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步升,巨虹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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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试读：

江苏历史悠久，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历代名人的奋斗业绩已经载入史册，动人的传奇故事已经广为流传。他们是江苏人的代表与骄傲，是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和期盼。

江苏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六朝以来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的独特地位，为杰出人才的涌现创造了条件，为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广阔天地。早在唐代，大诗人韦应物就已这样赞许：“吴地盛文史，群彦今汪洋。”到了明代，国人更是公认“苏郡为士之渊薮”，人才灿若群星。据有关统计，在我国古代、近代著名作家中，江苏籍作家占27.5%；在明清时期则高达37.5%，如清代文学家1741人中有599位是江苏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都是江苏人。明清两朝状元人数、当代两院院士人数，江苏均为全国第一。

江苏历代名人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学、艺术、教育、实业、宗教等各行各业卓有建树。他们中间有农家子弟、因参加秦末起义而创立了西汉王朝的刘邦，精通佛教律宗学说、“何惜生命”而东渡的文化使者鉴真，徒步跋涉考察祖国地貌地质并且写下山水风光游记的作家徐霞客，鸦片战争中视死如归抗击外国入侵者的民族英雄关天培，可歌可泣的抗倭、抗日军民群英谱，近代民族工业的先行者、教育家张謇，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留下《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散文名篇的现代作家朱自清，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画家徐悲鸿、刘海粟，戏剧家梅兰芳、赵丹，数学家华罗庚，等等。

江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以他们的思想光芒和人格力量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榜样。充分开掘这座蕴藏丰富的精神矿藏，可以进一步激发我们建设美好江苏的热情和斗志，也可以进一步激活我们构建理想未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诗画书法均佳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言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及关注百姓的真情真趣：“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同时，也以他们的智慧给了我们丰富的启迪。刘禹锡不仅写过“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那样相信新生事物的名句，还留下了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优秀文化传统的开掘和弘扬。江苏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较快发展，是与江苏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密切相关的，层出不穷的人才群体为江苏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坚强的智力支持。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已经成为江苏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成为江苏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率先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支撑。

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江苏建设文化强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在为江苏和民族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才身上，凝聚着许多宝贵的品质，那种敢于承担历史重任的坚韧风骨，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气概，那种为民族文明进步甘于奉献的高尚人格，是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思想家顾炎武主张学术经世致用，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史学家赵翼发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感慨。对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追求进行系统整理和大力阐发，既可以满足江苏人民对文化生活的精神需求，也可以提升江苏人民的文明素质、道德风尚、精神境界。从而激励人们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增进对伟大祖国的文化认同。

这套书的编写工作是从十卷本《江苏通史》出版前夕开始启动的，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江苏省文史馆及高校有关学者参加。计划在2020年前完成“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100本的编写与出版任务。通过历史名人这个特定的视角，揭示江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弘扬江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增强江苏人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对家乡的热爱，也让中国、让世界对江苏有更多的了解。《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的编纂出版，从一个侧面系统整理了江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展现了江苏悠久、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明成就。这有益于了解与弘扬江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知省情，有利于提升江苏人民的文明素质和精神境界。介绍、宣传江苏历代名人，不仅是对历史的梳理和传统的厘清，更有展示江苏文化大省的形象，提升江苏在全国的地位、影响以及国际知名度的重要意义。

江苏历代名人值得我们纪念和怀念。今天，我们重温这一令人骄傲的历史记忆，将增强江苏人民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激励江苏人民更好地开拓进取、争先创优，更好地规划与建设家乡。先贤的辉煌属于历史，现实的奋斗还期待着我们。我们要在江苏杰出的历史人才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建设美好江苏的大业中，涌现出更多的杰出人才、顶尖人才与领军人才，铸就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辉煌！宋林飞2013年5月第一章苏州府冯氏的书香梦一、籍贯之争《苏州府志》中有一篇关于冯梦龙的小传，言简意赅：“冯梦龙，字犹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崇祯时，以贡选寿宁知县。”虽然明清文献中关于冯梦龙的籍贯问题有着并不一致的记载，但仔细核对相关记载，我们还是能得出一个相对统一的结论：冯梦龙是苏州人。众所周知，苏州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历史文化辉煌灿烂的锦绣水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郁蓝生的《曲品》、王国维的《曲录》、吴梅的《顾曲麈谈》等书中都记载冯梦龙为吴县人，而在朱彝尊的《明诗综》、黄文旸的《曲海总目提要》以及佚名《苏州诗抄》等书中，却记载他是长洲人。《苏州府志》之中的两处记载也不统一，《人物传》里说他是吴县人，《艺文志》里他又成了长洲人。但是他的籍贯属于苏州，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争议在于冯梦龙到底是吴县人还是长洲人。冯梦龙在自己编选和创作的作品中，姓名之前所签署的籍贯也比较纷乱，“姑苏”“东吴”“古吴”“吴国”“吴门”“吴趋”都曾出现过。陆树仑考证得出：“凭此，不仅知道冯梦龙是长洲人，且可以知道是住在葑门附近。所以，冯梦龙是长洲人，可成定论。”（《冯梦龙研究》，第4页）陈曦钟指出“冯家居住在苏州的葑门附近，属长洲县所辖”（《冯梦龙》，第2页）。傅承洲认为“冯梦龙家住长洲县，户籍应在长洲，故自称长洲县人，吴县籍很可能是其祖籍。历代文献或说他是吴县人，或说他是长洲人，都能成立，但说他是长洲人更准确一些”（《冯梦龙与侯慧卿》，第2页）。

在冯梦龙自己写就的志书《寿宁待志》中，他于卷下的《官司》部分介绍寿宁历任知县时自称是“直隶苏州府，繇岁贡于崇祯七年任”，其中的“吴县籍长洲县人”让人确实有一点费思量。他是籍贯在吴县、居住在长洲县的人吗？我们继续追寻答案。在已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的《曲律叙》中，冯梦龙的署名为“天启乙丑春二月既望，古吴后学冯梦龙题于葑溪之不改乐庵”。古来葑溪知何处？所谓葑溪，位于苏州府城东南角，另有葑门，本为春秋时吴国的都门，即后来苏州府的东城门。根据冯梦龙的好友董斯张在《吹景集》卷五《记葑门语》中的记录，冯梦龙家就住在苏州府的葑门、葑溪一带。唐万岁通天年间设置了长洲县，在此之前，葑门、葑溪归吴县管辖；在此之后，葑门、葑溪划归长洲县管辖。那么，我们认同傅承洲的研究结论，冯梦龙应该是祖籍吴县，户籍与生活生长全过程都在长洲县的人。当然，从他主要生于斯长于斯的环境而言，说他是长洲人似乎更加准确一点。苍龙巷冯梦龙故居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风景秀丽之外，苏州府自古以来便地灵人杰。文学史上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一个个才冠当时的人物，给苏州添上了照耀古今的光芒。苏州是春秋时期吴王阖闾的阖闾大城，是三国时东吴的都城。“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那位因创作《节妇吟》《野老歌》而妇孺皆知的中唐诗人张籍是苏州人，他留存下来的乐府诗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独行独坐亦独酌，独玩独吟还独悲”，《独夜》诗里这位孤寂孤傲的江湖散人，就是擅长诗歌与小品文创作的晚唐作家陆龟蒙，他也是苏州人，他用自己手中的笔为当时的那个“暗世界”增添了几许亮色，揭露时弊而锋芒毕露，《野庙碑》《怪松图赞》都是他的优秀作品；《岳阳楼记》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宋代苏州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词作境界开阔，为苏轼的豪放派词导夫先路；“老去情怀，犹作天涯想。空惆怅，少年豪放，莫学衰翁样”的叶梦得，是南北宋之交的苏州吴县词人，也是辛派词人的先驱之一；“蝴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这种静谧温馨夏日田园生活的记录者范成大，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他也是吴郡（苏州）人，组诗《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为其赢得田园诗人的称誉，而日记《揽辔录》和出使金国的七十二首纪事诗则体现了他身为主战派的爱国壮志与情怀。

