦琼卖马等等，都耳熟能详。其中也有“朱元璋炮打庆功楼”的故事，讲的是朱元璋当皇帝后屠戮功臣。长大之后读过一些书，才知道这些故事并非杜撰。我曾说过，大凡历史悠久的国家，其国民都嗜史。民间传说的中国历史，比之今日一帮文人弄出的“戏说”，可信度要大得多。就说朱元璋炮打庆功楼一事，虽然于史无证，但这位皇帝在坐稳龙椅之后，的确是寻找各种借口，几欲将帮他打下江山，建立朱明政权的开国功臣们镇压殆尽。他如此做，不能简单用“狡兔死，走狗烹”六个字来概括。

对于朱元璋的这种做法，他的夫人马皇后与太子朱标都表示过反对。朱元璋不为所动。传说有一次，他捡起一枝棘条给太子，因满是棘刺，太子无法把握，朱元璋把棘条上的刺一一拔干净，再递给太子说：“现在你可以很稳当地拿住它了吧？”接着便讲了一个道理，其大意是我屠杀那些功臣，是为了让你继承皇位后，不至于有人跟你捣蛋。

朱元璋从当上皇帝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盘算如何巩固政权，永享国祚。立国之初，百废待兴，但重中之重的仍是这个问题。他首先杀掉宰相胡惟庸，并因此永远废除中书省，并诏旨“自此有敢议设宰相者，杀无赦”。在朱元璋看来，宰相与皇帝只有一步之遥，最有可能觊觎皇帝宝座的，自然就是宰相了。废除宰相后，朱元璋亲自处理国政，用今天的公司管理结构来打比方，朱元璋是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他甚至连副总经理都不设置，事必躬亲，因此很累。实在忙不过来，他便从翰林院中找来几个学士，凑起一个秘书班子，来帮助他做一些文件起草、典章搜寻的工作。到了永乐皇帝手上，这个没有名分的秘书班子才有了一个名称，叫内阁。内阁之臣由翰林院学士担任，官阶只有六品，办公时是几个人坐在一间朝房里，连椅子都不能坐，只能坐凳子。那时，六部的尚书是正二品，左右侍郎是三品，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员外郎四品，相当于今天的司局级。六品阁臣则只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干部。皇帝秘书只是个处级干部，就是放在今天，大家也会觉得级别太低。然而这就是朱元璋的驭人之法。

与阁臣情形相似的，还有六科给事中。明朝沿唐宋官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的一把手，称为尚书，官阶二品。其副职称为左侍郎、右侍郎，统称为堂上官。明朝建国之初，六部堂官与皇帝之间，还隔着一个宰相，自废除宰相后，朱元璋亲自理政，六部堂上官都直接向他汇报部务。尽管这样，朱元璋仍害怕大权旁落，或者说担心六部堂上官瞒上欺下，玩忽职守。因此，他又借鉴前朝的经验，创设与六部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对六部行稽核、纠察与弹劾之权。六科属言官之列。每科的领导人，称都给事中，官阶六品，都给事中之下，设给事，官阶七品或八品。所以说六科的干部，都属于中下层官员，但他们的权力却很大。终明一朝，因遭六科言官弹劾而被撤职的六部堂官不胜枚举。这是朱元璋创造的一套小官管大官的统治方法。实践检验，行之有效。从明代的官职设置来看，朱元璋的驭人之道是给实权的不给高位，给高位的不给实权，让其互相牵制。

朱元璋认为，历代灭国之祸，概括起来，不外乎来自女宠、宦官、外戚、权臣、藩镇、夷狄六个方面。他曾对侍臣讲：“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无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唯贤是用，苟于政典，裁之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阍寺便习，职在扫除，供给使令，不假以兵柄，则无宦寺之祸。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藩镇之设，本以卫民，使财归有司，兵必合符而调，岂有跋扈之忧？至于御夷狄，则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岂有侵暴之虞？凡此数事，尝欲著书，使后世子孙以时观览，亦社稷无穷之利也。”

朱元璋虽然是农民出身，后来还当过和尚，但把他放在中国历代皇帝系列中考量，这个半文盲也绝对是一个有作为、有思想的开国之君。他认为治国要理好的六个问题，可谓抓住了要害。其制祸之道也行之有效。

立国之初，由于朱元璋严于约束，女宠、宦官、外戚、藩镇等，都还形成不了势力。唯一有可能对朱元璋构成威胁的，就只能是权臣和夷狄了。对于夷狄，朱元璋或剿或抚，恩威并施，处理得虽不是恰到好处，但也没有大的过失。因此，在他统治时期，边患始终没有对他的政权构成主要威胁。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权臣了。前面已经讲过，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大肆屠戮功臣，就是为了铲除权臣。他提防权臣的方法就是“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上下相维就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看似两方面都合道，实际上是要做大臣的对皇上愚忠。大小相制，就是小官管大官。防耳目之壅蔽，让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他亲自管束六科。明朝的言官除六科给事中外，尚有都察院御史以及大理寺的官员等，有的称言官，有的称宪臣。这部分官员的数目很大，大约占朝廷命官总数的三分之一。用这么多的官员来防止自己“耳目壅蔽”，朱元璋可谓煞费苦心。最后是“谨威福之下移”的问题。在他看来，权臣的突出表现，就是威福自专，与皇上分享权力，这是皇帝们最忌讳的事。权臣严嵩倒台后，他的继任者徐阶给嘉靖皇帝提出的施政纲领中就有一条“还威福于皇上”。徐阶是松江人，状元出身，是张居正的政治导师。为人有正义感，但比较谨慎，也比较滑头。他如此说是让嘉靖皇帝放心，他永远只是皇上的臣仆，绝不会僭越。

