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裴谕新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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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试读：

裴谕新是我第一个正式指导的博士生。当时是2001年，我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系的系主任提议我录取一名博士生，说对方的兴趣是女性研究。我得知她是大陆学生，感到有点犹豫，因为自己对大陆一无所知，普通话也说得不好。于是我建议谕新跟我在电话中详谈，让她听听我的普通话能否跟她成功沟通——结果她录取了我！

我要求她读福柯的《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或《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并要分享她的看法，作为我录取她的小考验。过程中大家电邮往来，也感觉到她为人认真，英语水平也可以，就请周永新教授代我暂时收留她，待我从美国回港后才开始正式指导。

跟谕新第一次见面，觉得她长得漂亮，大家也聊得来，感觉良好。她本是南京大学的毕业生。但我跟她说，这样吧，你要在中国大陆进行研究，不如选定上海。在香港人眼中，上海在很有名气之余也有着自己特殊的代表性，我便想藉她的研究，从上海开始了解中国社会。

当然现在回看，这个选择也反映出香港学者当年对中国的想象（fantasy）。我们系里正在跟复旦大学合办社工硕士课程，校方希望我们跟复旦方面合作更多，十分顺理成章。

后来我跟谕新一起去复旦大学参加学术会议，途经今日她工作的单位中山大学，一路上她教我普通话，还开始在上海做访谈。再后来我们又一起去英国曼彻斯特开会，换我来教她英语。我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历程，就这样开始了。

仔细回想，才惊觉原来过去近十年间，我们共同经历过很多学术会议，常常一起写作，又一起谈论各种问题。谕新为人很热情，好奇心很强，很会掌握机会，提出问题和探讨各种议题；她善解人意，很会给予理解和支持，是个教人愉快的同伴（pleasant company），她改变了我对大陆学生的某些看法。跟她相处增添了我的信心，于是在她以后我又再收了好几位大陆学生，开展了对中国主要城市的探讨和理解。因此，她的学术历程其实也可说是我进入中国内地的纪录。

学术贡献

从谕新开始，我发现原来我们能够沟通的部分，远比无法了解的为多——伍嘉敏、王曦影、丁瑜、杨文、吴海雅、胡一倩以及后来的钟晓慧和沈蔚，我为自己指导的研究生组成了一个团队，她们来自中国不同地方，各有自己努力研究的题目。每月我们围坐一起进行专题研究讨论，如发现有意思的学术活动，我们就一起去参加。

谕新的博士论文和许多参加学术会议的论文，也是在这样的共同进退和互相协助的环境下完成的。本书出自谕新的英文博士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诚然可喜可贺。由于我们处身香港的学术圈子，这些研究报告和文章大部分都是以英文在学术期刊里发表，但许多研究对象却是华人，这些议题更与普罗大众息息相关，所以将这些文章结集成书，以中文出版，别具意义。我们一直期盼能藉此创造更广阔、包容和开放的讨论空间，更希望让精英论述能融入生活世界的讨论里，从而丰富生活世界的体验，令这种思维在生活世界里更流通。所以，以中文出书，也有着一股日常实践的学术意图。

我为谕新感到非常骄傲，无论是对香港还是对内地社会，这本书都是很“大胆”的研究。她从性行为（sexual practices）入手，口交、自慰、网络性爱或多重关系等，去探讨中国女性的性观念。当她提出以此方向作为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我深表赞同。这绝对不是偷窥式的揭秘，而是认真聆听那些中国女性的话语，了解她们为自己生活所作的选择，尝试找出这些“性故事”跟学术概念接得上或接不上的部分。

因此可以说，此书貌似一部性故事集，却有着极为严肃的学术诉求。或许因为曾经有过做记者的工作经验，谕新对与之年龄相仿的那些女性的性经验，挖掘到极为细致、极为深入的地步，访谈资料之丰厚，为其他研究所不见。但本书的诉求显然不在于追逐“故事劲爆”（我想这样会更符合内地中文的说法），而是在寻找一个框架（framework）：我们可以如何从性行为（sexual practices）去了解人的欲望？欲望（Desire），其中的“欲”包括了生理与心理的意味，“望”包括了希望、盼望、愿望、期望等意思。谕新谈论的这种欲望包括中国女性的需要、梦想和期望。

人的性经历，代表的不仅仅是线性的（linear）人的性行为、性经验、性身份，而是多维的（multidimensional）人的整个生活经验或者生活史。谕新的著作无疑是一次出色的示范——学术上我们可以如此理论化地思考和整理人的经验，以探讨各种行为背后看似根深蒂固的社会力量和复杂性。那些中国女性的生存策略，还有这一切与城市环境错综复杂的关系，结合了西方学术理论与中国内地的国情。

我在指导内地研究生时，从他们身上受益匪浅，甚至引发对中国内地未来研究的兴趣。我、谕新还有其他一起努力多年的研究生，即将出版的另一本新书《中国：性·望·爱》（China: Love, Sex and Hope），将会进一步涉及中国的一些问题，如性行为、欲望和社会等，这也有可能对中国内地未来的研究有所帮助。“乱中取胜”

谕新给我最深印象的一次，是那年我们在英国开会后，她说要留下来，一个女子一个背囊就要跑遍欧洲。她给我看她的小背囊内有何乾坤，原来只有一件多用途衣服，底面两穿又可作睡衣，而她仍然可以看起来青春可人；包包内其余物品也同样具备多项功能，我对她的智能赞叹不已。是这样的智慧，让她永远有办法绝处逢生，因为她懂得利用策略，即使手中只有少少的资源，也能给她化为无限用途。

她还教会我一个说法，叫“乱中取胜”，我很喜欢。这说法，不单很好用，也很符合多年来我对中国的印象。“乱”，因为地方极大极广，人多，一切在变，尤其是在全球化之下一切变得更快，事情发生发展往往出人意表，无甚章法可言。但人们仍然有本事“取胜”，在这样的环境下人被迫变得坚强、思维敏捷，最会灵活变通，不屈不挠。这就是谕新和她笔下的上海女性给我的印象，她们的生存策略和充沛能量，值得高度表扬——她们代表着所有女性对改变自己人生，对改变女性的社会脚本（social scripts）所作出的贡献，即使在不利的社会处境中，她们也不愿成为被动的受害者。序二拓展女性主义在异性恋研究上的视角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性研究所所长）“女性”与“上海”一向是西方性学研究领域里关于中国部分的重要概念。《欲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作为一本脱胎于英文博士论文的中文书籍，在选题上某种程度延续了国际学界的这种“偏好”并有所发挥。不像西方学者那样从故纸堆中找素材，而是取材于中国当前现实生活中的性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难能可贵。

