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东明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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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中试读：
序言一
2010年8月1日，这是我们郑州人应该永远铭记的一个美好日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召开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9处世界遗产，河南省继龙门石窟、安阳殷墟之后的第三处世界文化遗产。
历时10年之久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工作，倾注了我们郑州市广大干群的心血和智慧。从最初的3处历史建筑群到8处11项，从嵩山历史建筑群到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从圣山崇拜到天地之中理念，从2009年被审定为“补充材料推荐列入”项目遭遇“卡壳”而到2010年成为唯一审议表决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的项目，可谓好事多磨。成功来之不易，它凝聚了各相关单位的不懈努力和所有工作人员的辛勤汗水。
郑州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包括太室阙和中岳庙、少室阙、启母阙、少林寺建筑群（包括常住院、塔林和初祖庵）、嵩岳寺塔、会善寺、嵩阳书院、观星台等8处11项优秀历史建筑，历经汉、魏、唐、宋、元、明、清，绵延不绝，构成了一部中国中原地区上下两千年形象直观的建筑史，是中国时代跨度最长、建筑种类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代建筑群之一，是中国先民独特宇宙观和审美观的真实体现。在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中，中国是位居天地中央之国，而天地中心就在郑州境内的登封。诚如澳大利亚世界遗产保护专家茱丽叶•拉姆齐女士在评估验收“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时所说：“三天考察，我认识了中字，观星台、少林寺、中岳庙、嵩阳书院的碑刻上总是出现这个字，这充分说明一个民族在人文方面对天地之中的崇拜和认可。”而周公测景台和观星台，中岳庙的天中阁、天中街和岳立天中碑，少林寺的天中福地门等都是“天地之中”最直接的实物见证。“天地之中”这一核心理念对登封的建筑、宗教、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天地之中这一中国先民独特的宇宙观，登封成为历代天文学家测天量地的中心，成为中国夏王朝建都之地和传统文化荟萃的中心，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儒家、佛教、道教也都争相在这里建立弘扬传播本流派文化的核心基地。周公测景台和观星台是“天地之中”宇宙观形成的最直接、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见证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授时历》的测量演算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观测天象的建筑之一。中国现存最早的庙阙也是最早的地面建筑汉三阙，代表着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一种文化传统——祭祀礼制，证实了古代人们对“天地之中”的信仰。五岳中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建筑群中岳庙，脱胎于中国皇家规制的规划布局，是中国礼制建筑最完整的代表作，见证了“天地之中”的文化信仰和道教文化发展史。中国现存最早的佛塔嵩岳寺塔，作为密檐式塔的鼻祖、世界上最早的筒体建筑，在佛塔的类型上有极大的开创性，代表了东亚地区同类建筑的初创与典范，是佛教通过在“天地之中”传播而确保并扩大其影响力的建筑实物见证。少林寺建筑群（常住院、塔林、初祖庵）见证了佛教通过在“天地之中”的传播，加强并巩固了其影响力，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博物馆，向世人展示着中国古代建筑的瑰丽之华和中华悠久历史的璀璨之光。作为唐代三大传戒中心之一、天文学家一行和尚出家修行之所的会善寺，是佛教参与天文活动、参与中国古代宇宙观演化史研究的见证。中国四大书院之首的嵩阳书院是程朱理学的策源地，对研究我国古代书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标本意义。《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关于世界文化遗产列入标准共有六条，只要符合其中一条即可列入。郑州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符合列入标准第三条和第六条。符合标准（iii）：能为一种已消失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中国古代对宇宙形态的观察和探索开始于3000年前，直到15、16世纪才渐渐停息，在长达20多个世纪的历史时期，许多朝代的统治者宣传推广“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并被社会广泛接受。郑州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8处11项建筑分别代表不同时代的各类主导文化，是业已消亡的科学、教育和信仰体系的物质见证，也是现存仍在发展的佛教、道教文化传统的见证。符合标准（vi）：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郑州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与相关信仰有着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包括对于天文、宇宙规律的探索，对于皇权来自神授地位的宣扬和信仰，对于祭祀礼制活动的提倡，以及现存传统的道教信仰和起源并发展于少林寺的佛教禅宗信仰。所有神圣的或世俗的建筑集中于此，正是对稳固而持续的“天地之中”传统理念的直接反映。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认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如果一个民族忘掉了历史和传统，就好比断了根，丢了魂。文化遗产是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保护它，正是为了维系我们的根和魂。文化遗产保护，关键是要树立这样一种正确的遗产观。”在雨雪风霜的磨砺中积淀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更需要我们的精心呵护。因此，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既是国际社会对其突出普遍价值的一致肯定，同时也对今后的保护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在给我们带来喜悦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一份神圣的责任。我们必须严格遵守《文物保护法》，并按照《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相关要求，落实各项保护措施，确保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完好和永续传承。必须进一步加强对郑州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及其深厚文化内涵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以充分体现其作为全人类共同财富的遗产价值，扩大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必须秉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使遗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让保护成果充分惠及民众。只有这样，“天地之中”这一核心理念才能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城市文化内涵等方面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十年坎坷申遗路，矢志不移赤子心。”登封市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著名作家杨东明先生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天地之中》。该书激情飞扬，以生动的文学笔调，追溯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申遗历程，再现申遗长河中的点点滴滴，挖掘天地之中文化的丰厚内涵，可以说，这是反映郑州的又一长篇报告文学力作。
居中致远，在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一周年之际，此书的出版是一份特殊而珍贵的贺礼。同时，我也借此机会，向每一位为申遗付出艰辛努力的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希望保护、宣传、展示好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使其永葆璀璨的光华。
是为序。
2011年6月
郑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丁世显
序言二
登封位居中岳嵩山南麓，是一座因山而立的文化旅游名城。登封东距河南省会郑州70公里，西距十三朝古都洛阳80公里，面积1220平方公里，人口65万。登封是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大禹文化之乡，还是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河南省十大文化强县、河南省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登封境内文物遗迹众多，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处18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2处。2010年8月1日，历史久远、类型多样、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又被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9处世界遗产。
登封古称阳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公元前2070年左右，大禹建都于阳城。西周初年，周武王祭祀天室（即嵩山），周公为实现周武王“定天保，依天室”的遗愿，在嵩山地区立表测景，测得阳城为地中，于是，遂建东都洛邑，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建立了东周。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巡祭中岳嵩山时，因闻听“山呼万岁”而从阳城县划出300户设立崇高县，后改名嵩阳县。696年，大周女皇武则天封禅中岳嵩山后，下诏改嵩阳县为登封县，阳城县为告成县。唐开元年间，僧一行为编制《大衍历》派南宫说到阳城测景；元代时，郭守敬为编制《授时历》也来到阳城测景。这一系列发生在登封的重大历史事件，开创、奠定并强化了登封天地之中和嵩山作为中岳的地位。
登封因为被古代中国人视作天地之中，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所以登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荟萃的中心。登封阳城是中国历代天文学家天文观测的中心，中岳嵩山是历代帝王祭祀和崇拜的重要对象，中国的主流文明——儒家文化、佛教、道教都在这里建立了弘扬传播本流派文化的核心基地。正因为如此，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观测建筑周公测景台和观星台，中国最古老的礼制建筑汉三阙，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佛塔嵩岳寺塔，中国禅宗祖庭少林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塔群少林寺塔林，与中国古代建筑语法课本《营造法式》地域和时间最接近的古建筑初祖庵，中国唐代三大传戒中心之一的会善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的嵩阳书院，都云集于登封。而这些历经千年的经典历史建筑影响了广大范围内的礼制、宗教、教育、科技建筑的形制，同时也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天地之中这一影响深远的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并印证了登封天地之中的独特历史地位。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历经汉、魏、唐、宋、元、明、清，是中国时代跨度最长、建筑种类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代建筑群。如今，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已成为登封最重要和最有吸引力的文化符号，而登封人民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可以说是登封申遗历程的最好写照。自2002年启动申遗到2010年申遗成功，虽几经坎坷和挫折，但登封人民却始终勇往直前，毫不气馁，并最终取得了申遗的胜利。申遗环境整治，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紧邻文物本体的1418处不和谐建筑，其中1349所为居民住房。为了申遗，这些居民都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而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登封市广大干群，尤其是申遗指挥部和文物局、嵩阳办、少林办、中岳办、告成镇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发扬克难攻坚的精神，按时完成了申遗环境整治、文物本体维修、档案建设以及迎接世界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的考察工作。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从开始立项到文本编制，从立法到环境整治，从文物本体修缮保护到迎接专家考察，都凝聚了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心血和智慧。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尤其是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和郑州市文物局都给予了直接指导和极大的关怀。世界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清华大学教授郭黛姮、刘畅，河南省文物局原局长杨焕成，河南省古建研究所原所长张家泰，著名天文史专家伊世同等著名专家学者，多次亲临现场指导或直接参与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了反映这一波澜壮阔的申遗历程，我们特请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杨东明先生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天地之中》。杨东明先生多次到登封采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我们献上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此书不仅全面再现了申遗的风雨征程，真实地描述了广大干群的辛苦欢乐，还可使人感受到天地之中这一灵魂的律动，体会到嵩山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这部报告文学，在为广大申遗参与者“塑像”的同时，也为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留下了全方位、多角度、富有文化张力和人文魅力的阐释和记录。
文化底蕴是一个地区的灵魂，作为中华文化圣山之中岳嵩山载体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就是登封的灵魂和根脉。以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为契机，2010年，登封的文化旅游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游客人数同比增长52%，旅游收入同比增长70%。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文化遗产——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对推动登封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在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即将一周年之际，在《天地之中》即将付梓之际，我们谨代表登封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以及参与、指导申遗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向关心、支持登封建设和发展的有识之士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是为序。
2011年6月
登封市委书记王福松
登封市人民政府市长郑福林
第一章 大背景下的大国策
一历史与遗产
生活在地球这个宇宙天体上的人类，每每会回望自己走过的足迹。当人类志得意满地将工业文明的旗帜插向地球的一个又一个领地之后，终于有了深刻的反省式的回望：以往的发展过于注重开发和建设，而轻视忽略了保护与传承。于是，如何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这个问题，就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各个国家的高度关注。
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人类环境宣言》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大会强调指出，当代人类在追求充裕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必须担当起保护和改善环境的重大责任。大会还明确地指出，人类的环境权是由自然和人文两个部分组成的，为此，大会提议联合国应尽快缔结世界遗产公约。
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七届大会在巴黎总部举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此次大会上获得了通过。这项重要公约具有国际准则的意义，它的主旨在于确定和保护全球范围内的自然和文化遗产。此公约还制定了详尽的操作规则，凡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意义重大、价值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古建筑遗迹或自然景观将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而由联合国加以保护。
世界遗产是人类社会和大自然演进所遗留下来的足迹，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大自然生成变化的佐证。遗址、古迹、器物、服饰、典籍……这类可见之物属于人类物质层面的物质文化遗产；
