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马克·霍尼斯鲍姆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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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试读：
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英]马克·霍尼斯鲍姆 著谷晓阳 李曈 译中信出版集团序PREFACE社会史学者在讲述一场大流行病时一定需要一个故事，这是业界普遍认同的真理……故事情节从传染病暴发那个特殊节点开始，在空间和时间都有限的舞台上，极尽渲染个人和集体的危机，借助戏剧性的冲突表演，传达富有张力的启示录，然后走向终场。但是，如果流行病的细节被模糊了，或者没有明显的危机，情况又会如何呢？这就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给历史学家带来的挑战。这是本书作者马克·霍尼斯鲍姆在《柳叶刀》上为《西班牙流感：西班牙的叙事和文化定义》一书撰写的一段书评，直接明了地表达了他对传染病史书写的理解：在追求冲突的戏剧效果，刻画个人与社会的危机的同时，重视捕获历史的细节。这一理念与一般严谨的医学史和传染病史学术研究有所不同，更接近科普性质的纪实报道。这种写作风格与霍尼斯鲍姆的身份有关，霍尼斯鲍姆是作家兼新闻记者，他曾是英国《观察家报》的首席记者，并在《标准晚报》、《星期日独立报》和《卫报》等报纸担任调查记者和专题撰稿人。他目前任伦敦城市大学新闻系活动部主任、高级讲师。霍尼斯鲍姆是位多产的作家，他感兴趣的写作主题是世界传染病史，自2003年起，他已出版了4部这方面的专著：2003年的《热病之旅：寻找对付疟疾的方法》（The Fever Trail in Search of the Cure for Malaria）；2009年的《与恩扎一起生活：被遗忘的英国故事和1918年流感大流行》（Living with Enza: The Forgotten Story of Britain and the Great Flu Pandemic of 1918），该书在2009年被提名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年度科学书籍；2013年的《大流感流行史：死亡、恐慌和歇斯底里，1830—1920》（A History of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s: Death, Panic and Hysteria,1830—1920），以及本书《人类大瘟疫》。此外，他还在《柳叶刀》、《医学史》、《医学社会史》和《生命科学哲学》等专业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书评和论文。霍尼斯鲍姆的著作严格地遵循了自己认可的写作风格，细节与危机并存。《人类大瘟疫》的叙事从1916年7月1日这一天开始，作者以美国新泽西州泽西岛上惊悚的“鲨鱼咬人事件”拉开他的故事帷幕，选取了近百年来全球暴发的9例特大传染病案例，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人类与瘟疫相生相杀的历程。通过档案、书信、日记、媒体报道、商业广告和口述访谈，他详细地梳理了每次疫情暴发后，个人（病人、医生、家属）、社区、国家和公共舆情等方方面面的反应，尽可能复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他就像一位出色的战地记者，随军驻扎在欧洲、北美和非洲等处的军营里，追踪病毒传播的路径。他是专业的科学记者，在忠实报道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工作的同时，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分解分子生物学、逆转录病毒之类的专业术语，使之成为公众能够理解的传染病常识。新闻学和历史学兼具的知识背景使霍尼斯鲍姆的著作既能从容地呈现跨越百年的历史长卷与思想史深度，又不乏新闻广角的宽度和热点，第二章《天使之城的鼠疫》讲述的是1924年的洛杉矶鼠疫事件，作者通过报纸广告和政府的市镇规划，分析了美国东西海岸两大城市——纽约与洛杉矶——政府与商人的不同反应，揭示出在这场疫情的处理过程中，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商业地产商——在影响着政府的抗疫决策，两大城市及其媒体间的商业竞争引导了公共舆情，致使社会撕裂。在讲解鼠疫杆菌发现的科学过程时，作者将视野转向中国东北，回顾1910年在哈尔滨发生的鼠疫惨状，解释中国科学家伍连德以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如何形成科学家共同体，在实验室里确认鼠疫杆菌的存在，从而绘制成20世纪全球抗击鼠疫的历史画卷。这样的著作让读者读起来很过瘾，有一口气读完的冲动。霍尼斯鲍姆的传染病史书写是随着疫病感染轨迹布局的，跨越了时空、边界、国族和文化。他认为对当时的医生而言，他们无法判断流感是否会卷土重来，但历史学家可以有一个长时段的考察，通过资料的累积，分析这一事件的延伸性和社会反应。同时，历史学家也可跟随科学家的研究追索疾病的原因和路径，并利用当地科学家在实验室反复求证所获得的信息，描绘现代传染病谱系的全貌。比如关于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的叙事，作者将时间线索向前追索到1889年的俄罗斯流感，向后涉及1957年亚洲流感、1968年香港流感，一直延伸至20世纪90年代，描述了美国病理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如何从死于1918年流感的阿拉斯加的女患者身上获取病毒基因片段，直到2005年发现病毒株基因组序列，从而揭开西班牙流感暴发的真相，为这段历史画上了句号。霍尼斯鲍姆的著作中频繁使用三个关键词：“大瘟疫”、“恐慌”和“歇斯底里”，2013年的著作便以此命名，而本书[1]的英文书名延续这个主题，并添加了“傲慢”（Hubris）一词。作者认为瘟疫是流言和恐慌的源泉，并引用《费城询问报》的评论：“恐惧就是流感的最大帮凶。”1918年至1919年西班牙流感导致5 000万人死亡，几乎占当时世界人口的3%，这是20世纪最大规模的传染病。这场“大瘟疫”吸引了众多历史学家的兴趣，仅2000年以来，就有不同语言的近百种专著出版。2005年，作者接触到此议题后，首先聚焦他熟悉的英国社会，他2009年出版的《与恩扎一起生活：被遗忘的英国故事和1918年流感大流行》一书描述了对疾病的恐惧是如何渗透到维多利亚文化中的。作者认为流感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社会和文化焦虑的晴雨表，因流感而导致的经济衰退和社会退化引发了群体的恐惧。作者在完成前一本书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对此议题的兴趣，本书的视角由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转向北美军营。