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堂
出版社：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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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地铁阅读清单·八卦试读：
一个时代的斯文
《沉默的大多数》——被炒作出的神话符号？
众视野里有两个姓王的作家很红，一个王朔，一个王小波。王朔还活着，而且到处上节目，接受媒体采访，闹出过很多风波，大家关注他很自然。但是王小波死了十年，虽死犹生，依旧有很多人在怀念他。
每当你看着那些怀念活动、纪念文章，难免困惑：谁是王小波？王小波是干什么的？他写了什么东西？留下了什么影响？为什么他成了一个神话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底下的王小波又是谁呢？
很多人说王小波是被炒作起来的，之前他的遗孀李银河教授发起了一个“重走小波路”的活动，找了一批王小的粉丝，从头到尾走了一遍王小波曾经走过的路。这个 活动被很多人认为是“朝圣”，也有人干脆说是“炒作”。
王小波去世之后，每年都有很多人重新关注他、纪念他。
他去世十周年的时候，《南方人物周刊》、《新世纪》等刊物都纷纷刊出封面专题，重整他的故事。
此外，还有艺术家专门做了王小波的裸像，两条腿叉开坐在地上，露出个生殖器，软叭叭地搭拉下来。这个举动被很多人认为侮辱了王小波，但艺术家自己却说这么做才是对王小波最真实、最坦白的致敬，因为王小波写东西就很坦白、很真实。
过去网上有一个“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其中一个人物叫欢乐宋，他接受杂志访问时畅谈了为什么宁愿当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他一方面说自己不会崇拜王小波，不会把他当成神，另一方面又说自己爱好文学，觉得自己这一代无论如何都赶不上他。这不是把他当成神是什么呢？
坦白讲，我对王小波的感觉跟很多读者不一样，他们心目中的王小波特立独行、非常自由，是一代启蒙者，包括我认识的一些评论界同行都坦承受他影响非常大。但是无论我怎么看他的东西，就是产生不了大家说的那种“感动”跟“触碰”。后来才明白，因为我生活在香港，跟大陆朋友所处的语境有点不一样，感受自然不同。
王小波曾说，影响他最多的作家是福柯和罗素，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在看这些人的东西了，所以再看王小波时并不会感到特别震撼，震撼往往来自于看到、听到一些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这使得我往往以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看王小波的作品跟“王小波热”。
大家常说王小波是个自由主义者，这个观点值得探讨。
首先，他放弃了大学里相当稳定的职业机会而选择当自由撰稿人，大家觉得这很可贵，这是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早在1949年前就已经存在了，现在也依然存在，只是经过几十年之后，他这样的自由在当时看起来非常特别罢了。
而这种自由正是另一种不自由，因为你必须在市场上贩卖的文章跟作品来维持生计，全世界有哪个地方的作家不是处于这样所谓“自由”或“不自由”的状态中呢？
其次，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很多人说他有点像梵 高：生前潦倒没人认识，死后大家越来越捧他，久而久之成了一个神话。
都说王小波特立独行，这个好，那个好，文笔好到能够拿诺贝尔奖等等。我认同王小波写的东西很好看，也非常佩服他，但是我很怀疑那些不断在赞颂他，甚至引用他名言的人里到底有多少真正看过他的作品？
他鼓励大家特立独行，要坚持自己的想法，要自己掌握思维的乐趣，独立思考，勇敢打破禁忌跟愚昧。而他已经死了十年了，我们受到他多少影响？现在又能看到多少人敢于自己去思考？敢于打破禁忌和愚昧？恰恰相反，我看到的多是装作“敢于”的样子，而不是真正去思考。很多人不求深思，只求思考的姿态。要说谁真敢打破禁忌，那就是他的遗孀李银河教授了，但是，为什么今天依然有那么多人要她封嘴呢？这些人有没有尊重过自由思考？如果我们断定一个人炒作，是否就能否定她所说所做的一切？是否就不再需要思考她说的话、做的事情是不是另有道理？
王小波已经死去十年了，如今我们重新看他的作品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你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关怀跟现在有什么差别，那时关心的问题到今天有哪些是我们依然要面对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本文集让我看到王小波也有盲点。
书里有篇文章讲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批评的是十几年前，越来越多大陆的节目主持人开始学港台腔了。“港台文化正在侵入内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电视连续剧正在电视台上一集集地演着，演得中国人连中国话都说不好了。
香港和台湾的确是富裕，但没有文化。咱们这里看上去没啥，但人家还是仰慕的。”文章认为大家应该坚持说好京片子，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语音歧视。比如我们说广东话的人，有时候在香港会歧视一些广东话说不好的人，甚至连广州的广东话也看不起，觉得很土。这种语音歧视背后包含的是一种文化歧视，比如“港台就是没文化，只是有钱”。这样的想法出现在王小波的作品里是个败笔，但即便如此，这本文集里的大部分文字在今天看来犹有新意。
