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杨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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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就停不下来的北洋军阀史：皖系试读：
前言
“武力统一”——多少往事多少梦提及北洋军阀的统治，近代史方面的研究者通常将其统治时期划定为1912年到1928年间，也就是自民国元年到张学良东北易帜。其中，袁世凯的统治期为四年（即1912年到1916年），皖系统治期为四年（即1916年到1920年），直系统治期为四年（即1920年到1924年），奉系统治期为四年（即1924年到1928年）。每一个前任者的衰亡，往往就伴随着继任者的崛起。
直系、奉系当国的时候，其实北洋系已经四分五裂，他们说是在主持国政，其实都处于互相牵制的状态：直系在北京执政的时候，不能干涉东三省的军政事务；而张作霖在东三省执政的时候，直系的吴佩孚控制着两湖，孙传芳控制着东南。真正在袁世凯之后把持着中央政权，并且可以达到号令北洋的，其实只有皖系军阀的统治时期。在皖系主政时期，北洋系逐渐走向分裂，最终随着直皖战争的爆发而分崩离析。
北洋军阀内的派系之别，其实是封建社会朋党政治的一种改良模式。朋党政治是古代政坛的一种普遍现象，历朝历代的皇帝最痛恨的就是“结党营私”，因此一旦发现必然轻饶不得，但越是打压，反而越是猖獗。比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最为痛恨的就是结党，在位时的“胡惟庸案”“蓝玉案”牵连甚广，为的其实就是要根除党社。结果纵观有明一朝，朋党政治可以说达到了历史顶峰，明晚期除了出现大名鼎鼎的“东林党”，还有“浙党”“秦党”“齐党”“楚党”“宣党”等。
到清朝，朋党政治依然屡禁不止，只是不如明朝那么泛滥。这种光荣传统一直流传到了北洋时代，在清末，北洋军阀就已经形成了两大军阀体系：靠近段祺瑞的，被称为皖系；靠近冯国璋的，被称为直系。段祺瑞有两个优势，一是识时务，二是知进退。这两点对于混迹官场的人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所以段祺瑞成长得很快，在袁世凯统治晚期，就已经逐渐替代袁氏成为北洋军阀真正的当家人。
在段祺瑞壮大的同时，便有一群人开始围绕在他的身边，担任幕僚性的角色。重要的幕僚包括四位：徐树铮、曾毓隽、靳云鹏、傅良佐。这四个人可以说是能文又能武，其中徐树铮和曾毓隽，堪称皖系的两大护法。除此以外，当时有实力的地方军阀，也竞相围绕到段祺瑞的身边，比如安徽督军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段芝贵、察哈尔都统田中玉，以及北洋将领吴光新、曲同丰、卢永祥等。在皖系的顶峰时，属直系的军阀曹锟和奉系的军阀张作霖，都是投向皖系的。
所以，皖系之所以能够在袁世凯去世后迅速上位，是借由段祺瑞的个人能力，从而使皖系占据了人数上的优势，形成了北洋军阀最早也是势力最为庞大的军阀派别。但是，在现实生活里，生长得过快往往不一定是好事，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皖系军阀就是这样的情形。皖系的成长很快，看起来也是头脑不简单、四肢很发达，但其实因为发展过早、过快，有外强中干之嫌。
首先，皖系军阀有太多的边缘角色，比如直系的曹锟、奉系的张作霖，以及资深“墙头草”田中玉、张怀芝等。其次，皖系军阀内部良莠不齐，除了曾戍边西北的徐树铮，其他的皖系将领大多言过其实，打起仗来临阵退缩者众，冲锋陷阵者寡。最后，皖系军阀内部派系林立，徐树铮和靳云鹏明争暗斗，地方军阀之间也经常争抢地盘，内耗过甚也是皖系军阀很快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最为关键的是，段祺瑞给其他的北洋军阀留下了一个难题。古代的官兵为了“了却君王天下事”去打仗，辛亥革命的革命军为了革命去打仗，北洋军却不知道为什么去打仗。随着北洋系的偶像袁世凯、段祺瑞纷纷倒下，君权思想的崩溃，上承清朝王庭、下接国民政府的北洋军阀成了历史夹缝间的“特殊的一群”。在击倒了北洋偶像袁世凯之后，段祺瑞并未将自己重新树立为北洋偶像，段祺瑞不行，此后的曹锟、吴佩孚、张作霖更无法成功。
在皖系军阀当国期间，段祺瑞提出了“武力统一”，希冀以“统一”作为驱动官兵舍生忘死的救命稻草。但是，先天营养不良、后天发育畸形的皖系军阀，根本无力推动战争机器的前进，“武力统一”没有帮助皖系军阀抵达顶峰，反而促成了它的过早衰败。以北洋军阀正统自居的皖系军阀，也在独断专行中走向了消亡。对皖系来说，打破了旧的秩序，却又想要利用旧的秩序维持新的面貌，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路线。一武夫当国的时代
武夫们喜欢乱世，就像文人们渴望盛世。乱世造就的是白起、李靖、徐达这样被后世传扬的名将或“战神”，而盛世成就的则是王勃、李白、唐寅这样的风流才子，各有所需，所以也各取所需。古语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天下大事”就像是一对小夫妻，甜美日子过久了就要打一架，打完了架想起彼此的好又要破镜重圆。从三皇五帝，到唐宗宋祖，终于嬉闹到了民国，清廷残喘，军阀割据，历史这桩闹剧终于轮到了最高潮的戏份儿。序篇：从天津武备学堂开始