明代的苏州籍文学家就更多了。“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这首气势豪迈而挥洒自如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是留存了两千余首诗的苏州籍明初第一诗人高启众多作品之中的一首代表作，高启也是明初“吴中四杰”中成就最大的一位。到了明代中叶，苏州更是活跃着一批多才多艺的文人名士：吴门画派之首，热衷山水画且自成一家的沈周是苏州人，他的诗作语言通俗而含义隽永，可谓诗画双绝，一首《煮粥诗》，尽得平凡淡泊生活的无尽滋味：“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熟商量……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长。”至于祝允明、文征明、唐寅、徐祯卿等“吴中四才子”，即是今日热闹非凡地反复呈现在影视剧中的“江南四大才子”，他们也都是苏州人，其中徐祯卿是吴县人，而其他三人都是长洲人。祝允明、文征明、唐寅，“名士”风度更加明显，人生的噱头更多，名士风度不仅风靡他们生活的时代，且透过历史的烟云，风靡数百年后的今世。他们才华横溢，他们能诗善画擅长书法，他们追求个性自由，他们淡泊名利，他们放荡不羁，他们不拘小节，他们风流潇洒，以“唐伯虎点秋香”为代表的，与他们有关的故事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传唱、改编附会，不仅津津乐道，且相率景从，隔代模仿，使他们成为永远的名士。“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寅的这首《言志》诗，算是说出了三人共同的志向与心声。徐祯卿中过进士，是明代“前七子”的中坚力量，声誉仅次于李梦阳、何景明，《明史》用“熔炼精警”来概括他的诗风。“重以桑梓念，凄其江汉情。不知天外雁，何事乐长征？”他的这首《在武昌作》，语言清丽而情韵隽永，代表了他的一贯诗风。

一个地方的文学氛围与文脉的传承非常重要，其地域特色也与其文学发展及文学家的出现息息相关。徐朔方在《汤显祖评传》中曾经说过：“正如元代杂剧作家大都是北方人，明清传奇作家的籍贯集中在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四周，即苏州、常州、松江、南京、杭州、嘉兴、湖州一带，稍远的浙东、皖南、赣东北是它的外缘。汤显祖的家乡不在苏州，而在赣东北。这对他的戏曲后来受到吴江沈璟、长兴（湖州）臧懋循、长洲（苏州）冯梦龙的非难和改编大有关系。如果汤显祖连江西人也不是，那他成为一代传奇大家就难以想象了。”这段话是有关汤显祖的籍贯及其戏曲创作的，我们可以借此证明地域与文学家之间的密切关系。通俗文学大家和出版家冯梦龙出生在苏州，貌似偶然，其实却是必然。二、冯氏的书香梦“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这首诗堪称对苏州的一幅素描，出自晚唐诗人杜荀鹤之手，题为《送人游吴》，自然与人文的无限魅力，一诗尽括之。俗话说“苏湖熟，天下足”，地处长江三角洲的苏州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条件，气候温和湿润，地势低平，肥沃的土地，适宜各种花草树木和农作物的生长。春秋以来，苏州就是江南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甚至成为历代朝廷的粮仓。名列粮仓，自然就有伸手取粮人，就像每一个硬币都有两面，经济的繁荣富庶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苏州所在的江浙一带是全国最富裕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土地兼并严重、课税最重的地方。根据《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的记载，苏州、常州等号称沃野的地方，在明朝初期，已经是“农作之民日耗，不得已而弃其本业，去为游手末作”。士农工商的排序在此非常森严，迫于形势，农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本业——农业，去从事被整个社会视为“末作”的工商业，苏州等地也是我国最早向工商业化社会发展的地区。李时人在《金瓶梅新论》一书中曾说过：“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人资本，以其悠久的历史、雄厚的资财，成为世界史上的特异现象。虽然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仍然未能阻止商业的发展。”（李时人：《金瓶梅新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到了明代中叶以后，苏州的工商业已经发展得极为繁盛，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特征最为明显的地区。

苏州的老百姓们也慢慢转变了轻视商业的传统观念，他们开始积极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去，“多以货殖为急”，即使是士大夫家庭，也大多热衷参与到纺织业等商业活动中去。苏州逐渐成为明代纺织业的中心，朝廷还在苏州设置了织染局。到了嘉靖时期，苏州织染局已经拥有织机一百七十多张，各类相关工匠六百多人，民间的机户已经多得数不胜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在苏州已经非常普遍，正如蒋以化的《西台漫记》卷四记载：“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苏州市民不再依靠传统农业为生，而是把生活来源主要寄托在纺织业上，《西台漫记》中所说的大户与小户，其实就是指机户与机工互相依存，“相资为生”的雇佣关系。

随着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与之相伴的商业也迅速发展，苏州城内各色商店密布，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都热衷于开店铺、做买卖，一门心思发家致富。在这股重商潮流之下，一批大手工业主和大商人出现了，江南的小城镇也普遍兴起，一个随着经济繁荣而出现的新阶层——市民阶层出现了。与往昔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不同，市民阶层能紧跟、引领甚至创造时代潮流，拥有许多专属于他们这个阶层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惯，是明代中叶以至晚明社会最主要的有活力的社会力量。当然，总体而言，当时的封建传统势力依然强大，市民自身传统的积累还为时尚短且程度较浅，加上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程度相当有限，市民阶层自然也不可能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一样成为改革社会的中坚力量。