据当时的记载，1918年流感患者的身体会呈现出一种深紫色的色调，作者借用深蓝色的“天芥菜紫绀花”，将1918年流感称之为“蓝死病”，以此隐喻当时民众和社会的恐惧状态。“当病原体未知或不确定，疫情的信息又被封锁时，流言蜚语——以及相伴出现的恐惧——就会迅速失控。”作者认为新兴的信息传播渠道，比如电报的发明和新兴的大众媒体会激发公众的歇斯底里情绪，进一步放大这些恐惧。1924年洛杉矶鼠疫的信息最初就是由媒体透露出来的，它们用了“怪病”、“濒临死亡”、“黑死病的受害者”，以及“洛杉矶13人死于肺鼠疫，恐惧四布”等极具煽动的话语。《费城询问报》说：“恐慌严重到一定程度就是恐惧了。”在洛杉矶人还处于对鼠疫的惊恐不安中时，地中海多数港口也暴发了鼠疫，美国政府启动海港隔离检疫，此时的美国，面临着国内的肺鼠疫和海外进入的腺鼠疫，“这种歇斯底里的组合让美国国会恐慌”。这一状态与当下中国的情况相同，国内“新冠肺炎”还未完全清零，域外输入的病例数却日见攀升，幸亏中国政府较早地建立起完备的抗疫检测系统，能有条不紊地应对蜂拥而至的归国人潮，没有使整个社会和民众陷入歇斯底里的恐慌中。此外，政治的因素也会波及甚至影响到对瘟疫的阐释，1976年费城突发的“军团病”触碰到了人们对冷战的恐惧神经，担心这是生物武器和化学毒素所致，以至于美国国会紧张起来，担心这会是一个“被错过的警报”。当艾滋病突然出现时，有流言称：“病毒是五角大楼、制药巨头和中央情报局合谋在生物武器实验室中制造出来。”在加剧社会的恐惧情绪方面，媒体往往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新闻记者出身的作者难免要为媒体的影响力辩护，在谈到艾滋病病例时，作者表示：很难说是从何时起，这种污名化演变为了歇斯底里，化作了担心患者对社会构成威胁的恐慌。起初，公众对艾滋病疫情暴发的消息反应冷漠……这种冷漠部分是源自无知，部分是出于偏见……许多人将艾滋病视为可以通过接触传染，这引发了……“恐惧的流行”……对艾滋病的新形象建构负有主要责任的，是科学家和医学家们，而非媒体。霍尼斯鲍姆提出：“1918年以来，对传染病，尤其是病毒学的科学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1924年洛杉矶鼠疫、1930年的鹦鹉热、1976年费城的军团病、1980年出现的艾滋病、2003年的SARS、2013年的埃博拉出血热以及在巴西暴发的寨卡疫情，各种瘟疫接踵而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2015年总结全球应对“埃博拉”时说：“这次疫情暴发……既恐怖，又出乎意料。世界各国，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反应太慢了，眼前发生的事情令我们措手不及。”作者问道：“为什么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来预测流行病的到来，并为迎战它们做准备，却总是被打个措手不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使地球人又一次陷入同样的危机，正在拖垮全球卫生资源的分配。“傲慢”，或许是其中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关键词。一般而言，当我们在讨论“傲慢”时，总是会联想到高等文明、种族优越感、政府与官员们的“傲慢与偏见”，这些事例在疫情大暴发时，必定会表露无遗。本书的每个章节都有具体例子，展现不同群体的“傲慢”和不同形式的“狂妄自大”是如何影响疫情的防控，如何撕裂社会，以及如何摧毁国民经济的。比如1924年洛杉矶鼠疫期间，当地政府对疫区——梅西大街和观景花园区——进行隔离检疫的决定与控制感染没有太大关系，完全是出于种族主义与偏见。但《人类大瘟疫》一书尖锐地指出了一个普遍存在，而人们又不愿意面对的事实：大瘟疫的定期降临，是人类为自己的“傲慢”付出的代价，持这种“傲慢”态度的甚至包括疫病的狙击手——科学家。1918年流感流行期间，正值西方科学界沉浸在细菌学建立和疫苗发明的喜悦中，科学家成为对付疫病的英雄，法国和德国的细菌实验室不断有好消息传出，科学家充满了战无不胜、奋勇前行的自豪感，而这种情绪也影响到了社会和公众心理。当时，关于流感致病病原体的说法，科学界普遍采纳德国细菌学之父科赫的女婿所提出的普氏杆菌的结论，然而，美国军营流感病例的测试中，科学家发现并非所有的病例都能检出普氏杆菌，但是没有人敢挑战德国科学家的权威，公开质疑德国科赫学派所创建的细菌理论范式。即便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流感病毒，却依然无法撼动既定流感的细菌学范式。在作者看来，科学家有责任“规避智识的傲慢，并警惕任何关于自己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幻觉或自以为是”。作者指出1976年在费城发生的军团病挑战了战后的医学进步，打击了那些认为先进工业社会不再需要担心旧时代瘟疫的自大心理，“如果说军团病是对过于自大的公共卫生行业的一则警示，那么艾滋病彻底让人们明白，在先进的技术社会中，尽管有疫苗、抗生素和其他医疗技术，传染病却并没有被消灭，反而持续地在威胁着我们”。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森瑟尔说：“我们曾期待当代科学战无不胜，可以使所有困难迎刃而解，然而现实却与理想背道而驰。”的确，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步使传染病学家和公共卫生学家对流感的生态学、免疫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能准确地把握疫病模型，并用统计学的方法分析流行病的趋势。尽管科学家已经从1918年大流感的H1N1病毒中提取了其遗传物质，对其病理学和流行病学也有了充分的解释，但科学家依然无法回答，为什么1918年大流感中死亡率最高的是年轻人？因为该病毒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有传染性，这成为一个神秘而弥久的科学谜题。同样的，费城军团病的疫情调查最后也以失败告终，构成20世纪“流行病学最大的一个谜”。科学家们认为：“近几十年来，流感大流行继续催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件，暴露了科学知识的一些根本性欠缺。”这使科学家至今无法确定流感暴发的决定因素和出现概率。2009年H1N1疫情过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两种H1N1猪流感病毒发生重组可能会引发全球流感大暴发，为此启动了防备计划。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言导致了世界范围的恐慌，然而，截至2019年《人类大瘟疫》英文版出版时，世界卫生组织预言的大流行并未发生，这引发人们指责世界卫生组织“捏造”流感的预警是在帮助疫苗制造商和其他利益集团。霍尼斯鲍姆不无忧虑地说：“回顾过去一百年的流行病疫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将来一定会出现新的瘟疫和新的流行病。既往的经验告诉我们：问题不在于流行病是否会出现，而在于何时出现。瘟疫或许无法预测，但我们应该知道它们一定会再次来袭。”