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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东梁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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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卷试读：

总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他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书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应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

导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左宗棠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没有奴颜媚骨、敢于坚决抵御外侮的杰出爱国者。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并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左宗棠算得上是我国自古以来“拼命硬干的人”中的一个，说他是“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之一，应不为过。一

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早年自号“湘上农人”。清仁宗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年11月10日）出生在湖南湘阴东乡左家塅。当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正急骤地走着下坡路：土地高度集中，政治腐败、黑暗，国防空虚，财政拮据，鸦片大量输入，白银不断外流，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民众反抗斗争彼伏此起，所呈现的社会画面，正如经世学者龚自珍所描绘的那样：“各省大局，岌岌乎不可以支日月，奚暇问年岁？”就在清王朝的封建大厦濒临崩溃之时，欧美列强也加紧了对华的侵略步伐。西方资本主义头号强国——英国，正以军舰、大炮为后盾，以毒品鸦片为敲门砖，紧叩中国的东南大门；在西北，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也迅速向东扩张，决心用武力开辟新的通向东方的道路。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给左宗棠的思想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当然，除时代的影响外，家庭与社会的熏陶对其个人的成长、思想观念的形成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左宗棠出生在一个社会地位低微、生活并不富裕的“寒素之家”，他曾说过：“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其祖父左人锦、父亲左观澜都是秀才出身，家有薄田几十亩，平日教几名学生，是个典型的“耕读之家”，家里的日子过得很清苦。左观澜为全家生计，不得不经常奔波在外，“非脩脯无从得食”。遇到荒年，竟然要“糠屑经时当夕飧”。父亲去世后，唯一的一点田地留给了左宗棠长兄宗棫之子世延（时宗棫已过世）。宗棠则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日食不给，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艰辛的生活使青年时代的左宗棠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了解社会的弊端，民间之疾苦。于是，“经世致用”的思潮在他的胸中激起了波澜。

左宗棠从十七岁起，即好读经世致用之书，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无不毕览。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于乡试中举后首次赴京参加会试，写下了《燕台杂感》八首，抒发对时局的忧虑。其中之一说：“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他已感受到当时政治黑暗、饥民揭竿而起的严重社会危机。此次北上，左宗棠虽落榜而归，却在更大范围内接触到社会实际，进一步开阔了眼界，也更加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他表示：“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

在接受“经世致用”思想、探讨改革社会现实的过程中，陶澍（1779—1839）及贺长龄（1785—1848）、贺熙龄（1788—1864）等经世派官员对左宗棠影响最深。道光六年，魏源代贺长龄（字耦庚，湖南善化人，时任江苏布政使）辑成《皇朝经世文编》120卷，选辑了从清初至道光初年有关经世致用的文章。左宗棠反复展读了这部文集，“丹黄殆遍”，而且撰写评论，抒发己见。道光十年，贺长龄忧居长沙，与左宗棠初次见面，左宗棠即“蒙国士见待”，贺长龄还为这位青年士子敞开了家中的丰富藏书。翌年，左宗棠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长龄之弟贺熙龄（字光甫，号蔗农）适任该书院山长，“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对宗棠极为欣赏，尝称赞道：“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道光二十七年，当时的名臣、两江总督陶澍（字云汀，湖南安化人）回湘省亲，在醴陵邂逅宗棠（宗棠时主持醴陵渌江书院），“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后来两人还结为儿女亲家。陶澍病死后，左宗棠在安化陶家教读其子陶桄八年，饱览了陶澍的文稿及各种藏书。

如果说贺氏兄弟和陶澍是左宗棠经世思想的启蒙者，那么林则徐、魏源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及睁眼看世界的时代精神，则为左宗棠增添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对其爱国及“师长”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左宗棠与林则徐相差27岁（算得上是两代人），两人只有一面之缘，但左宗棠对林的思想作风、从政之道却由衷钦佩，曾说：“然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指林则徐——引者）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记载数事，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乌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随者，尚有山林枯槁，未著客籍之一士哉！”道光二十九年八月，林则徐因病从云贵总督任上告老回乡，于十一月二十一日（1850年1月3日）在长沙湘江舟中约见左宗棠，“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两人“抗谈今昔”，相见恨晚，对坐之时，还曾“谈及西域时务”。是夜，“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林则徐的爱国思想及务实精神对左宗棠的启迪是不言而喻的。

除林则徐外，左宗棠还推崇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人）和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曾说：“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对魏源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他的著作“切实而有条理”，“伟为不可及”。道光二十二年，魏源感于“海警飙忽，军问沓至”，发奋而著《圣武记》，希望执政者能振奋精神，仿效祖辈，建功立业。因“是记当海疆不靖时，索观者众”，左宗棠就是“索观者”中的一个，他深深被该书所吸引，不禁赞叹说：“默翁《圣武记》序次有法，于地道、兵形较若列眉，诚著作才也。后四卷附《武事余记》，其谈掌故，令人听之忘倦。”《武事余记》有“兵制兵饷”、“掌故考证”、“事功杂述”、“议武五篇”等内容，“议武五篇”包括城守、水守、坊苗、军政、军储等篇，其中提出了“以彼长技御彼之长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的观点。对主张改革社会弊政、具有强烈反侵略思想的包世臣（字慎伯，安徽泾县人），左宗棠也颇为注重，“其论著早见过盐、漕诸策及《艺舟双楫》”，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包慎翁遗书》刊行后，他还特意写信给朋友，“敬乞购一全部见寄”。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了，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左宗棠爱国思想形成的一个转折点。侵略者的炮火对更多的中国人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也同样震惊了左宗棠。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这种变局对部分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震动很大。当时，左宗棠正在安化陶家就馆，虽身居僻埌，却密切关注时局发展。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在广东雷厉风行地严禁鸦片，左宗棠也预感到侵略者不会善罢甘休，遂更加勤奋地阅读有关国外的记载。尽管他接触不到有关西方的第一手资料，但“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这样勤奋地搜集、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外国的资料，乃爱国热忱使然。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英军北上攻陷定海，七月，又抵天津海口。道光帝惊慌失措，将坚决主张抵抗的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并派力主妥协的琦善赴广东办理交涉。对此，左宗棠忧愤万分，在写给贺熙龄的信中，一再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是“愁愤何言”、“令人愤懑”、“不胜愁愤”。虽扃坐斗室，教习山斋，左宗棠却抱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志向，在“每披往昔海防记载，揆度近日情形”之后，提出了“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等具体抗敌措施。虽系书生谈兵，但爱国之志可佳！

左宗棠不满清廷排斥抵抗派、屈膝求和的媚态，发出“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的警告。他痛斥琦善“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壮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但当时腐败的清政府根本无抗敌诚意，一度任“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尚且落得发配充军的下场，作为一介小民的左宗棠，其抱负又何从实现？道光二十二年，清廷终于在江宁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目睹“洋事卒成和局，实意念所不到”，左宗棠痛心疾首，至于仰天长叹：“市不可绝，则鸦片不可得禁。自此亿万斯年之天下，其奈之何！”忧国之心，爱国之忱，跃然纸上。二

左宗棠一生主要做了三件大事，即：镇压太平军、捻军及陕甘回民起义；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导下，创办新式军用和民用企业；坚决抵抗侵略，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出兵收复新疆，并在东南抗法。鸦片战争对左宗棠刺激很大，他想一展抱负，却报国无门。面对险恶时局，“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但现实却是天下并不太平，社会动荡，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一场农民大革命的风暴已露端倪。在左宗棠的“桃花源”尚未觅就之前，太平天国运动已狂飙突起，首义广西，并挺进湖南，扰破了他“买山而隐”的清梦。滚滚风雷震撼着整个清王朝的统治，也直接危及左宗棠的切身利益。正是在风云变幻的阶级较量中，左宗棠先后两次进入湖南巡抚幕府，决心为本阶级的命运、前途一搏。

咸丰二年（1852）夏，太平军连克湖南诸州县，前锋于七月底直达长沙城下。八月，左宗棠应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字石卿，江苏铜山人）之聘，入其幕府，颇受重用，献计多被采纳。十月中旬，太平军撤围北上。年底，左宗棠又协助张亮基筹划镇压浏阳“忠义堂”（清官书称“征义堂”）起事。后因张亮基调任山东而辞归。咸丰三年四月，太平军西征，由江西入湖北。四年春，再克汉口、汉阳，下岳州，长沙大震。湖南巡抚骆秉章（字吁门，广东花县人）三次派人请左宗棠出山。左宗棠遂再佐湘幕六年，他督造战船，补充给养，改革征赋办法，积极筹措军饷，骆秉章倚之为左右手。

左宗棠在与太平军对垒中显露出的才干使他名噪一时，御史宗稷辰、翰林院编修郭嵩焘、署湖北巡抚胡林翼等在咸丰帝面前竞相举荐。但“天威”莫测，不久，左宗棠因“樊燮事件”险些身败名裂。

咸丰九年夏，已革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为泄私愤在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格支持下，上控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咸丰帝即令召宗棠对簿武昌，“上谕”有“果有不法情事，即可就地正法”之语。郭嵩焘、潘祖荫等京官极力营救，潘祖荫（字伯寅，江苏吴县人）甚至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军机大臣肃顺在与皇帝的对答中亦称“人才难得，自当爱惜”，宗棠终得免祸，且由此声誉更隆。不久，他受到清廷的破格重用，被授予四品卿衔、襄办曾国藩军务。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立即嘱其募勇五千，自成一军。

咸丰十年夏，左宗棠在湖南募勇五千余人，别组“楚军”。八月，由醴陵取道江西，出祁门。九月，抵景德镇，攻占德兴、婺源，与太平军对峙。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病死热河，九月三十日，“两宫”皇太后（慈禧、慈安）联合恭亲王奕发动“北京政变”，推倒以肃顺为核心的“八大臣辅政”体制，确立了“两宫”垂帘、亲王辅政的格局。慈禧、奕掌权后，更加重用湘系集团，已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受命节制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左宗棠也受曾国藩推荐，被任为“督办浙江军务”，不久，又实受浙江巡抚，跻身地方大员行列。

左宗棠入浙的作战原则是：“宁肯缓进，断不轻退。”同治元年（1862）正月，左军从皖南翻山进入浙江开化县境，攻占开化、遂安、汤溪、龙游、兰溪，又陷金华府城，再克诸暨、桐庐；东线清军则占领绍兴、萧山，逼近杭州。八月，在中法混合军（“常捷军”）配合下，占领富阳。同治三年二月，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部淮军攻占嘉兴，杭州太平军更失掎角之势。二十五日，左军攻占杭州，左宗棠也得以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六月十六日，湘军攻陷天京，洪秀全时已病死，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至湖州。左宗棠命楚军会同淮军攻占湖州城，太平军干王洪仁玕等保幼主转入江西。左宗棠也因夺得浙江全省被封为一等伯爵（爵名“恪靖”）。

同治三年九月，太平军余部分四路入闽。四年四月，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至福州，而太平军已退入广东。八月又奉命入粤督师，太平军因守嘉应州（今梅州市），十二月，清军占领州城。五年正月下旬，左宗棠返回福州，赏戴双眼花翎。

为迅速扑灭太平军，清廷在“北京政变”后，曾提出“借师助剿”的方针。对此，左宗棠颇有疑虑，曾上奏云：“自洋将教练华兵之后，桀骜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横行乡井，官司莫敢诘治”，“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而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终恐非计”。又说：“我不求彼之助，彼无可居之功，尚可相蔽以安。否则，衅端日积，何以善其后乎？”后见外国雇佣军颇具战斗力，又认为洋人可用，对那些肯为清廷卖命的洋将，更赞之曰：“忠义奋发，恭谨有加。”

同治五年八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去西北镇压回民起义，遂于十一月离闽西上。其时，捻军已分为两支，张宗禹率“西捻”由河南趋商州，越秦岭，在华州击败陕西巡抚刘蓉，逼西安。清廷急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令其“迅即入陕”。六年正月，宗棠在汉口约见熟悉西北情形的旧友王柏心，接受其建议，将作战方略定为：“以用兵次第论，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在战术上，则针对捻军以骑兵为主的特点，提出“讲求阵法，先制其冲突，而后放枪炮；先立定脚跟，而后讲击刺”，又强调“惟多用火器，庶几制胜”。此外，又从镇江调拨进口火药500斤，备作战之用，又通过胡光墉（字雪岩，安徽绩溪人）在上海向洋商借款120万两白银，以充军费。

同治六年春夏之交，左军自湖北樊城三路入陕。抵潼关后，即拟卡住渡口，封锁渭河，拟围西捻于渭水以北，泾、洛以东，北山以南，黄河以西的狭长地区。九月，亲赴泾西，召集诸将会议，决定缩小包围圈，将西捻军就地歼灭。不料，西捻军冲破包围圈，进入北山，且与回军配合，南北、东西纵横冲突，左军难于招架。十一月下旬，西捻踏冰过黄河入晋，左宗棠极为气恼，于十二月中旬从临潼率五千人尾追。而西捻已于七年正月进至直隶易州，前锋径抵京郊卢沟桥，京师大震。左宗棠及淮军统帅李鸿章、河南巡抚李鹤章、直隶总督官文均夺职。但西捻军终因孤军无援折而南返，左宗棠抵保定，指挥所辖尾追不舍。旋西捻军入河南，扑山东，再入直隶，北上静海，逼天津。左宗棠则由大名赶到连镇，驻扎吴桥，被“交部严加议处”。五月，宗棠至盐山督师，又尾追西捻入山东。六月底，西捻遭淮军四面阻击，覆没于徒骇河畔。清廷论功行赏，晋宗棠太子太保，并受命入陕讨伐回军。八月，左宗棠抵北京“入觐”，当慈安、慈禧询及何时可平定陕甘时，左答以“非五年不办”。

十月中旬，宗棠率亲军抵西安，召集诸将会议用兵方略。决定先平定陕北董福祥等汉族反清武装，一面屯军榆林、绥德、延安、延长，一面令刘松山统“老湘军”由晋入陕，并于十二月中旬攻占靖边镇靖堡，董福祥等投降。随后，又进击以董志原（属甘肃庆阳府）为基地的陕西回军，于八年二月下旬，占领董志原，夺取庆阳城。陕西回军北撤，投奔宁夏回军首领马化龙。三月，宗棠移营乾州，准备进军甘肃。其时，甘肃回军计有马化龙（据宁夏金积堡）、马占鳌（据河州）、马桂源（据西宁）、马文禄（据肃州）等四支。左宗棠认为应首先打击实力最强的马化龙，他说：欲平定陕甘，“非先攻金积堡不可”，“此关一开，则威震全陇，乃收全功也”。

五月，左宗棠分兵三路：北路进定边、花马池；中路取平凉、固原，以上两路均专意金积堡。南路则进秦州（今天水），为取河州（今临夏）做准备。九月底，北路刘松山部攻占灵州城（今灵武）。十一月初一日，左宗棠进驻平凉，受陕甘总督印绶。九年元月，刘松山战死于金积堡，“老湘军”由其侄刘锦棠（字毅斋，湖南湘乡人）继统。七月，清军攻占峡口，逼攻金积。十一月中旬，马化龙出降。十年正月，左宗棠以“不宜少留根荄，重为异日之忧”为由，下令处死马化龙及其家属、部众1800余人。

随后，左宗棠指挥大军分三路进攻河州。八月初二日，进至安定督战。清军渡洮河后，于十月夺取河州第一道门户三甲集。十一年正月，马占鳌投降。七月中旬，宗棠进驻省城兰州。

八月初一日，刘锦棠率“老湘军”至碾伯（今青海东都），沿湟水进军峡口，解西宁城围。十二年二月初，马桂源兄弟投降被杀。西宁之役结束后，年届六旬的左宗棠本想告老返乡，但沙俄入侵伊犁的消息传来，使他大为震惊，当即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蒙退志，当与此虏周旋”。遂派徐占彪（字昆山）率蜀军12营赴肃州（今酒泉），以扼嘉峪关。时肃州为马文禄所据，围攻一年半，仍劳师无功。

十二年八月，左宗棠抵肃州督师。九月中旬，马文禄至大营投降被杀，部属死者1500余人。清军入城后，又滥杀5400余人，“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左宗棠事后亦承认“自办军务以来，于发、捻投诚时，皆力主‘不妄杀，不搜赃’之禁令，弁丁犯者不赦”，而肃州之役，则“不能尽行其志”。因夺取肃州，宗棠亦得进协办大学士，并又获一等轻车骑都尉世职。

在进军陕甘过程中，左宗棠一再强调“剿抚兼施”，特别重视善后措施，以达“长治久安”之目的。他上奏清廷说：“陕甘频年兵燹，孑遗仅存，往往数百数十里人烟断绝。新复之地非俵给牛、种、赈粮，则垂毙之民势将尽填沟壑”，“甘肃克复一郡县，即发一处牛、种、赈粮，非是则有土无民，朝廷亦安用此疆土？”此外，他还重视整顿吏治，在陕甘时，曾节选名家论吏治的文章，编成《学治要言》，下发地方官遵照执行。他反复强调“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在行政中，他还注重实际，不务虚华，表彰清官，惩治污吏。且严于律己，不受“别敬”（一种礼仪式的贿赂），不受礼物，颇为时人所重。三

近代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心态与政策，无以挽救艰难的时局和可能出现的亡国灭种惨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冲破思想牢笼，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命题，这对当时万马齐喑的思想界无异是一声惊雷。

左宗棠对魏源的名著《海国图志》极为赞赏，他说：“默深《海国图志》于岛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譬犹禹鼎铸奸，物形无遁，非山经、海志徒侈恢奇可比。”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为重版的《海国图志》作序，对“师长”主张给予了充分肯定。

早在同治初年，左宗棠就决心把“师长”思想付诸实践，他首先考虑要仿制西式轮船，认为自造轮船是“中国自强要着”。同治五年（1866）夏，又上折强调自造轮船、建设近代海军的必要性：“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左宗棠深知在“强权就是公理”的国际社会中，落后必然挨打。他曾形象地比喻：“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同上书，63页。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经清廷批准，左宗棠于同治五年七月亲至福州海口罗星塔，购得马尾山下民田100多亩作为厂基，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创办了马尾船政局（亦称福州船政局）。他一面从外国订购造船机器、轮机、船槽，一面聘请西方工程技术人员。同时，设立“求是堂艺局”，以培养本国造船、驾船人才。尽管左宗棠不久即调任陕甘，但“身已西行，心犹东顾”，仍一直关注着船政局建设。

左宗棠到陕甘后，非常重视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于屯田、开渠、筑路、植树均有所建树。特别是对在甘肃创办近代民用工业寄予厚望。马尾船政局光绪四年，他嘱令上海采运局委员胡光墉向德商订购织呢机器，并招聘技术人员，决心“为边方开此一利”。光绪六年四月，全部4000箱机器设备分批运抵兰州，计有各种机器60余台，纺锭1085个。八月，“甘肃制呢总局”正式开工生产，建成为我国第一家机器毛纺厂，也是我国近代开发大西北的先声。马尾船政局甘肃制呢总局四

左宗棠抵达肃州之时，新疆地区的形势已危如累卵。先是，新疆于同治三年爆发各族人民反清武装斗争，随后，取得领导权的宗教上层分子以“排满、反汉、卫教”为旗帜，鼓吹“圣战”，建立了五个割据政权，相互厮杀，征战不已。这一混乱局势，为外敌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

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年1月），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入侵南疆，占领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后又继续东进，侵占阿克苏和库车，至同治九年秋，攻陷达坂，占领吐鲁番、乌鲁木齐，并建立了所谓“哲得沙尔”汗国的殖民政权。随即，沙俄出兵强占伊犁，作为鲸吞新疆的一个桥头堡。同时，英国也加紧对南疆的渗透，力图将阿古柏纳入自己的控制下。

同治十二年春，左宗棠复函总理衙门，详细分析了形势，提出了规复新疆的方案：“从内布置，从新筹度”，“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就饷事而言，则应“将各军专饷归并为一，相其缓急，均其多寡，应之不可”。

同治十三年春，张曜、金顺、额尔庆额等部共约17000余人相继出关。七月，清廷以景廉为钦差大臣，金顺（字和甫，满洲镶蓝旗人）为帮办大臣，负责关外事务；左宗棠则督办关外粮饷、转运，负后勤总责。但朝廷内外在是否出兵收复新疆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就海防与塞防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时值日本入侵台湾，至是年秋，中日签订《北京专条》，清廷不但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义举”，且赔款白银50万两。鉴于当时形势，总理衙门提出筹备海防的六条举措，并在沿海、沿江及有关督抚中详细筹议。为争取更多的海防经费，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要求停撤西征军饷，匀作海防之用。湖南巡抚王文韶（字夔石，浙江仁和人）则主张为防沙俄，应“以全力注重西征”。左宗棠在权衡全局后，于光绪元年（1875）三月上折指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

左宗棠的主张得到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清廷遂下定决心出兵收复新疆。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左宗棠被任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帮办军务，山西巡抚谭钟麟（字文卿，湖南茶陵人），“督西征饷事”。

自受命之日起，宗棠即全力关注筹粮、筹饷、筹转运。他甚至认为西北用兵，军粮和运输是关键因素。北路在归化（今呼和浩特）设“西征采运总局”，南路则在肃州、安西、哈密分别设局筹粮，还从俄国购粮500万斤。此外，又指示“嵩武军”统领张曜（字亮臣，号朗斋，直隶大兴人）在哈密屯田，垦荒19000多亩。关于运输，左宗棠主张关内以车驼为主，并征集到大车5000余辆，驴骡5500头，骆驼29000头，在运输方式上则取“节节转运”的短途接力办法。又认真组织民运，合理给予报酬，严禁骚扰民间。经过努力，在军事行动开始前，前沿地区已集中军粮2480万斤。

较之筹粮和筹运转，筹饷困难更大。左宗棠一年需军饷800余万两，除户部拨款外，多由各省、关（海关）分摊，称为“协饷”。“海防议”起，各省、关所解饷银每年仅二百几十万两，缺口很大。为摆脱窘困，左宗棠只得通过胡光墉在上海向英商高利贷款。此举颇受地方大员及舆论指责，宗棠本人亦甚痛心。光绪二年春，清廷发出上谕，决定由户部拨款200万两，各省关提前拨解“协饷”300万两，并允宗棠自借洋款500万两，以足千万两之数。宗棠接此上谕，大喜过望，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宗棠还对西征军进行了整编集训，并裁撤冗兵，堵塞“空额”，严令出关各营勤加训练，刘锦棠（字毅斋，湖南湘乡人）在凉州（武威）训练数月后才出关。左宗棠还很重视出关各军的火力配备，分别配以后膛来复线炮、七响后膛枪，同时建立了一支由116人组成的专业化炮队，配置后膛炮12门。前线指挥官还使用了先进的双筒望远镜。当时一位研究中亚问题的英国学者曾说，左宗棠的西征军“基本上近似一支欧洲强国的军队”（D.C.Boulger，The life of yakob Beg，1878，p.275）。

对于作战的战略方针、战术原则，左宗棠都做了缜密思考，提出“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也”。作战方法则强调“以缓行速战为义”。这些作战指导思想和原则在实战中均见成效。

光绪二年六月下旬，清军由小路攻占黄田，旋克古牧地，歼敌五六千人，复乘胜追击，一举收复乌鲁木齐。九月下旬，又克玛纳斯南城，结束了北疆之役。此时，阿古柏妄图凭借天山之险阻遏清军南下，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地重点设防。左宗棠分析当时的战场形势是：“至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处。官军南下，必有数恶仗，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战局发展果不出其所料。

光绪三年春，清军经过半年休整，发动收复南疆之役。左宗棠在加强后路防务后，命刘锦棠率“老湘军”逾岭而南，又派张曜部“嵩武军”、徐占彪部“蜀军”分别由哈密、巴里坤西进，总计兵力两万余人。三月初七日，“老湘军”一举攻克达坂城，毙敌2000余，俘获1200人。刘锦棠又率步骑6营趋吐鲁番，与嵩武军、蜀军会师，克复吐鲁番全境。达坂、吐鲁番之役共歼灭、俘获敌军约两万人，占阿古柏总兵力的一半，遂敲开了通向南疆的大门，造成破竹之势。四月，阿古柏暴死于库尔勒（一说“仰药自毙”；一说与部下斗殴中死去；一说病死）。七月，刘锦棠率部从托克逊西进，连克喀拉沙尔、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于十一月中旬收复喀什噶尔（今喀什）。月底，又复和田。至此，除沙俄占据的伊犁外，全疆均告克复，左宗棠以功晋封二等侯爵。

光绪五年八月，赴俄谈判的崇厚（字地山，满洲镶黄旗人）在沙俄逼迫下签订了《里瓦吉亚条约》，仅收回九座空城，却割让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等大片领土，并应允赔款500万卢布。左宗棠得知后痛心疾首，上奏道：“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叹息痛恨者矣！”为此，他提出“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的方针，并表示：“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他积极准备对俄一战，认为“俄事非决战不可”，“无论胜负云何，似非将其侵占康熙朝地段收回不可”。

光绪六年二月，左宗棠拟定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以金顺部万人扼精河，阻截俄军东犯，另调“卓胜军”2000人协助；以张曜率步骑7000余人出阿克苏，沿特克斯河趋伊犁为主攻；以刘锦棠率步骑万余人出乌什，为西路。四月，左宗棠率亲兵千余人出嘉峪关，为表抗俄决心，他“舁榇以行”，“至马革桐棺，则固非所计矣！”五月初八日，抵哈密。但清廷对武力收复伊犁心存疑惧，遂改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字颉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赴俄京彼得堡重开谈判，并于七月调宗棠回京。不过，左宗棠的积极备战，有力支持了曾纪泽的对俄交涉，使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在内的伊犁大部分地区重归祖国怀抱，总算争回了一些权益。

在收复新疆的进程中及新疆重归版图后，左宗棠还力图“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在经济上，他着力于减轻赋税，修筑道路，兴修水利，推广蚕丝；在政治上则提出“设行省，改郡县”，先后五次奏请在新疆建省，以巩固国家统一。

光绪七年正月，左宗棠应召抵京陛见，以东阁大学士入值军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管理兵部事务。九月，外放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时值法国加紧侵略越南，并觊觎我国西南边疆，左宗棠遂巡视沿江炮台，校阅渔团，部署长江口防务，力主援越抗法。光绪十年，他在一份《时务说帖》中说：“迨全越为法所据，将来生聚训练，纳税征粮，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心”，“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狧糠及米，何以待之？此固非决计议战不可也！”

光绪十年五月二十日，左宗棠奉调回京，复入值军机，极力主张对法一战。六月，法军犯基隆，七月，又于福州外港马尾重创福建水师，清廷被迫对法宣战。左宗棠不顾72岁的高龄及衰病身躯，急请赴东南前线督师，遂被任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八月下旬，至江宁，调旧部5000人从征。十月下旬，进驻福州，立即布置防务，巡视马江两岸；又派援军乘渔船偷渡赴台。同时，令地方士绅筹办渔团。光绪十一年六月，宗棠上疏称：“台防紧要，关系全局，请移驻巡抚，以资震（摄）〔慑〕而专责成”，这是台湾建行省的过渡步骤。随即，又上《复陈海防应办事宜请专设海防全政大臣折》，提出设“海防全政大臣”，“驻扎长江，南控闽、越，北卫畿辅”，南北洋兵轮各自成军，共设十大军，“归海防大臣统辖。每军设统领一员，秩比提督”。

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1885年9月5日），左宗棠病死福州，谥文襄。临终时他口授遗折说：“越事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生平，不能瞑目。”综观左宗棠的一生，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民族危机深重、国家饱受欺凌的时代，他能“锋颖凛凛向敌”。也正如左宗棠去世后，有人在一首挽诗中所说：“绝口不言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五

左宗棠在40岁以前，曾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入仕后，即与太平军、捻军、陕甘回军作战，晚年又出兵收复新疆，并赴东南抗法。他虽一任巡抚（浙江），三任总督（闽浙、陕甘、两江），并一度涉足枢垣，却始终以军事活动为中心。在戎马倥偬之中，他仍然关心着政治、经济、国计民生问题，并不时阐发其独到见解。在他留下的700多万字的文稿中（包括奏折、咨札、批札、书牍、诗文等）蕴涵着丰富多彩的社会政治思想。当然，其中可谓精华与糟粕并存，创新与守旧同在。这正是中世纪与近代社会交汇时的一种必然现象。综观左宗棠一生的思想主张，可简略概括如下：（一） 爱国与忠君思想

近代中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沦为一个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此时，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而对待列强侵华的态度，就成为中国任何一个阶级、阶层、集团、个人是否坚持民族大义的试金石，高扬爱国大旗一直是时代的主旋律。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左宗棠成为爱国者的起点。其后，他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宗旨，兴办洋务，力图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是他爱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以古稀之年，出兵收复新疆，为国家统一大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衰年报国，不以用兵边塞为苦，即使“马革桐棺”，“固非所计”，这是左宗棠爱国思想发展到高潮的标志。

当然，左宗棠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爱国思想不可能脱离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也不能不受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限制。因此，热爱祖国、抵抗侵略的思想和忠于清王朝、报答皇帝“知遇之恩”的情感，总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左宗棠性格、观点的复杂性。他的爱国思想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深深的阶级烙印，忠君思想就是这烙印的鲜明标记。（二）经世与民本思想

经世思潮在清代崛起于18世纪，鸦片战争前后，随着社会和民族危机的加剧，封建士大夫中一部分开明之士志匡时济世，主张经世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空谈义理的学风，力图兴利除弊，强国御侮。

经世思想的核心是“民本”思想，即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左宗棠承继了儒家的这种“务本原之学”，强调“为政先求利民”，“保民之道，必以养民为先”。“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为达“保民”、“养民”之目的，他发挥了经世学家（特别是包世臣）“好言利”的观点，主张以合乎“情理”的手段（财与力）去求利，“农之畔，工之器，商贾之肆，此以其财与力易之者也”。他赞赏那种以一艺一技得名的人，尽管这种人为一般士大夫所不齿，但他们自食其力，有益社会：“吾益人而不厉乎人，尽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

左宗棠的民本思想较之前辈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有所发展，为“兴利除弊”的传统举措增添了新内容。他提出的兴利措施范围要宽广得多，除屯垦、畜牧、兴修水利、植桑养蚕、造林、制茶外，还从西方引进机器设备，办厂开矿，创办近代企业，并提出“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强调“民利仍还之民”。这些主张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诚然，左宗棠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还非常肤浅，他囿于封建时代的“农本”观点，否认资本主义经济的先进性，竟称“彼之末富安能与我之本富争，彼之淫巧安能与我之食货比”，这种幼稚可笑的评论正是他认识局限性的表现。（三）“师长”与洋务思想

左宗棠承继了林则徐、魏源“师敌长技以制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大声疾呼：“策士之言曰‘师其长以制之’，是矣。一惭之忍，为数十百年之安，计亦良得，孰如浅见自封也。”与林、魏不同的是，左宗棠不仅是“师长”思想的承继者，而且还是这思想的发展者和实践者。

为了达到自强的目的，左宗棠强调“中不如西，学西可也，匠之事也”。又说：“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左宗棠创办了马尾船政局和甘肃制呢总局。他虽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却不迷信洋人而妄自菲薄。办洋务初见成效后，左宗棠颇有信心地说：“后此赓续恢张，规模既得，熟极巧生，安知不突过西人耶！”

左宗棠办洋务，坚持自造和自管的自主原则，并着力保护民族经济。他总结自己办洋务的经验时说：“因思自强之道，宜求诸己，不可求诸人。求人者制于人，求己者操之己。”船政局创办之始，他就鲜明地强调：“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他创办甘肃制呢总局，也是想“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又强调：电线、铁路，外人也不能干预。

左宗棠还很重视对洋务人才的培养。为此，他在创办马尾船政局的同时还创办了“求是堂艺局”（即后来的船政学堂），使“西法”得以“衍于中国”。同时，他还主张向国外派出游历、游学人员（即考察团和留学生），对船政学生赴英、法留学，也大力支持，认为是“题中应有之义”。（四）吏治与教育思想

左宗棠的父亲、祖父都以教书为业，他年轻时也曾主讲醴陵渌江书院、长沙朱文公祠，且在安化陶家做了八年的家庭教师。他对育才之道相当重视，曾提出“吏治—人才—人心—学术”的公式，即所谓：“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也。”在左氏看来，穷究“天下之乱”的根源就在于“学术之不讲”，换句话说，即文化教育的失败（这种说法自然不全面，也不完全正确）。故此，他希望通过兴办教育，培养出一批有学识、有操守，能为巩固封建统治出力的人才。他培养人才的着眼点在于德才兼备，名实相符，即“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五）军事与作战指导思想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家，他不但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也有一套系统的军事理论。首先，他很重视军事统筹艺术的运用，即中国古代军事家所强调的“庙算”。在国防战略上，他着眼全局，坚持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方针。在组织具体战役时，又非常重视基本打击方向的选择，比如进兵陕甘时，提出“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方针；收复新疆时，则以“先北后南”、“缓进急战”为战略指导。此外，左宗棠军事理论中的另一个亮点是他的“慎战”思想，他反复讲要“慎之又慎”，因为“打仗是过硬的事，一分乖巧着不得”。所谓“慎”，是指思虑要周密，部署要妥帖，在军事行动前，要考虑到作战的各个方面，如敌情和己情、前方和后方、军心和民心、进攻和防御、筹兵与筹粮、平原作战与山地作战、正面进攻与侧面迂回等等。左宗棠甚至对“慎战”作了这样的概括：“慎之一字，战之本也”，可以说慎战是左宗棠军事思想的核心。六

左宗棠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著名的思想家。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生前即有《恪靖伯

奏稿

20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将《左宗棠全集》列为第一批规划项目，由湖南社会科学院牵头承担，岳麓书社负责出版。1983年春，刘晴波、刘泱泱等先生接受主持这一项目的任务，经各方支持，通力合作，历经十三个寒暑，终于在1995年秋完成了《左宗棠全集》的整理编辑工作，由岳麓书社从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问世，全书十五巨册，总计770万字。

新编《左宗棠全集》以光绪十六年开雕的左氏家刻本《左文襄公全集》为底本，尽力访求有关文献，工作人员足迹遍及全国16个省、市、区。校点工作以准确、精当为标准，印刷装帧亦力求精美。编校者付出了大量艰辛劳动，终于取得了丰硕成果。新编《左宗棠全集》比底本新增文献2073篇（增加47％），以字数论，原《左文襄公全集》约450万字，新版《左宗棠全集》则达770万字，增加约70％，这无疑是左宗棠研究中一项重要成就。

要从770万字的遑遑巨著中遴选出一部几十万字的选本，真是谈何容易！编者虽在30多年前就研究左宗棠这个晚清人物，但仍感选编工作之艰巨。不过既然承担此一任务，只有勉力为之。我的遴选原则（或曰标准）是：

一、力求全面反映入编者之思想、活动，入选文稿无论在时间上（早年、中年、晚年各个时期）、活动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还是文体上（奏折、

书信

札件

二、重点选择能反映入编者主要思想（如左宗棠的爱国思想、洋务思想、军事思想、教育思想等）以及其思想演变、形成过程的论著。

三、由于入编者的身份定位（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入选论著自然以奏稿、书信为主，因为这两部分内容更集中体现了其政治、军事思想的精华。

四、左宗棠虽不以诗词见长，但他留下的数量不多的诗词颇具特色，且能反映其思想主张，故收入了少量诗作。

五、在版本选择上，因新编《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版）内容全面、丰富，校点准确、精当，故全部选文均出自该版本。同时，此次选本校改了先前的一些讹误。其中，原史料中的讹误及对其的校改，依《全集》体例，仍用“（）”和“〔〕”表示，“（）”中为应删去的字，“〔〕”中为要增补的字。《全集》中的讹误，均已出注。《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左宗棠卷》终于编辑完成了，编者、出版社希望该书能对读者了解、研究左宗棠这位中国近代名人有所帮助，特别是对那些工作繁忙、时间有限而又对左氏其人颇感兴趣的读者，一部左宗棠论著选本，或许是他们所需要的。能为读者略尽绵薄之力，也是我的心愿。奏稿遵旨督办浙江军务据探省城失守敬陈办理情形折（1862年1月14日）

奏为遵旨督办浙江军务，现据探报浙江省城失守，敬陈办理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江西广信营次，准两江督臣曾国藩恭录咨会兵部火票递到，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着杭州将军瑞昌帮办。并着曾国藩速饬太常寺卿左宗棠驰赴浙江剿办贼匪，浙省提镇以下各官均归左宗棠调遣。”钦此。同日钦奉上谕：“前因浙江情形吃紧，奉旨令左宗棠统带所部克日援浙。旋经曾国藩复奏，以左宗棠方回救西路，未能分身，须俟湖北、江西攻剿得手，或安庆克复，再与左宗棠力谋援浙。兹据瑞昌、王有龄奏，江、皖攻剿得手，浙省贼势狓猖，请敕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等语。逆首李秀成大股及江西湖坊等贼尽驱入浙，加以伪侍王李世贤大股盘踞金华一带，现已攻陷严州府城及浦江、义乌、东阳、余杭、新城等县，势必直扑省城，旁窜宁、绍，几于全浙糜烂。浙省不保，则金陵、苏、常、宁、广之贼得以进退自如，且徽州、广信必遭肆扰，其害曷可胜言！本日已明降谕旨，令曾国藩节制浙江全省军务，并令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该大臣自不能不统筹兼顾。况安庆已经克复，湖北、江西军情亦有起色，将次肃清，自不致有顾彼失此之虞。着曾国藩即饬左宗棠带领所部兼程赴浙督办军务，浙省提镇以下统归调遣，迅奏肤公，以图挽救东南大局。左宗棠入浙之后，所需粮饷军火，浙江力难猝办。着毓科先行筹拨银十万两解交应用，于浙江代垫江西援军口粮项下如数划还。并着庆端、瑞昌按月筹银十万两，同军火等项一并源源接济，毋许迁延推诿，致误事机。”钦此。又同日准兵部火票递到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浙省待援孔亟，急盼左宗棠一军迅速赶到，方能挽救大局。着曾国藩仍遵前旨，迅饬左宗棠带领所部星驰赴浙督办军务，毋稍迟缓。所拨江西军饷十万两，即由左宗棠催提应用，以利师行。”钦此。跪诵之下，感悚难名。

伏念臣一介寒儒，未谙戎务，仰蒙先皇帝特达之知，由举人迭次拔擢，补授太常寺卿、帮办军务。每思殚诚尽瘁，以图一报。兹复蒙皇上恩命督办浙江军务，虽自恨才力庸下，未能匡时济变，仰副恩知，然当全浙鼎沸之时，又何敢稍事诿延，自干咎戾？十一月二十六日，准曾国藩恭录谕旨咨会之后，即宣示各营严装以待。一面飞咨江西抚臣速清臣军积欠之饷，以利师行；咨闽浙督臣筹备饷需，俾免临时掣肘。

正料理间，二十九日夜，忽接徽州防军副将张运桂驰报，逆首伪辅王杨辅清纠合大股由浙回窜，突犯徽州界口、深渡等处。据生擒贼供，杨逆意在扰徽郡以犯江西。臣以徽郡为皖南、江西大局所关，且系臣军入浙后路，断不可任其滋蔓。立派九营交花翎直隶州知州刘典督带，于十二月初二、三等日驰赴婺源，督同臣所部留防婺源之四营相机援剿，扼其奔冲。如可迅速蒇事，各营即由婺入浙，路径亦不为迂。其随臣留驻广信各营共三千人，拟即进驻玉山，一俟江西欠饷解到，散给口粮，星速启行，以图进取。

惟浙江全省自金华、严州、处州失守后，绍兴、宁波、台州相继沦陷，局势全非。由江西入浙之道，遍地贼氛。逆贼每陷一城，即分党踞守，并盘踞村庄，设立卡隘，势非节节攻剿，不能深入。节节攻剿，又恐旷日持久，饷竭兵疲，先已自困，势非乘虚蹈瑕、诱贼野战不可。以东南现在大局言之，湖北、江西一律肃清，皖北逆氛渐熄，群贼悉萃江、浙两省。如各路统兵诸臣声势联络，能力保完善之区，以规进取，则江西、湖北、安徽数省生民稍得苏息，钱漕厘税征收日广，从此渐逼渐进，庶可作士气而扫贼氛，利戎机而速戡定。以江、浙现在局势言之，皖南守徽、池以攻宁郡、广德，浙江守衢州以规严州，闽军严遏其由浙窜闽以绕犯江西之路，然后饷道疏通，米粮军火接济无误，诸路互相知照，一意进剿，得尺则尺，虽程功迂缓，实效可期，此固一定之局也。

正在筹画布置，忽接署金衢严道江永康等片报，浙江杭州城外营盘逃出把总王祖达，禀称十一月二十八日辰刻，见逆众在凤山，望江两门扒城而进，城中各处火起，杭城登时失陷，现在溃兵纷纷四散等语。臣维杭城被围已久，外援不至，卒有此变。臣与闽浙督臣均奉旨援浙之人，坐视列郡沦胥，生民涂炭，罪何可逭？惟事势业已如此，则援浙之局应即通盘筹画，从新整理，以图恢复。

查浙江军务之坏，由于历任督抚全不知兵，始则竭本省之饷以济金陵大营、皖南各军，图借其力以为藩蔽，而于练兵选将之事漫不经心；自金陵、皖南大局败坏之后，又复广收溃卒，縻以重饷，冀其复振，卒之兵日增而饷日绌，军令有所不能行，以守则逃，以战则败，恩不知感，威不知惧，局势愈益涣散，遂决裂而不可复支矣！臣奉命督办浙江军务，节制提镇，非就现存兵力严为挑汰，束以营制不可；非申明赏罚，予以实饷不可；非另行调募，预为换补不可。然欠饷日久，则有不能汰遣之患；饷需不继，则有不能调拨之患；经费不敷，则有不能募补之患。名为节制提镇，实则营官、哨长亦且呼应不灵，不得其臂指之助，而徒受其迫促之扰。虽有能将，无饷何以驭兵？虽有谋臣，无兵何以制贼？此事之应办而不能办者。

奉旨令江西抚臣筹解臣军饷十万两，以速师行。现在江西悉力供支曾国藩大军，台库荡然，实形拮据。抚臣毓科于臣军饷事颇肯留心，然江西已积欠十余万两，其奉旨筹拨之饷，恐一时难以解齐。

至庆端前此奏请敕催臣军入浙时，已预将臣军之饷诿之江西，以后只有咨催，公牍私函于臣军饷需从无一字说及。虽奉旨按月筹拨十万两，同军火接济，臣比恭录谕旨咨商，请派实缺司道设立粮台，督臣即派署浙江金衢严道江永康办理。顷据江永康等禀，翻向臣请领米粮军火子药。明知臣军欠饷已多，军需无出，故意刁难，事同儿戏！臣军入浙以后，饷需茫然，兵勇即有饥溃之时，军火即有缺乏之虑。纵令竭力图维，何从措手？应否请旨敕下部臣，查明各省应协济浙江之款，闽省及各省奉旨拨解援浙军饷各款，赶紧径解广信府交臣后路粮台，以应急需；一面由部臣开单知会到臣。如各省拨解逾延，及委员逗留贻误，应由臣随时咨明部臣，查取藩司及委员衔名参奏候旨。是否可行之处，并候圣裁。

再，此次拜发折片，系借用广信府印。入浙以后，军行靡定，可否准用木质关防奏报之处，并祈训示。

所有遵旨赴浙缘由，谨专折由驿驰奏，伏祈圣鉴，训示施行。谨奏。官军由徽入浙三获大捷衢属开化肃清折（1862年2月27日）

奏为官军由徽入浙，截剿巨股贼匪，三获大捷，衢属开化肃清，恭折奏报，仰祈圣鉴事。

窃贼首伪辅王杨辅清，率大股贼众回扑徽州，均由严州府属之遂安逾岭而入，一蔓延徽州府属之屯溪、篁墩、岩寺、潜口等处，杨逆率之，以窥徽郡；一蔓延衢州府属开化之张村、中村、马金、高坪、高环、徐塘口、秧畈、明连等处，贼目炳天义钟明佳、理天义蓝以道等率之，以窥婺源。两股合计，人数不下十万。其奸谋在深入江、皖腹地，阻我援浙之师，以合围衢郡。臣于上腊派花翎候选直隶州知州刘典，率各营由广信间道驰赴婺源，拟固婺以援徽，事竣后即由此入浙，业经奏报在案。

十二月十五日拜折后，刘典函报钟逆及各股匪盘踞张村、中村等十余处，将由济岭、大庸诸岭犯婺。臣以贼势趋重婺源，我军并留防婺源之兵仅止五千余，不敷防剿。婺源地势居安徽徽州、江西广信两郡之中，北可掣图犯安徽徽郡之贼，南可遏分窜江西饶州、广信之贼，中可截浙江开化、遂安之贼，地势在所必争。十九日，亲率留驻广信之亲兵营、老湘营拔营入婺。行抵德兴，饬办理老湘营营务、拟保运司衔花翎补用道王开来率老湘七营，赴德、婺交界之白沙关，臣自率亲兵营五百余人赴婺督剿。

时贼目钟明佳已遣零骑分犯大庸岭、济岭岭脚，婺源守岭练丁纷纷告急。刘典派队下岭击却之。二十六日，刘典率各营由江弯过大庸岭进剿，拟保花翎同知直隶州知州朱明亮带桂营由左路进，中营三哨继之；拟保副将衔花翎参将黄少春带左营由右路进，拟保花翎同知直隶州知州张声恒继之；拟保参将花翎游击黄有功，拟保副将花翎参将眭金城，拟保游击花翎都司杨和贵，带前、左、右三旗由中路进，中营两哨继之；拟保花翎游击衔都司马德顺，拟保副将衔参将杨芳桂，各率马队出中路步队之后，相机抄击。朱明亮恃勇先进，四鼓，列炬直摩张村贼垒。贼仓卒迎拒，势已不支。忽岭上瞭望之贼见官军深入，吹角擂鼓四路包抄而下。拟保训导廪生陈修匹马冲突，手刃数贼，力竭阵亡，勇丁从死者二十六名。朱明亮领队左右冲突。正危急间，黄少春、张声恒率所部从右路石佛岭驰下。贼分途迎拒，黄少春、张声恒整队冲杀，毙悍贼数百名。忽曾村贼从后路抄至，黄少春、张声恒并力分堵，杨和贵带所部缘岩驰下，刘典率中营中、后二哨及黄有功、眭金城等急进，马德顺、杨芳桂率马队斜出抄之，逆贼数路俱败。各营分途蹑踪猛追，至厚山始收队逾岭而还。此去腊二十六日进剿开化、张村、中村等处贼巢，克获大胜之实在情形也。是役连破贼卡、贼巢十余处，阵斩天福李逆及大小贼目五十余名，毙贼一千数百名，夺获大小伪印五十余颗，生擒长发贼百五十余名，拔出难民男妇幼孩数千名，夺获贼马四十余匹，刀矛枪炮约二千余件。兵勇阵亡者共三十七名，受伤者至百三十余名之多，盖亦血战矣。钟逆败后，退至马金街老巢。