本书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关于“异性恋”在国际性学界中定位的问题。最近这些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与酷儿理论的发展，“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及政治主张成为学界研究的主流，“异性恋”反而成为一个特别的物种。不夸张地说，不管是参加国际性学大会或者是翻阅有关性研究的国际期刊与书籍，关于“异性恋”的论述已经少而又少，以至于研究“异性恋”成为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议题。事实上，当女性主义者把研究的焦点全部定位在同性性行为时，她们关于性的论述有一个明显目的，那就是改变那些具有异性恋性身份认同的人的观点，改变异性恋占主导地位的空间。这样，对异性恋的研究，往往集中在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年龄等关系上，异性恋成了一种完全等同于同性恋的社会化选择，它们的生理与自然属性不再被提及，它们变成一种完全被社会建构的产物。

本书的研究显然拓展了女性主义在异性恋研究上的视角。通过对女性性行为与性关系严谨的调查，作者将“异性恋”重新变成一个丰富的可探究的研究领域。性的生理—文化属性被凸显出来，这通过女性关于“性愉悦”的表述得到验证。同时，作者又将异性恋置于全球化都市的巨大变化之下，通过国际大都市给人提供的越来越多的性接触机会，考察各种“合法”的（如婚姻中的性关系）、“不合法”的（如婚外性关系）、“道德”的（如一对一的性关系）与“不道德”的（如一对多的性关系）……亲密关系存在的社会基础与资源整合，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观察人性与人类性行为的现代脚本。很多被我们视为习以为常的东西，重新有了思索和定位。

我认为，作者关于年轻女性性经验的第一手资料的论述，会给不同层次的作者以不同的阅读体验与震撼。一些访谈资料的深入细腻，或者是有些读者在其他地方不曾相遇过的。但是作者显然不满足于罗列这些资料，而是从社会文化的层面上展示出女性独特的性体验感受，进入她们的内心世界，展示她们的生存与现状。这样的剖析，让我们对女性、对异性恋关系、对社会性别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可以看出，作者的论述更多扎根于所谓的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但她显然还多走了一小步，那就是她对于敏感题材的社会学的把握，对于女性与其身处世界深刻的理解。

从宏观来看，本书不仅仅是现象的描述，而且作出了较深刻的社会文化分析，将性行为研究放置在社会文化脉络里，使“性”真正成为一个与社会地位、经济自主、文化资本息息相关的课题；从微观来看，本书描述了性活跃女性的亲密关系和情感联系，从性行为里面去实践、探索或发现运转亲密关系的能量，使“性”成为理解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一个重要线索。我认为，该书具有非同一般的学术价值，其出版将会带领中国性研究进入一个“实地研究”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的阶段，使“性研究”不仅仅成为关于个体的私生活的相对封闭的研究，也成为人们认识“性”与“自我”、“关系”、“社会期望”等社会概念的手段。序三活现中国当下城市生活情景吴敏伦（香港性学家、性心理治疗专家）《欲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是一本结构工整、论题严肃而写法新颖的社会学著作。作者通过大量新鲜而可信的实地调查资料，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全面而细腻的当代年轻女性的私人生活图景，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年轻女性的性选择与日常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勾勒出“上海”或者类似于上海这样的高速发展的中国大城市里普通人的生活纠结，他们的奋斗与挣扎。作为一本脱胎于英文博士论文的中国研究论著，当作者使用后现代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概念去解释当下中国情境时，通过引入中文概念“性”与“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是以西方概念研究中国问题的有益尝试，是对“西方理论”困境的挑战。这在同类型的社会学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者独到的观察与独立的声音。某种程度上说，本书的出版对社会学研究、质性访谈、女性研究等领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大量的实地访谈、跟踪访问、实地观察、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作者利用跨度长达八年的访谈资料与学术文献，带领我们进入她所观察到的那个世界：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她如何通过几个月的实地观察和连续三年的追访，与上海四十多位年龄、职业、婚姻状况、社会阶层等各异的女性建立联系，了解她们生活中那些最显性和最隐性的变化——建立或维持个人的事业，追逐物质成功或澄清自己的欲望，缔结或解除一种亲密关系，尝试或中止某种性行为……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些私人生活上的变化，并非仅仅与个人选择有关，它们无时无刻不在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变化联系在一起。那些作为访谈背景的都市化场所，如韩国菜馆、星巴克、茂名路酒吧、浦东某政府部门办公室、私人制衣厂、洗脚房……作为都市生活的符号，隐喻着社会环境对女性性选择与生活选择的塑造。或者反过来，正是因为女性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才能够利用现存的不断扩大的生活空间与话语空间，说出自己的故事，并在其中成长。

本书十分鲜明的一个特点是，作者以“新性爱故事”为论述的出发点，重点探讨尚未被学术界（包括国际性研究学界）所重视的一个社会学链接：女性如何通过“非传统”的性行为选择，如自慰、口交、网恋、多重性关系等，实现她们个人欲望的澄清？这种“欲”与“望”，不仅仅是身体感官的满足，而更多体现在心理欲求、社会交往、个人发展上的自我感知与期盼。仅以“自慰”一章为例，作者并没有将笔触停留在关于自慰手段的细节描述上（虽然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在性研究学界也是极为难得的原始素材），而是以此为起点，“通过女性对自慰的表述来探讨她们对自我的表述”，这一切，正如作者所表述的那样：“她们怎么描绘与实践这些行为，又怎么把这些行为说出来。这个挖掘的过程深具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如何‘创造’属于自己特色的性别特征与性亲密。”

通阅全书，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个学术追求：她将对“性行为”的研究置于上海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之下，通过对日渐增长的“非传统”性行为与性选择的解构，系统挑战了女人“被动”、“以性爱为武器”、“是感情动物”等单一片面的观点，这些观点有时候是男性/性别主义者一厢情愿的臆想或者不加选择的批判的态度。在作者层层深入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的是如何通过“新性爱故事”这面棱镜，将女性的性经验置放在一个复杂、多面的社会情境之下，展现出人与人之间、性与性之间多重的差异，让我们对“女人味”、“社会性别”、“性研究”有了一个全新的学术视角。这样的视角，可能对某些读者已有的部分观念造成挑战，却成功地为我们贡献了一场学术大餐。

