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理想国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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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理想国的话1）试读：
编者的话
新媒体当道的年代，出版真的像是“蜗牛慢吞吞”。
一本书，往往花费数月，乃至经年，才得脱手付印，面呈读者。与其他媒介相较，慢，怕是出版的宿命。
说媒介即信息，那么，出版的慢，会不会影响到一本书所传递的信息呢？一种步履迟钝的信息。“理想国”一年出版新书百多种，举行论坛、沙龙、读书会等活动也有百多场。这些书与活动，或许也可看作是“理想国”对于这个时代要说的话。当然，有些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了。
话题虽然零散纷纭，但态度、旨趣，甚至立场，大致还是有的。因此起意编辑这样一本书：以一年为限，从出版的书、举办的活动中，选出有意思的篇章，辑成“理想国的话”，一年一年出下去。
如果出版可称为一个缓慢的媒体，希望“理想国的话”，说一句，是一句。
2015年10月Ⅰ词语［文学］冯唐
我老在想，什么是纯文学，什么是通俗文学？后来我发现，所谓纯文学是要解决问题的，而通俗文学是要让你爽。这就类似于医院和SPA的区别。医院会跟你说，“我不一定治得好你，你还会疼，但我尽量能够减轻你的痛苦”；而SPA说，“不管怎么样，我能让你舒服”。
2014年5月18日“一场关于文学的无主题变奏”——《剩下的都属于你》新书沙龙［写作］桑格格
有一个朋友问我写作每天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说我的写作不是从打开电脑敲字开始的，而是从看到一片树叶或者看到一只鸟，它感动我的那一刹那开始的，就是说，你把你的感受力打开的时候，你的写作就开始了。不要去预设这就是写作，而是让那个东西来充满你，不是让写作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开始的目的，它只是一个结果。
2013年12月14日“不留心，看不见”——《不留心，看不见》新书沙龙［小说］张大春
小说，如果能够进入到一个世界，而且全方位地去看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当时也未必看得清楚——这个世界里面的某些角落，这个小说就有了更清楚的视觉和视角。这一点常常会让我在写的时候发抖，自己会发抖，也就是想到小说还能干这个，这么坏的事，或者说，这么坏的事还这么有意义，或者说这么有意义的事情还可以做得这么不被人察觉。这是写小说对我来讲最迷人的地方。
2014年1月8日理想国文化沙龙“大唐李白：盛世之下，诗人何为”［节省］袁凌
我们中国的语言，是内敛的，是节省的，节省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本质的要求。表面看起来，语言不像棉花、不像大豆是有代价的，好像我们用不完，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你用了一寸语言，你滥用了语言，它是有代价的。你到一个地方去，拿着一个相机，对着一个老城门或者一个风景，拍了100张，100个人去，每个人拍了100张，对它一定会有损害的，它不是没有代价的。这种无形的东西我觉得也是要节制的，语言是要节制的。所以，我崇尚我们中国的语言观，比如说从古代的《诗经》，到后代的陶渊明、孟浩然，到现代作家沈从文，这样一系列的作家，我觉得他们的语言是有节制的，我喜欢这种有节制的语言。
2014年7月26日“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与《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新书沙龙［做作］杨葵
什么叫好文字？不做作的文字。什么样的文字不做作？当你觉得这个话不用说的时候，那才是明劲和暗劲都不使了，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我写作的时候会不断地反问自己：“我是不是做作了？”我自己写文章有一个习惯，是念着写的，所以我的每篇文章，念得不敢说好，但肯定是在里面下了功夫的。我会讲究，比如说这里面多一个“的”字很难受，我会想尽办法把这个去掉。现在看自己以前写的文章，看着看着就想把这一段给撕了，看着看着就想把那一段给撕了，就是因为老有这个贼尾巴露出来。此时此刻写到这里，你认为自己没有问题，检查完了也没有问题，但等到再过五年可能还可以检查出一些错误来。所以，像呼吸一样自然是一个理想的写作目标，不做作是提供一种做法。什么做法？就是你检查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想这么说话。
2014年12月6日“写写画画，冷暖人生”——《坐久落花多》新书沙龙发言［语言］阎连科
我们今天说语言不如唐宋，也许过一百年、二百年，我们的孩子们看我们的文章就像看文言文一样，他也会觉得我们的语言非常好。时代就是这样，完全无法往后回头，只能往前走，今天的语言就有它的丰富性。当年唐宋也好，明清也好，看他们语言的时候一定觉得我们的语言不如他们，《红楼梦》里面很多大白话，怎么能跟唐诗宋词比呢。语言和时代是一样的，走到哪里都有它的丰富性。我们大陆的语言魅力台湾是不具备的，我们没必要去自卑。最重要的是我们把现有能够掌握的语言掌握好，掌握得丰富。我们当然可以读很多台湾作家的书，我们的语言也是会丰富起来的，要相信每一种不适宜大家读的语言都是极其有个性的语言。当一个作家写作的时候，他的语言极其有个性的时候，一定有魅力存在其中。如果我们能完成毛泽东语录那样的小说，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问题是我们完不成这件任务。
2014年1月8日理想国文化沙龙——“大唐李白：盛世之下，诗人何为”［行走］贾樟柯
拍电影和拍照片很像，有点像寻找转世童子，我们的灵感会变成转世童子，我们要在茫茫的人海里面把转世灵童找到，变成电影镜头、变成胶片带回家。所以它不是记录，不是捕捉，那一刹它是一个深刻的创造，这一点是我们这个民族在艺术理解的过程中一直没有转过弯来的地方。严明的摄影作品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照片——在一个庙宇里面，没有头的塑像，双手拱抱……一个失去的礼仪，千言万语，愁绪纷繁，涵盖非常多的信息。如果你心无诗意，可能你就从他面前走过了，你的取景、构图、色彩、光线，所有东西都不会产生这样的共鸣。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创作者，那么我们喜欢在路上，实际上我们是在寻找我们灵感的转世灵童。
对我来说，行走是一种特别大的诱惑。我成长的时候很封闭，旅行的机会不多。那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家门口，我家离公路很近，走五分钟就到了公路边，公路边过来一辆长途汽车，我坐上去，从山西的吕梁过黄河到陕北，再从陕北一直往内蒙走到鄂尔多斯，还可以往延安那边走……那条路我在上大学之前走了很多次，接触了很多的人，碰到过很多次婚礼，也碰到过很多次葬礼；既碰到过很多小偷，也碰到过很多流氓、混混……那时候在路上吃饭，筷子在水里随便涮两下就给你用了。有一次在陕西，克服不了心理障碍，为了吃那碗面，我买了两根铅笔，用两根铅笔当筷子吃饭。这种对贫穷之下人的精神状态的直接感受，是今天电脑上任何一个网站、任何一个视频，都取代不了的，那是你亲自的行走，那是我们端起相机、画速写、拍照的原始冲动。