永乐皇帝虽然确立了内阁制度，但当时的阁臣都是直接对朱棣负责，尚无首辅之设。设置首辅是在孝宗时代，三杨之后。此后的内阁，便有点像朱元璋执政初年的中书省了。首辅也相当于宰相，但首辅能不能真正行使宰相的权力，则要看所服务的皇帝是英主还是庸君。譬如说张居正在隆庆六年（1572）当上首辅后，辅佐十岁登基的万历皇帝推行“万历新政”，其中有一个考成法，是整饬吏治的重要举措。最核心的就是都察院监督全国各省官员，六科监督六部，而内阁则负责都察院与六科的考核，这样一来，等于说所有的言官都不再直接对皇上负责，而是改在内阁的掌控之下。万历新政的顺利实施，应该说得益于这个举措。但这是分享了皇上的权力，用朱元璋的观点看，张居正是十足的权臣。

不管怎么说，内阁后来演变成中书省，绝不是朱元璋的初衷。在他统治期间，他始终对权臣保持着充分的警惕。胡惟庸、李善长、蓝玉、宋濂等等，多少权臣都被他诛灭或者罢黜。就连徐达、刘基这样谨慎的人，也因时时遭到他的猜忌而始终惊悚不已。甚至有人猜疑，两人的死，也是因为朱元璋的陷害。

当然，聪明的朱元璋也看到，要想从根本上铲除权臣，除了制订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控方法之外，当皇帝的人，自己也必须常存忧患之心。他曾对皇太子朱标说：“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惟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之。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国之初，天必授予有德者，然频履忧患而后得之，其得之也难，故忧之也深。若守成继体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喟哉！”

朱元璋把好皇帝分为三种：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守成贤君。他认为只有这三种皇帝能够心存敬畏，旦夕忧患。他希望他的后代都能成为中兴之主或守成贤君。在这一点上，他的想法是好的，但做法欠妥，或者荒谬。譬如说，他诛灭“权臣”，为的是让太子朱标在他驾崩后继任，不至出现让人篡位的危机。他这么做，是违反了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事实上，后来篡夺建文帝皇位的，并不是什么权臣，而是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建文帝是朱元璋的长孙，太子朱标没有等到接任就已病死，朱元璋于是把皇位传给长孙。朱棣篡夺了侄儿的帝位。

对待皇室内部的权力争斗，历代史家都抱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原则，对成功者予以褒奖。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与明成祖朱棣。这两人都不是按正常途径登上皇帝位的，但都属于有作为的皇帝。他们不属于权臣，但属于权君。

终明一朝，朱元璋所担心的权臣夺威福自专的问题，都没有出现。倒是没有引起朱元璋足够重视的一个问题——庸君的问题始终存在。

明朝的十七个皇帝，有作为的大概就是朱元璋与朱棣两人（但这两人都以残暴著称）。不作为、乱作为的皇帝倒是屡见不鲜。最突出的典型，以武宗、神宗、熹宗三人为最。

出现这么多的庸君，其原因有三：一是皇位的世袭制，即太子继承皇位。太子登基之前，称为东宫。尽管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东宫的教育，但所有的书本都无助于培养他们的雄才大略与忧患意识。这如同告诫一个每天吃鱼翅燕窝的人要牢记饥饿一样。饥饿对于他来讲，只是一个概念而非实际的感觉。第二个原因是佞臣太多，这些人为了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千方百计逗皇上开心，因此幸门大开。第三个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儒家文化是中国读书人的根本，对皇上讲忠，对父母讲孝。读书人有了这种思想，根本不敢反对皇帝。就说有名的清官海瑞吧，因上疏反对嘉靖皇帝迷恋斋醮不理政事而被打入诏狱。有一天，监狱长听说嘉靖皇帝驾崩，心想老皇上一死，海瑞就可出狱升官了，于是拿来好酒好菜请他吃，意在巴结他。海瑞以为要杀头了，牢头给他送“绝命饭”吃，也就欣然开怀畅饮。吃得酒酣耳热之时，他才知道是皇上死了，顿时两眼一翻，昏厥过去。醒过来后，他把吃下的酒肉翻肠倒胃吐个精光。他虽然骂过皇帝，但仍然觉得皇帝神圣，是不可亵渎的。海瑞一生对贪官恨之入骨，但对皇上的贪墨却三缄其口。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就导致了庸君、昏君的误国、误民。

最后，还是想说一说权臣的问题：

朱元璋对权臣的定位是威福自专。威指权力，福指享受，为人臣者，其权力与享受绝不能超过皇上。皇上可以随便杀一个人，也可以随便提拔一个人。大臣就不行。生杀予夺大权，只能握在皇上一个人手上，大臣想要分享便是犯忌，就成了权臣。