2019年隆冬之际，“新冠肺炎”在武汉暴发，不到3个月就引发全球大流行，2020年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鉴于新冠病毒的传播和迅速扩大的影响，这次疫情从特征上可称为“大流行”，10年前的预言不幸在全世界人的见证下成为现实。令人遗憾的是，即便有10年的准备时间，我们依然无法从容应对，恐慌、歇斯底里和傲慢还在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思想。高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1] 原书书名为The Pandemic Century, One Hundred Years of Panic, Hysteria and Hubris，中文版略有调整。―编者注译者序TRANSLATOR'S PREFACE“所有人的生活里都有一部历史。”——威廉·莎士比亚马克·霍尼斯鲍姆博士是位有趣的作家。当他在著名媒体《卫报》和《观察家报》发声时，他是一名出版了多部畅销书的获奖作家和资深记者；当他为国际医学顶级期刊《柳叶刀》撰稿时，他又是一名专业的医学史学者。翻开这本书，你不仅能感受到他出色的文字把控能力，更能体会到他在医学科普、医学史领域的造诣。对于他的这本《人类大瘟疫》，英国著名医学史家威廉·拜纳姆（William Bynum）的评价是，本书对流感的讨论极为精彩，可读性很强。《柳叶刀》也点评道：这本书“引人入胜”，“精彩地描述了疾病的定义和分类过程，并指出文化因素极大地左右了我们对疾病的感知，影响了我们对瘟疫的反应”。然而，马克·霍尼斯鲍姆博士的这本书并不“好读”。这是一本时间跨度长达一个多世纪，内容涵盖了8种重大流行病的史书。作者的讨论涉及了病毒学、分子生物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科学哲学、医学史等多个学科。在翻译本书时，我们一方面钦佩作者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又不禁忧虑：对于文科读者来说，这本书似乎显得太“科学”；对于医学读者来说，它又好像有点太“社科”了。倘若投入大众市场，它更是看起来缺少“噱头”，不够“快餐文学”。究竟会有多少人愿意翻开一本论述“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的判定”“冠状病毒的发现过程”“气溶胶如何在建筑物中传播”等专业知识的传染病史书？又有多少读者能静下心来，在一页页充斥着学术名词的纸张中，细细品读疫病流行中的病原学研究、公共卫生应对，以及复杂的社会影响？2020年年初，全书译稿将毕，一场大疫忽然降临。新型冠状病毒袭来，多地隔离检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入“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仿佛就在一夜间，历史与现实魔幻般地叠合到了一起。那些曾经只见于医学杂志上的病毒学知识以及流行病学研究都成了新闻热点。它们与无数个无意或有心的传言混杂在一起，共同冲击着大众的眼帘。那些凝结于书中的悲伤、恐惧、欢欣、无畏、迷惘、愤怒……统统重现于我们身边。* * *传染病从未远离人类。就在一个世纪前，西班牙大流感横扫全球，留下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恐怖的死亡数字。在那之后的一百年里，类似的剧情一次又一次上演。现代医学高歌猛进的史诗吟唱，始终伴随着恐慌、悲伤和忧虑的协奏。人们不曾想到，令人闻风丧胆的鼠疫会降临在自诩“天使之城”的洛杉矶；人们更从未料想，可爱的家养小鹦鹉会带来致命的鹦鹉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军团病、艾滋病、SARS、埃博拉、寨卡……瘟疫在全球四处生根，没有哪个国家敢标榜自己绝对安全。人类不断地从一次次瘟疫中总结经验教训，开发新的诊疗技术。但正如细菌学家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所言，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尽管有了新的医疗技术以及普及的疫苗和抗生素，但人类“本质上比以前更容易受到伤害”。是人类的学习能力不足吗？是我们的医学家们还不够努力？或者，我们需要跳出思维惯式，重新审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吗？我们常把对抗传染病喻为一场战役，将病原体视作虎视眈眈的敌人。但比起“对抗”，也许“平衡与失衡”才是更为贴切的隐喻。彻底消灭病原体的理念是难以实现的。我们看到，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在多次瘟疫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自然状况下，病原体与动物长期共处，已然达成了某种平衡，而人类有意或无意地入侵自然领域，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病原体便跳跃到人类身上——本书关于鼠疫的一章，讲述的正是这样的故事。除了生物因素之外，社会、文化因素也加剧了传染病的蔓延。首先，全球化使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疫情流行时，我们已无法寄望于躲进某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一隅偏安。其次，文化习俗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疫情的传播，饮食、丧葬、节日习俗等都可能推波助澜。而这正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冲突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具现。在第八章的埃博拉防疫史中我们看到，简单粗暴地取缔习俗可能会适得其反，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时，我们需要谋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此外，在每场瘟疫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恐慌、流言与不信任情绪总是如影随行。瘟疫来袭时，我们总是希望迅速获取准确、全面的信息，但是马克·霍尼斯鲍姆博士却用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种近乎不切实际的期盼。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中，纽约公共卫生官员们担心影响战事，刻意夸大流感对德军的影响，而对美军的疫情轻描淡写。20世纪初洛杉矶鼠疫暴发时，出于对城市形象和经济利益的考量，市政领导、商业和新闻业巨头压制疫情报道，宣称“绝不会刊登有损城市利益的内容”。信道可以被管制，但焦虑与恐惧却不会因此而消失，它们时常为流言蜚语营造出滋生的温床。2003年4月1日，香港正陷于SARS疫情困境中，某家报纸的网站上发布消息，称香港即将被宣布为“疫港”，惊恐万分的人们匆忙将消息转告亲友，四处抢购食品和生活物资。