2014年8月2日《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新书沙龙［知识人］葛兆光
知识人在现代社会，正如萨义德讲的，“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现在每个知识人都有自己的职业，你必须先做好自己的专业，然后才能通过专业知识去影响社会。毫无疑问，在现今这个既市场化又政治化的社会里，知识人是有无力感的。但是，我想每个知识人都该记住，不管个别知识人的政治立场、国家背景、服务行业，他们都要固守有关人类的真理标准——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扭曲知识人心灵的，莫过于修饰打扮、噤若寒蝉，为了迎合某种政治需要掩饰自己的怯懦和逃避。
知识人无力影响社会？这个结论我并不完全赞同。确实，现在人文学者不像80年代那样有一呼百应的能力，好多80年代的风云人物，确实，有的在唉声叹气、叹息时光不再，有的在坐享其成、仍在自傲和光荣的记忆中洋洋自得。但要注意，“知识人”不只是人文学者，法律界、新闻界、商界的学者，他们也是知识人，这些知识人越来越有力量地影响着社会。萨义德说的“反抗的精神”，在这些领域的知识人中，有时候表现得让人赞叹。
人文学者应当做的是，让你的人文知识传播到各种行业的知识人那里，让所有知识人都理解历史、懂得宗教、提升精神，最终明白作为人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是什么。
2014年10月葛兆光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专访谈新书《且借纸遁》［风格评判］史景迁
费正清的大部分著作都旨在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他那本《美国与中国》尤其如此。而我写作的目标是鼓励人们了解中国。我希望激发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愿望，让美国人、欧洲人或其他国家的人阅读我写的东西——这是我喜欢看到许多不同版本译作的原因。他们也许说，“我很喜欢这本书”，或者“我有点喜欢这本书”，但关键在于，他们说，“我现在想要进一步阅读和知道更多关于中国的知识”。即便我的书看上去有些像人们所说的大众读物，但我总是为读者提供专业的和更深入的阅读书目，告诉他们下一步怎么走，希望他们能够发展出自己的兴趣。但这样做的结果难以判断，因为我的书最终可能会使读者对中国抱有同情，也可能抱有敌意。我总是力求创造一种行文上的平衡。你当然没有必要总是在做道德评判，你做的是一种风格评判。
2004年4月9日史景迁接受《中国历史评论》专访时的讲话［集权的诱惑］梁文道
我们听瓦格纳的音乐时能够听出一种味道，一种让人非常激动的味道，它会让人想起一连串的场面、一连串的仪式，这样一种艺术，它有一种诱惑力，这种诱惑我称之为集权的诱惑，它会让你觉得我能够消灭小我融进去。真正的诱惑并不是理智的东西，瓦格纳常常讲理性是不够的。理性是什么？他说理性需要被感性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诗化。理智需要诗意的表达，才是最深刻的理智。所以你跟我辩论讲道理，说我为什么不能够服从领袖，这种是肤浅的、表面的、犹太式讲道理。我跟你讲的是什么？深层的、感性的、诗意的理性，那种理性不能够用言语逻辑说清楚。用什么说清楚呢？用音乐，用舞蹈，用戏剧，用口号，用场面，那是一种风格。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风格，是一种格调，是一种美学，是一种品位，它的诱惑能够让最理智的人忘记理智，内心被更强大的情感包围着，这种情感使得你觉得跟身边的人完全打通了，再也没有人我之分了，大家一起很崇高地往上，达到那种精神上所谓的崇高境界。
2014年1月5日“社会与艺术”——哈尔滨读者见面会发言［古腾堡的孩子］许知远
我们90年代末进入大学的一代，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最后一代“古腾堡的孩子”，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对印刷书的崇拜，当你看到自己的名字用铅字印在报纸或书上的时候，似乎有了被铭记或战胜了速朽的感觉。回想一下，印刷术本身就是技术革命的后果，一切都被印刷出来、不再是手抄了，它重新组合和定义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方法——社会的重新组织，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纳粹主义，国家的重组，爱国主义，都是跟这场印刷革命密切相关。
而在当下，印刷时代的这种节奏、边界，正在迅速地消失，我们面临着一次巨大的知识产能再次转化的过程。过去十年互联网的变革基本上是一场突兀的革命，不仅是印刷的字转到电脑上，我们的认知方式发生了变化，我们对知识的再利用、再包装的过程也发生了变化。
现在，任何信息、影像都可以轻易地达到每个人的手中，这个突兀的时代基本结束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样的东西会到达你手中？这个问题再度重要起来了，这是核心的问题。
2013年12月22日2013理想国文化沙龙·云知道·万邦书店专场［足球与春药］张晓舟
我谈到过足球的政治潜能，比如1984年马拉卡纳大球场的十几万球迷在奏国歌时一齐高喊“直接选举，马上”，比如利比亚球迷在赛后游行大骂卡扎菲，再比如2014年世界杯开幕式上，现场球迷嘘骂巴西总统罗塞夫。当年马拉多纳曾为吸毒忏悔，流泪坦承“我只是一头小学四年级的驴”，其实文凭并不能充当参政的唯一理由。在魔幻现实主义的拉丁美洲，马拉多纳早已超越了足球，变成一个革命时尚图腾符号，与维阿的参政和Bono的“干政”相比，马拉多纳顶多是在“议政”，并且他议政的水准不见得就比普通球迷高，他和很多一流或者末流的歌手、乐队曾经干着同一件理直气壮而又时髦酷炫的事，那就是骂布什——但这些跟邻居大妈的诉求点又有何不同呢？可见，足球运动员参政从表象上去认同并不恰当，我只能说，足球有时候很容易沦为政客手里的国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春药。
2014年7月8日张晓舟接受新浪读书专访谈新书《生于正午》［本能］绿妖
人生就是一个放弃梦想的过程，你曾经觉得文学、电影、音乐是好的，可是你踏上社会了，这些就什么都不是了。我也的确曾经把这些频道都关闭了，不再看电影，不再谈文学，不再听音乐，然后跟以往那些朋友失去联系。但是就像夸父追日，你知道那个光源在那里，下意识会接近它，因为除了它，别的地方都冷。我自己在生活的迷宫里兜兜转转，走了一圈之后我找到了我自己最想要的生活方式，就是回到写作。当年的那些朋友，又从我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冒出来，经过十几年的沉默、蛰伏，他们慢慢地也在靠近自己的光源，就像植物有趋光的本能，人也本能地趋向自己的梦想。
2014年12月13日“沉默也会歌唱”——绿妖新书沙龙［门］水木丁
你们在经历绝望的时候，有没有安静下来仔细回想，看看自己，也许有一扇门是开着的。可能七个门都关死了，你坐在那个地方哭，在角落的地方有一扇门是开的，而且是专门为你而留的，可是你从来都没有去推它，因为你已经太绝望了。绝望的时候应该多给自己一个可能性，要放开心态，不要给自己规定那么多东西，人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你相信自己有很多的可能性，你就会渡过很多难关，你就会发现在你最难的时候，可能它会给你一个暗示，为你留一扇门。
2014年5月18日“生活残忍，但愿望永在”——《所有年轻人都将在黎明前死去》新书沙龙［灵魂］马岩松