人类的各种生活形态、各个民族的风俗民情、不同形式的民间艺术、口传文学……这类精神存在属于人类精神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地球变化，大自然演进所生成的各种地质地貌、生态景观、生物群落与生命物种……这类自然存在则属于与人类文化遗产并列的自然遗产。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毫无疑义地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意义。比如埃塞俄比亚北部区域的阿克苏姆古城，那里的遗址上至今保存着许多花岗岩方尖石塔与石柱。其中一块重约500吨，高约33米，它是经过人类开采之后又重新竖立起来的世界上最大的整块岩石。在阿克苏姆古城的遗址上，还保存着许多寺院、碑文，王陵……它们全都静静地矗立在岁月里，无声地讲诉着公元1世纪到公元13世纪古埃塞俄比亚的历史。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每每带有独特的科学史的意义。秘鲁马丘比丘城堡是全球公认的九大古天文台之一，这是一座矗立在群山之间的古印加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在它的石围墙上雕刻有奇妙的暗槽，每当夏至日到来，太阳光就会透过马丘比丘城堡的石头窗口，然后投照在暗槽之上。入夜之后，马丘比丘城堡的这个石头窗口还可以用来测量昴宿星团的变化，古印加人就是以此来确定马铃薯的种植时节。在人类的天文科学史上，秘鲁的马丘比丘城堡无疑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通常都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意义。南非的马蓬古布韦曾经是非洲次大陆最大的王国，杰内城中的杰内大清真寺是典型的撒哈拉—苏丹式建筑风格。这座气势宏大的清真寺没有使用砖石，它完全由黏土和树木建造而成。它的祈祷大厅的支撑物是100根泥柱，这些泥柱的风格简略而朴拙。无论是从外观还是从内在构造上来看，这座建筑都洋溢着一种自然之美与和谐之美，它是南非民族审美意识的代表之作。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具有不可轻估的教育意义，它对后人的精神培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根系对枝叶的输供，它是雨露对万物的濡染与滋润。后人文化品格的塑建有赖于它奠基筑础，它以强大的感召力和认同力使民族文明得以延续和传承。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是一种有待开发、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它能够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国、意大利等欧洲诸国，拥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旅游业在这些国家早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法国是世界旅游第一目的地，2009年法国的旅游业收入为75亿欧元，同时还解决了100万人口的就业问题。意大利的旅游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全国就业人口中大约占有6%，国际旅游收入是其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埃塞俄比亚是具有3000年文明历史的古国，这个非洲国家已有7处自然和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9年，埃塞俄比亚的外国游客人数约为14万人，旅游收入高达7900多万美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具有不容轻视的政治意义。文化遗产记录着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成长历史，它以生动具体的形象展示着这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文化遗产是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标志，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立的合法性的证据。文化遗产是组成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国民从历史渊源的角度认知与认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从而形成并强化了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
……
唯其如此，我们国家对保护文化遗产工作高度关切，高度重视，并于1985年12月12日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1999年10月29日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
二文化软实力
中共中央十七大明确地提出，要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列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一个国家的强大不能只看GDP的增长、科技的进步、军事的跃升，还要看文化实力的提高程度，要看其文化实力在全球文化实力排列中的位置。
在全球范围内，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在“全球化”的口号下，西方国家依托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领先的科学技术，力图将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推向世界的各个角落。
在这种“全球化”的形势下，已经面向世界、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在经济领域日益融入了国际社会。但是我们在文化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必须有所持守，有所坚执，必须向国际社会发出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声音。
传承中华文明，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硕果仅存，唯一绵延至今的人类古代文明。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这些两河流域文明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早已相继消亡，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都在历史的长河里流断源竭。但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不仅未曾湮灭未曾竭涸，反而一路下来百川汇融，水沛浪盛，蔚为大观。这一事实和史实本身已无可置疑地证明了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证明了其存在和发展所固有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全球化”“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全球文化的统一或同一，相反，只有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自身的文化发展繁荣了，整个人类的文明才能得以丰富和拓展。只有“多元共生”，才能保持人类文化的生态平衡；只有不同人类文化之间做到了互尊互补，全球的人类文明才能得以提升。所以，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是全人类文明的成果，而每个民族每种文化的消失都是全人类文明的损失。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中，有许多独具魅力的宝贵内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了要尊重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彰显着一种不断革故鼎新的奋斗精神；“和为贵”的思想，追求着一种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的美好境界，向往着一种“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协和万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提倡的是兼容并蓄、和谐共存的生活哲理。
这些文化思想遗产，是吾国吾民固有的文化精神力量，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纽带，是民族性格代代传承的基因。
文化遗产是我们国家文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载录着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的历史，它展示着我们祖国壮美多姿的自然风貌。它是国民产生自豪感和归属感的催化剂，从而可以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
在文化遗产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兴衰和荣辱、甘苦与沉浮，它能培养国民的忧患意识，激发国民的爱国情操，唤起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感。
文化遗产是“基社稷而固邦统”，构建当代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石。
……
环顾当今世界，中国正以不可遏止的姿态迅速崛起，中国的经济硬实力已令世人为之瞠目。但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由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共同构成的，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所以，加强和提升文化软实力就成了国家之大策，民族之大计。
正是在这种全球形势的大背景下，我们国家的申遗工作展开了一系列的大手笔：
1987年12月，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甘肃敦煌莫高窟、山东泰山、长城、陕西秦始皇陵及兵马俑、明清皇宫申遗成功，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90年12月，安徽黄山申报“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成功，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92年12月，四川黄龙国家级名胜区申请“自然遗产”成功，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
2006年4月，国家文物局相关部门领导、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与时任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就嵩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交换了意见。郭旃建议将登封历史建筑群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
2006年5月16日，时任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作出重要批示：“申报文化遗产是一项非常重要且很有历史意义和经济价值的工作，希望列入政府重要工作日程，并加强领导，大力支持，志在必得。”
2007年2月，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率领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司长顾玉才、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来到登封，对嵩山历史建筑群保护和管理现状、周边环境及申报世界遗产工作进展情况考察指导。
2007年5月17日至19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考察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工作，郑州市主要领导与郭旃进行了座谈。郭旃通知了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项目提前至2009年。郑州市领导作出决定，申遗文本编制等工作立即启动，并对责任进行了划分，由郑州负责文本编制，登封负责环境整治等工作。
2007年8月10日，嵩山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环境整治工作动员大会在登封影剧院召开。郑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丁世显，郑州市文化局局长、郑州市申遗办主任齐岸青，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登封市长吴福民等领导和登封市相关单位领导出席了此次动员大会。
2007年8月20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向国家文物局递交了嵩山历史建筑群2009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
同年底，嵩山历史建筑群被国家确定为200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第二章 “天地之中”祖山神山圣山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这是登封申报世界遗产时的正式名称。“天地之中”这四个字格外引人注目。这个词汇，这个概念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宇宙观、文化观和政治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个词汇这个概念的审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和再理解。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使“天地之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一“天地之中”——祖山“天圆地方”，这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朴素的宇宙观。
古代没有天文望远镜，那时候人们只能凭借双眼观察万物，观察宇宙。人们抬头望天，天就像一个圆形的蛋壳罩在头上，于是就有了天是圆形的结论。
人们低头看地，地向远处伸展着、伸展着，在双目所及处有一条边线。人们再转身依次向四面看去，看到了四条线。于是，人们就得出了地是方形的结论。
人们认为在这方形的大地之上，应该有一个中心和天的中心相对应，这个中心就是“天地之中”了。
位于登封市告成镇的观星台，是此次申遗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期，周公姬旦在此创立了测景台。当你走进今天的古观星台院内，就可以在周公庙正殿的前方看到它。周公测景台高约四米，它的下部是方形的石座，那就是测影用的“圭”；它的上部是长方形柱体，那就是测影用的“表”。《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述：周公姬旦“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东汉郑玄注曰：“土圭之长，尺有五尺，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
周公姬旦测出的“天地之中”就在阳城，也就是如今的登封市告成镇。“天有心，地有胆，天心地胆在告县。”这是在嵩山一带广为流传的民谣。告县，古称阳城。公元696年，女皇武则天率领文武百官开赴嵩山举行封禅大典。武则天命人在嵩岳主峰峻极峰顶筑起“登封坛”，并于坛上封中岳神为“神岳天中皇帝”，封中岳神妃为“神岳天中皇后”，封夏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为“玉京太后”。为了纪念嵩岳封禅这一盛举，武则天诏令改年号为“万岁登封元年”，将嵩岳之麓的嵩阳县改为登封县，将阳城县改为“告成县”，以昭示自己“登”嵩山“封”中岳，终于大功“告”成。
周公姬旦测出“天地之中”在阳城，此举绝非偶然。“天地之中”这一观念的形成和确立，有其悠远而深广的自然、历史和政治文化背景。
嵩山地区是华夏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是华夏民族原初的生存与发展的摇篮。如同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一样，人类的生息与繁衍极大地依赖于环境，而嵩山地区得天独厚地具备了最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
36亿年前，当地球的表面还是汪洋大海的时候，嵩山已经第一次腾身而起，向空中显露出了它的峥嵘。5.7亿年前，海底的秦岭和喜马拉雅山还如浸泡在羊水中的婴儿，而嵩山已经在陆地世界确立了自己成熟的身姿。古老的嵩山，堪称万山之祖。
在嵩山地区不足2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解剖般地显露着25亿年前、18亿年前和5.47亿年前地壳三次构造运动的遗迹。层叠，断裂，褶皱、扭曲……山体岩层的变化林林总总，百态千姿。
在嵩山地区仅仅40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切片般地展示着太古宙、远古宙、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的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这种被地质学界称为“五代同堂”的现象，举世罕见。
到嵩山考察过的世界地质学界的专家们无不发出惊叹：在嵩山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能看到40亿年来地球的演变！
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质公园专家组专家赵逊先生曾对嵩山作出如此评价：“嵩山与美国的黄石公园、加拿大的苏必利尔湖、俄国的卡拉半岛相比，科学价值当在它们之上。”
正因为如此，嵩山于200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地质公园”。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老科学家周昆叔先生撰写了学术专论，考证了“嵩山文化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周先生认为，历尽沧桑的嵩山性格沉稳，身姿恒固，所以华夏民族才得以在此繁衍发展。地球上许多年轻的山脉，性格不稳，不是火山喷发，就是地震频仍。它们每一次脾气发作，都会给古代的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自然灾害之后，往往瘟疫流行，在缺乏医疗手段的古代，很容易造成整个种族的灭绝。
作为万山之祖的古老的嵩山，地质地貌早已稳定。依嵩山而居的华夏民族得其荫庇护养，绵延不息，终于发展成为屹立于世的强大民族。
嵩山是36亿年前崛起的古陆，它的群峰中有许多石灰岩形成的溶洞，那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栖息之地。郑州考古研究院的考古调查表明，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和文物出土点在嵩山地区计有170余处，处于嵩山核心区域的登封就占有其中的66处。嵩山东麓的织机洞遗址，属于距今10万年以上的中更新世中晚期遗存，这里发现的人类用火的遗迹计有17处，出土的石器竟有6000多件。这些石器组合，堪称中国北方出土石器之最。这类大型的石器组合遗址，还有位于嵩山北麓的洪沟遗址、位于嵩山南麓的鬼谷洞穴遗址等等。它们的存在清晰地向世人表明，嵩山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是人类重要的活动地区，人类在这里创造了繁盛的旧石器文明。