公元1895年，一代枭雄袁世凯接受了慈禧太后的懿旨，赶到天津小站练兵。为了寻找合格的教员，以及扩充势力的需要，袁世凯找到了天津武备学堂的总办廕昌，廕昌给袁世凯推荐了四个在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他们分别是冯国璋、段祺瑞、梁华殿和王士珍。这四个人中，除了英年早逝的梁华殿，其他三人日后都成了北洋系中的顶梁柱。袁世凯非常信任段祺瑞，授予了他炮队第三营统带兼炮队兵官学堂监督的职务，日后他更是成为北洋之“虎”和袁世凯最为倚重的“重将”。同时，他也是皖系军阀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一）
翻开早期的民国政治史，它的主要剧情几乎都围绕着两类题材展开，一类是侠客列传，一类是厚黑官斗，那些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浪潮中占据主动的人物，往往都是这两种模式的集大成者。我们首先说说皖系的主人公段祺瑞，他的早年和晚年几乎都类似侠客列传，而整个政治生涯也都弥漫着一种厚黑气质。这个人很复杂，复杂得一两句话很难说得清楚，借用评书里惯常用的口吻：列位看官，听我从头道来。
段祺瑞出生在安徽六安县（今安徽省六安市），安徽简称“皖”，这也就是皖系军阀名字的由来。说起来，六安段氏也并非无名之辈，段祺瑞的祖父段佩，字韫山，早年曾和日后成为“台湾第一巡抚”的刘铭传一起贩过私盐，后来还办过团练，因为镇压捻军有功，官至淮军统领。当时六安当地的土豪刘楠、刘枢为祸乡里，段佩将二人诛杀，却因此得罪了刘氏。待段佩领兵在外，只留下妻子儿女在家时，刘氏族人趁机报复，段氏一族不得不举家搬迁到寿州炎刘庙（今安徽省六安寿县炎刘镇）。1870年，段佩回乡探亲，才得知此事，于是又举家搬迁到合肥城西桥大陶岗（今肥西县三十岗乡陶岗村）定居。此时的段祺瑞已经五岁，他的父亲段从文不似祖父那般骁勇，是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
1872年，段佩迁任铭军直属马队三营统领，段祺瑞就随军来到江苏的兵营里，在附近的私塾读书。段祺瑞七岁了，已经是一个少年，可以说早年的随军生活对他此后的人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此时的清政府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军人逐渐成为掌握着时代走向的群体，戎马倥偬的环境也给段祺瑞此后的境遇埋下了伏笔。
1879年4月22日，段祺瑞的祖父段佩（以功累保提督衔记名总兵、励勇巴图鲁，授荣禄大夫、振威将军）去世，段祺瑞哭送灵柩归葬合肥城西桥大陶岗。当时的军队已经完全不似从前，所谓的授衔也不过是一纸空文，职位一空缺出来马上就有人顶上去，国库入不敷出，除了口头表扬，也没有太多物质安慰。于是，段家从此家道中落，段祺瑞在侯大卫庄续读一年私塾以后就不得不辍学了。
务农的生活对于段祺瑞来说是枯燥而又漫长的，他并不甘心一生都像父亲一样做个农民。1881年，段祺瑞和父亲段从文、母亲范氏进行了一次交谈，表示愿意效仿自己的祖父段佩去参军。当时段氏一族中，仍然在从军的有在山东威海卫担任管带的族叔段从德。安徽到山东远隔千里，段从文身上虽没有多少钱，但是看到儿子去意已决，段从文还是拿出了一块银元交给段祺瑞。就是靠着怀里揣着的这一块银元，段祺瑞徒步行走了十天两千余里，到达山东威海卫投奔了段从德。
管带这个职务最早设置于神机营，当时称为专操管带，到了光绪末年巡防队模仿当时的新军编制，马队和步军也设置了管带，上面设有统领官，下面是哨官和哨长。段祺瑞找到段从德以后，段从德给段祺瑞的官职是“哨书”，就是跟在哨官或是哨长屁股后面的随从，其实已经称不上是什么“官职”，就是随便给了他一个差事。段从德不过是段祺瑞的族叔，对他也谈不上有什么照顾，想来段祺瑞的这段生活过得也非常艰难。
在抵达威海卫一年以后，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因为担心他的生活，专门到威海卫来看望段祺瑞。让段祺瑞意料不到的是，在返回安徽的途中，段从文被同行的人害死。获悉此事的段祺瑞如闻晴天霹雳，向上面请假奔丧，却未予通过，只好致函合肥知县，请求缉拿凶手。段祺瑞虽然在部队里不是什么要职，但芝麻绿豆大也算是个官，当时知县跟军人比已经完全没有什么权力，急忙缉拿凶手，不久之后破案，凶犯也被正法。尽管如此，段从文的去世还是给段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1883年5月，段祺瑞的母亲范氏因悲伤过度去世，当时段祺瑞的大妹启英十二岁，二弟启辅十岁，小弟启勋只有九岁。
在获悉母亲去世的消息以后，段祺瑞急忙回家治丧，面对着年幼的妹妹弟弟们，十六岁的段祺瑞一人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或许早早经历过生活巨变的人，总是要比同龄人更早熟，遇事也更冷静，正是过早地目睹了这些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才使得段祺瑞能够在日后的仕途中披荆斩棘，也让他更加明白一个人的自强和自立是多么重要。而再次回到军营的段祺瑞，也在静静地等待着自己人生转折点的出现。（二）