最近十年，我们的思想界、文化圈喜欢搞论战，一论战就把人分类，王小波有时候被人拨到这边来，有时又给归到那边去。我们看那些论战，尤其是网上的论坛，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非常情绪化，动不动就要把人批判到死为止。比如不满意某个人写的文章，大家完全可以去讨论如何不满意这篇文章，而不需要上升到人格攻击的程度。
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叫《论战与道德》。十多年前，社会上轰轰烈烈的新文化事件已经很少发生了，但是王小波发现人们的论战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还是要争出谁好谁坏。他说当年上演了一个电视剧叫《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说不好看，剧组的成员跟记者开了个研讨会，会议纪要登在《中国电视报》上。“……我记得制片人的发言探讨了反对《唐》剧者的民族精神、国学修为、道德水准诸方面，甚至认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庆幸的是，还没探讨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从此之后，我再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国产电视剧，我怕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忽然知道自己生了个傻儿子而伤心——因为学习成绩好，我妈一直以为我很聪明。去看电影，尤其是国产电影，也有类似的危险。这种危险表现在两个方面：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你就不够好；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你就成了坏蛋。
有一些电影在国际上得了奖，我看了以后也觉得不坏，但有些评论者说，这些电影简直是在卖国，如此说来，我也有背叛祖国的情绪了——谁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这种风险？”
某年秋天，王小波在北方一个小城市遇到一批耍猴的人。“他们也用太平天国杨秀清的口吻说：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等等，现在给大家耍场猴戏。”在王小波看来，这就是他那代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气息。我觉得到今天似乎依旧如此，我们很喜欢在文化论战的时候把自己捧得很高很神圣，占据道德高地。这么一来，凡是反对你的人，必是道德上可疑的人。
书里提到要小心民族主义的情绪，文章名为《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与其说是要大家警惕民族主义，倒不如说是警惕蛊惑宣传。他认为有人把民族主义用一种蛊惑宣传的手法宣扬出来很有问题，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上出现很多矛盾的时候，要解决现实问题是很难的。“最简单的做法是煽动一种仇恨，鼓励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残害一些人。比如宣扬狭隘的民族情绪，这可以迎合人们野蛮的劣根性，煽动仇恨、杀戮，乃至灭绝外民族，都不要花费什么。煽动家们只能用这种方法给大众提供现实的快乐，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无害的方法，想必他们也会用的，我们应该体谅蛊惑宣传家，他们也是没办法。”
整篇文章虽然看起来是在讲纳粹德国，但他在结尾处说，中国这个地方是个特别欢迎宣传、蛊惑宣传的地方，大家也特别容易中蛊惑宣传的毒，所以，大家要好好小心。
这是王小波十年前给大家的警告。
《黄金时代》——好的色情不遮掩
很多人喜欢读王小波的评论和随笔，固然是好看，也颇具影响力，但是王小波用心最深，最令自己满意的恐怕还是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成名作《黄金时代》。这部小说曾经拿过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奖“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王小波是第一个拿到这个文学奖的大陆作家。
谈到王小波和他的作品，很难不联想到性，他总是酣畅淋漓地描写性。大家当年看的时候觉得很爽，甚至有些人起初是想看黄书，结果发现原来不是本黄书。随便从书里摘几句话，什么“他的小和尚又拔出来”，“乳房摸起来像冷苹果”等等，此类大胆的描写似乎很容易让人看得兴奋。
倘若从严肃文学的角度看，显然他颠覆了大家对“文革”的看法。王小波本身是返城知青，他这一代作家写“文革”或者以“文革”为背景是不可避免的。而过去大家谈到“文革”都会觉得无比灰暗沉重，是场灾难。但偏偏有两个作家改变了大家这种印象，那就是王朔跟王小波。王朔使“文革”变成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而王小波则指出，在一个非常严肃的年代下，大家都愿意为运动而献身，其实这中间充满了原始情欲的爆发。
很多人说他写出了政治和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未果，人性最终会冲撞出来，会淋漓尽致地被表达出来。事实果真如此吗？《黄金时代》里所描述的性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