在明代，被戴上权臣帽子的有不少，胡惟庸、李善长都是权臣。嘉靖朝当过二十年首辅的严嵩倒台后，也被封以权臣。张居正死后遭到万历皇帝清算，再次被称为权臣。把这几个权臣放在一起研究，就会发觉他们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严嵩弄权，是为了卖官鬻爵，积敛钱财。即便这样，他也从不敢威福自专，而是挖空心思讨好皇上。张居正柄政时，倒是勇于任事，在他担任内阁首辅的十年，他掌握了实际的权力，这也是因为皇帝太小，无法作为。张居正领导万历新政，在吏治、边防、赋税诸方面实施改革，使本已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有了中兴之象。对这样的人，若以权臣来罪他，则是千古冤案。若用权臣来褒他，仍觉言过其实。事实上，万历皇帝虽然只是十岁的孩子，在张居正眼中仍是君父，每每受到这孩子的表扬，他仍然热泪盈眶。这样的记载，在万历朝的典籍中，不在少数。

后世的一些史评家，常常用权臣的概念来品判古代大臣，以此定忠奸、定褒贬，窃以为大谬。像朱元璋这样讨厌权臣的皇帝，我们可以理解。他之讨厌，是害怕大权旁落，但喜好权力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奸臣。今天的人喜欢讲一句话：“权为民所用”，若能如此，则权臣有什么不好？

生不逢时的王阳明

寻山到山寺，得意却忘山。

岩树坐来静，壁萝春自闲。

楼台星斗上，钟磬翠微间。

顿息尘寰念，清溪踏月还。

这首诗名《香山次韵》，作者王守仁。

说起王守仁，明朝之后的读书人，很少有人不知道他。世人都知道他是学问大家，其阳明心学，不但成为明朝晚期士人不可或缺的思想读本，对明之后的中国，亦影响甚巨。他的著作，蒋介石终身奉为圭臬。在中国思想史中，他是承前启后的伟大人物，以国学大师称之，尚不足以誉其德。但是，对他的官场生涯和建立的事功，世人知道的却并不多。

上面这首诗，应是他年轻时逗留京城所作。诗中表露的情绪，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无法逃脱的心路历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历代读书人，莫不在“达”与“穷”之间调适心态，寻求平衡。所谓外儒内道，外儒对应“达”，内道对应“穷”。这一套中国特有的精神修炼法，是在消极的处世哲学中植进积极的人生态度。虽偏向于保守，却行之有效。

这种求静求淡的尘外之思，王阳明虽然终生追求，但终生没有得到。这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2.中年之前，王阳明充满厄运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少年时曾隐居家乡的阳明洞读书，后世多称他阳明先生。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1481）会试的状元。王华在官场一辈子，但从未当过封疆大吏，一直在京城里担任讲臣。最荣耀的经历，莫过于当了几年孝宗皇帝的老师。相比于父亲，王守仁的一生可谓充满了传奇。他虽然没有像父亲那样考中状元，但无论文章还是事功，他都超过了父亲。

传说王华的夫人怀孕十四个月才生下王守仁。王守仁出生前夜，王华的母亲梦见一位神仙自云中送下孙儿，故王守仁生下后取名为云。他五岁还不会讲话，家里人都很担心，遍请良医诊治都不奏效。一天，有一位异人来访，他抚了抚王守仁的脊背，并为之更名为守仁。从此，王守仁才开口学话。他虽然是状元之后，从小却喜欢骑射。二十岁乡试中举，此后又于弘治十二年（1499）会试考中进士。武宗皇帝登基时，他在刑部主事任上。这年冬天，因疏救被逮下狱的南京兵科给事中戴铣等二十余人，触怒了大太监刘瑾，被给予廷杖四十、远谪贵州龙场驿丞的处分。他的父亲王华也受到牵连，由北京的礼部左侍郎迁为南京吏部尚书。这种安排明升暗降，因为相比于北京，南京留都的官职都没有什么实权，只是享受相应待遇而已。

龙场即今贵州修文县城。但当时属边鄙之地，万山重叠，苗彝杂居，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按通常情况，一个出生于江南的世家子弟，一旦来到这种风俗嚣薄之地，不是自暴自弃，就是自命清高，很难调适。王阳明的聪明就在于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他一来到这里，就立刻放弃所谓文明人的优越感，主动亲近当地的土著，教他们识字。他立刻得到了回报，土著们伐木为其筑屋，拿出好吃的让其分享。他在龙场的四年，应该是他生命中最安定的时光，远离中原，亲朋见稀。疏远朝廷，是非隔绝。因此他有充裕的时间读书与思考，他的核心思想“知行合一”便是在这一时期悟出。这次放逐，成就他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所以说厄运对于一个人，并非完全是坏事。

刘瑾事败被诛，被他贬黜的人逐一平反复职。王守仁得以离开龙场，量移庐陵知县，入觐迁升南京刑部主事。但没有到任，时任吏部尚书的杨一清看中王守仁的才能，将他留在吏部验封司供职，不到两年升任考功郎中，未几又升任南京太仆少卿，再升为鸿胪寺卿。应该说，这六年时间，王守仁的官运不错，由八品的知县升为四品的鸿胪寺堂官。但是，从他担任过的官职来看，除吏部考功郎中是个显官，余下职务皆为闲差。真正转运的，是正德十一年（1516）的八月，他被拔擢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赣南。3.由于兵部尚书王琼的提携，王阳明时来运转