是日，徽防副将张运桂、署皖南镇总兵唐义训、衢州镇总兵朱品隆，会击岩寺、潜口之贼，亦获大捷，贼巢一空，饷道无梗。伪辅王杨辅清遂于二十九夜丧胆鼠窜。徽郡解严，而婺源之防亦固。自二十六夜子刻大雪，至除夕止，岩壑皑素漫漫，不辨行径。元日天气晴霁，旬有余日，冰冻尚未全消，岭路艰阻。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臣始率七营由汪口逾大庸岭进，刘典率五营由江湾逾济岭进，先饬王开来率老湘七营由白沙关进驻篁岸，兼扼开化、华埠之冲。十七日，臣部前队甫抵篁岸，忽报逆众数千先夕五更卷旗蛇行，由银坑出张村、曹门而至石佛岭。杨和贵等前驱遇贼，即与之战。贼由石佛岭分路包围，杨和贵分路御之，拟保游击衔都司张人和派队助剿。正鏖战间，王开来令参将罗瑞山、郭德馨、赵仁和，副将王明辉等，率所部分由篁岸左右冲出，帮办潘谟、康荣诏等，率所部由中路继之。贼不意官军突至，骇而奔。官军乘胜蹙之，愈战愈猛，斩馘无数，追至张村，始收队而还。臣于十八日率各营进驻张村，沿途按视战地，见满发贼尸骈列山谷。提讯所获生贼，知钟逆自退窜马金老巢后，纠约窜踞遂安之伪大佐将理天义蓝逆及桂逆等，挑选悍贼突袭篁岸营垒，遇官军大至，遂致败溃。共计毙悍贼近千名，生擒百余名，阵斩黄马褂贼目及伪检点、伪将军等十数名，夺获伪印十余颗，旗帜器械无算。此正月十七日迎剿开化、张村、银坑、石佛岭窜贼，克获大捷之实在情形也。

十八日，臣率各营行抵张村，刘典率各营进至何村，两路相距三十余里，持数日粮，约期分路进剿，皆以七成队出战，三成队守营。贼于马金街、高环、霞山、厚山、徐塘口、秧畈等处据险为巢，而于近巢数里、十数里山凹遍立卡栅及梅花桩，层层密布，守御甚固。十九日，周览地势，直逼贼卡始还。是夜，臣传知各营：二十日黎明，派队由严坑出口，先攻高坪一路贼卡；刘典率各营先攻高环一路贼卡。两处各分数支正兵遥张扑卡之势，不令遽进；奇兵卷旗登岭，度行过贼卡，始扬旗发鼓乘之。严申不准拾取贼赃、不准散队之禁。期扫除贼巢，乃许收队，违者斩。辰刻，黄少春、张声恒带所部由何村出竹岭之右攻高环，刘典督亲兵及中营三哨继之，虎营马队随后策应。候选知县陶鸿勋、贵州文生郑锡滜，督中营二哨及拟保游击佘萃隆之新前旗，别觅樵径，由横岭出大苏坑，径抵高环后岭，出贼不意压击之。贼见正兵先出，悉力凭卡堵御。忽岭后号鼓齐鸣，奇兵突出。贼不知所措，弃卡狂奔。刘典、黄少春、张声恒、杨芳桂分四支循岭包抄而下，遮贼去路，纵横痛击。适张村各营已攻破高坪贼卡，拟保记名总兵崔大光、朱明亮各率所部登岭急进，拟保同知衔即选知县刘璈、候选主簿杨鼎勋、同知衔候选知县李耀南率亲兵，及拟保参将李世颜，前补用参将彭定太、杨和贵、张人和、马德顺等，各率所部分途追剿前来，与何村各营会合，立将马金、霞山、厚山、徐塘口、炘岸各处十余贼巢扫荡一空。两路分途搜剿，共计毙长发悍贼五千余名，生擒逆贼二百余名，夺获伪印大小九十余颗，解散裹胁难民数千，拔出被掳妇女幼孩数百，夺获旗帜、刀矛、枪炮、牲畜不可胜纪。败贼或窜遂安，或窜常山地界，均弃械狂奔，经各乡民沿途截杀者，亦不下千余名。蓝逆以道，据生擒贼供，已于高环卡破时被官兵阵斩，并获其马。然未得其尸，不敢信以为实。钟逆闻高坪卡破，已单骑先遁。此外大小贼目如伪丞相、检点等伪官之被戮者约百余名，得伪照百二十余纸，皆五六年老贼。此正月二十日官兵攻破开化、马金等处贼卡、贼巢之实在情形也。

现在衢州府属开化县境一律肃清，臣饬老湘营进驻开化县城，亲率各营进驻马金街，相机再进。探报遂安县城尚有贼踞，而衢州探报龙游、兰溪逆贼有上犯江山县境之耗，大约与此股暗约会围衢城。今此股既经扫荡，江、皖边境无虞，衢州后路自固。臣当确探贼踪，相机援剿，务保完善之区以剿鸱张之寇，断不敢借口调兵未集，坐失事机。

至此次臣所部由广信赴婺，出岭剿除开化巨股，惟前营留婺未调，余皆随臣转战而前，三获大捷，将士踊跃随征，冒雪驰驱，著有劳绩。可否由臣择尤保奖之处，出自天恩。至阵亡之拟保训导陈修、都司衔蓝翎守备朱三和、蓝翎守备欧光保、蓝翎千总罗朝松、蓝翎把总曾义成、外委严福保、廖朝栋，可否请旨敕部照例给予恤典？

所有进剿浙江开化各股匪获胜缘由，谨会同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臣曾国藩恭折具奏，伏候圣鉴，训示施行。谨奏。沥陈浙省残黎困敝情形片（1863年3月22日）

再，浙江此次之变，人物雕耗，田土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现届春耕之期，民间农器毁弃殆尽，耕牛百无一存。谷豆、杂粮、种子无从购觅。残黎喘息仅属者，昼则缘伏荒畦废圃之间，撷野菜为食；夜则偎枕颓垣破壁之下，就土块以眠。昔时温饱之家，大半均成饿莩。忧愁至极，并其乐生哀死之念而亦无之，有骨肉死亡在侧，相视而漠然不动其心者。哀我人斯，竟至于此！

臣于去冬曾筹补救十二条，刊发各属。现复筹采买豆谷种子，购办耕牛，招集邻省农民来浙耕垦，冀将来或有生聚之望。惟浙省被难地方极广，巨富绅民早已避地远徙，捐无可捐。臣军之饷，积欠太久，日食尚艰；虽所过地方，每与各统领、营官、哨官共图分食煮粥，俵散钱米，所获贼中谷米，亦酌量赈粜煮粥，暂救目前，然涓滴之施，无裨大局。且距新熟之期太远，灾民朝不保暮，难冀生全。查有籍隶浙江之富绅杨坊、俞斌、毛象贤等十数员，身拥厚资，坐视邦族奇荒，并无拯恤之意，且有乘机贱置产业以自肥者。为富不仁，莫此为甚！现饬尽力速措巨款，广购米石运回办赈，以救阽危而昭任恤之谊。

理合将地方实在困敝情形，附片陈明，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复陈杭嘉湖三属减漕情形并温郡减定折（1864年1月12日）

奏为遵旨复查杭、嘉、湖三属征收漕粮情形，并浙东各属地丁亦应核减，温州府属已经减定，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钦奉同治二年六月初三日上谕：“浙省迭遭兵燹，小民流离失所，殊堪轸念。自应将该省漕粮量予减免，以示公溥之仁。着左宗棠通饬杭、嘉、湖三属，将实在应征漕粮税则详细确查，各按重轻分成量减，奏明办理。”钦此。仰见我皇上惠爱黎元，痌瘝在抱，值此度支匮乏，犹议减赋薄征，厚泽深仁，实前代所未有。跪诵之下，钦服难名！

惟查杭、嘉、湖三属额征漕米一百零三万数千石，内实起运米八十六万二千四百余石，白粮、粳糯正耗米四万四千三百余石，改白征漕米四万九千八百余石，较之江苏常、镇两府为尤重。向年开征，杭、湖各属皆先本后折，嘉兴七属皆先折后本。其交折色者，初收每石已在六千余文，嗣后逐渐加增，折收一石，照时价约合两石有奇；其交本色者，每石有加六七斗至八九斗不等。竭小民终岁之力，徒为吏胥中饱、衿棍分肥之资。所以嘉、湖各属，时有闹漕之案也。是欲剔除宿弊，必先逐县清厘。现在杭、嘉、湖三府均未克复，户口半多流亡，征册亦俱毁失，势难核实勾稽。应俟地方一律肃清，遴派官绅查明向来额征若干，浮收若干，各就各县情形分别裁减，明定征数，颁示勒石，庶实惠得以均沾，民困可期稍复。此杭、嘉、湖三属漕粮刻下尚未能查办之情形也。

其浙东各属地丁、南米浮收之数，虽不及杭、嘉、湖之甚，弊端亦在所不免。除新复各郡县田亩未垦、庄册未全者应俟查明办理外，其温州一府稍称完善，当饬该管道府确查详办。兹据兼署温处道、温州府知府周开锡禀称：将道府衙署一切陋规全行裁革，按照历年官收民纳实数酌中核减，计温州一厅、五县、一卫、三场，额征银十六万六千零五十九两七钱三分七厘，谷三万五千五百六十九石零一斗一合，米三万七千八百二十七石六斗七升六合。此次除正额仍照常征解外，其余浮费共减去钱四万零五百余千，米三百余石，本年即照核减之数征收。此浙东各属钱、粮亦应核减，而温州府属已经减定之情形也。

窃维东南数省财赋之重，以江苏之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浙江之杭、嘉、湖三府为最。查杭、嘉、湖额征漕粮一百零三万数千石，而州县浮收又不啻倍蓰。在州县宜有余矣，乃近来亏空更巨者，则以包户日多，帮费日重，摊捐之名目愈繁，往来之供应弥盛，以致乙年之漕，甲年已经挪用，损国病民，莫此为甚！咸丰七年，湖南省核减漕粮时，臣正在升任四川总督、前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见其所定章程最为允协。嗣后湖北、江西仿照行之，官民称便。将来清厘杭、嘉、湖三属漕粮，自应查照办理。而今日之急务，尤在守令得人，斯立法可期久远。未有吏治不清，闾阎得以无扰；民生未遂，府库顾能独充者也。

所有遵旨复查杭、嘉、湖三属漕粮，及浙东各属地丁，温州府属已经减定各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详陈攻克杭州余杭两城实在情形折（1864年4月6日）

奏为详陈攻克杭州、余杭两城实在情形，仰祈圣鉴事。

窃杭州、余杭两城，经官军于二月二十四日卯刻同时攻克，业将大概情形先行驰奏在案。二月二十一日，蒋益澧派记名提督高连陞率副湘四营，攻清泰门外观音堂贼垒，总兵刘清亮率五营助之，水师总兵刘连陞、唐学发、副将罗启勇率所部登岸助剿；派副将周廷瑞、游击徐文秀率湘军六旗，并楚军前营、闽字右后两营、忠毅军、漳诏勇攻古荡贼垒；派洋将德克碑用大炮轰攻凤山门城垣，蒋益澧分亲兵五哨助之，而自率亲兵四哨为诸路策应。卯刻，高连陞、刘清亮等齐抵观音堂，督队猛进，贼伏不出，官军一拥齐上，飞跃过濠，群贼惊窜，立破贼垒二座，贼卡数处。听逆陈炳文率悍党万余来援，刘清亮、刘连陞、唐学发、罗启勇各率所部继至，蒋益澧复督亲兵并参将马德顺马队驰往策应，酣战一时，贼始败退。然垒中枪炮雨集，城上炮石火弹并发，贼巢垂破复完。时德克碑在馒头山开放大炮，已将凤山门城垛轰塌三丈余，蒋益澧调转大队抢上，高连陞、刘清亮、副将王联芳等紧逼城根，洋兵十余名及守备丁贤发等奋勇先登。城贼拼死抗拒，勇丁被伤百余名，高连陞、王联芳均为枪炮所伤，犹裹创力攻，逾时始收队还。其周廷瑞、徐文秀等进攻古荡贼垒，因贼营隔水，环攻未下，乃分兵先攻葛岭贼垒。忽悍贼千余由钱塘门外狂奔来援，都司贺国辉、副将蒋荣彩截击，败之。周廷瑞、徐文秀、贺国辉、王东林乘势将葛岭贼垒两座攻克，共毙悍贼七百余名，无一漏网，各垒之贼始望风而溃。王东林、周廷瑞、徐文秀又连破武林门外二垒，副将曹魁甲、都司胡荣连破古荡二垒，追至武林门外十里街始收队而还。

二十三日，蒋益澧复派徐文秀等四营攻十里街贼垒，刘清亮等七营击武林门援贼，副将刘清望等三营及蒋荣彩水师攻钱塘门城根贼垒，高连陞所部四营会同洋将德克碑花勇由凤山门进攻，总兵王月亮等两营由清波门进攻，刘连陞、唐学发、罗启勇、副将谢永祜、游击布兴有水师各带五成队登岸分攻望江、清泰各门，以掣贼势，蒋益澧自率亲兵往武林门督战。徐文秀、周廷瑞、王东林、贺国辉督队衔枚疾进，至十里街旁始发号擂鼓乘之，各勇争先抢拔木桩、竹签，越濠而进。该逆伏于垒内，见官军逼近，排炮轰击，勇丁被伤数十名。徐文秀亲执小旗冒炮跃进内濠，周廷瑞、贺国辉接踵而上，该逆死拒不退，官军之奋勇登垒者屡上屡蹶，徐文秀亦足受矛伤。各勇益愤，环攻益力。正猛击间，首逆陈炳文率悍党万余来援，刘清亮等各营分途堵击，王东林率所部横截而出，席得元率亲兵四哨驰往策应，贼稍却。时周廷瑞等奋攻贼垒，势已垂破，城中又出贼数千。蒋益澧饬都司谢茂胜、陈念亲率洋枪队紧逼城门轰击，其先出者悉被枪伤，不敢复出，惟陈逆炳文拼死相持，垒贼恃有外援，亦坚守不动。鏖战三时，毙贼极多，而官军伤亡者已四百余名矣。未申之交，大雨骤至，官军仍严阵以待，雨止复攻，直至酉刻收队。其高连陞、王月亮、刘清望、刘连陞、德克碑等分攻各门城垒，亦因贼枪炮太密，未能得手。是日城垒虽未攻拔，然凶悍之贼已多伤亡，听逆恇扰特甚，是夜四鼓潜启武林门逃窜。

蒋益澧当饬各营派勇潜伏城根侦伺，四鼓后，柝声渐稀，忽闻城中人声鼎沸，蒋益澧急派徐文秀、周廷瑞、贺国辉、王东林、刘清亮、李运荣、翁桂秋、李世祥、马云标、胡荣、李国栋、罗三纲、叶纪来等分两大队由武林、钱塘等门冲杀而入，蒋益澧率亲兵继之，徐文秀、周廷瑞、王东林等由武林门一带截杀，并将藏匿各街巷之贼悉行骈戮。人马纷驰，尸骸枕藉，呼号喊杀之声震闻数里。其高连陞、德克碑、王月亮、刘连陞、唐学发、罗启勇、谢永祜、余朝贵、张志公、张政顺、丁贤发、姜子豹、布兴有等，亦各率所部同时由凤山、清波、清泰、庆春等门梯城而入，四路搜杀，约共毙贼数千名，生擒千余名，拔出难民无数，夺获枪炮、器械无数，登于二十四日卯刻将杭州省城攻克。蒋益澧一面分军移扎各门，一面抽派马队跟追，沿途又毙贼数百名。此二十四日攻克杭州省城之实在情形也。

其余杭踞逆，入春以来，官军迭次攻击，颇有斩获。康国器所部各营，二月十六、十八等夜，攻仓前、李家塘等处贼垒，毙贼近千名。二十夜，臣饬各军环攻城垒，火箭、炸弹飞堕垒中，贼势惊乱，至晓收队。巳刻复出，康国器令游击林本、参将吴光亮所部为前队，同知康熊飞、参将古捷芳、游击林珠等继之。游击蔡盛恩所部截剿仓前援贼。该逆见官军骤至，率党数千前来逆战，吴光亮、林本等督队冲击，立毙悍贼数十名，贼势不支。后队之贼又蜂拥而至，康熊飞、古捷芳等驰往接战，毙贼无数，乘势将附近蒋元坝贼卡焚毁。伪裕王刘逆率悍党来援，吴光亮、古捷芳、康熊飞、林本并力痛击，立即将刘逆轰毙，并斩黄衣贼目多名，贼败走。时仓前援贼由横渡桥斜抄而出，蔡盛恩力战，毙先锋悍贼数名，忽中枪落河身死。古捷芳、康熊飞等驰救，毙贼数十。贼愈裹愈厚，古捷芳往来驰突，手刃黄衣、红衣数贼，亦力竭阵亡。势正危迫，林珠率所部突围而入，康熊飞、吴光亮、林本等复奋力冲杀，贼始奔溃。官军乘势掩杀，又毙贼数百名。其西门所出之贼，经已革总兵罗大春、知府刘璈等各营截杀百余名；南门所出之贼，经总兵杨和贵等击杀数十名。贼经此挫败，势愈穷蹙，将城内辎重、妇女悉搬入城外垒中。臣知该逆将遁，当饬各营每夜多派零队虚作扑营之势以扰之，并令守备刘仁和舢板炮船驶入余城南湖，以备轰攻城垒。城贼益怖，二十四日黎明，汪逆海洋率党急由东门向瓶窑一路窜走。

罗大春与总兵刘荣合、副将简桂林等分路追杀，各营亦乘势跟追，毙贼数百名。其东门各处之贼尚有未及逃窜者，悉被康国器所部各营剿杀，追过东门数里。殿后悍贼见官军逼近，拼死回拒，林本、简桂林匹马冲杀，被贼砍伤，仍裹创力战，贼败走。罗大春等追至瓶窑，而杭城之逆亦已窜至，与瓶窑踞逆凭垒并力抗拒。臣得报，飞饬各营加派队伍蹑踪紧追，自率亲兵继进，贼闻官军大队速至，即夜窜走。臣驰抵瓶窑，即饬各营疾追，驰十八里抵安溪关。该处地势险峻，群峰矗立，前抚臣曾修筑炮台一座于此，以资控扼。汪逆之守余杭也，以瓶窑扼北路，又于安溪关筑一大石垒护之。比由瓶窑败窜至此，即分断后悍贼半伏垒中，半匿林内，妄冀官军攻垒，分股从后包抄。罗大春、刘荣合、杨和贵、道员朱明亮、张声恒等驰至，审视地势，先将伏贼搜剿殆尽，乘势攻垒，贼不能支，纷纷溃窜，当将安溪关要隘攻克，共夺获大炮数十尊，抬枪、鸟枪千余杆，旗帜、刀矛无算。二十六日，张声恒、罗大春等复分路出安溪关追剿。晓雾迷漫，咫尺不辨。张声恒率所部五营由中路转战而前，适入贼伏，勇丁亡伤二百余名，势几不支。朱明亮、罗大春、杨和贵等由左路率所部奋威冲杀，立毙悍贼数百名，生擒白号衣贼数十名，夺获汪逆姓旗数十面，洋枪、炮械无算，贼仍败走，其前队一趋德清，一趋武康，与踞城之贼会合抗拒。臣饬各营紧迫武康之贼，饬杨昌濬率亲兵暂驻瓶窑为各路策应，饬蒋益澧分督各营速攻德清、石门之贼，以期规复湖州，断贼回窜之路。此二十四日克复余杭县城，并攻夺各要隘，追贼至武康之实在情形也。

窃维杭州为全浙根本，余杭又为杭州西北屏蔽，逆首陈炳文、汪海洋负嵎死守，力抗大军，数月以来，攻剿殆无虚日。兹幸两城同时克复，浙西大局渐可次第肃清。此皆仰赖皇上福威，诸文武同心协力，得以迅奏肤公，用彰天讨。据各处探报，逆首黄文金、李远继等麇聚湖州，侍逆李世贤及各悍贼图窜江西，因淳、遂各军截断，返窜宜、溧，又因宜、溧已经苏军克复，复窜湖州。是湖州为苏、皖诸逆逋逃渊薮，最为吃重。臣自当殚竭心力，慎以图之。贼在浙境则围攻，贼出浙境则追剿，务将积年逋诛剧寇聚而歼旃，免致流毒完善地方，又成不了之局。至于机势之顺利与否，则亦未敢逆计也。

此次克复杭州、余杭两城，在事文武不无微劳足录。浙江布政使额哲尔克克巴图鲁蒋益澧，调度有方，忠勤懋著。记名提督、广西左江镇总兵尚勇巴图鲁高连陞，朴勇善战，能得人和。应如何加恩以示优异之处，伏候圣裁。

浙江督粮道杨昌濬，请赏加按察使衔。江西记名道康国器，请遇有福建道员缺出，请旨简放，并赏加按察使衔。

记名总兵王月亮、刘荣合，均请赏加提督衔，并赏给该员三代一品封典。记名总兵刘清亮，请以提督记名请旨简放。记名水师总兵杨政谟、刘连陞，均请赏加提督衔。补用副将周廷瑞，请遇有总兵缺出，记名请旨简放。总兵衔补用副将刘树元、副将王联芳，均请以总兵记名请旨简放。总兵衔候补副将彭大光，请遇有闽浙水师总兵缺出，请旨简放。浙江补用副将简桂林，请遇有闽浙总兵缺出，请旨简放，并赏给勇号。已革总兵罗大春，请开复原官，遇有闽浙总兵缺出，请旨简放。记名总兵杨和贵，请赏给勇号。副将曹魁甲，请赏加总兵衔，并赏给该员两代二品封典。补用游击徐文秀，请免补游击，以副将仍留浙江，遇缺即补，并赏加总兵衔。副将衔补用参将李运荣，请以副将补用，并赏加总兵衔。浙江候补副将罗启勇，请赏加总兵衔，并赏给勇号。副将衔补用参将马德顺，请以副将仍留浙江补用，并赏加总兵衔。副将衔江西候补参将吴光亮，请以副将仍归江西补用，并赏加总兵衔。四川补用副将刘清望，请以副将改留浙江补用，并赏给勇号。

补用游击余朝贵，请以副将仍留浙江补用。参将衔江西补用游击林珠、江西补用游击林本，均请以参将仍归江西补用，并加副将衔。补用游击翁桂秋，请以参将补用，并加副将衔。浙江补用游击席得元、陈念亲、梁云山，均请以参将仍留浙江补用，并加副将衔。游击衔都司王东林，请以游击仍留浙江尽先补用，并加副将衔。游击衔都司贺国辉、张志公，请以游击留于浙江补用，并加副将衔。花翎都司谢茂胜，都司衔守备张政顺、丁贤发、李世祥，均以游击留于浙江补用。花翎都司胡荣，请以游击补用。花翎守备姜子豹，请以都司补用。蓝翎守备衔千总李国栋，请以守备补用，并加都司衔。福建补用道朱明亮，请赏加按察使衔。运同衔浙江补用同知魏光邴、杨道洽，均请免补本班，以知府仍留浙江遇缺即补。知府衔湖南尽先补用同知直隶州知州吴作梁，请免补本班，以知府仍归湖南遇缺即补，并赏给该员祖父母、父母两代正四品封典。候选同知康熊飞，请免选本班，以知府留于浙江补用。游击高有志，请以副将尽先补用。参将丁应龙、署浙江提标游击补用参将布兴有，均请加副将衔。其余出力员弁兵勇，可否由臣查明从优保奖，出自恩施。其力战阵亡之广东即补参将古捷芳、江西尽先补用游击蔡盛恩，应请旨敕部从优议恤。其各战阵亡员弁，容俟查明再奏，请一并给予恤典。

臣拜折后，即入省办理善后事宜，并分饬各军迅速攻剿。所有克复杭州、余杭两城实在情形，理合由驿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进驻省垣设局赈抚筹办情形片（1864年4月18日）

再，臣于三月初二日进驻省垣，巡视各城垛身，间有轰坍之处，尚易修葺，惟驻防城身概行拆卸，房屋但存墙壁。省城以内仓库、衙署，俱已荡然无存。街市房屋，亦大半拆毁。闻无事时，省城内外居民共有八十一万余口。现除逃亡死故外，陆续来归及存留遗民，合计不过数万口。一片劫灰，伤心惨目！盖两次沦陷，被祸为尤酷也。现已遴派员绅设立赈抚局，收养难民，掩埋尸骼。并一面招商开市，一面将急须修浚工程办理，以期通商惠工，暂救时局。其余善后事宜，容再次第筹办。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筹修海塘土塘片（1864年5月18日）

再，浙江海塘，惟仁和、海宁、海盐所辖地段险工最多。而海宁地形尤高于他处，势若建瓴。海宁之塘一决，不独杭、嘉滨海一带将尽变为斥卤，即苏、松各属亦有波及之虞。向来于石塘之外修筑柴塘，石塘之内修筑土塘，每岁修补，以御潮汐。近因海宁、杭州久被贼踞，石塘要工无人过问，柴塘、土塘亦皆任其冲刷。自上年以来，坍卸地段愈多，咸水内灌田畴，桑枯稻萎，沿海农民失业。正委员勘估兴修，并咨江苏抚臣李鸿章劝谕苏、松绅民通力合作。旋准李鸿章咨，据署松江府钱德承禀称：上海向系淡水，现在水味忽咸，查系海宁塘工坍卸，潮水灌入所致，于下游各郡民田大有关碍，请派员勘修前来。

臣查海塘工程，关系苏、浙两省农田水利最为紧要。亟应设法兴修。惟石塘工繁费巨，无从筹此巨款，即将土塘稍为修葺，而约略估算，亦需银二三十万两。现在饷需支绌，库款荡然，非劝捐办理不可。臣当会同江苏抚臣，饬令苏、浙各属绅富一体捐输，并一面派员前赴桐庐、建德一带收买塘柴，俾得早为集事。至此项工程，现拟民捐民办，将来应请免其造册报销。

谨会同江苏巡抚臣李鸿章合词附片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敬陈浙江应办善后事宜片（1864年11月25日）

再，浙江初复，百度更新，臣与僚属竭力经营，尚只甫有端绪。如除匪安良，剔除痼弊，修复水利诸大端，关系尤重。臣智虑短浅，又兼时日迫促，未克稍究厥施，实维心疚。如嘉、湖枪匪一节，为奸盗之源，风俗之害，业经蒋益澧节次拿办，斩除著名巨匪百余名，编立船埠，稽查保甲，勒交船械。迩来浙境渐已敛戢。风闻徒党之逃入上海者尚多，臣曾函请李鸿章密速捕治，以净根株，未知如何办理；苏境未清，则亦浙境之患也。至台州，负山面海，风气素称悍戾，土豪动辄结党相攻，玩视官长，及今不治，必为后患。臣已檄委留浙补用道衔知府刘璈署理台州府知府，其台州协副将一缺，以留浙副将谷香山署理。各带所部勇丁赴任，冀其惩除豪恶，俾愚懦得以安生，然亦非旦夕可期之效。至杭属及宁、绍、台、温滨海之区，海盗时有出没，水师直同虚设，船、炮全无。欲治洋盗以固海防，必造炮船以资军用。轮船、红单两式均不可废，仿造、雇驾两议非钱不行，一时筹措无从，不得不缓期以待。此治匪之事尚须妥为经理者也。

杭、嘉、湖三属钱漕之重，实浙中数百年民瘼攸关。现虽拟议筹办大概情形陈奏，然非守令实心经理，难期尽善而垂久远。至南、北新关榷税之害，关系杭郡一方民瘼。现甫议划厘抵税，未卜能否邀恩。其金、衢、严、台四郡征收钱粮章程，尚未及筹办。此剔弊之事尚须妥为经理者也。

浙江全辖土田，近山者瘠，近水者腴。民田赋重，更赖蚕桑为生理。蚕桑之利，惟浙西为最饶。民之治桑，其栽培灌溉，与治水田无异。故自古治浙有声者，莫不以水利为重也。海塘关系吴、越两省农田，寇乱以来，石工坍卸过甚，欲及时修复，约略估计非百余万两不可。此时公私荡尽，捐垫俱穷。臣前已奏明先备办土塘，暂御咸潮，计亦非得银二十万两不可；其工概由绅捐绅办，官不与闻。现在虽经兴工，而乱后人稀，料贱工贵，一时尚难迅期蒇事。至杭州西湖，为仁和、海宁水利所关；余杭南湖，为仁、钱水利所关；省城中河，为民商炊汲舟楫之利。今虽中河修浚完工，南湖草草毕事，而西湖则淤垫已高，葑长水枯，未遑议浚。此修复之事尚须妥筹经理者也。

臣已交卸抚篆，料理起程，而每念此邦疾苦情形，殊深耿耿。幸护抚臣蒋益澧与臣共事已久，于整军、治民各事极意讲求，署布政使杨昌濬与臣相处多年，信心有素，必能补臣缺漏，仰答恩知。臣已将应办、未办各事交其妥为筹画。惟是为治之道，兴利不如除弊，任法不如用人。两臣扬历未久，于部中一切文法则例均未深悉，若遽以此相绳，正恐力有未逮。是则区区之愚，不敢不尽者耳。谨附片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全闽肃清现饬越境追剿折（1865年6月27日）

奏为官军追剿获胜，全闽肃清，现饬越境追剿，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高连陞、黄少春、刘清亮等驻军平和，将漳浦、云霄窜贼悉数歼除后，因永定警报踵至，即各率所部驰援。比抵永定，汪逆已经各军击败，向上杭中都窜走，侍逆余党亦续由大姑滩逃逸。高连陞、黄少春等蹑踪紧追。五月初十、十二等日出队至大姑滩对岸，该逆尚率众渡河回扑，经官军排枪轰击，毙贼甚多，贼败走。旋侦知贼之先至上杭西门外上墩乡与武平之象洞者，汪逆均调来中都，仍图回扑官军，适知府魏光邴所部及高连陞、黄少春两军留驻漳州四成队驰至，十五日黎明，高连陞率各营进扎大姑滩下，黄少春各营进扎大姑滩上，均于沿河密布营垒。时悍贼数千将所扎木簰千余架搬至河边，正图搭架浮桥。官军突至，枪炮齐发，汪逆亦令随身洋枪悍党拼死抗拒。官军纵击，历三时之久，毙悍贼数百名，带伤者无算，贼犹死拒不退。高连陞、黄少春各挑洋枪队百名，潜从大姑滩上下踩浅过河抄击。瞥见各山头号火齐起，知汪逆方嗾群贼来援，高连陞等麾洋枪队，及其未至遽前薄之，轰毙头旗悍贼一名，群贼惊骇，乃弃马翻山而遁。河边搭桥之贼与山头来援之贼亦同时窜走。官军乘势压击，毙悍贼一二百名，生擒二十六名，坠岩落水死者千计。时刘清亮留驻湖雷各营，因丁太洋一股业已击败投城，后路无事，亦率所部驰至，会商十七日卯刻分三路过河痛击。讵该逆败后胆落，即夜夺路狂窜。官军追杀二十余里，毙贼无算，生擒三十一名，拔出难民数百，余逆悉窜武平。署武平县知县八十四飞禀告急，高连陞等急率四成队赴之。派马队先（至）〔进〕，侦知该逆尚踞中赤、岩前一带，十九日，疾驰百里至武平所。二十日，追至风车屴，见贼千余方屯聚山下各村，追军至，立毙贼百余名，生擒七名，各馆之贼一齐惊走。又追二十里，始收队回武平县城。二十一日，黄少春、高连陞、刘清亮正分路进剿中赤之贼，讵该逆经官军迭次击败，已向下坝逃窜，官军追及，仅斩尾贼二百余名，生擒四十余名，拔出难民三百余。据获贼供称，汪逆本嗾岩前之贼先窜镇平，因粤军扼截，折回下坝，现经官军追击，仍向粤东边界窜去。高连陞、黄少春、刘清亮已率军进驻下坝。计各战擒斩逆贼，实不下三四千名，拔出难民无算。此各军追剿获胜，闽境肃清之实在情形也。

窃维李世贤、汪海洋等逆上年九月由江、粤突窜闽疆，连陷府厅州县凡七，人数实二十余万，加以闽、粤土匪从乱如归，首逆李世贤复以重利啖洋人，购其枪炮，勾其助逆，势甚鸱张。幸赖圣谟广运，敕浙军迅赴戎机，资以浙饷；复以地广兵单，敕苏军赴闽助剿。数月之间，得将各城次第克复，全境一律肃清。李世贤、林正扬两股擒斩殆尽，丁太洋一股窘蹙投诚，仅余汪逆一股伙党数万，逼聚江西、闽、粤三省交界之区，势孤力薄，可冀就歼。现因该逆出没闽、粤之交，为各军所扼，不能窜越江西，转窜粤境，直趋嘉应州。臣等已饬康国器及关镇邦所部粤勇五千余人由峰市追剿，冀与粤东嘉应官军共收夹击之效。惟汪逆本谋在窜江西，似不久留粤境。臣等已饬王开琳率所部老湘营由汀赴赣，已报启行。其高连殴、黄少春、刘清亮三军转战闽、粤之交，驰驱千里，实形劳瘁，应暂留武平休息，觇贼所向截之。其刘典一军，俟整理就绪后，亦即由汀赴赣，或径赴南安，截其由江西窜湖南之路。期将此股歼除，稍纾慈廑。断不敢存画疆自守之见，亦不敢居越境剿贼之功。所有此次各军追剿窜贼，迭获全胜，出力将弁兵勇，及防守转运出力员弁，可否并由臣等查明，汇案请旨奖叙之处，出自天恩。谨合词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再，此折系臣宗棠主稿，合并声明。谨奏。沥陈闽盐试行票运情形折（1866年1月2日）

奏为沥陈闽盐试行票运情形，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户部咨开议复闽盐试行票运一折。同治四年九月十五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抄折飞咨到臣。窃维前奏福建试行票运一案，实因鹾务积弊相承，渐至不可收拾，致国家自有利源尽供中饱。因检阅旧卷，见咸丰元年户部有就场征课，按包抽税之奏，咸丰三年御史蔡征藩有修复收税旧章，按照闽省现商完课数目，改收场税、关税之奏，皆奉旨详悉妥议，切实具奏。维时督抚诸臣皆劫于浮言，不敢独执其咎，因循至今，全纲颓坏，良用慨然。因与抚臣会商，毅然有改行票运，试办一年之请。初不意遽有成效也。旋查自本年闰五月起试行票运，截至十月底止，甫及半年，盐库实支解司暨臣营军饷已一十五万两，一切照例杂支之款一万数千余两，尚有各商在帮应完未收之一半课厘，约计亦可十余万两。伏查同治元年报收银二十一万两有奇，实支解京饷及司库共只八万两有奇，二年报收一十六万两有奇，实支解京饷及司库共只六万两有奇。两相比较，试行期内半年之久，所收实解之款已抵前此一年及一年半之数。此其明效大验，一览而知者。臣初亦疑上有所益，则下必有所损，课厘并纳，民或有食贵之虞，乃询诸市价，则无所增也；赢绌相形，商或有偏累之苦，乃察之商情，均以为便也。臣方诧为始愿所不及。即当创议之初，腹诽而窃笑之者亦爽然若失，不敢妄持异议。

兹阅部咨，部臣亦知以闽鹾敝坏为可虑，亦不以票运为不可行，而特以慎重更张，预为诘责，于是有四可虑之议。如原奏云：在前严定考成，尚有挪移之弊，此时免计分数，能无侵蚀之虞？又云：现办各商一经裁撤，万一新贩稀少，课额亏短，再欲复归旧章，势有万难一节。臣所以请免计分数考成者，以闽鹾痼弊最深，骤议改章，难求速效，是以援照两浙成案恳请试办。从前考成虽严，每届奏销仅以五分塞责，其中虚抵虚收尚复不少。现在试办票运，实收实解，方且一洗从前挪移陋习。从前解款半，而今解款倍之，其无侵蚀之事可见。旧商只令照额认办，分别买票帮销，完缴课厘，不准挂欠，一切浮费则概行革除，并未撤退旧商，全招新贩；向之疲滞口岸，自试行新章，渐有商贩认办，视前此佥派殷富充商，以行盐为勒捐之计者迥不侔矣。此不足虑者一也。

部议西路商帮额大课重，招徕小贩力不能胜，又苦陋规太多，必致捆运无人，则不但亏课，而且病民。夫陋规不除，则由昔之道、由今之道均一亏课病民，岂有力求整饬而不革除陋规之理？今西路世业大商，仍任其认岸专办，此外官运亦归一律。而自臣衙门至大小盐务衙门规费一概革除，计所裁之数每年不下七八万两，又停收一切杂支之款。是皆向之所谓以陋规太多为苦者，一经厘革净尽，群情欣然，如沉疴之释体。方且于应完正课外，输厘金，捐牙帖，开设官行，一以弥补杂款，一以接济军需，无加额之名而有裕课之实。此不足虑者二也。

部议开场，滨海民风强悍，枭贩繁多，抽厘更难措手，师船弹压，万一办理不善，得不偿失。臣查此次试办章程，厘随课出，皆取之买票商贩，并未沿海散抽商贩。既完课厘，成本较重，必须官为缉私，销路乃畅，卫商即所以顾课也。数月以来，并无私枭拒捕之案。如果奸枭滋事，则执法惩之，岂有虑民强而废法之理乎？至谓闽省从未报解盐厘，遂谓无从措手。则未知从前闽事之积玩，有非意想所到者。沿海州县多系县澳官帮，平时包与穙户，官但坐收课费以充私橐，而报解实银者寥寥，正赋尚缺，遑云抽厘。今设局招徕，不假丁胥之手，新贩既认口岸，与西路商帮无异，无不交相奋感，以冀畅销。现在县澳各帮次第遵照新章完纳课厘，该局随收随解，并无蒂欠。盖挈向时官吏私攫之款涓滴归之公家，名虽取之于商，实则变私费为公帑，益上而不损下。此不足虑者三也。

部议闽盐积欠不下数百万两，虽未能依限清完，而军务肃清，可期渐有起色，一旦全议更张，欠款未便置之不论。如票运仅能保完课额，前项已无着落，现充各商一经裁撤，责令如数完欠，恐亦甚难。臣查闽盐积欠已至四百余万两之多。此非一朝一夕之事，亦非始于军兴之时，盖其积疲也久矣。票运仅能保完课额，前项固无着落，然若不早议变通，日复一日，前项岂归有着乎？即军务肃清，顿如从前无事人物滋丰之时，而利孔百出，虽行销日旺，亦只悉归中饱，于国计有何裨益？未改票运以前，求保完课额，而犹有未逮，部臣不之责也，甫试改票运，力顾课额，而部臣尚欲求多，是举数十年之不能办者责望于一时，恐管、晏竭其才，桑、孔尽其术，而亦有所不能。譬如力举百钧者，如以百钧之重责其负荷，已觉不能日中其程，若再累而增之，其不致颠蹶者几何？况现虽试行改票，专顾课厘，而旧欠仍未尝不按期催缴，自四月至十月官欠商欠收回银五万余两，视前百呼而不一应者亦觉迥异。惟闽商资本素微，又值雕敝之后，责其赶完课厘，又责其清完陈欠，恐陈欠未必能清，而旧商日益倒罢。是以请将积欠带输等银分别减免，总期商力稍纾，渐能照额买票赶运畅销，或可以盈补绌。此不足虑者四也。

至部议以先清埕坎，次查户口，出入兼权，可得大概，议臣原奏未之及一节。窃谓清埕坎、查户口，本是盐务常谈，非救时急务。闽省官埕、官坎倒废奚止百年！所仅存者，多系滨海穷民自行修整，非次第清理，不能挈私而还之官。若骤夺私修之埕、坎而归之官，事必有所难行，必致如部臣所虑，办理不善，得不偿失，翻不若抽厘之较为得实。至户口星散，稽核难周，海滨掬水成盐，人皆食盐之人，即人皆煮盐之人，必欲计口授食，不但徒托空言，转恐益滋烦扰。故原奏未之及而但以抽厘榷其转贩之盐也。

部议务期毫无窒碍，确有把握，再议试办。果如部臣所言，臣能预知毫无窒碍，确有把握，则当径奏改票，不必以试行为请。试行云者，原欲详察利弊，决其可否，斟酌行止，以俟请旨定夺。今必谓试行亦须俟部议而行，则凡外吏遇有试行事件均必先咨部臣定议而后入告，亦似与定制不符。从前部臣知闽鹾之日坏，奏议改章。若前任督抚臣肯不计身家利害，毅然为国家长久之计，则现在新获之效早行之十余年以前，计所获已不下二百余万两，何至积欠至四百余万两之多？乃从前积欠至四百万两，不闻部臣参办责赔；兹力排群议奏请试行，而部臣转持苛论。事关国计，臣安敢缄默不言？

总之，任法不如任人，人存而政斯举；兴利不如除弊，弊尽而利自生。盐务为腥之场，为奸弊之薮，见效最难，致谤则易。苟无洁己奉公、独立不惧之员，即改行票运，臣亦安能保其必无流弊？惟据现在而论，臣虽不肖，断不敢计及身家利害，重负君父。盐道吴大廷尚知自爱，又正当感恩图报之时，断无背公营私之理。试行期内，虽部臣责臣与抚臣、盐道以参赔，并称如该督等不候命下已竟撤商行票，将来课额亏短，全纲涣散，臣部惟有从严参办，并将亏短课款责成率详之盐道与率准之督抚分成赔缴，以肃功令而重鹾政。臣与吴大廷无所愧，亦无所怯也。若后此兼管盐政以及盐道不得其人，则此时试行之章，安知非从前相沿之弊？是则非微臣所敢任，而亦部臣所能议者。

可否敕下部臣，将闽盐试改票运应止应行，速议具奏，俾微臣得免意外吹求，不胜感悚之至。

至盐政原督臣兼管，与抚臣无涉。盐道虽系专司之员，然举行票运，实微臣一时愚昧之见，并迭次函牍责令毋避嫌怨，详议候核，非盐道所能专，似可一并无庸置议。

所有此次复陈，由臣单衔拜发之处，合并声明。伏候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收复嘉应州城贼首歼毙净尽余孽荡平折（1866年2月14日）

奏为官军围逼嘉应，逆匪宵遁，各军分路截剿，均获大捷，贼首歼毙净尽，州城收复，余孽荡平，恭折驰报，仰祈圣鉴事。

窃自十二日之战汪逆伏诛后，伪偕王谭体元代统其众，与胡瞎子等负嵎死拒，尚敢抗我官军，图扑东路营垒。经帮办福建军务二品顶带刘典、广东陆路提督高连陞、署浙江提督黄少春、福建布政使王德榜会商联营进扎，臣宗棠复饬道员朱明亮桂营进驻井塘，顾各军后路，每日出队协护筑垒。于十九、二十两日，高连陞、黄少春、王德榜各军环逼州东北、东面之黄竹洋、佛子高、曹塘一带而营，刘典督所部福建福宁镇总兵刘明灯、总兵简桂林、道员李耀南等，于十八日冒雨进扎西洋市。十九日，留闽补用副将署龙岩游击赖长水陆三营进扼龙津桥。并饬各军于西洋搭造浮桥，夹河并进。该逆见我军彼此列队声威极壮，不敢复犯。适浙江提督鲍超全军于十七日抵州西北三十里之相公亭，十九、二十两日率队至平城铺山子下筑垒。广东布政使李福泰亦至州西蓝口，令总兵方耀、都司邓安邦所部至古塘坪列队，与鲍超为掎角之势。十九日，该逆出七树径直扑粤军。方耀、邓安邦扼金鸡石坳口，列阵以待。贼分三路猛扑数次，方耀等分途迎击。自午至酉，鏖战四时，将贼击败，毙贼百余名，生擒一名，我军阵亡三名。二十日，鲍超出队相视营地，谭逆复率悍党分股来扑。鲍超令提督唐仁廉等由中路进，已革提督谭胜达等由左路进，总兵曾成武等由右路进，以提督李文益、总兵衔副将龚占敖、记名总兵贵州清江协左营都司罗运昌等分路策应。总兵段福，记名提督、直隶正定镇总兵娄云庆，分率各营左右抄击。唐仁廉等击退中路之贼，左右路贼党尚蜂拥而来。谭胜达等奋力猛击，毙贼甚众，左路贼亦溃。曾成武鏖战一时，与已保守备顾惟奇皆受子伤，裹创血战，力将右路贼击败，乘势追杀。娄云庆率副将徐连陞等横截之，贼益惊乱。鲍超督各军掩杀，直追至城下而返，毙贼四千余名，生擒老贼二百余名，我军阵亡弁勇四十名。此十九日、二十日两军击贼获胜之实在情形也。

汪逆伏诛，贼中胆落，又不得逞于西北，臣宗棠料其必图速窜，咨行各军统领迅合锁围，以便剿抚兼施，免其漏逸。而州南一面，必须粤军迤扎而东，闽军迤扎而西，方无罅隙。粤军总兵曾敏行、副将郑绍忠，十八日进罗衣堡，拟俟二十二日进州西南十五里之长沙墟，延扎州南之小密。而刘典所部总兵张福斋，二十一日已进扎黄坑、芹菜洋之间，距州南稍东不过数里。江军记名布政使、贵州按察使席宝田，总兵刘胜祥两军，十九日驰扎大坪后，臣宗棠饬其延扎州西面一带，以便蓝口粤军方耀、邓安邦延扎州西南之大乍堡、三门坳，策应曾敏行、郑绍忠〔两军〕，俾可速由长沙墟进逼州南，与闽军联成一气。臣宗棠于二十一日率亲兵及总兵杨和贵新右营前进。二十三日巳刻，在州东三十里之井塘途次，接据各军禀报，贼于二十二夜二更后潜启西南门，由小密出黄沙嶂而遁，胡瞎子当先，谭逆及各贼首断后。幸刘明灯先遣降贼入城侦探，至是到营飞报。刘明灯与简桂林、赖长立率所部疾趋黄沙嶂一路追截。黄沙嶂者，州南狭隘，群峰峭削，一径萦纡，为嘉应出新田、大田，右至丰顺，左至潮州之间道。贼以数万之众冒死出险，急不得前。刘明灯、简桂林、赖长驰抵泮坑，斩杀尾贼数百名，生擒三十余名，追过小密，遇郑绍忠安勇营盘，彼此不相识别，混战一时，天明始各向黄沙嶂并力追击，复毙贼二千余名，生擒五百余名。先是，贼目刘廷贵、沈文有等已输款于黄少春，城贼出走时，沈文有飞报各军。高连陞、黄少春与记名提督、署浙江衢州镇总兵刘清亮，四鼓率队入东门搜剿余贼，副将马骏发追至南门外水南坝河边，排枪击之，轰溺甚夥。伪佐将刘廷贵率三垒之贼投降黄少春军前，其另股千余人赴刘典军前乞降。高连陞、王德榜、布政使衔福建延建邵道康国器各军，径向黄沙嶂追剿，鲍超督所部入州城，旋即派队继进。刘典率所部追及小密、长沙墟，黄少春亦至，各路官军齐进。山路逼窄不能容众，因回营安插降众，资遣难民。张福斋、李耀南追至合溪，毙贼不可胜计。方耀、邓安邦由七树径、三门坳、大乍堡过河追击，亦至黄沙嶂而返。此二十三日黄沙嶂以北各军追剿、受降之实在情形也。

