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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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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试读：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性格中充满着矛盾，左手“菊”，右手“刀”。好战又温和，尚武又美好，傲慢又礼貌，僵化又灵活……与美国追求自由和平等不同，日本追求的是等级和秩序，“各守其位”恰好正是对这种追求的最佳诠释。

有序，是日本人生活中的主要游戏规则，天皇，恰好是这种有序模式的标志性的存在。无条件和无限制地效忠天皇，是所有日本军人的信条。

虽然近代经历了西方化，日本仍是个贵族社会。日本人的问候和交谈方式，无不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日本连最细枝末节的行为方式都受到规定，社会地位也被明确化。第一章任务——研究日本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性格中充满着矛盾，左手“菊”，右手“刀”。好战又温和，尚武又美好，傲慢又礼貌，僵化又灵活……截然相反的特性毫无违和感地呈现在同一个民族身上，那些美国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日本人心里似乎是天经地义。

与美国全面大战的民族中，日本最让我们感到生疏。美国历史上屡次与劲敌对抗，唯独与日本的战争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解对手风格迥异的思想行为习惯，是何等重要！与日俄战争中的俄国一样，我们所遭遇的是，与西方文化传统殊异，但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敌人。已逐渐被西方人接受的所谓战争法则，可以说反映人类的共性，可这往往不能适用于日本。如此看来，太平洋战场上的硝烟，并不单单是登陆问题，也不仅仅是难度超前的后勤问题，而主要是日本的民族性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模式。

这的确很有难度。日本闭关锁国的门户被开放以来的75年中，相关文献描述日本时，习惯用一大串“但是又怎样”的字眼，频率远超描述其他任何民族，这最是奇妙。倘若一个严谨的评论员，将一个日本之外的民族描述成为非常讲究礼貌，不大可能再补充说，“但是又很粗野傲慢”。倘若他认为，某个民族的行为方式非常僵化，很少再补充说，“但是又能非常快地适应各种极其新潮的事物”。倘若他认为，某个民族很顺从；他不会再解释说，“但是又决不轻易就范”。倘若他认为，某个民族非常忠诚慷慨；他不会再警示说，“但是又很奸诈、居心不良”。倘若他说，某个民族确实是很英勇无畏；他不会再细说他们又很懦弱。倘若他说，某个民族的人，做事常常是迫于别人的舆论；他不会继续说，他们同时怀有让人可怕的心灵深处的指导原则。倘若他描写某个民族的军队纪律严明，就像机器人一样听话；他不会继续说，这样严明的部队中的士兵，也会决然抗命。倘若他描写一个民族如何热衷于学习西方；他不会又大谈特谈，他们却有根深蒂固的保守精神。如若他要写一本书，论述一个极度崇尚美感的民族，这个民族给演员和艺术家很高的荣耀、赋予菊花栽培以无限的艺术气质；他不大可能还要写个补充本，讨论这个民族又无限崇尚刀剑、顶礼膜拜武士精神。

可就是这些矛盾的说法，构成了有关日本文献的经纬，这不夸张，刀剑和菊花都是日本民族性的一部分。日本人巧妙绝伦地融合了以下对立的特征：好战又温和，尚武又好美，傲慢又礼貌，僵化又灵活，驯化又桀骜，忠贞又反叛，勇敢又懦弱，保守又包容。日本人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当别人对自己的错误不知情时，又会产生莫大的自我愧疚感。日本士兵被驯化到极致，却也会抗命。

美国迫切需要了解日本，诸如以上那些分明是自相矛盾的论调，不能再视若罔闻。一系列严重的事态接踵而至。日本下一步会怎样呢？能否不用武力入侵日本本土就迫使其投降呢？要轰炸日本皇宫吗？对日本战俘该做如何预测呢？为降低美国人的伤亡，挫败日本人宁可全部战死也不降的斗志，在针对日本军队和本土的宣传攻势中，该采取什么语言合适呢？针对这些问题，即使在那些日本通的人眼中，意见也很不一致。战争结束后，为了让日本就范，需要对其进行永久的军事管制吗？军队还要准备和疯狂顽固分子继续战斗于日本本土的深山要塞中吗？在世界和平达成之前，日本国内势必要出现另外一场法国大革命或俄国大革命吗？谁将是革命的领导者呢？如果不出现这样的革命，日本将死路一条吗？对这些问题的判断众说纷纭。

1944年6月我受命研究日本，受命尽一名人类文化学家之所能，弄清楚日本的民族性到底是什么。1944年的初夏，美国对日本的大举反攻才初现规模，美国国内有很多人觉得战争至少要持续三年甚至十年。在日本，战争被认为将无限期进行下去，日本民众认为美国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离日本还几千公里远呢。日本的公报几乎不承认海军失利，大部分日本国民仍相信本国是胜利者。

然而，进入6月之后，局势有所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盟军统帅两年半来志在必得的欧洲战场军事优势，已成现实，进攻德国的战争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在太平洋上，我军已在塞班岛登陆，塞班岛大捷宣示了日本终将战败的劫数。此后，美国和日本两军日益短兵相接，鏖战于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等地，美国被拖入与劲敌的可怕厮杀中。刀剑和菊花都是日本民族性的一部分。

因此，到了1944年6月，针对敌国日本的一系列问题都要做出回答。从军事到外交，从高层决策到向日军前线散发宣传册，都需要真知灼见的指导。要全面透析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不能仅仅停留在了解东京政权的目标、动机、经济及军事资料，最重要的是弄清楚日本政府所能仰仗的日本民族性究竟是什么。必须研究日本人民的思维和感情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构成的文化模式，同时要研究这些思想行为背后的社会制裁力。要暂时抛开美国人的观念框架，这样就不至于草率地下结论：错误地认为在某种情境下，美国人是怎么做的，日本人也会那样做。日本人巧妙绝伦地融合了以下对立的特征：好战又温和，尚武又好美，傲慢又礼貌，僵化又灵活，驯化又桀骜，忠贞又反叛，勇敢又懦弱，保守又包容。

我的任务很有难度。在美日交战的情况下，很容易全盘地谴责日方。但要了解对手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则特别困难。再难也要完成任务。任务的要旨是：日本人会怎么办？而不是如果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会怎么办。为达到研究目的，我力图将日本的战争行为作为研究的宝库，而不是累赘。我必须全面审视日本人的战争行为本身，把其视作文化问题，而暂且不论其军事本身的问题。不管是平时还是战时，日本人的行为都遵循其民族性。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及其思维方式中，有哪些迹象能标识和预测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方式呢？将领得以鼓舞斗志，得以消除困惑，得以使唤士兵，诸多行为都可以反映出，他们必定仰仗于某种力量之源。因此，我必须根据战争的每个细节，逐步探索日本人在战争中如何显露出自己的民族特点的。