戴锦华教授曾评论王小波写的性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性，绝不只是描写政权或社会怎样压抑了人的性爱自由和恋爱自由，他是把性关系写成一种权力关系。
反观他笔下所有关于性或爱情的故事，总有那么一些复杂的权力作用。《黄金时代》的男主角王二跟陈清扬下乡的时候曾逃到山上去住，快活了好一段日子。后来回来自首，天天被人抓去交待，还要写交待材料。这里有个细节很有趣，他们俩每次写交待材料的时候，把性生活经历写得越详细，上头越赞好。那个检查他们思想材料和检讨报告的上级基本上就是把他们的检讨报告当色情小说阅读。这样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复杂而危险的权力关系，因为性关系本身是在权力中被解构和呈现的。
王小波写性并不是要用性冲击大政治，做什么大叙事。恰恰相反，他写性就是为了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即使在两个人亲密的肉体关系中权力也无处不在，它左右着每个人对性的想法与渴望，甚至包括做爱的姿态等等。
有人说王小波写性好在不猥琐，可以升华。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成问题。就像很多人说意大利著名的大卫雕像是很健美的，因为它是艺术品，虽然裸体但不色情。这种说法很荒谬。艺术跟色情纯粹是我们主观的区分，在现代社会，为了教育等原因我们硬生生把二者区分开来。像《金瓶梅》，有人说它是伟大的文学著作，难道因此就能说它不色情吗？相反，它的色情正是它艺术成就的一部分。
王小波写性之所以写得好，正是在于他色情得很直接，不是什么“非色情化”或是用一些很艺术的手法去描写。
没有，没有任何艺术加工，仅仅是不遮掩。他写性的时候没有有意让性变得更不猥琐或是有意将猥琐的性如实地表达出来，这才是他提出的挑战。
有人说王小波是颠覆的，他颠覆了很多政治语言。在《黄金时代》里有一个人叫做李先生，是香港回去参与运动的博士。后来他在大学里面老被人批斗，还闹了毛病。
什么毛病呢？龟头血肿。有一次大伙儿就嬉笑他，给他取名叫龟头血肿。李先生觉得很不好，他还写大字报说：“龟头血肿很不好，龟头血肿很疼。龟头血肿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龟头血肿。”最后这两句，我们去掉龟头血肿，保留前面那个“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这种说法完全是当年“大字报”上常见的口号式语言，但是换上了“龟头血肿”整个味道就变得非常荒谬非常好笑了。
换个角度看，王小波所有的幽默，所有的颠覆，在今天的某种意义上已经不颠覆了。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然允许你去写这样的句子，允许你去说这样的话了。请看各大门户网站，你不一定能看到很颠覆性的东西，但是你能看到很多色情的图像或者带有色情暗示的故事，不是吗？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从日记看历史人物
正是对毛泽东的这种估量，决定了蒋介石日后的策略。
我小时候并不知道蒋介石是谁，虽然我在台湾长大。那时候我们只知道蒋中正，不知道原来他还叫蒋介石。上小学，他是我们口中的“先总统蒋公”，有人编了一首《先总统蒋公纪念歌》。
杨天石这本《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出版以后广受好评。正如大家所说的，它还原了一个比较真实的蒋介石。杨教授过去几年一直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翻看保存在那里的蒋介石日记。蒋介石从1915年28岁时起，一直到1972年8月离世前三年，一直都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最后三年他的手因病萎缩无法再写。日记因为战乱丢失过一部分，但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了。这些日记都是他的手稿，并没有经过复制，而杨天石教授是第一批接触到这些档案的研究者。
日记流露了蒋介石的真实情感，里面甚至还有很多骂人的话。所以杨教授认为这个日记有很大的可信度。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杨教授很懂得如何运用大量材料与这些日记进行对照，将它还原到历史脉络中去解读，并不直接依据日记作出判断。
书中关注了很多日常细节，比如日记里出现过一个蒋介石早年在上海认识的青楼妓女，两人一度有过许多亲密往来，但后来蒋跟她断绝了关系，因为他当时认识到“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但第二天在旅馆中又“见色心淫，狂态复萌，不能压制”，他也真实地记下来，并决定以后“见色起意要记过一次”，可见还是一个能严于律己的人。
他还严格要求自己要戒贪，大概以前也动用过公款，他自责说，这么做“心志渐趋安逸，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每当有不好的欲望出现时，他就这样自省一番。蒋介石以曾文正公为偶像，曾国藩天天写日记，他也天天写日记；曾国藩喜欢讲修身，他也按照儒家那套讲修身。
关于他的功过是非，过去大家争议的焦点是他对待抗战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杨天石在《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淞沪战役之前，很多人都建议求和，比如胡适就主张干脆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换取东亚的长期和平，因为“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以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说白了就是认为中国根本打不过日本，所以应该先求和，然后争取时间好好发展壮大，日后再决一死战。