市民的出现对当时的苏州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其中市井的文人化与文人的市井化成为最关键的部分。市民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之后，也逐渐产生了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期盼能找到适合他们欣赏趣味的精神食粮。与此相适应，文人们不再只重视那些有助于给他们带来功名富贵的八股时文，也不再仅仅执著于可供做官后应酬之用的作诗填词。生活在市民之中的苏州文人，他们的思维和志趣渐渐地与下层市民有了许多相通相似之处，在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和审美趣味等方面与市民达到高度一致。当然，由于文人们受过正规并且系统的文化熏陶，在受到市民气息熏染的同时，他们更是市民的精神导师，引领并且创造着城市文化生活。随着市民们对通俗小说及戏曲作品的喜好与追捧，苏州的刻书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

据冯保善在《明清江南小说文化论》一文中说：“万历二十年（1592）以后，迄于明朝灭亡，凡52年，去其重复，新刊小说约72种，小说生产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具体分析，万历、泰昌年间新刊小说约40种（建阳刊27种，金陵刊5种，苏州刊4种，其他地区4种）。小说作者（或题评点者），南直以南京、苏州为主，约9位，编写（或评释）小说9部；江西约6位，编写（或校正）小说8部；浙江约5位，编写小说5部；福建3位，编写小说6部；广州1位，编写小说1部；其他不详。……天启、崇祯两朝，新刊小说约32种（杭州刊11种，苏州刊11种，建阳刊5种，南京刊4种），江南已经明显超越建阳，成为小说刻印中心。从作者来看，江南作家分布于苏州、杭州、湖州、扬州、南京，约17位，编写小说24部；其他不详。小说编写队伍，也已集中于江南，江南并成为通俗小说创作编写中心。”（《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4期，第15—29页）

苏州还是戏曲创作、演出与研究的中心，昆山腔即是发源、演出、流行于苏州地区后来经魏良辅等人的改造而走向全国的清曲小唱。明代中后期以来，苏州的剧作家最多，作品最丰富，戏班及达官贵人的家班几乎不可胜数，这一切都离不开市民及市民文化的出现与繁荣。

冯梦龙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物质与精神条件都相当成熟的地方，他能成长为一个通俗文学方面的大家与旗手，与他出生并长期生活于斯的沃土苏州息息相关。

关于冯梦龙的家世，现存的资料不多，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与他的父亲及兄弟相关的材料。陆树仑在《冯梦龙散论》一书中考证出：“至于其家世，根据王仁孝的《俟后篇》、冯氏的《麟经指月》、曹溶（1613—1685）的《明画录》、董斯张（1586—1628）的《吹景集》、沈自晋（1583—1665）的《南词新谱》及辑者不可考的《苏州诗抄》，知冯氏父亲与以孝子、大儒旌于吴下的王仁孝交契。”（《冯梦龙散论》，第27页）

陆树仑早在《冯梦龙研究》一书中就对王仁孝的事迹及其与冯梦龙父亲的关系作了介绍与梳理：“文震孟《王仁孝传》、彭定求《重刻王仁孝先生俟后编小序》谓王仁孝，长洲人，名敬臣，字以道，号仁孝，学者称谓少湖先生。是阳湖知王庭之子，以孝子而成大儒，世占吴中儒籍。冯梦龙父亲既与王仁孝父子交厚，并是通家之关系。那么，冯梦龙父亲亦应当是儒冠中人，当非平常家庭可比。”（《冯梦龙研究》，第9页）

冯梦龙的家人与吴中大儒——少湖先生王仁孝家人的来往时间并不短，王仁孝的《俟后编》一书收有《杜陵冯先生跋》，根据陆树仑在《冯梦龙研究》一书中的考证，这里的“冯杜陵”，就是冯梦龙的弟弟、诗人冯梦熊，杜陵是他的字。冯梦熊在这篇跋文里记载了，王仁孝的父亲早就与冯梦龙的父亲引为知交；冯梦熊每次见到王仁孝先生，他们的父亲冯老先生都会以王先生为榜样对他作一番耳提面命：“这位就是孝子王先生，他是饱读圣贤书的谦谦君子，你们这些后学小子都要勤勉地向他学习啊！”在跋文的后部，冯梦熊称自己为“通家后学”，则冯氏家族与王氏家族的互相赏识与通家来往自然是确凿无疑的了。当时王氏家族是世代被列入吴中儒籍的诗礼之家，冯氏家族能与他们保持几十年的通家友好关系，那么，他们的出身也不会太差，绝非一般的引车卖浆者可比，起码应该是读书人，或者热衷于儒学的人。

冯梦龙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他们都是比较有影响的文人，被人们合称为“吴下三冯”。他的兄长名叫冯梦桂，是一位画家，“冯梦桂，字丹芬，长洲人”，这是明末清初人徐沁所编写的明代画史《明画录》中留存的有关冯梦桂的简短的小传。冯梦龙的弟弟就是前文已经提到的冯梦熊，佚名《苏州诗抄》中有他的小传：“冯梦熊，字杜陵，长洲人。”关于冯梦龙兄弟二人的小传中都记载他们为长洲人，这也成为冯梦龙出生并长期生活在长洲的两个旁证。

弟弟冯梦熊号师之，是一位太学生、诗人，曾经受业于冯梦龙，可惜留存下来的作品不多，陈济生在《天启崇祯两朝遗诗》里收录了冯梦熊的十首诗，其中有一首题名为《哭通家侯仲子文中茂才》。标题中说到的侯文中，就是嘉定侯岐曾的第二个儿子侯玄洵，也即华亭夏完淳姐姐的女婿。侯家可是当时嘉定地区地位超然的显宦之族，侯岐曾的大哥侯峒曾与徐石麟、陈洪谧并称“南部三清”，侯岐曾与自己的两个哥哥更是并称“江南三凤”，张岱曾称赞他“以文章满天下”。侯氏家族既然是冯氏家族的另外一个通家之好，冯家自然不会是一般门第了。

侯氏家族的老大，侯岐曾的大哥侯峒曾曾经为冯梦熊的作品集写过序，侯峒曾《忠节公全集》卷一《友人冯杜陵梦集序》云：“呜呼，此余故人杜陵冯君之作也。君初名梦熊，字非熊……往予兄弟与杜陵同事笔墨者累年。知其为人率略似狂，癖狂似狷。谭谐舞笑，动与俗疏。时时有所激昂诋讥，皆传会书史，以发其侘傺无聊不平之气。自余辈交知十数子，临觞接席，非君不欢，而为爰居之者亦不少，故所知多迕。然其为人，有独立之行。尝贫病不能出门户。其友某为关白于有司，得若干金。君明日尽以散诸贫族，身困如故。盖君之狷介若此。所为诗文亦矜奇迈俗。万历辛壬之间，名满江左。主司佹得而失之。自是而后，渐益诘曲世间，不逐时好。为诸生蹷者屡矣，竞以穷死。死且无子，殡于萧寺。僧举一被覆之，仅乃得无暴体，闻者悲之。”从中可进一步看出侯氏家族与冯氏家族的交往很密切。