在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嵩山地区俨然已是此时文明最为发达之地。迄今已经考古发现所证实的新石器时代遗址500多处，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分布的密度上，这个数字均居全国之冠。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裴李岗遗址、双庙沟遗址、朝阳沟遗址、莪沟北岗遗址、八方遗址、颍阳遗址、大河村遗址、王城岗遗址、二里头遗址、二里岗遗址等。从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石器、陶器和各类生产工具来看，可以判定当时农业和畜牧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嵩山地区发达的新石器文明，使它成为了远古时期华夏民族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嵩山地区有众多的河流、山谷、丘陵、盆地和黄土台地。嵩山地区的北部是东西方向展开的中低山，南部是海拔千米之下的丘陵，也呈现着东西方向的走势。北部与南部之间，夹护着相对高度只有50米的低丘，其间散布着大金店、登封和卢店三个盆地。源于嵩山的后河、顾家河、少林河、双溪河、书院河、五渡河和石淙河等多条河流从这里穿行而过，织成了密集的河网。在嵩山这处柔软的腹部还有着发育良好的二级阶地，阶地上堆积着中更新世、晚新世、全新世的厚达5米以上的黄土层。
在距今8000年到3000年的全新世中期，嵩山地区的气候温暖多雨，植物生长繁茂。根据考古发现，裴李岗时期的先民们已开始在古土上展开农作；到了二里头时期，更发展为粟、黍、稻、麦和豆类种植的较全面的初始农业。
以嵩山山系为源头的汝河、双洎河、贾鲁河等众多河流，是黄河中游重要的水源补充。在它们的推动下，挟泥带沙的黄河得以气势磅礴地塑造出华北平原这片沃土。从嵩山山系起始的众多河谷，以放射之状向外发散着、展开着，它们是华夏民族的先民们据以生存和向外发展的通道。
例如源于嵩山系马岭山麓的双洎河，向东南流经具茨山和云梦山之间，流域面积近两千平方公里。在它的上游灵崖山一带分布着许多石灰岩溶洞，这里发现了大量旧石器人类化石。而在它的堆积平原上，则广布着黄土台地，这种近山傍水的自然环境，十分有利于垦殖。据已有的考古资料查明，这个区域分布着30多处新石器时期到夏商时期的遗址。著名的“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就来自该河中游的裴李岗村。
华夏民族的先民生存和发展的踪迹，就这样被清晰地勾勒了出来：在旧石器时代他们居于山地岩洞；到了新石器时期，他们则沿着众多的如同双洎河一样的河谷，逐渐走向了华北平原。
国家“十一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定了4个重点发掘的考古项目，其中3个重点项目就在嵩山地区。它们是王城岗遗址、古城寨遗址和新寨遗址。2005年初，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展开，全国又有9个项目入选，而嵩山地区就占据了其中的5个。它们是巩义花地嘴城址、荥阳大师姑古城址、新密新寨城址、登封王城岗城址、登封南洼环壕遗址。嵩山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史记》、《竹书纪年》等典籍记载，黄帝姬姓，少典之子，出生于嵩山东南麓凤后岭下的轩辕丘，因号轩辕氏。黄帝部落在嵩山地区发展壮大，然后向炎帝部落出击，最后又率领各部落联盟一起击败蚩尤，一统华夏，并定都于嵩山脚下的有熊。
大禹的父亲鲧被封为“崇伯鲧”。《国语•周语下》有这样一段记载：“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韦昭注云：“崇，崇高也。禹都阳城，崇高所近。”《史记•夏本纪》记载：“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史记•夏本纪》集解：“今颍川阳城。”
崇高即嵩山，而阳城就在嵩山的附近，也就是今天的登封市告成镇。史书的记载已经得到了当代考古发掘的科学验证。
1954年，考古调查证明登封王城岗一带有古人类的活动遗迹；
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对位于登封告成镇和八方村之间的夏墟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王城岗遗址，当时暂名为“八方遗址”；
1975年至1982年，来自河南省和北京的有关单位的文物考古专家们对王城岗开展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墙基址、奠基坑穴和大量的青铜器物及石器陶器；
1996年，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的专家们对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古城址的出土文物进行发掘采样，他们依据测试出的C14数据加以研究，据此确定夏代的起始时间为公元前2070年；
2002年至2005年，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关课题组的专家们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一座面积为30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遗址赫然而出，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同时，还有许多珍贵的白陶、玉石琮等文物随之出土。经来自全国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们的认真分析研讨，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委员会”郑重宣布：王城岗遗址即夏代初期的都城——禹都阳城。
嵩山脚下的偃师二里头古城遗址，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考古发现其拥有相当规模的宫殿建筑、祭祀坑和宗庙等，考古学界已判明其为夏代中晚期的都城。
作为整个夏代的建都之地，嵩山地区毋庸置疑地是华夏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古代的先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嵩山乃“天地之中”，也就成为了先民心目中一个理所当然的观念。
进入商代之后，嵩山地区仍然是重要的建都之处。在商代前期，位于嵩山西麓的偃师商城和位于嵩山东麓的郑州商城先后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偃师商城是汤都西亳的“亳”地，郑州商城则是汤的“亳”都。商代后期，随着华夏民族迁徙发展的脚步，商代后期的都城迁到了洛阳，但河洛地区仍属嵩山文化圈的范围。
周人虽然居于西岐，但他们自认是夏族之后，所以嵩山在周人的心目中被视为自己的祖山。周武王灭商之后，在嵩山举行了封天告祖的大典。《逸周书•度邑》记载着周武王的话：“定天保，依天室。”天室，即太室山，他的意思是说自己定天下依靠的就是祖山太室山。
随后，周武王又作出了决定，定东都于嵩山之麓的洛阳。《荀子•大略篇》对周武王此举的意图作了解释，“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
在铸造于西周初年的“何尊”之上，有一段铭文。文中称嵩山之麓的东都洛阳为“中国”，其意为“中央之国”、“天地之中的国家”。有关“中国”这个名字的起源，这应该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记载了。《史记•封禅书》道：“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禹都阳城，启都阳翟，商都郑州，汤都西亳，西周东都洛邑，东周王城……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全部环围在嵩山地区，从而鼎定了嵩山作为“天地之中”的无可取代的地位。
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育着各个地域各个民族特色各异的文化。然而它们又共有着统一的核心，这就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有核心的多元一体文化”。
夏、商、周三代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初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天地之中”的嵩山是中华民族的祖山，“嵩山文化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
二“天地之中”——神山
作为“天地之中”的嵩山，在我们祖先的心目中有着神奇的地位，嵩山峻极之处，应是距天最近的地方。“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周礼•大司徒》）这也就是说，“天地之中”是天和地相接合、相通连的地方；是一年四季相交换、相变化的根源；是风和雨相会聚、相生发的地方；是阴和阳相平衡、相和谐的所在。
在《周礼》对“天地之中”的阐述中，“天地之中”是万物生发的最神圣的地方，所以帝王才要在此建都，在此祭祀封禅。
舜帝每隔五年，就要到嵩山祭祀一回。《史记•封禅书》对此有载：“中岳，嵩高也，五载一巡狩。”
大清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出土的“天亡簋”，以78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武王克商之后登嵩山祭祀的情形。“乙亥，王有大，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周武王灭商是一桩奠定基业的大事，而此番武王亲登嵩山的祭礼，其性质就像是周王朝的开国大典了。这种最大规模最高等级的祭礼，开创了帝王封禅礼制的先河。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祭拜嵩山。当他率领从官刚刚登至嵩山东麓之时，从官皆伏地恭维汉武帝说，他们听到此峰松涛声鸣，“呼万岁者三”。汉武帝大悦，认为此乃天声也。于是，汉武帝将此峰封为“万岁峰”，在峰顶建了“万岁亭”，在山下建了“万岁观”，并且“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嵩高邑’”。从此之后，历代历朝的臣民叩见皇帝便“山呼万岁”，俨然成了宫廷标准的礼仪。
汉武帝祭神山，神山“呼万岁者三”，这些渲染愈发为嵩山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为人间执掌权柄的帝王披挂了威严的神衣。
公元696年，武周女皇武则天率百官和盛大的仪仗开赴嵩山封禅。武则天宣称，武姓是周平王的后裔，位于“天地之中”的嵩山是周人的祖山，武周来此封禅也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武则天在峰顶设了“登封坛”，立了“大周升中述志碑”，并且颁布诏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万岁登封元年”，祈愿神山保佑大周江山永固。
……
根据史料统计，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有七十二位帝王亲自或者派遣特使到“天地之中”的嵩山封禅祭祀。
关于神山祭祀，《山海经•中山经》里有一段论述。“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婴以吉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嵩山的苦山、少室山、太室山都是祖宗之山。祭祀的时候，要用最高级别的天子之礼，盛装祭品的器物要用大吉大利的美玉。
所谓“太牢”，《礼记•王制》对此有所解释：“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
由此可见，对神山嵩岳的祭祀，已定为封建礼制的最高规格了。“天地之中”这一观念，是先民们最初对宇宙的朴素认识。随着帝王在“天地之中”的建都，随着“天地之中”成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中心，这个概念被添加了许多政治的和文化的色彩。历代帝王在“天地之中”的祭祀封禅，进一步将其神性化、政治化，进而成为了强化政权统治力的手段。
居于“天地之中”的帝王是国家的正统、核心和主宰，而偏远的四方之地则是“天地之中”的从属。
在“天地之中”祭祀封禅的帝王获得了至尊至高的皇权。“君权神授”，为臣为民者必须服从。
在华夏民族国家和政权形成的初期，这种政治观和文化观强化了政权的合法性，使大一统的江山得以邦安国固，社会得以稳定和发展。“正统之地”、“皇权中心”……随着这类观念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嵩山脚下的“天地之中”也就成为了政权更迭时的逐鹿之地。“得中原者得天下”，从楚庄王问鼎中原伊始，夺取“天地之中”都是历朝历代创国立业的大谋大略。能否拥据“天地之中”，则是孰王孰寇的分水岭和标志签。
在漫长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天地之中”愈益凸显出重要的政治意义。
三“天地之中”——圣山
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奥林匹斯山就是世界的中心。那些住在山上的诸神在统治着世界，主宰着人类。
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里，主神宙斯无所不能无所不为，他呼风唤雨招雷引电，让诸神臣服，万民仰从。天后赫拉，貌美善妒，主管婚姻和生育，是妇女的保护神。海神波塞冬，统领海底世界，形象是半人半鱼。智慧女神雅典娜，代表着智慧和力量，她是雅典的守护神。冥王哈迪斯，是冥界的大主管。爱神阿芙罗狄忒，象征着女性的美丽与爱情。火神赫菲斯托斯，相貌奇丑且又跛足，但是善良宽厚，心灵纯洁。
……
在希腊神话中，神与人是同形同性的，这些神祇有着与人一样的相貌和感情，因而拉近了人与神的距离，融通了生活与艺术的联系。这些神话与传说就像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的一出大戏。
希腊的奥林匹斯山因其孕育了古希腊神话而成为欧罗巴文明的策源地。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之传说缔造和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戏剧、绘画、雕塑和音乐，奥林匹斯山因而被称为西方的文化圣山。
其实，东方也有一座文化圣山，那就是嵩山。
古老的嵩山及其延伸的河洛、伊洛、颍河流域，是华夏民族远古神话的摇篮。这些神话表现了华夏民族的先民们寻求宇宙奥秘的探索精神，抒发了先民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豪迈气概，展示了先民们勘真察微创造科学文明的智慧，讴歌了先民们和睦相处共度苦难的大德大爱。
如果说希腊神话的特点是把虚构的神加以人性化的话，那么东方神话的特点则是把真实的人加以神性话。在东方的神话中，伏羲，女娲，神农，唐尧，虞舜，鲧，大禹……他们都因为与强大的自然力抗争，而被赋予了超自然的神力。
神话中的伏羲和女娲是兄妹，他们都是半人半蛇的长相。他们的上身是人，下身却是蛇形。伏羲是上古文化的肇始者，龙马负图的神话最为著名。“龙马者，天地之精，其为形也，马身而龙鳞，故谓之龙马，龙马赤纹绿色，高八尺五寸，类骆有翼，蹈水不没。”（《汉书•孔安国传》）龙马出于河洛，伏羲在水中降伏了龙马，然后依据龙马身上的图形画出八卦，据之推测出天地万物的变化。伏羲观察蜘蛛结网，并且依此发明了渔网，教人们学会了张网捕鱼。伏羲又制定了男女婚娶之仪，使男婚女嫁从此有规有秩。
女娲在神话中是造人和补天的女神。“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太平御览》）女娲比照着她自己的样子，用黄泥巴将人造了出来。急急忙忙造不及的时候，她就用绳子蘸着泥浆甩，甩出来的泥巴点子就变成了人。人类繁衍起来，日子过得正好，水神共工却因为和火神祝融争夺帝位而打了起来。共工打不过祝融，气得用脑袋去撞天的柱子不周山。山歪倒了，天塌破了，洪水泛滥，大火蔓延。女娲就采来五彩之石，炼烧之后用以补天。她还折来神鳌之足，将天的四边支撑起来。天补好了，人民又安居乐业了。女娲又造出了笙簧，人们吹奏起乐曲，载歌载舞，欢乐无比。“圣德命叙：‘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春秋运斗枢》）作为原始部落的首领，伏羲、女娲和神农又在传说中成了神话人物。他们是远古文化的开创者，因其“德合天地”，功业昭彰而被誉为华夏民族的“三皇”。在嵩岳的少室山上至今仍存有“三皇寨”，寨上还存有“三皇庙”。位于嵩山余脉的新密尖山上有一个天爷洞，那里保存着历史久远的“三皇殿”。这些都是“三皇”这一远古神话在嵩山存留的遗迹。
处于嵩山文化圈的河洛交汇之处，有一个小小的洛口村。在神话传说中伏羲创制八卦的地方，至今仍旧存留着一个“八卦台”。而嵩山文化圈内的淮阳县，保存着誉称中国十八大名陵之首的太昊伏羲陵庙。这座占地875庙的陵庙始建于春秋时期，经唐、明、清几代数次修葺完善，历三千年岁月而巍然长存。据统计，历代帝王曾经七十三次亲自或者遣使御祭。从古至今，这里的民间祭祀活动绵延不绝。每逢初春，周围数省几百县的香客云集于此，日平均计有二十万人之多。
在嵩山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神话传说还有大禹。“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腹生禹，帝乃命禹率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
在人间洪水滔天的时候，天神鲧不听天帝的话，窃取了天帝的宝物“息壤”，从天界来到人间，用堵的方法去治水。“息壤”这宝物自己会生长，鲧原本以为用它可以堵住洪水。不料堵了九年，也没有将洪水制服。天帝就命令火神祝融将鲧杀死在羽山脚下。鲧死后，其尸体三年不腐，天帝担心鲧复活后再上天庭作乱，就派人戮其尸体。不料鲧的肚子刚被划开，其子禹就生了出来。天帝奇之，就命令禹继续治水。“禹治洪水，通辕山，化为熊。先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准南子》）
禹用疏通的方法治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史记•夏本纪》）禹历尽艰辛，终于将九州之内的洪水全部制服，人民从此得以安居乐业了。
在嵩山地区，与这些神话传说相对应的文化胜迹比比皆是。太室山和少室山的得名是因为两山分别住着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和少妻涂山氏之妹；
太室山与少室山之间的“辕关”，相传为大禹疏通洪水时凿开的；
嵩山的五指岭，传说是大禹治水时五个手指所化的山峰；
登封徐庄乡的禹洞，传说是当年大禹治水时的栖身之所；
嵩山下的启母石，相传是禹妻涂山氏所化。涂山氏为大禹送饭，惊见治水的大禹竟然变身为熊，于是涂山氏就在惭惧中化作了一块巨石；
嵩山地区的焦河和焦山，传说是当年大禹治水时火烧蛟龙所留下的遗迹；
……
嵩山地区的远古神话是华夏先民精神创造力的最初的成果和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肇始。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远古时代，华夏先民在与强大的自然力不屈不挠地抗争之时，借助于原始的幻想，呼唤并且创造着战胜自然超越生命的神性英雄。这些神话充满了对生存对光明的渴望，洋溢着对理想对幸福的向往与追求。
这些远古神话奠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源流出中华民族沛然大观的文化艺术，它们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嵩山作为“天地之中”的文化圣山，千百年来孕育并生发着各种不同的宗教文化，成为了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和儒教文化的荟萃之地。
嵩山是道教文化孕育期和襁褓期的见证。远古时代的巫术，秦汉时期的神仙方士，都在嵩山留下过深深的印记。鬼谷子，浮丘公，王子晋，周栖野……这些人物在嵩山得道成仙的传说比比皆是。相传周灵王之子王子晋（王子乔）喜神仙之术，常常坐于缑氏山巅吹笙，做凤凰舞云之鸣。忽一日，王子晋对友人言，七月七日是其飞天之时，约与友人在缑氏山巅作别。友人如约而至，果然见到他乘着白鹤，驾起白云，成仙而去。嵩山上建有白鹤观，就是后人对王子晋的纪念。
公元292年，晋代道士鲍靓在嵩山得传道教典籍《三皇文》。于是，他在嵩山广收道徒，大张道义。
北魏时，道士寇谦之在嵩山修道七年，宣称得到了太上老君的亲授，要他“宣吾新科，清整道教”。他在革新五斗米道的基础上，创立了“北天师道”，在中国道教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章。