小时候，我觉得老北京城像一个特别大的世界，那时候每到傍晚都有晚霞，一场雨下过后，空气非常干净；那时候后海周围不是密密麻麻的饭馆，而是像沙滩似的。我对北京城的理解，不是读书或者通过研究得来的，都是源于自己生活中对什么东西有了感动。梁思成的哭是在情感层面的，其实是在说这个城市承载的生活情感。建筑是一个情感行为，建筑的演变整个是一个情感活动，包括人的信仰，等等。谈到城市的时候，我希望人的情感要进去，今天我们往往是从功能层面或者技术层面去说一个城市，但是都忘了说灵魂。
2014年11月22日“我们为什么要谈城市的未来？”——《山水城市》新书沙龙［真迹，赝品］徐小虎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一直讲是非跟比高低，这是一个笨蛋的做法。问题是你爱不爱。人家说“我不爱它”，可是你说“我爱它，我看到了你没看到的东西”。在研究中国古画的时候，从一大批传承品里面一旦找出真迹，那个感动是不得了的，因为忽然一个人的个性就出来了——你发现他完全被误解。比如，我发现了吴镇的真迹里所表达的文化的成分，他一笔一笔很重，很内敛，很有深度，他的画其实在呼吸给你看。我站在那，在故宫，有很多假的元朝画，这张就站在那，我觉得好奇怪，它在动，整个地平面在呼吸。
既然在中国艺术史收藏里，留下来的书画绝大部分是赝品，如果我们把赝品扔掉，请问我们的文化遗产到哪里去了呢？这些赝品都是一代代被爱、被视为真迹的东西，所以我说它们获得了“真迹的功能”。在中国艺术史里头，不同于国外，赝品是很大的宝贝，而且它们很多是头等的东西。所以，在发现它不是那个时代的作品之后，我们的责任是去考证各个赝品是出于什么时代。那么这样我们排列起来，就能了解中国的书画史。
2014年1月9日“文人与文人画：从‘雅’与‘俗’的关系谈起”——《画语录》新书沙龙［下载］陈丹青
人是模仿的动物，同时又是一个下载的动物。就像电脑有下载这个功能一样，所有小孩子的脑袋，你带他到任何场合，无论是开心事、伤心事，他不管懂不懂，他已经下载了。下载以后可以储存很久，等到他懂事了，受了教育，智力发达了，他会重新反刍这些早年下载的印象。所以爹妈是真的不好当的，你不留意间已经在教育孩子，或者已经在毁坏这个教育。
2014年4月20日“艺术与童年：和陈丹青聊艺术”——《我的第一本艺术启蒙书》新书沙龙［呼吸］钟立风
每次演出，一个专场两三个小时，你浑身会有虚脱的感觉，有一种高潮之后的虚无感。有一句拉丁谚语说得很对，交配过后，一切动物都忧愁。唱歌也是这样，你淋漓尽致把所有感情释放出来，曲终人散，只留下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很难面对的。浑身都没劲了，你把身上的东西都呼出去了。
幸运的是我通过文学，阅读它、书写它，填补了我释放出去的能量，把这些东西又吸回来了。唱歌和写作完成了我的呼吸。虽然接触音乐的时间更长，但真正改变我的，让我更接近我自己想要那部分的，是文学。
2014年1月12日钟立风接受《新快报》专访谈新书《短歌集》［阵］史航
我们那时候没有谁藏着掖着，都像在圣诞树上挂灯泡一样，拼命地想不断在自己身上挂满“最近阅读”的关键词，大家看看有哪几个是对上的，哪几个是直接连线的。我们就是靠这种方式互相牵挂着，大家捆在一起。我们其实每个人说起来都算是小青年，但是因为共同的阅读就突然气壮山河，就像古代金兵铁甲连环阵一样，一些马都披上一些铁甲在一起，特别像一个阵。我们就是一个个不同的小马驹，但是阅读、盗版碟、正版书、网上那些帖子，让我们突然觉得我们是一个“阵”。我们曾经是一个阵，阵的特点就在于其实每个人都不是什么武林高手，但是大家列在一起的时候，突然有一种……第一，我们1+1+1等于4，两个人像三个人，三个人像四个人，大家比较胆壮。再一点，阵还给我们一点感觉，我们这种存在永远不会分开，一直到时间的尽头。
2014年12月13日“沉默也会歌唱”——绿妖新书沙龙Ⅱ知识分子与他的时代
西蒙诺夫：生活在斯大林的阴影中[英]奥兰多·费吉斯
从时代潮流的中心偏开去：沈从文的一九四九年张新颖
君特·格拉斯的棕色记忆[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知识分子与他的时代：从梁思成谈起朱涛、许纪霖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41年），斯大林最喜爱的苏联作家。1西蒙诺夫：生活在斯大林的阴影中
[英]奥兰多·费吉斯
选自《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史》[英]奥兰多·费吉斯著，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79）出生于遭苏维埃政权镇压的贵族家庭，却在20世纪30年代蜕变为“无产阶级作家”。今天几乎被人遗忘的他，曾是苏维埃文学阵营中的重要干将——获得六项斯大林奖、一项列宁奖，又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他是一名很有才华的抒情诗人，他的战争小说颇受欢迎，他的戏剧可能稍有欠缺，流于宣传，但在战争时期，他又是俄罗斯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后来，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回忆录作家，诚实地审视自己在斯大林政权中的罪行与道德妥协。1939年，西蒙诺夫与叶夫根尼娅·拉斯金娜结婚。她的犹太家庭从“栅栏区”搬来莫斯科，她是家中三姐妹中的老幺。但西蒙诺夫很快抛弃了她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转去追求漂亮的女演员瓦伦蒂娜·谢罗娃——这段浪漫史激励他写下他最著名的诗篇《等着我吧》（Wait for Me，1941年）。几乎每一名士兵都能熟记于心，冀望打完胜仗，重返自己的女友或妻子身边。从1945到1953年，西蒙诺夫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中的重要人物。其时，斯大林的理论家要求苏维埃的文学领袖，参与迫害那些被视为过于自由化的同行，并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反犹运动中摇旗呐喊。这一官方反犹运动的受害者之一就是拉斯金，但西蒙诺夫已涉入斯大林政权太深，无法提供任何援助。也许，他根本就是无能为力的。
西蒙诺夫是很复杂的，他从自己父母身上继承了贵族的公众服务价值、军人职责和服从精神。在他脑海中，这等同于热心公益、为国牺牲的苏维埃美德，使他在斯大林等级制度中心安理得。西蒙诺夫具有许多令人钦佩的素质，如果说有“优秀的斯大林主义者”，他完全可以当之无愧。他诚实、纯真、有条有理、严守纪律，具有相当的热情和魅力。不管是所受的教育，还是自己的性格，他生来就是积极分子，幼时即迷失于苏维埃制度，面对其在道德方面的压力和要求时又无法脱身。在这个意义上，西蒙诺夫体现了一代人在道德上的冲突和困境——生活在斯大林政权的阴影中……
斯大林中风了，不省人事躺了5天，死于1953年3月5日。如果第一天就把医生请来，他可能还有救。但在医生事件的恐慌之中，斯大林小圈子里没人敢自作主张。斯大林的私人医生曾说他需要休息，反而被上了酷刑。如果斯大林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床边的医生，可能会视召来医生的决定为不忠的表现。真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讽刺，斯大林因自己的政治而迅速去世。
斯大林逝世当晚，西蒙诺夫参与克里姆林宫的苏维埃领导会议，列席会议的是300多名最高苏维埃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家都知道局势的严重，大多数代表早早来到斯维尔德洛夫厅。西蒙诺夫回忆：“我们互相知晓，互相认识，在工作场合相遇过多次。”