其过黄沙嶂者，刘明灯、简桂林、赖长，缘崖冲杀。该逆初犹死斗。经各军奋力压剿，逆众丧胆狂奔。我军乘势痛剿，如摧枯拉朽，杀不胜杀，斩贼目二十余名，贼三千余名，生擒千余名，堕崖落涧死者，人以数千计，马以数百计，解散难民数千名，夺获贼马五百余匹，伪印数百余颗，枪械无数。我军阵亡勇丁数名。正追杀间，高连陞、刘清亮又至，合兵纵击，追至土地园，贼众狼奔豕突。高连陞、刘清亮率总兵丁贤发，道员魏光邴，副将曹光德、张志公、黄北海，游击孙永忠、陈得胜等，奋威剿杀，枪击矛刺，毙贼极多，直至分水坳，刘明灯等因将士夜半出队，穷追竟日，饥疲特甚，且鲍超、王德榜、康国器各军又已踵至，前路愈形拥挤，乃收队回营。高连陞等追杀至新田，少憩觅食。鲍超前队又至。三更后，高连陞等整队急迫，黎明及贼于大田，该逆大股麇聚，犹抵死夺路而奔。我军奋勇掩杀，又追二十余里。贼尸枕藉，被胁贼党伏地乞降者约万余人，高连陞受之，搜斩叛勇头目欧阳辉及逆首赖裕新即赖剥皮之母，枭首军前。悍贼犹越岭狂窜，我军四路搜杀，计又毙贼二千余名，夺贼马千余匹，枪炮五百余件。高连陞、刘清亮暂驻大田，督队搜捕余贼，至长崀，见高山密林中一黄衣贼，拥贼千余人，蚁聚伏匿。亟飞登山顶，逆众骇奔，丁贤发直前奋击，手擒黄衣贼，乃伪总统胡瞎子即永祥也。余贼悉降。又搜二十里，遇粤军于岭脊，询知附近无贼踪，始收队回。

其王德榜一军，由黄沙嶂左路追杀，二十三夜，及贼于北溪。该处四围皆山，贼众遍野，我军扼其去路，登高呼曰：“降者弃械上山。”伪右先锋眉天义曹玉科，伪前先锋钧天义杨世如，伪会天福何玉清，伪天将彭大贵，伪神将马有玉及伪天义、天福彭大元、刘福胜等，率众跪马前泣求免死，王德榜受之，约四万人。

鲍超所部二十三日由黄沙嶂左路追至北溪白沙坝，何明亮、黄矮子等仍思抗拒。唐仁廉率各营纵击，总兵衔副将孙开华等由右路击贼之腰，谭胜达等由左路越岭，将贼截断，逆众大溃，各军连夜蹑追，唐仁廉率洋枪八营，由两崖小径乘夜疾绕贼前。二十四日黎明，该逆复嗾党拼死夺路狂冲数次。鲍超亲率驻城十营由小路追及，飞令唐仁廉扼塞前途山衖，副将杨德珍率两营抄捷径而前，为唐仁廉后应；谭胜达、孙开华等由左右山冈压下，段福率五营往来策应；娄云庆由中路进击，参将鲍昌寿应之。鲍超麾兵奋威齐进，逆众向前鼠窜，唐仁廉排洋枪环击，孙开华等由右路疾驰而下，逆众扑跌落崖者甚夥。娄云庆在中路奋剿，谭胜达自左侧抄出，乘胜喊杀。唐仁廉等不避险阻，愈战愈奋，将贼截作数段，尸横遍野，积械如山。两日共毙贼八千余名，坠崖死者难以数计。逆众见四面皆已被围，始罗拜求生，当将二万余众一律兜擒，查出伪忠诚天将何明亮，伪大佐将何明辉、戴礼煌，伪佐将萧秋林，伪朝将黄寿发，伪先锋钟有诚、黄正元、刘明盛，伪嶒天义吴庆宝，伪奋天安廖大顺，伪祈天安杨文魁，伪袁天义袁戴春，伪意天豫钟意兴，伪段天福巫得盛，伪隩天安陈世路，伪卫国侯龙大宾及张孟元、黄茂林、黄得胜、吴水源、张元柏，及叛勇头目黄矮子等，陆续诛磔。其伪侯丁德泰等大小头目七百三十四名，亦经讯明军前正法。惟康国器一军从右路拦击，尚未接其禀报。计斩擒亦必不少。此二十三、四两日黄沙嶂以南各军穷追痛扫，分别剿抚之实在情形也。

臣宗棠于二十三日闻报后，以各军所收降贼佥称，谭逆因官军围逼，泣商各贼首，欲西窜兴宁、和平以趋广西，胡逆不允，坚欲由丰顺、潮州一带窜越闽浙边界以归皖南等语。贼踪既趋丰顺县境，距潮郡不远，当即飞饬潮州文武固守城池；一面飞调三河坝篷辣滩炮船五十号迅赴留隍，以扼要津，并将追贼各军已收队者抽拨前往潮郡，水陆依护防守。臣宗棠于二十五日折回松口，即向留隍进发。仍饬席宝田、刘胜祥扼兴宁，以固江西藩篱。粤军方耀等四军，共扼长乐、永安之冲，以固惠州门户。檄高连陞、刘清亮所部在嘉应者，分扎州城及长沙墟一带。令鲍超及闽军之未收队者，跟踪追剿。无论该逆向惠、向潮，均以尽贼为度。旋据各军报称，二十三、四两日追至北溪白沙坝，距丰顺县尚四十里，全股业已荡平。臣宗棠自可无须驰赴潮郡，即在松口暂驻，将降众分别办理。拟将其著名桀黠罪恶贯盈者，仍从严惩处。其情罪可原者，应即免其骈戮，给护票散遣回籍，以广皇仁。仍挑其精壮，分隶各军，暂给口粮，以俟分起遣散。

伏查嘉应城踞逆不过十万余众，综计各军擒斩轰毙之贼，实一万六七千名，生擒数千名，坠崖死者不计其数，解散难民万余，先后收降五万余人，夺获贼马一千六百余匹，伪印、旗帜、枪炮、器械抛弃满途，拾不胜拾。而此股各首逆，谭体元被首先追及之闽军于黄沙嶂北枪伤，坠马落崖死；胡瞎子为高连陞所部生擒；何明亮、黄矮子，为鲍超所擒斩，汪麻子亦中枪殒命；歼除殆尽，无一漏网，即多年稽诛之积贼，与近时投附之叛勇，本地从贼之土匪，亦皆扑灭无遗。此固非臣等始愿听及也。仰蒙皇上圣谟广运，将士用命，一旬三捷，将十余年发逆种类一鼓荡平，从兹海澨山陬凶悖之民，当益震慑天威，不敢狡焉思逞；而东南各省亦可脱甲解严，与民休息矣。

此次尤为出力之记名提督唐仁廉，已请开复，遇缺题奏。提督谭胜达，记名提督、直隶正定镇总兵娄云庆，拟保记名提督、总兵曾成武，可否恳恩从优奖励；拟保提督衔记名总兵、副将孙开华，可否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提督总兵缺出，请旨简放；拟保记名提督总兵邓训诰，请以提督遇缺题奏。记名提督彪勇巴图鲁萧得龙，记名提督、署浙江衢州镇总兵靖勇巴图鲁刘清亮，记名提督智勇巴图鲁李运胜，提督衔记名总兵胜勇巴图鲁黎荣钧，并请赏换清字勇号。提督衔福建福宁镇总兵刘明灯，请赏给清字勇号。

拟保遇缺题奏，并请换清字勇号之记名闽浙总兵简桂林、闽浙总兵张福斋，及记名总兵杨和贵、拟保记名总兵刘端冕、拟保总兵萧连贵、闽浙总兵丁贤发，均请赏加提督衔；丁贤发并请赏给清字勇号。记名总兵齐兰礼，请赏给该员三代二品封典。拟保总兵马骏发，请赏给勇号。暂行革职记名总兵方耀，请开复革职处分。拟保总兵衔留川副将龚占敖，副将张志公、曹光德，可否均以总兵记名，请旨简放，龚占敖并请赏加提督衔。总兵衔副将张再胜，两江补用副将赖光斗、喻名扬，副将衔参将涂祖昌，均请以总兵补用，并均请赏给勇号。留闽副将著勇巴图鲁赖长，请赏换清字勇号，并加总兵衔。副将徐连陞，拟保副将江自康、易进春，均请免补副将，以总兵补用，并均请赏给勇号。总兵衔闽浙副将宋定元、总兵衔副将陈集贤，均请赏给勇号。留闽副将甘大有、毛惠德，闽浙补用副将萧宝林，署广东罗定协副将郑绍忠，均请赏加总兵衔。副将黄北海、谭胜清、黄喜光，均请赏给勇号。

拟保留闽副将谢复云、副将眭金城，拟保闽浙遇缺即补副将邹玉林、戴清辉、杜登云、吴茂轩，均请赏给勇号。副将衔留浙参将唐得胜，副将衔参将柳玉清，参将叶善明、朱长林、陈道亨、戴荣陞，均请赏给勇号。副将衔参将邓荣佳，请免补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并赏加总兵衔。副将衔留闽参将曾华国，请以副将仍留闽尽先推补。留浙参将陈得林、参将王正明、参将衔游击徐万福，均请以副将留浙尽先补用。副将衔留浙参将张介和，拟保副将衔留浙参将邹正魁，留浙参将伍先申，均请以副将仍留浙江补用。参将黎东溪，请以副将留闽补用。四川补用参将姜南金，请以副将改留广东尽先补用。副将衔参将萧佑飞、副将尽先参将佘兰桂、尽先参将萧长兴、参将林传榜，均请以副将留浙补用。拟保闽浙遇缺即补参将张金榜、陈厚顺、黄复顺，拟保闽浙即补参将余宏亮，均请以副将仍留闽浙补用。游击张复顺，请以参将留闽补用，并赏加副将衔。拟保留闽游击刘甫田，请以参将仍留闽补用，并赏加副将衔。参将衔游击张逢春，参将衔尽先游击张荣华，游击廖得扬、刘道得，请以副将补用。

游击孙永忠、陈得胜，均请以参将留闽补用。游击衔尽先都司彭惟贵、盛照魁，游击衔都司万起顺、黄仁山，拟保都司秦添福，均请以参将补用。留闽都司彭锡芝，请以游击仍留闽尽先补用，并请赏换花翎。都司赵焕，请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赏加参将衔。蓝翎都司喻经魁，请以游击补用，并赏换花翎。拟保都司江同恩、陈殿立、叶义秀，均请以游击即补。守备吴起顺、胡昌海、范长春、文希财，均请以游击即补。广东尽先都司邓安邦，请赏加游击衔。都司衔尽先守备朱芳遂，请以游击留闽尽先补用。

守备桂顺传，请以都司留闽尽先推补。守备衔丁太洋，请以都司留闽尽先补用，并请赏戴花翎。留闽千总宛乾元，请以都司仍留闽尽先补用。蓝翎千总聂章寿、程宏彪、贺宋来、邵添寿，请以都司即补，并赏换花翎。蓝翎把总黄承佐，请以千总即补。军功王荩臣、刘忠发、祝鉴延，均请以千总尽先拔补，加守备衔，并赏戴蓝翎。军功陈顺和，请以千总留闽尽先补用，并赏戴蓝翎。

拟保二品顶带按察使衔浙江补用道李耀南，请赏加勇号。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朱明亮，请赏给二品顶带。记名闽浙道员魏光邴，请赏加盐运使衔。同知衔候选知县丁华先，请免补知县，以同知直隶州留闽遇缺尽先补用。留浙补用从九品谭成章，请以府经历县丞仍留浙江遇缺尽先补用，并赏加盐提举衔。

其帮办福建军务、二品顶带、前布政使衔浙江按察使阿尔刚巴图鲁刘典，浙江提督苏博通额巴图鲁赏戴双眼花翎赏穿黄马褂一等子爵鲍超，广东陆路提督赏穿黄马褂穆特本巴图鲁高连陞，简署浙江提督达春巴图鲁黄少春，福建布政使达冲阿巴图鲁王德榜，统兵围剿，誓殄余氛，谋勇兼资，勤劳懋著，惟职分较崇，臣等未敢妄拟甄叙，应如何奖励之处，出自天恩。其余在事出力各员弁，并请由臣宗棠查明，择尤汇案保奖。

拟保留闽副将宋成祥，十二日在塔子坳奋勇杀贼，身受重伤，旋于十六日因伤殒命，应请旨敕部照副将阵亡例从优议恤。并鲍超所部二十日阵亡之蓝翎守备钟福春，守备衔千总章邦俊，蓝翎千总余胜才，蓝翎把总萧大春、方惠林，蓝翎外委王与志，蓝翎军功王锡坤，军功王金玉、查成巷、顾洪平、汪心田、朱福才、何福兴、谢光辉、汪炳林、李桂芳、李正洪、傅松亭、梁大发、梁英阶、张有登、叶得胜、刘亮顺、黄谦益、桂明东、李振义、何上交、萧连陞、李国才、周泰和、朱进达、吕士之、温同胜、潘文盛、黄荣富、蒋崇棋、陈德贵、刘炳荣、戴双福、杜善功，及追贼阵亡之拟保守备顾惟奇，蓝翎千总李贤连，均请从优议恤。其顾惟奇一员，请照拟保官阶优恤。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1866年6月25日）

奏为谨拟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设局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仰祈圣鉴事。

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外，万水朝宗。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厘）〔廛〕肆，匪独鱼、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缉盗有必设之防，用兵出奇有必争之道也。况我国家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销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寖至歇其旧业。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阛阓萧条，税厘减色，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并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从前中外臣工屡议雇、买、代造，而未敢轻议设局制造者，一则船厂择地之难也；一则轮船机器购觅之难也；一则外国师匠要约之难也；一则筹集巨款之难也；一则中国之人不习管驾，船成仍须雇用洋人之难也；一则轮船既成，煤炭薪工需费不訾，月需支给，又时须修造之难也；一则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之难也。有此数难，毋怪执咎无人，不敢一抒筹策以徇公家之急。

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虽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于善创。

如虑船厂择地之难，则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开槽浚渠，水清土实，为粤、浙、江苏所无。臣在浙时，即闻洋人之论如此。昨回福州参以众论，亦复相同。是船厂固有其地也。

如虑机器购觅之难，则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机器既备，成一船之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惟事属创始，中国无能赴各国购觅之人，且机器良楛亦难骤辨，仍须托洋人购觅，宽给其值，但求其良，则亦非不可必得也。

如虑外国师匠要约之难，则先立条约，定其薪水，到厂后由局挑选内地各项匠作之少壮明白者，随同学习。其性慧夙有巧思者，无论官绅士庶，一体入局讲习；拙者、惰者，随时更补。西洋师匠尽心教艺者，总办洋员薪水全给；如靳不传授者，罚扣薪水，似亦易有把握。

如虑筹集巨款之难，就闽而论，海关结款既完，则此款应可划项支应，不足则提取厘税益之。又，臣曾函商浙江抚臣马新贻、新授广东抚臣蒋益澧，均以此为必不容缓，愿凑集巨款，以观其成。计造船厂、购机器、募师匠，须费三十余万两；开工集料、支给中外匠作薪水，每月约需五六万两，以一年计之，需费六十余万两。创始两年，成船少而费极多。迨三、四、五年，则工以熟而速，成船多而费亦渐减。通计五年所费，不过三百余万两。五年之中，国家（损）〔捐〕此数百万之入，合虽见多，分亦见少，似尚未为难也。

如虑船成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主，看盘、管车诸事均须雇倩洋人，则定议之初，即先与订明：教习造船即兼教习驾驶，船成即令随同出洋，周历各海口。无论兵弁各色人等，有讲习精通能为船主者，即给予武职千、把、都、守，由虚衔洊补实职，俾领水师。则材技之士争起赴之，将来讲习益精，水师人材固不可胜用矣。且臣访闻浙江宁波一带，现亦有粗知管驾轮船之人。如选调入局，船成即令其管驾，似得力更速也。

如虑煤炭薪工按月支给，所费不訾，及修造之费为难，则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听受商雇，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海疆有警，专听调遣，随贼所在，络绎奔赴，分攻合剿，克期可至，大凡水师宜常川住船操练，俾其服习风涛，长其筋力，深其阅历，然后可恃为常胜之军。近观海口各国所驻兵船，每月操演数次，俨临大敌；遇有盗艇，即踊跃攫击，以试其能，所以防其恶劳好逸者如此。且船械机器，废搁不用则朽钝堪虞，时加淬厉则晶莹益出。故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借以捕盗而护商，兼可习劳而集费，似岁修经费无俟别筹也。

至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窃有说焉。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改轮船之灵捷。西洋各国与俄罗斯、咪利坚，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虽前此有代造之举，近复奉谕购雇轮船，然皆未为了局。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匀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如拟创造轮船，即预虑难成而自阻，然则治河者虑合龙之无期即罢畚筑，治军者虑蒇役之无日即罢征调乎？如虑糜费之多，则自道光十九年以来，所糜之费已难数计。昔因无轮船，致所费不可得而节矣；今仿造轮船，正所以预节异时之费，而尚容靳乎？天下事，始有所损者，终必有所益。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纵令所制不及各国之工，究之慰情胜无，仓卒较有所恃。且由钝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诸异日，孰如羡鱼而无网也！计闽、浙、粤东三省通力合作，五年之久，费数百万，尚非力所难能。疆臣谊在体国奉公，何敢惜小费而忘至计？至以中国仿制轮船，或疑失体，则尤不然。无论礼失而求诸野，自古已然。即以枪炮言之，中国古无范金为炮施放药弹之制，所谓炮者，以车发石而已。至明中叶始有“佛郎机”之名，国初始有“红衣大将军”之名。当时得其国之器，即被以其国之名，谓“佛郎机”者，即“法兰西”音之转；谓“红衣”者，即“红夷”音之转，盖指红毛也。近时洋枪、开花炮等器之制，中国仿洋式制造，亦皆能之。炮可仿制，船独不可仿制乎？安在其为失体也？

臣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大约火轮兵船之制，不过近数十年事，于前无征也。前在杭州时，曾觅匠仿造小轮船，形模粗具，试之西湖，驶行不速。以示洋将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据云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因出法国制船图册相示，并请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适发逆陷漳州，臣入闽督剿，未暇及也。嗣德克碑归国，绘具图式、船厂图册，并将购觅轮机、招延洋匠各事宜逐款开载，寄由日意格转送漳州行营。德克碑旋来漳州接见，臣时方赴粤东督剿，未暇定议。德克碑辞赴暹罗，属日意格候信。彼此往返讲论，渐得要领。日意格闻臣由粤凯旋，拟来闽面订一切。臣原拟俟其来闽商妥后，再具折详陈请旨，因日意格尚未前来，适奉购、雇轮船寄谕，应先将拟造轮船缘由，据实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至设局开厂、购料兴工一切事宜，极为繁重，俟奉到谕旨允行后，再当条举件系，恭呈御览。合并声明。谨奏。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1866年6月25日）

奏为遵旨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钦奉寄谕：“各就该处情形及早筹维，仍令将通盘大局，或目前即可设施，或陆续斟酌办理，或各处均属阻滞断不可行，务须条分缕析，悉心妥议，专折速行密奏。此事关系中外情形甚重，该督抚大臣等务当共体时艰，勿泥成见，知己知彼，保国保民，详慎筹画，不可稍涉疏略，是为至要。外国论议及说帖、照会四件，均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臣维西洋各国，向以船炮称雄海上。从前中国虽许通市，番舶鳞集南洋，然彼贪贸易之利，素仰中国之威，未敢妄逞。嘉庆、道光年间，始有兵船阑入中国之事，虽称坚致殊常，然不过夹板等类，借保护洋商为词，实则护送鸦片，地方大吏以理喻之，旋即引去。其时各国未造火轮船，彼尚无所挟也。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适火轮兵船已成，英吉利遂用以入犯。厥后寻衅生端，逞其狂悖，瞰我寇事方殷，未遑远略，遂敢大肆狓猖。

此次威妥玛、赫德所递论议、说帖，悖慢之词，殊堪发指。威妥玛所论与赫德同，可知即赫德之意。我之待赫德不为不优，而竟敢如此，彼固英人耳，其心惟利是视，于我何有？臣揣其意有三：发逆既平，彼无所挟以为重，恐启中国轻视之渐，一也；结款已满，彼无所图，欲借购雇轮船器械因缘为利，二也；西洋各国，外虽和好，内实险竞，共利则争，英人欲首倡雇船、买船之议，见好各国，以固其交，又知各国必将以新法售我，思先发以笼其利，三也。若云别蓄诡谋，借以挑衅，尚或不然。前此中国贼势甚炽，彼尚未以险语恫喝；兹值巨逆殄除，东南敉静，乃直举不轨阴谋坦然相示，似无是理。

且就彼己强弱言之，中国前此兵力，制土匪不足，何况制各国夷兵；前此枪炮，制发逆不足，何能敌彼中机器。今则将士之磨练日久，枪炮之制造日精，不但土匪应手歼除，即十数年滔天巨寇亦已扫除净尽。英、法两国助我讨贼者，需我援救策应，乃能成其功；其助贼拒我者，经我擒斩赦宥，亦已挫其气，彼独无所闻无所见乎？

就英、法两国而言，英诈而法悍。其助我也，法尚肯稍为尽力，英则坐观之意居多；法之兵头捐躯者数人，英无有也；法人与中国将领共事，尚有亲爱推服之词，英则忌我之能，翘我之短，明知中国兵力渐强，彼之材技有限，而且深藏以匿其短，矜诩以张其能如此。

彼之所恃以傲我者，不过擅轮船之利耳。若枪炮之制，广东无壳抬枪，三人可放两杆，一发可洞五人，无需洋火药、铜帽之费，足收致远命中之功，较之洋人所推来福炮更捷而更远。大炮之制，新嘉坡所铸不如其祖家之良，中国若讲求子膛、药膛、火门三事合式，改用铁模，净提铁汁，可与来福炮同工。硼炮一种又称开花炮、天炮，用生铁铸成者重百余斤，可放十余斤炮子；用熟铁制成者重四十五斤，亦可放十斤零炮子，远可三里许，落地而始开花，其巧在子而亦在炮。臣回闽后督匠铸制，共已成三十余尊，用尺测量施放，亦与西洋硼炮同工。至轮车机器、造铁机器，皆从造船机器生出。如能造船，则由此推广制作，无所不可。其信线一种，则运思巧而不适于用，安置数十里之远，无人常川监护，则机牙易坏，徒增烦扰，非民间所宜，非官所能强。上年臣过福州时，美里登曾申前请，臣以此谢之，给以价值，收其器具，现尚存福州府库也。此外奇巧之器甚夥，然皆美观而不适于用，则亦玩艺而已，奚足与于有无之数乎？

抑臣窃有虑者，各口未开以前，英人专互市之利，所获甚饶；各口既开之后，有约、无约之国均来中国贸易，利以分而见少。近闻英商各行买卖折阅渐多，譬如巨贾，多开子店，费用益繁，利市更少，其倒歇实在意中。虽彼自失计，于我无尤，然事急变生，不夺不餍。未届换约之期，或无异说，数年以后，彼因生计愈耗，求赢于我，将顾而之他，借端要挟，恐所不免。如有决裂，则彼己之形所宜审也：陆地之战，彼之所长皆我所长，有其过之，无弗及也；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此微臣所为鳃鳃过计，拟习造轮船，兼习驾驶，怀之三年，乃有此请也。

据德克碑云，中国拟造轮船，请以西法传之中土，曾以此情达之法国君主，君主允之，令其选国中工匠与之俱来，未知确否。现在借新法自强之论既发之威妥玛、赫德，则我设局开厂，彼虽未与其议，当亦无词阻挠。至我国家自强之道，莫要于捐文法，用贤才，任亲贤以择督抚，任督抚以择守令。政事克修，远人自服。是在皇太后、皇上圣谟广运，非微臣所敢议也。

谨据实密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附录上谕 谕左宗棠设厂制造轮船及调派习战营官赴甘听用（1866年7月14日）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五年六月初三日奉上谕：“左宗棠奏现拟试造轮船，并陈剿捻利用车战各折片，览奏均悉。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现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需经费，即着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至海关结款虽完，而库储支绌，仍须将此项扣款按年解赴部库，闽省不得辄行留用，如有不敷，准由该督提取本省厘税应用。左宗棠务当拣派妥员认真讲求，必尽悉洋人制造、驾驶之法，方不致虚糜帑项。所陈各条，均着照议办理。一切未尽事宜，仍着详悉议奏。至所陈剿捻宜用车战等语，捻踪剽疾异常，飘忽靡定，日前鲍超曾有拟用独轮车放炮之奏，能否合用制胜，尚未据该提督续陈。行军之道，全在因地制宜，将来仍须谕令曾国藩斟酌办理。所论调派习战营官，令赴豫、秦一带挑选土著、散丁，练成队伍，赴甘听用之处，事属可行。即著该督遴选得力营员，奏明调派。另折奏复陈筹议洋务事宜，着留中。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册封琉球国王使臣到闽备办一应事宜择期放洋折（1866年6月25日）

奏为册封琉球国王使臣到闽，备办一应事宜，择期放洋，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琉球国王世子尚泰恳请袭封，由部题准，仰蒙钦派詹事府右赞善赵新充正使，内阁中书于光甲充副使前往，经礼部咨行到闽。当经行司查照历届成例，将一应事宜督饬该管厅县妥为预备，并经署福建布政使周开锡会同前署督粮道周立瀛亲赴南台海口，督同府厅县挑选雇备“福宝玉”、“金振茂”商船两号，验明船身坚固合式，复加修整，堪以涉历大洋。现已饬营备齐枪炮、器械，按船分配，以资防御；并照例制备旗帜、仪仗，以崇体制。所有应派护送官兵，由臣左宗棠委现署金门右营游击、水提后营游击谢国忠，现署闽安右营都司、水提左营守备萧邦佑，照例选带兵丁二百名，配齐军装、盔甲，随船分配护送；另委文员候补从九品胡颐龄随船弹压。并钦遵迭奉谕旨，严禁随往兵役、匠作人等，不准私带货物前往勒销扰累。兹于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正、副使臣行抵闽省，臣等当即会同福州将军臣英桂、副都统臣富勒浑泰，率领在省文武各官，出郊跪接敕书入城，恭请圣安。使臣即暂驻省城，静候风汛。兹择五月十三日登舟，乘汛启行。

除遵历奉谕旨，将敬藏右旋白螺谨移送该使臣赵新等供奉舟中，以祈灵佑，一面分饬沿海镇将带领舟师在洋小心探护外，所有使臣到闽及乘汛启行日期，谨合词恭拆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再，正使赵新、副使于光甲交到奏折一封，恭呈御览，合并陈明。谨奏。请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1866年10月31日）

奏为请旨简派重臣总理船政，接管轮船局务，以便开局试办，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维试造轮船，兼习驾驶一事，臣详加谘度，始敢据以入告，钦奉谕旨允行。比即函知原议之洋员日意格，令转告德克碑速来定议。时日意格方充江汉关税务司，得信后来闽，一面函寄德克碑，德克碑时方在安南海滨也。

日意格于七月初十日来闽〔后〕，臣与详商一切事宜，同赴罗星塔，择定马尾山下地（趾）〔址〕，宽大二百三十丈，长一百一十丈，土实水清，深可十二丈，潮上倍之，堪设船槽、铁厂、船厂及安置中外工匠之所。议程期，议经费，议制造，议驾驶，议设厂，议设局。冀由粗而精，由暂而久，尽轮船之长，并通制器之利。日意格立约画押后，候德克碑未至，返沪见法国总领事白来尼，画押担保。八月二十七日德克碑自安南来闽，臣出示条约，无异词，惟虑马尾山下土色或系积淤沙所致，未能径决。臣比令开掘取验，泥多沙少，色青质腻，知非淤成，德克碑乃信其真可用也。正议令其到沪见白来尼，并约日意格及始议之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等同来定议，〔缘〕此事系德克碑、日意格两人承办，非齐来面订不可定约，臣亦非俟条约订定，不敢率行陈奏也。九月初六日奉到恩命，调督陕甘。时德克碑正在臣署议事，比即令其遄赴宁波约日意格。据称：日意格江汉关税务司已经辞退，惟向例须三月始能离任，恐不能同来。臣谓日意格已经面议画押，即不偕来亦可。惟该洋员到总领事白来尼处画押后，须速来此以便面订移交后任。德克碑即觅轮船于十三日赴沪，大约十月初旬内外始可回闽也。

臣维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岂可以去闽在迩，忽为搁置？且设局制造，一切繁难事宜，均臣与洋员议定，若不趁臣在闽定局，不但头绪纷繁，接办之人无从谘访，且恐要约不明，后多异议，臣尤无可诿咎。臣之不能不稍留〔两〕三旬，以待此局之定者此也。惟此事固须择接办之人，尤必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再四思维，惟丁忧在籍前江西抚臣沈葆桢，在官在籍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其虑事详审精密，早在圣明洞鉴之中。现在里居侍养，爱日方长，非若宦辙靡常，时有量移更替之事。又乡评素重，更可坚乐事赴功之心。若令主持此事，必期就绪。商之英桂、徐宗幹，亦以为然。臣曾三次造庐商请，沈葆桢始终逊谢不遑。可否仰恳皇上天恩，俯念事关至要，局在垂成，温谕沈葆桢勉以大义，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其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臣随时调取，责成署藩司周开锡不得稍有延误。一切工料及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责成胡光墉一手经理。缘胡光墉才长心细，熟谙洋务，为船局断不可少之人，且为洋人所素信也。此外尚有数人可以裨益此局者，臣当咨送差遣，庶几制造、驾驶确有把握。微臣西行万里，异时得幸观兹事之成，区区微忱亦释然矣。

至此事系臣首议试行，倘思虑未周，致多疏漏，将来察出，仍请旨将臣交部议处，以为始事不慎者戒。

谨沥悃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训示施行。谨奏。拣员调补台湾镇总兵折（1866年11月11日）

奏为遵旨拣员调补台湾镇总兵，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六月十七日准兵部咨开，五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福建台湾镇总兵员缺紧要，着该督于通省总兵内拣员调补。所遗员缺着罗大春补授。”钦此。

臣维台湾地险民庞，易乱难治，镇道之选，实难其人。以吴大廷奏调台湾道，实为海疆要缺需才起见。总兵如不得人，则道员力薄势孤，事多掣肘。台郡政事殷繁，粉饰苟安，相沿已久。臣前因驰驱戎马，未暇兼顾。兹自粤凯旋，甫经半载，察看地方情形，时深忧惕。承命于通省总兵内拣调镇缺，实鲜惬心之人。惟简放福宁镇总兵、斐凌阿巴图鲁刘明灯，由湖南武举随臣讨贼，积功洊擢今职。其人谋勇兼资，廉干而善拊循，朴质而通方略，可望成一名将。以之调补台湾镇总兵，并带所部楚军新左营弁勇赴任，必期称职。

惟该员系实缺总兵，应请陛见。且自简放福宁镇缺后，即随征闽粤。嗣因粤东军务速竣，回籍省亲，尚未到任。兹始销假前来，而台镇亟需整理。合无仰恳天恩，俯念海疆要缺需才甚急，允以该员调补台湾镇总兵，暂缓陛见，先赴新任。俟台镇营伍料理粗有端绪，地方安谧，再由该镇具折请旨，出自圣裁。

如蒙圣慈俞允，以刘明灯调补台湾镇总兵，所遗福宁镇总兵员缺，即以现署福建陆路提督、简放总兵罗大春补授，堪期胜任。合并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筹办台湾吏事兵事请责成新调镇道经理折（1866年11月11日）

奏为台湾吏事、兵事，均宜及早绸缪，以惠边氓而弭异患事。

窃臣忝督闽浙，于今三载有余。初因浙寇未平，专意两浙。嗣浙事勾当甫毕，巨逆李世贤、汪海洋由粤东分道犯闽，臣率诸军入闽讨贼。闽疆肃清，臣遵旨入粤。迨粤事速蒇，臣始回闽治事，以次按治各郡县土匪。治军之日多，治事之日少。计自二月十八日回闽以后，甫七阅月，复奉恩命移督陕甘。自维时日迫促，智虑短浅，上孤朝廷倚注之恩，下负十郡士民望治之意，俯仰愧怍，莫可言宣。其最抱歉者，莫如福宁、台湾两府。初意拟俟各郡治匪事毕，再图次第整理。福宁一郡距省匪遥，尚易随时料量。至台湾则远隔大洋，声气间隔，该镇道等遇事专制，略不禀承。细察所办各事，无非欺饰弥缝，毫无善状。现檄调朴台湾镇总兵刘明灯、台湾道吴大廷于抵台后逐加访察，冀可销患未萌。而吏事、兵事应早为筹画者，不敢以去闽在即，稍事缄默。谨为我皇上一一陈之。

台湾设郡之始，议由内地各标营调兵更番戍守，三载为期，用意至为深远。计额兵一万四千余，可谓多矣。咸丰初年，因内地兵事孔亟，班戍之制不行，现今存者不及三分之一。名册有兵，行伍无兵。一有蠢动，即须募勇。所募者本处游手无籍之徒，聚则为兵，散仍为匪，勒索骚扰，不问可知。从前台湾道设有道标，以备调遣。近自道标裁撤，遇有剿捕之事，文员不得不借重武营，一切任其虚冒侵欺，莫敢究诘。武营纵兵为奸，营兵以通贼为利。全台之患，实由此起。道光四年奉旨镇兵归台湾道察看，久未奉行，群已习焉忘之。今欲复兵制，则宜遵班兵旧章，三年更戍；欲重道员事权，则宜复设道标，俾有凭借。申明镇兵归道察看之例，以杜欺罔，而重操防，庶几互相维制，而军政可肃也。

台湾水师向设战船九十六号，今无一存者。战船既无，而大修、小修之费仍不肯减。船无可修，而修船之费仍不能无。武营虚冒侵欺，藉口定例，非文员所能禁革，而历任总兵从未有举而厘正之者。将弁炀蔽于下，镇臣回惑于上，积习相因，由来已久。如欲剔除痼弊，移此款项制船巡洋，募练水兵，以求实效，必须镇道得人，同心共济，而部中不复以旧制相绳，庶几实事求是，而船政可举也。

台湾物产素饶，官斯土者惟务收取陋规，以饱私橐，厅县有收至二万余两者。台湾道除收受节寿礼外，洋药、樟脑规费概笼入己。知府于节寿外，专据盐利。武营以亏挪为固然，恬不为怪。交代延不结算，自副将至守备多者十二任，少者八九任、四五任，并无结报，侵吞款项，不知若干。非廉明镇道澈底清厘，何从穷其底蕴。现据吴大廷禀，拟将道署陋规樟脑、洋药等项悉数归公，永革节寿陋规，以昭清白。刘明灯亦毅然以裁陋规、革节寿为请。是皆正本清源之策，所不容已者。惟陋规既已裁革，则必别筹津贴，以资办公。庶廉吏可为，乃收正己率属之效也。

闽省文武锢习，以办案、索兵费为取盈之计。近时内地严加惩诫，此风稍止。台郡则远隔大洋，肆无忌惮。民俗挟仇械斗，胜者辄占败者室家田产，谓之“扎厝”。地方官不为按治，先勒索勇粮夫价。及其临乡，则置正凶于不问，或捕捉案外一两人，聊以塞责。民忿官之贪庸也，乃相率结会私斗，浸成巨案。谚云：“十年一大反，五年一小反”，大概由此。必赖廉正明干之道员时以洗冤泽物为心，严操守，勤访治，孜孜奉公，不敢暇逸，庶几惠泽下究，人心固结，乃收长治久安之效也。

台湾生番性虽蛮野，却极驯顺。地方官如能清悫自持，以简佚之道处之，最易见德。从前生番献水沙连六社之地，请得剃发比于内地民人，疆臣以闻，而部议格之。生番鞅鞅失望，卒致游民勾番私垦，徒长械斗之风，寖且藏垢纳污，终为逋逃之薮。至今台人言之，犹有余憾。夫驭边氓之道，与内地殊。此辈山兽河鱼，但能顺其性而抚之，勿有扰害，积渐自然，自可无事。无论生番输款内附，供粮当差，于国家有益无损，即令稍有所费，亦当羁縻弗绝，以示恩信。何有摈绝不受，坐视客民强占虐使，留为肇衅之端？况近自洋人入驻要口以来，游历内山，习知形势，设我弃而人取之，尤于事体非宜。现当生齿繁盛，游民辐辏之时，似宜弛垦荒之令，并听生番剃发，齿于编氓。所有番社情事，愿内附者听之。但勿强为招致，于事理似无不可。

至台郡虽属产米之区，近因番舶搬运颇多，地方官绅士民时有盖藏空虚之虑，禁止势有不能，则当社立仓，广谋储积，似不可缓。

凡此均应由该镇道察看情形，随时筹办者。臣原拟于诸务就绪后，东渡一行。今去闽有日，无暇及此。幸刘明灯、吴大廷皆实心任事，相信有素，必能绸缪未雨，为东南奠此岩疆。

以上所陈，可否仰恳皇上天恩，敕下该镇道察看地方情形，随时会衔陈奏，责成妥为办理。不胜感幸之至。

所有台郡事宜，臣任内未及办理，谨拟责成新调镇道筹办情形，据实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筹款购买轮船机器请令沈葆桢仍管船政折（1866年11月14日）

奏为筹拨购买轮船厂机器等件银两，并请旨谕令沈葆桢仍接管船政事。

窃臣前请简派前任江西抚臣沈葆桢总理船政，当即抄折咨请接办去后。沈葆桢以丁忧人员不应与闻政事，具呈固辞，引据经义，坚不可夺。惟思总理船政究与服官不同，所履之地，并非公署，所用之人，亦非印委。无宴会之事，不以素服为嫌；公事交接，可用函牍往返，不以入公门为嫌。且在籍监造，不为夺情，久司船政，可侍养严亲，于忠孝之义究亦两全无害。若以事非金革勿避非宜，则此局所关，非徒一时一地之计，谓义同金革也可，谓更重于金革也亦可。臣既奉命西征，克日就道，洋员回闽，即须与之要约，以便交替，非得中外仰望之人担荷远猷，无以坚远人之信。非远人信服，事难必成，不敢辄发巨款。交替之际，间不容发，复以此商之沈葆桢。续准沈葆桢函称，如果奉旨敕令办理，亦必请俟明年六月母丧服阕后，始敢任事。其未释服以前，遇有咨奏事件，可由署藩司周开锡、道员胡光墉详请督抚臣代为咨奏。

臣维制造轮船一事，大致已有头绪，德克碑、日意格等于旬日内即可齐来定议。应先行备办之事，臣早为筹及，周开锡、胡光墉皆与知之。数月以内，沈葆桢暂缓应事，尚无不可。惟当饬周开锡、胡光墉遇事禀承，庶接办时头绪了然，更期妥善。遇有咨奏事件，暂由周开锡、胡光墉面禀督抚臣代为咨奏。庶大局可冀有成，而沈葆桢居忧读礼一事，可无遗议。其感荷朝廷矜全之恩，更当何如耶！应请旨敕下沈葆桢，于服阕后总理船政，未任事之先，所有船局事宜，仍一力主持，以系（全）〔众〕望而重要工，勿许固辞。至购买机器、轮（船）〔机〕、钢铁及募雇师匠、辛工路费、洋匠薪水与器具、水脚、包扎、保险等项，有须半领者，有须全领者，共计关平银十三万三千八百六十六两五钱，应先动款应付。

理合恭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船局创始之初未可期以速效片（1866年11月14日）

〔再〕，自通商以来，各海口大小马头，番舶鳞比，而中国海船则日见其少。其仅存者船式粗笨，工料简率。海防师船，尤名存实亡，无从检校。致泰西各国群起轻视之心，动辄寻衅逞强，靡所不至。

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着，人皆知之。其所以不敢遽议及此者，以事体重大，工费繁巨，难要其成，遂莫执其咎。其留意此事者，又率存姑为尝试之心，欲泯其学习制造之迹，彼亦靳不肯与，固无如何。兹既开设船局，名正言顺，彼无所庸其阻挠，我亦无所庸其秘密。晋人谋吴，先造江船，木柿蔽江而下，正可伐敌之谋，似不必少有隐护，示人不广。岛人性情贪诈，好胜争强。然遇将领之朴勇者，未尝不心慑之；官吏之真廉者，未尝不心敬之。与之交涉，过亢固虞启衅生端，过卑亦必招尤纳侮。外间各大吏如能据理折其骄横之气，总理衙门亦可引以为重，虽未免有哓舌之嫌，却于事体有限制之益。故居今日而论驭夷之策，要在内外一心，而疆臣必须廉干之人，方资镇压。语云：“廉生威”，实自然之理也。

沈葆桢清望久著，总理船局实其所宜。将来成一船即练一船，兵将仍应请简用熟谙水战、勇略过人之人，令其拣调将弁，破格用之，而后轮船一事乃臻完备。

抑臣窃有所请者。此局创设固已嫌其迟，然所重者在尽洋人之艺事与夫驾驶之方，实未可期以速效。与其速而无成，曷若迟而必效。如有为欲速之说者，不可听也。创始之初，所费必多，不宜过于刻核。任事之人，如果工归实济，自然费不虚糜。若一一加以综核，则牵掣必多，或至废于垂成之时，更为可惜。现在洋人闻有开设船厂之举，明知无可阻挠，多谓事之成否尚未可知，目前浪费可惜者。实乃暗行阻挠之意。福州领事贾禄即屡为此言。臣已权词谢之。如有以虚糜之说为言者，不可听也。

所有轮船条约，旬日间日意格、德克碑同来呈送后，即当随折分送军机处、总理衙门备案。谨先据实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1866年12月11日）

奏为详议创设船政章程，饬洋员回国购器，募匠来闽教习，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前议习造轮船，曾将应办情形及请简总理船政大臣接管，筹发购器、募匠银两各缘由，业经迭次陈明。臣于交卸督、盐两篆后，驻营城外东教场，严装以待洋员之至。（本）〔上〕月二十三日，道员胡光墉偕日意格、德克碑来闽。据日意格等禀呈保约、条议、清折、合同、规约各件，业经法国总领事官白来尼印押担保。臣逐加复核，均尚妥洽。所有铁厂、船槽、船厂、学堂及中外公廨、工匠住屋、筑基砌岸一切工程，经日意格等觅中外殷商包办，由臣核定，计共需银二十四万余两。船槽尤为通局最要之件，应用法国新法，购办铁板运来船厂，嵌造成槽。此外一切局中应用什物，由护抚臣周开锡委员估置。日意格、德克碑俟厂工估定，即回法国购买机器、轮机、钢铁等件，并购大铁船槽一具，募雇员匠来闽。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义子弟入局肄习；并采办铜、铁、木料，一俟船厂造成，即先（修）〔制〕造船身。庶来年机器、轮机运到时，可先就现成轮机配成大小轮船各一只。此后机器、轮机可令中国匠作学造。约计五年限内，可得大轮船十一只，小轮船五只。大轮船一百五十匹马力，可装载百万斤；小轮船八十匹马力，可装载三四十万斤，均照外洋兵船式样。总计所费不逾三百万两。惟采买物件一切，有此月需多、彼月需少者，势难划一。应将关税每月协拨兵饷五万两划提四万两归军需局库另款存储，以便随时应付。而前后牵计，仍不得逾每月四万之数，以示限制。

抑区区之愚，有不敢不尽者。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也，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其事较雇买为难，其费较雇买为巨。臣德薄能浅，不足为其难；又去闽在即，不能为其难。当此时绌举盈之际，凡费宜惜，巨费尤宜惜。而顾龂龂于此者，窃谓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雇募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擅无穷之利也。于是则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然而时需五载，银需二百数十万两；事属创举，成否未可预知。幸而学造有成，纵局外议论纷纷，微臣尚有以自解；设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即解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曲尽驾驶之法，则费此五年之时日、二百数十万之帑金，仅得大小轮船十六号、机器一分、铁厂、船槽、船厂及各房屋，虽所造轮船较寻常购买各色轮船精坚适用，而估计所费多于买价一倍，于大局仍少裨益，责以糜帑，咎何可辞？凡此皆宜预为绸缪，而不能预为期必者。故此局之定，爱臣者多以异时之咎责为臣虑，局外阻挠为臣疑；即日意格亦言此时局面既更，势难兼顾，如欲停止，愿将已领之银仍即缴回。臣答以事在必行，万无中止之理。但愿一一谨守条约，尽心经画，共观厥成。如有差谬，当自请朝廷严加议处而已。察看情形，尚可望其有成。

合将日意格，德克碑会禀保约、条议、清折、合同、规约照抄咨呈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存案外，谨胪举船政事宜十条，另缮清单恭呈御览。谨会同兼署闽浙总督臣英桂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附清单谨将船政事宜胪列十条，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一、洋员应分正副监督也。日意格、德克碑各有所长，臣前折曾陈及之。现经上海总领事白来尼以日意格通晓官话汉字，办事安详，令德克碑推日意格为正监督，德克碑为之副。各咨商允洽，均无异词。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一、宜优待艺局生徒，以拔人材也。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是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非厚给月廪，不能严定课程；非优予登进，则秀良者无由进用。此项学成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拟请凡学成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如系文职、文生入局学者，仍准保举文职官阶，用之水营，以昭奖劝。庶登进广而人材自奋矣。一、限期、程期应分别酌定也。轮船一局，实专为习造轮机而设。俟铁厂开设，即为习造轮机之日。故五年之限，应以铁厂开厂之日为始。一面造铁厂房屋，一面购运铁厂机器。计自法国购运来闽，约须十个月、十一个月不等。日意格、德克碑两员回国后，一员约五个月带船厂洋匠来闽，开船厂、造船槽；一员俟机器等件齐备，交铁厂洋匠管解起程后，先趁轮船来闽，八九个月可到。一、定轮机马力，并搭造小轮船也。大轮船轮机马力以一百五十匹为准。除拟买现成轮机两副外，其余九副皆开厂自造。铁厂造轮机颇费时日，船厂配造成船转为迅速。恐船厂闲旷，虚糜辛工，因议于大轮船十一只外，另购八十匹马力轮机五副，其式与外国梗婆子兵船相近，乘船厂闲工，加造小轮船五只。一、饬洋员与洋匠要约也。洋人共事，必立合同。船局延洋匠至三十余名之多，其中赏罚、进退、辛工路费，非明定规约，无以示信。已饬日意格等拟定合同、规约，由法国总领事钤印画押，令洋匠一律遵守。一、宜预定奖格，以示鼓舞也。洋员及师匠人等，须优定奖格，庶期尽心教导，可有成效。现已与日意格等议定：五年限满，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加奖日意格、德克碑银各二万四千两；加奖各师匠等共银六万两。计定奖格银共十万八千两。如果有成，则日意格、德克碑之忠顺尤为昭著，应更恳天恩，再加奖励，以示优异。一、购运机器等件来闽，须筹小费也。各项器具、物件由外洋运载来闽，非按洋法包扎，恐多损坏；非交洋行保险，难免疏虞。此项包扎、保险银两，已一并议给。一、凡需用纹银之项，应准开销银水也。闽省通行银色，向较江、浙、广东为低。番银到闽，无论官民皆不辨花样，但用铁錾烙印，以辨真假，行之他省、外洋，即减程色。船局支发各款，除在闽境采办物料无庸补水外，其采买洋料等用款，应准将补水银两作正开销。一、宜讲求采铁之法也。轮机水缸需（钱）〔铁〕甚多。据日意格云，中国所产之铁与外国同，但开矿之时，熔炼不得法，故不合用。现拟于所雇师匠中，择一兼明采铁之人，就煤、铁兼产之处开炉提炼，庶几省费适用。此事须临时斟酌办理。一、轮船中必需之物宜筹备也。轮船中应用星宿盘、量天尺、风雨镜、寒暑镜、罗盘、水气表、千里镜、玻璃管，以及垫轮机之软皮即音陈勒索等件，现饬日意格等回国探问制造器具价值，如所费不过数千金，即由日意格等筹购一分，并约募工匠一人同来，一并教造。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1866年12月11日）