蒋介石却在日记中说，“此为存亡关头，万不可使失守也”。当然事实上蒋介石也一直没有放弃和谈的机会，抗战期间，双方一方面打得很激烈，另一方面也一直有密使往来接触，最起码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双方就以香港为中介点，不断地派密使往来。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最大的成功当然是完全收复失地，最低限度也要收复“七七事变”之后被占领的土地。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局势有变，他就决心要一直打下去了。可见，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抗战意志要结合整个现实环境，不能凭空来看。
台湾人都有一个印象，觉得蒋公最讨厌苏联，后来才知道其实他早年跟苏联相当友好。熟悉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国共两党在根源上很接近，国民党在草创之初和苏联有过很多密切合作。《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苏联之行》讲的就是1923年蒋介石代表孙中山访问苏联的经过。
1923年9月2日下午1点，蒋介石到达莫斯科车站，首先跟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东方部部长会谈了一小时。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相见时颇诚恳，皆以同志资格谈话。”这时候双方可谓好得如胶似漆。后来蒋介石在苏联军校对着红军士兵发表演讲，他的讲话不时被经久不息的掌声和高昂的国际歌打断。蒋介石情绪非常激动，最后与会者高喊着“乌拉”将他抬上车，他非常高兴。事后他在日记中说，红军“军纪虽不及日本军队，然其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气象”。
后来为什么又跟苏联闹翻了呢？其实在日记中也能看出迹象。蒋介石到苏联之后积极学习俄语，还认真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读得津津有味。但他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提出与苏联合作，希望在当时被苏联纳入势力范围的外蒙古建立军事基地，以便将来北伐作战的时候，能够有北方军队支援。但苏方拒绝了这个要求，认为国民党应该先搞好政治工作，不要急于在军事上有所行动。
在蒋介石看来，虽然苏联是共产革命的胜利果实，却未脱帝国主义心态，想把外蒙古长期笼罩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在日记中写道：“无论为了个人、为了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间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情感，使他后来对苏联越来越疏远。
很多人读此书更关注的是“重庆谈判”，那是中国历史上扭转乾坤的重要关头。当年双方谈判得出的总纲是一个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决议要在“蒋主席领导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
双方谈到这一步，应该说是不容易的。毛泽东离开重庆回延安之前，蒋介石还说：“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但他在自己的花园里转了一周之后，又觉得“共党不可与群也”。日记中他写道：“共毛态度鬼怪，阴阳叵测，硬软不定，绵里藏针。”正是对毛的这种估量，决定了蒋介石日后的策略。
书中还分析了“软禁胡汉民”事件，胡汉民 是国民党的元老，地位比蒋还高。在蒋介石掌握军政大权之后，身为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与他经常有冲突。1931年的一天，蒋介石以宴客为名把胡汉民请到自己家中，谁知道突然就把立法院院长给软禁起来，迫他辞职，而且当时国民党内没有人敢吭声，没人敢反对。经过这个事件之后，国民党就彻底变成了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个人独裁。
《陈寅恪与傅斯年》——知识分子的风骨
研究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这其中隐含着对今日知识分子现状的不满。
十几年前，知识界涌起了民国热，开始研究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这其中隐含着对今日知识分子现状的不满。《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广告语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其实是盼着能再有这样的大师。