我们来读一首冯梦熊的诗，看看能不能从中找出他的作品“矜奇迈俗”“诘曲世间”的一面。诗题为《渡剑浦》：“南平峭险削芙蓉，剑浦风生起二龙。晦暝忽疑雷电绕，飞腾聊腻鹈封。千年终合张华识，百怪南藏欧冶锋。何日延津破空去，干将补履斗间逢。”一位没能登上仕途，隐居山林而品节不凡的孤高、纠结的诗人形象，隐然其间，读之令人心生沉重。

冯氏家族既然是这样一个以儒学传家，热衷读书的家庭，一代一代的冯家人心中，自然积聚起了浓得化不开的书香梦。即使当时的苏州城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以机户、机工、商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市民阶层已经成为一个人数众多势力雄厚的群体。不过，在冯氏家族人们的心目中，尤其在冯氏兄弟的父亲冯老先生那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教育子弟，让他们通过读书中举而走上一条封建文人应该走的“正道”，借以光耀冯氏门庭，仍然是冯老先生的梦想，也成为冯氏三兄弟的梦想。这份执著的书香梦有没有实现呢？三、苦吟神鬼愁

明万历二年（1574），冯梦龙出生了。我们知道这个年份，并不是因为我们查到了他当年的户籍记录，也不是因为冯梦龙已经有名到入了《明史》文苑传或其他历史典籍，这是我们从他的部分作品的相关署名中推算出来的。遥想当年，冯老先生虽然怀着浓浓的书香梦，想让儿子们能通过读书做官而光宗耀祖，但他应该料想不到，“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阴”，冯梦龙没有位列明王朝的股肱良臣，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声名。也许，要是能料想到二儿子冯梦龙会取得这样大的成绩，他的父亲冯老先生会在当时认真记录好他的生辰八字，不会让后人再去费事查找推算。不过，当时的通俗文学虽然发达，但并不被大多数主流文人士子所认可和看重，冯梦龙的有生之年，也许并没有完全知晓并了解到自己编选、创作、刊印这些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死后的成就与荣光，只能留给有志于此的后学们去整理和追寻了。

言归正传，我们如何从冯梦龙自己的著作序跋中推算出他的生年呢？《甲申纪事叙》是冯氏晚年的作品，署名“七一老臣冯梦龙识”，甲申年为1644年，当时冯梦龙已经七十一岁了，根据这条记载逆推，那么冯梦龙自然是生于万历二年（1574）。当然，我们并不是只有这一条孤证，还可以在冯梦龙的《中兴伟略引》中寻找到类似的证据：“诏谕彰明，招贤纳士，待天下之清，协扶幼主中兴大务，恢复大明不朽之基业，在兹举矣。是为引。七十二老臣冯梦龙恭撰。”（《冯梦龙全集》第17卷，第1页）《中兴伟略引》作于唐王朱聿键监国福州的乙酉年（1645），这一年冯梦龙已经七十二岁，逆推可得他的生年为1574年。

除了他自己的作品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与他有交往的钱谦益的一首诗中寻找到旁证。在冯梦龙七十岁生日时，钱谦益（1582—1664）写了《冯二丈犹龙七十寿诗》为他贺寿：“晋人风度汉循良，七十年华齿力强。七子旧游思应阮，五君新咏削山王。书生演说鹅笼里，弟子传经雁瑟旁。纵酒放歌须努力，莺花春日为君长。”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又号蒙叟，他是明代万历进士，官至吏部侍郎，这首诗见于钱谦益《初学集》卷二下《东山诗集》四，他的《东山诗集》以时间顺序编排，给冯梦龙贺寿的这首诗的前后两首诗都写于癸未年（1643），可知癸未年冯梦龙为七十岁，这与他作品中的记载相一致，所以，冯梦龙的生年为万历二年（1574），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的了。

老人自己有过切身教训。欲成大器者，就该步上金殿，接受天子面试，若连孔庙的门槛也未踏进去，当然不得拥有儒生的称谓，当然不得擅自进入大成至圣先师的殿堂了。面对自己坎坎坷坷的人生历程，老人家怎不希冀二倌（指冯梦龙）有朝一日受皇封、食君禄，就本人而言，死亦瞑目矣！老人听着巧凤（冯梦龙的大嫂）对二倌未来的断言，更是恨铁不能成钢地要冯梦龙发奋读书。故而像慈祥的母亲一样说道：“自古念书成人只有一个秘窍——苦吟神鬼愁。当朝一品的王鳌，少小时家贫如洗，每日放牛时于学馆门外偷听先生授课，以树枝作笔，沙泥作纸，到后来不但金榜头名，还作了辅国的栋梁之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吾儿当自省自策其力也！”为了表示慎重，特地将“苦吟神鬼愁”五字书写在纸上，要冯梦龙作一个座右铭。（马汉民：《冯梦龙》，第29页）

以上引文出自马汉民手笔，见于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冯梦龙》一书。在马汉民的书中，冯梦龙的父亲并没有被塑造成一个出身儒学之家的知识分子形象，即便如此，文中的老人（冯老先生）依旧期盼自己的二儿子冯梦龙能够通过苦读而获得“儒生”称谓，获得进入“大成至圣先师”殿堂的初级资格。冯老先生用当朝大官王鳌从小苦学的事迹来激励幼小的冯梦龙，希望他能够把“苦吟神鬼愁”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寻找身边一切可供自己学习的榜样，通过苦读苦学来提升、完善自己，争取日后能学有所成而受皇封、食君禄，过上好日子，也能光耀冯氏的门楣！