总体来说，这是一本活现中国当下城市生活情景的书。作者从年轻女性的“性故事”出发，却又远远离开了单纯的纪实和口述，而“借用了她们的生活素材，糅进我（作者）对上海这个城市、中国性文化、各种社会思潮，还有我（作者）自己的生活经验、学术经验、接触到的西方理论潮流、学术反思”，展现了中国“都市化”、“全球化”背景下小人物的挣扎。作者的写作功力，让本书在保持可读性的同时，又不啻为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第一章年轻女性的性话语以及“生于70年代”缘起：由《上海宝贝》引起的《上海宝贝》与我

2000年冬，我还在广州一家新锐时尚杂志做编辑。某天，《广州日报》上一段连载的小说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叫倪可，朋友们都叫我CoCo［恰好活到90岁的法国名女人可可·夏奈尔（CoCo.Chanel）正是我心目中排名第二的偶像，第一当然是亨利·米勒喽］。每天早晨睁开眼睛，我就想能做点什么惹人注目的了不起的事，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如绚烂的烟花噼里啪啦开起在城市(1)上空，几乎成为了我的一种生活理想，一种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这是小说的开头。作者卫慧，我以前听说过她的名字，并列的还有棉棉等一群“美女作家”。卫慧的小说应该也是看过的，在一些已经不再是社会流行读物的纯文学小说期刊上。但是除了卫慧这个名字，以及这个名字所带出的关于一群美女作家模模糊糊的记忆，说实在的，我对她并无深刻印象。如果没有报纸上的小说连载，在书店里碰巧看到卫慧的名字，或许我会拿起小说翻两下，或许不会。毕竟，小说这种东西，在2000年的中国，在我的生活里，已经式微了。

报纸连载不一样。我们杂志社的环境，读报可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不过我阅读卫慧的热情显然已经超出工作兴趣。有好些天，我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广州日报》，翻到连载页，开始阅读。如果哪天工作不太忙，刚好有听众，我还会跟人讨论阅读心得。我的同事，一个比我晚来杂志社半年、比我小几岁的大男孩，就成了我的听众。

大男孩是个很好的谈伴。也许他刚来杂志社，喜欢用赞同来表达对我的某种礼让；也许某些方面我们确实颇有同感。总之，在我向他大谈卫慧之前，我们几乎什么话题意见都是趋于一致的，常常是越聊越欢。直到这一次，遇上卫慧，才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性别鸿沟”。“嘿，卫慧顶多就算个色情作家，根本算不上作家。”某一日，我又拿着报纸和他开聊，他突然这么说。“嘿，里面是有一点特别的部分，但是小说写到上床就不能再继续了吗？女人谈论自己的私人生活就叫色情吗？何况她的笔法那么好，比喻多精妙，哪有色情之感，顶多也就算情色吧。如果她都算不上作家，那我看中国没有几人够叫作家。”我有点奇怪他的论断，语调不由也激烈起来。“真正的小说不是这样写的。应该是人性世情，从小说中看出一个时代。卫慧呢，她在写什么啊，写来写去都是她个人那一点点私事，根本不需要拿到大众面前来说。何况，你知道她写的是事实，还是性幻想呢？她这样的，充其量就是一个美女作家，重点在于美女，不在于作家。她的东西也只能写给你们女人看。女人看了觉得好，是因为女人都有这样的性幻想。你敢说，你没有吗？”

我一时语塞。大男孩笑了，露齿而笑，充满胜利之光。呃，话说到这里，从文笔谈到性幻想，他也从一个资历尚浅的男同事变成一个占据性道德制高点的男人，我一时还真的想不出什么话来辩驳。或者，我们根本就不在一个起点、一种逻辑上。如果一场论战还没有开始就迅速转移到性道德评价的轨道上来，而论战的双方分别代表着“男”和“女”这样两种不同的社会性别，很多情况下，论战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攻击。现实与小说中的上海情欲

与同事的争论让我对《上海宝贝》这本书严肃起来。杂志社离广州最大的书店只需步行10分钟。那天下午，我一溜烟跑到书店，买回了《上海宝贝》，利用上班时间一口气看完。看完之后我心落定。虽然《上海宝贝》里面不乏大段大段性描写，有心理上的，也有具体情境上的，而且颇为引人入胜，但我仍然可以坚称，它之所以吸引我，并非仅仅靠这些性描写；卫慧也并非同事所说，只能称之为一个色情作家；在我看来，她仍可称得上那个年代的伟大作家之一。“人性世情”，她一点也没遗漏。流畅的笔法下，她写出了“CoCo”及其身边一小部分人的城市生活形态。虽然不曾在那样的生活形态里浸淫过，但她的细节描写，让人感受到一种颇有沟通的现实况味，从而引发我这样的一个读者，对这个时代的上海与其间生活着的一些人物的哀怨欢喜，无限好奇。

正像她所说的：“这与我住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大有关系，上海终日飘着灰蒙蒙的雾霭，沉闷的谎言，还有从十里洋场时期就沿袭下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时刻刺激着像我这般敏感骄傲的女孩，我对之(2)既爱又恨。”卫慧笔下的生活离不开上海这个大都市特定的氛围，有历史的积淀，也有这个城市发展的背景特点。卫慧笔下的倪可，可以像作者宣称的那样，是半自传体的卫慧，也可以是像倪可那样敏感骄傲的其他年轻女性。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我也去过上海很多次了，也认识一些年龄与身份和小说中的主人公有点类似的女人们。卫慧的小说让我觉得有点陌生有点熟悉，同时激发我一些真实情感的回响，在我看来，这已经值得阅读。至于引发遐思，甚至性幻想，那不应该成为一本好小说的耻辱，而应该相反。虽然，卫慧笔下的某些生活形态，比如，跟一个已婚的德国男人发生多次性关系，在某些人看来，是可耻的堕落的，甚至可以上升到“有辱国格”的程度。但性的选择，性的现实实践，或者说性的愉悦，是不应该用“道德”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否则，性就失去了它的力量，那些激荡人性的东西。

我的年轻同事，很显然，与我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立场上，深以小说中的生活形态为耻。为此，他选择了攻击小说作者的文字能力以及读者的口味作为他的武器。卫慧、棉棉、美女作家、身体写作……我到后来才明白这些东西一直是被锁在一块被批判的。批判家们，大多是男性，年轻或者不年轻，操纵着媒体或者日常话语，就像我那位同事。《上海宝贝》里究竟有什么？是故事本身还是作者的手法还是作者本人更让人沉迷或者愤慨？我希望我有足够的表达能力，用短短的几百字把这些问题阐述清楚。但显然不能够。对于某些读者来说，也许本书后面的部分，可以作为脚注来阅读。虽然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从一个卫慧和一本《上海宝贝》，投向更为复杂广袤的几十个女性的生活世界。她们与卫慧恰好同一时期生活在同一个都市，有人听说过这个作者的名字有人根本不知道卫慧是谁。她们的生活或许有一点点地方可以在小说中找到某些痕迹，比如用香奈尔的香水、泡吧、挤公共汽车、借钱、找老外，但更多的生活情境是在小说里面找不到，甚至在已有的出版物里都不会有任何对照，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被湮灭的声音。她们的上海，与卫慧的有所重叠，也有很大的不同。这相同和差异之处，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吧：那错综复杂的意义关系网络，由语言所构成，影响着人们的日常交往实践。