然而，那则消息实际上只是一名14岁男孩的愚人节恶作剧。另一方面，污名化与偏见常与流言相伴，在SARS流行的高峰期，多伦多的唐人街宛似鬼城，食客们都不敢前去消费。艾滋病流行初期，患者群体背负着巨大的道德污名，他们受到排挤，被指责纵欲、犯罪、有药瘾，甚至连因日常输血而被感染的血友病人也未能幸免。在恐慌中，许多人会寄望于科学。诚然，科学的理性、中立和审慎是抵抗流言的利器，但我们必须谨慎地承认，科学亦有局限。正如书中所展现的：有时科学观察会出现失误，就像在没有认清流感病毒之前，我们一直将细菌视作流感的病原体。有时科学研究又不够迅速，正如当SARS疫情急需特效药和疫苗时，医学界却只能给出隔离建议和支持治疗。艾滋病的科学纷争历史更是向我们昭示，当科学家陷入名利、荣誉之争，经济利益、名誉诉求甚至国家荣耀混杂在一起时，疾病的本相就会陷入重重迷雾之中。除了前述问题外，在最后一章论述寨卡疫情时，作者还提及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寨卡瘟疫正炽之时，报纸竞相报道，巴西政府和各色组织争先恐后地参与疫情防控，然而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当地政府与大众又一次陶醉在“抗疫胜利”的笙歌之中，仿佛一切问题都已随着疫情一起终结。部分曾经承诺的科研经费没有按时到位，一些原有的康复支持项目也慢慢消失。作者痛心疾呼：虽然寨卡疫情已宣告结束，对它的恐慌也逐渐被时间冲淡，但巴西贫民窟的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本质改善，传播寨卡病毒的蚊虫依然在充塞垃圾的河道中滋生，因寨卡而致畸的婴儿也未得到应有的照护和补偿。若相关社会条件无法得到改善，谁也无法保证寨卡疫情不会卷土重来，谁也无法预料下一场疫情将会侵袭多少国家，将多少原本就已深陷贫困的家庭推向苦难的深渊。事实上，疫情的反复并非没有前例，就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埃博拉疫情于非洲死灰复燃，并于2019年7月17日再度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状态至今仍未解除。* * *马克·霍尼斯鲍姆博士为这本书拟定的副标题是“一个世纪的恐慌、歇斯底里和狂妄自大”，将这样三个“负面”的词汇置于文前，乍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妥，但通读全书之后，便可知晓作者绝对不是想要传播恐惧，也没有过度悲观。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一次次瘟疫流行之际，总有严谨、奋进、勇敢、无私的力量汇聚起来，支持人类渡过难关。但威胁持续存在，前路坎坷艰难。在多年前反思SARS疫情时，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院长、国际知名流行病学家罗伊·安德森（Roy Anderson）曾提醒我们，抗疫胜利所带来的自满将是最大的隐患。我们不该因为人类在某些大瘟疫后幸存，就无视自己曾经的傲慢与纰漏。回首瘟疫史，在纪念人类展现出的智慧、力量与勇气的同时，我们也不该忘记那些痛苦的离别、牺牲和哀愁。在本书中，每一章传染病的故事都非常复杂。可是，世界本就如此，它不会因为我们一厢情愿的期待就变得简单。谦虚的科学家会说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谨慎的历史学家会强调了解历史不能预知未来。但面对复杂的传染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不做旁观者，我们可以从历史经验、科学原理和理智辨析中汲取更多，反思更多。希望面临那从未远去的传染病风险时，这些知识与反思能够使我们更加安全，更加理智，更加勇敢，更加友善。谷晓阳 李曈首都医科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学与医学史学学系前言鲨鱼和其他掠食者PROLOGUE鲨鱼不会攻击在北大西洋温带水域中游泳嬉戏的人们，也不能一口咬断游泳者的腿。1916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当纽约人和费城人想要从内陆的酷暑中解脱，蜂拥至新泽西州北部海滩时，大多数鲨鱼专家都秉持上述看法。也是在同一个夏天，东海岸正被脊髓灰质炎疫情笼罩，市内游泳池纷纷张贴布告，警告人们在泳池游泳可能会染上“小儿麻痹症”。不过，泽西海岸被认为没有危险的掠食者出没。1916年7月，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弗雷德里克·卢卡斯宣称：“被鲨鱼袭击的风险比被闪电击中要小得多……我们的海岸不会发生鲨鱼袭击。”为了证明这一论断，卢卡斯提到身价百万的银行家赫尔曼·厄尔里克斯以500美元奖金，悬赏“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哈特拉斯角以北］温带水域遭到鲨鱼袭击的人”——而自1891年该布告在《纽约太阳报》发布以来，[1]一直无人认领赏金。但厄尔里克斯和卢卡斯都错了，同样犯错的还有费城自然科学院的研究员亨利·福勒博士和亨利·斯金纳博士，他们在1916年明确宣称，鲨鱼无法咬断人腿。第一个例外发生在1916年7月1日晚，挑战了这些众所周知的常识。当晚，一位年轻富有的证券经纪人查尔斯·埃德林·万桑特携妻子及家人到新泽西州度假，下榻在比奇港的酒店。晚餐前，他决定去附近游个泳。万桑特1914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是个运动健将，朋友们常叫他“万桑特”或“万”。他来自美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其祖上是荷兰移民，1647年定居北美。那天晚上，即便他曾对跳进凉爽的大西洋有任何顾虑，这样的顾虑也会被眼前的熟悉景象抵消：在他滑入海浪前，一条友好的切萨皮克湾寻回犬正向他奔来，海滩救生员、美国国家队游泳健将亚历山大·奥特也在旁巡视。万桑特以爱德华时代年轻男子们的流行做法，径直游出了安全区，然后转身踩水，招呼寻回犬。这时，他的父亲万桑特医生和妹妹露易丝也到了海滩，在救生站附近欣赏他的身姿。而那只寻回犬不领情面，拒绝跟他游出去，这一幕把他们都逗乐了。然而片刻后，大家察觉了寻回犬不听话的原因——水中出现了一片黑色的鱼鳍，自东边袭来。父亲疯狂地挥手招呼儿子游回岸边，但为时已晚，当万桑特游到距海滩约50米时，忽然感到一下拖拽和一阵剧痛。周围的海水变成了酒红色，他探手下去，发现自己的左腿不见了——自大腿骨处被齐齐咬断。彼时，奥特已游到万桑特身边，将他拖出海水，转移到了英格鲁赛德酒店的安全地带。万桑特的父亲想尽办法给他止血，却徒劳无功——伤口太深了。万桑特当场死亡，成为已知的第一个在北大西洋水域被鲨鱼袭击身亡的人，这让他的父亲和年轻的妻子悲恸欲绝。从那一刻起，两人每每看到泽西岛的大西洋海岸，便无法不想到水面下潜藏的鲨口。无独有偶，两周内，又有4名游泳者在泽西海岸遇袭，其中3人死亡，引发了人们对“食人鲨”的恐慌，至今仍令人难[2][3]以释怀。虽然在北大西洋遇到大白鲨和其他大型鲨鱼的概率极小，它们对游泳者的袭击更是少之又少，但这并不能减轻人们的恐惧。