〔奏为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惟轮船为泰西独有之秘，彼之雄长岛夷、垄断互市之利者，所恃在此。法国君臣欣然愿以其秘输之中国，盖亦有故。法国商船较诸国为最少，其争利之见淡于英。法又与英国本非同教，英习耶苏，法习天主，仇隙素深。其暂时依违其间不敢立异者，特以英吉利首与中国通商，法乘之后，不欲显与为难耳。而其不甘久居英夷之下，实在意中。现在日本习造轮船，亦系法国韦而宜监督。是其欲广轮船之制以夸主为名，仍不外好胜争利之本性可知。英国商船最多，深恐中国学成挠其生计；又阴谋叵测，必欲以此傲我所无。据日意格所述，赫德昨次晤面之语已情见乎词。但借用新法之论，既自彼启之，今我借法自强，伊不能别有异说耳。如此后英国仍思设计阻挠，造谣惑听，或从旁妄议者，请婉谢之，概置勿论。如果轮船学造已成，夺彼所恃，彼将弭耳帖伏，不敢妄有恫喝矣。臣前附片密陈不可惜费、不可欲速之说，正以稍存惜费、欲速之心，彼即将乘机间沮，不可不预防也。法国既乐为我用，正可引而进之，为将来远树外援之计。此尤机不可失、时不可再者，惟我皇上熟筹之。

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艺局初开，人之愿习者少，非优给月廪不能严课程，非量予登进不能示鼓舞。谨拟定艺局章程，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伏恳天恩俯准照拟办理。臣一面即饬司刊刻章程，出示招募艺局子弟，仍饬逐加遴选，方准报充，以昭慎重。

至轮船既造，必有得力水师方无赍寇之虑，则沿海水师尤宜实力训练，此又不可不预为筹及者。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具折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再，此折未便宣示，所有艺局章程，仍恳天恩训示施行。谨奏。〕

附清单

谨将拟定艺局章程缮列清单，恭呈御览。

一、各子弟到局学习后，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日。度岁时，于封印日回家，开印日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不给假。每日晨起，夜眠，听教习洋员训课，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准侮慢教师，欺凌同学。

一、各子弟到局后，饭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患病较重者，监督验其病果沉重，送回本家调理。病痊后，即行销假。

一、各子弟饭食既由艺局供给，仍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以昭体恤。

一、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圆；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

一、子弟入局肄习，总以五年为限。于入局时取具其父兄及本人甘结，限内不得告请长假，不得改习别业，以取专精。

一、艺局内宜拣派明干正绅常川住局，稽察师徒勤惰，亦便剽学艺事，以扩见闻。其委绅等，应由总理船政大臣遴选给委。敬陈筹办情形折（1867年2月14日）

奏为迭奉谕旨，敬陈筹办情形，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上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江西九江府奉到寄谕：“着即驰赴甘肃督办军务，暂时毋庸来京。俟甘省军务事竣，再行奏请。”钦此。二十三日行抵湖北黄州，复奉寄渝：“现在陕西贼匪已窜南山、希图直达汉滨。该处棚民、签匪本属不少，设令勾结引导，西逼川疆，东扰楚境，皆意中事。而商雒之长岭关、竹林关、漫川关等处，紧与郧西接壤，其势尤易波及。左宗棠带兵由湖北入秦，着即确切侦探，觇贼所向，迎头扼堵，杜贼窜鄂之路。如贼尚在秦，即着该督迅赴陕西，督饬诸军先剿南山一带之贼。俟此股办有眉目，再赴甘肃督剿回逆。刘典一军曾否启行？并着催令赴营，以资得力。”钦此。二十六日武昌行次复钦奉寄谕：“刘典奏因病不能即日起程，并募勇尚需时日，请赏假五个月等语。甘肃情形，待援孔急。前因陕西贼势鸱张，督率无人，令左宗棠由鄂入秦，先行督剿陕西贼股。惟左宗棠兵数不多，必须刘典赶紧料理到营，兵力始能稍厚。若迁延数月，则军情、贼势变幻靡常，局势何堪设想？刘典着赏假两个月，一面赶紧调理，一面募勇训练，剋期启行。左宗棠懔遵本月十六日寄谕，带兵迅即入陕，杜贼入鄂，督同该抚等肃清陕境。”钦此。

窃维臣由闽启行，时念旧部分驻两省，得力将领除蒙恩简放实缺外，均已奏委署理要缺镇将，若檄调随征，则闽浙顿觉空虚，殊为可虑。虽各员告请西征，概未敢许。其所携以同行者，仅三千余人。奏请刘典帮办军务，亦仅令选募旧部三千人。初意南人用之西北，本非所宜，只可多挑营官、哨长之才，入秦后，再将陕甘现存各营兵勇分别汰留，而匀拨胆技稍优弁勇充当亲兵护哨，编列成营，以倡勇敢之气。庶臣部行粮可资节省，而陕甘饥军亦可渐有位置，两得之道也。

又，臣军频年转战东南山泽之乡，无须多用马队，每次上口采买，为数本属无多。当由闽拔队之时，以岭峤艰阻，水陆数易，所有战马驱以随行，必形疲乏。故遂留之闽中。原拟抵鄂后派弁上口采购；至鞍一切，又须在陕西制买。故前此预先陈明抵鄂、抵西安后，均不能无少耽延也。昨抵黄州，接见守令，始知捻逆大入鄂疆，汉、黄、德一带均形震动。复奉寄谕：窜陕捻逆又已扰及南山。传闻贼踪蔓延甚广，万骑纵横，鄂、陕官军均不得手。臣于二十六日相度营地，暂于汉口镇北桥口地方安扎六营。二十八日入驻新营，一面飞催刘典迅速选募成军，来鄂会队。并增调各营，于原拟六千人外再加募六千，合成一万二千人，均限一月到鄂。惟马匹无从购觅，托官文代为搜索，亦仅得马二百八十余匹而已。谕旨敕臣由鄂入秦，先剿陕逆。此时臣军步队仅止三千余，马队尚未习练，双轮、独轮车式尚未动工制造。所拟以制贼者步队、马队、车营，而皆无以应手，仓卒就戎，必贻后悔，臣不敢不慎也。

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谨即一面就地采买口马，练习马队，先造独轮炮车，暂应急需。俟所调各营取齐，由襄樊出荆紫关径商州以赴陕西，即古由武关入秦之道，沿途遇贼即击。比抵陕西，则制造双轮炮车，兼雇买车轮，俟采买口马到陕，增练马队，并习车营。一面开设屯田总局，相度秦、陇紧接要隘有水草可田可牧者开设屯田；一面汰遣陕甘各营，去疲冗，省军食，为久远之规。其愿留屯田者，编入册籍，指地屯牧；不愿留者，资遣散回各本籍，禁其逗留为患。然后军制明而内讧可以免，屯事起而军食可渐裕也。

甘省回多于汉。兰州虽是省会，形势孑然孤立，非驻重兵不能守。驻重兵，则由东分剿各路之兵又以分见单，不克挟全力与俱，一气扫荡。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两大枝，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俟大局戡定，然后入驻省城，方合机局。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壹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亦犹之江、皖布置周妥，然后入浙；浙江肃清，然后入闽；闽疆肃清，然后入粤。已复之地，不令再被贼扰。当进战时，即预收善后之效。民志克定，兵力常盈。事前计之虽似迟延，事后观之翻为妥速。

自古边塞战事，屯田最要，臣已屡陈其利矣。汉宣帝时，先零羌反，赵充国锐以自任，其所上屯田三疏，皆主持久之义。宣帝屡诏诮责，充国持议如初，卒收底定成效。可知兵事利钝，受其事者固当身任其责，至于进止久速，则非熟审彼己长短之形，饥饱劳逸之势，随机立断不能。此盖未可以臆度而遥决者也。

臣频年转战东南，于西北兵事未曾经历；所部均南方健卒，于捻、回伎俩并无闻见。若不慎之几先，加以迫促，诚恐所事无成，时局亦难设想。明臣孙傅庭催促出关，卒以致败，可为前鉴也。伏恳皇上假臣便宜，宽其岁月，责臣以西陲讨贼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明军令。臣惟勉竭驽钝，次第规画，以要其成。剿捻、剿回均惟事机所在，若兵力未集，马队未练，屯务未举，车营未成，则无所借手以报君父。臣虽身任咎责，无补时艰。此则耿耿愚忱，有不能不预为披沥者。

谨恭折具陈，借用湖广总督预印驰递。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复陈筹办情形折（1867年6月21日）

奏为遵旨复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与刘典分道入关，及豫陈办回情形，业于五月十一日恭折由驿驰奏。旋因雇觅大小车辆，略敷装运辎重，所迎提饷项亦到，即于十三日启行。十五日行次河南瓦店，钦奉寄谕：“有人奏练马队、重赏格、防要隘、保完善四策。所见不无可釆。着曾国藩等妥筹办理。逆骑飞窜靡常，李鸿章当严密布置，合力兜围。山西河防尤为紧要，着左宗棠、赵长龄督饬陈湜认真办理，并催陈膺福等迅速募勇赴防。其防河各员，应否就近归陈湜调度，着左宗棠、赵长龄妥筹具奏。原件着抄给阅看。”钦此。同日又奉寄谕，以任、赖股匪由新野北窜，张逆扰至盩、鄠，将由临、渭回窜豫省，赖李鹤年严防；李鸿章督饬湘、淮各军追截；英翰出境防剿；刘长佑饬张树声筹办河防；丁宝桢择要驻扎。张逆由盩、鄠趋临、渭，敕臣军迎剿；乔松年督同刘松山、郭宝昌追击，先灭此股，勿任窜出与任、赖等股复合。敬绎谕旨，无微弗至，曷胜钦服。

臣维山西密迩京畿，实资拱卫。以形势言之，大河缘边千数百里，有险可凭。骑贼虽多，势难投鞭飞渡。惟道里修远，津渡处处可通。禹门迤南，至河、渭合流之处，恃有陈湜水陆各营分段防守。其自禹门至北，河曲、保德州等处，则仅绿营兵及团勇聊为点缀，可恃与否，不待烦陈。臣前奏所以鳃鳃过虑，拟催吉林新募炮手循大河东岸南下入秦者此也。兹幸张逆大股已经刘松山等军击败，折而西趋，河防无警。禹门迤北，只防回匪。又河流正盛，偷越为难，陈湜力可兼顾。臣方率师西上，行过渑池，循河南岸亦可就近指。是晋之河防，已较前时少缓矣。分防各员，如归陈湜调度，呼应自灵。惟各员既非择能而使，兵丁团众又无足深恃，即令归陈湜调度，镇、道能听受节制，亦似于事无益。容臣路过时察酌情形，与赵长龄从长计议，再行陈奏。

捻首张总愚，前由盩、鄠东趋，贼踪已近临、渭。旋闻关外大军将到，踉跄西奔，为刘松山所败。现复踩浅渡渭，向西北而走，其急思觅路他窜无疑。陇西荒瘠殊常，北山屡经蹂躏，此皆非贼所欲窜也。臣军出潼关可扼东窜河南之路；刘典一军出荆紫关可扼东南窜豫、窜鄂之路。惟南山各峪口可窜兴、汉以入蜀、入鄂，山路虽狭，可通骡马，贼如铤而走险，亦所宜防。臣昨临发时，得提督高连陞函报，四月杪已抵长沙。臣比函商，请其到襄阳后溯汉水而上，由郧阳以抵洵阳之蜀河口登陆，五百七十里北达西安。如贼窜入兴安、汉中，高连陞一军可以迎剿。届时四川防军提督周达武，亦可调其与高连陞会师，以剿为防，臣已函商周达武矣。

就目前局势而论，张捻自经刘松山、郭宝昌、黄鼎剿败后，势颇衰蹙。臣军三路并进，足乘其敝，当不致任其窜出，与任、赖等股复合。惟刘典已行抵荆紫关，而臣军取道潼关，陆程多四百五十里。高连陞一军五月初旬由长沙启行，此时计已行过武昌，由樊城过船溯汉而上，至蜀河口约在六月下旬。未知均可到在贼前否耳。臣惟有慎速图之，不敢迁延贻误，致失事机。

所有筹办情形，谨据实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遵旨密陈折（1867年11月14日）

奏为遵旨密陈事。

九月二十一日，臣于临潼营次钦奉寄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豫筹修约事，请敕滨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将军、督抚大臣各摅所见一折。前因原议十年修约为期已近，据该衙门奏请南北洋通商大臣于洋务各员中每处选派二员，于十月间咨送来京，当经降旨允准。惟前奏只欲于选派各员内收群策群力之效，而于通盘大局，尚待筹商。咸丰十年换约后，原因中国财力不足，不得不勉事羁縻。而各国诡谋谲计，百出尝试，尤属防不胜防。转瞬换约届期，彼必互相要约，群起交争，或多方胁制，以求畅遂所欲，均属意中之事。值此时势惟艰，仅恃笔舌以争之，此外别无可恃。各该将军、督抚大臣受国厚恩，当此外患方殷，亟应合力齐心，先事图维，为未雨绸缪之计。左宗棠、沈葆桢筹办船政事宜，于洋务尤有关系，并着悉心核酌，妥筹速奏。俟总理衙门密函条说寄到时，详细复奏，毋得徒托空言。原折抄给阅看。”钦此。

窃维洋务关键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总理衙门揽其全局。臣于海疆只历闽、浙两省，仅与海口领事、税务司交涉，事务简少，未睹其全。西行以后，距闽、浙太远。又吴棠到任后，务求反臣所为，专听劣员怂恿。凡臣所进之人才，所用之将弁，无不纷纷求去；所筹之饷需，所练之水陆兵勇，窃拟为一日之备者，举不可复按矣。臣以吴棠宰清河时曾得时誉，意其为群小蒙蔽所致，即曾寓书规之。吴棠虽仍以萧规曹随见复，而时移势易，废绪难寻。是闽浙现在应筹之事，臣未能遥揣也。船局一事，蒙皇上天恩，交沈葆桢经理，事有专司。专就船政而言之，沈葆桢自能体察情形，据实具奏，臣亦无庸渎陈。敬绎谕旨，敕令通盘筹画，则耿耿愚衷，有不能不为我皇上敬陈之者。

夷务之兴，其始由于中国不悉夷情，而操之太蹙，疑之太深，遂致决裂不可收拾。迨庚申之变，则寇深祸迫，不能不暂与羁縻。立约之初，原冀乘此闲暇，急谋自强，以待事机之转。乃发逆之祸甫销，回、捻之祸复炽，各处匪盗肆起，游勇充斥，解兵洗甲未卜何年？而人才凋耗，财力殚竭，更甚于数年以前。于此而谓彼如决裂，我有以待之，不知计将安出？此次修约，但能就已成之局仍与羁縻，不能禁其多方要挟也明矣。

窃维各夷争执之事，约有两端：一为伊国公事，如入觐、遣使、传教是也；一为伊国商人之事，如信线、铁路、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请减新关洋税是也。臣承准总理衙门咨函，谨就见闻所及、愚衷所臆度者，一一函复，附具说帖，聊备釆择。事关重大，臣阅历素浅，不敢自以为是，径渎宸聪。所有遵旨密陈缘由，谨据实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复陈甘肃饷事通筹陕甘全局折（1867年11月29日）

奏为遵旨复陈甘肃饷事，通筹陕甘全局，从长计议，据实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钦奉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寄谕：“穆图善奏甘省军饷奇绌，请将各省协饷变通办理一折。所有本年三月以前及续解饷银，仍由湖北径解汉中交陈丕业经收，转解林寿图，不得擅行截留，致误大局。惟前据左宗棠奏称：借用洋商银一百二十万两，自本年七月起分六个月于各关税项下拨还，由各省将应解甘饷拨交各关。是本年七月以后各省协甘之饷，已归左宗棠收款。此后甘省军饷，左宗棠即当遵照前旨，酌定数目，按月拨给，以资接济。”等因。钦此。又奉九月初七日寄谕：“西安粮台应否裁撤，并着左宗棠等酌度奏闻办理。”等因。钦此。又奉十月初七日寄谕：“穆图善奏请敕催各省协甘饷银，并筹拨雷正绾军饷各等语。着左宗棠、李瀚章、曾国荃、乔松年分饬陕西藩司及湖北后路粮台，遇有协甘饷银，随到随解，不准停积截留，致误军食。”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轸念西陲，于严催饷运之中，仍寓通盘筹画之意。

臣伏查甘肃地方荒瘠，承平之日，专恃各省协拨。军兴以来，饷绌兵增，遂致困敝不可收拾。陕甘归督臣统辖，甘有事，则陕受其害；陕无事，则甘蒙其利。安陕乃能固甘，此如一家一人之事，不可区而为二也。

前督臣杨岳斌，设甘肃后路粮台于西安，以陕西布政使林寿图领其事，支应平、固、庆、泾各军，初制甚善。迨甘事日棘，杨岳斌不及通筹饷事，林寿图身任陕藩，兼办甘肃粮台。平、固、庆、泾各军如有饥哗，陕西先受其害，自应酌量截留甘饷接济。其截留也，仍以饷甘军，非以饷陕军也。杨岳斌后令道员陈丕业于汉中改设粮台转饷，径解秦安，不由西安经过。亦明知林寿图势处万难，而急于自救，目前不遑兼顾，本非其心之所安。毕竟自汉中、秦安径解甘省，饷道时形梗阻，杨岳斌亦未尽得改道之利也。

上年九月，臣承恩命调任陕甘，筹西征的饷，兼催各省协饷。各省以甘饷为臣军所需，故急于措解。去冬甘饷之旺，为比岁所无。臣方由闽起程，凡饷银、军装，多由闽、浙、湖南运至湖北，乃设陕甘后路粮台于鄂。杨岳斌恐臣截留甘饷，情见乎词。臣念甘肃需饷之殷，冀杨岳斌得饷后整饬各军，维持甘局，臣度陇时亦可资其兵力。比臣又但拟酌带五六千人自鄂而秦，徐图入陇，计新增闽、粤、甘三省协饷，尚可支持，故有不截甘饷之议。嗣因捻逆张总愚入秦后，凶焰更张，任柱、赖汶洸又盘旋鄂境，不能不添募勇丁为剿捻之计，遂至增兵数倍，加以购买骡马、车驮、料量行资，需用更为繁巨。《全集》为“加以购买骡马、车驮、料量行资，需用更为繁巨”，疑误，应为“加以购买骡马、车驮、料粮、行资需用更为繁巨”。臣军月饷仅福建四万两、浙江二万两，不敷甚巨。入秦之际，已不能不挹注甘饷。入秦后，刍粮腾贵，馈运奇艰，费益不訾。而陕甘各军之极困者，既不能不略予通融，客军之出力者，尤不能不时其缓急。臣舍甘饷无可动之款。而甘军数经败溃，其勇数已大减于杨岳斌在甘时，以所得协饷计之，亦尚不至窘于往岁。若以甘饷全畀甘省，甘军能办贼与否，臣不敢知，而臣军且立困于中道。此臣动用甘饷缘由，不得不直陈于君父之前者也。

臣所筹借洋商银两，除水脚、保险、汇费、息银外，实可得一百一十余万两。此事先为上海税务司所梗，幸道员胡光墉设法办成，已不免稍稽时日。而山西解州票商，因晋省河防戒严，不敢诺承汇解，洋款多由各省实解鄂台。舟至湖北安陆府属，又值钟祥狮子口堤决，不能迅速挽运，头批解到已在九月下旬。臣军待饷正急，应手而尽。二批到时，除分润各营外，筹凑银六万两拨解甘省。而臣军各营饷项，现已积欠三四月不等。此后洋商借款陆续运到，即须陆续拨用。计本年十一、十二两月支发军饷、粮价，即形竭蹶。各省明春协饷就令正月即解，已须三月抵奏，已恐停兵待饷。况陕西军务方殷，主、客各军粮价及泾、庆各军又不能不随时匀济。此洋商借款未能按月多济甘军之实在情形也。

查甘军饷项，除六月间据陈丕业禀报，续由汉中收解银十五万五千余两外，经臣催拨四川协饷银共四万两，近又拨浙江协饷银十万两，筹解署督臣穆图善。本年秋冬，江宁月饷银六万两，又催提山西河东协饷，由林寿图先后拨解银六万两，拨给甘军总兵胡世英所部饷银一万两，并饬四川援甘局将翎捐一项催缴解甘，约尚可得十余万两，计自六月间臣入秦后，共拨银三十七八万两，并陈丕业、林寿图前后所解，总计约六十余万两。甘省前数年所得协饷，尚未必如此之多。从前数年奏咨案牍可查也。然臣犹思竭力筹画，以济甘军。一俟三批洋款到日，即再拨银五万两，饬林寿图委员迅解秦安，转解兰州，以应甘省年终之用。一面飞咨四川督臣，于前此臣商恳川省代办军米内先尽署督臣酌提济用；将来米捐如能起色，亦就近于四川捐局随时酌拨济甘。虽事有先后缓急，亦断不敢膜视甘军，重烦宸念。

惟署督臣穆图善现饬林寿图撤西安粮台，悉以饷事归秦安粮台。又分拨山西河东协饷归雷正绾委员守催，而令曹克忠旧部张在山泾州一军仰给于雷正绾。泾军先存疑虑。在署督臣恐林寿图截留饷银，因并西安粮台撤去，正与杨岳斌汉中转饷事出一辙。而以泾军饷事寄之雷正绾，坐使泾军解体，实觉非宜。若令庆、泾各军概取给于秦安粮台，又鞭长莫及，庆、泾防军皆将涣散，陕省即有剥肤之灾。自古用兵西北，必多筹运道，以备不虞。似此专注汉中、秦安一路，设有梗阻，必致贻误。且自西安至甘十六站，自汉中至甘二十七站，远近攸殊。于汉中设分局转运四川银米可也，若转运各省甘饷，于道里、军情两无所取。此后臣军入甘，亦必仍于西安设陕甘总粮台。则现设西安之甘肃后路粮台岂有撤理？林寿图虽再四恳请裁撤，臣未允行，良以事势了然，无烦再计。此西安粮台未便裁撒之实在情形也。

窃谓寇来自外，急藩篱而缓堂奥；用兵于内，后枝干而先本根。督臣总制陕甘，当筹两省全局。甘省此时之患，在兵多而不能战，或被奸回软困，或与土匪勾连。现在存营名册未可复按，而陕省西、北各路已大受甘军之累。即如胡世英一军十营，经署督臣檄来延安，其逃勇从贼抗拒官兵，曾为提督刘厚基所擒斩。胡世英来陕日久，坐视回、土各逆剽掠，曾无一矢相加。欲撤之使去，则欠饷已巨；欲督之使战，则挫衄无疑。即此类推，甘军大略可想。陕省捻、回交讧，又益以甘军溃勇串合蔓延，势方岌岌。陕境不靖，甘饷从何转运？军事既先陕后甘，饷事亦不得不移缓就急。臣今日在陕，固不能视甘肃为遐方；异日入甘，亦仍必以陕西为根本。可否敕下署督臣穆图善，将甘军屡经哗溃、有名无实各营，核实察验，综计每月撙节支用约实需饷粮若干，咨臣商办。然后议立两省分总粮台，酌量缓急，分别拨济，乃为正办。

至于议抚、议剿，必俟陕境捻平之后，臣军向甘，始可办理。盖现在议剿固无兵力，议抚频售回欺。是甘饷仅可暂为点缀，不能以全力注之。即臣将来以全力注甘，亦必先筹转运，先筹屯垦，而后可以下手，亦断不能苟且目前，为一时权宜之计，致蹈故辙。愚昧之见，甘肃改设之台，只宜责令就近转输川、湖饷米；陕省现设之甘肃后路粮台，仍留以司协饷之总汇。不可因迁就目前，自误大局。

是否有当，谨据实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复陈防剿事宜折（1868年11月8日）

奏为遵旨复陈事。

窃臣于九月十二日汤阴县宜沟行次钦奉九月初十日寄谕：“给事中陈廷经奏西陲未靖，宜及时抽调会剿、屯垦、招安，敬陈管见一折。现在直、东等省虽已肃清，而粤、捻各股降众在各军中尚不下三两万人，各省凯撤兵勇为数亦多。陕甘军务方殷，左宗棠所带之兵不过三万。该给事中以东、皖等省或酌留万余人，或数千人，坐耗粮饷，不如驱使剿贼，请留养精锐，以杜乱萌；分路进兵，防剿互用；及时兴屯，兼备安抚。所陈不为无见。陕甘防剿事宜，是左宗棠专责。李鸿章剿贼有年，于东南将士性情知之最悉。该大臣等均属国家重臣，当此边陲未靖，自应急筹长策，以收底定之功。着即就该给事中所奏各条，彼此函商，务须屏除成见，通筹全局，迅速奏闻，以资采择。”钦此。跪聆之下，敬仰我皇上眷念西陲，亟筹底定至意。

窃维陕甘不靖，山西所恃以为固者，黄河自塞上迤东折而南流，足以陷戎马之足耳。兵从秦出，由东而西，晋防尤宜布置谨严，毫无罅漏。然后秦军进剿，无前突后竭之虞，晋防复严，得形格势禁之道，庶几屏蔽宽而关键利，大局固而异患销。是故欲重黄河之险，固宜合秦、晋以通筹，而欲一秦、晋之心，又宜分防剿而并任也。

按山西河防，自河曲、保德以南，夹岸山谷迤逦，有险可据。前据陈湜函称，已一律修砌垒卡，设险增防。似西河一带尚可无虞。近奉谕旨，敕豫军分防中路，并以大支径驻榆林。接李鹤年函称，已遵调张曜、宋庆各增募数营赴防。是北路亦期严固。惟绥远、归化地界极边，萨、托、清等处黄流浅漫，地势平衍，闻该处兵力殊不足恃。定安来函，亦以此为虑，此固秦、晋所难代谋者也。

陕回被剿穷蹙，铤走草地，亦在意中。似宜预事防维，早为之所。臣前于陛辞后，接晤李鸿章，论及西事，亦深知秦陇饷事太绌，不能用众，而旋有简选锐卒相助之说。三品衔候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曾为臣言，伊故父袁甲三旧部并隶李鸿章，中多可用者。意欲于淮军中选募成军，自当一路。臣甚壮之。该员现在都寓，可否敕下袁保恒，令其赴淮选募成军，克期入晋，径驻归化城，作为游剿之师，相机截击，于大局实有裨益。所有该军饷需，自应由李鸿章宽为筹备。李鸿章如赴新任，应为酌定的饷，源源筹解，方无掣肘之虞。并请敕下李鸿章妥为筹画。山西塞外有此一军，局势庶臻严密。如蒙俞允，则金顺一军俟宋庆到榆林后，应仍回驻定边、花马池，联络宁条梁、宁夏一带，以扼草地之冲。秦之北路，陇之东北，晋之西北均可相庇以安矣。至袁保恒已蒙恩擢至翰林学士，例得奏事。如蒙简派，所有该处军务应否令其会同定安具折驰报，以期径捷之处，出自圣裁。

所有遵旨复陈缘由，谨据实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榆林绥德土匪一律肃清片（1869年3月5日）

再，榆、绥土匪董福祥，倚靖边镇靖堡一带为老巢，自率悍党数千并分遣贼众四出窜掠。道衔知府、署绥德州知州成定康既随刘松山转战而西，忽闻董逆由府谷、神木窜入葭、米，遂急率队回州。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师次何家岔。十九日，自王家坬探报该逆向东折窜，已至开化寺、刘家堰等处，逼近黄河，成定康即令陈瑞芝、龙锡庆督率各旗冒雪前进。初更抵棘店，距贼尚三十余里。二十日，整队前行，沿途即遇骑贼数百由右路冲来，经陈瑞芝、戴光明、喻先恕麾队冲击，贼即疾走。我军追至刘家堰，贼万余分踞左右山坡，严阵以待。陈瑞芝即率喻先恕、戴光明由右，成光熙率李长乐等由左，龙锡庆率成荣华等由中路策应。贼见我军三路进攻，蜂拥来扑。陈瑞芝率队进击，枪轰矛刺，毙贼数名，贼阵未动。龙锡庆即由中路冲出，贼死拒，喊杀声震山谷。正在相持，成光熙遽自左路山下掩至，哨官张德荣、徐尚清等跃马上山，殪贼先锋白联桂，贼气夺。李长乐率马队纵横陷阵，中、右两路乘势冲突，阵斩黄衣贼目二名，贼大溃，追至刘家下堰，贼夺路狂奔。我军分途掩杀，毙贼数百名，夺获骡马四百余匹，穷追二十余里，沿途擒斩无算，余贼向西北窜逸。时值高逆余党张万飞自张家台败后，乘我军西剿，收合各处余贼复得数千，窜入绥德州南王家沟一带。成定康即飞调各旗队伍于二十二日回州，二十三日进驻雷家沟。二十四日抵王家沟。该逆正攻民寨甚急，突见我军数路掩至，步贼大乱狂奔，而马贼犹复直前抵拒。军功刘炳莲发一枪适中狐裘贼目一名落马，后讯知为伪帮办胡梯云，甘肃固原廪生也。贼见匪目就歼，无复斗志。各旗乘胜冲杀，贼悉奔溃。我军跟踪追剿，及之于柏树坪，二十五日又及之于清涧河，计共毙贼三百余名，夺获骡马百余匹。余众窜向延川，二十六日扰及贝河子。抚标亲兵前营记名提督刘声集在延川闻报，即率队驰剿，阵斩红旗贼目数名，贼败走。我军跟追十余里，毙贼甚多，余贼悉翻石山坡西窜。此成定康一军十二月下旬进剿州南各匪，两获大胜，及刘声集一营截剿获胜实在情形也。

现据刘厚基、成定康禀报，榆林、绥德已一律肃清。谨附片陈明，仰慰慈廑，伏乞圣鉴，训示施行。谨奏。陕境肃清进驻泾州督办甘肃军务折（1869年6月28日）

奏为官军搜剿各匪迭获胜仗，陕境地方一律肃清，臣谨遵谕旨由邠州、长武进驻泾州，督办甘肃军务，仰祈圣鉴事。

窃自董志原回巢扫平，绥德、宜君叛军同时绥定后，陕西北路降人董福祥、李双良、张万会、扈良儒、梁植、刘文诰、刘永春等股众，经署绥德州知州陈瑞芝会同刘松山、委员提督黄万友等，安插于瓦窑堡、老君殿、周家崄等处，耕垦荒地，均就安帖。惟绥德、延安交界各县，时有游匪、溃卒、土匪暗相勾结，假息山谷间，肆行劫掠。其近延长、延川、宜川者，记名提督、安徽寿春镇总兵郭宝昌，记名提督刘声集，迭次派队擒斩各数百名。其近洛川者，副将刘竹田时出队截捕，多所斩馘。其叛军畏诛漏逸及变易姓名混迹营中者，又经刘松山、记名提督周绍濂先后搜缉正法。于是北山迤北纵横数百里间渐有宁宇，而鄜州、甘泉西北一带游匪数十数百，飘忽出没，动辄数十百里，莫测其栖泊之所。臣于董志原回巢扫平后，檄留陕道员魏光焘、提督刘端冕两军，由黑水寨、王家角进太白镇、合水县一带，以渐向庆阳。正运粮待发间，忽捕获蓄发悍贼张有福等五名，讯供为首老贼即上年盘踞云岩镇巨逆袁大魁。自上年六月云岩老巢经官军攻破后，袁大魁乘雨夜窜逸，随身死党数十人，七月内窜至宜川县燕曲堡，招集败党及甘肃饥民、溃卒约共数百人，复经官军击败。袁大魁仍偕其死党窜出，冬间逃至保安县属之老岩窑。其地绝险，有居民百余户，凭险结寨自保，回、土各匪频年攻之未破。袁大魁伪为官军籴粮者绐寨民，遂入据之，纠集游匪溃卒约数百，遍胁邻寨土民千余，皆蓄发从贼，分为五队，每队一伪将军、一指挥统之，瞰官军进止为趋避，倏忽狎至，官军不能得其踪迹也。魏光焘既讯毕，斩张有福，而释其余党，令为前导。一面会商提督刘端冕、副将张星元、邢部主事周瑞松各派所部助剿，期速蒇事，庶移营前进，可免后顾之忧。四月初五日，潜师夜起，黎明抵老岩窑前面三十里马蹄沟。守卡贼惊起抗拒。副将王正和、萧玉元，游击李夺魁，参将魏纪鋆，奋威冲杀，立斩执旗贼目数名，夺隘而入。适总兵于奇泮、副将石茂林、总兵周振南、参将谭吉士，左右截出，将马蹄沟贼登时擒斩殆尽。其踞头道川之贼，闻风惊却。官军合势蹙之，穷追二十里，毙贼约共四百余名，夺骡马百余头，生擒伪将军徐荣、韩清荣，伪指挥张洪太、余天贵等，讯毕斩之。时已薄暮，大雨如注，始令收队。初六日黎明，刘端冕所部提督甘大有、副将喻经魁率师抵陈家纸坊，遇贼百余，歼之，进逼鹞子川。守卡贼分布拒守，枪子如雨。参将章和荣、颜禧承等斩关而入，贼大哗溃。官军分途截击，生擒伪指挥张复盛、何文彪等逆，讯明斩于阵前，士气倍奋，当将鹞子川之贼数百，一并擒斩。

初七日，驻守延安之副将贺卓吾、帮统之副将张星元，又率所部驰来。魏光焘会集诸营，分路直逼老岩窑。方拟兵力厚集，乘胜而前，纵贼巢天险，亦无难一攻即下也。派州判方大翥督前、后营及前营马队攻老岩窑之前，自率中营、奇营及中营马队绕出老岩窑之后。各营筑垒环攻竟日，将士屡前屡却，苦于无力可施。收队后，审视贼巢，见老岩壁立千仞，下临洛水，窑孤悬岩中，左右立木为栅，两旁皆深堑，小桥横架，仅通人行，为贼出入之路。贼早将巨绠曳桥令起，路已断矣。窑前石磴螺旋，近洛处水楼兀立，贼踞其上，层开枪眼，是为窑之外郛。议先将水楼攻毁，以渐逼窑外。初九日，令贺卓吾、张星元率所部攻水楼之贼，而自率各营从窑外两旁夹击。力攻竟日，外窑虽破，毙贼不过数十，而壮士之伤亡者已十余名，参将袁海寿手受子伤，窑内炮石纷下，带伤者益众。俯视水楼已经着火，旋被贼扑熄，收队而回。诸军均拟速平贼巢，以便及时前进，举办屯垦诸务，见贼踞岩穴极险，无路可通，欲罢不能，欲速不可，惭愤交并。连日会商，岩旁岩下均无可着手，非从岩顶凿石立柱，潜缒壮士引绳而下，无由得抵洞门。魏光焘急雇石工，而挑勇丁之习此艺者助之。一面会各营逐日更番扑卡，多积蒿草枯柴，伪为火攻之状疑之。十五日，岩上石路成，穴石多安横柱，下令军中能从岩缒下扑洞门者受上赏。自十五日起，派队轮攻，枪炮昼夜不绝，时放喷筒火箭，令贼防范不得休息，五鼓撤队。十七日，方鸣金收队，昧爽，壮士十余由岩巅抱皮绳缒至栅外，贼犹酣卧。少顷，缒下者益多，拔栅闯入，连抛火弹。袁大魁急嗾悍党迎拒，窑内人声沸起。官军短兵撞刺，贼尸枕藉。袁大魁经官军叉伤倒地，贼弟袁二亦刃伤未殊。时都司涂国荣，守备杨振家、陈如美，千总范潮海、董大荣、蒋得胜、戴鹏程，外委张金明、徐有礼，军功李洪泰、周元吉、刘开年、陈万得，一齐杀入，割取袁大魁、袁二首级，大呼以徇。各军竞奋，立将上下卡水楼一并攻拔。老岩十五窑之贼，除斩馘外，纷纷堕岩、堕水以死，无一免者。官军将洞窑一律铲除，免为山寇窃踞，乃次第拔营前进。函袁大魁首级驰送大营验明，遍传被害各地方示众，而鄜、延巨患以平。

周瑞松既会克老岩窑贼巢，收队回延安，诇知府城南三十里野猪洼等处，时有游勇出没，商旅苦之，而未悉其巢穴所在。正拟派队搜捕间，二十四日，捕获游勇朱俊林，讯知匪目杜占元，自上年腊月勾结土匪连破英沟、龙耳沟、鲁家湾等寨，即踞鲁家屯，收留游勇、哥老会匪，分布韩家原、纸坊村、孙家沟，不时远出数十里、百余里外，肆行劫杀。所得脏物，辄以少许分给近寨民人，故伏匿虽久，迄无举发者。二十六日黎明，周瑞松率所部抵鲁家屯察看，寨踞山颠，小径已经掘断，兵不能入。乃令副将贺卓吾带同武举彭春亭及亲兵二名，持谕叩寨，托言买粮。杜占元不疑，放板桥纳之。贺卓吾过桥，以亲兵守护桥头，急放号炮。周瑞松麾军夺隘而入，武举彭春亭手缚杜占元，霎时队伍齐至，搜杀游匪殆尽，坠岩死者二十余人。同时，副将张维美、参将彭芝兰亦将纸坊村、盘龙寨、韩家原各处游匪一律搜捕，并获土匪刘大福，斩之。周瑞松将所获牲畜、资粮俵给贫民，亲讯匪目杜占元、张光如、李凤先、张兆霖、吴东元、张世显、杨林元、朱洪胜等，均积年哥老会匪，一并斩决。

而郭宝昌前次剿散狗头山贼后，贼目张大仁即张三胖子复勾结游勇、土匪，于延长县东南八十余里，界连宜川之小梅村、南庄、羊肚原等处，时出剽掠。四月十四日，扰及城东七十里之白家河。知县孙永成侦悉贼踪，商请郭宝昌所部记名提督宋朝如、副将李长胜分路前往围捕。甫抵王家河，遇掠食之贼二百余。官军奋击，毙贼多名，生擒李根儿等十余名。白家河之贼即解围潜遁。宋朝如收队后，贼仍折回攻扑白家河。十七夜，宋朝如、孙永成复督兵围击之，毙贼百余名，贼败归巢。十八夜，官军袭破冯家岭、南庄、羊肚原诸巢，阵斩匪目吕邦科，毙贼数百名，生擒王守正、李金贤等四十余名，分别斩释。惟张大仁由深涧遁去，二十八日窜至鄜州东北牛武镇，仅残匪百余名。驻鄜官军急起遮截，擒斩二十余名，余皆散逸无踪。

总计榆林、绥德、延安、鄜州各府州所属，游匪、溃卒、土匪巢穴铲削一空，潦净潭清，数郡残黎得安耕作，臣军得以一意西征，免虞牵掣。以局势言之，虽较之前此度陇诸军获效稍迟，将来蒇事或速未可知也。绥、延之间，安抚渐有成局。北路刘松山一军，由西北进指定边、花马池一带，以截宁、灵之贼，令不得东。中路魏光焘、刘端冕、周绍濂诸军，西出合水、正宁、宁州以向环、庆；雷正绾、黄鼎诸军由董志原、泾州趋镇原、固原、崇信、华亭，以蔽汧、陇而规平凉。南路李耀南、吴士迈诸军，由陇州、宝鸡趋秦州。臣率亲兵及正营、良营由永寿、邠州、长武以赴泾州，饬马德顺、简敬临原名桂林马步各军暂驻灵台之上良百里镇，以策应南北两路，且耕且战，安民以除土匪，整军以戢溃卒，抚良回以剿逆回，不敢以小谋近功误国家安边至计也。

所有陕西肃清，臣军度陇情形，谨会同西安将军臣库克吉泰、署陕西巡抚臣刘典，据实驰陈。其老岩窑之战，虽仅攻克一坚巢，斩馘不过千余，然将士缒幽凿险，昼夜环攻，不遗余力，较之平原列队，决胜负于旦夕之间者，劳逸悬殊。可否由臣择尤酌保，汇入肃清案内从优请奖之处，合并声明，伏恳皇太后，皇上训示施行。谨奏。北路官军连获大胜现筹办理折（1869年10月4日）

奏为北路官军由花马池进剿，连获大胜，现筹办理情形，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维刘松山北路进兵，臣于八月十一日曾声明计期已抵花马池，进剿宁、灵之贼。嗣接刘松山七月二十四日定边所发函牍，知拟于二十六日进花马池。探报前窜后套之贼，因官军西进，折回一股，仍从花马池迤北向西南窜去。又据灵州汉民称，宁夏窜回已过东岸，现踞金积堡附近一带。该提督二十八日整队西行。八月二十四日接刘松山初八日灵州下桥营次驰报，二十八日自花马池西行四十余里，诇回骑有从边墙外南窜者，刘松山饬苏松镇总兵章合才、道员刘锦棠率马步各营南出击之，自率队西行，驻安定堡以待。章合才、刘锦棠等南行十余里，即与贼遇。官军三路奋击，立毙马贼十余名。贼骇而奔。官军蹑踪猛追二十里，至天池子，毙贼约二百余名，生擒二十一名，并夺获逆回所掳边外牛羊驴四百余头。讯据生贼佥供，此股系甘回苏光棍伙党。讯毕斩之。

二十九日，进兴武营。八月初一日，抵磁窖。诇知陕回踞灵州附近一带，与甘回杂处。初二日，行三十里，探骑飞报甜水河见贼数骑。刘松山以地势甚狭，饬中军各营护辎重缓行，自率前、左、右三军，马队五营前进。甫至甜水河，贼骑千余忽从两旁山坞冲出，意似绕截官军。提督易德麟、李就山，知州李树棠率所部迎头截击。刘松山饬章合才，提督李占椿、喻执益率步队击其左，提督余虎恩、陈宗藩率马队继之；提督萧章开、曾德喜、李云贵率步队击其右，提督潘运璋、彭绪炘、谭上连率马队继之。逆回见官军大至，骇而奔。官军分路纵击，毙贼约二百名，生擒十九名，夺贼马七十余骑。追近灵州城北二里许，城南一带陕回悉向南路狂奔，惟灵州本地回民未动。刘松山令于城南筑垒。是夜灵州已抚回目周斌诣营面禀：陕回败遁灵境后，分踞甘回各庄，甘回畏其凶悍，不敢与校。刘松山比即飞札金积堡马朝清，令其传知各寨堡：官军只剿陕回，已抚之甘回安居无恐。并令周斌选派十余人随队行走，传示所过各回堡，俾咸知官军此来无他也。行二十余里，所历各回堡均安堵如故。适探骑追获一陕回，供称：逆众昨经官军击败，悉归郭家桥老巢，头目系余彦禄、马正和、马长顺等，距此约六七里。讯毕，整队齐进。

逆回见大军逼近郭家桥，各庄贼众纷纷吹角出巢，马步横排数十团，人马约计七八千，势甚嚣悍。刘松山立饬易德麟率李就山、李树棠，刘锦棠率提督陶定昇、易致中及五品军功董福祥，分两支进中路；章合才率李占椿、喻执益进左路；萧章开率提督曾德善、李云贵进右路；自率提督何作霖、谭拔萃、周国胜及马队五营由中路继进。正列队间，骑贼分两面猛冲而来，步贼数路继进，凶悍殊常。刘松山饬余虎恩、陈宗蕃、彭绪炘率马队从左路之左进，何作霖率步队继之；潘运璋、谭上连率马队从右路之右进，周国胜率步队继之。各营枪炮连环开放，间以炸弹，声震山谷。贼中人马纷纷倒毙，悍贼犹挺矛死扑，数却数前，鏖战逾时。刘松山见马贼甚厚，飞令何作霖、周国胜督步队附马队加劲猛扑，自督谭拔萃及步队各路奋威冲杀。贼始大乱。各营乘势追杀，败回不敢归巢，立将郭家桥贼巢二十余处一律平毁，巢内外贼尸枕藉，军械抛弃满地，败贼悉数南趋。官军齐队追至下桥。下桥跨秦渠之上，水深桥小，败贼不能遽过，仍返旗回拒。刘松山督马步各营薄之，立将贼众冲为十余起，人马溺毙无数。渠西沟港环绕，败贼更难速遁。官军又追杀数里，将近吴忠堡，始行收队，回驻下桥一带村庄。计是役共毙贼千数百名，生擒一百十三名，夺获战马骡驴千余匹，枪械数千件。余逆向金积堡一带逃去。官军员弁勇丁阵亡者十五名。记名提督、苏松镇总兵章合才，右肩肋中炮子伤骨断，提督李占椿左腿受炮子伤穿透，其余员弁勇丁受伤者五十二名。此八月初三日攻破灵州南郭家桥一带回巢，大获胜仗之实在情形也。

方官军进郭家桥，沿途各寨堡开放枪炮，且傍堡列队呼杀官兵。刘松山饬各营只追陕回，暂置不理。是夜接马朝清来禀：陕回抚有端倪，已禀知陕甘总督、署总督饬办。刘松山饬将乞抚情形据实禀知。初四日，附近各回寨纷纷出队向官军索战。刘松山恐马朝清尚未传遍，又恐甘回惊疑致然，仍按兵不动，并出示晓谕免剿。初五日，各寨甘回复列队近营施放枪炮，比官军出队，仍即却退。初六日，复列队近营，图扑官军营垒，人数更多。刘松山始令各营出队击之，毙贼多名，贼仍败退。马朝清迄未将乞抚情形禀复，并嗾金积堡各处精壮回民及击败之陕回踞吴忠堡一带，嗾灵州附近各寨堡回民踞官军之后，又嗾踞宁安堡四百户一带之陕回马正和、崔三等前来助逆，复决秦渠之水以自固而困官军。用意险毒如此！臣于八月十三日接马朝清第三次禀，仍代陕回求抚，并据陕回各目递具乞抚禀结前来。察其禀词，颇露惶惧之意，却于刘松山兵至何处一字不提，惟言穆署制宪已委署河州镇胡昌会由省城来灵州，饬职员察看陕回如果穷蹙，善为开导，谕令投诚。意若惟恐不允其请。窃以时日计之，刘松山必定已进兵，马朝清及各陕回或因畏剿而为缓兵之计。惟未接刘松山函牍，究难臆度。因批示：汉、回同是朝廷赤子，本无异视。如果诚心悔罪，求为良民，自当仰体皇恩，奏请宽其既往。惟前据第二次禀称，陕回言行相背，反复无常，其求抚者引领而待命，其凶狡者犹涉险而跳梁。近在宁、灵地面以及中卫、宁安、恩和、石空寺等堡肆扰，汉回均受其害。等语。是陕回多有不求抚者。回不求抚，官军自不得不剿。兹复据禀，陕回一律求抚，其前此窜至后套沙金托海、磴口，围阿拉善、定远城，犯鄂尔多斯、五胜札萨等旗之回，是否一并在内？其中卫、宁安、恩和、石空寺等堡是否仍前肆扰？未据声叙，此次递具禀结求抚各回，目情词虽极恳切，然从前屡次求抚，迄无成说，现据转禀决无反复，何能深信？所有该回等求抚各情，北路应由广东陆路提督刘松山，南路应由陕西提督雷正绾，就近察看诚伪，以凭核明会奏请旨。其咨刘松山公牍，即交马朝清转递，令其不疑。批发后，并飞咨穆图善查照。盖不欲遽许其降，掣刘松山之肘，又不欲峻拒其降，绝良回之望也。