冯梦龙为后世留下了非常丰富的著作，流传至今的就有七八十种，这些著作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涉及的文体就有小说、戏曲、民歌、笔记、笑话、诗文、经学、史志等多种，冯梦龙能够创作、改编、增补、评点、选辑如此多的作品，与他从少年时期就潜心苦学的经历自然是分不开的。没有少年时期开始以至贯通一生的读书基础，很难想象他能以一己之力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因此，历来从事冯梦龙研究、为冯梦龙作各类传记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认定少年时期的冯梦龙有着执著而坚韧的苦学经历。更主要的是，苦学博览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和人生襟抱。与他同时代的学人相比，论读书之刻苦和学问基础之雄厚，与他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大有其人，优于他的也不乏其人，比如钱谦益，但是要论文化视野，要论文化抱负，要论文化见识，要论在文化理念上兼容并蓄的丰赡性，似乎很难找到第二人。除了马汉民的《冯梦龙》一书之外，张中莉《市井奇才：冯梦龙全传》将冯梦龙的父亲塑造为一位名叫冯伯伦的专门从事丝织业的机户，有着一份不小的家业，虽然家道殷实，冯老先生依旧用心督促儿子们，让他们在学馆里用功读书，以便日后能在科举考试中谋得功名，光宗耀祖。该书所塑造的冯梦龙形象，虽然不时会有一些诸如偷偷去书场听评书之类的举动，但总的来说，除了天生聪慧灵悟之外，他用心苦读圣贤书，静坐勤习应试文，为日后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冯梦龙的童年及少年求学经历究竟是怎样的情况呢？我们依旧去他自己的作品中寻找答案。在《麟经指月》一书的《发凡》中，冯梦龙曾经留下了这样的回忆：“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筴，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冯梦龙全集》第20卷，第1页）由此可见，童年及少年时期的冯梦龙，的确曾有一段苦读经书，认真钻研儒家典籍、学问的学习经历，这段经历也让儒家思想在他的思想深处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迹，终其一生，他所选编、创作的作品，始终渗透着封建社会“补天派”的思想，这与他自小所受的儒学教育自然息息相关。冯梦龙的启蒙老师大家已经不陌生了，他就是前文提到的，与冯氏家族有通家之好的王仁孝先生。根据魏城壁《冯梦龙戏曲改编理论研究》，冯老先生曾邀请王仁孝担任冯梦龙的启蒙老师，指导并培养儿子对儒家经典著作和教义的兴趣。王仁孝对冯梦龙的影响比较深，很好地培养了他对儒学，尤其是研究《春秋》的兴趣。第二章青年冯梦龙一、读书应举“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宋真宗赵恒的这首御笔亲作《励学篇》，传布天下之后，为多少文人士子营造了一个美丽得无以复加的梦，勤读五经而参加科举考试中举，就能够顺利登上仕途，一展宏图而名利双收，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多么有诱惑力，多么令人向往！这个美好的梦几乎迷醉了近千年以来的所有莘莘学子，当然，冯梦龙以及他同时代的明代文人学子也未能免俗。

科举制度并不是从明代开始的，而是早在隋唐时就逐渐形成并推广开来，但是，科举制度在明朝被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从洪武三年（1370）开始，明代开科举，也开启了我们现在已经熟悉之至的一种招生规模——扩招。扩招为大明王朝治下的读书人带来了莫大的希望，他们纷纷以读书为业，想要为自己未来能考中做官觅得一块合适的敲门砖。科举制度成为平民阶层能够青云直上到达社会上层的最重要途径，不过，并不是每一个平民都能够参加科举考试，他们是否具备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明代的科举制度，主要分为养士（培养人才）和取士（选拔人才）两个阶段，《明史·选举志》中明确规定“科举必由学校”，把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学校成为培养人才的主要机构。比如，明代在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立了学校，分别称为府学、州学、县学。学生入学都要经过考试，没能通过考试入学的，都叫“童生”。通过考试而取得了入学资格的，称为“生员”，就是大家惯称的“秀才”。生员内部也是有分别的，“廪膳生员”指的是府、州、县学生员中成绩较好，获得支领公费资格名额的生员；“增广生员”则是在上述公费资格名额之外增加录取的生员，他们自然没有资格支领公费；“附学生员”是在增广生员之外再增加录取的生员。生员获得入学资格之后，可以参加由学道（即学政、学台）主持的岁、科两试，以此来决定他们的等次升降和应该获得的奖赏或领受的惩罚。

明代的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及殿试三级进行。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是由南北直隶和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录取名额由朝廷决定，考取之后就称为“举人”，可以参加会试或入国子监，或在京城担任小官吏，或者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会试于乡试的第二年在京城的贡院举行，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考试。会试考中即可参加殿试，仅有一道时务考题的殿试，其考试规格却很高，题目由皇帝选定甚至亲自命题，皇帝亲任主考官，考试地点在紫禁城的奉天殿或文华殿。到了明代，能够参加殿试的基本已经高枕无忧，算是大功告成了，因为明代参加殿试的人一概不被黜落，只是根据殿试水平定名次：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新科进士畅饮“琼林宴”，拜谒孔庙，姓名也被镌刻在国子监前的石碑上，然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中二三甲的考庶吉士，中选者有机会由资深翰林院官员任教习培养三年，其中优秀者可以留在翰林院任编修或者检讨，其他人就可以出任给事、御史，或者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职，这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

明代科举考试在总方向和原则上继承了中国古代选贤任能的人才选拔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考试原则方面尊崇儒学，以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一以程文定去取”，这里的程文，即是著名的有固定格式和行文规定的八股文。

能够科场通达而进入仕途，是被无数明代读书人羡慕、嫉妒、恨的事情！比如，明代万历年间首创文学流派“公安派”的湖北公安三袁，他们在科举考试中的斩获就羡煞了众人。万历三年（1575），十六岁的老大袁宗道考中秀才；万历七年（1579），二十岁的他又中举，在乡试中名列第八；万历十四年（1586），年仅二十七岁的宗道中进士第一，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又任翰林编修。袁氏兄弟都是早慧之人，万历十六年（1588），二十一岁的老二袁宏道中举；万历二十年（1592），二十五岁的宏道进士及第；两年后谒选吴县县令。老三袁中道也是十六岁考中秀才，万历三十一年（1603）中举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获得会试的佳音，先后任徽州府教授、南京国子博士、礼部主事、吏部郎中。与他们相比，冯梦龙的读书应举生涯，实在是坎坷，甚至说得上令人心酸！

和明代同时期的文人一样，冯梦龙从小便攻读“四书”“五经”，根据魏城壁《冯梦龙戏曲改编理论研究》，他跟随自己的启蒙老师王仁孝先生认真研读相关儒学经典，尤其致力于对《春秋》的诵读与研习。他从青年时期就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埋首举业数十年，可惜的是，直到五十七岁时，还没有考中举人，仍旧只是一名生员。也许在我们后人看来，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虽然他没有能够通过科考成功而成为当朝的达官显贵，但他得以将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用在对通俗文学作品的改编、创作、刊印方面，文学史上也因此多了一位熠熠生辉的通俗文学大家、旗手的名字。可是，对身处其中，饱受科举考试折磨，在屡次鼓起希望与屡次失望的轮回中煎熬的冯梦龙来说，在五十七岁的“高龄”，不得不离开考场，出贡去做一个岁贡生，是相当遗憾和无可奈何的！《老门生三世报恩》是“三言”中唯一一篇可以确定由冯梦龙本人所作的话本小说，主人公鲜于同也是一位像冯梦龙一样，五十七岁时还只是一位老生员的科场失意之人。在话本中，冯梦龙借鲜于同的口，表达了自己对明代科举的真实认识：“只是如今是个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谁说他胸中才学？若是三家村一个小孩子，粗粗里记得几篇烂旧时文，遇了个盲试官，乱圈乱点，睡梦里偷得个进士到手，一般有人拜门生，称老师，谭天说地，谁敢出个题目将带纱帽的再考他一考么？不止于此，做官里头还有多少不平处，进士官就是个铜锭铁铸的，撒漫做去，没人敢说他不字；科贡官，兢兢业业，捧了卵子上轿，上司还要寻趁他。”（《警世通言》）其中的不得志不服气与多少失意落寞，没有亲身经历的我们，所能体会到的也许只有十之一二，个中滋味，的确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二、流连秦楼楚馆