如今，海滩游客们都清楚地知道不能游离海岸太远，但凡他们对风险掉以轻心或对潜在威胁不屑一顾，总会有某次电影《大白鲨》或探索频道《鲨鱼周》（Shark Week）某一集的重播来警醒他们。现在，许多儿童甚至成年人都害怕在海浪中玩耍，即便是那些敢于去海浪中冒险的人也会时刻警惕海平面上的背鳍。* * *乍看来，新泽西州的鲨鱼袭击事件似乎与2014年席卷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或次年巴西暴发的寨卡疫情没什么关系，但它们当真彼此相关。就像1916年夏天大多数博物学家都无法想象北大西洋的凉爽水域会发生鲨鱼袭击那样，在2014年夏季，大多数传染病学家也无法想象，之前一直局限于非洲中部偏远林区的埃博拉病毒，会在塞拉利昂或利比里亚的大城市中流行，更不用说会跨越大西洋，成为欧洲或美国公民的威胁。但这恰恰正是2014年1月前不久发生的事，来自未知动物宿主的埃博拉病毒感染了几内亚东南部梅连度村的一名两岁男孩，病毒从那里经陆路传播到科纳克里、弗里敦和蒙罗维亚，然后又经航运传播至布鲁塞尔、伦敦、马德里、纽约和达拉斯。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1997年，当时一种以前在鸭子和其他野生水禽中传播，一直名不见经传的禽流感（H5N1禽流感）突然导致香港大量家禽死亡，引发了全世界对禽流感的恐慌。当然，随后便是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接着，2009年墨西哥暴发了猪流感，拉响了全球流感大流行的警报。这次流行消耗了大量抗病毒药物储备，投入生产的疫苗总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猪流感并没有变成食人怪——它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死亡人数比美国和英国大多数年份普通流感的致死人数少得多，但在2009年春天，人们并不知道这些。当时，疾病专家正忙于应对禽流感在东南亚的再次出现，没人预料到墨西哥会出现一种新的猪流感病毒，更没料到它会具有类似“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基因特征——据估计，1918年那场大流感在全球造成逾5 000万人死亡，堪称病毒世界末日。* * *19世纪的医学专家认为，如果更好地了解滋生传染病的社会和环境状况，就能够预测流行病，从而——如维多利亚时期的流行病学家和卫生学家威廉·法尔在1847年所说——“消除恐慌”。然而，虽然细菌学的进步使预防伤寒、霍乱和鼠疫等疫病的疫苗得以研制成功，人们对过去大规模瘟疫的恐惧也逐渐消退，但又有其他疾病登上舞台，新的恐惧取代了旧的恐慌。脊髓灰质炎就是很好的例子。在鲨鱼攻击泽西海岸游泳者的一个月前，南布鲁克林的海滨附近暴发了一场脊髓灰质炎疫情。纽约卫生委员会的调查人员立即将疫情归咎于新近从那不勒斯来到这里的意大利移民，他们住在一个被称为“猪城”的区域，公寓又挤又脏。随着脊髓灰质炎病例增多，报纸上充斥着关于婴儿死亡或瘫痪等令人心碎的报道，报道引发了过度的恐慌，许多富人逃亡（很多纽约人逃往泽西海岸）。几周之内，恐慌蔓延到东海岸的邻近各州，催生了隔离检疫、旅行禁[4]令和强制住院制度。这些过度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普遍的一种医学观念，即脊髓灰质炎是一种呼吸道疾病，通[5]过咳嗽、打喷嚏以及在垃圾中滋生的苍蝇传播。流行病学家约翰·R.保罗在撰写脊髓灰质炎的历史时，将1916年描述为“实施隔离和检疫措施的高潮”。到1916年12月天气较凉，疫情逐渐消退时，26个州已有2.7万名患者和6 000人死亡，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脊髓灰质炎暴发。仅纽约就有8 900人患病，2 400人死亡，大约每四个孩[6]子中就有一个死去。这次脊髓灰质炎传播的范围如此之广，就像是美国人特别容易得上这种疾病似的。但实际上，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5年前瑞典也暴发了类似的骇人疫情。在那次疫情期间，瑞典科学家多次从患者小肠中找到脊髓灰质炎病毒——这是解释疾病真正病因和病理的重要一步。瑞典人还成功地在接触过无症状患者分泌物的猴子身上培养出了这种病毒，这加剧了科学家对“健康携带者”在两次流行病暴发之间充当病毒储存者的怀疑。然而，美国著名的脊髓灰质炎专家们忽视了这些见解。直到1938年，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们才拾起瑞典科学家的研究，证实无症状携带者的粪便中频繁检出脊髓灰质炎病毒，这些病毒可以在未经处理的污水中存活长达10周。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在脊髓灰质炎疫苗出现之前的时代，避免因该病致残的最好方法是在不太容易出现严重并发症的幼儿期被感染一次，以获得免疫力。在这方面，污物是母亲们的盟友，让婴儿接触被脊髓灰质炎病毒污染的水和食物不失为一种合理策略。到19世纪末，大多数来自贫困移民社区的儿童都以这种方式获得了免疫力。反而是来自新式中产阶级家庭和富人区的儿童患病风险最大。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是如此，他十几岁时没有感染，直到1921年于新不伦瑞克的坎波贝洛岛度假时才染病，那时他已39岁。* * *关于病毒和其他传染性病原体的科学知识不断发展，而这种发展有时也会蒙蔽医学研究人员，使他们忽视了前述的生态学和免疫学见解，或对即将到来的流行病丧失警惕，本书将论述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和法国细菌学家路易·巴斯德在19世纪80年代证明了结核病是一种细菌感染性疾病，并研发了炭疽、霍乱及狂犬病疫苗，由此开创了疾病的“细菌理论”。自那时起，科学家和依赖他们实验技术的公共卫生官员们一直梦想着击败传播传染病的微生物。然而，尽管医学微生物学和所有相关学科，如流行病学、寄生虫学、动物学以及最近的分子生物学，都为理解新病原体的传播和扩散提供了新途径，并使临床医生能够辨识病原体，但在许多时候，这些科学和技术仍力有不逮。人们有时会辩解称，微生物一直在变异和进化，科学研究无法跟上它们遗传漂移的速度和传播模式改变的速度，但原因远不止如此。医学研究人员会倾向于固守特定的范式和疾病病因理论，从而忽视已知和未知病原体带来的威胁。以第一章的主角流感为例。1918年夏天，当所谓的“西班牙流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阶段出现时，大多数医生认为它和以前的流感差不多，不过是个小麻烦。医生们都认为这种病原体不可能对年轻人构成致命威胁，更伤害不到前往法国北部盟军战线的士兵们。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学界权威、科赫的门生理查德·普法伊费尔曾提出，流感是由一种微小的革兰氏阴性细菌传播的，因此，接受过德国实验室方法培训的美国科学家们研制出预防流感杆菌的疫苗只是时间问题，就像他们研制出预防霍乱、白喉和伤寒的疫苗那样。但是，普法伊费尔和那些相信他实验方法的人错了：流感不是细菌导致的，而是一种病毒导致的。病毒太小了，无法在普通光学显微镜下识别。此外，当时用来分离流感患者鼻喉中常见细菌的是陶瓷过滤器，但病毒能直接穿过滤孔。