公元1885年，也就是清光绪十一年，农历称为乙酉年。乙酉年刚开春，中国就发生了一件大事。1885年2月，广西巡抚潘鼎新逃入镇南关（今友谊关），法军趁机侵入广西境内。早在19世纪50年代，法国就在远东积极推行殖民政策，开始武装侵略越南，但是因为黑旗军在北越进行了积极阻击，使得中国成为法国占有越南的唯一障碍。法国人开始把战火烧向中越边境和中国东南沿海。而广西的将领潘鼎新在法军大举进犯谅山时不战而退，遭到革职。2月底，年近七十的老将冯子材临危受命，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冯老将军不负众望，率部与法军激战镇南关，克复谅山，法军溃败，法相茹费理甚至因此被迫下台。但如此振奋人心的胜利，却没有能够为胜利者换来尊严，清政府反而在4月4日与法国政府在巴黎仓促签订了《停战条件》，又于6月9日在《中法新约》上正式签字，除了向法国人提供更多的特权、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外，还使中国西南门户洞开，从此法国侵略势力伸入云南、广西，从而在战争史上出现了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奇特局面。
同样是在这一年，6月19日，刚好就是在《中法新约》签订的十天之后，为了庆祝美国独立一百周年，法国人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巴托尔蒂在法国筹集十万美金，与“艾菲尔铁塔”的设计师古斯塔夫·艾菲尔一起设计的自由女神像已修造完毕，运抵纽约，一个曾经的大国走向没落，一个新兴的大国正在崛起。历史的命运总是充满了巧合，1204年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显赫一时的拜占庭帝国走向分裂和没落，同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部落，两年后，获得尊号“成吉思汗”，建国于漠北，开创了成吉思汗时代。
而身处时代转折点的段祺瑞，终于等来了属于他的时刻。1885年，洋务派大臣李鸿章在天津设立了天津武备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的课程设置为学、术两科，包括经史文义、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及演试枪炮阵式，造筑炮台营垒新法等。以道员李宗濂为总办，军事教习则多聘用德国退役军官，旨在通过新式教育培养新型的军事人才。学堂的学制一年，后逐渐延长年限，注重实际演练和考核，每天教习都是以德语授课，学生要靠翻译听讲。每天都要摘取宣扬“忠义”的古训写在黑板上，让学生背诵。隔三五天要到军营去，演练筑垒、操炮技术和步、马、炮、工各队攻守战法，检验所学军事知识。每逢月考、季考，李鸿章或是派司道大员监考，或者亲自前往。毕业考试成绩合格者派回本营，量才任用，不合格者留堂补学。
9月，段祺瑞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期预备生。进入天津武备学堂以后，段祺瑞被分到了炮兵科。炮兵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专业，能分到这样的专业，可见段祺瑞考入天津武备学堂时的成绩必然相当优异。在天津武备学堂的日子对段祺瑞来说是艰苦而又快乐的，他牢牢把握住了命运给自己的机会，他“攻业颇勤敏，以力学不倦见称于当时，治学既专，每届学校试验，辄冠其侪辈，与王士珍等齐名于世”，很快就得到了李鸿章的器重。
能够进入全国最高等的军事院校学习，就相当于古时候得了武状元，光宗耀祖不说，也给段祺瑞带来了桃花运。进入天津武备学堂的第二年，段祺瑞就与宿迁举人吴懋伟的女儿吴氏在合肥结婚，构建了自己的家庭。同时，段祺瑞也在天津武备学堂遇到了伯乐，这个人也是对他一生影响深远的人之一，即时任天津武备学堂会办的廕昌。廕昌是满洲正白旗人，曾经到德国留学，归国后，任天津武备学堂翻译教习，后升至学堂会办。段祺瑞的成绩得到了廕昌的赞赏，廕昌也愈加留意这个勤奋刻苦的学生，他们彼此之间也经常私下交往，段祺瑞从廕昌那里学到了更多现代军事知识。1887年11月，段祺瑞以“最优等”成绩从天津武备学堂炮科毕业，随即被派往旅顺口（今属辽宁省大连市）督建炮台。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南端，是当时五大军港之一，是世界闻名的军事要塞，将段祺瑞派往旅顺口，可见清政府对其能力的肯定。此时，段祺瑞的脚步并未停下，廕昌的话还响在耳边，他面对着旅顺口外的惊涛骇浪，渴望着更广阔的天空。（三）
1888年，国王威廉一世和他的继任者腓特烈三世相继逝世，年轻气盛的威廉二世即位后即将“铁血宰相”俾斯麦逼迫下台，尽管如此，德意志帝国的风头依然一时无二。
经过三场战争以后，德意志帝国早已完成了统一，其重工业生产量也逐渐超过英国，在欧洲位列第一。曾经在德国留过学的廕昌，目睹了德意志帝国的复苏和崛起，所以他告诉年轻的段祺瑞，要想飞得高，就得走得远。
在1888年冬天，段祺瑞再次参加了考试，并且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准与其他四位同学一起到德国留学。翌年春天，段祺瑞等人抵达德国，以官费进入柏林军校，在那里学习一年半，其中有一年时间学习炮兵知识，半年时间独自留在埃森·克虏伯兵工厂实习。