兹据刘松山报初八日以前战状，则马朝清初四日递禀代陕回求抚，正在初三日官军郭家桥大捷之后。其畏剿缓兵已无可疑。刘松山所驻下桥地方，在金积堡之前，吴忠堡之后。来牍原拟先剿后路。据雷正绾函报，固原回民宣传吴忠堡已被官军击破，马朝清急调预望、同心、黑城子各堡回民助逆。虽尚未据刘松山续报，而以时势揣之，似吴忠堡之克亦在意中。日内固原回民纷纷挈眷北徙，游骑时越固原而南，似逆回意欲阻截官军北行，而以全力拒刘松山也。臣又催黄鼎、简敬临、马德顺各率所部队伍由固原前进，且抚且剿，冀分贼势而收夹击之效。

惟刘松山军食全赖后路转输，自该军由花马池南下后，后套败回之贼陆续由草地入边掠食。顷据署延榆绥道成定康迭报，镇靖堡、定边一带逆回零骑劫夺官粮，运道中梗。而郭宝昌前因伤疾举发，喀血增剧，请假两月调治未痊。臣前催金运昌拨卓胜军马队由绥德、镇靖堡、定边前进，并催副都统全福饬所部马队迅由绥德拔行搜剿，兼护粮运，然饷道远至千数百里，未卜能否疏通。据刘松山函称，宁夏收成丰稔，已委员采办。臣虑宁夏至灵州一带运道，难免逆回扰截。应请敕下署将军金顺，广为采购，派队护运刘松山军前，俾免缺乏，庶饱腾可期，局势始臻稳固。其粮价、运脚，臣当指拨山西米捐的款解还，伏恳圣恩酌度施行。

所有北路连获大捷，现筹办理情形，谨会同帮办陕甘军务、署陕西巡抚臣刘典据实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刘松山剿贼大胜中炮阵亡现筹办理情形折（1870年2月26日）

奏为刘松山迭攻贼垒，克获大捷，中炮殒命，现筹办理情形，据实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刘松山一军，上年十一月十五夜至腊月二十五日进剿逆回，攻破寨垒，迭获胜仗情形，经臣于正月二十二日驰报。其上腊二十九日剿贼新揭堡获胜，及正月初八日攻破金积堡附近地方陕回新修贼垒各公牍尚未接到。正月二十五日接刘松山十四日来牍，据称：初十夜四鼓，吴忠各营飞报有马步贼千数百名，由东南胡家堡窜至秦渠南，踞石家庄一带空堡，及马五、马八条、马七三寨。刘松山以石家庄距吴忠堡东南四五里，该各寨扼秦渠之要，与下桥、永宁洞、水口紧接，地势在所必争，立督步队四营及亲军马队驰往吴忠堡。天明抵石家庄，见贼已于西南废堡修成三垒，刘松山饬提督谭拔萃、周国胜、李占椿、易致中、曾松明、朱德开，副将赵彩照等三路齐进，各指一垒，奋力齐攻，一鼓克之。其东、西两垒贼逸出者，投入马五寨。刘松山即令易致中、朱德开、李占椿分驻三新垒。计毙陕回、甘回一千数百名，头目马幅喜亦经焚毙，生擒七十二名，正法军前。弁丁阵亡者三十七名，受伤者一百零七名。

收队后，刘松山周览正南马五寨，正东马八条、马七两寨，墙厚濠深，殊不易攻，留之则终为后患，遂令各营逼寨筑垒，以便围攻。十二、十三两日，垒成。十四日，饬各营齐队往攻未下，午后忽有援贼马步约二千余自东南驰至，排列营前二三里，以时日考之，当即临洮谢四及靖远马聋子也。刘松山虑其入各寨助守以抗官军，适是夜金运昌已将马殿魁一寨攻克，擒斩甚多，十五日，商令金运昌先剿援贼。黎明，各路齐出。步贼阵于各破庄之前，骑贼左右排列，布队甚整。刘松山令先剿骑贼，李占椿、赵彩照分左右抄击，火器并发，刀矛继进。骑贼先奔，步贼仍屹立不动。刘松山麾各军奋威冲杀。贼殊死斗，屡却屡前，骑贼仍纵马回扑。官军锐气百倍，纵横荡决，毙悍贼甚多。贼始向东南胡家堡一带窜遁，沿途冰凌凝滑，驰走不前。官军追杀五里，乃收队。计共毙马步悍贼近千名，夺获善马百余匹，枪械无算。

刘松山传令乘胜攻马五寨。寨大而坚，悍贼踞寨东一卡，誓以死抗。刘松山饬谭拔萃、周国胜、李占椿、曾松明携攻具攻寨；饬易致中、朱德开、赵彩照带所部截马七寨、马八条寨来援之贼；商令金运昌率两营列队该寨东北，防马五寨逸出之贼。布置既定，谭拔萃等麾所部由寨边绕出，径薄外卡，一鼓齐登，克之。外卡悍贼百数十名，无一脱者。刘松山急督各弁丁举薪焚寨门，策马由寨下督攻益急，忽为寨中飞子洞中左乳坠马，弁丁负入破屋中。谭拔萃等闻统领受伤，齐来省视，刘松山叱令速督所部猛攻，毋庸顾我，乱行列。谭拔萃、周国胜、曾松明、李占椿见统领受伤，含泪而出，手执火包四面梯登，督各弁于猱附继上，纵火延烧，见贼即斫，寨贼焚死、溺死、坠墙、堕井死者无数，生擒贼目马五，收队缴令。刘松山谕以“受伤已重，不得复活，尔等杀贼报国，我死不恨”，言毕气绝。是时攻马七寨、马八条寨之队仍未撤也。据总理湘军营务、布政使衔即选道、法福灵阿巴图鲁刘锦棠，记名提督、瑚松额巴图鲁黄万友，分统左军、记名提督、江苏苏松镇总兵、法福灵阿巴图鲁章合才，分统右军、记名提督、绷武巴图鲁萧章开会禀前来。臣接阅之余，悲悼不已！

窃维刘松山以湘乡勇丁从征，积功洊擢广东陆路提督，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福建、江南、河南、陕西、山西、直隶、山东、甘肃各省，剿办长发、捻、回各巨寇，无役不从，无战不克，迭蒙天恩，颁赏小刀、火镰、大荷包、小荷包，赏换达桑阿巴图鲁勇号，赏穿黄马褂，赏给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刘松山感荷殊恩，力图报称。自入灵州以来，荡平堡寨五十，贼巢九十余，皆策马前行，躬冒锋镝。回逆之曾犯颜行者，无不闻名胆落。上年七月初，师由花马池前进时，马化漋潜调西宁马尕三嗾撤回助逆，马尕三以千五百骑应，未及一月，经刘松山剿败，丧其大半遁归，自此西宁逆回不敢复至。

西宁镇总兵黄武贤前来营时，为臣具道其详。彼时刘松山不辨其为西宁回番与各堡甘回，未形诸公牍也。河州逆回马占鳌前在宁夏，大言以股众助陕回，及刘松山屡捷，目睹军威，不敢复逞。故此次马化漋求援于临洮谢四及靖远马聋子，而河回未与之俱，其威震西陲如此！臣方冀灵州蒇役，奏请驻师宁夏，以取猛虎在山之势，为西陲规久远，不料事未了而忽有此变也！其治军严，不尚苛察。其临财廉，不肯苟取。其布阵方圆平锐迭用，得古人静如山、动如水之义。其居心仁厚，而条理秩如。语及时局艰危，辄义形于色，不复知有身家性命。从征伐者十有八载，仅因募勇归籍一次，家居只十余日。年已三十有七，聘妇未娶者二十余年。臣由直隶西旋时，知其妇家送女至南阳已两年余矣，属其行抵洛阳，于募勇未到之暇，克期完婚。适甘肃土匪二十万蔓及延、榆、绥一带，臣饬其派队由山西渡河入秦，刘松山奉檄即行，届婚期甫半月耳。观人于微，虽古良将何以过之。合无仰恳天恩，敕部将刘松山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议给恤典，加恩予谥，敕祀京师昭忠祠，并准陕甘各省建立专祠，而以所部阵亡各员弁附祀。其刘松山各处战绩，并乞宣付史馆，立传表彰，以慰忠魂。其遗榇一俟道路疏通，臣当派员护送归籍，仰副我皇上轸念忠勤至意。

所有剿败援贼，攻克寨垒，统将捐躯各情形，谨据实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收抚回民安插耕垦片（1870年8月14日）

再，办回之道，与办发逆、捻逆不同。发逆剃发，捻逆抛弃马械，即与平民无殊。故战胜受抚，给以免死牌票，资遣归家，如其措置得宜，便可相安无事。其无家可归及悍鸷不驯者，或暂羁之营中，钤以军令，编管既密，久亦相忘。解散之策行，则贼势孤；安插之地多，则贼群涣。此办发逆、捻逆必由之道也。

回则不然。其与汉民积仇既深，婚姻不同，气类各别，彼此相见，辄起杀机，断难孚洽。又种族攸分，状貌亦异，杂一回民于稠众中，令土人遍识，必能认别，百不一爽。回民中岂绝无稍知顺逆、亟思自拔来归者？然久处贼巢，既苦头目之侵陵迫胁；甫离巢穴，又畏汉民之报复寻仇。当死生莫卜之时，靡不依违其间，以求苟免。此解散之难也。以陕回人数计之，从前无事时，散处各州县地方丁口，奚啻数十万。现计除西安城中土著两三万外，余则尽族西行，陕西别无花门遗种。即合金积、河、狄、西宁、凉州等处现剩陕回计之，丁口亦不过数万。其死于兵戈、疾疫、饥饿者盖十之九，实回族千数百年未有之浩劫。区区遗种，既无归陕之望；就甘地安插，而甘民痛定思痛，又不免他族逼处之虞。此安插之难也。

迭奉谕旨：“不论汉回，只论良莠。”仁育义正之怀，昭然若揭。回民亦具人心，岂独毫不知感？无如仇衅四结，每苦无处求生，莫知祸之所届。臣维解散安抚，实办回不可少之着。因于经理屯垦之余，划出荒绝地亩稍成片段者，以处求抚之陕回。现在平凉大岔沟等处，收抚陕回老弱妇女及务农丁壮约数千人，均给以赈粮、牲畜、籽种，课其耕作，与赈抚各属灾黎，招辑屯垦，一律办理，以广皇仁。

所有办理情形，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密陈马化暂缓伏诛片（1871年1月31日）

再，关陇安危，机括全在金积。金积一克，全局已在掌中。现在首逆就擒，勒其缴械平堡，而官军锁围如故。臣且时时申儆，严禁扰掠，严防松懈者，虑其因胜而骄，功败垂成也。马化漋稔恶三世，谋逆已久，蓄机甚深，纵有后效，不蔽前罪，暂若从宽，必滋后患。臣早知为国家必讨之贼，而此时议暂缓其诛者，王家疃堡墙高厚，存粮极多，非猛攻所可骤得，金积既克，其势已孤，以马化漋徇之，宜可速下，若先诛马化漋，回酋或怀疑惧，必滞戎机。王家疃一下，通昌、通贵自更无难料理。至河州贼首马占鳌，早有就抚之意，西宁贼首马尕三，自援金积败归后，已略识兵威，无能为患，尚非所急耳。大约金积堡城平毁后，宜先图王家疃。王家疃抚定后，马化漋及其父子兄弟亲属伙党，重者诛夷，轻者迁徙，乃收全功。至马化漋所以公为戎首者，以新教惑众敛钱，以贸易经营致富，又据金积堡膏腴之地，侵占汉民产业，富甲一方，故蕰利生孽也。臣现饬诸统领俟平毁堡城后，凡马化漋父子兄弟亲属财产，均勒令悉数充公，以之颁赏将士，赈抚地方，庶几天理得、人心顺而国法亦伸矣。

又闻该逆于北省各口开设店铺，分布伙友，领本营运，藉以探听衙门消息，交结回民、洋商，尤为可骇。臣自燕、齐反旆而西，张曜自豫入晋，各省回商皆驰报陕回金积堡，此其明征。臣拟俟诸务就绪后，次第奏明办理。惟事机秘密，未可轻露端倪。而局外不悉此间情形，若不预为陈明，必且凭空揣摩，徒滋议论，此任事之难也。

谨据实密陈，伏乞圣鉴。谨奏。平毁金积各巢首要各逆伏诛宁灵肃清折（1871年3月15日）

奏为金积各巢概行平毁，马械概行搜缴，首要各逆概行诛夷，余众分别迁徙安插，宁、灵肃清，恭折驰报，仰祈圣鉴事。

窃陕回就抚，首逆马化漋就擒办理情形，臣宗棠于上年腊月十一日拜折后，即委总理营务处前山西按察使陈湜驰赴金积堡，会商各军统领，分别次第，慎密筹维，期于周妥。维时据刘锦棠禀称：堡墙冰凝如铁，该堡回民掘毁不速，因派勇丁助其掘毁，一面勒催逆弟马九、逆子马耀邦及逆党谭生成等，搜缴马械。旋据刘锦棠、黄鼎、雷正绾等续报，马化漋遣人招抚河西王家疃逆贼，并招回前遣助逆之何生洲等三百四十余人归金积就抚，马耀邦等呈缴车轮大铜炮四尊，九节藜炮四尊，威远炮二十八尊，劈山炮二十尊，鸟枪一千另三十杆，抬枪二百九十三杆，刀矛二千四百十八件，洋枪一百八十杆，火药五篓，铅子七百斤，硫磺二百九十斤。臣宗棠知其隐藏尚多，终为后患，密饬各统领将堡回勒限迁徙，以便清厘堡逆，分别首从办理，以毖后患。刘锦棠、黄鼎、雷正绾、徐文秀等会商陈湜，于陕回悉数起解后，首令马耀邦、马九等将堡众挑选精壮者千名，马家滩挑选精壮者四百名，王洪堡挑选精壮者百余名，及何生洲伙党三百余名，名为义勇，置之外壕空堡中，分交官军就近钤制。次清点堡中贸易侨寓，及被掳被胁各甘回，造具户口名册，听候遣散迁移安插。次搜捕通匪文武员弁，一面勒令马化漋、马耀邦、马九尽缴枪械马匹。旋据缴到马四十三匹。据供，近因官军围逼，草料早乏，牲畜饿毙净尽，除前缴马五百余匹、续缴四十余匹外，实无存留，洋枪、军火实无藏匿，如经搜获，心甘坐罪，并取具切结。适助掘堡墙勇丁于堡根掘获洋枪二百余杆，旋于堡内又掘出洋枪一千另数十杆。陈湜、刘锦棠、黄鼎，雷正绾、徐文秀、金运昌会议诸务均经料理就绪，各堡回民渐释惊疑，乃迁王洪堡回众于灵州城附近地方安插，迁马家河滩回众于张家圈安插。正月初七、八等日，乃迁马化漋父子兄弟及各亲属眷口于壕外各废堡中。初十、十一等日，提马化漋、马耀邦、马九，谭生成等分别熬讯，有无藏匿军械及北口开设店铺、交通洋人情事。马化漋尽诿其子马耀邦。比昼夜熬讯，马耀邦复茹刑不吐，惟诘以既具切结，军械并无隐匿存留，何以官军复掘出洋枪、洋炮至千二百余杆之多。无词抵饰。贼情之狡猾凶顽，始终叵测如此！十二日，刘锦棠提马化漋，徐文秀提马耀邦、马中邦、马参三犯，黄鼎提马成漋、马恒邦、马定邦、马建邦、马正邦、飞飞子六犯，雷正绾提谭生成父子三犯，金运昌提马九一犯，同时凌迟处死。其分置各废堡之悍党及逆党何生洲部众一千八百余名内，统领、参领、佐领、先行等伪官王六、马喜等八十余名，概予骈诛，无一漏网。其贸易侨寓之客民及被掳、被胁之甘回三千余名，解赴平凉安插。金积堡老弱妇女一万二千余名口，解赴固原州附城数十里地方，分拨荒地安插。其贼巢保生堡，伪号王城，僭称东府、西府，一切违制器具、什物、仪仗，概予销毁，仍留房屋为将来建置文武衙署、兵房及死事诸臣祠庙之用。于是元恶悍党，歼灭无余，而罪不至死者，亦无稍冤滥矣。该逆陆续呈缴金、银、铜钱三项，共合银十九万两有奇。除分赏前敌马步七十一营每营二千两，老湘一军在事最久，出力最多，酌量加给外，余银提为迁居灵州、张家圈之王洪堡、马家河滩回民购办赈粮，及水八堡修复渠工、中卫采买麦种之用。察看情形，边患全销，地方安谧，人心称快，天讨亦申。非仰赖宸谟独运，训饬周详，枢部诸臣筹拨饷需，乘东南底定，全力注之，何以及此！

至办此贼与办发贼、捻逆机局不同，方略亦异。如湘军之由晋入秦，先平土匪，继穿重险千余里，坚堡数百座，夺踞要隘，击退西宁、河州援贼，迳捣老巢；中路诸军之迳趋峡口，不顾饷道，不顾后路，皆犯兵家之忌。将领士卒，半带重伤，而战无虚日，气不少衰，卒能履险如夷，平兹积年巨患，其功固伟，其劳苦尤为可矜。合无仰恳天恩，破格优奖，以昭激劝。三品卿衔、布政使衔即选道、法福灵阿巴图鲁刘锦棠，自接统老湘马步全军以来，和辑将士，恪遵纪律，谋而能断，虑以下人，其临阵身先士卒，英锐绝伦，实统将中不可多得之才，应请旨逾格录用，并赏穿黄马褂。统领蜀军二品顶带、存记录用陕西陕安道、呼敦巴图鲁黄鼎，筹画精详，临阵整暇，扼贼要津，连克坚堡，洵属谋勇兼资，应请赏穿黄马褂。陕西提督、赏穿黄马褂、革职留任达春巴图鲁雷正绾，胆力坚定，能得士心，临阵勇敢，不辞劳瘁，应请旨开复革职留任处分，并照一等军功例从优议叙。记名提督、铿僧额巴图鲁金运昌，心地朴诚，近尤英锐异常，不避艰险，应请赏穿黄马褂。提督衔广东高州镇总兵、达春巴图鲁徐文秀，胆识兼优，英锐出众，所部炮队最为得力，应请旨开高州镇缺，以提督遇缺题奏。记名提督、猛勇巴图鲁王衍庆，朴实勇往，攻坚出力，应请赏换清字勇号。头品顶带、记名提督、江苏苏松镇总兵、赏穿黄马褂法福灵阿巴图鲁章合才，头品顶带、记名提督、赏穿黄马褂达桑阿巴图鲁何作霖，头品顶带、记名提督、赏穿黄马褂绷武巴图鲁萧章开，以上三员，均系湘军分统，在事最久，劳绩卓著，原禀请保世职，臣等以世职未敢妄拟，应候圣裁。头品顶带、记名提督、赏穿黄马褂博奇巴图鲁陶定昇，头品顶带、记名提督、呼敦巴图鲁赏穿黄马褂李云贵，以上二员，均系湘军营官之最为出力者，原禀请保世职，臣等以世职未敢妄拟，应候圣裁。头品顶带、记名提督、倭什洪额巴图鲁熊有常，头品顶带、记名提督、绷武巴图鲁喻执益，头品顶带、记名提督、请换清宇勇号曾松明，头品顶带、记名提督、穆精阿巴图鲁王承赞，头品顶带、记名提督、请换清字勇号尹兴茂，头品顶带、记名提督、刚安巴图鲁周云祥，头品顶带、记名提督、请换清字勇号席大成，以上七员，均系湘军营官之出力者，原禀请保世职，臣等以世职未敢妄拟，应候圣裁。记名提督、请换清字勇号曹义胜，记名提督、请换清字勇号汤彦和，记名提督、请换清字勇号孙桂亭，记名提督、请换清字勇号朱德开，记名提督、请换清字勇号邓光发，记名提督、请换清字勇号谭和义，记名提督、请换清字勇号罗照升，以上七员，攻剿奋勉，均请赏给头品顶带。记名提督、勇巴图鲁彭焕彰，记名提督、勖勇巴图鲁曾万友，记名提督、爽勇巴图鲁王福田，记名提督、骠勇巴图鲁金德恒，提督衔总兵、杰勇巴图鲁张春发，以上五员，均请赏换清字勇号。记名提督舒云翼，记名提督谢明月，记名提督谢寿松，总兵衔尽先补用副将谭慎典，以上四员，均请赏给清字勇号。记名提督、请换清字勇号李其森，记名提督、请换清字勇号舒永胜，以上二员，均请旨交部照一等军功例从优议叙。记名提督、请换清字勇号萧元亨，记名提督、请换清字勇号陈启明，记名提督、请换清字勇号李胜本，提督衔记名总兵、请换清字勇号张拔萃，以上四员，请赏给三代正一品封典。提督衔记名总兵何明海，请旨记名，以提督遇缺题奏。尽先推补副将郭宗仪，请旨记名，以总兵遇缺题奏。副将衔安徽尽先补用参将陈宗蕃，请以副将仍留安徽尽先补用，并赏加总兵衔。参将衔补用游击陶鼎金，请以参将补用，并赏加副将衔。都司衔五品军功董福祥，请以都司补用，并赏戴花翎。都司衔张俊、李双良，均请以都司补用，并赏戴蓝翎。盐运使衔分发省分补用知府李树棠，请免补知府，以道员分发省分补用。都统衔记名副都统、蒙古镶红旗佐领、铿僧额巴图鲁双寿，冲坚陷阵，迅厉无前，请赏穿黄马褂。记名副都统拉林，正白旗佐领、花翎委营总花良阿，请赏给头品顶带。吉林鸟枪营镶黄旗花翎骁骑校、尽先协领吴俊，请赏换清字勇号。花翎尽先副将李广珠，请免补副将，以总兵记名，遇缺题奏。花翎副将衔参将陈天寿，请免补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并赏加总兵衔。花翎尽先游击赵连科，请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并赏加副将衔。花翎尽先参将郎永清，请以副将尽先补用。花翎守备胡起云，请以都司尽先补用，并赏加游击衔。留川补用游击郑朝刚，请赏给勇号。尽先提督、哈西巴巴图鲁徐占彪，骁勇超群，深谙战略，数被重创，壮怀弥厉，请赏穿黄马褂。升用提督、捷勇巴图鲁黄有忠，升用提督、效勇巴图鲁刘治均，提督衔补用总兵、强勇巴图鲁赵兴隆，提督衔尽先补用总兵、壮勇巴图鲁陈攀仙，尽先补用总兵、扬勇巴图鲁黄虎臣，尽先补用总兵、著勇巴图鲁何玉超，以上六员，均请旨记名，以提督遇缺题奏，并均请赏换清字勇号。提督衔尽先补用总兵、呼敦巴图鲁陈春万，请旨记名，以提督遇缺题奏。尽先补用总兵黄祖福，请以提督升用，并赏给勇号。补用副将陈登云，补用副将黄得胜，均请以总兵补用，并赏给勇号。补用参将龙得胜、李登高，均请以副将尽先补用，并赏给勇号。补用游击李洪超、黄兆熊，均请以参将尽先补用，并赏给勇号。补用游击高青云，尽先补用游击李吉安，均请以参将补用，并赏加副将衔。花翎都司刘玉同，请以游击补用，并赏加参将衔。拟保花翎守备吴元璋，请免补守备，以都司补用，并赏给勇号。记名提督、绷武巴图鲁王凤鸣，记名提督、霍隆武巴图鲁方庭芝，以上二员，临阵勇敢，办事安详，请赏穿黄马褂。提督衔记名总兵、法克精阿巴图鲁宋朝如，提督衔记名总兵、武勇巴图鲁张怀玉，记名总兵、请换清字勇号王化成，以上三员，均请以提督遇缺题奏，并赏加头品顶带。补用提督、请换清字勇号徐名扬，记名提督、斐凌阿巴图鲁隋君廷，以上二员，均请赏给头品顶带。提督衔总兵、信勇巴图鲁杨步斗，请赏换清字勇号。总兵衔副将、精勇巴图鲁韩尚吉，总兵衔副将、固勇巴图鲁李华文，以上二员，请旨记名，以总兵遇缺题奏，并赏换清字勇号。副将衔参将、循勇巴图鲁高得胜，补用参将、拟请勇号邵升堂，均请以总兵补用。副将衔参将、悍勇巴图鲁董布亮，请以副将尽先补用，并赏加总兵衔。副将衔参将、拟请勇号郭占元，请以副将补用，并赏加总兵衔。游击衔都司龚心明、牛允诚，均请免补游击，以参将补用。副将衔游击马心胜，尽先补用游击邵维常，请以参将补用，并赏加总兵衔。总兵衔福建补用副将彭清和，请以总兵留于陕甘补用，并赏给勇号。总兵衔广东补用副将郑守南，请以总兵留于陕甘补用，并赏给正二品封典。甘肃补用参将陈缔高，请以副将仍留原省尽先推补，并赏给勇号。副将衔尽先补用参将周玉南，请以副将留于甘肃补用，并赏加总兵衔。守备衔蓝翎外委季胜忠，请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五品军功、外委杨德高，请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戴蓝翎。福建尽先补用参将邓增，请以副将归原省补用。头品顶带、记名提督、刚安巴图鲁陈广发，总兵衔福建补用副将冯南斌，攻克峡口，堵御援贼，最为出力，陈广发请赏给正一品封典，冯南斌请旨以总兵记名，留于甘肃补用，并赏给清字勇号。其余前敌各军出力员弁，及各军拟保文员，应请汇入攻克金积堡案一并保奖，以示鼓励。

臣宗棠衰病之躯，智虑钝拙，一切剿抚机宜次第，均密商督办甘肃军务、宁夏将军臣穆图善，赞理军务、陕西巡抚臣蒋志章酌夺办理，幸免疏误。谨合词恭折驰报，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安插就抚回众请增设平凉通判都司折（1871年3月15日）

奏为安插陕西就抚回众事毕，请增设平凉通判一员，平凉营都司一员，以资镇抚，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陕回窘蹙就抚，经臣驰报，钦奉恩旨允准。旋据三品卿衔即选道刘锦棠、陕西提督雷正绾、陕安道黄鼎等，分起押解陈林一起男妇大小一千五百六十四名口，马振江一起男妇大小八百四十八名口，赫青选一起三百八十三名口，马化一起一千二百七十八名口，余彦禄、阎兴春、余兆临、拜万江、金明堂、安杰等各起男妇大小五千五百五十余名口，内除挑出壮丁四百名交安杰、蓝明泰带随官军征剿外，余俱陆续解赴平凉。其老幼妇女无亲属夫男者五百七十余口，病饿不能行走，留养广武营，听其痊愈择配。沿途除病毙外，复收集从前散匿东、西两山余众五百余名口。比齐抵平凉，臣两次亲临点验，实共一万有奇。内除前安插平凉回民认领亲眷五百余名口外，实发化平川安插者男女共九千四百余名口，察看壮丁不过二千，余皆老弱疲病而已。化平川地在华亭县西北一百七十余里，东南距平凉百里，南连崆峒，西、北均阻高阜，岩壑环峙，两水萦绕，一为化平川，一为圣女川，合流汇白面河，入清水县界。川中横宽五六里，长三十余里。似亦前代安置降人之地，顾其详不可得知。臣前委记名道冯邦棅前往相度，改圣女川曰圣谕川，为宣讲之所；白面河曰北面河，示拱极之义。饬千总牟春阳带土勇二百四十名，分扎关山、三才镇各口；调记名总兵喻胜荣带所部平江营扼扎化平镇，以司稽查。冯邦棅带同委员于化平镇点验之后，按口表给赈粮，丈量地亩，按户分拨房屋窑洞，大致定妥。购给附近该处土宜种子，酌发耕牛骡驴，督其开垦播种。察看回众情形，于九死中得此生路，其不敢再萌异志，固在意中。

惟回俗畏所管头目，较之汉民畏官尤甚，而彼教诵经祈福之师名为阿浑，又时以异说蛊惑愚蒙，为回俗所信奉，以致一夫倡变，乱者四起。从前道光年间，张格尔以回教阿浑、和卓构乱者此也。按阿浑，回教名阿訇，訇与洪音近，汉民呼为阿洪。今之马化漋，即新教总阿訇也。和卓即回教所称教师，后裔贵种，在阿浑中尤尊。明史所称火者即和卓之音讹。马化漋署其父墓碑称为教父，盖窃和卓贵种之意耳。欲变其旧俗同我华风，亦非先王不易民而治之理。惟于安插伊始，于编审户口中隐寓联甲之意，十户一长，百户一百家长，令其钤束散户，而设官董之，凡一切户婚词讼，均取决焉，乃可散回目之势，而以其权归之官，庶几政令行而统纪一。回民鲜读孔孟之书，故不明义理，因而不知趋向。今欲其诵读服习，一从儒教，事有难行。然臣前奉到《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书，义蕴精深，词旨易晓，而大经大法，毕具于此。上年曾敬谨刊印，颁发陕甘各州县校官，朔望宣讲，令汉、回士民有所遵守。今复发化平川回民，俾知不易其教者，朝廷惇大之施，不鄙夷其民者，圣化覃敷之义。长治久安，或基于此。

如蒙俞允添设化平川厅通判、化平川营都司，则厅属各员、营属各弁，亦应添设。容当续行陈明请旨。

谨将筹办情形，据实附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附录上谕 谕左宗棠檄饬地方官加意抚绥化平川回众（1871年3月22日）同治十年二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左宗棠奏安插陕西就抚回众，请增设官员以资镇抚一折。陕西就抚回众一万有奇，除该亲属认领外，共男女九千四百余名口，均安插华亭县化平川地方。经该督饬令道员冯邦棅前往散给赈粮，丈量地亩，按户分拨房屋、窑洞，并购给籽种，酌发耕牛驴骡，督其开垦播种。办理均属妥协。着该督饬令总兵喻胜荣等妥为弹压，一面檄饬该地方官加意抚绥，毋使失所。遇有词讼案件，止分曲直，不分汉回，总以持平办理，勿任稍滋事端。其所请添设化平川厅通判、化平营都司各缺，着该部议奏。余着照所议办理。”钦此。请禁绝回民新教折（1871年5月26日）

奏为请禁绝回民新教，以弭衅端，而崇圣化事。

窃回民以西戎族类，杂居中土，自古已然，载籍详矣。就回民自数之典言之：祖曰阿丹，生于天方之野，产七十二胎，每胎男一女一，自为夫妇，至撒而其教始兴。又六百年，当隋开皇中，有穆罕默德者，生而神灵，阐明清真之教，回众翕然从之，其教始盛。今回民称天方教，自称曰穆民，以尊穆罕默德故也；又曰膜民，以阿丹初生之祖言也。其书有《天经》一部，回族称为穆罕默德所受之天者；又《天方性理》、《天方经典》两部，则明代金陵回人刘智所撰，皆发挥《天经》遗意，以华人文字润色之。其教以识主为宗旨，似儒者所言明心见性；以敬事为工夫，似儒者所言制外养中。其教规所谓天道者五：一曰念，谓诵经；一曰礼，谓报恩；一曰斋，谓绝物：一曰课，谓忘（已）〔己〕；一曰朝，谓归真。所谓人事者五，谓伦常之理。七日一礼拜，亦与泰西各国同，盖其原本出于天主耶稣，而时杂以佛氏之说。称华人为大教，自称小教。非如奇邪诡异之流，专以勾结为事，煽诱为能也。是故杂处中国，千数百年婚姻未通，俗尚各别，传习不同，而未尝敢萌他志。历代任其翔泳区宇之内，讥禁无闻。我朝录其人才，准其仕进，由文武科甲得官，擢至督抚提镇者，亦不乏人，固未尝以其进于中国而外之也。乾隆年间，两江督抚臣奏回教不宜留于中国，高宗纯皇帝特加训饬，圣谟洋洋，足为百世法。乾隆四十六年，逆回马明心、苏四十三由西域归，诈称得天方不传之秘，创立新教，煽惑愚回，谋为不轨。四十九年，田五继之。大军先后致讨，罪人斯得，然其根株未能净绝也。嘉庆年间，有穆阿浑者，与首逆马化漋之父马二复以新教私相传授。至马化漋而其焰渐张，复托名经商，到处煽惑回民，行其邪教。近据各贼供，京师齐化门、直隶、天津及黑龙江、吉林之宽城子、山西之包头、湖北汉口等处，均有新教徒党在彼传教。其传教之人曰海里飞，如内地之称经师；曰满拉，如内地之称蒙师，而品望皆在阿訇之次。马化漋则自称总大阿訇也。其教规大略与回回老教亦同，惟老教诵经则合掌向上，新教则两掌向上而不合；老教端坐诵经，新教则伙诵，头摇而肩耸；老教送葬不脱鞋，新教则脱鞋送葬。凡兹细节异同，固无关彼教轻重。然新教之所以必宜断绝者，为其自托神灵，妄言祸福，行为诡僻，足以诱惑愚回，俾令甘心役使，同陷大逆而不知，加以显戮而不悔，一如白莲、清香、无为、圆顿诸邪教之足以酿乱阶而祸天下也。

臣于金积各犯解讯时，细心推鞫，有供称马化漋能知未来事者，如远客来访，必预知同伴多寡之数；从前官军攻剿宁、灵，马化漋父子兄弟悉众抗拒，预言官军将退，回民无事之类。有供称马化漋时露灵异，疗病则愈，求嗣则得之类。有供称马化漋于投入新教之人，向其自陈过犯，罚挞皮鞭，代为忏悔，即可免罪之类。回性多疑善诈，异于常人。然一经新教蛊惑，即如醉如痴，牢不可破。方金积长围久合时，陕甘各回饥困殊常，至杀人以食，而马化漋父子兄弟藏有余粟，无敢窃议之者。迨局势危迫至极，犹且互相宽慰，谓总大阿訇必有保全之法。马化漋诣营求抚，意在一身塞咎，见好诸回，而诸回目踵营看视者日凡数辈，见马化漋辄双膝齐跪，不呼之起不敢起。如非迷惑陷溺之深，岂能至此！

兹幸诛夷迁徙，异患可冀永除。惟新教传染已广，回民聚集之处，率有传习新教之人。不及时严加禁绝，仍虑历时稍久，故智复萌，不逞之徒，时思窃发，又将重烦兵力也。除已获海里飞、阿訇诸逆穆四、穆五、马承祺、牛占元、牛占宽等，业经讯明惩处，未获之金师傅，马篆鲜二犯，咨行各省一律捕治外，一面出示晓谕所属各府厅州县回民，严禁传习新教。其从前误被新教迷惑之人，概准自首悔教，免治其罪。庶几渐趋觉路，永拔迷津，新教绝而回族安，关陇可保百年无事也。至各省传习新教，为时尚浅，良回佥称新教传染虽广，各省回民亦颇知为彼教异端，多有不肯遽信者。如黑龙江回民约二千余，而传习新教者仅只百余，即其明验。若乘此时严加谕禁，无难预杜乱萌。合无仰恳圣慈，敕下各将军、督抚大臣，严禁回回新教；出示辖境各回寺，嗣后遇有新教阿訇、海里飞等到境煽惑愚回，即由各回寺首董缚送所在官司讯明惩处；其从前被诱误入新教之人，仍准首悔免罪。则愚回有所惧，良回有所慕，不但地方可臻安谧，即回民亦长荷高厚保全之恩于无既矣。

臣每绎廷旨“分良匪，不分汉回”，敬仰我皇上仁育义正之德，上符高宗，实握千古治戎机要。谨就愚昧之见，据实陈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附录上谕 谕左宗棠禁绝回民新教一事可从缓办理（1871年6月23日）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十年五月初六日奉上谕：“前据左宗棠奏请禁绝回民新教一折。所称乾隆年间回逆马明心等创立新教，惑众滋事，先后伏诛，根株未绝。至马化漋之父马二等，复以新教私相传授，遂致酿成变乱。皆由新教行为诡僻，足以诱惑愚回，迷而不悟。现在马化漋虽已伏法，而新教传染渐广，必须严加禁绝，以杜乱萌等语。所奏自为思患预防起见。惟回民散居各省，同隶编氓，各安生业，若因区别旧教新教，设为厉禁，地方官稍不加察，书吏借此搜求，骚扰必至，回众惊疑，转生枝节。从前乾隆四十九年回逆田五等滋事以后，钦奉高宗纯皇帝圣谕：“查办此事，只当分别从逆与否，邪正之殊，不必论其教之新、旧。”钦此。嗣于乾隆五十四年，经勒保奏称，新教为回教之大害，拟令静宁等处头人访察禀首。复奉圣谕，令其设法化导，不可区别新、旧之名。仰见垂训周详，具有深意。此次马化漋倡乱，及身既被刑诛，徒党亦遭歼戮，正可借此剀切晓谕，俾该回众等及早改悔，不至误入迷途，自陷罪戾。该督现既出示所属州县禁习新教，并准自悔免罪，仍着严饬该地方官妥为开导，不可操之过蹙，致激事端。所请敕令各省一体禁绝之处，可从缓办理也。将此谕令知之。”钦此。敬陈进兵事宜折（1871年7月31日）

奏为敬陈进兵事宜，仰祈圣鉴事。

窃甘肃回乱，虽由陕回构衅牵连而起，实则新教久怀不轨，无陕回牵连亦不能保其不变。适因汉回结怨，得所借口以迫胁其族类，其变乃益速。时值东南兵事方殷，重兵巨饷，难于分布，不得不勉事羁縻，而玉关内外竟无完土。兹幸皇威震迭，金积荡平，陕回窘蹙归诚，又经划地安插，朝廷仁育义正之怀，天下共喻。回民虽善诈多疑，自忖党坚耐战，孰如陕回，堡寨之密，枪炮之多，孰如金积，其不敢妄肆鸱张，固意中事也。春间，清水县张家川抚回李德昌自请赴河州谕抚马尕大、马占鳌，臣知为河回央托而来，谕令听其自投，不准招致。盖自行投首，准与不准官操其权，苟由招致而来，设有不可抚者，碍难处置，一涉操切，转无以示大信而服其心也。李德昌行至洮河东岸，马尕大等递呈求抚。适闻河西用兵，心怀惊惧，疑李德昌之绐己，李德昌亦疑抚局有变，忿惧而归。嗣西路各郡县见荡平金积缘起告示，又探知灵州、平凉、固原、化平川等处安插陕甘各起回民，安居耕垦，适然无惊，始悟抚局终无可疑，马尕大、马占鳌求抚之心乃益切。观其于李百宽，马彦漋等投入河州时拒不容留，亦可概见。此时而言招抚，固可省兵力而赴戎机。

然以地势言之，河州、西宁即汉、唐河湟故地，为历代战争之场。兰州东、西、南三面均紧连河州，河州贼氛不静，兰州不能解严。以贼势言之，河回嗜利轻生，性喜剽掠，无事时即常骑马远出抄掠。变乱十年，未受惩创，更无畏忌。此等嗜乱之民，非创巨痛深，固难望其永久帖服世。现在宁夏、平凉、庆阳、泾州、巩昌、秦州、阶州各属，大致实已肃清，赈抚、耕垦、安插、迁徙、兵屯、民屯善后诸务，实已具有端绪。虽中卫、盐、固一带时有游匪出没不常，甘南之徽、两、西、礼等县亦时有伏匿之匪伺劫粮运，然统计实不过数起，人马多者实不过数百，少仅数十而已，倏隐倏见，如蝱虱着体，殊费爬搔，然固无能为害。现拟令黄鼎、雷正绾、魏光焘、左日升等各营，自中卫至平凉扼要分驻，其南路徽、两一带，加派提督殷华廷马队护运，搜缉游匪。一面慎选地方官，会同各防营严密掩捕，以净根株而重后路。据各路禀报，浮桥、渡船已办，各营刍粮军用粗备，道路修治已平。乃檄各将领克期会师而进，进窥河州。记名提督、凉州镇总兵傅先宗，率所部马步由狄道进，以其半渡洮而西，修立坚垒，以其半驻洮东岸，为中路；记名提督杨世俊率所部马步队及提督张仲春宗岳马步队，取道南关坪进峡城，为左路；记名提督刘明灯由马营监进红土窑，由红土窑进安定县，扫除零匪，以扼康家岩之要，记名提督徐文秀由静宁州进会宁继之，为右路。俟中路渡洮之师修垒毕，左、右两路乃渡洮继进。其岷州及洮州厅地居河州西南，山径丛杂，以五营分驻两城，调土司杨元带番勇守隘口，相机防剿，统归杨世俊调遣。会宁西北、安定东北均接靖远县地境，当北窜之冲，檄黄鼎分所部步队八营，益以副将桂锡桢马队三营，归记名提督徐占彪统领，由中卫进靖远，南搜会宁、安定游匪，西顾兰州。臣俟诸路布置略定，即率亲兵由隆德赴静宁、安定督剿；俟河州大定，乃图西宁也。西宁著名逆首马尕三已于三月内自伏冥诛，陕回崔三、禹得彦、白彦虎等，近时凶焰颇形消阻。至甘州、凉州、肃州本无大股耐战之贼，惟未睹兵威，故尔时形倔强。如果锄其桀黠，宽其良愿，办理悉当人心，则剿足令其畏，抚足令其怀，自可永期安谧。臣惟殚诚尽瘁，慎以图之，不敢迁延以误事机，亦不敢草率而贻后患，以求仰纾宵旰忧勤于万一。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官军先后渡洮攻克要隘大胜折（1871年12月8日）

奏为官军先后渡洮，攻克要隘，连破垒卡百余，迭获大胜，恭折驰报，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八月二十九日，将夺据康家岩要隘、造桥济师各缘由驰报，声称康家岩在洮河东岸，对岸十里为三甲集，三甲集正西为太子寺，三甲集迤西稍北为大东乡，均逆回麇集之所，为河州门户，不渡洮奋击，破此要隘，无以扼河州之吭而制其命。无如岸峻溜急，人力难施，急切不能成此要工，殊深焦灼。八月二十一日，令提督傅先宗、杨世俊将造成船只于狄道先架浮桥，缘狄道对岸地势宽坦，又北距贼巢尚隔山沟数重，非若三甲集岸峻溜急，又正对贼巢，为贼所必争也。二十二日，傅先宗、杨世俊各督所部临河放船，牵缆横渡。船甫抵岸，即派营过河筑垒。二十三、四日，桥工成。二十六日，傅先宗饬提督彭忠国四营渡洮，营于西坪。二十七日，杨世俊饬提督张仲春以宗岳四营渡洮，营于三叉河；饬游击何建威以四营渡洮，营于陈家坪山顶。每官军渡洮结垒，贼时以零骑数十或百余往来窥伺。然一击便走，不肯恋战也。惟陈家坪山巅立营时，贼以其与三甲集巢穴渐逼，二十八、九日，亦于黑山头筑四垒七卡守之；又于大坪山红庄连筑数垒，与黑山头贼垒互相联络。其高家集、胭脂山亦皆添筑贼垒，以防狄道官军。九月十二日，贼纠高家集各股分扑官军营盘，均经击退，毙贼二百余名。是夜四更，有贼千余潜袭彭忠国营。彭忠国诇知之，先伏精锐于营盘左右山沟，贼至伏发，毙贼多名。十八日，傅先宗、杨世俊会攻高家集，傅先宗率所部由平川进，杨世俊率所部由西平山梁进，何建威率所部由杨家岭进，立将当路十数卡一律踏平，贼皆望风溃逸。师抵杨家岭西，适黑山头贼垒出贼来援。总兵敖天印击走之，乘胜破红庄贼营一座。十九日，仍分三路疾进，步卒整队排行，马队分左右抄击，立将高家集八营一律踏毁，败贼缩退高家集大堡。傅先宗、杨世俊令步军合围堡贼，以马队遮格援贼。甫将大堡外木棚拔毁，参将廖嵩鼓勇先登，中炮殒命。将士愤甚，四面猱附而上，立克高家集大堡，分兵平毁新集子、平川、吉家山各庄堡。计两日内杀贼二千余名，生擒马玉等二十一名，军前正法。其红庄各贼垒亦以次攻破。二十六日，杨世俊所部攻马家集，克之。毙执红旗贼目一名，余贼鲜得脱者。随向草滩前进。行至中途，瞥见骑贼一起从西驰至，即设伏截之，擒骑贼十余名而夺其马。余贼惊觉，突围窜去。讯之生擒逆贼，供称：窜去者为宁河贼目马五、马沅亮及悍党数十名。杨世俊率所部策马疾追，主将马五、马沅亮及余逆悉数生擒而还，马五因伤重不肯行，比于军前正法，槛送马沅亮来安定，臣宗棠亲提讯鞫。据马沅亮供：本名马格力布，即上年狄道阵毙巨目绰号张非之弟，在宁河充阿浑，管回众二千余名，此次因探葑台消息被擒。比经斩决枭示。此狄道各军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二十六日，渡洮迭破贼巢，擒斩要逆实在情形也。

方傅先宗、杨世俊两军之架桥渡洮也，臣等会商，狄、河逆回悍党尽踞三甲集、太子寺、大东乡，固宜设法渡洮痛剿，然不先由狄道出师牵制贼势，令贼备多力分，既非先其易者、后其节目之义，且其时雪雨连旬，洮河旋消旋涨，康家岩近岸之处，州渚纵横，尤可凫水而过。然正溜扫西岸边家湾、邓家湾而下，水面虽仅数丈，深可灭顶，人马不能逾越。且康家岩对岸山脚直插洮滨，即得达彼岸，亦无列队之处，贼又于岸边掘濠数道，伏匿其中，开枪抵拒，勇士争渡不得，往往被伤，实为非策。拟俟洮流渐落，再议架桥。而诸军急于赴战，必欲力为其难。八月二十八日，提督徐文秀、刘明灯亲赴狄道接取新造船缆，顺流而下，驶过邓家湾贼垒，副将喻有才、参将殷德益为枪子所中，登时殒命。幸各营隔岸竞开劈山炮，将船缆抢护提归东岸，得免损失，毙贼亦多。九月初一日，凫水冲渡，攻夺隔岸炮台，弁勇淹毙者三十余名，受枪炮伤者十余名。适臣宗棠派营务处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道员朱明亮，带亲兵两哨察看形势，到康家岩列队助剿，共开洋枪，测准轰击，毙贼约二百名。贼复用皮船纷渡康家岩上下游及沙泥站等处，图劫运道。初七日，徐文秀率队击之。值贼由洪济桥渡过沙泥，徐文秀调各营劈山炮轰之，击沉贼船一只，毙贼多名。十二日，徐文秀、刘明灯见水势稍退，议挽缆牵船抢过河滩筑垒。贼出大股排列河干。徐文秀等见贼势团聚，连施开花大炮，毙贼极多，并开放螺丝后膛大炮，轰坍对岸炮台一座，贼纷纷骇窜。军士拨船牵缆，乘势急进，卒以水深溜急，不能径渡，废然而返。十七日，贼由上游柳林沟口偷渡，经总兵黄宏藻击退，擒斩多名。副将眭金城被贼飞于洞穿左胁，登时殒命。二十三日，总兵杨芳桂赴兰州运粮回营，所部参将杨其昌率步队百余人由沙陇迎护，中途遇伏，力战阵亡，弁丁从死者七十余名。徐文秀、刘明灯所部游击边得贵、参将杨正茂击贼新田铺，刘明灯率马队袭贼邓家湾东，均获小胜。此康家岩各军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十七日屡次抢渡未遂，互有胜负实在情形也。