文人狎妓，早在唐代就已经不是一种惊世骇俗的行为，也不会让世人太过吃惊。我们从唐代诗词、传奇小说、野史杂记等诸多现存资料中，都能找到这些身为未来国家栋梁、社会中坚力量的考中进士的文人们，普遍都有狎妓习惯的证据。陈寅恪先生就曾说过：“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

由于唐代文人们的流连与吟咏，“平康里”这个地名进入了读者们的视野并渐渐为大家所熟知。是的，平康里，亦称平康坊，是唐代长安诸妓集中居住的地方，士子们远离家乡进京赶考，考试的压力很大，难免旅途寂寞，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能轻易与士子们相约相会于后花园以至私定终身的大家闺秀其实并不多。为了排遣羁旅愁思与孤寂，谁能解我心中之忧烦，谁能在我人生苦旅最为吃紧时为我注入前行的力量，谁能在漫天迷雾举步维艰时，为我点亮一盏指路明灯？平康里，平康里的妓女。这是一个时代人间尤物荟萃的地方，这是一个时代最能善解人意的地方，这是一个时代可以给天涯孤旅以身心抚慰的地方。士子们考试高中之后，情形完全不一样了，昨日的忧烦者，今日的开怀者；昨日的前途未卜者，今日的天之骄子；昨日的寒门士子，今日的朱门新宠。当此之际，谁能与我分享人生的喜悦，谁能抚慰我十年寒窗带来的心灵创伤，谁能为我将开启的人生华彩之旅再施以恰当的华彩？平康里，平康里的妓女。这些秀外慧中，这些多才多艺，这些身心自由，这些善解人意的世间尤物。

而与这些妓女们，尤其是色艺双绝妓女们的欢歌饮宴、交流往还，似乎也是对士子们人生辉煌的终极认可。因为，获得功名利禄，是来自体制内的认可和奖赏，这是法定的，是按部就班的；而获得平康里妓女的认可和奖赏，则是体制外的，民间的，尤其是女性的。而那时候，受过教育，心灵自由的女性大多则集中在这种地方，平康里，无异于士子们的另一个考场，朝廷考察的是士子们的道德和才学，平康里则考查的是士子们的心性情感。《开元天宝遗事》说：“长安有平安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渊薮。”而在《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所收的孙棨《北里志序》中，也有与之类似而细节更加凸显的记载：“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画者。”不仅详细地说明了经常光顾平康里的人员构成情况，而且对所需花费、诸妓的特长与能力作了简单介绍。吃美食，饮美酒，赏美景，拥美人，这美人还是能与他们一起谈诗论画、有共同语言且出语不凡的俏丽娇媚女子，这样的一朵朵温婉明丽解语花，岂是家中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来，平常无趣甚至木讷死板的“黄脸婆”甚至“河东狮吼”可比？

唐传奇中，就出现了不少描写考中进士的士子们与妓女们之间恋情的小说。如蒋防的《霍小玉传》中，想当年，小玉初见时，李生“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射人”，何等的光彩照人，何等的顾盼生辉？至于其所唱歌曲的“发声清亮，曲度精奇”，自然更是锦上添花，为小玉平添几许风姿！

唐代的文人狎妓并不是只存在于文学作品中，在现实中的确是真有其事。大家都熟悉的大诗人白居易就颇谙此道，我们来读一读他的这首《追欢偶作》：“追欢逐乐少闲时，补贴平生得事迟。何处花开曾后看，谁家酒熟不先知。石楼月下吹芦管，金谷风前舞柳枝。十听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乐天一过难知分，犹自咨嗟两鬓丝。”闲暇时追欢逐乐，既享受美色美声，又寻求心理平衡，缓解生活的压力，驱走平日的不快，可见，文人狎妓的确是唐代士人的一种消遣方式，或者是婚姻家庭之外的另一种情感方式。唐传奇《莺莺传》的作者、白居易的同年好友元稹也有同好。元稹担任监察御史时，曾经奉命出使蜀地，与当地名妓薛涛彼此钟情，度过了一段美好欢乐时光。后来，薛涛在元稹离开并被召入翰林院之后，精心做了一百多幅小幅的松花笺，题诗给元稹，这就是有名的“薛涛笺”。元稹收到了这样情深义重且低调奢华有内涵的礼物之后，自然欣喜莫名，倍感珍惜：“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回红笺写自随。”的确，这样才貌双全而又体贴知音的聪敏女子，怎能教这些多情的文人不喜欢，喜欢之后又怎能轻易忘怀呢？

唐代的文人狎妓早已不是个别文人的私人行为，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体现出了唐代开放的政治环境所带来的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风气的开放。唐代的家妓、官妓普遍存在，诸妓们的文化素养比较高且多才多艺，自然令文人士子们流连忘返。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存天理而灭人欲，“人欲”被理学家们人为地与“天理”对立起来，宋朝官方也屡次禁止官吏狎妓，即使有个别官吏敢于不顾禁令而私会青楼女子，终究也有点“偷偷摸摸”，不能像唐代人那样自然而然了。但，终究天理与人欲同在，而且互为表里，天理的禁锢力越是强硬，人欲的反抗力也愈形剧烈，终有宋一代，天理何其昭昭，而人欲又何其滔滔，两者的势不两立，导致双方的共同毁灭，在元蒙的铁骑之下一同踏海而亡。

明代的情况如何呢？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明季文苑传，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涎不羁，每出于名教之外。”明代的中后期尤其晚期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国家的国势国力日渐孱弱，边境不得安宁，政治腐败不堪，至于社会的黑暗，民众的苦难深重，自不待言。以八股时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日渐程序化，许多满腹经纶却科场不利、无缘进入仕途而报国无门的文人们，自然以青楼买醉、纵情声色的方式来消磨时间和舒缓积聚于心的忧苦。

此外，宋代理学对人欲所采取的“堵”“防”的方式，固然获得了暂时的成效，但所谓的天理不过出自道学家们的虚构，而人欲却是真实的。真实的力量是永恒的，是无比巨大的，到了明代，宋儒所精心构建的天理堤岸，在人欲的频繁不懈的冲击下，终于再也支撑不住，发生了大面积的“决堤”。有明一代，对人身心的禁锢前紧后松，紧时，过于紧，不给人欲留有最低限度的回还空间，绷得过于紧了，只得松弛下来，乃至无所收束。文人既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引领者，亦是社会风尚的引领者，至少是推波助澜者。明代的社会风气培育了文人的放纵习气，文人的放纵习气又助长了社会风气的泛滥。明代中后期，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人的主观意识被高扬，人的欲望与本能被高度肯定并认同，滋生于本能的人欲，于此似乎找到了泛滥的理论依据，宋代以来以至明代士人们被压抑已久的欲望得以释放出来，从而逐渐形成了晚明那种张扬个性的、人欲横流的社会风气，这自然会造成秦楼楚馆行业的发达与文人士子们理直气壮甚至肆无忌惮地纵情声色现象的出现。