一些研究人员当时已经开始怀疑，导致流感的可能是一种“可滤过的病原体”，但在很多年之后，普法伊费尔的错误观点才得到纠正，流感的病毒病因学说才主宰话语权。在此期间，大量的研究时间被白白浪费，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死于流感。然而，仅仅识别出病原体并了解疾病病因还不足以控制流行病。尽管传染性病原体可能是患病的必要条件，但它并非充分条件。微生物以多种方式与我们的免疫系统相互作用，当感染同一种病原体时，有的人会病倒，有的人却毫发无损或只是轻微不适。事实上，许多细菌和病毒可在组织、细胞中蛰伏几十年，然后被一些外部事件重新激活。外部事件可能是合并感染了另一种微生物，或外在压力对人体系统突然打击，再或是衰老引起免疫功能衰弱。更重要的是，如果仅关注病原微生物，我们有可能错失大局。例如，埃博拉病毒可能是人类已知的最致命的病原体之一，但只有在滥伐导致热带雨林减少，蝙蝠（据推测是病毒在两次流行病暴发之间的动物宿主）被逐出巢穴，或人类猎杀感染了该病毒的黑猩猩并食用它们时，埃博拉病毒才有蔓延到人群的风险。并且仅当医院内不卫生的操作导致了血源性感染扩散时，它才可能传播到更广泛的社群，并伺机蔓延到城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谨记萧伯纳在《医生进退两难》中所表达的观点：“一种疾病特有的微生物不一定是它的病因。”事实上，若将萧伯纳的名言用于今日，我们可以说传染病几乎都有更广泛的环境诱因和社会诱因。只有充分考虑新病原体出现和传播的生态、免疫和行为因素，我们才可能比较充分和完整地了解这些微生物及其与疾病之间的联系。公平地说，一直都有医学研究人员致力于更细致地研究我们与微生物之间的复杂互动。例如，在50年前抗生素革命的鼎盛时期，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研究者勒内·迪博就对以短期技术方案解决医疗问题提出了批评。当时，他的大多数同事都认为人类毋庸置疑会征服传染病，还认定不久即可消灭常见的致病菌。迪博在1939年分离出了第一种商业化的抗生素，可谓精于专业，但他却很清醒，提醒医学界警惕业内盛行的骄傲自大情绪。迪博把人类比作“魔法师的学徒”，提出医学科学已经启动了“潜在的破坏性力量”，有朝一日可能会倾覆医学乌托邦的美梦。他写道：“现代人相信，他们几乎完全掌握了过去塑造人类进化的那种自然力量，相信现在他们可以掌控自己的生物命运和文化命运。但这可能是一种假象。与其他所有生物一样，人类是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通过无数环节与这个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联系在一起。”迪博还提出，摆脱疾病是一种“幻梦”，“大自然将在不可预知的某时以某种不[7]可预见的方式予以反击”。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尽管迪博的著作在美国公众中大受欢迎，但他关于即将到来的疾病世界末日的警告却在很大程度上被科学同行们忽视了。结果，在1982年2月迪博去世后不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就用首字母缩写“AIDS”描述了一种突然出现在洛杉矶同性恋社群，并正在蔓延到其他人群的不寻常的自身免疫疾病。这种疾病让医学界猝不及防。但实际上，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6年前，也就是1976年就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一群在费城某豪华酒店参加美国退伍军人大会的老兵中暴发了非典型肺炎[8]，当流行病学家手忙脚乱地试图找出致病的“费城杀手”时，公众陷入了过度恐慌（这场疫情最初令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疾病检测人员颇感困惑，直到一名微生物学家确定了病原体——嗜肺军团菌，一种在酒店的冷却塔等潮湿环境中生长的微小细菌）。还是在那一年，令大家恐慌的不仅是军团病，还有突然出现在新泽西美国陆军基地的新型猪流感——那是一起突发事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以及公共卫生官员又被搞得措手不及，最终使数百万美国人毫无必要地接种了疫苗。类似情况在2003年再次出现，当时一位年长的中国肾病科教授入住香港京华国际酒店，引发了某种严重呼吸道疾病的跨境暴发。最初人们认为这种疾病是H5N1禽流感病毒引起的，但我们现[9]在知道，病原体是一种与SARS相关的新型冠状病毒。在那次事件中，通过精确的微生物检测工作，以及科学家群体前所未有的信息共享和合作，一场疾病大流行得以避免。但那只是侥幸，在那之后，我们又遭遇了更多的突发流行病，却未能在初期做出正确诊断。这本书将描写这些事件和经过，以及为什么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来预测流行病的到来，并为迎战它们做准备，却总是被打个措手不及。这些流行病的历史有些为读者所熟知，如2014—2016年埃博拉疫情引发的恐慌，或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引发的恐慌；另一些如1924年洛杉矶墨西哥区暴发的肺鼠疫，或在华尔街股灾几个月后席卷美国的“鹦鹉热”，则可能不那么出名。但不管是否为大众所熟悉，这些流行病都揭示了一点，那就是新病原体的出现可以多么迅速地推翻医学常识，以及在缺乏实验室知识、有效疫苗和治疗药物的情况下，流行病如何具有引起不安、恐慌和惊惧的非凡力量。更多的医学知识和传染病监测不仅未能驱散恐慌，反而有可能播下新的恐惧，使人们过度关注他们此前从未耳闻的流行病威胁。结果，就像救生员现在会在海上搜寻背鳍，以期向游泳者发出预警那样，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定期在互联网上监视异常疾病暴发的报告，并检测可能引起下一次大规模流行病的病毒突变。在一定程度上，这种高度警惕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也付出了代价：永远处于对下一场流行病的焦虑之中。我们被反复告知，问题不在于世界末日是否会发生，而在于何时发生。在这种狂热气氛中，也难怪公共卫生专家有时会弄错状况，在不必要时按下恐慌预警按钮；或者，有时候又会像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时那样，完全错估了威胁。诚然，媒体在这些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毕竟没什么能比恐惧更抓眼球了——但是，尽管有线新闻频道全天候的报道和社交媒体助长了传染病暴发引起的不安、恐慌和污名化，记者和博主在很大程度上却只是媒介。我认为，通过提醒我们注意新的传染源，并将特定行为定义为“有风险的”，医学科学——特别是流行病学——才是这些不合理的、往往带有偏见的判断的最终源头。毋庸置疑，对传染病的流行病学和病因学的更深入的了解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对流行病的能力，医学技术进步也无疑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健康和福祉，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前述这些知识在不断地滋生新的恐惧和焦虑。