让我尝试用简单的情节来归纳这个“上海宝贝”的故事：

25岁的倪可，也就是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我”，是一个从杂志社辞职的年轻女孩。她辞职是因为她厌倦了杂志社的一成不变，身在上海，她希望能投入更火热的都市生活中去。鬼使神差，她到了一家酒吧做服务员。在酒吧，她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天天，他们每天晚上的活动就是泡吧。CoCo，也就是倪可，她的愿望其实是做一个作家。天天相信CoCo有这样的天才。他要CoCo搬进他的公寓，什么也不做，专心写书。天天自己是不工作的，他妈妈嫁到了海外，按时给他寄钱。CoCo爱上了天天的那份温柔。但是很不幸，天天是个瘾君子，为此甚至失去了性能力。CoCo试图用自己的魅力帮助天天恢复性功能，有一次甚至在和平饭店的顶楼引诱天天，但天天还是不行，这让CoCo感觉挫败。很快她遇到了马克，一个又高又帅的金发碧眼德国男人，只不过结了婚，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一次一次引诱她，而她也一次一次沉醉在引诱和引诱成功里……

回想当时我所认识的一些上海女人，她们或者像书中的CoCo那样年轻美丽，或者像她那样热衷于都市生活的一切符号，比如取个洋名、出入时髦场所、花大钱买一个大品牌的小包包……只是我不知道，她们是否拥有CoCo那样狂野的性生活。我大约能够感知出，她们都有一副好胃口，从不掩饰对出名、有钱、过时尚生活，以及拥有好男人的贪婪。但我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谈过性。我不知道，是我们关系不够熟，还是卫慧太夸张？《上海宝贝》激起了我对那些上海女孩子们新的认知欲望——也许，她们的生活，还有我不曾了解的另一面？因为CoCo，她在书里展示出的对情欲与名望的那种勃勃野心，在我看来并不陌生，它符合我们对上海以及上海女人们的部分想象。从这一点上，我那位同事关于“女人的性幻想”的说法倒也有几分可取之处：女人，不管是卫慧还是我还是生活在上海的女人们，我们听着其他女人说出她们的性幻想，也有一部分与我们重合，或者激发出我们的，我们合力将这些幻想呈现出来，不管是用书写还是叙说的方式，这样的性幻想是完全不同于男人的，这样的表达方式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恐惧以至厌恶，所以，才有了攻击。性的写作与阅读

女人拥有性幻想，而且把这幻想说出来，而且有很多人来听，这可能是让很多男人，包括我的同事在内不爽的一件事。2001年，《上海宝贝》热销，光是盗版版本就出现了十多种，正版版本据说卖到30万册，是同年同类小说（纯小说）中卖得最好的。其中有小说本身的功劳，市场促销手段也不容忽视。《上海宝贝》出了好几个版本，几乎每本书的封面上，都印着作者卫慧本人的照片——一个长发、红唇、爱穿旗袍的都市女郎形象，同时不忘标记“卫慧半自传体小说”。与此同时，新闻媒体上关于卫慧的报道铺天盖地，大多是关于她的生活方式而非写作方式的，比如她如何在超市举办一场派对，把印有自己头像的男士内裤拍卖。换句话说，书商们努力把“卫慧”以及“卫慧的私生活”当成小说最大的卖点，事实也证明这个办法行得通。书商们只是稍微低估了一下新闻审查的力度。

2000年，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性话语极度释放的一年。这之前，对整齐的数字有着特殊偏爱的中国人，开始揣度着“2000”这个整齐的数字之后的新世纪，究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么样的巨变？申奥成功、经济大幅度增长、“中产阶级”种种说法冒头，很多中国人眼界宽了，对世界的好处和狭隘都有了一定的感官了解，心里有些忿忿地，觉得中国应该熬出头来了，应该居于世界强国之列，但同时又不能相信，自己一夜之间真能赶得上新世纪的步伐，不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究竟处于怎样一个位置。性话语的增长和释放，可能就是个人通过探究自我世界实现自我表达的一种尝试。相较其他领域，世纪之交的中国，在性的话语里，个人的表达自由度似乎更高一些。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就开始尝试在性话语上的自主性。20世纪80年代，文学是最活跃最受关注的表达领域。男性作家如张贤亮，最早通过小说《灵与肉》被文学界和普通大众认识并熟知，之后通过一系列劳改小说如《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继续其在艺术与思想上的探索。《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有大量描写偷窥、做爱和通奸的情节。“张贤亮把性当作一种文化的、生命的思考对象，书中的性描写无论怎样惊世骇俗，都具有理性和美学情致，紧扣人物的个性和命运。在当时，这部小说引起的反响不逊于《洛丽(3)塔》对西方世界的冲击。”

几乎是异口同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没有获得什么批评，反而被认为是“极真实反映了现实生活”。这可能与作者在文学界的盛誉有关，可能与时代有关，也可能与小说的写法有关。《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于1985年的《收获》。当时纯文学期刊《收获》的影响力之大，不亚于今天的时尚杂志。相比之下，同样是盛名之时转换写法关注私人性生活领域的贾平凹，似乎不像张贤亮那么幸运。

90年代初，就在人们惊呼文学式微，业已成名的“纯文学”小说家贾平凹，1993年出了本奇书《废都》，先是在《十月》杂志连载，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首印50万册。书一面世即引起轰动，下半年即遭禁，名目是“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然而据不完全统计，十几年来正式和半正式出版的《废都》有100多万册，而盗版大约超过了1200万册。2006年我在广州番禺一个新落成的居民小区遇到一个专卖盗版书的小贩，他说在那个小区里《废都》一个月卖了10多套，很多人都是看到小说名字就掏钱包的，足见这本小说的“名气”之大。有人说，《废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在当时，更令人们讶异的是，以贾平凹的文学功力与在文学界业已建立的地位，他竟然会这样，似乎突然转向出版了一本力图媲美《金瓶梅》的“黄书”。