徐文秀因水势渐落，船桥终不能成，愤甚，禀请由狄道过浮桥，从黑山头横捣三甲集。臣宗棠深韪其议。然康家岩对岸及沙泥以下一带，洮西渡船约二十余只，皮船更多不胜数，皆贼有也。官军绕狄道浮桥以登彼岸，虽胜算可操，然黑山头一带贼垒林立，官军逾沟数重仰攻已难，设师期稍滞，而贼乘船竞薄东岸，留防兵力已单，尤非妥策。因饬暂辍此行，饬王德榜、朱明亮率臣营亲兵千余名，益以提督陈广发、副将凌春台步队两营，提督陶生林马队一营，于距康家岩六十里站滩间道过狄道浮桥，以趋八羊沟，并饬调杨世俊宗岳数营以厚兵力，饬傅先宗率所部力攻黑山头以掣贼势，饬刘明灯预备柳林沟架桥，饬徐文秀预备康家岩架桥，如见王德榜师出八羊沟，则列队东岸以待。二十九日，王德榜率数十骑由站滩先行，过枫树湾，突遇回逆自丛薄间冲出，刺伤数人下马，王德榜测准发枪，连殪二贼。正相持间，大队驰至，贼始骇逸。旋派队搜山，擒斩三十余贼。讯供：此起乃宁河回党，闻头目马格力布槛送安定，伏此以图劫囚也。

十月初一日，王德榜、朱明亮由狄道过浮桥，杨世俊调宗岳军，亲率马队同进。连日审看地势，见黑山头贼垒凭高俯瞰，官军仰攻非便，维石鼓墩与黑山头共一山梁，官军立垒于此，据贼之中，则左扫黑山，右扫边湾，均为得势。初五日五鼓，潜师夜起，王德榜、杨世俊派宗岳营总兵高登玉、亲兵营总兵邓荣佳、副将佘起立各率所部上石鼓墩抢扎两垒。适值风雾四塞，贼不辨官军多少，未敢径前扑犯。比垒成雾散，贼以大股来扑，官军凭墙轰击，毙贼无算。黎明，贼以一股围扑石鼓墩营，一股踞山腰。徐文秀等于隔岸遥见官军已到石鼓墩，即列队架桥抢渡。山腰之贼飞赴边家湾堡助守，王德榜挥队截之。其围攻石鼓墩营之贼见势不支，亦撤围来援。官军分途纵击，勇气百倍。朱明亮怒马冲锋，手刃三贼。陶生林继乏，高登玉、邓荣佳、佘起立从石鼓墩山压下，合攻边家湾贼垒，破之。徐文秀、刘明灯挥所部抢过西岸，立成三垒。随派队助剿，毙贼无数。初七日，傅先宗率所部由石鼓墩进攻黑山头各垒，王德榜分宗岳两营及亲兵两哨助之，而自率亲兵八哨及陈广发、凌春台、陶生林等营，会同徐文秀攻邓家湾。三甲集贼众见邓家湾被围，急嗾悍党万余由山梁纷驰来援。王德榜、朱明亮、徐文秀、刘明灯一面分御援贼，一面紧攻垒贼，枪炮刀矛层递轰刺，鏖战两时许，贼尸山积，立将邓家湾贼垒攻破，援贼败溃不可止。马队沿岸扫荡，步队上山蹑追，愈战愈奋，遂将三甲集、邓家湾附近各村堡一律破除。擒匪供称：逆目谢头号、王海发均毙于阵。傅先宗攻黑山头之军探悉该逆缘冈结垒，绵亘二十余座，其西南又与新路坡、红庄、马家坪贼巢相连，既需仰攻，尤防牵制，因饬王德胜设伏莲花山腰，遏新路坡等处援贼；饬何建威率所部攻黑山中梁为中路；彭忠国率所部绕八羊沟出黑山之南，攻其前；敖天印、张得胜率所部携锄锹循樵径出黑山之北，袭其后；自率所部为中、前两路援应。其石鼓墩赴黑山头之路为匪掘断，峻削难登，又守以坚垒，惟饬石鼓墩两营作进攻之势，以缀其力。部署后，衔枚各发。四更时，中、前两路皆抵贼垒，枪炮雷轰，贼死拒，历两时许，何建威拔帜先登，破其第一卡，守贼坠濠鼠窜。彭忠国、朱运广亦督队猛进，继破左右两卡。各垒之贼以黑夜未出，天明均悉锐来援。傅先宗挥队冲突，正酣斗间，敖天印已攀藤缘磴从山后压下，贼咸惊愕。傅先宗突入贼阵，手刃悍逆二名。贼慌乱不及入卡，四散奔溃。各营风驰电扫，立将黑山头袤延数十里大小贼垒悉数铲平，阵斩匪党五百余名，获骡马炮械甚夥。其新路坡之贼闻黑山头炮声，于卯刻由莲花山后拥至。王得胜伺其逼近，由山腰截出，贼遇伏气夺。王得胜率队绕前击之，贼败奔返巢，擒斩亦众。初八日，傅先宗留彭忠国所部两营并建字两营分扎黑山要隘，自率所部缘黑山后岭抢上三甲集南山巅立营。得黑山败贼屯扎八甲口两傍，依山为固，以阻大东乡之路，当饬亲兵中、右两营下山逼扎川中，御八甲口之贼，调马队向王家坪一带沿河搜剿。各村出马步贼四千余结阵负嵎，提督丁桂智、总兵王铭忠分两路包抄，贼亦分队以应。敖天印率队由山巅压下，贼腹背受敌，夺路分逃，马步各队立将三甲集以西村寨、土堡扫荡无遗。王德榜等初七日破贼后，扎黑山迤南三甲集之前，傅先宗扎三甲集之后，以相犄角。徐文秀、刘明灯亦于初八日将康家岩浮桥搭成，刘明灯驻守之，徐文秀接扎赵家地，声势均已联络。惟杨世俊一军因胭脂、三川、油油沟等处尚有贼垒，于初七日五鼓率所部分三路进剿，贼凭垒死守，各弁勇填沟锐进，立破贼垒三座，杀贼三百余名，生擒九名。弃垒逃者为马队所蹙，越山狂窜。撤队后，接王德榜函会，以邓家湾、黑山头皆经得手，惟三甲集巨巢未下。遂于初八日率马队翻山南下，与各军合，沿途截杀败贼多名。初九日，会攻三甲集，王德榜、朱明亮率所部出其前，宗岳军继之；杨世俊率马队沿河顺川而进，杨芳桂及杨正茂继之；徐文秀率所部及尤成章横扫而前，沈玉遂督果军继之；傅先宗所部据山俯击，兼瞭遏援贼；刘明灯所部于水家沟沿河截剿。黎明，各路以次进逼。逆首马占鳌初犹嗾党登墙防守，枪炮如雨，继以木石。各军冒险猱升，前者坠，后者继，自卯迄未，周麾而登。马占鳌杂败贼中夺门向八甲口而逃。各军分攻康家口各大小堡卡十余所，破之，共毙贼二千余名，生擒百七十四名，夺获铜炮、劈山炮多件，军装、粮食无数。官军亦有伤亡。初十日，徐文秀移扎三甲集，余军分扼要隘。此十月初一日至初九日王德榜、朱明亮以偏师渡洮，会合各军踏平黑山头，攻克边家湾、邓家湾、王家坪，剿除胭脂、三川、油油沟各卡垒，力破三甲集巨巢之实在情形也。

十二日，各军攻破张家坪堡及大贝坪、甘坪、红庄、张家湾各堡。十三日，刘明灯、朱明亮攻破鲍家庄、大坪等堡。十四、十五等日，诸军进大东乡口，攻剿各贼巢，擒斩均多。惟仅据各路驰报，其战事详细情形，应俟续奏。

窃维狄道、河州夙为回众萃聚之所，土著汉民不过十之二三。回民恃其族大丁多，习为盗贼。汉民之弱者，供其役使，谓为从教之户；其稍强者，不甘从教，而势力不敌，往往失业为匪，游掠他方，所谓黑头勇丁者是也。又一种撒拉回民，居河、洮、西宁之间，别为风气，亦以剽掠为业，百余年来，不受官司约束，与河、湟诸回互相勾结，承平无事时，燕、齐、皖、豫响马剧盗多出其中。此固不独甘肃应除之贼。臣宗棠初到安定，河州诸贼目纷纷上禀求降，而于缴马械、求安插诸务独不一及。比知其未受痛创，贼心未死，遂饬诸军渡洮进剿。兹幸连夺要隘，扼贼之吭，斩馘共万余计，足寒贼胆而快人心。察看贼势，由三甲集以西至太子寺，虽贼垒林立，而其眷属死党尽聚大东乡一隅。大东乡在三甲集、太子寺北，周百余里，山峦层迭，路径狭险，贼以重利啖撒拉逆回，诱其助拒官军。非克期数路冒险排进，节节扫除，不能确操胜算。现密饬傅先宗，杨世俊先攻七甲集各垒卡，直捣太子寺，留兵守之，乃回攻大东乡，与诸军分道并进，庶可掣贼势而速戎机。

此次诸军分道渡洮，将士猛烈异常，每战必陷阵争光，行列仍复整齐静肃，故屡次冒险出奇，而亡伤尚少。一俟续报到齐，臣等当择尤随折请奖，以示鼓励。其巡视渡口阵亡之总兵街副将眭金城，护运阵亡之参将杨其昌，均请旨交部议给恤典。首先登垒之副将衔参将廖嵩，首先抢渡之副将喻友才，副将衔参将殷德益，皆中炮登时殒命。该三员平日胆力胜人，此次冒险争先，壮怀未遂，尤堪痛惜之至，应恳天恩，交部从优议恤，以慰忠魂。

谨合词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复陈福建轮船局务不可停止折（1872年5月2日）

奏为遵旨复陈事。

窃臣于三月初十日钦奉二月三十日密渝：“前因内阁学士宋晋奏制造轮船糜费太重，请暂行停止，当饬文煜、王凯泰斟酌情形，奏明办理。兹据奏：闽省制造轮船，原议制造十六号，以铁厂开工之日起，立限五年，经费不逾三百万。现计先后造成下水者六号，具报开工者三号，其拨解经费截至上年十二月止，已拨过正款银三百十五万两，另解过养船经费银二十五万两，用款已较原估有增。造成各号轮船，虽均灵捷，较之外洋兵船，尚多不及。其第七、八号船只，本年夏间方克蒇工，第九号出洋尚无准期。应否即将轮船局暂行停止，请旨遵行。等语。左宗棠前议制造轮船，用意深远。惟造未及半，用数已过原估，且御侮仍无把握。其未成之船三号，续需经费尚多。当此用款支绌之时，暂行停止，固节省帑金之一道。惟天下事创始甚难，即裁撤亦不可草率从事。且当时设局，意主自强；此时所造轮船，既据奏称较之外洋兵船，尚多不及，自应力求制胜之法。若遽从节用起见，恐失当日经营缔造之苦心。着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通盘筹画，现在究竟应否裁撤？或不能即时裁撤，并将局内浮费如何减省，以节经费，轮船如何制造，方可以御外侮各节，悉心酌议具奏。如船局暂行停止，左宗棠原议五年限内应给洋员、洋匠辛工并回国盘费、加奖银两，及定买外洋物料，势难退回，应给价值者，即着会商文煜、王凯泰酌量筹拨。该局除造轮船外，洋枪、洋炮、火药等件是否尚须制造？及船局裁撤后，局中机器、物料应如何安置存储之处，并着妥筹办理。已经造成船只，文煜等以拨给殷商驾驶，殊为可惜，拟将洋药票税一款仍作养船经费，酌留两号出洋训练。即着照所拟办理。其余各船，俟各省咨调时分别派往。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钦此。跪诵再三，敬仰我皇上于慎节经费之中，仍切思患预防之念，钦感难名！

窃维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着。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其时英人威妥玛、赫德有借新法自强之说，思借购、雇而专其利；美里登、有雅芝等亦扬言制造耗费，购、雇省事，冀以阻挠成议。幸赖圣明洞鉴，允于福建设立船局，特命沈葆桢总理船政，而后群喙息而公论明。臣于具奏后旋即去闽，然于船政一事则始终未敢恝置也。西征以后，迭接沈葆桢、周开锡、夏献纶函牍，皆称船政顺利，日起有功。第一号轮船万年清驶赴天津时，华夷观者如堵，诧为未有之奇。臣时于役畿郊，目睹其事，私怀幸慰尤深。嗣是率作兴事，成效益臻。

臣原奏自铁厂开工起，限五年内，造成大小轮船十有六只。计闽局自八年正月铁厂开工，至今已造过九号，为时尚止三年，纵限内十六号轮船未能悉数报竣，然亦差数不远。此时日之可考者也。试造之始，本拟由浅入深。近来船式愈造愈精，原拟配炮三尊者，今可配炮八尊，续造二百五十匹马力轮船，竟配新式大洋炮十三尊。此成效之可考者也。据夏献纶禀，各厂匠作踊跃精进，西洋师匠所能者均已能之，而艺局学徒一百四十余名，既通英、法语言文字，于泰西诸学，尤易研求。臣前据闽局函报，天文、算学、画图、管轮、驾驶诸艺童，有学得七八分者，有学得五六分者，屡请英、法教师考校，列上等者约七八十名，次亦三四十名，将来进诣尚未可量。如果优其廪饩，宽以时日，严其程督，加以鼓舞，则以机器造机器，以华人学华人，以新法变新法，似制造，驾驶之才，固不可胜用也。前闻西人议论，每叹华人质地聪颖犹胜泰西诸邦，未之能信。观近时艺童能事渐多，所学日进，参之西人羡者、妒者之口，观其消沮敛退之形状，似非无因。此人事之可考者也。文煜、王凯泰称较外洋兵船，尚多不及，臣未见其原奏，不知所称不及外洋兵船者何事，无从悬揣。惟文煜等既于造成轮船称其灵捷，又以拨给殷商为可惜，是已成之船非不适用，数百万之费非虚掷也明矣。其称尚多不及外洋兵船者，亦只就目前言之，并非画地自限，谓此事终应让能于彼族也。泰西各国制造轮船，自始至今，阅数十年，所费何可胜计！今学造三年之久，耗费数百万之多，谓遂能尽其奇巧，无毫发憾，臣亦不敢信其诚然。然侧闻西人议论，佥谓中国制造、驾驶必可有成，而闽局地势之宜，措置之当，索图传览，靡不叹服，亦足证前功之有可睹，后效之必可期也。至制胜之有无把握，此时海上无警，轮船虽成，未曾见仗，若预决其必有把握，固属无据之谈；但就目前言之，制造轮船已见成效，船之炮位、马力，又复相当，管驾、掌轮，均渐熟习，并无洋人羼杂其间，一遇有警，指臂相联，迥非从前有防无战可比。此理势之可考者也。

谕旨：“局内浮费如何减省？”窃维船局经费一款，臣于同治五年奏请试造轮船时，议于闽海关结款先提银四十万两为创始之用，系专为购器、募匠、买地、建厂之需。当初撙节确估，原虑支销不足。厥后增拓厂基，添购机器料物，用工日多，需费日巨，视原议增至一倍有余。嗣复于洋税项下每月拨银五万两，自五年十二月起，至九年八月止，共二百三十万两；自九年九月起，至十年十二月止，共八十五万两。据闽局开报各项用款，有因开创之始，不得不从宽估拨者；有因购办外洋物料，商贾居奇，不得不按照时价以广招徕者；亦有趁价值平减，预购备用者。局中工匠人数，较原议各有增加，如铁厂、船厂工匠一千六百名，后渐增至二千名；铁厂原只五处，后添至八处；艺局学徒原只六十名，后添至一百四十余名等类。工料既以求精而加，经费自以宽筹而绌，势有固然。惟匠作技艺熟习而精，或可期其速；外洋物价争趋而贱，或可期其减。夏献纶上年总办局务，曾禀节减经费银数万两。此后有无可节之费，臣相距太远，无从悬揣。大约工作之事，创始为难，亦惟创始为最巨。即如仿造轮船，必先建生铁厂、拉铁厂、捶铁厂、钟表厂、帆厂、舢板厂、陶厂、水缸厂、火锯兼模厂、熟铁兼铜厂、轮机兼合拢厂、铁船槽等各项工程，以应一船之用。各工既毕，量材分厂，并力凑办，庶机器相联，工作无间，船成而费亦省。各项工程既均因造船而设，其费自应汇入船工销算。创造伊始，百物备焉。故始造数只所费最多，以船工之先，凡轮船各具均须修造齐全，名目既多，款项甚巨也。迨接续造作，则各项工程无须再造，经费专用之船工，而经费亦日见其少。此时造船虽仅数号，而经费已逾臣原估三百余万之数，良由工料、马力既较臣原估之数有增，而又将创始各项工程经费一并计算之故耳。以臣愚见揣之，闽局已成及将成轮船约共九号，闻十一号、十二号之番木亦已购备齐全，则通计告成所费自少。而现造二百五十匹马力机器，实与西洋各国兵船无异。厂中既能自造，将来再增马力，只须增机器，不须增厂，尤为便利。

窃维此举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无论停止制造，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隳军实而长寇仇，殊为失算；且即原奏因节费起见言之，停止制造，已用之三百余万能复追乎？定买之三十余万及洋员、洋匠薪工等项能复扣乎？所谓节者又安在也？臣于同治五年奏请试造轮船时，即预陈非常之举，谤议易兴，事败垂成，公私两害，所虑在此。兹幸朝廷洞瞩情形，密交疆臣察议，成效渐著，公论尚存，微臣得于钦承垂询之余，稍申惓惓不尽之意。否则，微臣虽矢以身家性命殉之，究于国事奚所裨益？兴念及此，实可寒心！

所有福建轮船局务必可有成，有利无害，不可停止实在情形，谨披沥直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收复河州安插回众办理善后事宜折（1872年7月30日）

奏为收复河州城池，分起安插陕回，办理善后事宜，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维河州土回马占鳌、马尕大等，沥诚求抚，呈缴马匹、枪炮、刀矛，臣等迭次驰报。嗣据该回目自限分途按户搜缴，一月完竣，复缴马五百余匹，枪械称是，出具并无隐匿存留切结。计先后共呈缴马匹已四千有奇，枪矛一万四千有奇。候补按察使陈湜委员同时分起赴各乡按村勘验无异。

方马占鳌等之自限分途搜缴马械也，各遣子弟并偕各回目马永瑞等十二人，赴安定军前献马五十匹，具禀悔罪投诚。臣宗棠宣布朝廷威德，谕以生死祸福，听其自取。比仍纵令归巢，催缴马械。该回民疑畏益释，誓为良民。至是据报马械尽缴，乃明白晓示准其就抚。

办抚之道，以编审户口为要；编审户口，以迁徙客回、安辑土回为要。河州全境周五六百里，回多汉少，杂以番众。同治元年变乱以来，陕回多避居其中。自陕境肃清，金积扫荡，固原东、西山相继平定，所有各处倡乱之回，亦多寄孥其间，以避诛戮。此客回之应迁徙者也。其本籍汉民，有受河回胁制，甘为役使，名为随教，以图保全者；有仇隙已深，逃至岷、洮、狄道，充当勇丁，而亲属仍留河境者。宜分别拔出，以免衅端。此本境汉民之应迁徙者也。其外来汉民，有因陕回裹胁，而随其同窜河境者；有被河回裹胁，而认为义子、齿诸奴仆者。应逐一勒令交出，护送原籍，以别种类，而资完聚。此外来汉民之应迁徙者也。抚事既定，乃次第图之。

顾谋迁徙必先定安插之地。安插之地，汉、回各有攸宜。汉民安插狄道、金县、安定、会宁一带，凡近城驿，汉民聚积之处宜也。回民则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从前安插陕回，如化平厅、平凉县大岔沟及北原各处，丁口已一万数千名，既未可多所附益，又此次安插回民，有籍隶陕西者，有籍隶甘肃者，当其并力抗拒官军，固无彼此之分也。一旦缴马械就抚，还为齐民，则甫被新恩，旋寻旧怨，不但陕回与甘回气类攸分，即陕回与陕回、甘回与甘回，亦有难并域而居者。以抚局论，分起安置，涣其群，孤其势，计之得也。即以回情而论，亦非分起安置不可。乃预饬安定、会宁、平凉、隆德、静宁州各牧令，觅水草不乏、川原相间、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段者，以便安置。旋委员分途履勘，乃度其地之广狭，迁陕回杨文彦一起二百五十三名口于平凉之谢家庄、桃家庄；迁陕西张代雨一起二百九十一名口于平凉之张家庄、曹家庄；迁陕回拜崇花一起五百三十七名口于会宁之姚王家、曲家口；迁陕回马生彦等一起六百四十三名口于静宁州、隆德县境之王家下堡、刘戴家山；迁陕回马文元一起一百五十七名口于安定之刘家沟；迁陕回马维骧七十四名口于安定之石家坪；迁陕回马振清一起三百六十三名口于安定之好地掌；迁甘回安鸿庆一起四十三名口于安定之刘家沟；迁汉民陈富贵等四百四十七名口于安定之青岚山；迁汉民董永海一百零八名口于安定之新套河；迁汉民水映江一起四百二十八名口于安定之夏家营坊。其陕回中亲属有已安置化平厅、平凉县境者，汉民中亲属有已流寓陇西、狄道州各境者，听其自行投赴完聚，而皆给以赈粮，大口每日八两，小口每日五两。其迁出稍晚，尚能播种粟穈、荞麦者，照所垦地亩，给以籽种；其节候已过，不及下种者，令其尽力耕垦，以待明春。所需农器及各器具，必不可少者，一律酌给。惟陕回冯均禄一起，住河州西北二百余里黄河北岸，已于彼处耕垦栽种，乞俟收获后迁徙，听候安插；而盐茶、固原回民从前寄居者，尚待清查。其应迁之汉民，亦有求缓俟收获者，然丁口亦无多矣。

迁徙安置渐有头绪，乃命署河州知州潘效苏赴河州知州新任；新授河州镇总兵沈玉遂，带所部后路五营赴河镇任；署河州州判米联璧赴太子寺，分驻任所。据潘效苏禀报，五月十三日到任；沈玉遂禀报，五月二十四日到任。沿途汉、回列案焚香，迎送络绎。马占鳌、马尕大、马永瑞及各回目、阿浑等，咸跪道旁，膜拜感泣，并纳粮百万斤备军食。因乱后空城仅存，于关厢建知州官廨，暂资办公。沈玉遂五营列帐城中，分饬所部果军四营由城关外延扎宁河一带。记名提督张仲春领所部宗岳六营，进驻太子寺一带，前接宁河，后接七甲集等处。记名提督陈广发、总兵凌春台，以所部良辅、平西等营驻三甲集，前接七甲集，后接康家岩、洮河西岸。记名提督王衍庆所部左路五营，及镇西忠营两营，仍驻康家岩，西通三甲集，北连沙泥站，南达狄道州，东达站滩以抵安定。提督衔记名总兵张福齐所部六营，由沙泥站分布，北由阿干镇以达省城，南出沙仑接康家岩分布之营。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所部定西等营，仍驻狄道，西北接宁河、太子寺、三甲集各营，南接岷、洮各营，东接巩、秦所属各营。河州抚局虽定，而诸路连环布置，仍未稍疏也。

惟西北二百余里，循化同知所辖，番、回杂处，毗连西宁，即前史所称吐谷浑地，今为撒拉回巢，地险民悍，为甘肃边患久矣。乱后，回、番自相残杀，人物雕耗，文武不能履任，遂以化外置之。兹因河州抚定，撒拉各回亦赴军前求抚。陈湜诇知逆首狗齿牙子即杨继芳、马彦漋、马聋子等，败后窜匿河州地境，密谕马占鳌掩捕。马占鳌陆续将狗齿牙子、马聋子、马彦漋获解，其希图自立功效之情，尚似可信。

现筹办理善后要务，如清厘地亩，编审保甲，分给门牌，安设驿站，修葺城垣、关隘各事宜，正在次第办理。而今岁春夏之交，雨泽早降，夏收最稔，秋稼亦卜丰登，土民佥称实十数年来所未见，尤为意外之幸。上忙已报开征，民间输将亦觉踊跃。察看情形，人心大定，各路大致又渐次肃清。臣宗棠料理妥毕，即可进驻省垣也。

所有河州回逆抚定，收复城池，办理善后实在情形，谨合词恭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恳豁免蒙盐商人积欠税银并拟变通试办折（1872年9月19日）

奏为蒙盐商人积欠历年税银，无力交纳，恳恩豁免，并拟变通试办章程，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阿拉善地方，向产食盐，咸丰八年经前督臣乐斌奏请改私为官，抽收商税，以充兵饷。随经酌拟定章，每岁共完税银一万六千两，分期交纳，指定行销地界，公举商人张永泰、张公远充当商首，分住省城及秦州总理稽查，按限交税银各八千两，仍由住省商人张永泰汇解司库，备拨兵饷，按年清解，并未拖欠。迨同治元年陕甘军兴以来，道路梗塞，盐运滞销，税课遂积欠至二万数千两。五年经前督臣杨岳斌奏请暂行缓征，奉旨交部核议，经户部议准咨行在案。惟地方军务未平，从前存盐之所，如一条山、五方寺，地当贼冲，频年被贼惊扰，居民流亡，旧商资本荡然，转徙流离，杳无踪迹，遂致征无可征。前据署兰州道蒋凝学详报，一条山、五方寺两处，查有商人张永泰遗剩蒙盐、水烟等项，请派员在该处变价充饷，陆续收获银二万五千七百余两，尚存盐斤约可值银三千两有奇。除抵欠税外，积欠尚巨。旧商既无从追缴，拟招新商接充，而新商均以旧商欠款未清，恐干赔累，裹足不前。臣饬司道会议变通行盐章程，期收实效。据藩司崇保、前署兰州道升任山西臬司蒋凝学酌议四条，具详前来，并请将张永泰等递年欠税银一十三万三千余两一并豁免等情，详请具奏。

臣维行销蒙盐之策，必先清引地，于漳盐庶无窒碍；必另开官店，于商贩庶易流通。他如减厘税以恤边民，设局卡以杜绕越，均为目前要务。该司道所拟，尚中窾要。至张永泰等积欠之款，实因匪扰所致，与寻常商欠不同。合无仰恳天恩，将该商等积欠银两，概予豁免，俾新商得以划清界限，承完新税，免赔旧欠，以广招徕。并请俯允暂照所议章程先行试办，以济急用。如有应行增减各事宜，容臣随时陈明，以期周密。

除将条议恭缮清单，进呈御览，并抄咨部科外，谨将蒙盐商人积欠税银请免追缴，并拟变通试办缘由，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恳豁免茶商积欠课银并拟变通试办折（1872年11月15日）

奏为茶商积欠历年课银，无力交纳，恳恩豁免，并拟变通试办章程，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甘肃茶商承办西甘庄三司茶引二万八千九百九十六道，岁纳课银一十二万八千九百余两，内改折正供银八万六千九百余两，养廉、捐助、充公、官礼四项杂课银四万一千九百余两。军兴以来，引茶被焚，道梗商逃，茶务因以废弛。同治五年前，督臣杨岳斌据前兰州道华祝三议设官茶总分各店，归并古城茶税，以及免厘税、缉私贩计四条，奏蒙敕部议覆照准。数年以来，因回逆滋扰，久未试行。兹军务渐平，而逃商不敢复充，新商亦无应募者。推原其故，实因停办已久，积课过多，商情咸畏代偿前欠额引，故皆裹足不前。若不于成例稍示变通，茶务终难整顿。前据署兰州道、升任山西臬司蒋凝学酌议清欠、清引、清课、清商四条，尚称详晰。臣复饬司道悉心研究利弊源委，择其可行者妥议详复去后。

兹据藩司崇保、臬司杨重雅、署兰州道琫武公同筹议，查茶商积欠带征课银及已领茶引欠课，不下四十余万两，各商委因匪扰无力呈交。至每年额领茶引二万八千余道，引地多被蹂躏，诚难足额。每引一道，改折银三两，又征杂课银一两四钱零，试办之初，断难照数完纳。必须豁免积欠课银，停止应征杂课。仍分咨陕西、山西两省转饬各商原籍传力能承引之商，饬令到甘，量力由臣给票，以票代引，赴湖采茶。自同治十二年为始，能行一引之茶，即纳一引之课。从前积引，饬令一律呈缴，不复代为行销，以杜弊端。俟试办二年，察看实能行销茶引若干道，再行饬领引，以昭核实。庶茶课可冀日有起色。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复核无异。合无仰恳天恩，俯念该商等积欠银两，因频年贼扰，销路梗滞，实与寻常商欠不同，概予豁免，俾试办商人得以划清界限，承完新课，以免赔累。并请俯允暂照所议章程先行试办，其同治元年奉颁茶引，缓至办有成效，再饬承领。此外如有增减未尽各事，宜容臣随时陈明，以期周密。所有变通四条，恭缮清单，进呈御览。

除饬该司道查明商人积欠之正杂课银细数，并已领茶引，分别已行、未行，又，同治元年被匪焚劫茶封各实数，缮单详候奏咨外，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敕部议覆施行。谨奏。西宁解围后办理情形片（1873年1月12日）

再，西宁解围后，土、客各回目互相猜贰，纷纷乞抚。刘锦棠遵臣历次示谕，饬令先将所有马匹枪械悉数分日呈缴，然后言抚。计西宁县属已缴马一千六百余匹，枪矛四千余支；大通县属已缴马五百余匹，枪矛一千余支；其观音堂沟土回则令赴统领安西军提督刘明灯行营就近呈缴，亦据报收马数百匹，枪械千余件；陕回崔三等，土回冶福兴、马福寿等，皆款营献良马，自限按日追缴马械，彼俗所谓拉马投诚者也。其西宁城关各回民随马本源、马桂源遁巴燕戎格者，刘锦棠饬回目马永福往招之，计陆续投归复业者三千数百名，感官军不杀不扰之德，放胆来投者尚络绎于道。马桂源等见党伙已离，赴刘明灯处递呈，言为西北川回民所误，意为脱罪求免地步，盖以臣购捕告示中有解营讯办一语也。马永福在西宁回目中最称朴愿，本马本源之堂叔，马本源等纠陕回叛乱，马永福在城助官民守御甚力。其子马德源即马三娃，为彼教之海里飞，素凶狡，马永福不能制，至是因促马本源等速归就抚，又为马本源等所杀。马本源兄弟既杀马德源，为其族众所不容。据河回马占鳌、马永瑞等密禀，陈湜现纠约八工撒拉回众，截其入撒拉之路。陈湜已与刘锦棠密商办法，不容其深入番地也。

大抵回性多疑善诈，似黠实愚，其用心有非寻常意料所及者。办理之法，不可稍涉迂缓，致失事机；亦不可操之太蹙，令其疑畏。察看刘锦棠、陈湜，皆深识此意。臣惟有专其委任，责其成功，务求数十百年之安，不敢夸近功而忘远大也。

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附录上谕 谕左宗棠迅图攻拔肃州妥抚西宁各回捕获马本源等（1873年1月24日）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左宗棠奏官军剿击肃逆，屡获胜仗，及西宁土、客回目乞抚，现在办理情形各折片。肃州回逆困踞孤城，迭次出扑官军营盘，经徐占彪奋勇击退。惟城中悍贼尚多，困兽犹斗，允宜稳慎进取，迅拔坚城。该大臣现已派陶生林等营前赴肃州，交徐占彪节制调遣，金顺一军计期亦应到肃，即着左宗棠饬令徐占彪会同金顺，乘此声威，迅图攻拔，以竟全功。西宁土、客各回呈缴马匹枪械，纷纷乞抚，并着饬令刘锦棠等妥为办理，毋稍疏虞。逆首马本源、马桂源逃遁巴燕戎格，因党与已离，亦思投诚免罪。该逆等狡诈性成，恐以乞抚懈我军心，万一逃入番地，则捕获尤难。仍着饬令刘明灯、陈湜、刘锦棠等妥慎筹办，无论是否就抚，总以捕获为要，不可稍涉迂缓，致误事机。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克复巴燕戎格城擒获叛逆折（1873年3月27日）

奏为官军克复巴燕戎格城，擒获叛逆，并筹办善后情形，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宗棠先饬前山西臬司陈湜、河州镇沈玉遂率各营由河州前进情形，业于正月二十七日驰陈在案。马本源兄弟窜踞巴燕戎格城，自知罪在不赦，意图负嵎。闻刘锦棠进剿大通，复纠股窜扎巴什城，冀袭后路。臣宗棠先檄饬提督刘明灯、总兵敖天印扼屯险隘，该逆惧不敢前。而陈湜、沈玉遂已率河州各军于正月二十六日抵大何家，侦知该逆眷属均在巴城，因商派提督张仲春、陈广发，总兵杨芳桂、戴定邦，率五品花翎马占鳌及马仲有、马良义等，分起夤夜疾趋。查大何家赴巴城之路，一由循化，一由米拉三沟，两路稍平而较远。乃议取道番地，翻山直捣巴燕戎格厅城，攻其不备。连日大雪迷漫，各军冲寒度险。二十九日抵端庄，距巴城二十里，回目马永福等率众迎降。询知马桂源兄弟带其死党数百骑甫赴扎巴什城，正图挈眷他窜，陈湜等立饬马占鳌率马如蛟、马德等急进，沈玉遂等督轻骑继之。驰至巴城，叛逆业经四窜，余党正络绎奔赴。官军急分队入城，一面蹑追十余里，及贼后队，贼仍返旗抗拒，官军奋威冲杀，毙悍贼七八十名，夺马八十余匹，截获逆眷六口及其姻党十余名。

二月初一日，刘明灯、敖天印率所部由米拉沟来会，分驻城关，置所获马本源、马桢源妻子于狱。时大雪不止，知该逆未遽远飏，刘明灯、沈玉遂饬弁带回勇杨生魁、周世祥、蒋来成、马仲魁、马永昌、马伏清等深入贼中，谕以胁从罔治之意，回众争缴马械乞抚。叛逆马桂源兄弟见人心已离，惶惧益甚，阴遣死党求救于军功马占螯。马占鳌饬其尽缴马械。初四日，齐赴城外东山乞抚，一面禀知沈玉遂。沈玉遂密派马步队环伏东山要隘，比该逆至，遂俯首就缚。陈湜赴巴燕戎格厅，先提其死党马主麻、海乙什、马肖个、麻个子等三十余犯斩之，下马桂源、马本源、马桢源于狱。连日搜拿余匪，并勒限外五工撤拉各头目悉缴马械，并拨各营扼要驻扎，拟俟办理循化一律就绪，乃可班师。先派两营将马桂源兄弟眷口押解赴省讯办。盖遵臣宗棠前檄也。

臣维巴燕戎格回、番杂处，山谷幽险，与循化厅境紧接。叛逆马桂源等本循化回族。其由西宁遁入巴燕戎格也，盖图广行勾结，为西窜之谋。幸陈湜筹策精审，沈玉遂及各营将士戮力一心，其始不露声色，以缓其谋，其继解散党羽，以孤其势，遂令狡猾凶竖，自入网罗，不致重烦兵力。又，河、湟表里，互为声应，荒服阔绝，用兵至难。就河、湟而言，非先定河州，剿抚兼施，湟中亦难措手。此次收复巴燕戎格厅城员弁勇丁，均皆平定河州著绩之人，应请汇入一案保奖，以昭激劝。花翎布政使衔前山西按察使、著勇巴图鲁陈湜，谋虑周详，才能济变，在事出力最久，应请赏换清字勇号，存记录用。河州镇总兵、喀尔莽阿巴图鲁沈玉遂，静定勇毅，谋勇兼优，应请以提督存记，请旨简放。头品顶带、记名提督、刚勇巴图鲁陈广发，应请旨交部从优议叙。头品顶带、记名提督、博启巴图鲁、三等军功加一级张仲春，提督衔浙江处州镇总兵、勤勇巴图鲁杨芳桂，遇缺题奏提督、前福建台湾镇总兵、斐凌阿巴图鲁刘明灯，记名总兵振勇巴图鲁敖天印，均应请旨交部议叙。提督衔补用总兵、策勇巴图鲁戴定邦，应请旨以提督补用。其余出力各将士，可否由臣宗棠汇案请奖之处，出自鸿施。

谨合词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进规循化获胜折（1873年5月7日）

奏为官军克服巴燕戎格城后，剿办逆回，进规循化获胜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前山西臬司陈湜自二月二十一日将叛员马桂源兄弟眷属解省，当即发交司道监禁会讯，录供讯办，另案陈奏。陈湜传饬巴燕戎格城乡呈缴马械，准其自新。数日之间，陆续缴到叉子枪约二千杆，马约一千三四百匹。巴燕戎格界连循化，地分八工，均系撒拉回族，每工约户口数千。其五工惟木胡隆一工马械较多，各庄尚知畏威呈缴。独距六十里之青科庄回族，虽自称限期呈缴，然暗中牵连藏匿，屡催罔应。陈湜稔其为撒拉悍回，平时远出扰掠商旅，素称剧盗，凶横尤甚者，不乘威创之，终贻后患。二十八日，整旅前进。道员刘锦棠亦率队来会。青科悍回竟敢空庄出拒，守隘放枪。官军突前，擒斩数名，贼始翻山而逸，遂进兵驻扎青科。次日，陈湜传饬各工各庄回族，不准容留青科一回，并声言将青科田屋给各良回。该回闻之，乃于三月初二日归庄投诚，听候察办。陈湜当将著名回匪马乙麻、马米力、冶主麻等五十六名，就庄骈戮，枭首以徇。初三日，派提督张仲春、都司马占鳌勒缴该处及附近各庄马械，拆毁各庄炮楼，宥其驯者，安业如故。清科一庄遂平。乃接办卡勒冈十三庄抚事。

查卡勒十三庄内，惟三庄驯顺，其十庄则隐匿枪械，各回目亦屡传不到。初四日，杨芳桂往查，该十庄鸣枪抗拒。又，大胡、卡勒两工交界之东山内，亦多藏匿马械。初五日，张仲春同所部仁营营官总兵刘厚福往查。刘厚福率弁勇数十人，独出一路，途中被伏贼暗枪中伤，殒于阵前，并亡勇弁数名。初七日，陈湜派提督刘明灯前往助剿，马占鳌亦率队入山穷搜，该逆抗拒如故。陈湜以该逆怙恶逞凶，亟应痛剿，即商派河州镇总兵沈玉遂、提督陈广发、总兵邓荣佳等带后路队伍分支急追。其驯顺三庄给以良民旗，令植门首，禁止官军，不得擅入，专攻十庄。五日破其六庄，斩悍贼三百余名，带伤者不计其数。然每破一庄，贼拌死抵拒，官军中枪伤亡者共数十人，马占鳌所带回勇亦伤亡三（千）〔十〕余人。余四庄遂哀恳求抚。卡勒东为甘都工，自陈不敢助逆。卡勒、甘都之河对岸，旧为循化上四工撒拉回族所居，上四工素怀反侧，与下四工仇隙本深，至是暗煽卡勒、甘都中匪回并挟制良回，希图蠢动。军功马永瑞自循化下四工来称：上四工内除叉家工外，均议纠众滋扰，下四工则愿剿贼自效。陈湜连日调度进剿。十五日，上四工内街子、苏治、河沿三工回众已渡河者，果耀队于卡勒工地。十六日，复分三路图犯官军营垒。沈玉遂等饬各营列队山头，自率数十骑诱贼，饬后路各营偃旗潜伏山沟待之。贼果纠众来扑，沈玉遂左膊被枪子洞穿，仍裹创诱敌。贼以官军势单，翻山涌进。忽伏兵扬旗突起，四面冲截，贼遂大败。官兵追奔十余里，立毙悍贼百余名，并夺其叉子枪。贼之带伤者无算，均滚滚四散。是日，下四工头目韩老大攻街子等工巢穴，亦有擒斩。十七至二十一二等日，刘锦棠遣西宁镇总兵何作霖率湘军四营及抚回崔伟马队二百骑到戎，助破卡勒余庄，搜诛凶逆。余回哀恳免剿，并将马械缴尽。街子等工头目亦乞先缴叉枪、刀矛各一千五百件，容俟缚献丑类，尽缴马械。陈湜现驻甘都工河岸，俟诸事妥毕，再过河赴循化，次第办理。

臣维该逆回族，均撤拉一种，生性犷野，儿时即操习叉子枪，技最精练。平时较猎，能于百步之外取飞鸟，百不失一。所居依山濒河，地势险恶。乾隆中檄调随征金川番族及石蜂堡逆回，官兵倚为军锋，猛鸷可想。嗣仍屡次扰边。官军迭次进剿，皆未能痛加创艾，率于巴燕戎格、循化边界耀兵而还。该回族自恃地险众悍，时与汉、番构衅弄兵，益无畏忌。官军至，则诡词求抚，旋复杀掠如故，为陇省边患者近百年矣。兹乘河、湟底定后，深入其阻，大加搜剃，冀可潜销隐匿，一靖边陲。陈湜办理此事，于回庄中稍明顺逆者曲加抚慰，并严禁弁丁毋令稍有扰累；其桀骜者则必痛加剿办，俾识兵威。总期恪遵谕旨，分别剿抚，以规永久。臣宗棠函饬陈湜、沈玉遂等，苦心分明，毋枉毋纵，以持情法之平。此时多费一分心力，将来即免一分衅端，不敢草率从事，致烦圣廑也。现在诸回震慑，相率归诚，或无难悉就安谧。此次阵亡之总兵刘厚福，营规整肃，朴勇善战，以深入贼伏，中枪殒命，实堪悼恤之至，应请旨敕部从优议恤。余俟查明汇奏。

所有克复巴燕戎格城后，进规循化，获胜情形，谨合词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克复肃州尽歼丑虏关内肃清折（1873年11月26日）

奏为克服肃州城垣，首要各逆及土、客各悍贼一律歼灭净尽，并办理善后情形，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官军自七月初一至二十七日围攻肃城踞逆，迭获胜捷，及臣宗棠于八月十二日抵肃各情形，业经详细陈奏。臣宗棠于八月十二日驰抵肃州，驻营城南两里许。十三日巡阅长濠，察看各军棋布星罗，锁围密合，其西北及南门外稍有单薄处所，旋饬随带镇西、副中两营分拨驻札。诸统将均拟乘势攻拔，迅蒇斯役。臣等商各将领，约期会攻。时臣金顺已于东北角开掘地道，准备至期举发，拟商宋庆合攻东北。臣宗棠饬徐占彪、降补参将杨世俊各挑壮士于城西南角开花炮轰塌处所填塞贼濠，以便腾蹋而上；一面派队严扼长濠，防其冲突。首逆马四即马文禄，在城上见臣宗棠整旆遥临，汹惧殊甚。十四日，遣人赍禀赴徐占彪所部归化营乞抚，请出关讨贼赎罪。臣等觉其诈，不与批答，惟出示晓谕城中回民老幼、妇女免死，其诚心乞抚者，准诣营投审，听候分别办理。马四奉到告示，匿不张贴。十五夜三鼓，徐占彪、杨世俊督队填濠。城上枪炮连声不绝。副将赖长等连用后膛炮指轰，毙贼不少。五鼓，填濠登城，杨世俊麾队猛扑，甫及城腰，贼乘高死抗，枪子石块纷集如雨，官军未能骤登。十六日黎明，东北角地雷轰发，宋庆所部营官游击张林急麾壮士，冒枪石登城，贼负嵎死斗，张林身中数枪，裹创血战，旋中子殒命。十七日，徐占彪、杨世俊于西南城根各掘地道，副将赖长，守备陈文英、李思经，以后膛炮向贼丛连轰，臣金顺、宋庆等以劈山洋炮对东北城环击，臣宗棠令副将邓增移大炮一尊置东北角炮台，昼夜指轰，各毙贼无算。十九日五鼓，徐、杨两军地道掘成，同时举发，杨世俊率奇捷各营壮土奋勇先登，副将欧阳吉星率副中营继之，连扑数次，毙贼甚多。逆众于城上斜掘深坎，伏踞其中，坎上密挂叉枪，伺官军上城，连环施放，官军稍却。杨世俊愤甚，持刀督战，甫上城头，忽飞子贯脑，将士扶救归营，次日而殒。徐占彪见杨世俊创甚，仍督壮士分队猛扑，复阵亡二十余名，带炮石伤者五百余名。此官军自十五至十九等日攻城未下之实在情形也。

臣等商议，贼剩孤城，援绝粮乏，自无不灭之理，仰攻徒损精锐，不如增修濠垒。仍一面用后膛开花大炮向城中测准轰击，一面加掘地道困之。时刘锦棠报由西宁取道永安赴甘州候调，臣宗棠令带数营前来助剿，以所部抚定之河、湟番回本贼旧党，可以用奇也。九月初四日，臣金顺派所部壮士从东北城缺口抢登城头扎卡，断贼由城上往来之路。悍贼连日猛扑，均经大炮洋枪击退，毙贼甚多。其西南各城土回老弱，纷纷款营乞命。臣宗棠逐一提讯，据称：城中粮尽，悍贼宰驴马充饥，老弱乞其皮煮食度活，饿毙者不知其数，闻官军不杀老幼妇女，故偷出逃生也。比设局临水地方，留养听候安插。初十日，刘锦棠率湘军五营及已抚回、番至肃，臣宗棠令其驻营南门。陕回军功崔伟、禹中海、毕大才，甘回军功法镜泉、马福寿等，日驰马城下呼马四及各贼目，告以死期已至，善自为谋。马四自知生路已绝，哀恳出城乞抚，十五日亲诣臣宗棠大营，泥首乞命。适臣金顺与宋庆、徐占彪、刘锦棠均在坐，臣等当谕以罪在不赦，仍宜遵前谕先缴马械，次造客、土各回户口清册，听候审办安插；并令将各悍目分班带赴大营，听候面谕。马四唯唯听命。嗣是陆续款营呈缴叉枪一千一百七十余件，劈山炮、过山鸟枪、狗头炮、抬枪数百件，矛千余件，刀叉无数。惟战马仅缴七十余匹。据称，连日饥甚，已将饿瘦之马，悉数宰食，所剩止此。臣等饬客回分缴册籍，籍甘州者出东门，由宋庆点验；籍口外沙州者，由臣金顺点验；籍西宁、河州、循化及陕西者，由南门出，归刘锦棠、徐占彪点验，各军预于附近废堡分男女安置。二十一夜，土回头目金自明领贼数十人潜由大北门窜出，臣金顺督队轰击歼之，金自明伏诛。二十二日点验毕，核对册籍，人数有多。复拔出汉民男妇一千一百余名口。二十三日申刻，臣宗棠令提逆首马四即马文禄、马永福、马照、马金龙、马良臣即秃乡约、王得胜即王大汉、马金才即贵德老四、马梁臣、尕阿浑等九犯，数其罪，磔之中军。号炮三响，臣金顺、宋庆、徐占彪、刘锦棠立将各起凶悍客回一千五百七十三犯悉数骈诛。是夜，诸军入城纵火，枪轰矛刺，计土回五千四百余名，除拔出老弱妇女九百余名口外，尽付焚如，肃州以平。二十四日，安肃道史念祖、署肃州知州李宗笏入城圜视，尸骸枕藉，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盖昏夜乱刃交加，有不及辨者也。