在德国的留学生涯对段祺瑞的影响深远，德意志人“武力统一”的铁血思潮由此深深地烙入他的骨血，数十年后，终于成为他的信仰和梦想。
在德国埃森·克虏伯兵工厂实习期间，段祺瑞对现代化炮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得到了清政府官员的高度褒奖，当1890年秋他学成回国时，立即就被派任北洋军械局委员。第二年，段祺瑞就被调到威海卫随营武备学堂担任教官。
在威海卫随营武备学堂任教时，段祺瑞赶上了甲午战争。1895年1月20日，日本的大山岩大将指挥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荣成湾登陆，随后对威海卫南岸炮台发动进攻，威海卫之战打响。在威海卫之战中，段祺瑞与他的学生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为阵地搬运炮弹，帮助部队抗击日军。可以说，威海卫之战是日后的民国总理段祺瑞与日本人的第一次正面相遇，但段祺瑞恐怕不会想到，日本人未来会在他的仕途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2月14日，威海卫营务处提调牛昶昞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签订《威海降约》，三天后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3月9日，日军攻陷田庄台，清朝六万多大军便由辽东全线溃退。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原北洋舰队官兵被全部遣散，清政府更是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但也正是这一场惨败，反而给段祺瑞带来了政治生涯中新的契机。
就是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不久，天津武备学堂总办廕昌的家里忽然来了一位贵客。这位贵客五短身材，脑袋大脖子粗，但既不是老板也不是伙夫，而是刚刚受命到天津小站负责扩练“定武军”的袁世凯。当时的袁世凯正处在政治生涯的起步阶段，因为在外驻朝鲜时有效地镇压了“甲申政变”，有“知兵”之名，受到了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章的赏识，所以被保举替代安徽人胡燏棻在小站练兵。
在抵达天津小站以后，袁世凯将“定武军”改为“新建陆军”，随后着手组建了自己的领导班子。说到袁世凯组建领导班子的思路，就得说到袁世凯的偶像曾国藩。曾国藩当年组建幕僚，用的是李鸿章这样的文人，袁世凯自然加以效仿，他的左膀右臂就是徐世昌和唐绍仪。徐世昌跟袁世凯是老朋友了，两个人在光绪五年（1879年）就认识了，后来袁世凯穷困潦倒时，徐世昌还资助过袁世凯，算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唐绍仪曾经在天津的税务衙门工作，后来因为工作调度到了朝鲜，从而认识了袁世凯，说起来也算是同过生死、共过患难的刎颈之交。
这两大幕僚虽然都是满腹韬略，但毕竟都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德国教官也就是把握总体的方向，这实际工作还得找本地的军人来做。另外，袁世凯也有自己的小九九，除了练兵他还要培植自己的亲信，在那个年月，国家最为倚重的就是军人，控制了军人无疑就是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咽喉。而要找人才最多的地方，首选就是天津武备学堂，于是，袁世凯自然而然想到了廕昌。
廕昌给袁世凯推荐了四个人：冯国璋、段祺瑞、梁华殿和王士珍。这四人中的梁华殿到小站没有多久，就掉水里淹死了，而其他的三个人则慢慢成了袁世凯最为倚重的亲信，成为日后的“北洋三杰”。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步兵学堂总办兼统带，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统带，王士珍为工程兵学堂总办兼统带，就是既可以练兵也可以带兵，其实在练兵之初就设立了无形的上下级关系。段祺瑞和皖系军阀就是在这一天开始了成长之路，随后的历史证明，他们成长的速度无疑是最快的。一、虎啸深山：小站练兵奠定北洋地位
甲午战争对于腐朽的清王朝来说是当头一棒，之前慈禧老佛爷还能够摆出大国的姿态对西洋人割地赔款，但随着甲午战败，她老人家赫然发现不仅是西洋人，连一衣带水的小国日本都能够在大清国的身上作威作福了。伴随着甲午战败，有两个声音开始频繁出现在社会上，一个是“练兵”，一个是“立宪”。当时几乎连紫禁城的门房老大爷都知道中国需要“变”，求变就如同求生。既然给洋人打败了，那就学着洋人的模样，于是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立宪”的口号那时候喊得还不够响，赫赫有名的“公车上书”也不过是读书人的小规模行为艺术，倒是“练兵”先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一）