明代的巡抚，是中央派驻各地的要员。这巡抚并不是固定的级别。明代的抚台，到处都有。但要判别这抚台大人官职的大小，就要看他挂什么官衔。通常的情况，巡抚所挂的官衔，都寄在都察院名下。明代朝廷中有九个二品衙门。它们依次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通政司、大理寺、都察院三个。都察院供职的人被称为“风宪官”。都察院的一把手叫左都御史，正二品，被尊称为都堂大人。副手叫右都御史，从二品。依次排下来，有左副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左佥都御史、右佥都御史、都御史、御史等等。在都察院上班的，是实授。各地巡抚寄名的，叫挂衔。各地的一把手（主要是省、地级），都在都察院挂衔，乃是朝廷控制地方官员的一种做法。全国数百个抚台大人名义上都是由都察院派出的，这种高级干部的管理方式在今天看起来好像有些不顺，但在明代却通行无阻。

鸿胪寺卿是鸿胪寺的堂官。凡称为卿的，是一把手；称少卿的，是二把手。鸿胪寺与太仆寺、詹事府、翰林院等九个机构的一把手被称为小九卿。一般都是正四品衔。右佥都御史也是正四品。级别量移，王守仁并没有升官，但事权完全不一样。看似平调，实际是重用。因为，当地方上的一把手，负有守土安邦、牧民施政的重任，被称为封疆大吏。朝廷拔擢重臣，若没有在地方开府建衙的资历，便很难进入权力核心。

所以说，王守仁这次巡抚赣南，是他一生仕途的转折。他得到这一职务，乃是遇到了“贵人”的提携，此人叫王琼，时任兵部尚书。

王琼是山西太原人，传说八岁能通《尚书》，长年手不释卷。出于惺惺相惜，他对王守仁的学问非常欣赏。在多次交谈中，他更是了解到王守仁深沉有侠气，是书生中难得的用兵之才。正是因为他的力荐，王守仁才从闲职步入封疆大吏的行列。4.赣南剿匪，王阳明初展才华

当时在中国的中部，有两个地方，长年匪患不息。一是湖广的郧阳府，也就是今天鄂陕交界的郧县、竹溪一带；二是赣南，即广东、江西、福建三省的结合部。这两处皆崇山峻岭，流民极易啸聚滋事。大凡派往这两地当巡抚的人，都必须懂得军事。

在王守仁到任之前，赣南所辖的横木、桶冈、大庾岭、乐昌、大帽山等处，都有强匪盘踞，横行肆虐。前赣南巡抚文森无力收拾局面，又害怕身家性命不保，便以患病为由，多次申请归田，获得朝廷批准。王守仁前来便是接替文森留下的空缺。他到任时，正值横木、乐昌两股贼匪汇合攻赣州，赣县主簿吴玭战死。

很快，王守仁就察觉赣州各衙门内，许多掾吏都被匪首收买，成为耳目。官府每有举动，贼匪先得情报。王守仁从一个老吏找到突破口，严加侦询，将“耳目”一网打尽，再让这些人戴罪立功，即时禀报贼匪动静。然后，发出公文邀请广东、福建两省出兵会剿。守仁自带五千兵卒驻扎上杭，会同广东、福建两省兵力三路进剿，不到三个月，连破四十余寨，斩首七千余级。多年来，愈剿愈猖獗的匪患终于得到遏制。

鉴于三省兵马各有所主，很难统御，王守仁适时向朝廷建言，请给旗牌，便于提督军务。他的这项申请，等于是要朝廷在三省常设的军事机构外，再增加一个新的建制。虽是临时机构，但因集合了多个权力部门，故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很强。

本来，王守仁一到任就有这个想法，但他知道，自己初来乍到手无寸功，在朝廷还说不起话来，所以暂时忍耐。现在打了大胜仗，朝廷受到鼓舞，再提出这个要求，成功的把握就要大得多。

在兵部尚书王琼的支持下，王守仁的建议很快通过。他这个巡抚，终于获得总督军务的权力。旗牌关防到手，王守仁立即着手更改兵制。为了便于部队灵活作战，他将最小的作战单位改为二十五人。即二十五人为一伍，设指挥官小甲一名。二伍为一队，设总甲一人。四甲为一哨，设哨长一人，协哨二人。二哨为一营，设营长一人，参谋二人。三营为一阵，设偏将一人。二阵为一军，设副将一人。在战斗中，每一级指挥官都享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权力，但强调协同作战，赏罚亦极分明。自此，官军的战斗力大增，不二年，赣南乱山中被贼众盘踞的八十四寨悉数攻破，十几位作恶多年的贼首或斩或擒。几十年的匪患至此剿灭，王守仁因此功绩，被晋升为右副都御史，并给予荫子一人，世袭锦衣卫百户（后转副千户）的奖赏。所谓荫子，也是明朝笼络官员的一种制度，即给予儿子世袭某种官职的待遇，这种官职，一般并无实权，只是享受级别恩禄而已。

赣南的三年剿匪，改变了王守仁清流的形象，他因此成为正德时期明朝政坛的著名人物。与他同时期的另一位名臣王廷相，说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志不存乎天下者，不可以言用道；不本之经术者，不可以言治政；不妥当之安民者，不可以言仁。”以此三样来考量王守仁出任封疆大吏的政绩，则样样合格。