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的科场得意的袁宏道，就曾在《致龚惟长先生书》中这样总结了人生的五类真正的快乐：“目极世间之色，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以及“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袁宏道集笺校》卷五）“五乐”之中，没有一样与天理道德有关，所指皆与人的肉体的现场感受有关。王阳明的得意门生王龙溪也不满文人执著于虚幻的天理而去讲什么性命之学，他也主张关注现实的人欲，在“日用饮食声色货利”上大做文章：“今人讲学，以神明为极精，开口便说性说命，以日用饮食声色货利为极粗，人面前不肯出口。不知讲解得性命到入微处，意见盘桓只是比拟卜度，于本来生机了不相干，终成俗学。若能于日用货色上料理，时时以天则应之，超脱净尽，乃见定力。”晚年定居在麻城的“异端之龙”李贽，在《答邓石阳》中说得就更加直接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对好货好色的欲求是如此的理直气壮与浑然天成，这批思想家们的激进言论为晚明文人冲破压抑、挣脱束缚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支撑。对好货好色的追求成为人生的一大乐事，“天下第一奇书”、在日用饮食声色货利上写尽世相百态的第一部世情小说《金瓶梅》，就出现在明代，虽然作者没有署自己的真名，而以“兰陵笑笑生”的笔名传世，但是该书的作者为嘉靖年间的大名士，已经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至于作者到底是王世贞，还是贾三近、屠隆、李开先、徐渭、王穉登、沈德符、袁无涯，甚至我们的通俗文学旗手冯梦龙，这些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明代中晚期追逐声色货利，将狎妓看作快乐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那种世风。确实，在明代中晚期，上至皇亲贵戚，中至官宦士绅，下至文人士子、商贾市井，狎妓之体验，已蔚然成风。

文人狎妓在晚明成为一种时尚，成为文人士子们追逐时尚、张扬个性、恣意纵情的一种方式。与风华绝代、才貌双全、知名度高的名妓交往，自然更能引人注意，也更能恣意彰显自己的风度。名士与名妓，自然形成了一种相依相存、互相提携的双赢关系。王穉登与马香兰，钱谦益与柳如是，冒辟疆与董小宛，李香君与侯方域等，双方诗酒唱酬，你侬我侬，的确恁煞情多！可惜，身处秦楼楚馆的这些青楼女子，即使身为名妓，色艺双绝，但是她们的职业特征决定了她们与文人士子们的交往只能限定在朝秦暮楚、迎来送往的范围之内。即使某些文人士子与身居秦楼楚馆的她们暂时结成了比较固定的男女关系，相互之间的交流往还有了一定的固定性，但这只是相对而言。大多数时候，双方的关系也只能是露水之缘，能有旬日之欢，都属难得。比如，诗人名妓柳如是与江南名士张溥、陈继儒、陈子龙、钱谦益都关系密切，在嫁给钱谦益之前，她也曾先后跟从过阁臣周道登、陈子龙。除了冒辟疆之外，董小宛与著名文人方以智、钱谦益、张岱也都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

文人狎妓在晚明成为一种风尚，还表现在他们组织文学活动和文酒之会时，都会邀请一些艺术才情、文化素养较高的妓女参与其中，似乎不如此不能尽兴，不如此就不够风流不够“潮”！正所谓“山上须高泉，径中须竹，读史不可无酒，谈禅不可无美人”。在谈兴渐浓而高谈阔论之时，有美目盼兮巧笑倩兮且多少能听得懂自己的言论并能欣赏自己的才华，甚至能自如地参与到谈话中来的妓女的陪衬，不失为一种惬意与愉悦，甚或，是一种人生价值的暂时实现。“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这是曾任长洲县知县的江盈科写在自己的文集《雪涛阁外集》中的话语，对狎妓与偷情，他们都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可以。冯梦龙还曾对江盈科的以上言论作过批注，《挂枝儿》“私部”第一卷《耐心》：“此语非深于情者不能道。”究竟这里说的深于情，是指爱情，还是情欲，我们后文再谈。不过，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和风气之下，冯梦龙在青年时期除了埋头读书应科举考试之外，还曾有过一段“少从狭邪游”的经历，也就不足为奇了。《挂枝儿》卷五隙部《扯汗巾》附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每见青楼中，凡受人私饷，皆以为固然。或酷用，或转赠，若不甚惜。至自己偶以一扇一帨赠人，故作珍秘。岁月之余，犹询存否。而痴儿亦遂珍之秘之，什袭藏之。甚则人已去而物存，犹恋恋似有余香者。真可笑已。余少时从狭邪游，得所转赠诗帨甚多。夫赠诗以帨，本冀留诸箧中，永以为好也，而岂意其旋作长条赠人乎。然则汗巾套子耳，虽扯破可矣。”在青年时期那段“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的岁月里，冯梦龙不仅收获了这些转赠的“诗帨”，更收获了一段段不同寻常的人生体验以及一些和他来往比较密切的秦楼楚馆之中的女子，比如侯慧卿，比如冯爱生，还有阿圆、董四、冯贞玉、冯喜生、白小樊、来姬、陌花馆、王生冬、薛生、万生等。