将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位史学大师放在一起，当然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陈寅恪性格内向，一生为学问而学问；傅斯年则脾气火暴，也颇有事功。他后来成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成为中国现代史学一个重要阵地。同时，他们两人也是好朋友，还有姻亲关系。傅斯年再婚，娶的是俞大维的胞妹俞大綵，而俞大维的妻子，正是陈寅恪的胞妹陈新午。大陆读者也许对傅斯年比较陌生，因为他后来长居台湾，基本上与大陆隔绝了。实际上，傅斯年当年也是北大的风云人物，“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学生游行的总指挥就是他。
读了这本书，我们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厉害。比如傅斯年，他在伦敦大学读实验心理学，同时还选修了化学、物理、数学、医学等课程。后来他转到柏林读书，与陈寅恪同学。有一天晚上毛子水、罗家伦他们一起吃饭，大家翻傅斯年的书包，居然翻出一本三卷册的地质学专业书。而傅斯年当时在德国学史料学和实证史学，也就是说，他从自然科学学起，经由心理学和地质学，最后才落脚于史学。俞大维也是这样，先搞文史，后来又去研究军工和弹道技术，最后在台湾做了“国防部长”。
傅斯年后来去了台湾，做了台湾大学校长，到现在台大校园里还有一口“傅钟” ，每年12月20日他去世那天就会敲响。傅斯年其实只在台大当了一年校长，影响却很大。他一来就炒掉七十多个他认为不合格的教授，要求非常严格。当时台湾到处抓共产党，傅斯年虽然反共，但如果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到学校里抓人，他是要骂的；甚至还在报纸上写文章公开声明，说台大绝不兼办警察任务，也不兼办特工，当局若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可以依法查办，但绝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可见，他一直都是“五四”时候的那个傅斯年，从未放弃捍卫学术的自由与独立。
有一次他在会场上与人争辩，认为奖学金制度不应该废止，对刻苦努力肯用功的学生，应该想办法替他们解决困难，让他们有一个安定的环境，用心勤学。说完这话之后，他因为情绪太激动，宿疾发作，送去医院没多久就去世了。后来台大的学生还为此上街游行，要求把与校长争辩的那个人揪出来惩办。可见在很多同事和学生心中，虽然都觉得他脾气暴躁、行事霸道，但到底没有辱没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陈寅恪与傅斯年》的书写方式相当感性，故事生动有趣。比如傅斯年曾经写过一封信给罗家伦，中间提到这么一句话：“说点笑话吧，老陈回去坐二等舱，带着俞大维那个生龙活虎一般的儿子，这个孩子就是俞大维 与一个德国女音乐教师生下的私生子扬和。”
书里还说到当年徐志摩也在柏林，那时他正追求心中圣女林徽因，不惜与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张幼仪寻死觅活不愿离开。那些好事的留德学生就在一旁纷纷献计，拉着徐志摩到中国饭馆要他请客。有一个绰号“鬼谷子”的留学生居然出了个主意，让徐志摩把张幼仪像捐麻袋一样捐出来，移交给当时还没有结婚的金岳霖，大家都齐声喝彩。没想到金岳霖也在这家餐馆吃饭，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突然听到有人用中国话喊自己的名字，就探头出来看，结果把大家吓得面无血色。
关于这两位史学大师，学术界也有很多学理研究，比如我最近看的一本《真理与历史》。两本书如能结合在一起看，相信大家会更有收益。
《也同欢乐也同愁》——陈寅恪家族和台湾的渊源
因为是孩童记忆，读来还是让人有些安慰，觉得陈先生这一生到底还是有过欢乐和温暖的。《也同欢乐也同愁》是陈寅恪的三个孩子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一起写的，书的副标题是“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这本书从子女的角度回忆了当年与父母一起生活的种种经历。全书都用繁体字印刷。
陈寅恪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大师，学问了得，但他一生的遭遇却相当坎坷。刚刚学成回国，正该大展抱负的时候，却遭逢乱世，四处逃亡；稍微安定下来后，视力又不好，终至双目失明。本来他被牛津、剑桥邀请去做教授，因为战乱的原因也没去成，最后留在大陆，晚景很凄凉。“文革”期间他遭受非人折磨，不仅断了医药治疗，每天还用高音喇叭在他耳边轰炸，不许他再制造“毒草”。陈寅恪写完一部《柳如是别传》后就离世了，四十多天后夫人唐筼也跟着走了。后来陈先生的表弟俞大维 在台湾发表演讲，提到这些事，泣不成声。《也同欢乐也同愁》中也不乏这类伤感情节，但因为是孩童记忆，读来还是让人有些安慰，觉得陈先生这一生到底还是有过欢乐和温暖的。比如书中提到1926年1月，陈先生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留学生涯，从德国柏林起程回国。当时他带着俞大维的三岁小儿，这孩子身体强健，精力旺盛，上蹿下跳，一刻不停，对毫无育儿经验的陈先生来说，无疑是大挑战。船过苏伊士运河到红海，不分四季的炎热气候令幼童长满痱子，头发根处特别多，陈先生不得不将他剃成光头，方便清洗。
小娃不肯按顿吃饭，随时闹着要吃东西，如何解决？趁船过热带地区，陈先生整株地买下香蕉，利于保鲜，放在舱内，随时摘下一支给他充饥，有点像养猴子的感觉。男孩顽皮淘气，不时出现危险动作，比如想把手指头伸进转动的电风扇，陈先生只得加紧防范，一刻不敢懈怠。好不容易平安地把这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带回中国，他已筋疲力尽，直到把小孩交到俞家人手中，才如释重负。
我读了此书，才知道原来陈家和台湾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以前只知道，陈先生的祖父陈宝箴 、父亲陈三立 等几代人，常为《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而深感愤懑，痛惜不已。没想到陈夫人唐筼的家世也与台湾颇有渊源。