从最早的天津武备学堂开始，清王朝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寻求军事上的改革，但是基层军事教育体制的改革终究只是理论上的变化，落实到实践上就必须进行军事训练的改革。于是在光绪二十年（1894），清廷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到天津附近马场开始练兵，次年移驻天津东南新农镇，即小站，后由袁世凯接替，史称小站练兵。胡燏棻这个人，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后来拿钱捐了个道员，办事有能力，又以“谈洋务”著称，曾上疏言变法自强，深得李鸿章赏识。
胡燏棻和袁世凯，各有千秋，说孰好孰坏，也是难分高下。按照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中的说法，胡燏棻曾把英国使节交来的《应时练兵说帖》交给宁波人王修植（注：王修植为定海皋泄人，定海在1950年归属浙江宁波专区管辖，1987年起属浙江舟山市）帮着整理修改一下，王修植脑子活泛，对新政也颇有研究，而且文采不俗，就改出了两个版本的稿子：一个版本的稿子比较平实，另一个版本的稿子则讲究些文辞。胡燏棻拿走了第二稿，把它交给庆亲王奕劻和荣禄，从而博得他们的信赖，得到了去天津练兵的机会。
袁世凯没有想到这活儿被胡燏棻给抢了先，就找人去打听，才知道原来胡燏棻是找了王修植。袁世凯紧接着找到了王修植，还拉着他一起拜把子，请来京城侯家巷的名妓陪王修植，王修植就把《应时练兵说帖》修改稿的第一个版本交给袁世凯。
袁世凯不是书呆子，他拿到这个稿子之后早晚诵读，还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了改进。袁世凯准备妥当了，就去找荣禄，荣禄逐条考察袁世凯，袁世凯不仅对答如流，而且能够抓住要点。荣禄一看，这个家伙了不得啊，就把袁世凯带去见醇亲王载沣和庆亲王奕劻，两位王爷也是逐条考察袁世凯，袁世凯照样对答如流，比胡燏棻更能抓住要点。会下苦功夫的还是输给了会下巧功夫的，于是在这场关于练兵终极人选的擂台赛中，袁世凯经过复活赛和加时赛后PK掉了胡燏棻，如愿胜出。
在这里，不能不提光绪二十一年（1895）保举袁世凯练兵的几位仁兄。这几个人里，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翁同龢都属于新势力，翁同龢后来还卷进了戊戌变法；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荣禄这几个人就不多说了，慈禧太后的跟屁虫，旧势力的卫道者。这么一列举就能理解了，袁世凯这个人狠啊，新旧势力的人都保举他。说明什么？说明在新势力那边觉得他是同伙，旧势力的人也觉得他靠得住。
这里有个题外话，是说近来一项英国研究发现，男性如果有圆下巴大圆眼睛和偏向女性化的五官，比较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对照老照片大家就可以看到，袁世凯不仅不够高大威猛、玉树临风，而且是五短身材、体态臃肿，因此显得头颅硕大，“圆润”得多少有点儿过了，民间的老百姓甚至因此讽刺老袁，说他是“蛤蟆精转世”。如果以貌取人，袁世凯先生的容貌基本符合英国研究者的描述。当然，在错杂纷乱的政坛，靠脸庞办事只能是句玩笑话，袁世凯能两面都吃香，两面都混得开，还是他的混世之术太到家了。
袁世凯是在光绪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2月）领旨，以浙江温处道督练定武军。（二）
甲午战争剑拔弩张、高潮迭起，段祺瑞在弥漫的硝烟里指挥着他的学生们“跟我来，冲啊”，带着几百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穿过战火，将清军急需的炮弹送到前沿阵地上，让无数人的血脉偾张。但是别着急，段祺瑞和皖系军阀的这出大戏还没有开始呢，这顶多是个序曲。
接着是清朝末年凄凉的音乐，情景切换到了东海的海面上，水面上漂浮着清兵们的尸体，北洋海军那些曾经威武的军舰东倒西歪地横在水面上。为了配合这种历史氛围，天上可以飘过来一些黑烟，然后特写镜头里出现一个清军的龙旗。当然，也可以借鉴徐克在电影《男儿当自强》里的片头，无数光膀子的老爷们儿站在海滩上练拳，一列火车轰鸣着从远方开来，不过火车里坐着的不是年轻帅气的黄飞鸿，而是大脑壳的袁世凯。
要说小站练兵，首先得从小站说起。小站原名叫新农镇，距离天津七十里，是天津到大沽火车站中间的一个小站。这个地方原本很荒凉，只是因为后来修了铁路，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气旺了，才热闹起来。李鸿章所辖的一部分淮军有几年驻扎在这里，他们引水灌溉种植粮食，倒是让小站热闹了一段日子，不过到小站练兵之前，淮军早已经离开了小站，那里其实只剩下了一片废垒。
到了小站以后，袁世凯组织人手打扫打扫卫生，把场地都修缮一新，又打了个报告给上级把定武军改为新建陆军，名不正则言不顺嘛，既然是“新军”那就什么都从头开始。场地修缮完毕了，就让手下人该招兵的招兵，该买马的买马，武器也不能还用过去老式的了，和军务处说一声，配新的，必须整齐划一，杂牌子的武器统统扔掉，其中最受照顾的无疑要数段祺瑞和他的炮队。到了清朝晚期，大刀长矛已经不是主要的作战武器，洋枪和洋炮开始成为战争的主角。