然而，两国正在交战之中，这对我的研究非常不利。这意味着我要舍弃文化人类学家最终的研究手段：田野观察。我不能够亲自去日本，不能住到日本人的家里面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压力和负担，不能亲眼判断哪些是重要的信息。我不能实际观察日本人做决定的复杂过程，也不能实际看到他们如何教养子女。人类学家恩布里曾利用田野观察的方法研究过一个名为“须惠”的村落，很有价值，但是1944年所要解决的关于日本的问题，是那项研究所不能涵盖的。

纵然有以上困难，作为一名人类文化学家，我对某些可用的技术和假说仍有较大把握。至少我还可以利用人类文化学家所倚重的一个重要方法：与研究目标民族的个体进行直接接触。在美国，生活着许多在日本接受教育并长成的日本人，我可以询问他们基于切身体验的具体事实，聆听他们如何评价这些事实，从他们的描述中，弥补自身既有知识的不足，这能为一个人类文化学家提供不可或缺的资料。当时许多研究日本的社会学家，基本是利用图书馆的资料研究历史事件、分析数据，从口语和书面语中跟踪日本政治宣传的发展脉络。这些人所追寻的答案，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正隐藏于日本文化的规约和价值观之中。如果能从真实的日本人之中挖掘日本的文化，将是找到答案的一条捷径。

这并不是说我不去阅读，或者说那些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对我帮助不大，相反，我很感谢他们提供的信息。我从关于日本的浩瀚文献和在日本居住过的西方人那里学到很多，这种优势是前往亚马逊河上游或新几内亚高地研究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不具备的。这样的部落没有文字，无法将民族的自我吐露付诸纸上。西方人关于这样的部落的评论太少且肤浅，没有人清楚他们的历史。此种情况下，田野研究者没有其他学者的成果可以借鉴，必须白手起家，研究部落的经济生活、社会阶层和宗教信仰。相反，在研究日本时，我可以借鉴很多学者的成果。在上了年代的文献中，还妥善地保存着关于日本人生活点滴的描述。去过日本的欧美人生动地记下了切身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撰写了绝佳的吐露自我的文字。和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强烈的自我表述的欲望，他们把生活的细节和世界扩张计划都详细记录下来，坦白程度让人咋舌。当然，他们的记叙也并非全盘托出，任何民族都不会这样做。一般情况下，日本人描述日本时，往往把外族人认为最重要的事当作惯常，就像呼吸的空气那样熟悉和普通，而不特别注意。美国人写美国也是这样。总之，日本人热衷于自我吐露。

我读文献时，特别注意尚无法弄懂的细节，达尔文曾说，他在建立物种起源理论时，读书方法也如此。为了理解日本国会演讲辞中的各色杂陈观点，我该具备什么基础知识呢？日本人对一些我们感觉可以宽恕的错误大加谴责，而对一些听上去骇人的行径却轻易接受，背后到底有什么玄机呢？我一边读文献，一边问这个让人困惑的问题：这幅图画错在哪儿了呢？为了了解它，我要具备什么知识呢？

我也去看日本制作的电影，包括宣传片、历史剧，以及描述东京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现代剧。后来，我和一些在日本也看过相同电影的日本人进行讨论，这些人总能以日本独有的视角看待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和歹徒，和我的看法不同。我感觉困惑的地方，他们很明白。从结构脉络角度看，这些电影的情节和人物动机都有深意，和我个人的想法往往相左。至于日本小说，我的理解和日本人的理解方面的差别则更大。这些日本人中，有人动辄就为日本的传统习惯进行辩护，有人则憎恶日本的一切，从这两类人中，我都获益很多。不管个人态度是欣然接受，还是备加指责，他们在描绘反映日本人的行为规约的景象时，实则看法一致。

至此，一个人类学家可能开始致力于搜集材料，力图从目标文化中获取直接洞察，他所从事的往往是西方一批最有能耐，且在日本居住过的观察家早已经做过的工作。如果这就是人类学家的价值，那么他对在日本居住过的人士所提供的宝贵研究，实在没什么可以补充的了。但是文化人类学家受惠于其所接受的训练，并具备特殊的资质，如能恰当地发挥这些长处，在学者和观察家已有的业绩中加入自己的贡献，将是有意义的尝试。

人类学家已经熟悉许多亚洲和太平洋的文化特征。日本社会中许多规约和生活习惯甚至在太平洋岛屿的原始部落中，都能找到非常类似的对应形式。这些对应形式有些在马来西亚，有些在新几内亚，有些是在波利尼西亚。我们可以饶有兴趣地去探讨这些对应形式是否暗示了可能发生过的古代移民或民族接触。但是，对应形式之所以对我有研究价值，并不在此。真正的价值在于：可在了解某些制度与习俗在较低级文化中的运作方式的基础上，推测其对应形式在日本社会中如何运作。同时，我对亚洲大陆的泰国、缅甸以及中国已有一定了解，可以把日本放置于这样的大的文化圈中进行比较。人类学家对早期居民的研究中，已反复证明，这种文化对比方法是非常有效的。一个部落要遵循的习俗在形式上可能十之八九和相邻的部落是相同的。但是，形式上类似的习俗，在融入各个部落所独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时，会发生流变。这种变化，开始时可能仅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占极少的一部分，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最后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对人类文化学家来说，发现有共同性的民族间的差异性，是最为有益的研究方法。

人类学家必须适应自身民族和目标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为此，需要不断磨砺研究技术。他从经验中知晓，不同的民族所遭遇的情境有很大差异，对这些情境的文化阐释也不同。在北极的村落和热带沙漠，人类文化学家发现了他们绝对想象不到的奇特的部落制度，主要是亲族间的责任和经济上的交换。他不但要研究这些责任和交换的细节，还要研究这些制度对部落行为产生的后果。同时，要研究儿童如何受训于这些制度将所包含的文化模式代代传承下去。

综合分析文化模式的差异、受训过程和产生的后果，这样的方法可在对日本的研究中得到善用。没有人否定，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文化传统具有天壤之别，甚至老百姓也知道，日本总是和我们完全相反。确信文化存在差异本身并无害处，只要研究者不以文化差异过大为借口，而否认研究的可能性。人类学家从经验中可知，即使最为奇特的行为，也有加以理解的可能。文化和行为的差异，对专业的人类学家来说，是研究的宝库，而不是累赘，这种研究手法，是一般的社会学家所不能驾驭的。制度和文化差异越是光怪陆离，越是能引起文化人类学家敏锐的注意力。对所关注的部落文化，他不能想当然地就下结论，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对西方国家的研究中，一个未受过比较文化学训练的学者，往往忽视某一方面的全盘样貌。这样的学者往往陷入臆断的误区，漠视一个民族日常生活中的琐细习惯，进而忽视针对这些家常事务的背后的裁决力，而这些却往往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前途，比外交官所签署的条约还要重要。这个体系是独一无二的，既不是佛，也不是儒，而是日本，一个有长有短的民族。