有人拿出考据学的功夫，对照小说中的某某某与贾平凹自身，说贾平凹就是在写自己，或者就是写自己的性幻想。这话听起来跟批评卫慧的声音有点类似。《废都》一出版，有人就预言这本书会被禁，这说法反而刺激了它的销量。像我这样的“庸俗”女青年，当年已经不再有阅读小说的习惯。听到这个说法，赶紧到书店追补了一本。可惜的是，《废都》中“此处删去200字”之类的留白，并没有带给我太多的情欲遐想。连带着，贾平凹自己所称的“五十年后评价”的艺术价值，也没有在我这样一个读者心理上激起共鸣。或者，这是因为贾平凹在其他文本中不那么突出的男性性别视角，却在这本书中，因为男主角略显夸张的“性吸引力”或“性征服力”，让“男人的性自负”异常突兀，让女性读者难以苟同。遥想当年，有评论家宣称贾平凹有女性主义的倾向，因为他在书中塑造的女性总是非常可爱。《废都》这本书，却让我觉得贾平凹曾经塑造过的那些异常可爱的女性形象，不过是一个男性作者“过分美化”的女性，并因此停止了对现实中女性处境困境的深度探究。或者，正是因为之前他以仰角姿态描述女人，让我们习惯了他的仰角姿态，当他在《废都》中纠缠于一个中年男人的性自大时，他的文本就变得让人无法忍耐。2009年8月《废都》解禁，这条消息几乎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共鸣，贾平凹自信具有“五十年后评价”的分量，可惜，还没有走出十年，人们好像已把这本书连同它当初所引起的巨大争议淡忘。像我这样一个“爱看黄色小说的人”（男朋友语），对充满性细节描述的《废都》都提不起兴致，可能，那种情势类似于我的同事无法忍受女人对于《上海宝贝》的阅读快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不同的性别权力，交织在我们个人的阅读体验里，让我们看同一个世界，激发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情感。女性私生活与女性主义写作

我无意于通过这本书的第一个章节对“中国文学的性史”做一个梳理，却不能回避“文学”与“时代”、与“现实”、与“性别”这些纠缠的话题。尤其是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性，以往谈得并不多。卫慧的《上海宝贝》，让我意识到也许这本小说以及围绕着它所产生的一系列批评与反批评，正好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来探讨一个有待开发的学术领域——当下中国年轻女性的性生活。

提到这个话题，就不能不从现代文学说起。20世纪20年代，丁玲以一篇《莎菲女士的日记》引发人们对作者本人以及小说中所描绘的莎菲女士那种想爱而不敢爱的情感世界的强烈兴趣。丁玲对当时的文学界的冲击，包括对读者的冲击，应该比现在的卫慧来得更震撼。这里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作者跳脱于时代的才情、性情。单就文本而言，《莎菲女士的日记》只是触及性心理，没有像卫慧一样更直截了当地对男女两性性爱生活的描写，但在当时已足够震撼。性心理描写追根溯源应该是西方精神分析学派的产物，弗洛伊德可以称得上开山鼻祖。丁玲把这样的手法杂糅在中国文学里，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莎菲”，即便是“她”的自私与滥情也显得那样坦率真诚。像卫慧笔下的CoCo一样，丁玲笔下的“莎菲”这个名字也是西化的，是当时文艺描写中喜欢用的洋名。用洋名本身，就是作者们张扬的一种划界手法吧，她们借用西方这样一种强势的文化来武装自己，将笔下的“她”抹上浓浓的“现代”色彩，与传统的女性形象和女性气质一下子区分开来，那些不合常理的叛逆的颠覆的行为，都有了一个依靠。

丁玲之后，革命文学渐趋垄断。连丁玲自己，到延安之后笔法也粗壮了许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谓在革命声势之下寻找一种“丁玲式表达”的妥协之作，却仍然被批为太过小资，由此可推断文学界的生存气候。直到80年代，类似于《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由女性撰写、描述女性的私人世界——包括性爱心理的小说才再度出现。陈染的《私人世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被推举为这个时期女性“私人化写作”的代表作。事实上，除了这两位作家，王安忆的《棉花垛》、《岗上的世界》，铁凝的《玫瑰门》、《大浴女》都有触及性爱的描写。这后面两位女作家成名已久，她们作品的风格不那么“私人化”，也就是说，很难把作品中的主角和作者本人对照起来，因此她们的作品通常被归为主流之作。林白与陈染，几乎从来都是使用第一人称“我”展开故事，而故事中的那个“我”，身份或者是编辑、编剧，或者是小说家，和她们现实中的身份、性格及其生活方式相同，很容易让人对号入座，这让她们的作品与那些“大作品”显得格外不一致，小众，却让小众人爱得要命。

林白和陈染的小说在文学界引起轰动，特别是一些批评家，提到中国的“女性主义写作”，总是拿林白和陈染做范例。但她们的小说过分注重语言而不重情节，纯文学有余而商品化不足；生活中这两人又十分低调，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喜欢躲起来，与传媒或者所谓的文学圈都颇为疏远；另外就是她们所处的时代，有关性的话题还没有如此大规模地堂而皇之地进入人们的公共生活，你可以说她们是曲高和寡，也可以说她们过于前卫，引不起共鸣，总而言之，林白和陈染的影响力一直都局限在文学界，不像后来美女作家，尤其是卫慧和棉棉，在我们的都市生活中引起了滚滚波澜。卫慧和棉棉

2001年，也就是我冲到书店去买那本《上海宝贝》的次年，这本书真的火了，这也许和网络有关。那时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已经使用私人电邮，也开始习惯在网上阅读新闻。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追看关于卫慧的种种消息。比如，她开派对散发印有自己头像的男士内裤，她去成都采访时穿小肚兜露出小蛮腰，她……那么年轻，刚刚出了几本小说集，很多人不屑称她为女作家，而更愿意称之为“美女作家”(4)。

然后，突然地，在《上海宝贝》已经重印6次的状况下，2001年5月，这本书被禁。至于被禁的理由是什么？美国传媒说是这本书及(5)其作者“是放荡、无耻、外国文化的奴隶”。在中国我查不到任何官方的说辞。网上的小道消息是卫慧在成都做宣传那次穿得太低胸露骨；更多人则把原因归罪于卫慧与棉棉5月的那场论战。