在组建炮队的过程中，段祺瑞结识了一个来自山东的年轻人，名叫靳云鹏。靳云鹏字翼青，生于山东省邹县（今邹城市），后迁住济宁。靳家一共有兄妹七人，靳云鹏在兄弟中居长。靳云鹏的父亲去世得早，他的母亲邱氏靠卖煎饼、当奶妈维持生计，靳云鹏他们兄妹几人也经常走街叫卖。八岁的时候，靳云鹏得以进入私塾读书，但是读了五六年以后，因为家中生活困难，只好到南关柳行街当勤杂工。1894年，靳云鹏和弟弟靳云鹗到天津小站投入新军，被分配到了段祺瑞的手下。靳云鹏有个缺陷，就是斜眼，所以只被列入“备补兵”，做一些清扫马厩、厕所的工作，但他勤恳踏实，虽然职位卑微但勤奋好学。一次袁世凯巡营的时候，发现他工作勤恳、学习认真，认定他是个人才，于是特别叮嘱段祺瑞给予提升。
在袁世凯的提点下，段祺瑞也开始留意靳云鹏，随后多次保送靳云鹏到军校学习。可以说，靳云鹏是日后成型的皖系军阀中，最早一批被团结到段祺瑞身边的嫡系，也是日后段祺瑞最为倚重的皖系“四大金刚”之首，即便是后来段祺瑞最为亲近的徐树铮，在皖系中的地位也无法和靳云鹏相提并论。除了靳云鹏，段祺瑞在小站练兵期间还结识了不少志趣相投的人，包括张怀芝、段芝贵、倪嗣冲、卢永祥、田中玉等，这些人日后都成了皖系军阀的中流砥柱。
1898年9月9日，新建陆军随营武备学堂告成，清政府给予炮队学堂监督段祺瑞等升叙加衔。在晋升的同时，段祺瑞将靳云鹏送入附设炮队随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又将靳云鹏留任教习。从此以后，段祺瑞的身边再没有缺少靳云鹏的身影。1908年靳云鹏出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总参议，算是正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北洋系将领，而皖系的扩张与成熟也自那一天开始。
在光绪皇帝苦心经营的戊戌变法失败以后，1898年12月，得到清政府信任的新建陆军改为武卫右军，段祺瑞仍然统领炮队，并且赴日本观操。也就在这个时候，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爆发了，而当时的山东巡抚仇视外国侵略者，对义和团剿抚兼施，以安抚为主，使得山东境内一时到处都是义和团。
1899年，荣禄委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就是想打压义和团的声势。袁世凯带着武卫右军开赴山东。对于随军的段祺瑞来说，此次山东之行实在是“杀鸡用牛刀”，他的炮队是为了对抗洋人才组建起来的，用着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在他眼里实在是不堪一击。但是，这毕竟是袁世凯和他的初次出征，即便是面对义和团这样的群众武装，他们也丝毫没有手下留情，到了山东以后，开始大举整肃义和团，将义和团驱逐出了山东。（三）
1900年5月18日，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吴氏病逝。段祺瑞与吴氏成婚于1886年，彼时他正在天津武备学堂就读，两个人相扶相携十四年，也算品尝过无数酸苦。在妻子的葬礼上，段祺瑞见到了妻弟吴光新，当时二十五岁的吴光新已经是一个高大英武的青年人，段祺瑞发现，记忆里拖着鼻涕到处跑的小舅子如今变得愈发成熟，聊起时事颇有一些见地。吴光新，字自堂，一作植堂，江苏宿迁人，得到段祺瑞赏识的他得以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院就读，日后亦成为皖系军阀中的重要成员。
三个月后，八国联军攻克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夹着尾巴往西边跑，整个北方只有袁世凯待过的山东划境自保，在义和团的兴起之地，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洋人被杀的事件。于是等到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后，慈禧太后下旨大肆诛杀义和团，袁世凯又立了一功。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去世，一代名臣撒手人寰之后，接手的人选只剩下了袁世凯。
就慈禧太后看来，袁世凯举报光绪帝，他忠诚；袁世凯镇压义和团，他能干。这一年袁世凯只有42岁，作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毫无疑问他是最年轻的。看看袁世凯的三位前任混到这个职位时的年纪：荣禄62岁，李鸿章47岁，王文韶65岁。除了李鸿章，袁世凯都足够给另外两人当儿子了。
在赴任之前，袁世凯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给段祺瑞娶妻。吴氏去世以后，段祺瑞没有续弦，家里没有一个当家的女人终归说不过去，袁世凯就把自己的义女张佩蘅介绍给了段祺瑞。
张佩蘅是江西巡抚、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芾的孙女，家世自然比段祺瑞要好很多，但段祺瑞是青年才俊，前途不可限量，张家自然也乐得攀上新贵。