但是，在武宗皇帝一味地昏聩导致小人当道的政治环境下，像王守仁这样的国家栋梁，肯定会被无耻谄事者视为眼中钉。不久，王守仁果然因为“宁王反叛”一事几乎陷入绝境。5.宁王朱宸濠的谋反，王阳明早有察觉

宁王朱宸濠是朱元璋第十七个儿子朱权的后代。朱元璋二十六个儿子，共有二十四个封王。王位按规矩由长子世袭。朱权初封地在大宁，后迁到南昌。

看到武宗骄奢淫逸，同为朱元璋后代的朱宸濠认为有机可乘，便于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在南昌起兵造反，四天就攻克了九江。

檄报到京，朝廷上下一片混乱。这情形有点像燕王朱棣从北京兴兵南下攻打建文帝一样，许多官员不知道如何站队。这是因为武宗皇帝确实太糟糕，身边的小人又多于过江之鲫，因此才使得众多官员犹豫不决。那一段时间，不少京官愕骇之余，偷偷地跑去求神问卦以卜吉凶。此情之下，如果朱宸濠英明威武如朱棣，说不定明史就要改写了。但朱宸濠本身也不是心系社稷安危挂念天下苍生的善辈，他之所以反叛，主要是自己想过一把皇帝瘾。朝中为数不多的几位直臣如内阁首辅杨廷和、兵部尚书王琼等都立场坚定地替武宗站台，出谋划策平息这场突起的叛乱。

传说寇报至，兵部衙门顿显慌乱，王琼走出值房，大声说道：“你们何事惊慌，竖子鸟鼠聚，克期成擒！”有人讷讷问他：“大人信心来自何处？”王琼答：“王守仁据上游，蹑濠后，擒濠必守仁。”

王琼话说得不差，王守仁率领的部队，的确做出了快速反应。

早在一年前，朱宸濠素闻王守仁的大名，又都在江西境内，因此数度礼请，想将王守仁招至麾下。一次，朱宸濠宴请王守仁。席间，朱宸濠说：“武宗政事缺失，外亦愁叹。”旁边人接腔：“世岂无汤武耶？”守仁说：“汤武亦须伊吕。”宸濠回答：“有汤武便有伊吕。”守仁接言：“若有伊吕，何患无夷齐？”很明显，朱宸濠将武宗比作商纣王，而自比汤武，他希望王守仁当伊吕辅佐他。至此，王守仁看出朱宸濠有反叛之心。为便于掌控，趁着朱宸濠投书问学之机，将自己最信任的门人冀元亨派往宁王府讲学。朱宸濠屡屡抛出话头来试探，冀元亨佯装听不懂，却大讲君臣之义。朱宸濠便认为冀元亨是个傻子，因此礼送出城。冀元亨回到王守仁身边，禀报了朱宸濠准备造反的种种蛛丝马迹。

王守仁既然已有警惕，密切关注朱宸濠的所有动静。所以，一旦朱宸濠举起反帜，他立刻就布置兵力前往镇压。6.王阳明活捉了朱宸濠，却无法献俘

若要全面描述这场因叛乱而引起的战争，那将是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题材。朱宸濠起兵反叛的第三十五天，即七月二十六日，他就被王守仁擒获于江西省新建县西北的樵舍镇。当天早上，朱宸濠与其部属在船舰上举行会议，王守仁派出数十只小船尽载柴草，顺风驶近叛军船队，然后纵火，使叛军死伤无数，朱宸濠的妃子娄氏等眷属大都投水而死。朱宸濠乘坐的旗舰仓促中搁浅，弃舟登岸，遂被王守仁的部将王冕活捉。

对于朱宸濠的造反，武宗皇帝的反应极慢。两个月后，他才在备受宠信的干儿子江彬的怂恿下，以讨伐朱宸濠的名义大举南征，其真实的目的是到江南选美。出征之前，武宗皇帝给吏部下旨说：“镇国公朱寿宜加太师。”此前，他在江彬的引诱下离开京城到了西北门户宣府。又从宣府出关，巡游大同、榆林、绥德一带。回到太原后，他下旨封自己为“镇国公”，敕文是“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屡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朱寿是武宗给自己取的另一个名字。

对于武宗的胡闹，吏部官员虽然腹诽不少，但也只好一律照办。

武宗于八月二十二日率领数万官军离开京师，四天后到达涿州，在那里接到王守仁派人送来的捷报。看到捷报，武宗不但不高兴，反而有些恼怒。因为朱宸濠被捉，他就失去了南征的理由。无论是武宗，还是江彬以及被任命为征南副统帅的许泰（武宗的另一个干儿子），都不愿意就此鸣金收兵回到京师，他们都还想借此机会到南方搜刮金银，征歌选色呢。因此，对王守仁的捷报秘而不发，数万大军继续浩浩荡荡地向南方进发。