人类学家必须设计出一套研究日常事务的技术方法。日常事务本身在目标文化中可能稀松无奇，但比较于研究者所在民族的对应形式，则足够新鲜。人类学家要思考不同的民族何以狠毒、何以懦弱；要猜测和构想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目标文化人群会如何说、如何做。为此，他需要借助于大量的日常观察和行为细节，一些在文明国家并不被关注的东西，他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些其实是极为重要的东西，也知道该如何进行挖掘。

上述观点值得在研究日本中进行尝试。任何民族的生活方式中都存在极为普通的日常事务。只有我们对这些给予足够关注，才会了解人类学家的苦心孤诣：不论是原始部落还是文明国家，人类的行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学习来的。不管一个人的行为或想法有多古怪，他对外界的感受和思考方式，都与人生经验有关。在日本人的诸多行为方式中，我越是感到困惑和奇怪的地方，我越是认为，此中必有反倒是平常的要理。如果进一步探讨日常交际中的细节，会更有益处。社会中的个体，正是学习并成长于这些日常琐细之中。

作为一个人类文化学家，我在研究之前就做出以下假设：貌似十分孤立的行为片段，彼此之间也存在系统的关联。我慎重地认为，成百上千的行为细节，必能归结于若干综合板式。人类社会必然为自身构建生存的蓝本。一个民族中的个人如何应对所遭遇的不同情境？如何判断这些情境？社会已为此认证了某些规范。在个人心目中，这些便是世界的基础。在此情况下，个人将尽量和这些社会认可的规范融为一体，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个体一旦接受了一整套指导自己行为方式的价值观，就不会允许自己长时间地游离于这套价值观之外；在那样的情况下，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如果是一套相反的价值观，结果只能是带来低效和混乱。个体不断谋求与集体的契合，谋求更多的统一准则和共同理想。相当程度上的一致性非常必要，否则整个社会架构将土崩瓦解。

因此，经济行为、家庭组织、宗教仪式和政治目的都像齿轮般咬合在一起。有时，某个方面的变动可能更为急速，这会使其他方面承受压迫，这种压迫本身源于达到统一性的目的。一个没有文字但热衷于支配他人的社会，其追求权力的欲望在宗教习俗、经济交际和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中，都会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自恃拥有古老文字的文明诸国，教会理所当然地承袭了历史的说教，这是没有文字的国家无法做到的。然而，一旦教会的说教有碍于日益增长的对经济和政治权利的集体认可，教会则会放弃此方面的权威。此时，宗教的言辞尚在，但意义大变。宗教教义、经济行为和政治举措，彼此绝不是泾渭分明，各自常常溢出人为的界限，井水河水交融在一起，不可辨识。事实往往如此，因此，研究者若能将研究分化，考究经济、性生活、宗教、婴儿养护等诸多方面事实，会更好地明白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事情背后的玄机。他可以提出假说，用各方面的数据来进行有效论证。他可以学获一种本领，将一个民族的奢望，不管是托辞于政治、经济，还是道义，都看成这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的外化表现，而这些思考方式和习惯是从民族的社会经验中习得的。因此，本书并不专论日本的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中的任何单项，而是综合考察日本民族关于生活运作方式的观念。不管这些观念的体现方式如何，本书都记录下来。因此，本书的主旨就是：究竟是什么使日本成为日本人的国家。

20世纪人类发展的障碍之一就在于，对下列问题我们仍然抱有最为含糊、最为偏颇的看法：日本何以是日本？美国何以是美国？法国何以是法国？俄国何以是俄国？缺乏这方面的正确认识，各个国家都在相互误解。有时候我们走入极端，惴惴不安于无法协调的差异，而区别实则很小；有时候我们则进入另一极端，高谈国家间的共同理想，而实际情况是：他国所抱持的经验和价值体系和我们南辕北辙。我们不善于探索他国的习惯和价值观；否则，可能发现，那些让我们感到陌生的行动方针未必是行不通的。

也不能完全依赖于某个民族对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自说自解。作家们对各自的民族已多有表述。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每个民族用以观察生活的透镜各不相同。我们使用眼睛看东西，却鲜能留意其存在。对这些，每个民族都习以为常且不当回事。各个民族从不同的焦点和角度出发透视外部世界，形成了基于自己视角的对生活的看法，并认为他们见到的景象就是上天的安排，但这里面的花招和假象，许多民族自身也不甚明了。以眼镜来说，戴眼镜的人少有人知道透镜的光学效果，同样，一个民族也不太去分析世界观的形成方式。如果要了解眼镜的度数，我们有受过训练的眼科医生，他能验出各种镜片的度数。无疑，将来会有一天我们必须承认：社会学家为当今世界担负的任务就是眼科医生的工作。

从事这项工作需要两种禀赋：硬心肠和大容忍。铁石心肠会遭到提倡友善的人士的谴责。这些“大同世界”的鼓吹者极力劝服世人，有关地域、宗族、宗教之间的差异都是表面化的，人类的思维模式实则一致，并为此孤注一掷。这种观点，可以称为四海一家论。我不晓得，为什么相信四海一家，就不能认为美国和日本各有各的独特的生活方式？这似乎意味着，那些软心肠的人士要建立一套国际亲善的理论，就必须先言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是从一个底片翻印出来的。如果认为只有在他国与本国具备这种一致性的情况下，才值得尊重，就好比要求自己的妻儿与自己要亦步亦趋，都是病态的想法。硬心肠的人，乐于接受并尊重不同民族间存在的差异性。他们的理想，是建构一个因殊而存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美国可以是彻头彻尾的美国，且不因此威胁世界和平；同样条件下，日本可以是日本，法国可以是法国。这样的豁达态度需要精心培育，任何使这种态度无法成熟的外来干扰，在研究者眼中都是杂音乱为，我们以为，民族间的差异性，并不像悬挂着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那样随时会带来危机。也用不着担心，采取这样的立场会使世界冻结于现状，提倡文化差异不是要制造一个静止的世界。英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伊丽莎白时代、安妮女王时代、维多利亚时代，但英国性并未因此丧失；相反，正是因为英国人一直是十足的英国人，方能在不同时代彰显出不同的准则和民族模式。

除了硬心肠，要系统研究民族差异性，还需要某种程度上的宽容精神。比较宗教研究已经兴盛起来，兴盛的前提是：人们对自己的信仰有足够的安全感并能给予异教者相当的宽容，他可以是耶稣会会士、阿拉伯学者，或是无宗教者，只要不是狂热分子。比较文化研究要兴盛起来，也要人们摒弃以下井蛙之见：认为自己民族的生活方式就是普世药方，并坚决捍卫之。这些人，无法从文化对比中发掘本民族文化的另面优点，真是自己阻塞了让人心怡且丰富多彩的体验。如此保守自卫，他们只得要求其他国家接受他们的生活药方。美国人就强求所有国家接受美国人喜欢的信条。但是，其他国家并不情愿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正如很难要求美国人用十二进位法取代十进位法，也很难要求美国人像一些东非土著那样，在休息时还要单脚矗地。