5月31日，段祺瑞正式迎娶张佩蘅，满朝权贵无不派人登门道贺，袁世凯更是亲自主持婚礼。
11月7日，袁世凯任直隶总督的时候，则保奏段祺瑞“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并加三品衔”，“兼充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袁世凯没有带着段祺瑞一起北上，而是把段祺瑞和自己的老搭档徐世昌留了下来。山东是新军练成之后开辟的大后方，而武卫右军各学堂则是日后新军不断扩大的基石，袁世凯留下自己的军师和重将，显然是为自己的退路和未来制订了周全的计划。
段祺瑞留了下来，他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他自然明白山东对于袁世凯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身边有徐世昌陪着，他自然知道袁世凯并没有抛弃他。在随后的时间里，段祺瑞兢兢业业地主持着武卫右军各学堂的事务，更为袁世凯所器重和赏识，而几乎在同时，武卫右军学堂里毕业的年轻人，则在无形之中壮大着皖系的势力，甚至可以说，当袁世凯的北洋系才见萌芽的时候，段祺瑞的皖系已经同时生根，恰在此时，段祺瑞遇到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人。
还是在袁世凯没有上任直隶总督的时候，一个叫徐树铮的人到济南向袁世凯上书，陈述“经武之道”。这个徐树铮字又铮，自号则林，是江苏萧县（今属安徽省宿州市）人，自幼聪颖过人，三岁识字，七岁能诗，十三岁中秀才，十七岁补廪生，人称“神童”。但是，这个“神童”的上书并没有打动袁世凯，他没有留用这个有些自大的年轻人，而是把他打发到段祺瑞那里做了记室。记室这个职位，就相当于秘书，工作也就是帮领导写个报告或者抄录个文件什么的，跟打杂的没有什么分别。
对于孤高自傲的徐树铮来说，这样一份工作几乎就是对他的侮辱，他立刻就想拍屁股走人。但是命中注定，他遇到了段祺瑞，段祺瑞看过徐树铮的“经武之道”后，大为赞赏，力劝徐树铮留下担任他的幕僚。徐树铮也是日后皖系的“四大金刚”之一，但他对皖系真正的影响，远要比段祺瑞、靳云鹏来得深远，甚至可以说是他一手创建了皖系，构建了皖系“帝国”。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干得风生水起，段祺瑞也没有在山东待太久。1902年，直隶广宗县（今属河北省邢台市）武举出身的景廷宾在巨鹿县（今属河北省邢台市）厦头寺聚众起义，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被推为“龙团大元帅”，随后与附近各县的农民联庄会以及鲁、豫边界的义和团力量取得联络，形成了一支横跨直、鲁、豫三省二十四县的起义军，人数也达到了十六万。清军“围剿”起义军不力，接连遭遇大败，不得已，直隶总督袁世凯只得搬出家底，命令段祺瑞即刻由山东开赴直隶，镇压起义军。
5月，景廷宾在向河南临漳（今属河北省邯郸市）转移时兵败被捕，随后在威县（今属河北省邢台市）被凌迟处死。因为镇压起义军有功，段祺瑞被任命为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总办，并且全面主持编练新军。
7月9日，段祺瑞升“道员留直隶补用，并加二品衔”，8月9日，经袁世凯保奏，准赏戴花翎，加“奋勇巴图鲁”勇号。二、陈兵江北：总统“北军”皖系开山
在中国古代，有“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就是说这五种身份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而且其中，“师”的身份最为复杂，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就是说老师在某些时候跟父亲的地位是相同的。“天、地、君”这三种身份，说实话距离都有些远，不如父亲和老师更亲近，而一个人幼年时代跟老师在一起的时间往往超过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所以老师的影响有时要甚于父母。因此，师生关系是复杂的，从小站练兵到武卫右军学堂，再到日后的黄埔军校，近代史更像是一段军校史。（一）
在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之后，武卫右军早已经被取缔，从新军中成长起来的将士，也逐渐分散到各地。1901年袁世凯担任北洋大臣后奏请改革军制，拟定《新军募集操练规则十九条》，获准后即派王英楷、王士珍到各地精选简募壮丁六千人，从武卫右军各学堂的毕业生中选派五十人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又在保定设立督练公所，把军权集中在参谋、教练、兵备三处，每处设一位总办，派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刘永庆为兵备处总办，王士珍为步兵第一协统兼直隶全省操防营务处督理，王英楷为总参议。袁世凯则自任全军总统，正式改名为“常备军”。