本书中讨论的每一种流行病都描绘了这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书中还描绘了在每一个流行病例子中，疫情的暴发如何动摇了人们对占主导地位的医学范式和科学范式的信心，强调了以牺牲对疾病诱因更广泛的生态学探求为代价，过度依赖特定技术的危险性。根据对科学知识建构的社会学分析和哲学分析，我将论证，在紧急事件发生前“已知”的东西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些“已知”的东西有：水塔和空调系统（军团病的例子）不会给酒店客人和医院的医生及病人带来风险；埃博拉病毒不会在西非传播，也不会传播到大城市；寨卡病毒是一种相对无害的蚊媒疾病。我也解释了在前述的每一次事件中，流行病如何引发了关于“已知的已知”和“未知的未知”的反思，以及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应如何在未来避免此类认识论盲点。[10][11]本书讨论流行病时，也强调了如下一点：在不断变化的疾病流行与发生模式中，环境、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回顾迪博对病原生态学的见解，我认为大多数疾病的出现都可以追溯到生态平衡的破坏，或病原体惯常寄居的环境的改变。这一条尤其适用于动物源性疾病或人畜共染病毒，如埃博拉病毒，但也适用于共生菌，如链球菌（它是引起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主要原因）。目前认为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是一种果蝠。然而，人们尽管已在非洲本土的各种蝙蝠身上发现了埃博拉病毒抗体，却从未在任何一种蝙蝠身上发现活病毒。最可能的原因是，就像其他由于长期进化而关联在一起的宿主和病毒一样，蝙蝠的免疫系统会很快将埃博拉病毒从血液中清除，但在清除前，病毒就已传染给了另一只蝙蝠。结果，病毒在蝙蝠种群中不断循环，而不会导致病毒和蝙蝠中的任何一方灭亡。类似过程也发生在那些已进化到只感染人类的病原体上，例如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儿童时期第一次感染这类病毒通常只会导致轻微疾病，之后患者会康复并获得终身免疫。然而，这种免疫平衡状态时常会被打破。破坏可能是自然发生的，例如，如果有足够数量的孩子在儿童时期未被感染，从而导致群体免疫力下降，或病毒株突发变异（如流感病毒经常发生的那样），使人们对其几乎没有免疫力，那么就会导致新病毒的流行传播。此外，当我们意外介入病毒和它的自然宿主之间时，也会发生前述情况。这大概就是2014年埃博拉疫情发生的情形，当梅连度村的孩子们逗弄村中树桩上栖息的犬吻蝠时，平衡就被打破了。人们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刚果，类似的事情可能使HIV的始祖病毒从黑猩猩传播给了人类。追踪这些流行病的确切起源是当下研究的主题。就艾滋病而言，毫无疑问，20世纪初蒸汽船开始在刚果河上航行，以及殖民地时期新的公路、铁路的修建是艾滋病扩散传播的重要促成因素，伐木者和木材公司的贪婪也同样如此。社会和文化因素也起到了作用。如果铁路公司和木材公司的劳工营地附近没有野味买卖和遍地的嫖娼卖淫风气，病毒很可能不会传播得如此广泛、迅速。同样，如果没有西非根深蒂固的文化信仰和习俗，特别是人们遵守传统丧葬仪式和对科学医学不信任，埃博拉也就不会演变成一场重大的区域性流行病，更不会演变成全球卫生危机了。但是，也许医学史能够给出的最重要提示，还是流行病与战争之间的久远关联。从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0年下令雅典人出海，以避开斯巴达对其港口城市的攻击以来，战争就一直被视为致命传染病暴发的始作俑者（2014年的西非即如此，几十年的内战和武装冲突使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卫生系统薄弱，医疗资源匮乏）。虽然人们至今仍然不知道导致雅典瘟疫的病原体是什么，或许永远也无法知晓（造成瘟疫的疾病可能是炭疽、天花、斑疹伤寒和疟疾），但毫无疑问，瘟疫暴发的决定性因素是希腊城市长墙后面挤满了30多万雅典人和来自阿提卡的难民。这种拥挤封闭为病毒扩散（如果病原体是病毒的话）创造了理想的条件，将雅典变成了一个藏骸所（正如修昔底德告诉我们的那样，因为没有房子来接收来自农村的难民，“酷暑之际，他们被迫挤在闷热的茅舍中，死亡在那里肆虐”）。结果，到公元前426年的第三次疫潮时，雅典的人口减少了四[12]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雅典瘟疫中，由于不明原因，疾病似乎没有影响到斯巴达人，也没有扩散到阿提卡边界以外的地区。但2 000年前，城市和村镇彼此隔离，人和病原体在国家、大陆之间的传播途径要少得多。不幸的是，今天情况已非如此。由于全球贸易和全球旅行，新型病毒及其宿主不断跨越国界和国际时区，它们在每个地方都会遇到不同的生态和免疫环境。最真实的例子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东海岸的训练营中聚集了数万名年轻的美国新兵，随后他们往返于欧洲和美国之间，为历史上最致命的大流行病的暴发提供了理想条件。[1] Richard Fernicola, Twelve Days of Terror: A Definit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1916 New Jersey Shark Attacks (Guilford, CT: Globe Pequot Press, 2001), xxiv–xxx.[2] 造成这轮袭击的鲨鱼种类从未被查明。一些专家认为是幼年的大白鲨所为；另一些则认为，袭击符合公牛鲨的摄食模式，公牛鲨喜欢浅海水域是人们已知的事实。——原注[3] 对新泽西鲨鱼袭击事件的最佳描述当属米歇尔·卡普佐的《海岸边》（Close to Shore, London: Headline Publishing, 2001）。这些鲨鱼袭击事件也激发了彼得·本奇利的灵感，令他写下了1974年的畅销小说《大白鲨》，后来，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了基于其改编的同名电影。不过在小说和电影中，鲨鱼袭击事件的发生地点被设定在长岛一个虚构的度假小镇——艾米蒂岛。[4] David Oshinsky, Polio: An American 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9–23.[5] 事实上，脊髓灰质炎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非麻痹型脊髓灰质炎在1916年之前的几十年里一直是美国的地方病。——原注[6] John Paul, A History of Poliomyeliti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148–60; Naomi Rogers, Dirt and Disease: Polio before FDR. Health and Medicine in American Societ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2), 2–6.