卫慧与棉棉的5月论战对双方的知名度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本来，这两位同样出生在70年代、同样生活在上海、同样在格调相似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两位作者，初露头角之时就一直被相提并论。我们甚至可以说，“生于70年代”这个词的流行，就与这两位作者的流行有很大关系。《作家》杂志在1999年末的时候出了一本专辑，主题命名为“70年代后”。里面选登的小说，作者全部生于70年代。这本专辑中，以卫慧的作品《上海宝贝》与棉棉的作品《糖》最为引人瞩目。人们发现，把这两个人的个人经历与她们的作品放在一起讨论，内容会变得更有意义。从传媒的视角来看，棉棉更具传奇性一些。她是上海人，高中毕业去深圳，据说做过夜店的妈咪，搞地下乐队，一度吸毒。这样的人写出的作品，人们评价说“有穿透力”。我在为本书收集资料期间，认识的一位生活在上海的美国汉学家，就十分推崇棉棉，认为棉棉比起卫慧，更有生命力，小说更具原创性。卫慧呢，相比棉棉而言是学院派，她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做过期刊编辑，却爱在小说中把自己描绘成夜店女郎，同时又乐于展示自己对西方文化的熟知。这可能就是一部分读者怎么也看不惯卫慧的原因，这部分人是国粹派；另一部分读者却因此而爱死了卫慧，这部分人有点受西方文化影响，有点崇洋——偏偏这部分人比国粹派更爱购买，更具消费力，也许是这个决定了为什么卫慧的《上海宝贝》能够走红，棉棉的小说在评论界颇为叫好但没有一本卖得过卫慧。

两个人有没有私交已经不再重要了，她们彼此如何看待对方也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当她们开始被普通读者叫得出名字，市场法则也就开始发生作用。2001年5月，两个人分别在新浪网开设专栏，你发一篇文章我发一篇文章彼此竞争眼球，很快，专栏有点叫战的味道了，叫战发展成叫骂，让新浪网的刷新量迅速增长。这是新浪网发展史上必须浓墨重彩的一笔。直到她们的专栏同时被叫停。从美女作家到“生于70年代”70年代生人调查

卫慧与棉棉的网络论战与互联网的发展刚好交织在一起。2001年前后，门户网站刚刚兴起，新浪网还不像今天拥有这么多的用户，没有博客这个概念，普通人能够发表意见、交流看法的地方在于论坛，不然也就是上网浏览一下新闻。即便广州这样一个大城市，在以信息为第一生命力的传媒界，也不是人人都习惯于上网获取最新信息。为占有市场，新浪网很是琢磨了不少区别于传统媒体的宣传点子。与读者实时互动当然是网络媒体远胜于传统纸媒的优势，调查是一种听起来比较“科学”的互动方式。新浪网就做了不少网络调查，其中一个颇有影响的便是“生于70年代的调查”。调查从美女作家谈起，询问70年代生人有什么特点，代表人物是谁？在给出的一系列备选代表人物里，卫慧与棉棉都在其中。网调的结果，卫慧胜出，被选为“生于70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新浪网为什么对准“生于70年代”，要做一个关于70年代生人的调查呢？这跟《作家》杂志推出70后专辑异曲同工。一方面，70年代生人确实有他们鲜明的特点。在新世纪到来之际，70年代生人的年龄恰好集中在20—30岁，是很有希望很有活力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也是“文革”后生长起来的一个群体。让我们以1970年出生的人为例，来看这群人的成长背景。在“文革”结束的1976年，他们刚好是上小学的年纪。“文革”结束，教育体制重新完善，高考恢复，人们对教育的希望和寄托重新点燃起来。1970年生人比起他们的父母或者哥哥姐姐，受到了最为完整的教育，中间不因为任何政治因素而中断——而哥哥姐姐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教育因为“文革”而中断。70年代生人的成长阶段，80年代至90年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20年。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可能会因为经济的转型受益，但更多经历着丢失铁饭碗、技术更新、国家不再包分配等的冲击。唯有70年代生人在这样一个变革环境中可以优越从容。在他们30岁的时候，适逢新世纪到来，中国几乎成为世界强国，而他们看起来是最有准备的一群人。他们，按照中国的说法，“30而立”，即将走上社会的大舞台，人们没办法不把对中国和未来的希望，投射到这代人身上。所以“70年代生人”这样一种简单的归类，听起来却蕴含了极为丰(6)富的内容，它成了一个有力的符号，很快流行起来。

2000年12月，一篇署名为“李天时”的文章引起一场关于“70年代生人”的爆炸式讨论。文章的题目为“不要和70年代生人做朋友”，最初发表在《中国青年报》，随即被多个网站转载。李天时的主要观点是：70年代生人缺乏责任感，他们唯一的人生目标就是个人欲望的满足。很多有影响力的大报包括《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还有著名网站新浪网、榕树下，都迅速组织了专题讨论，让大家一起来研究70年代生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共同性质。

当然，大家都承认，仅仅依靠“出生在同一个十年”就把这些人划分成“一代”，多有偏颇。比如说，出生在1979年的人和出生在1970年的人，之间的差距可能很大。代沟这个说法在中国已经流行了很多年，大家普遍认为，相差五岁可能就有代沟了，因为这个社会变化如此之快。然而，如果从另外一个宏观角度来看，出现“70年(7)代生人”这种说法又是颇有渊源的。这就是为什么“生于70年代”、“70年代生人”、“70后”这种种说法能够出现并且迅速流行下去的缘由所在吧。这些说法顺应了社会心理渴望定位新生人群的诉求，渴望有一些说法，来表达他们对新生活的观察、惊喜、畏惧、无奈等。虽然关于70年代生人的讨论并没有给这个群体一些固定的特征，但关于他们的讨论真的让“70年代生人”成为流行语汇。依此，“60年代生人”、“80年代生人”也开始流行，最后缩略为“60后”、“80后”。这种说法有点羡慕的意思——中国开始放弃尊老传统，崇尚年轻。

对于那些属于“生于70年代”的群体来说，他们认可“70年代生人”等说法，是因为他们也想区别于自己的父母，拥有不同的特质。比起他们的父母，或者兄长级的人物，他们常常被认为更“物质化”、“都市化”，当然，前提是他们受到了更加好的教育。某些方面，他们又有些像西方所称的“迷失的一代”：他们拥有其父母所不曾拥有过的崭新的机会，同时，他们又面临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巨大压力。看起来，他们对新的观点与生活方式持开放态度，但同时他们又可以保留传统。他们应该是中国第一代需要面对和参与都市化、移民与全球化潮流的人，但他们好像还没有做好准备。70年代生人与年轻女性的性生活