总之，本书的主题，是研究被认为是理应如此的日本人的习性。本书将记录日本人遭遇的各种情境：什么情况下期望得到礼遇？什么情况下不能如此？什么情况下自觉惭愧？什么情况下尴尬不已？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对本书而言，最为理想、权威的叙述者就是路边的市井平民。任何人都可胜任。但并不是说，这些市井平民亲身经历本书描述的所有具体情境。而是说，在那样的情境下，市井平民所代表的一般人，都会那样去做。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去描写根深蒂固的思想行为习惯，即使在某些方面不够完善，也是有所裨益的。

在本项研究中，提供证据的受访者在数量上有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再多也无益。例如，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向谁鞠躬，无须以全体日本国民为对象进行数据调查。这些被公认和习惯性的情境，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说清楚，再有几个人作补充证实足矣，不需要从一百万个日本人中得到类似答复。

当研究者要挖掘日本人生活方式的基本信念时，面临比采取统计方法进行实证更为困难的任务。他面临的挑战是向人们陈述清楚：日本人公认的习惯和判断标准如何成为他们观察世界的透镜？他必须陈述清楚，日本人的基本信条是如何影响他们看待生活的焦点和角度的？他必须把这些问题向看问题的视角大不相同的美国人解释清楚。在分析工作中，从事判断的权威不一定是要“田中先生”，即日本社会的市井平民，“田中先生”可能无法将基本信条说清楚，如果为此还要为美国读者写出翻译和解释，对研究者来说，是过度造作。

美国人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很少提及奠基文明国家大厦的各种前提。大部分研究，都假设这些前提是不证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往往只关注公众意见和公共行为的“分布情况”，此种情况下，基于统计学的方法是主要研究手段。他们借助统计学方法，分析大量的户口信息、问卷及访谈结果、心理测量指标等，并推演出这些数据背后的独立或相关的各个因素。在研究公众舆情方面，在全国人口中，进行基于科学抽样民意测验研究，在美国已臻于完善，也很有价值。借助这样的方法，可以发现，有多少人支持还是反对某个公职候选人或某项政策，支持者和反对者又可分类为农村居民或城市居民、低收入者或高收入者、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等。在普选制度成熟的社会，法律真正由人民选举出的代表制定和实施，上述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美国人可以对自己的国民进行民意测验，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实际上有个先决条件，这个条件太明了以至于研究者不用提及，这就是：美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已被熟知且被认为理所当然。民意测验不过是对熟知事物的补充说明。而在研究另外一个民族时，至关重要的是，先要对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基本信念进行系统的定性研究，之后，民意测验才可能有所助益。经过科学的抽样，民意测验可以发现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政府。这样的研究要有意义，必须事先清楚被调查者对政府到底是什么态度。这样才能了解不同党派在街头和国会的争论焦点。民众对政府的基本态度，比指示某个党派力量的数字，更有普遍和永久的重要性。在美国，无论是在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眼中，政府大抵可算是个祸害，因为它限制个人自由。民众对政府雇员给与的声望，低于私人事业中相当职位人员获得的声望，虽然在战时会有例外。这和日本人，甚至许多欧洲国家民众对政府的态度有天壤之别，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这些态度之间有何不同。民众对政府的基本态度可以体现在他们的民风中，体现在他们对成功人士的评论中，体现在历史神话传说中，体现在民族节日的祝辞中。从这些迂回的体现形式中，可探究民众的基本态度，但这也需要系统的研究方法。

如同对大选的选情进行研究那样，一个民族的基本信念以及由强制力保证的裁决办法，我们也可以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日本这个国家的基本信念非常值得探讨。我确实发现，一旦我洞悉到了西方人的信条和日本人的生命观卯不对榫之处，一旦我开始理解他们的范畴和符号系统的含义，西方人一贯用矛与盾称之的若干日本人行为便不再矛盾。我开始体会出，在日本人看来，为什么许多看似离奇的行为实际上是首尾照应的统一体。关于这些，我可以解释其原因。随着和日本人交流渐多，他们的用语和想法中，起初感觉奇怪的地方，我逐步体会到了其隽永的意涵，甚至体会到湮远的感情。何为高尚、何为邪恶，基于西方人眼中的观点来了个突变。这个体系是独一无二的，既不是佛，也不是儒，而是日本，一个有长有短的民族。第二章战争中的日本人

有序，是日本人生活中的主要游戏规则，天皇，恰好是这种有序模式的标志性的存在。无条件和无限制地效忠天皇，是所有日本军人的信条。而日本狂热的精神信仰——“精神胜于物质的力量”，叫嚣精神最终必将战胜物质。两者使得日本军人无比虔诚地认为“战斗至死才够得上荣誉”。

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有各自的战争法则；这对西方国家来说大致相同，尽管具体细节方面有所差异。例如，如何召唤国民尽全力投入战争？局部失败后如何安定军心？战死和投降人数的比例要控制在什么定数之内？如何对待战俘？对这些情况，在西方国家内部的战争中，可以进行有效预测。这些国家具备很多相似的文化传统，包括战争方面的。

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战争法则相去甚远，以日本人的战争行为作为研究材料，可以追究日本人对生命的态度，追究日本人关于民族使命的忠贞信念。我们的目的是系统研究日本的民族文化和行为特点，日本人偏离西方主流的行为观念在军事家眼中是不是决定性因素，并不重要；而一旦这些行为观念能涉及研究所要解决的日本民族性问题，则很重要。