这就难坏了王守仁，抓住了朱宸濠，却无法献俘。因为武宗对此一声不吭，就是表明他根本不承认王守仁的战果。本来，王守仁已经将朱宸濠押解上路，准备觐见武宗。武宗这个态度，他也就不敢去见了。何况，武宗身边的小人，特别是江彬、许泰和监军太监张忠三人，更是想方设法设置障碍，不让王守仁与武宗见面。这些嬖幸为何要这样做呢？原因有二：第一，朱宸濠反叛之前，曾花巨资贿赂武宗身边的宠臣。这三人都得过朱宸濠的巨额贿金，设若王守仁已侦得个中机密，一见到皇帝就抖搂出来，那会是什么结果？按《大明律》，勾结叛贼者，轻者戍边，重者杀头。即使武宗有意袒护，但朝臣趁机起哄，也不是轻易应付得了的。第二，擒获朱宸濠这样的大功，让他王守仁抢去了，他们这些陪侍武宗追鹰逐兔堪称一流高手的“将军”们，率领大明王朝最为精锐的御林军，不但没有仗打，连比画几下露点花架子的机会都没有了，这岂不让人难堪？出此两点，嬖幸们不但一直阻挠王守仁与武宗见面，甚至还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污蔑王守仁为“奸人”。7.武宗身边的奸臣，给王阳明捏造罪名

第一条罪名是：王守仁曾协助朱宸濠反叛。

江彬之流说：王守仁一直暗中与朱宸濠勾结，甚至派出自己的心腹冀元亨去宁王府为之谋划。朱宸濠起兵后，王守仁一看皇上亲自命驾南征，感到势头不对，这才掉转枪口，打了朱宸濠一个措手不及。

第二条罪名：朱宸濠富可敌国，王守仁攻进南昌后，将宁王府的金银珠宝洗劫一空，据为己有。

这两条莫须有的罪名，无论哪一条，都可以将王守仁送上断头台。本是第一号功臣，如今却成了第一号罪人。这就是明代中期政治的一个特点，简单地用颠倒黑白来概括，还不足以显其荒唐。

只苦了王守仁，带着朱宸濠既不能北上觐见皇上，又不能南退赣中。这时候，他听说大太监张永到了杭州，便自江西取道玉山赶到杭州求见。

论述正德时期的政治，张永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武宗皇帝初登基时，他与刘瑾等八位太监深受武宗信任，时人谓之“八虎”。后来，刘瑾权势增大，骄焰灼人。张永与之生下嫌隙。恰逢武宗的本家，封在宁夏的安化王朱寘造反，朝廷起用已告老还乡的“三边总督”杨一清率兵前往剿灭。张永作为监军，一同前往。杨、张二人因此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杨一清的劝说下，张永终于同意在武宗面前揭露刘瑾“谋反”的罪行。两人的联手，导致武宗诛除了刘瑾。在这一点上，张永功不可没。也因为这一功劳，张永一直得到武宗信任，外廷大臣也都对他印象很好。张永的辈分，在江彬、许泰之上，属“德高望重”的人物，江、许之流虽然横行无忌，但还不敢触忤张永。这次武宗南征，张永随军赞划机密军务，地位也在江、许之上。王守仁找到他，目的是想通过他化解这一场致命的危机。

关于两人的见面，《明史·王守仁传》中记载甚简：

守仁夜见永，颂其贤，因极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师扰。永深然之，曰：“永此来，为调护圣躬，非邀功也。公大勋，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

但是，在民间的稗记中，关于两人的相见，却被描绘得有声有色。道的是两人在西湖上的一座酒楼相见。走上二楼雅室，王守仁命清退楼上一应闲杂，屏去左右，然后又让人撤去楼梯。张永见状大惊，问：“王大人何故如此？”王守仁答：“今晚卑职与老公公相见，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张永问：“所谈何事？”王守仁从怀中掏出一沓纸来，说：“这是从宁王府中抄出来的，请老公公过目。”张永接过一看，是一份朱宸濠历年来向京城权势人物行贿的名单。何人于何时何地纳贿银多少，都登记在册。江彬、许泰、张忠之流，都不止一次收受贿赂。这份纳贿名册上，居然没有张永。不是张永干净，而是王守仁事先做了手脚，所以王守仁当面“颂其贤”。张永心知肚明，于是称赞王守仁“公大勋，永知之”，并出主意说“事不可直情耳”。这意思讲得很清楚，就是“你王守仁千万不要将这件事向皇上禀报，否则，我想救你也救不了”。王守仁虽然占着理，但不占势。若是个书呆子，拼着项上的头颅不要，也要争出个清白来。这等清流，虽然气节可嘉，但在龌龊的官场，往往对自己、对家人酿成极大的悲剧。王守仁审时度势，绝不肯当“得理不饶人”的愣头青，而是降低身段，以卑微的姿态，把纳贿册与朱宸濠这两样在别人看来是奇货可居的战利品，拱手交给了张永。8.大太监张永帮王阳明化解了危机

如果我们据此来嘲讽王守仁的人品，那是太不了解明代的政治。在小人横行、嬖幸肆虐的政坛，一个人要想为社稷服务，为苍生谋福，他就必须“与狼共舞”。行贿不为私，同流不合污，这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欲求“事功”而必须做出的选择。