隋、唐两代，道教在嵩山极为兴盛。其主要流派上清道茅山宗第十一代宗师潘师正移居嵩山修道，名闻遐迩，声传四方。潘师正也因之成为崇信道教的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座上宾。公元679年，唐高宗颁诏，于嵩山逍遥谷敕建崇唐观，并在山岭之上修建精思院。观、院甫成，唐高宗又御笔赐诗，俨然一时之盛事。
至金代，道号“长春子”的全真教龙门派祖师丘处机来嵩山传道，宣讲他的《大丹直指》，将全真教内丹修练法传与道徒。“保全真性，万缘不挂，即为长生”，全真教的精义在嵩山广为传布，全真教的道法成为道家修炼的正途。
嵩山云深树茂，溪清泉冽，自古以来就是隐居修道的洞天福地。嵩山被称为道教的“第六小洞天”；嵩山余脉缑山被誉为道家“第三十六福地”；嵩山的北麓邙山则被誉为道家的“第七十福地”。道教与嵩山之缘，由此可见一斑。
嵩山博大，豁然有容。在嵩山上与道教并荣的佛教于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公元71年（东汉永平十四年），明帝在嵩山玉柱峰下为佛教高僧建造大法王寺。此寺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所建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寺院。
同年，明帝诏准阳城侯刘峻落发出家，此举为“嵩山度僧之始”，为佛教走入民间、广招门徒开启了先河。
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天竺高僧跋陀由北魏孝文帝接纳，在少室山五乳峰下建起了一座寺院。此寺处于少室山丛林之中，因名少林。公元527年（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从印度渡海东来，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修炼禅宗佛法。此后禅宗弟子踪迹广布，影响深远，少林寺遂成为佛教的禅宗祖庭。
唐朝初年，少林寺昙宗、志操等十三位武僧佐助朝廷征战有功，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封赏。从此，少林寺禅、武并名，誉满天下。元、明两代，少林寺香火鼎盛，僧徒约有两千之众。明朝的诸位王子中先后有八人出家入寺，寺僧里亦有多人在朝中位居要职。
儒学文化在嵩山地区也有着辉煌的历史，其代表当为书院教育。嵩山地区书院众多，有嵩阳书院、颍谷书院、少室书院、南城书院、存古书院，其中最有名的是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嵩山南麓的峻极峰下，创建于公元484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时称嵩阳寺。唐代改为嵩阳观，五代时改为太乙书院，北宋至道三年改为太室书院，北宋景祐二年更名为嵩阳书院。宋代儒学大师、“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长期在此授课讲学，嵩阳书院遂成为宋代理学的发祥之地。
据史料记载，先后到过嵩阳书院讲学的儒学大师还有范仲淹、司马光、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余人。司马光编撰巨著《资治通鉴》，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
清康熙年间，嵩阳书院达到其鼎盛时期。当时书院的面积已扩至100余万平方米，全国各地的学子慕名而来，人数竟达数百名之多。
鉴于嵩阳书院在儒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人们将它与河南应天府书院、湖南岳麓书院和江西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太室为九州之险，五岳之冠。孕灵生贤，坐镇地中。”（韦行俭《中天王庙记》）“兴云雨兮会神龙，峙嵩岳兮天之中。”（王著《嵩山会善寺碑》）“嵩高得天下之中也，所谓名山福地，异人灵迹，往往而有。”（陆长源《会善寺戒坛记》）“灵岳有五，嵩其一也。然恒、衡、岱、华，皆居其区域之偏，孰于夫宅四方之正中，得土行之正位，峻极于天，若是之大者乎！”（李子樗《重修中岳庙记》）“以太史璇玑察乾文，知其协星辰之定域；以阳城土圭测日景，知其居天地之正中。万山四顾而来向，峭壁高耸而直立。”（卢多逊《中天王庙碑》）“瞻彼崧高，惟岳之雄。穹窿隐嶙，屹然地中。”（黄久约《重修中岳庙碑》）“繇圭表所测，道理所均，嵩位在地中，而天中亦在焉。……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帝王为山岳之主，其治统于中；圣贤发山岳之祥，其道通于中。”（朱衡《天中阁记》）
……
人世沧桑，岁月流逝，但嵩山留存的许许多多石刻碑文还在无声地讲述着“天地之中”的故事。“天地之中”的嵩山是中华民族的祖山、神山、圣山，而“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则印证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厚重、神奇与瑰丽。
第三章 历史的琥珀，岁月的恒存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瑰宝叫做琥珀。它凝结了时光，贮留着往昔，让人得以透过它注视那亘古不逝的永恒。
嵩山历史建筑群就是一颗颗历史的琥珀。汉三阙，中岳庙，嵩岳寺塔，少林寺，会善寺，嵩阳书院，观星台，2009年国家文物局把它们一起列入了联合国申遗项目，将它们推向世界，使它们成为了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
一庄严肃穆汉三阙
阙，在现代建筑学里几乎是一个废弃的字。然而在中国古代，这个字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挑兮达兮，在城阙兮。”阙在这里，指的是城门两边的瞭望台。“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阙在这里，指的是皇帝居住的宫殿。“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阙在这里，指的是陵墓前竖立的石雕建筑。
阙的本义，是通往宫殿、祠庙这类建筑物的象征性的大门。高大的双阙一左一右地矗立在甬道的入口，烘托出一派庄严肃穆之气。
遥想当年威风赫赫的帝王们，在太室阙前下马，恭敬谦谨地前往太室祠祭祀拜谒，那是何等庄严的情景。由此便可知晓，考古学家和古建筑学家缘何要将嵩山的启母阙、太室阙、少室阙称为“中国最早的礼制建筑遗存”了。
太室阙是太室祠（中岳庙）前面的神道阙，建于东汉元初五年（公元118年），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庙阙。太室阙通体为青石建造，阙顶却别出心裁地构成了仿木结构。这就使得它们刚中带柔，平添了许多木质的细腻之风。长方形的阙身之上，覆盖着由三块巨石雕制的四阿顶。石顶依照典型的汉代木檐木椽和叠瓦脊的样式雕刻而成，对研究汉代木质建筑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太室阙的阙身以石块为单位，雕饰着五十多幅表现汉代社会风俗和精神信仰的画像。这些用平雕法刻画的图像有车马出行、剑舞、马术、禽、兽、各种植物等等。风格朴拙，雄浑大气，是研究汉代文化风俗和绘画艺术的宝贵资料。
在西阙南面的上部，残存着此阙的题额。在题额的下面有铭文，字体兼有着隶书和篆书的风格，可以由此推知这一时期书体由篆体向隶体变化的过程。西阙的北面有阴刻的铭文，赞扬了中岳神君的功德，表达了对中岳神君的虔敬，记录了立阙的年代和造阙者的姓名。近200字的铭文篆隶参半，结构疏密有致，笔画已“变圆为方，削繁成简”，在传世的西汉碑铭中当属绝品。
太室阙是太室祠（中岳庙）的前导建筑，二者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是我国古代对称建筑的典例。从太室阙北望，可以看到一条气韵通贯、伸延千米的中轴线，由中岳庙门直抵黄盖峰上的黄盖亭。
太室阙与太室祠（中岳庙）之间建筑基址成轴线关系，其形成年代当在公元118年之前。作为现存年代最早的礼制建筑的遗址，它是研究中国古代礼制建筑形制的重要依据。
嵩山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由“儒家文化”所孕生的山岳封禅活动，起源于嵩山，渐推至五岳。以太室阙、中岳庙为代表的嵩山礼制文化建筑，是中国封禅建筑文化的鼻祖。
嵩山万岁峰下的启母石是传说中大禹的妻子涂山娇所化之物，禹的儿子夏启就是从启母石中蹦跳出世的。这个神话传说反映了华夏先民对生殖之神的崇拜，启母石是华夏先民祭祀的图腾。
西汉时期，于启母石附近修建了启母庙。公元123年，颍川太守朱宠于庙前建造了启母阙。启母庙数建数毁，而启母阙却在岁月风雨中巍然独存。
启母阙的阙身以长方形青石砌垒而成，阙顶亦如太室阙顶，以石雕仿制出木质结构的样式，有正脊、垂脊、瓦垄、瓦当和檐下之椽。阙身上保存较好的雕画约有60多幅，分别表现的是夏禹化熊、郭巨埋儿、狩猎、驯象、虎逐鹿、日轮、双蛇、斗鸡、蹴鞠等等。
斗鸡之乐，起于春秋战国。至汉朝之后，斗鸡之风尤盛。魏晋“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有《斗鸡诗》传世：“丹鸡披华彩，双距如锋芒。愿一扬炎威，会战此中唐。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宋代大诗人梅尧臣也有名诗《晚泊观斗鸡》：“舟子抱鸡来，雄雄跱高岸。侧行初取势，俯啄示无惮。先鸣气益振，奋击心非愞。勇颈毛逆张，怒自眦裂盰。血流何所争，死斗欲充玩……”
启母阙上的斗鸡图，对斗鸡这种民俗表现得淋漓尽致。两只雄鸡抖翅引颈，怒目相向，看上去栩栩如生。
夏禹化熊的画面上刻着三个人，居中者体肥如熊，长衣飘旋，正在摇身幻变。旁边二人立身不稳，惊诧莫名。做画者抓住了化熊之“化”的瞬间，其韵味妙不可言。
在汉三阙中，启母阙的铭文是保存最好的。铭文记述了远古大洪水之后，鲧用围堵之法治水失败被杀，禹继而用疏导法治水成功。铭文赞扬了禹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颂祝汉朝圣德广布，神明护佑百姓。铭文为篆体，由堂溪协撰写，字体清俊刚劲，是汉代书法的精逸之品，历来为金石学家所重。
启母阙的下部，有后人附刻的隶体补铭。记述的是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堂溪协之子，中郎将堂溪典到嵩山祈雨之事。
启母阙是华夏先民祭祀启母神的实物见证，是研究古代礼制初创期建筑形制的重要依据，它与后部的启母石共同界定了当年启母庙所在的大体位置。启母阙上的雕刻画像，既古拙浑朴，又浪漫恣肆，形态夸张，充分展示了汉代艺术的风格。
少室阙是为少室山庙修建的神道阙。传说禹妻涂山娇死后，其妹涂山姚嫁给了大禹，续助大禹治水，以造福天下。太室山和少室山，因她们分别居住其下而得名。
依《汉书•地理志》记载，少室山庙建于汉武帝巡狩嵩山之时。公元680年（唐高宗调露二年），高宗和武后祭祀少姨庙，由崔融撰写了《少姨庙记碑》（旧唐书•高宗本纪）。
星移斗转，岁月流逝，少室山庙和《少姨庙记碑》已荡然无存，唯有少室阙岿然独在。
少室阙与启母阙同建于东汉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前后，两阙结构也大致相同。少室阙东半阙北壁的画像之下存有铭文，可惜风化剥蚀，多不能辨。阙身上的石刻画像多姿多态，保存好的有击剑图、宴饮图、马戏图、虎食鬼图、驯象图、狩猎图、鹳鸟哺雏图、蹴鞠图等。
马戏图上的奔马四蹄几乎拉成直线，动感极强。倒立于奔马之上的少女，身穿紧身衣裤，头绾双丫发髻，姿态优美而从容。后马背上的另一位少女长袖飘飞，纤体倾后，骏马飞驰之状油然自出。
狩猎图上雕有两位猎手在争相逐鹿，前马上的猎手回身张弓欲射，后马上的猎手在受伤之鹿身后紧追不舍。伤鹿带箭惊逃，欲觅生机。整幅雕画惊心动魄，场面激烈而又紧张。
少室阙上的蹴鞠图与启母阙上的蹴鞠图风格相同，图上的女子神采飞扬，正甩手飞足，向圆圆的鞠球踢去。“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蹋鞠者。”（《史记•苏秦列传》）蹴鞠，又名“蹋鞠”、“蹴圆”等。鞠，是一种用皮缝制的球；蹴，即踢的意思。蹴鞠这种游戏，是现代足球之雏形。
从史记的记述中可以得知，远在战国时期，蹴鞠在齐国的都城临淄就已经非常盛行了。唐代诗人王维写过这样的诗句：“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寒食城东即事》）。杜甫在《清明》诗中也写道：“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可见踢球在当时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习俗。
1993年中国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时候，曾经向奥委会展示汉三阙上的蹴鞠图，以证明足球的发源地在中国，此举引起了全球体育界的轰动。2004年7月15日，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先生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上向世界正式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国”，山东淄博（临淄）被正式确认为世界足球起源地。
2006年，在德国世界杯举行期间，布拉特再次表示：“足球起源于中国，临淄是足球的故乡，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全世界的骄傲，是所有喜欢足球、喜欢世界杯的人们的骄傲。”
2006年4月，作为德国世界杯的一部分，德国汉堡足球博物馆正式开馆。启母阙和少室阙上的蹴鞠图拓片也应邀参展，向世界展示了作为足球起源地的中国那悠久的蹴鞠文化。
二仙地灵境中岳庙“中天开法象，御气接氤氲。殿角临黄盖，封中起白云。祀崇秦典礼，树老汉将军。鸾鹤凌空舞，仙音缥缈闻。”坐落在“天地之中”嵩山南麓黄盖峰下的中岳庙，古树葱郁，殿宇耸峙，俨如人世间的一处仙地灵境。
中岳庙原名“太室祠”，始建于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巡拜嵩山，诏令将太室祠加增扩建。“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无伐其草木。以山下三百户为之奉邑，名曰嵩高，独给祠，复亡所与。”（《汉书•武帝本纪》）
北魏时期，庙宇重修，太室祠改称中岳庙，成为道教活动的中心。
公元730年（唐开元十八年），唐太宗李隆基诏令依照汉武帝当年的旧制再修殿宇，并且加封中岳神为“天中王”。
从公元前110年（西汉元封元年）到公元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计有七十三位帝王约二百次亲至或者遣使来中岳庙祭祀。随着中岳庙成为帝王祭祀中岳的圣地，庙宇亦不断扩建增修，终至蔚为大观。
中岳庙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道观。中岳庙保存着丰富的道教典籍，记录着道教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北魏时期的《中岳嵩高灵庙碑》乃华夏道教第一碑，至今仍屹立在东岳殿台与南岳殿台之间，它对研究中国道教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道教的信仰观念造就了道教建筑的特色，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堪舆学的观点来看，中岳庙的位置无疑是嵩山中最佳的风水宝地。中岳庙背倚黄盖峰、青冈坪、太室山，可谓位重身稳。中岳庙向南横陈着玉案山和箕山，堪舆学称之为“玉案双陈”。中岳庙前望三十里，大熊山与小熊山双峰并峙，中有空谷豁然敞开，使双山成为中岳庙前一对天造地设的庙阙。庙东七里有牧子岗，堪舆学谓之“青龙”；庙西三里有望朝岭，堪舆学谓其“白虎”。如此天形地势，中岳庙可谓得天独厚，风水占尽了。
从传统道教供奉神明的观点来看，天界与人界一样，也是尊卑分明，上下有别的。玉皇是道教中权柄独握的最高统治者，其殿堂应该与人界皇帝的宫殿相同。所以道教的宫观，其建筑风格每每有皇家之气派。
唐玄宗既已封中岳神为“天中王”，武则天又加封其为“神岳天中皇帝”，因此以红墙黄瓦之宫殿式风格建造的中岳庙被后人称为“小故宫”，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岳庙以道教宫观的形式布局庙内各个不同的建筑物，宏伟的庙院以八卦定方位，坐北朝南。子午线是中岳庙的中轴，长线穿珠般地将主要建筑物连缀成一个整体，中轴线的两旁则对称均衡地安置了各类从属院落和从属建筑。
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物为：名山第一坊，遥参亭，天中阁，配天作镇坊，崇圣门，化三门，峻极门，嵩高峻极坊，中岳大殿（峻极殿），寝殿，御书楼。这些建筑物巍峨壮观，彩绘明丽，雕饰华美，看上去金碧辉煌。供奉中岳神的中岳大殿（峻极殿）是整座庙宇的中心，净高23米，面积近920平方米，高大雄伟，居于五岳神庙之魁首。
中轴线两侧的从属院落为：古神库，四岳殿，东西廊房，火神宫，祖师宫，神州宫，小楼宫等多组建筑。它们风格简约，色彩素朴，与中轴线上的主建筑物做着恰如其分的呼应和陪衬。
中岳庙共有七进十一层院落，内含殿、宫、楼、阁、亭、台、廊庑等明清建筑近400间，总建筑面积超过了一万平方米。历朝历代，中岳庙都由官府建造和维修，所以无论从规模还是从规格上，同类庙宇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公元1734年（雍正十二年），清政府颁行《工程做法则例》，规范了官式建筑做法及用工用料方面的标准。在研究建筑史的学术界，此法被视为清代建筑的“语法课本”。中岳庙在清康熙、顺治、乾隆年间曾多次重修，其木建筑结构是与此法对应的最佳实例，在古建筑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中岳庙保存着众多的金石文物，计有东汉、北魏及唐至清金石造像36座，碑碣83品。这些文物在雕刻技法、铸造工艺或者是书法撰写方面都有独到之处，艺术价值极其珍贵。刻立于公元1200年（金承安五年）的《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碑》，层次清晰地刻绘出780年前中岳庙大型建筑群的宏伟面貌，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古代宫室和祠庙建筑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岳庙内保存着大量的古树名木，仅汉至清代的古柏就有331株。通过这些古树可以分析出几百年几千年来的天气、水文、地质等有关资料，对研究这一地区的气候水文等自然史和研究古树生长提供了研究的实例。
中岳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古代礼制建筑群。由太室阙和中岳庙所构成的布局模式和建筑规模，对中国古代山岳崇拜和祭祀的礼制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独傲天下嵩岳寺塔
建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的嵩岳寺塔，它坐落于登封市西北六公里的嵩山南麓嵩岳寺内。
嵩岳寺原为北魏宣武帝的离宫，有凤阳殿、八极殿等殿宇。公元520年（孝明帝正光元年）舍宫建寺，称闲居寺。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改为嵩岳寺。唐代高宗、武后游嵩山时曾经以寺为行宫，并造无量寿殿。自金代之后，嵩岳寺渐渐衰败，辉煌的殿宇都已毁坏，只有嵩岳寺塔独存于世。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塔这种特殊的建筑形式也在中国得到了发展。国人将印度覆钵式塔体改变为中国传统的楼阁式，于是就产生了带有不同地域文化特色的风格各异、繁复多姿的楼阁式佛塔。
在佛教兴盛的北魏时期修建的嵩岳寺塔，是中国式佛教建筑艺术的杰作。在佛塔的类型方面具有突破性和开创性的意义。嵩岳寺塔有着十五层密叠式重檐，整体轮廓以柔和的抛物线组成，既轻盈秀美，又刚劲魁伟。这种创意来自中国传统的重楼式建筑。
嵩岳寺塔整个塔身建造在0.85米高的台基上，以叠涩分为上下两段。上段角上砌有倚柱，倚柱之头雕饰着火焰和垂莲柱。柱脚是莲瓣形状的柱础。在塔身的四个正面修造了上下贯通的塔门，在门的上方是半圆形的拱券，拱券上又制作了尖形的券面装饰。其余八面的上段，砌造有单层方塔形的壁龛。这些壁龛均以精美的壶门和狮子型浮雕作为装饰。整座佛塔生动而具象地反映了西方和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无声地言说着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嵩岳寺塔在地基选址上独具匠心，它依靠着坚固的山崖，地质坚硬稳固，能有效地减弱地震等灾害对建筑物的冲击。塔体三面环山，山体是抵御风雨的屏障，屏蔽了西北风对塔身的危害。
嵩岳寺塔的结构方式为高层筒体，其设计严谨而精细，与现代高层筒体建筑物的结构原理相契合，堪称世界上最早的筒体结构建筑物。塔壁宽厚墩实，砌造方式科学合理，足以承受较大的荷载压力。
嵩岳寺塔在建筑材料的选用上别出心裁，塔身的青砖是用嵩山优质泉水和黏土烧制而成，不但细腻坚硬，而且耐压耐腐蚀。砖层之间的黏合材料采用的是糯米浆汁与黄黏土的搅拌物，固化后粘结度极高，在世界建筑材料史上堪称一绝。塔身外壁上刷敷着厚实的白色灰皮，不但具有美观的装饰效果，而且可以防止雨雪渗入塔体，对塔体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