日本为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辩护的前提和美国相反。美国人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也不同。美国人认为战争的起因是轴心国的武装侵略。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武力征服行为已经严重破坏了世界和平，毫无正义可言。不管轴心国占领的是满洲、埃塞俄比亚还是波兰，事实证明，这些侵略行为开启了胁迫弱小民族的罪恶之途。轴心国触犯了一条基本的国际准则“自己生存，也要让别人生存”，至少是违背了自由企业所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日本人则是另眼看待战争。日本人认为，只要各国还拥有各自的绝对主权，世界就处于无秩序的混乱状态；必须要建立一个有秩序的世界，这一过程当然要由日本人来领导。日本人自诩为等级制度的完美化身，因此深谙“各守本位”的必要性。日本自认为已取得了全国的统一与和平，已平定了内乱并建立了交通、电力系统及钢铁工业，并使99.5％（据日本官方数据）的新生一代都接受了公立学校教育，在此情况下，按照其等级秩序的逻辑，理应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中国和日本既同为大东亚民族，日本就应该把美国、英国、苏俄等从中国境内清除出去，使这些国家“各守本位”。所有国家都应该纳入一个国际性的等级秩序中，归于一体。不幸的是，这只是日本的一厢情愿，遭日本蹂躏的民族并不认可这种所谓的等级秩序。尽管如此，即使在战败的情况下，日本也绝不放弃大东亚理想；那些最不主战的战俘也很少怀疑日本对东亚大陆及太平洋的真正居心。将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日本人必然还抱持一些固有的态度，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等级秩序的忠贞和坚守。这对主张人人平等的美国人来说，非常难以理解。但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了解日本人眼中的等级秩序意义如何，它的优点又表现在哪里。同样，日本人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完全有别于美国式做法的基础之上。日本人叫嚣自己必胜，不是物质的胜利，而是精神的胜利。美国虽然地大物博，装备先进，但这算得了什么呢？对于这些，日本人说他们已早有预见，不足为惧。“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惧怕于数字上的差异，”日本人在本国的主要报纸《每日新闻》上读到：“如果我们害怕数字，战争就不会爆发。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战争制造的。”

即使是在日本打了胜仗的情况下，日本的政治家、军事指挥部以及军人也一再强调：这并不是军备的对抗结果，而是他们对精神的信赖和我们对物质的信赖之间的较量结果。在我们打了胜仗的情况下，那些人照样一再强调，在这样的对抗中，物质力量必将失败。毫无疑问，这样的信条，被日军非常方便地拿来用作遭遇失败时的托辞，但这个托辞不是专为失败进行辩护而临时捏造出来的。在日军接连得逞的一系列行动中，这个信条一直被用来召唤士气，甚至早在偷袭珍珠港之前，其就是深入日军人心的口号。早在20世纪30年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曾任陆军大臣的荒木大将在“告全日本民族书”的告文中就写道，日本人的“真正使命”是“无尽地颂扬皇室之风，把它宣化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任何角落吧，力量不够何足为惧？大日本根本无须为物质方面担心！”用我们受到的驯化，对付敌方的数量之众，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对付敌方的钢铁装备。

当然，和任何其他备战的国家一样，日本不得不担心它的物质资源。纵观20世纪30年代的10年，日本用于军备的花费占全国总收入的比例，以天文数字攀升。到偷袭珍珠港那一年，全国总收入的近一半被用来武装陆军和海军，非军事的政府民用管理支出仅占政府总支出的17％。日本不同于西方世界之处，并不是它不关心武力装备，而是认为，军舰和枪炮仅仅是永生不灭的“日本精神”的表现，就像刀剑是武士之勇的象征，军舰和枪炮只是内在精神的外化而已。

就像美国人自始至终致力于追求物质的强大，日本人则自始至终致力于追求物质之外的资源。日本也像美国那样开展大生产运动，但是所依据的前提不同。日本人认为，精神即是一切，而且万古不灭；物质虽是必需的，但处于从属地位，且无法长存。日本电台就如此宣称：“物质资源是有限度的，无法延续千年，这是不用怀疑的。”这种对精神的依赖被原原本本地运用到战场上。日本人的战争箴言中，有这么一条：“用我们受到的驯化，对付敌方的数量之众，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对付敌方的钢铁装备。”这并不是为此次战争特制的，而是传统的口号。他们的战争手册的扉页即是以黑体印刷的“读下去，战争会被我们赢得”这样一行字。日军的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冲撞我们的战舰，正是精神战胜物质理念的体现。日本人将这些飞行员命名为“神风特功队”。所谓“神风”，指的是13世纪成吉思汗进攻日本时所遭遇的风暴，他们认为这股“神风”曾吹散和翻倒了成吉思汗的船队，解救了日本。

即使在非战时的情况下，精神能支配物质的理念，也被当局者运用到家了。老百姓做12小时的苦工还要躲避彻夜的轰炸，会疲倦吗？当局的教化是：“身体越是沉重，精神与意志越是高昂，支配身体。”“越是感到疲倦，训练越是精彩。”人们冬天躲在防空壕中，会冷吗？大日本体育会在广播中则指示民众做御寒体操，这样不但能替代取暖设施和被褥用品，还会代替维持身体正常活动所需但又十分贫乏的食物。当然，也许会有人说，现在食物贫乏，我们无法还想着去做体操。不！食物越是不足，我们越是需要借助其他办法增强体力。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消耗体力来达到增强体力。这种体力强弱的衡量方法，并不以能量的储藏为基础，和美国人的做法完全相反。美国人对体力的观点是：必须先盘算前一晚上是否有8小时或5小时睡眠，是否吃了固定的膳食，是否患有感冒等。日本人认为这样的做法是物质主义。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则更甚一步。战斗中，精神甚至可以超越肉体上的死亡。一则广播对一位英雄飞行员克服死亡的奇迹报道如下：

空战结束后，日本战机三五成群地返回基地。最初返回的战机中，有一位上尉，他一下飞机，就站在地上开始用望远镜注视天空，数着部下的飞机依次返回。他脸色煞白，但身躯坚挺。当最后一架飞机着陆后，他写就一份报告，继而走向司令部，并向司令官做报告。就在他刚刚做完报告的一瞬间，他的身躯立马倒地。在场的其他军官急忙上前，但是，天啊，上尉已经死了。一番查看之后，人们发现他的身体早已冰凉，一颗子弹穿入他的胸膛，必死无疑。上尉如果是刚刚断气，身体还会有余温，可他的身体却是像冰一样冰凉，他一定是早就死了，向司令官做报告的是他的灵魂！这一奇迹般的事实，想必是上尉抱持的深重的责任感造成的。

这在美国人看来，是个故意让人吃惊的怪谈罢了，但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对此不会一笑置之，他们确信普通日本民众也不会把它当做一个奇闻异事去听。他们指出，广播不会说谎的，广播的内容是“上尉的英雄行为是奇迹般的事实”，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在日本人那里，灵魂可加以训练，这个上尉就是自我训练的标杆。既然所有日本人都认为，“素然自若的精神可以千年不死”，对一个将“责任”视作生命中心信条的空军上尉而言，灵魂在他身上停留几个小时有什么奇怪的呢？日本人确信，借助专门的训练，人的灵魂可以无所不能，这位上尉训练得法，并获得益处。

对于上述一类的极端行为，我们美国人可以完全没必要当回事，只当作是一个可怜的国家在自我解脱罢了，或觉得这个国家就是自己骗自己，幼稚可笑。然而，如果真是心存这样的想法，那我们就难以和他们打交道，不管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日本人从小就经受过各种训诫和磨练，根深蒂固地形成了一整套信条，这套信条所包括的并不仅仅是一些孤立的“怪癖”。美国人必须先掌握这些信条，才能理解日本人在战争中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例如，在失败时，日本人在战败时会说，光靠精神还是不够，用“竹矛”也能打赢保卫战毕竟是幻想；日本人还承认说，他们的精神力量还是不足的，而且在战场和工厂里，还要和美国人的精神力量相抗衡。如同他们自己所说的，他们在战争中“是太过于主观”。