冯梦龙与这些妓女们的交情比较深，曾经多次为她们作传，比如收入他编选的《情史》之中的就有他自创的《冯爱生传》《万生传》《张润传》等。他把《冯爱生传》归于《情史》的“情憾类”，《万生传》则收在《情史》的“情外类”，《张润传》收在《情史》的“情侠类”。爱生何憾之有呢？冯爱生并不是苏州本地人，也不知道本姓谁家，年仅十四岁的时候就被卖到了娼门冯妪家。冯妪家是“祖传”的青楼世家，精于此道而生意兴隆。当时苏州的风俗习惯是把青楼女子称为“某生”，到了冯妪家之后，她便被称为冯爱生。在爱生之前，冯妪有四个“干女儿”，都是她的摇钱树——姑苏名妓，其中最小的冯喜生更是出类拔萃。这四位名妓相继嫁人之后，冯妪也慢慢对这个行业厌倦了，就把生意交给自己的儿媳妇八娘子打理。八娘子新寡，把冯爱生收作自己的干女儿，精心培养她。爱生美丽而聪慧，半年之后，便能说一口温润绵软的吴侬软语，一年之后就声名鹊起于苏州城内。冯爱生酒量很好，又很会讲笑话营造气氛，苏州城内的浮浪子弟们都说酒筵上要是没有爱生的陪伴，就会很无趣。不过，时日久了，出尽风头的爱生招来许多同行的嫉妒与恨，她自己也慢慢地厌倦了这种流落风尘、迎来送往、强颜欢笑的日子，想要换一种活法，“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可惜，从良嫁人的路是那么难！有心的常常无力（财力），有力的却又往往不合爱生的心意。心烦意乱的爱生，在迎客时常常失态，还经常大杯饮酒来浇愁。有个叫丁仲的年轻人与爱生相处得不错，彼此也产生了感情，丁仲谋划着要倾家荡产来为爱生赎身，可惜这件事情拖了很久也没有办成，爱生的处境更加窘迫了，经常生病。冯妪家里掌事的新主母八娘子也开始讨厌爱生了，没有问爱生的意见，就匆匆把她嫁给了有钱却无情的茸城公子。茸城公子得到了爱生，却不怜惜重视她，爱生的病加重了，就被送回冯妪家。不久，爱生凄然逝去，年仅十九岁。

冯梦龙在传中真心地为爱生的“红颜薄命”而悲叹，“怜之吊之，志之铭之”，在完整记述爱生的遭遇之后，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十四未知名，十九病死，中间衣锦食甘，选胜而游，剪红浮白，谑浪笑傲于王孙公子之场者，才三四年耳。以生之风调，更得从容旬载，庶几一遇，可毕此生无憾。即不然而效彼蚩蚩者流，安意风尘而无远志，则此三四年者，亦可稍占人生万一之娱。”冯梦龙认为爱生的悲哀在于她身处风尘却不能随波逐流，已落尘网却偏偏保留了一颗早慧而善感的心，她早早看清了秦楼楚馆的漂泊无依与处境艰险，想要找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有情人却不得，终至抑郁悲苦而亡。冯梦龙是真心体恤、设身处地感受爱生的悲苦的：“悲夫！虽然男儿薄幸有力者甚焉，即假生数年，犹未必遂生之志，徒多苦生耳。然则天之纵生以慧者，适以祸生，而其啬生以寿者，安知非怜生而脱之也？于生又何悲哉！”爱生没有墓地，死后暂放郊外，久未安葬，冯梦龙联系爱生的生前好友许无功捐资购买墓地安葬了爱生。让这一缕幽魂终得安息！

冯梦龙与这些妓女们交往，不止于逍遥、游戏，也不止于同情、悲悯，他与这些长于唱词弄曲、色艺双绝的女子经常来往甚至成为朋友、知己，也有许多共同语言和共同爱好，有着共同的艺术追求。青年时期的冯梦龙就开始热衷于收集吴地丰富的民歌与散曲，前面我们提到的，娼门冯妪家的女儿、爱生的姐姐、冯梦龙的青楼好友——“美容止，善谐谑”的冯喜生，在从良之前，找冯梦龙话别之时，还为他唱了两首民歌。一首是《吴歌》：“隔河看见野花开，寄声情哥郎替我采朵来。姐道我郎呀，你采子花来，小阿奴奴原捉花谢子你，决弗教郎白采来。”明白如话却又生动传神。一首叫作《打草竿·送别》，《打草竿》即《挂枝儿》，即收在冯梦龙编选的民歌集《挂枝儿》卷四的《送别》，原文为：“劝君家，休把那烧窑的气。砖儿厚，瓦儿薄，总是一样泥。瓦儿反比砖儿贵，砖儿在地下踹，瓦儿头顶着你。脚踹的是他人也，头顶的还是你。”平平常常家常语，声声念念总关情，说冯喜生和冯梦龙只是好友关系，无关风月，不牵扯男女之情，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起码应该是彼此的“红颜”和“蓝颜”知己，虽然因为现实的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在一起，但彼此的心，起码是“你懂得”吧！冯喜生的嫁前临别赠曲依依恋恋，待他至深至厚；冯梦龙在民歌集《挂枝儿》中追忆当时的情景时，也曾说道：“呜呼！人面桃花，已成梦境。每阅二词，依稀绕梁声在耳畔也。佳人难再，千古同怜，伤哉！”冯喜生的名字与事迹还曾出现在冯梦龙所编的民间笑话集《笑府》中，一次，有人在小船上招呼许多客人，冯喜生就讲了一个名为《魔王反》的笑话来嘲讽当时的情形——魔鬼率领众鬼兵造反，观世音菩萨手持净瓶、口诵咒语，把这许多鬼兵都收入净瓶中并用符封好瓶口。魔王恐惧了，请求投降，观音就把鬼兵们放了出来。魔王问众鬼兵：“你们待在净瓶里，肚中饥饿吗？”鬼兵们回答说：“饿只是小事，关键是在净瓶里几乎挤死了。”听了冯喜生所讲的这样符合当时情景的笑话，“一座绝倒”，哄堂大笑。冯梦龙在这则笑话之后的附记中描述了当时情景，指出“笑话虽佳，须时而后言，方得价耳”。指出冯喜生所讲笑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讲的时机恰到好处，非常应景。“为冤家造一本相思帐。旧相思，新相思，早晚登记得忙。一行行，一字字，都是明白帐。旧相思销未了，新相思又上了一大桩。把相思帐出来和你算一算，还了你多少也，不知还欠你多少想。”这首新颖别致的民歌，就是另一位青楼女子、文学修养和眼光都很独到的琵琶妇阿圆提供给冯梦龙的。这首民歌收录在冯梦龙选编的民歌集《挂枝儿》卷三，他在附记中写了该民歌的来源——冯梦龙素来欣赏的、能为新声且擅长轻展歌喉的琵琶妇阿圆，得知冯梦龙在收集民歌，就把自己新得到的这首流传在娄江地区的民歌《帐》赠送给了冯梦龙。《帐》别出心裁地描写了一个女子对自己的恋人——心中冤家的数不尽、算不清的思念。相思，原本是有一笔、记一笔，按理说应该是条理清晰、分明而利落的来去往还，可是这相思帐却不同于一般的钱财账，旧相思之上又添新相思，思念之深与思念之切，还了你多少，还欠你多少，真真是数不清道不明的，多么别致又新巧的构思！除了《帐》之外，阿圆还提供了一篇《诉落山坡羊》，因为文体不合，冯梦龙将其收在了附录之中。又如，《挂枝儿》卷七《船》后面的附记说明：“此篇闻之旧院董四。歌末句腔甚奇妙，遂不能舍。”可见该曲是冯梦龙从妓女董四那里得来的。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在自己的诗作中感叹：“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那些身处秦楼楚馆的妓女们，她们的生平遭际，她们的苦乐悲欢，与寻常女子相比，可能更加地身不由己。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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