我们并肩坐在那里，互相对视，但没人说话，没人向任何人问起任何事。在我看来，甚至没人觉得有开口的必要。[会议]开始之前，大厅里一片寂静。如果没在那里亲自坐了40分钟，我都不敢相信，300多人挨得这么近，却能不发出一点声响。
最后，主席团成员入席，宣布斯大林已奄奄一息。西蒙诺夫得到的强烈印象是，除了莫洛托夫，这个小圈子的其他成员都为此松了一口气：这可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也可从他们的语调中听出。
西蒙诺夫从克里姆林宫直奔《真理报》办公室，正与主编交谈时，收到斯大林的死亡通知，尽管已有预料，这一消息仍令他震惊。西蒙诺夫回忆：“我内心打了一个寒战，自己生命中的某部分已经结束，说不清楚的新部分开始了。”那一刻，他突然觉得，需用诗歌来记录自己的思绪。他不知道是否写得出，但他确定自己无法做其他任何事。他回到家里，开始动笔：
我写了最初两行，突然，出乎意外地，一下子泪流满面。我现在仍可否认，因为我并不喜欢眼泪，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但只有那些眼泪，才能正确表达我当时经历的震撼。我哭，不是因为悲伤，也不是因为对死者的遗憾。它不是多愁善感的眼泪，而是震撼过后的眼泪。发生了一场革命，其影响如此巨大，必然有身体上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沉淀成了俘获我几分钟的痉挛哀泣。
西蒙诺夫后来与同行们交流，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许多人追随他的榜样，写下对斯大林死亡的衷心哀悼。看起来，以广为不同的方式经历斯大林统治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悲伤。斯大林去世的当晚，西蒙诺夫写道：
供人瞻仰的斯大林遗体。
1953年3月6日，基辅高尔基坦克工厂举行悼念仪式。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难忍的痛苦和悲泣，
无法用词句来叙述
如何为你哀悼，斯大林同志！
20世纪30年代背弃自己家庭的“富农”之子特瓦尔多夫斯基写道：
在这大悲痛时刻
我无法找到哀辞，
来充分表达
全体人民的损失……
甚至在大恐怖时期入狱两年的奥莉加·贝戈尔兹，也为虐待自己的人写下挽诗：
我们的心脏在出血……
我们自己的最亲爱的人！
抱着你的头颅，
全国都为你流下斑斑泪痕。
向大众公布斯大林死讯是在3月6日，3天后举行葬礼。当中这段时间，他的遗体停放在红场附近的圆柱厅供人瞻仰。前来表示敬意的真是人山人海，首都的中心挤满了来自苏联各个角落的送葬者，数百人死于踩踏事故。西蒙诺夫中选担任斯大林遗体的护卫，有机会观察普通百姓走过遗体时的反应。他在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不知如何准确地描述现场——如何以文字表达。并非每一个人都在哭喊，也并非每一个人都在抽泣。但不知何故，每一个人都展示了深刻的情感。大家排队走过，第一次看到灵柩中的斯大林的一刹那，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某种精神痉挛。
这种“精神痉挛”，整个苏联都能感受得到。马克·拉斯金没有理由热爱斯大林，但听到死讯时仍泣不成声。他为自己的感伤感到惊讶，归因于斯大林曾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了巨大影响：
我成年后的时光都在斯大林的阴影下度过的——列宁死于1924年，当时我16岁——我所有思想，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我等待他的指示，所有的疑问向他提出，他也给了全部的答案，既简洁，又精确，没有丝毫的怀疑余地。
在拉斯金的同龄人或更年轻的人眼中，斯大林是他们的道德基准。不管他们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际遇如何，在他去世后，一定会有迷失感，其自然反应就是他们的悲伤。
* * *
西蒙诺夫继续留在斯大林主义的阵营，直到1956年他开始接受改革精神。像生活在斯大林阴影下的许多人一样，西蒙诺夫因斯大林的去世而晕头转向。一开始，克里姆林宫政治的走向很不明朗，也有可能重返大恐怖。在这种不确定气氛中，像西蒙诺夫那样的高官，坚持斯大林逝世前的政治立场来明哲保身，那是合情合理的。西蒙诺夫回忆：“那些年头，我对斯大林的态度不断演变，在各种情感和观点之间左右摇摆。”1953年的大部分时间，他的主要感受是“为损失一个伟人而感到的深切悲痛”。这促使西蒙诺夫在《文学报》的惊人悼词（《作家的神圣职责》）中主张：“苏维埃文学的最高任务，就是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子孙后代，描述不朽的斯大林的伟大和天才。”这篇文章激怒了赫鲁晓夫，坚持要把西蒙诺夫调离《文学报》。整个1954年，西蒙诺夫仍忠实于自己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出身，在办公桌上放置一张自己特别喜爱的斯大林像：斯大林在凝视伏尔加至顿河的运河——恰恰也是古拉格劳工的纪念碑。斯大林在世时，西蒙诺夫从没在自己办公室或住所里悬挂他的肖像，现在这样做是为了表达对“叛徒”和“野心家”的愤慨。那些人在斯大林活着时高歌自己对领袖的爱戴，等他一死就大加谴责。西蒙诺夫回忆：“促使我[摆放画像]的不是斯大林主义，而是近似于高尚的或知识分子的荣誉的想法。”西蒙诺夫不愿背弃自己的过去，他还在1955年的诗集中收入一首委实可怕的《斯大林颂歌》。它写于1943年，以前一直没有发表，诗中称赞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
1943年的西蒙诺夫。工作时，西蒙诺夫非常严肃；向下属发出指示时，一脸深思熟虑，口叼石楠烟斗，像是在模仿斯大林。
1946年，西蒙诺夫当选为作协领导。1950年3月，任苏联主要文学报刊《文学报》的主编。斯大林特地要他利用社论，对冷战时期的文化政治勾画出另一种独立视角，表面上显得不同于克里姆林宫立场，以满足文学知识分子的愿望，而实质上却不偏离针对西方的强硬政策。这显示，斯大林完全信任西蒙诺夫，才委以如此微妙和尴尬的任务。
1949年，西蒙诺夫（前排右三）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明斯克参加苏维埃作家大会。
供人瞻仰的斯大林遗体
1948年（左）和1953年（右）的西蒙诺夫。西蒙诺夫担任作协领导之后，所担负的政治责任给他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方面他要参与斯大林对于文化界的镇压行动，另一方面又往往承受良心的责备。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这种冲突都几乎把他摧毁。这从他的容貌变化上就有明显的体现：1948年，33岁的西蒙诺夫似乎还是个年富力强的青年男子；仅仅5年之后，他已头发斑白，活脱脱是人到中年。他的手患上了神经性的皮肤病，只有酗酒才能让他镇静下来。
西蒙诺夫在批判爱伦堡之后，又向自由派解冻中的其他先锋作家，发起一系列攻击。他在1954年7月《真理报》的重要文章中，谴责文学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排斥，愈益趋向讽刺文学。西蒙诺夫特地点了乌克兰剧作家亚历山大·科尔涅伊奇克的名，批评他放弃了剧院的重要职责，借用西蒙诺夫的界定，即“教育苏维埃人民如何去爱护和珍惜苏维埃制度”。