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言论，诸如前面提到的等级组织、精神万能等，对一个比较文化学家来说都富有启发。他们在战争中一再谈到安全感和士气，仿佛一切都是早有预见。不管日本遭遇了什么灾难，无论是平民轰炸，是塞班岛大败，还是菲律宾失守，日本对其国民的解释是：这是早已预料到的事情，因此没有必要过度忧虑。日本媒体不厌其烦地告诉民众，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可以预知的世界，并对民众恢复信心寄予重望。“美国占据基斯卡岛后，日本处于美国轰炸机的飞行半径之内，但是，对于此情况，我们早已做好思想准备，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无可置疑的是，敌人将集合海陆空三军向我们发起进攻，但在我们的计划中，早对这一点有所考虑了。”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在无望的战争中失败的人，也认为轰炸不可能削弱日本后方的士气，因为这些“早就被考虑进来了”。当美国开始对日本城市发动轰炸时，日本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即在广播中宣布“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国土上空了，不过，我们飞机制造业者，以及一直对此事有所预料的人，已经对这件事做了万全之策。因此，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一旦万事都在预料之中，而且都做出周到的安排，日本人便可宣称，凡事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下，他们完全处于主动地位，毫不受人牵制。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敌人袭击了我们，而是我们主动把敌人引诱进来。“敌人，你要来就来吧，对此，我们不会说，会发生的最终是发生了，而是说，我们所期待的最终发生了。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曾引用18世纪70年代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训：“有两种机会，一种是可遇不可求的，另一种则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创造的，即使在极端困苦下，我们也不能束手罢休，不去创造机会。”据广播报道，当美军向马尼拉逼近时，山下将军“得意而微笑”地指出，“现在，敌人已在我们掌控之中了……”敌军在仁牙因湾登陆后不久，马尼拉迅速陷落，此乃山下将军的战术使然，与其计划是完全一致的。从目前来看，山下将军这种战术不断有新发展。换句话说，失败是最有利的情势。

美国人也走极端，不过方向和日本人相反。美国人将自己投入战争，实则被战争所逼迫。因为我们被敌人袭击，所以就要让敌人也小心我们的袭击。我们的发言人也要考虑如何稳住美国民心，但在珍珠港或巴丹半岛遭袭击之后，没有人会说“这是我们的计划中早就考虑到的”。相反，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想要的，我们就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在美国人看来，外部世界是不断变化且充满挑战的，美国人要不断地调整自身，接受挑战。日本人却将安全感建立在一种预先计划安排的生活方式之上，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最大的危险来自于无法预见的事物。

日本人的战争行为中还有另外一个永久的主题，也彰显出日本的生活方式。他们经常说“世人的眼光都注视着自己”，因此，他们必须把日本精神发挥到极致。美国人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时，日本人对军队下达的指示是：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你们，因此要表现出日本的本色。日本海军中有一条戒令，如果他们受到鱼雷攻击而受命弃舰，那么他们登上救生艇时，必须要彬彬有礼，否则会受到全世界的嘲笑，美国人可能会把你的丑态录下来，在纽约放映。日本人非常关注自己留给外部世界的形象，这一点非常重要，为此，他们可能会忧心忡忡，这一点也根植于日本的民族文化。

关于日本人的态度，最被世人关注的是他们对天皇的态度。日本天皇对臣民有什么支配权呢？一些所谓美国的权威学者指出，在日本长达七个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天皇不过是个摆设。平民尽忠的对象首先是自己的主君，即大名，然后是军事大元帅，即将军。是否忠诚于天皇，没人关心。天皇被孤立于幽闭的宫廷，一切仪式和活动都受到将军所制定的各种规约的严格限制。封建领主不得对天皇表示敬意，对日本平民而言，天皇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些研究日本的学者坚持认为，日本的事只能通过日本历史来理解。不久前在民众心目中还默默无闻的天皇，怎么就被推到前台，成为日本这样一个保守至极的国家的核心呢？研究者指出，那些鼓吹天皇对民众具有不朽的支配权的日本政治宣传家，显然是夸大其词；这些言论暴露了他们自身论据的薄弱。据此，这一派学者认为，对于美国的战争政策而言，没有必要对天皇格外礼遇。相反，他们有足够理由相信，对日本编造的这个邪恶的国家元首之观念，应该给予最强烈的攻击。这种观念正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因此，如果能向天皇的神圣性挑战，摧毁其根基，敌国日本的整个基础就会分崩离析。

而那些真正了解日本或者阅读了来自前线及日方报道的人，则持相反的观点。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明白，最能刺痛日本人，也最能刺激其战斗欲望的，莫过于对天皇的侮辱或明目张胆的攻击。这些人不得不信，对天皇的攻击，在日本人眼中就是对军国主义的攻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谟克拉西”（民主）成为花哨的用语，军国主义被认为是不名誉的，军士前往东京市区之前都要换上便服，显得十分审慎，即使在这样的时期，那些在日本待过的外国人发现，日本民众对天皇的崇拜依然十分强烈。因此，久居日本的人士坚持认为，这种对天皇的崇拜和“希特勒万岁”式的崇拜并不相同，“希特勒万岁”式的崇拜直接与纳粹集团一党的兴衰捆绑在一起，与纳粹集团的各种罪恶捆绑在一起。

确实，日本战俘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和西方士兵不同，日本战俘并没有受到下面这样的训练：在被俘后应该说什么，在哪些方面应该保持沉默。因此，他们被俘后的反应毫无一致性可言。日本之所以没有实行如何应对被俘这样的训练，当然是归因于其不投降政策。直到战事进行到最后几个月，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但仅限于某些军团或局部部队。战俘的证词代表了整个日军情况的一个横截面，非常值得注意。日本战俘并不是因为士气低落而投降，那可能是非典型的一小部分士兵的情况，绝大部分是因为处于受伤或失去知觉以至于无法抵抗而被俘的。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明白，最能刺痛日本人、也最能刺激其战斗欲望的，莫过于对天皇的侮辱或明目张胆的攻击。