很多国内传媒将目光集中在“70后”作家群的女性身份、她们的时尚生活以及她们“所醉心的性的描写”，国外传媒关注的却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为一代人代言，他们要求精神和性上的双重满(8)足，那些他们的父母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在国外传媒那里，这些美女作家们被描绘成“中国第一代关注个体沟通需求的作家”，她们(9)代表着“中国年轻一代对于精神与性的越来越高的需求”。

不能否认，在所有关于70年代生人的讨论中，他们对于性问题和性话语的开放态度，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征。本来，这一场讨论就是从70后美女作家出发的。这也是本书选择出生在70年代的年轻女性作为写作对象的原因。我想通过对一群人的深入，比如本书中所涉及的生活在上海的四十多位年轻女性的深入，通过她们在婚姻、家庭、性选择等方面的想法和处理，来理解世纪之交的中国都市生活，以及这些生活所赖以发生的各种原因。在我看来，由年轻女性的性选择上的变化（比如说出自己的性故事并引发别人的讨论），而引发人们对于年轻群体的生活方式的探究，由她们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引发一个群体或者几个群体对自己的群体归属性、个人甄别性进行反思，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标尺，而女性的性恰恰可以作为一个最好的载体。或者说，年轻女性的生活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这样的变化更能折射出中国的变化。

普拉莫（Plummer）曾经提出过“性公民权”（Sexual (10)Citizenship）这样一种说法。在这样一种说法里，人们如何进行亲密（do intimacies）也是公民权研究的范畴，是体现人们如何行使公民权的方式之一。这样的一个概念颠覆了我们以往总是把公民权这样的政治话语与宏大叙事连接在一起的习惯，而让我们的关注点落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细节上，从中发现社会变革的轨迹。生于70年代的年轻女孩子的性生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何展示它们、叙说它们、书写它们？她们的态度和立场与以前有什么不同？在什么样的环境背景下可以发生？又如何影响更大的环境，推动社会的变革？“男女平等”理想下的女性生活

日常生活在新世纪已经变成新的政治战场，这就是吉登斯所谓的日常生活的政治。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解放政治”，是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观点，即“他人”政治学（a politics of “others”），而生活政治的关注焦点是“如何”生活，因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对于70年代生人的讨论，虽然进行得无比热烈，谈来谈去大家津津乐道的还是小时候玩的玩具，看过的动画片，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些生活细节上的相似使70年代人有更多共鸣，却让整场讨论流于肤浅。没有人去讨论这个群体所共有的精神气质，而在我看来，精神气质才应该是更为重要的东西。

从吉登斯的日常政治出发，我们必须承认，日常生活的小细节和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大局面是分不开的。70年代生人之所以齐心协力为自己贴标签，那么赞同那么迫不及待加入这样一个群体，其实是有着一种集体的骄傲感——他们共同认为自己生在一个值得反复回味的年代，一个想象不到的中国横空出世。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外电普遍看好中国。就像麦卡锡（McCarthy）所说的那样：“历史上很少有一个社会能像20世纪末的中国——从1976年到1999年，Per-capita GNP近乎翻倍增长。这个国家看起来再也不像那个被文化大革命炮轰过的黯淡模样。一个全新的经济与政治蓝图已经创立。与其同时，大约6.3亿中国人在这段时间降生，占据了将近一半的人口。生(11)活长河裹挟着他们，甚至比扬子江的激浪还要迅猛。”

城乡二元格局被打破，人口流动，城市化，全球化……这些全都发生在70年代生人的成长年代。在女性身上，社会体现出的那种变化可能比男性更为显著。虽说自1949年我们这个国家就喊出了“世界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但正如一些女性主义者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男女平等喊了很多年，实际上一直在用男人做榜样，要(12)女人向男人看齐。”在这样的口号之下，女人感觉自己和男人平等了，但是又说不出哪里有什么样的不对劲。直到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市场转型带来社会巨变，代价是一部分企业转制、破产，首当其冲被裁员的是女性，某种程度上，她们成了经济转轨过程中最无力的群体之一。这个时候可能女人强烈感受到“男女平等”尚未完全实现。同时，市场经济开始发挥作用，把女性魅力当成商品来经营。那些懂得利用自己女性特质的女人好像在这个时代活得更好，比如她们可以吃“青春饭”，可以用自己的外表蛊惑男人，嫁个好男人，找个好饭碗，这些都让坚守“男女平等”观念的女人们感觉不平衡，感觉被什么欺骗了。尤其是那些曾经在自己的岗位上扮演过“巾帼不让须眉”的“铁姑娘”的女人们。于是她们走向另一个极端，鼓励自己的女儿们利用“女性魅力”赚取幸福，虽然她们对于能否用这种方式赚到幸(13)福，多少又有点儿将信将疑，比较矛盾。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市场逻辑成为经济政策的导向，铁饭碗被打破，工人也可以失业。利润与扩大再生产成了工作场所的决定因素。女性工人往往是最早失业的，因为她们会让人觉得是个负担——要照顾孩子和家庭，常常要求更多的假期。一些人甚至提出，女人就应该重返家庭，这样的话就能给更多的男人提供职位。

现在看来，经济转轨年代，女人们比男人更有危机感。“大锅饭”年代的“男女平等”，被市场经济冲击，女人们开始怀疑“男女平等”是否真的就是自己置身的现实。身为女人，她们集体感受到失落。这情形发展到90年代，多少有点转机。市场的细化，让女性多了很多机会，有些机会还是因为性别带来的。比如促销、公关、广告……第三产业需要女性，尤其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女人中的女人”。虽然有些女权主义学者认为，这样的就业机会实际上巩固了社会对于“女性传统魅力”的塑造，强化了性别差异，对于女性的自信和发展都具有贬抑作用而非相反，但是事实上，女性的就业机会多了这是一个硬指标，即便大多的就业机会仍然在行业链的低端，但低端也会比没有强，低端机会的增多总有促成高端机会的可能。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式的“男女平等”——它远远未能达到理想状态，无法提供男性女性在教育、就业、职业提升、政治参与、文化影响力等方面的机会，甚至掩盖了现实生活中一些极端的不平等，但它毕竟是一个理想，毕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文化气氛与社会心态，让我们觉得，男女平等是值得坚持的信念，是有可能到达的目标。

我们眼见的“男女平等”理想，在中国所带来的最直接好处是女孩子的受教育程度。或者，这也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关，还有中国自70年代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虽说一开始的实施效果并不见得有多好，直到现在某些地区还是冒着破坏计划生育的危险生育第二胎，但是至少孩子的数量减少了，女孩子在家庭中可享有的资源分配自然可以增加，包括受教育的机会。70年代出生的女性面临着与母亲们完全不同的际遇，拥抱着更为色彩斑斓的梦想。所谓的她世纪