嵩岳寺塔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筒体式建筑。虽然经历了一千四百多年的风雨沧桑，塔体仍旧巍然屹立，其在古建筑科学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四佛光辉映少林寺“岩壑深严入翠微，少林金碧雾烟扉。五峰屏簇禅庵小，万仞天开佛日辉。闻说九年空面壁，得逢二祖便传衣。千秋少室山灵在，曾见先师只履归。”
有关少林寺的古诗中，大多语涉佛祖面壁悟禅之事，很少见到谈武的字句。作为佛教禅宗的祖庭，流传最广的还是达摩初祖“一苇渡江”、“九年面壁”、“只履西归”这样的故事。至于禅武双修，“十三棍僧救秦王”则是后来之事。当今少林因武术而名动全球的情景，则是达摩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公元495年（北魏太和十九年），北魏孝文帝为印度高僧跋跎在嵩岳少室山下建造了少林寺院。公元527年（北魏孝昌三年），菩提达摩来到少林寺，在此广聚僧众，传授佛教禅宗。唐朝时期，少林寺得到朝廷厚遇，声名日盛，曾经拥地万亩，殿堂房舍达五千余间，成为驰名海内外的佛教大寺。
现存的少林寺常住院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居于中轴线位置上的主要建筑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方丈室，立雪亭，千佛殿。山门额上的“少林寺”三字为清康熙皇帝御书，并有“康熙御笔之宝”方印。过山门向后行，可以看到碑林和碑廊，存有历代碑刻141通。蔡京、米芾、赵孟、董其昌等书法名家均列其中，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少林寺最大的佛殿为千佛殿，因为殿壁上绘有巨型壁画五百罗汉而得名。壁画高7.5米，长为42米，面积达320平方米，为世所罕见的艺术珍品。
少林寺建筑群中的初祖庵建于公元1125年（北宋宣和七年），是为纪念达摩初祖面壁求法而建。初祖庵大殿的梁架结构、斗栱比例、细部做法都与宋代官制建筑方法和标准《营造法式》相契合。它是研究《营造法式》和宋代木构建筑技法的最佳实例。
初祖庵大殿的东、西、北三面墙壁上绘有明代末期的大型壁画，以质朴的笔法描画了初祖达摩和他之后的36位禅宗祖师。在彩绘下面的群肩石上、在大殿的十二根檐柱和四根内柱上、在神龛座的腰际都装饰着精美的浮雕。这些山水、花卉、鸟兽、人物……有着800年的历史，它们造型生动，刀法雄健，构图匠心，是中国石刻艺术宝库中的珍品。
初祖庵内保存着宋、金时期的碑刻40余通，其中著名的有宋代黄庭坚书写的《达摩颂碑》，蔡卞书写的《达摩面壁之庵》等。
少林寺塔林是该寺历代住持和高僧的墓群，位于少林寺常住院西300米处。塔林占地面积达14000平方米，存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古塔228座，是中国规模最大、塔数最多、文化价值最高的古塔建筑群。
少林寺塔林中的古塔林林总总，样式繁多。密檐式、堵波式、喇嘛式、圆形、正方形、长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它们在造型和艺术风格方面的变化真实地记录着佛教文化与多民族多种族文化的交融过程。它们是研究古代建筑、雕刻、绘画、书法的宝库。
五奇巧精密会善寺“箕山临其前，颍水流其下。佛寺凿翠开，轩窗独潇洒。龙泉迸石出，滴沥清池泄。风动白莲花，澹香消永夏。”风景奇秀的嵩山，吸引着众多帝王在此乐居。会善寺原本是北魏孝文帝休闲的离宫（公元471—499年），北魏亡后，澄觉禅师改宫为寺，成为佛教庙舍。
公元520年（孝明帝正光元年），复建为闲居寺，有寺房千间，僧侣千余，香火十分兴盛。隋朝开皇年间，隋文帝钦赐寺名为会善寺。
会善寺在唐代达至鼎盛，武则天拜会善寺道安禅师为国师，赐镇国金刚佛像于寺内。寺内高僧辈出，普寂、道安、净藏、一行……皆为佛界大师。一行与玄同在此创建“五佛正思维戒坛”，即大琉璃戒坛，使会善寺成为全国僧徒受戒的中心。
现存的会善寺大殿建于元代，是罕见的元代建筑例证之一。它的建筑形制和建筑技术对于古建筑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大殿檐下的斗栱厚实粗大，连环龟背式窗棂奇巧精密。殿内的四个角梁造型独特，结构严谨，综合运用了数学和力学的原理，是难得一见的元代木结构建筑的典例。
位于寺西的唐净藏禅师塔建于公元746年（唐玄宗天宝五年），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八角形砖塔。这座仿木式的砖塔巧妙地表现出唐代八角亭式柱子、斗栱、门窗等木结构建筑的工艺做法，极具研究价值。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略》一书中特意着笔，对此塔的独特性作出了高度评价。
六儒学圣地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坐落在嵩岳太室山的峻极峰下，古木掩映，溪涧绕墙，别有一番静寂的幽韵。
嵩阳书院始建于公元484年（北魏太和八年），原本叫嵩阳寺，是佛徒聚集之处。公元605—618年（隋炀帝大业年间），改名嵩阳观，为道教所用。唐高宗和武则天两次嵩山之行，均以嵩阳观为其行宫。
公元955年（后周显德二年），周世宗改嵩阳观为太乙书院，修建了藏书楼和斋房，使其变成了儒学之地。公元997年（宋至道三年），太乙书院更名为太室书院。公元1035年（宋景祐二年），宋仁宗赵祯重修书院，并赐额将其改名为嵩阳书院。程颢、程颐两位理学大师及其他名儒在此讲学，使得嵩阳书院遐迩闻名，被誉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现存的嵩阳书院大体上保持了清代的建筑格局，沿着中轴线依次排列着书院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藏书楼共计五进代表性建筑，中轴线两侧建有各式配房，整个书院占地面积近万平方米。嵩阳书院的布局形式和建筑特点体现着中国传统书院的风格和规制，建筑物大多为硬山卷棚布瓦顶，体量适中，古朴素雅，是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建筑的标本。
嵩阳书院的古木古碑均为存世珍品，其中的汉封将军柏经过林业专家鉴定，树龄已有4500年，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古的柏树。公元前110年（西汉元封六年），汉武帝刘彻封禅中岳，曾到此巡游。他看到三株柏树极其高大葳蕤，赞叹之余便将它们一一封做将军。明末大书法家王铎有诗：“嵩阳观外柏三株，汉帝遗封今记无？翠霭尚留龙驭远，青天时有鹤群呼。年深饱历风霜色，世渺全荒玉检符。欲问兴亡千载事，不知人代几荣枯。”（《游嵩阳院观汉封三柏》）
刻立于公元535年（东魏天平二年）的中岳嵩阳寺碑是当时雕刻与书法的巅峰之作，碑首雕有六条盘龙，碑的上部雕有大佛小佛。碑的下半部用八分隶书撰刻着碑文，其书法被誉为“汉后唐前隶书之冠”。《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刻立于公元744年（唐天宝三年），此碑高达9.02米，宽2.04米，厚0.26米，重达80余吨，是嵩山地区最大的碑刻。碑身装饰浮雕极为精美，碑文由李林甫撰写，唐代大书法家徐浩隶书。古建筑学权威对此碑的评价为：“……嵩阳书院圣德感应颂碑，碑顶镌双龙宝珠，为唐碑罕见之例。清北海琼岛春萌及碧云寺诸碑，殆俱以此碑为圭臬也。”
七道通天地观星台“元圣当年曾测景，巍峨庙貌石淙浔。阶前台榭余芳草，门外山川映古林。观象已知超远略，量天更见识玄心……”
观星台位于登封市告成镇告成村，它创建于公元1276—1279年（元代至元十三年到十六年），它由周公测景台、周公庙和观星台三部分所组成。中轴线上还排列有照壁、大门、戟门、周公祠、帝尧殿等明清时期的建筑。
唐代建立的周公测景台是在周公测日影定地中的基础上建造的天文古迹，在当时它是最先进的天文观测设施。测景台分为台座和台柱两部分，座为圭，柱为表，当夏至之日，高表投射的影长与座圭北上沿的长度吻合，在石圭的周围看不到日影。所以，此台又名“无影台”。
观星台以整座建筑做圭表，由台身和量天尺两部分组成。砖砌台体高高耸立，其状犹如城楼，它的作用相当于竖立之“表”；台下之“圭”状如长堤，又名“量天尺”，由三十六块青石平砌而成。观星台是保存完好的元代天文观测仪器，至今仍能用它测量太阳投影的变化。
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利用这种新型圭表测量日影变化，并依据遍布全国的27个天文观测点得到的数据，在公元1281年（元朝至元十八年）编制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授时历》。它计算出的一个回归年的时间为365日24刻25分（相当于今天的365日5时49分12秒），其精确度仅仅比现代科学测定的时间相差26秒。它与现今世界通用的阳历（格列高利历）相当，但却比它早了300年！“道通天地有形外，德蕴阴阳无影中”，这是刻在测景台石座上的两句话，它是中国古代天文科学的铭文。古观星台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天文建筑，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科学建筑之一，已经永远铭刻在了人类的文化发展史上。
第四章 “天中”精神，嵩岳意志
有一种行动方式叫“举国”，举全国之力，搏取一个宏伟目标。不搏则已，搏则必胜。
有一种行动方式叫“举市”，举全市之力，投入一项发展规划。不投则已，投则必取。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就是一次举全市之力、全民动员、全民投入、志在必得的大战役。任何一场战役的胜利，固然需要士兵的勇敢无畏，但是战役的指挥部和指挥员制定的作战计划，却是战役取胜的关键。指挥部是灵魂，是中枢，它指挥和调动着一切，让整个战役按照预设的计划一步步地走向胜利，走向成功。
2007年8月10日，登封市委和市政府在嵩山影剧院召开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环境整治工作动员大会，并且成立了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工程指挥部。时任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担任指挥部政委，时任登封市长吴福民担任指挥长，时任登封市委副书记常继红担任常务副指挥长，市委其他常委全部担任副指挥长，分别负责指挥部下设的各个工作组的具体工作。
一、综合组。
组长：吕伟（市政府办副主任），副组长：梁怀敏（嵩管委办公室主任）、卢祚乔（人防办副主任）、王晓波（接待办副主任）。
综合组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做好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做好申遗工作上下沟通、内外联络、协调衔接；统筹掌握申遗工作进度，认真落实周例会、月总结交流会议；负责指挥部办公室各项制度的制定与监督实施工作；组织办公室人员的学习、培训工作；做好申遗办公室各种会议的组织安排工作；负责各种文件材料的审签传递及文印工作；负责指挥部各种文件材料的登记、收发；负责指挥部及办公室印鉴的管理使用；管好用好申遗办公室资金，保证后勤物资供应；搞好接待工作；做好申遗办公室车辆调配工作；做好申遗办公室日常值班。
二、秘书组。
组长：杨战伟（市委办副主任），副组长：高少雷（市志办副主任）。
秘书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指挥部及指挥部办公室各类文件、领导讲话、会议纪要、简报等文稿的起草工作；做好各类会议记录、大事记、工作日志记录整理等工作；负责各工作组文件材料审核把关；做好文件资料保密管理工作；完成领导和上级交办的各种文字材料工作。
三、工程组。
组长：曹宏伟（规划局局长），副组长：范志斌（建设局副局长、园林局局长）、宫嵩涛（文物局副局长）、孙玉生（规划局副局长）、蔡弘培（嵩管委规划建设分局副局长、建设局副局长）。
工程组的任务是负责各类工程项目规划或方案的编制、评审和报批工作；协调做好工程招投标工作；组织对各类工程项目进行技术指导，参与工程质量阶段验收工作；对各项工程进度适时协调督导；加强与有关专家的沟通联系，适时邀请专家到登封市对申遗过程中的文物维修保护、环境整治等工作给予指导；收集整理相关资料。
四、督导组。
组长：孟占江（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副组长：高洪涛（市纪委常委）、李劲飞（市政府督察室副主任）。
督导组的任务是对申遗各责任单位进行全面督导，实施周检查通报和月总结百分考核评比制度；起草督察周通报、月总结文稿，提出表扬和批评建议；及时协调解决和反映各申遗责任单位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五、宣传组。
组长：王彩虹（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副组长：韩晓冰（宣传部宣传科长）、李永君（嵩管委宣传科长）。
宣传组的任务是制定申遗工作系统宣传方案，全面指导各责任单位申遗宣传工作；在全市营造浓厚的申遗工作舆论氛围，编制《申遗知识宣传手册》保证申遗知识知晓率达标；组织市新闻单位开办申遗专题专栏，开展丰富多彩宣传教育活动；及时收集申遗工作全过程音像、照片等资料，制作申遗工作专题片及摄影集；组织开展好多渠道、多形式的义演、募捐等筹集申遗资金的活动；搞好与上级新闻媒体单位联络、接待工作。
六、档案组。
组长：靳银东（文物局局长），副组长：宫嵩涛（文物局副局长）、常松木（文联副主席）。
档案组的任务是负责做好申遗所需各种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及档案管理等工作；对各责任单位收集、整理有关申遗资料进行指导和协调；做好与有关专家联络和现场指导工作。
七、资金管理组。
组长：王建永（财政局局长），副组长：刘国栋（政府办常务副主任）、杨育骅（财政局纪检组组长）。
资金管理组的任务是多渠道筹措资金，保证申遗工作需要；加强资金审核，严格控制工程预、决算，节约使用资金；加强资金管理，对工程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督。
战役的指挥部既已成立，指挥员们拿出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战场一，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地观星台。
现场指挥员：登封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崔世英。
文物维修保护方面：第一项，保护规划。第二项，内部环境整治。第三项，观星台维修保护方案编制和报批，要求6月底前全面完成。第四项，大门、照壁维修保护工程，要求6月底前完成。第五项，古树名木保护，要求5月20日前完成。责任单位，文物局。责任人，文物局局长靳银东。直接责任人，文物局副局长宫嵩涛，郑建伟。
施工方案设计方面：第一项，可视范围内周边建筑物外观改造设计导则，要求3月底前完成。第二项，道路、广场施工图设计，要求3月底前完成。第三项，游客服务中心及停车场，要求4月10日前完成。第四项，商业街施工图设计，要求4月15日前完成。第五项，外部环境整治方案报批，要求4月15日之前完成。责任人，申遗办曹宏伟、孙玉生、宫嵩涛。
外部工程整治工程方面：第一项，建筑物拆迁，要求3月底之前完成所有拆迁户和4家公建单位的拆迁工作。第二项，绿化，要求3月18日开工，4月15日完成。第三项，周边四条道路的整修和绿化，要求5月10日前完成。第四项，内部游客路（包括环形路）铺设，要求4月15日完成绿化，5月底之前完工。第五项，可视范围内周边建筑物外观改造，要求4月1日开工，6月底完成。第六项，地胆石复原，要求5月底前完成。第七项，挡土墙整治，要求5月底前完成。第八项，广场、停车场建设，要求5月底前完成。第九项，游客服务中心及两条商业街建设，要求6月底之前完成。第十项，告成加油站外观改造，要求4月底前完成。第十一项，登封职专东围墙及部分建筑的色彩改造工程，要求4月底前完成。
安置小区建设方面：拆迁户安置小区的建设必须在6月底前完成。
其他方面：提交过往车辆对观星台影响的震动监测分析报告，做好隔震带建设工程。
战场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地中岳庙，太室阙。
现场指挥员：登封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杨昆峰。
中岳庙文物维修保护及院内环境整治方面：第一项，中岳庙保护规划，要求4月10日前完成报批。第二项，中岳庙内环境整治方案，已完成。第三项，遥参亭、崇圣门、化三门、御书楼及东西顺山房维修保护方案制订和报批，要求3月底前完成。第四项，遥参亭、崇圣门、化三门、御书楼及东西顺山房维修保护工程，要求6月底前完成。第五项，新增的题字匾额和碑刻要移至他处，并妥善保管，要求3月底前完成。第六项，剔除庙院内露明处水泥材料，要求3月底前完成。第七项，庙院内电线、通讯线路等实施明线入地改造，要求4月10日前完成。第八项，搬迁规范崇圣门、化三门内等处小商铺和其他摊点，要求3月底前完成。第九项，峻极殿殿后新修路面高于大殿台进行修改，要求5月10日前完成。第十项，庙院内古建筑墙体青砖酥粉部分进行修缮，要求4月10日前完成。第十一项，寝殿内两侧临时建筑拆除，要求4月10日前完成。第十二项，恢复寝殿南墙旧制，要求4月10日前完成。第十三项，寝殿与藏书楼之间东侧用琉璃瓦砌成的墙体换用青砖，要求3月底前完成。第十四项，天中阁新砌挡土墙遮挡，要求3月底前完成。第十五项，东岳殿和南岳殿垃圾清运，要求3月底前完成。第十六项，古树名木保护，要求5月10日前完成。责任人，市宗教局局长周锡铭、文物局局长靳银东。
太室阙文物维修保护方面：第一项，太室阙保护规划。第二项，制订太室阙阙体保护方案，要求5月底完成。第三项，太室阙保护房维修工程，要求5月底前完成。责任人，文物局局长靳银东、文物局副局长宫嵩涛。
太室阙外部整治方面：第一项，奈河改造，市区污水截流，奈河清淤，奈河两侧绿化。要求5月底完成污水截流，6月20日前完成清淤，4月15日前完成绿化。第二项，太室阙周边树木补栽绿化，要求4月15日前完成。第三项，神道改造建设，要求5月底前完成。第四项，阙房周围行道建设，要求5月底前完成。责任人，住建局局长高宏伟、副局长范志彬。第五项，管理房及维护栅栏修建，责任人，文物局局长靳银东、副局长郑建伟。
中岳庙外部环境整治方面：第一项，东、西天中街改造整治方案，3月底前完成。责任人，申遗办曹宏伟、孙玉生。第二项，广场改造整治，树木补植，东、西天中街建设。责任人，住建局局长高宏伟、副局长范志彬。第三项，发祥小区（过渡安置房）配套设施建设。责任人，住建局局长高宏伟，副局长范志彬。第四项，保护范围内，可视范围内周边建筑外观改造工程。
拆迁安置方面：第一项，建筑物拆迁。第二项，安置区建设。
战场三，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地嵩阳书院、嵩岳寺塔、启母阙。
现场指挥员：登封市委常委、嵩阳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赵华敏。
嵩阳书院文物维修保护及内部环境整治方面：第一项，古建筑维修和环境整治。第二项，西南角绿化工程，要求4月15日之前完成。第三项，古树名木保护，要求4月15日之前完成。责任人，文物局局长靳银东，文物局副局长宫嵩涛、郑建伟。
嵩阳书院外部环境整治方面：第一项，嵩阳书院外部环境设计方案报批，要求3月底前完成。第二项，嵩阳景区游客中心及文化遗产管理中心报批，要求4月底前完成。责任人，申遗办曹宏伟。第三项，嵩阳书院周边绿化，要求3月20日前开工，4月30日前完成。第四项，门前广场和周边消防道路改造，要求3月底前开工，4月底前完成。第五项，嵩阳景区游客中心及文化遗产管理中心建设，要求6月底前完成。责任人，嵩管委郑光荣。
嵩岳寺塔文物保护方面：第一项，嵩岳寺塔保护规划及嵩岳寺塔院环境整治方案报批。第二项，标示嵩岳寺遗址区范围，要求4月底前完成。第三项，嵩岳寺塔院内路面整治及院内绿化，要求4月10日前完成。第四项，嵩岳寺塔院内水电工程，要求4月10日前完成。第五项，嵩岳寺塔除草，要求3月底前完成。第六项，古树名木保护，要求5月20日前完成。责任人，市文物局局长靳银东、副局长宫嵩涛。
嵩岳寺塔外部环境整治方面：第一项，环境设计方案批复，要求3月底前完成。责任人，申遗办曹宏伟。第二项，绿化工程，3月20日前开工，4月15日前完成。第三项，停车场、观景台建筑，4月1日前开工，5月底前完成。第四项，游客服务中心，4月10日前开工，6月底前完成。责任人，嵩管委王亚飞、蔡弘培。
启母阙文物维修方面：第一项，启母阙保护规划，由国家文物局审核批复。第二项，启母阙保护房设计，要求5月底前完成。第三项，制订启母阙维修保护方案，要求5月底前完成。第四项，标示启母阙遗址区范围，要求5月20日前完成。责任人，市文物局局长靳银东、副局长宫嵩涛。
启母阙外部环境整治方面：第一项，环境设计方案报批，要求3月底前完成。责任人，申遗办曹宏伟。第二项，绿化工程，3月20日前开工，4月15日前完成。第三项，停车场、连接道路、阙前广场及启母石观赏平台建设，要求4月10日前开工，5月底前完成。责任人，嵩管委郑光荣。第四项，提交过往车辆对启母阙影响的震动监测报告，要求3月底之前完成。责任人，申遗办曹宏伟。
拆迁安置方面：第一项，安置小区建成完工，投入使用，要求5月底前完成。第二项，所有被拆迁户搬入新居，要求6月15日前完成。
战场四，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地会善寺、少室阙。
现场指挥员：登封市委常委、登封市人民武装部政委饶泽寿。