在日本的战俘中，绝大部分是顽固不化、誓死不降的，他们把极端的军国主义行为归因于天皇，认为他们是在“奉行陛下的意旨”，“让天皇安心”，“为天皇献身”。“天皇指引我们参战，服从就是天职”。一小部分战俘反对战争，反对日本未来的征服计划，奇怪的是，他们也把这种和平主义信念归因于天皇。对日本人而言，天皇就是万物之源。厌战者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一再强调天皇“自始至终都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反对战争”；“天皇一定是受到了东条的蒙蔽”；“在满洲事变中，天皇表明了反对军事行动的意向”；“战争是在天皇未知或未许可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当初也不会让臣民卷入战争，他不知道现在日本士兵正在受到什么样的虐待”。这些与德国战俘的证词很不相同，德国战俘无论如何抱怨，说什么希特勒被他的将领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却仍会把战争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最高的唆使者希特勒。日本战俘则表达得很明白，他们对皇室的崇敬是可以跟军国主义及侵略性战略区分开的。

然而，日本人是不能和天皇分开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便不是日本”，“很难想象没有天皇的日本”，“天皇是日本民族的象征，是宗教生活的重心，是超乎宗教之上的崇拜对象”。战争失败，也不能归罪于天皇。“日本人并不认为天皇要对战争负责。”战争失败，要受责罚的是内阁和军事领导人，而不是天皇。“即使战败，百分之百的日本人仍会崇敬天皇。”

天皇不应受到追责，成为日本人的一致论调，对此，美国人并不相信。美国人更习惯于下面的做法：任何人都不能免于接受审查和追责。但是，这种论调确实是日本人的声音，即便日本战败。那些最有审判经验的人可以断定，不必在每页问卷中写上“不能诽谤天皇”的字样，所有的战俘，包括那些与盟军合作并帮我们向日军广播的战俘，都未曾毁谤天皇。在所有收到的战俘问卷中，仅有三份含有温和的反天皇的言论。其中一份较为偏激，说“如果让天皇继续待在王位上，将是个错误”。第二份说“天皇意志薄弱，只不过是个傀儡”。第三份的意思是可以假想让天皇让位其儿子，而且假设君主制被废除了，日本女性则能像他们羡慕的美国女性一样的自由，但表达的意思仅止于此。

因此，日本的军官充分利用了士兵对天皇高度一致的崇拜心理。他们向士兵分发“恩赐”的香烟，或在天皇诞辰日，率领士兵朝向东方三鞠躬并高呼“万岁”；即使在“部队日夜受到轰炸”的情况下，仍然与士兵一起早晚吟唱天皇在《军人敕谕》中亲自为士兵颁布的“圣歌”，而且“歌声响彻林间”。军国主义者以种种方法，发挥效忠天皇的魔力。他们号召士兵“达成圣上的愿望”，“消除天皇的一切焦虑”，“证明对皇恩的敬重”，“为天皇而死”。但是，这种对天皇的服从能带来双向的结果。就像许多战俘所说的，“只要是天皇一声令下，纵然是单凭竹枪，也要去毫无顾虑地奋战；同样，只要天皇一声令下，也会迅速停战。”“如果明天天皇下令停战，日本会马上扔下武器”；即使是在满洲的关东军，一向是最好战、最狂暴的部队，也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话能让日本人承认战败，并甘心进行战后重建。”

日本人对天皇无条件和无限制的忠诚和对天皇以外的人和集团的批评形成强烈对比。不管是在日本报刊杂志还是在战俘的证词里，都充斥着对政府和军事领导人的指责。战俘可以毫无隐讳地谴责他们的部队长官，特别是那些不曾和他们患难与共的人。他们对那些在战场上自己乘飞机撤离，却把士兵丢在战场上拼命的长官大为不满。战俘们会赞扬某些军官，对待另外一些，则会痛加批判。从战俘的言行中可看出，他们并不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即使本土的报纸和期刊也会批判“政府”。他们要求更强的领导力，更有效的军力配合，并指出，他们从政府那里得不到必要的支持，甚至批判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44年7月在东京某报社所刊登的一则报告，这份报告是报社记者、卸任国会议员以及日本独裁政党——大政翼赞会中央委员的座谈记录。其中，一位发言人说：“在我看来，能激发日本人民斗志的方式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保护言论自由。这些年里，人们并不能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人们害怕一旦说出某些事，自己将会受到惩罚。人们吞吞吐吐，只是匆匆地谈谈表面，民众都变得胆小如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永远不能发挥人们的总体力量。”另外一位人士也持同样观点，并补充说：“几乎每个晚上，我都和每个选区的民众进行研讨，但是他们惧于发言。言论自由已经被剥夺，这绝不是激发人们战斗意志的好办法。在所谓‘战时临时刑法’和‘社会治安法’的严格限制之下，人人变得像封建时代的人那样胆小懦弱。结果，原本可以发挥出的战斗力却被压抑了。”

因此，即便在战争期间，日本人也会批评政府、军事指挥部以及直接上司。对整个等级制度的效能，日本人并不是不加疑问地全盘肯定，但对天皇除外。如果天皇的至上权威仅仅是在近年形成，这怎么可能呢？日本人有什么怪异的性格，使得天皇处在一个极其神圣的位置？日本战俘所说的那些话——只要天皇下令，人民就可拿着“竹枪”死战；同样，只要天皇一声令下，人民也会和平地接受战败与被占领——的合理性有多大呢？这是不是想用来骗我们的荒谬之词呢？或者，可能是真的呢？

从日本人的反物质主义倾向，到对待天皇的态度，这些关键问题不仅关系到日本本土，也关系到战争前线。日本人对外界的另外一些方面的态度则与军队有更加特殊的关系。其中一个方面便是关于战斗力的损耗问题。当美国海军部给台湾外海舰队总司令约翰·麦肯恩授予勋章时，日本电台以极度怀疑的口吻对此事加以描述，态度和美国相反。

对于此次授勋的官方理由，并不是约翰·麦肯恩击退了日舰。但既然尼米兹公报宣称麦肯恩总司令击退了日军，我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授勋的理由不是这个。……美军官方给出的授勋理由是：麦肯恩总司令成功地救援了两艘受损的美军军舰，并把它们安全地护航到基地。这个信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是假话，而是真话……因此，我们并不怀疑麦肯恩总司令解救了两艘军舰的真实性，而是要大家注意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在美国，解救危船竟是值得授勋的事。

一切救援行动，一切对陷于危难中的人的援助，在美国人看来都是激动人心的。如果这样的救援行为还能成功地使“受到损害的人”获救，英雄本色的彰显莫过于此。而日本人的英勇标准，却不包括这样的救援行为，甚至美军B-29战斗机所装置的救生器也被日本人指责为“胆怯”之举。日本的媒体和广播再三地宣扬这种论调。视死如归才是德行，预防措施毫无必要。这样的态度，还反映在对伤员和疟疾患者的处理上。在日本人眼中，受伤的士兵就如同受损的机器，对他们进行救助远远不足以维持理想的战斗效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补给的困难加重了医疗设备的不足，但事情还不止于此。