[7] René Dubos, Mirage of Health: Utopias, Progress and Biological Change(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6), 266–67.[8] 这里的非典型肺炎泛指所有由某种未知的病原体引起的肺炎，并非特指SARS。——译者注[9] 冠状病毒主要感染哺乳动物的呼吸道和胃肠道，近三分之一的感冒都可归因于冠状病毒。——原注[10] “已知”和“未知”的概念是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2002年五角大楼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极不光彩地引入公共话语领域的（进一步讨论见尾注）。——原注[11] 2002年2月12日，也就是“9·11”事件发生5个月后，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前的一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五角大楼记者招待会上，就伊拉克统治者萨达姆·侯赛因的秘密武器项目构成潜在威胁的传言答记者问。一名记者问道，关于伊拉克曾试图或已经给恐怖主义者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事，他掌握了什么证据？拉姆斯菲尔德答道：“那些持‘事情还没发生’之类言论的报道一直让我觉得很可笑。如我们所知，有一些事情是‘已知的已知’，即有些事情我们知道自己知道；还有一些事情是‘已知的未知’，即有些事情我们知道自己不知道。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事情是‘未知的未知’——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一时间，拉姆斯菲尔德这段宛如“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玄幻的言论，成为众人嘲讽的对象。但很多批评者后来也承认，拉姆斯菲尔德引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这一概念来自知识哲学和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论。的确，许多科学研究都是基于探查“已知的未知”。科学家们先提出假说，接着设计实验，检验初始假设（或普遍接受的观点）。一开始，研究者并不知道实验结果是否会支持初始假设。不过通常来说，研究者都认为检验结果不会超出他们预估的那些可能性结果。但偶尔也会出现结果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这就是一种“未知的未知”。科学史家常常使用这种观念，来描述自然事件（比如地震、气候变化、疾病大流行等）中的不确定性对现代社会产生的灾难性威胁，但关于这些事件的既有知识却是片面的。然而，除了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三种知识类型，科学史家还提出了第四个类型——“未知的已知”，即实验者们认为他们已经知晓了关于某个科学事物的一切，却不知道自己忽视掉了某些重要方面（这种知识有时也被称作“令人不安的知识”）。肺鼠疫、鹦鹉热、埃博拉和寨卡都属于此类。相比之下，军团病、SARS、HIV则属于“未知的未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1918年之前，没人研究过流感病毒，因此西班牙流感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未知的未知”，尽管许多研究者曾怀疑它是一种滤过性病原体，进而对该疾病的细菌学解释感到不安。欲了解拉姆斯菲尔德评论的背景和语境，见：Errol Morris, “The Certainty of Donald Rumsfeld,” New York Times, March 25, 2014, accessed September 1, 2017, https://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4/03/25/the-certainty-of-donald-rumsfeld-part-1/?mcubz=1. 关于拉姆斯菲尔德所提到的知识哲学概念与“未知的已知”，见：Steve Rayner,“Uncomfortable Knowledg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gnorance in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Discourses,” Economy and Society 41, no. 1（February 1,2012): 107–25.[12]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Harmondsworth, UK:Penguin, 1972); David Morens et al., “Epidemiology of the Plague of Athens,”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22 (1992): 271–304.第一章蓝死病THE BLUE DEATH“乍一看，阿赫兰的确是一座平常的城市。”——加缪《鼠疫》艾尔村是一个不起眼的村落，就像你在1917年的新英格兰乡间旅行中遇到的任何一个小村庄一样，眨下眼就可能错过。[1]它坐落在波士顿西北约35英里处一片荒凉的灌木林中，有不到300间村舍，还有一座教堂和几家商店。事实上，若非位于波士顿-缅因铁路和伍斯特-纳舒厄铁路交会处，并拥有两个车站，它真算是乏善可陈。但在1917年春天美国备战时，军方开始寻找合适的地点来训练成千上万响应征召的新兵们，铁路车站和空旷的田野使艾尔村脱颖而出。或许正因为如此，1917年5月，华盛顿特区的某位军事长官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县地图上艾尔村的位置插了一枚带红旗的大头针，指定艾尔村为美国陆军新成立的第76师的营地。[2]6月初，美军租下了与纳舒厄河相邻的约9 000英亩正萌新绿的阔野。两周后工程兵抵达，开始将该地改造为约翰·潘兴少将领导的美国远征军的步兵营地。短短10周内，工程师们建造了1 400座建筑，安装了2 200个淋浴器，并铺设了60英里的供热管道。这片长7英里宽2英里的营地有自己的餐厅、面包店、剧院，以及14间用于读书和社交的小屋，还有一个邮局。从艾尔村出发，穿过菲奇堡铁路的轨道步行半英里，迎接新兵们的第一幕景色便是基督教青年会礼堂和第301工兵团的军营。右边是第301、302和303步兵团的军营，附近则是野战炮[3]兵、兵源补给旅和机枪旅的营房。此外，营地还有操练阵列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