会善寺文物维修保护及环境整治方面：第一项，会善寺文物保护规划及环境设计整治方案。第二项，会善寺东院维修及院内环境整治（含搬迁），要求4月15日前完成。第三项，会善寺停车场和前区环境绿化，要求4月15日前完成。第四项，会善寺消防通道整修，要求4月底前完成。第五项，拆除会善寺东南部队浴池，要求4月15日前完成。以上责任人，市文物局局长靳银东。第六项，会善寺周边明线入地工程，要求4月底前完工。责任人，市电业局局长张国山。第七项，武警708团营区道路改造工程，要求4月底前完成。责任人，嵩管委蔡弘培。
少室阙文物保护及环境整治方面：第一项，少室阙保护规划，要求4月10日前完成修改报批工作。第二项，少室阙保护房设计报批，要求3月底前完成。第三项，少室阙保护房修建工程，要求6月底前完成。第四项，少室阙外部环境绿化及标示少室庙遗址范围，要求4月底之前完成。第五项，少室阙停车场建设，要求6月底前完成。第六项，少室阙至停车场道路和消防通道建设，要求5月20日前完成。以上责任人，文物局局长靳银东。第七项，高压线路迁移，要求4月15日前完成。责任人，电业局局长张国山。第八项，少室阙北侧土窑村4户民居改造，要求4月10日前完成。责任人，少林办董剑飞。第九项，少室阙防洪堤坝修建工程，要求5月底前完成。责任人，市水利局局长马炎治。第十项，提交过往车辆对少室阙的震动监测分析报告，3月底前完成。责任人，申遗办曹宏伟。
战场五，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地少林寺常住院、塔林、初祖庵。
指挥员：登封市委常委、嵩管委书记裴松宪。
常住院内部环境整治方面：第一项，庙院内露明处水泥材料全部剔除，要求4月15日前全部完成。第二项，庙院内所有明线入地，古建筑内电线改造，要求4月15日前全部完成。第三项，千佛殿门柱修缮工作，要求4月15日前完成。第四项，院内水泥砖全部换成青砖，要求4月15日前完成。第五项，去除院内与文物本体及环境风貌不协调的照明设备，重新设计安装，要求5月15日前完成。第六项，少林寺接官厅维修保护工程，要求4月底前完成。以上责任人，宗教局局长周锡铭。第七项，古树名木保护，要求5月20日前完成。责任人，文物局局长靳银东。
常住院外部环境整治方面：第一项，少林寺山门前广场做旧处理，要求4月1日开工，5月底完成。责任人，宗教局局长周锡铭。第二项，少林寺东侧原停车场绿化工作，要求3月20日前开工，4月15日前完成。责任人，嵩管委景水环。
塔林内部环境整治方面：第一项，制订塔林维护方案，要求6月底前完成。责任人，申遗办工程组曹宏伟。第二项，清除塔林内水泥砖地面，换成青砖。要求5月底前完成。第三项，塔林内树木移栽，古树名木保护，要求5月20日前完成。责任人，宗教局局长周锡铭，文物局局长靳银东。
塔林外部环境整治方面：第一项，塔林南侧少溪河改造方案，3月底前完成，责任人，申遗办曹宏伟。第二项，绿化工程、塔林广场改造，4月15日前完成。
初祖庵环境整治方面：第一项，拆除初祖庵前东西厢房和两层生活用房等不和谐建筑，要求4月10日前完成。第二项，用青砖铺院内和大门前的路面。第三项，去除院内与文物本体及环境风貌不协调的照明设备，重新设计安装，要求4月20日前完成。第四项，在初祖庵外新建尼僧住房，要求6月30日前完成。第五项，少林寺至初祖庵道路修补及沿路树木补栽，要求4月15日前完成。以上责任人，嵩管委景水环。第六项，古树名木保护，要求5月20日前完成。责任人，文物局局长靳银东。
塔沟武术交流中心搬迁改造方面：要求3月18日前改造方案交市体育局，4月10日前搬迁完毕，6月底前完成改造。责任人，市教育体育局张俊卿。
战场六，文化景观大道整治。
现场指挥员：登封市委常委、登封市委副书记魏诗礼。
文化景观大道全段方面：第一项，景观大道两侧建筑整治方案，要求4月10日前完成。责任人，市申遗办规划组曹宏伟。第二项，景观大道标志标牌制作、安装、摆放，要求6月底前到位。第三项，景观大道边沟清理、补植绿化、路面维修、标线，要求6月底前全部完成。责任人，市交通局局长甄少杰。
告成路段方面：第一项，道路两侧绿化，要求4月15日前完成。第二项，道路两侧建筑整治，要求5月底前完成。
卢店路段方面：第一项，道路两侧绿化，要求4月15日前完成。第二项，道路两侧建筑整治，要求5月底前完成。第三项，卢店镇区街景改造，要求6月20日前完成。
中岳路段方面：第一项，道路两侧绿化，要求4月15日前完成。责任人，中岳办袁鹏飞。第二项，郑少高速路登封东下站口绿化，要求4月15日前完成。责任人，市交通局局长甄少杰。第三项，焦河、韩村、辛店、中岳庙居委会道路两侧整治改造，要求6月20日前完成。责任人，中岳办袁鹏飞。
嵩阳办事处路段方面：第一项，阳城路两侧树木补植及建筑整治，环山旅游公路南侧树木补植，要求在4月15日前完成。责任人，嵩阳办王学杰。第二项，环山旅游公路两侧建筑整治、树木补植，要求5月底前完成。责任人，嵩阳办郭建刚。
环山路段、旅游路段方面：东到嵩阳书院，西至207国道两侧树木补栽。要求4月15日前完成。责任人，嵩管委郑光荣。
登少公路方面：第一项，西十里停车场整治、少林道班房改造，5月底前全部完工。责任人，市交通局局长甄少杰。第二项，登少公路两侧绿化美化工程，要求4月15日前完成。责任人，林业局局长李建功。第三项，公路两侧建筑外观改造整治工程，5月20日前完成。责任人，少林办董剑飞。
战场七，软件及遗产管理办公室建设。
现场指挥员：登封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王效光。
培训教材方面：第一项，配合郑州市做好申遗项目导游及讲解人员培训和培训资料、导游词编制工作。要求3月底前完成培训资料编制工作，4月底前至少组织两次培训，5月底完成导游员培训。责任人，旅游局局长钱桂玲。第二项，配合郑州市做好世界文化遗产专业培训（含编写培训教材，邀请专家、学者讲课等），要求5月底前完成。责任人，市文物局局长靳银东。第三项，配合郑州市做好嵩山历史建筑群中小学校、幼儿园乡土教材编撰、普及教育工作。要求3月底前完成教材编撰，4月中旬前教材要列入中小学校、幼儿园教学课程，5月底完成中小学生相关知识普及。责任人，市教育体育局局长李成林。
管理办公室方面：第一项，接待室、监控室、档案室、办公区装饰装修及设施配置。责任人，市文物局副局长郑建伟。第二项，8处11项申报地安装联网监控系统，要求6月底前完成。责任人，嵩管委景水环。第三项，嵩山历史建筑群多媒体集中展示系统及网站建设，要求6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责任人，嵩管委景水环。
管理规定方面：第一项，制定地质灾害预案，要求4月底前完成。负责人，国土局高玉杰。第二项，制定游客分流预案，要求4月20日前完成，负责人，旅游局钱桂玲。第三项，制定专项保护法规和总体保护规划，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测绘嵩山历史建筑群。负责人，文物局局长靳银东。
世界遗产档案建设方面：第一项，各有关单位将申遗有关档案移交申遗办，要求3月底前完成。第二项，有关申遗的法律法规、村规民约、古树古木管理等资料汇编，相关资料收集、保存、整理、归档工作，要求6月底前完成。责任人，申遗办韩西红、常松木。
软件及遗产管理办公室建设方面：第一项，观星台、汉三阙、嵩岳寺塔、嵩阳书院、会善寺、中岳庙、少林寺建筑群的文物本体监测（木构件受潮、日晒、虫害，砖石风化、水浸、酸碱侵蚀等）。责任人，文物局局长靳银东。第二项，8处11项申报地气象、水文、大气质量、植被、地质灾害、游客数量状况监测，要求完善历史记录。责任人，市气象局局长周幸福、水利局局长马炎治、环保局局长刘松、林业局局长李建功、国土局局长高玉杰、旅游局局长钱桂玲。第三项，CIVI系统制作和摆放工作，要求5月底前完成CIVI标志牌制作和设置布局，6月底前安置摆放到位。责任人，旅游局钱桂玲。第四项，向各乡镇办征集老石条，要求5月底前完成任务。责任单位，申遗办、文物局。
战场八，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宣传。
指挥员：登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崔世英。
第一项，在三个入市口及少林路、中岳大街等市区主要干道的路灯杆上设置“申遗”宣传标语，要求4月底前设置到位。责任人，市建设局高宏伟。第二项，举办申遗专题书画展览，要求5月底前至少举办两次展览。责任人，市文联主席刘白雪。第三项，在登封市报纸、刊物上举办嵩山历史建筑群知识竞赛活动，在登封市报纸、刊物、电视台、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设立申遗新闻专栏，及时报道申遗动态。第四项，利用各种新闻媒体专题介绍申遗相关知识，介绍申遗地的历史文化价值。第五项，制作申遗专题片，要求5月底前完成任务。第六项，多种渠道、多种形式适时组织开展系列募捐活动。以上各项责任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彩虹。第七项，举办“我为申遗做贡献”万人签名及青年志愿者授旗仪式。第八项，举办“嵩山申遗有我一份”植树节活动。以上两项责任人，团市委书记宋少丹。
战场九，标界、安防及招投标。
现场指挥员：登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翟晓宾。
标界立桩方面：第一项，提供观星台景区地下煤矿资源开采标界，要求在3月底前提交。第二项，做好观星台煤炭禁采边界的地面标界立桩工作，要求4月底前完成。第三项，8处11项申报地的保护范围，建控地带的标界立桩工作，要求6月底前全部完成。责任人，市国土局局长高玉杰。
消防、安防方面：第一项，安装、完善观星台、汉三阙、嵩岳寺塔、嵩阳书院、会善寺7处申报地灭火器配置、自动报警设置、联动灭火消防及监测系统，要求3月14日发布招投标公告进入邀标程序，3月20日前组织项目实施。责任人，市公安局局长马会强、市文物局局长靳银东。
整治工程招投标及监理方面：第一项，环境整治工程招投标。责任人，市纪检委岳耀争、检察院张予梅、财政局王建永。第二项，外部环境整治工程监理，此任务要求邀请具有文物施工监理和建设、绿化监理双重资质的大型监理公司担任监理工作。责任人，市建设局局长高宏伟。第三项，文物保护及内部环境整治工程监理。责任人，市文物局局长靳银东，副局长宫嵩涛、郑建伟。
……
仅只浏览一下这九大战场的作战计划和作战任务，就不难看出任务的繁重和艰巨。
8处11项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数目之多，数量之大，全球罕见！
8处11项申报地的周边环境整治牵涉范围极大，整改项目极多。大到建筑物改造、供电线路迁移，小到沿街门店标牌、广告设置，一丝不得马虎，一毫不容疏漏。
8处11项申报地众多古文物古建筑的修缮和大量古树名木的维护，任务艰巨，工作繁难。
8处11项申报地的拆迁工作牵涉到1个乡镇3个办事处，计有1347户1495处居民、35家企业、25个单位、7所学校，总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
……
这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这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然而，登封人民就是要在不可之中求可，就是要于难能之中夺胜！
九大战场全面铺开，65万登封儿女，人人参战。作为2009年中国唯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登封这一仗只能成功，不能败退！
生活在“天地之中”的登封人民，是凭着一种“天中精神”去战斗的。那就是：心向一个中心凝聚，力往一个目标合使，用凝聚力和向心力去攻坚克难。
生活在嵩岳之麓的登封人民，是凭着一种“嵩岳意志”去拼搏的。那就是：沧桑尽历，风雨闲看，不摇不移，不折不挠。
就像战场上把拿下一座城市夺取一座桥梁攻克一个堡垒，分解落实到每一个团营每一个连排每一位战士一样，登封市申遗指挥部也按照业务职能，将申遗任务条分缕析，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把工期落实到每一天。
——务求全歼，必拿全胜！
登封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写下了可赞可叹、可歌可颂的一页。
第五章 申遗“三剑客”
关于如何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程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推举产生的世界遗产委员会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总协调机构，日常事务则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的世界遗产中心处理。为了确保这项工作的科学性与公正性，研讨、论证这类业务工作都交给独立的国际专业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来完成。《公约》的运作方式规定，缔约国要将本国准备申报世界遗产的单位先期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报请世界遗产中心备案。申报国每年再按照统一规定的格式和内容制作好正式申报文本，向世界遗产中心送审。
这个申报文本和有关材料将由世界遗产中心转达国际专业咨询机构审定。只有申报文本被认为合格通过，相关专业咨询机构才会派出专家到申报国的申报地进行现场考察和论证，然后再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评估报告。世界遗产委员会全会将根据申报文本和专家的评估报告进行投票表决，选出新一轮世界遗产，将它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程序规定，一旦申报失败，在近年内将不得再次申报。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国家行为，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是国家文物局，报送世界遗产的项目最后还要经国务院批准。2006年12月，嵩山历史建筑群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后来又被确定为中国2009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唯一项目。
申遗文本是进入申遗大门的通行证，要想申遗，必须率先将它拿到手中。
宫嵩涛、吕宏军、常松木，时任登封市长吴福民亲点三员爱将，派他们去省城郑州参加申遗文本的编制工作。这三位从小喝着嵩山水长大的青年才俊，被人们称为登封申遗的“三剑客”。
一文物世家
在登封市，宫嵩涛一家算得上是文物世家。
宫嵩涛本人是登封市文物局的副局长，而他的父亲宫熙是登封最早的文物专干。那是建国初期的1952年，“文物专干”是个人人都觉得陌生的头衔。宫熙将全部身心都投入了文物工作，使登封的文物保护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1958年，宫熙在登封全县境内进行了第一次文物普查，对重要文物登记造册，摸清了本县文物的家底。1961年，他在文物普查的基础上，撰写了登封县的第一本文物志。
1990年，登封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对全县文物进行“四有”建档。已经子承父业的宫嵩涛在登封档案馆看到了老父亲当年留下的手迹，他心里不禁百感交集。自己现在做的这些工作，父亲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做过了！
当年正是在父亲的奔走呼吁下，登封建立了文物保管所（河南省仅有的三个文物保管所之一），使登封的历史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务院先后公布了多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省也先后公布了多批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登封市计有各类文物古迹956处。其中，有16处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文物规模位于全国县级市之首！
登封如此多的文物受到了国家、省、市的重视和保护，宫熙这位当年的“文物专干”功不可没。“文革”时期破“四旧”，文物部门受到了强烈冲击。作为文物干部的宫熙也被批被斗，吃尽了苦头。然而，宫熙保护国家文物的痴心毫无更改，当造反的“红卫兵”盲目地冲冲撞撞，要去扒中岳庙和少林寺的时候，没人敢于阻挡，只有宫熙勇敢地挺身而出拦住了他们。宫熙向他们大声疾呼：“这是文物，不是四旧！”……
提起当年宫熙奋不顾身保护登封文物古迹的情形，一些知情的老干部都感慨地说：“要不是宫熙挡住了他们，哪还有中岳庙，哪还有少林寺，哪还有申遗哩！”
宫嵩涛来到登封市文物局工作之后，继承了父辈为文物事业献身的精神，为登封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正因为他对登封的文物了如指掌，所以他在此次登封申遗的工作中才被国家文物局和省市有关领导视为栋材，用如股肱。
作为申遗所在地登封市的文物局副局长，宫嵩涛对这项工作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嵩山就有过一次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机会。那时宫嵩涛就心潮澎湃，欲要大干一番，让嵩山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嵩山失去了那次申遗的良机。
2002年的金秋十月，国家文物局巡视员、世界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和世界文化遗产专家亨利一起到登封考察，他们认为观星台、嵩岳寺塔和少林寺塔林完全具备申遗的资格。于是，宫嵩涛就被抽调出来参加了申遗工作。这一次的申遗努力无果而终，为了服从国家安排的殷墟申遗的大局，嵩山申遗延迟搁后了。
殷墟申遗成功之后，嵩山申遗在国家文物局的工作进程表上递进为最紧迫的任务。2006年春节刚过，宫嵩涛就被召至省城郑州，郑州市文物局副局长任伟安排他住进郑州市委的嵩山饭店，让他参与申遗文本编写工作。
申遗文本可不是简单的写几张纸就行了，那是内容繁多、资料翔实、格式严谨、逻辑严密、表述力极强的文件、表格、图片之集大成。作为其附属项目，还必须有申遗古建筑群的保护规划和申遗古建筑群的专项法规。根据国内曾经申遗成功的先例来看，这套文本的编制要用一年到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备。
宫嵩涛从此就开始了以客房为家、以电脑为亲人、以桌子为朋友的日子。此中甘苦，一言难尽。2006年、2007年、2008年，这三年的大多数时间宫嵩涛几乎都是在郑州度过的。他偶尔回一趟登封或者去一次北京，也都是出于申遗工作的需要。每逢节假日，妻儿只能到郑州来看他。孩子每每不解地仰着脸儿问他：“爸，你怎么不回家呀？”宫嵩涛只好笑一笑，然后慈爱地抚摸着孩子的脑袋，算是对孩子的回答。
写文本，订法规，编规划，这几项工作是同时推进的。宫嵩涛是文本的起草人，是保护规划的召集编制人，是专项法规的制定人。在接待世界遗产专家的时候，他又是回答专家提问的讲解人。一身而数任，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他的压力很大很大，他知道只要在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他就有可能成为申遗失败的罪人。
2007年7月25日，在郑州嵩山饭店的会议室，郑州市文物局召开了关于嵩山申遗文本编制的讨论会和动员会。宫嵩涛望了望同样来自登封的吕宏军和常松木，然后把目光投向了与会的各位专家和学者。
中国建筑学界巨擘梁思成的弟子、清华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郭黛姮。这位古建筑学家、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是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工作的重臣。打开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制的嵩山历史建筑群规划图，就可以看到她作为规划组长的名字。她不但领衔设计了嵩山历史建筑群的保护规划，而且直接参与了申遗文本的总体编制。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畅，他是中国建筑学界的精英，在古建筑专业的书面英语和英语会话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也参与了文本的编制工作，在世界遗产专家到申遗地考察评估时，他是现场会话的翻译。
河南省文物局原局长杨焕成，他是河南文物界人人敬仰的老专家、老领导。他在任期间，对嵩山古建筑群关爱有加。多年来，他直接扶持并亲自参与了嵩山多处古建筑的维护。虽然老骥伏枥，他仍旧不辞辛苦地奔波于登封古建筑物的维护现场，亲自指导每一处古建筑的维护项目。
河南省古建所原所长张家泰，河南古建筑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他对河南现存的古建筑物了如指掌，提起嵩山古建筑群更是如数家珍。
河南省古建所所长杜启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文华，郑州市文物处原处长于晓兴，郑州商城博物馆原馆长冯百逸。
……
宫嵩涛看到的和拿到的还有经他自己的手初编的《嵩山（郑州）古建筑群》申遗文本和国家文物局郭旃先生对初稿的修改建议。这册初编的申遗文本厚达343页，而郭旃先生提出的修改意见共有九条，被大家誉称为“郭九条”。
对郭旃先生，宫嵩涛内心深处充满了敬重。嵩山申遗，是在郭旃先生的直接指导和参与下进行的。通过一次次的工作交往，郭旃先生的人格魅力使宫嵩涛为之折服。郭旃先生是专家型的领导，也是领导型的专家；他是战士型的指挥员，也是指挥员型的战士。在中国申遗的战场上，国家文物局是第一线，郭旃先生就是第一线上的战士；在郑州和登封申遗的战场上，郭旃先生则是远在北京，运筹帷幄的指挥员。他用高瞻远瞩的目光、纵横捭阖的智慧、渊博精深的专业知识，指导着郑州和登封的一项项具体的申遗业务。