作为《新世界》的主编，西蒙诺夫也反对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的爆炸性小说《不是单靠面包》，这份来稿想以连载的形式在《新世界》发表。这是有关发明家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名物理教师，致力于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但由于小腐败和苏维埃官场的低效，他的独具匠心遭到了扼杀和破坏。在西蒙诺夫1956年发表它之前，坚决要求杜金采夫缓和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因为他担心这部小说可能引发对整个制度的质疑。即使有了西蒙诺夫要求的改动，这本书仍被改革者欢呼为反对当权派的攻坚生力军。该小说的第一次公开讨论，吸引许多人来到作家协会，学生们为了听到辩论甚至攀援水管爬到二楼窗外，最后只好请来骑警驱散人群、维持秩序。《新世界》拒绝发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西蒙诺夫对此负有直接责任。1956年9月，他代表该杂志的编委会写信给帕斯捷尔纳克，解释出于政治考虑的反对意见。这部小说以俄国革命和内战为背景，是史诗般的人生戏剧。1958年，苏维埃领导人发起运动，迫使帕斯捷尔纳克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就反复引用了该信。西蒙诺夫对这部小说评价甚低，曾写信给儿子说，这是“一部庸俗主义的作品，既卑鄙，又刻毒，有的地方更是赤裸裸地反苏维埃”。西蒙诺夫的观点是，小说提出的核心问题——俄罗斯知识分子接受1917年10月革命的决定是否正确——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笔下，其答案只能是否定的：知识分子决定跟随布尔什维克，却背叛了自己对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文化和人类的职责。在西蒙诺夫看来，这种偏见不仅使之成为一部反苏维埃小说，而且侮辱了整整一代专业人士，包括自己的母亲和继父。他们留在苏俄，为布尔什维克工作，不是出于政治选择，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是俄罗斯爱国者。
随着解冻的深入，赫鲁晓夫的改革者在苏维埃领导阶层占了上风。西蒙诺夫在莫斯科文坛上成了日益孤立的人物。改革的自由精神，与拒绝改变观点的斯大林主义信徒，无法相容。西蒙诺夫在1956年写道：
主编可以要求删除
我诗句中的斯大林，
但无法帮助我赶走
我灵魂中的斯大林。
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发言谴责了斯大林。之后，西蒙诺夫开始驱赶内心的斯大林，过程非常缓慢。
赫鲁晓夫的讲话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在恐怖制度的缓慢消亡过程中，其重要性超过斯大林的去世。自1917年以来，这个恐怖制度一直在统治苏维埃人民。赫鲁晓夫的讲话显示，苏维埃政府终于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划清界限，人们的恐惧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开始渐渐离去。
苏共二十大是斯大林去世后的首次大会，1956年2月14日在大克里姆林宫召开。1355名投票代表与会，期待高层领导解释斯大林之后的路线，论定已死领袖的地位。揭露和谴责斯大林的罪行这个决定是由领导集体作出的——但究竟到何种程度，曾有激烈的争论。早在2月9日，另一个特别委员会曾就1935到1940年之间的党员迫害，向中央委员会提交调查结果，让高层领导大吃一惊——无论是逮捕和枪决的庞大规模，还是这恐怖浪潮所依托的证据捏造——临到苏共二十大的前夕，才决定在封闭的秘密会议上向大会代表披露真相。讲话文稿是集体起草的，但赫鲁晓夫是披露真相的主要推手，并充任2月25日的发言人。
赫鲁晓夫的动机很复杂，但仍是勇敢之举，因为其他的党领导人，如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显然都犹豫不决，不愿揭露自己曾扮演重要角色的现政权的罪行。赫鲁晓夫在2月9日的讨论中呼吁采取大胆措施：
究竟是什么样的领袖，会摧毁每一个人？我们必须勇敢地讲出真相……我们曾与斯大林一起工作，但这并不连累我们。随着真相的浮现，我们必须予以公布。否则，我们就在赞同他的行为……我们可以响亮发言，不以为耻，无需害怕，绝不满足于心胸狭窄的诡辩。
披露真相也有利于赫鲁晓夫对权力的觊觎。他利用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打击或威胁主要的竞争对手，并在欢迎解冻和政治改革的社会群体中，建立起自己的支持基础。但最重要的，像党的其余领导人一样，赫鲁晓夫也许还在担心，如果不公布斯大林的罪行，人民将会接过发言权。在解冻的气氛中，党的批评者将会指责高层领导人人有责。最近刚从劳改营归来的一名党内老同志，向赫鲁晓夫提出警告：“要么，你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告诉他们；要么，你会发现自己也在接受审查。”赫鲁晓夫的讲话，特地提及这位老同志的证词。赫鲁晓夫给人一个印象：党领导只是在最近，经由2月9日的调查结果，才发现大恐怖的真相。他得以将责任推到斯大林的头上，以“不知情”的理由洗脱其他领导人的嫌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赫鲁晓夫为1935年以来党的不公提供了开脱罪责的解释：斯大林个人应负全部责任，其他领导人反而成了他“滔天罪行”的受害者（即使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追随者，也罪不该死）。没有怪罪苏维埃制度的问题——只有“克服个人崇拜”的问题。整个讲话的目的是要重新恢复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以保密的需要来结束他的讲话：
这个议题不得传到党外，更遑论媒体。这就是为何我们要在封闭会议中谈论此事……我们绝不向敌人提供弹药，绝不袒露我们的伤口。我相信，大会代表都明白这一点，都会遵行不悖。
他发言完毕，会场中一片死寂。大会代表之一亚历山大·雅可夫罗夫——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开放政策的领军人物——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坐在楼座上，记得很清楚，赫鲁晓夫发言之后，把我紧紧攫住的，如果不是绝望，那就是一种深沉的忧虑。大厅中的寂静简直是高深莫测，没有椅子的吱吱嘎嘎，没有咳嗽，没有窃窃私语，没人注视旁人——或出于对刚刚发生的事件的猝不及防，或出于紧张和恐惧……我们都低下头，鱼贯离开会议大厅。
离开大厅走进玄关的大会代表中就有西蒙诺夫。他站在那里良久，陷入了震撼和混乱，一边吸烟，一边与中央委员会文化顾问伊戈尔·切尔诺乌索夫交谈。切尔诺乌索夫回忆：“我们已知道很多，但真相以如此方式坍塌于眼前，仍被惊得目瞪口呆。这是真相的全部吗？”
* * *