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在此也发挥了作用。日本士兵被灌输了以下思想：死亡是精神的胜利，对伤病员的怜恤有碍于发挥英雄主义，就像轰炸机上的救生器材一样。在平时生活里，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依赖医生。在美国，对伤病员的体恤，比其他福利措施，更受到关注，非战争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这么认为。可以确定的是，这一点对日本人是陌生的。在战争中的大小事件中，日本军队并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队伍，可在战火中搬运伤员并给予紧急治疗；也没有前线医疗小组或后方野战医院。日军对医疗补给的重视程度让人悲哀。在许多紧急情况下，住在医院的伤员干脆被杀死。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军需要从设有医院的地点撤退。即使在仍然有机会的情况下，也没有固定而规则的程序撤退伤病员。只有在“计划中的撤退”果真发生，或在敌人进犯的情况下，才会做出一些处置。此种情况下，负责医务的长官临走时常常是将住院者全部枪杀，或者是病员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日本人对待伤病员的态度，是他们对待同胞的基本原则，那么，他们在对待美国战俘时，这一点也同样重要。按照美国人的标准，日本人应该为残暴对待自己人和敌方战俘而感到罪恶。前菲律宾军医长格拉特利上校，在他被俘被囚禁于台湾三年之后，说道：“就医疗待遇而言，美军战俘要比日本部队好。在战俘营中，盟军战俘中的军医可以照顾其他人，而在日本部队中，连一位军医都没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军自己有的医疗人员仅是一位下士，后来是一位中士。”他说，一年之中只有一两次能见到日军军医。

日军的这种战争损耗理论发挥到极致，就是导致战场上的不投降政策。任何西方国家，在殚尽全力仍置身于绝望境地时，会选择投降。此时，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有荣誉的士兵，根据国际条约，他们的名字将会被送往祖国，家人会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士兵、作为公民或家庭一员，他们不会因此而产生羞耻感。但是，日本人对此则有完全不同的诠释：战斗至死才够得上荣誉。在绝境中，日本士兵会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炸而亡，或采取集体自杀的方式赤手空拳冲向敌人。无论如何，他们决不能投降。纵使在身负重伤或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被俘，他也会认为“自己无法在日本抬起头来”。他觉得非常羞耻，对于过去，他已经“死了”。

当然，在日本军队中是有这种不准投降的军规的，但是在前线显然没有必要进行特别的、正规的灌输。日本军队不依不饶地贯彻这样的军规，凭此，在北缅甸战役中，受俘者与死亡者的比例为142比17166，即1比120。而在142个战俘中，除去一小部分，都是在受伤或不知觉的情况下才被俘，只有极少数是单人或两三人成组“投降”。在西方国家，如果军队伤亡人数达到总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便不能不投降，这几乎成为一个常理。日军在霍兰迪亚战役中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投降，其比例是1比5，这比北缅甸战役中1比120已经是相当大幅度的增加。投降就是耻辱，这深深烙在日本人的民族意识里。看起来，这部分人的生活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和过去的人生全然相反。但是，他们依旧保持着一种固有的忠诚。

因此，日本人看来，成为战俘的美国人是蒙受羞耻的，仅凭投降这一个事实足矣。虽然这些人远离伤痛、疟疾或赤痢，没有进入“不完全的人”的类别，但他们仍是“废物”。许多美国人曾描述，在战俘营里，美国士兵的微笑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会让日方守卫人员极度反感。在日本人看来，这些士兵已经蒙受耻辱，然而他们居然还没意识到这一点，这令日方人员更为痛恨。日方军官规定，许多美国战俘所要遵守的命令，日方看守人员同样要遵守；对于他们来说，强行军和密集的军队调动是常有的事。也有些美国战俘回忆说：日本卫兵异常严厉地要求他们掩盖违规行为，最不可原谅的罪行就是公然违规。在一些战俘营，俘虏必须在白天到营外筑路或做工，这其中有一条规定，即不得把乡间的食物带回来，但有时这条规定却形同虚设——如果食物被带回来而没有被发现。反之，如果被发现了，就意味着美国战俘公然蔑视日本卫兵的权威，这将是十恶不赦的罪行。有时候，仅仅是“顶嘴”也被认为是公然向权威挑战，而受到重罚。日本人的平日生活中，“顶嘴”就会受到严厉的反对，在军队中更是要严肃处理。日本的战争行为中，有些成分确是其文化习性导致的结果，但并不能凭此原谅日军在战俘营中犯下的凶残暴行。

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因为日本士兵确信敌军会折磨并杀害战俘，这就使被俘即是蒙羞的观点得到强化。下面这则谣言几乎传遍了各地：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坦克车碾压被俘的日军。也有一些试图投降的日本士兵，因为受到我方部队的重大怀疑而被杀害，以此去除后患，这种怀疑常被证实是合理的。一个死亡之外别无选择的日军士兵，往往要拉上一个敌人同归于尽，并引以为豪，甚至被俘后也会这么做。就像一位日俘所说：“一旦决然要在胜利的祭坛上献身，如果做不出英雄的事迹，是可耻的事。”基于这些原因，美军必须处处提防，因而减少了投降日军的数量。

投降就是耻辱，这深深烙在日本人的民族意识里。他们所接受的行为规范，在我们这里行不通；同样，我们接受的惯例，在他们那里也是不可理喻的。有些美国战俘要求日方向美军通报他们的名字，以便家人能知道他们还活在人间，日本人对此极为轻蔑。日本军方至少没有料到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因为他们认为美军会像他们一样抵抗到底。他们也无法相信，美国人竟不以被俘为耻。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兵士和日本兵士之间还存在一个最为戏剧性的区别，就是后者在被俘后与盟军的合作。在被俘的新境况中，他们一时找不到可适用的生活规则；他们已经名誉扫地，作为一个日本人的生命也终结了。直到战争进行到最后几个月，才有少数日俘不管战争结果如何，都要返回祖国。许多战俘要求被处决，同时表示“如果你们的习俗不允许有这样的行为，我会做一个模范战俘”。事实上，他们中的有些比模范战俘做得还要好。一些老兵和一些多年的极端国家主义者，向美军指出弹药库所在地，详细说出日军的兵力部署，为美军撰写宣传文字，甚至为美军战机打击目标担任向导。看起来，这部分人的生活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和过去的人生全然相反。但是，他们依旧保持着一种固有的忠诚。

当然，这绝不是所有战俘的写照。有些战俘拒不妥协。无论如何，为达成妥协，必须要具备一些有利的条件。美军指挥官并不一五一十地接受日俘提供的协助，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些战俘营里，美军从未接受日本战俘的帮助。但是在利用日俘的战俘营中，美军必须要摒弃原有的怀疑，并越来越倚重日俘的诚意。

美国人并未预料到战俘会做出全然的改变，这与西方人的规范是不一致的。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似乎说明：将人生的一切置于一套行为规范中，但这套规范却失效了，自然就要遵从不同的方针。这种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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