郑州市文化局局长齐岸青向与会者通报了不久前他和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向国家文物局巡视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先生汇报嵩山申遗时的情况。当他们汇报到面临的困难时，郭旃先生曾经这样说：“嵩山申遗如果确有困难，还可以换别处的项目。中国申遗的预备名录有35处嘛。”王文超书记听了，当即表态：“不行，我们嵩山申遗一定要上！”
这无疑是向国家文物局立下了一个军令状。
文本编制是申遗的基础，齐岸青局长向与会者传达了郑州市领导的决定：8月15日中文文本定稿，9月15日英文文本定稿，送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眼下已经是7月25日！
听到这个截止日期，宫嵩涛周身一震，不由得与来自登封的两位伙伴交换了一下眼神。
接下来是讨论对申遗文本如何修改定稿。与会者依据“郭九条”，各自发表了意见。“郭九条”建议，将“嵩山古建筑群”改为“嵩山历史建筑群”，与会者很快达成了共识，认为这样修改后定位更加准确。第二条，“郭九条”建议将“神山”改为“圣山”，于是大家对“圣山”的内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人认为，“圣山”的确比“神山”的文化意义更宽广，更准确。嵩山之“圣”在于它是历代官祭的对象，是华夏民族政治文明的摇篮。
作为登封市的代表，吕宏军作了专题发言。他认为嵩山的文化意义主要有三：第一，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嵩山是万山之祖；第二，周武王祭祀嵩山，开创了中国的封禅制度；第三，嵩山是黄帝文化和河洛文化的发源地。讨论的结果，与会者达成了共识：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文本的编制主题不是建筑风格，而是其文化内涵，即嵩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圣山。
继上午的讨论之后，下午由郑州市文物局副局长任伟主持，宣布了申遗文本的写作分工：文本的“列入理由”部分，由清华大学刘畅先生撰写；“圣山”文化背景部分，由登封市志办主任吕宏军撰写；申遗历史建筑群的保护现状，遗产的保护规划和管理规划，历史建筑群的监测，由登封市文物局副局长宫嵩涛撰写；申遗历史建筑群的描述和历史沿革部分，由登封市文联副主席、登封市作家协会主席常松木撰写。王文华、于晓兴、冯百逸参加讨论和审稿。
郑州市文化局齐岸青局长要求7月底前拿出第一稿，大家经过紧张的5个工作日，第一稿终于如期完成。改稿用电子邮件发给了郭旃先生。8月1日，郭旃先生就电传回来了他的看法，电传件的每一页都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字句修改，附后的另页上，是他归纳的11条意见。
郭旃先生的认真和严谨，令大家肃然起敬。
郭旃先生的意见中最重要的有四个方面：第一，要在分析、比较和结论上突出和强调嵩山历史建筑群与国内和国际上此类古建筑物的不同。第二，在对历史建筑群的描述上必须注意西方人的表达习惯，比如提到每个建筑的客观属性与相关数据时，要明确写出它的位置、面积、体量、色彩、样式、尺度等等。第三，在表述各建筑物的位置时，要与永久性地标做参照，列出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和精确的数据。比如，位于某条河的什么方位，距离有多少米多少公分。在同一组建筑物中，需要注明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比如先定下山门的位置，然后要将各建筑与山门的距离和位置写清楚。第四，所有的建筑清单都要加上“保存状况”栏目，并详细填写。
时间紧迫，大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郑州市文物局任伟副局长每天都在宾馆客房里组织讨论，一人念稿，其他人边听边提看法，然后大家切磋、探讨。当某一点达成了共识，就立刻记下来，然后再按照撰稿的分工，各自回屋改写。
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畅每周都从北京乘飞机两次往返郑州，对分头修改后的文本统修统订，然后即刻传发给郭旃先生，请他定夺。一次次地研讨，一次次地修改，千锤百炼，精雕细琢，务必做成精品，拿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国际专家审读时，让他们挑不出一点瑕疵。
同样辛苦的还有中国对外翻译总公司的译员们，每次斟酌修改后的中文稿都会传给他们，他们必须再做对应的改译。据郑州市申遗办的档案统计，一次次修订的申遗文本竟有15稿之多！
8月15日，军令状限定的时间到了。郑州市文物局副局长任伟带着最后的修订文本到北京复命去了，郑州嵩山饭店的那几间客房出现了少有的宁静。宫嵩涛留意到任副局长临行前的神色既凝重又严肃，他的心也随之变得忐忑不安。
登封来的“三剑客”聚在一起，猜测任副局长此行的结果。大家都提心吊胆地说，如果文本不能通过，再想重新组织别人编写，时间上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
说到这儿，宫嵩涛的嘴里忽然蹦出了“政治责任”四个字。
第二天，宫嵩涛躺下了。他四肢发软，周身无力，仿佛害了什么大病。吕宏军则患了腹泻，医生也讲不清楚，这是天热吃了不洁食品，还是精神紧张引发的肠道激惹症。唯有常松木幸运，原本瘦削的脸蛋子居然变圆了。他到磅秤上一称，果然重了许多斤。于是，这些变化就成了“三剑客”互相开涮的笑资。他们太想开心地笑一笑了，太想放松一下绷得不能再绷的神经。
任伟局长从北京一回来就召开了会议。宫嵩涛在会议桌旁坐下来，他先看了看任伟的神色，然后对坐在旁边的常松木悄悄说了句：“有门儿。”
果然，会议一开始，任伟就宣布：“大的架构不变了，郭老提了点儿技术问题，咱们改改就行了。”
登封来的“三剑客”互相望着，都长长地舒了口气。
事后听说，郭旃先生对文本工作首肯时，还特意笑着问：“登封来编写文本的这三个年轻人，都是什么学历呀？”
宫嵩涛在当年的12月又陪着任伟局长去了北京，他们就住在国家文物局旁边的招待所里。申遗文本在2009年的1月21日前必须送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丝不苟的郭旃先生还要将文本做最后的修改。
2009年12月31日上午在国家文物局召开了讨论会，郭旃先生提出申遗文本的名称要从宇宙观的角度做最后的修改。于是他问宫嵩涛：“你说说，从宇宙观的角度来讲，登封在古代都有什么习惯性的称谓？”
宫嵩涛脱口回答：“天中。”
郭旃先生问：“你讲讲有哪些根据？”
宫嵩涛回答：“在登封，‘天中’的说法比比皆是。‘天中’这个词是从观星台来的，周公测影测出了天地之中。中岳庙所在的中岳庙村，就叫天中村。村里的那道街，叫天中街。中岳庙里的建筑有‘天中阁’、‘天中大殿’，嵩山的各个寺庙的碑刻和匾额上，都能看到‘天中’这个词。”
郭旃先生说：“那，文本的名称就定为‘天中’建筑群？”
郭黛姮教授在旁边建议说：“叫‘天中’建筑群，好像不太顺口，叫‘天地之中’怎么样？”
郭旃先生连声道：“好，好，就叫登封‘天地之中’建筑群了！”
在申遗的文本中，有两个部分格外重要。其一是申遗建筑群的价值评估，其二就是管理规划了。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估的时候，首先要看你申报项目的价值，能不能达到世界遗产的标准。如果达到了，还要看你是如何保护、如何管理的。管理规划这一部分，要求得很详细。要写清楚管理措施、监测、日常管理、档案管理、法规等等。
世界遗产委员会衡量遗产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你有没有专项法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管理规划，是由宫嵩涛召集制定的；历史建筑群的专项法规是由宫嵩涛一手起草、修改，直至定稿的。而郭旃先生对宫嵩涛本人的价值评估，则是在工作中逐渐得出的。
郭旃先生每次到嵩山来看文物，宫嵩涛都会陪同。宫嵩涛留意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那就是在看文物的时候，郭旃先生的手里总是拿着笔和一个小本本。每当宫嵩涛回答他的提问时，他都会要求宫嵩涛停一停，等他拿笔记下来。宫嵩涛还奇怪地发现，郭旃先生每次来，总会重复地询问同一些问题。
当申遗工作进行到一个至为关键的环节，即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拉姆齐女士要对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进行评估验收的时候，郭旃先生建议由宫嵩涛做回答专家提问的讲解人。郭旃先生说他记录过宫嵩涛的讲解，他每一回来登封，每一次问到同一个问题，宫嵩涛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精确、可靠，这个人选由宫嵩涛担任最合适。
精确，可靠——或许正是这同样的追求使得郭旃先生与宫嵩涛之间建立起了信任的连接。当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法国巴黎召开申遗答辩会期间，一丝不苟的郭旃先生时常用手机频频地从法国巴黎给远在中国登封的宫嵩涛发送短信，以弄清一些文物的准确数据和有关情况。
有一天晚上，宫嵩涛刚刚钻进被窝打算睡觉，郭旃先生的手机短信来了，他要询问关于登封历史建筑群的几个细节。宫嵩涛一会儿从被窝里爬起来查找资料，一会儿又钻进被窝用短信向巴黎回复。时值严冬季节，不一会儿，宫嵩涛就冻得直打喷嚏了。巴黎的短信不停地发送，宫嵩涛也就不停地回复，那情形就像两人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正在亲切地交谈……
将近午夜时分，巴黎来的短信中终于出现了这样一句话：不好意思，中午了，我还没有吃午饭呢。
宫嵩涛回复了一句：我还没有睡着觉哩。
巴黎那边仿佛此刻才想起了两地的时差：哦，抱歉，不打搅了。
……
两人之间诸如此类的短信很多，宫嵩涛把它们一条一条地从手机上抄录下来，专门保存在一个笔记本里。
在宫嵩涛这位文物局副局长的眼里，它们应该像文物一样珍藏。
二两代“太史公”
在登封市，知根知底的友人们喜欢将吕宏军和他的父亲吕江水称为登封的两代“太史公”。《史记》这部巨著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都做过西汉的太史令。修史撰志的太史令算不得什么高官，但是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两代人都以修史为荣，并且都为这项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吕宏军的父亲吕江水1949年毕业于洛阳师范，他学的是中文，但是由于热爱绘画，所以他自己又选修了美术。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位在登封一所学校任教的老师由于具有绘画的专长，所以被组织上抽调出来创办登封县文化馆，并且担任了第一任文化馆馆长。
建国初期，登封的文物古迹归属文化馆管理，1951年第一次维修少林寺大殿，就是由他来主持的。他向登封县人民政府申请，划拨到了500斤小麦，算作少林寺大殿的维修经费。1959年，他担任了登封县文教局局长。“文革”中他被打倒，1973年之后再度复出，在文教局局长的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84年。30多年来他对嵩山文化情有独钟，颇有研究，当他从文教局局长的职位退下来之后，又被请出来担任了登封县地方志办公室的主任。
坐在登封“太史令”这个位置上，他萌生出了为登封县修史撰志的雄心。他发现自从清朝乾隆五十二年之后，登封两百多年来再也没有编过一部完整的志书。于是，他立志要给登封编一套史志，以填补这两百多年来的空白。
1990年，这套巨著终于出版，了却了老人的一桩心愿，赢得了史志学界的一片赞誉之声。
吕宏军出身于这样一个诗书之家，从小就生活在满屋满室的字画和典籍之中，耳濡目染的都是父亲所钟爱的嵩山文化。报考大学的时候，他很想学文博或者考古专业，最后却被北京师范大学的地方志专业录取了。1987年毕业之后，吕宏军先后在嵩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登封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工作。作为市里的笔杆子，吕宏军深得领导器重。2002年，组织部门想安排他到乡镇担任领导职务，在别人眼里，这是一条通往仕途的捷径。可是，吕宏军却主动提出想去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朋友们一个个大惑不解：那是个无钱无权的穷单位，那是大家平时笑称的“丐帮”啊！
有位领导同志找他谈话，希望他能深思熟虑，慎重选择。吕宏军坦诚地说：“去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是我已经考虑很久的想法。第一，我对嵩山文化有研究，这辈子就想做好这一件事。第二，我是学地方志专业的，我去了一定能把登封市的地方志工作搞起来。”
听了这番话，那位领导同志终于理解了吕宏军的想法，同意了他的要求。
吕宏军在政府办工作了10年，写了数不清的文件，然而他内心深处，却始终放不下他挚爱的嵩山文化。在这10年里，他利用仅有的一点业余时间，用史志的写作方法撰写了一部40万字的《嵩山少林寺》。他还想写出更多的史，他还想写出更多的志。此生当为嵩山作史作志——这才是他心之所往，这才是他专业之所在，这才是他事业之所求啊！
吕宏军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地方志办公室。吕宏军遇上了好机会，他去的时候，正赶上全国第二轮修志的热潮。从2002年到2008年，他用了整整6年的时间，主编撰写了一部420万字的《登封市志》。这是一部纵贯古今的登封通志，从上古旧石器时代一直写到2005年。在河南省所有的县级市中，它是规模最大的一部市志，并且获得了河南省地方志书“内容编写优秀奖”。
来到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之后，吕宏军有了充裕的时间，他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博大精深的嵩山文化。吕宏军担任了嵩山文化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具体负责研究会的学术工作。
早在1987年，吕宏军就撰写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文本。那时他刚刚大学毕业，被组织分配到嵩山管委会工作。对于什么是“世界文化遗产”，吕宏军尚不甚了解，他凭着一股热情，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吕宏军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绞尽脑汁，苦苦琢磨，终于拟出了申遗文本的草稿。可是草稿递上去之后，就石沉大海，再也没有消息。后来才听说，是资金方面有问题，只好暂时搁置。
吕宏军并没有灰心，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潜心研究嵩山文化，参与了多项嵩山申遗的筹备和宣传工作。2002年10月，国家文物局邀请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协调员亨利到嵩山考察，吕宏军和宫嵩涛一起陪同讲解。吕宏军和宫嵩涛向亨利讲述了观星台和嵩岳寺塔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这位国际专家禁不住发出了一声声惊叹：“上帝啊，上帝，你怎么会制造出如此伟大的奇迹！”亨利认为，观星台和嵩岳寺塔这两座历史建筑中的任何一项都有资格列入世界遗产的名录。
2006年，嵩山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开始启动，吕宏军立刻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之中。
嵩山历史建筑群的文化价值包含许多内容，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帝王祭祀封禅文化。吕宏军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他不仅弄清了帝王祭祀封禅中岳的基本情况及特征，还整理出了嵩山历史上亲至和遣使祭祀封禅中岳的73位帝王的文字材料。
在嵩山历史建筑群中，古塔建筑也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吕宏军研究并整理出了嵩山262座古塔的基本情况，为申遗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不仅如此，吕宏军还对以嵩山历史建筑为载体的天文文化、古塔文化、汉阙文化、帝王祭祀封禅文化、三教文化等进行了研究，并撰写了学术论文《嵩山特色文化》。论文充分展示了嵩山历史建筑群的文化特征，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
为了搞好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的基础工作，吕宏军还对在嵩山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武则天封禅活动进行系统研究，撰写了学术论文《武则天中岳封禅并金简再考》。
2007年7月16日，吕宏军正在洛阳参加武则天国际学术研讨会，忽然接到吴福民市长从登封打来的电话，要吕宏军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吕宏军解释说，我这会儿正在洛阳开学术研讨会。吴市长说，那你赶快回来吧。吕宏军说，我是代表团团长，要在学术会上宣读论文，还要代表登封在会上发言。后天才能回去。吴市长说，发言一结束你就赶回来，要派你去郑州那边写申遗文本呢。
2007年7月25日，吕宏军和登封的同伴宫嵩涛、常松木一起坐在郑州嵩山饭店的会议室，参加郑州市文物局召开的关于嵩山申遗文本编制的讨论会和动员会。郑州市文化局局长齐岸青在会上宣布，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要拿出申遗文本的初稿。吕宏军听了大吃一惊，他知道依照国内的惯例，写出申遗文本起码要用一年以上的时间，最长的甚至用了整整八年。
一个月拿出申遗文本，时间实在是太紧太紧了！
顶着沉重的压力，吕宏军接受了上级分配给他的任务：撰写申遗文本中嵩山历史建筑群的文化背景部分。
吕宏军深知这是上级领导部门对自己的最大信任，作为嵩山文化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撰写嵩山历史建筑群的文化背景当然是责无旁贷的工作。吕宏军绞尽脑汁，终于拿出了一个草稿。世界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先生看了稿子之后，认为此稿缺乏一个贯穿性的主题，所以很难将八处十一项建筑群统一和串联起来。郭旃先生建议：是否可以选一个共同的主题，例如，嵩山历史建筑群的神山文化背景？
郭旃先生的意见启发了吕宏军，他认真琢磨，在“神”和“圣”两个字之间反复掂量。这两个字，意思相近，但是“神”这个字宗教味道太浓，“圣”则似乎更为合适。经过大家讨论，吕宏军最终以“嵩山历史建筑群的圣山文化背景”为主题，重新起草了文本的文化背景部分。
大家反复讨论，反复修改，经过五易其稿之后，终于在当年的8月底将其完成。
此后，吕宏军又协助写作组进行了文本的修订及翻译工作，并且参加了嵩山历史建筑群保护区的划定及环境整治方案的制订。
也就是在2007这一年，吕宏军与耿直一起主持编纂了《嵩山志》一书。此书结束了嵩山三百年无志的历史，为人们全面认识和了解嵩山历史建筑群提供了翔实的可靠资料。
为了向在校学生全面普及和宣传申遗知识，2008年4月，吕宏军指导教育部门编写并出版了《嵩山历史建筑群读本》一书，分发到了全市所有学校。
2008年6月，吕宏军协同有关部门完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拉姆齐对嵩山历史建筑群的验收工作。
2008年11月底，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嵩山历史建筑群的文化背景提出的修改意见，吕宏军与起草组有关人员一起赴北京参加了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文本的补充工作。他根据专家组共同研究的意见，执笔对文本作出了修改，将嵩山历史建筑群改为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与此同时，他还会同起草组成员共同完成了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补充文本的编写工作。
吕宏军还潜心研究，开展了以嵩山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与中华民族人类活动的关系、“天地之中”与中国的关系、“天地之中”与国家建都的关系等等研究课题。这些课题都是对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文化意义的深入开掘。