2000年的最后一个月，号称“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新周刊》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封面专题，题目是“她世纪”，这个人造词的由来源自某一本国外杂志的评选——在100个未来最有影响力的词汇中，She这个词被认为位居榜首。“她世纪”，顾名思义，是杂志的一种寄望：感觉未来会由女人主宰，世界是她们的。这个词后来被很多女性时尚杂志借用了，它们很喜欢这个词，可以用来推销很多商品。这让我感觉，如果有一个她世纪，那么暂时女人们主管的还只是消费世界。女性作为消费者，其选择、购买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性，那么，这种自主选择能否影响到其他领域，让女人们强大起来呢？

对于70年代出生的女性来说（其实生于70年代并不是严格指称出生在1970年至1979年之间，有些生于60年代末的人也对这个概念存在自我认同），最重要的变化是她们在职业场所的角色以及她们对社会的贡献上。根据上海统计局2001年的报告，大约有58.3％的职业女性从事服务业，同时在金融保险业工作的女性增加到60％，房地产业为16％。这些数字构成了《新周刊》力推“她世纪”这个概念的理由：产业结构的变化让女性可以成为主导力量。原来需要靠体力的职业，比如重工业，现在让位于金融服务业。这些变化，让沟通技巧好，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包括对计算机掌握能力快的女性，可以与男性在同一起跑线竞争，甚至占据优势。

90年代末，女性在经济与社会上的优越性逐渐显露出来。她们甚至还掌握了另一种经济命脉：作为消费主力，她们影响着市场。这种影响力通过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展示出来：一方面，她们作为欲望载体，成为模特或广告主角，吸引男性目光；另一方面，她们作为消费者，被广告上充满自信的女性吸引。她们的魅力展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或者很难分清主客体。我是《新周刊》“她世纪”专题的主创之一，对于女性地位以及消费的关系，一直有一种区别于主流女性主义者的乐观态度。在女性主义者的主旋律里，消费常常是一种贬义行为：作为消费的主体，女性看起来在消费商品，具有主动权，实际上，她们为消费主义奴役，是消费的客体，她们被消费主义消费了。但我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观察中，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消费至少让女人体会到自己做主的感觉，消费的能力不能凭空而来，女人在经济上的独立和强大是决定性的因素，她们怎么决定购买的趣味，是她们在审美、生活方式、自我展现方面独立意志的体现，离不开个人自主性。

即使没有严格的统计数据，仅凭我们个人对生活的细微察觉，我们也能感受到，女性更加独立，对职业、未来、生活方式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女儿都和母亲非常不一样。她们也不介意把自己的欲望和梦想说出来。就像卫慧和她的伙伴所说的那样——想要自己像烟花一样绽放在城市上空。问题是她们为何不约而同选择了性作为一种表达方式？难道在其他话题上就不能表现自己吗？这可能就如同媒体所强调的那样，谈性，是对之前“不能谈性”的一种补偿作用，也是个人希望展现自我的一种方式。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空白”的地带，个人的意见更容易得到发挥。何况，女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相对较小，人们认为私生活才是女人主宰的世界。女人一向的空间在哪里？是婚姻、家庭、两性关系……那么，让我们选择这里作为出口吧，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和西方女权主义者异曲同工，很难说谁在受谁影响——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何为女性主义的女人们来说，她们不正是从闲话家常中，找到发表议论的出口吗？(14)

按照伊恩·韦伯（Ian Weber）的观察，富裕开放起来的中国社会，年轻人其实在很多方面处在三岔口：这样一个社会，在某些方面鼓励年轻人具有个人风格、独立精神，比如说要更有事业心，更具竞争性，却不鼓励他们进行个性的表达，或者是个人能量的充值。很多年轻人有时会不知道自己未来到底该怎样。在几乎占据了决定力量的强大的物质主义面前，有些人挣扎着保持自己的知识分子价值观，有的人则寄托于自嘲或者是自我否定的犬儒主义，另外还有一些人完全陷入了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无论他们处在什么样的位置，谈论性，实际上就成了最好的自我表达，成了区别于身边一众他人的捷径。就像卫慧在接受国外传媒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无法改变，于是我们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取乐度日，寻找爱与性。”(15)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年轻女性的小说实际上凸显了代际差异，而这些差异是由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所引起的。这些转型影响了年轻女性的生活，包括她们的性生活。80年代以来关于女性的性话语

卫慧、棉棉的小说是突兀于时代的吗？丁玲等人也写过女人的性，从丁玲到林白、陈染到卫慧、棉棉究竟有一个怎样的传承关系？又有(16)什么样的差异？为何卫慧、棉棉比前面所有的女作家都流行，甚至成为我研究的一个小小触动点？卫慧的《上海宝贝》为何被当成黄色书刊禁止？其中有哪些描写或用词触动了什么人的神经？这是我想初步探讨的。我认为卫慧的罪过主要在于她拥抱了“性愉悦”，这是一种忘却了我们的婚姻惯俗、家庭制度、社会眼光、种族区分的性愉悦。也许卫慧希望通过“纯粹”的性愉悦，把性“还原”到非常私人的境地。但这只是一种写作的策略。卫慧一定明白，性从来就不是私人的问题，女人的性总是涉及国家、社会、种族，所以她即便将自己的声音装扮成非常非常小声，小声到只谈自己，只谈日常生活，只谈性，却已经牵动无数神经，必将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现在已经有学者证明，即使在“谈性色变”的“文化大革命”中，性话语也不是完全绝迹的。除了底层群众常常开的一些玩笑，口(17)口相传，还有文字记载，也透露出性的气息。《少女的心》手抄本，一度像病毒性感冒一样势不可挡，据说那个时代许多人都看过，而传看的手段常常需要借助于大段大段摘抄。也有人从革命书《牛氓》中寻找到性与爱的痕迹。对于普罗大众，最主要的性信息来源竟然是批斗大会。那些批斗会上，往往会渲染一些强奸细节，暴力、血腥、性、犯忌这样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借镇压的名义，行刺激之实，现在看起来，真的有些后现代。这样的性话语，给女性带来的是侵犯，给男性带来的是玩味。除非一些非常具有反思或反抗能力的女人，能从这样的话语中汲取力量，反过来把它们变成性幻想素材，把男人当成猎物或玩物。但这样深具创造力的例子，即便是在想象力发达的小说中，我也未曾发现。

80年代初期的性话语，主要载体是一些卫生健康手册。同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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