计逆回窃踞州城，于今十载。始则土回肇衅，继则马文禄、蓝吉桢受首逆妥得璘伪封元帅，凶焰更张。蓝吉桢死，马文禄以西宁猎户纠聚撒拉回、番及西宁、河州剧盗，偷息于此，以通关内外花门消息。西路妥逆，中路马桂源、马本源，东路马化漋，皆资其联络。中间就抚受职，更名马忠良，实则自称马文禄，人仍呼之马四而已。当就抚时，城内汉民尚三万余名口，该首逆残杀其精壮，掳辱其妇女，至今仅存老羸男妇千一百余口。其客回从逆者，关外则沙州、哈密缠头，红庙子各种，关内则西宁、河州、循化、保安营、陇西、狄道、伏羌、甘州各种，及陕西流徙之回，约共两万有奇，能战者半之。汉民日微，回党日聚，势不至沦为绝域不止。自前年徐占彪一军进剿，由甘州、高台转战而来，大小数十战，逼贼进聚一城。臣金顺继至，而围始合。宋庆继至，而围始密。东关既破，储积空矣。关外贼走，外援绝矣。犹敢倔强一隅，誓决死斗。是其命中之技、坚悍之性诚有异于他贼者。

兹幸天网高张，俾积年逋诛悍贼，按籍而诛，屠豕刲羊，无一漏逸。在事诸军，功绩卓著。合无仰恳天恩，优加甄叙。记名提督、赏穿黄马褂、哈西巴巴图鲁徐占彪，勇略超群，战功素著，身先士卒，屡受重伤，此次孤军深入，卒拔坚城，始终出力，应恳恩施，逾格奖叙，以励戎行。湖南提督、赏穿黄马褂、格洪额巴图鲁、轻车都尉世职宋庆，远道遄征，不辞劳瘁，机宜允协，谋勇兼优，应请旨交部从优议叙。提督衔记名总兵、业普铿额巴图鲁刘宏发，提督衔记名总兵、湖南绥宁营游击、果勇巴图鲁李考祥，均请以提督记名，请旨简放。副将衔湖广督标补用参将、霍罗奇巴图鲁詹恩科，请以副将补用，并赏加总兵衔。头品顶带、记名副都统、奇车博巴图鲁萨凌阿，请赏加都统衔。副将衔湖南抚标补用参将、霍隆武巴图鲁方春发，请以副将补用，并赏加总兵衔。副将衔湖广督标补用参将、制勇巴图鲁李大洪，请以副将补用，并赏换清字勇号。总兵衔河南补用副将、果勇巴图鲁黄玉安，陕西补用副将、法什善巴图鲁曹正兴，均请以总兵记名简放。副将衔河南抚标补用参将、精勇巴图鲁张大发，请免补参将，以副将仍留河南尽先即补，并赏加总兵衔。蓝翎、五品军功徐文康，请免补千、把，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记名总兵、摄勇巴图鲁李成金，请赏加提督衔，并赏换清字勇号。副将衔尽先游击、固勇巴图鲁胡治国，请免升参将，以副将补用。记名提督、额腾额巴图鲁蒋东才，请赏穿黄马褂。提督衔记名总兵、图勒炳阿巴图鲁李宝林，记名总兵、挚勇巴图鲁宋得胜，均请以提督记名简放。记名提督胡保林，副将衔尽先游击刘知俭，均请赏给勇号。副将衔尽先游击、健勇巴图鲁李大川，尽先游击、精勇巴图鲁邱明礼，均请以参将留于河南尽先补用，邱明礼并赏加副将衔。记名提督、呼敦巴图鲁陈春万，请赏穿黄马褂。记名提督、勋勇巴图鲁金庆元，请赏换清字勇号。补用提督、励勇巴图鲁苏洪顺，提督衔记名总兵、精勇巴图鲁戴宏胜，补用总兵、壮勇巴图鲁李玉春，均请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换清字勇号。记名总兵、锡林巴图鲁龙得胜，请以提督记名，遇有提督、总兵缺出，请旨简放。记名总兵李玉山，请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给勇号。遇缺题奏总兵、克勇巴图鲁康得胜，请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换清字勇号。补用总兵、绷僧额巴图鲁宋贤声，请以提督记名，遇有提督、总兵缺出，请旨简放。记名总兵、噶尔萨巴图鲁齐怀松，请以提督记名简放。总兵衔甘肃补用副将、精勇巴图鲁桂锡桢，请以总兵补用。升用副将、铿僧额巴图鲁李洪超，闽浙补用副将符先陞，尽先副将张存义，均请以总兵补用，符先陞、张存义并赏给勇号。尽先副将萧兰玉，请赏加总兵衔。尽先副将、富勇巴图鲁李逢春，请以总兵补用，并赏换清字勇号。副将衔尽先参将方友升，请以副将补用，并赏换清字勇号。副将衔留豫补用参将、强勇巴图鲁冯桂增，请免补副将，以总兵补用。副将衔尽先参将马良骥，请免补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并赏给勇号。总兵衔福建补用副将、伊博德恩巴图鲁邓增，请以总兵记名简放。尽先游击、勖勇巴图鲁秦玉盛，请以参将尽先补用，并赏加副将衔。尽先游击董阳春、李长乐，均请免补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董阳春并赏给勇号。尽先游击、达勇巴图鲁武朝聘，请以参将补用，并赏加副将衔。花翎尽先都司邓洪贵、徐春先、罗平安，均请以参将尽先补用，并赏加副将衔。花翎尽先都司李得宜、汪春海，均请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花翎尽先都司蒲阳春，请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赏给勇号。蓝翎补用都司张长安、萧学刚，均请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尽先守备关占春，请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蓝翎尽先守备陈文英、周泽溥，均请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尽先守备廖登第，请以都司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花翎守备蔡义兴，请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蓝翎千总何国学、李华林、蓝明泰，均请免补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三品卿衔、布政使衔即选道、云骑尉世职、法福灵阿巴图鲁刘锦棠，请旨交部从优议叙。头品顶带、陕甘遇缺题奏提督、伯奇巴图鲁谭上连，头品顶带、陕甘遇缺题奏提督、奇车博巴图鲁余虎恩，头品顶带、记名提督、倭什洪额巴图鲁熊有常，均请旨交部从优议叙。升用提督、记名总兵、湖松额巴图鲁黄锦云，请以提督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提督、总兵缺出，请旨简放，并赏加头品顶带。总兵衔湖南补用副将、巴图隆阿巴图鲁张沛，请免补副将，以提督、总兵交军机处记名，遇有缺出，请旨简放。记名总兵、都隆额巴图鲁谭慎典，请以提督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提督、总兵缺出，请旨简放。副将衔补用参将、胡敦巴图鲁陶鼎金，请免补副、参，以总兵交军机处记名，遇有缺出，请旨简放。留陕补用游击、果勇巴图鲁张俊，请免补游击，以参将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并赏给勇号。记名提督、甘肃肃州镇总兵官、懿勇巴图鲁章洪胜，请旨交部从优议叙。福建补用总兵陈上达，河、湟肃清案内拟保总兵，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闽省总兵缺出，请旨简放，并赏给勇号，此次请以提督补用。总兵衔副将唐友山，请免补副将，以总兵尽先补用，并赏给勇号。陕甘补用副将杨金魁，请以总兵记名，请旨简放。副将衔尽先参将朱逵陆，河、湟肃清案内拟保副将，加总兵衔，并赏给勇号，此次请以总兵尽先补用。花翎都司徐凤高、雷文胜，均请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赏加参将衔。花翎守备杨凤山、黄忠和，均请免补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并赏加游击衔。头品顶带、福州副都统、清阿图克巴图鲁全福，请旨交部从优议叙。花翎骁骑校、尽先佐领、委参领双成，请以协领尽先即补，并赏换二品顶带。花翎尽先骁骑校、委参领德胜，请免补防御，以佐领尽先即补，并先换顶带。总兵衔补用副将、克勇巴图鲁欧阳吉星，请以总兵记名，请旨简放。花翎尽先补用参将张佳志，河、湟肃清案内拟保副将衔，并赏给勇号，此次请以副将尽先补用，并赏加总兵衔。补用守备萧芳林，河、湟肃清案内拟保花翎都司，此次请以游击尽先补用。蓝翎补用守备周桂林，河、湟案内拟保花翎，此次请以游击尽先补用。湖南补用总兵、壮勇巴图鲁佘起立，请赏换清字勇号。花翎游击杨月照，河、湟案内拟保参将，加副将衔，此次请以副将留甘补用。蓝翎都司王锦銮，河、湟案内拟保花翎游击，此次请以参将留甘补用。花翎补用参将魏治家，河、湟案内拟保副将，此次请赏加总兵衔，并赏给勇号。蓝翎都司李清贵，河、湟案内拟保花翎游击，此次请以参将补用，并赏加副将衔。六品军功毛占魁、易紫临，河、湟案内拟保把总，此次均请免补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戴蓝翎。蓝翎外委艾玉臣，河、湟案内拟保千总，此次请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花翎都司衔尽先守备汪海春，请以都司留甘即补，并赏加游击衔。花翎游击衔尽先都司周鹏翥，请以游击留甘补用，并赏加参将衔。留陕补用副将胡珍品，河、湟案内拟保总兵，此次请赏加提督衔，并赏给勇号。湖广补用副将贺兴隆，河、湟案内拟保总兵，此次请以总兵仍留原省，请旨简放，并赏加提督衔。花翎湖南补用参将易玉林，河、湟案内拟保副将，此次请免补副将，以总兵仍留原省，请旨简放。花翎副将衔尽先即补参将左桂棠，河、湟案内拟保副将，此次请免补副将，以总兵分省补用。提督衔记名总兵、健勇巴图鲁万守根，请以提督补用，并赏给正一品封典。提督衔记名总兵、果勇巴图鲁杨龙彪，河、湟案内拟保清字勇号，此次请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给一品封典。尽先都司宋得禄，请以游击留甘遇缺即补，并赏给勇号。蓝翎游击衔补用都司刘福田，请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副将衔尽先补用参将蒯发祥，请免补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并赏加总兵衔。花翎游击衔尽先补用都司胡得贵，请免补都司，以游击留于陕甘，遇缺尽先补用，并赏加参将衔。记名题补总兵李嘉泰，请免补总兵，以提督记名，请旨简放。头品顶带、记名提督、叶铿额巴图鲁陶生林，请旨交部从优议叙。总兵衔尽先补用副将卢有升，河、湟案内拟保总兵，并赏给勇号，此次仍请以总名记名，遇缺请旨简放。总兵衔尽先补用副将周国泰，河、湟案内拟保赏给二品封典，此次请以总兵尽先补用。蓝翎都司衔尽先守备黄得荣，河、湟案内拟保都司，加游击衔，并赏换花翎，此次请以游击尽先补用。蓝翎把总熊来海，请免补千、把，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军功崔伟、毕大才、禹中海，均请赏给花翎、五品顶带。六品军功法进全、马福寿、海有德、冶承兴、杨迎春、高秀春，均请赏给蓝翎，五品顶带。此外尤为出力将领员弁尚多，容即核明汇保。其应咨部者，亦即分别咨部注册，以励戎行。

所有克复肃州城垣，尽歼丑虏，甘省关内一律肃清缘由，谨合词恭折驰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请敕张曜额尔庆额带所部出关并简重臣总司粮台片（1873年11月26日）

再，臣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日钦奉上谕：“关外回匪窜扰巴、哈两城，哈密被围甚急，景廉现派吉尔洪额、沙克都林、札布统带马步队前往救援。惟此股回逆人数甚众，悍贼尤多，非厚集兵力，难图剿洗。着景廉饬吉尔洪额等兼程前进，迅速驰援。该都统将济、古两处防守妥为布置，即着督带兵勇亲往援应，毋稍稽迟。该处地方为西进大军粮运后路，刻下哈密城围甚急，万一稍有疏虞，则不独西进大军粮路阻绝，即肃州全局亦为掣动。金顺前有带兵西进之请，现在关外情形较关内十分紧急，该前将军曾否起程，着懔遵迭次谕旨，趱程前往，并先拨得力官兵，星驰前进，会同明春各队迅解哈密之围。并着左宗棠饬令各属认真筹办军粮，在玉门地方安设转运粮台，以资接济。该大臣仍当懔遵前旨，速拨劲旅数营，驰赴巴、哈两城，迅扫贼氛，毋得顾此失彼。金顺一军屡次严谕克期出关，现在哈密被围情形如此紧急，若再迁延不进，致误事机，定将金顺从重治罪。左宗棠所部兵力甚厚，尽可分拨出关，刻下关外贼势鸱张，巴、哈两城盼援甚急，若坐视不救，致该城稍有疏失，定惟左宗棠是问。”等因。钦此。臣闻命之下，惶悚实深。

关外军情紧迫，金顺一军整理需时，臣自当遴派劲旅出关，以资臂助。惟肃州甫经克服，各军劳乏过甚，损折亦多，亟须整理。现正拟酌量汰撤，稍节虚糜。若于各营中零星抽拨，凑合成营，则兵将两不相习，恐难骤收实效。惟驻扎镇番广东陆路提督张曜所部嵩武一军，步队十二营，马队两营，整理年余，蓄锐已久。张曜夙娴韬略，曾蒙圣明洞鉴及之，且与金顺共事数年，彼此相习，臣前路过凉郡面商关外增军一事，张曜毅然请行，臣深佩慰。此时金顺所定出关二十营，整理既需时日，臣若仅派数营先往，诚恐兵力仍单。此不得不请调嵩武全军之实情也。

惟所部马队仅止两营，仍应添派得力之营，以期得力。查穆图善续调之吉林、黑龙江马队，颇有堪资挑拨者。臣窃见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勇干有为，由管带吉、江马队著绩，简放是职，金顺亦稔知其人，堪以派往。

应请旨敕下张曜、额尔庆额，各带所部出关，共收实效。臣一面先筹两军粮运，俾资裹带，毋误师期。如蒙俞允，张曜、额尔庆额应请敕帮办金顺军务，俾尽其赞画之长，庶期共济。近据玉门、安西州商民传言，哈密解严，贼复西遁，未知确否？然增军出关，则仍未敢视为缓图。

至钦奉谕旨，饬于玉门安设转运粮台一节，窃维用兵必设粮台，总司收发支应，各处皆然。从前西北用兵，钦派重臣驻肃办理粮台，历有成案。臣调督陕甘时，因饷需不济，只于湖北设后路粮台，陕西设西征粮台，专司各省协饷。而一切军需支应、制造转运诸务，皆节节设局经理，不敢多设粮台。愚陋之见，实因粮台一设，所需差委员弁及制造军需匠作夫役、护台将弁兵勇办公薪粮等项，需费浩繁，当兹艰巨之秋，自应力求撙节，惟恐局势日侈，需用日多，不如设局之结算较便，稽核易施也。究之头绪纷繁，事无巨细，均须躬亲裁决，于庶务时有丛脞之虞，而报销亦难以速办。兹蒙谕设立转运粮台，实关外亟应兴办之事，亦微臣早拟陈请者。可否仰恳天恩，于户部堂官内简任贤能，总司其事，并令选派廉干司员，携带帑银，出关办理，以昭慎重之扯，出自圣裁。

谨一并附片复陈，伏乞训示施行。谨奏。安插肃州老弱回民片（1873年11月26日）

再，肃城土、客逆回业已办结，其老弱妇女二千数百名，概行递解兰州，设局留养，俟臣宗棠凯旋，择地分起安插，以广皇仁。惟客回种类不一。其由哈密迁来之缠头回子一种，现止二百零八名。据称系康熙年间来肃，近为肃逆迫胁，死伤甚多，哀恳于内地安插。其沙州、红庙子一带回族，则地方尚未肃清，更无遣归之理，且人数所剩无多，妇女老弱居其大半，臣等已饬一同解赴兰州，再候安插。现在肃州实无一回羼杂。其甘州、凉州各回，死亡殆尽，亦无遗种。从此关内外花门勾结，当可无虞。

特自古徙戎之举，均系自内及外，无由边迁腹之例。局外议论，非所敢知。然熟察情实，非此不能杜衅隙而靖边疆。

理合据实附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甘肃茶务久废请变通办理折（1874年4月2日）

奏为甘肃茶务久废，宜相时变通，以袪商累而广招徕，浚利源而便民用，据实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维甘肃自军兴以来，茶务废弛。同治四年，前护督臣恩麟奏称频年贼扰，引滞课悬，请将咸丰八年欠课分三年带征，其咸丰九年、十年、十一年茶引，仍令照旧行销完课，其同治元年后茶引暂缓发商。同治五年，前督臣杨岳斌议设官茶总、分各店，归并古城茶税，及免厘税、缉私贩具奏。均经户部议准，而皆未及遵行。

谨案：陕甘官茶，均由湖南采运而来。咸丰二年以后，粤逆狓猖，湖南、北两省贼踪肆窜，道路中梗，茶商时被劫掠，采运顿稀。恩麟所奏欠课自咸丰八年起，实则咸丰三年以后引滞课悬，已历五年。此五年中，陕甘湖茶引课，多系官商从前销之引及私贩偷运之茶也。咸丰八年以后，楚境渐次肃清，茶运稍畅。而九年、十年、十一年，洋商续在各口岸收买红茶，湖南北所产之茶多由楚境水路就近装赴各岸分销，而陕甘官商办运甚少。恩麟虽有仍令照旧领引完课之奏，官商迄无应者。同治九年，陕回构变，湖茶入陕者囤集泾阳，听候盘验，城陷，尽被焚掠。自是由关而陇，贼氛充斥，官茶片引不行矣。

溯甘省茶商，旧设东、西两柜。东柜之商，均籍山、陕；西柜则皆回民充商，而陕籍尤众。乱作，回商多被迫胁，死亡相继，存者寥寥；山西各商逃散避匿，焚掠之后，资本荡然，引无人承，课从何出？恩麟所请分年带征及仍令商人照旧行销，本是纸上空谈，初未见诸行事。杨岳斌接任总督，距恩麟前奏仅止数月，见旧商无人复充，新商畏累裹足，而陕境私贩充斥日甚一日，故请在陕设立官茶总、分各店，意欲化私为官。卒以经始费用无措，遂止。所请撤各省局卡厘税，议分古城估抽课厘，亦无应者。是甘省茶务从前徒有变通之名，并无试办之事也。

臣上年奏请豁免积欠课银，以票代引，招商试办，盖拟于官引无着时，先筹变通之策，冀行之或效，渐可仍复旧章。而户部仍据恩麟、杨岳斌原奏，以旧引责之原领商人，新引责新商承领。杂课暂虽展缓，未准遽停。并应仿五年杨岳斌奏案，令商人于陕西先开官茶店，试办新引。臣接准部咨，即饬兰州道琫武遵办，招商领引纳课。自上年二月至年底，据琫武禀，旧商无力领引，新商无人承充，勉强招致，仅只陆续承引二千数百道，按之原额，不过十分之一，茶务难望转机。臣体察情形，甘肃频年贼扰，汉、回户口死丧、流离、失业者众，不独茶商为然。欲招集旧商，从新开办，势固不能。新商以欠课未免，惟恐一经充商，其获利与否尚未可知，而前课未清，势将代人受累。虽多方譬晓，依然观望不前，非官所能强。若仿照杨岳斌奏，在陕开设茶店，无论地远人众，稽查难周，一疏检校，便致亏折。且官民交易，既非政体所宜，又距产茶之地数千里，商贩以销路归官，利息顿减，茶之来源难期畅旺。是禁私茶转碍官引，尤非所宜。

至请撤各省局卡茶厘，意在缓厘急课。然各省局卡厘税，向章茶与百货同征。专免茶厘，易启夹带、偷漏之弊。且隔省局卡，自有督抚主持，无由陕甘裁撤之理。古城漏课之茶，系由山西出口。应咨由山西抚臣委藩司、道、府设局卡查缉，以清其源，始免偷漏；一至古城，则形势散漫，难期周密。

兹值关陇安谧，局势与恩麟、杨岳斌在任时不同，亟宜通筹并计，以规永久。比按照部议，就陕省现在情形斟酌损益，因时因地，筹拟变通试办章程，谨缮列清单，伏候圣明裁察。

因茶市届期，一面分咨产茶地方及茶运经由各省，一面行知陕甘藩司及各道府等，妥为料理，以期划一。务期商累袪而招徕自广，私销化而课额可充，以仰副我皇上便民利用、抚绥远人至意。

所有未尽事宜，容候随时察酌情形，奏明办理。合并陈明。伏乞圣鉴训示，敕部议复施行。谨奏。

谨拟《变通茶务章程》，恭呈御览。

一、山、陕西旧商无可招致，回商存者更属寥寥，整饬甘肃茶务，所苦先在无商承引，固法穷必变之时也。窃思国家按引收课，东南惟盐，西北惟茶。茶务虽课额甚微，不足与盐务比例，然以引课有无为官私之别，与盐务固无异也。道光年间，江西盐务废弛，先臣陶澍力排众议，于淮北奏改票盐，鹾纲顿起，且有溢额。曾国藩克复金陵，犹赖票盐为入款一大宗，其明验也。盐可改票，茶何不可？按茶引之设，向系总商承领。领某司引、销某司茶若干斤，纳正课若干、杂课若干，均有定数。其资本不足者，一商名下，数家朋充；或领引转卖与人。正商但雇伙营运，领引分销，坐享其利，与盐商略同。试办之初，人皆以充商承引为畏途者，盖一经充商承引，则定为永额，将来须责赔旧欠，一也；或行销不旺，致有亏折，不能辞商缴引，亏累无穷，二也。今仿淮盐之例，以票代引，官商犹形裹足，应改拟商贩并招，一俟销路疏通，商贩有利可图，资本渐裕，届时或议仍复旧章；或行票尚无流弊，额引更多溢销，届时再当据实陈明，听候部议。

一、正课照定例征收，杂课归厘税完缴，方期简明核实，易知易从，蹊径清而弊窦塞，课额自可不致虚悬。按茶务正课每引征银三两外，征养廉银四钱三分六厘，捐助银七钱三分二厘八毫。西庄甘各司征收九成改折银二两七钱，官礼银二钱四分。内如捐助一条，本系雍正初征准噶尔时茶商捐银十二万两六年分缴之款，事平仍接续征收，遂成课额。其他各款，多应外销，名目既繁，易滋流弊。承平时商力已苦难支，试办之初，不大加厘剔，正课势必虚悬。且陕甘厘局，茶斤已与百货同征，若于正课外加入杂课，又加入厘税，是一物三征，杂课、厘税所定翻多于正课，于事体非宜，姑勿论成本过昂、商累已甚也。兹拟将杂课并归厘税项下征收。其行销内地者，照纳正课银三两外，于行销地面仿照厘局章程，在陕甘境内行销，均各一起一验，完纳厘税。大率每引以收银一两数钱为度，至多不得过二两，由陕西藩司、甘肃藩司按照各厘局现行章程分别酌议增减，以归划一而免重征。其出口之茶，则另于边境所设局卡加完厘一次，以示区分而昭平允。杂课既归厘局征收，所有各项名色概予删除，以清款目而杜影射。是杂课虽蠲，仍于厘税项下完缴，课额不致虚悬，而茶务得归简易，中饱之弊庶可免矣。

一、试办之初，以督印官茶票代引，不分何省商贩，均准领票运销，不复责成总商。惟恐散而无稽，遇有零星欠课，无凭追奉委会同前往沙金套海查询宁夏部员祥升被民绑捆情形，当即传集该处总管张瑜、边官李荣等细加察询，该员祥升遇事信任家丁胡二，勒取陋规，纵役扰民，索诈银钱属实，该员不加稽察，以致民怨沸腾。该处自被回匪蹂躏之后，多系逃难人等避居其地，不胜其苦。旋又强拉马匹，搜取物件，激成公愤。该难民及管押人等集公寓鸣冤，兼讨马匹。各役持械凶殴。该员亦自称跟役，讳官易姓，亲身格斗，以致误缚。迨察知后，随即谢罪。该员自谓“居官失察，自侮人侮，姑念愚民无知，一概免究”等语。由署宁夏将军丰绅会同署宁夏镇总兵官谭拔萃，咨请核办前来。

臣查该员祥升驻扎宁夏，办理蒙古民人事务。兹值巡查北口，纵令丁役索诈，众民赴寓鸣冤，各役持械凶殴，该员挺身格斗，致被误缚，实属不知自爱，有玷官箴。应请先行革职，由理藩院查办。相应请旨，将驻扎宁夏办理蒙古民人事务理藩院候补主事祥升先行革职；其所遗之缺，并恳天恩迅赐简放，以重职守。

除咨明理藩院外，谨会同署宁夏将军、副都统臣丰绅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特参查禁罂粟办理两颟顸并失察委员丁役诈索之知县请分别革降折（1874年6月19日）

奏为特参查禁罂粟办理颟预并失察委员丁役诈索之知县，请旨分别革降，以资整饬事。

窃臣前钦奉谕旨：“左宗棠奏陕甘民食紧要，请严禁种植罂粟一折。民间栽种罂粟，本干例禁。现在陕甘地方疮痍甫复，耕垦无多，民食、军粮犹虞不继，亟应讲求农务，以冀丰盈。即着左宗棠严饬各地方官申明定例，悉行禁止。”等因。钦此。臣钦奉谕旨后，当即恭录行知，通饬各府厅州县实力查禁。

窃意甘肃被祸惨酷，残黎无衣无食，一息仅存。当此浩劫甫离，患难之余，易与为善。如果地方有司诚心爱民，于抚绥安辑之时，导以善机，督课农功，锄除恶卉，较之寻常查禁，其效实有事半功倍者。无如各州县颟顸从事，视若缓图，甚且于罂粟含苞成果时始行勘验，徒使委员丁役收受规费，虚报民间畏怯拔除，希图掩饰；或竟以罂粟现杂禾稼内种之，碍难拔除；或以愚民护惜罂粟，动辄集众阻勘，恐致激成事端，虚词掩饰。臣均逐一驳斥，择其尤者撤任察办。代理成县知县张廷庆，借乡民愿罚修庙宇为词，擅议酌罚，始行具禀。代理宁远县知县熊宝光，派差役下乡查勘，议罚钱免拔，虽罚款均未入己，而罂粟未能拔除。代理伏羌县知县余寿鼎，奉札后委典史吕鹤年收受规费，余寿鼎漫无觉察，意在徇隐。署古浪县知县赵德龄，于上年六月罂粟长发时始具禀请示办理，臣赴肃路过该县，驻营城外，犹见罂粟遗卉满地，询访赵德龄在任官声狼藉，比饬详参。旋据藩、臬两司会详请参前来。臣复核无异。除将伏羌县典史吕鹤年咨革饬司拟议外，应请旨将五品衔陕西补用知县张廷庆、同知衔分发补用知县熊宝光、补用知县赵德龄一并革职，永不叙用。其余寿鼎一员，业经另案革职，应请旨饬部以“永不叙用”注册，用示惩儆。

又，前署西和县知县、升用同知、广东补用知县刘凤新，因筹办粮运未能兼顾，仅据札委典史履勘查据，致乡民啧有烦言。虽查无授意科敛情事，究属怠玩。应请旨以佐杂降调，归部诠选。

以上各员，均经各道府揭报，藩、臬两司提讯会详请参。臣复核无异。谨据实具劾，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办理出关诸军饷数及粮运情形折（1874年11月12日）

奏为出关诸军饷数及粮价运脚现筹办理情形，谨遵谕旨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奏出关诸军饷数及粮价运脚应由户、兵两部会议一折，声明除额尔庆额所统马队、金顺所统冯桂增一营饷粮、脚价由臣与穆图善饷项内划给，毋庸另筹外，其金顺、张曜、宋庆等出关各军饷粮应否酌中定议，俾诸军饷馈有着。嗣准部复：金顺、张曜、宋庆应各将该军所需正饷、粮料等项，查照例章，并体察关外情形，每月实需银若干，并原拨饷项，分晰咨报，由臣奏明，再由部臣核办。等因。已经奏明，奉旨：“依议。”钦此。臣比恭录，并抄部文，飞咨金顺、张曜、宋庆钦遵办理。

顷接张曜咨报：所部嵩武军马步十四营，按人马实数，每月应支净粮料四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斤；其管驼骡差弁、长夫应支食之粮，驼骡应支食之料，尚不在内。该军由河南应饷，计每月照章应得正杂饷银三万七千二百八十余两。若将粮料价值、转运各费摊扣，不但全军无饷，且欠数甚巨。应请奏准将该军粮运经费作正开销，俾各营仍得正杂饷款，以资食用津贴。其自出关以后军装、军火、军饷等项转运，应请再添拨银五千两，以清垫款。此张曜所报军饷数目也。

宋庆所部毅军，据报步队十四营又一旗、马队一营又一起《全集》为“起”，疑误，应为“旗”。，统计步勇七千二百名，长夫一千五百余名，马勇四百名，长夫一百三十六名，共计马步勇夫九千一百三十六名，随员差弁、丁夫不计，月需净粮料四十九万三千一百余斤。照河南饷章，大建月支银四万二千余两，小建月支银四万一千余两。前因出关各军采粮转运艰阻万状，奏明暂由肃州移驻凉州、宁夏，就近采运粮料供军，价平脚省，尚可毋庸议加。惟现拟拨马步勇丁千名、马百余匹，先进哈密放水灌池，为续进开垦之计，及将来各营出关所需粮运，届时再照张曜饷事议增，乃昭平允。至宋庆所称前因料理出关，挪用正饷购办骆驼千只，现已到营，雇驼夫三百名，此项驼料、夫粮，每月须银四千两，应请按月添拨。此宋庆所报军饷数目也。

金顺一军合明春所部，自定马、步二十营，人数在一万以外。嗣奉谕旨：“明春所部归其自带。”闻金顺仍自定马、步二十营，所需粮料，计已由局发过一千二百万斤。除派提督刘宏发等六营赴古城外，金顺拟于九月内亲带马步四营赴巴里坤，余仍屯驻肃州、安西。该军马步饷章与楚军相仿，较之张、宋豫军饷章为优。其在安、肃粮料，均由肃局应付，应请作正开销。该军饷项提解不少。顷据额尔庆额、桂锡桢等古城来报：该处一带粮料，每石重三百余斤，合银三两；近因官军陆续到境，景廉定作四两三钱，已为金顺订买二万余石。旋据史念祖等禀报，所闻相同。似金顺全军可供十个月之食。但臣所接景廉八月来函，尚云须由关内赍粮前往；金顺近日来牍，亦以为言。无从揣测。按关内采粮，由凉州起，历甘州、肃州以达安西，计程一千五百六十里，合粮料价值、车驮驼只运脚及各项费用计算，每粮料百斤，实需银十一两七钱有奇。惟由凉州而西抵肃州，所采粮料，近西一站，则运脚之费可递省一站。故甘属运脚省于凉，肃属运脚又省于甘也。是粮运价值虽由凉起算，而程途远近即价脚多寡所关，并非以十一两七钱上下为定也。原奏亦曾声叙及之。景廉前奏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采粮一石，运至古城，需银十余两，劳费甚多，已奏停止，而以出关各军粮料应由关内接济为言。不知由乌、科采运至巴、古，需银十余两之多，仅与由凉采运至安西所费价脚相等，而由乌、科采运至古城，一石计重三百余斤，较由凉州运安西计重百斤之价脚，已少三分之二，况由安西逾哈密转运巴、古，计二十六站一千九百八十七里，每百斤又须加运脚过倍乎！臣前函致金顺，言之颇详，然犹不知巴、古一带本有粮可采，价并不昂，又可省运费二十余倍也。以臣所见所闻言之，金顺到巴、古后，万无舍近求远、舍易图难、舍贱食贵之理。臣与景廉、金顺同办一事，所用同系朝廷至艰之饷，但论于军情国计有裨，何庸妄存意见？所有金顺一军饷事、粮事，就所知者据实陈之。至查照例章，体察关外情形，每月实需若干，应请敕金顺自行陈明，听部臣核办。金顺既蒙简放帮办大臣，本军事体，应自径陈，臣尤不应越渎也。

所有诸军饷数及粮运价脚，谨据实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饷源顿涸筹借洋款折（1874年11月12日）

奏为饷源顿涸，局势难支，吁恳天恩，敕部筹催，并拟筹借洋款，暂资接济，仰祈圣鉴事。

窃自肃州、安西州收复后，关内外渐就澄清，而各省积欠协饷为数过巨。臣去冬自肃凯旋，仰蒙天恩，敕拨库款银一百万两，户部续拨各省、关有着之款又一百万两，内除收到七十余万两划还各台局代借商款，尚不敷银二十余万两。现虽咨催各省、关，尚未报解。各省协饷截至八月止，仅解到实银一百数十万两。此入款之约略可考者也。

甘肃用兵以来，饷匮财殚，公私耗竭。臣度陇后，见客、土各勇冗杂特甚，实坐困之由，亟拟次第裁并，为节饷整军计。惟遣撤无资，但能随时挑汰，缺额勿补。今春入款稍多，即钦遵谕旨，速筹遣撤。先饬应撤各营造册呈阅，核明分包，点名给饷。计自二月至今，次第遣撤客、土各营员弁、勇丁、长夫、马步二万余名骑，用过实饷八十余万两。所以遣撤虽多而费饷只此者，由核删统领营哨历年应支截旷细数，减给薪水、办公款项，添补勇夫应得欠饷，故勇夫无可藉口，领持路引，分起归籍，约省常年饷二百二十余万两。此出款之可考者一也。

迭奉谕旨，办理关外军粮转运。查出关各军粮料，取之关内，价值由各局按时价订采，约略相同。运脚则远近攸殊，近者占少，远者增多；愈近则愈少，愈远则愈多。所有脚价，自应归入粮价均匀摊算，庶免粮价参差，亦免各军争论。兹合凉州、甘州、肃州各属粮价贵贱、运脚多少新旧牵算，每粮百斤，应合银五两五钱。自上年五月起，截至本年八、九月，新旧订采各色粮共一万万数百万斤，共用过粮价、脚价银二百四十万两，未发粮价、脚价银尚需百数十万两。若粮、运各款支至来年新熟，银数尚不止此。其关内分防各军营食用粮料，应由臣照向章津贴报销；其供支关外各军营食用粮料，应由各军营截算清晰，由臣汇请作正开销，均俟另案办理。此出款之可考者二也。

其臣所部马步百数十营，合穆图善、雷正绾各军饷糈，由臣统收分拨。月支盐菜、马干、粮价各费，支借恤赏诸款，与夫军装、军火、车驮采制，州县驿站津贴，绿营饷折，一切杂支，通截至九月分止，共支过实银二百数十万两。均由臣随时察酌赢绌情形，通融挪垫，勉资敷衍。除将上年底截存现银四十四万九千余两，以及新收库款各银三百数十万两，尽数划拨各出款，计不敷银尚百数十万两，无从设措。

窃维臣军协饷，向以东南各省为大宗。自福建筹办台防，沿海各省均以洋防为急，纷议停缓协饷。臣虽远在西陲，谊关大局，何敢稍分畛域，先顾其私？故虽饷源顿涸，拮据不遑，从未以窘迫情形上廑圣虑，亦未尝频催各省速筹解济，以应急需。现据后路各台局禀报，合臣现在挪借各款，积欠已数十万两，无款拨还；应发各项，无款筹发。而西路出关采运脚价需发现银，尤难缓待。虽由臣酌定三联银票，饬司盖印，发交各粮局行用，以两个月为度，如期发银，稍资支展；然使届期无银发给，则失信小民，此后遇有缓急，必致无可周转。此出入两抵不敷数目及办理竭蹶实在情形也。

时届年终，百数十营照向章应发一月满饷，年前三个月与明年春月应发各军盐菜、粮价、马干正款，又需及早筹算。总全局计之，非确得实饷三百万两，难以支持，其地方营县一切杂支尚无论也。筹维再四，断非息借洋商巨款，不能权济急需。查两江每年应协甘饷六十万两，浙江每年应协甘饷一百四十四万两，广东每年应协甘饷八十四万两，此时若奏请如数拨解，各该省本年停缓既多，必难骤应。而陇饷顿涸，大局已不可支。不得已饬上海转运局道员胡光墉筹借洋商银三百万两，分批汇解臣军，指江苏、广东、浙江三省应协甘饷分作三年还款，其息银仍于三省每年应协甘饷内划还，免其赔累。就三省而言，每年应协甘饷以洋款抵去三十三万余两，应解之款不似从前繁巨难筹，事轻易举。就陇事而言，臣获实饷三百万两，虽自认息银，然得所藉手，以资展布，极力撙节，仍可再图遣撤勇夫，以资弥补；而关外粮运必期无误。关内急需各款亦归有着矣。

合无仰恳皇上天恩，敕下江南、浙江、广东三省督抚臣，遇上海转运局道员胡光墉商借洋款如有成议，即饬各关、道出票，督抚加印，交胡光墉，俾得妥速办理，汇解前来，大局幸甚！不胜悚息待命之至！

谨据实驰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特参滥索供应擅责乡民之前署游击吴锡康折（1874年11月24日）

奏为特参滥索供应、擅责乡民之前署靖逆营游击、补用参将吴锡康，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上年督师肃州，访闻署靖逆营游击吴锡康劣迹多端，并有侵蚀粮草馈银情事，当将吴锡康撤任，交安肃道史念祖察讯详办。

兹据史念祖详称：饬署玉门县知县陈宗器传集赤金农坊邓建业、柳渠小屯崔爱贵、商民鲁世銮等到肃，当堂讯据。各供：吴锡康在署游击任内，虽无侵蚀粮价情事，然责令民间供支麸面、草料、油柴等项，屡次擅打百姓。供证确凿，吴锡康亦自认不讳，咎无可辞。所收麸面、料草、油柴等项，勒限照原价缴出，仍发玉门县按数给还。等情。由道详请奏参前来。

臣查兵燹之后，残黎喘息仅存，吴锡康竟敢滥索供应，擅责乡民，鄙谬特甚！相应请旨，将前署靖逆营游击、补用参将吴锡康革职，勒令回籍，永不准投效军营，以昭儆戒。

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附陈开屯实在情形片（1874年12月11日）

再，袁保恒原奏以屯田为大宗，需费巨款，而引历次用兵肃州，办理转运在事诸臣无不首务屯田为证。

查新疆用兵，随处屯田，自昔已然，无非为节省粮运起见。考诸关内志乘及关外官私纪载，所称渠、坝、屯等名，皆往昔屯田遗址。即现在北路巴里坤及镇迪各属，以至伊犁，南路辟展、吐鲁番各城，以至喀什噶尔，皆有屯田，其中有民屯、兵屯、兵民屯等名目，不独关内肃州一处也。

近日关外诸军之以屯田为言者，其志不在恤民，不在济军，惟勒派取盈以顾目前而已。预借籽粒，秋后数倍取偿。民不能堪，弃耕避匿，则系累其家属，追呼迫索，至不可堪。故立开屯之名，而地亩转荒也。即哈密言之，缠回先有二三万余口，今只存二三千口，其被白逆掳胁者不过数千，其弃耕避匿，逃入吐鲁番者多也。

臣调督陕甘，即以营屯为急。惟时师行所至，蒿棘成林，狼嗥遍野，路断人行，遂令所部于驻营地方尽力耕垦，随时招徕户民，杂居耕获，师过则已开荒成熟，民争趋焉。以故残破之余，渐有生气。

上年春间，袁保恒来兰。接晤时，曾商及屯政。臣告以此时饷事大绌，何能多请巨款？且屯事虽由渐而入，随时随地得实心之人办理，自有成效。若徒鹜开屯之名，设局兴办，正恐复业之民少，而局员、丁役之费翻多于散赈给种之费，殊非此时所宜。因指其经过东路泾、平一带从前情形与现在情形，告以屯政大意。袁保恒亦已欣然。昨见其抄示折稿所拟办法，仍与平昔持论无异。即此一端，可知其未尝虚心体会矣。以实在情形言之，关内外一带现办兵屯、民屯，大致一律。其收获多少，则以收复迟早，人户稀密为断，不过臣未及列款奏报耳。

袁保恒所奏开屯经费应否开除，以示撙节而昭核实？伏候圣鉴施行。谨奏。嵩武军进驻哈密垦荒片（1874年12月11日）

再，臣前准统领嵩武军广东提督张曜来牍：现在军进哈密，必就该处荒芜地亩开垦，以益军食。查该处荒地极多，缠回现存者不过二三千人，尚多无力耕种者。除哈密大臣两军已种之地及回民自行耕种外，荒地尚数万亩，应否由其尽力垦耕，以尽地利？

臣维哈密地方，本回王迈哈默特世守之业。兹缠回离逖，荒地无人承耕。文、明两军既已分拨所部耕垦，客军事同一律，自可尽力开荒，聊佐军食。惟屯田一事，名虽同而实则异：有初时用兵征剿，就地兴屯，事定入官者，为兵屯，现在南、北两路各城皆有之；有属境被贼扰害，户口逃亡，官军讨贼，于师行地方且耕且战，随地招徕难民复业，杂居耕种，比事定后，地已开荒成熟，仍还之民，此即甘肃近时办法，其始虽名兵屯，然地仍归之民，不得谓为兵屯也，其后民归旧业，各安陇亩，亦不得指为民屯。查哈密内附已久，素称恭顺，事体本与南、北两路不同。缠头回民，虽此时避匿于他方，如果屯务办理得宜，自将襁负而至。此时官军就地耕垦，既非兵屯，应随时察酌情形，遇有哈民来归，即发赈给种，并指给地亩，俾得自种自食，或给予雇值，令其随同耕获，俾得自食其力。异时官军拔行，地亩开荒成熟，哈民复业者必日多一日。是官军开荒，于军食有裨，于哈民故业无损；而哈民复业，得免开荒之劳，尤所心愿。所办屯务，与关内外无殊，是视哈密如关内外也，庶可仰体朝廷覆载生成之意。至文、明两军已垦地亩之外，尚余荒地甚多，客军杂处承耕，自须约束勇夫，凡遇农工交涉，彼此勿因争执而酿事端，亦古昔耕者让畔之义。

除咨复张曜并咨明文麟、明春外，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施行。谨奉。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1875年4月12日）

奏为遵旨复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光绪元年二月初三日钦奉上谕一道，敕臣“妥筹密奏”。钦此。敬绎再四，钦仰圣虑精深，无微弗喻，凡愚臣思念所及未敢率陈者，均已曲蒙慈衷鉴谅，训示周详。跪聆之余，譬犹蛰虫坏户，一闻春霆，乃逌然而有昭苏之意也。

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臣之愚昧，何能稍抒末议，上渎宸聪？顾闽浙承乏，稍知海国情形；及调督陕甘，虽拮据戎马之间，迄少成绩，而关塞征戍局势、地形亦尝留意。既蒙垂询及之，敢不毕献其愚，以备圣明采择。

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谋。缘其国用取给于征商，故所历各国一以占埠头、争海口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盖自知得土地则必增屯戍，得人民则必设官司，将欲取赢，翻有所耗，商贾之智固无取也。惟其志在征商也，故设兵轮船、议保险以护之，遇有占埠头、争海口之举，必由公司召商集议，公任兵费，而后举事。自通商定议，埠头、口岸已成，各国久以为利，知败约必妨国用也；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抟心抑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

论者乃欲撤出塞之兵，以益海防之饷。臣且就海防应筹之饷言之。始事所需，如购造轮船、购造枪炮、购造守具、修建炮台是也；经常之费，如水陆标营练兵、增饷及养船之费是也。闽局造船，渐有头绪，由此推广精进，成船渐多，购船之费可省，雇船之费可改为养船之费。此始事所需与经常所需无待别筹者也。海防之应筹者，水陆练军最为急务。沿海各口风气刚劲，商渔水手取才非难。陆路则各省就精兵处募补，如粤之广、惠、潮、嘉，闽之兴、泉、永、漳，浙之台、处、宁波，两江之淮、徐、凤、泗、颍、亳诸处，皆可训练成军，较之召募勇丁，费节而可持久。现在浙江办法，饷不外增，兵有实用。台防议起，浙之开销独少，似非一无可恃者比也。海防应筹者止此。

论者乃议停撤出关之饷匀作海防。夫使海防之急倍于今日之塞防，陇军之饷裕于今日之海防，犹可言也。谨案：臣军二次凯旋入关，请拨的饷四百万，分六十万两畀陕，余以饷臣部各军。凡军需、军粮、军火、军装、转运、赈抚、津贴、召募一切，均挪移饷项，暂应急需，未尝另立款目。嗣后户部议拨各省关厘金解济臣军，而后臣军之军饷乃有八百余万之数。而撤遣冗兵、溃卒有费，抚辑土匪、安插回民有费，局势日扩，用费日多。甘肃旧有各军，均照臣军每月发盐菜、发粮食、发寒衣、发转运费、发月满饷。合计入关度陇，每年牵算，所获实饷不满五百万两，而应出之款不下八百余万两。协饷到营，一散即尽；陈欠相因，旋成巨款。故臣军每年初发满饷两月，继则发一月满饷尚虑不敷。每至冬尽腊初，辄绕帐彷徨，不知所措，随时随事加意撙节。截至十二年腊底止，欠常年饷八百二十余万两，挪空恤赏银三十余万两，而各省关积欠臣军之饷则已三千数百万矣！上年春夏之交，仰蒙圣恩，特给库款一百万两。臣次第撤遣马步四十营，续又撤马步千名，省常饷二百余万两。此即指八百二十余万两之积欠饷数而言，非实银也。肃州克复后，筹办采粮、转运，新旧两届共计已垫价脚实银三百数十万两。粮可供至本年见新，运脚则由凉运甘，由甘运肃，由肃运安西，由安西运哈密，约尚短实银数十万两。部章虽准作正开销，而仍只取给于臣军之饷，计又占去一年应得实银之数。是欲求如常年通融敷衍，苟顾目前，而亦有所不能。况关外粮运愈远愈费，甘肃全局应图渐复旧制，经费又将有增无减也。溯查沿海五省，同治十一、十二两年每年解到协饷约近三百万两。上年台防事起，福建奏停不解，广东、江苏解款稍减，而浙江则比十一年多解二十九万两，比十二年多解三十七万两，山东亦多解二万五千两。四省牵算，所解实银尚二百四十余万两。非赖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疆臣公忠之谊，则出关粮运巨款欲停不可，欲垫不能，又不知计将安出也。

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戍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是塞防可因时制宜，而兵饷仍难遽言裁减也。高宗先平准部，次平回部，拓地二万里。北路之西以伊犁为军府，南路之西以喀什噶尔为军府。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斁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盖立国有疆，制置方略各有攸宜也。谨按：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旧为各部腴疆，所谓富八城者也。其自乌鲁木齐迤东四城，地势高寒，山溪多而平川少；哈密迤南而西抵阿克苏四城，地势褊狭，中多戈壁，谓之穷八城。以南北两路而言，北八城广，而南八城狭，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故当准部强盛时，回部被其侵削，后为所并。高宗用兵准部，以救回部。准部既平，回部降臣阿逆又公行背叛，妄冀踞其旧有腴疆，自成戎索。天威所临，凶竖授首，遂并回部有之。腴疆既得，乃分屯列戍，用其财赋供移屯之军，节省镇迪以东征、防徭费实亦不少。今若画地自守，不规复乌垣，则无总要可扼。即乌垣速复，驻守有地，而乌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尔巴哈台各路，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精选良将，兴办兵屯、民屯，招徕客、土，以实边塞，然后兵渐停撤，而饷可议节矣。届时户部按其实需经费，酌拨各省协饷，严立程限，一复道光年间旧制，则关内外或可相庇以安。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