西蒙诺夫自己的去斯大林化，进展得十分缓慢。苏共二十大的真相披露，使他既兴奋又震撼，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予以接受。对于西蒙诺夫而言，斯大林政权的道德考验在于其在战争中的表现。他在创作伟大的战争小说《生者与死者》（1959年）时，就开始面对战争所提出的道德问题，即该政权对生命的肆意糟蹋。这部小说涉及许多从未见于公众讨论的问题：大恐怖对军事指挥的巨大破坏，战争初期席卷苏联的混乱和困惑，互不信任的气氛，不称职军官白白牺牲了众多生命等。西蒙诺夫凭借自己的日记和战争记忆，通过一系列生动场景重现战争历史，其中的官兵面对各种障碍，想方设法应付突发事件，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展现了人们因战争经验而改变，在敌人面前变得更加坚强团结，暗示这种个人精神就是苏维埃胜利的根本原因。以前，西蒙诺夫一直把斯大林的领导当做战争的关键因素。但在《生者与死者》中，他开始重新评估斯大林的作用，逐渐转向民粹主义的观念——他将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作进一步的阐述——赢得战争的是苏维埃人民，尽管有斯大林的欠缺，仍然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如西蒙诺夫所揭示的，斯大林在军界的腥风血雨，造成了混乱和不信任，直接导致了1941年的军事灾难；像他小说中主人公那样的普通人，却以爱国主义精神和主观能动性，扭转乾坤，转败为胜。西蒙诺夫曾在日记中触及这一类想法，那些从1941到1945年的日记，充满了对战争的观察。1953年之前，他也与朋友讨论过，包括作家拉扎尔·拉扎列夫。但西蒙诺夫1960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文学之夜承认，他“缺乏足够的公民勇气，不敢在斯大林在世时公布这些想法”。
对斯大林，西蒙诺夫一生都有一种感情依附。他自己的历史和身份，与斯大林政权紧密相连，以致无法彻底否定斯大林的遗产。出于这个原因，西蒙诺夫也无法全心全意地拥护赫鲁晓夫的解冻——在他眼中，这似乎是对斯大林的背叛，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领袖，同样也是对自己过去的背叛。他无法否定自己，也就无法否定斯大林。即使在赫鲁晓夫解冻的高潮，西蒙诺夫仍坚持斯大林专政的多项教条。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中，他就坚持强硬派立场。西蒙诺夫1957年从加尔各答写信给阿列克谢说：“数千人丧生于匈牙利事件，但英国在印巴分治中洒下更多鲜血，而且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西蒙诺夫认为，这是苏维埃在布达佩斯采取行动的动机]，而是为了挑起宗教仇恨和叛乱。”
1956年之后，西蒙诺夫在自由改革派的眼中，是一名顽固守旧的斯大林主义者，但在顽固斯大林主义者的眼中，又是一名危险的自由主义者。但实际上，在整个赫鲁晓夫时期，他只是一名温和的保守派。他承认斯大林的错误，看到适度的政治改革的必要，但他继续捍卫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创建的苏维埃制度，视之为人类进步的唯一坚实基础。他在给阿列克谢的信中说：“我们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犯了错误，但在承认错误的同时，不应动摇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共产主义原则仍是正确的。”
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上台，西蒙诺夫温和的保守主义获得了官方的青睐。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逐步被逆转，克里姆林宫反对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西蒙诺夫成为苏维埃文学当权派中的元老。他的著作获得广泛出版，并在苏维埃学校和大学中列作标准的课外读物。他经常出现于苏维埃媒体，并作为苏维埃文学的官方代表而周游世界。即使以苏维埃精英的标准看，他都是在享受特权生活。
1970年5月9日，即苏维埃1945年胜利的25周年，西蒙诺夫接受《社会主义工业报》的记者采访，澄清自己对战争结束以来苏维埃历史的立场：
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历史。我现在所知道的大大超过我在战争刚结束时所了解的。当然，我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我的主要感觉是，我们当年的事业是正义的。今天，你周游全国看到各地的建设，看到已完成的和正在做的，就会有这种感觉。在战争中，条件非常艰苦，许多人丧失生命，我们的人民承担了必须作出的牺牲。假如他们在那个艰难奋斗中失败了，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是今天的模样，就不会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有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和自由的世界斗争。所有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全靠我们的胜利。
对西蒙诺夫那一代人来说，战争是他们人生中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他们大约出生于1917年大革命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渐趋成年，基本价值观全由斯大林政权所塑成，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陆续退休。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怀念战争年代，视之为自己青春时代的顶峰。那时讲的是同志友爱、同甘苦共患难；那时的“人品变得更好”，因为大家必须互助互信；那时的生命有更大的目标和意义，因为在他们眼中，国家的命运似乎取决于他们对战争的个人贡献。这些老兵把战争岁月当做齐心协力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大家都为胜利作出巨大牺牲。他们回顾1945年，视之为苏维埃历史和记忆中几近神圣的时空存在，借用老兵兼作家康德拉季耶夫的话即是：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毫无疑问，战争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因此，我们不愿以任何方式来贬低我们的人民在那可怕、艰苦、难忘的岁月中的伟大成就。我们对所有阵亡的士兵的记忆如此神圣，我们的爱国情怀如此纯洁、如此深沉。
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等于在向世人提醒苏维埃制度的成功。在忠诚公民的眼中，包括西蒙诺夫，1945年的胜利使苏维埃政权和1917年之后的一切变得合情合理。但大众对战争的记忆——被当做人民战争——又代表了对苏维埃专政的潜在挑战。战争恰恰又是“自发的去斯大林化”时期，它不同于其他时期，苏维埃人民被迫为自己的行动负责，自发组织起来投入战争，往往没有高效的领导，或党的掌控。正如战后政权所担心的，这种自由和自主的集体记忆如果引发政治改革的思想，就会造成危险的局面。
许多年来，战争的记忆一直在苏维埃政权的公众文化中遭到淡化。1965年之前，胜利纪念日甚至不是苏维埃的法定节日，只是听由退伍军人团体自行操办庆祝活动和游行。政府严格审查有关战争的出版物，在政治上控制战争小说，并从公共图书馆撤走战时报纸。1956年之后，对战争回忆的管控得到部分放宽，二战老兵的回忆录出现于出版物中。年轻时曾参与战争的作家纷纷发表往事回忆和小说，以自身经验来描绘现实中的士兵——通常被称为“战壕中的真相”——成为政治宣传版本的道德制衡。但这些出版物已处在赫鲁晓夫解冻允许的边缘：党愿意将军事挫折归咎于斯大林，但不允许对官方叙事的挑战；仍坚持认为，共产党的纪律和领导是胜利的保证。1962年，政治局的意识形态主管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告诉格罗斯曼，其战争小说《生存与命运》的出版至少还要等200年（它最终于1988年在俄罗斯首次出版）。那部小说的原稿送交《旗帜》杂志后，即受到了克格勃的截获。