吕宏军还组织编印了《嵩山文化》刊物，为宣传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及嵩山文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2008到2009年期间，吕宏军应邀到登封市的各个部门、各个乡镇宣讲世界文化遗产及“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知识；
他与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和“百科探秘”合作，成功地制作编播了“神秘的观星台”、“武则天金简传奇”等文化专题节目；
他在全国十多家电视台和期刊杂志上介绍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为“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
一时间，吕宏军声名鹊起，被人们誉为嵩山文化“首席学术权威”、“首席文化专家”。
三登封文状元
登封申遗的“三剑客”之一常松木，是登封的文状元。
称常松木为文状元，有两层含义。其一，常松木1987年参加高考，一举夺得登封高考文科总分第一名，是名副其实的状元郎。其二，常松木笔头过硬，著作颇丰，他担任着登封市文联的副主席和登封市作家协会的主席，是登封市文学圈的领军人物。
常松木是嵩山沟里长大的孩子，家里人口多，日子过得很紧巴。常松木要经常帮家里干活，但他上小学时的功课却总是排在班上的前几名。后来他去君召乡初级中学读书，学校当时的条件很艰苦。住校生都是“寝教合一”，白天在教室上课，晚上把课桌拉到一块儿，就是睡觉的床了。在这所条件简陋的学校学习了3年，常松木以出色的成绩考上了登封最拔尖的高中——登封一中。学校离常松木的家有60多里地，坐汽车要买8毛钱的车票。常松木掏不起车票钱，周末同学们都回家去了，他就呆在学校里读书。
从村小学和乡初中读出来的孩子，数理化基础差。进入高二之后，常松木才在班里崭露头角。历史、地理、政治这些文科都是他的强项，每次大考之后，他几乎都能得到奖学金。最高的奖学金是10块钱，这就足够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高考之前，常松木发现了一个复习功课的好去处，那就是学校教工楼顶层上一个废弃的大铁罐。虽然天气炎热，但是那里不会受到任何干扰。于是常松木就每天抱着书本钻进去，把它当成复习功课的洞天福地。
高考发榜了，铁罐里熬出来的苦孩子居然成了全县文科的状元郎。
热爱嵩山的常松木大学毕业之后，回到登封教学。嵩山有众多的文化古迹，嵩山有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它们从小就熏陶着他、濡染着他，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拿起笔，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常松木任教的学校就在观星台的附近，他时常在观星台那古老的院子里徘徊，独自沉浸在思古的幽情里。他把那些古碑擦擦抹抹，将上面的字一个一个地抄记下来，然后又向观星台的工作人员询问、学习。半年之后，他居然编写出了一本书《观星台》。
清代景冬旸著有《说嵩》一书，是关于嵩山文化的珍贵资料。常松木在一位老同志那儿见到了油印本，一套十本，看上去非常厚。常松木借过来，一本一本地抄好了，留在身边反复研读。
登封市公选公务员的时候，常松木参加了考试。经过笔试和面试之后，他再次以全市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胜出。就这样，常松木被分配到登封市文联担任了副主席的职务。
在这个全市文化艺术界的领导岗位上，常松木干得有声有色。他创办了《嵩山风》文学刊物，为登封市培养了一批小说、诗歌、散文作者。他组织了美术、书法、摄影等很多文化活动，让登封市的各类艺术人才得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和机会。
作为登封市的笔杆子，常松木年年都被市里抽出去搞中心工作，他还时常被登封市政协借过去帮忙。帮着帮着，常松木就成了登封市政协文史委的主任，并且担任了嵩山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这位醉心嵩山文化的笔杆子，编著出版的书目开列起来已经有了一大长串：《历代名人与嵩山》，《古韵——中国嵩山历史建筑群》，《大禹与嵩山》，《嵩岳烟雨》，《钟情嵩山》……
2002年10月，常松木曾经被市政府抽出来，和吕宏军、宫嵩涛一起做申遗的前期准备。2007年7月22日下午，常松木忽然接到吕宏军电话，告诉他吴福民市长点将，要他和吕宏军、宫嵩涛一起赶到郑州参加申遗文本的编写工作。当时，常松木身在四川的北川县，正参加全国大禹文化研讨会。接此通知，常松木匆匆动身，从北川直接赶往了郑州。
7月25日，常松木和宫嵩涛、吕宏军一起坐在了郑州嵩山饭店的那间会议室里。这个由郑州市文物局召开的嵩山申遗文本编制的讨论会和动员会，请来了许多专家和学者。原河南省古建所所长张家泰发言时的一番话，深深地触动了常松木。
张家泰讲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人保护文物的轶事。北平解放前夕，中共领导人曾经秘密派出代表，去北平城内拜访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请他提供全国古建筑方面的文物资料，以避免它们毁于战火。当时，梁思成先生开列出了一份需要重点保护的文物建筑清单，以供解放军进军作战时参考使用。这份清单在建国后得以刊行，定名为《全国建筑文物简目》。
在这份清单中，河南省所占重点保护文物最多，计有69处。随后依次排名为：陕西44处，四川59处，北京33处。而在河南省的69处重点保护文物中，仅仅登封就拥有23处，整整占据了河南重点保护文物的三分之一！
梁思成先生又在这些列出的重点文物中以加圈来强调文物的重中之重。被加画的圈数越多，其价值就越高越珍贵。登封此次申遗的古建筑群中，汉三阙、嵩岳寺塔、净藏禅师塔、初祖庵大殿、观星台及周公测景台都曾被梁思成先生加画了三个圈圈。
由此可知，登封此次申遗的古建筑群在中国的重点文物古遗中，居于何等位置！
常松木听到这里，不由得生出感慨：“不识嵩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祖先留下了如此丰厚的遗产，作为嵩山的子孙，自己一定要把申遗文本写好，绝不能愧对祖先。
按照上级的分工，常松木负责撰写遗产的描述和历史沿革部分。他在写作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准确地表述这些历史建筑的价值。在他苦思冥想难以落笔之时，忽然想到张家泰老师在讨论会上的提议，申遗文本应该把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对这些古建筑的评价写进去。常松木心里蓦地一亮，对呀，这两位中国建筑界的大师级人物的评价是最有分量的，文本可以依托大师们的观点进一步展开和阐发。
常松木在互联网上查到一个重要的信息，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曾经在1936年5月14日至6月29日，到登封进行过古建筑文物考察，并且撰写了《河南古建筑调查笔记》。然而遗憾的是，刘敦桢先生在70年前撰写的这个调查笔记无法在互联网上查到。想来想去，常松木就想到了中国先秦史学会网站的负责人刘顺超先生，他是常松木在北川参加全国大禹文化研讨会时结识的新朋友。刘顺超先生既是一位博古通今的饱学之士，又谙熟当代互联网这一信息技术，向他求助或许能有所收获。
常松木与刘顺超先生电话联系，刘先生笑着说，他的书架上就有《刘敦桢文集》。刘顺超先生在文集里查到了常松木需要的《河南古建筑调查笔记》，他用相机拍照之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常松木。得到这篇珍贵的文章，常松木十分感激，刘顺超先生却回答说：“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唯愿嵩山申遗早日成功！”
常松木参照大师们的学术观点，再充分调动自己长期研究嵩山文化的积累，开始紧张地投入文本的编写。连续5个工作日，他足不出户，废寝忘食，终于如期交上了初稿。
接下来，是反复地讨论，反复地修改。为了落实一个数据，为了查找一则确凿的文献记载，常松木常常通宵难眠。《登封县志》《少林寺志》《嵩岳庙志》《嵩阳书院志》《二十四史》……常松木不知道翻阅了多少古籍和文献资料。40多天的苦战，13次认真修改，申遗文本终于被国家文物局认可。
在此期间，登封的小贼似乎知道男主人不在家中，竟然三次进入常松木的家里行窃。常松木的妻子给丈夫打电话时，禁不住放声大哭。常松木在郑州分身无术，只能好言相慰。
完成了在郑州的任务，常松木回到登封之后就被抽调到登封市申遗办的秘书组工作。在此之前，上级交办的《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知识读本》的编印工作久拖未成，常松木接手后，迅速调整此书的章节结构，进一步充实相关资料，用了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就编印成册，很快发放到了各个单位，及时地配合了申遗的宣传工作。
除此之外，常松木还指导老干部志愿者嵩山文化宣传队搜集与申遗相关的民间故事，编排申遗宣传节目，在太室山广场、嵩阳书院广场演出，并为队员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服务。他还利用各种业余时间到新登集团、中岳办事处、老干部大学、嵩山文化宣传队宣传申遗知识，讲解“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文化价值等。
常松木将搜集到的几十篇研究“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学术论文编辑成了《嵩山文化》嵩山历史建筑群研究专辑，使人们对“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他参与组织了登封市文联举办的申遗书画展，指导登封市作协举办申遗征文展，并编辑了《嵩山风》申遗专辑。
他协助举办了开封老年书画家协会、北京翰苑书画院的嵩山申遗采风活动，并且参与了《圣山艺海——申遗书画展作品集》的编辑工作。
……
登封市申遗工作全面启动后，常松木被抽调到申遗指挥部档案组工作，担任档案组副组长，负责档案组的日常工作。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档案建设是申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专家到登封验收的必看项目。常松木为申遗的档案建设，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
第六章 弱势单位人不弱
一先行领跑者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登封市文物局的本职工作。在许多人眼里，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只是一年的短跑，或者是“百日冲刺”。而对于登封市文物局来说，他们早已先行领跑，申遗其实是一场经历了十年甚至更远更久的长途跋涉。
十几年前，登封市文物局还是一个长期发不出工资的小单位，五十多个职工下岗，处境十分艰难。1995年3月10日，新局长靳银东上任，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职工的吃饭问题。在改善经济状况，稳定干部职工情绪的同时，他一方面想方设法自筹文物维修资金，一方面积极地向上级文物管理部门和各级政府反映重点文物亟待维修的现实情况，终于分期分批地争取到了必须的资金支持。
于是，对嵩山建筑群的维护和修缮便按照计划，一年一年，一步一步地展开：
当年的嵩阳书院，整个西院考场都荒废了。书院景区的环境没有整治，下面的停车场只能停泊三四台车，看上去像是一个荒院子。经过内部整修和环境拆迁整治，使嵩阳书院基本恢复了原状。
启母阙保护房年久失修，已成为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房。登封文物局争取到国家拨付资金30万元，自筹资金30万元，将其修复。
会善寺年久失修，大殿漏雨，许多附属建筑塌损严重。登封市文物局对会善寺常住院、僧院等主要建筑物落架大修，使会善寺得到了整固。
经过文物局修缮的还有：永泰寺塔，永泰寺，法王寺五座古塔，清凉寺的整体院落，龙泉寺，崇福宫……
这是一长串项目，几乎包括了嵩山景区内全部有名气的古建筑。
在嵩山古建筑群这些文物保护单位的范围之内，存活着许多远至新石器时代，近至清代的古树名木，它们被誉为“活文物”。这些古树名木不仅是珍贵的旅游资源，而且也为历史、水文、气象、地理、植物等学科提供了难得的科研依据。
依照国家颁布的法律和法规，这些保护单位内的古树名木也是重要的文物，是保护单位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这些“活文物”的保护，难度极大。一旦这些“活文物”生命不再，就会给国家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嵩阳书院内的“二将军柏”已有4500多年的历史，因其生存年代最长、树干树冠最大而被誉为“华夏第一柏”。1996年，现任登封市文物局副局长的郑建伟刚刚被派到嵩阳书院文物管理所担任所长。到任之后，他看到这棵名树病虫害严重，全树枯萎，生命已岌岌可危，顿感忧心如焚，他赶忙把情况向文物局局长靳银东作了汇报。“绝不能让‘华夏第一柏’死在我的任上！”靳银东这位军人出身的文物局长把桌子一拍，斩钉截铁地发出了誓言。
怎么找“名医”？如何筹“医资”？这两个困难横在他们的面前，一时难以逾越。想来想去，他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向社会求助的办法。于是，他们在报纸上登出文章，讲述了“华夏第一柏”的濒危现状，呼吁社会各界出资出力，共同拯救这株国宝级的珍贵名木。
报上的这篇文章引起了登封市委领导同志的注意，这位领导出面向郑州市财政局协调了一部分资金，解决了“医资”的问题。
有了钱，文物局就请来了“名医”，对“华夏第一柏”进行了诊治。“名医”找出了三个病症，又开出了三个药方：病症一，虫害严重。治疗方法，除虫防害，喷洒专用除虫剂。病症二，多年游人踩踏，树身周围土壤板结严重。治疗方法，采用疏松周围土壤的办法，增加土壤透气性，并且加装围栏，防止游人踩踏。病症三，根系只有十几平方米的伸展空间，导致全树严重营养不良。治疗方法，扩展根系生存空间，并且在根系周围追施优质农家肥。
经过第一期治疗，“华夏第一柏”的情况有所好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生机。
随着登封市经济的发展，随着申遗的消息越传越多，对“华夏第一柏”进行第二期治疗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登封市政府拨款15万元，文物局自筹15万元，从2004年5月12日正式开始，于7月5日结束，对“华夏第一柏”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根治。
主治医生是北京请来的园林专家丛生老教授。
丛生教授对“华夏第一柏”进行了健康体检，发现这棵4500多岁的老树的空洞部分已经占据全树的85%，韧皮部死亡90%多，活组织只有10%左右。用一句简单直观的话来比喻，它只是放置在地面上的一个空树桩罢了。虽然它粗大的树身需要十几个人才能围抱起来，可是树身里边几乎全都朽空了。人站进树洞里，在贴近地面的部位用小铲从里向外铲，竟然能铲推进去60公分，而树身表皮只剩下20多公分厚！
——树体还在朽烂。
一场雨，一阵大风，大树随时可能倒下。
一旦这位巨人倒下，即使将它重新扶起，残存的活组织也会折断。“华夏第一柏”就会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老树显然已病入膏肓，大家万分紧张。
清晨6点钟，市文物局局长靳银东就赶到了嵩阳书院的现场。一定要救活它！这是大家共同的决心。如果在我们这一任上，“华夏第一柏”消失了，我们将无法向后人交代。
经过会诊和反复研讨，大家终于制订出了一套救治的方案：从树身的空洞中心，向地下深打，打出下大上小的圆锥形洞道。从此洞道的底部，再向两边扩打60公分，形成根系状的洞道。在所有这些打出的洞道内，装入钢筋编织成的龙骨，然后再用水泥浇铸成形。
如此一来，就为“华夏第一柏”再造出一副钢筋水泥铸就的树身和根系。任它风雨雷电来袭，“华夏第一柏”都将岿然屹立！
方案实施的时候，大家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向地下打出的圆锥形洞道已经深达五六米，竟然没有遇到一个树根！原来这棵4500多岁的老树，向下的根系几乎全都沤烂了。那些幸存的向周围伸出的根系，也因遭遇恶劣的生存环境而萎缩不展。
在树根的正南方向，居然埋着五个巨大的石碑底座，直接压制和阻挡着树根的生长。
在树根的西面，埋着一个不知何年何月废弃的白石灰池。这个建筑用的石灰池残留着大量石灰，严重危害着古柏的生长。
找到了这两个外部病因，他们立即调来民工，挖走了那些石碑底座，又将石灰残池彻底清挖，然后再向这两处开挖过的地方换填新土。丛生教授还和大家一起设计出了一套根部维护方案：在树的根部埋设自制的“花管”、设置透气孔和渗水井。“花管”是在PVC圆管上钻出密集的细孔，通过它们可以直接向树的根系滴灌水分和营养液。透气管是从树的根部直通地面的管道，它可以改善土壤的透气性。渗水井可以排涝，遇到根部积水过多的时候，打开下部的旋盖，就可以将水排泄出来。树的根部追施了丛生教授自己研制的有机肥料，它是用浸泡发酵后的饼肥掺拌腐叶土制作而成。这种有机肥料营养丰富，却没有化肥的各种副作用。
治完了树根，再治树冠和树身。对那些过于沉重的枝杈，搭竖多种支架给予撑持。对于有解体趋向的树干部分，像箍桶一样用扁铁将它们箍紧。老树的整个树身还做了防腐处理和树体修补。因为腐烂的树体部分会产生大量的朽木菌，如果不做处理就会像脓疮一样一直将树身烂透。
处理的方法颇像华佗给关云长刮骨疗毒，先用锋利的刀子把树体上的腐朽层一点一点刮掉，一直刮到露出新鲜的木质部。下一步是把残留的木屑清除干净，然后再用丛生教授自配的杀菌杀虫剂均匀地在上面涂抹两到三遍。这样处理过的伤口当然不能覆盖纱布，罩盖它们的是一层“甲熟桐油”。这是丛生教授自创的防腐油，它不是化学制剂，对树体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做过这种防腐处理之后的树干如同修补过的木船一样，看上去亮晶晶的，就像是罩了一层透明的防护膜，雨水很难渗入。
近两个月的“根治手术”，几乎耗尽了大家的心力。7月6日，终于大功告成，“主刀”的丛生教授自豪而又欣慰地说：“咱们这样给它做了之后，它再活个1000年、2000年，没问题！”
第二天，即7月7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来到嵩阳书院。江总书记站在“将军柏”的面前，饶有兴趣地听文物局的同志讲述了当年汉武帝封赐汉三柏为“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的轶事。
文物局的同志还向江总书记讲述了刚刚完成的对“将军柏”的养护工作，江总书记高兴地握住丛生教授的手，夸他做了一件功存千秋的大好事。江总书记还和丛生教授一起，站在“将军柏”前合影留念。
为了保证“将军柏”在今后能够长久生存，文物局和丛生教授为动完大手术的“华夏第一柏”专门制订了恢复、调养和监测方案。
打开登封市文物局的电脑，就能查到《关于“将军柏”养护管理的规定》的电子文本：
第一，设立专人看管，建立日志制度。记录内容包括记录树下的温度、湿度、天气、鸟类对树枝的蹬踏情况；详细记录雷电、冰雹、大雨、大雪、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详细记录每次采取的保护和复壮措施；每月底要对“将军柏”拍照一次，并标明日期存档。
第二，控制土壤水分。在生长期间（3月中—11月中）每10天测一次土壤含水量，设8个测点，控制土壤含水量在15%—19%的范围内，低于15%的地域分别适量供水。遇暴雨，渗水井内有积水，应用抽水机及时排出。遇夏季高温干热天气，上午8点，下午4点各向树叶喷水一次，注意控制喷水量，以喷湿鳞叶为度，以提高古树下的小气候环境的湿度。
第三，防治病虫害。要随时检查树上鳞叶病虫发生情况，发现红蜘蛛、蚜虫等害虫，及时喷洒1000倍40%的氧化乐果或其他杀虫药剂防治。发现鳞叶变黄、干枯等异常情况及时请有关病虫专家诊断。
……
四年之后，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拉姆齐女士来到嵩阳书院对申遗项目验收考察。当她站在4500多岁高龄的“将军柏”面前，看着“将军柏”那生机盎然的新枝，不禁叹为观止。
让她感叹的还有专为“将军柏”制定的养护规定。这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强调的申遗项目的必有之规，“将军柏”不但早已有之，而且居然规划得如此精细，如此详尽。
其实，威胁古迹遗产的不只是风、雨、雷、电、鸟、虫、菌等自然灾害，更多的威胁还是来自人类自己。按照国家的文物保护法规，在这些历史文物的保护范围内，严禁兴建民宅、工厂、商业街、娱乐城、写字楼等各种建筑。可是，社会上总有一些单位一些个人出于自身利益，千方百计地要来蚕食属于文物属于遗址的领地。于是，就有了文物执法队伍，就有了执法者与被执法者的矛盾和冲突。
面对金钱和权力，登封市文物局是个弱势单位。但是多年来他们始终坚持原则，严格执法，为保护嵩山的历史文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少林寺是天下名刹，许多人都在盯着这块肥肉。先后有人为了追逐商业利益，不惜破坏文物环境和自然景观，去建造什么“少林科幻城”、什么“全周电影院”……登封市文物局都坚决地顶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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