说起陈先生与夫人的相识，也是一段佳话。1928年初春的一天，陈寅恪与朋友闲聊，听他说起在一个女教师家里看到横幅，署名“南注生” 。朋友问，知不知道“南注生”是谁？陈寅恪惊讶道：“此人必灌阳唐景崧之孙女也。”
唐景崧是清朝最后一任台湾巡抚，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的时候，他宣布台湾独立，成立共和国坚决抵抗日本。后来陈先生和唐筼结为夫妇，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叫陈流求，琉球是台湾古称；第二个女儿叫陈小彭，“彭”就是台湾的澎湖岛。
在很多人心中，陈先生可能就是一个埋首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其实他非常关心时事，也很爱读报纸聊时局，常常在路上遇到朋友，聊着聊着就忘了回家吃饭。1942年8月末，他又要带领全家再次逃难。他根据战场形势作出判断，中途岛战役日军惨败，往东南亚的海上补给线已被美军切断，日军为了打通东南亚陆上交通，不久定会进攻湘贵，因此大家必须尽快离开桂林到成都去。这些判断后来证明都是正确的。但是最后在去留大陆的问题上，他与一生最要好的亲友俞大维作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
这本书封面上的照片是1896年陈寅恪跟家里的兄弟姐妹在长沙的合影，右边第一个孩子就是陈寅恪，那时候他才四岁，生平第一次拍照，手里握了一枝桃花。他说怕小孩子们长得差不多，以后分不清哪一个是自己，所以握了一枝桃花来做记认，提醒自己将来老了的时候，记得手握桃花的那个就是我。
《郭沫若家事》——郭沫若的影子
中国历史向来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郭沫若手无缚鸡之力，就靠着一支笔，居然可以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
书的名字有点像高级八卦，读完之后却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关于郭沫若的家庭和感情生活 ，书中基本没提。像他的第一位太太张琼华，在家中苦等他一辈子，替他照顾老人，26年后郭沫若衣锦还乡，向这位元配妻子深深地鞠躬致歉，这些事情书中都没有。他的最后一任太太于立群在他去世一年后自杀，而她的姐姐于立忱当年也曾为了郭沫若堕胎自杀，这些戏剧化的故事书中都没有出现。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位空前绝后的文人。中国历史向来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郭沫若手无缚鸡之力，就靠着一支笔，居然可以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而他在社会科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是第一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首先是一位诗人，他的《女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一代诗风。他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成就，比如1928—1930年，他在日本做了两件事，第一是研究甲骨文，这种早已死亡的古文字很难懂，他却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走上了甲骨文研究的巅峰 ，成为著名的“甲骨四堂” 之一。别人是十年磨一剑，他却一年多就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在了不起。第二，他同时还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巨匠。
那时候他穷得连白薯都买不起，他和日本太太安娜还有几个孩子整天挨冻受饿。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他还每天冒着寒风或烈日去东京图书馆借书。除了进行甲骨文和古代史的研究，他同时还写下了自传《我的幼年》，翻译了美国作家辛克莱的长篇小说《石炭王》《屠场》《煤油》以及德国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发现史》，可见他是何等的勤奋和聪敏。
在文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成就之外，他还做过北伐军的政治部副主任，参与了南昌起义，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到了建国之后，他在文化界的地位之高更是无人能及。他和毛泽东唱和作诗，写了首“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毛泽东马上和了一首“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在毛泽东发表的37首诗词里，还有一首专门“和郭沫若同志”的，就是那首《满江红》：“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
后来有很多对郭沫若的苛责，说他前半生轰轰烈烈，建国以后才气渐渐弱下去，在反右、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一直都是夹着尾巴做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