勃列日涅夫政权对战争记忆实施更加严密的控制，利用苏维埃的胜利纪念日来展示人民的忠诚和政权自身的合法性。1965年，胜利纪念日成为苏维埃的法定节日，党的全体领导出席排场讲究的庆祝活动，亮点是红场上的阅兵式。新的武装力量博物馆开幕，浩如烟海的展示品将战争记忆提高到崇拜的水平。两年后，克里姆林宫墙的附近建起无名战士墓，迅速成为苏维埃国家的圣地，苏维埃的新郎新娘都会例行到此致敬。伏尔加格勒（以前的斯大林格勒）完成于1967年的哀悼纪念场地上，站立着一座巨大的俄罗斯母亲雕像，手持宝剑，身高52米，是世界上最高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不断重复的“两千万人死亡”进入苏维埃的政治宣传，成为救世主一般的象征，诠释苏联为解放全世界所付出的无可比拟的牺牲。
西蒙诺夫自己曾是一名军人，亲眼目睹过太多的战争现实，无意参与对公共记忆的操纵。对战争的意义和苏维埃胜利的原因，他已思考多年，这种思索更成了他对斯大林和苏维埃制度的道德反思：耗费这么多生命来赢得战争是否合理？鞭策人们坚持到胜利的到底是强力，抑或是更深层的东西，即与政治无关的爱国主义精神或坚忍耐力？西蒙诺夫在人生的最后10年，广泛收集士兵的回忆录和证词，到逝世时的1979年，已积累大量回忆录、书信和几千小时的录音采访。其中许多证词用于“七个章节的诗意电影”《大兵出走》（A Soldier Went，1975年），每一篇章反映士兵经验的不同侧面，对士兵的采访和西蒙诺夫的作品朗诵交替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战争的恐怖与士兵的痛苦，在电影中变成了活生生的东西。那些士兵被描绘为普通人，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勇气和韧性。该电影的最长章节之一阐述了士兵的受伤，其中有一名步兵，受伤7次，仍继续朝柏林挺进。这部电影是献给普通军人的——数百万受到忽视的无名英雄，以勇气和耐力赢得了苏维埃的胜利——它出自一名作家之手，其战争著作往往采取军官的视角。据该影片的导演玛琳娜·巴巴克（西蒙诺夫当时的情人）说，西蒙诺夫这一尊崇行为带有强烈的个人动机，因为“西蒙诺夫认为，自己在生活中从没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巴巴克回忆：“西蒙诺夫坚持，他自己不应在电影中出现。他还说，自己不配站在一名士兵的旁边。”
这部电影还是遇上了麻烦，军方对其中坚韧不拔的现实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战争理念，均不以为然（审查员坚持增加一个篇章，以献给作为战争领袖的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认为，所有纪念人民在战争中受苦受难的尝试，都是对政府的挑战。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蒙诺夫的许多战争著作，或被禁止出版，或以删减后的版本出现。他始于1941年的战争日记，成书为《战中百日》（A Hundred Days of War），计划在1967年出版，尽管向党领导发出了个人请求，仍得不到苏维埃审查员的批准（该书最终出版于1999年）。同样的命运降临于西蒙诺夫的另外一部文集，关于朱可夫及其1941至1945年的战争日记——《战争中的不同时日》（Various Days of War），大幅削减后才于1977年出版。他的纪录片《如果你珍惜自己的房子》（If Your House Is Dear to You），经受了与审查员的长期斗争和大刀阔斧的删减，才于1966年问世。而他的小说《军人不是天生的》（1964年），即《生者与死者》的第二部，其电影版遭到苏维埃审查员如此拙劣的阉割，以致西蒙诺夫在最终版本中撤下了自己的小说原名和作者署名。1967年，该影片上映时改名为《惩罚》（Retribution）。
与审查员的斗争，更使西蒙诺夫下定决心要找出战争和斯大林政权的真相。从这时起，他的笔记本充满了与斯大林见面的回忆。他自我审问，跻身于这位独裁者的侍从行列时，自己对斯大林的罪行究竟知道多少，不知道（或不想知道）多少。他对斯大林的谎言和谋杀了解得越多，就越想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西蒙诺夫于1966年写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虽有疑问，但仍热爱斯大林。时至今日，明白了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既不爱他，也不能再爱他。如果我早已知道我现在才明白的，我当时就不会爱他。”
西蒙诺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愈益懊悔自己在斯大林政权中的所作所为。他仿佛在赎罪，尽力推介在斯大林时代受审查或迫害的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西蒙诺夫受妻子的鼓励，成为苏维埃前卫艺术的收藏家和拥护者（他为长期被遗忘的艺术家弗拉基米尔·塔特林，举办了回顾展览会）。他在争取出版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的作品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还努力策划了雅洛斯拉夫·哈谢克的《好兵帅克》的俄文翻译。他资助曾遭受迫害的作家——包括博尔切戈夫斯基、维拉·帕诺娃、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并在住房、就业、重新加入作家协会等方面，仗义执言。
1966年，西蒙诺夫开启一个过程，其顶点便是《大师与玛格丽特》一书的发表。它是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颠覆性的社会讽刺杰作，描述一个魔鬼来到莫斯科，通过无政府式的恶作剧，引出人们身上最恶劣的本性。它在斯大林活着时根本无法出版，1940年作者去世，之后一直藏匿于抽屉中。1956年，西蒙诺夫成为负责布尔加科夫文学遗产的委员会主席，因为作者的遗孀艾莱娜·布尔加科娃是自己母亲的老相识。西蒙诺夫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交给热尼娅·拉斯金娜。其时，她任职于《莫斯科》杂志，需要激动人心的文章来增加订户数量（直接影响到该杂志的地位和财政补贴）。文学解冻之后，《莫斯科》已变成一份相当沉闷的出版物。但热尼娅能否让此书通过正在收紧的审查，西蒙诺夫深表怀疑，甚至建议艾莱娜·布尔加科娃接受某种删减，以求发表。整个周末，《莫斯科》主编叶夫根尼·波波夫金都在乡间别墅阅读这份手稿。他向热尼娅坦承，尽管知道这将使自己成名，但仍心有余悸，建议热尼娅将手稿转交《莫斯科》另一位曾当过审查员的编辑——他与文学审查委员会关系不错，改任编辑后所呈送的手稿，从未遭到审查员的拒绝。凭借这位前审查员的帮助，布尔加科夫的手稿获得通过，只作了相对轻微的删减，从1966年11月起，在《莫斯科》分期发表。该杂志的11月号（15万份）过夜即售罄，大家纷纷订购随后两年的杂志，为了争睹布尔加科夫神奇小说的后续连载。在苏维埃读者的眼中，这在勃列日涅夫初期的压抑气氛中，似乎是一大奇迹。热尼娅和西蒙诺夫为他们的成功而感到振奋，将审查员所删减的片断，汇集粘成一个剪贴簿，以纪念这个历史性事件。他们一共做了三本：西蒙诺夫、热尼娅和艾莱娜·布尔加科娃各留一本。