论者又谓：“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视西陲之成败以为动静。俄人攘我伊犁，势将久假不归。大军出关，艰于转运，深入为难。我师日迟，俄人日进。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其于海防情势言之甚明，而于边塞情势容有未审。俄人之窃据伊犁也，乘我兵事纷繁，未遑远略，因借口代守，图攫其财利以自肥。其肇事伊犁，亦艳其土沃泉甘，川原平衍，物产丰饶，夙号腴区，又距其国南界稍近，伸缩得以自如也。自肃回尽歼，安西州县收复，官军迭进哈密、巴里坤、济木萨，关内外声息渐通，中间仅乌鲁木齐、红庙子为逸贼白彦虎所踞，尚稽天讨，黑子着面，何足重轻？俄罗斯，北方名邦，非如寻常无教之国，谓将越乌垣、红庙子挟逆回与我为难，冒不韪而争此不可必得之瘠壤，揆之情势，殆不其然。至土耳其即都鲁机国，于五印度之西，距伊犁、喀什噶尔万数千里而遥。印度为古佛国，在唐称身毒、痕度，音转而讹，不知何时奉天方回教，遂忘其旧；地奥而腴，广产鸦片，英人据其东南孟买、孟加喇为利薮，转市中国；道光年间，东印度尽沦于英吉利；厥后，俄人又侵其北境、西境、土耳其，国势分崩离析，非复寰宇中央之旧矣。英人以鸦片入中国，均由孟买、孟加喇兴贩而来。近询沪局委员，知鸦片来源仍旺。旧惟公班及巴第古喇两种，今添大、小白头土。所谓大、小白头番，本印度回教之人，其地即土耳其也。喀什噶尔回酋之叛附土耳其，与俄、英两国通商，闻海口已刊入新闻纸，此间尚无闻见。果如新闻纸所言，喀什噶尔附其同教之土耳其，与英、俄通商，我既兼顾不遑，无从问及，则将来恢复后能否久守，原可姑置勿论。但就守局而言，亦须俟乌鲁木齐克复后察看情形，详为筹画，始能定议。若此时先将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概议停撤，则实无此办法也。

谕旨：“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关外一撤藩篱，难保回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一带，关外贼氛既炽，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于边塞实在情形了如指掌，臣本毋庸再赘一词。特以事关时务大局，不备细陈明，必贻后悔。身在事中，有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尽者，耿耿此衷，良非有他。

至规复乌鲁木齐，非剿抚兼施不可，非粮运兼筹不可。

按：陕逆白彦虎由西宁、大通窜遁关外时，除老弱妇女外，能战之贼至多不过数千而止，人所共见；即被裹出关各回由安、玉、哈密逃归就抚者，其说亦同。前敌所报，或多或寡，未足为凭；其言贼势，或旺或衰，亦非确论。据实而言，白逆悍鸷不如陕回诸目，而狡诈过之。计该逆自陕至甘，未尝占踞城池，遇劲军未尝恋战。有时见劲军蹑踪而至，绐诸逆目断后，自挈党伙先逃。所犯之处未尝久留，专为觊便窜逸之计。观其过肃城不赴马四之招，现踞红庙子不踞乌垣，亦可概见。贼智长于用伏，官军计画稍疏，辄为所陷。臣前接关外诸军函牍言贼可取状，曾告以勿论贼势强弱，且自问官军真强与否；贼之以弱示形，须防其羸师诱我；此贼如败，必乘机窜逸；如阵前殪毙，乃为了局。此为言剿者策也。

南路辟展、吐鲁番至阿克苏，地狭民贫，土回暗弱，近为浩罕属部安集延所制。安集延踞吐鲁番之头人帕夏，能以诈力制伏回众，与白逆通，善持两端。此时跧伏未动，且貌为驯顺，以示无他。如遽加以兵，则减后劲之军，增前路之贼，非计之得也。汉赵充国之讨羌，急先零而释罕幵，厥后先零平而罕自服，效犹可睹。现之屯军哈密，修水利，兴屯田，一为鸠集哈回，以固藩卫；一为置子中央，杜贼勾结；而取刍粮、节挽输，犹其小者。此为言抚者策也。

甘、凉与肃向称腴郡，乱后人少地荒，物产销耗，关外安、玉、敦则尤甚焉。今采买至十九万石，抵承平时全省一年额赋，犹疑其尚可加采！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将从何出乎？

以挽运言之：车骡负粮多，而饲养所耗亦多；驼负粮少，而饲养所耗亦少。以所运程途计之：车行三十日，而所负之粮尽；驼行三十日，而所负之粮尚可稍余，以济待饷之军。驼行内地及戈壁，日耗粮三斤；若行边外，则食草不必食料，所省又多。自来军行北路，用北路之粮，无由关内运济北路者。今〔由〕肃、甘、凉运安西，由安西运哈密，已为从前承平时所难，若尚责其逾天山运巴里坤，更由巴里坤运古城，劳费固不必言，试思关内之粮，除人畜食用，无论骡之与驼，能运至哈密者几何？能运至古城、巴里坤者更几何也？于是为之说者曰：盍易长运为短运？盍于肃州、玉门、安西、马莲井、哈密建仓廒，备起卸军粮之用？建厂店、开井、积草、储薪、歇驼骡，备转般更替之用？现于灰烬、沙砾之间勉为之，已据报有成效。无如运粮不能舍驼与骡，驼、骡往返行住，均不能停喂养。以骡、驼所运之粮喂所运之骡、驼，非往多而返则少，行多而住则少，一转所耗如是，数转所耗亦如是，并非长运耗多、短运耗少也。臣前称军粮仅可运至哈密者，只就运至哈密尚有余粮供军计之，且指负多食少之驼而言，非指车骡也。景廉但知乌、科之粮难运，不知肃州之粮可采可运而无可供前敌之军，翻不如北路驼运劳费相当，免耗粮草，究有可供前敌之军。西路用兵，肃州、哈密原有设粮台成案，大都集饷调车驮，就北路采粮，运北路济军。岳钟琪由四川、甘肃调驻巴里坤，其初不知地形，故有南路设粮台办粮十四个月之议，旋即停止。人力所限，地实为之，今岂必异于古？臣之所以拟从北路采运军粮而指乌、科一带为言者，盖以北路商旅往来均问途乌、科；除北、南、中三大路外，南有一捷路，由归化城、包头而西，不经乌、科，不由四路，别有间道可达巴里坤。自包头向西稍北至蛇太、大巴，共十余站，其间为乌、科及归化各城，所属蒙地无台站而有屯庄，蒙、汉杂处，自为聚落，产粮之地颇多，雇驼亦易。由大巴西北十六站抵巴里坤，则无台站、无屯庄。计程以驼行一日为一站，自归化城起，驼行三十余日可抵巴里坤，遂呼为三十余站。所经之地属何城管辖，无从确悉，但称乌、科。实则近时商旅赴西路者，均以此路为径捷，未尝绕道乌、科两城也。臣意若此路粮运可办，于前敌军食有裨，而关内之粮递运安西、哈密，亦可由巴城用驼接运，庶前敌军食以两路供之，不虞缺乏。但求于事有济，得免诿谢之愆，虽艰阻劳费，固不恤也。如天之福，此后哈密屯务可兴，敦、玉耕垦渐广，庶粮、运两事尚或不至束手。臣惟尽其心力所能到者图之。

谨将海防、塞防实在情形及现在关外应剿应抚、筹粮筹运实在情形披沥陈之。其应密覆者，谨按垂询次第附片条对，以清眉目而便省览。伏恳皇太后、皇上训示施行。谨奏。遵旨密陈片（1875年4月12日）

谨将垂询各条遵旨密陈，伏乞圣鉴。

奉谕：“关外现有统帅及现有兵力能否剿灭此贼？抑或尚有未协之处，应如何调度始能奏效？或必须有人遥制，俾关外诸军作为前敌，专任剿贼，方能有所禀承？着通盘筹划，详细密陈。”

臣谨按：关外统帅景廉，素称正派，亦有学问，承平时回翔台阁，足式群僚。惟泥古太过，无应变之才。所倚信之人如裕厚等，阿谀取巧，少所匡助，而倚势凌人，时所不免。额尔庆额初到时，因采办粮食与局弁商办，局弁备举以告，裕厚恶其漏泄，立将局弁棍责三百，额尔庆额衔之。又，额尔庆额初见景廉，接待不甚款洽，自此晋见甚稀，不乐为用。额尔庆额虽性情粗莽，不甚晓事，然胆力尚优，如有以慰其心，未尝不可得其力也。此金顺在安西州时曾与张曜言者。金顺在肃时，曾诛黎献叛卒头目，而收其散卒百余入营。后遣刘宏发带五营赴古城，此散卒即杂附其内，到后复为黎献诱去，并勾引其同营勇丁与俱。金顺尝为张曜言之。桂锡桢于时禀来，亦言彼间近有勾致外营勇丁之事，大约指此，景廉不知也。兵、农既分，不能复合，景廉泥古“寓兵于农”之说，误拟屯丁为战兵。上冬，曾委一金姓统领率五营驻济木萨附近地方，甫筑营垒，偶闻贼警，一夕溃退。臣初不信，后接其函牍，称该军频年且战且耕，近多疲乏，兹特委员入关，于肃、甘一带募勇丁补缺额，属转饬各属速为资给。是屯丁溃退之说似非无因。并悟其前奏仿古徙民实边，欲调取关内户口赴古、济耕垦，为“寓兵于农”起见。不料其经历有年，若不知农之不可为兵，游勇之不足恃也。巴、古、济各处粮非宽裕，臣前迭接额尔庆额、桂锡桢等禀报采粮地方及粮价数目，疑其不实。比函致金顺，附开原单，属其逐加察看。兹接金顺正月二十四日巴里坤来函，具言巴城办粮三千余石，价渐增至十七八两，且无买处；奇、古、济一带已分途广釆，仅得一万石，除刘宏发五营食用外，只剩数千石；南山口一带，闻可采者不过数百石；红土坂滩一带，并稻米可采二三千石，又经锡大臣采办甚多，所示采粮原单数目相符。惟景大臣亦在各处釆买，故仅得此数。是人言景大臣已为金都统订买二万数千石，实非无因。如果巴、古粮绌，景廉肯于北路设法采买，不勒定本境市价，人情趋利若鹜，境内价高，商贩闻风而至，粮价自当平减，何至客军到境，百货价值尚均如常，粮价独腾贵数倍乎？现在关外议论，均谓景军有粮无兵，金军有兵无粮。按其增募部勇，力止金军，足知其计之拙也。金顺为人心性和平，失之宽缓。虽有时觊便乘利，而究知服善爱好，无忌嫉之心，故亦为众情所附。平时粥粥无能，带队临阵，尚能奋勉。臣前在肃州目击而知。观其在军营数载，过无可指，功有可言，其人之大概可想。臣于景廉而知古所称殷浩、房琯，终不失为清流也；臣于金顺而知古所称宫之奇、董安于，终不失为智土也。以僚友私谊而言，奚必求全责备？惟既蒙圣明垂询及之，固有不敢不尽者。

以现在通筹全局而言，金顺既居前敌任战事，似宜以战事责之。关外统驭之权，在乌鲁木齐都统。若以景廉之任改畀金顺，令得节制各城办事、领队大臣，而以金顺所任京秩改畀景廉，似于前敌事宜呼应灵通，较易措手。

关外兵力本不为薄，惟胜兵少而冗食多，以至旷日稽时，难睹成效。于此而欲从新布置，非严加汰遣不可。臣前在肃州，与金顺定议，先将旧部挑汰资遣，足成十二营外，挑留明春所带成禄旧部并成三营，合为十五营。金顺又请调臣部冯桂增马队一营、炮队一起，以勇丁五百、夫二百为一营计算，已近万人。嗣明春奉旨授哈密帮办大臣，不归金顺统领。金顺又广收投效将弁勇丁，遂至营数渐增，多至二十营有奇。如果一律精实，则此二十营已足敷攻剿之用，不须更调。现在贼势无增，而官军渐增渐多，不符原议之数。若就现有兵力而言，岂复尚虞不足？

至用兵之道，规摹局势，先后缓急，尚可预为商酌；至临敌审几致决，瞬息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胜负止争呼吸，断无遥制之理。臣自忝预军事，至今阅时颇久。窃维用兵一事，在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土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只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贼不应，并有贼算出于我算之外者。始叹古云“多算胜少算”及“每一发兵，须发为白”非虚语也。平时用兵，亲临前敌，于地势、贼情、军情审之又审，尽心力图之，可免贻误。有时不必亲履行阵，但画定大局，料定贼情，用其相信之将领并所部之人才，亦可集事；惟过则归己，功则归人，以策后效，以励将来，可常胜而不败。盖于所部将士知之有素，所部饷需计之已深，故随事随时泛应，而可期其曲当也。若以此骤加之别部，行之异地，譬如盲人道黑白，又若絷人手足，令其搏斗求胜，不能尽人之长，适成己之短，其害将不止人、己两负。此可见遥制之难矣。

关外之事，自嘉峪至哈密，臣渐有布置，并拟办理巴里坤事宜。惟该管镇迪道照例虽应归督臣统辖，而乌鲁木齐都统久视为专属，不乐其别有禀承，致关外事体不相闻问，甚至到任履历并不呈递，寻常寒喧启候亦不之及。现任之镇迪道即系如此，臣非于部文中见其名，尚不知其谁，何况望其禀商公事乎！应请敕下乌鲁木齐都统仍归旧制，凡镇迪道所有公事随时禀报督臣备档，以凭考核。督臣得以藉悉一切，遇事尽心赞画，或可稍资裨助。否则阃闼之内，畛域攸分，督臣无从过问，何能借箸代筹？至遥制之说，尤非疆臣分所当然，易生嫌隙，不特事非旧制，难议更张，且一人智虑才力，责以数千里外擘画经营，势固不逮，徒滋诿谢之端，更启观望之渐，无益于事而又害之，实非宜也。

谕询：“肃州克复后，令将所部裁并遣撤，以备出关饷需，并着一并奏闻。”

臣谨按：各路楚军并甘肃向存各营改照楚军发饷者，除陆续撤遣四十余营外，现存马步一百四十一营，每年共应发满饷四百八十万两；各路就地召募土勇，预拟改为额兵者四千余名，每年应发实银十八万余两；西宁、甘、凉、肃各提镇标营，每年共需实银约三十余万两。合计军饷项下共需实银五百数十万两。此外军需项下，如军装、军火、采买、制办之费，每年需实银三十余万两，并棉衣、单衣及各防军粮价、津贴，约共需实银四十余万两，加入水陆转运脚费，台局薪粮津贴各项（下）每年约共需实银三十余万两，总饷需实数计之，共银六百数十万两。自办理西路出关采运以来，每年出款又增实银二百余万两。合饷需实数计之：一岁入款近五百万两，出款需八百余万两，以入抵出，不敷实银三百余万两。同治十二年办理奏销，截算是年腊底止，积欠饷数八百二十余万两，恤养项下实银三十余万两；以撤遣四十余营销抵积欠饷数二百余万两，尚欠六百数十万两，加入十三年欠数，又七百余万两〔矣〕。当此时艰同值，各省协解之款难于议增。就常年饷数言之，以入抵出，不敷之数已百余万两；而频年积欠之款，除裁撤四十余营外，尚悬欠七百余万两；现办关内外采运，新旧已垫、未垫出款又增至四百余万两。昼夜焦思，无从设措。拟俟奏借洋款三百万两到后，再设法裁并遣撤，以济出关之需。现存之一百四十一营，除西路、北路边防及安插新抚诸回各处不可轻议外，其东路、南路防营专司缉匪护运，现在地方渐安，游匪敛迹，有可裁并者、可减汰者。内如穆图善马步各营实可全撤，雷正绾各营可渐改制兵，均当次第奏请施行。此外，军装、军需、军火等件暂可减办、可缓办者，津贴、转运等费可减省者，均当分别酌减，汇案奏闻。关内省一分，关外即多一分匀济。臣惟殚诚竭虑，不惜心力，黾勉图之而已。

谕旨：“西路用兵，不能不以肃州一带为后路粮台。朝廷不另简派户部堂官办理，迭谕左宗棠驻扎肃州，专司其事，亦以粮运事宜经本省大吏〔督办〕呼应较灵。又恐该大臣公务纷繁，不遑兼顾，并以袁保恒前办西征粮台数年以来，尚无与左宗棠不能和衷痕迹，故特授袁保恒以户部侍郎并作为帮办，以为该大臣指臂之助。乃近来彼此龃龉，殊失协和之道。袁保恒既不能与左宗棠平心商榷，深恐贻误事机；且遇事各存意见，则两人同办不如一人独办。关外粮饷转运事宜应如何办理，自必筹之至熟。而镇西、迪化各厅州皆该督所辖，尤应独任其难。左宗棠前有不驻肃州亦可随时料量之奏。如该大臣可以兼顾，抑或一人不能兼顾，而袁保恒实（不）〔难〕胜帮办之任，该大臣意中另有得力之员可以分任其事，亦不妨据实直陈。均着妥筹密奏。”

臣谨案：从前西路用兵，肃州、哈密均曾设立粮台，而运粮逾天山，济西路之北者，实止岳钟琪一人，旋以车驮烦费，自议停止。后此，查郎阿议开山修道以通粮运，而迄未举行。此外，则无可考。当丰亨豫大之时，不虑无财办运，不虑无驼骡应调，承办诸员不乏敏干之才。而顾未主此策者，非因此道劳费太甚，尽存畏难之心，实缘所运不敌所耗，粮之可到前敌供军食者少也。现于肃州、安西、哈密修建仓廒，各以存仓斗二万石为率，以待辘轳转运；拨袁保恒现成车辆，分置肃州、安西州，以济驼运之穷；于北路粮驼试办采运，以补肃州、安西、哈密之乏。窃维事之可为者止此。

至袁保恒于同治七年钦奉谕旨，派赴臣军差遣委用。臣念学士清班，非如僚属之可加督责，正以难于位置为疑。闻其为人，姿性警敏，素尚圆通，而豪侈骄矜，习惯成性，在所不免。因奏请其办理西征粮台，专司开单奏催协饷及咨函分致各省关之事，饷到即交驻陕总理军需局道员沈应奎，由其一手经理，而军装局亦附焉。西征粮台只管饷之入款，不预饷之出款。台中薪粮、幕俸、勇饷按月支给，均有定章，遇有需用，均由臣批饬总理军需局照发。意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也。于体制，优以仪文；于酬答，隆其礼意。至于稽核一切，则未尝有所假借。如是者五年。袁保恒遇事启告，曲致衷忱，亦无过失可指。乃自奉帮办出关转运事宜恩命而后，一变其从前所为，不特遇事不相关白，即奏报亦不令臣预闻。所请巨款，动称某款需用若干，初年若干，常需若干，浑言应需，而不条举所需数目。其空言无实，已可概见。臣因意议不合，曾具折直陈，并将历次咨驳之稿抄送军机处、户兵两部，亦谓所言公则公之，何尝有逞辩争胜之意？袁保恒立意牴牾，意图牵帅，仍以臣所言为错误，而不顾此心所安。又藉购备军械、觅买物件，任性妄为，并无顾忌，视粮台协款为私计，恣其挥霍。各局靡所适从，臣亦无凭稽核。同役而不同心，事多牵掣。诚如谕旨“两人同办，不如一人独办”之为愈矣。

至臣前奏不驻肃州亦可随时料量，原以西路所设各局委员均经审择，随时察看，弊混难容。而局章：旬报不逾旬外三日，月报不逾月外十日。由此达彼，节节皆然。如有奸弊，容易觉察。轻则撤委，重则劾办。董之以甘凉，安（西）〔肃〕两道，而臣总其成，各委员弁毋敢逋慢。良以官轻秩卑，驱策较易，局密期促，舞弊为难，亦犹泰西互市官少而事举也。历考从前兵事，多设粮台，而粮员之以夤缘进，以贪墨终者，比比而是，厥有明征。臣自忝预戎事以来，有鉴于此，每设局而不设台。惟由东南而西北，曾于湖北奏设后路粮台，兼司饷需出入。如道员王加敏，相知廿余年，相从于湘、鄂、江西、皖、越、八闽，办理台局要务，不特臣军倚赖最深，亦为各省大吏所共信，彼此推诚相待，始终弗渝，实为一时罕见。虽假以粮台之名，而庶务躬亲，与寻常局务委员无异。此外，如道员沈应奎，总理军需局，名为局员，而所办皆粮台之事，亦一时之选。惟两员现办臣军饷需要务，正资臂助，未可调令他往。肃州事定后，奉旨在玉门地方安设转运粮台，臣曾附奏，请于户部堂官内简任贤能，总司其事，并令选派廉干司员携带帑银出关。原冀有贤能分任，资以历练，可储异日边才。未蒙俞允，臣亦不敢再渎。区区愚衷，窃以关外时势而论，应请缓设粮台，仍仿照现行章程，于哈密、巴里坤各处设立粮局为宜。哈密一局，（见委）〔委现〕署通判张季方经理，咨张曜照料，专司收粮转运；巴里坤一局，委现署总兵王凤鸣经理，由臣遴选员弁帮办，专司收发。臣虽远距省城，尚可以时钩稽，加之督责，务归实济，以裕军储。而护台之军可省，粮台陋习可除，一切经费可节矣。如有必须亲临察核之时，自当力疾前往，断不敢顾惜微躯，致滋贻误。袁保恒既撤，西征粮台可否责成陕西藩司经理，遇有应行奏催及咨行各省事件，均呈由陕西抚臣核办，应候圣裁。

谕询：“钱鼎铭拟将宋庆所统全部调回潼关扼扎。宋庆所部应否留扎内地？如不令该军西征，关外兵力是否足敷剿办？着左宗棠体察情形，迅速具奏。”

臣按：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宋庆治军能整，约束能严，而虚怀好善，尤有可取。本拟俟金顺全军拔行后，粮运可以通融，再率所部由凉州出关，屯驻安西，以备继进。其前队千人，则已于去秋先进哈密，耕垦荒地。兹钱鼎铭拟调其回扎潼关，意在镇压中州，拱卫畿辅。臣察看乌鲁木齐贼势非极狓猖，金顺所部亦非单薄，宋庆一军既未深进，应即照其所请调回。惟已到哈密之前队千人是否可以拔令同归，应由宋庆自行酌度。臣已照录钱鼎铭来咨移会宋庆，属其由镇番取道宁夏以归。就西事论，将来进兵之际，恐须别简劲军，方期周妥。现计未撤各营尚有堪以应调者，宋庆一军东旋，自无不可。

谨据愚臣思念所及者胪陈入告，是否有当？统候圣明裁择。敬承密渝，敢不披沥直陈！惟辞太繁冗，未能简当，迟稽时日，惶恐难任。伏恳圣恩曲加鉴亮，不胜悚息待命之至！谨奏。筹借洋款片（1875年4月12日）

再，臣上年奏请筹借洋款三百万两，奉旨：“户部议奏。”钦此。维时年关逼近，臣军照章应发满饷及年关前后应发盐菜、粮价、出关采运价脚，应发未发之款积欠累累，无可设措。窃虑部复到迟，迫不及待，一面飞饬上海、湖北、陕西各台局委员胡光墉、王加敏、沈应奎等先筹借银一百万两，赶解臣军，俾济急需。俟部准借洋款到齐，划还归款。幸各员极力筹借，如数汇解前来，腊底春初，得资敷衍。此外又挪借各处之款二十余万两，现存待用。将来洋款三百万两到齐，先须划还现借各款百二十余万两，其存留备用者不过一百七十余万两。嗣据胡光墉禀：遵檄向丽如、怡和两洋行筹借，该洋商均援台湾现办成案，议照洋人西林时价，以烂洋圆作足纹抵付，将来仍照西林时价，以足纹作算匀还。胡光墉默计：按照台湾办法，虽期约十年，息只八厘，似较合算，然以烂洋板抵足纹银，一收一付，暗中亏折不少。请示前来。

臣以洋商向来出借规议，年月久则取息薄，借数多则取息减。兹只议借三年，则息银自不能仅照八厘计算。若照十年议借，为期过远，又非所宜。饬仍议借三年，照章给息，而借款不能以烂洋准折。比即飞函示知。

顷据胡光墉禀，已照臣原议，向怡和洋行定借银一百万两，约期光绪元年三月初一日在沪提银；向丽如洋行定借银二百万两，约期光绪元年四月十五日提银。每年加利银一分零五毫，均从交银之日起算。匀作三年六期，归粤、苏、浙三省协甘饷项如数划拨清款。每六个月一期，利银随本银照数算给，以后按批递减。现援照上届成案，先由各海关照议定期限，本银、利银分别填给关票，加盖该三省督抚、监督关防、税务司印信签押，发交胡光墉，以凭交割提银。该洋商等公议，希总理衙门行文照会驻京英国公使、总税务司转行上海领事府、三关税务司知照，俟三省关票印押齐到，始肯提银。揆度商情，或以此次借款三百万两，臣未催提，疑有停减之说。实则臣因户部前此有应通盘核计，如果暂敷应用，毋庸再借洋款，节省息银一奏，须与袁保恒商议，稍事迟回，遂添。洋人生性多疑，商情惟知计利，毋怪其然。闻此次胡光墉及拿能嗲与该洋行定议，颇费唇舌。合无仰恳天恩，速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行遵办，以释群疑而资迅速。毋任祷切之至！

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施行。谨奏。督办新疆军务敬陈筹画情形折（1875年7月30日）

奏为遵旨督办新疆军务，敬陈筹画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四月初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本日已有旨令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调补乌鲁木齐都统，仍帮办军务；景廉调补正白旗汉军都统，回京供职。景廉着俟金顺行抵古城后，将各营兵勇粮饷移交金顺接管，再行起程回京。新疆军务孔殷，必须速筹进兵，节节扫荡。金顺本有自带各营，益以景廉所部，兵力已不单薄。着即督率各营，亲临前敌，相机进剿，为收复乌鲁木齐之计。所有进兵机宜，随时会商左宗棠酌办。袁保恒已令回京供职，西征粮台，已谕左宗棠责成陕西藩司经理，应行奏催及咨行各省事件，呈由陕西巡抚核办。关外转运事宜，即在哈密、巴里坤各处设立粮饷分局，由左宗棠派员经管。袁保恒将经手事件逐一交代清楚后，起程回京。现在关外兵事、饷事并转运事宜均归左宗棠督办，兰州相距遥远，鞭长莫及，该大臣当统筹全局，酌核办理。关外军食务当源源运济，以期士饱马腾，毋令停军待哺。宋庆一军，该大臣已咨令回扎潼关，本日亦谕知钱鼎铭，商令该提督择要驻扎矣。”等因。钦此。跪聆之下，悚惕实深。

窃维新疆之事，从前因兵力、饷事未能兼顾，遂致叛回构变，强敌窥边，土宇人民不可覆按。于此而欲力图恢复，挈二万里戎索之旧还之职方，戢万千族殊俗之民渐以声教，正值寰区甫靖，财力久殚，内患虽平，民劳未艾，其难诚有倍于拓疆之始者。微臣庸朽菲才，又值衰疾侵寻，志虑钝竭，何敢不自忖量，谬以自承？顾念臣子之义，厥重匪躬；疆场攸司，责无他诿。自从戎伊始，即矢尽瘁驰驱；岂头白临边，忽易初志？谨将所筹情形为我皇上敬陈之。

一曰广筹军粮也。师行北路，宜用北路之粮，不但节费，亦免耗粮，臣前疏已详之。南路肃局既有现粮，又车驮、驼只购雇稍多，可以灌运，自宜严切督催，以广储峙。北局设于归化，分局设于包头，饬升用知府、前署绥德直隶州知州陈瑞芝，提督衔总兵萧兆元司之。雇民驼转运。计自三月杪至五月，据报陆续运过四十余万斤至巴里坤，每百斤牵合银八两内外。袁保恒前奏宁夏采运，臣饬署宁夏镇总兵、记名提督谭拔萃，宁夏府知府李宗宾接办。现据报已雇驼数百，先由察罕庙试行；如果此路通利，再为加办。察看漠北素产健驼，又便水草，惜久未开运，仓卒应募者少。又，驼户每以拉差为苦，疑沮不前。臣现饬巴里坤镇、镇迪道严行示禁，冀闻风踵至，运道畅行，庶饷馈可通，亦收节省之益。正办理间，适俄国游历官索思诺福斯齐等到兰。与之谈论近事，索思诺福斯齐自称：俄国在山诺尔地方产粮甚多，驼只亦健，距中国古城地方不远。如中国需用粮食，伊可代办，送至古城交收。由俄起运，须护运兵弁，均由在山诺尔派拨，其兵费一并摊入粮脚价内，每百斤须银七两五钱。如年丰粮多，驼脚不贵，则价尚可减也。比即与定议，书立合约，计年内可运古城粮二百万斤，明年春夏可运足三百万斤。索思诺福斯齐已专兵八瓦劳伏，前往告知其地巡抚，据称断不致误。臣现委知府衔甘肃候补同知丁鹗等赴巴里坤，又委布政使衔甘肃即补道陶兆熊等赴古城，办理采粮、开垦及收支事宜。此北路筹粮情形也。南路肃局存现粮三万余石，安西局存现粮一百数十万斤，哈密局除张曜各营外，存现粮一百三十万斤，现正赶紧灌运。张曜在哈密办屯垦水利，事必躬亲，不惜劳瘁。据报垦荒地一万九千余亩，可获粮数千石。现据甘、凉、肃各厅州县禀报：今岁夏雨优渥，冀获丰稔。将来新粮市价有减无增，车驼之受雇者亦日多一日，转运较从前稍易。此南路筹粮情形也。臣因归化、包头采运巴里坤较凉、甘、肃采运巴里坤价脚大减，而粮则实装实卸，别无虚耗，故决计于北路开一运道，陆续拨兑实银已四十余万两，宁夏已发银三万两。计秋高驼集，运数可增。南路由甘运肃，由肃运安西，均用车驮；由安西运哈密，运巴里坤，均用驼只，节设厂局，浚水泉，刈草薪，以利运道。一切经费统于现办采运项下开支。计辘轳转般，运数可倍。此合南、北两运筹巴里坤之粮也。俄国在山诺尔地方紧接我布伦托海边界，距古城数百里。俄人代为采运二百万斤送古城，视巴里坤运古城路程较近，实属获之意外，计需银十五万两。此于北路之北筹古城之粮也。就目前局势，筹应前敌急需，事之所得为者止此。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久远。要之，得人则有益军储，不得其人则虚糜经费。且西北治地开荒，尤资水利。就洼潴水，障之令深；引渠溉田，洒之令普。既需人工，尤资器具。而哈密土质善渗，土工、石工外，别有毛毡包裹之工，为他处所罕见。既需多筹器具，又需广备毡条。开垦之先，所费即巨。臣于张曜由安西进屯哈密时，已津贴过运脚等银五万余两，购办毡条、价脚银约九万一千余两。张曜躬率所部，殚力经营，而后得著成效。以后踵而行之，固此奥区，保绥戎藩，可成数十百年无穷之利。现复经画巴里坤，收召饥兵一千三百余名，每月给饷银三千两，配以矛杆、枪炮、子药，俾其复成劲旅。复委甘肃同知丁鹗等襄办屯垦事务，兼收包、归、宁夏所解军粮。惟巴里坤地当天山顶畔，气候凝寒，旧设天时、地利、人和等厂久已荒废。屯务虽兴，恐暂尚难供客军坐食也。由巴城而西北七站，地势沃衍，天气渐和。由此而古城迤西一带，更称膏腴上壤。景廉所办公屯、私屯外，余荒甚多。若兵民尽力耕垦，不虞乏食。臣现委布政使衔甘肃补用道陶兆熊拣带员弁，前赴古城，验收俄人代办军粮，支发脚价；一面察看古城一带情形，经画屯垦事宜，随时驰禀核夺。此筹哈密、巴里坤、古城粮运、屯垦情形也。

一曰兵事宜早为整理也。西事稽延至今，未睹成效，由于冗食多而战士少耳。旗、绿诸营久不足额，就近各省无劲兵应调，于是取土著兵民及各处就食兵民授地耕垦，一备军食，一备战守。无事则驱其尽力陇亩，有事则调其效命锋镝。谓之且耕且战，事非不劳；谓之即兵即农，名非不美。然调赴期会，则彼此观望，数日不能取齐；麾令前驱，则勇怯杂糅，气势不能完整，其何以战？且既挂名伍籍，又令其从事耕耘，譬犹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两者相兼，必致一无所就。是且战之兵不能战，且耕之兵不暇耕也。兹宜画兵、农为二，择其精壮有胆之兵，宜马者马，宜步者步，束以营制，一如内地军营。其曾著战绩如徐学功辈，用之为管带、为督带；其才能办事如孔才辈，用之为帮办。凡督带、管带以及所部哨官、什长，酌给薪水、办公银两，散人给饷与粮，按照客军营制减绐。其愿弱不任战者，散之为农，按照户口，指余荒地亩令其承垦，由官酌给籽种、农器、耕牛。收获后缴本归仓，外不取息；其所获粮石，由官照时价收买。庶简其精壮，营伍可得而实；散其愿弱，屯垦可得而增：两利之道也。关外各城，所驻大臣有办事、领队、帮办之分；所驻之兵有锡伯、索伦、达呼尔、察哈尔、蒙古厄鲁特、沙毕纳尔及绿营携眷兵、换防番戍兵之分。乱后，旧制不可复按，而办事、帮办、领队大臣于本营存兵外兼带马步各营，各请专饷。所称马队、步队，既罕能战之兵，而办事、帮办、领队各员，又非尽知兵之选，徒糜饷粮，无济实用。都统及各大臣因虑产粮未极其丰，增灶更形其绌，力主画地自封、闭关谢客之议，以护官、私屯粮，不顾兵事利钝。金顺进驻古城，张曜进屯哈密，迟回不前，而后队尚迍邅原防者以此。现在巴里坤、古城已办采运，哈密已开营屯，金顺、张曜两军留后之队应即陆续开拔。兵力既增，则屯丁可减。窃维此时必分别兵农，责兵以战，课农以耕，而后饷事可节，兵事可精也。哈密、巴里坤、古城所驻各大臣，就现在所存旗营核定粮饷。如缺额过多，准照旧额马步就地挑募丁壮补数，但责其保守城隘，不必责以战事。脱屯丁伍籍，散之归农，则尽力陇亩，民乐耕其野；而官屯、私屯地亩收获余粮，准照时价发粜，民益得其饶。不但分驻各军可资接济，即调发续进马步，沿途就地采购，毋须裹粮以趋，于兵事更觉顺利。较之现在办法兵农两荒，不犹愈乎！如蒙圣明鉴允，应请敕下金顺、文麟遵照办理，庶于时局有裨。此筹整理哈密、巴里坤、古城兵事实在情形也。

谕旨：关外兵事、饷事并转运事宜，均责臣督办。而兰州距前敌数千里，饷粮转运虽可总其成，至忝预戎机，则调度指麾不能发当其可。自当简率大军亲驻肃州，相机办理。惟师行粮随，事豫则立。当此新谷未升、驼只歇厂、转运难期畅旺之时，不先将前敌各军食粮灌运充裕，催其留后各营陆续开行，而遽率大军进发，致占前敌军食，向后彼此兼顾，更费周章。督臣兼司关、陇，辖境辽阔，移节肃州，距关内腹地太远，又苦鞭长莫及。调集各军所遗营垒，均是扼要地方，非权其缓急，移拨填扎，于建威销萌之计亦形疏略。现在一面督饬西路各局于驼只起厂之前赶催车驼，层递灌运，一至八月，即调新驼分驻安西、哈密各处，分段层递转输，而调回车驼搬运新粮，一灌运安西粮局，一运供臣部军食，庶期会从容，畜力舒展，于事均便；一面调集各路将领，商议出关随征、留后防守各事宜及移营分扎一切，务臻周妥。臣之进驻肃州未能求速者，此也。

至景廉所奏关内运粮至古城，应以十万石为度，以斤重计，则三千余万斤，非竭四五年之力不能办到。金顺函开：“所有会衔函牍，全未与闻。所需军粮，合留后十余营并计，每年以市斗二万石为度，尚只六百万斤。”然此皆金顺未调补乌鲁木齐都统以前就彼时局势言之也。合并声明。

所有筹办粮运、兵事，谨据实陈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饷源涸竭拟续借大批洋款权济急需折（1876年1月10日）

奏为遵旨整军出关，饷源涸竭，拟筹巨款，权济急需，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上年遵旨裁并，留马步一百四十一营。嗣撤穆图善所部步队四营半，零星资遣，仍存马步一百三十余营。每岁需实饷六百余万两，加出关粮运军需每年需银二百数十万两，通计一年出款共需实银八百数十万两，经臣据实陈奏在案。

各省关原拨、添拨协甘饷数，原共八百二十余万两，归臣实收分拨，实则每年陕西抚臣划收六十万两，凉庄营每月额饷五千两，毅军运费每月万五千两，穆图善马队每月划收江南一万两，通计一年拨去协饷银九十六万两。是协甘饷数入款归臣经收者，实只七百余万两也。臣二次督师入关度陇，各省关每年解到协饷约五百万两，合捐输入款，极力撙节支销，截长补短，挪东掩西，每年亏挪勇饷百数十万两，新陈递欠，无可弥补。近自筹办海防，东南沿海诸省协解甘饷日渐减少，除江西、浙江两省尚肯力顾大局，仍旧报解外，福建、河南两省协饷全停不解。现据西征粮台呈报：截至本年十月，合苏、浙、粤三省划还洋款借项，共只收过各省关协饷实银二百六十余万两，仅逮常年解款之半。其奏提本年年关满饷六十万两，仅浙江七万两已准照解，四川报解五万两，山西报解三万两，此外尚无起解消息。入款之减如此。

臣现遵旨整军出关，军需应用火器、子药、皮棉衣裤、毡包、棚帐、驼骡、马匹，采买、制造、转运诸费，一款动需数万、十数万不等。出款之增，一也。汰遣弁丁应清欠饷，添募精壮应增正饷，出塞征夫除食粮应照章核扣正饷外，余饷均需现银实发。出款之增，二也。哈密、巴里坤诸处饷项，部臣责其核奏，渐且改为挪垫。出款之增，三也。南、北各路粮运，九月以后愈加畅旺，用车驼、骡马、人夫、畜牲各数万计，脚费、薪粮概须现发，口袋、毡条、车驮配带什物需随时添置预备，所费倍加于前。出款之增，四也。师出南路，安西西迄古城属之三个泉子，沿途戈壁相间，人烟断绝，薪桂米珠，军粮须数百里转馈，柴草须数百里割刈，非预先发价饬各该印官局员设法购备不能过师。巴、古兵民屯垦之委员设局者，耕牛、籽种、农具采购制造，动需巨费。出款之增，五也。俄人允为承办军粮，劳费虽省，而脚价均须现银发给，至迟不能逾三个月之限，道远运艰，宜预为筹解。出款之增，六也。关以内马步百余营盐粮、饷干、薪炭、公费、地方津贴诸款，每月仍非数十万两不能点缀。出款如此。

上年奏借洋款，原拟凑集现饷，遵旨大加裁撤，减一分积欠，即省一分出款。乃洋款到甘迟缓，除扣还前借商款外，余银一百七十余万两先后到甘，只敷支发，随到随罄。欠发勇夫正饷八百余万两，上年已清厘二百余万者，今又渐增新欠，陈陈相因，莫知所底。现因年节届时，应发满饷一月，各营将弁兵勇盼望甚殷；出关马步各营已调赴凉州合队，待饷进发；各路粮运脚价，待银应付。禀牍纷来，急如星火。臣无以应也，不得已饬办理臣军驻鄂后路粮台道员王加敏、驻陕军需局道员沈应奎筹借商款六十万两，提前解甘，由臣分别点缀，权济目前。欠饷之日益加增又如此。

臣前奏军饷支绌，请速筹解济。嗣接准部复：请旨敕下各直省督抚将军即行查明上年由部提拨各款欠解若干，勒限一个月解清；福建欠解银三百余万两，应饬遵旨赶紧如数筹解；其余各省欠解西征月饷，统限一年内先行提解一半，其余一半欠饷，仍随每月应解协饷陆续分解；从本年为始，各省关应解协饷月清月款，不准丝毫蒂欠，俾该督得以迅赴戎机，免致贻误。奉旨：“依议。”钦此。嗣经陕西抚臣谭钟麟奏提元年年关满饷。部臣援照成案，请由浙江等十一省共提银六十万两，奉旨统限十一月解清。各等因。钦遵咨行，并饬粮台分别委员遵限守催。车马舟船，相望于道，舌敝唇焦，迄少应者。

朝廷轸念出塞征军，所有应解西征协饷严切限催，廷旨煌煌，各省疆臣非敢视为具文也。陇饷奇绌，停兵待发，共见共闻。婉恳谆催而延缓如故者，非必悉存膜视也。饷源只有此数，此盈则彼绌，顾此则遗彼，理所必至，势有固然。查部拨西征军饷一岁应解之数虽有七百余万两，其实在可靠专款，向以东南七省厘金为大宗。上年部臣筹拨海防各饷，内由苏、浙等六省每年划分厘金二百万两，虽曾声明在于应协西征军饷之外添拨，各省关自应各解各饷，一体兼顾，毋稍偏重，固已预虑各省关之先洋防而后塞防。然究之沿海腴区与陇中荒瘠既非可相提并论，整军待发之饷与先事预防之饷亦非可并责之一时者，疆臣畛域之见难忘，望其捐己急公，固无其事；即责其先人后己，亦势有难能。就目前实解协甘之饷计之，几比常年短至一半。积欠协饷非独未能遵旨先提一半，依限照解；现截至十月，且增欠至二千七百四十余万两。是东南厘金大宗既被洋防占去，其波及塞防者，固不能多也。

谕旨敕令“先其所急”，原统洋防、塞防言之，令疆臣权其缓急以为先后也。部臣划洋防、塞防为两款，疆臣之专协洋防，势难兼顾塞防，亦必至之势。前此李鸿章议停撤西师，减塞防之饷以裕洋防，意本如此，特无如事有所不可耳。现在西师既不可撤，且须增出塞之师。筹塞外之粮运、屯垦经费日增于前，而各省关应协西饷且愈减于前。全陇瘠苦情形甲于天下，就地既无可筹，专盼各省厘金协济，而各省厘金大宗又均为洋防占尽。部限虽严，转瞬即届年关，各省应解各款迄未报解。臣万不获已，饬台局筹借六十万两，暂顾目前。原约明年二、三、四月归款。届期各省协款即令旺解，必陆续清还借款。而臣军已寅支卯粮，协款一到即尽，仍属无济。若不提还借款，则失信商人，此后并筹借之一线生机而亦塞矣。昼夜图维，罔知攸措。

窃维上年筹办台防，经今两江督臣沈葆桢议借洋款一千万两，按每年八厘行息，分作十年筹还，业与洋商定约，具有成议；嗣台防事定，减借二百万两，仍分十年拨还在案。应恳天恩，俯念陇饷涸竭，事机急迫，俯准援照台防成案，允借洋款一千万两，仍归各省关应协西征军饷分十年划扣拨还，于国计丝毫无损，于各省应解协饷藉资腾挪，微臣得所藉手，迅赴戎机，于目前局势实有裨益。如蒙允准，仰恳敕下两江督臣查照上年成议，迅速妥筹具奏办理，大局幸甚。

所有出关饷源涸竭，局势难支，拟续借大批洋款权济急需各情，谨据实陈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新疆贼势大概片（1876年3月16日）

再，乌鲁木齐踞逆，本地土回居多，逆首白彦虎所带陕回及甘肃从逆之回踞红庙子、古牧地、玛纳斯等处，而皆与南路踞逆回酋帕夏通。帕夏，即敖罕部安集延回酋和硕伯克也，帕夏当即伯克转音。俄罗斯既灭敖罕，踞其塔什干都城，敖罕所部安集延独免。同治四年乘回部之变，入踞南路喀什噶尔及各回城。于是，吐鲁番、辟展以西土回皆附之。帕夏能以诈力制其众，又从印度多购西洋枪炮，势益猖獗，陕甘窜踞之逆及本地土回均倚之为重。然不敢显然与俄罗斯较，是俄兵之强可知。俄人颇言其狡悍异于诸贼，以敖罕向未用西洋枪炮，安集延多洋枪队，而帕夏又能用其众，是安集延之强亦可知。

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当北路进兵时，安集延或悉其丑类与陕甘窜逆及土回合势死抗官军，当有数大恶仗。如天之福，事机顺利，白逆歼除，安集延之悍贼亦多就戮，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势较易。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也。若北路军威未至，而贼先图自固，不敢互相援应，但作守局，以老我师，则旷日持久，亦在意中。外间议论，颇谓军临前敌，陕甘窜回必有倒戈之事，臣不敢信其诚然；即令诚然，白逆必遁入南路。安集延未经重创，其狡焉思逞之志不忘。如其并力稳抗，自可奖率师徒，为一了百了之计；倘诡词乞抚，仍思踞我膄疆，或兵至则逃，妄拟乘间窃逞，为死灰复燃之计，则新疆隐患方殷，岂可不预为之所？

议者但以陕甘窜回及新疆各城为虑，不复知有安集延窜踞南路之事。或以为易，或以为难；或以为事可缓图，或以为功可速就；或主撤兵节饷之议，或并为难得易失之谈。辩说纷纭，横议歧出。揆其命意，皆因裨益洋防起见，岂真由衷之谈哉！

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出自逾格鸿慈，久为生平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乌鲁木齐各城不克，无总要之处可以安兵；乌鲁木齐各城纵克，重兵巨饷，费将安出？康熙、雍正两朝为之旰食者，准部也；乾隆中，准部既克，续平回部，始于各城分设军府，然后九边靖谧者百数十年。是则拓边境腴疆以养兵之成效也。今虽时易世殊，不必尽遵旧制，而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踞，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费绸缪。若此时即便置之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区区愚忱，窃有不敢不尽者。

谨将新疆贼势大概一并附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复陈借用洋款并催解协饷折（1876年3月16日）

奏为遵旨复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二年二月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二月初七日奉上谕：“沈葆桢等奏筹议关外饷需，碍难借用洋款，暨江苏拟力筹西征协饷各折片。据称：借用洋款，耗息甚多，海关、部库均受其害。应于各省关移缓就急，并江苏竭力筹措。等语。所陈亦属实在情形。西征饷事甚殷，自当通盘筹画，于国计、军饷两无妨碍，方为有济。应如何斟酌尽善之处，着左宗棠妥为筹画，迅速具奏。原折片着抄给左宗棠阅看。沈葆桢所请将湖北、湖南协济江防银两移解西征粮台济用，俟左宗棠复奏到日再行降旨。”钦此。跪诵谕旨，并细阅原奏折片，具悉江苏抚臣竭力筹措、两江督臣将两湖协济江防银两拨济西征，深维大局苦心。微臣身值时艰，一筹莫展，徒烦远省疆臣代纾筹策，感愧奚如！岂敢乞余不足，又顾之他，益增歉仄！顾事有万不得已者，不敢自安缄默，谨就愚见，为皇上陈之。

臣之奏借洋款，原因各省关应协款项积欠成巨，陈陈相因，驯至洋防议起，照常年又减至一半以外，频催罔应，计无复之，万不得已而有此请，非不知借用洋款非正办也。沈葆桢与臣素相契合，其清强有执，臣常自愧不如。原奏义正词严，复举两湖应解江防银两移拨西征，亦实情理两得。然其代为臣谋，究不如臣之自为谋也。

姑就其论国债一说详之。泰西各国经常用度，原有定数。其格外之费，均由其国富商酌度承认，自出资本经营，由公司抽收课税，以裕国用，如开矿、治水诸大工作，原奏所谓轻利博重利者是也。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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