从事后的结果来看，王守仁争取到张永的保护与支持是极大的成功。第一，信誓旦旦要亲率大军进入南昌的武宗终于更改初衷，带着江彬、许泰之流一直逗留在镇江、扬州、南京一带寻欢作乐。设若皇帝与官军进入江西，则赣省的老百姓将会遭受比朱宸濠造反更大的洗劫。第二，江彬等屡屡在武宗面前告王守仁的刁状，均被张永化解。后来，经张永斡旋，武宗同意王守仁再上捷报。但捷报必须载明“奉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朱寿讨贼方略，而讨平叛乱”。很明显，这讨贼的功劳，要全部归功于武宗。而武宗身边的嬖幸如江彬、许泰、张忠之流，尽入有功者名单。江彬看到这份捷报，挑不出任何毛病，这场横祸才算平息。9.武宗死后，王阳明的厄运还在继续

但事情还没有完。武宗南征归来，染疾不愈，很快就驾崩了，接替他的世宗皇帝入朝。此时，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主持下，江彬、许泰之流已尽行诛除。世宗也知道王守仁是实际上的平叛功臣，于是宣王守仁入朝受封。

但是，当王守仁风尘仆仆赶到北京，等待他的并不是鲜花美酒，而是一种难受的冷落。读者或许会问，江彬之流不是已经伏诛了吗？武宗皇帝不是也“入土为安”了吗？怎么还会这样呢？皆因王守仁在平定叛乱中，还得罪了另一个强权人物，就是时任内阁首辅的杨廷和。

杨廷和是一个胸富韬略的政治家，为人也很刚正。但是，他与时任兵部尚书的王琼素来不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逻辑推理能够表述清楚。杨廷和与王琼都是朝廷中素有名望的大臣，对刘瑾、江彬之流都切齿痛恨，但不能据此就说明他们“心心相印”。君子与君子之间生起龌龊来，有时也会不共戴天。王守仁因为是王琼发现的人才，对王琼自然心存感激。所以，在给武宗上的两道捷报中，都赞颂王琼运筹帷幄、谋划在先。虽然这也是事实，在宁王叛乱之初，王琼三天内给武宗上了十三道奏疏，提出多条平定叛乱的措施，但是，王守仁的捷报中讲了事实，却没有讲规矩。这也是王守仁的疏忽。毕竟，杨廷和是内阁首辅，六部衙门应在内阁之下。兵部尚书做出任何功绩，都须取得内阁的支持。

因此，杨廷和对王守仁的捷报一直心存不满。他由此认定王守仁是王琼的私人。明代政治中除了小人政治，还有朋党政治。党同伐异、因人划线的现象非常严重。

由于杨廷和的阻挠，有关衙门以“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为由，免了应由皇上为王守仁举行的庆功宴以及给立功将士的颁赏。出于安抚，提拔王守仁担任南京兵部尚书，这是一个闲差，只不过有了一个比较高的待遇而已。王守仁一气之下，给新登基的世宗皇帝呈上请求归田的手本。于是皇上敕谕有关衙门议定了给王守仁的封赏：“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一千石。但不给予铁券，也不给予岁禄。”明代受封，以铁券为凭，以岁禄为实。王守仁两样都没有，仅落得一个空名而已。而和他一块浴血奋战平定叛乱的功臣，除湖广巡抚伍文定升官有赏之外，余下所有的人，都是明升暗黜，拿不到一分钱的赏银。这次打击令王守仁万念俱灰。如果说，在与江彬之流的争斗中，王守仁还游刃有余、进退有序，那么，面对来自“斯文骨肉”的同道者的算计，他就只能有苦难言、退避三舍了。正好，他的父亲此时病故，他借守制之机回到家乡，钻研他的“知行合一”的学问去了。10.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再度出山

却说王守仁归乡守制期间，他的一些门生屡屡为之鸣不平，多次上书朝廷以求重新取用，但终因有强势人物阻梗而未成。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造反，两广总督姚镆无力平定，有人又荐王守仁。世宗这才任命王守仁为两广总督兼巡抚前往平叛。王守仁赋闲六年之后，再次临危受命，运用他的智慧，不费一兵一卒，把造反的卢苏、王受两人招降，妥善安置了七万叛兵。不但如此，他还顺势平息了断藤峡造反的瑶民。

但命运之神总是在紧要关头给王守仁来一点黑色幽默。王守仁这次出山，得力于张璁与桂萼，这两人因议大礼拍世宗的马屁而骤贵。张璁取代杨廷和当上内阁首辅，桂萼当上吏部尚书，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张、桂二人对付杨廷和同仇敌忾，但此时他们自己又掐了起来。桂萼本不喜欢王守仁，当初只是附和张璁而起用王守仁。可是，王守仁走马上任后，并没有对他表示特别的热心和感激，甚至还不听从他的建议去攻取交趾。于是桂萼在世宗面前进谗，说王守仁把不该招降的招降了，不该镇压的镇压了。照他这么说，王守仁的广西平叛不但没有功劳，还要追究其渎职罪。

此时，王守仁已病得很厉害，听说桂萼的攻击后，他立即上书请求致仕，并推荐已在他身边协理的郧阳巡抚林富接替职务，而且也不等朝廷的批复，就束装上路。走不多远，便死在南安途中。

人虽死了，桂萼还不肯饶过，上奏皇上说王守仁“擅离职守”。世宗大怒，下廷臣议，给予了王守仁子孙不再承袭新建伯的处分。11.王阳明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