西蒙诺夫对这些举措的支持成了他在政治上的公开宣言。他参与抢救受压制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与苏维埃政权的自由派结成了同盟。他自觉投入这些努力（他已没有苏维埃机构或杂志的任何公职），赢得了艺术家和作家的尊敬，并当选为文学委员会和类似组织的主席，例如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央文学家之家（the Central House of Literature）。以亲西方和反苏维埃的自由派的眼光来看，西蒙诺夫并没变成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但像勃列日涅夫时代许多共产党改革者一样，他愿意接受苏维埃制度的政治文化发生根本变化。西蒙诺夫并没公开批评勃列日涅夫政府，但在私下里反对它的许多政策——至少包括1968年8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以镇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改革派政府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的危机是西蒙诺夫的政治观念演变中的重大转折点，使他变得激进。他开始质疑，一党制以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停滞形式存活下去，是否可能？乃至有必要？他的儿子认为，西蒙诺夫如能多活几年，肯定会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当然，他作为一名资深党员只能走到这一步。譬如，他唯有彻底打破他的党员模式，方能站出来支持索尔仁尼琴，但他还做不到。我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为了克制自己又在强迫自己作何斟酌。但我知道，他在政治上一直在演变。对我来说，这是他最卓越的品质——他永远具有改变的能力。
西蒙诺夫最后几年政治观念的发展，与审视自己的过去有密切联系，他愈益后悔自己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行为。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塑造自己行为的政治制度也持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态度。据当时最接近西蒙诺夫的拉扎尔·拉扎列夫说，他的痛悔有时如此强烈，几近于自我厌弃。拉扎列夫回忆，西蒙诺夫会在公众场合鞭挞作为作家和作为人的自己。西蒙诺夫以自嘲、自我讽刺闻名，他的朋友和崇拜者，视之为他个人魅力的一部分。但有时他们必然意识到，他的自我批评竟来自他更深层的冲动。1965年，中央文学家之家为他举办50岁生日庆祝会。有700多名宾客出席，整个晚上都是对西蒙诺夫的赞誉之声，反而令他显得有点不耐烦。晚会结束时，他因情绪激动而明显有些颤抖，他走近麦克风，作了下列异乎寻常的发言：
在这样的场合——有个人活到了50岁——当然，大家主要是记起他的好。但我想对这里的客人，即聚集于此的同志们说：我一生中做的许多事，自己都会感到惭愧；我所做的，并不是每一件事都好——我明白这一点——我的处世行事，并不总是遵照最高的道德原则——既不是公民的最高原则，也不是人类的最高原则。在我的人生中，有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感到颇不满意；有的场合，我当时的行为缺乏足够的毅力和勇气。我知道这一切。可以这么说，我现在说出来，并不是为了悔改，那是个人的私事；而是为了要记取教训，方可免犯同样的错误。我将尽量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从现在起，不惜一切代价，我将不重复我以前的道德妥协。
这种悔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演愈烈。他为20世纪30年代写的关于斯大林和白海运河的文字而自责，懊悔参与斯大林政权的战时宣传，亦步亦趋于斯大林的谎言，以“犯罪行为”和“叛国罪”谴责1941年下令撤退的苏维埃将军。对自己1946年到1953年在作家协会的可耻行径，他也追悔莫及——回忆起那些年份，就会感到痛苦。他在有关法捷耶夫的文章中写道：“如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有很多事是不堪回首的；另有更多的事，甚至难以解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西蒙诺夫一直在作自我审视，尝试弄懂自己在作家协会的行为。他审问自己的记忆，为自己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中的角色写下个人的观察，几易其稿，至今仍锁在他的档案中。然而，他从未试图捍卫或辩护自己在那些年中的所作所为。拉扎列夫回忆，1970年的一个夜晚，大家在西蒙诺夫的房子里庆祝他的55岁生日。作家亚历山大·克里维斯基传阅西蒙诺夫1946年的一张照片时，建议在座客人借用一首著名歌曲的歌词（“如今的他，依然一如当初”），来向主人敬酒。拉扎列夫对其中的寓意——西蒙诺夫仍是斯大林主义者——不以为然，提出下一轮祝酒，应该为主人的勇气干杯，因为他“并不害怕改变和告别过去”。接下来是一场激烈的争论：西蒙诺夫是否已经改变？改变一事到底是好还是坏？第二天，拉扎列夫打电话向西蒙诺夫道歉。但是，西蒙诺夫并没感到任何的不妥。拉扎列夫回忆：“恰恰相反，他说，那场争论很有教育意义，因为它帮助他定下决心：一个人有所改变，只要变得更好，当然是好事。”
西蒙诺夫在20世纪70年代的活动，大多出于想将功赎罪，弥补自己的过去。斯大林主义者当年对犹太作家的攻击，他仍记忆犹新，于是他带头发起了一场对莉利亚·布里克的勇敢辩护。她是马雅可夫斯基后期诗歌的缪斯，却遭到苏斯洛夫手下评论家的强烈攻击。他们以公开反犹的姿态，要求在马雅可夫斯基的人生叙述中抹去布里克的存在，以剔除这位伟大的苏维埃诗人的犹太因素。西蒙诺夫后悔自己1954年对爱伦堡的攻击，组织出版了爱伦堡的战争新闻报道，其中收录了西蒙诺夫写于1944年的一篇文章，称颂爱伦堡是所有战地记者中最好的。这本书问世于1979年，即西蒙诺夫去世前不久。西蒙诺夫在医院里收到出版社送来的一册书后，打电话给编辑此书的拉扎列夫，称自己非常高兴和欣慰，因为他已与爱伦堡“讲了和”。
但在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改革派中，还有不少人对西蒙诺夫痛改前非的自由主义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一位资深的斯大林主义者从根本上改造自己，似乎不大可能。西蒙诺夫为某种自由事业挺身而出时，总有人怀疑其中的虚伪。索尔仁尼琴写道：“西蒙诺夫是一个多面人，既是崇高的文学殉道者，又是受人尊敬的保守派，同时与所有官方机构保持联络。”
有时，西蒙诺夫的表现又与自由主义的倾向大相径庭。例如，他参与了克里姆林宫对文学年鉴《大都会》（Metropol）的迫害。它的编辑是维克托·叶罗费耶夫、叶夫根尼·波波夫、瓦西里·阿克肖诺夫，同时又由阿尔季斯公司（Ardis）在美国出版（日期和地点仍用“莫斯科，1979年”）。《大都会》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版物，如叶罗费耶夫所宣称的，只是一个“在停滞情况下与停滞作斗争的尝试”。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年迈领导人，震怒于这种对出版物控制的挑战，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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