1902年，清廷挑选了三千余人的八旗士兵编成一协，定名为“京旗常备军”，袁世凯派出“北洋三杰”中的“龙”王士珍担任协统。后又将从各地招募回的壮丁编为第二协，由冯国璋担任协统，从而构成常备新军左镇。1903年12月4日，清廷成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徐世昌为总提调，而段祺瑞则被任命为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加副都统衔。1904年，常备军左镇改为第一镇，先由凤山代担任统制官，后由何宗莲接任。随后又将右镇改为第二镇，由王英楷担任统制。
为了“用人唯才”，袁世凯规定军中所有高级将领必须通过考试选拔，成绩最佳者才能出任高的职位。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王士珍和冯国璋分别取得高分，担任协统，但段祺瑞的成绩却并不是最出类拔萃的，眼看着第三镇成立又要进行考试，堂堂原武卫右军总办、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却考不到第一名，这似乎有点儿说不过去，而且这样也不利于“北洋三杰”的平衡发展。没有办法，袁世凯只好在考试前把试题偷偷告诉给段祺瑞，这样才让段祺瑞考上了第三镇的统制。
也就是在1904年，段祺瑞的妻弟吴光新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除了徐树铮之外，段祺瑞的身边又多了一个智囊。除此以外，皖系日后的当家人此时都已经逐渐成为北洋系中的重要角色，靳云鹏担任着浙江新军标统，段芝贵担任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总办，田中玉担任山东兖州镇总长，卢永祥担任第二镇标统，倪嗣冲总理北洋营务，傅良佐也在常备军担任要职，此时的皖系已经颇具雏形。1905年，段祺瑞又调任第四镇统制，第三镇统制由段芝贵担任，此后段祺瑞又出任第六镇统制。而在这一年，徐树铮暂时离开了段祺瑞，他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要在那里“充电”。
1905年到1906年间的段祺瑞，毫无疑问是北洋系将领中生活最抑郁的一个，他是袁世凯嫡系中唯一还在担任统制握有实权的，王士珍与冯国璋此时都已经升为高级干部，只有段祺瑞还在军事第一线。而此时的清室贵胄们正处在“排汉”最激烈的时期，段祺瑞无疑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1906年的10月，常备军在河南省彰德（今河南省安阳市）举行秋操，即南北新军大演习，出任“北军”总统官的就是段祺瑞。清政府派兵部大臣铁良、直隶总督袁世凯为阅兵大臣，王士珍为总参议，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各省派来的观操大员，一律为审判员。这种安排的深意已经毋庸赘言，南军审判长是汉人，北军审判长是满人，而铁良又是当时清室贵胄中排汉最激烈的。
可以说，当时清室贵胄们对袁世凯的不满，几乎都会直接体现在他们对待段祺瑞的态度上。1906年2月，段祺瑞复任第三镇统制，驻保定，兼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3月17日，补授福建汀州镇总兵，仍留北洋原任。5月8日，清廷在保定创办“陆军行营军官学堂”，段祺瑞又兼任该学堂督办，很多北洋系将领都纷纷投到他的麾下，成为他的故吏门生。（二）
光绪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904年，又遇上了慈禧太后的寿辰，为了能够博老佛爷一笑，袁世凯愣是训练出了一只鹦鹉，在寿宴上对着太后用满口京腔说出了：“给老佛爷请安，老佛爷万岁万岁万万岁！”
当天的慈禧太后自然被这只乖巧的鹦鹉逗得乐不可支，袁世凯也因这只鹦鹉出尽了风头。但从另一个角度则能够看出，袁世凯为了讨好清室贵胄可以说是煞费苦心。袁世凯视曾国藩和李鸿章为偶像，常常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不论是“文人知兵”还是“驭人之术”都颇具曾、李的风范。但是和之前的汉人前辈们一样，袁世凯也不得不面对同样的麻烦，那就是无论他们为清廷做了多少贡献，最终都无法得到清廷统治者的信任。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袁世凯都不得不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对清室贵胄们卑躬屈膝的同时，谨小慎微地维系着自己的官宦仕途。
不论是哪朝哪代，手握军权的人总是最招人非议，不管是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还是朱元璋时候的“蓝玉案”，无疑都是对功高盖主者的约束和警醒。不断膨胀的新军让清室贵胄们眼红，袁世凯自然知道利害关系，所以主动交出第一镇、第三镇、第五镇和第六镇的兵权，几乎是让出了一半以上的兵权。1906年，袁世凯在清室贵胄“排汉”最激烈的时期，又主动辞去各项兼差，自此袁世凯的权力开始逐步缩小。
伴随着袁世凯的放权、让权，段祺瑞在仕途上也跌入低谷。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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