综观王守仁的一生，正好印证了一句话“做好事的不如做事的，做事的不如不做事的，不做事的不如做坏事的”。这虽是愤激语，却也道出了某种不正确的社会现象。也说明了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一个人欲求事功是多么艰难。

正德初年的内阁首辅李梦阳在给杨邃庵的信中说过这样几句话：

愚尝窃观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岂否泰有消长，生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用之而未尽耶？

黎东方先生说，王守仁的才能在诸葛亮之上，我同意他的观点。遗憾的是，王守仁生不逢时，因此就干不出诸葛亮那样的丰功伟业。幸亏他还能做学问，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泰斗级的人物。不然，若仅以官场的成败来衡量他，恐怕只能在悲剧人物谱中加一个名单了。

特立独行的海瑞

隆庆三年（1569）的某个秋日，时以御史中丞职务出使应天巡抚的海瑞，坐在衙门的廨房里翻阅朝廷的邸报，忽有衙役来报，外头有人递来了讼状。海瑞一听来了精神，当即接过讼状来读，看后不觉脸色大变。原来这份讼状很特别，告状人落款是柳盗跖，被告者是伯夷、叔齐兄弟。缘由是他们依仗孤竹君之势，强占首阳山，辱骂周武王，希望海大人秉公而断，为柳盗跖申冤，判处伯夷、叔齐兄弟有罪。

柳盗跖、伯夷、叔齐均是春秋时期人物，前者是著名的大盗，后者是著名的贤人。熟悉当时苏、松地方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份讼状是讽刺海瑞的。说他自来应天府行政以来，一味偏袒奸宄小人，而使忠厚之家富庶之人屡受其害。

每一个朝代，都会产生很多名人。而名人又分两种，一是载诸史籍，一是在老百姓中流传。载诸史籍者十之八九都会被后世遗忘。因为除了史学工作者，很少有人会花大把时间去啃那些枯燥乏味的史书。而在老百姓中口口相传的人物，则是真正的名人了。

老百姓喜欢的人物，或者说老百姓痛恨的人物，极易得到流传。尽管老百姓的爱憎，并不代表某一人物的历史功过。但老百姓心中的一杆秤，还是能够称出是非曲直来。一般来讲，偏差不会太大。

明朝的海瑞，便是老百姓比较喜欢的名人。他的清官形象，一直让人怀念。但是，明人笔记文中对他的评价和描述，与老百姓对他的“造型”有些差异。以上这则记于《山志》中的笔记，便明显表示了对海瑞的不恭。

海瑞是海南岛的琼山县人，身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此人以清廉著称，在当世就有极大的影响。他从走上仕途的那一天起，就表现出特立独行的品格。二

他当的第一个官，是在福建某县的学宫里当一个九品的博士。这个卑微的教职，只能说是有一份俸禄，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职权。有一天，省里的御史大人来到县里，视察学宫。县里的一应官员，在县令、教谕等带领下，齐刷刷跪在堂下行恭迎大礼。唯独这位海瑞挺身不跪，旁人吓得不得了，问原因，海瑞说：“如果我到了御史衙门，当以下官的礼节谒见，但此处是学宫，是师长教士之地，教师在这儿向视察的上司磕头，岂不有辱师门？”这话乍听起来，确有道理，但官场上的尊卑之分，却是另有规矩。因此，学宫的负责人——两位训导认为海瑞狂悖，一起上前，摁住海瑞要他磕头。海瑞虽然瘦弱，此时发了犟，居然力气很大，两位训导摁不下他。这场会见被他搅局，弄得不欢而散。

这一次事件，可以称作海瑞进入公门的第一次亮相。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有骨气，但也是个“拗相公”，不好打交道，便送给他一个“笔杆博士”的绰号。

几年后，海瑞被浙江巡抚看中，聘往浙江主持省试。能当一个省级的主考官，是读书人莫大的荣耀。海瑞只是一个乡试的举人出身，并没有朝廷金榜题名的进士头衔。浙江巡抚礼聘他前来主持阖省乡试，也算是不拘一格用人才了。海瑞因此也看重这个。但是到浙江不久，他就和巡抚大人闹翻了。其因是他要按照惯例自己出考题。巡抚大人岂肯让出这份权力？坚持说主考官只能监考，不能出题。其实，这种做法在当时已司空见惯，许多主考官乐得接受。毕竟，省试之后，考中的举人都会认主考官为“座主”，一时间多了这么多的门生弟子，等于在官场上有了一股忠于自己的势力，何乐而不为呢？海瑞偏不这样想，他说：“身为主考官而不能自出试题，这主考官岂不虚设？”他坚决不肯当聋子的耳朵，巡抚大人当然也不肯让步，相持不下，海瑞便将巡抚送来的聘金尽数退回，带着苍头拂袖而去。后在有关方面官员的斡旋下，巡抚任命他为淳安县令。海瑞接受了，自此算是真正当上了一名品级低下的行政长官。

浙江虽为膏腴之地，但淳安县却是个穷县。海瑞到县之后，就带着老苍头将衙门中的隙地开垦出来种麦种菜，以求自给。凡事节俭，绝不扰民。一天，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过淳安县，胡公子自恃乃父威权，开口向海瑞索要人夫差银。海瑞只以粗茶淡饭招待，并告之县里无人夫可供，若一定强要，他这个县令就只好亲自当差，给胡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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